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正文
李鴻章 “可愛”之處
1896年4月30日（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李鴻章抵達俄國聖彼得堡。其時，距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尚有一月之久。沙俄財政大臣維特認為，這正是中俄雙方舉行會談的有利時機。於是，他啟奏俄皇說，由於加冕期間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慶典活動，談判很難進行，故而最好改在加冕禮前。經尼古拉二世允準，維特於李鴻章抵達敖德薩的次日，急忙調遣專列快車將李鴻章接到了聖彼得堡。這時，“彼得堡方麵已準備好了和平甘休的方法”，與“俄國在北京方麵不得不使用恐嚇的言詞”遙相呼應。李鴻章抵俄，使維特感到如同獵物到手，頓感輕鬆。
維特與李鴻章正式會麵之前，羅啟泰與格羅特討論了“私家築路公司”的計劃。羅啟泰對格羅特說：他的這一計劃在1895年已向“中國參加人提出”。羅啟泰的計劃實際上是要組織一個中、俄混合的股份公司，“這公司歡迎一切人參加”，中國方麵則可由若幹私人作代表，其名額事先不予確定。正如俄國曆史學家羅曼諾夫所說：
後來李鴻章就與維特正式接見了，但是這種儀式的接見不久就變成了事務的商談。其所得的結果與羅特施坦（即羅啟泰）所得到者當然不甚相同。李鴻章與維特討論了整整一個月，其結果就是1896年5月22日的《莫斯科條約》。這條約是被收買的中國代表多次堅持與多次讓步之結果。中國方麵之讓步已超過俄方所預料者，所以結果竟大大超過了羅特施坦提議中所包含的俄國要求。
還在李鴻章抵達彼得堡的同一天，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來到總理衙門談判東三省鐵路問題。清軍機大臣翁同龢告訴他：東三省鐵路將由中國自辦，“而駁其公司代辦”。據翁日記記載：
喀語不遜，直謂“中國既不顧邦交，我與日本聯絡，另籌辦法”。餘直斥之，並指圖謂之：“此路汝省八百餘裏，我無分毫之力，勉力成之者為邦交也。汝為公使，不顧大體耶？”喀語塞乃雲：“必六年造成，否則緩不濟急。”餘頷之。
翁同龢與喀西尼會談了三個小時，喀西尼始終未得售其奸，雙方最終不歡而散。
在聖彼得堡，尼古拉二世鑒於沙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對俄國的遠東政策和遠東問題，不夠了解，且“不感興趣”[1]指令維特與李鴻章會談。
李鴻章到達聖彼得堡的次日，到沙俄財政部對維特進行了正式拜會，維特也作了回拜。維特真不愧是老奸巨滑的外交家，他在與李鴻章會談前，就接受了俄國外交官的下述勸告：
同中國官員談判，首先就是不要著急，因為一著急，他們就會認為是風度不好，什麽事都要幹得從容不迫，一切都要遵從各種中國禮儀。
維特雖然可能不知道“將欲取之，必先予之”這一句古語及其深刻含義，但在實踐中他確實這樣作了，而且作得非常逼真，顯示出一付精明的紳士風度。
李鴻章首次拜會維特、來到財政部客廳時，維特身著整齊的文官禮服，立即出門迎接。兩人見麵互行大禮，相互間深深地鞠大躬。接著，維特親自將李鴻章迎入第二間會客廳，並下令侍從獻茶。兩人落座後，維特問李鴻章是否吸煙。此時，李鴻章雖已入俄國人的彀中，但封建官僚所特有的虛榮與驕橫習氣依然暴露無遺。隻見他發出了一聲誰也聽不懂的、頗似牡馬嘶叫的聲音，立即有兩名中國侍從從鄰室裏快步走出來，一個人端著水煙袋，另一個人拿著煙絲，然後就向人們展現了一場吸煙的儀式：李鴻章端坐不動，口不出聲，隻是一個勁地用嘴吸煙、噴煙；而點煙袋、拿煙袋，往李鴻章嘴裏送煙袋，這些都是由身旁的中國侍從十分虔敬地來完成。而坐在一旁的維特，麵對這一切，頭腦裏立即閃出“李鴻章想通過這樣的禮儀對我產生強烈的印象”。於是，他默不作聲，不為所動，表現得“十分沉著”，而且作出對這一切處之泰然的樣子。李鴻章見他的這一“下馬威”對維特不起任何作用，隻好收起架子。在這次會晤中，維特對“正事”隻字不提，而是一個勁地與李鴻章寒暄：他向李問及光緒帝、西太後及光緒後妃、皇室的身體健康狀況；而李鴻章也“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向維特問及尼古拉二世陛下及皇後陛下的健康，以及每個皇子、公主的健康狀況。據維特的回憶錄說，兩人首次會晤時，“所談的隻是這些”無關痛癢的話題。
5月3日，維特和李鴻章雙方的談判正式開始。維特繼續顯示出沉穩不急噪，一切從容不迫，而又胸有成竹，同時交替使用著俄國外交官中慣用的伎倆，即奉迎和蔑視、威嚇和撫慰、勸誘和賄賂，終於使與維特剛一“交火”即在氣質上敗下陣來的李鴻章，像被灌了迷魂湯似的，束手就擒。
談判一開始，維特就利用清廷新近為日本戰敗因而急於與俄結盟的心理，逼使李鴻章在“借地修路”上就範。他大談特談俄國在三國幹涉還遼中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好處”，聲稱中國依靠俄國的幫助，才得以“保持領土完整”，並對李鴻章說：
我們宣布了保持中國完整性的原則，我們將堅持下去。
接著，話題一轉，轉到了“借地修路”的主題。他說：
為了我們能夠堅持我們所宣布的原則，首先必須使我們在一旦有事的時候，真正能給中國以援助。但如果沒有鐵路，我們就無法援助。因為我們全部軍事力量都配置在俄國歐洲部分，並且將一直駐紮在那裏，可見，一方麵，在必要時我們應當能夠從俄國歐洲部分運送軍隊；另一方麵，我們還應當能夠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運送軍隊。
說到這裏，維特舉了個例子，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俄國派兵“助”華，但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開向中國吉林時，由於沒有交通線，軍隊行動遲緩，走得很慢，還沒有到達吉林，而戰爭已經結束了。他指出，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維特還慷慨激昂地說：
要使我們能支持中國的完整性，首先需要鐵路，需要一條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捷徑，為此，它得要通過蒙古和滿洲北部。
為了堅定李鴻章的信心，並接受他的意見和計劃，維特說：
這鐵路在經濟方麵也是必須的，因為它能提高沿路我們俄國地區的生產力，也能提高沿線中國地區的生產力。此外，這條鐵路大概也不會招致日本方麵的任何怨恨，因為這條鐵路從實質上說，將把日本同整個西歐連接起來。大家知道，日本過去早就同歐洲的文明掛上鉤了，至少在對外方麵，在各種技術問題上是如此，所以，修築這樣一條鐵路隻會受到日本的歡迎。
在維特眼裏，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修築，不僅對俄國有利，對中國有利，而且對俄中兩國的敵人日本也有利。維特為此設計的“一石三鳥”政策真可謂是天衣無縫。
維特在會談中，為了使李鴻章能夠俯首帖耳，幾乎用盡了世界上最美好的語言讚美他。維特說：
我在我的國事活動中，見過不少國務活動家，其中有些人是名垂青史的。在這些人中，我認為李鴻章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他的確是一位傑出的國務活動家，……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頭腦，善於清晰的思考。
他在中國曆史上，在治理中國方麵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就不足為奇了。當時治理中華帝國的實際上就是李鴻章。
顯然，維特希望能以此美好語言換取李鴻章與俄國的真誠合作。他還對李鴻章說：
緣自尼布楚至伯力，道迂河多，工費太巨，不若由赤塔過寧古塔之捷速省費。本欲借路速成，藉紓倭患，今中國雖認自辦，但素習顢頇，恐十二年無成。
但是，李鴻章還不便貿然允諾，仍以俄“接地修路”“於華權利有礙，各國必多效尤”及中國欲自辦鐵路為辭婉拒。於是維特恫嚇說，中國如拒不準許俄國修路，而自辦又遙遙無期的話，俄國可將鐵路修至尼布楚一帶，即停工等待機會，但從此俄不能再助中國。談判一時陷入僵局。
不過，維特從與李鴻章的談判中，看出李鴻章的矛盾心情和“難言”的苦衷，決定采取雙管齊下的方針：請尼古拉二世親自出馬和對李鴻章進行金錢賄賂。
5月4日，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堡皇村行宮接見了李鴻章。李鴻章向他呈遞了國書、寶星，並讀頌詞。尼古拉二世對李鴻章遠道而來的辛苦“慰勞周至”，並問他“馬關傷痕是否作痛”。這顯然是要李鴻章不忘“射鉤之恥”，堅定聯俄決心，為自己提出“借地修路”的要求投石問路。尼古拉二世還告訴李鴻章，三天後，他回宮驗收禮物時“擬再麵談”。
按向例國賓遞交國書後，駐在國國君不再接見。但是，尼古拉二世借回宮驗收禮物為名，於5月7日破例接見了李鴻章。李鴻章向他出示了鏤金托、金玉如意、乾隆古稀天子玉璽等清宮珍藏精品。尼古拉二世看過之後非常高興，囑托李鴻章代其向清帝致謝。然後，尼古拉二世將李鴻章引至便殿，賜座後便單刀直入地說：
我國地廣人稀，斷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親密。東省接路，實在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
尼古拉二世說到這裏，大概自覺未免太唐突了，於是，又趕緊找來一塊侵華的遮羞布，也就是華俄道勝銀行。他對李鴻章說，中國欲自辦鐵路恐怕力所不能及不如令在滬之華俄銀行承辦，妥立定程，“由華節製，定無流弊。”他還不厭其煩地反複嘮叨，此類事各國所在多有，並非特例，況且將來英日難保不再生事，一旦有事，俄國即可出力援助中國。按理說，李鴻章對尼古拉二世的侵略言論應予以駁斥，但他卻上奏清廷說，尼古拉二世的話“較微德（即維特）前議和厚”，竭力為沙俄的侵華政策辯解。
按維特的說法，這次接見完全是一種“私人性質”的，除了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外，任何人不得參加，而且當時所有的俄國官方報刊均奉命不提此事，全部接見儀式既不為人所知，也不見任何記載，甚至連李鴻章的奏稿和電文也無“多餘”話語。此次接見後，維特又迫不及待地進宮朝見俄皇。尼古拉二世容光煥發，與維特興高采烈的握手，幾乎對他耳語說：
李鴻章上我這裏來過了，我同他談了話。
尼古拉二世和李鴻章談了什麽話？除了上麵所述外是否另有奧秘呢？
根據俄國曆史學家羅曼諾夫分析，尼古拉二世在接見李鴻章時，對他做出以金錢賄賂的允諾。當時國際、俄國國內的輿論也流行著這種說法。維特自己對此千方百計地加以掩飾。他說，他對中國人隻用了一次賄賂。他的一切言論和文章都在描繪“此次賄賂之不得已，是收拾別人‘幼稚行動’之結果”，並企圖掩飾此行動不得不用的方法，這次賄賂是他自己的“偉大計劃之策略的展開，在某種情形之下所不能不用的方法”。維特還狡辯說，他的這種方法並不希奇，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外交史中也是經常使用的。維特的辯白雖然蒼白無力，顯得扭扭捏捏，但他畢竟承認了這次與李鴻章的會談中使用了賄賂這種不光彩的行為。這確實是維特的“可愛”之處。
維特的賄賂之所以見效，與清代後期的腐敗政治密切相關。清代自乾隆後期已走向下坡路，封建末世的衰敗景象到處可見。朝政腐敗，政治黑暗。朝廷內外賄賂公行，暴行於上；胥吏官差，蹙亂於下，亂機遍伏。正如蘇聯曆史學家阿瓦林所說：
加倍盤削的、亞洲式的高利貸在滿族統治的後半期獲得了廣泛的發展，它使中國經濟衰落和官吏營私舞弊達到了極點。封建官僚們認為高利貸、賄賂行為跟對農民榨取“合法”捐稅同樣是非常現象。邊疆各省的封建官僚上層都被各國所收買。其中俄國花費幾十萬盧布主要是用來收買邊疆的將軍們的。對李鴻章行賄是自然的事情。隻有在俄帝國主義統治權的建立威脅到要代替中國統治階級對勞動大眾剝削者地位的情況下，以及被別國收買的人員已從各該國領到有關任務的情況下，才能指望中國統治階級會抵製俄國的侵略意圖。
李鴻章正是封建貪官汙吏的代表，維特行賄的對象確實是找對了。沙俄政府心理十分清楚，沒有賄賂便無法解決“接地修路”這個問題，無法實現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偉大宏願”。他們也深知在清代京城是很難進行這件事情的，因為它不是一件細微小事：而其所牽涉的人也不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人物。像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這樣一件大規模的具有經濟與政治意義的事情，無論對中國來說，還是對俄國來說，都是史無前例的。這次中俄談判牽涉到的李鴻章是一個非常高貴而重要的人物，所以賄賂款項的決定與秘密的保持都是很困難的事，如今到了聖彼得堡之後，交涉的對象隻限特派大臣李鴻章一人，而李又是一個專主聯俄的人，他的到來，既能使“當前的問題得到最後的解決”，又能最大程度地保守秘密。
尼古拉二世有關對李鴻章以金錢行賄的旨意一下，維特立即成立一種“與東清鐵路租借問題有關係之支出之特別基金”，亦即“華俄道勝銀行中財政部特別記帳的李鴻章基金”，簡稱“李鴻章基金”，根據尼古拉二世的詔令，該基金完全由維特一人支配。這是為了嚴格保密的緣故。“李鴻章基金”有議定書、沙皇密旨。議定書是由華俄銀行董事會的負責人烏赫唐斯基、羅曼諾夫和羅特施坦（即羅啟泰）三人的簽字，維特也在其上親筆批“同意”。其中說：為便於東清鐵路交涉的正常進行，華俄銀行董事會決定撥出300萬盧布“為（鐵路交涉）事業進行之方便而耗用”，該款的主要用途是：（一）在清帝業已降旨允將鐵路租借權交由華俄銀行承辦，而李鴻章又以書麵文件證明其同意租借合同中的主要條件時撥付100萬盧布；（二）在租借合同業已最後簽字、而鐵路路線又經中國官方正式確定時再撥付100萬盧布；（三）鐵路全築成時再撥付100萬盧布。而尼古拉二世的密旨則授予了維特一人對該基金的分配權。正如羅曼諾夫所說，維特為了打開與李鴻章談判的局麵，為著避免“今後的許多麻煩”，不惜以金錢賄賂李鴻章：隻要俄國能取得鐵路租借權，李就可以得到300萬盧布。像俄國這樣一個堂堂大國，在外交活動中竟不惜使出無賴所慣用的伎倆，來滿足自己的侵略欲望，從這裏，人們確實進一步看清了俄國帝國主義卑劣的強盜嘴臉。
在維特的威脅、恫嚇和利誘、行賄雙管齊下的方針之下，李鴻章同他“把一切都談妥了，規定了下列對華密約的原則”。對此維特的回憶錄是這樣寫的：
（一）中華帝國允許我們從赤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直達鐵路在其境內通過；但該鐵路的修建應由私營公司承包，……為此設立了中東鐵路公司。這個公司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當然一直完全是由政府經營的，但是因為它名義上是私營公司，而所有私營公司又是屬於財政部管轄，所以那裏的官員不算是公務員。……
（二）我們將在這條鐵路兩旁劃出一段土地供鐵路運行之需。在這段劃出的土地上，我們將是主人，……可以配備警察，設置警衛，亦即建立所謂中東鐵路警務段。但劃歸鐵路的土地數量，隻應是鐵路經營所必需的數量，在這塊土地上，俄國更正確點說是中東鐵路公司的主人。鐵路的最後走向將根據勘察的情況確定，但不管怎樣，這條鐵路將是從赤塔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條比較直的線路。在這條鐵路的建築和運行方麵，中國不承擔任何風險。
另一方麵，我們承擔義務保衛中國領土，不讓它遭受日本的任何侵略。這樣一來，我們便同中國結成了對付日本的防禦同盟。上麵這些就是我同李鴻章達成協議的那些原則的實質。
在尼古拉二世第二次接見李鴻章的次日，即5月8日沙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邀請李鴻章共進晚餐，維特作陪。羅拔諾夫向李鴻章表達了沙俄君臣“皆以東省鐵路為急”的迫切心情。維特更進一步表示，隻要清廷準許俄國“借地修路”，那麽，俄國三年之內定可將鐵路修通。對此，李鴻章冷笑不止。維特不解其意，忙問原因。李鴻章根據自己的經驗，告訴他：
赤塔至三岔口，固多山險，我辦漠河礦久，知漠至齊哈爾省，高山叢莽，人跡不通，（鐵路）必須穿過（此地），亦甚難辦。
維特不聽，堅持沙俄的侵略意圖。他說：
（鐵路在此處）多費工而直捷合算，中朝自辦，無款無期，不如令俄華銀行承辦較速。
他裝摸作樣地表示要聽清廷的意見，要李鴻章“妥議章程送核”。李鴻章對此回答說，此事須請皇帝旨意才能辦理，並問尼古拉二世所說的“出力助華”何時兌現。這時，羅拔諾夫見沙俄侵略意圖遇到了阻力，接過話茬說，此事尚未奉俄皇諭旨，過幾天請示俄皇後再麵商。他還凶相畢露地威脅清廷說：
若請（俄國）派兵，須代辦糧餉。華有事俄助，俄有事華助，總要東路接成乃變，俟奉準後另訂密約。
這就是說，你中國要想和俄國訂立密約，就得先讓俄國承辦東省鐵路，才能取得俄國的援助。何去何從，中國自為之計。
第二天李鴻章電商總理衙門：
我自辦接路，實恐無力，又難中止，兩事相因，應否先定援助，後議公司，請代奏，候旨。
他還以急切地心情，告訴總理衙門，過幾日，他將赴莫斯科參加俄皇加冕禮，“更無暇及”此事，催促清廷接受俄國侵略意圖。可見，李鴻章在對待承修東省鐵路問題的態度上，沿著俄國人的思路前進了一大步。這大概也是300萬盧布賄費的迷魂湯開始起了作用吧。
隨之，維特向尼古拉二世稟奏了他同李鴻章談判的結果。尼古拉二世授權他進一步同羅拔諾夫交換意見。維特把他同李鴻章達成的上述協議通知了羅拔諾夫，並告訴羅拔諾夫說，他們的協議隻是口頭協議，目前要做的就是使這項協議形成文字。
據維特回憶錄說，羅拔諾夫在知道了維特與李鴻章所達成的談判協議之後“展示他的天才，使我大吃一驚”。羅拔諾夫對維特說：
您能否從頭到尾詳細地對我談一談，你們商妥了什麽？
在聽取了維特的詳述後，他拿起筆來把維特與李鴻章兩人達成協議的各點“逐條地寫成了一份協議”。維特看完這份協議說：
他的準確而井井有條的敘述使我感到吃驚。……（羅拔諾夫）公爵把我所講的從頭到尾眉目清晰地寫成了文字。
接著，羅拔諾夫把他寫好的文字遞交到了維特的手中說：
請您看一下，這樣寫是否合適，需不需要作什麽修改。
維特看後，對羅拔諾夫諂媚地說：
我沒有任何修改意見，因為您把所有事情都說得非常恰當，正如您親自跟李鴻章談判過一樣。……要是叫我自己寫，所花的時間可能要比您多得多，恐怕還不如您寫得那麽貼切。
隨之，羅拔諾夫告訴維特他將把這份協議草案呈交給皇上尼古拉二世，如果皇上同意，再把它拿給維特。
5月13日，羅拔諾夫蠻橫地將沙俄片麵擬就的中俄密約稿麵交李鴻章讓其轉奏清廷，盡速批準。該稿的正式名稱是《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其主要內容如下：
大清國大皇帝、大俄國大皇帝因欲保守亞洲大地現在和局，不使日後別國再有侵占之事，決計訂立禦敵互相援助條約。是以大清國特派某、大俄國特派某為全權大臣，即將全權文憑互換校閱，均屬如式，立定條款如左：
第一，日本國或與日本同盟之國如侵奪俄國屬地、或中國土地、或朝鮮土地，即牽礙此約，立即照約辦理。如有此事，兩國約明，應將所有水、陸各軍屆時所能調遣者盡行派出，互相援助。至軍火、糧食亦盡力互相接濟。
第二，中俄兩國既經協力禦敵，非由兩國公商，一國不能獨自與敵議立和約。
第三，當開戰時，如遇緊要之事，中國所有口岸均準俄國兵船駛入，如有所需，地方官應盡力幫助。
第四，今為將來轉運俄兵禦敵並接濟軍火、糧食，以期捷速起見，議於黑龍江、吉林邊地，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
第五，無論和時戰時，俄國均可用上款所開之鐵路運兵、運糧、運軍械。
第六，此約應由舉行之日算起照辦，以十年為限。
維特也向李鴻章出示了中俄公司合同草底，大意是：中俄集股，不準收別國商股，無論贏虧歲貼中國二十五萬，先交二百萬，俟路成五十年或八十年，中國可自收回，均照各國商路通例。
羅拔諾夫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六款草稿，就是後來《中俄密約》的雛形。對於沙俄侵犯中國主權的嚴重行為，李鴻章基本同意，但在第四款中加了以下兩句：
惟此項讓造鐵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國土地，亦不得有礙大清國大皇帝應有權利。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經理，其條款由兩國妥善商訂。
這樣第六款就變成了：“此約應由第四款所讓之事舉行之日算起照辦，以十年為限。”沙俄方麵對此“無異詞”。
5月14日，李鴻章在致電總理衙門時特意強調說：
駐倭之俄使與倭親王偕行，欲為倭解說與俄密約圖朝鮮，俄皇不許，故廷臣皆疏遠之。[2]今願結好於我，約文無甚悖謬，若回絕必至失歡，有礙大局……密約如奉旨準，可即畫押，路事須派員在北京妥商。
在這裏，李鴻章完全充當了一名俄國說客，用俄國說客的口吻懇請奉旨允準，以便畫押。一位中國的全權代表，麵對喪權辱國的密約，不僅不予抵製，反而從維護俄國的立場出發，千方百計充當俄國人的說客，這充分暴露了賣國賊的醜惡嘴臉。
麵對沙俄政府強加給中國的密約草稿，光緒帝寢食不寧。中日甲午戰後，中國國內日益興起的以富國、養民、教士、練兵等為主旨的自強雪恥和維新變法運動深深地影響著光緒帝。他漸漸產生了利用變法以圖富強的想法，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認識不斷有所提高。所以，他對李鴻章俄國之行保持著一定的警覺性。光緒帝在得知李鴻章抵達俄國後，立即發了一道諭旨表達了這種心情。他在諭旨中說：
李鴻章安抵彼得堡，深慰廑係。至聯絡邦交，籌商一切辦法，可隨時電聞。
表達了對李鴻章的不信任感。但是，當時朝野上下一片連俄呼聲，前述劉坤一、張之洞的言論已可概見。此時，禦史張仲炘在《商務不振，請商俄人改訂稅額》一折中指出：
海關稅則，華重洋輕，國課商情，兩皆虧損，積弊已非一日。戶部議增進口洋稅，以為補苴。
他建議此時加重進口稅，減輕出口稅，並聲稱俄必同意這樣作。他說：
各國商務，唯英獨獲贏餘，各國則無不絀，俄為尤甚。……現在俄商我辦東三省鐵路，亟宜乘此機會，以允築鐵路償其望，即以改增稅則要其酬。俄一允從，即可與各國一律改定。
總理衙門也讚成張仲炘的意見，在奏折中說：
請旨飭下李鴻章，即以朝命商諸俄廷，揆度情形，儻得轉圜之機，徑與俄重定稅則，以為各國先聲，於國際裨益，良非淺鮮。
在這種情況下，清廷召開禦前會議商討對策，翁同龢等重臣依然建議，穿越中國境內的鐵路必須“由中國自行承造”，其路軌“照中國尺寸”；該路出入中國境內的貨物“應照關稅率一半征稅”；至於鐵路沿線礦藏的開采權，他主張另外討論。自然他的意見不符合西太後的旨意，未被采納。但是清廷也擬就了一份中俄密約文稿於16日通過總理衙門電示李鴻章。該稿共三條：第一，如有兵事，俄與中國彼此援助；第二，鬆花江、混同江兩河彼此行船；第三，中國令資本五百萬附入華俄銀行。另外，清廷還給李鴻章下了一道諭旨，其中說：
俄君厚意可感，此後邦交益固，著李鴻章代達申謝。至接路，我欲自辦，一則興中國商務，一則杜他人援請，非有所疑也。用俄公司、雇俄工匠、購俄物料，皆可行，著將此意與外部商酌。
可以看出，清廷擬就的這份密約文稿，基本上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民族尊嚴。因此，當18日李鴻章到達莫斯科、會晤羅拔諾夫之時，遭到了羅拔諾夫的粗暴拒絕。羅拔諾夫甚至威脅說：“鐵路無成，另約即無庸議。”蠻橫地堅持侵華立場。
後來，維特在仔細審議俄國擬就的密約全文時發現，羅拔諾夫原稿中第一條是這樣寫的：
我們同中國結成對付日本的防禦同盟，一旦日本進攻中國或進攻我們的濱海領土，我們應當保衛或者中國應當保衛我們。
但現在維特手中的草案變成了“日本國或與日本同盟之國……”，他認為草案兩稿間差別很大。他說：
一個是同中國締結防禦條約單獨對付日本，另一個則是對付所有強國，而中國同英國也有關係，他們之間經常發生各種糾葛，不斷出現問題（如關於西藏的糾葛一直延續至今）；此外，中國同我們的盟國法國之間也存在著麻煩，因為法國在印度之那占有領地東京。再有，其他歐洲國家也有某些殖民地和各式各樣的租借地等等。
所以，如果要承擔保衛中國免遭所有強國侵犯的義務，那不僅是辦不到的，而且，協定一旦締結，倘為某個大國得知，那就會招致許多歐洲國家反對我們。
維特越想越害怕，越想後果越嚴重。他認為，決不能為中國這樣一個任人宰割的弱小國家的利益，而得罪所有的西方帝國主義大國，使俄國處於孤立地位。於是，他立即覲見尼古拉二世，向後者稟奏說：
（羅拔諾夫）公爵在我向他陳述我同李鴻章商定好的一切原則後，已把協定寫成文字，並且讓我過了目，我已同意，但協定中有一款後來作了修改，而且作了極其危險的修改。
尼古拉二世對此表示理解和同意，立即對維特說：
您到羅拔諾夫公爵那裏去談談這個意見，要說服他照第一稿那樣寫。
維特麵有難色，啟奏說：
這項任務我太難完成了，因為羅拔諾夫的年齡同我父親差不多，而他的地位，他的職銜都比我高得多。此外，全部談判都是我進行的，而現在卻要我去糾正羅拔諾夫公爵作的決定，這肯定會大大激怒公爵，使他對我懷恨。當然，我其實沒有什麽理由害怕，不過，這對羅拔諾夫公爵畢竟不大方便，最好還是陛下親自對羅拔諾夫公爵談談。
尼古拉二世同意維特的意見，決定自己親自同羅拔諾夫談談。不久，加冕大典的時間到了。尼古拉二世、維特和李鴻章等外賓都來到了莫斯科。維特雖然身在莫斯科，可心依然係在中俄密約上。他在回憶錄中是這樣描繪自己的心情的：
我覺得，同李鴻章打交道是一件有關國家決策的大事，要把我已經開始的事情進行到底，這是因為，一方麵，俄國可以修築一條不必往北沿阿穆爾河繞大彎，就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另一方麵，可以同中國這樣一個與俄國毗鄰的龐然人物建立牢固的、不可動搖的關係。
在以後的會談中，羅拔諾夫奉尼古拉二世之命，正式對李鴻章說要刪掉第一款中的“或與日本同盟之國”，“免人猜疑”，以下則改為“如侵占俄國亞洲東方屬地”；另外，又對俄稿中第四、六兩款提出了如下修改辦法：第四款在“起見”句下改為“中國國家議允於滿洲黑龍江、吉林邊地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此路由中國國家準交俄華銀行承造經理。至此項合同條款，由中國國家與華俄銀行妥善商訂”。這實際上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提法。如前所述，華俄銀行是俄國財政部在華的一個分支機構，一切均受沙俄政府控製。因此，這一款的修改，依然還是準許沙俄政府承辦鐵路。至於第六款則改為：“此約由第四款合同批準之日算起照辦，以十五年為限，屆期六個月以前，兩國再行商辦。”這就是說，中俄密約必須在東省鐵路合同批準後才能生效。顯然，清廷終究未能逃脫俄國人設置的陷阱，而且在這“井”裏呆的時間由10年增加為15年。對此，李鴻章欣然同意，再次要求“奉旨準行”，並以全權大臣身份畫押。
5月20日，李鴻章未經請旨，擅自還與維特討論了中國東省鐵路公司合同草案，兩人在原則問題上更取得了一致意見，其大要是：
一、作為中國東省鐵路公司，令華俄銀行承辦；一、此路據微德（即維特）約計需費六千萬羅布（即盧布），每羅布合洋壹元，由銀行借四千萬，中國助五百萬，共成本壹千萬，歲認四厘息，餘招中俄商股；一、鐵路進款，中國不能保利，如不敷，由公司自行彌補；一、批準合同日起，限十二個月開工，六年工竣；一、所過城市、村莊、廬墓均應避讓；一、中俄鐵路交界處分設稅關，查核應征、應免；一、由中國政府派妥員總辦督查保護。
這樣，不僅使沙俄政府一直夢寐以求的“借地修路”的主要目標業已達到，而且俄國人在中國修鐵路，中國政府既未能從中取得任何利益，同時還得派員保護俄國鐵路。也就是說，沙俄政府的侵華利益在中國獲得了合法地位。古往今來的賣國者中，恐怕沒有人能超過李鴻章了。
李鴻章如此我行我素，使清廷處於騎虎難下的狼狽境地。在北京始終參與談判適宜的翁同龢，雖然看出中俄密約是沙俄玩弄的政治花招，目的在於擴大對中國東北的侵略，但此時也無能為力了，在西太後的指令下，替光緒帝起草了一份指令：
各國惟俄與中為數百年舊好，今複連盟，益征推誠相與，所擬約稿，均已閱悉。惟末兩條皆可省去，著李鴻章轉達俄廷，即將四條定立密約。倘中國西南水、陸有事，俄國如何援助之處，亦應於約內敘明，以期周密。
由此可以看出，清廷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既被迫同意俄國造鐵路，以與俄國結盟；同時又企圖進行最後的努力，提出省去末兩條，也就是堅持不以沙俄“接地修路”為訂密約的先決條件，以及不讓俄國隨意用中國境內的鐵路運兵、糧和軍械。但不管怎麽說，清廷的立場的確發生了重大轉變。正如防洪堤壩一旦被衝開，不讓洪水向裏灌是絕對不可能的。
不過，光緒帝的旨令，也在一定程度上製止了李鴻章的妥協退讓，迫使他在5月24日中俄會談中，向俄方提出刪去密約草案末兩條。但羅拔諾夫早就看清了李鴻章妥協投降的真麵目，堅持對其實施粗暴的壓服辦法，口稱：
五款尚可商改，六款通篇結穴，一字不能改動，否則此約作罷論。
李鴻章不敢違背聖旨，以“五款字句含混”進行了辯駁。於是，羅拔諾夫決定將談判氣氛改變一下，將第五款改成以下文字：
俄國於第一款禦敵時，可用第四款所開之鐵路運兵、運糧、運軍械；平常無事，俄國亦可在此鐵路運過路之兵糧；除因轉運暫停外，不得藉他故停留。
這裏的“過路”專指過往海參崴，“可免流弊”。至第二款末添加“如非敵國，不在此例”八字和第一款添加“中國土地”，羅拔諾夫解釋是：
（第二款）明指敵國言，與他國無幹，應毋贅文。至第一言“中國土地”係包西南在內，日本有事，可商辦援助；若英、法啟釁，俄不使明幫，牽動歐亞大局，應勿添敘。
可以看出，這一修改並無實質內容，純係玩弄文字遊戲；而李鴻章的辯駁，隻換得了一句俄國兵車“不得藉他故停留”的空話。隨後，羅拔諾夫又假惺惺地說：
俄既推誠，華亦應推誠相與，勿過疑慮。
這實際上，是引誘李鴻章盡快上鉤。
5月2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隆重的加冕禮，李鴻章應邀觀看致賀。沙俄政府為了籠絡李鴻章，給其特殊禮遇，讓他“居各國專使首班，頗蒙溫語”。這樣，在沙俄政府軟硬兼施下，在三百萬盧布的誘惑下，李鴻章的思想防線全麵崩潰。他於5月28日致總理衙門電文竟公然要挾清廷說：
連日皆有宴會，俄主定廿六回鑾，部臣隨去。亟盼文電核準施行，遲則無及。
這再次暴露了李鴻章為一己之私利、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醜惡嘴臉。
然而，在北京，由於西太後和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的內外壓力，翁同龢與恭親王奕訢等人於5月27日決定全盤接受沙俄政府的要求，並替光緒帝起草了一道諭旨：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沙俄外交大臣就中俄密約簽字畫押；至東省鐵路合同，令駐沙俄公使許景澄就近與沙俄有關部門商酌，並隨時奏聞請旨。
1896年6月1日（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在中俄密約即將成型之際，尼古拉二世派人送給李鴻章寶星，“係頭等第二，大小兩枚，皆鑽石密嵌，並分贈參隨十三員有差”。此舉意圖非常明顯，除了以金錢賄賂外，用賞賜寶物的形式進一步拉攏李鴻章，敦促他盡快簽定中俄密約，盡早實現“借地修路”和達到侵華目的。
6月2日，李鴻章和維特、羅拔諾夫最後一次就中俄密約中的第四、五、六三款內容進行了討價還價。他在電文中說：
第四，“邊地”彼欲改作“黑龍江、吉林省”，生意易旺。鴻（李鴻章）執不可，改寫“地方”二字。“華俄銀行承辦”下原有“經理”二字，彼不肯刪。第五，“平常無事”句下添“俄國亦可不用”，彼謂初無是說，且與下文“運過境之兵糧”語意相背。第六，合同批準舉行之日算起，電稱“條約批準”，彼謂應改添“限三個月鐵路合同批準之日算起，遲則全約為廢紙”等語。鴻謂許使必能趕辦，限定三月太泥，不如仍用原字。其“再行商辦”句下，前已商添“展限”二字。磋磨再四，此外無可商改。彼轉譏中朝辦事多疑多變也。俄主已派羅拔、微德為全權，事難中止，因改定二十二午初畫押。
由此可看出，沙俄政府視“借地修路”為簽定中俄密約的先決條件；同時也可以看出沙俄與清廷結盟完全是一種虛偽的行動。結盟是假，而把西伯利亞大鐵路修在中國東北、為其侵略政策服務是真。
隨後，羅拔諾夫又對李鴻章說，應在中俄密約中添一專條，其內容是：
兩國全權大臣議定，本日中俄所定之約，應備漢文、法文約本兩份，畫押蓋印為憑，所有漢文、法文，校對無訛，遇有講論，以法文為證。
對此，李鴻章也表同意，並在致清廷電文中說：“此向例也”，要求清廷同樣予以接受。
至此，中俄雙方一個月的談判以沙俄政府的勝利宣告結束。沙俄政府正式攫取了中東鐵路的築路權，清朝發祥地東三省即將成為俄國的勢力範圍，難怪光緒帝在得知密約內容後，勃然大怒說：
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舉而賣與俄人也。
沙俄財政大趁維特後來為了吹噓自己在中俄談判中的“功績”，大肆渲染李鴻章在談判中設置了“種種障礙”。實際上，這種“障礙”隻集中在兩點上。一點是東省鐵路幹線在形式上屬於誰的問題。本來這應該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在中國領土上修築鐵路，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際上都屬於中國主權範圍之內，理所當然的應歸中國政府管理。但是，沙俄政府卻千方百計地要把東省鐵路的管理權使用權歸於自己。按理說，俄國政府即使用賄賂也不能取得李鴻章的讓步，李鴻章最初奉旨也表明中國欲自辦鐵路。但是，李鴻章由於接受了維特提出的三百萬盧布的賄賂，放棄了中國政府的意見。而維特和羅拔諾夫采取“退一步進兩步”的方式，通過“由中國政府派妥員總辦督察保護”鐵路的字句，給中國一個“總辦”的虛名，卻攫取了築路權和獲得了中國的保護權。另一點是南滿鐵路的寬窄軌問題。李鴻章要求俄國用窄軌建造南滿鐵路，而維特卻堅主與中東鐵路一樣使用俄式寬軌。這正如俄國曆史學家羅曼諾夫所說：
這半英尺之差異曾使維特作了很大的難。而中國方麵卻很清楚，知道彼得堡和莫斯科條約中俄國方麵之規模浩大的領土欲望。所以李鴻章在此尺寸問題上如此堅決是不可忽視的：他給俄國劃了一個界線，他們不希望俄國在滿洲走出了這個界線之外。俄國所提議的防禦同盟之等重物為北滿，而且隻限於北滿。
由於當時維特提出用俄式寬軌問題，隻是想探聽一下清廷的態度，並沒有立即解決的願望，所以這項談判也就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李鴻章在上述談判過程中，之所以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與尊嚴視同兒戲，一味妥協、讓步，遷就沙俄的侵略利益，這決不是偶然的。因為他一貫地並且又是千方百計地維護個人的尊嚴與利益，他在俄國期間遇到的兩件事，也足以說明這一點。
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禮後，俄國政府在莫斯科城外的霍登廣場舉行人民遊樂會。這次音樂會是由一支龐大的樂隊演出，樂隊由著名的指揮家薩弗諾夫指揮。演出的當天早上，廣場上聚集的群眾已人山人海，大家相互擠壓，擠死壓傷的達到兩千人之多。
當維特驅車趕到廣場前，聽到這個慘禍的消息，生怕尼古拉二世和所有外賓都看見此事，從而攪亂了加冕禮。但是，在他到達廣場時，眼前就好象什麽事情也沒發生一樣。“因為從早上起，就把一切全都收拾掉了，已經看不到發生過災禍的明顯痕跡，凡是可能露出出事的痕跡的地方全都遮掩起來了”，痕跡也都被清除了。
不過，李鴻章還是知道了霍登慘案的真相。他到達廣場後，立即通過翻譯問維特：
是否發生了一件慘禍，死傷約達兩千人之多？
維特見霍登慘案的真相已經敗露，李鴻章已經知道事情的詳情，不好再對他加以隱瞞，隻得對他說：
是的，的確發生了一樁不幸事件。
李鴻章聽完維特的話，立即就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
請問，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詳情稟奏皇上？
維特回答說：
這沒有問題，當然要稟奏，而且我相信，在這一慘禍發生以後，已經立即稟奏了。
這時，隻見李鴻章搖了搖頭，對維特說：
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裏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裏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裏有沒有什麽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
李鴻章說完這句話後，停頓了一下，然後又接著對維特說：
您說，我幹嗎要告訴皇上說我們那裏死了人，使他苦惱呢？要是我擔任你們皇上的官員，當然我要把一切都瞞著他，何必使可憐的皇帝苦惱？
從這件事情上可以說明，李鴻章做任何事情根本不是想著百姓的疾苦，而是如何才能討得皇帝的歡心。
還有一件事，也足已說明李鴻章的為官為吏之道。在李鴻章參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禮期間，有一次，一個伊斯蘭國家的使臣布哈拉艾米爾來拜訪李鴻章。李鴻章聽得這個消息後，立即十分嚴肅地在安樂椅上正襟危坐。當布哈拉艾米爾帶著侍從走進李鴻章的會客廳時，李鴻章起身向前迎上幾步，雙方相互致意。
在雙方落座後，布哈拉艾米爾顯然對李鴻章的怠慢之情頗為不滿，他先向李鴻章示意，稱自己是沙皇的重臣，這次親自來訪李鴻章隻是出於對中國皇帝的尊重。在接下去的談話中，布哈拉艾米爾一直隻向李鴻章問中國皇帝好，問皇太後好，而根本沒有一字問候李鴻章本人，這對於很注意繁文縟節的李鴻章來說，當然是一種莫大的侮辱。不過，李鴻章的不滿之情絲毫沒有溢於言表。
在兩人的談話中，李鴻章也是一直詢問布哈拉艾米爾，問他信什麽教？在得知他信奉伊斯蘭教後，對他說，中國人一向信奉由孔夫子親自製定的信仰原則。隨後，李鴻章一個勁地向布哈拉艾米爾了解伊斯蘭教的具體情況。布哈拉艾米爾對李鴻章說，他們的伊斯蘭教尊奉穆罕默德親手製定的教規，並進一步闡述了該教的實質。
談話結束後，布哈拉艾米爾起身告辭。李鴻章也隨即起身相送，一直將布哈拉艾米爾送到他乘坐的四輪馬車旁。這時，按維特的說法，李鴻章的形象已顯得比布哈拉艾米爾這位顯貴卑微得多了。維特在想：
布哈拉艾米爾這位顯要人物的態度對李鴻章起了多大作用啊！
不料，當布哈拉艾米爾坐上馬車，馬車剛一起動，李鴻章突然大聲喊了一下，馬車立即停了下來。隻見隨同布哈拉艾米爾前來的、擔任翻譯官的俄國軍官跳下車來向李鴻章問道：
您有什麽吩咐？
這時隻見李鴻章不緊不慢地對俄國翻譯說：
請轉告艾米爾，我有一點剛才忘記講了。現在想了起來：他們那個宗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也曾在中國呆過，他那時是個苦役犯，後來中國把他攆走了，大概那時他就到艾米爾他們那裏，創立了他們的宗教。
接著，李鴻章得意洋洋地回到了自己的房子裏，……。
當時在場的沙俄財政大臣維特，對李鴻章的言行是這樣評論的：
這一招兒來得十分突然，如此狂妄的行為，顯然把布哈拉艾米爾弄得十分難堪。我心中明白了，這是李鴻章對布哈拉艾米爾對他那種不可一世的威風的報複。
顯然，在李鴻章看來，個人尊嚴超過了國家利益。
[1] 說沙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對俄國的遠東政策“不感興趣”，這隻不過是維特借機抬高自己形象和突出自己作用的話語。實際上，近代曆屆沙俄外交大臣不僅對遠東、尤其是中國“感興趣”，而且是俄國侵略政策的堅定的執行者。
[2] 日本政府在甲午戰爭後，為緩和日俄矛盾，多次向俄暗送秋波，向彼得堡政府提出建議，在瓜分遠東地區的問題上雙方進行妥協，但每次都遭到沙俄政府的拒絕。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禮時，日本特使山縣提出日俄瓜分朝鮮的建議也未得到俄國政府的同意。因為俄國政府一眼覺察，日本此舉的目的是覬覦“滿洲”。
主要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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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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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特：《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
羅曼諾夫：《帝俄侵略滿洲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謝俊美著：《翁同龢傳》，中華書局1994年2月
雷祿慶：《李鴻章新傳》，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出版
1896年4月30日（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李鴻章抵達俄國聖彼得堡。其時，距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尚有一月之久。沙俄財政大臣維特認為，這正是中俄雙方舉行會談的有利時機。於是，他啟奏俄皇說，由於加冕期間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慶典活動，談判很難進行，故而最好改在加冕禮前。經尼古拉二世允準，維特於李鴻章抵達敖德薩的次日，急忙調遣專列快車將李鴻章接到了聖彼得堡。這時，“彼得堡方麵已準備好了和平甘休的方法”，與“俄國在北京方麵不得不使用恐嚇的言詞”遙相呼應。李鴻章抵俄，使維特感到如同獵物到手，頓感輕鬆。
維特與李鴻章正式會麵之前，羅啟泰與格羅特討論了“私家築路公司”的計劃。羅啟泰對格羅特說：他的這一計劃在1895年已向“中國參加人提出”。羅啟泰的計劃實際上是要組織一個中、俄混合的股份公司，“這公司歡迎一切人參加”，中國方麵則可由若幹私人作代表，其名額事先不予確定。正如俄國曆史學家羅曼諾夫所說：
後來李鴻章就與維特正式接見了，但是這種儀式的接見不久就變成了事務的商談。其所得的結果與羅特施坦（即羅啟泰）所得到者當然不甚相同。李鴻章與維特討論了整整一個月，其結果就是1896年5月22日的《莫斯科條約》。這條約是被收買的中國代表多次堅持與多次讓步之結果。中國方麵之讓步已超過俄方所預料者，所以結果竟大大超過了羅特施坦提議中所包含的俄國要求。
還在李鴻章抵達彼得堡的同一天，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來到總理衙門談判東三省鐵路問題。清軍機大臣翁同龢告訴他：東三省鐵路將由中國自辦，“而駁其公司代辦”。據翁日記記載：
喀語不遜，直謂“中國既不顧邦交，我與日本聯絡，另籌辦法”。餘直斥之，並指圖謂之：“此路汝省八百餘裏，我無分毫之力，勉力成之者為邦交也。汝為公使，不顧大體耶？”喀語塞乃雲：“必六年造成，否則緩不濟急。”餘頷之。
翁同龢與喀西尼會談了三個小時，喀西尼始終未得售其奸，雙方最終不歡而散。
在聖彼得堡，尼古拉二世鑒於沙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對俄國的遠東政策和遠東問題，不夠了解，且“不感興趣”[1]指令維特與李鴻章會談。
李鴻章到達聖彼得堡的次日，到沙俄財政部對維特進行了正式拜會，維特也作了回拜。維特真不愧是老奸巨滑的外交家，他在與李鴻章會談前，就接受了俄國外交官的下述勸告：
同中國官員談判，首先就是不要著急，因為一著急，他們就會認為是風度不好，什麽事都要幹得從容不迫，一切都要遵從各種中國禮儀。
維特雖然可能不知道“將欲取之，必先予之”這一句古語及其深刻含義，但在實踐中他確實這樣作了，而且作得非常逼真，顯示出一付精明的紳士風度。
李鴻章首次拜會維特、來到財政部客廳時，維特身著整齊的文官禮服，立即出門迎接。兩人見麵互行大禮，相互間深深地鞠大躬。接著，維特親自將李鴻章迎入第二間會客廳，並下令侍從獻茶。兩人落座後，維特問李鴻章是否吸煙。此時，李鴻章雖已入俄國人的彀中，但封建官僚所特有的虛榮與驕橫習氣依然暴露無遺。隻見他發出了一聲誰也聽不懂的、頗似牡馬嘶叫的聲音，立即有兩名中國侍從從鄰室裏快步走出來，一個人端著水煙袋，另一個人拿著煙絲，然後就向人們展現了一場吸煙的儀式：李鴻章端坐不動，口不出聲，隻是一個勁地用嘴吸煙、噴煙；而點煙袋、拿煙袋，往李鴻章嘴裏送煙袋，這些都是由身旁的中國侍從十分虔敬地來完成。而坐在一旁的維特，麵對這一切，頭腦裏立即閃出“李鴻章想通過這樣的禮儀對我產生強烈的印象”。於是，他默不作聲，不為所動，表現得“十分沉著”，而且作出對這一切處之泰然的樣子。李鴻章見他的這一“下馬威”對維特不起任何作用，隻好收起架子。在這次會晤中，維特對“正事”隻字不提，而是一個勁地與李鴻章寒暄：他向李問及光緒帝、西太後及光緒後妃、皇室的身體健康狀況；而李鴻章也“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向維特問及尼古拉二世陛下及皇後陛下的健康，以及每個皇子、公主的健康狀況。據維特的回憶錄說，兩人首次會晤時，“所談的隻是這些”無關痛癢的話題。
5月3日，維特和李鴻章雙方的談判正式開始。維特繼續顯示出沉穩不急噪，一切從容不迫，而又胸有成竹，同時交替使用著俄國外交官中慣用的伎倆，即奉迎和蔑視、威嚇和撫慰、勸誘和賄賂，終於使與維特剛一“交火”即在氣質上敗下陣來的李鴻章，像被灌了迷魂湯似的，束手就擒。
談判一開始，維特就利用清廷新近為日本戰敗因而急於與俄結盟的心理，逼使李鴻章在“借地修路”上就範。他大談特談俄國在三國幹涉還遼中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好處”，聲稱中國依靠俄國的幫助，才得以“保持領土完整”，並對李鴻章說：
我們宣布了保持中國完整性的原則，我們將堅持下去。
接著，話題一轉，轉到了“借地修路”的主題。他說：
為了我們能夠堅持我們所宣布的原則，首先必須使我們在一旦有事的時候，真正能給中國以援助。但如果沒有鐵路，我們就無法援助。因為我們全部軍事力量都配置在俄國歐洲部分，並且將一直駐紮在那裏，可見，一方麵，在必要時我們應當能夠從俄國歐洲部分運送軍隊；另一方麵，我們還應當能夠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運送軍隊。
說到這裏，維特舉了個例子，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俄國派兵“助”華，但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開向中國吉林時，由於沒有交通線，軍隊行動遲緩，走得很慢，還沒有到達吉林，而戰爭已經結束了。他指出，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維特還慷慨激昂地說：
要使我們能支持中國的完整性，首先需要鐵路，需要一條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捷徑，為此，它得要通過蒙古和滿洲北部。
為了堅定李鴻章的信心，並接受他的意見和計劃，維特說：
這鐵路在經濟方麵也是必須的，因為它能提高沿路我們俄國地區的生產力，也能提高沿線中國地區的生產力。此外，這條鐵路大概也不會招致日本方麵的任何怨恨，因為這條鐵路從實質上說，將把日本同整個西歐連接起來。大家知道，日本過去早就同歐洲的文明掛上鉤了，至少在對外方麵，在各種技術問題上是如此，所以，修築這樣一條鐵路隻會受到日本的歡迎。
在維特眼裏，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修築，不僅對俄國有利，對中國有利，而且對俄中兩國的敵人日本也有利。維特為此設計的“一石三鳥”政策真可謂是天衣無縫。
維特在會談中，為了使李鴻章能夠俯首帖耳，幾乎用盡了世界上最美好的語言讚美他。維特說：
我在我的國事活動中，見過不少國務活動家，其中有些人是名垂青史的。在這些人中，我認為李鴻章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他的確是一位傑出的國務活動家，……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頭腦，善於清晰的思考。
他在中國曆史上，在治理中國方麵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就不足為奇了。當時治理中華帝國的實際上就是李鴻章。
顯然，維特希望能以此美好語言換取李鴻章與俄國的真誠合作。他還對李鴻章說：
緣自尼布楚至伯力，道迂河多，工費太巨，不若由赤塔過寧古塔之捷速省費。本欲借路速成，藉紓倭患，今中國雖認自辦，但素習顢頇，恐十二年無成。
但是，李鴻章還不便貿然允諾，仍以俄“接地修路”“於華權利有礙，各國必多效尤”及中國欲自辦鐵路為辭婉拒。於是維特恫嚇說，中國如拒不準許俄國修路，而自辦又遙遙無期的話，俄國可將鐵路修至尼布楚一帶，即停工等待機會，但從此俄不能再助中國。談判一時陷入僵局。
不過，維特從與李鴻章的談判中，看出李鴻章的矛盾心情和“難言”的苦衷，決定采取雙管齊下的方針：請尼古拉二世親自出馬和對李鴻章進行金錢賄賂。
5月4日，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堡皇村行宮接見了李鴻章。李鴻章向他呈遞了國書、寶星，並讀頌詞。尼古拉二世對李鴻章遠道而來的辛苦“慰勞周至”，並問他“馬關傷痕是否作痛”。這顯然是要李鴻章不忘“射鉤之恥”，堅定聯俄決心，為自己提出“借地修路”的要求投石問路。尼古拉二世還告訴李鴻章，三天後，他回宮驗收禮物時“擬再麵談”。
按向例國賓遞交國書後，駐在國國君不再接見。但是，尼古拉二世借回宮驗收禮物為名，於5月7日破例接見了李鴻章。李鴻章向他出示了鏤金托、金玉如意、乾隆古稀天子玉璽等清宮珍藏精品。尼古拉二世看過之後非常高興，囑托李鴻章代其向清帝致謝。然後，尼古拉二世將李鴻章引至便殿，賜座後便單刀直入地說：
我國地廣人稀，斷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親密。東省接路，實在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
尼古拉二世說到這裏，大概自覺未免太唐突了，於是，又趕緊找來一塊侵華的遮羞布，也就是華俄道勝銀行。他對李鴻章說，中國欲自辦鐵路恐怕力所不能及不如令在滬之華俄銀行承辦，妥立定程，“由華節製，定無流弊。”他還不厭其煩地反複嘮叨，此類事各國所在多有，並非特例，況且將來英日難保不再生事，一旦有事，俄國即可出力援助中國。按理說，李鴻章對尼古拉二世的侵略言論應予以駁斥，但他卻上奏清廷說，尼古拉二世的話“較微德（即維特）前議和厚”，竭力為沙俄的侵華政策辯解。
按維特的說法，這次接見完全是一種“私人性質”的，除了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外，任何人不得參加，而且當時所有的俄國官方報刊均奉命不提此事，全部接見儀式既不為人所知，也不見任何記載，甚至連李鴻章的奏稿和電文也無“多餘”話語。此次接見後，維特又迫不及待地進宮朝見俄皇。尼古拉二世容光煥發，與維特興高采烈的握手，幾乎對他耳語說：
李鴻章上我這裏來過了，我同他談了話。
尼古拉二世和李鴻章談了什麽話？除了上麵所述外是否另有奧秘呢？
根據俄國曆史學家羅曼諾夫分析，尼古拉二世在接見李鴻章時，對他做出以金錢賄賂的允諾。當時國際、俄國國內的輿論也流行著這種說法。維特自己對此千方百計地加以掩飾。他說，他對中國人隻用了一次賄賂。他的一切言論和文章都在描繪“此次賄賂之不得已，是收拾別人‘幼稚行動’之結果”，並企圖掩飾此行動不得不用的方法，這次賄賂是他自己的“偉大計劃之策略的展開，在某種情形之下所不能不用的方法”。維特還狡辯說，他的這種方法並不希奇，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外交史中也是經常使用的。維特的辯白雖然蒼白無力，顯得扭扭捏捏，但他畢竟承認了這次與李鴻章的會談中使用了賄賂這種不光彩的行為。這確實是維特的“可愛”之處。
維特的賄賂之所以見效，與清代後期的腐敗政治密切相關。清代自乾隆後期已走向下坡路，封建末世的衰敗景象到處可見。朝政腐敗，政治黑暗。朝廷內外賄賂公行，暴行於上；胥吏官差，蹙亂於下，亂機遍伏。正如蘇聯曆史學家阿瓦林所說：
加倍盤削的、亞洲式的高利貸在滿族統治的後半期獲得了廣泛的發展，它使中國經濟衰落和官吏營私舞弊達到了極點。封建官僚們認為高利貸、賄賂行為跟對農民榨取“合法”捐稅同樣是非常現象。邊疆各省的封建官僚上層都被各國所收買。其中俄國花費幾十萬盧布主要是用來收買邊疆的將軍們的。對李鴻章行賄是自然的事情。隻有在俄帝國主義統治權的建立威脅到要代替中國統治階級對勞動大眾剝削者地位的情況下，以及被別國收買的人員已從各該國領到有關任務的情況下，才能指望中國統治階級會抵製俄國的侵略意圖。
李鴻章正是封建貪官汙吏的代表，維特行賄的對象確實是找對了。沙俄政府心理十分清楚，沒有賄賂便無法解決“接地修路”這個問題，無法實現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偉大宏願”。他們也深知在清代京城是很難進行這件事情的，因為它不是一件細微小事：而其所牽涉的人也不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人物。像建設西伯利亞大鐵路這樣一件大規模的具有經濟與政治意義的事情，無論對中國來說，還是對俄國來說，都是史無前例的。這次中俄談判牽涉到的李鴻章是一個非常高貴而重要的人物，所以賄賂款項的決定與秘密的保持都是很困難的事，如今到了聖彼得堡之後，交涉的對象隻限特派大臣李鴻章一人，而李又是一個專主聯俄的人，他的到來，既能使“當前的問題得到最後的解決”，又能最大程度地保守秘密。
尼古拉二世有關對李鴻章以金錢行賄的旨意一下，維特立即成立一種“與東清鐵路租借問題有關係之支出之特別基金”，亦即“華俄道勝銀行中財政部特別記帳的李鴻章基金”，簡稱“李鴻章基金”，根據尼古拉二世的詔令，該基金完全由維特一人支配。這是為了嚴格保密的緣故。“李鴻章基金”有議定書、沙皇密旨。議定書是由華俄銀行董事會的負責人烏赫唐斯基、羅曼諾夫和羅特施坦（即羅啟泰）三人的簽字，維特也在其上親筆批“同意”。其中說：為便於東清鐵路交涉的正常進行，華俄銀行董事會決定撥出300萬盧布“為（鐵路交涉）事業進行之方便而耗用”，該款的主要用途是：（一）在清帝業已降旨允將鐵路租借權交由華俄銀行承辦，而李鴻章又以書麵文件證明其同意租借合同中的主要條件時撥付100萬盧布；（二）在租借合同業已最後簽字、而鐵路路線又經中國官方正式確定時再撥付100萬盧布；（三）鐵路全築成時再撥付100萬盧布。而尼古拉二世的密旨則授予了維特一人對該基金的分配權。正如羅曼諾夫所說，維特為了打開與李鴻章談判的局麵，為著避免“今後的許多麻煩”，不惜以金錢賄賂李鴻章：隻要俄國能取得鐵路租借權，李就可以得到300萬盧布。像俄國這樣一個堂堂大國，在外交活動中竟不惜使出無賴所慣用的伎倆，來滿足自己的侵略欲望，從這裏，人們確實進一步看清了俄國帝國主義卑劣的強盜嘴臉。
在維特的威脅、恫嚇和利誘、行賄雙管齊下的方針之下，李鴻章同他“把一切都談妥了，規定了下列對華密約的原則”。對此維特的回憶錄是這樣寫的：
（一）中華帝國允許我們從赤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直達鐵路在其境內通過；但該鐵路的修建應由私營公司承包，……為此設立了中東鐵路公司。這個公司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當然一直完全是由政府經營的，但是因為它名義上是私營公司，而所有私營公司又是屬於財政部管轄，所以那裏的官員不算是公務員。……
（二）我們將在這條鐵路兩旁劃出一段土地供鐵路運行之需。在這段劃出的土地上，我們將是主人，……可以配備警察，設置警衛，亦即建立所謂中東鐵路警務段。但劃歸鐵路的土地數量，隻應是鐵路經營所必需的數量，在這塊土地上，俄國更正確點說是中東鐵路公司的主人。鐵路的最後走向將根據勘察的情況確定，但不管怎樣，這條鐵路將是從赤塔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條比較直的線路。在這條鐵路的建築和運行方麵，中國不承擔任何風險。
另一方麵，我們承擔義務保衛中國領土，不讓它遭受日本的任何侵略。這樣一來，我們便同中國結成了對付日本的防禦同盟。上麵這些就是我同李鴻章達成協議的那些原則的實質。
在尼古拉二世第二次接見李鴻章的次日，即5月8日沙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邀請李鴻章共進晚餐，維特作陪。羅拔諾夫向李鴻章表達了沙俄君臣“皆以東省鐵路為急”的迫切心情。維特更進一步表示，隻要清廷準許俄國“借地修路”，那麽，俄國三年之內定可將鐵路修通。對此，李鴻章冷笑不止。維特不解其意，忙問原因。李鴻章根據自己的經驗，告訴他：
赤塔至三岔口，固多山險，我辦漠河礦久，知漠至齊哈爾省，高山叢莽，人跡不通，（鐵路）必須穿過（此地），亦甚難辦。
維特不聽，堅持沙俄的侵略意圖。他說：
（鐵路在此處）多費工而直捷合算，中朝自辦，無款無期，不如令俄華銀行承辦較速。
他裝摸作樣地表示要聽清廷的意見，要李鴻章“妥議章程送核”。李鴻章對此回答說，此事須請皇帝旨意才能辦理，並問尼古拉二世所說的“出力助華”何時兌現。這時，羅拔諾夫見沙俄侵略意圖遇到了阻力，接過話茬說，此事尚未奉俄皇諭旨，過幾天請示俄皇後再麵商。他還凶相畢露地威脅清廷說：
若請（俄國）派兵，須代辦糧餉。華有事俄助，俄有事華助，總要東路接成乃變，俟奉準後另訂密約。
這就是說，你中國要想和俄國訂立密約，就得先讓俄國承辦東省鐵路，才能取得俄國的援助。何去何從，中國自為之計。
第二天李鴻章電商總理衙門：
我自辦接路，實恐無力，又難中止，兩事相因，應否先定援助，後議公司，請代奏，候旨。
他還以急切地心情，告訴總理衙門，過幾日，他將赴莫斯科參加俄皇加冕禮，“更無暇及”此事，催促清廷接受俄國侵略意圖。可見，李鴻章在對待承修東省鐵路問題的態度上，沿著俄國人的思路前進了一大步。這大概也是300萬盧布賄費的迷魂湯開始起了作用吧。
隨之，維特向尼古拉二世稟奏了他同李鴻章談判的結果。尼古拉二世授權他進一步同羅拔諾夫交換意見。維特把他同李鴻章達成的上述協議通知了羅拔諾夫，並告訴羅拔諾夫說，他們的協議隻是口頭協議，目前要做的就是使這項協議形成文字。
據維特回憶錄說，羅拔諾夫在知道了維特與李鴻章所達成的談判協議之後“展示他的天才，使我大吃一驚”。羅拔諾夫對維特說：
您能否從頭到尾詳細地對我談一談，你們商妥了什麽？
在聽取了維特的詳述後，他拿起筆來把維特與李鴻章兩人達成協議的各點“逐條地寫成了一份協議”。維特看完這份協議說：
他的準確而井井有條的敘述使我感到吃驚。……（羅拔諾夫）公爵把我所講的從頭到尾眉目清晰地寫成了文字。
接著，羅拔諾夫把他寫好的文字遞交到了維特的手中說：
請您看一下，這樣寫是否合適，需不需要作什麽修改。
維特看後，對羅拔諾夫諂媚地說：
我沒有任何修改意見，因為您把所有事情都說得非常恰當，正如您親自跟李鴻章談判過一樣。……要是叫我自己寫，所花的時間可能要比您多得多，恐怕還不如您寫得那麽貼切。
隨之，羅拔諾夫告訴維特他將把這份協議草案呈交給皇上尼古拉二世，如果皇上同意，再把它拿給維特。
5月13日，羅拔諾夫蠻橫地將沙俄片麵擬就的中俄密約稿麵交李鴻章讓其轉奏清廷，盡速批準。該稿的正式名稱是《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其主要內容如下：
大清國大皇帝、大俄國大皇帝因欲保守亞洲大地現在和局，不使日後別國再有侵占之事，決計訂立禦敵互相援助條約。是以大清國特派某、大俄國特派某為全權大臣，即將全權文憑互換校閱，均屬如式，立定條款如左：
第一，日本國或與日本同盟之國如侵奪俄國屬地、或中國土地、或朝鮮土地，即牽礙此約，立即照約辦理。如有此事，兩國約明，應將所有水、陸各軍屆時所能調遣者盡行派出，互相援助。至軍火、糧食亦盡力互相接濟。
第二，中俄兩國既經協力禦敵，非由兩國公商，一國不能獨自與敵議立和約。
第三，當開戰時，如遇緊要之事，中國所有口岸均準俄國兵船駛入，如有所需，地方官應盡力幫助。
第四，今為將來轉運俄兵禦敵並接濟軍火、糧食，以期捷速起見，議於黑龍江、吉林邊地，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
第五，無論和時戰時，俄國均可用上款所開之鐵路運兵、運糧、運軍械。
第六，此約應由舉行之日算起照辦，以十年為限。
維特也向李鴻章出示了中俄公司合同草底，大意是：中俄集股，不準收別國商股，無論贏虧歲貼中國二十五萬，先交二百萬，俟路成五十年或八十年，中國可自收回，均照各國商路通例。
羅拔諾夫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六款草稿，就是後來《中俄密約》的雛形。對於沙俄侵犯中國主權的嚴重行為，李鴻章基本同意，但在第四款中加了以下兩句：
惟此項讓造鐵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國土地，亦不得有礙大清國大皇帝應有權利。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經理，其條款由兩國妥善商訂。
這樣第六款就變成了：“此約應由第四款所讓之事舉行之日算起照辦，以十年為限。”沙俄方麵對此“無異詞”。
5月14日，李鴻章在致電總理衙門時特意強調說：
駐倭之俄使與倭親王偕行，欲為倭解說與俄密約圖朝鮮，俄皇不許，故廷臣皆疏遠之。[2]今願結好於我，約文無甚悖謬，若回絕必至失歡，有礙大局……密約如奉旨準，可即畫押，路事須派員在北京妥商。
在這裏，李鴻章完全充當了一名俄國說客，用俄國說客的口吻懇請奉旨允準，以便畫押。一位中國的全權代表，麵對喪權辱國的密約，不僅不予抵製，反而從維護俄國的立場出發，千方百計充當俄國人的說客，這充分暴露了賣國賊的醜惡嘴臉。
麵對沙俄政府強加給中國的密約草稿，光緒帝寢食不寧。中日甲午戰後，中國國內日益興起的以富國、養民、教士、練兵等為主旨的自強雪恥和維新變法運動深深地影響著光緒帝。他漸漸產生了利用變法以圖富強的想法，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認識不斷有所提高。所以，他對李鴻章俄國之行保持著一定的警覺性。光緒帝在得知李鴻章抵達俄國後，立即發了一道諭旨表達了這種心情。他在諭旨中說：
李鴻章安抵彼得堡，深慰廑係。至聯絡邦交，籌商一切辦法，可隨時電聞。
表達了對李鴻章的不信任感。但是，當時朝野上下一片連俄呼聲，前述劉坤一、張之洞的言論已可概見。此時，禦史張仲炘在《商務不振，請商俄人改訂稅額》一折中指出：
海關稅則，華重洋輕，國課商情，兩皆虧損，積弊已非一日。戶部議增進口洋稅，以為補苴。
他建議此時加重進口稅，減輕出口稅，並聲稱俄必同意這樣作。他說：
各國商務，唯英獨獲贏餘，各國則無不絀，俄為尤甚。……現在俄商我辦東三省鐵路，亟宜乘此機會，以允築鐵路償其望，即以改增稅則要其酬。俄一允從，即可與各國一律改定。
總理衙門也讚成張仲炘的意見，在奏折中說：
請旨飭下李鴻章，即以朝命商諸俄廷，揆度情形，儻得轉圜之機，徑與俄重定稅則，以為各國先聲，於國際裨益，良非淺鮮。
在這種情況下，清廷召開禦前會議商討對策，翁同龢等重臣依然建議，穿越中國境內的鐵路必須“由中國自行承造”，其路軌“照中國尺寸”；該路出入中國境內的貨物“應照關稅率一半征稅”；至於鐵路沿線礦藏的開采權，他主張另外討論。自然他的意見不符合西太後的旨意，未被采納。但是清廷也擬就了一份中俄密約文稿於16日通過總理衙門電示李鴻章。該稿共三條：第一，如有兵事，俄與中國彼此援助；第二，鬆花江、混同江兩河彼此行船；第三，中國令資本五百萬附入華俄銀行。另外，清廷還給李鴻章下了一道諭旨，其中說：
俄君厚意可感，此後邦交益固，著李鴻章代達申謝。至接路，我欲自辦，一則興中國商務，一則杜他人援請，非有所疑也。用俄公司、雇俄工匠、購俄物料，皆可行，著將此意與外部商酌。
可以看出，清廷擬就的這份密約文稿，基本上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民族尊嚴。因此，當18日李鴻章到達莫斯科、會晤羅拔諾夫之時，遭到了羅拔諾夫的粗暴拒絕。羅拔諾夫甚至威脅說：“鐵路無成，另約即無庸議。”蠻橫地堅持侵華立場。
後來，維特在仔細審議俄國擬就的密約全文時發現，羅拔諾夫原稿中第一條是這樣寫的：
我們同中國結成對付日本的防禦同盟，一旦日本進攻中國或進攻我們的濱海領土，我們應當保衛或者中國應當保衛我們。
但現在維特手中的草案變成了“日本國或與日本同盟之國……”，他認為草案兩稿間差別很大。他說：
一個是同中國締結防禦條約單獨對付日本，另一個則是對付所有強國，而中國同英國也有關係，他們之間經常發生各種糾葛，不斷出現問題（如關於西藏的糾葛一直延續至今）；此外，中國同我們的盟國法國之間也存在著麻煩，因為法國在印度之那占有領地東京。再有，其他歐洲國家也有某些殖民地和各式各樣的租借地等等。
所以，如果要承擔保衛中國免遭所有強國侵犯的義務，那不僅是辦不到的，而且，協定一旦締結，倘為某個大國得知，那就會招致許多歐洲國家反對我們。
維特越想越害怕，越想後果越嚴重。他認為，決不能為中國這樣一個任人宰割的弱小國家的利益，而得罪所有的西方帝國主義大國，使俄國處於孤立地位。於是，他立即覲見尼古拉二世，向後者稟奏說：
（羅拔諾夫）公爵在我向他陳述我同李鴻章商定好的一切原則後，已把協定寫成文字，並且讓我過了目，我已同意，但協定中有一款後來作了修改，而且作了極其危險的修改。
尼古拉二世對此表示理解和同意，立即對維特說：
您到羅拔諾夫公爵那裏去談談這個意見，要說服他照第一稿那樣寫。
維特麵有難色，啟奏說：
這項任務我太難完成了，因為羅拔諾夫的年齡同我父親差不多，而他的地位，他的職銜都比我高得多。此外，全部談判都是我進行的，而現在卻要我去糾正羅拔諾夫公爵作的決定，這肯定會大大激怒公爵，使他對我懷恨。當然，我其實沒有什麽理由害怕，不過，這對羅拔諾夫公爵畢竟不大方便，最好還是陛下親自對羅拔諾夫公爵談談。
尼古拉二世同意維特的意見，決定自己親自同羅拔諾夫談談。不久，加冕大典的時間到了。尼古拉二世、維特和李鴻章等外賓都來到了莫斯科。維特雖然身在莫斯科，可心依然係在中俄密約上。他在回憶錄中是這樣描繪自己的心情的：
我覺得，同李鴻章打交道是一件有關國家決策的大事，要把我已經開始的事情進行到底，這是因為，一方麵，俄國可以修築一條不必往北沿阿穆爾河繞大彎，就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另一方麵，可以同中國這樣一個與俄國毗鄰的龐然人物建立牢固的、不可動搖的關係。
在以後的會談中，羅拔諾夫奉尼古拉二世之命，正式對李鴻章說要刪掉第一款中的“或與日本同盟之國”，“免人猜疑”，以下則改為“如侵占俄國亞洲東方屬地”；另外，又對俄稿中第四、六兩款提出了如下修改辦法：第四款在“起見”句下改為“中國國家議允於滿洲黑龍江、吉林邊地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此路由中國國家準交俄華銀行承造經理。至此項合同條款，由中國國家與華俄銀行妥善商訂”。這實際上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提法。如前所述，華俄銀行是俄國財政部在華的一個分支機構，一切均受沙俄政府控製。因此，這一款的修改，依然還是準許沙俄政府承辦鐵路。至於第六款則改為：“此約由第四款合同批準之日算起照辦，以十五年為限，屆期六個月以前，兩國再行商辦。”這就是說，中俄密約必須在東省鐵路合同批準後才能生效。顯然，清廷終究未能逃脫俄國人設置的陷阱，而且在這“井”裏呆的時間由10年增加為15年。對此，李鴻章欣然同意，再次要求“奉旨準行”，並以全權大臣身份畫押。
5月20日，李鴻章未經請旨，擅自還與維特討論了中國東省鐵路公司合同草案，兩人在原則問題上更取得了一致意見，其大要是：
一、作為中國東省鐵路公司，令華俄銀行承辦；一、此路據微德（即維特）約計需費六千萬羅布（即盧布），每羅布合洋壹元，由銀行借四千萬，中國助五百萬，共成本壹千萬，歲認四厘息，餘招中俄商股；一、鐵路進款，中國不能保利，如不敷，由公司自行彌補；一、批準合同日起，限十二個月開工，六年工竣；一、所過城市、村莊、廬墓均應避讓；一、中俄鐵路交界處分設稅關，查核應征、應免；一、由中國政府派妥員總辦督查保護。
這樣，不僅使沙俄政府一直夢寐以求的“借地修路”的主要目標業已達到，而且俄國人在中國修鐵路，中國政府既未能從中取得任何利益，同時還得派員保護俄國鐵路。也就是說，沙俄政府的侵華利益在中國獲得了合法地位。古往今來的賣國者中，恐怕沒有人能超過李鴻章了。
李鴻章如此我行我素，使清廷處於騎虎難下的狼狽境地。在北京始終參與談判適宜的翁同龢，雖然看出中俄密約是沙俄玩弄的政治花招，目的在於擴大對中國東北的侵略，但此時也無能為力了，在西太後的指令下，替光緒帝起草了一份指令：
各國惟俄與中為數百年舊好，今複連盟，益征推誠相與，所擬約稿，均已閱悉。惟末兩條皆可省去，著李鴻章轉達俄廷，即將四條定立密約。倘中國西南水、陸有事，俄國如何援助之處，亦應於約內敘明，以期周密。
由此可以看出，清廷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既被迫同意俄國造鐵路，以與俄國結盟；同時又企圖進行最後的努力，提出省去末兩條，也就是堅持不以沙俄“接地修路”為訂密約的先決條件，以及不讓俄國隨意用中國境內的鐵路運兵、糧和軍械。但不管怎麽說，清廷的立場的確發生了重大轉變。正如防洪堤壩一旦被衝開，不讓洪水向裏灌是絕對不可能的。
不過，光緒帝的旨令，也在一定程度上製止了李鴻章的妥協退讓，迫使他在5月24日中俄會談中，向俄方提出刪去密約草案末兩條。但羅拔諾夫早就看清了李鴻章妥協投降的真麵目，堅持對其實施粗暴的壓服辦法，口稱：
五款尚可商改，六款通篇結穴，一字不能改動，否則此約作罷論。
李鴻章不敢違背聖旨，以“五款字句含混”進行了辯駁。於是，羅拔諾夫決定將談判氣氛改變一下，將第五款改成以下文字：
俄國於第一款禦敵時，可用第四款所開之鐵路運兵、運糧、運軍械；平常無事，俄國亦可在此鐵路運過路之兵糧；除因轉運暫停外，不得藉他故停留。
這裏的“過路”專指過往海參崴，“可免流弊”。至第二款末添加“如非敵國，不在此例”八字和第一款添加“中國土地”，羅拔諾夫解釋是：
（第二款）明指敵國言，與他國無幹，應毋贅文。至第一言“中國土地”係包西南在內，日本有事，可商辦援助；若英、法啟釁，俄不使明幫，牽動歐亞大局，應勿添敘。
可以看出，這一修改並無實質內容，純係玩弄文字遊戲；而李鴻章的辯駁，隻換得了一句俄國兵車“不得藉他故停留”的空話。隨後，羅拔諾夫又假惺惺地說：
俄既推誠，華亦應推誠相與，勿過疑慮。
這實際上，是引誘李鴻章盡快上鉤。
5月2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隆重的加冕禮，李鴻章應邀觀看致賀。沙俄政府為了籠絡李鴻章，給其特殊禮遇，讓他“居各國專使首班，頗蒙溫語”。這樣，在沙俄政府軟硬兼施下，在三百萬盧布的誘惑下，李鴻章的思想防線全麵崩潰。他於5月28日致總理衙門電文竟公然要挾清廷說：
連日皆有宴會，俄主定廿六回鑾，部臣隨去。亟盼文電核準施行，遲則無及。
這再次暴露了李鴻章為一己之私利、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醜惡嘴臉。
然而，在北京，由於西太後和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的內外壓力，翁同龢與恭親王奕訢等人於5月27日決定全盤接受沙俄政府的要求，並替光緒帝起草了一道諭旨：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沙俄外交大臣就中俄密約簽字畫押；至東省鐵路合同，令駐沙俄公使許景澄就近與沙俄有關部門商酌，並隨時奏聞請旨。
1896年6月1日（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在中俄密約即將成型之際，尼古拉二世派人送給李鴻章寶星，“係頭等第二，大小兩枚，皆鑽石密嵌，並分贈參隨十三員有差”。此舉意圖非常明顯，除了以金錢賄賂外，用賞賜寶物的形式進一步拉攏李鴻章，敦促他盡快簽定中俄密約，盡早實現“借地修路”和達到侵華目的。
6月2日，李鴻章和維特、羅拔諾夫最後一次就中俄密約中的第四、五、六三款內容進行了討價還價。他在電文中說：
第四，“邊地”彼欲改作“黑龍江、吉林省”，生意易旺。鴻（李鴻章）執不可，改寫“地方”二字。“華俄銀行承辦”下原有“經理”二字，彼不肯刪。第五，“平常無事”句下添“俄國亦可不用”，彼謂初無是說，且與下文“運過境之兵糧”語意相背。第六，合同批準舉行之日算起，電稱“條約批準”，彼謂應改添“限三個月鐵路合同批準之日算起，遲則全約為廢紙”等語。鴻謂許使必能趕辦，限定三月太泥，不如仍用原字。其“再行商辦”句下，前已商添“展限”二字。磋磨再四，此外無可商改。彼轉譏中朝辦事多疑多變也。俄主已派羅拔、微德為全權，事難中止，因改定二十二午初畫押。
由此可看出，沙俄政府視“借地修路”為簽定中俄密約的先決條件；同時也可以看出沙俄與清廷結盟完全是一種虛偽的行動。結盟是假，而把西伯利亞大鐵路修在中國東北、為其侵略政策服務是真。
隨後，羅拔諾夫又對李鴻章說，應在中俄密約中添一專條，其內容是：
兩國全權大臣議定，本日中俄所定之約，應備漢文、法文約本兩份，畫押蓋印為憑，所有漢文、法文，校對無訛，遇有講論，以法文為證。
對此，李鴻章也表同意，並在致清廷電文中說：“此向例也”，要求清廷同樣予以接受。
至此，中俄雙方一個月的談判以沙俄政府的勝利宣告結束。沙俄政府正式攫取了中東鐵路的築路權，清朝發祥地東三省即將成為俄國的勢力範圍，難怪光緒帝在得知密約內容後，勃然大怒說：
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舉而賣與俄人也。
沙俄財政大趁維特後來為了吹噓自己在中俄談判中的“功績”，大肆渲染李鴻章在談判中設置了“種種障礙”。實際上，這種“障礙”隻集中在兩點上。一點是東省鐵路幹線在形式上屬於誰的問題。本來這應該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在中國領土上修築鐵路，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際上都屬於中國主權範圍之內，理所當然的應歸中國政府管理。但是，沙俄政府卻千方百計地要把東省鐵路的管理權使用權歸於自己。按理說，俄國政府即使用賄賂也不能取得李鴻章的讓步，李鴻章最初奉旨也表明中國欲自辦鐵路。但是，李鴻章由於接受了維特提出的三百萬盧布的賄賂，放棄了中國政府的意見。而維特和羅拔諾夫采取“退一步進兩步”的方式，通過“由中國政府派妥員總辦督察保護”鐵路的字句，給中國一個“總辦”的虛名，卻攫取了築路權和獲得了中國的保護權。另一點是南滿鐵路的寬窄軌問題。李鴻章要求俄國用窄軌建造南滿鐵路，而維特卻堅主與中東鐵路一樣使用俄式寬軌。這正如俄國曆史學家羅曼諾夫所說：
這半英尺之差異曾使維特作了很大的難。而中國方麵卻很清楚，知道彼得堡和莫斯科條約中俄國方麵之規模浩大的領土欲望。所以李鴻章在此尺寸問題上如此堅決是不可忽視的：他給俄國劃了一個界線，他們不希望俄國在滿洲走出了這個界線之外。俄國所提議的防禦同盟之等重物為北滿，而且隻限於北滿。
由於當時維特提出用俄式寬軌問題，隻是想探聽一下清廷的態度，並沒有立即解決的願望，所以這項談判也就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李鴻章在上述談判過程中，之所以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與尊嚴視同兒戲，一味妥協、讓步，遷就沙俄的侵略利益，這決不是偶然的。因為他一貫地並且又是千方百計地維護個人的尊嚴與利益，他在俄國期間遇到的兩件事，也足以說明這一點。
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禮後，俄國政府在莫斯科城外的霍登廣場舉行人民遊樂會。這次音樂會是由一支龐大的樂隊演出，樂隊由著名的指揮家薩弗諾夫指揮。演出的當天早上，廣場上聚集的群眾已人山人海，大家相互擠壓，擠死壓傷的達到兩千人之多。
當維特驅車趕到廣場前，聽到這個慘禍的消息，生怕尼古拉二世和所有外賓都看見此事，從而攪亂了加冕禮。但是，在他到達廣場時，眼前就好象什麽事情也沒發生一樣。“因為從早上起，就把一切全都收拾掉了，已經看不到發生過災禍的明顯痕跡，凡是可能露出出事的痕跡的地方全都遮掩起來了”，痕跡也都被清除了。
不過，李鴻章還是知道了霍登慘案的真相。他到達廣場後，立即通過翻譯問維特：
是否發生了一件慘禍，死傷約達兩千人之多？
維特見霍登慘案的真相已經敗露，李鴻章已經知道事情的詳情，不好再對他加以隱瞞，隻得對他說：
是的，的確發生了一樁不幸事件。
李鴻章聽完維特的話，立即就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
請問，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詳情稟奏皇上？
維特回答說：
這沒有問題，當然要稟奏，而且我相信，在這一慘禍發生以後，已經立即稟奏了。
這時，隻見李鴻章搖了搖頭，對維特說：
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裏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裏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裏有沒有什麽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
李鴻章說完這句話後，停頓了一下，然後又接著對維特說：
您說，我幹嗎要告訴皇上說我們那裏死了人，使他苦惱呢？要是我擔任你們皇上的官員，當然我要把一切都瞞著他，何必使可憐的皇帝苦惱？
從這件事情上可以說明，李鴻章做任何事情根本不是想著百姓的疾苦，而是如何才能討得皇帝的歡心。
還有一件事，也足已說明李鴻章的為官為吏之道。在李鴻章參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禮期間，有一次，一個伊斯蘭國家的使臣布哈拉艾米爾來拜訪李鴻章。李鴻章聽得這個消息後，立即十分嚴肅地在安樂椅上正襟危坐。當布哈拉艾米爾帶著侍從走進李鴻章的會客廳時，李鴻章起身向前迎上幾步，雙方相互致意。
在雙方落座後，布哈拉艾米爾顯然對李鴻章的怠慢之情頗為不滿，他先向李鴻章示意，稱自己是沙皇的重臣，這次親自來訪李鴻章隻是出於對中國皇帝的尊重。在接下去的談話中，布哈拉艾米爾一直隻向李鴻章問中國皇帝好，問皇太後好，而根本沒有一字問候李鴻章本人，這對於很注意繁文縟節的李鴻章來說，當然是一種莫大的侮辱。不過，李鴻章的不滿之情絲毫沒有溢於言表。
在兩人的談話中，李鴻章也是一直詢問布哈拉艾米爾，問他信什麽教？在得知他信奉伊斯蘭教後，對他說，中國人一向信奉由孔夫子親自製定的信仰原則。隨後，李鴻章一個勁地向布哈拉艾米爾了解伊斯蘭教的具體情況。布哈拉艾米爾對李鴻章說，他們的伊斯蘭教尊奉穆罕默德親手製定的教規，並進一步闡述了該教的實質。
談話結束後，布哈拉艾米爾起身告辭。李鴻章也隨即起身相送，一直將布哈拉艾米爾送到他乘坐的四輪馬車旁。這時，按維特的說法，李鴻章的形象已顯得比布哈拉艾米爾這位顯貴卑微得多了。維特在想：
布哈拉艾米爾這位顯要人物的態度對李鴻章起了多大作用啊！
不料，當布哈拉艾米爾坐上馬車，馬車剛一起動，李鴻章突然大聲喊了一下，馬車立即停了下來。隻見隨同布哈拉艾米爾前來的、擔任翻譯官的俄國軍官跳下車來向李鴻章問道：
您有什麽吩咐？
這時隻見李鴻章不緊不慢地對俄國翻譯說：
請轉告艾米爾，我有一點剛才忘記講了。現在想了起來：他們那個宗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也曾在中國呆過，他那時是個苦役犯，後來中國把他攆走了，大概那時他就到艾米爾他們那裏，創立了他們的宗教。
接著，李鴻章得意洋洋地回到了自己的房子裏，……。
當時在場的沙俄財政大臣維特，對李鴻章的言行是這樣評論的：
這一招兒來得十分突然，如此狂妄的行為，顯然把布哈拉艾米爾弄得十分難堪。我心中明白了，這是李鴻章對布哈拉艾米爾對他那種不可一世的威風的報複。
顯然，在李鴻章看來，個人尊嚴超過了國家利益。
[1] 說沙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對俄國的遠東政策“不感興趣”，這隻不過是維特借機抬高自己形象和突出自己作用的話語。實際上，近代曆屆沙俄外交大臣不僅對遠東、尤其是中國“感興趣”，而且是俄國侵略政策的堅定的執行者。
[2] 日本政府在甲午戰爭後，為緩和日俄矛盾，多次向俄暗送秋波，向彼得堡政府提出建議，在瓜分遠東地區的問題上雙方進行妥協，但每次都遭到沙俄政府的拒絕。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禮時，日本特使山縣提出日俄瓜分朝鮮的建議也未得到俄國政府的同意。因為俄國政府一眼覺察，日本此舉的目的是覬覦“滿洲”。
主要引用書目：
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清朝野史大觀》，上海書店1981年版
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內部讀物）
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三聯書店1980年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華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佟冬主編：《沙俄與東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
阿瓦林：《帝國主義在滿洲》，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維特：《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
羅曼諾夫：《帝俄侵略滿洲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謝俊美著：《翁同龢傳》，中華書局1994年2月
雷祿慶：《李鴻章新傳》，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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