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賊讓南宋，西夏，金國滅亡

愛國賊讓南宋，西夏，金國滅亡蒙古超級霸主，但南宋，西夏，金國都是手下一幫子“愛國賊”，擅自殺害蒙古使臣，最後滅亡，而這些愛國賊，就是儒教的功勞，“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可見，南宋，西夏，金國都是“儒教”的受害者，但是，因為南宋出來幾個變態的“禮教”創始人，於是，後世的儒林弟子隻認宋朝是正宗朝代，其他朝代是“外國”的，不屬於中國。因此，金國滅亡於儒教，南宋和西夏都滅亡於儒教。至於什麽運用紙幣導致通貨膨脹，還有最狗屁的“腐敗”論，統統是次要的，甚至是扯淡的，哪個朝代哪個時期沒有腐敗？----------------大 金 覆 亡 辨 (上)宋 德 金 內容提要 自金元之際以來，就不斷有人探索金國緣何而亡，可謂見仁見智，眾說紛紜。至少有天命天意說、“分別蕃漢”說、“金以儒亡”說、貞祐南遷說、漢化說等八九種之多。本文對諸說作了簡要的梳理和評議，並著重對流行較廣並帶有全局性的“金以儒亡”說與漢化說作了辨析，認為這兩說不僅與史實不符，而且在理論上有害。其餘諸說，則多是極而言之，就某個具體事件或局部問題而論的。盡管它們分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金國逐漸走向衰亡，但其中任何一說，都不是構成金國覆亡的根本原因。 本文認為，金國覆亡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一，物極必反，盛極而衰，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二，章宗後期、特別是宣宗南渡後的軍政腐敗加速了金朝的衰亡，這是內因；三，對蒙古、南宋、西夏政策失誤，蒙宋聯盟形成，決定了金國的最後覆亡，這是外因。 關鍵詞 金朝 金亡原因 金以儒亡 女真漢化 金王朝於1115年建立後，經過四五十年的鞏固與發展，至世宗、章宗時期，達到鼎盛階段，此後，由盛轉衰。公元1234年，終因不敵蒙宋軍的聯合進攻，金朝滅亡。自金末以來，就不斷有人探索金國覆亡原因，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本文擬對前人諸說略做梳理和評議，以期得出較為合理的解釋。 一、金亡諸說評議 1． 天意、天命說 金元之際的元好問（1190-1257）在他寫的喪亂詩中，有的述及他對金亡原因的思考。如，“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隻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已陸沉。” (1)是說朝廷對北方來犯者毫無戒備，而金兵又缺乏戰鬥力，導致金國敗亡。元好問有多處把金亡原因歸結為天意。如：“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 (2)“廢興屬之天，事豈盡乖違？” (3)都是說國家興亡本由天定。天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是個十分複雜的概念，這裏不作探討。元好問一生坎坷，對家亡國破有切膚之痛，立誌以修史為己任，對金亡原因應有深刻的見解，。然而，由於自幼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愛國觀念，也許囿於這種故君故國之思，所以在論及金亡原因時，把它歸結為天意。 後來,明人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國之興亡，天也，人力不與焉”。女真起自黑水，不數年，北滅遼，南蹙宋，西破夏，並至吳越荊揚，遂有天下三分之二。“是豈金人之能哉，天方相之故也。”傳之子孫百餘年，敵國已服，境內已寧，文恬武嬉，將驕卒惰，失去昔日的強盛。“天方相之，則舉天下莫能與之爭；天命去之，則合天下之師不能抗。” (4)明人雖無元好問的故君故國之思，也把解釋不清楚的國家興亡說成是天命。 2．“分別蕃漢”、非“盡行中國法”說。 稍晚於元好問的劉祁（1203-1250）在《辯亡》一文集中地表述了他對金朝衰亡的分析。他認為，貞祐南渡後，宣宗“偏私族類，疏外漢人，其機密謀謨，雖漢相不得預……此所以啟天興之亡也。”又說：“大抵金國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後宣孝得位，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複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患，南渡之後能內修政令，以恢複為誌，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 (5)在他看來，女真與漢人的矛盾、對立及女真漢化不徹底 導致金國最終土崩瓦解的根源。 其實，劉祁說的“分別蕃漢”之弊，是曆史上以少數民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大都存在的問題，有的王朝確實是亡於由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所引發的農民起義，然而金朝不是。 至於說金國不能“盡行中國法”而導致亡國，更難成立。就遼金元清而論，女真、滿族的漢化程度遠遠高於契丹、蒙古，這是不爭的事實。劉祁還批評哀宗說：末帝（指哀宗）“雖外示寬宏以取名，而內實淫縱自肆”。又說哀宗“用術取人”，“闇於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因此一遇勁敵而亡國。 (6)劉祁對哀宗的指責也嫌苛刻。金朝後期，頹勢已定，哀宗無力回天，元人修撰的《金史·哀宗紀》說，哀宗“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矣”。還有清人論哀宗說：“古今人主無可以失天下之諐（愆）而不幸而失之者有三主焉，曰梁簡文帝，曰唐昭宗，曰金哀宗。” (7)同樣表達了對哀宗的同情。3．“金以儒亡”說。 《元史·張德輝傳》載，世祖忽必烈在潛邸，曾問張德輝：“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張德輝答：“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其責者，儒者何咎焉！”世祖然之。看來，金元之際社會上流傳“金以儒亡”一說，而金亡仕元的張德輝則持不同看法，並據理說服了忽必烈。 近來看到有文章批評張德輝是答非所問，認為“金以儒亡”的含義是指金朝因過分的漢化而喪失民族傳統，最終導致亡國，並非說金國亡於儒生之手。張德輝顯然誤解了“金以儒亡”的意思。盡管目前我們尚未找到當時和後來論者對這句話的詮釋，不過從“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句式來看，是把遼金亡國的原因分別歸結為崇佛和尊儒，這裏的儒就是指儒者、儒學、儒家思想，似不能理解成漢化。尊儒與漢化有聯係，卻不等同。張德輝反駁“金以儒亡”的說法不無道理。 4．成吉思汗伐金（1211年）說。 《金史·承裕傳》載，衛紹王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兵南伐，與金軍戰於宣平的會河川，大敗金軍，入居庸關，金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於是役”。這是就一個具體戰役所引發的後果而論的。 5．“金以壞和議而亡”說。 清人趙翼在《金以壞和議而亡》一文中說，金朝末年，蒙古圍汴，哀宗遣使出質乞和，蒙古已退兵，而飛虎軍又擅殺北使唐慶等，“於是，蒙古之和議又絕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時勢，恃虛氣以速滅亡也。金之先以和誤人，而後轉以不和自誤”(8) 。因此，金以和議而亡。這也是一個具體事件，恐難說它是構成金亡的根本原因。 6．貞祐南遷說。清人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的《歸潛誌》一目中，有兩處批評劉祁的金國因分別蕃漢而亡的說法，認為“國勢所趨，人習便安，即使得誌，亦恐不能盡革其舊，故此不足為金人譏”。並說，“惟宣宗一敗之後，即遷汴都，為大失計耳”。又說，劉祁“辨金之亡，不咎宣宗輕棄燕都，而摭拾浮談，亦為非要”。 (9)李慈銘認為，金國因宣宗輕棄中都、南遷汴京而亡。 貞祐南遷確是金朝的一個重大轉折，金國從此一蹶不振。然而，宣宗在南遷後，倘若對內堅持撥亂反正，勵精圖治，選賢任能，整頓吏治，對外與南宋、西夏和好，或許不至於衰落得那麽快。南遷後，吏治腐敗、文恬武嬉、苟且偷安、上下無恢複之謀等諸多弊端的存在，加速了金國走向覆亡之路。7．哀帝用人不當說。 《元史·李冶傳》載，元世祖忽必烈在潛邸，曾問李冶（仁卿）說：“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李冶答：“二人將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這兩個人，《金史》分別作完顏合達和移剌蒲阿，是金蒙三峰山之戰的金方主帥。三峰山之戰是蒙古滅金過程中一次決定性的戰役，蒙古軍在金國境內創造了以少勝多的奇跡。金軍在這次戰役中慘遭失敗，其精銳力量喪失殆盡，標誌金國的覆亡已成定局，作為主帥的完顏合達和移剌蒲瓦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一次戰役的勝負，往往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當時蒙古正處於上升時期，而金朝已從鼎盛階段衰落下來。在這次戰役中，又遇到偶然因素，連降三天三夜大雪。對於這樣的天氣，蒙古軍比金軍更能適應一些，這就進一步加速了金軍的敗亡過程。接著，哀宗又急令金軍撤回汴京，兩帥隻得遵旨北上，疲於奔命。而且這時蒙古軍已經做好準備，用伏兵夾擊，使金軍一敗塗地。完顏合達戰死，移剌蒲阿被俘，蒙古軍招降蒲阿，蒲阿說：“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不屈而死。 (10) 金元人對完顏合達和移剌蒲阿的評價並不壞。劉祁說，完顏合打“為人勇敢忠實，一時人望甚隆”。 (11)《金史·完顏合達傳》載：“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眾亦樂為之用，其為人亦可知矣。”左丞相張行信稱讚說：“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金史·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傳》讚曰：“天朝（指蒙古）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指三天三夜大雪），用兵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俊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愧，猶足取焉耳。”《金史》修撰者對完顏合達和移剌蒲阿的評價是寬容而公平的。三峰山之戰注定了金國的敗局，然而當時金軍一方是否有比完顏合達更傑出的統帥，或者換了別的主帥就能避免失敗，都很難說。因此，李冶據此提出的哀宗用人不當說，也不盡妥當。8．亡於鈔法說。 宋人吳潛說：“金人之斃，雖由於韃，亦以楮輕物貴增創皮幣。或一楮而為三緡，或一楮而為五緡，至於為十為百，然人終不以為重。其末也，百緡之楮止可易一麵，而國斃矣”。 (12)是說金國之亡雖由於韃靼，但是金末的通貨膨脹也是導致覆亡的重要原因。近人鄧之也說，“宋金元皆亡於鈔法”， (13)未作具體論述。書中摘錄了《金史·食貨誌三》關於錢幣的史料，作為論據。他也是從金朝後期社會經濟中幣製紊亂、通貨膨脹的弊端所引起的惡果而言的。 9．漢化說。 這是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 清朝皇帝多持此說。清太宗說：“當熙宗及完顏亮時，盡廢太祖太宗舊製，盤樂無度。世宗即位，恐子孫效法漢人，諭以無忘祖法，練習騎射，後世一不遵守，以訖於亡。” (14)清高宗（乾隆）《金章宗》詩雲：“乃祖嘉習國語，為孫宜守舊物。服禦漸染華風，疏忌那聞籲咈。付托卻喜柔弱，馴致金源道詘。惜哉大定規模，直使章宗衰訖。”詩末夾注雲：“章宗即位以後，未嚐不知治體，然偏以典章文物為急，而詰戎肆武之道棄之如遺，遂盡變祖舊風，國勢日就孱弱。又因無子疏忌宗室，以衛紹王柔弱毀智能故□之，遽而傳住，不複為宗社計。漸至淪胥，金源之業蓋衰於章宗矣。” (15)乾隆皇帝將金國衰亡的根本原因歸咎於章宗時“漸染華風”，亦即漢化。近來有文章說，女真人的徹底漢化導致了大金帝國的覆亡，為漢化說作了進一步的論述。 二、金亡原因之我見 金元之際以來有關大金覆亡原因的諸說中，天意天命說、分別蕃漢說、金以儒亡說及漢化說等，是就宏觀而言的，其餘則是就某一具體事件或戰役所引起的後果而論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這些說法、特別是金元人諸說的提出，大都與本人的經曆、立場、政治主張等有關，難免受到一定的製約。如，元好問囿於故君故國之思，從其詩文中反映出他對金亡原因的思考有局限性。劉祁祖父、父親世仕金朝，自己“平昔所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16)卻沒有中式，難免有懷才不遇之憾。李慈銘則稱他“以其不得位為恨”，(17) 所以劉祁批評金朝“分別蕃漢”和不能“盡行中國法”。 由於論者政見不同，往往會對同一事實得出相反的觀點。比如，金王朝共存在120年，它是短是長？劉祁為了說明金亡原因是未“盡行中國法”，“此所以不能長久”， (18)謂其短。而元初士人許衡為闡述行漢法的必要性，說：“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曆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19)稱其長。金元之際距金亡時間不久，論者對其覆亡原因本應比較熟悉，但因受種種製約，其看法反倒不易做到全麵、客觀。 及至清朝，距金亡已曆四五百年，統治者為了長治久安，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對金亡原因的思考應該更趨理性。清太宗、高宗的金亡於漢化說，有其合理性，得到較他說更為廣泛的認同。於是，許多人便把金國衰亡的軌跡歸結為：儒學傳播——女真漢化——國勢孱弱——金國覆亡。如此，儒學的傳播，便成了金國覆亡的根源，儒學便成了誤國、亡國的學說。顯然，這不僅與曆史實際不相符合,而且在理論上也十分有害。儒學不應是金國覆亡的根源。 金源一代，由於儒學的傳播，學校的興起，科舉的實施，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金世宗雖然極力主張毋忘舊風，保持女真風俗，而儒學卻在金國得到了較廣泛的傳播。大定、明昌間，金朝社會出現“文風振而人材輩出，治具張而紀綱不紊” (20)，以及“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21) 的興旺局麵。世宗的一係列舉措，大體上是遵循西漢以來的儒家治國之道。大定、明昌間鼎盛局麵的出現，是同儒學在金國的傳播分不開的。 再就金朝後期的一個嚴重社會弊端——吏治而論，也否定了儒者、儒學誤國的說法。一個政權的吏治如何，關係到政道的興廢。大定初，張浩建議恢複皇統間選進士以充令史的措施。他說：“省庭天下儀表，如用胥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也，清源也。且進士受賕，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節也。”議者皆以為當。 (22)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金世宗說：“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此也。” (23)由此可見，儒廉吏貪是當時君臣的共識。 貞祐南渡後，金朝政治腐敗，吏權大盛，“因循苟且，竟至亡國”。(24) 而這一局麵的恰與排斥儒士有一定的關係。宣宗性格猜忌，獎用胥吏，任用以護衛出身的術虎高琪為相。術虎高琪本無勳望，每戰輒敗，反而不斷得到升遷。他“喜吏而惡儒”， (25)與進士為仇。當時吏員升遷之快，遠勝進士，以至“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往往不終輒輟”。 (26)術虎高琪“妒賢能，樹黨與，竊弄權威，自作威福”。被宣宗稱為是“壞天下者”。 (27)劉祁稱蒲察合住、王阿裏、李渙等酷吏，是“胥吏中尤狡刻者”，“陷士大夫數十人”，“亦亡國之政也”。 (28)元好問也曾指出金朝後期胥吏當權之弊，他說：“予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脧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 (29)可見獎用胥吏、排斥士大夫實為南遷後加速金國覆亡的一大弊政。 再談漢化與金國覆亡的關係。 那種認為女真的漢化改變了他們質樸的民族傳統，養成懶惰奢靡的生活作風及徹底銷蝕了其傳統的尚武精神的說法，也值得商榷。金朝中期以後，女真懶惰奢靡作風的養成和尚武精神的銷蝕，是客觀存在。然而，這一存在是否即女真漢化的結果，或者說女真漢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這一客觀存在？尚待考察和探討。清人在論及金亡原因時即有人說，金章宗“婢寵擅朝，而金源氏衰矣，非習漢人風俗之過也……金源氏可謂負漢人之法度矣”。 (30)明確指出金國衰亡與漢化無關，是有道理的。 女真從“內地”遷往華北以後，由於生存環境的改變，生產力的提高，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世宗、章宗兩朝“治平日久，宇內小康” (31)局麵的出現，人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必然發生變化。因為“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變化”， (32)這是一條根本的規律。不僅如此，人們處在同樣的或差不多同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他們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必然是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因此，女真人的懶惰奢靡作風的形成和尚武精神的銷蝕，不能簡單地歸咎為漢化的結果。 海陵王、世宗、章宗朝，金國的政治文化重心在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一帶。這裏的民眾向有慷慨、勁勇、吃苦耐勞的性格。如，《隋書·地理誌中》載：“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並。”唐人韓愈說：“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 (33)宋人蘇軾說：“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 (34)又說：“勁勇沉靜……燕趙之俗也。” (35)《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載，南京（今北京）“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則力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 (36)由此可見，懶惰、奢靡、怯懦並不是漢人性格的主流。 一般來說，懶惰、奢靡、怯懦等品行，是已過上升時期統治階級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特點，而來自外部的影響，隻是起了某些助動、催化的作用，所以無須把女真漢化的消極麵看得那麽重。至於對少數貴族、宗室、高官以外的階層來說，如何看待他們的所謂奢侈趨勢，也要仔細分析。當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觀念有時相對滯後。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世宗說：“國初風俗淳儉，居家惟衣布衣，非大會宴客，未嚐輒烹羊豕。” (37)其實，金初風俗淳儉，是與那時生產力低下相一致的。社會財富增加了，消費相應地發生某些變化，未必就是奢靡。 再就個案來說明女真奢靡之風與漢化關涉不大。貞祐南遷後，金國上層逐漸形成了一個由奉禦、奉職之類的皇帝近侍構成的貪腐群體。“奉禦、奉職皆少年不知書”， (38)屬於吏員。雖然他們的職位不高，卻深得皇帝委信，其地位反在士大夫之上。這個群體，“皆膏粱子弟，惟以妝飾體樣相誇，膏麵鑷須，鞍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導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為不法。”他們多“以貴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職，士大夫不與焉”。 (39)這是一個典型的女真貪腐群體。完顏白撒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代表人物。白撒，奉禦出身，“目不知書，奸黠有餘”。 (40)他“以內族位將相，尤奢僭。嚐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白數，皆衣縷金綺繡如宮人……然為將相無他材能，徒以儀體為事。”白撒從哀宗東征，方渡河督戰，就勸哀宗回奔睢陽，“眾以其誤國，歸罪請廢”。哀宗不得已，將其下獄，死於獄中。 (41) 從完顏白撒和前麵述及的術虎高琪之類的貪腐、怯懦、誤國行徑中，同樣看不出他們受儒學、漢化的影響，反而他們都是儒學、漢化的反對者。 以上就金元以來有關金國覆亡諸說作了簡要的梳理和評議，並著重對流行較廣並帶有全局性的“金以儒亡”說和漢化說作了辨析。至於成吉思汗伐金（1211年）說、“金以壞和議而亡”說、貞祐南遷說、哀帝用人不當說等，多是極而言之，就某個事件或局部而論，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使金國一步步走向衰亡，但是都難說成是金國覆亡的根本原因。 那麽，金國究竟緣何而亡？應該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 首先，物極必反，盛極而衰，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 唐朝詩人孟浩然有一句很有名的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是至理名言。人事也好，民族也好，政權也好，都會有興有廢，有盛有衰。女真其於唐五代間，經過二百年的繁衍、生息、壯大，於1115年建立金王朝，並在10年間，一舉滅遼克宋。金國曆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6朝，從建立、鞏固、發展到鼎盛，此後逐漸走向衰落，而這時北方的蒙古則正處於上升時期。衛紹王時，宋人已經看出金國必亡。大安三年十二月，南宋真德秀所說：“今之金國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鄉之金國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眾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 (42)一個已經走向衰落的民族和政權，遇到了正在興起又極富掠奪性、而且能夠適時調整策略的民族和政權，金國的迅速覆亡是已經注定了的。 其次，章宗後期、特別是宣宗南渡後的軍政腐敗加速了金朝的衰亡，這是內因。 章宗朝後妃參政，宰相擅權，武將跋扈，導致上層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章宗欽懷皇後死後，中宮虛位，章宗欲立李師兒，因大臣反對，進封為元妃。元妃李師兒“勢位熏赫，與皇後侔矣”。 (43)並與經童出身的佞臣胥持國互為表裏，管擅朝政。民間流行“經童作相，監婢為妃”之語。 (44)章宗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等事，都是起於李師兒和胥持國。武將專恣跋扈，朝廷政令不能順利推行，雖諫官屢有彈劾，卻被章宗偏袒，其實也是無可奈何的表現。其繼任者衛紹王柔弱無能，政亂於內，兵敗於，加劇了金國的衰落。 宣宗南遷後，金朝軍政腐敗日趨嚴重，其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麵：一是吏權大盛，吏治腐敗；二是上層統治者無恢複之謀，侈糜腐化，苟且為安；三是軍無鬥誌，喪失尚武精神，缺乏戰鬥能力。關於前兩個方麵的史實，上文略有涉及，這裏就第三個方麵作點說明。其實，早在章宗時，因世宗以來承平日久，武備廢弛，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 (45)而且風俗侈糜，失去了女真昔日驍勇善戰的傳統。章宗雖然采取一些旨在提高猛安謀克戰鬥力的措施，卻收效不大。及至宣宗南遷後，這個問題更趨嚴重。太常卿侯摯在談及女真將帥時說：“從業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 (46)這時的猛安謀克軍戶已成了坐食階層，毫無戰鬥力可言。南遷後的軍政腐敗和尚武精神銷蝕，使一些有識之士深感憂慮，紛紛建言。如貞祐四年（1216），監察禦使陳規上書條陳8事：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二曰任台諫以廣耳目，三曰崇節儉以達天意，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五曰博謀群臣以定大計，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 (47)應該說陳規所言，切中時弊。然而，宣宗閱後卻龍大怒，宰執也說陳規多事，不久將他左遷外地。又如，監察禦史許古因宣宗信任丞相術虎高琪，無恢複之謀，上書譴責高琪等執政者，說，“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屍素，以塞賢路也”。他還勸宣宗說：“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材，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 (48)可惜這些忠言也未得到重視。 對於金朝後期日趨嚴重的軍政腐敗等弊端，大臣屢有奏議，皇帝也並非一無所知。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地遏止，除了歸根到底要從那個社會製度找原因之外，一些具體因素也是不能忽視的。比如，金朝最高統治者的無能、姑息和從容。宣宗既乏撥亂反正之材，又拒忠臣之諫。興定五年（1221年），禦史烏古論胡魯彈劾陝西元帥完顏賽不縱將士擄掠，不符合主上除亂救民之意，請正其罪。宣宗卻以“賽不有功，詔勿問”了事。 (49)缺乏強而有力的監察機製也是吏治腐敗愈演愈烈的原因。海陵王時，為了適應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禦史台的職權和作用開始受到重視。世宗、章宗時，監察機構的作用得到發揮，對官員的管理、考核製度也逐漸確立起來。然而，到了宣宗、哀宗時，監察製度同金國總的政治形勢一樣，走向衰落。盡管禦史台依舊存在，其地位和作用卻不斷下降，形同虛設。 最後，對蒙古、南宋、西夏政策失誤，蒙宋聯盟形成 ，決定了金國的覆亡，這是外因。 金國在其存在的120年間，中國境內有多個政權並存，如何處理好同鄰國的關係，對於維護和鞏固本國統治是至關重要的。金朝中期以來，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北方的蒙古，因此，金國應該把聯合南宋、西夏，對抗蒙古作為對外政策的基本點。然而，金朝後期對外政策上出現了許多重大失誤。早在章宗時，成吉思汗向金供納歲幣，金使衛王允濟受貢，成吉思汗“見允濟不為禮”，十分不悅。允濟即位後，成吉思汗鄙夷地說：“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也？” (50)從此加緊侵金的準備。大安元年（1209）蒙古進攻西夏，西夏乞援於金，金國群臣說：“西夏若亡，蒙古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衛紹王卻說：敵人相攻，吾國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 (51)放棄了金夏結盟的時機，也是金國對外政策的失誤。正如清人評論說：“夏弱則蒙古強，於金亦有不利焉。乃金主以兩國相爭為福，是豈唇亡齒寒之義哉！不特啟夏人之構怨，而金之亡於蒙古亦於是決矣。” (52)南遷後，金國北有蒙古的威脅，內有紅襖軍起義及耶律留哥、蒲鮮萬奴的割據勢力，宣宗卻“南開宋釁，西起夏侮”， (53)分散兵力，加劇了金朝的社會危機。興定元年（1217），宣宗以宋歲幣不到為由，遣烏古論壽慶、完顏賽不經略南邊。六月，宋寧宗下詔伐金。十一月，宣宗又詔唐、鄧、蔡州元帥府舉兵伐宋，從此金宋連年搆兵不止。 哀宗即位後，為了全力對付來自蒙古的進攻，改變宣宗時的策略，與南宋、西夏修好。雖然取得某些成效，卻扭轉不了整個局勢。而這時的蒙古勢頭正猛，南征西討，所向披靡。正大四年（1227），西夏滅亡。成吉思汗死於六盤山行宮，死前留下聯宋滅金的遺囑，他的繼任者在後來的滅金過程中，基本上是遵循這一戰略進行的。天興元年（1231）七月，因金飛虎軍士申福、蔡元擅殺北使唐慶，蒙金關係斷絕。在蒙古加緊實施蒙宋聯合滅金戰略時，哀宗曾幻想聯宋抗蒙，向宋借糧，並通過使臣對宋曉以利害：“大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合，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 (54)南宋拒絕借糧給金，對哀宗之言根本不予理睬。天興二年十二月，蒙宋定盟，共同伐金，蒙古答應事成之後，以河南地歸宋。金國後期對外政策的諸多失誤，促進了蒙宋聯盟的形成，導致金國最後覆亡。 三、餘論 在金國覆亡後七八百年來諸多議論金亡的詩文中，“青城”這個地名頻繁出現，令人關注。青城在北宋汴京（今河南開封）南。金初天會四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許宋議和，將宋徽宗、欽宗及後妃、皇族解至青城，押往金國。事隔107年，金國南京（汴京）留守崔立以城降敵，蒙古軍也以青城俘虜金國後妃、皇族北去，解往和林。曆史是多麽無情，又如此耐人尋味。金元之際有人詠汴京青城詩雲：“百裏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 (55)元初郝經《青城行》詩雲：“天興初年靖康末，國破家亡酷相似。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尋常事。” (56)明清之際錢謙益論及金亡時說：“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則亦化為弱主諛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可不鑒哉！” (57)都表達了他們對金國覆亡教訓的深刻思索。在曆史上探討金國緣何而亡的人群中，既有皇帝、臣僚，也有學者、詩人，雖然他們的身份地位不同，立場觀點各異，卻共同表達了對這個題目的極大興趣。無論他們是出於資治，還是意在懷古，無疑說明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同樣值得我們去認真探討。 （刊於《史學集刊》2007年第2期） ＊以往關涉本文主題中之女真漢化研究，主要有姚從吾《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的態度》（《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4期，1952）、《女真漢化的分析》（《大陸雜誌》6卷3期，1953）、陶晉生《金代初期女真人的漢化》（《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17期，1968）、宋德金《正統觀與金代文化》（《曆史研究》1990·1）、《金代女真的漢化、封建化與漢族士人的曆史作用》》（《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1991）、劉浦江《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國學研究》第7卷，2000），等等。 (1)《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遺山集》卷8,四部叢刊本。 (2)同上。 (3)《學東坡移居》，《遺山集》卷2。 (4)[明]何喬新：《金主如蔡州》，《椒邱文集》卷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歸潛誌》卷12，中華書局，1983。 (6)《歸潛誌》卷12。 (7)儲大文：《哀惱來山辭》，《存研樓文集》卷1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廿二史劄記》卷28，中國書店，1990。 (9)第984—985頁，中華書局，1963。 (10)《金史》卷112《移剌蒲阿傳》，中華書局，1975。 (11)劉祁《歸潛誌》卷6。 (12)《許國公奏議》卷1《應詔上封建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見李埏、林文勳《宋金楮幣史係年》，第323頁，雲南民族出版社，1996。 (13)《中華二千年史》卷4，第451頁，中華書局，1954。 (14)《清史稿》卷3《太宗紀二》，中華書局，1998。 (15)《禦製詩集》四集卷49，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歸潛誌》卷14。 (17)《越縵堂讀書記》第984頁。 (18)《歸潛誌》卷12。 (19)《時務五事》，《元文類》卷1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王惲：《渾源劉氏世德碑銘》，《秋澗集》卷58，四部叢刊本。 (21)《金史》卷8《世宗紀下》。 (22)劉祁：《歸潛誌》卷7。 (23)《金史》卷8《世宗紀下》。 (24)劉祁：《歸潛誌》卷7。 (25)《金史》卷106《術虎高琪傳》。 (26)劉祁：《歸潛誌》卷7。 (27)《金史》卷106《術虎高琪傳》。 (28)《歸潛誌》卷7。 (29)《壽陽縣學記》，《遺山集》卷32，四部叢刊本。 (30)陸隴其：《讀金史世宗本紀》，《三魚堂文集》卷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1)《金史》卷12《章宗紀四》。 (32)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0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 (33)《送董邵南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4)《斷策下》，《東坡全集》卷4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5)《燕趙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15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6)《三朝北盟會編》政宣上帙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7)《金史》卷8《世宗紀下》。 (38)《金史》卷16《宣宗紀下》。 (39)劉祁：《歸潛誌》卷7。 (40)《金史》卷113《完顏白撒傳》。 (41)劉祁：《歸潛誌》卷7。 (42)《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二》，《西山文集》卷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3)《金史》卷64《後妃傳下》。 (44)劉祁《歸潛誌》卷10。 (45)《金史》卷92《徒單克寧傳》。 (46)《金史》卷108《侯摯傳》。 (47)《金史》卷109《陳規傳》。 (48)《金史》卷109《許古傳》。 (49)《金史》卷16《宣宗紀下》。 (50)《元史》卷1《太祖紀》，中華書局，1997。 (51)見《大金國誌》卷21《章宗皇帝下》，係於泰和八年（1208），中華書局，1986。此從《西夏書事》、《西夏紀》，係於大安元年。 (52)吳廣成《西夏書事》卷40，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53)《金史》卷16《宣宗紀下》。 (54)《金史》卷18《哀宗紀下》。 (55)見周密《癸巳雜識·別集上》“北客詩”，中華書局，1988。 (56)《 陵川集》卷1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牧齋初學集》卷23《向言上》，四部叢刊本。 [ 本帖最後由 陸務觀 於 2007-6-8 15:40 編輯 ] 金朝不懂得滿蒙聯姻 聯蒙製漢 最終死在了南宋前麵 可悲 金朝之亡,就是因為碰上蒙古了,否則,再混個一百年大概不成問題. Q: 反漢姑不論.單此句就是無知不通之談.金蒙世仇,還什麽"聯蒙製漢",可笑極矣.宋朝的統治比金朝文明的多,也穩固有效的多,若非碰上蒙古,更亡不了.A: 世仇算什麽？相逢一笑 就可以了　　　　“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啦！” 　　　　中日關係的曆史是很長的，人類幾十萬年以來過著和平的生活，我們的祖先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啦！應該忘記，因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記在我們腦子裏幹什麽呢？ （毛澤定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談話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已經賠過不是了。不能天天賠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把我們的關係改變了，剛才已經講到，你們是處於很好的地位，處於理直氣壯的地位。過去你們欠過人家的帳，現在你們不再欠帳了，而是有人欠你們的帳。你們現在很有政治資本，我們也有政治資本，向美國討帳。它欠了我們的帳，這一點，我想我是根本沒有講錯的。你們現在是輕鬆愉快了，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不同了，理由抓在你們手裏，是不是？對不對？對你們過去欠的帳再要來討帳，這是沒有道理的。你們已經賠過不是了。不能天天賠不是，是不是？一個民族成天嘔氣是不好的，這一點，我們很可以諒解。我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對中國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們當作敵人看待，而是當作朋友看待的。 （毛澤東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談話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Q: 又亂扯了.你樓上說的跟宋金蒙關係根本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至於中共為何要對日本這麽"大度",嘿嘿,那另有原因,我不展開多說了.A:沒亂扯 博古通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