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宋兩朝的文字獄

明宋兩朝的文字獄

 

洪武年間的文字獄

文字獄的出現源於洪武朝的文武之爭。自立國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的名言，開始大量起用文人，製定朝儀、典章、刑法、軍製、戶籍、學校等等規程，使得明初氣象具備，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水漲船高。如此一來，那些早期追隨於他的淮西武將集團頓生不滿之心，認為天下是我們拚命打出來的，憑什麽讓那些身無尺寸戰功的文人來當家？於是想出了一個壓製文人的計策來。

某日，他們推選出幾個能說會道的跑去向太祖告文人的狀。起初，太祖拿出“平亂用武，治世以文”的道理來勸他們。這些人表明唯唯，待太祖一番宏論之後才小心說道：陛下之言誠然不錯，但是對文人們也不能完全相信。這些人仗著自己有才學，往往會因一點點不滿意就會用隱諱的言詞進行挖苦誹謗。陛下雖然對他們很好，可是能夠保證讓他們人人滿意嗎？

這麽一說，太祖心裏也是有些吃不準了，就問他們是否可以拿出例子來。這一問正中進言者的下懷，於是立刻說道：您知道張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張士誠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對文人的寵愛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祿，寶馬香車，供奉無缺。可是在他自立稱王的時候，讓文人們給他起官名，就得了士誠這麽個名字。

太祖想了想說：這名字不錯，待士以誠，正好符合他的做為。

進言者一笑道：看來陛下也被這些壞心腸的文人給蒙敝了。您可知道，《孟子》裏有這麽一句話叫“士，誠小人也”。連讀出來就是“士誠小人也”。您看，這不是變著法罵人家是小人嗎？可憐張士誠給人家叫了半輩子小人，至死還被蒙在鼓裏。

太祖立刻命人拿來《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這句話，從此就開始留意文臣們的奏章之中有沒有什麽可疑詞句，以後又擴展到詩文書稿。

以上這個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黃溥所著的《閑中古今錄》。雖然不能就此確定這就是洪武年間文字獄的起因，但卻可以證明當時確實存在著文字獄。其實，真正構成文字獄的原因還是出在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興起文字獄的目的無非兩條：

1.打擊不順從於明朝的文人；

2.個人心理上的極度自卑與自尊。

前一條從維護統治的觀點來看，也還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條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現了。說白了，就是變態。

先看第一條。明太祖作為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難免受到那些以門第論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輕視和憎恨，因此許多人是不屑與之合作，更不肯稱臣。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叫做夏伯啟的人和他的侄子。他們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決心，甚至不惜斬斷手指。後來被捉到南京後，太祖問他們：亂世的時候，你們躲到哪裏去了？伯啟答：紅寇（對紅巾軍的篾稱）作亂的時候，我避禍於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裏。太祖本人出身紅巾軍，最忌諱的就是有人在他麵前提“紅寇”、“紅賊”什麽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懷怨恨，對朕的天下不滿意。所以，你說“紅寇”分明是別有所指，借題發揮地辱罵朕。好啊，你不是寧斬手指也不肯歸順嗎？那就不用歸順了！朕要將你們叔侄梟首示眾，來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處死。此後，又有蘇州人姚潤、王謨等因拒絕出仕而被抄家處死。這些都是《明史·刑法誌》上記載的。

經過這樣一場腥風血雨，文人們膽怯了。許多人不得已應征來到南京，但還是不肯做官。在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學大家楊維楨的經曆最具典型性。

據《明史·楊維楨傳》記載，其人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紀元1327年）進士。仕元為建德路總管推官，紅巾亂起後避難於富春江。其人文名播於天下，尤擅詩文，時稱“鐵崖體”。洪武三年（紀元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時，已是74歲的高齡。對著前來催促的地方官，他寫下了《老婦客謠》一詩來婉言拒絕，自比詩中那位行將就木的老婦人不能再嫁，並明確告訴太祖，如果逼迫我仕兩朝，隻能跳海自盡以全名節。太祖見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嚇唬不住的，再則名氣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傷自己的“聖德”，因此隻得作罷。

對明朝不肯妥協的除了象楊維楨那樣的故元遺民之外，還有一些則是曾經仕奉於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陰人王逢，做過張士誠的幕僚，士誠敗亡後他隱居在烏涇（在今蘇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紀元1383年）被征，抵死不從。幸好他有個在南京做官的兒子，苦苦哀求之後才得以放歸。事見《明史·戴良傳》附《王逢傳》。

這些或為故元遺臣，或為群雄舊部的文人，如楊維楨、王逢這樣自恃氣節而不仕兩朝的還有許多。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以自家世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樂年間方死；長樂人陳亮自以元之儒士，終身不仕；盧陵人張昱自以為元臣，先後拒絕了張士誠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見其老邁，說了一句“可閑矣”就放歸了，他遂自號“可閑老人”，小心翼翼地過日子；楊維楨的同鄉兼學生張憲仕張士誠，士誠滅，張憲隱姓埋名，晚年死於杭州報國寺。這些人的事跡，除張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傳。張昱事，則可見其本人的《可閑老人集》。

由於看到這些文人都不肯歸附自己，明太祖對於文人的厭惡也就可想而知。而這種厭惡一旦與內心之中的隱疾發生作用，則勢必爆發出乖戾的行徑。這就是我們即將提及的第二條。

怎樣給一個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為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從其寫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一旦這些文字不小心觸動了敏感神經，立刻會按照自己的個人思維來加以曲解，無限上綱的去引申原意，達到入人於罪的目的。這就是文字獄的通常特點。

明太祖基於其出身經曆，內心之中自然也劃定了一塊不可冒犯的禁區。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做過和尚，所以但凡所見文字之中沾上“光”、“禿”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即使是個“僧”字也同樣很刺眼。到後來，又向外推廣至於諧音的“生”字也被納入忌諱的範疇。再有，他是從紅巾軍之中起家的。前麵說過，在元廷看來，紅巾軍是“紅賊”、“紅寇”，因此太祖也討厭有人在他麵前提“賊”和“寇”，後來，連“則”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明太祖基於低賤出身而產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當自卑走入極端之後，自尊心就會膨脹起來，達到另一種變態的頂峰。這種變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現出清晰的脈絡。

中國曆代開國帝王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會想方設法地為自己尋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統，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書中講了這樣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們討論修玉堞宗譜的時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時，有一個從徽州來的朱姓地方官來陛見，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這個人拉成本家，那麽對於證明自己的出身無疑是個很有力的證明。於是，他滿懷希冀地問對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稱）的後裔。那人不知聖意，隻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據實回答說不是。這下，太祖不免大為沮喪，再想到就連一介小官兒都不肯冒認祖先，何況自己貴為天子呢？再說，自家上溯幾代也和江南徽州沒有半點關係，硬攀親的話，若是被明眼人看出，豈非惹人恥笑。於是認親之意遂寢。

不能認親，但並不代表太祖就此放棄了對自身尊嚴的渴望，因此他的目光又轉到徽北大同鄉漢高祖劉邦的身上。靈機一動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諱地說自己出身寒微，與漢高祖一樣都是不籍祖蔭，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漢。此後舉凡聖旨、言論無不特意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畝”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稱號，凸現自己完全是憑借個人能力打天下，從底層一步一步走上龍位的。但是，這種話隻能他自己來說，如果哪個人敢於多言，那麽等待他的將是嚴厲的懲罰和悲慘的結局。

明太祖對文字是否犯禁的評判，完全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水平做準繩，並不會去設身處地地為作文者考慮什麽。這一點也是完全符合文字獄的特性的。下麵，列舉一些在洪武朝較為著名的文字獄案例來加以說明。

一、因字諱而取禍者：

（1）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代海門衛官做《謝增俸表》，這篇官樣謝恩文章之中有“做則垂憲”之語；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做《賀萬壽表》，這是賀皇帝壽辰的表章，其中有“垂子孫而作則”句；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案察使做《賀冬至表》，這是慶典祝賀表，而其中出現了“儀則天下”語；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政使和案察使做《正旦賀表》內有“建中則做”；澧州學正孟清做《賀冬至表》，內有“聖德作則”語。以上這些本來都是一些“頌聖”性質的馬屁文章，但隻因沾了一個與“賊”諧音的“則”字，就入了罪過。

（2）常州府學訓導蔣祺為本府做《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因“生”與“僧”近而入罪。

二、因詞音而取禍者：

（1）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做《謝賜馬表》內有“遙瞻帝扉”語，本義是遙望帝王宮闕的門扉，表達心懷皇帝之心。卻被理解為“帝非”，帝王怎麽可能有不對的事情呢？誹謗聖君，殺。

（2）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做《賀正旦表》內有“取法象巍”，“取法”被解做“去發”，去發為禿，這不就是變著法影射太祖做過和尚麽？不死待何？

（3）亳州府學訓導林雲為本州做《謝東宮賜宴箋》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句，“式君父”被理解為“弑君父”，弑殺君父，豈非謀反？

（4）尉氏縣學教諭許元為本縣做《賀萬壽表》，其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句，“藻飾太平”被曲解為“早失太平”，盼著國家早早失去太平，這是多麽惡毒的詛咒啊！

（5）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做《賀立太孫表》，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紀元1393年）立長孫朱允文為皇太孫時的祝賀表，隻因其中有一句“天下有道，望拜青門”之中，“有道”被解做“有盜”，青門則被認為是佛寺，這下就變成了諷刺太祖做和尚的經曆和加入紅巾軍是做盜賊。

（6）以上這些人死得固然很冤，但卻冤枉不過陳州州學的訓導，他為本州代作的《賀萬壽表》內，一句“壽域千秋”被疑似犯忌，但左右挑剔過來又找不到什麽問題。然而，太祖還是不肯放過他，最終還是與前麵那些人一起上了枉死城。

以上兩大類遭到殺身之禍者，都記載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引《朝野異聞錄》。至於因句意而取禍者，在徐貞卿《翦勝野聞》中記載如下：

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為本府做《萬壽賀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句，大概經過以上介紹後，各位讀者也可以看出這句犯了多大的忌諱。“光”、“生”和“則”都是犯了太祖大忌，這一連讀，本來一句老生常談式的頌聖句子就變成了“當著和尚罵禿子”，外帶諷刺太祖入紅巾為賊的過去。太祖這一怒，作者本人自然不必客氣，脖子上哢嚓一刀是逃不掉了，就連禮部官員也被遷怒，遭到嚴厲訓斥。嚇得他們連忙上表請罪，並求太祖降詔，申明忌諱，以警臣民。

於是，在洪武二十九年（紀元1397年），由翰林學士劉三吾、左春坊右讚善王俊華擬定了一個《慶賀謝恩表式》，也就是一個教大家如何給皇帝寫表章的規範格式。一切賀表都按照這個內容抄錄，然後寫上自己的官職和姓名即可。是所謂：天下文章一大抄，隻求保命不求文。這又是太祖變態心理所造成的一大笑話了。然而，這樣的笑話背後隱藏著太多的冤魂，任誰也笑不起來了。

除了在自己可以看到的表章裏挑毛病之外，洪武文字獄也漸漸擴展到文人們的日常生活言行與文字之中。

劉辰的《國初事跡》記載了僉事陳養浩有“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的詩句。這種和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樣寫征人怨的普通詩句落在太祖眼中，卻變成了動搖軍心士氣的不軌之心，遂將陳養浩貶竄至湖北，卻還覺得不解氣，又下令將他丟入水中淹死（就像殺韓林兒一樣）。

同類事件又見於《蓬窗類記》、《消夏閑記摘抄》、《古穰雜錄》、《靜致居詩話》和《明史·高啟傳》等多書記載蘇州知府魏觀案，因其將府衙建在以前張士誠王府的遺址之上，遭到太祖忌恨，接下來又得到密報，說在為新府衙上梁的時候所寫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龍蟠”四字，於是下令將魏觀腰斬棄市。

殺了魏觀，太祖還覺不足，又將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項上。據《明史》本傳載，青丘是他的號，名啟，字季迪，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其詩風雄健，才情高遠，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傑”。洪武元年（紀元1368年）應召入仕，參與編修《元史》，為魏觀寫“上梁文”的時候，已經致仕居於蘇州。按理說，他是與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即使是比照楊維楨，也不該被陷入文字獄中。然而，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何況太祖對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滿了。早在高啟為翰林院編修的時候，就因他所寫下的《題宮女圖詩》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句被太祖疑為諷刺而暗記在心。如今，舊欠未清，新帳複生，太祖也就顧不得是否擔上“害賢”之名，幹脆腰斬了事。高啟死後，其詩集也遭到毀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來刊行。高啟一案，被後世稱為“國初冤獄”。

如果說，這些被太祖找茬殺掉的人令人可歎，那麽一個自動將脖子送到太祖刀口下的來複和尚的死除了令人嗤笑之外，也實在無話可說了。這個和尚不好好參禪念經，卻為了討好太祖，非要“知難而進”，寫了一首“頌聖詩”獻給了太祖。當太祖看到其中兩句“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的時候，立刻下令殺了這個不長眼的和尚。因為在太祖看來，“殊”字拆開就是“歹”和“朱”，這不是在指責我朱家不好嗎？那“無德頌陶唐”簡直就是赤裸裸的罵我“無德”。陶唐就是古代傳說之中的賢君堯，用堯來影射我的帝王之位，卻又言我“無德”，其心可誅了。從《二十二史劄記》上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隻覺哭笑不得，不知各位讀者又是怎樣一副心情呢？

再後來，文字獄的範圍又擴大到地方官對朝廷的事務性表章之中的錯字上來。兗州知州盧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兗”字被誤刻為“袞”字，請求改正。結果，太祖把“袞”字認成了“滾”字，就恨上了盧熊，認為他是要自己“滾”。巧言令色的辱罵聖君，這怎麽能容？結果不久之後，太祖就借胡惟庸的“黨案”把盧熊給殺了。自己不認識字，卻把人家給殺了，這樣一個黑色幽默被記入《水東日記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覺臉麵無光呢？

帝王之忌，往往很快就會演變為舉國之忌，因此在洪武三年時，明朝頒布了一係列的忌字，禁止平民在名字之中使用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秦、漢、晉等字。二十六年，又加上了太祖、聖孫、龍孫、皇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郎中和太醫是針對民間醫生，待詔則是針對從事梳頭理法的行業的人。因此，在明代的醫生隻能稱醫者、醫士、醫人，如果誰看到一部明代背景的影視作品裏出現郎中的稱謂，那麽盡可笑其無知了。至於理法師們，在那時則改稱“整容”，也不知是不是現代整容業的始祖了。這些，也是來自《水東日記摘抄》的記載。

在後世史家看來，正式可稱為文字獄的時代，是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這十三年的時間，其間因各種與文字有關的事件而被殺者達十幾萬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其牽連之廣、死者之多、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

洪武文字獄，十三年間，隻有一人得了活命。
其實，洪武三十年還有南北榜案，也是文字獄的延伸。
倒黴的就是那個在二十九年擬定賀表格式的劉三吾和另一位主考白信蹈。
發榜之日，自狀元江西人宋琮以下中第者皆為南方人，北方人盡名落孫山。
北方考生大嘩，引發禦案，朱元璋命侍讀張信查閱試卷，結果北方人依舊無一錄取。朱元璋對張信也不滿意了。後來，有人告張信是受了劉、白二人的托請，故意取不合格的卷子來披閱。太祖大怒，殺白信蹈和張信等考官，劉三吾因年事過高，免死，充軍。狀元宋琮也同樣被充軍。
之後，太祖親自出題監考，錄61人，都是北方人。
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又稱春夏榜案。
劉白張等對北方人的歧視固然不對，但太祖之後又矯枉過正了。
其實，他對此案之所以態度嚴厲，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對準的是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排斥異己行為的不滿。也是為日後所發生的李善長大案做一預演。

朱元璋的自卑使得文字獄空前慘烈 文字獄發展到明朝已經是高潮了
還有賊、寇等等，後來推廣到諧音字“則”、“生”等等。

竇娥死的時候，真的會下雪嗎？
從14世紀全球氣候大異常的背景分析，也並非沒有可能。
有小說說,那是人死後,怨氣衝天,引起的氣候突變而已.嘎嘎,還好竇蛾沒有修成元嬰.
不過，元朝能夠允許這種諷刺時弊的作品流傳下來，而作者本人也沒遭到逮捕、關押，可見元朝是沒有文字獄的。蒙古貴族也並非沒有精通漢文化的，元文宗本人就精漢文，通書畫，還親手繪製了一幅相當出色的城市規劃圖。元朝大詩人忽都剌的學問就更不必說了。元代雜劇之中早有24本連台的《西遊記》，從玄奘之父陳光蕊趕落水到師徒四人取經歸唐，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唐僧的形象早已完備。明人吳承恩之同名小說雖然不能算抄襲，但至少是脫胎於該雜劇。許多故事根本無需原創。這比明朝可強多了。元朝海外貿易基於蒙古征服的威力，達到了宋朝所不能達到的地域，交易國超過100個（宋朝不足80）。所以，元朝是一個空前開放的時代，中國科技在元代的成就絕不在唐宋之下。如果元朝能夠維持得更久些，那麽這個朝代的建樹當更盛唐宋。

宋朝到了，這個朝代的文字獄在逐步升級，已不是以前那些時代的小打小敲，而是大張旗鼓，搞得熱火朝天，人嚎馬嘯。北宋南宋兩個王朝的文字獄，一個出於黨爭，一個出於權奸。前呼後應，愈演愈烈。
北宋的朋黨爭鬥將政治這口鐵鍋燒得通紅，並且也將皇帝烤得大汗淋漓，加上國家多事，戰爭不斷，士大夫們爭權奪利的聲浪一浪高似一浪。皇帝既運籌無術也駕馭不力，他沒有足夠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來應付這些雜事了，那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們在等著他去治療性饑，那一雙雙渴望的眼睛似發紅的燈籠在招引他去雲雨巫山。國事？權利？你們去爭好了。以儒文立國的北宋，科舉有著較大的發展，科舉這個舉賢卓才的措施從隋朝開始到這裏已是第三個朝代了，北宋政府自然是十分重視科舉，文人們在這個時代也是春風得意，意氣風發之態，他們性子硬，意氣盛，議論也就多了起來，這樣朋黨產生了，派性林立了，一改太祖太宗時期正廉之風。到了真宗時期，腐朽奢侈之風有如遍街的垃圾臭不可聞，也就是這片土壤上滋長了兩派，一派以宰相寇準為首，一派以右諫議大夫丁謂為首。這場爭鬥，是一場關係著北宋安危的爭鬥。麵對契丹的犯邊，參知政事王欽若主張護帝往江南躲避，寇準極大阻止，可丁謂極為讚成，趙恒這個不算英明的皇帝自然是讚成。結果是好人鬥不過壞人，寇準被擠出相位，丁謂小人得勢登上相位，並被封為晉國公，勾結宦官雷允恭，獨攬朝政，實在可惡。又值得可賀的是，仁宗即位後，被貶為崖州司戶參軍。可歎隻可歎寇準被罷相後被貶到雷州半島。許多時候，好人總是鬥不過壞人，這不是定律，但幾乎就是規則。
仁宗趙禎登位，他的智慧雖比趙恒豐富，但他無法壓製大興而起的朋黨，朋黨之險朋黨之弊朋黨之利，文章大師歐陽修的《朋黨論》可謂切透肺腑，提出君子是以同道為朋，小人是以同利為朋，指出治理國家必須要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此文的氣勢和戰鬥力倍受當時文人和後代文人的褒揚。此文在黨爭中推波助瀾，波及後世，後世的黨爭都有人用它作思想武器，直到清代雍正皇帝還鄭重其事地作新的《朋黨論》以反駁歐陽修的論點。朋黨有小人集結的朋黨也有君子組織的朋黨。前者害國，無惡不作；後者利國，懲奸壓邪。那麽作為一國的君主，他是重用小人朋黨還是君子朋黨呢？君主老爺就要看他自己的利益了。我要看朋黨們哪個的話語順耳，哪個更加忠君（他當然隻看得出表麵的一套）。兩派的鬥爭自然是邪正的火拚，正黨借用文字作品製造輿論攻擊邪黨，邪黨就用對方的攻擊文字製造文字獄回擊，並且還要掇拾對方的私下文字采取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等卑鄙手段。
歐陽修的《與高司諫書》和範仲淹的力諫仁宗廢後事件，至使二人被貶，成了北宋邪黨興文字獄的第一階段，發刃者乃是奸邪宰相呂夷簡和惡毒權奸樞密使夏竦，他們製造的文字獄成了一種厲害的武器，用來對付正直的大臣，真是蒼天無眼，這等惡毒的手段居然時時得成。文人們幹起事來就有滿腹的豪情，他們的滿腹文章有如陣陣蒸氣要衝動政治這台笨重的機器，他們熱衷政治，便有意識地寫詩作文為政治鬥爭，為剛烈的正黨效忠。從某個角度講，文人們用文學作品來獻身政治對文學本身是一種傷害，對文學的發展製造了一定程度的阻礙，對文人自己也是一種無情的摧殘。仁宗時太子中允石介的《太曆聖德詩》事件就為後來的蘇軾、黃庭堅的文字冤獄開了路。
說來也是傷心，文字獄總是伴著文人的安危，也伴著國運的盛衰。範仲淹被貶，緣於慶曆新政之禍，慶曆新政的流產主要是北宋王朝沒有力佑而致，又正因為沒有廣施慶曆新政，北宋王朝就得了個貧弱交加的疲軟症。人們都在尋找出路，都在茫茫黑夜中追尋黎明的曙光，於是，天地間踏步而來一個巨人。王安石的名字便以驕傲的姿態登台亮像，變法的號角在皇朝浩蕩，呂惠卿、曾布、章dun（此人我最不願與他交往，因他害過蘇軾）、鄧綰等都成了變法派衝鋒陷陣的槍手。有衝擊派就有保守派，這一支兵團在太皇太後的支持下向變法派強攻。曆史潮流也確實了得，這不？鄭俠使這股潮流衝出來了，他確實也是厲害，一記獻圖上書事件，就追使王安石退出了相位。
鄭俠原來緊跟王安石，後由於不滿新法，就逐漸疏遠了他。中原百姓倍受旱災之苦，鄭俠把目睹的慘象繪成了一幅《流民圖》，另寫一份秦疏呈奏神宗，勸神宗開倉濟貧，神宗得圖與疏，反複觀讀，倍受感動，很快開倉救災，並廢除了新法中的十八項規定。神宗變法的決心發生了動搖，王安石見新法難以施行，便請求罷相。變法派沒有了主子，呂惠卿、鄧綰等人驚惶失措，跑到神宗麵前哀嚎痛哭，終於神宗回心轉意，沒有廢掉新法。這下輪到鄭俠倒黴，禦史台判他為擅發馬遞之罪。鄭俠不甘心失敗，又畫了兩幅圖，一幅畫魏征、姚崇、宋（jing）三人事跡，另一幅畫李林甫、盧杞，總題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圖跡》呈現朝廷，占了上風的呂惠安見鄭俠以李林甫、盧杞影射他，即劾奏鄭俠謗訕時政，交禦史中丞鄧綰、知製浩鄧潤甫等新法派審判，結果是鄭俠被除名編管汀州。宋代刑法官員流放，“編管”是第二等級的處分，最輕的是 “安置”，最重的是“羈管”。盡管鄭俠被“編管”，但他們的一方毫不畏懼，禦史台吏員楊忠信把抄好的《名臣奏疏》送給鄭俠，以表示敬仰，呂惠卿知道自然惱火，即唆使禦史知雜事張（zao）上疏誣鄭俠謾罵神宗，這樣鄭俠的罪更重加重處分，被“羈管”英州。呂安國本想置鄭俠於死地，他沒被處死，我們就得感謝宋太祖趙匡胤，是他立下了不殺死文人士大夫的規矩，並有誓約藏於太廟。後哲宗趙煦繼位，由高太後聽政保守派得勢，鄭俠被召回朝廷。哲宗親政，變法派得勢，鄭俠又被流放。徽宗趙佶初立，想調和兩派，鄭俠被召回。蔡京專權，保守派失勢，鄭俠又流放。為君主服務的文字獄將一位正直的大臣折磨得死去活來，鄭俠的生涯充滿戲劇性，顛三倒四，榮辱等身使他一生不得安寧，而他又恰恰成了鬥爭的犧牲品，最後窮光而死，真是可歎可哀。
中國古代的文字獄不得不提起“烏台詩案”，它的興起，為蘇軾的貶謫生涯作了開路先鋒。
熙寧四年（1071），蘇軾坐任開封府判官，他針對初興的變法風潮，便為救世方針提出九個字： “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其實這九字言不管在哪個朝代都會深得人民，可作為宰相的王安石極其不滿。使王安石更加惱怒的事又發生了，那是在開封考進士之時，是蘇軾主考，他發策問：“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的原因，蘇軾是借此事來影射王安石鼓勵神宗獨斷專任，吃虧的自然是百姓，敗壞的自然是國事。王安石見蘇軾這樣待他，就唆使禦史謝景溫搜集材料劾奏蘇軾，想盡辦法打擊。一個人存心要揭別人的鬼找出他的錯處，不是一件難事，蘇軾成了惡勢力的眾矢之的，要在他身上找出“劣跡”也就不是難事。禦史中丞李定受王安石暗使，從蘇軾的數十篇詩文中搜集了謗訕皇上和朝廷的詞句有六十多處，並且涉及了蘇澈、司馬光、曾鞏、黃庭堅等人。蘇軾的《山村絕句》有一首反映了鹽法之弊：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山中食無鹽。

反映青苗法之弊的有：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有了這麽多“生動的劣跡”，惡勢力們已是大有收獲了，大文豪在獄吏的威逼下，隻好作出解釋。於是惡勢力欣喜若狂，穩操勝券。在 “犯上證據確鑿”的情況下，神宗下詔逮問蘇軾。在獄中，他隻承認那被搜集的六十多處隻有《山村絕句》是詠時事的，其它的詩句根本沒有什麽譏諷，更談不上什麽謗訕皇上。可惡勢力哪裏顧得他申辯？不承認就加倍折磨，在無奈的情況下，隻好屈認，並甘願服法。他感到重見天日的希望已經沒有了，麵臨人生的極限，想起了胞弟蘇澈，手足就要永別了，這是何等的苦楚，身囚寒獄昏暗的光線，和著淚水向胞弟寫詩遺情：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字字涕淚，句句汩血，這是一代文豪悲憤之情，絕世之聲，神宗讀後也大動惻隱之心，誅殺蘇軾本來就不是他的願望，並且神宗也不喜歡那種“望文生義”的做法。可那些附寄在神宗身邊的小人是不會放過蘇軾的，搜尋到蘇軾的詠物詩《塔前古檜》，歪主意一下子湧了出來，像是又有了打擊蘇軾的法寶。詩雲：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淩雲未要奇。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宰相王圭將此詩進呈給神宗看，並進讒言說：“蘇軾確實膽大妄為，竟敢埋怨陛下無知遇之恩，對陛下無望，就把自己的向往寄托於地下的蟄龍，此情此心，是大逆不道之舉”。神宗的頭腦似乎越來越清醒，盡管他需要王圭等人的勢力，但不欣賞他是這樣羅織罪名，便駁斥說：“這樣推論蘇軾的詩句很不確切，也不公平，他吟檜樹和我有什麽幹係呢？詩人寫詩免不了狀物寄情，如果都給戴上帽子，那世上還有誰敢寫詩？”王圭算是碰了一鼻子灰，個中滋味隻有他自己知道了。後來蘇軾免於大禍，除靠神宗的開明大度外，我們還要感謝曹太後，她老人家身患大病之際也身牽蘇軾的命運，叮囑神宗千萬不要製造冤案假案，破壞皇廷的英明，創傷國家的中和氣氛。這樣，這樁由小人製造的文字獄便很快了結，蘇軾從輕發落，貶謫湖北黃州任團練副使。
我們十分慶幸，蘇軾畢竟沒有過早地身適“青山埋骨”，他的生命還會意氣風發。他那樣忠君愛國，不像鼠輩那樣佛戾人心，他本不該貶謫，我想神宗也不會是心甘情願的貶謫他，可能是捺不過那一夥人。身為一國之君的他，還要在許多時候依靠這些人，許多事情還得靠這些人去作，宮廷是一個大舞台，淨末旦醜各種角色都離開不得，保穩皇位，掌穩政權還得靠這等角色，在行使朝廷官員升謫大事上，還得給這些人一點實權，一點麵子。否則，以後辦什麽事情肯定有不少麻煩，神宗會想到，盡管自己高高在上，但這些人的氣候也確實不小，是一種不好惹的角色，得罪了他們對自己也有不利之處。就是因為這等人也詳測了一國之君的心態，才會那樣大膽妄為，才會那樣大興文字獄，才會那樣大借公事報私仇。也就達到了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境界，也正因為那樣，可惡的文字獄才會大興不衰。
鄭俠的文字獄和蘇軾的烏台詩案是北宋文字獄的 “拳頭產品”，是接神宗詔命行事的 “詔獄”，是被後世之人一提起就憤然發指，嗤之以鼻的 “欽案”。文字獄到了這個朝代已是逐趨 “成熟”，並為後世立下了 “榜樣”，這根燙手的接力棒被曆史的魔鬼快速迓接且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傳下去，將中國古代文人摧殘得遍體鱗傷，慘不忍睹。

上麵是北宋,下麵是南宋的.
北宋政府的大門關閉後，南宋政府的旗杆很快立了起來。靖康之亂，將趙家的江山推向了波峰浪穀。中國古代的政治與戰爭有如一場競爭激烈的籃球賽，劃分了上半場和下半場，有的上半場打出了輝煌，下半場便逐趨劣勢；有的是上半場狼狽，下半場便一舉取勝；有的是一直勇往直前，有的是老牛拉破車一路拉浠。於是中國曆史上有些朝代就出現了上半場和下半場，如東周、西周，東漢西漢，東晉西晉、北宋南宋等。南宋政府也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政府，它的建立與東晉的情形相似。東晉政府的門麵靠門閥士族來裝璜，南宋政府的朱漆大門就靠科舉士人來添光。有了士族就會有派別，黨爭的氣焰雖亞於北宋，但亂政誤國的覆轍有如氣象衛星會準確地向世人預告。南宋政府也深深知道黨爭之禍有辱門庭，正因有此慮，便采用了一川流水的辦法，隻倚任一兩個權臣，可有利就有弊，有如一個人穿鞋，鞋大了又穿不穩隻能拖著走路，鞋細了腳又夾得難受，買一雙合腳的鞋不難，製訂一個恰當的治國方針實在難。沒有派別的權臣自然少有角逐，如果是精誠團結，為國為民，那真是為王朝錦上添花，如果是同流合汙，暗室欺心，那王朝的命運必定是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他們傲睨萬物，養奸蓄惡，權盛一時，不是為王朝拔丁抽楔而是為頻仍的國患落井下石，治國之計人才第一，他們可不願拔犀擢象，但特喜傾巢倒卵。想起了這類人物，就想起了秦檜、史彌遠、賈似道等隆奸巨惡，他們簡直就是南宋權奸文字獄的 “罰人代表”。是無法無天，暢行無阻嗎？不，正直士大夫來了，他們臨危不懼，始終反對奸惡，狼虎成性的權奸便拿起了文字獄這一鋒利的凶器大勢報複。
臭名昭著的秦檜在南宋政府中，是第一個在興文字獄者。這個有才無德的敗類，官運可是一路亨通，他於徽宗政和進士，在靖和元年升為禦史中丞，紹興年間兩任宰相，前後執政十九年，在抗金戰爭中主張投降，這樣的大賣國賊，卻得到高宗趙構先生的寵信。這也充分暴露了南宋政府的腐敗，也就知道了趙構的治國水平。由秦檜就想到了嶽飛的死，十二道金牌成了催命符，抗金的忠魂在風波亭哭泣，漫天大雪在叢林中披掛素縞致千古默哀。一份 “紹興和議”割讓唐、鄧二州，並每年向金國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以此沉重的代價換來短暫的 “太平”，這太平是什麽？是虎視眈眈下的羸弱的羊羔，是身患黃水腫的一種虛胖，是驚雷滾滾前的黎明，是火山爆發前的嶺峰，秦檜的那支訂立和議的魔筆一灘奇臭的墨水汙染了民族氣節，衝噬了國家命運。於是，他成了愛國者的眾矢之的，文人們站起來對他口誅筆伐，強烈的雪恥之感像火焰烤得秦檜周身灼痛，於是他像虎狼一樣咆哮起來，對文人們進行殘酷的鎮壓，他大繼北宋文獄之風，並且變本加厲，將文字獄變成了他的符身符，且一生受用，時間越長，文人的厄運也就隨之而長。
第一個倒黴的是樞密院編修胡銓。靖康之亂後，高宗趙構在金人麵前嚇破了膽，聽取秦檜之意準備議和。高宗以迎還徽宗校梓宮和太後為名，準備向金國奉表稱臣，任命王倫為國信計議使（國際談判首席代表），前往全國商議訂盟事項。為了表現他的民主，特向大臣們征求意見，得到的結果是一致反對，高宗想借以孝行感動大臣們，然而這份虛偽的孝行被大臣們看透，曆史上雖有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前範，你趙構想以迎回徽宗的棺木和太後為名，想得個不愛江山尚孝行的美名嗎？那汴京失守後，徽欽二帝被金國擄去，嶽飛統軍出擊想迎回二帝你為什麽阻止？此次隻想迎回徽宗棺木和太後，還想讓欽宗 “留守”全國，其實你的心跡路人皆知。你隻是怕他們回後，你的帝位就難保了而已。此時，你為何沒想到孝行？在國事和家事麵前，你選擇了 “國事”， “所謂顧國不顧家“，你現在選擇 “家事”，就 “顧家不顧國”了？要投降，要賣國，作為民族士子，誰個不反對呢？
於是，胡銓挺身而出，向趙構呈上一篇《戊午上高宗封事》大意為：
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天聽。父子為虜，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無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裂冠毀冕，變為胡服。
堂堂大國，麵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王倫不足道 ，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給他一點鼓勵），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則為陛下之罪人！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
這篇疏文，有如一碗尖嘴辣椒湯嗆得秦檜渾身燥熱，有如一盆開水朝秦檜光頭一淋。可惡的秦檜變成了一隻瘋狗，是瘋狗就要咬人，瘋狂的報複開始了，泄牙露齒一陣猛撲，就把胡銓咬成 “狂妄凶悖，鼓眾劫持”的罪名，遣送昭州編管。朝野知情後，公憤如潮，呼聲極高，瘋狗的囂焰稍斂，將編管的處分改為監廣州鹽倉，次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奸惡的秦檜決不會就此罷休，他還要伺機懲治胡銓，機會來了，紹興和議訂立後，徽宗梓宮和韋太後被金人歸還，秦檜的記憶力也確實強，他還記得胡銓的疏文中有 “梓宮決不可還，太後決不可複”的話，便唆使諫官羅汝楫追劾胡銓 “飾非橫議”。這真是摳窟窿生蛆，徽宗的梓宮和太後被迎回，這當然是件好事，胡銓的猜測沒有兌現，就要給他罪名，如果猜測是準確的，你秦檜就要表揚不成？文字獄的定律不是順理成章，而是隨時可以變形，他最終的目的是以冤整人，以小擴大，且 “芝麻開花節節高”，公報私仇也要搞一個花架子，表麵看來好象是無比的忠君。胡銓逃不脫秦檜的魔掌，得了個加重處分，編管新州。滿腹悲憤的胡銓寫了一首《好事近》的詞：

富貴本無心，何事故分近別？空使猿驚鶴怨，誤薜蘿風月。囊錐剛要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

胡銓的言行逃不過文字獄的網絡，秦檜上有靠山，下麵也有爪牙，當地官員張棣就將這首詞密搜而去，向秦檜舉劾胡銓謗訕怨上，於是胡銓再度處理到海南崖縣，秦檜死後才減刑內移。富有戲劇色彩的是，胡銓倒黴透頂，可他的那篇疏文卻名聞天下，一時被廣泛傳抄，刻印，連金國也重價求購，十分稱讚胡銓的忠君之德和文章之才。然而悲事又來，凡是傳抄刻印者都被重處，官員遭流放，百姓遭刑法。受牽累的官員有，宜興進士吳師古，監登聞院陳剛中，榮陵縣丞王庭圭，著名詞人張元千，武（）軍通判方疇。這一記文字獄是南宋的第一大獄，由胡銓疏文而起，這是典型的公報私仇獄，這麽多官員受累，實際上給朝廷帶來了不少損失。秦檜這樣胡作非為，趙構一定是知道的，然而他能說什麽呢？他能怪罪他的苟且偷安的護身符嗎？大權在握的秦檜也不會怕膽小如鼠的趙構，盡管秦檜依附著趙構，但在他的內心肯定是不會把趙構放在眼裏的。可憐的高宗趙構還十二分感激秦檜為他訂立了和議，並為他家的樓閣親筆提寫匾額 “一德格天閣”。他的文字獄會就此罷休嗎?不可能，他還要斬殺與他作對的人，他在一德格天閣中列下了一份 “黑名單”，主要人物是參知政事（副總理）李光、前任宰相趙鼎，再就是胡銓。他為相十九年，朝廷的許多大臣都重受文字獄之苦。可幸蒼天有眼，秦檜終究要惡命亡灰，他死之後，受文字獄之害的官員我被召還，孝宗趙慎明令禁止興文字獄，並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尊重朝廷大臣，他在位十六年，是知識分子揚眉吐氣的十六年，是朝廷大臣敢說敢諫的十六年，是脆弱的文人們不做惡夢的十六年。然而，十六年太短了，它隻是光明的一瞬，像流星一樣一掃而過。文人的遭難沒有盡期，風雨飄搖的日子還會隨時到來。寧宗駕崩，光宗趙(dun)登位，短短五年過去，就是寧宗趙擴。他一登位權臣亂政的醜劇又開始上演，操縱文字獄的魔手是知閣門事韓佗胃，右相史彌遠，他們大概是研究過文字獄，了解文字獄對他們這類人的甘甜，因而大興不減，愈演愈烈，正因如此，才使大宋漸漸走向尾聲，曆史就是這樣殘酷無情，文字獄上演的速度與王朝滅亡的速度成正比，而文字獄猖狂的嘯聲與王朝發展的跫音成反比。上演的速度愈快，滅亡的速度也愈快；猖狂的嘯聲愈急，發展的跫音就愈弱。這是定律，也是辯證法，曆史確實不需要這樣的定律，但卻無法拒絕；曆史會尊重這個辯證法，但卻無法修改。這是曆史的悲哀，是王朝的大慟，是人性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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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不容篡改--駁：陳學霖，王春瑜教授
------------------朱元璋製造文字獄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