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麵:隨著俾斯麥的下野,一戰基本上已經不可能避免了。現在的和平隻是俾斯麥留給歐洲的政治遺產,今後的局勢加上東方的變化,這是一個絢麗而殘酷的大棋局。
就政治格局來說,本熊也隻是個菜鳥而已,如果在今後的書中有什麽大家不喜歡的變化,請多多提出來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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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首相俾斯麥建立的歐洲秩序論保加利亞危機期間的俾斯麥外交柏林會議後五年的時間裏,德國首相俾斯麥建立了一個包括俄國、奧匈、意大利、羅馬尼亞等國的複雜的同盟體係,歐洲的國際政治一時為俾斯麥同盟所左右,柏林成為歐洲外交舞台的中心。1885年爆發的保加利亞危機卻使俾斯麥同盟瀕臨破滅的邊緣,本文擬就危機期間歐洲各大國間展開的激烈外交角逐,探究19世紀晚期歐洲大國外交和國際環境的某些特點。
(一)
普法戰爭後,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在歐洲崛起,完成了對歐洲國際政治環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時卻造就了困擾世界達一個世紀之久的德國問題:德國的天然優勢和其他歐洲國家不接受這一優勢的矛盾。1戰敗不僅使法國失去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剝奪了它在歐洲大陸的主導地位,更大大惡化了它的地緣政治環境。這樣法國對德國來說就成為一個無法和解的國家。法國單憑自身的力量難以對付德國,無論是為了自保,還是準備複仇,法國都需要同任何與德國敵對的國家結盟。這就使得涉及德國的危機均會加劇,而很難局部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國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麥看來,孤立法國、維護歐洲現狀與保障德國安全是一回事。俾斯麥麵臨的國際環境極其複雜:為了孤立法國就必須保持俄國、奧匈和德國三個君主大國的保守聯合,為此他還需要對俄奧關係發展施加影響,俄奧關係過於密切以致於撇開德國,或者為爭奪巴爾幹發生衝突都會損害德國在歐洲的外交地位。在把俄德友誼視為德國外交基石的同時,他還不能得罪在近東、中亞與俄國尖銳對立的英國。1875年-1878年的近東危機,反映了俾斯麥政策相對於曆史環境的局限性:俄奧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麥難以長期回避在俄奧間作出選擇的問題。俾斯麥通過1879年的德奧同盟暫時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歸宿是1881年6月結成的俄奧德三皇同盟,這就使德國得以繼續保持對俄奧關係的牽製及在兩者之間的調停地位。
1885年9月,土屬東魯米利亞省發生革命,並宣布與保加利亞公國合並。素來以保加利亞保護者自居的沙皇亞曆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經由不聽命於他的亞曆山大大公之手實現兩地的統一,從而鞏固大公在保加利亞國內的地位。俄國試圖通過大國協調迫使保加利亞取消合並,但保加利亞統一的既成事實,已不可逆轉。俄國的保加利亞政策麵臨空前失敗,巴爾幹醞釀著新的危機。
1886年1月,狂熱的沙文主義者布朗熱就任法國陸軍部長,在法國掀起了一場要求向德國複仇的狂潮,德法關係驟然緊張。兩場危機同時發生,俾斯麥同盟麵臨嚴峻考驗。與此同時,被俾斯麥視為德國外交根基的三皇同盟即將期滿,而且續約無望。國際局勢有完全失控的可能,俾斯麥做夢都害怕的東西夾擊之勢眼看就要成為現實。德國如果在俄奧巴爾幹競爭中采取支持奧匈的政策,就要承受俄德關係破裂,並因此向法國提供潛在盟友的後果。而在當時環境下又完全排除了放棄奧匈的可能性。保存奧匈帝國的獨立與大國地位,是俾斯麥歐洲秩序的重要環節。奧匈一旦在外部壓力下解體,不僅會危及歐洲均勢,使德國外交失去回旋餘地,也將打破德意誌帝國內部微妙的政治平衡。
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亞危機,重新打開了東方問題,造成了俄奧對抗的前景。俄土戰爭俄軍浴血奮戰,二十萬將士喪命疆場,收獲的卻是難以下咽的苦果。1886年9月,亞力山大大公在俄國壓力下被迫遜位。11月,沙皇特使考爾巴斯未能迫使保加利亞攝政當局推舉出俄國中意的大公候選人,铩羽而歸,俄保斷交,俄國在保加利亞的影響喪失殆盡,沙皇的“尊嚴”被踐踏到無以複加的地步。巴爾幹形成了俄軍即將入侵,並引發大國衝突的危殆局麵。
俄國一旦進軍保加利亞,勢必控製羅馬尼亞。屆時匈牙利將處於俄屬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三麵包圍之中。奧匈的多瑙河生命線也有被切斷的可能。保持在巴爾幹的勢力和影響,既是奧匈大國地位的象征,也是帝國生存之所係。11月13日,奧匈外相卡爾諾基在匈牙利議會發表演說:俄國無權占領保加利亞並單獨決定其命運,否則兵戎相見。俄國輿論大嘩,普遍認為俄奧協調已失去意義,俄軍方和泛斯拉夫派考慮對奧匈實施軍事打擊。
俾斯麥同盟最直接的目的是約束俄奧,防止兩國衝突。他此時的基本策略是對兩國實施雙向抑製,敦促兩國在三皇同盟框架內解決分歧。針對奧匈在英國慫恿下可能采取的強硬政策,他一再發出警告,保加利亞是俄國的勢力範圍,德奧同盟隻具有防禦性質,要幫忙找英國去。3對於俄國,他再三表示,德國願意支持俄國的保加利亞政策,但奧匈的大國地位不容犧牲,出路在於俄奧就劃分巴爾幹勢力範圍達成妥協。
俾斯麥扮演“誠實的掮客”,雖然暫時回避了在俄奧間作出選擇的問題,卻暗含著同時疏遠兩國的危險。奧匈不由要問:“德奧同盟究竟還有什麽價值?”“德國有兩個盟友,奧匈隻有半個。”5如果說德奧同盟在1879年的締結加劇了俄國的孤立感,迫使它回到與德奧結盟的軌道上來的話,那麽在此時,它隻能加深俄國的敵意。1886年11月,沙皇在接見新任法國駐俄大使拉布萊時表示:俄國希望法國強大,兩國需要並肩攜手,共度難關。這番表示,一方麵是考爾巴斯使命失敗,沙皇挫折感加深的結果,也是對卡爾諾基國會演說的回應。要想按俄國的意願解決保加利亞問題,就得排除奧國的阻撓。奧匈的實力並不構成威脅,關鍵是德奧同盟。如果俄國要發動對奧匈的戰爭,或使俄國的戰爭威脅產生效果,必須預先阻止德國的介入。唯一的希望在法國。有跡象表明,俄國軍方和泛斯拉夫派,通過著名報人、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卡托科夫從10月末起已對沙皇的決策傾向施加了重大影響。為了牽製德國,沙皇有可能急劇改變其歐洲政策,法俄結盟的前景已隱約可現。
俾斯麥同盟體係麵臨崩潰的危險。布郎熱運動為俾斯麥擺脫困境提供了良機。
(二)
第三共和國成立後,法國政局一直動蕩不寧。80年代上半期,費理內閣當政期間,法德關係還有過一段“殖民協約”的好時光。但是阿爾薩斯、洛林問題始終是兩國關係中難以彌合的創口。1885年費理“殖民內閣”倒台,標誌著法國複仇主義勢力的抬頭。以著名詩人戴魯萊德為首的民族主義團體愛國者聯盟到1886年7月成員已逾十萬,成為法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布郎熱進入夏爾.費雷西內閣任陸軍部長後,一時成為法國複興、收複失地、對德複仇的象征。1886年秋季起法德關係趨於惡化。
俾斯麥並不懼怕法國的實力,哪怕是一個複仇主義的法國。它的目光始終注視著東方。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兩場危機幾乎同時發生。一旦德國卷入奧俄巴爾幹衝突,很難指望法國會袖手旁觀。那時德國就必須正視兩線作戰的冷酷現實了。
1886年夏,戴魯萊德訪問俄國,鼓吹法俄結盟。6月,卡托科夫在《莫斯科新聞》上撰文,批評外相吉爾斯的歐洲政策,呼籲從根本上改變俄國的外交路線。他指出俄國將抽象的君主團結原則置於自身的國家利益之上,是犯了曆史性錯誤。俄國必須擺脫束縛,在外交上恢複行動自由。時稱‘卡托科夫的攻擊‘。
在當時的情況下,法俄政體懸殊,戰略利益和戰略重點存在嚴重分歧,兩國並沒有立即結盟的可能。法國不會以犧牲自身在近東地區的長遠利益,來支持俄國當下的巴爾幹政策。俄國更不可能幫助法國收複阿爾薩斯和洛林,而冒破壞現狀並與德國交惡的風險。但是如果壓力和受挫感過強,法俄為了擺脫困境,就有可能形成利益的契合點。誰也不能保證兩國最終不會走到一起。1887年1月,俄國特使舒瓦洛夫為彌合分歧,修補俄德關係訪德後,來自俄國方麵的沉默進一步證實了俾斯麥對俄國可能改變政策的猜疑。俾斯麥調整策略,決心利用德國現有的外交資源和法國的事態發展,為重新組織德國的外交陣容尋求契機。保加利亞危機發生後,英德間展開了激烈的外交角逐。兩國都不願率先出麵幹預而結怨俄國,同時又都需要避免在未來歐洲的外交競技場上陷於孤立。若能造成對方與俄國的相互製衡之勢,本國外交將獲得空前的主動權。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裏對俾斯麥的意圖深感疑慮,擔心英俄一旦為巴爾幹問題發生對抗、衝突,而深陷於巴爾幹事務,俾斯麥將趁機擊破法國。英國的策略是催促奧匈充當巴爾幹的反俄先鋒,以使對奧匈承擔同盟義務的德國無路可遁。俾斯麥則大肆渲染德法邊境的緊張局勢,製造戰爭迫在眉睫的輿論,恫嚇法國政府,擴軍備戰不要過分,與德國為敵不會有好結果。同時借此向英奧和俄國表明德國必須全力應付法德危機,無暇東顧,巴爾幹危機隻能靠那些在該地區有切身利益的國家自己去解決。
1882年締結的德奧意三國同盟,1887年5月即將期滿,締約方對同盟的興趣都不大。但隨著法德危機和保加利亞危機同時發生,意大利在俾斯麥心目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俾斯麥利用1887年2月同盟續約的機會,以支持意大利北非擴張政策為代價,加強了三國同盟內部的團結,阻止了敵對國家對意大利的拉攏,同時為奧匈對付俄國爭取到了安全穩固的後方。
更意味深長的是,這就為以意大利為橋梁,建立同意大利在殖民地問題上有共同利益,並保持密切合作的英國與三國同盟國家的聯係創造了條件。
當時,英法間由於1882年英國單方麵占領埃及後形成的埃及問題,存在尖銳矛盾。布郎熱運動的沙文主義鼓噪也同樣針對英國。英國若能在埃及問題上爭取到三國同盟國家的支持,將大大加強其與法國談判時的地位。如果能促使英國在巴爾幹采取一項堅定的維護現狀的政策,並在近東地區調動起足以遏製法俄的力量,奧匈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德國也就能夠避免直接卷入近東事務而與俄國發生衝撞。為了向英國施壓,俾斯麥表示:德國在大陸上看住法國,英意就獲得了行動自由,英意在北非聯合遏製法國,並與奧匈合作在近東共同對付俄國,歐洲的均勢及和平就可能保住。但是如果英國不參加歐洲政治,勢必陷於孤立,而德國也就沒有理由要去反對法國在北非和俄國在近東的擴張原望。在俾斯麥的策動下,1887年2月,英意互換照會,3月奧匈也以照會形式加入,三國訂立了《第一次地中海協定》,承諾共同維護地中海現狀。
地中海聯合結成後,法國政府進一步認識到與俄國結盟政策的非現實性和危險性。法國的結盟願望越迫切,俄國的要價也就越高,一旦不能滿足俄國的要求,反而會招致無謂的怨恨。更有甚者,還會誘發德國發動“預防性”戰爭。如果法國支持俄國的保加利亞政策,就需要承受與所有歐洲國家對抗的後果。11法國政府必須主動緩和法德關係,以免跌入俾斯麥設下的外交陷阱。5月,法國政府解除了布郎熱的職務,法德危機趨於緩解。
(三)
德國地處中歐,一麵臨海,三麵被圍。積極有效的東方政策是德國外交的基石。如果德俄長期對立,德國外交就是一盤死棋。反之,德國就可以在東西方之間操縱自如,進退有餘。在俾斯麥眼裏,孤立法國與聯合俄國,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保加利亞危機發生後,俾斯麥一方麵鼓動俄國在巴爾幹推行前進政策,一方麵以此來動員抵製俄國擴張的地中海聯合。同時向深感孤立的俄國證明德國友誼的可貴。俄國外相吉爾斯認為,無論是保障俄國黑海地區的安全還是解決保加利亞問題,俄國都需要保留俄德奧三皇同盟,至少要維持與德國的友好合作。在目前,法俄結盟對俄國不利,法國也不可能同俄國結盟。俄國如果失去了德國,將意味著徹底孤立。至於沙皇亞曆山大三世的態度,正如德國駐聖彼得堡大使施魏尼茨當時指出的那樣:“沙皇從外交政策的需要考慮,必須保持與德國的聯合,從順應民意和國內穩定考慮,他又必須在公開場合表現出對德國的憎惡。”
卡托科夫3月發表的社論深深刺痛了沙皇,置沙皇於非常尷尬的境地,文章披露了三皇同盟這個秘密,並予以猛烈抨擊。這就迫使沙皇要麽放棄與德國的聯合,要麽公開表態支持三皇同盟,而這正是沙皇要竭力避免的結局。沙皇在震怒之餘對卡托科夫提出懲戒。卡托科夫影響的縮減,反襯出吉爾斯地位的鞏固。
鑒於沙皇斷然拒絕續訂與奧匈的條約,5月,俄德在柏林重開談判,準備以俄德雙邊協定取代原先的三皇同盟。在討論中立條款時,俾斯麥試圖通過全麵支持俄國的近東政策誘使俄國同意,在俄奧衝突的情況下,德國有條件的中立。為此俾斯麥向俄國談判代表宣讀了1879年德奧同盟條約文本,以期表明德國無意承擔與德奧同盟條約內容相悖的義務。
1887年6月18日,俄德在對中立條款涉及法奧遭締約方進攻時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條件下,簽訂新約,即《再保險條約》。在俾斯麥看來,條約雖然未能確保在俄德衝突的情況下俄國無條件的中立,鑒於法德兩國對於1871年以來現狀的不同態度,法國需要的同盟,必須是進攻性的,《再保險條約》至少排除了這種可能。而法國若不能在事先爭取到俄國的支持,也就不可能獨自挑戰德國。現狀、和平、德國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通過《再保險條約》與先前的《德奧同盟條約》兩相呼應,俾斯麥又重新確立了對德奧的雙向抑製。俾斯麥借此向俄奧表明,德國將始終與被進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對抗侵略。誰破壞歐洲和平,誰就是德國的敵人。但是,俾斯麥還必須正視另一個危險,俄國如果挑動奧匈率先發動進攻,德國將怎樣應付?15圍繞《再保險條約》簽訂問題俄國內部的爭鬥,沙皇立場的動搖,條約簽訂後俄國在保加利亞問題上對德國無休止的索求,使得俾斯麥對條約的價值大打折扣。他對沙皇和德俄友誼的信心,從此不可挽回地動搖了。
1887年7月,在違背沙皇意願的情況下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選為保加利亞大公,俄國訴諸武力的可能增強。俄國報界充斥了對德國的謾罵。8月,戴魯萊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禮之機,再次訪問俄國。俾斯麥對時局深感憂慮。俄國既已靠不住,德國必須另謀出路,以防萬一。175月,法俄共同迫使蘇丹放棄了英國特使沃爾夫與土耳其達成的,有關英國從埃及撤軍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勢,引起了了英德的共同警覺。索爾茲伯裏擔心,如果奧匈因得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國妥協,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時期對英國極為不利的孤立被動局麵。
18俾斯麥趁勢將《德奧同盟條約》文本送交倫敦,並在11月22日致信索爾茲伯裏。信中表示:“如果奧匈帝國之獨立受到俄國侵略的威脅,或者英意遭到法國入侵的危險,德國始終有責任采取進入戰線的政策。”19在英國確認了德國對奧匈支援的程度後,1887年12月12日,和16日,英、奧、意三國互換照會,達成《第二次地中海協定》,基本上排除了俄國占領保加利亞,或挾持蘇丹,控製土耳其海峽的可能。俄國如果向奧匈挑釁,將遭到英奧意圍攻。在這一背景之下,俄國開始退卻。1888年1月俄國在德國的支持下要求土耳其政府宣布斐迪南當選為非法,遭到英奧意的聯合抵製。4月土耳其滿足了俄國的要求。俄國挽回了一部分麵子,此後保加利亞問題也就不了了之。
(四)
《再保險條約》和《地中海協定》造成了英奧意與法俄在近東和地中海地的相互牽製之勢,同時又阻遏了法俄結合,保證了德國在歐洲大陸的主導地位。然而俾斯麥的體係卻包含著極大複雜性和矛盾性,其促成的對德國有利的均衡局麵本質上是脆弱的。20因而他的外交歸根結底仍隻是一種拖延問題的權宜之計。
作為現實政治的大師,俾斯麥將外交藝術發揮到了極至。現實政治促成了德國的統一和鞏固,俾斯麥對現實政治的迷戀,卻最終使統一後的德國自食其果。盡管隨著德國的統一,俾斯麥由現狀的破壞者轉變成了現狀的維護者,但形勢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義浪潮的衝擊下,他鼓吹的君主團結原則已失去了維係力。對強權赤裸裸的追求已成為各國維護自身安全與利益的基本手段,國際關係增添了新的不穩定因素。21“卡托科夫的攻擊”就是對俾斯麥富有諷刺意味的回敬。
在俾斯麥的時代,歐洲大國關係日趨僵化緊張。德國的統一,使中歐失去了曆史上的緩衝作用,它不再能為大國間爭奪霸權的鬥爭,提供警戒和補償的空間,以至於徹底改變了歐洲強權結構。22均勢外交所賴以運作的大國關係的鬆散性正在消失,標誌便是1879年德奧同盟的締結。事實上,德國已很難做出其他選擇。俾斯麥的同盟,正是對這一變化的本能反映,它反過來也鞏固強化了這一趨勢。大國關係緊張,是俾斯麥同盟成立的緣由,也是它得以維持的必要條件。俾斯麥的外交風格,集中體現了自負與焦慮結合的心態。為了阻止敵對力量的聯合,確立德國在歐洲大陸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保持大國關係適度的緊張是必要的。盟國間如果關係緊張,他就鼓勵合作,一旦它們和睦相處,他就撤回支持,並製造摩擦。然而,俾斯麥的策略也許會為德國爭得盟國,卻也往往使德國失去了朋友。23當時的德國,從本質上說是屬於現狀的國家,對於正在崛起中的德國,不誠信的惡名,可能比好戰更危險。歐洲國家對德國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國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麥的謀略往往產生相反的效果。隨著歐洲局勢逐步緊張,一個充滿敵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國際環境已初現端倪。與大國關係開始僵化緊張同步的是德國政策逐漸喪失平衡和彈性。1886年10月,俾斯麥在給兒子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奧一旦開戰,不論誰是進攻方,德國都別無選擇,隻能站在奧匈一邊投入戰鬥。
俾斯麥在台上時,尚可憑借自己高招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消其政策的消極後果,在他之後,便後繼無人了。
1890年俾斯麥去職,德國新當局放棄《再保險條約》,四年後法俄結盟,俾斯麥的歐洲秩序也隨之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