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包公包青天極力反對一代名將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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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亂”開始，各地的節度使們逐漸演變成軍閥藩鎮，成了一群不受節製的驕兵悍將，叛亂、割據、混戰層出不窮，導致大唐帝國的衰微與滅亡。其後的五代十國，是典型的有奶便是娘，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時代。弱肉強食是為時代規則。在這個規則之下，兵連禍結，上演了不少“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的悲喜劇，成為一個個短命帝國。宋太祖趙匡胤以此黃袍加身奪得帝位之後，為了避免重蹈覆轍，立即執行了罷功臣，釋兵權，製將帥，立兵製等一整套政策，從而形成有宋一朝根深蒂固的帝國傳統。

　　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如今已經演變成為中國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節度使的行政權、財權與兵權，使之成為一種崇高的榮譽和待遇，是趙匡胤一項意義深遠的設計。為了從體製上限製軍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權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開國之初就確立了樞密院——三衙——皇帝的統兵體製。

　　樞密院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就是說，樞密院是全國主管軍政事務的最高機關，中書省是主管全國行政事務的最高機關，並稱東西二府。其長官有樞密使、副使、簽書樞密院事和同簽書樞密院事。大約相當於今天的首長、副手、助理等等。有時以知樞密院事代替樞密使和副使。樞密院的職責是掌管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及侍衛諸班直、內外禁兵的招募、閱視、遷補、屯戍、賞罰等等。尚書省設有一個兵部，在理論上講，兵部的權力很大，差不多相當於今天國防部的樣子，掌管兵衛、儀仗、鹵簿、武舉、民兵、廂軍、土軍、蕃軍、輿馬、器械等等。但實際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虛設，頂多是個文書轉移上通下達的文牘機關而已。大權掌握在樞密院。

　　三衙的全稱是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其職能是“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製、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實際上，是負責管理全國軍隊。

　　而全國軍隊中各部隊的統兵首長，並不是由固定的將領擔任，而是由皇帝臨時委派，稱“率臣”。率臣無定製，品級高低不同，管轄地區大小不同，所轄兵力的多少也不同。通常情況下，是有事時委派率臣，事畢後率臣則要離開部隊，交出兵權。

　　對於完全不懂軍事的人，想必也能看出，這套縱橫交錯的指揮係統和統轄體製，事實上是把兵權一分為三：樞密院有調兵權，沒有管轄權；三衙有管轄權，沒有調兵權；最後，對部隊有實際指揮權的統兵官由皇帝臨時任命。於是，實現了“發兵之權”、“握兵之重”與“統兵之威”的徹底分離。在這種體製之下，如果還有哪位將軍想要不聽招呼擁兵自重的話，他所需要克服的困難就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大宋帝國執行得相當徹底的重文輕武、偃武修文基本國策。直到嶽飛生活的時代，重文輕武早就已經已經成為帝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風尚，從歐陽修、蘇東坡、辛棄疾、陸遊、李清照這些名字裏，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這種時尚的魅力。可以說，宋朝經濟文化的輝煌燦爛，絲毫不遜色於漢唐明清任何一個偉大帝國。甚至可能還要更好。

　　仔細觀察趙匡胤開創的帝國傳統，真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這位純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為自己的整個朝代，建立起來一個偃武修文的堅定信念，那就是：必須徹底地防範、裁抑、限製軍人武夫們的權勢，否則，他們就會驕橫跋扈，尾大不掉，為害國家。為此，他的做法稱得上是不惜代價。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間，樞密院長官基本是由文臣擔任的。個別武將出掌樞密院，很快就會受到猜疑而去職。最有名的當數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將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擔任執政後，遭到文官普遍的、極力的反對，曾經為此掀起過一場真正的軒然大波。而其中反對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國人最崇拜、最敬愛的包拯包公包青天。盡管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幾乎是一位無可挑剔的名將。但是不行！武將們耀武揚威為非作歹的時日太久了，給人們留下的惡劣印象太深了。他們必須受到裁抑。他們不但在皇帝麵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麵前也必須保持恭敬。

　　於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時，繼續貫徹以文製武的方針。“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製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製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製，出入戰守，唯聽指揮。”就是說，全國各部隊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將的出入戰守必須在文臣的督率節製之下行事。這一製度立即成為帝國傳統與慣例。這就相當令人不安了。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畢竟是要伐謀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習戰陣的文臣甚至要來指揮一場戰役乃至戰鬥，這就未免有點過分了。

　　這還不算。大宋帝國的趙家天子沿著真理的道路繼續前進，使真理不止走過了一步，而且是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謬誤。如宦官督責監軍與陣圖鉗製既是。

　　宋代宦官監軍的陋習，始於宋太宗趙光義。他任用的宦官王繼恩，在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時，胡作非為，陷害先鋒官馬知節的事跡，已經成為曆史上相當醜陋的一樁公案。到童貫封王時，宦官監軍達到中國曆史上的登峰造極。如前麵已經敘述的，我們這裏所講到的一切，幾乎都肇始於這位宦官。

陣圖鉗製則是一種相當令人無法理解的做法。其具體做法是：“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製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意思是，打仗時，由皇帝和幾位大臣，在皇宮中製定好作戰陣圖和戰略戰術，前線將領不許更改地遵照執行，宦官在旁監視。於是，領兵將領萬分痛苦：戰爭時期瞬息萬變，依從陣圖可能有違實際，不從則是違抗上命。即便是徹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這大約是我們翻遍宋代史書，在太祖趙匡胤之後，很少看到宋軍打什麽漂亮勝仗的重要原因。

　　宋太祖趙匡胤文韜武略，與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齊名，開創了大宋基業。他手下有一位很厲害的將領，名叫曹彬。此人在太祖手下，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立下過許多極為顯赫的戰功。深受信任與器重。當代學者考證，認為這位曹彬是曹雪芹的嫡係先祖。到太宗趙光義時，應用這套戰法節製武將，結果，同樣還是這位曹彬，便被打得七葷八素，差點把命都丟在戰場上。

　　但是，不管怎樣，這套東西好壞雜糅，形成了我們大宋帝國深入人心堅不可摧的帝國傳統。其最大功效，在於從內部使皇家權威不受侵犯的安全係數最大化。
　　
　　對於帝國與皇家來說，這就足夠了。與此比較起來，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麽。沒有人意識到，這樣一來，這個曾經強大的帝國就變得不再強大了；在外部的打擊麵前，已經不堪一擊。

　　為了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宋朝甚至規定：軍隊中的士兵，身高體重者比個矮體輕者吃的軍糧、拿的軍餉要多，意思是鼓勵身高力壯的人當兵，以提高士兵的身體素質。我們能夠想像：在上述帝國傳統之下，如果僅僅因為士兵身強力壯，軍隊就能夠不“積弱”，倒實在是不可思議了。

　　就這樣，到公元1127年，金國騎兵打擊宋朝軍隊時，確實可以使用“摧枯拉朽”這個詞來形容。事實上，這一時期前後，宋朝的正規軍已經土崩瓦解。中興四將所領導的四支大軍加上吳玠率領的川陝部隊，是在後來近十年的抗金戰爭中逐步發展起來的。這十年，整個是一個大動蕩，大分化，大重組的十年。南宋政權在生死線上苦苦支撐，沒有必要沒有能力也沒有可能實行以文製武這一套。一切都在適應戰爭的需要而自然成長。於是，這五員大將對他們所領導的軍隊，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極大的權威。因此，民間自發地稱呼韓世忠部隊為“韓家軍”、張俊部隊為“張家軍”、劉光世部隊為“劉家軍”、嶽飛部隊為“嶽家軍”、吳玠部隊為“吳家軍”。

　　公元1135年，即紹興五年，幾經變化後，南宋軍隊形成了以這五支部隊為核心的行營護軍建製：

　　韓世忠部為行營前護軍，兵力八萬人，以淮東楚州就是今天的江蘇淮安為大本營；

　　張俊部為行營中護軍，兵力八萬人，以建康即今日南京為大本營；

　　劉光世部為行營左護軍，兵力五萬二千人，先後以池州即今日安徽貴池和廬州即合肥為大本營；

　　嶽飛部為行營後護軍，兵力十萬人，以鄂州即今日武昌為大本營；

　　吳玠部為行營右護軍，兵力七萬人，以興州即今日陝西略陽仙人關為大本營。

　　如今，按照皇帝趙構的內定安排，嶽飛接管劉光世的行營左護軍，同時節製吳玠的行營右護軍，讓他統帥全國五分之三左右的兵力，在淮西、川陝、荊襄三個主要正麵戰場上，對金兵形成全麵反攻的戰略態勢。這無疑是一個相當具有戰略眼光和魄力的安排。其激動人心之處自不待言。嶽飛感奮不已。如果這一切順利實現，這位青年將軍與對他有知遇之恩的青年皇帝，君臣二人的人生事業將可能達到一個令人目眩的光輝頂峰。

　　於是，公元1137年，就是南宋紹興七年三月十一日，即皇帝在寢閣親切召見的兩天之後，嶽飛給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可以看出，嶽飛寫這份奏疏時感情相當激蕩，以至於八百年之後讀起來，仍然會令人感慨，歎息造化弄人之殘酷。

　　嶽飛寫道：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實懷捐軀報國、雪複讎恥之心。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崇榮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複。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

　　從後來嶽飛取得一連串大捷，一再重創金兵主力，一直所向披靡地打到距開封隻有四十五裏路的朱仙鎮來看，嶽飛的確不是在這兒說大話。

　　嶽飛最後說：

　　“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後梓宮，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之憂，臣之誌願畢矣。然後乞身還田裏，此臣夙昔所自許者。”

　　趙構讀了嶽飛的奏疏後，當即批示道：

　　“有臣如此，顧複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製。惟敕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拂朕至意。”意思是說，有這樣的臣子，我還有什麽可憂慮的？在收複故土的戰鬥中，我不會束縛你的手腳。隻是你要告誡將軍們，不要濫殺無辜，這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雲雲。

這裏表現出來的君臣風雲際會與默契，相當動人。

　　至此，嶽飛迎來了自己生命中的黃金歲月。

　　揣度此時嶽飛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覺肯定非常好。這很正常，沒有什麽不對。畢竟，這一切榮譽、地位、權力、威望，都是他在槍林箭雨中真刀真槍打出來的，他完全受之無愧。但是，另一方麵，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對皇帝趙構的錯覺，使他把適用於普通人之間的那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與信條，應用到了皇帝身上，這就大錯特錯、錯盡錯絕了。

　　原因很簡單，在中國的帝製文化之下，任何將普通人的感情加諸皇帝的行為，都會被視為對皇家權威的冒犯，從而形成對於行為者本人的絕大殺傷力。不管這種感情多麽真摯、多麽可貴。從曆史記載上判斷，嶽飛很有可能為了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就是犯了這種錯誤，而且錯得至矣盡矣！

　　大約就在這段時間裏，有一天，嶽飛與皇帝趙構談話。君臣二人十分投機。可能是談得興起，嶽飛突然相當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決皇位繼承人的問題。
　　
　　此言一出，談話的氣氛立即急轉直下。盡管當時正值嶽飛的聲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寵愛之際，趙構仍然絲毫也不假以辭色地嗬斥道：“你雖然出於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這種事情不是你所應當幹預的。”嶽飛的臉色當時就變了，十分尷尬。他退出去後，皇帝立刻接見了嶽飛的參謀官薛弼，趙構對他講了這件事情，並關照這位參謀長說：“看樣子嶽飛不太高興，你可以去開導開導他。”

　　幾年前，在金兵的追殺下，趙構由於驚怖導致陽痿，並喪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盡一切辦法醫治。他剛剛三十出頭，畢竟還存著很大的希望。前些時候，他又遭遇了一個更加慘痛的事件：唯一的兒子，因為宮女不小心踢翻一個銅鼎，而被驚嚇抽搐致死。這兩件最深的隱痛，如今被嶽飛的一句話都給鉤了起來，其心情之灰惡惱怒可以想見。

　　問題的嚴重還不僅僅在於嶽飛哪壺不開提哪壺。最要命的是，嶽飛觸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諱：手握重兵的武將對皇位繼承感興趣。我們知道，皇權繼承問題，在曆朝曆代都是一個絕對核心的敏感問題，為此所導致的皇家骨肉相殘比比皆是；為此形成臣僚或飛黃騰達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絕書。人們曆來特別容易把這個問題和那些手握重權、重兵的文臣武將們的政治野心聯係起來。

　　誰知，後來，嶽飛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希望皇帝盡快確定過繼皇子的繼承名分。這就表明他並不是談得高興一時口滑所致。事實上，這件事情確實是嶽飛的一塊心病。當時，金國人扣住宋徽宗宋欽宗不放，有著相當重要的政治原因。趙構稱帝以後，金人就曾經考慮將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趙構的影響。後來一直存在著一種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個宋欽宗嫡係的傀儡皇帝，這位傀儡皇帝具有趙宋帝國先天的大宗正統地位，將使南宋政權相當難堪、被動，甚至對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戰。當時，部分地為了對抗這種可能，趙構從太祖趙匡胤一係挑選了兩位皇室子孫，過繼到自己名下，但還沒有確定究竟由哪一位繼承皇位。嶽飛的提議，從抗金鬥爭的現實出發，顯然是好意。而且是那種忠心耿耿地把皇帝當成自己人、不見外的那種好意。但是，這種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卻大成疑問。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認為：住在茅棚裏的人和住在皇宮裏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樣。誠哉斯言。趙構對嶽飛的嗬斥明白地說明了這一點。

　　隨後，就發生了對嶽飛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淮西事變”。

　　劉光世是南宋初年的“中興四將”之一。此人出身於名將之後。他的父親是戰死沙場的著名將領。到紹興年間，南宋政權穩定下來之後，這位將軍厭倦了刀頭舔血的戎馬生涯，陶醉於酒色之中，對於什麽光複國土抵禦外侮之類毫無興趣。於是，他統帥的五萬大軍便成了“軍律不整”的驕兵悍將。打起仗來不行，欺侮百姓、騷擾地方很凶。因此，朝野上下頗有煩言。聽到風聲之後，正中這位仁兄下懷。他倒是不貪戀權位，馬上上書，稱自己身體不好，希望能安排一個閑職。趙構賞賜給他了一些珍寶古玩，劉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後半夜四更時分。就是賞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這種表現，令皇帝相當滿意。在中國，這種人政治上的安全係數一般都會很高，而且生活幸福。趙構的此次安排，主要就是讓嶽飛接管他的部隊。

　　皇帝為了嶽飛能夠順利接收劉光世的部隊，專門為嶽飛寫了一道下達給劉光世及其主要將領的手詔。手詔中要求這些人，聽從嶽飛的號令，就像皇帝親自在場下令一樣；如果有人膽敢違反，“邦有常憲”，就是依法嚴懲不貸的意思。

　　誰知，皇帝的這個安排，遭到了時任宰相張浚和剛剛出任樞密使的秦檜的反對。而且，反對的理由極其強有力，那就是我們已經十分熟悉的大宋防範與裁抑武將的帝國傳統和祖宗家法。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年裏，已經有不少文臣陸續談到了應該防止武將坐大的問題。但是，戰爭的需要，使南宋君臣很明白，他們不可能一邊限製和得罪這些將軍，告訴這些正在出生入死的人們：你們是靠不住的，是一些潛在的壞蛋；一邊要求他們奮力保衛自己的家國。因此，盡管皇帝和他重要的文臣們為此相當焦慮，但是，他們不能也不敢在這麽敏感的問題上輕舉妄動。

如今，活著還是死去似乎已經不成問題了，那麽，君臣議論過不止一次的恢複以文製武政策，就理所當然地提上議事日程了。張浚與秦檜認為，委托嶽飛統領大軍北伐，可能是在生身父親宋徽宗去世噩耗的刺激下，皇帝短暫地發生心智失常所致。因此，作為臣子有責任提醒皇帝，這是違背帝國傳統與祖宗家法的。於是，宰相張浚忠告皇帝：讓一員武將掌握過大的兵權，一旦此人功蓋天下，威震人主，便悔之莫及了。所謂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之謂也。

　　趙構聽了張浚和秦檜關於“以合兵為疑”的陳述後，深以為然，當即給嶽飛另外寫了一份手詔，告訴他：合軍一事，“頗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然後，讓張浚想辦法處理善後。

　　翻閱當時與後代的史書，對這位張浚的評價都不算低。在像我們這種普通中國人一般會肅然麵對的“二十四史”《宋史》中，甚至將這位南宋初年的宰相，與諸葛亮作過一番比較，認為他對王事的忠誠，很像這位極受中國人敬愛的諸葛孔明。

　　史書記載，張浚出身儒臣，為人豪爽有大誌。他是唐朝宰相張九齡的弟弟張九皋的嫡係後代。四歲失怙，但“行直視端”，從來不說假話，認識他的人都認為這孩子將來必成大器。南宋朝廷被迫遷到東南之後，上下一度混亂不堪，曾經發生過韓世忠的部下把一位諫臣逼到水裏淹死的惡性事件。張浚堅決要求將手握軍隊、立有擁立大功的韓世忠撤職查辦，結果真的把韓世忠觀察使的職務給罷免了。史書說：從此“上下始知有國法在”。建炎三年護衛親軍兵變時，正是這位張浚居中調度，使韓世忠、張俊協調起來，方才平息叛亂，由此大功，得到了趙構的信任與重用。趙構回憶說：兵變發生後，自己被隔絕在宮中。有一天正在吃粥羹，忽然聽說張浚就要被貶到湖南郴州去了；大吃一驚之下，把一碗粥都打翻在手上了。當時想，完了，張浚要是被貶走，還有誰能平息得了這場叛亂呢？據說，叛亂平息後，趙構曾經極為親熱地將張浚引入內殿，對他說：皇太後知道你忠義非常，想要見見你。隨後，解下自己佩帶的玉帶賜給張浚，並且當時就要拜張浚為宰相，張浚以自己是後生晚輩，資曆不夠而推辭了。

　　張浚做的事情裏，可圈可點的確實不少。平息護衛親軍兵變時，他把韓世忠、張俊手下的軍官們召集起來，厲聲對他們說：叛賊懸重賞，要我這顆腦袋。你們要是覺得我該殺，就取了這顆頭去領賞；不然，就跟著我去殺賊，任何人膽敢退縮，我都將嚴懲不貸。結果，眾人感憤，都願服從他的領導，拚死殺賊。有一天深夜，一個不速之客突然出現在戒備森嚴的張浚麵前，從懷裏掏出一張紙說：這是重金懸賞要您腦袋的文書。張浚說：既然如此，你幹嗎不拿了走呢？這個人回答說：我雖然是個粗人，卻也知道好壞，怎麽會為賊所用？我來隻是想提醒您，我走後，恐怕還會有人來，而您的安全警衛是有漏洞的。說完，此人飛身上房，飄然而去。張浚也很絕，他馬上殺掉一個人，對外放風，將被殺者說成是捉到的刺客，用來嚇阻後來者。

　　建炎年間，一個叫薛慶的江洋巨盜，在江淮地區嘯聚數萬之眾。當時，張浚擔任樞密使，害怕這股勢力蔓延開來不可收拾，於是，自己一個人徑直來到薛慶的巢穴，居然憑三寸不爛之舌和凜然正氣，使這位薛慶“感服下拜”，願意為朝廷效力，對抗金兵。此時，朝中盛傳張浚已經被盜賊扣押了。不久，張浚安然返回，令趙構驚歎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