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後的英國遠東政策

   甲午前後的英國遠東政策

    中日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不但對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棗使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大大加深，而且對當時世界國際關係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麵，由於《馬關條約》的內容棗尤其是割讓遼東半島棗嚴重威脅到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華利益，引起了以俄國為首的三國“幹涉還遼”事件，從而使日本和俄國成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另一方麵，由於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使英國改變了它的遠東政策，由支持清政府轉而開始支持日本以維護其在遠東的特殊利益，使英日之間的關係由對立向聯合的方向發展。本文試就英國遠東政策的轉變進行探討。

    一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攫取到在華巨大的政治優勢和豐厚的經濟利益，成為“唯一在遠東擁有較大利益的歐洲強國”。然而，自19世紀下半期起，在遠東，英國受到來自歐美列強的政治滲透和商業競爭。這引起英國的不安。1872年2月5日，英國《倫敦中國電訊報》發表社論說：“隻要把事實擺在議會和公眾的麵前，我們就可以很快不再聽見那種說英國人對於遠東利益冷淡的反複叫喊了”。對此，英國在遠東的基本政策是“維護現狀”，既維護英國在遠東的優勢地位，竭力防止出現危及英國既得利益的新的競爭者。在這一政策中，英國支持清政府，把清政府作為執行這一政策的一個有份量的籌碼。

    英國“既得利益的新的競爭者”之一是俄國。英俄兩國是世仇，它們在歐洲、亞洲都存在著利益衝突。英國對俄國的政策，是利用幾個老弱的封建帝國來對付俄國，在西邊，幾十年來英國一直努力把老弱、瓦解的土耳其變成一座堅固的堡壘；在中間的一段，用印度來對付；在大陸的另一端，“我們有另一個病夫”棗中國，英國用了更大的力量來支持中國，“如果中國垮了台，通向印度的道路將在另一邊失去了掩護，且不說我們在商業上所蒙受的損失。如果我們對俄國懷有敵意確是顛撲不破的規律，那麽，中國似乎就是上帝向英國人所指出的夥伴，這個同盟將把半數的人類聯合起來”。由此可見，中國是英國對付俄國的一張“王牌”。

    此時，俄國將其擴張鋒芒指向了遼東。在侵占中國的黑龍江以北和烏蘇裏江以東的廣大地區後，它虎視中國東北地區，垂涎朝鮮半島，由此引發了英俄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形成了1885年的英俄危機。

    這場危機的焦點是巨文島問題。巨文島是朝鮮的一對小島，它象兩條手臂一樣環抱著一片可以停泊船隻的場所，久已引起英國海軍界的矚目，英國海軍部對巨文島估價很高。“假如我們不拿下這個港口，‘別人’就會把它拿下。占領巨文島是一個進攻性的，而不是一個防守性的戰略的構成部分，”“巨文島將成為我們進攻俄國在遠東領土的基地。”1885年5月，英國軍艦占領了巨文島。5月6日，俄國駐北京公使揚言，如果中國默許英國的行動，俄國就要占領朝鮮的另一處地方。

    在這場角逐和對抗中，英國推出了承認中國對朝鮮宗主國地位，以此拉攏中國，進而維持現狀的策略。這一舉措既滿足了清政府力圖維護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的願望，又實現了英國的意圖，為扼製俄國在遠東的擴張加固了一道“安全閥”。

    在遠東，英國的另一重要競爭者，是剛剛崛起的日本。英國作為近代最大的殖民霸主，當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市場被瓜分完畢之時，為維護其既得利益，必須維持現存的國際格局。在遠東，就是要繼續保持一個軟弱的清政府的統治，而且維護清廷在朝鮮事務中的傳統的主導地位。恰恰相反，日本作為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當它剛走到瓜分世界的餐桌旁時，世界市場就已經基本上被瓜分完畢了。要想滿足其擴張野心，就必須挑起事端，重新瓜分世界。因此，在東亞國際舞台上，英日兩國的分歧和對抗是不言而喻的。

    進入90年代後，遠東局勢日趨險惡。除俄國仍舊虎視眈眈外，日本也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朝鮮問題再度引起各方關注。這無疑對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和利益產生了威脅性影響。所以，英國急於盡力避免衝突（特別是戰爭）的爆發。在甲午戰爭前為防止中日就朝鮮問題發生戰爭所進行的8次調解中，英國起了突出作用。英國告誡日本：“英國對於任何侵犯它自己在中國的利益或朝鮮的完整或獨立的行動，十分肯定是不能容忍的”；英國歡迎在朝鮮實行改革，但是它“不能對朝鮮的涉外規章的任何重大變化置諸不問，也不同意把朝鮮國王的任何領土讓與日本”。

    可見，甲午戰爭前，英國傳統的遠東政策，是支持清政府，以平息事端達到維護現狀的目的，並且，英國國內許多人也相信，當時的中國實力正在上升。正如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所說：中日戰爭“如果戰爭能拖長下來，中國的資源、人力和它經得起磨難的本領，必能勝過日本的勇猛和它的訓練、組織能力”。

    二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戰爭的發展大大出乎國際社會的預料，貌似強大的清軍連連失敗。此事引起了英國政府的高度重視。此時，英國對遠東局勢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麵，它在華享有特殊利益，因此，它不願看到戰爭對英既得利益造成損害，特別害怕俄國混水摸魚；但另一方麵，由於英俄矛盾，英國又想借日本之軀來阻擋俄國的南進。這種矛盾的態度，使英國舉棋不定，因而，它轉而采取了“恪守善意中立”的立場，將防止戰爭破壞其在華勢力範圍和經濟利益作為宗旨。7月21日，英國外交大臣金伯理電令駐日使節巴柴特轉告日本政府：“……發生戰爭，日本應對其後果負責。”22日，日本反駁道：“……由日本政府獨負責，日本政府敢信為不當。”23日，巴柴特又奉令會晤日本外相陸奧，提出：“今後中日兩國若發生戰爭，中國的上海，為英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該地區及其附近作戰的保證”。陸奧當即作出保證。平壤和黃海兩戰役後，英國對日大為刮目相看，《蓓爾梅爾公報》撰文：“隻要日本有節製地利用它的勝利，我們便沒有理由同它爭吵”。為了能使日本“有節製地利用它的勝利”，並防止其他列強乘虛而入，英國以“中立”的麵目出現，以中國作出種種讓步為條件，在10月間，聯合德、法、美、俄等國，出麵調停中日糾紛，以盡早結束戰爭。

    甲午戰爭結束以後，由於中國戰敗，英國很需要在抗俄南下方麵得到新的同盟，如何處理英日關係成為英國遠東政策的重要內容。於是，當甲午戰爭的戰局基本明朗之際，英國倫敦的《泰晤士報》載文指出：“英日兩國間的利益並不衝突，兩國的重要利益實在還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而其所謂的共同利益關係主要在對俄方麵：“俄國雖然屢次向中國聲明不占據朝鮮，然而俄國始終還是想在太平洋上占有一個不凍的海港。……俄國如果達到了這個目的，英日兩國全不能坐視”。這是因為：“日本將來要想成為一個海上強國，日本決不能讓俄國在太平洋上占有一個不凍的海港，那是日本的致命傷。就是我們英國對於這件事也很焦急”。因此，他們認為有必要在東亞扶持日本。《馬關條約》引發了“三國幹涉還遼”，英國決定袖手旁觀。當德、俄、法要求英國參加幹涉活動時，英國內閣決定：“英國在東亞的利益並沒有被日本和平條款破壞到就要采取一種顯然隻有武力才能貫徹的幹涉程度”。當日本為此來拉攏英國時，英國的回答是：已決定對此事完全不加幹涉，而協助日本也“不外是一種幹涉”。這種“中立”立場實際上大大減輕了日本的外交壓力。

    三

    英國政府通過對中日的國力分析和實力較量，得出結論：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已不可救藥，積貧積弱的中國不能夠視為在俄國和印度之間的一個有效的屏障。《泰晤士報》社論指出：“關於中國的潛力以及中國迷夢已醒的種種神話已經這次戰爭完全澄清了”。以追逐“永恒利益”為宗旨的英國外交決策集團在不危及英在華利益的前提和原則下，決意利用日本來抵製俄國對中國的任何企圖，並求得英國在同俄國相遭遇的遠東其他地區中的自由行動。“自1894年秋天起，英國對日本的感情早已發生了變化”。在英國輿論界，親日鼓噪由弱變強。《聖詹姆士官報》上有一篇反映這種變化的社論：“如果日本企圖……瓜分中國，我們必須加以幹涉。不過，目前它不大可能會這樣。……在今後許多年中，日本對於我們不會有任何損害。我們不必反對它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力量。無疑地，它將威脅和震動俄國，但這和我們毫不相幹。……如果日本對於正向亞洲北部伸出一個長爪的令人可怕的帝國形成一種對抗力量，我們並不吃虧”。英國政府對中國的安危存亡已漠不關心。金伯理就遼東割讓給日本是否危及中國安全一事曾表示：“如果把它（中國）的都城遷移至舊城南京，庶能根本上消除威脅它的危險。……英國利益主要集中在上海及其附近”。可見，在甲午戰爭期間，根據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狀況，英國對其遠東政策作了策略上的變更，它放棄了“中國牌”，不再把中國視為可為英國扼製其他列強在遠東發展的力量，而是通過采取製造列強之間的牽製或直接出麵的方式來維護其遠東利益。這種新的遠東政策一直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

    英國所推行的新的遠東政策是英國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此，英日開始接近，並逐漸發展為結成同盟。在亞洲，英國借助日本之力成功地打擊和遏製了俄國，尤其是1904年的日俄戰爭使英國大獲漁翁之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全賴日本忠實於同盟條約，才保證了英國在遠東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安全。因此，英國長期對這隻“亞洲警犬”抱以好感和幻想。同時，日本對俄國的削弱和牽製又大大確保了英國在歐洲推行均勢政策。1907年，在英俄結盟中，這種牽製有助於英國處於有利地位。

    英國遠東政策的根本點，是維護英國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盡一切努力防止俄國南下政策的實現。無論它起初支持清政府、反對日本挑起侵華戰爭也好，以後支持日本提出的媾和條件也好，還是拒絕參加幹涉“還遼”也好，都不違背其遠東政策的根本點。可見，英國遠東政策的轉變，是出於戰略和策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