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正文
幾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舊”簡記（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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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抒
◇毛澤東發明“文化專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達的關於“文化革命”的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幾句話，是毛澤東加上的。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毛澤東的發明，以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名義，清算排斥外來文化、摧毀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資”，古代的叫“封”，共產黨國家的叫“修”：蘇聯是“蘇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鮮是“朝修”等等。那“封、資、修”便是毛澤東“文化專政”的對象。
不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畢竟有點深奧，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用一個“舊”字替代了“封、資、修”：“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複辟的目的。”那“四舊”真是通俗易懂：“封、資、修”都屬“四舊”，凡是“舊”的就是“封、資、修”，就要對它“專政”。
其實，共產黨裏嗅覺靈敏的人已經搶先行動起來了。譬如山西省會太原，四月間中共新派去一個市委書記。他從北京刮來的風裏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跡：“決定把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跡，祗保留十幾處，其餘通通毀掉。”據作家慕湘記述：“芳林寺，一個上午全砸毀了。省文物館的高館長聞訊趕去，拾回一包泥塑人頭，含著眼淚送給我看。晉祠本來是國務院重點保護單位……幾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當初為了陳列東方藝術而集中起來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廚房的柴薪。我見了急忙跑回住處，拉來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長鄭林同誌，才把一個明代雕刻的全身貼金的台駘（流經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從斧頭下搶救出來。”(1)
◇中學生發起“破四舊”運動
共產黨領導的學校，目的是“培養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與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的侄子毛遠新的談話紀要，作為文件傳到各地後，毛的指示“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2)廣為流傳。中學生裏對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別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幹部子弟們，從小喝黨的奶水長大，不曾受過中國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們便用“階級鬥爭”的眼光觀察四周，尋找革命對象。從六月開始，學校停課，中學生們先在校園裏革老師的命。老師打膩了，便殺出校園去革“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的命。毛澤東的“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更為他們提供了行動的靈感：“破四舊，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紅衛兵破四舊”，不過毛澤東“文化專政”的一次實踐而已。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諜——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3)
次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百萬來自全國各地、以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共產黨的幹部子弟們榮登天安門。集會到下午才散，除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第一○一中學將美術教師陳寶坤圍毆至死外，當天紅衛兵們沒做什麽大事。驚天動地的“砸爛舊世界”的行動是第二天清晨開始的。
一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掃蕩目標。中學紅衛兵（加上少數大學生）殺向街頭，以打爛一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偉大功勳。次日，全國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報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報更以社論《好得很！》大肆煽風點火。於是，史無前例的“破四舊”運動迅速燃遍了全國城鄉。
◇慘過八國聯軍的洗劫
一九○○年八國聯軍洗劫頤和園時，曾槍擊萬壽山頂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遊人行至山頂，每見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沒頭沒腦的佛像，無不痛惜萬分。而今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前去“破四舊”，似乎是為了替八國聯軍完成未竟的任務。凡是在戰火中幸存未毀而他們又夠得著的佛像，沒有一個幸免。
當年英、法侵略軍焚毀圓明園是為了洗滅其搶劫中華國寶的罪證。八國聯軍的兵痞槍擊萬壽山琉璃佛像純為取樂，並不存心毀滅中華文化。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則有著崇高的革命理想。他們砸佛像，目的是鏟除 “舊文化”，園內佛香閣中的大佛塑像就這樣被摧毀了。
◇“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皆反動派
北京體育學院就在頤和園附近。兩派學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組而弄得灰頭土臉，決計到頤和園去顯示其革命決心。頤和園內的三百米長廊及無數亭台樓閣，幾乎每一個雕梁畫棟都有精細的畫，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蟲鳥。人物畫都有典故出處，譬如“劉、關、張三英戰呂布”。四個人皆屬反動派，必須消滅。
他們在頤和園內仔細搜索，凡是畫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塗刷覆蓋，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紅八月”過後，筆者到頤和園試圖尋找幸存的人物畫，發現一個不剩，連昆明湖西邊遊人鮮至的亭台都沒逃脫一“破”。
用油漆或者黃泥漿塗抹壁畫，是“破四舊”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縣建於唐代的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均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國等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賣到西方。他們是強盜，重的是一個“錢”字。那壁畫流失到國外，是中國的重大損失。但畢竟還珍藏在博物館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他們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所以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一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4)
◇一千萬戶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萬四千多戶被抄家(5)。上海市，按周恩來的說法，“抄了十萬戶資本家。”(6)全國各地城鄉從無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7)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8)。連僻遠的人口不多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也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戶被抄家(9)。以農村人民公社為單位計，江蘇江寧縣僅一個祿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戶被抄，抄走金銀器皿、飾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毀壞書籍無數(10)。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11)。
全國上下總共約有一千萬戶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貨公司（後改名為上海第十百貨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愛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屆時他正在香港為父親做九十大壽，接到上海市委統戰部回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電話通知，匆匆趕回，卻被中學生抄了家。郭氏愛好玉器，珍藏百餘件名貴玉器。在紅衛兵眼裏那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毀無遺。郭氏夫婦在家門張貼署名大字報，表示“願將本人家私全部獻出”，但還是被鬥了無數次。
毛澤東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國畫院畫家惠孝同作的畫。但此時國畫家幾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紅衛兵抄他的家時發現一隻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訪問印度時印度友人的贈品，老舍轉贈給惠孝同的。“看你們這些反動文人還張牙舞爪的！”抄家者舉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將象牙砸得粉碎。他們將畫室砸得一塌胡塗，勒令惠孝同自書一幅大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貼於門窗，才揚長而去。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卻認為刻瓷藝術品也是“四舊”，把他的作品摔了個稀爛。不久，朱淒慘地死去，國寶不複再現。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不準抹殺紅衛兵的功勳》，號召紅衛兵對“那些吸血鬼、寄生蟲”動手，“把他們的金銀財寶、殺人武器、變天帳拿出來展覽……”(12)於是，全國大抄家之餘，又有了個“大展覽”。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吳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對象。他與妻子、女作家謝冰心夫婦的家被抄後，中央民族學院辦了個“修正主義生活展覽”，將從他們家抄出的物件，以及從別人家抄出的東西，一並算在他們二人的名下，對全校開放展覽。他們家既無金銀財寶，又無殺人武器、變天帳，隻好拿皮鞋、料子衣服、進口手表，各種“封、資、修”的書籍等，湊足了一個展覽廳。(13)
◇焚書燒畫遠甚於日寇
二十世紀初，商務印書館費時十餘年在全國搜購，曾征得四十六萬冊珍貴書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軍進犯上海閘北，日機炸毀商務印書館，並縱火焚燒其東方圖書館，該館珍藏的那四十六萬冊書籍毀於一旦。該館董事長、名學者張元濟痛心疾首，說：“工廠及其設備都可重建，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幾十萬冊書籍，今日毀於敵人炮火，無從複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幾十萬冊搜購起來、集中保存在圖書館中，讓它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避免了這場浩劫！”(14)
被日寇焚毀的是無法挽回的損失。可是張元濟哪裏會知道，倘若那幾十萬冊書當年不曾被他搜購起來中，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能避過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場浩劫的恐怕不會很多！“破四舊”遠甚於日本人製造的那場浩劫百倍！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過後，他回憶道：“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麵撕一麵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15)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後，被趕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學者馬一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八十四歲的馬老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曆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16)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17)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肮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資料。
前國務院交通部長章伯鈞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歡藏書，曾對周恩來說：“一生別無所好，就是喜歡買書藏書。我死後，這些書就歸國家。”到六六年時，他的藏書與已逾萬冊。附近一個中學征用他的家作紅衛兵總部，他的書便成了紅衛兵頭頭夜裏烤火取暖的燃料。後來，除少數善本書被北京圖書館收去之外，他的藏書全被送到造紙廠打成了紙漿。(18)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淩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拿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他化了幾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張中國各地的古版畫，如今被燒了個一乾二淨。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燒。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鍾樓大街的鍾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
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認那些山水花鳥的“反動內容”。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麵上用紅筆打個叉。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普陀區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製止。在焚燒被止住前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江青點名咒罵名畫家齊白石後，北京紅衛兵砸了齊白石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題的匾上的字跡。上海畫院畫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個不剩。朱屺瞻進“牛棚”時已七十五歲，能活下來已屬萬幸。其他上海畫院畫家，如白蕉、錢瘦鐵、陳小翠、吳湖帆則不如他幸運，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氏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紅衛兵焚書，無遠弗屆。當年諸葛亮病死葬身的陝西勉縣，“珍藏於人民群眾中數以萬計的古字、古畫和玉石珍品，大部丟失或毀壞。”(20)四川蒲山縣鶴山鎮僅五千人，抄家銷毀的古書也多達兩千多本，古畫二百餘張。(21)廣西防城縣，“文物館幾千部古典書籍、文物、資料和檔案全部被燒毀。”(22)
邊疆也不例外。遠在天邊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和老撾為鄰，離北京足有三千公裏，可革命不落人後：“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外，其他書籍都被列為”四舊“，大量焚燒。”(23)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燒掉。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衝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
燒書汙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份出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別多，“破四舊”的成果也就特別大。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24)
◇改名字比賽席卷全國
商店字號不是“封”，就是“資”：“王府井”百貨大樓，“東來順”涮羊肉，“全聚德”烤鴨，“瑞蚨祥” 綢布，店名都屬“封”。還有前門外小飯館“都一處”，那門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顧後，題製遣人送去的，當然也是“四舊”。
卸下門匾，送進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鏡店是“資”，上海遷京的“波緯服裝店”也是“資”。紅衛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澤東以外的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在那裏裁製過西服，僅周恩來一人就做過七套。他們砸爛商店的招牌，將店名改成“紅都”，抄了服裝大師餘元芳的家，將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有幸給毛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紅衛兵代表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毛聽到她的名字後說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變成了“宋要武”。一時間，改名字比賽立即席卷全國。
上海某工廠有個人，早先是資本家，名字叫“養民”。說資本家養活了人民，反動透頂。全廠日批夜鬥他，並勒令他將名字改成了“民養”。有位中學教師名“念修”，“想念修正主義！”全校大會批鬥後，學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東”。本意是“敬仰毛澤東”，但其實念起來是“養東”，“養活毛澤東”。幸虧無人追究，否則死路一條。
街道名字中的四舊更是多得數不清。“仁、義、禮、智、信”是國民黨的信條，所以哈爾濱市的五條街光仁、光義、光禮、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輝、光芒、光耀、光華。
中性的、不屬封資修卻不夠革命的，也在鏟除之列。北京蘇州胡同小學的“革命師生”張貼《緊急通知》： “我們學校過去的校名蘇州胡同小學沒有革命的含義，我們堅決要求……改名為”長征小學“……”(26)四川宣漢縣第一中學被改成了“天兵戰校”。校長龐偉烈被天兵們打成重傷後，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時代避諱不得說“豬”，這“避諱”本是不折不扣的“四舊”。如今江青卻拾起“避諱”，把它變成了 “四新”。她替出身“黑五類”的鋼琴家殷承宗改名為殷誠忠，從“繼承祖宗”改成“對黨忠誠”。京劇演員錢浩粱，姓氏上粘了銅臭的“錢”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沒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有個土匪，因臉上有撮毛，人皆稱他“一撮毛”。江青從那個“毛”字聯想到夫家毛澤東，一聲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倫不類的“野狼嚎”。
◇抄收少數民族服飾
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漢人的特權。少數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動、是否需革命，以漢人的文化為唯一的判定標準。所以少數民族的文化整個成了革命對象。譬如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金銀首飾、銀幣也被列為” 四舊“沒收。凡是花紋、圖案、繪畫沒有革命內容的器皿、刺繡、服飾、家具等等，都算為”四舊“，一概搗毀。” “強迫少數民族婦女改變民族服裝，交出首飾和服裝上的銀飾佩物，僅哈播一個鄉就收交了首飾、銀元八十多斤。”(28)
◇革命從頭革到腳
馬、恩、列、斯、毛，胡須一個比一個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寧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黨外人士黃治中的一尺餘長的銀須已蓄留了幾十年，現在突然發現那是“四舊”，祗得忍痛割愛。
女人的長辮也是革命對象。寧夏固原縣設了一個剪辮子站，趕集路過的姑娘凡留有長辮的一律強行剪掉。(29)
一些頭發留得稍長的海外華人、港澳同胞歸國訪問，一到廣州就挨了一剪子。
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接見他們時說：“不要見怪，你們看到我們這樣好的後代應當高興”。(30)曾三次蟬聯世界冠軍的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說了一句“紅衛兵剪人家頭發，怎麽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擊偉大領袖，被掛上“現行反革命”的牌子鬥爭。(31)
香水、尖頭皮鞋、窄腿褲均屬“資本主義的東西”，一經查出，立即實施革命製裁。人民日報聲援紅衛兵，引用紅衛兵的話說：“難道工農兵還抹香水、穿尖皮鞋嗎？”(32)尖頭皮鞋並不多見，於是凡頭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麵消聲匿跡。一般人也沒有。曾經出國演出的女演員、歌手、鋼琴家演出時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進了垃圾堆。駐外使領館的青年革命意氣風發，幹得一點不比國內差：“他們不準穿西裝、旗袍，不準坐進口小汽車，不準掛宮燈……”(33)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曾在回憶錄裏記載了在天津見到的“破四舊”的場麵：“我們遇到了紅衛兵設的路卡，正在檢查過往行人的著裝。……隻見那些紅衛兵的手裏拿著剪子、榔頭等工具，對那些著裝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著非常”革命“的行動：有的長辮子被剪沒了，有的”怪發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鋸掉了，有的” 火箭鞋“被砸扁了……盡管這些人在和紅衛兵講理、央求，反抗，可是在”這是革命行動“一詞的壓力下，無一幸免。”(34)
◇龍、鳳皆屬“四舊”
共產黨是馬克思的傳人，自從共產黨上台，“龍的傳人”的說法就在中國消聲匿跡。吉林省延吉縣龍井鎮，真有一眼“龍井”。那塊寫著“龍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學生砸毀。河南安陽縣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龍壁，被砸成了一堵頹壁。(35)
龍是“四舊”，鳳亦受累。廣西南寧市邕江大橋的欄杆有鳳凰浮雕，皆被砸毀。浙江建德縣審查各類商品，凡商標上印有龍和鳳圖樣的，一概沒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燒，恰如當年林則徐焚燒鴉片。
當年十月，毛澤東表弟賀曉秋的兒子賀鳳生從湖南到北京向毛澤東告禦狀，告訴他湖南農村怎樣砸“老祖宗積攢下來的古董”：“毀了好多值錢的東西。接新娘子的花轎砸爛了，淩波床也打爛了，龍鳳朝陽、百鳥朝鳳的圖案打爛了，嶄新的雙鳳朝陽的絲綢被麵放火燒掉……繡花鞋裹腳布也當四舊之物展覽。注滋口還把花露水、雪花膏當資產階級用品倒在河裏……”“打爛了人家的神龕，撕下天地君師父母的神位……換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澤東選集 ……”(36)
北京戲曲學校的學生把舞台上牛鬼蛇神穿的龍袍戲衣、鳳冠、玉帶、朝靴等戲裝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廟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點起大火，燒了個一乾二淨。
焚燒戲裝道具之風刮遍全國。各地方劇團的戲裝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寧鄉縣花鼓戲劇團的戲裝道具，“絕大部份被毀。”(37)連僻遠的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文化館的戲裝也中學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燒了事。
◇全國的獅子都遭殃
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對保護文物出過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間曾發布一係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各省、市、縣亦循例將當地主要曆史文物納入重點保護的名單。但如今周恩來卻也趕起革命時髦來。他對北京“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一個最後通諜，連我們這個（包括新華門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諜，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38)
這一來，全國的獅子都遭了殃。大連星海公園一對漢白玉獅子被砸得腿斷身殘。沈陽遼寧省博物館門前的一對彩陶獅子被砸爛。湖南寧鄉縣鄉間，橋頭多有石獅子為飾物。那些石獅子“在破四舊中絕大部份被毀。”(39)江西安遠縣宗祠，門前多立石獅，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獅，門樓鑲嵌石雕門額。“紅衛兵掃四舊，視石刻為封、資、修的產物，肆意毀壞，今存甚少。”(40)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曆代修葺保存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母獅身上還有五隻幼獅，是一件藝術珍品。如今，那對獅子成了周恩來所說的“封建產物”，被砸得肢體斷裂，麵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當夜，省城太原發去電報，說是要執行周總理的指示保護文物古跡。但是太遲了，殘破的獅子已被拉走，扔進了臭水坑。(41)
◇“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閑工夫養花擺花。”(42)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張文才回憶：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詫異室內室外都見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頭腦機靈的周恩來馬上表示讚成毛的意見，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屬，將兩間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園。
中共打天下時的總司令朱德不認為有必要像周恩來那樣迎合毛澤東。他照樣伺弄他的蘭花。可是“紅八月”中的一天，他從外麵回到家裏，發現他心愛的幾盆蘭花被孫子砸了，氣得舉起拐杖打去：“你們這些不肖子孫！”但這時舉國都在“破四舊”，他沒有辦法保住他的蘭花，便將剩下的蘭花悉數送給了北京花木公司。(43)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貴蘭草。該寺的蘭草全被毀掉，包括幾年前朱德訪問故鄉時贈送的蘭草。與朱交流過蘭草栽培技藝的和尚僅從紅衛兵手中奪回一隻花缽。(44)
長春不少人養植君子蘭，全城的君子蘭都被拔，毀成泥。僅少數人養植能手將君子蘭藏於下水道、廢品庫，甚至藏進動物園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蘭未得絕種。
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每座樓前都有個花圃。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個樓的南區，花草還得為這些無產階級新貴服務。而北區的花草就都成了“資產階級的玩意兒”，被革了命。兩年後北區要重新接待外賓時，兩座樓前的花圃裏卻分別是無產階級的菠菜和玉米。緊急調動一個班的戰士一一鏟掉，然後再到處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無一處能找得到花。幸虧天壇公園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才救了急。
花草是資產階級，樹木也不夠革命。杭州郊區望江山療養院院長熱心種樹，全院都是濃密的樹蔭。他不愛革命，就愛種樹，被指為“種樹院長”，關押批鬥。不久屍體從富春江裏撈起，無人知道他被打死還是自殺。
◇各地孔廟無不遭殃
還在文革之前，“四舊”已屬被破之列。王陽明（公元1472—1528）在世時，曾委托江西崇義縣縣丞建了一所文廟。一五一八年建成後，屢經修建，成一組古建築群，占地闊二十九丈，長四十丈。王死後，後人為紀念他在文廟東側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曆史。幾百年來，王陽明一直是當地人的驕傲。但他巡撫江南時曾鎮壓過福建、江西的農民起義，是為“反動派”，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當局平毀無遺。(45)
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簷翹角，龍、虎、獅、象、鼇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複原。”(46)山東萊陽縣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簷鬥拱，氣勢雄偉。……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成殿被拆除。”(47)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文革後曆時五年方修複。
◇大小寶塔被炸毀
唐代高僧褒禪結廬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遊褒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48)
浙江三門縣文峰塔被炸毀。(49)山東萊陽縣文筆峰塔，“塔身總高約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毀沒。”(50)江西崇義縣文峰塔，當地《縣誌》形容為“高聳插天”，如今被指為“四舊”而拆毀。(51)
意大利有個“比薩斜塔”，湖南武岡縣也有個斜塔。該塔由磚砌成，七級呈八麵角錐狀，各級簷下均畫有精細的飛禽走獸、亭台樓閣、樹木花草。古《武岡州誌》記載：“泗洲塔……在東門外，宋元豐元年建。”算來已有九百年曆史。該塔不僅曆史比比薩斜塔更古老，塔身傾斜度也大於比薩斜塔。如今人們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藥，就一下子轟倒了它。從此再也沒人為武岡斜塔為什麽斜而不倒而費腦筋。(52)
◇被毀的文物古跡數不清
全國人民一起來革命，毀壞的古跡多得如蘆溝橋的獅子——數不清！
浙江人砸了徐文長的故居。明代文學家、畫家兼書法家徐文長（徐渭）在紹興的故居“青藤書屋”四百年來不廢修繕，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陳姓書屋主人將它捐給國家，以求永遠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跡。徐氏一生除做過一陣浙閩總督的幕僚，為蕩平倭寇出謀劃策外，不曾當過官。如今也被指為“反動封建文人”，“青藤書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欄則被砸碎。隻因文物工作者聞訊先轉移了一批文物，日後方得以修複。
紹興還有個蘭亭。“永和九年，歲在癸醜，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因東晉書聖王羲之這篇《蘭亭集序》，蘭亭成為文化人心中的聖地，也是國家重要的文化古跡。景仰者去蘭亭流連憑吊，一千六百年間從未斷絕。如今因王生時曾任右軍將軍，名列”帝王將相“，王墓被砸不說，蘭亭亦被殃及而毀壞。
江蘇人砸了文學巨著《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的故居。吳氏誕生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現在《西遊記》是“四舊”，因此吳氏故居“被毀為一片廢墟”。(5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故居。吳是全椒縣人，一九五九年，當地政府建立了吳敬梓紀念館。如今文化要革命，吳敬梓故居也沒逃得脫。(54)後來有人到全椒，向縣委書記打聽吳敬梓故居訪問，縣委書記竟然問：“吳敬梓？哪個公社的？”
安徽滁縣琅琊山腳有個醉翁亭。“環滁皆山也。”這是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的首句。這篇文章經另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琅琊山腳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紅衛兵認定歐、蘇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們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曆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山東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鬆齡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講毛澤東思想，可知是個反動權威。紅衛兵找不到什麽“四舊”來破，隻好鞭他的屍。
可是掘開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煙筒、一迭書外，隻發現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場。(55)
◇古建築慘遭扒拆
唐詩“漁陽鼙鼓動地來”中的“漁陽”即今河北薊縣。縣城中心鼓樓有個“古漁陽”匾。地名本無新舊，但該匾是清代官員書寫的，因而被卸下焚燒。廣州越秀山頂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駕祥雲到廣州下凡的古老傳說，當然是宣傳迷信，也該砸。隻因石頭太硬，紅衛兵砸斷幾根羊角後就沒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時，對無錫惠山寄暢園喜愛有加，命在清漪園即今頤和園內仿建，這就是今頤和園內的諧趣園。寄暢園內乾隆手書“雨中遊惠山園”碑被砸毀。（文革後依舊拓片重刻此碑）
上海寶山縣城內，宋抗金大將韓世忠駐節之參將署門前的“江南重鎮坊”，在“破四舊”聲中被拆除。(56)浙江臨海縣，縣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毀。
河南省延津縣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莊嚴。殿閣式屋頂，脊上蹲獸造型生動。梁柱板壁，浮雕花紋通體皆畫，或為飛天仙女、誦經立僧、演奏樂伎，或為鬧梅喜鵲、報曉晨雞、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稱為花牌坊。這個被公認為“河朔諸縣石坊之冠”的牌坊，於一九六六年“毀於紅衛兵之手。”(57)山東肥城縣，“破四舊”中“近千件文物丟失；十一處古墓、二十二處古建築、十處古遺址、三十多塊重要石刻遭到破壞。”(58)
任何一個大城小鎮都有販夫走卒會唱“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未曾開言心頭慘，過往君子聽我言……”京劇《玉堂春》流傳百年，“蘇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當年關押蘇三的監獄是全國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監獄。蘇三案情的檔案也一直保存著，按周恩來的說法，“解放洪洞縣時，蘇三的檔案還在呢！”(59)國務院曾將關押蘇三的監獄定為應當保護的文物。但根據“衙門八字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說法，洪洞縣政府大門向南開，屬“封”，必須向西開。西牆外正是當年關押蘇三的那座明代監獄。“一個婊子有什麽可紀念的？拆！”保護文物和保護自己不能兩全，洪洞縣政府的書記大人祗好保護自己，拆掉蘇三監獄，將縣政府大門改向了西。雖然八十年代重新修複，卻已不是明代建築。
◇焚燒家族宗譜
家族宗譜也是“四舊”。湖北通城縣焚毀的十萬餘冊古書中，有一萬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間家族宗譜。(60)
京劇名演員梅蘭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國年間避亂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劇團到江蘇泰州演出並尋根。北上梅氏與老家早無聯係，但根據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譜中對北上支係失散一事的記載，梅蘭芳尋根成功，拜了祖墳。文革時梅蘭芳去世已五年，卻仍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那本梅氏家譜也被紅衛兵燒成了灰。(61)
二十世紀初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劉半農的長女劉小蕙是上海外語學院教師，也是“抄家對象”。抄家時，她家中保藏的資料被扔出窗戶，在弄堂裏燒了四五個小時，《劉氏家譜》就此永遠消失。(62)
浙江紹興的範家是宋代名臣範仲淹的後裔。在眼看家族宗譜要被燒毀的時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曆史學家範文瀾。他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或許他那裏是安全的。他們將一套《範氏宗譜》郵寄到北京範文瀾處，他在文革中安然無恙，這套《範氏宗譜》總算保存了下來。(63)
◇“橫掃”民間文學
湖南江永縣有一種僅為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雖流傳已近千年，因為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傳，從未與世人見麵。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新疆說唱文學《江格爾傳》是民族文學的奇葩，德國近二百年前就翻譯出版，俄文版問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國的《江格爾傳》卻被抄盡燒光。說唱《江格爾傳》藝人“江格爾齊”無一不被鬥爭，有的甚至被拔了牙，無法再唱！
西藏民間故事《格薩爾》，是世界少有的長篇巨製，一百五十萬行，一千二百萬字，以藝人說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傳了一千多年。文革後，藏族民間說唱《格薩爾王傳》的藝人都被鬥爭、禁止說唱。他們收藏的手抄本則一律沒收銷毀。座落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囊謙縣的嶺國寺裏當年格薩爾王用過的寶劍、長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幾十部用金字書寫的有關嶺國（今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帶）曆史人物的傳記，全都沒有逃過這場災劫。(64)
文革前，青海省文聯收集整理《格薩爾》，已編譯了八百萬字。現在，這成了青海文聯“文藝黑線”的罪證。在“破四舊”中，“焚燒了已編印和從老藝人口中記錄的大量資料，三十四本漢譯紙型全部被送入造紙廠。”幸虧青海文聯“一位同誌倉促搶救出《格薩爾》手抄本珍貴資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貴資料才被保存下來。”(65)「漢譯本於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貴州文聯“已編印的貴州二十多個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間文學資料，幾乎蕩然無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十七年中經廣大群眾搜集的大量民間文學原稿，大都被送進造紙廠，幸存者很少。”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屬“砸爛單位”。“一九七二年，在處理所謂‘砸爛單位’中，民研會所有庫存的自建會以來編印的各種民間文藝書籍、刊物、內部資料，全部被當作廢紙送進造紙廠。”(66)
民間音樂屬“封”。福建省文聯“花了三年多時間采集的可連續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時的一式兩套民間音樂和地方戲曲唱段，全部被毀。”(67)
◇文稿史料大災劫
許多珍貴書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毀，損失無法計量。
河南修武縣有個出生於祖傳世家的老獸醫李蔭香，年近七旬了。從醫五十年，救治牲畜無數，有“活馬王爺”之稱。他積幾十年心血總結、創製的驗方及親手抄錄的藥書全被付之一炬，氣得他當場暈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辭世。(68)
《人民文學》主編秦兆陽在戰爭年代作了十幾年筆記，約一百萬字，在行軍打仗最艱苦的日子裏，曾托老鄉埋在地下，保存下來。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燼。
法學教授徐恭典退休後，在家鄉浙江常山縣潛心著書，十年間寫的文稿全被燒毀。小說《紅旗譜》的作者梁斌被關進了“牛棚”，其小說《戰寇圖》的手稿從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編輯牛汀曾被打成“胡風分子”，是當然的抄家對象。他的一部長篇小說、一部中篇小說的書稿被抄走，就此失蹤。
中國科學史專家胡道靜專攻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日本同行推他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日人翻譯此書時就以他的《夢溪筆談校證》和《新校證夢溪筆談》為參考依據。六六年春，他的新作《夢溪筆談補證》已寫成四十多萬字，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為之題了封麵、寫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書稿就被燒成了灰燼。(69)
中國新聞事業的先驅邵飄萍一九一八年創辦《京報》時，是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的導師。青年毛澤東曾數次登門拜訪，並接受過邵氏金錢上的接濟。因《京報》言論開罪軍閥，邵於一九二六年被奉係軍閥殺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飄萍，《京報》館舊址和邵氏住宅內的藏書、手稿、資料圖片，全部被抄走。邵的發妻湯修慧則按當時“地、富、反、壞、右”遣送回籍的原則，被趕回浙江金華。直到第二年湯女士致書毛澤東、毛批示同意後，她才獲準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後長期在國民黨政府擔任要職、包括駐蘇聯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畫被燒毀砸爛不說，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蘇日記》的文稿也抄走。該書稿記錄了當年國民政府與斯大林、蘇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後再也無處尋覓。(70)
江蘇省如皋縣中學的學生從老師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給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揚州中學讀書時將自己的習作寄給老舍請教後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著的老舍信劄，如今成了學生的戰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71)
中山大學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詩壇風雲一時，曾被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稱為“天才的中國青年詩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羅曼·羅蘭和瓦來裏寫給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發現，全部被毀。(72)
一九五五年入獄的潘漢年是中共曆史上一個不尋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為中共的代表與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軍談判。紅軍長征時他是紅軍總政治部的宣傳部長。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他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秘密談判。抗日戰爭後期，他奉命與日本、汪偽集團秘密談判反蔣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將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製的地區。他腦子裏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開始時，他已寫了幾十萬字的自傳。可是審訊者說他寫的自傳是“變天帳”，當著他的麵下令燒毀。他被兩條大漢鉗住，祗能絕望地喊道：“你們不能燒啊，要燒，燒死我吧！”文稿被燒光後，潘漢年至死沒再動筆，他腦子裏的無數史料便與他的軀體一道火化，永遠堙沒了。(73)
◇自己關門焚毀資料
因怕惹禍而自己關門燒掉、毀棄的珍貴物品不知凡幾。畫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齊白石所贈的畫，上有齊題的幾個字：“可染弟子書畫可以橫行天下。”李氏無處藏畫，又怕“橫行天下”惹禍，隻好采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這幾個字。
同任何外國人聯絡都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曾經到過外國的學者無不膽顫心驚。
著名的物理學家黃昆是美籍華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的老同學、老朋友。
幾年前，他曾收到楊輾轉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發現的簡史》。楊振寧在扉頁上題了詞：“給黃昆：紀念我們共同了解現代物理秘奧的時日。”
當時形成的熱情的友誼沒有隨時空的隔離而消失。“現在，黃昆舍不得毀掉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楊的名字惹來橫禍，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毀掉了楊振寧題字的那一頁。(74)
曾經是名記者的蕭乾，四十年代為研究英國二十世紀偉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頻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給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從沒複製過。在“紅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潔若被扣上一頂寫著“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機關大院的一輛平板三輪車上示眾。蕭乾身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讓紅衛兵抄出那些“外國人”的信，他們斷無生路。他無計可施，當晚看著姐姐將愛·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進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貴史料就這樣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75)
原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雖已八十五歲，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會從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鬥他，於是將馬的書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寫的《農業經濟學》手稿，全部連夜燒毀。而由於周恩來指示過保護馬氏，他的家後來並沒有被抄。
自從一九五四年起就擔任毛澤東專職醫生的李誌綏有寫日記的習慣，為毛工作十幾年，積累了十幾本日記。因恐懼紅衛兵抄家，他在一個晚上將日記全部付之一炬。(76)
沈從文保存了四十年的書信存放在他大哥處，全部被燒；幾十年間康濯給孫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書櫥中，如今也交給了一把火。(77)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給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幾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對象， “不得不偷偷地燒掉”了。(78)
上海女昆曲演員嶽美緹保存有上海戲劇學校校長、恩師俞振飛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開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嶽，說：“ΧΧ已上交了俞振飛給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來！”嶽不得不從俞的信中挑出十餘封不會給俞惹出麻煩的信上交，將其餘的信燒掉。她記述道：“我一個人躲在二樓曬台的角落裏，劃著一根火柴，一邊流著淚，一邊把那一封封彌足珍貴的信件扔進火苗中……”(79)
曾經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脫離共產黨後，在國民黨政府裏作過官。一九四九年底，他從澳門到北京，重回中共懷抱。周恩來給了他一個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的職位。他與中共創始人、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號仲甫）關係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陳指定的。他收存有陳獨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後給他的一百多封信。幾十年間他走南闖北，一直帶在身邊，精心保存。後又一一裱糊裝訂成冊，寫了前言，題以《陳仲甫先生遺墨》，以圖永久收藏。可是“紅八月”的抄家風刮來，他挨了一頓棍棒後，嚇朦了，竟讓子女將那一百多封信全送進了火堆！(80)
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沈尹默是名滿天下的上海書法名家。年屆八十四歲的沈老怕“反動書畫”累及家人，又擔心焚燒時讓外人看見告發，罪加一等，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裏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人靜時拎出家門，倒進了蘇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將全部“四舊”交到機關後，默默地把他多年來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爐子旁，然後點著火爐，任兒子在一旁放聲大哭，默默地將木刻版一塊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後，於一九六二年到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長。文革一來，他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鬥。他在十二月間自殺身亡之前，將自己畢生珍藏的曆史文物全部燒掉。他一邊燒，一邊放聲大哭：“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81)
◇想盡方法丟掉金子
當時中共領導人康生說：“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漢呀，抄了資本家的家，光抄出黃金就是一百二十萬兩，就是六十噸；白銀十二萬噸，這還不包括銀元。……據說有些紅衛兵拿過來一看，不知道這個是美元，就燒掉了一些……成績是偉大的。”(82)
因為多年兵荒馬亂，中國人凡家中有點積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備動亂年月衣食無著。但在革命小將看來，金子是資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動派的象征。許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銀首飾，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沒有金子，可是她母親有一些金子，母親誤以為子女沒有問題，偷偷地將金子藏在了女兒女婿的箱子裏，沒有告訴他們。何敏不知道箱子裏有母親偷放的金子。紅衛兵抄家時發現了金子，當場將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個坑埋了。何敏則被送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在關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獄中懸梁自盡。(83)
命都沒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時間人們都聞金喪膽，唯恐因被抄出金銀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銀首飾的，想盡一切不顯眼的方法丟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進公共廁所的糞坑裏，因為這樣做最安全。隻有一個例外：天津一對劉姓夫婦乘抄家者還沒光顧他們家時，先將金錠、金鐲子和金戒指裝進一隻信封，沒封口也沒署名，乘夜色投進了郵筒。紅衛兵在他們家抄家時沒什麽收獲，他們也慶幸沒因黃金惹禍。但十六年後家庭經濟拮據，他們想到了當年扔掉的黃金。懷著問問無害的心情去郵局一問，竟發現當年的郵遞員張大同取到那個信封後，在郵局的《拾物登記簿》上作了詳細記錄。該夫婦領回了一筆現款，比將金銀扔進公共廁所的糞坑的人不知幸運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紅衛兵，特別是仗著老子是高幹的幹部子弟，借“破四舊”的名義中飽私囊，所以，當時的江蘇省公安廳長洪沛霖認為紅衛兵“破四舊”就是搶劫。他對副廳長顧亭說：“現在還要偷嗎？隻要有個紅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
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廳匯報紅衛兵的戰果，他卻指示說：“趁這個機會，把紅衛兵抄家中的問題報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84)
其實，下麵不報告，中央也知道。當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毛澤東接見的高幹子弟紅衛兵，有的褲袋裏就裝著抄家得來的金條。正如葉劍英元帥所說：“有些青年，特別是中學生，對於經濟很有興趣，這是極端危險的事情啊！在抄家時，有的把金條裝起來了，半導體收音機在他屁股後頭掛起來了。那次在天安門開大會時，就（在城樓上）拾到一些金條。”(85)當時他們祗是貪點小便宜，並沒有想借此發財。十幾年後中共對外開放，港、台商人進入大陸收購文物，他們才發現國寶級文物可以使他們終生享用不盡。中國的國寶大量流失海外，禍始於一九六六年“紅八月”的抄家運動。
◇“消滅伊斯蘭教！”
宗教界的“破四舊”，不是從一九六六年開始的。中共一九四九年控製政權以後，到處拆廟庵、趕僧尼。譬如，浙江建德縣“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建國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繼還俗。”(86)遼寧台安縣，“各寺廟在解放後均被征用或分給群眾用，現廟宇已無存。”(87)
五十年代有部電影《古刹鍾聲》，編造了一個故事，說國民黨特務隱藏在一座古刹裏伺機搞破壞。四川丹棱縣委書記看了電影，連想到該縣有個千年古刹竹林寺（五代時詩僧可朋在此住過，又稱可朋祠），懷疑它會成為特務潛伏的據點，下令拆除，並強迫寺僧全體還俗。那個千年古寺由是平毀無遺。
到文革前夕，全國的宗教場所已殘存無幾。
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色風暴從天而降。台安縣回民作禮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毀，阿訇被批鬥，家產被抄沒。(88)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全區範圍內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縣，僅三四天時間內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廟宇十七座。(89)
可幸的是，寧夏最大的清真寺一九三六年曾被中共紅軍征用，紅衛兵看到門前寫著“陝甘寧省豫旺縣回民自治政府舊址”的牌子，知道那是黨的“革命聖地”，因而未在該寺搞破壞。
曆來漢、回就有民族糾紛，但從未弄到漢人強迫回民吃豬肉的程度。如今共產黨不信邪，硬指回族不吃豬肉是 “四舊”。中共青海省委強行規定回民每戶每年上交兩頭豬，命令回民農家和清真寺養豬，連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購指標、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養豬場，回民農家蓋起了豬圈。穆斯林們忍氣吞聲，有的不得不買來豬上交。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長陳毅見到一張《行動起來，消滅伊斯蘭教！》的傳單，覺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給了周恩來。周發現“破四舊”出了格，召集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開會，要查出是哪個地方發的傳單，可是傳單已經傳遍全國。(90)他不得不再三對紅衛兵表明立場說：“北京大字報貼了很多，有的我們是不同意的，例如《為徹底消滅伊斯蘭教而鬥爭》的大字報……”(91) 滅回運動這才告一段落。
◇周恩來鼓勵滅喇嘛教
早在一九五八年青海部份藏民以“為民族、保宗教”作口號發動叛亂後，中共即亂捕亂殺，“把當地寺院基本摧毀掃光”，兩萬多藏民冤死獄中(92)，幾占當時全國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結果導致一九五九年更大規模的叛亂。叛亂平定後，中共完全無視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區大肆拆寺院、鬥喇嘛、毀菩薩、燒經書。
到了一九六六年“破四舊”，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滅頂之災。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為例，八月間，“摧毀了建築藝術水平較高的文昌廟、南海殿、貢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廟。燒毀宗教用品及經卷六十八萬部（件）……”(93)
八月下旬，班禪喇嘛西藏日喀則的家和青海的舊居被抄光。「文革後，西藏自治區擬折價五十萬元賠償他在日喀則的家被抄的損失，他未接受。」中央民族學院借用外語學院的操場召開萬人大會鬥爭班禪。會中曾強迫他吃屎，因為據說有人曾用班禪的糞便做成藥丸，給人治病。
出於國際關係的需要，周恩來煞住了那場滅回運動。可是西藏事務屬中國“內政”，中共自可以關起門來革命。周恩來對西藏學生說：“達賴叛國……班禪其實和達賴一樣，但有區別，（當時）要反達賴就得利用班禪。現在農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就不幹了，寫出了萬言書，反黨。”(94)“最近你們對他進行了三次鬥爭，很好。”“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製度徹底打碎，解放喇嘛。……現在，西藏正在破四舊，打廟宇，破喇嘛製度，這都很好。”(95)
雖然他說“廟宇是否可以不打爛，作為學校、倉庫利用起來。佛像，群眾要毀可以毀一些，但也要考慮保留幾所大廟，否則，老年人會對我們不滿意。”(96)實際上西藏眾多廟宇都是在打爛毀壞後才作為學校、倉庫利用的。隻不過紅衛兵為圖省事，對大部份佛像僅斬首了事，胸部以下部份皆留下未砸。
西藏覺拉寺有個藏王鬆讚幹布（公元617-650）死後由文成公主親自主持塑造的他們二人的塑像，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陳毅副總理率中央代表團前往祝賀時，曾參觀該寺並囑咐寺內喇嘛好好守護。但現在鬆讚幹布成了“大農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兒，都是牛鬼蛇神。於是那對已有一千二百年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全國佛寺大清掃
一百年前信了“天主”的洪秀全，見到孔子牌位就砸。四十年前的民國將軍馮玉詳歸皈基督後，把開封的千年古跡相國寺和城內城外的廟庵、道觀全都拆除，連中華民族的老祖宗大禹的銅像也毀了去造銅元。如今信仰了馬列洋教的青年，對佛教的仇視與教徒之排斥異端毫無二致。
相傳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坐落在古都洛陽城東的白馬寺，建於整整一千九百年前。有白馬馱梵文佛經。現存白馬寺為明代重修，迄今也有近五百年的曆史。“破四舊”時它自然也是洗劫對象。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裏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97)
山西代縣有個天台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98)
山西絳縣華山腳下，始建於唐、元代重修的太陰寺的壁畫，“其繪畫藝術之高超可與永樂宮壁畫相媲美，可惜毀於十年內亂。”(99)
湖北新洲縣始建於唐代初年的報恩寺，規模宏大，占地百畝，毀於“破四舊”。湖南寧鄉縣密印寺，有唐宣宗禦題寺額“密印禪寺”。一九三四年重修時以“鎏金佛像磚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二塊嵌諸四壁。”“破四舊”時“遭到嚴重破壞”。文革後，日本佛教史跡參觀團欲前往訪問，湖南省政府趕緊斥資維修，方為中國挽回了一點顏麵。(100)
陝西省鎮巴縣建於宋代的篙坪寺，經曆代屢次修建，保存至今，毀於一九六六年。惟寺內的大鍾重達六噸，紅衛兵欲破不成，得以幸存，是迄今中國現有的最大的古鍾之一。
唐朝名僧鑒真東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講經，並囑咐該寺主持鑄一尊鐵觀音。宋天聖三年，鐵觀音鑄成。九百多年來，因天災、兵禍，有一半的時間立在風雨之中。可是它不蝕、不鏽、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驗，含有鈦、錳、鉻等元素，堪稱不鏽鋼。這是中國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實證，其製作遠在西方不鏽鋼誕生之前。紅衛兵欲打倒這尊鐵觀音，用鐵錘敲、石塊砸、大火燒、鋼鋸鋸，都不成功，小將們祗好作罷。事後，幾位工人將它藏進煤堆，度過這場浩劫。不幸八年後“批孔”，一個六六年時的小學生發現鐵觀音的雙手是另鑄成後裝上去的。那個愚昧的青年將雙手搞下，送到廢品收購站，換了幾塊錢。那鐵觀音就從此成了無臂殘廢。
位於陝西乾縣的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陵園前六十一尊雙手合十的石像的頭顱均被敲壞。
四川樂山背靠烏尤山麵對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無人砸得了。大佛背後烏尤寺的五百羅漢卻是泥塑的。紅衛兵一一砸去，堪稱雕塑精品的五百羅漢全變成了無頭佛。
新津縣在成都去的紅衛兵的幫助下，“將川西名勝”純陽觀“的所有塑像搗毀。全縣……絕大多數廟宇的塑像、壁畫被搗毀。”(101)什邡縣始建於唐代的龍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來古柏參天，一九五一年中共為修鐵路征集枕木時，已將道旁古柏悉數砍去。如今“破四舊”，目標隻在寺內。“寺內神像全被搗毀，門前大獅子被掀入溪澗中，所藏經書全部收繳，殿內器具無存，寺宅為之一空。”(102)
宋朝末年，蒙古侵略軍打到四川，宋人在今合川縣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會合處構築釣魚城，作為全川防禦中心。十萬軍民同仇敵愾，抗擊侵略軍，堅守了三十餘年。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元憲宗）中矢死於釣魚城下。釣魚城遂成一曆史名城。七百年來，積有不少文物。千佛岩上有兩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紅八月” 中全部被毀。(103)山東濟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麵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壞。(104)
九月，山西大學的學生到山西五台縣佛教勝地五台山去掃蕩四舊，除了砸廟宇外，將大多數和尚、尼姑鬥爭了一通。學生走後，當地黨組織下令，將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門，強製遣送回了原籍。(105)老尼姑白銀珍（蒙族）
已九十六歲，被趕出五台山後，無處落腳，不得不回到內蒙古草原，與幾個親人相依為命。她大難不死，過了二十年，竟成了內蒙古自治區第一號老壽星。
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筆蘸血，化了四年時間寫下了一部七十五萬字的《華嚴經》。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曾借到東京展覽過半年，並按期原物歸還。而今開到五台山的紅衛兵將它劫走，這部人間難得的血寫的經書就從此消失，再也無人知其下落。
八月十三日，安徽休寧縣的齊雲山的眾多廟宇被本縣學生搗毀神像兩千餘尊。
九月初，由屯溪縣開來數百紅衛兵，將剩下的神像搗毀殆盡。(106)佛教聖地皖南九華山，僧、尼全被勒令還俗，成為當地公社佛教大隊的社員。香火既絕，謀生不易，政府補助還俗僧、尼每人每月五元生活費。一些僧、尼則配對成了家。
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哲學家李耳）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這道教聖地是中國最古老的道教宮觀。兩千年來，道家一直尊老子為“太上老君”。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裏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太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曆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胡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
福建省南平市郊佛教寺院明翠閣，始建於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東南亞各國，一邊募緣，一邊博覽各國寺廟建築，歸來後將該閣修得獨具一格。時隔僅二十年，這座名閣就被毀殆盡了。「八十年代按原設計重修。」福建德化縣的千年古刹靈鷲岩寺，十六世紀重修後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舊”中被毀。「一九八八年海外華人佛教徒捐巨款修複該寺」(107)
哈爾濱市最大的佛寺極樂寺，全部銅製、木製、泥塑佛像，還有漢白玉石獅子和古文物鐵鼎，通通被毀。極樂寺塔本是哈爾濱一景，被“紅衛兵搗毀塔身羅漢浮雕八尊，塔內壁畫二十四幅，佛像七尊。”該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座同樣的俄國東正教大教堂之一，教堂建築連同經卷、器皿，全部毀之一旦。(108)
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鬥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109)
◇周恩來保護了一批文物
杭州靈隱寺是中國一大國寶。當中學紅衛兵要去革命前，浙江大學學生急電周恩來要求保護。周緊急指示杭州駐軍與浙江大學的紅衛兵合作，圍住靈隱寺，使之安然渡過“破四舊”狂潮。不過，周恩來派往浙江奉化蔣介石老家的部隊晚了一步。隊伍開到時，從寧波去的中學生已經用炸藥完成了他們的革命。蔣母墓地被炸平不說，早年蔣介石常去遊玩的古刹也被平毀，廟裏的和尚則都被勒令還俗去種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員。
被稱為中華民族“文化長城”的“四庫全書”，其中一庫即杭州文瀾閣。抗戰期間，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庫書曾先後搶運至浙南、貴陽、重慶，勝利後才運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曬並重點整修。“破四舊”風一起，杭州大學教授宋雲彬、王駕吾等與校長陳建功聯名電請周恩來總理下令保護。周即刻命令封閉文瀾閣，全部庫書躲過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後開封時，庫內黴氣撲鼻，許多藏書結成了餅塊。全杭州的裝裱工人加以搶救，協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複舊觀。(110)
周恩來還派兵保護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國而言，能保護下來的文物相當有限。大多數政府官員怕被攻擊為 “反對文化革命”，不敢出麵製止“破四舊”中的瘋狂行徑。少數有心保護文物的官員也權威不靈。湖南衡山縣縣長得知紅衛兵要上南嶽衡山去“破四舊”時，搶先趕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們不要破壞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跡。但沒人聽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廟裏的各種珍貴的雕塑品，除了劉備、關羽、張飛三尊恰在部隊施工範圍內，被苫布遮蓋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毀。
那位縣長因而活活氣死。(111)
◇保護文物的無名英雄
紅衛兵“破四舊”時，普通中國人不敢公開反對，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來，端視當事人聰明與否。安徽安慶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一個皇帝賜給的全部經文用金水寫成的經書，五百年來為寺內的傳世之寶。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閃金光”的時代，如被抄出，絕無可能幸免。因當家和尚及早布置密藏，金書安然度過劫波。
山西平遙縣城，保存有中國最完好的古城牆，城內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風貌與格局的古民居，也屬中國絕無僅有。紅衛兵破壞前，全城居民發動起來，用黃泥將古城與老屋上的木雕、彩畫、裝飾全部封塗，使紅衛兵無舊可破，古跡遂完整保留。
三十年後，平遙縣城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江西銅鼓縣，有一銅鼓石，“屹立數丈，形如銅鼓……宛如劍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題詞多幅，該縣亦以此命名。紅衛兵開到前，有心人將晉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細用水泥塗蓋，文革後鏟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112)
在孔子故鄉曲阜，鄉親們把孔府、孔廟裏檔案、文書，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裝、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搶救出來，藏匿在各處。孔府前的那對大石獅子四麵圍上木板，外麵貼上“毛主席語錄”。紅衛兵們不敢承擔撕毀毛語錄的罪責，大石獅子因此未被砸壞。
上海玉佛寺的兩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臥，都是無價國寶。為免遭砸毀，和尚及工作人員將玉佛用紅紙封住，再將毛澤東的像片貼滿佛身。這樣，玉佛就因為革命小將不敢碰毛像而得幸存。該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經書也預先轉移至倉庫而被保存。
甘肅治郡已兩千多年的漢代重鎮武威，即古涼州所在，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
城內博物館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畫。當局在得知革命小將可能動手時立即行動，用巨型木板將壁畫覆蓋，再貼上 “毛主席語錄”，珍貴文物遂得保存。
湖北黃梅縣有個聞名於世的五祖寺。該縣其他寺廟、道觀全被砸爛之際，縣曆史博物館和文物保管會為保護五祖寺，用蓋有“黃梅縣文物保管會”印章的封條將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寫有“破除迷信”的紙蓋住；梁柱上的“阿彌陀佛”
覆蓋上“革命到底”。牆上的花窗、雕磚均糊上白紙，寫上革命標語。在附近農村生產大隊的協助下，廟裏的住持法師將寺院幾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機運走，無法搬運的玻璃櫃中的弘忍禪師（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則用毛澤東畫覆蓋，兩旁的玻璃則配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和“緊跟毛主席永遠革命”。寺門緊閉，和尚們打扮成紅衛兵模樣，又在牆頭打出工廠和學校紅衛兵的旗幟，嚇退了前去“破四舊”的紅衛兵，方將這已有一千三百年曆史的佛教禪宗的發源地完好地保護下來。(113)
陝西扶風縣已有一千七百餘年曆史的法門寺，寺內寶塔內珍藏著印度佛祖釋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後，將佛骨連同上千件各種稀世珍寶深埋塔下地宮石室。明萬曆年間修塔時曾開啟地宮，善男信女恭覽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篤信佛教的國民黨退休將軍朱子橋集資修繕法門寺寶塔時曾發現地宮的石門。他怕寶藏出土後將落到已占領華北的日本侵略軍手中，便對人謊稱內裏青蛇盤繞，不可闖入。他將甬道封土複原，此後地宮寶藏果然無恙。六六年九月，紅衛兵開到法門寺“破四舊”，將地上文物搗爛之後猶嫌不足，又動手挖掘“美蔣特務”的 “電台”。當挖到接近地宮夯土層時，該寺住持梁新法師引火自焚以示抗議，紅衛兵們方才罷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門寺，在考古學家指導下發掘地宮，埋沒一千一百年的寶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國近代收獲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114)
◇當朝權貴無意間保存了部份文物
說來可笑的是，由於當朝權貴從抄家風中撈了一票，許多珍貴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領導人康生是抄家物資的搜羅者。他曾在鄧拓家做客，賞玩過鄧拓收藏的善本書和字畫。當“紅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鄧拓、前副總理龍雲、名畫家齊白石等上層人士家中時，他就先下手了。他將一個心腹召去，指示他帶領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當十幾卡車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員會之後，他就成了那裏的常客。開始是白拿，後來象征性地付點錢，比如漢朝蔡邕書寫的石經的宋代拓本，他付十元，宋代詩人黃庭堅的真跡付五元。另一幅宋畫，他看了愛不釋手，於是掏出一毛錢，說“這幅畫我買了”，就拿走了。
陳伯達也是個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錢杏村）藏書甚豐，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兩代的書給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書房，副總理陳毅、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去看過，陳伯達、康生也去看過、借過書。抄家風一起，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就宣布陳、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書房，任何人不準動。”這樣，阿英的藏書未被毀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掃地出門，“緊接著，陳伯達以”審查“為名，親筆手諭，搶掠了阿英的全部圖書收藏。”(115)
當朝權貴從抄家中撈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時，文管會整理文物者奉命將所有東西攤開陳列後，被關進一間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們聞聲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東西。
一九七○年秋，江青還約了康生去文物管理處挑選珍品。她選了一隻十八開金的法國懷表，表上鑲有近百顆珍珠、寶石，並配有四條金鏈，僅付了七元錢。(116)
文革後中央美術學院畫家葉淺予獲平反，文化部決定將當初抄家物資歸還給他。但不少珍貴字畫、墨、硯、石章早被當時的“中央首長”拿走，文管會隻給他開了一張清單，說明“去向”：陳伯達（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婦（八件）、江青（三件）、汪東興（一件）、李作鵬（一件）。(117)
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宮作“內部展覽”，人們才知道康生將大批國寶據為私有，他得到一冊《大唐三藏聖教序》後，竟蓋上了自己的印章。從三千年前的青銅器到兩千多年前西漢大將韓信的圖章，從《紅樓夢》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稱“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無價之寶竟多至上千件。(118)
其實，隻要還留存在人間，總還有完璧歸趙的一天。康生搜羅國寶，祗是在他那個大得“足可以辦一所大學”的公館（康生語）裏把玩，畢竟沒毀掉它們。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寶物現在又都回到了國家博物館。而被一九六六年“紅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貴文物，則永遠消失，再也不會回到人世間了！
注釋：
(1)慕湘《阿英的晚年》，見《鍾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77頁。
(2)《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149、151頁。
(3)於輝編《紅衛兵秘錄》第294頁。
(4)《鍾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81頁。
(5)《當代中國的北京》一九八九年版第一卷第168頁。
(6)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來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北京經濟學院等聯合匯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二冊第9-79頁。
(7)一九八六年版《川沙縣誌》第38頁。
(8)一九八九年版《嵊縣誌》第29頁。
(9)一九八六年版《威海市誌》第20頁。
(10)一九八九年版《江寧縣誌》第38頁。
(11)一九八四年版《青村誌》第11頁。
(12)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
(13)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匯》月刊。
(14)《人物》雜誌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第133頁。
(15)丁力編《風起雨落幾鴻儒》第309頁。
(16)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第41頁。
(17)《嘹望》周刊一九八七年第十四期第42頁。
(18)《嘹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期第39頁。
(19)《海上文壇》一九九二年二月號第91頁，《世紀丹青朱屺瞻》。
(20)一九八九年版《勉縣誌》第454頁。
(21)一九八二年版蒲山縣《鶴山鎮誌》第93頁。
(22)《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7頁。
(23)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誌》第265頁。
(24)《鍾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80頁。
(25)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二月號第44頁。
(26)引自本文作者保存的該文影印件。
(27)一九九四年版《宣漢縣誌》第968頁。
(28)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誌》第265頁。
(29)一九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寧夏》第154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負責同誌講話選集》第42頁。
(30)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陳毅在全軍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上的形勢報告，同(6)，第二冊第10-15頁。
(31)《曆史在這裏沉思》（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86頁。
(32)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33)《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71頁。
(34)陳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漢七二○事件親曆記》第19頁。
(35)一九九○年版《安陽縣誌》第89頁。
(36)《新華文摘》一九八六年九月號，艾湘濤《通天人物》。
(37)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129頁。
(38)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來接見半工半讀學校部份革命師生時的講話，同(6)，第10-44頁。
(39)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129頁。
(40)一九九三年版《安遠縣誌》第587頁。
(41)《當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17頁。
(42)蕭延中編《晚年毛澤東》（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229頁。
(43)《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五期第45頁。
(44)《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27期。
(45)一九八九年版《崇義縣誌》第511頁。
(46)一九九二年版《霍邱縣誌》第676頁。
(47)一九九五年版《萊陽縣誌》第597頁。
(48)《含山縣誌》（合肥：黃山書社，1995）第20頁。
(49)一九九五年版《台州地區誌》第877頁。
(50)一九九五年版《萊陽縣誌》第597頁。
(51)一九八九年版《崇義縣誌》第513頁。
(52)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53)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54)《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60頁。
(55)《人民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66頁。
(56)一九九二年版《寶山縣誌》第920頁。
(57)一九九一年版《延津縣誌》第577頁。
(58)一九九二年版《肥城縣誌》第30頁。
(59)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來接見大連鐵道學院代表時的講話，同(6)，第四冊第12-85頁。
(60)一九八五年版《通城縣誌》。
(61)《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118頁。
(62)《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41頁。
(63)《文史資料選輯》第92輯第38頁。
(64)新華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電。
(65)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國文聯全委會擴大會議發言簡報，賈芝發言第5頁。
(66)同上，第6頁。
(67)同(65)，萬裏雲發言第3頁。
(68)一九八六年版《修武縣誌》第730-731頁。
(69)《新華文摘》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70)香港《百姓》雜誌第六十六期陸鏗的文章。
(71)《三月風》（北京：中國殘疾人雜誌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第23頁。
(72)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
(73)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華藝出版社，1989）第52、230頁。
(74)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號第62頁。
(75)《人物》雜誌一九九○年第二期。
(76)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第205頁。
(77)《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57頁。
(78)《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5頁。
(79)《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33頁。
(80)葉永烈《名人沉浮錄》（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第39頁。
(81)南光編《毛澤東和他的四大秘書》（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207頁。
(82)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烏魯木齊市對新疆革命少數派的講話，同(6)，第三冊第11-108 頁。
(83)《鍾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戴晴、洛恪《女政治犯》。
(84)《打倒洪沛霖！打倒洪家店！》（南京：江蘇省公安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1967）第8頁。
(85)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葉劍英接見首都十三個藝術院校師生時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9-91頁。
(86)一九八六年版《建德縣誌》第502頁。
(87)一九八一年版《台安縣誌》第389頁。
(88)同上，第133頁。
(89)一九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寧夏》第154頁。
(90)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陳毅在外文出版局全體職工大會上講話，同(6)，第二冊第9-56頁。
(91)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來接見西安同學時的講話，同上，第9-61頁。
(9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匯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960頁。
(93)一九九五年版《貴德縣誌》第27頁。
(94)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來在中南海對全國紅衛兵代表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10-5頁。
(95)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接見中央民族學院幹訓班的西藏學生時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10-82頁。
(96)同上。
(97)美洲《民主中國》一九九三年七月月號第22頁。
(98)一九八八年版《代縣誌》第378頁。
(99)一九八六年版《運城地區簡誌》第512頁。
(100)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486頁。
(101)一九八九年版《新津縣誌》第735頁。
(102)一九八八年版《什邡縣誌》第21-31頁。
(103)美洲《世界日報》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104)一九九○年版《曆城縣誌》第394頁。
(105)一九八八年版《五台縣誌》第711頁。
(106)一九九○年版《休寧縣誌》第31頁。
(107)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108)《黑龍江四十年》第375-376頁。
(109)一九九○年版《嶗山縣誌》第735頁。
(110)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洲《世界日報》。
(111)《開放》月刊（香港：衝天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號第67頁。
(112)一九八九年版《銅鼓縣誌》第578頁。
(113)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至四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報》。
(114)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115)《曆史在這裏沉思》（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40頁。
(116)《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67頁。
(117)葉淺予《十年荒唐夢》。
(118)同(115)，第四卷，林青山《文物大盜竊寶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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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抒
◇毛澤東發明“文化專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達的關於“文化革命”的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幾句話，是毛澤東加上的。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毛澤東的發明，以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名義，清算排斥外來文化、摧毀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資”，古代的叫“封”，共產黨國家的叫“修”：蘇聯是“蘇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鮮是“朝修”等等。那“封、資、修”便是毛澤東“文化專政”的對象。
不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畢竟有點深奧，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用一個“舊”字替代了“封、資、修”：“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複辟的目的。”那“四舊”真是通俗易懂：“封、資、修”都屬“四舊”，凡是“舊”的就是“封、資、修”，就要對它“專政”。
其實，共產黨裏嗅覺靈敏的人已經搶先行動起來了。譬如山西省會太原，四月間中共新派去一個市委書記。他從北京刮來的風裏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跡：“決定把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跡，祗保留十幾處，其餘通通毀掉。”據作家慕湘記述：“芳林寺，一個上午全砸毀了。省文物館的高館長聞訊趕去，拾回一包泥塑人頭，含著眼淚送給我看。晉祠本來是國務院重點保護單位……幾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當初為了陳列東方藝術而集中起來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廚房的柴薪。我見了急忙跑回住處，拉來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長鄭林同誌，才把一個明代雕刻的全身貼金的台駘（流經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從斧頭下搶救出來。”(1)
◇中學生發起“破四舊”運動
共產黨領導的學校，目的是“培養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與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的侄子毛遠新的談話紀要，作為文件傳到各地後，毛的指示“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2)廣為流傳。中學生裏對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別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幹部子弟們，從小喝黨的奶水長大，不曾受過中國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們便用“階級鬥爭”的眼光觀察四周，尋找革命對象。從六月開始，學校停課，中學生們先在校園裏革老師的命。老師打膩了，便殺出校園去革“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的命。毛澤東的“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更為他們提供了行動的靈感：“破四舊，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紅衛兵破四舊”，不過毛澤東“文化專政”的一次實踐而已。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諜——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3)
次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百萬來自全國各地、以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共產黨的幹部子弟們榮登天安門。集會到下午才散，除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第一○一中學將美術教師陳寶坤圍毆至死外，當天紅衛兵們沒做什麽大事。驚天動地的“砸爛舊世界”的行動是第二天清晨開始的。
一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掃蕩目標。中學紅衛兵（加上少數大學生）殺向街頭，以打爛一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偉大功勳。次日，全國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報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報更以社論《好得很！》大肆煽風點火。於是，史無前例的“破四舊”運動迅速燃遍了全國城鄉。
◇慘過八國聯軍的洗劫
一九○○年八國聯軍洗劫頤和園時，曾槍擊萬壽山頂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遊人行至山頂，每見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沒頭沒腦的佛像，無不痛惜萬分。而今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前去“破四舊”，似乎是為了替八國聯軍完成未竟的任務。凡是在戰火中幸存未毀而他們又夠得著的佛像，沒有一個幸免。
當年英、法侵略軍焚毀圓明園是為了洗滅其搶劫中華國寶的罪證。八國聯軍的兵痞槍擊萬壽山琉璃佛像純為取樂，並不存心毀滅中華文化。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則有著崇高的革命理想。他們砸佛像，目的是鏟除 “舊文化”，園內佛香閣中的大佛塑像就這樣被摧毀了。
◇“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皆反動派
北京體育學院就在頤和園附近。兩派學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組而弄得灰頭土臉，決計到頤和園去顯示其革命決心。頤和園內的三百米長廊及無數亭台樓閣，幾乎每一個雕梁畫棟都有精細的畫，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蟲鳥。人物畫都有典故出處，譬如“劉、關、張三英戰呂布”。四個人皆屬反動派，必須消滅。
他們在頤和園內仔細搜索，凡是畫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塗刷覆蓋，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紅八月”過後，筆者到頤和園試圖尋找幸存的人物畫，發現一個不剩，連昆明湖西邊遊人鮮至的亭台都沒逃脫一“破”。
用油漆或者黃泥漿塗抹壁畫，是“破四舊”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縣建於唐代的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均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國等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賣到西方。他們是強盜，重的是一個“錢”字。那壁畫流失到國外，是中國的重大損失。但畢竟還珍藏在博物館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他們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所以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一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4)
◇一千萬戶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萬四千多戶被抄家(5)。上海市，按周恩來的說法，“抄了十萬戶資本家。”(6)全國各地城鄉從無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7)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8)。連僻遠的人口不多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也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戶被抄家(9)。以農村人民公社為單位計，江蘇江寧縣僅一個祿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戶被抄，抄走金銀器皿、飾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毀壞書籍無數(10)。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11)。
全國上下總共約有一千萬戶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貨公司（後改名為上海第十百貨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愛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屆時他正在香港為父親做九十大壽，接到上海市委統戰部回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電話通知，匆匆趕回，卻被中學生抄了家。郭氏愛好玉器，珍藏百餘件名貴玉器。在紅衛兵眼裏那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毀無遺。郭氏夫婦在家門張貼署名大字報，表示“願將本人家私全部獻出”，但還是被鬥了無數次。
毛澤東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國畫院畫家惠孝同作的畫。但此時國畫家幾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紅衛兵抄他的家時發現一隻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訪問印度時印度友人的贈品，老舍轉贈給惠孝同的。“看你們這些反動文人還張牙舞爪的！”抄家者舉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將象牙砸得粉碎。他們將畫室砸得一塌胡塗，勒令惠孝同自書一幅大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貼於門窗，才揚長而去。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卻認為刻瓷藝術品也是“四舊”，把他的作品摔了個稀爛。不久，朱淒慘地死去，國寶不複再現。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不準抹殺紅衛兵的功勳》，號召紅衛兵對“那些吸血鬼、寄生蟲”動手，“把他們的金銀財寶、殺人武器、變天帳拿出來展覽……”(12)於是，全國大抄家之餘，又有了個“大展覽”。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吳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對象。他與妻子、女作家謝冰心夫婦的家被抄後，中央民族學院辦了個“修正主義生活展覽”，將從他們家抄出的物件，以及從別人家抄出的東西，一並算在他們二人的名下，對全校開放展覽。他們家既無金銀財寶，又無殺人武器、變天帳，隻好拿皮鞋、料子衣服、進口手表，各種“封、資、修”的書籍等，湊足了一個展覽廳。(13)
◇焚書燒畫遠甚於日寇
二十世紀初，商務印書館費時十餘年在全國搜購，曾征得四十六萬冊珍貴書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軍進犯上海閘北，日機炸毀商務印書館，並縱火焚燒其東方圖書館，該館珍藏的那四十六萬冊書籍毀於一旦。該館董事長、名學者張元濟痛心疾首，說：“工廠及其設備都可重建，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幾十萬冊書籍，今日毀於敵人炮火，無從複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幾十萬冊搜購起來、集中保存在圖書館中，讓它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避免了這場浩劫！”(14)
被日寇焚毀的是無法挽回的損失。可是張元濟哪裏會知道，倘若那幾十萬冊書當年不曾被他搜購起來中，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能避過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場浩劫的恐怕不會很多！“破四舊”遠甚於日本人製造的那場浩劫百倍！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過後，他回憶道：“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麵撕一麵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15)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後，被趕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學者馬一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八十四歲的馬老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曆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16)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17)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肮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資料。
前國務院交通部長章伯鈞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歡藏書，曾對周恩來說：“一生別無所好，就是喜歡買書藏書。我死後，這些書就歸國家。”到六六年時，他的藏書與已逾萬冊。附近一個中學征用他的家作紅衛兵總部，他的書便成了紅衛兵頭頭夜裏烤火取暖的燃料。後來，除少數善本書被北京圖書館收去之外，他的藏書全被送到造紙廠打成了紙漿。(18)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淩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拿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他化了幾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張中國各地的古版畫，如今被燒了個一乾二淨。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燒。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鍾樓大街的鍾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
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認那些山水花鳥的“反動內容”。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麵上用紅筆打個叉。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普陀區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製止。在焚燒被止住前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江青點名咒罵名畫家齊白石後，北京紅衛兵砸了齊白石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題的匾上的字跡。上海畫院畫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個不剩。朱屺瞻進“牛棚”時已七十五歲，能活下來已屬萬幸。其他上海畫院畫家，如白蕉、錢瘦鐵、陳小翠、吳湖帆則不如他幸運，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氏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紅衛兵焚書，無遠弗屆。當年諸葛亮病死葬身的陝西勉縣，“珍藏於人民群眾中數以萬計的古字、古畫和玉石珍品，大部丟失或毀壞。”(20)四川蒲山縣鶴山鎮僅五千人，抄家銷毀的古書也多達兩千多本，古畫二百餘張。(21)廣西防城縣，“文物館幾千部古典書籍、文物、資料和檔案全部被燒毀。”(22)
邊疆也不例外。遠在天邊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和老撾為鄰，離北京足有三千公裏，可革命不落人後：“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外，其他書籍都被列為”四舊“，大量焚燒。”(23)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燒掉。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衝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
燒書汙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份出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別多，“破四舊”的成果也就特別大。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24)
◇改名字比賽席卷全國
商店字號不是“封”，就是“資”：“王府井”百貨大樓，“東來順”涮羊肉，“全聚德”烤鴨，“瑞蚨祥” 綢布，店名都屬“封”。還有前門外小飯館“都一處”，那門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顧後，題製遣人送去的，當然也是“四舊”。
卸下門匾，送進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鏡店是“資”，上海遷京的“波緯服裝店”也是“資”。紅衛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澤東以外的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在那裏裁製過西服，僅周恩來一人就做過七套。他們砸爛商店的招牌，將店名改成“紅都”，抄了服裝大師餘元芳的家，將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有幸給毛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紅衛兵代表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毛聽到她的名字後說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變成了“宋要武”。一時間，改名字比賽立即席卷全國。
上海某工廠有個人，早先是資本家，名字叫“養民”。說資本家養活了人民，反動透頂。全廠日批夜鬥他，並勒令他將名字改成了“民養”。有位中學教師名“念修”，“想念修正主義！”全校大會批鬥後，學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東”。本意是“敬仰毛澤東”，但其實念起來是“養東”，“養活毛澤東”。幸虧無人追究，否則死路一條。
街道名字中的四舊更是多得數不清。“仁、義、禮、智、信”是國民黨的信條，所以哈爾濱市的五條街光仁、光義、光禮、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輝、光芒、光耀、光華。
中性的、不屬封資修卻不夠革命的，也在鏟除之列。北京蘇州胡同小學的“革命師生”張貼《緊急通知》： “我們學校過去的校名蘇州胡同小學沒有革命的含義，我們堅決要求……改名為”長征小學“……”(26)四川宣漢縣第一中學被改成了“天兵戰校”。校長龐偉烈被天兵們打成重傷後，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時代避諱不得說“豬”，這“避諱”本是不折不扣的“四舊”。如今江青卻拾起“避諱”，把它變成了 “四新”。她替出身“黑五類”的鋼琴家殷承宗改名為殷誠忠，從“繼承祖宗”改成“對黨忠誠”。京劇演員錢浩粱，姓氏上粘了銅臭的“錢”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沒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有個土匪，因臉上有撮毛，人皆稱他“一撮毛”。江青從那個“毛”字聯想到夫家毛澤東，一聲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倫不類的“野狼嚎”。
◇抄收少數民族服飾
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漢人的特權。少數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動、是否需革命，以漢人的文化為唯一的判定標準。所以少數民族的文化整個成了革命對象。譬如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金銀首飾、銀幣也被列為” 四舊“沒收。凡是花紋、圖案、繪畫沒有革命內容的器皿、刺繡、服飾、家具等等，都算為”四舊“，一概搗毀。” “強迫少數民族婦女改變民族服裝，交出首飾和服裝上的銀飾佩物，僅哈播一個鄉就收交了首飾、銀元八十多斤。”(28)
◇革命從頭革到腳
馬、恩、列、斯、毛，胡須一個比一個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寧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黨外人士黃治中的一尺餘長的銀須已蓄留了幾十年，現在突然發現那是“四舊”，祗得忍痛割愛。
女人的長辮也是革命對象。寧夏固原縣設了一個剪辮子站，趕集路過的姑娘凡留有長辮的一律強行剪掉。(29)
一些頭發留得稍長的海外華人、港澳同胞歸國訪問，一到廣州就挨了一剪子。
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接見他們時說：“不要見怪，你們看到我們這樣好的後代應當高興”。(30)曾三次蟬聯世界冠軍的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說了一句“紅衛兵剪人家頭發，怎麽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擊偉大領袖，被掛上“現行反革命”的牌子鬥爭。(31)
香水、尖頭皮鞋、窄腿褲均屬“資本主義的東西”，一經查出，立即實施革命製裁。人民日報聲援紅衛兵，引用紅衛兵的話說：“難道工農兵還抹香水、穿尖皮鞋嗎？”(32)尖頭皮鞋並不多見，於是凡頭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麵消聲匿跡。一般人也沒有。曾經出國演出的女演員、歌手、鋼琴家演出時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進了垃圾堆。駐外使領館的青年革命意氣風發，幹得一點不比國內差：“他們不準穿西裝、旗袍，不準坐進口小汽車，不準掛宮燈……”(33)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曾在回憶錄裏記載了在天津見到的“破四舊”的場麵：“我們遇到了紅衛兵設的路卡，正在檢查過往行人的著裝。……隻見那些紅衛兵的手裏拿著剪子、榔頭等工具，對那些著裝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著非常”革命“的行動：有的長辮子被剪沒了，有的”怪發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鋸掉了，有的” 火箭鞋“被砸扁了……盡管這些人在和紅衛兵講理、央求，反抗，可是在”這是革命行動“一詞的壓力下，無一幸免。”(34)
◇龍、鳳皆屬“四舊”
共產黨是馬克思的傳人，自從共產黨上台，“龍的傳人”的說法就在中國消聲匿跡。吉林省延吉縣龍井鎮，真有一眼“龍井”。那塊寫著“龍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學生砸毀。河南安陽縣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龍壁，被砸成了一堵頹壁。(35)
龍是“四舊”，鳳亦受累。廣西南寧市邕江大橋的欄杆有鳳凰浮雕，皆被砸毀。浙江建德縣審查各類商品，凡商標上印有龍和鳳圖樣的，一概沒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燒，恰如當年林則徐焚燒鴉片。
當年十月，毛澤東表弟賀曉秋的兒子賀鳳生從湖南到北京向毛澤東告禦狀，告訴他湖南農村怎樣砸“老祖宗積攢下來的古董”：“毀了好多值錢的東西。接新娘子的花轎砸爛了，淩波床也打爛了，龍鳳朝陽、百鳥朝鳳的圖案打爛了，嶄新的雙鳳朝陽的絲綢被麵放火燒掉……繡花鞋裹腳布也當四舊之物展覽。注滋口還把花露水、雪花膏當資產階級用品倒在河裏……”“打爛了人家的神龕，撕下天地君師父母的神位……換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澤東選集 ……”(36)
北京戲曲學校的學生把舞台上牛鬼蛇神穿的龍袍戲衣、鳳冠、玉帶、朝靴等戲裝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廟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點起大火，燒了個一乾二淨。
焚燒戲裝道具之風刮遍全國。各地方劇團的戲裝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寧鄉縣花鼓戲劇團的戲裝道具，“絕大部份被毀。”(37)連僻遠的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文化館的戲裝也中學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燒了事。
◇全國的獅子都遭殃
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對保護文物出過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間曾發布一係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各省、市、縣亦循例將當地主要曆史文物納入重點保護的名單。但如今周恩來卻也趕起革命時髦來。他對北京“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一個最後通諜，連我們這個（包括新華門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諜，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38)
這一來，全國的獅子都遭了殃。大連星海公園一對漢白玉獅子被砸得腿斷身殘。沈陽遼寧省博物館門前的一對彩陶獅子被砸爛。湖南寧鄉縣鄉間，橋頭多有石獅子為飾物。那些石獅子“在破四舊中絕大部份被毀。”(39)江西安遠縣宗祠，門前多立石獅，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獅，門樓鑲嵌石雕門額。“紅衛兵掃四舊，視石刻為封、資、修的產物，肆意毀壞，今存甚少。”(40)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曆代修葺保存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母獅身上還有五隻幼獅，是一件藝術珍品。如今，那對獅子成了周恩來所說的“封建產物”，被砸得肢體斷裂，麵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當夜，省城太原發去電報，說是要執行周總理的指示保護文物古跡。但是太遲了，殘破的獅子已被拉走，扔進了臭水坑。(41)
◇“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閑工夫養花擺花。”(42)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張文才回憶：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詫異室內室外都見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頭腦機靈的周恩來馬上表示讚成毛的意見，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屬，將兩間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園。
中共打天下時的總司令朱德不認為有必要像周恩來那樣迎合毛澤東。他照樣伺弄他的蘭花。可是“紅八月”中的一天，他從外麵回到家裏，發現他心愛的幾盆蘭花被孫子砸了，氣得舉起拐杖打去：“你們這些不肖子孫！”但這時舉國都在“破四舊”，他沒有辦法保住他的蘭花，便將剩下的蘭花悉數送給了北京花木公司。(43)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貴蘭草。該寺的蘭草全被毀掉，包括幾年前朱德訪問故鄉時贈送的蘭草。與朱交流過蘭草栽培技藝的和尚僅從紅衛兵手中奪回一隻花缽。(44)
長春不少人養植君子蘭，全城的君子蘭都被拔，毀成泥。僅少數人養植能手將君子蘭藏於下水道、廢品庫，甚至藏進動物園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蘭未得絕種。
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每座樓前都有個花圃。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個樓的南區，花草還得為這些無產階級新貴服務。而北區的花草就都成了“資產階級的玩意兒”，被革了命。兩年後北區要重新接待外賓時，兩座樓前的花圃裏卻分別是無產階級的菠菜和玉米。緊急調動一個班的戰士一一鏟掉，然後再到處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無一處能找得到花。幸虧天壇公園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才救了急。
花草是資產階級，樹木也不夠革命。杭州郊區望江山療養院院長熱心種樹，全院都是濃密的樹蔭。他不愛革命，就愛種樹，被指為“種樹院長”，關押批鬥。不久屍體從富春江裏撈起，無人知道他被打死還是自殺。
◇各地孔廟無不遭殃
還在文革之前，“四舊”已屬被破之列。王陽明（公元1472—1528）在世時，曾委托江西崇義縣縣丞建了一所文廟。一五一八年建成後，屢經修建，成一組古建築群，占地闊二十九丈，長四十丈。王死後，後人為紀念他在文廟東側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曆史。幾百年來，王陽明一直是當地人的驕傲。但他巡撫江南時曾鎮壓過福建、江西的農民起義，是為“反動派”，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當局平毀無遺。(45)
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梁畫棟、飛簷翹角，龍、虎、獅、象、鼇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複原。”(46)山東萊陽縣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簷鬥拱，氣勢雄偉。……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成殿被拆除。”(47)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文革後曆時五年方修複。
◇大小寶塔被炸毀
唐代高僧褒禪結廬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遊褒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48)
浙江三門縣文峰塔被炸毀。(49)山東萊陽縣文筆峰塔，“塔身總高約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毀沒。”(50)江西崇義縣文峰塔，當地《縣誌》形容為“高聳插天”，如今被指為“四舊”而拆毀。(51)
意大利有個“比薩斜塔”，湖南武岡縣也有個斜塔。該塔由磚砌成，七級呈八麵角錐狀，各級簷下均畫有精細的飛禽走獸、亭台樓閣、樹木花草。古《武岡州誌》記載：“泗洲塔……在東門外，宋元豐元年建。”算來已有九百年曆史。該塔不僅曆史比比薩斜塔更古老，塔身傾斜度也大於比薩斜塔。如今人們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藥，就一下子轟倒了它。從此再也沒人為武岡斜塔為什麽斜而不倒而費腦筋。(52)
◇被毀的文物古跡數不清
全國人民一起來革命，毀壞的古跡多得如蘆溝橋的獅子——數不清！
浙江人砸了徐文長的故居。明代文學家、畫家兼書法家徐文長（徐渭）在紹興的故居“青藤書屋”四百年來不廢修繕，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陳姓書屋主人將它捐給國家，以求永遠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跡。徐氏一生除做過一陣浙閩總督的幕僚，為蕩平倭寇出謀劃策外，不曾當過官。如今也被指為“反動封建文人”，“青藤書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欄則被砸碎。隻因文物工作者聞訊先轉移了一批文物，日後方得以修複。
紹興還有個蘭亭。“永和九年，歲在癸醜，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因東晉書聖王羲之這篇《蘭亭集序》，蘭亭成為文化人心中的聖地，也是國家重要的文化古跡。景仰者去蘭亭流連憑吊，一千六百年間從未斷絕。如今因王生時曾任右軍將軍，名列”帝王將相“，王墓被砸不說，蘭亭亦被殃及而毀壞。
江蘇人砸了文學巨著《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的故居。吳氏誕生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現在《西遊記》是“四舊”，因此吳氏故居“被毀為一片廢墟”。(5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故居。吳是全椒縣人，一九五九年，當地政府建立了吳敬梓紀念館。如今文化要革命，吳敬梓故居也沒逃得脫。(54)後來有人到全椒，向縣委書記打聽吳敬梓故居訪問，縣委書記竟然問：“吳敬梓？哪個公社的？”
安徽滁縣琅琊山腳有個醉翁亭。“環滁皆山也。”這是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的首句。這篇文章經另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琅琊山腳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紅衛兵認定歐、蘇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們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曆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山東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鬆齡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講毛澤東思想，可知是個反動權威。紅衛兵找不到什麽“四舊”來破，隻好鞭他的屍。
可是掘開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煙筒、一迭書外，隻發現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場。(55)
◇古建築慘遭扒拆
唐詩“漁陽鼙鼓動地來”中的“漁陽”即今河北薊縣。縣城中心鼓樓有個“古漁陽”匾。地名本無新舊，但該匾是清代官員書寫的，因而被卸下焚燒。廣州越秀山頂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駕祥雲到廣州下凡的古老傳說，當然是宣傳迷信，也該砸。隻因石頭太硬，紅衛兵砸斷幾根羊角後就沒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時，對無錫惠山寄暢園喜愛有加，命在清漪園即今頤和園內仿建，這就是今頤和園內的諧趣園。寄暢園內乾隆手書“雨中遊惠山園”碑被砸毀。（文革後依舊拓片重刻此碑）
上海寶山縣城內，宋抗金大將韓世忠駐節之參將署門前的“江南重鎮坊”，在“破四舊”聲中被拆除。(56)浙江臨海縣，縣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毀。
河南省延津縣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莊嚴。殿閣式屋頂，脊上蹲獸造型生動。梁柱板壁，浮雕花紋通體皆畫，或為飛天仙女、誦經立僧、演奏樂伎，或為鬧梅喜鵲、報曉晨雞、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稱為花牌坊。這個被公認為“河朔諸縣石坊之冠”的牌坊，於一九六六年“毀於紅衛兵之手。”(57)山東肥城縣，“破四舊”中“近千件文物丟失；十一處古墓、二十二處古建築、十處古遺址、三十多塊重要石刻遭到破壞。”(58)
任何一個大城小鎮都有販夫走卒會唱“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未曾開言心頭慘，過往君子聽我言……”京劇《玉堂春》流傳百年，“蘇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當年關押蘇三的監獄是全國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監獄。蘇三案情的檔案也一直保存著，按周恩來的說法，“解放洪洞縣時，蘇三的檔案還在呢！”(59)國務院曾將關押蘇三的監獄定為應當保護的文物。但根據“衙門八字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說法，洪洞縣政府大門向南開，屬“封”，必須向西開。西牆外正是當年關押蘇三的那座明代監獄。“一個婊子有什麽可紀念的？拆！”保護文物和保護自己不能兩全，洪洞縣政府的書記大人祗好保護自己，拆掉蘇三監獄，將縣政府大門改向了西。雖然八十年代重新修複，卻已不是明代建築。
◇焚燒家族宗譜
家族宗譜也是“四舊”。湖北通城縣焚毀的十萬餘冊古書中，有一萬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間家族宗譜。(60)
京劇名演員梅蘭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國年間避亂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劇團到江蘇泰州演出並尋根。北上梅氏與老家早無聯係，但根據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譜中對北上支係失散一事的記載，梅蘭芳尋根成功，拜了祖墳。文革時梅蘭芳去世已五年，卻仍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那本梅氏家譜也被紅衛兵燒成了灰。(61)
二十世紀初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劉半農的長女劉小蕙是上海外語學院教師，也是“抄家對象”。抄家時，她家中保藏的資料被扔出窗戶，在弄堂裏燒了四五個小時，《劉氏家譜》就此永遠消失。(62)
浙江紹興的範家是宋代名臣範仲淹的後裔。在眼看家族宗譜要被燒毀的時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曆史學家範文瀾。他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或許他那裏是安全的。他們將一套《範氏宗譜》郵寄到北京範文瀾處，他在文革中安然無恙，這套《範氏宗譜》總算保存了下來。(63)
◇“橫掃”民間文學
湖南江永縣有一種僅為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雖流傳已近千年，因為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傳，從未與世人見麵。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新疆說唱文學《江格爾傳》是民族文學的奇葩，德國近二百年前就翻譯出版，俄文版問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國的《江格爾傳》卻被抄盡燒光。說唱《江格爾傳》藝人“江格爾齊”無一不被鬥爭，有的甚至被拔了牙，無法再唱！
西藏民間故事《格薩爾》，是世界少有的長篇巨製，一百五十萬行，一千二百萬字，以藝人說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傳了一千多年。文革後，藏族民間說唱《格薩爾王傳》的藝人都被鬥爭、禁止說唱。他們收藏的手抄本則一律沒收銷毀。座落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囊謙縣的嶺國寺裏當年格薩爾王用過的寶劍、長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幾十部用金字書寫的有關嶺國（今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帶）曆史人物的傳記，全都沒有逃過這場災劫。(64)
文革前，青海省文聯收集整理《格薩爾》，已編譯了八百萬字。現在，這成了青海文聯“文藝黑線”的罪證。在“破四舊”中，“焚燒了已編印和從老藝人口中記錄的大量資料，三十四本漢譯紙型全部被送入造紙廠。”幸虧青海文聯“一位同誌倉促搶救出《格薩爾》手抄本珍貴資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貴資料才被保存下來。”(65)「漢譯本於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貴州文聯“已編印的貴州二十多個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間文學資料，幾乎蕩然無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十七年中經廣大群眾搜集的大量民間文學原稿，大都被送進造紙廠，幸存者很少。”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屬“砸爛單位”。“一九七二年，在處理所謂‘砸爛單位’中，民研會所有庫存的自建會以來編印的各種民間文藝書籍、刊物、內部資料，全部被當作廢紙送進造紙廠。”(66)
民間音樂屬“封”。福建省文聯“花了三年多時間采集的可連續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時的一式兩套民間音樂和地方戲曲唱段，全部被毀。”(67)
◇文稿史料大災劫
許多珍貴書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毀，損失無法計量。
河南修武縣有個出生於祖傳世家的老獸醫李蔭香，年近七旬了。從醫五十年，救治牲畜無數，有“活馬王爺”之稱。他積幾十年心血總結、創製的驗方及親手抄錄的藥書全被付之一炬，氣得他當場暈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辭世。(68)
《人民文學》主編秦兆陽在戰爭年代作了十幾年筆記，約一百萬字，在行軍打仗最艱苦的日子裏，曾托老鄉埋在地下，保存下來。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燼。
法學教授徐恭典退休後，在家鄉浙江常山縣潛心著書，十年間寫的文稿全被燒毀。小說《紅旗譜》的作者梁斌被關進了“牛棚”，其小說《戰寇圖》的手稿從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編輯牛汀曾被打成“胡風分子”，是當然的抄家對象。他的一部長篇小說、一部中篇小說的書稿被抄走，就此失蹤。
中國科學史專家胡道靜專攻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日本同行推他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日人翻譯此書時就以他的《夢溪筆談校證》和《新校證夢溪筆談》為參考依據。六六年春，他的新作《夢溪筆談補證》已寫成四十多萬字，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為之題了封麵、寫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書稿就被燒成了灰燼。(69)
中國新聞事業的先驅邵飄萍一九一八年創辦《京報》時，是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的導師。青年毛澤東曾數次登門拜訪，並接受過邵氏金錢上的接濟。因《京報》言論開罪軍閥，邵於一九二六年被奉係軍閥殺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飄萍，《京報》館舊址和邵氏住宅內的藏書、手稿、資料圖片，全部被抄走。邵的發妻湯修慧則按當時“地、富、反、壞、右”遣送回籍的原則，被趕回浙江金華。直到第二年湯女士致書毛澤東、毛批示同意後，她才獲準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後長期在國民黨政府擔任要職、包括駐蘇聯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畫被燒毀砸爛不說，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蘇日記》的文稿也抄走。該書稿記錄了當年國民政府與斯大林、蘇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後再也無處尋覓。(70)
江蘇省如皋縣中學的學生從老師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給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揚州中學讀書時將自己的習作寄給老舍請教後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著的老舍信劄，如今成了學生的戰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71)
中山大學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詩壇風雲一時，曾被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稱為“天才的中國青年詩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羅曼·羅蘭和瓦來裏寫給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發現，全部被毀。(72)
一九五五年入獄的潘漢年是中共曆史上一個不尋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為中共的代表與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軍談判。紅軍長征時他是紅軍總政治部的宣傳部長。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他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秘密談判。抗日戰爭後期，他奉命與日本、汪偽集團秘密談判反蔣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將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製的地區。他腦子裏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開始時，他已寫了幾十萬字的自傳。可是審訊者說他寫的自傳是“變天帳”，當著他的麵下令燒毀。他被兩條大漢鉗住，祗能絕望地喊道：“你們不能燒啊，要燒，燒死我吧！”文稿被燒光後，潘漢年至死沒再動筆，他腦子裏的無數史料便與他的軀體一道火化，永遠堙沒了。(73)
◇自己關門焚毀資料
因怕惹禍而自己關門燒掉、毀棄的珍貴物品不知凡幾。畫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齊白石所贈的畫，上有齊題的幾個字：“可染弟子書畫可以橫行天下。”李氏無處藏畫，又怕“橫行天下”惹禍，隻好采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這幾個字。
同任何外國人聯絡都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曾經到過外國的學者無不膽顫心驚。
著名的物理學家黃昆是美籍華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的老同學、老朋友。
幾年前，他曾收到楊輾轉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發現的簡史》。楊振寧在扉頁上題了詞：“給黃昆：紀念我們共同了解現代物理秘奧的時日。”
當時形成的熱情的友誼沒有隨時空的隔離而消失。“現在，黃昆舍不得毀掉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楊的名字惹來橫禍，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毀掉了楊振寧題字的那一頁。(74)
曾經是名記者的蕭乾，四十年代為研究英國二十世紀偉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頻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給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從沒複製過。在“紅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潔若被扣上一頂寫著“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機關大院的一輛平板三輪車上示眾。蕭乾身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讓紅衛兵抄出那些“外國人”的信，他們斷無生路。他無計可施，當晚看著姐姐將愛·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進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貴史料就這樣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75)
原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雖已八十五歲，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會從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鬥他，於是將馬的書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寫的《農業經濟學》手稿，全部連夜燒毀。而由於周恩來指示過保護馬氏，他的家後來並沒有被抄。
自從一九五四年起就擔任毛澤東專職醫生的李誌綏有寫日記的習慣，為毛工作十幾年，積累了十幾本日記。因恐懼紅衛兵抄家，他在一個晚上將日記全部付之一炬。(76)
沈從文保存了四十年的書信存放在他大哥處，全部被燒；幾十年間康濯給孫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書櫥中，如今也交給了一把火。(77)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給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幾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對象， “不得不偷偷地燒掉”了。(78)
上海女昆曲演員嶽美緹保存有上海戲劇學校校長、恩師俞振飛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開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嶽，說：“ΧΧ已上交了俞振飛給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來！”嶽不得不從俞的信中挑出十餘封不會給俞惹出麻煩的信上交，將其餘的信燒掉。她記述道：“我一個人躲在二樓曬台的角落裏，劃著一根火柴，一邊流著淚，一邊把那一封封彌足珍貴的信件扔進火苗中……”(79)
曾經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脫離共產黨後，在國民黨政府裏作過官。一九四九年底，他從澳門到北京，重回中共懷抱。周恩來給了他一個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的職位。他與中共創始人、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號仲甫）關係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陳指定的。他收存有陳獨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後給他的一百多封信。幾十年間他走南闖北，一直帶在身邊，精心保存。後又一一裱糊裝訂成冊，寫了前言，題以《陳仲甫先生遺墨》，以圖永久收藏。可是“紅八月”的抄家風刮來，他挨了一頓棍棒後，嚇朦了，竟讓子女將那一百多封信全送進了火堆！(80)
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沈尹默是名滿天下的上海書法名家。年屆八十四歲的沈老怕“反動書畫”累及家人，又擔心焚燒時讓外人看見告發，罪加一等，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裏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人靜時拎出家門，倒進了蘇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將全部“四舊”交到機關後，默默地把他多年來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爐子旁，然後點著火爐，任兒子在一旁放聲大哭，默默地將木刻版一塊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後，於一九六二年到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長。文革一來，他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鬥。他在十二月間自殺身亡之前，將自己畢生珍藏的曆史文物全部燒掉。他一邊燒，一邊放聲大哭：“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81)
◇想盡方法丟掉金子
當時中共領導人康生說：“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漢呀，抄了資本家的家，光抄出黃金就是一百二十萬兩，就是六十噸；白銀十二萬噸，這還不包括銀元。……據說有些紅衛兵拿過來一看，不知道這個是美元，就燒掉了一些……成績是偉大的。”(82)
因為多年兵荒馬亂，中國人凡家中有點積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備動亂年月衣食無著。但在革命小將看來，金子是資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動派的象征。許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銀首飾，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沒有金子，可是她母親有一些金子，母親誤以為子女沒有問題，偷偷地將金子藏在了女兒女婿的箱子裏，沒有告訴他們。何敏不知道箱子裏有母親偷放的金子。紅衛兵抄家時發現了金子，當場將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個坑埋了。何敏則被送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在關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獄中懸梁自盡。(83)
命都沒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時間人們都聞金喪膽，唯恐因被抄出金銀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銀首飾的，想盡一切不顯眼的方法丟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進公共廁所的糞坑裏，因為這樣做最安全。隻有一個例外：天津一對劉姓夫婦乘抄家者還沒光顧他們家時，先將金錠、金鐲子和金戒指裝進一隻信封，沒封口也沒署名，乘夜色投進了郵筒。紅衛兵在他們家抄家時沒什麽收獲，他們也慶幸沒因黃金惹禍。但十六年後家庭經濟拮據，他們想到了當年扔掉的黃金。懷著問問無害的心情去郵局一問，竟發現當年的郵遞員張大同取到那個信封後，在郵局的《拾物登記簿》上作了詳細記錄。該夫婦領回了一筆現款，比將金銀扔進公共廁所的糞坑的人不知幸運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紅衛兵，特別是仗著老子是高幹的幹部子弟，借“破四舊”的名義中飽私囊，所以，當時的江蘇省公安廳長洪沛霖認為紅衛兵“破四舊”就是搶劫。他對副廳長顧亭說：“現在還要偷嗎？隻要有個紅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
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廳匯報紅衛兵的戰果，他卻指示說：“趁這個機會，把紅衛兵抄家中的問題報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84)
其實，下麵不報告，中央也知道。當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毛澤東接見的高幹子弟紅衛兵，有的褲袋裏就裝著抄家得來的金條。正如葉劍英元帥所說：“有些青年，特別是中學生，對於經濟很有興趣，這是極端危險的事情啊！在抄家時，有的把金條裝起來了，半導體收音機在他屁股後頭掛起來了。那次在天安門開大會時，就（在城樓上）拾到一些金條。”(85)當時他們祗是貪點小便宜，並沒有想借此發財。十幾年後中共對外開放，港、台商人進入大陸收購文物，他們才發現國寶級文物可以使他們終生享用不盡。中國的國寶大量流失海外，禍始於一九六六年“紅八月”的抄家運動。
◇“消滅伊斯蘭教！”
宗教界的“破四舊”，不是從一九六六年開始的。中共一九四九年控製政權以後，到處拆廟庵、趕僧尼。譬如，浙江建德縣“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建國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繼還俗。”(86)遼寧台安縣，“各寺廟在解放後均被征用或分給群眾用，現廟宇已無存。”(87)
五十年代有部電影《古刹鍾聲》，編造了一個故事，說國民黨特務隱藏在一座古刹裏伺機搞破壞。四川丹棱縣委書記看了電影，連想到該縣有個千年古刹竹林寺（五代時詩僧可朋在此住過，又稱可朋祠），懷疑它會成為特務潛伏的據點，下令拆除，並強迫寺僧全體還俗。那個千年古寺由是平毀無遺。
到文革前夕，全國的宗教場所已殘存無幾。
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色風暴從天而降。台安縣回民作禮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毀，阿訇被批鬥，家產被抄沒。(88)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全區範圍內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縣，僅三四天時間內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廟宇十七座。(89)
可幸的是，寧夏最大的清真寺一九三六年曾被中共紅軍征用，紅衛兵看到門前寫著“陝甘寧省豫旺縣回民自治政府舊址”的牌子，知道那是黨的“革命聖地”，因而未在該寺搞破壞。
曆來漢、回就有民族糾紛，但從未弄到漢人強迫回民吃豬肉的程度。如今共產黨不信邪，硬指回族不吃豬肉是 “四舊”。中共青海省委強行規定回民每戶每年上交兩頭豬，命令回民農家和清真寺養豬，連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購指標、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養豬場，回民農家蓋起了豬圈。穆斯林們忍氣吞聲，有的不得不買來豬上交。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長陳毅見到一張《行動起來，消滅伊斯蘭教！》的傳單，覺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給了周恩來。周發現“破四舊”出了格，召集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開會，要查出是哪個地方發的傳單，可是傳單已經傳遍全國。(90)他不得不再三對紅衛兵表明立場說：“北京大字報貼了很多，有的我們是不同意的，例如《為徹底消滅伊斯蘭教而鬥爭》的大字報……”(91) 滅回運動這才告一段落。
◇周恩來鼓勵滅喇嘛教
早在一九五八年青海部份藏民以“為民族、保宗教”作口號發動叛亂後，中共即亂捕亂殺，“把當地寺院基本摧毀掃光”，兩萬多藏民冤死獄中(92)，幾占當時全國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結果導致一九五九年更大規模的叛亂。叛亂平定後，中共完全無視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區大肆拆寺院、鬥喇嘛、毀菩薩、燒經書。
到了一九六六年“破四舊”，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滅頂之災。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為例，八月間，“摧毀了建築藝術水平較高的文昌廟、南海殿、貢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廟。燒毀宗教用品及經卷六十八萬部（件）……”(93)
八月下旬，班禪喇嘛西藏日喀則的家和青海的舊居被抄光。「文革後，西藏自治區擬折價五十萬元賠償他在日喀則的家被抄的損失，他未接受。」中央民族學院借用外語學院的操場召開萬人大會鬥爭班禪。會中曾強迫他吃屎，因為據說有人曾用班禪的糞便做成藥丸，給人治病。
出於國際關係的需要，周恩來煞住了那場滅回運動。可是西藏事務屬中國“內政”，中共自可以關起門來革命。周恩來對西藏學生說：“達賴叛國……班禪其實和達賴一樣，但有區別，（當時）要反達賴就得利用班禪。現在農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就不幹了，寫出了萬言書，反黨。”(94)“最近你們對他進行了三次鬥爭，很好。”“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製度徹底打碎，解放喇嘛。……現在，西藏正在破四舊，打廟宇，破喇嘛製度，這都很好。”(95)
雖然他說“廟宇是否可以不打爛，作為學校、倉庫利用起來。佛像，群眾要毀可以毀一些，但也要考慮保留幾所大廟，否則，老年人會對我們不滿意。”(96)實際上西藏眾多廟宇都是在打爛毀壞後才作為學校、倉庫利用的。隻不過紅衛兵為圖省事，對大部份佛像僅斬首了事，胸部以下部份皆留下未砸。
西藏覺拉寺有個藏王鬆讚幹布（公元617-650）死後由文成公主親自主持塑造的他們二人的塑像，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陳毅副總理率中央代表團前往祝賀時，曾參觀該寺並囑咐寺內喇嘛好好守護。但現在鬆讚幹布成了“大農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兒，都是牛鬼蛇神。於是那對已有一千二百年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全國佛寺大清掃
一百年前信了“天主”的洪秀全，見到孔子牌位就砸。四十年前的民國將軍馮玉詳歸皈基督後，把開封的千年古跡相國寺和城內城外的廟庵、道觀全都拆除，連中華民族的老祖宗大禹的銅像也毀了去造銅元。如今信仰了馬列洋教的青年，對佛教的仇視與教徒之排斥異端毫無二致。
相傳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坐落在古都洛陽城東的白馬寺，建於整整一千九百年前。有白馬馱梵文佛經。現存白馬寺為明代重修，迄今也有近五百年的曆史。“破四舊”時它自然也是洗劫對象。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裏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97)
山西代縣有個天台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98)
山西絳縣華山腳下，始建於唐、元代重修的太陰寺的壁畫，“其繪畫藝術之高超可與永樂宮壁畫相媲美，可惜毀於十年內亂。”(99)
湖北新洲縣始建於唐代初年的報恩寺，規模宏大，占地百畝，毀於“破四舊”。湖南寧鄉縣密印寺，有唐宣宗禦題寺額“密印禪寺”。一九三四年重修時以“鎏金佛像磚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二塊嵌諸四壁。”“破四舊”時“遭到嚴重破壞”。文革後，日本佛教史跡參觀團欲前往訪問，湖南省政府趕緊斥資維修，方為中國挽回了一點顏麵。(100)
陝西省鎮巴縣建於宋代的篙坪寺，經曆代屢次修建，保存至今，毀於一九六六年。惟寺內的大鍾重達六噸，紅衛兵欲破不成，得以幸存，是迄今中國現有的最大的古鍾之一。
唐朝名僧鑒真東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講經，並囑咐該寺主持鑄一尊鐵觀音。宋天聖三年，鐵觀音鑄成。九百多年來，因天災、兵禍，有一半的時間立在風雨之中。可是它不蝕、不鏽、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驗，含有鈦、錳、鉻等元素，堪稱不鏽鋼。這是中國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實證，其製作遠在西方不鏽鋼誕生之前。紅衛兵欲打倒這尊鐵觀音，用鐵錘敲、石塊砸、大火燒、鋼鋸鋸，都不成功，小將們祗好作罷。事後，幾位工人將它藏進煤堆，度過這場浩劫。不幸八年後“批孔”，一個六六年時的小學生發現鐵觀音的雙手是另鑄成後裝上去的。那個愚昧的青年將雙手搞下，送到廢品收購站，換了幾塊錢。那鐵觀音就從此成了無臂殘廢。
位於陝西乾縣的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陵園前六十一尊雙手合十的石像的頭顱均被敲壞。
四川樂山背靠烏尤山麵對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無人砸得了。大佛背後烏尤寺的五百羅漢卻是泥塑的。紅衛兵一一砸去，堪稱雕塑精品的五百羅漢全變成了無頭佛。
新津縣在成都去的紅衛兵的幫助下，“將川西名勝”純陽觀“的所有塑像搗毀。全縣……絕大多數廟宇的塑像、壁畫被搗毀。”(101)什邡縣始建於唐代的龍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來古柏參天，一九五一年中共為修鐵路征集枕木時，已將道旁古柏悉數砍去。如今“破四舊”，目標隻在寺內。“寺內神像全被搗毀，門前大獅子被掀入溪澗中，所藏經書全部收繳，殿內器具無存，寺宅為之一空。”(102)
宋朝末年，蒙古侵略軍打到四川，宋人在今合川縣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會合處構築釣魚城，作為全川防禦中心。十萬軍民同仇敵愾，抗擊侵略軍，堅守了三十餘年。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元憲宗）中矢死於釣魚城下。釣魚城遂成一曆史名城。七百年來，積有不少文物。千佛岩上有兩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紅八月” 中全部被毀。(103)山東濟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麵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壞。(104)
九月，山西大學的學生到山西五台縣佛教勝地五台山去掃蕩四舊，除了砸廟宇外，將大多數和尚、尼姑鬥爭了一通。學生走後，當地黨組織下令，將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門，強製遣送回了原籍。(105)老尼姑白銀珍（蒙族）
已九十六歲，被趕出五台山後，無處落腳，不得不回到內蒙古草原，與幾個親人相依為命。她大難不死，過了二十年，竟成了內蒙古自治區第一號老壽星。
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筆蘸血，化了四年時間寫下了一部七十五萬字的《華嚴經》。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曾借到東京展覽過半年，並按期原物歸還。而今開到五台山的紅衛兵將它劫走，這部人間難得的血寫的經書就從此消失，再也無人知其下落。
八月十三日，安徽休寧縣的齊雲山的眾多廟宇被本縣學生搗毀神像兩千餘尊。
九月初，由屯溪縣開來數百紅衛兵，將剩下的神像搗毀殆盡。(106)佛教聖地皖南九華山，僧、尼全被勒令還俗，成為當地公社佛教大隊的社員。香火既絕，謀生不易，政府補助還俗僧、尼每人每月五元生活費。一些僧、尼則配對成了家。
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哲學家李耳）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這道教聖地是中國最古老的道教宮觀。兩千年來，道家一直尊老子為“太上老君”。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裏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太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曆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胡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
福建省南平市郊佛教寺院明翠閣，始建於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東南亞各國，一邊募緣，一邊博覽各國寺廟建築，歸來後將該閣修得獨具一格。時隔僅二十年，這座名閣就被毀殆盡了。「八十年代按原設計重修。」福建德化縣的千年古刹靈鷲岩寺，十六世紀重修後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舊”中被毀。「一九八八年海外華人佛教徒捐巨款修複該寺」(107)
哈爾濱市最大的佛寺極樂寺，全部銅製、木製、泥塑佛像，還有漢白玉石獅子和古文物鐵鼎，通通被毀。極樂寺塔本是哈爾濱一景，被“紅衛兵搗毀塔身羅漢浮雕八尊，塔內壁畫二十四幅，佛像七尊。”該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座同樣的俄國東正教大教堂之一，教堂建築連同經卷、器皿，全部毀之一旦。(108)
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鬥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109)
◇周恩來保護了一批文物
杭州靈隱寺是中國一大國寶。當中學紅衛兵要去革命前，浙江大學學生急電周恩來要求保護。周緊急指示杭州駐軍與浙江大學的紅衛兵合作，圍住靈隱寺，使之安然渡過“破四舊”狂潮。不過，周恩來派往浙江奉化蔣介石老家的部隊晚了一步。隊伍開到時，從寧波去的中學生已經用炸藥完成了他們的革命。蔣母墓地被炸平不說，早年蔣介石常去遊玩的古刹也被平毀，廟裏的和尚則都被勒令還俗去種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員。
被稱為中華民族“文化長城”的“四庫全書”，其中一庫即杭州文瀾閣。抗戰期間，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庫書曾先後搶運至浙南、貴陽、重慶，勝利後才運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曬並重點整修。“破四舊”風一起，杭州大學教授宋雲彬、王駕吾等與校長陳建功聯名電請周恩來總理下令保護。周即刻命令封閉文瀾閣，全部庫書躲過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後開封時，庫內黴氣撲鼻，許多藏書結成了餅塊。全杭州的裝裱工人加以搶救，協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複舊觀。(110)
周恩來還派兵保護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國而言，能保護下來的文物相當有限。大多數政府官員怕被攻擊為 “反對文化革命”，不敢出麵製止“破四舊”中的瘋狂行徑。少數有心保護文物的官員也權威不靈。湖南衡山縣縣長得知紅衛兵要上南嶽衡山去“破四舊”時，搶先趕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們不要破壞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跡。但沒人聽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廟裏的各種珍貴的雕塑品，除了劉備、關羽、張飛三尊恰在部隊施工範圍內，被苫布遮蓋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毀。
那位縣長因而活活氣死。(111)
◇保護文物的無名英雄
紅衛兵“破四舊”時，普通中國人不敢公開反對，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來，端視當事人聰明與否。安徽安慶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一個皇帝賜給的全部經文用金水寫成的經書，五百年來為寺內的傳世之寶。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閃金光”的時代，如被抄出，絕無可能幸免。因當家和尚及早布置密藏，金書安然度過劫波。
山西平遙縣城，保存有中國最完好的古城牆，城內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風貌與格局的古民居，也屬中國絕無僅有。紅衛兵破壞前，全城居民發動起來，用黃泥將古城與老屋上的木雕、彩畫、裝飾全部封塗，使紅衛兵無舊可破，古跡遂完整保留。
三十年後，平遙縣城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江西銅鼓縣，有一銅鼓石，“屹立數丈，形如銅鼓……宛如劍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題詞多幅，該縣亦以此命名。紅衛兵開到前，有心人將晉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細用水泥塗蓋，文革後鏟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112)
在孔子故鄉曲阜，鄉親們把孔府、孔廟裏檔案、文書，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裝、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搶救出來，藏匿在各處。孔府前的那對大石獅子四麵圍上木板，外麵貼上“毛主席語錄”。紅衛兵們不敢承擔撕毀毛語錄的罪責，大石獅子因此未被砸壞。
上海玉佛寺的兩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臥，都是無價國寶。為免遭砸毀，和尚及工作人員將玉佛用紅紙封住，再將毛澤東的像片貼滿佛身。這樣，玉佛就因為革命小將不敢碰毛像而得幸存。該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經書也預先轉移至倉庫而被保存。
甘肅治郡已兩千多年的漢代重鎮武威，即古涼州所在，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
城內博物館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畫。當局在得知革命小將可能動手時立即行動，用巨型木板將壁畫覆蓋，再貼上 “毛主席語錄”，珍貴文物遂得保存。
湖北黃梅縣有個聞名於世的五祖寺。該縣其他寺廟、道觀全被砸爛之際，縣曆史博物館和文物保管會為保護五祖寺，用蓋有“黃梅縣文物保管會”印章的封條將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寫有“破除迷信”的紙蓋住；梁柱上的“阿彌陀佛”
覆蓋上“革命到底”。牆上的花窗、雕磚均糊上白紙，寫上革命標語。在附近農村生產大隊的協助下，廟裏的住持法師將寺院幾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機運走，無法搬運的玻璃櫃中的弘忍禪師（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則用毛澤東畫覆蓋，兩旁的玻璃則配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和“緊跟毛主席永遠革命”。寺門緊閉，和尚們打扮成紅衛兵模樣，又在牆頭打出工廠和學校紅衛兵的旗幟，嚇退了前去“破四舊”的紅衛兵，方將這已有一千三百年曆史的佛教禪宗的發源地完好地保護下來。(113)
陝西扶風縣已有一千七百餘年曆史的法門寺，寺內寶塔內珍藏著印度佛祖釋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後，將佛骨連同上千件各種稀世珍寶深埋塔下地宮石室。明萬曆年間修塔時曾開啟地宮，善男信女恭覽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篤信佛教的國民黨退休將軍朱子橋集資修繕法門寺寶塔時曾發現地宮的石門。他怕寶藏出土後將落到已占領華北的日本侵略軍手中，便對人謊稱內裏青蛇盤繞，不可闖入。他將甬道封土複原，此後地宮寶藏果然無恙。六六年九月，紅衛兵開到法門寺“破四舊”，將地上文物搗爛之後猶嫌不足，又動手挖掘“美蔣特務”的 “電台”。當挖到接近地宮夯土層時，該寺住持梁新法師引火自焚以示抗議，紅衛兵們方才罷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門寺，在考古學家指導下發掘地宮，埋沒一千一百年的寶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國近代收獲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114)
◇當朝權貴無意間保存了部份文物
說來可笑的是，由於當朝權貴從抄家風中撈了一票，許多珍貴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領導人康生是抄家物資的搜羅者。他曾在鄧拓家做客，賞玩過鄧拓收藏的善本書和字畫。當“紅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鄧拓、前副總理龍雲、名畫家齊白石等上層人士家中時，他就先下手了。他將一個心腹召去，指示他帶領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當十幾卡車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員會之後，他就成了那裏的常客。開始是白拿，後來象征性地付點錢，比如漢朝蔡邕書寫的石經的宋代拓本，他付十元，宋代詩人黃庭堅的真跡付五元。另一幅宋畫，他看了愛不釋手，於是掏出一毛錢，說“這幅畫我買了”，就拿走了。
陳伯達也是個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錢杏村）藏書甚豐，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兩代的書給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書房，副總理陳毅、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去看過，陳伯達、康生也去看過、借過書。抄家風一起，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就宣布陳、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書房，任何人不準動。”這樣，阿英的藏書未被毀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掃地出門，“緊接著，陳伯達以”審查“為名，親筆手諭，搶掠了阿英的全部圖書收藏。”(115)
當朝權貴從抄家中撈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時，文管會整理文物者奉命將所有東西攤開陳列後，被關進一間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們聞聲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東西。
一九七○年秋，江青還約了康生去文物管理處挑選珍品。她選了一隻十八開金的法國懷表，表上鑲有近百顆珍珠、寶石，並配有四條金鏈，僅付了七元錢。(116)
文革後中央美術學院畫家葉淺予獲平反，文化部決定將當初抄家物資歸還給他。但不少珍貴字畫、墨、硯、石章早被當時的“中央首長”拿走，文管會隻給他開了一張清單，說明“去向”：陳伯達（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婦（八件）、江青（三件）、汪東興（一件）、李作鵬（一件）。(117)
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宮作“內部展覽”，人們才知道康生將大批國寶據為私有，他得到一冊《大唐三藏聖教序》後，竟蓋上了自己的印章。從三千年前的青銅器到兩千多年前西漢大將韓信的圖章，從《紅樓夢》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稱“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無價之寶竟多至上千件。(118)
其實，隻要還留存在人間，總還有完璧歸趙的一天。康生搜羅國寶，祗是在他那個大得“足可以辦一所大學”的公館（康生語）裏把玩，畢竟沒毀掉它們。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寶物現在又都回到了國家博物館。而被一九六六年“紅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貴文物，則永遠消失，再也不會回到人世間了！
注釋：
(1)慕湘《阿英的晚年》，見《鍾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77頁。
(2)《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149、151頁。
(3)於輝編《紅衛兵秘錄》第294頁。
(4)《鍾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81頁。
(5)《當代中國的北京》一九八九年版第一卷第168頁。
(6)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來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北京經濟學院等聯合匯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二冊第9-79頁。
(7)一九八六年版《川沙縣誌》第38頁。
(8)一九八九年版《嵊縣誌》第29頁。
(9)一九八六年版《威海市誌》第20頁。
(10)一九八九年版《江寧縣誌》第38頁。
(11)一九八四年版《青村誌》第11頁。
(12)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
(13)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匯》月刊。
(14)《人物》雜誌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第133頁。
(15)丁力編《風起雨落幾鴻儒》第309頁。
(16)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第41頁。
(17)《嘹望》周刊一九八七年第十四期第42頁。
(18)《嘹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期第39頁。
(19)《海上文壇》一九九二年二月號第91頁，《世紀丹青朱屺瞻》。
(20)一九八九年版《勉縣誌》第454頁。
(21)一九八二年版蒲山縣《鶴山鎮誌》第93頁。
(22)《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7頁。
(23)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誌》第265頁。
(24)《鍾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80頁。
(25)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二月號第44頁。
(26)引自本文作者保存的該文影印件。
(27)一九九四年版《宣漢縣誌》第968頁。
(28)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誌》第265頁。
(29)一九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寧夏》第154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負責同誌講話選集》第42頁。
(30)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陳毅在全軍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上的形勢報告，同(6)，第二冊第10-15頁。
(31)《曆史在這裏沉思》（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86頁。
(32)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33)《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71頁。
(34)陳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漢七二○事件親曆記》第19頁。
(35)一九九○年版《安陽縣誌》第89頁。
(36)《新華文摘》一九八六年九月號，艾湘濤《通天人物》。
(37)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129頁。
(38)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來接見半工半讀學校部份革命師生時的講話，同(6)，第10-44頁。
(39)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129頁。
(40)一九九三年版《安遠縣誌》第587頁。
(41)《當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17頁。
(42)蕭延中編《晚年毛澤東》（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229頁。
(43)《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五期第45頁。
(44)《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27期。
(45)一九八九年版《崇義縣誌》第511頁。
(46)一九九二年版《霍邱縣誌》第676頁。
(47)一九九五年版《萊陽縣誌》第597頁。
(48)《含山縣誌》（合肥：黃山書社，1995）第20頁。
(49)一九九五年版《台州地區誌》第877頁。
(50)一九九五年版《萊陽縣誌》第597頁。
(51)一九八九年版《崇義縣誌》第513頁。
(52)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53)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54)《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60頁。
(55)《人民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66頁。
(56)一九九二年版《寶山縣誌》第920頁。
(57)一九九一年版《延津縣誌》第577頁。
(58)一九九二年版《肥城縣誌》第30頁。
(59)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來接見大連鐵道學院代表時的講話，同(6)，第四冊第12-85頁。
(60)一九八五年版《通城縣誌》。
(61)《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118頁。
(62)《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41頁。
(63)《文史資料選輯》第92輯第38頁。
(64)新華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電。
(65)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國文聯全委會擴大會議發言簡報，賈芝發言第5頁。
(66)同上，第6頁。
(67)同(65)，萬裏雲發言第3頁。
(68)一九八六年版《修武縣誌》第730-731頁。
(69)《新華文摘》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70)香港《百姓》雜誌第六十六期陸鏗的文章。
(71)《三月風》（北京：中國殘疾人雜誌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第23頁。
(72)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
(73)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華藝出版社，1989）第52、230頁。
(74)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號第62頁。
(75)《人物》雜誌一九九○年第二期。
(76)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第205頁。
(77)《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57頁。
(78)《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5頁。
(79)《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33頁。
(80)葉永烈《名人沉浮錄》（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第39頁。
(81)南光編《毛澤東和他的四大秘書》（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207頁。
(82)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烏魯木齊市對新疆革命少數派的講話，同(6)，第三冊第11-108 頁。
(83)《鍾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戴晴、洛恪《女政治犯》。
(84)《打倒洪沛霖！打倒洪家店！》（南京：江蘇省公安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1967）第8頁。
(85)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葉劍英接見首都十三個藝術院校師生時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9-91頁。
(86)一九八六年版《建德縣誌》第502頁。
(87)一九八一年版《台安縣誌》第389頁。
(88)同上，第133頁。
(89)一九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寧夏》第154頁。
(90)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陳毅在外文出版局全體職工大會上講話，同(6)，第二冊第9-56頁。
(91)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來接見西安同學時的講話，同上，第9-61頁。
(9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匯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960頁。
(93)一九九五年版《貴德縣誌》第27頁。
(94)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來在中南海對全國紅衛兵代表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10-5頁。
(95)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接見中央民族學院幹訓班的西藏學生時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10-82頁。
(96)同上。
(97)美洲《民主中國》一九九三年七月月號第22頁。
(98)一九八八年版《代縣誌》第378頁。
(99)一九八六年版《運城地區簡誌》第512頁。
(100)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486頁。
(101)一九八九年版《新津縣誌》第735頁。
(102)一九八八年版《什邡縣誌》第21-31頁。
(103)美洲《世界日報》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104)一九九○年版《曆城縣誌》第394頁。
(105)一九八八年版《五台縣誌》第711頁。
(106)一九九○年版《休寧縣誌》第31頁。
(107)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108)《黑龍江四十年》第375-376頁。
(109)一九九○年版《嶗山縣誌》第735頁。
(110)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洲《世界日報》。
(111)《開放》月刊（香港：衝天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號第67頁。
(112)一九八九年版《銅鼓縣誌》第578頁。
(113)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至四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報》。
(114)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115)《曆史在這裏沉思》（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40頁。
(116)《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67頁。
(117)葉淺予《十年荒唐夢》。
(118)同(115)，第四卷，林青山《文物大盜竊寶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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