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廣更NB ,他是聖人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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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汗”都有誰 唐太宗獨據此尊號?
“天可汗“這一尊稱,是否為太宗所獨據?抑或是”天可汗”泛指唐廷諸帝?遊牧民族君長,有否類似之稱號?
自太宗至代宗,唐朝皇帝均有被上稱為”天可汗”的紀錄,絕非隻有太宗一人所獨有之,而其中尤以玄宗一朝為最,高達七次之多。分析其原因,可能與當時大食入侵西域地區有關,西域各城邦諸國紛紛要求唐廷出兵,保護其國防安全;再者,尊稱唐帝為”天可汗”的種族中,有北方的突厥、回紇(鶻)以及西域諸國,從未有東方(如日本、朝鮮三國)與南方(如南詔、天竺)或西南方(如吐蕃)民族稱唐帝為”天可汗”。
推究其原因可能是東方及南方諸國,對其君長並非稱作”可汗”(或稱王、天皇、讚普),是故其上書稱唐帝時,也就不用”天可汗”此一稱號,而采用皇帝、天子、陛下等尊稱。蓋貞觀四年,上尊太宗為”天可汗”者,為當時西域、北方諸君長,而非《通典》及《資治通鑒》所謂的”四夷”君長。以往學者多認為”天可汗”係遊牧民族專對唐朝皇帝之特稱,然而考遊牧民族曆史可以發現,”天可汗”一名並非是唐朝皇帝所獨有,在漢文史料中,即可找到遊牧民族君長有類似稱號:
其一,突厥登利可汗。據《舊唐書》〈突厥傳上〉載:伊燃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新唐書》〈突厥傳下〉載:其弟嗣立,是苾伽咄祿可汗,使右金吾衛將軍李質持用為登利可汗。明年(開元二十九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子”雲。
其二,回紇登裏可汗。據《舊唐書》〈回紇傳〉載:幹元二年夏四月,回紇毘伽闕可汗死,長子葉護先被殺,乃立其少子登裏可汗,其妻為可敦。《冊府元龜》〈外臣部〉載:幹元三年,葛勒卒,長子葉護先被殺,乃立其少子移地健,是為登裏可汗。
考”天可汗”,乃”Tangri Qaghan”一詞之音譯。遊牧民族稱”天”為”Tangri”,唐人譯作”登裏(利)”,或”騰裏”。由此以觀,則在同一時期,突、回民族既稱唐朝皇帝為”天可汗”(Tangri Qaghan),遊牧君長亦自稱為”Tangri Qaghan”,顯示其偉大、神聖。惟在漢文史料中,將前者譯作”天”可汗,而後者則譯為”登利”可汗或”登裏”可汗。
自我觀念之深植人心,故不將突厥與回紇之”登利”、”登裏”譯為”天”。於是乎”天可汗”之稱就成為自唐太宗以來,對中原皇帝獨一無二之專稱。不唯如此,漢人在稱”登利可汗”時,將”登利”譯釋為”果報”,如《舊唐書》〈突厥傳上〉載:登利者,猶華言果報也。此亦是天朝自我觀念使然,要維持唐朝皇帝稱”天可汗”之唯我獨尊形象。及至近代,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elliot)予以指正,以為”登利(tangri)突厥語訓為天或神,與果報之意甚遠”。
事實上,”果報”本身就含有天、神之意,因為唯有天及神才有權力決定世間的果報,隻因為撰史者欲避唐皇帝”天可汗”之唯一性,故將”登利”隱譯成為”果報”。而突厥、回紇君長自稱為”天可汗”,原因在於當時兩國國勢均十分強盛,其君長欲與唐朝皇帝相抗衡。
貞觀四年,東突厥雖已敗亡,其餘眾尚有十幾萬部落降唐,後因貞觀十三年(639)九成宮之變,太宗於貞觀十五年(641)命悉徙突厥還故地,突厥民族遂又逐漸壯大。傳至默啜(Batur)時其國勢逐漸強盛。其子毗伽可汗(Bilga Qaghan)在祖先餘蔭之下,國勢如日中天,被稱為Elteris(Ilteris)Qaghan ,即國家複興可汗之意。至毗伽可汗之子則不可一世,自號為登利可汗(Tangri Qag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