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斥：方勵之的康熙“盛世”是中國科學衰落之始

駁斥：方勵之的康熙“盛世”是中國科學衰落之始

方勵之的康熙“盛世”是中國科學衰落之始    此文甚好 好就好在讓我明白了　為什麽網上醜化清朝的風氣這樣猖獗　原來醜化清朝的不隻是某些對曆史無知的皇漢　還有海外的民主鬥士，在指桑罵槐　此外，還有曆史界的大儒，比如周思源教授
　　當然，還有海外的曆史界　某些對曆史無知的皇漢醜化清朝目的太明顯，不必解釋。　中國知識分子醜化清朝，是要說明我們中國的文明本來都是很好的先進的　但因為清朝而被西方超過　也就是說，中國的落後都是清朝惹的，中國文化本身是偉大光榮正確的　這並不符合事實　中國落後正是因為中國文化是儒教　　儒教輕視科學輕視商業　沒有科學，手工業無法工業化　　沒有工業化，也就沒有資本主義　　結論，清朝為儒教背了黑鍋。　　但儒教代表人物如錢穆，周思源，葛劍雄和劉興武等等卻在極力歪曲事實
　　
　　洋人及民主鬥士醜化清朝　目的是挑起中國的民族矛盾
　　
　　洋人醜化清朝的另一個目的　　是西方文明中心論，說中國文化如何不行　　英國使者來乾隆朝下跪了，卻說沒下跪　　還被編造成了戲劇　　以凸顯洋人的文明比中國高，中國如何野蠻落後　　實際上是，英國試圖在中國來個國中之國　　乾隆當然不會答應　　因為英國使者下跪了，又沒達到目的
　　因此，英國使者極力醜化清朝，醜化乾隆　　這和康熙時代驅除違反清朝體製的基督徒一樣　　這些基督徒也竭力醜化康熙　　洋人醜化康熙和乾隆的語言，被中國的知識分子引用宣傳　　真不知道這些教授是否為中國人　　幫助洋人醜化乾隆的有複旦大學的地理曆史中心主任葛劍雄下麵用事實來揭穿這些謊言。參見我的宋元明清四朝的科技對比
現在僅以天文學為例。

總的來說，元朝領先於世界，明朝起的閉關鎖國和排外而使天文學落後，明朝末期引進的西方的天文學不是西方當時最先進的，清朝試圖追趕，比明朝的天文學研究人員和水平都要高。結論：明朝才是天文學落後的根源。這隻是天文學，還有航海和數學，也從明朝衰落。有人一定會說什麽政和下西洋，哪個時候的造船和航海技術是宋元兩朝的結晶，後來，明朝禁海，把宋元時代的先進造船術失傳了。
　　
　　
有人說，“明朝的天文學理論，較前代有一定的進步”，這是錯誤的。中國最天文學的最高峰是元朝，世界領先　明朝禁海，排外等政策，導致中國天文學停滯和落後　　明朝後期比前期略有進步，而不是比元朝進步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萌芽：從遠古到西周末 （公元前 770年以前） 　　　　
　　　　體係形成時期：從春秋到秦漢 　（公元前770～公元220年）
　　　　繁榮發展時期:從三國到五代(公元220～960年) 　　　　
　　　　由鼎盛到衰落：從宋初到明末(公元960～1600年)　　　　
　　　　中西天文學的融合：從明末到鴉片戰爭 （公元1600～1840年） 　　　　
　　　　近代現代天文學的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 （公元1840～1979年）
　　

(1)  元代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邢台人，中國元代天文學家、數學家和水利學家。郭守敬曾擔任都水監，負責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1276年修訂新曆法，經4年時間指定出《授時曆》，通行360年。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一種曆法。他采用了類似現在球麵三角算法的“弧矢割圓術”來處理黃道和赤道的坐標換算，在計算太陽、月亮和行星原形位置時創造運用了“招差法”，也就是三次差內插法。並設計製作了多種天像觀測儀器，包括簡儀和高表。組織了大量的天像觀測工作，包括測定恒星位置，測定冬至點、近地點以及黃道和白道交點位置，編製了月亮運動表，測定了全國27個觀測點的緯度。確定了一個月為29.530593日，一年為365.2425日。正式廢除以前曆法積累的時差，以實際觀測為準。確定以一年的1/24作為一個節氣，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此原則現在一直采用。為了紀念他，目前邢台市最主要的一條街道命名為“郭守敬大街”。　　
　　
　　
　　1276年元軍攻下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以後，忽必烈把金、宋兩個司天監的人員集中到大都(今北京)，再加上新選拔的一些人才，組成了一支強大的天文隊伍。這支隊伍在王恂、郭守敬主持下，從事製造儀器，進行測量和編製新曆，在短短的五年時間(1276～1280年)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將中國古代天文學推向新的高峰。
　　　　
　　　　　　第一，製造了多種新儀器，其中簡儀、仰儀、高表、景符、正方案和玲瓏儀等都具有新意。簡儀是對渾儀進行革命性改革而成的，它的設計和製造水平在世界上領先三百多年，直至1598年著名天文學家[[第穀]]發明的儀器才能與之相比。仰儀是用針孔成像原理，把太陽投影在半球形的儀麵上，以直接讀出它的球麵坐標值。高表是把傳統的八尺表加高到四丈，使得在同樣的量度精度下，誤差減少到原來的五分之一。景符是高表的輔助儀器，它利用針孔成像的原理來消除高表影端模糊的缺點，提高觀測精度（見登封觀星台）。正方案是在一塊四尺見方的木板上畫19個同心圓，圓心立一根表，當表的影端落到某個圓上時就記下來，從早到晚記完後把同一個圓上的兩點聯接起來，它們的中點和圓心的聯線就是正南北方向；如果把它側立過來，還可以測量北極出地高度。這是一種便於攜帶到野外工作的儀器。玲瓏儀和蘇頌、韓公廉所造的渾天象相似，是一種可容人在內部觀看的表演儀器。1281年以後,郭守敬還創製了不少新儀器,其中大明殿燈漏是最突出的一項。它是一個外形像燈籠球、用水力推動的機械報時器。上麵還布置有能按時跳躍的動物模型，這同歐洲在機械鍾表上附加的種種表演機械是一樣性質的。
　　　　
　　　　　　第二，進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觀測工作。在全國27個地方設立觀測所，測量當地的地理緯度，並在南起南海（北緯15度），北至北海（北緯65度），每隔10度設立一個觀測站，測量夏至日影的長度和當天晝夜的長短。
　　　　
　　　　　　第三，對一係列天文數據進行實測，並對舊的數據進行檢核，選用其中精密的數據。例如，回歸年數值取自南宋《統天曆》（1199年），朔望月、近點月和交點月的數值取自金趙知微重修的《大明曆》（1181年）和元初耶律楚材《西征庚午元曆》。對於二十八宿距度的測量，其平均誤差不到5┡，精確度較宋代提高一倍。新測黃赤交角值，誤差隻有1┡多。
　　　　
　　　　　　第四，在大量觀測和研究的基礎上，於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編成《授時曆》，並於次年起實行。《授時曆》用三次差內插法來求太陽每日在黃道上的視運行速度和月亮每日繞地球運行的速度，用類似球麵三角的弧矢割圓術，由太陽的黃經求它的赤經赤緯，求白赤交角，以及求白赤交點與黃赤交點的距離。這兩種方法在天文學史和數學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授時曆》從元代一直用到明亡（公元1644年）。在明代把它改名為《大統曆》，但方法上隻是把北京所見的日出日沒時刻改為南京所見的時刻，以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為曆元，省去了回歸年百年消長之法等，其他都無改變。


(2)    明朝


　
　　歐洲人眼中明朝的真相
　　
　　
　　杜車別先生發了幾篇文章說明朝有多富，他摘錄一些曾德昭的記載
　　
　　“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個港灣停留8天，……，一個砂漏時辰過去，僅僅數數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麽多的船都滿載貨物，便利旅客，簡直是奇跡。船隻都有頂篷，保持清潔。有的船飾以圖畫，看來是作為遊樂之用的，不是運貨的”
　　
　　“所有的省都不乏長壽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見許多精力旺盛和健壯的老人”
　　
　　“他們的住房因設計良好而便於住宿，整潔舒適”“他們種植許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們在各地，即使小村鎮，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豬肉，牛肉去骨售賣，他們的鹿肉很少，也不怎麽愛吃它”
　　
　　“中國人特別喜歡花，他們有非常美麗，但不同於我們的花。我們有的，他們也有。有一種沒有甚麽味道的丁香紫羅蘭。他們極力在園子裏種植全年各個季節的花，在園裏，它們看來很希奇。”
　　
　　
　　與曾德昭稍早的還有,羅馬1585年出版了西班牙人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談到了早期歐洲旅行家對"中國富裕”的獨特感受。首先，他們對中國"在歉收時期皇家倉廩把穀物施舍等方麵"有特別的印象，
　　
　　此外它記述到："他們人數眾多和窮”、"那些貧窮的寡婦和為生活所迫的人，不能維持生活，為滿足他們的需要，可以出賣孩子，使他們淪為終生的奴役，這是允許的。”
　　
　　
　　曾德昭在該書中描述了中國江西省人的生活時說："他們大多生活貧困，很窮，吝嗇，一毛不拔。”
　　
　　
　　"中國沒有歐洲富,也沒有多少人可以稱為富翁,歐洲的窮人沒有中國那麽多,那麽窮.百姓的人數不可勝計,他們沒有資金,沒有資金,或者,沒有足以維持那麽多人的本錢,或填滿若幹腰包的金幣."
　　
　　
　　
　　
　　明朝科學呢？傳教士帶來的是當時歐洲最先進的麽？可是咱們那時候還覺得挺新鮮，這說明什麽？利瑪竇帶來的所謂西學，都是不知道是長毛鬼多少輩子祖宗之前學的東西！鬼子12世紀就開始做科學實驗了，徐光啟活到17世紀初，可是此前的時代，西方就活著哥白尼，伽利略，笛卡爾，帕斯卡……現代物理學，解析幾何，概率論，等等都出現了，再說，徐光啟翻譯過來的東西有幾個人看？頂多就在教徒裏看看吧，當作對宗教信仰理解的輔助。有幾個人認為那些個東西是真正有用的？這還扯說能和西方接上軌？
　　
　　明代中葉以後,以八股文為主要方式的考試選舉製度的確立,是知識分子放棄其作用,向統治者強權全麵的屈服的標誌,從此,他們在也不能代表社會的良知和正義,以複社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文人雖然以各種方式抗爭,也不能改變這種趨勢了。


(3) 清朝

　　　　
在康熙三年到七年（公元1664～1668年），因楊光先的控告，湯若望被欽禁時期外，直至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為止，清政府都聘用歐洲傳教士主持欽天監，有時還同時任用二、三個傳教士。這期間欽天監做的主要工作有以下三項：
　　　　
　　　　　　康熙八年到十二年，南懷仁（1659年來華）負責製造了六件大型第穀式古典儀器，現存北京古觀象台。儀器製成後並編寫了一部說明書，即《靈台儀象誌》。
　　　　
　　　　　　康熙六十一年，在修改《西洋新法曆書》的基礎上，編成《曆象考成》一書；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又編成《曆象考成後編》10卷，第一次應用了開普勒行星運動第一、第二定律，但是，在橢圓焦點上的是地球而不是太陽。
　　　　
　　　　　　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編成《儀象考成》32卷，所列星表收星3,083顆。道光年間,傳教士離開以後，中國天文工作者對《儀象考成》星表重新進行了測量，於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編成《儀象考成續編》32卷，收星3,240顆。
　　　　
　　　　　　清政府除組織欽天監主編這些圖書以外，在康熙和乾隆年間還組織過兩次大規模的測量工作。康熙四十七年到五十七年間進行的一次,在全國測量了630多個地方的經緯度，建立了以北京為中心的經緯網；決定以工部營造尺為標準，定1,800尺為1裏，200裏合地球經線1度。這種使長度單位與地經線 1度的弧聯係起來的方法，在世界上是一個創舉，比法國製憲會議關於以地球經圈的四千萬分之一弧長為1米的決定早 80年。在這次測量中還發現，38°～39°之間每度的弧長較41°～47°之間每度的弧長短,6°內就相差258尺;就是在41°～47°之間，每度弧長的裏數也不相同。這是世界上第一次通過實地測量獲得的地球為橢球體的資料。
　　　　
　　　　　　在清代，還有一批民間天文學家，他們采取嚴肅的治學態度,無論是對於古代的東西，還是外國的東西,都細心鑽研,有所批判，有所發展,在中西天文學的融合上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其中著名的有薛鳳祚、王錫闡、梅文鼎。薛鳳祚在翻譯西方天文學著作的基礎上,著有《曆學會通》等十餘種書,除介紹一般理論外,還係統地、詳盡地介紹了各種計算天體運動的方法，其特點是運用了對數。為了計算方便，他把60進位製改成10進位製，為此，並重新編出三角函數等數學用表。王錫闡與同時代的薛鳳祚有“南王北薛”之稱,但王的成就比薛要大,他著有《曉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在前一書中他提出金星淩日的計算方法並改進了日月食的計算方法；在後一書中推導出一組計算行星位置的公式，計算結果準確度較前為高。梅文鼎著述較多，在普及天文知識方麵很有貢獻。他和江永等人在研究行星運動的過程中萌發了引力的思想，江永說得尤為清楚：“五星皆以日為心，如磁石之引針。”（《翼梅》卷五）
　　　　
　　　　　　梅文鼎以後的乾嘉學者，在天文學方麵的主要貢獻是運用當時的天文知識對經書和史書中的天文資料進行訓詁、校勘、辨偽、輯佚等考據工作，使許多疑難混亂的資料得到一番清理。其中重要的有李銳對漢代《三統曆》、《四分曆》和《乾象曆》進行了研究；顧觀光對古六曆和《周髀算經》進行了研究。此外，阮元等編撰了《疇人傳》，汪曰禎著有《曆代長術輯要》。這些都是有益於天文學史研究的工具書。
　　
　　
天文學研究空前時髦
　　
　　天文曆法之學在清代風靡一時。上至皇帝，下及布衣，凡知識階層鹹以言天文曆法為榮。當時天文學研究的時髦程度，遠出於今天一般人所能想象者，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空前的。這裏隻能先提供少數典型事例和一些統計資料。
　　　　康熙皇帝熱心學習和研究天文學，素為中外學者所樂道，但經常隨侍在側的耶穌會士們提供的細節更能使我們獲得感性認識。比如，1682年康熙巡視遼東，夜間宿營時，“他拿出來幾年前給他製作的小型星座圖表，依據星的位置說出時刻來。這樣，他便在其周圍的貴人麵前，能誇示自己的學問而得意”。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見張誠(J．P．Gerbillon)，向他學習使用天文環，康熙“雖然弄得滿頭大汗，還是對這個儀器的全部用法進行了實習。他對天文環及半圓儀的準確程度給予了高度評價”。康熙對天文學的興趣和造詣，也許可以說在中國曆代帝王中絕無僅有，但他並不是清代惟一對天文學有興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請耶穌會士時“想了解行星聯珠的情況，並就它們的推算提了各種問題”。
　　　　皇帝由供奉內廷的耶穌會士充任私人教師，使用西方儀器，學習天文學的條件當然很好，民間布衣則是另一番光景。比如張雍敬，寫過一部關於曆法的著作《定曆玉衡》，為了和大天文學家梅文鼎切磋學問，“裹糧走千裏”，到梅文鼎處相互辯論一年多，包括幾百個問題。最後大部分意見都一致了，“惟西人地圓如球之說則不合，與梅氏兄弟及汪喬年輩往複辯難，不下三四萬言”。而劉湘奎（加個火字旁）則因慕梅文鼎之名，竟至變賣了家產，不遠千裏從湖北跑到安徽，成為梅的弟子。後來因幫助梅文鼎完善了行星運動模型而受到梅的讚賞。
　　　　達官貴人也熱衷於談天文曆法。這方麵最生動的例子之一當推曾國藩。他除了軍事、政治和外交等方麵的活動為人所知，生前亦頗以學問名世，自己很以此自負。然而他晚年在給兒子的信中卻表示，自己“生平有三恥”，其第一恥竟是：“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殷殷叮囑，要兒子“爾若為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恒星五緯，難認尚易，……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不久又再寫信督促，重申前意。
　　　　至於學者，更是談天文曆法成風。經學名家如江永、戴震、程瑤田、孫廣森、淩廷堪、阮元等，哲學方麵如李光地、焦循等，史學家如錢大昕、趙翼等，皆有關於天文學的論述。這大部分都已載人及其續編中了，還有一部分下麵將要述及。

1772年清政府開館纂修巨型叢書《四庫全書》，十年而成。這是對自上古至當時現存著作的一次總集結，共收入3503種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重要和有價值的。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對子部所收有關自然科學的著作作了統計。其中“1600--1770間著作數”一欄將時限上推至1600年，是考慮了西方天文學輸入所產生的影響。橫行的分類基本上按照原書，隻是將原屬“天文算法”大類中的“推步”(天文學)和“算書”(數學)兩小類分別列出；第五行原屬於“術數”大類，第六行原屬“譜錄”大類。關於地理方麵的著作，《四庫全書》收入史部，因多為地方誌及人文地理方麵的著作，故不列入。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四庫全書》對自然科學各學科的設立顯然很不完整，但表1已經強烈顯示出17、18世紀天文學研究的熱潮：這一時期的著作占所收著作總數的74％，遠高於任何其他學科。順便指出，數學是這一時期僅次於天文學的熱門學科，這在表1中也準確地反映出來了。如果擔心四庫館臣對這一時期的天文學著作有偏好，那麽這一偏好仍然說明了當時天文學的時髦，因而並不影響表1在此處的價值。
　　
　　
《四庫全書》所收自然科學著作的統計

著作數量 所屬學科	1600--1770 間著作數	曆代著作總數	1600--1770 間著作所占百分比
農 學	3	10	30%
醫 學	11	97	11
天文學	23	31	74
數 學	11	25	44
星占學、占卜術、算命等	4	50	8
植物學、動物學、考古學等	8	55	15

1600--1770年間出現的天文學著作在曆代天文學著作總數中占74％，遠高於其他任何學科。
　　
　　天文學研究何以會如此風靡一時，有幾方麵的原因。天文學在明代衰落頗甚，明末耶穌會士輸入西方天文學，主要因其推算天象遠較中國傳統天文學精確，使徐光啟、李之藻等中國學者大為心折。而自從明廷開設曆局招集耶穌會士修撰《崇禎曆書》(1629)，就產生了中法西法的優劣之爭。這一爭論跨越明清兩朝，持續了好幾十年，不僅刺激了許多學者從事於天文學研究，連康熙皇帝也是為此才決心鑽研天文學，以便使自己能夠對爭論雙方作出判斷。此外還要注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規律也起著很大作用。康熙不僅躬自學習天文學，還在各種場合講論，顯示自己的天文知識；他又對梅文鼎大加崇禮，這些舉動客觀上都起了鼓勵臣民研究天文學的作用。最後，《崇禎曆書》(入清後經湯若望刪定改名為《西洋新法曆書》)的刊行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此書確實堪稱西方古典天文學的百科全書，它的刊行為一般知識分子提供了學習天文學的教材。清代許多學者都是從這部巨著中學習天文學的。



　　
　　
天文學研究的重心第一次轉移到民間
　　
　　中國古代把天象觀測和星占術稱為“天文”，曆朝都禁止民間私習，盡管不一定能執行得很嚴格；屬於曆法的內容則稱為“推步”，這在明以前並不禁止私習。人清之後，兩者的禁令都被取消。
　　　　中國古代，天文學向來主要是少數皇家天文官員的事業，民間雖也有所記載(如北齊張子信可能是一個比較著名的例子)，但重心卻始終在官方天文機構中。民間的傑出之士，往往被網羅到官方天文機構中去，從而變為官方學者。這一情況在清代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麵：
　　　　第一，清代聲望最高、成就最大的天文學家竟然都是布衣，如王錫闡、梅文鼎、江永、薛風祚等。欽天監中及曾參與過官方天文活動的中國天文學家，其成就能和上述諸大家比肩的竟無一人。這在當時已有結論，比如清初有“南王北薛”之稱，後來則可用阮元的說法為代表：“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極”。站在現代天文學的高度來看，上述結論今天仍能成立。
　　　　第二，民間天文學家人數在天文學家總數中所占比例空前提高。《疇人傳》初編完成於1799年，和《四庫全書》相仿，成為18世紀末年又一部總結性資料集。對其中所收唐、宋、元、明、清五朝天文學家的統計結果見表。不難看出，清代民間天文學家所占比例之高(80％)遠出前代之上。

《疇人傳》初編所收天文學家統計

人數 朝代	民間天文學家人數	天文學家總數	民間天文學家所占之百分比
唐	1	16	6 ％
宋	2	28	7
元	2	11	18
明	14	37	38
清	32	40	80

清代民間天文學家所占比例之高迥出前代。

　　
　　
曆代禁止民間私習的“天文”即與星占術有關的學問在清代如何呢?民間也可以談，而且可以就最敏感的軍國大事來談。一個例子。1678年，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正在進行，有陝西道監察禦史成其範上奏“為星占之理可憑，捷音之來伊邇，請敕令軍士應期進剿，以奏蕩平事”，大談星占術。大意為當年火星逆行，據公野正對應西南各地，故三藩之亡指日可待。“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進退，但以星氣之占驗，其理如此。……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施行。” 成其範竟敢公然大談占星術，而且上奏的結果是“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康熙本人對星占之類是不相信的。據張誠說：“皇帝陛下對於那種認為有吉日忌辰和幸運時刻的迷信說法十分輕視，他明確地告訴我們：他認為那些迷信不僅是假的和無用的，而且對國家有害，特別是執政者提倡迷信的話。” 盡管如此，康熙對成其範的上奏也隻是姑妄聽之而已，足見當時的寬鬆氣氛。
　　　　
天文學研究的重心之所以會轉移到民間，耶穌會士傳播西方天文學、清朝開禁和康熙提倡(如崇禮梅文鼎)等原因。

　　
中國古代又一貫認為中國的文化比任何“外夷”都要高明，隻有用中國的文明“教化”、改變異族，即所謂“用夏變夷”，而決不能相反。但清政府頒行《西洋新法曆書》，任用耶穌會士主持欽天監，而許多天文學家也紛紛采用“西法”，則形成了不折不扣的一種“用夷變夏”局麵。這在封建士大夫看來實在是一個嚴重問題。清初就出現了對上述局麵直接表示不滿的言論：“曆術之不明，遂使曆官失其職而以殊方異域之人充之，中國何無人甚哉!” “不謂盡墮成憲而專用西法如今日者也!” 楊光先攻擊西法謬誤，在與南懷仁多次實測檢驗的較量中慘敗後，又轉而宣稱“臣監之曆法乃堯舜相傳之法也，皇上所在之位乃堯舜相傳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統乃堯舜相傳之統也，皇上頒行之曆應用堯舜之曆。” 楊光先盡管獲罪去職，但“夷夏”問題造成的理論困境也確實急需擺脫。
　　　　
擺脫的方法居然頗為巧妙：論證“西學中源”說。這種學說的核心是：斷言西方天文學(和數學)是中國古代“周髀蓋天之學”傳入西方後發展起來的。此說經康熙和許多著名學者大力提倡，影響所及，直至清末。此說用於天文學上“用夷變夏”的困境，其思路很明確：既然西方天文學源於中國，它之所以比中法先進，隻是因中國“古法”失傳而在西方反而得到發展之故，那麽現在使用西方天文學就不是“用夷變夏”，而成了“旁搜博采以續千百年之墜緒，亦禮失求野之意也。” 這套說法雖然自我陶醉 緩解了理論上的困境，因而受到許多士大夫的熱烈歡迎；但這畢竟是建立在虛假基礎之上的，為有識之士所不取。有一場不大為人注意的爭論很值得在此加以考察。
　　　　
清代經學大家江永(1681—1762)在天文學上也有很高造詣，寫了一部專門闡述西方古典天文學幾何體係的著作《數學》。梅轂成(號循齋，梅文鼎之孫，是康熙賞識的學者，也是“西學中源”說的功臣之一)讀了書稿之後，書贈一聯與江永：“殫精已入歐邏室，用夏還思亞聖言”，意為江永研究歐洲天文學固已登堂人室，但希望不要忘記“用夏變夷”的古訓，還把孟子的招牌抬了出來。江永體會出“此循齋先生微意，恐永於曆家知後來居上，而誌昔人之勞；又恐永主張西學太過，欲以中夏羲和之道為主也。”⑿這裏的“後來居上”，即“西學中源”說主張者心目中的西方天文學，而“昔人之勞”即所謂“中夏羲和之道”。對於這種“微意”，江永斷然表示：“至今日而此學昌明，如日中天、重關誰為辟?鳥道誰為開?則遠西諸家，其創始之勞，尤有不可忘者。” 這一小段話，實際上係統地反駁了“西學中源”說，因而彌足珍貴：第一，江永否認西方天文學源於中國，反而強調了西方天文學家的“創始之勞”。第二，明確拒絕了梅轂成把西方天文學成就算到“昔人之勞”帳上去的說法。第三，承認“遠西諸家”能夠創立比中國更好的天文學。這就否定了那種認為中國文化高於其他任何民族的傳統信念——提出“西學中源”說的最終目的正是要維護這一信念。
　　　　
這場爭論不久又有更多的著名學者加入進來。江永的弟子戴震“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指梅文鼎——筆者按)下”，錢大昕讀了江永《數學》之後卻不大以為然，寫一封長信致戴震，力貶江永，說是“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識見非江所及。” 甚至責問戴震是否目“少習於江而特為之延譽耶?” 《數學》中確實有錯誤之處，但錢的不滿主要是對江永力主西學而發的。
　　　　
雖然江永的開明觀點在當時著名學者中並不完全孤立，比如趙翼談到西方天文學優於“中國舊法”時就說“西洋遠在十萬裏外，乃其法更勝，可知天地之大，到處有開創之聖人，固不僅羲、軒、巢、燧已也”，比永更加直截了當。但梅轂成、錢大昕等人的觀點在清代無疑是占統治地位的。這既是那個時代不可避免的結局，更是清代天文學之大不幸。
　　
　　

文學研究是如此風靡一時，天文學家的隊伍又是如此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康熙皇帝又是如此熱心於天文學，人們似乎有理由設想，清代天文學應該有輝煌成就了吧?實際情況卻令人大失所望。翻一下哥白尼以來大大小小的天文學成就清單，沒有一項是清代中國人作出的。而且，當歐洲進入天體力學和數學分析方法的時代，中國天文學仍長期停留在古典幾何體係階段。到1911年清朝結束時，中國天文學水平與西方的距離已經大得驚人了。
　　　　
中國近代天文學落後，從外部找原因者甚多，但內部原因更為重要。
　　　　
“會通中西”是清代極為流行的一種說法。王錫闡、梅文鼎都被以為是會通中西的大家。他們確實對中國傳統天文學和西方天文學都做過相當深入的研究。然而他們在此基礎上的“會通”，卻在很大程度上誤人歧途了。梅文鼎的“會通”，主要是論證“西學中源”說，他是此說的集大成者。 王錫闡則斷言：“夫新法之戾於舊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於舊法如彼。” 他念念不忘的是“取西曆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即采納一些西方天文學的成果和計算方法，卻仍保持傳統天文學的基本模式。一部《曉庵新法》，正是他這種一廂情願之想的具體實施。
　　　　
應該承認，“會通”曾起過保存、發揚中國古代優秀成果的作用，也有一些類似現代中西比較研究的工作，但不幸的是，它的主旋律卻成為論證“西學中源”。“西學中源”說本身完全錯誤自不待言，它用虛幻的滿足感代替危機感，藪內清指出：“作為清代代表性的曆算家梅文鼎，以折衷中西學問為主旨，並沒有全麵吸收西洋天文學再於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意圖。”
　　　　

西方天文學，畢竟隻是作為一種技藝(主要用以製定曆法)被引人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如果它的引入與社會傳統發生了衝突，就隻好由天文學理論作出讓步，而不是相反。正是這種當時仍然很強大的儒教傳統，把清代中國天文學家會通中西的辛勤努力引入了歧途。如果拋開對“西學中源”說的論證，上述努力難道不可能產生一些天文學上的新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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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康熙“盛世”是中國科學衰落之始
　　　　——與席澤宗教授的電話談
　　　　
　　　　作者：原中國科技大學校長 方勵之 文章來源：爭鳴雜誌
　　　　
　　　　老友席澤宗教授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見麵，因MG11大會邀請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顧的報告。澤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學界馳名半世。可惜，澤宗兄患眼疾，不能成行。八月，他來美治療，住在Colorado州 Denver市, 距Tucson一小時飛程。我給他安排了兩場在亞利桑那大學的講學活動。但我不敢一個人接待他，一定要他的子女陪伴（八十不留飯之謂也！）。他子女太忙。講學隻得作罷，又不能見。好在，澤宗兄耳尚聰，不見麵亦可縱論古今。以下就是三個月間，2006年8-11月，多次電話往來的一個記錄。略去有關時事和往事的點評，隻記席教授的科學史，特別是中國科學史的精論。
　　　　
　　　　F（方勵之）：我看了你關於康熙的文章，你的結論是中國的科學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開始衰落。
　　　　
　　　　X（席澤宗）：對。
　　　　
　　　　F：那就是說，直到明末中國的科學並不明顯地落後於西方（歐州）。
　　　　
　　　　X：對。
　　　　
　　　　F：有什麽證據？
　　　　
　　　　X：實證方法論的發展是一個標誌。西方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1）倡導“觀察和實驗”的科學方法論之後，開始發展出基於實證方法的現代科學。明末的中國，也有了實證方法的萌芽。徐光啟（1562-1633）就是一個代表，他的主張： “深倫理，明著教，精擇人，審造器，隨時測驗，追合於天”。可比培根。當時中國也的確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如朱戴（土）育的《律學新說》，程大位的《算法統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等等。
　　　　
　　　　
　　　　
　　　　F：培根之後，西方的科學，即現代科學有飛速發展。你是不是認為，如果照明末的狀況維持下去，中國的科學有可能不會落後而是跟上現代科學發展的浪潮??
　　　　
　　　　X：是可能。實際上，當時的西來的科學文獻已很多，現在還有上千冊存在北京的北堂裏。當時的一個困難是，中國學者大都不懂拉丁文（現在懂拉丁文的也不多），限製了交流。不過語言限製是一時的，不是決定性的。
　　　　
　　　　F：我記得，明末學者方以智，字密之在“物理小識”中已經談到伽利略。可見，盡管有文字壁壘，西方科學還是傳了進來。
　　　　
　　　　X：是。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引用了《尚書緯.考靈曜》中的一段話：“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於舟中，閉窗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這說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對相對性(今天的教科書中稱為伽利略相對性原理)的論證。不過，方以智反對基督教神學，他對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也不支持。明末有一批學者同方以智一樣，反對傳教士的科學。但是，隻要秉持“隨時測驗，追合於天”的方法，伽利略等開創的現代科學應會逐漸被接受。其實，在十七世紀歐洲，也有大量學者（並非都是神學家）不接受伽利略的科學。伽利略寫《兩個世界體係的對話》，就是為了贏得這場辯論。所以，明末方以智等對西方科學的反對態度，同康熙的“窒塞民智”不一樣。
　　　　
　　　　F：如此說來，如果方以智等也有機會加入那場對話和辯論，中國的科學可能早就同“世界接軌”了。當然，這裏有一個不可靠的假定：明王朝能容忍“科學接軌”帶來的政治和社會效應。一般說，專製體製可與腐敗造假共存，但容不得自由交流，哪怕隻是科學思想的自由交流。你說的康熙，就是一例。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愛好自然科學的。他請傳教士教他西方科學。他對算學和天學都有相當的了解。你說他是“窒塞民智”，何以為據？
　　　　
　　
作者：中國天使陳1　回複日期：2007-6-16　1:26:32　

　　　　X：康熙“窒塞民智”一說，最早是梁啟超提出來的，後來邵力子也論證過。確實，康熙學過算學和天學。不過，他的目的不是倡導科學，相反是為了堵塞現代科學在民間，特別是漢民族中的傳播和發展。證據之一就是他請傳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學者可以同西方傳教士自發地交流，萬曆和崇禎皇帝基本不管。而據傳教士張誠（J. F. Gerbillon）的日記，康熙不準傳教士在有漢人和蒙人的衙門裏翻譯任何科學文獻。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欽天監一直由西來的傳教士擔任監正或監副，從沒有漢人和蒙人。康熙請傳教士監理欽天監，目的不是開啟中西交流，相反是為了“窒塞” 中西 交流。
　　　　
　　　　
　　　　F：據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倫敦有了皇家學會，巴黎有了皇家科學院，柏林也有了科學院。它們對歐洲的科學發展是一大推力。
　　　　
　　　　X：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國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時代。傳教士也向康熙介紹過路易十四創建的“格物窮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宮”（Observatoire de Paris）。
　　　　
　　　　F：創建科學院似乎是那個時代的帝王的一個時髦。據傳康熙在上朝的時候還發表過他的數學論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創建大清科學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數學論文可能是《禦製三角形推算法論》。不過，沒有記錄顯示康熙對建立科學院感興趣。路易十四訪問過他的“格物窮理院”，沒有發表論文。他建“格物窮理院”目的是倡導法蘭西的科學研究精神，培養人才。康熙的政策則是鞏固“禦製”，遏製科學研究精神。在清初，還有“南王（錫闡）北薛（鳳祚）”等精通數學，天文的非“禦製”人材。那是明朝學界的殘留。後來，就徹底沒有了。
　　　　
　　　　F：沒有人材。似乎也沒有“審造器”。如果去參觀過北京的古觀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儀器。就會發現，大清朝的觀象台竟然還沒有一架天文望遠鏡。清朝的天文學家竟然還不知道造望遠鏡？
　　　　
　　　　X：當然知道。徐光啟在1629年就建議製造天文望遠鏡，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遠鏡之後二十年，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遠鏡。北京的故宮中就有上百架望遠鏡，多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備望遠鏡的擴散。康熙命令傳教士不要去做望遠鏡。望遠鏡隻能是禦用，所以，觀象台上反而沒有望遠鏡。清宮中的禦用的天文儀器比天文觀象台上的儀器多得多。整個清朝發表星表都是沒有望遠鏡的實測數據為根據的。那還能不落後？康熙是怕儀器一經拿出宮外，就會有人複製，改進，他就不能壟斷了。
　　　　
　　　　F：還有沒有其他的壟斷證據？
　　　　
　　　　X：代數。不像算術，代數要靠一套符號。符號就是代數的語言。1712年耶穌會士傅聖澤寫了一篇《阿爾熱巴拉（代數）新法》向康熙介紹符號代數。康熙看不懂，他說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準代數新法傳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數符號法才開始在中國流傳，那已是150年之後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說，是典型的不懂裝懂的心理表現。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給一個文化補習班上初中代數（當時有很多文化補習班）。一當我用符號講a=-(-a)時, 班上年齡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輕的則易於接受。1712年康熙已經58歲，弄不懂代數符號法，情有可原。不過，我記得康熙還很愛說別人不懂科學。
　　　　
　　　　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貶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問耶穌會士南極老人星出地平幾度。見到李光地上朝後，康熙考問他：“可識老人星？” 李光地無以對。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見，在南京就看得見。到了你的老家閩廣，連南極星也看得見。”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閩廣，南極星是看不見的。梁任公說，康熙的科學是用來打擊他人（李光地隨後被降級）的一個工具，一點不錯。
　　
作者：中國天使陳1　回複日期：2007-6-16　1:28:34　

　　　　F：從代數符號到南極星，證明康熙對近代科學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傳教士有關係？
　　　　
　　　　X：有關係。康熙隻向傳教士學西來的科學，並沒有真正開啟中西學術交流的大門。中西交流在當時已經沒有技術上的困難。亞歐水上交通已很發達。前麵說過，西方科學文獻在明末就能及時地送到中國。當時有些歐洲學者還很希望他們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國學者的響應。開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於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國一本。傳教士對西學東漸有很大貢獻。有些耶穌會士的確是一流的學者。盡管如此，他們也受到羅馬教廷的影響。譬如，他們對哥白尼的日心說一直態度曖昧，可能並不隻是學術上的原因。
　　　　
　　　　F：我看到史書上說，直到1760年，耶穌會士才將哥白尼日心說原本地介紹到中國。當然，他們也不會介紹“我的研究不需要上帝”的科學思潮。
　　　　
　　　　X：這個問題可以用歐幾裏德《幾何原本》的遭遇來說明。現代數理科學的一大特點是有理論體係，任何有價值的論斷都應當是可以被證明，或被證偽的。歐幾裏德《幾何原本》的公理演繹體係是證明和證偽方法的一個原型。中國傳統科學中沒有類似歐式幾何的體係。歐州從基督教發端到中世紀，也沒有這種體係原型。《幾何原本》於300 BC在希臘成書，但希臘原本後來失傳了。直到1260年，意大利人Campano 才從 《幾何原本》的 阿拉伯文譯本再翻譯到拉丁文。此後，該書對歐洲的科學，宗教和社會的影響極大。在西方，《幾何原本》版本之多僅次於《聖經》。《幾何原本》體係中是沒有“上帝”的位置的。中國的第一個《幾何原本》譯本是利瑪竇和徐光啟在1609年完成的。比歐洲晚了350年。不過，1609也大體是歐洲開始建立科學體係的年代。那時出版中文《幾何原本》，尚屬及時。可惜，利瑪竇和徐光啟的版本並沒有在中國流傳。康熙時代流傳的《幾何原本》是傳教士給康熙的進講本。傳教士把其中的公理演繹體係已全被破壞了。即把《幾何原本》的精華，對現代科學最有用的啟示，都去掉了。
　　　　
　　　　
　　　　F：有道理。不過，有人說中國傳統不喜歡公理演繹體係這一套，可能是《幾何原本》的精華在中國不流行的主因。似乎也不盡然。我的許多物理界的老師和朋友都有過對平麵幾何著迷的經曆。嚴濟慈先生告訴我，他的第一本書是《幾何證題法》，寫於二十歲之前，就因為對幾何證明著了迷。我自己也是。直到初二，我的數學隻能得60分。初二到初三的暑假，我一看平麵幾何，似乎一下子就開了竅。一個暑假不但把平麵幾何教科書中一個學期的題都做完了，而且找了許多其他題來做。按你對《幾何原本》的分析，或許可以說，現代科學發展的一個社會標誌，是看歐幾裏德幾何是否像《聖經》（或中國的類似可比的出版物）一樣普及了。
　　　　
　　　　說得太遠了。回到本題。你在文章一開始引用胡適的話說，明末還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雙方（科學）相差，真不可以道裏計”。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說一說，康熙一朝，中國的科學到底衰落了多少“道裏”？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編了100卷的《律曆淵源》。其中《數理精蘊》53卷，他自認為是，也曾被譽為是當年的數學百科全書。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歐洲的數學進展主要有，代數符號（1580），對數（1614），計算尺（1620），解析幾何（1620），加法機（1642），微積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無此二者，很難明白和應用牛頓力學。然而，“數學百科全書” 《數理精蘊》中竟然完全沒有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編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這兩門新發展的數學。明末1630的“崇禎曆書”雖也落後西方。但還遠沒有落後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發展的地步。
　　　　
　　　　F：我離開中國快十七年，對“最新重要發展”也陌生。到是常聽說有什麽“XX大帝”，“XX大帝”之類顯靈於視頻之中。好像也有“康熙大帝”。你對這位視頻“康熙大帝”，有何評價？
　　　　
　　　　X：哈哈…哈哈…不值一談，不值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