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關和“百團大戰”真相

平型關和“百團大戰”真相 zt

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 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按照當前形勢看，應讓中央政府的軍隊去冒危險，而自己卻要避免對日本進行積極的鬥爭。這樣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權勢來。毛澤東認為，敵人的勝利是削弱蔣介石勢力的一個因素。因為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製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因此，中共軍隊隻能在表麵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係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

由於山西的對日抗戰已經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澤東已經不得不命令部隊開赴“前線”。但他不僅命令八路軍的三個主力師開赴“敵後”，不僅對八路軍主力部隊交代了“主要是作群眾工作以發展革命勢力”的指示，而且，當八路軍的個別將領在政府軍浴血抗戰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態時，毛澤東乃一日數電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軟硬兼施地要求八路軍“不得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而隻需到敵後去發動群眾，堅持山地遊擊“戰”和建立由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一二零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一二九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

“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係列指示中，反複強調了我軍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能采取運動戰的方針，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通過山地遊擊戰，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勢力。”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隻想以陳旅（按：即參加過平行關戰鬥的陳光旅）集中，相繼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

這是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而也正是這五封不準抗日的電報，才把毛澤東對內決策的假抗戰謀略，才將毛澤東命令八路軍 ── 這一支由國民政府武裝起來的正規軍，隻能將做群眾工作當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將抗日作為主要任務的陰謀暴露無遺。



一、平型關戰鬥的真相

其一、平型關戰鬥是全麵抗戰前期發生在長城沿線的一場大型戰鬥，是華北京漢、津浦、京綏三線諸大型戰鬥中的一次戰鬥。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地抵製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隻是日軍預備隊一千餘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其理由，一是從繳獲敵人的武器裝備來看，所殲之敵非主力編製。二是從繳獲敵人的軍用物資來看，軍用食品無數，單是日本軍大衣，就夠中共一一五師每人一件（一一五師當時有一萬五千人）。三是從當時敵人主力所處位置來看，敵二十一旅團主力於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關、團口即講堂村一帶陣地進攻國民黨軍隊，於二十五日占領了該地附近長城正麵約兩公裏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從靈丘方麵開出的，不是敵人主力。四是從有關資料來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師向蔡家山穀、小寨村攻擊之部隊，於十二時左右於小寨村將敵兵站守備隊約一個大隊兵力全部殲滅”。五是日本方麵記敘，“第一一五師在通往靈丘 ── 平型關的小路上伏擊日本補給部隊，使日軍遭受極大損失”。“中國軍在平型關陣前進行反攻，同時，共軍的一部，伏擊第五師團非戰鬥部隊的補給部隊，使該部受到極大損失”。

其三、黨史專家們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



二、百團大戰的真相

其一、百團大戰顯然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台灣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

八十年代的一些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沒有超過敵後防禦階段的限度”，它基本是“遊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

中共統計的百團大戰戰果稱：在三個月又十五天的戰鬥中，斃傷日軍兩萬零六百四十五人，偽軍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軍二百八十一人，偽軍一萬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據點二千九百三十三個，繳獲步馬槍五千四百餘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彈藥，破壞鐵路九百四十八裏，公路三千餘裏和橋梁、車站、隧道二百六十餘處，破壞煤礦五所……。

上述成果，以及它的戰線之長、戰場之闊大，足以說明，百團大戰決不可能是一場大型戰役或大型會戰。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範圍的大型戰役或會戰”了。另外，它雖然“戰果輝煌”，但至今沒有傷亡數字的事實，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戰役中，竟沒有一個中、高級軍官傷亡的事實，都隻能說明它的真實性是需要考慮的。與國民黨軍隊在二十二次大型會戰和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中所犧牲的二百餘位將官相比，誠屬不能想象。

其二、蓋因毛澤東堅決不準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連平型關戰鬥那樣的“大戰”毛澤東都不準八路軍參戰，彭德懷才不敢擅自組織一場真正的戰役。彭德懷以組織一係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是可能的。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它卻遭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一些領導人物以及某些黨史學家的一再批評。彭為此而具有了曆史性的“反毛罪行”。至今仍有一些黨史專家說：“這樣大的戰役行動，事先沒有報告中央，是背著中央擅自發動的。”   也有一些黨史專家們說：“這樣重大的戰役，還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批準就進行，從組織上講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但說根本沒有請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彭德懷本人在《自述》中說：“總部決定後，七月二十二日發出電報給各區，也報軍委”，“大概比預定時間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開始的。故未得到軍委批準（這是不對的），就提早發起了戰鬥。”   顯然，在連彭德懷也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敘述的“事實”是否是事實，也仍然需要甄別，就不用說那些黨史學們家了。然而，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根本原因，“百團大戰給我敵後帶來了嚴重的困難，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說穿了，無非是因為它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其三、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象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宣稱“我黨五十萬大軍積極行動於敵後，尤其是此次華北‘百團大戰’，則給了日寇以沉重打擊，給了全國人民以無窮的希望”。此後，毛澤東沒有打過一場象樣的戰鬥，並且從不曾出現過一個如董存瑞、黃繼光那樣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

毛澤東在他的《選集》裏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就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字也無法公布，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其隻意在借抗日以招兵買馬。至於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除掉參加平型關戰鬥和組織百團“大戰”以外，因再也沒有打過一場象樣的抗戰，便隻能用電影、小說來表示他們是如何地用“地道戰”、“地雷戰”和“麻雀戰”打敗日本並發展壯大起來的了。

對此，彼德· 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占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麵沒有采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地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

彼得· 富拉基米若夫還寫道：“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隻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

這便是中共自稱“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的曆史真相。全麵抗戰爆發之後，民族大敵當前之時，地方軍閥們不顧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戰的史詩般英雄行為，無疑隻能使得國共為中華民族的永世子孫所不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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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說真話，附：毛蔣抗戰語錄　　

抗日戰爭，簡稱“抗戰”，狹義上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國際上為區別中日甲午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而將此次戰爭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廣義上指“二戰”期間東亞、東南亞各地抗擊日本入侵的戰爭；由於日本入侵東亞、東南亞各國，戰火蔓延至南亞和太平洋地區，日本稱為大東亞戰爭。

中國抗日戰爭，是指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由於日本入侵中國導致的中日之間的戰爭，主戰場在中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與期間。



一。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說真話

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對抗戰中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國民黨和GCD所起的曆史作用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你好！
　　
　　　　這回涉及一個沉重的話題，其實也完全不必為我們自身悲觀。50年代初出生的我們，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們，包括發表網絡日誌的你的同事（估計是70年代後出生的了），包括“南京1937”那些年輕人，對曆史不都有越來越清醒的認識嗎？後人書寫前人的曆史，這是自然慣例，也是社會規律，想改也無法改，任何國家的執政者最須敬畏之處，也正在這裏。
　　
　　　　你的同事寫得很好，一個民族必須能夠發現和擁有自己的所有寶藏，必須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這些寶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島（中俄爭議的最後一塊土地）附近，對岸俄羅斯怎麽進行他們的教育?幼兒園教師帶孩子們到無名英雄墓，老師邊講邊哭，三、四歲的，五、六歲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著一起哭。也許那些孩子們並不真的十分明白為什麽哭，但他們看到老師哭了，老師那麽傷心，於是也都傷心地哭了。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們精神強大的基因。相比起來，我們差距很大。問題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來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歡便一概無淚的老師，和“選擇性對待曆史”的做法和態度。這種選擇性對待也是多種多樣的，上海新版的小學課本，把“狼牙山五壯士”從課本中去除了（解釋說“放到了課外輔導讀物裏”），而代之以＊＊＊和＊＊，說這才是新時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認為過去的英雄應該從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剔除了。這種“錢包鼓起來就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覺，隻能造成我們民族精神的萎頓。也許正是從這些方麵看，顯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這些並非大人物的並非小的責任。能看出來，你的同事是搞國際問題的，也看了不少資料，但對戰爭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準確的。
　　
　　　　首先，石牌戰鬥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會戰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殲敵25000人是曆時一個多月、從湖南北部到長江西陵峽口的石牌、延綿千裏戰線上的全部作戰成果，擊毀日機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戰的成果。石牌作戰5天，殲敵1000餘人。
　　
　　　　其二，不僅石牌不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斯大林格勒”，整個中國抗日戰爭也沒有“斯大林格勒”。這不是一個讓人舒服的說法，卻是研究那段曆史不得不承認的史實。“斯大林格勒”是形容從防禦到反攻、從被動到主動、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點和樞紐點，而石牌不是這樣的點。翻遍抗戰史，也找不到這樣的點。包括石牌作戰在內的鄂西會戰阻止了日軍的進攻，但此後日軍通過常德會戰、豫中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湘西會戰，仍然在不斷進攻；鄭州失守、許昌失守、洛陽失守、長沙失守、衡陽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國人聽到的一個又一個噩耗。特別是湘西會戰（日本人稱“芷江作戰”）竟然發生在1945年4月，距其天皇宣布投降僅剩4個月時間，鬼子們還在戰場上以劣勢兵力甚至劣勢兵器（湘西作戰非常明顯）向中國軍隊連續發動進攻，你說中國的“斯大林格勒”在哪裏？倒是湘西作戰末期日軍強弩之末的表現，讓美國《紐約時報》評論了一句“可視為中日戰爭轉折的暗示”，這句話我們就能聊以自慰嗎？那時在歐洲戰場希特勒已經自殺、德國人已經投降了，我們才僅僅把進攻的日軍擊退，然後繼續防禦。所以不是中國GCD故意淹沒了抗日戰爭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來就沒有。如果真有，別說一個GCD，全世界GCD加起來也淹沒不了。赫魯曉夫當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為伏爾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戰役”作為二戰蘇德戰場的戰略轉折點，至今標榜戰史，無人能夠撼動。
　其三，關於石牌作戰與平型關作戰的比較。前麵說了，把石牌作戰與鄂西會戰的關係弄清楚了，就會明白石牌作戰與平型關作戰殲敵人數基本一樣，都是1000多人。要說不一樣的話，那麽還有這樣幾個不一樣。
　　
　　　　平型關作戰是一天殲敵1000多人，石牌作戰是五天殲敵1000多人；平型關作戰是1937年抗戰開始的第一個勝仗，那時從國內看，華北國軍紛紛敗退，恐日情緒到處蔓延；從國際看，美英袖手旁觀，德日步步緊逼，中國空前孤立；此時以八路軍如此簡陋之裝備和長期連肚子都吃不飽的官兵打出一個平型關勝利，對鼓舞一直隻見失敗不見勝利的國人士氣、擊破“皇軍不可戰勝”神話，無疑意義極其重大。
　　
　　　　1943年的石牌之戰也是中國戰場一個顯著勝利，但那已是在台兒莊作戰勝利之後，而且此時二戰已經全麵開始，珍珠港事件也已發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已受美軍重挫，戰爭初期那股傲氣已經大減，而且此時美援已經大量擁入中國。在石牌作戰中，中美空軍曾給日軍造成很大殺傷；當時國軍的重迫擊炮團裝備40多門150毫米口徑的美式重迫擊炮，一次作戰就向日軍發射幾千發炮彈，僅僅幾個小時就殺傷日軍數百人。這些條件，在平型關作戰的八路軍都不具備，隻能憑借子彈和刺刀，一個對一個地較量解決。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執政資源（不但“在野”，此前還到處被“圍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享有政府正常財政撥款的軍隊（一致抗戰後享受過一陣，又中斷了），正是這些種種情況，決定了石牌作戰無法和平型關作戰相比。認為石牌作戰意義大於平型關作戰的說法，並沒有很好把握那段曆史。
　　
　　　　當然就像所有生命價值等同一樣，任何犧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說犧牲在平型關還是犧牲在石牌都應獲得我們同樣的尊敬，即使那些殞命於兵荒馬亂大潰退中的無數無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們在他們生命痕跡消失的地方放上幾束白花的。美國人今天還在滿世界尋找他們參加二戰官兵的遺骸，對我們該是一個多麽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廣島的紀念碑上，把死於原子彈轟炸及後續效應的20餘萬人一個一個姓名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樣一種對前人和後人負責的態度。而我們遭受南京大屠殺30萬人死亡，至今南京的紀念館內也隻刻有3000有名有姓的名字，其他29萬7千人的姓名呢？真令我們對世界汗顏。把這個帳也記在GCD頭上，顯然不公平，因為南京是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雨花台還是專門殺GCD人的地方。離南京近一些的“蘇區”（江西“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早被國軍“圍剿”得不得不萬裏長征、被驅趕到荒涼貧窮的西北一隅去了。南京城被日軍屠殺的30萬人中，將近10萬是來不及撤走的國軍軍人，而當時向南京進攻的全部日軍才5萬多人。這些都是不管我們多麽難受，也隻有承認的史實。
　我們過去用“地道戰”、“地雷戰”這些電影把敵後抗戰描寫得無所不能，宣揚英雄主義之時有過分之處，但今天恢複曆史的真麵時，又把原來的確被淡化的正麵戰場想象得英勇無比，也不是實情。國民黨內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副總裁汪精衛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超級震蕩；整個抗戰期間一直發生國軍部隊成建製地向日軍投降，轉成偽軍，使尾隨日軍作戰的偽軍達百萬以上（電影中“報告連長，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長期成為笑談），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中國戰場的奇景，使我們今天仍然羞愧。就說石牌戰鬥，以“勇將”著稱的國軍十一師師長胡璉一方麵表示“與陣地共存亡”，另一方麵又在江邊暗備小船，準備必要時逃命；打到最艱苦的第五天，國軍十八軍軍長認為難以支撐，已經下令撤退，突然接到後衛部隊報告，說入夜後日軍陣地槍炮聲沉寂，已經悄悄撤退了，這才下令立即向部隊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時向重慶報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這些，以一兩篇文章就“恢複曆史真麵”，同樣是弱不禁風的單薄。我們說這些作戰指揮層的猶豫與動搖，絲毫不減弱石牌戰鬥國軍官兵奮勇作戰和英勇犧牲精神的可貴可歎，它同樣是中國人不屈精神的傑出代表；說這些是要說明我們過去描述曆史的時候太多理想主義，今天想要再現一部公正的曆史，再不能僅僅憑另一種理想主義了。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GCD的高級領導者無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投降日本人去當偽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徳懷這些人的骨頭是很硬的。抗戰初期，蔣介石曾經悄悄告訴德國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國提出的“調停”意見，是因為“GCD人是絕對不會妥協的”，如果他同意妥協，在國內就無法實施領導了。我們今天認識曆史，如果拿現在GCD內那些腐敗分子、馬屁分子去和當年的GCD人聯想類比，可能永遠無法明白為什麽GCD能夠獲得大多數人民擁護、為什麽能夠從那樣一個弱小的力量最終奪取全國政權。
　　
　　　　長期以來國共之間的確分歧太深、對立太深，在那個時代也仇恨太深，這些都極大地影響到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給其他力量以許多可乘之機。當然今天已經大不一樣了，但我們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連戰夫人坦承來訪之前不知大陸會怎麽對待他們，可見心理陰影也一直沒有消除。說到曆史評價方麵，“選擇性認同”也是雙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讓人看到今天巨大的進步。胡主席在9月3日紀念大會講話中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GCD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將國民黨置於GCD之前，將正麵戰場置於敵後戰場之前，不能不說是巨大曆史進步；說“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麵戰場，組織了一係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講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名將時也講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國軍將領，講“狼牙山五壯士”時也講國軍的“八百壯士”，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曆史進步。雖然國民黨方麵至今還沒有這樣評價過GCD，但回歸曆史的真實，本身已經是曆史的選擇，而不是黨派的選擇了。所以我們沒有必要悲觀，因為曆史的確在不斷進步。它不需要再來個整體推翻、推倒重來，它正在一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麵。
　　
　　　　你的同?如意的地方，我倒覺得並不在於是否應該給白發蒼蒼的老兵們放幾把藤椅，也不在於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時是否該由政治局常委打頭。中國人第一次這樣紀念自己的勝利日（台灣那邊除了模仿日本人說“終戰”別的不敢提），第一次讓人感覺到勝利不僅屬於國共兩黨、還屬於海內外全體中國同胞，本身已經向世界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曆史演進並不都是主動和自覺的，就這個意義說，那60聲震人心魄的禮炮震撼和開啟的心扉，也許不是儀式設計者的預料，推開的卻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國人的大門。
　　
　　　　對不起，寫了一堆不輕鬆的話題。民族的成熟最終是民族中個體的成熟，相信這種討論不會遏製、而會加速思想的成熟。




二。蔣介石是這樣愛國的（1926—1956）
　　
　　1926年，英軍軍艦公然炮擊武漢北伐軍。1927年2月，英國建議各個帝國主義國家“聯合武裝保衛上海”，軍艦90多艘，士兵5000人，美國提出將凇滬化為“中立區”，阻止北伐軍進入上海，3月英美炮轟南京，製造“南京慘案”，蔣向製造“南京慘案”的英美賠款。
　　
　　北伐軍占領南昌後，蔣介石公開向外國記者表示對西方的“友誼”，要求英美援助，其心腹戴季陶前往日本，尋求支持上海買辦虞洽卿秉承英美意思，提供蔣介石6000W作為反共經費。這件事情的直接後果就是1927年4月12日，他以青紅幫為爪牙襲擊工人糾察隊，死傷300多人。4月13日，****舉行上海罷工，***到寶山路，被軍隊用機槍鎮壓。
　　
　　1927年9月，下野的蔣介石取得日本支持，日本接巨款給他反共。他還和美國駐日本特使密約，美國支持蔣介石重掌握政權，統一中國。他保證美國在華權益，並幫助其發展。
　　
　　1928年5月1日，國民黨占領濟南，2日，日本第6師攻擊濟南，3日，攻擊國民黨軍，夜間，蔣介石撤軍。日本製造“濟南慘案”，6000軍民被殺。國民政府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等被綁架，蔡公時被割去耳鼻，挖取雙眼，後被殺。5月6日，蔣介石、馮玉祥會麵，蔣介石懼怕日本，提出放棄北進，與張作霖劃江而治，維持南北中國，遭到多數人反對，蔣介石下令繞城而過，繼續北伐。他本人回南京“休息”，由馮玉祥和閻錫山進攻北京。
　　
　　1931年：
　　
　　6月5日，蔣介石在南京立法院講話：“今日中國唯一之敵人為赤匪。”
　　
　　7月蔣給張學良電：“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恐被****利用，.......故官民須協力抑製排日運動。”
　　
　　7月23日，《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提出“先安內再攘外”，不消滅“***”和“粵逆”就不能抗日。這是蔣首次公開發表“不抵抗主義”的國策。
　　
　　在這期間，蔣介石稱：“排日運動，荼毒國家，並損壞政府而已。”取締了在南京等地舉行的抗日集會。
　　
　　8月16日，蔣介石給張學良密電：“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於不顧。
　　
　　9月12日，南京政府指示張學良滿足日方的一切要求。張學良采取不抵抗政策。蔣介石特地前往石家莊召見張學良，當麵指示：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隻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麵，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辨不清了。”
　　
　　蔣介石給張學良指示:“沈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候中央處理可也。”
　　
　　9月18日，柳條湖一帶日軍炸毀南滿鐵路的轟響剛過，南京軍委會立即電示東北軍當局，稱：“關東軍在南滿附屬地自動演習，屆時望吾軍固守陣地，切勿妄動，以免誤令。切切此令。”
　　
　　就在9月18日這天，蔣介石去江西“剿共”。
　　
　　評論：就這樣，在蔣介石這種混蛋的指導下，在張學良這樣的紈絝子弟的指揮下，東北三天時間就陷落了。
　　
　　9月21日，蔣介石在南京黨員大會上講：“以和平對野蠻，忍痛息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
　　
　　1932年：
　　
　　1月24日,何應欽趕到上海，要求十九路軍按日方要求，後撤三十公裏，且擔心十九路軍”行動越軌”急於下令該軍換防調離。
　　
　　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19路軍蔡廷鍇和蔣光鼐不顧蔣介石不抵抗的密令奮起抵抗，迫使日軍三易其帥。
　　
　　2月21日，軍政部更通令各部隊：“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無須援兵，盡可支持。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致使京滬、滬杭線上國民黨軍6個師任憑十九路軍苦戰而坐視不救。
　　
　　淞滬戰爭中，國民黨海軍更置身事外。駐滬海軍居然按蔣介石授意，與日軍達成互不侵犯條約：“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本艦隊也不攻擊中國艦隊，以維友誼。”導致得日軍的兵力和物資不受任何幹擾源源輸滬，暢通無阻。
　　
　　同時，蔣介石命令上海市長吳鐵城查封“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蔣介石拒絕為19路支援和接濟軍火。
　　
　　3月1日，19軍被迫撤退。結果抗日英雄成為蔣介石整肅的對象，種下了以後福建事變的前因。並在同年簽訂《淞滬停戰協定》，規定，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在上海至蘇州、昆山地區無駐兵權。但日軍可在上述地區駐“若幹”軍隊。
　　
　　當天上海的《時事新報》評道：“國民主戰而政府不戰，國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國民力援十九路軍，而政府坐誤戎機，國民紛紛組織義勇軍，置身火線，而政府擁兵200萬，參戰者不過四十分之一，國民反對議和而政府毅然簽字，則一切責任，顯然獨在當局。”“如此協定，謂未屈服不可得也！謂未辱國喪權不可得也！”
　　
　　
　　1933年：
　　
　　日軍進攻熱河，熱河主席兼軍團總指揮湯玉麟不戰而逃。熱河淪陷，進而威脅察哈爾省。1月，日軍占領山海關，3月占領承德，4月占領秦皇島，5月占領通洲。
　　
　　3月6日，蔣介石從剿共前線回到保定，目的在於阻止29路等軍隊抗日。他對將領說：奢言抗日者殺無赦。”接著取消河北境內義勇軍、救國軍等組織。
　　
　　5月26日，馮玉祥和****員吉鴻昌、方振武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軍血戰，收複多倫，把日本趕出察哈爾。然而，蔣介石以“妨礙統一政令”為理由，聯合日偽軍共同夾擊同盟軍，並派特務分化瓦解同盟軍。
　　
　　同盟軍失敗後，馮玉祥被迫回泰山讀書，吉鴻昌流亡租界，被叛徒出賣後被特工刺殺受傷。1934年11月吉鴻昌在天津被捕，英勇就義。
　　
　　關押期間，特務要他寫自新書，他這樣寫詩：渴飲美齡血，饑餐介石頭。歸來報命日，恢複我神州。
　　
　　就義前，留有《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5月31日，蔣介石命令北平軍分會總參議熊斌與關東軍崗村寧次簽訂《塘沽協定》，實際上承認日本占領東三省和熱河。
　　
　　10月20日，19路軍聯合李濟深等人，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蔣抗日”。21日，與紅軍達成抗日反蔣協議。蔣介石發動11個師，以廈門不駐軍為條件，聯合日本第三艦隊“借口保護僑民”，派兵登陸，共同攻擊19路軍。
　　
　　這段時間，蔣介石的一些言論：
　　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麽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 ——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政府現在既已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 ——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
　　
　　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黨可同意向日本。。。。讓出東北”。 ——蔣介石派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東北問題，1931年10月
　　
　　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蔣介石在南昌，1931年8月22日
　　
　　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 ——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1933年9月23日
　　
　　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隻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麵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1933年4月7日
　　
　　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禦外侮。 ... "http://org"——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評論：亡於****，亡國而已；亡於日本，亡天下。蔣介石把私利放在天下利益之上。直到日本開始打擊他命根子華東的時候，他的私利才和國家利益一致。
　　
　　1934年12月，蔣介石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說：“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
　　
　　1935年：
　　
　　老同盟會員、國民黨元老續範亭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不抗日，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誌，震動全國。
　　
　　此時，日軍南侵，威脅平津。在華北製造“華北事變”。何應欽與梅津美治郎達成《何梅協定》，國民政府軍隊撤出河北，取締一切抗日活動，取消河北黨政機關。
　　
　　6月27日，國民黨察哈爾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純與日本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以換文方式達成協議，通稱“秦土協定”。按照這些協定，中國在河北和察哈爾（現在分屬河北、山西兩省）的主權大部喪失。
　　
　　12月9日，北平學生發動“一二.九”運動，要求“反對華北自治”、“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隊伍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被水槍和刺刀鎮壓，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傷。12月14日，北平報載，國民政府應日本“華北特殊化”要求，於16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中方為29軍長宋哲元，日方為漢奸王克敏、王揖唐。
　　16日，學聯開始集會。
　　
　　1936年：
　　
　　10月23日，蔣介石在上海逮捕全國各界救國會領導人。即“七君子事件”。14家報社以“宣傳抗日”為罪名被關閉。
　　
　　12月12日，西安事變，蔣介石被迫聯共抗日。12月31日，張學良被判刑15年。1937年1月4日，張學良被終身***。
　　
　　1937年：
　　
　　12月2日，南京軍事長官會議集體同意日本的七項議和條件，即：日本占領內蒙古、華北統治權”等七項。下午，蔣介石召見德國大使陶德曼，表示接受。但是因為日本已經不甘滿足這些條件，加快進攻南京，議和失敗。
　　
　　
　　1938年：
　　
　　6月，國民黨西安當局逮捕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安總隊長。
　　
　　8月，國民黨武漢衛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先隊”、”青年救國團”等群眾救亡團體，把要求抗日的民眾推向****那邊。
　　
　　1939年：
　　
　　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蔣介石說，他的“抗戰到底”的“底”就是“要恢複七七事變 以前的原狀”。並且確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
　　
　　1月，國民黨河北保安司令張蔭梧在給蔣介石電報裏提到，把投敵的國民黨將領稱作“施行曲線救國”。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曲線救國。
　　
　　1939年冬－1940年春，根據蔣介石反共方針，發生第一次反共高潮。 ...
　　
　　39年4月30日山東國民黨軍襲擊博山，發生博山血案，殺死八路軍400多人；6月11日發生深縣血案；6月12日發生平江血案；9月1日發生鄂東血案；40年1月11日發生確山血案，近3千八路軍和新四軍指戰員(包括傷病員)及家屬被慘殺。
　　
　　胡宗南進攻進攻陝甘寧邊區，占領鎮原、正寧等5地。山西閻錫山十二月事變進攻抗日決死隊（新軍）、八路軍。殺害地方政府人員和八路軍後方醫院傷病員，遇害者200多。
　　
　　此外冀南根據地也被攻擊。
　　
　　1940年，國民黨進攻八路軍總部所在的太行山區。
　　
　　1941年：
　　
　　皖南事變，新四軍傷亡9000多人。開始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英國乘當時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麵臨的危急情況，以封閉滇緬公路作為壓力，同國民黨政府於６月18日用換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區劃定了一條對它片麵有利的邊界。這就是所謂“1941年線”。這些問題統稱為“中緬江心坡問題”.

　　
　　1942年1月，同盟國正式組織中國戰區，蔣介石任統帥，美國的史迪威出任參謀長。史迪威對中國的期望很大，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國軍東進奪還武南進奪取河內的作戰計劃。羅斯福也希望蔣介石盡快在中國開辟第二戰場，蔣介石則推說中國軍隊的裝備落後，補給困難，要等打通印緬道路得到充分援助物質後，才能作戰。在開羅會議期間，在談到對日作戰問題時，蔣介石沒有表現出什麽興趣。羅斯福終於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隻放在監視共產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的回憶錄)。史迪威對蔣介石隻想得到武器裝備卻不願作戰的作法十分不滿，幾次要美援裝備中共的軍隊，並提出按戰鬥力來分配援助物資。
　　
　　1943年：
　　
　　6月18日，胡宗南40W人包圍陝甘寧邊區，7月7日，胡宗南炮擊陝甘寧邊區關中軍分區，開始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5年：
　　
　　8月14日，國民黨和蘇聯簽訂《中蘇條約》。　　
　　這個條約裏要求：
　　-- (中蘇)共同經營中國長春鐵路;
　　-- (中蘇)共同使用旅順口為海軍根據地。
　　-- 中蘇兩國中蘇兩國軍艦及商船使用旅順口
　　-- 該區域內之民事行政...將顧及蘇聯在該區域內之利益。
　　-- 如有爭議，則此類事件應提請中蘇軍事委員會審議決定之。
　　-- 蘇聯政府在旅順口，有權駐紮陸海空軍，並決定其駐紮地點。
　　-- 蘇聯政府並擔任設置及維持為該區域航行安全所必需之燈塔信號及其他設備。
　　-- 本協定期限定為三十年，自批準之日生效。
　　-- 承認蒙古民主獨立




三。毛澤東在抗戰期間的語錄

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麵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麵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隻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拚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人祖國是全世界****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占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占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偕委員黑田壽男去北京，與毛澤東有下麵一段對話∶
　　毛∶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蔣介石，中國****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聽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說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沒有什麽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佐佐木∶謝謝。
　　
　　毛∶不要講過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說是好事，幫了我們的大忙。請看，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同時，你們的壟斷資本、軍國主義也幫了我們的忙。日本人民成百萬、成千萬地醒覺起來。包括在中國打仗的一部份將軍，他們現在變成我們的朋友了。（摘自《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頁。）
　　
　　 　　
　　1972年，中日建交的時候，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向毛澤東道歉，“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是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
　　
　　毛澤東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怎麽能夠強大？我們怎麽能夠奪權哪？怎麽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他感謝田中角榮。“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摘自〈田中角榮傳〉）
　　
　　■“原子彈損害了日本人民”
　　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了兩個原子彈，損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國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間的名聲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政府是強迫日本人民進行侵略戰爭的，但後來起了變化，遭到了美國的原子彈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對戰爭。
　　（同參加在日本召開的第十一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後訪華的外賓談話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啦！”
　　中日關係的曆史是很長的，人類幾十萬年以來過著和平的生活，我們的祖先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啦！應該忘記，因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記在我們腦子裏幹什麽呢？
　　（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談話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已經賠過不是了。不能天天賠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把我們的關係改變了，剛才已經講到，你們是處於很好的地位，處於理直氣壯的地位。過去你們欠過人家的帳，現在你們不再欠帳了，而是有人欠你們的帳。你們現在很有政治資本，我們也有政治資本，向美國討帳。它欠了我們的帳，這一點，我想我是根本沒有講錯的。你們現在是輕鬆愉快了，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不同了，理由抓在你們手裏，是不是？對不對？對你們過去欠的帳再要來討帳，這是沒有道理的。你們已經賠過不是了。不能天天賠不是，是不是？一個民族成天嘔氣是不好的，這一點，我們很可以諒解。我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對中國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們當作敵人看待，而是當作朋友看待的。
　　（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談話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不應由日本人民負責”
　　有人不了解，為什麽中國人和日本人過去打過仗，現在還這樣親密。他們不知道，日本人民同壟斷資本和軍國主義軍閥是不同的。過去的戰爭應由壟斷資本、軍國主義政府負責，而不應由日本人民負責。人民為何要負責？如果說人民要負責，那末大家都來反對日本人民，那還得了！事實上是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威脅、欺騙、強迫日本人民去當炮灰的。
　　（同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的談話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感謝日本侵略中國”
　　
　　日本皇軍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
　　
　　(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的談話全文(1961/1/24))
　　
　　以上均出自毛澤東言論選（均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合作編輯的《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毛澤東外交文選）




四。外國人這樣評價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用大量的史料證明國民黨和****都在盡力逃避抗日的主要責任。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一句話就是“日軍想找八路軍主力決戰”說明主力一直在逃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