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在外國也是禁書

《金瓶梅》作者之謎：主講人：社科院研究員

《金瓶梅》作者之謎：四大名著有三本搞不清作者

主持人：傅光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

主講人：劉世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享有中國古典小說“第一奇書”之譽的《金瓶梅》，剛一問世，便在當時的文壇和社會引起了震動，至今雖曆經四百多年，仍毀譽不一，稱道者認為《金瓶梅》是中國世情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是“上承《水滸》與宋元評話，而下開清初小說中諸名作的一部偉大作品。”“在我國小說史上是一部裏程碑性質的作品。”古人有“《紅樓夢》脫胎於《金瓶梅》”之說。而毀之者則把它視為“古今第一淫書”，“壞人心術”，“決當焚之”。

2006年3月17日《新京報》上有這樣一篇報道《徽州西溪南村開發〈金瓶梅〉遺址公園》，當地學者認為《金瓶梅》作者為徽州人；政府以“小說誕生地”、“西門慶故裏”招商開發旅遊。西溪南村出手就是大手筆，打算按照書中描寫的場景“投資兩千萬元”，要建一批《金瓶梅》景點。理由是有當地學者認為《金瓶梅》的作者及書中人物原型都是徽州西溪南人，書中的故事都發生在徽州一帶。並認為“《金瓶梅》是全方位傳播徽文化的載體，扯動著徽文化的每一根神經。”而且，當地政府以後還要推出“金瓶梅宴”，建設性文化博物館。說是今年“五一”開放第一批景點，也不知道是否做到了，但不管怎樣，這又是一出文化搭台為經濟唱的戲。

既然有經濟利益可圖，也就不難理解《金瓶梅》的旅遊項目全國不止一家，因為各處都能拿出理由和證據認定《金瓶梅》的作者產於當地。這自然源於對《金瓶梅詞話》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有許多說法。據現存最早的《金瓶梅詞話》刻本上欣欣子的序，《金瓶梅》的作者是蘭陵笑笑生。可這個蘭陵笑笑生是誰，明清以來，眾說紛紜。關於《金瓶梅》的作者，主要的就不下十幾種說法。像下一講的主講人複旦大學中文係黃霖教授，就經考證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是明末的文學家屠隆。《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誰？何時成書？它是由一個人獨立寫成，還是“許多藝人集體創作”？有請劉世德先生來為我們解《金瓶梅》的作者之謎。

一

五個問題：

第一， 古代小說的作者署名問題。

第二，《金瓶梅》作者的署名。

第三， 關於《金瓶梅》作者的種種說法。

第四，“笑學”一切都是猜測。“笑學”是我取的一個開玩笑的名字，《金瓶梅》的作者是叫蘭陵笑笑生，既然《金瓶梅》可以叫“金學”，《紅樓夢》可以叫“紅學”，現在有那麽多關於《金瓶梅》作者的論文著作，是不是也可以叫作“笑學”！所以我說：“笑學”一切都是猜測。

第五， 最後有一點時間，講一下我的一個看法。有人認為《金瓶梅》是累積型的作品，也有人認為《金瓶梅》是集體創作，我認為不是，所以最後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二

研究小說作者的困難在於，有的作者留下了姓名，有的沒有，有的人留下了假名字，有的人說了謊話。這幾種情況都有，我們可以看一看。

先看《三國誌演義》作者的署名，《三國誌演義》的作者是很明確的，上頭寫的是“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就是說，書是根據二十四史之一《三國誌》――陳壽編寫的――來創作的，“後學羅本貫中編次”。“編次”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編輯的意思。古人在作者署名的習慣上，“編次”指的是創作、撰寫的意思，不是編寫。他稱自己為後學，那是一種謙虛的話。這個人姓羅，名本，字貫中。這個是留下了真名實姓，有姓有名有字。這是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有的作者隻留下了姓，沒有留下名字。我們看《水滸傳》，《水滸傳》的作者隻留下了姓，沒有留下名字。最早是在一個《百川書誌》裏寫的，《水滸傳》是誰作的呢？是“施耐庵的本”。這個“的”不是今天我們所知道的“你的、我的”的“的”，這個“的”在古人就是真實的、的確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書的的確確、真真實實是施耐庵寫的，是由羅貫中整理的，或說是由羅貫中和他合作撰寫的。由於羅貫中是姓加上字，因此我們也可以知道施耐庵是姓施，字耐庵或號耐庵，他的名字到底叫什麽，我們還是不知道。

這是第二種情況：作者留下了一個姓，沒有留下名，可是留下了字或號。

第三種情況，作者根本沒有署名，既不說自己姓什麽，也根本沒有名字。在有名的小說當中就是《西遊記》，現在流傳下來的《西遊記》的各種版本都沒有作者的署名，作者到底是誰？從魯迅開始，考證出來這個作者是吳承恩，於是在幾十年當中，這個說法被大家普遍接受。但是，在海外，在港、台，有一些研究《西遊記》的學者不相信魯迅的說法，他們認為魯迅的說法不可靠。他們說，吳承恩不是那個作者，吳承恩的《西遊記》是一部遊記，不是小說。在我們中國大陸，複旦大學的章培恒教授也發表文章讚同這個看法。

這又是一種情況，作者根本沒有留下姓或名。於是引起學術界不同的爭論，《西遊記》的作者到現在還沒有大家公認的結論，就是這個原因。

再一種情況，有的小說――尤其是名著――故意說謊，故布疑陣。這就是《紅樓夢》，明明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可是單獨有另外一種說法。我們知道《紅樓夢》的第一回有這麽幾句話，說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出目錄，分出章回”，好像曹雪芹不是原始的作者，隻是把別人寫的東西整理一番而已。

署名情況是比較複雜的。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期，連續好幾年引起了《紅樓夢》著作權的爭論。有人說是曹雪芹寫的，有人說是石兄，有人說是曹雪芹的爸爸寫的，各種各樣，更奇怪的還有人說是河北豐潤縣某個姓曹的人寫的。就是由於曹雪芹沒有真實地公布情況，說自己就是作者，而是說了那麽些話引起了種種猜測和議論。

這是一種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明明是他寫的，卻偏要假托是別人寫的，假托的別人又是個名人。

這種情況又分為兩種：

第一種，托名給別人是成心想陷害別人。這在古代小說中有例子。我們舉一個給大家看，唐人傳奇有一篇叫《周秦行紀》，作者的署名是牛僧孺，牛僧孺是當時朝廷的一個大臣。但是，經過後世學者的考證，《周秦行紀》作者並不是牛僧孺，而是李德裕的門人韋瓘。李德裕和牛僧孺在朝廷中是兩派，政治鬥爭十分激烈，李德裕那一派就寫了《周秦行紀》來陷害牛僧孺。

怎麽陷害呢？因為在牛僧孺署名的《周秦行紀》中有兩個內容對牛僧孺不利――《周秦行紀》是用第一人稱寫的――一個不利在於，書中把當今的天子叫“沈婆兒”，這是對皇帝大不敬。皇帝一發怒是要殺頭的。再一個不利內容，這個作者“我”參加宴會，和他一塊喝酒、吃飯的都是曆史上有名的女人，這些女人不是太後就是貴妃、皇後，有薄太後、戚夫人、王昭君、楊貴妃。這些曆史上有名的女人跟他一塊喝酒、吃飯、開玩笑，最後，王昭君還陪著他過了一夜。這都是小說裏寫的內容。也就是說，他汙辱了當今的皇帝，汙辱了曆史上的一些皇帝的妻子、母親、妃子。這樣一來，罪名還能小麽！所以這叫嫁禍於人。明明不是牛僧孺寫的，偏偏要署牛僧孺的名。

這是一種情況：偽托名人，有目的的做政治陷害。

第二種情況，托名給一個名人，倒沒有陷害他的意思，隻不過不願意寫自己的名字而已。我們也能舉一個例子，有一部淫穢小說，是明朝人寫的，它的出現在《金瓶梅》之前，書名叫《如意君傳》，書的內容是寫武則天和她的麵首荒淫的生活。這部書對《金瓶梅》是有影響的，《金瓶梅》裏的很多淫穢描寫都是抄襲了《如意君傳》。由於這是部淫穢小說，作者不敢署自己的名字，這個書上署的就是“吳門徐昌齡著”。“吳門”是蘇州，徐昌齡是當時的一個名人，當然，這部書不是他寫的，是別人偽托他的名字。

這也是一種偽托的情況，但沒有政治目的，隻是不願意說出自己的名字，而用了別人的名字而已。

所以說，古代小說的作者不肯署自己的真實姓名，其原因，一個是古人對小說的看法和小說作者的社會地位有關係，大家不願意被人家瞧不起，不願意被人家看成無聊盡搞些個雕蟲小技，所以不願把自己的名字透露出來。這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不肯寫上自己的名字是跟書的內容有關係，內容不齒於人，都是些淫穢的文字，把名字寫上去怕受到嘲笑，影響自己在社會生活當中的地位。《如意君傳》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今天我們要講的《金瓶梅》，作者不肯寫出自己的真實姓名――現在對作者有各種各樣的猜測。根據我的統計，到現在為止，關於《金瓶梅》的作者是誰的猜測已經有五六十種之多――原因就是和《金瓶梅》的內容有關係。如果不是這個內容，他幹嗎不把自己的尊姓大名向讀者交代清楚呢？

《金瓶梅》在曆史上曆來被認為是淫書。我上一次曾經舉過一個例子，《聊齋誌異》的作者蒲鬆齡在寫《聊齋誌異》的時候，基本上每篇故事之後，有一個他發的議論。這個議論叫“異史氏曰”。在一篇議論當中，他考證“太太”這個詞在曆史上什麽時候開始用的，他認為他所看到的書裏，《金瓶梅》用“太太”兩個字是最早。舉的例子就是林太太，大家讀過《金瓶梅》都知道這個故事。他怎麽說呢？蒲鬆齡並沒有說林太太這個人在《金瓶梅》出現，他說林太太是《淫史》這本書裏的人物。他把《金瓶梅》就叫做《淫史》，可見的在蒲鬆齡的心目當中――這也代表了當時一般讀書人的看法――《金瓶梅》是一部淫書。他沒說“淫書”，而說是“淫史”，這個“史”字，在當時蒲鬆齡他們這樣的文人中使用的習慣和方法來說，就相當於小說。蒲鬆齡在自己的詩文當中，就把自己寫的誌怪小說叫做“鬼狐史”。所以“淫史”就是指淫穢的小說。

《金瓶梅》不但在中國是禁書，在外國也是禁書。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1924年到1929年，老舍居住在英國，他不是一個人住，和一個英國漢學家克萊蒙特?埃傑頓（Clement Egerton）住在一起。兩個人為什麽住一塊呢？那個英國人教老舍英語，老舍教那個英國人漢語。那個英國漢學家想翻譯《金瓶梅》，就由老舍給他逐句講解，然後他用英文把《金瓶梅》翻譯出來，一共花了五年時間，他終於把《金瓶梅》翻譯出來了。但是，翻譯出來了，禁止在英國出版，一直到幾十年以後才解禁，這部書的英文版才公開出版。在公開出版的時候，所有淫穢的文字全部用拉丁文代替，不能以英文出現。英文版《金瓶梅》扉頁上寫了譯者的一句話：此書獻給我的朋友C.C. Shu。C.C.Shu 舒就是舒慶春，舒慶春就是老舍原來的名字。這是在英國。

第二個例子，在法國。1985年我訪問巴黎，和那邊的朋友聊天的時候，才知道法國的《金瓶梅》也是禁書，一直到1984年――我去訪問的前一年――剛解禁。解禁的標誌就是出版了法國漢學家雷維安（André Lévy）翻譯的《金瓶梅詞話》的全譯本。在此之前，別的國家是不是有呢？有，有德文的譯本，也有別的譯本，但是全部都是節譯本，也就是說，全譯本肯定是禁書，節譯本是可以出版的。

這是在外國的情況。

在我們中國，長期以來，《金瓶梅》就是禁書，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雖然我們現在並沒有明令禁止，但是你如果是一般的讀者，到圖書館裏借書，你說要借《金瓶梅》，肯定是被拒絕，肯定是借不到。我舉一個我親身經曆的例子，在香港，我有一位朋友叫梅節，他的真名字叫梅挺秀，別號叫夢梅館主，“夢”就是《紅樓夢》，“梅”就是《金瓶梅》，也就是說，他喜愛和研究的是《紅樓夢》和《金瓶梅》，所以他叫夢梅館主。他在1988年出版了《金瓶梅詞話》全校本。這個人是我北京大學時期的同學，後來因為接受父親的遺產，移居香港，就在香港定居了。這個書是在香港出版的，出版以後就寄給我一部，但是我一開始收不到，海關給了我一個通知，香港給你寄了一部書，我們扣留了，不能給你。我一了解，原來寄給我的是《金瓶梅》。這好不容易一部書怎麽能夠被扣留了呢！於是我就想辦法，因為我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我們是專業研究機構，我是專業研究人員。我請單位開了證明，證明我是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是《金瓶梅》的研究者，而且說我們的文學史裏《金瓶梅》那一章是我參加編寫的，當時在籌備《金瓶梅》學會，我參與了籌備工作。開了這麽一個證明，到了海關，去了三次，才把這部書領回來。我還是一個專業研究人員，如果你是一般的讀者，你要想得到這麽一部香港寄來的書，基本上不可能的。

這就是《金瓶梅》今天在我們大陸的情況。

現在影印了不少古代小說，也排印了不少古代小說，但是，新聞出版署有明確的命令，禁止出版影印《金瓶梅》。前一陣，有不少人蠢蠢欲動，想要編寫《金瓶梅》的電視連續劇，有人還要編寫一百集。但是，廣電部一再明確命令不準拍攝《金瓶梅》。又有人變著方法，你不準拍攝《金瓶梅》，我就拍一部《蘭陵笑笑生》，但是也隻是醞釀階段，能不能拍，拍出來能不能播出，現在還很難說。

所以，《金瓶梅》從古到今都是禁書。

所以，它的作者不肯把自己的名字告訴大家，怕大家瞧不起他的為人。

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古代小說的署名問題。

三

接下來講第二點：《金瓶梅》作者的署名。

《金瓶梅》作者的署名很簡單，五個字――蘭陵笑笑生。

怎麽理解這五個字呢？我們要把它分開來做兩個意思來解釋，一個是什麽叫“蘭陵”？一個是什麽叫“笑笑生”？

“蘭陵”，是講的他的籍貫，“笑笑生”是他的筆名。古人尤其是在書上的署名，往往在自己的名字之前要加一個地名或者是郡望。這個地名往往有這麽一種習慣：不用當時的地名，而是用古地名，以表示自己的文雅。這在文人學士當中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所以，這個叫“笑笑生”的人用蘭陵這個古地名來表示他的籍貫。

那麽，我們就要解釋什麽叫“蘭陵”？蘭陵究竟指的是什麽地方？

蘭陵這個古地名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荀子就曾經做過蘭陵這個地方的地方官，叫做蘭陵令。這個地名的沿革是這樣的：在漢朝的時候，它指的是蘭陵縣。戰國時那個蘭陵――荀卿做官的那個地方――到底是州是府是郡是縣，不很清楚。留下來的曆史資料沒有說清楚。但是漢代的蘭陵是個縣。到了晉朝的時候，蘭陵是個郡。到了隋朝的時候，就把丞縣改名改成了蘭陵縣。唐代初年，因為已經滅了隋代了，所以又把隋代改的那個地名又改了回來，還叫丞縣。

從戰國一直到唐代初年所謂的蘭陵，是今天的山東蒼山縣的一個鎮，蘭陵鎮。

後來，到了金代，又把丞縣改成了蘭陵。元代就廢除了在個地名。有人說，這個地方在今天的山東省棗莊市嶧城鎮。

但有一個特殊的情況，五胡亂華以後分為南北朝，北方被外族占領，很多士大夫、名人、做官的人紛紛逃到了南方，這個時候他們就懷念自己原來在北方的生活以及在北方所居住過的地方，因此，他們開始用原來在北方住過的那個地名來命名自己後來在南方的居住地，後來，幹脆由政府和皇帝下命令，在南方設立了一些用北方地名做地名的地方，這在曆史上叫“僑治”。於是，蘭陵，本來是北方的一個地名，在南方也出現了。一開始就叫蘭陵，後來，因為畢竟原來的蘭陵在北方，現在為了表示區別，就叫做“南蘭陵”。這是在東晉初年設立的，一直到南北朝、宋齊梁陳的梁朝，才把南蘭陵廢掉。

南蘭陵在什麽地方呢？在今天的江蘇省常州市。所以，講到蘭陵笑笑生，首先我們要知道蘭陵有兩個，一個在今天的山東，一個在今天的江蘇，這兩個地方都可以叫做蘭陵。我們要明了這一點。

這個地名在笑笑生所在的年代，在《金瓶梅》出版的年代，也就是在明代，全國範圍之內沒有蘭陵，沒有這麽一個地方。就是我前麵說的，文人在書上署名的時候，前麵署一個籍貫往往用的是古地名。蘭陵就是這樣。

因為署的是古地名，就給我們今天考察它的作者帶來了種種的不便。於是，有人說作者是山東人，有人說是江蘇人，更有人說山西人，還有人說是湖南人，剛才傅先生介紹了，還有人說是安徽人。都是這個地名帶來的問題。如果作者明確地講我是江蘇笑笑生或者山東笑笑生，這就簡單得多了，範圍就大大縮小了。

以上解釋的是“蘭陵”兩個字。下麵我要解釋“笑笑生”。

生，是一般讀書人的自稱。笑笑，說不出什麽意思。到現在為止，我們發現的除《金瓶梅》以外的署名叫“笑笑生”的隻有一個人，還沒有發現第二個人，是在一個春宮圖裏。春宮圖一般都是一個冊子，有好幾幅圖，往往一麵是圖，一麵是題的詞，題詞的有的署名，有的不署名。有一副春宮圖它的另一麵有一首詞，叫“魚遊春水”，作者署名“笑笑生”。到現在為止，除了《金瓶梅》的署名“笑笑生”之外，署名為“笑笑生”的――至少在我所看到的材料當中――這是唯一的，完全是符合笑笑生三個字的資料。

但是，這個笑笑生是不是就是《金瓶梅》作者笑笑生呢？我也不敢打保票，大體上可以說，有很大的可能是。因為《金瓶梅》描寫了淫穢的內容，而那個春宮圖本身就是淫穢的，這兩者之間有一定的共同性，所以說這個笑笑生可能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大體上不會有什麽問題。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夠知道他姓什麽叫什麽是什麽地方人。這個材料隻在文學研究所1962年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的一條注解中透露，還沒有別的學者把它公布出來。

這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

四

下麵講第三個問題：關於《金瓶梅》作者的種種說法。

剛才我說過，關於《金瓶梅》作者的說法到現在為止有五六十種，我們也沒有必要一個一個介紹給大家，隻介紹幾個主要的，然後對它們作簡單的評論。

我想分成兩種情況來介紹：一種是前人的說法。所謂的前人，就是明清時期的一些說法。還有一種是今人的說法，就是當前的一些學者在他們的論文或專著提出的說法。分這麽兩層來介紹。

先介紹前人的說法。

前人的說法，最重要的是嘉靖名士說，這是最重要的一種。現在很多關於《金瓶梅》作者的考證和猜測，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的，這也是一個最根本的看法，這也是《金瓶梅》作者同時期或者比他稍晚點時候的人的說法。這個說法見於沈德符的一個筆記叫《萬曆野獲編》，裏邊講了這麽一句話：“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

現在為什麽會出現五六十種說法，其中大多數就是圍繞著這一句，嘉靖間的一個大名士或者是一個名士。於是起碼有三四十種或四五十種說法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這是頭一個說法，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說法。

第二個說法，說作者是王世貞。這個說法最早見於清代人宋起鳳《稗說》卷三的“王弇州著作”，他就認為是王世貞寫的《金瓶梅》，而且是他中年時期寫的：“世知《四部稿》為弇州先生生平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也先生中年筆也。”

伴隨著這個說法，就有了種種傳說出來，一種說法說是他的父親被嚴嵩陷害，他為了報仇，就寫了這部書。古人看書――因為是線裝書――要一頁一頁的翻，翻起來不很容易，於是古人就有了一種習慣，嘴上沾點唾液，把那一頁再翻過去，這也是一種不良的習慣。這個習慣不曉得大家注意到沒有，當年華國鋒在電視上就曾經出現過這樣的場麵，傳為笑談。傳說王世貞為了報仇，寫了這部書，就把書給了嚴嵩的兒子去看。由於書裏寫了很多淫穢的內容，看的人愛不釋手，緊張的一頁一頁的看下去，不停的沾著唾液去翻。書頁上浸了很多毒，這些毒全到了他的嘴上，後來就死了。這是傳說，為了報父仇，就附會在王世貞的身上。實際上沒有這回事。王世貞的父親也不是被陷害，嚴世蕃――嚴嵩的兒子――也不是被毒死的，這隻是一種民間傳說。但是，在明清兩代，這個傳說非常盛行，所以我們介紹《金瓶梅》作者說法的時候，除了“嘉靖大名士”說列為第一以外，第二就是王世貞說，他也是嘉靖年間的一個著名文學家。

除宋起鳳的說法外，還有張竹坡的評本第一奇書《金瓶梅》，前麵的謝頤序說，《金瓶梅》是王世貞的門人所作。所以，或者說是王世貞本人寫，或者說是王世貞的門生所寫。

這個說法一直到1934年方才被破除。1934年，原來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發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論文，叫《〈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發表在《文學季刊》創刊號。這個文章發表以後，魯迅、鄭振鐸這些學者都接受了他的看法，一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這個說法統治著《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大家都不相信是王世貞。可是後來，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今天的學者又重新拿起了這個說法，又想推翻吳晗的說法。推翻吳晗說法的學者，我可以舉兩個，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他們的書來看。一位叫朱星，他寫了兩篇文章，一篇叫《〈金瓶梅〉考證》，一篇叫《〈金瓶梅〉作者是誰？》，1979年在東北《社會科學戰線》上發表。後來這個書出版了單行本，他又重新認為就是王世貞所寫的，吳晗說得不對。緊跟著他的有一個叫周鈞韜的年輕人，寫了《〈金瓶梅〉新探》，也是這個說法。周鈞韜原來是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副所長，現在調到別處去工作了。

這是第二種說法。

第三種說法，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是趙南星。也是當時很有名的一個人物。

第四種說法，認為作者是薛應旂。這也是當時一個有名的文人。提出這個說法是清朝人宮偉鏐的《春雨草堂別集》。

第五種說法，認為作者是盧楠，這是在《金瓶梅》的滿文譯本的序裏提出的。盧楠也是當時的一個名人，大家如果讀過《今古奇觀》，讀過《三言》，有一篇“盧太學詩酒傲公侯”寫的就是這位盧楠。

下麵介紹當代學者的看法。

第六種說法，也是比較流行的一種，認為是李開先。李開先是明代有名的文學家，山東章丘人，也是有名的戲曲家，他寫過一部戲曲叫《寶劍記》，寫的是梁山伯林衝的故事。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李開先是徐漱芳提出來的，不對。我告訴大家，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是李開先，最早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裏邊提出來的。這一章的初稿――《金瓶梅》在這部書裏列為一章――是由已經去世的吳曉鈴先生所寫的。在初稿裏提出作者是李開先，但在討論初稿的時候，大家說你這個說法可靠麽，還不如保守一點好。於是就把“是李開先”改成了“很有可能是李開先”，留了一點餘地。

吳曉鈴先生這個看法在當時並沒有寫成文章，後來他到美國去講學，發表了幾次演講，在演講中就提出來“李開先說”，公開發表的文章是見於香港出版的明報月刊，題目叫《新刻〈金瓶梅詞話〉和李開先〈寶劍記〉研究》，1989年7月。在這之後，才有杭州大學徐朔方發表的文章，《〈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杭州大學學報》）是1980年，在吳曉鈴的文章之前。但是吳曉鈴的說法提出在前。他認為《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他用的是“寫定者”，不是寫的“作者”，這一點我在下麵還要講。

還有一位是卜鍵，文化藝術出版社的，他的專著就叫《〈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吳曉鈴是怎麽說的呢？他怎麽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是李開先呢？我們引他一段話，有代表性的就是這麽一句話：“《金瓶梅詞話》在征引戲曲作品時，（因為《金瓶梅》裏引用的大量的散曲、戲曲，通俗的歌曲）總是把劇名標舉出來，但是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李開先的《寶劍記》傳奇，從來沒有標舉劇名，盡管全書征引《寶劍記》不下十七次。”《金瓶梅》引用了《寶劍記》的曲文十七次，但是都沒有說是李開先的《寶劍記》，而是在征引其他人的曲文時，都說出來這是什麽戲。

從這一點，吳曉鈴判斷這是在征引自己的作品，所以沒有必要標舉劇名。這17次都出現在《金瓶梅》的前半部，因此就給了我們一個啟發，一個思考：為什麽後半部沒有引用李開先的《寶劍記》，而隻在前半部引用？於是有人做出這樣的猜測，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寶劍記》寫在哪一年、出版在哪一年作為《金瓶梅》上半部的寫作時間？這個猜測有一定道理，也可以幫助我們思考《金瓶梅》的創作年代，它最晚寫在時候。書裏引用了《寶劍記》，起碼《寶劍記》已經出版了、已經演出了，才有可能來引用。而《寶劍記》創作、出版、演出之前，《金瓶梅》不可能寫出來。那麽《金瓶梅》寫作的年代就可以定下一個上限。

這是“李開先說”。

最重要的說法就是三個，一個是“王世貞說”，一個是“李開先說”，還有一個是我們下麵介紹的第七種――“屠隆說”。

屠隆也是明代著名的一個文人，他也是一個戲曲家。提出這個說法的是複旦大學黃霖教授，第二講他就要到這裏和大家見麵。這個說法提出以後，學術界有些人讚同，發表文章的有魏子雲，這是台灣的一個學者，還有一個叫鄭閏。他們發表的論文和著作讚成這個說法。

黃霖怎麽論證屠隆是作者呢？他有兩篇論文，一篇叫《〈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發表在《複旦學報》1983年第3期，一篇叫《〈金瓶梅〉作者屠隆續考》，發表在1984年第5期《複旦學報》。他在這兩篇文章裏怎麽論證的呢？原來，他在《金瓶梅》第56回發現了一首詩，一篇文章，這首詩叫《哀頭巾詩》，這篇文章叫《祭頭巾文》。然後他發現這一篇文章、一首詩收在另外一本書裏，這本書叫做《開卷一笑》，又叫《山中一席話》。《開卷一笑》分成幾卷，每一卷都提到作者是誰，校訂者是誰，參閱者是誰。在第一卷裏寫道“笑笑先生增訂”，“增訂”的意思也就是說《開卷一笑》是他寫的。這個“笑笑先生”是誰呢？他又看到第三卷。第三卷的一開頭寫的是“一衲道人屠隆參閱”，於是他就說笑笑先生就是一衲道人，一衲道人就是屠隆，笑笑先生因此也是屠隆。黃霖教授認為這個笑笑先生就是蘭陵笑笑生，因此他認為作者就是屠隆。這是當今研究《金瓶梅》作者問題非常有影響的一個說法，這個說法對不對，能不能成立，我底下要講。

第八種說法，認為是山東人賈三近，這個說法曾經風行一時，但是最近幾年不見有人提起。這是山東的一個學者張遠芬，發表了幾篇論文提出來的。他是當地人，1984年他出了本書叫《〈金瓶梅〉新證》，齊魯書社出的。這個說法不必給予太多注意，說服力不強。

第九種說法，認為是《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寫的，這個說法是一個美國人提出來的。芝加哥大學教授芮效衛，他的英文名字叫David Tod Roy，他寫了一篇論文叫《湯顯祖創作〈金瓶梅〉考》，論文收在《〈金瓶梅〉西方論文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這位芮效衛是海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著名學者，他也是最近在美國出版的《金瓶梅》英文譯本的譯者。但他這個“湯顯祖說”也是證據不足，很難成立，盡管他很有名。

第十種說法，說是三個人合寫的，一個是謝榛，也是明代中葉很有名的詩人，一個是鄭若庸，是個著名的戲曲家，還有一個叫朱厚煜，是當時的一個藩王。這個見於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的《〈金瓶梅〉作者之謎》裏邊所收的王瑩、王連洲的一篇論文。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好幾本關於《金瓶梅》作者的書。

這幾種我們隻要知道名字，隻要知道是哪些人寫過文章就可以了，不必給予太多的注意，我們腦子裏知道有這麽幾個說法就夠了。

下麵一種說法，李先芳說，這是明代中葉一個做大官的，見於葉桂桐、閻增山寫的《李先芳與〈金瓶梅〉》，也是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的書。剛才我說了，寧夏人民出版社好像對這個問題特有興趣，出版了好幾本。

第十二種，馮夢龍說。馮夢龍大家熟悉了，是《三言》的編者和作者。馮夢龍的時間比較晚，他是明末萬曆年間或萬曆以後的人，這不太符合“嘉靖間大名士”。這個說法是陳昌恒提出來的，發表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由於馮夢龍我們都很熟悉，所以這個說法也值得注意。

第十三種說法，王稚登說。他是萬曆年間的一個寫戲曲、散文、詩歌的有名文人。這個說法發表在《社會科學研究》1988年第4期，由馬征和魯歌兩位提出。

這些我們隻要知道名字就可以了，不必要詳細的去追究。下麵我再介紹兩個說法以後，再介紹幾個名字就可以了，沒必要一個一個的詳細介紹。

第十四種，馮惟敏說。山東人，寫散曲的，也是一個文學家。這個說法最早是由孫楷第提出來，但是孫楷第沒有寫文章，他隻是表示過，和別人談話之中講過，有可能是馮惟敏。但是他也沒有說出他的根據。於是有人就根據孫楷第的想法寫成了文章，考證出來就是馮惟敏。在齊魯書社1988年出的《〈金瓶梅〉研究集》裏有一篇《也談<金瓶梅>作者及其成書時間》，作者是趙興勤。

第十五種，唐寅說。就是唐伯虎，相傳是個風流成性的文人，於是把他和《金瓶梅》掛上了鉤。見於朱恒夫的《<金瓶梅>作者唐寅初考》，發表在《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4年第3期。這個我認為也不是很可靠。可備一說而已。

下麵我介紹其他的說法，點名字而已，沒有必要一個一個詳細講。有徐渭――就是徐文長；有沈德符；有陶望齡，浙江人；有汪道昆，安徽人；有丁耀亢，戲曲家，山東人；有丘誌充，山東人；有丁惟寧，山東人；蕭鳴鳳，浙江人；有王宷，在徐州做過官。為什麽有人認為是王宷呢？因為《金瓶梅》裏邊寫了一個徐州的判官就叫王采。他們查出來曆史上還真有一個王宷，於是他們說這個人就是《金瓶梅》的作者，邏輯和證據就是這麽來的。

以上介紹的就是這麽幾種，別的就不介紹了，總而言之，有五六十種之多，我們了解一個情況就可以了。

 

五

下麵講第四個問題，“笑學”一切都是猜測。

有人用“金學”這個名字，最早“金學”是在港台和海外流行的，那是指對金庸的武俠小說的研究，叫做金學。後來大陸的學者覺得這個名詞不錯，於是就用來指《金瓶梅》的研究，仿“紅學”之例，叫做金學。現在在《金瓶梅》研究者這個圈子裏比較流行，這個圈子外不大有人提起。我有一句開玩笑的話，研究蘭陵笑笑生是誰，我們不妨稱之為“笑學”。《金瓶梅》可以叫“金學”，紅樓夢可以叫“紅學”，曹雪芹可以叫“曹學”，難道笑笑生不可以叫“笑學”麽。

笑學，首先是非常可笑的，其次，是不科學的。我承認，笑學的這些研究者有著熱情，有著積極性要探索真理，要查出來到底蘭陵笑笑生是什麽尊姓大名，這一點值得肯定。但是，我不能不直率地指出來，他們的說法其實是屬於偽科學一類，是屬於偽科學！這話我不知道說得重不重，請大家指教。

對於笑學，我們應該怎麽看待呢？我向大家推薦一篇論文，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來看看。華東師範大學陳大康教授發表的，在上海文匯報2004年2月12號，文章的題目叫《作者非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考證疑點多》。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好，淋漓痛快。他把現在關於《金瓶梅》作者的考證所采用的方法歸納為十種，一一舉例加以說明。第一叫做取交集法，第二叫詩文印證法，第三叫署名推斷法，第四叫排斥法，第五叫綜合逼近法，第六叫聯想法，第七叫猜想法，第八叫破譯法，第九叫索隱法，第十叫順昌逆亡法，順昌逆亡就是說材料對我有用，我就用，對我不利的，我根本不提、隱瞞。

他說，現在所有考察蘭陵笑笑生是誰的考據文章都不能成立，他們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不科學，他歸納為十種方法，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很好。

這篇文章從研究方法上，對當前種種關於《金瓶梅》作者的說法進行了批評，他的觀點我基本上同意。為什麽說基本上呢？因為還有一點值得商榷。哪一點呢？他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根本不是蘭陵笑笑生，蘭陵笑笑生這五個字是書商的作為。這一點我覺得還不能同意。因為他也沒有證據來證明這一點。我認為作者的署名基本還是可靠的。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關於《金瓶梅》的作者，仍然還是那五個字――蘭陵笑笑生，此外，哪怕你再多說一個字，都是錯誤的，都是不能成立的。研究蘭陵笑笑生是誰如果可以稱為“笑學”的話，那麽，這和研究秦可卿的出身被稱為“秦學”一樣，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叫無獨有偶。

笑學的猜測都是圍繞著下麵幾點進行的：第一點，沈德符所說的作者是嘉靖間的大名士。第二點，蘭陵這個地方到底在哪裏。第三，從書裏的內容來推測作者。這個內容包括作者使用的語言，所引用的詩文戲曲，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者所敘述的故事發生的地點。等等。從這些方麵來推測作者是誰。第四點，前人的某些傳聞。

我介紹一個，袁中道有一部書叫《遊居杮錄》，“杮”是指削下來的木頭片。他把自己記的東西比做從樹上削下來的木頭片。裏頭記了這麽一個傳說：舊時在北京有一個西門千戶，請了一個紹興老儒，老儒在家沒事，每天都記著他家裏邊發生的淫穢的事情，拿西門慶這個人名來影射主人，別的影射主人的小老婆。（“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瑣碎中有無限煙波，亦非慧人不能。”）因為有這個說法，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認為作者是紹興人。最新的一個說法出了這麽厚一本書，說《金瓶梅》的作者叫蕭鳴鳳，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紹興人，徐文長的朋友。這是根據前人的傳聞。

研究《金瓶梅》作者的論著大多用了一個“考”字，這說明他們的研究用的是考據的方法。但是，我認為，考據，考據，要考而有據；考而無據，考據等於兒戲，沒有意思，跟小孩玩捉迷藏一樣，那不是學術，所以我說是偽科學。用考據的方法得出一個結論，第一，一定要有正麵的、直接的、確鑿可靠的證據。而以上這五六十種說法，可以說，一條也沒有正麵的直接的確鑿可靠的證據。第二，一定要排除反證。他們所做出的結論，充其量，隻是可能性之一，而這種可能性可能有幾個、幾十個甚至幾百個，難怪《金瓶梅》作者的考據居然出現了五六十種之多。

我們下麵就來評論一下李開先說和屠隆說，現在大家認為比較可靠的這兩種說法到底可靠不可靠。

我認為不可靠。怎麽不可靠呢？

《金瓶梅》當中大量引用了李開先《寶劍記》裏的曲文，怎麽就能夠說它們的作者就是同一個人呢，這裏邊顯然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係。他引用了，就等於是他本人的？難道就不能是別人的麽？起碼這個本人是可能性之一，別人也是可能性。我覺得這麽一問，就能把對方問倒。

那麽，我們看看屠隆說，《金瓶梅》的作者叫作笑笑生，而屠隆的筆名叫笑笑先生。笑笑生和笑笑先生怎麽可能是同一個人呢？你如果要證明他們是同一個人，那必須要證明屠隆也有一個筆名叫笑笑生，這是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這也是邏輯學的基本常識。A=B，B=C，所以A=C，這是邏輯學，對不對？這是很簡單的一個公式。我們看看屠隆說，屠隆=笑笑先生，笑笑先生≠笑笑生，所以屠隆≠笑笑生，我想這是很簡單的邏輯常識。所以，我認為屠隆說也不能成立。要成立，就必須證明笑笑先生=笑笑生，屠隆有一個筆名叫笑笑生。如果不能夠證明這一點，那就不能成立。

沒有證據而強作解人，這是當前我們學術界的一個大毛病。硬說曹雪芹是河北豐潤人，你拿得出哪怕是一條直接的、正麵的證據麽？硬說秦可卿是康熙皇帝的孫女兒，硬說秦可卿之死是由於元春的告密，硬說元春先做了廢太子的王妃，後來做了乾隆的皇妃，你能拿得出哪怕是一條正麵的、直接的證據麽？

因此，我認為，如果沒有新的證據――所謂新的證據，就是指正麵的、直接的、確鑿可靠的證據――關於《金瓶梅》作者的爭論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要問，《金瓶梅》的作者是誰，我們隻能采取科學的態度老老實實的回答，隻有五個字：蘭陵笑笑生。

記得錢鍾書曾經說過一段風趣的話，雞蛋吃了就行了，何必非要知道是哪隻母雞下的呢？這是很詼諧的一句話。我看，與其在《金瓶梅》作者的問題上耗費精力――那是“可憐無補費精神”的，還不如把目標轉移到《金瓶梅》的思想、藝術、版本等等方麵去，也許能夠有更多的收獲。

這是我要講的第四點。

六

下麵講第五個問題。

先說明一點，上麵談的作者問題以及對作者問題考證的一些看法，都是學術問題，我和那些說法的提出者之間沒有恩怨是非，很多人和我都是朋友。這個係列講座下麵幾講的主講人我都認識，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是我的學生，都很熟。第二講就是黃霖同誌，盡管我對他的屠隆說並不讚成，但是我們之間沒有恩怨是非，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談的都是學術問題，所以我很直率地談了我的看法，在這裏說明一下。

下麵講第五個問題：《金瓶梅》不是累積型作品，也不是集體創作。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在古代小說研究界，流行著一種說法，就是認為很多作品――尤其是很多名著――都是累積型作品，都是集體創作，《三國誌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都被冠上了這樣的帽子，一個是累積型，一個是集體創作。我在前麵講《紅樓夢》――《紅樓夢》還沒有人說是累積型的――講《三國誌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的時候，都已經專門講過這個問題，這些作品不是累積型的不是集體創作，我有一個根本的看法，偉大的作品必然是出於偉大的作者之手。成功的作品、偉大的作品都是個人的創作，除了民間傳說以外，還沒有發現一個偉大的作品是集體創作，集體創作很難表現出個性。

這種說法是違反創作規律的，表麵上是抬高這些名著，實際是貶低了這些名著，而且對這些偉大作品的作者的創造性勞動是貶低了，這是我的一個根本看法，對《金瓶梅》也是這樣。

我曾經舉過例子，盡管這些作品有很多曆史上的材料和資料、素材被作者利用，那就好比一個裁縫的桌子上，鋪了很多布片，把這些零零碎碎的布片縫起來做成了一件衣服，沒有這個裁縫，沒有他的頭腦，沒有他的雙手，這件衣服做不出來。怎麽能夠說這些衣服就是那些布片呢？那是兩回事，有明確的分界線。所以，說這些偉大作品是累積型的、是集體創作，那是對作者創造性勞動的不承認和蔑視。

《金瓶梅》是累積型是集體創作的觀點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提出的，1954年8月29日《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發表了潘開沛的文章，叫《〈金瓶梅〉的產生和作者》，他的觀點是：《金瓶梅》是在同一個時間裏或不同的時間裏，很多藝人集體創作出來的，是一部集體創作。這是他的原話。緊接著，同樣是在《光明日報》，同樣是在《文學遺產》副刊，1955年4月17日發表了徐夢湘的文章，他認為《金瓶梅》是有計劃的個人創作，反對這個集體創作說，有關爭論就這兩篇論文。完了就沒有再爭論了。這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事情。

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這個問題重新又被學術界提起，到現在比較流行的看法居然就是認為《金瓶梅》是集體創作，《金瓶梅》是累積型作品。代表人物是誰呢？認為是集體創作、是累積型這個說法的積極提出者、倡導者是杭州大學，現在是浙江大學的教授徐朔方教授，他發表了一係列論文，指出《三國誌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等都是這樣。持不同意見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誰呢？是美國學者浦安迪（Adrew Plaks），浦安迪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專家，當前的權威學者，他是猶太人，現在在特拉維夫――以色列那裏兼職做教授。他有很多著作和論文，其中有一部著作已經被翻譯出版，叫做《明代四大奇書》。他有一個根本的看法――和我一樣――認為這四大奇書全部都是作家的創作。這個人我認識，也是好朋友，曾經在國內參見過很多次會議，我們曾經交談過，在這一點上我們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就是《三國誌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全部都是作家個人的創作，不能說它們是積累型的，不能說它們是集體創作。

為什麽說不是集體創作、不是積累型作品？所謂集體創作是說很多藝人――什麽叫藝人？就是說書的――說評書的藝人的集體創作。我認為這種說法本身就不能夠成立，你想，說書是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公眾的場合，那裏坐著那麽多聽眾，他能夠把《金瓶梅》裏邊所描寫的那些淫穢的內容跟大家宣講麽？我認為不可能。當然有的說書藝人有時候在長篇的說書裏夾雜一些黃色小段子，那是可能的。但是像《金瓶梅》有這麽多的淫穢內容，它能夠在公開的場合去講麽？我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但今天不可能，古時候也不可能。在明清時候也不可能，因為明清時候《金瓶梅》是禁書。這是其一。

其二，我們看《金瓶梅》那些淫穢的描寫，那是書麵的語言，絕不是口頭的語言，絕不是說書人使用的語言，那是給人看的，不是給人聽的。

因此，我認為，《金瓶梅》不可能是藝人的集體創作，那是一個作家在他的書房裏，一個人關著門在桌子上寫出來的。不是很多藝人你講我也講，然後互相傳抄湊成了一部書，不是那種情況。集體創作絕對出現不了偉大的作品，這是我的一個根本看法。作家就必須是個體的，成功的作品、偉大的作品必然是作家個人的創作，不可能是幾十個人胡湊能湊出來的，那是天方夜譚。中外古今沒有那樣的例子，所以《金瓶梅》還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品。

第二，它不是積累型的作品。

這個和《三國誌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不一樣，《三國誌演義》有根據，有《三國誌》，有《資治通鑒》，有很多通俗曆史書，有很多曆史故事，有很多元人雜劇，它們都寫了三國的人物和故事，這些都對羅貫中對《三國演義》有影響。但是，羅貫中還是有創造性的寫了，並不是把那些東西湊在一起。《水滸傳》也有以前的記載，有《大宋宣和遺事》，有《宋史》上關於宋江的記載，但是《水滸傳》有很多是個人的創作，以前沒有。

我舉個例子，我問過很多聽眾，我說在《水滸傳》之前，你們看過什麽材料裏寫過林衝的故事？我說在《水滸傳》之前，隻有林衝的名字沒有林衝的故事。我曾經問過在座的各位，你們能舉出《水滸傳》成書之前的小說、戲曲裏有林衝的故事麽？我認為沒有。林衝的故事就是施耐庵創作的，而林衝的故事有典型意義，逼上梁山，官逼民反，那是《水滸傳》的精髓，那是《水滸傳》主題所在，是施耐庵這個作家的偉大創作。如果你能夠舉出以前有過林衝逼上梁山的故事，那麽，我可以放棄這個說法。《西遊記》也是這樣，很多細節描寫都是吳承恩創作的，以前的材料裏沒有，所以說，《三國誌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不是積累型作品。

現在說《金瓶梅》，它也不是積累型的作品。更奇怪了，《三國誌演義》所寫的是三國那個年代，離開羅貫中所處的元末明初很遠很遠有幾百年了，以前的材料可以說很多，如果你勉強說它是積累型，還稍微有那麽一點根據，因為有那麽多材料在那擺著。《水滸傳》，雖然以前的材料不多，可是也有一個《大宋宣和遺事》，也有元人雜劇裏五六個作品擺在那裏，那還說得上。現在《金瓶梅》，你怎麽說它是積累型的作品呢？

《金瓶梅》所寫的事情盡管說是宋代，但是實際上所寫的是明代嘉靖時期的政治時事，它的出版――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萬曆四十幾年的，萬曆離嘉靖隻有幾十年的時間，說短了隻有二三十年。這幾十年之間有什麽材料能夠積累？沒有。我們今天也沒有發現，除了《金瓶梅》引用了當時流行的歌曲、俗曲、散曲、戲曲，盡管有這些引用，也不能說是積累。這些對於《金瓶梅》所描寫的人物性格、所描寫的故事情節的發展，可以說基本上沒有什麽影響。它是外加的附屬的東西，好比是一個樹幹，那些都是很細小的出來的枝枝葉葉，沒有正兒八經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麽能說是積累型的呢？這個積累型又表現在什麽地方呢？這一點說起來比《三國誌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更容易明白。除非就是說，所謂積累，就是很多藝人在那裏說，然後積累下來了。這個之前已經講過了，《金瓶梅》這部書不適合在公眾場合去演說。《金瓶梅》之所以從古到今能夠吸引大家注意的主要是那些淫穢的內容，大家出於好奇或者聽得津津有味，對於裏邊的其他內容那跟讀一般的作品沒什麽區別。而且他寫得並不是那麽高明，沒有超過《三國誌演義》，沒有超過《水滸傳》，沒有超過《紅樓夢》。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是比較清楚的。第一，它不是積累型作品，因為舉不出積累了什麽。如果戲曲裏有，那都是在《金瓶梅》之後。戲曲裏的確有《金瓶梅》，子弟書也有《金瓶梅》，那都是在《金瓶梅》出版之後。在《金瓶梅》之前，可以說沒有，除非你說《水滸傳》的潘金蓮、西門慶的故事是個積累，那隻是作者把那個問題拿過來做一個開頭，為了寫以後的故事，那不應該叫做積累。第二，它不是群眾創作。不管你怎麽說，這兩個說法沒有證據，哪一條證據證明它有積累，積累了什麽，哪一條證據證明了它是藝人的集體創作？沒有，就是說，沒有正麵的直接的確鑿可靠的證據。所以我說，這兩個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在講《三國誌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的時候，都講過這個問題。我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麽會有這種說法出來，這種說法用在《三國誌演義》、《水滸傳》上還勉強能沾一點邊，用在《金瓶梅》上，我真不知道沾什麽邊。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沒什麽多講的，就簡單講這麽幾句。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七

這個係列講座後麵還有好幾位學者講，我的看法跟他們的看法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請大家做出選擇。有關作者的看法很顯然和第二講黃霖先生的看法不一樣，我就說你沒有舉出證據證明屠隆有一個別名或筆名叫笑笑生，你要能舉出來，我就相信，相反，你舉不出來，我認為不能成立。另外幾個主講人也會講，也牽涉對《金瓶梅》的評價，我一再講過，我個人對《金瓶梅》的評價不是很高，所以我從來沒有發表過評價《金瓶梅》、研究分析《金瓶梅》思想和藝術的論文，我隻寫過一篇考據文章，從《金瓶梅》和《水滸傳》文字的比較來證明《金瓶梅》產生創作在哪一年。如果我講的和後麵幾位先生所講的論點說法有什麽不一致的地方，請大家做出正確的分析和選擇。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這幾點，底下我想留一點時間回答問題。

首先我先回答一個問題作為開頭，因為剛才休息的時候有兩位同誌提出來相同的問題。這兩位同誌問，在什麽地方可以借到和看到《金瓶梅》。我想，一般的圖書館都有，你隻要看刪節本，所謂的潔本，不看全本，我想一般的圖書館都能借到。盜版的書很多，正規的潔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它是刪節本，注明了刪多少字。還有一個是齊魯書社出過一種大開本的《金瓶梅》。你要看刪節本、潔本，一般的圖書館應該是可以借到的。你要看全本，恐怕得開介紹信，而且還要得到他們的同意才能夠看到。所謂潔本，我還要告訴大家，你不要相信“刪節本”這三個字，你也不要相信“潔本”這兩個字，很可能表麵是刪節本，實際上不是刪節本，你要注意這個。有一種刪節本――我不知道諸位看過沒有――線裝書，我們文學研究所的書庫裏有，它是刪節本，大家可能沒有想到它刪節的是什麽？它刪節的都是非淫穢文字，也就是說它保留的都是淫穢文字，這也是一種刪節本。不知道現在的盜版書有沒有這樣的，反正古時候是有的，我是看到過。

第一個問題我就回答這麽多，大家看看有沒有別的問題。

主持人：劉先生剛才說過，如果我們不抱著尋求生理刺激的目的，隻想看看《金瓶梅》小說文本，那麽到圖書館就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潔本也就可以了。聽了劉先生的演講，大家有什麽問題可以提出來。

觀眾：我的問題很簡單，就是剛才主持人說過的作者是徽州的，這個問題您如何看？

劉：關於猜測蘭陵笑笑生是什麽地方人，我想最可靠的他是山東人，這點最可靠。現在有這麽幾種說法，一種說他是湖南平江人，一種說是安徽徽州人，一種說是山西人，這幾種說法為什麽會提出來？第一，根據書裏的語言。說書裏的這個詞匯就是我們那個地方的方言俗語，別的地方沒有，所以作者必然是我們這個地方的人。第二，書裏邊寫到的景物、河流、山脈正好我們這裏有，情況相符，因此是我們這兒的人。徽州說也是這樣，一條河一座山。首先，語言問題不可靠，第一你不是語言學家，你沒有研究過方言，你說這兩句隻有我們這兒有，這句話不敢打包票，你隻能說你這個地方有，你不能說別的地方沒有。中國大啊，你要把各地的方言都調查了，要證明這個方言土語隻有你這個地方有，別的地方沒有，那是證據。一個人的所知所聞有限，你隻通你本地的方言，你不知道別的地方的方言，因此那個例子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這是語言。還有景物，你說書裏描寫的河就是我們這兒的河，那座山就是我們這兒的山。這就好像一個人走過一座山，說那山像臥佛。一個人一個看法，你看著像個佛，他看著可能不是，這種東西都是虛無縹緲、不可靠的。但是，作者是《金瓶梅》應該是基本可靠的，他裏邊的語言、描寫的地點、運河的情況，基本上都符合山東，所以，你說蘭陵笑笑生是嘉靖年間一個山東籍貫的文人，這句話我認為基本可靠。說徽州不可靠，說山西、湖南那是匪夷所思，簡直不知道怎麽會想象出來的，也就是些“好心人”，他是山西人或是湖南人，那最好蘭陵笑笑生就是我們這兒的人，然後建個飯館，裏邊就是《金瓶梅》的菜，建個公園，就是《金瓶梅》裏寫的。搞旅遊振興當地經濟，無非是這種出發點。這個不是搞學術研究。

這個問題我這麽回答行不行。

主持人：徽州要建西門慶遺址公園，山東人可以跟安徽人去打架。因為他們可以說是商標注冊了版權。還有哪位朋友？

觀眾：根據劉老師的說法，一部偉大的作品都是出自於一個偉大作者的個人創作，那我的理解就是，劉老師認為《金瓶梅》也應該是一個偉大的作品，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對不對。如果它是個偉大的作品，為什麽這部作品不能向公眾解禁開放？如果劉老師認為它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品的話，為什麽還有這麽多的有名學者集中研究這些問題，而且文學館還開這麽大型的講座來進行知識普及？我覺得這真是個悖論，我想問問劉老師對這個問題怎麽看的？如果需要解禁的話，您作為社科院的文學研究者，對這件事情您能做什麽工作？謝謝！

劉：我沒有全聽得清楚，主要是對我講的“偉大的作品必然出於偉大的、有個性的、有創造性的作者之手”這句話表示不能概括全麵，是這個意思麽？

主持人：她這個問題有點繞，問題有點犀利。她的意思是，您說偉大作品一定不是累積型的，不是一個人作的。如果《金瓶梅》的作者是偉大的作者，那這個作品一定是偉大的作品。如果它是偉大的作品的話，為什麽現在不解禁？您作為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您能為解禁作什麽努力？

劉：偉大的作品必然是出於有個性的、偉大的藝術家作家之手，這是我堅信的一條原則。我過去在講《三國職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的時候，都是這麽講的，我想呢沒有什麽毛病。這一次講《金瓶梅》這麽講，有一點毛病，就是這個話不能反過來說，因為我認為《金瓶梅》不是偉大的作品，這點也是我的一個不可動搖的看法。我對《金瓶梅》的評價不是很高，以前的幾次演講中都提到過這個問題，所以這句話用在這句話不是很恰當，因為它經不起反問。所以要略加修正，但是我這句話用在三國水滸西遊紅樓上都是這麽說的，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能做什麽工作？很遺憾，因為讓大家都能看到全本的《金瓶梅》，這是一個普及的工作。老實說，新聞出版署規定有四十多種小說不能夠影印排印出版，是征求了我們的意見的，我提過意見的，那些名單我同意，裏邊包括《金瓶梅》，所以我不能再違反我的這個看法，再提一個相反的意見，所以我沒什麽工作可以做，也無能為力。我也是讚成電視連續劇不要拍《金瓶梅》，這也是征求了很多專家學者意見的，我投過票的。我知道的現在拍《金瓶梅》的，香港導演李翰祥拍了三個，都是比較短的，曾經拿到我們大陸開的《金瓶梅》研討會來播放，那個內容都不是很好，在香港屬於三級片，也是不能在正規影院正常播放的。我們現在的電影、電視劇並沒有分級的製度，即使有分級製度，將來能不能拍《金瓶梅》全本的，能不能播放，我想會征求專家學者和一般人民群眾的意見的。這個恐怕還是很遙遠的事情。

主持人：劉先生認為《金瓶梅》不是偉大的作品，那這位朋友您就甭指望劉先生做什麽具體的工作了。就你個人而言，在目前的紀律規定之下，隻有一個途徑可以看全本《金瓶梅》，就是您從現在開始紮紮實實的研究《金瓶梅》，混上一個《金瓶梅》專業研究者身份的時候，就可以拿著介紹信去看了。

觀眾：《金瓶梅》裏有這麽多不健康的描寫，而且我們又不是專業研究人員，您對我們當代大學生閱讀《金瓶梅》有什麽指導性的意見？我們該以一個什麽樣的方式從書中獲得最大的收益？

劉：《紅樓夢》受了《金瓶梅》很大的影響，但是你讀《紅樓夢》――我一再講過的，《紅樓夢》裏有生活的哲理，有詩的光輝，有向上的精神，但是《金瓶梅》裏邊基本上是黑暗、腐朽，作者寫那些內容是欣賞的，不是暴露的。我們知道暴露一些東西和欣賞一些東西，在主觀創作態度上是不同的，我們能夠有一個明確判斷的，我們看《金瓶梅》那些淫穢的描寫，就好比我們現在在看一些黃的毛片兒，就好比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夜總會裏看那些淫穢的表演，那些東西和《金瓶梅》的描寫一樣，是展覽，是表演，看的人也是津津有味。《紅樓夢》裏也有個別的地方比較淫穢、比較色情的，但是那些並沒有使我們感覺像讀《金瓶梅》那樣，第一沒有那種吸引力，第二我們知道那是無傷大雅的。所以，我們看《金瓶梅》，作為一般的讀者，可以了解它究竟寫了什麽，內容究竟怎麽樣，它藝術上有什麽成就。我個人認為，《金瓶梅》藝術上的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超過了《金瓶梅》內容給我們的感受。《金瓶梅》是比較早的長篇小說裏以家庭為題材的小說，《金瓶梅》的敘事風格是一條線一直下去。從古到今在小說史上小說的結構最早是放射型的，畫一個圓圈像一個太陽，有很多光芒，放射型的，這一條一條的線可以是一個一個獨立的小故事，把這些線並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書。你拿《水滸傳》來說，它不是先講林衝的故事，魯智深的故事，宋江的故事……一個個故事構成的麽！《金瓶梅》不是，它的發展線索是一條線的。這在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藝術上是有貢獻的，有地位的。我說應該多注意這些地方，但是這些地方對一般讀者是不是有意義呢？我也懷疑，你不研究文學，不研究古代小說，不研究《金瓶梅》，注意這些究竟有用沒用？我也不知道。但我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來說，這些地方更重要，比你認識《金瓶梅》寫了哪些內容，以及這些內容有哪些進步意義、哪些政治意義更重要。內容我覺得沒什麽了不起的，我認為它肯定不是一部偉大的作品。

主持人：我借劉先生的意思說，如果要是從中國古典文學偉大作品中汲取營養的話，青少年大學生尤其是女大學生最好多讀《紅樓夢》，少讀或不讀《金瓶梅》。

笑學”的一切都是偽科學的猜測。他負責任地、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們，他不知道“蘭陵笑笑生”是誰。

對這樣沒有結論的答案，我們習慣於接受嗎？以往，我們總習慣於接受一個事件、一個問題，一定要有個結論。很多時候，結論是容易下的。也正因為容易下，有許多結論很快又被顛覆了。所以，今天實際上劉先生是把關於《金瓶梅》作者之謎複雜的過程性呈現給了我們。沒有結論就是他的結論。其實，曆史也常常如此，哪有那麽容易下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