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八、曆史遺跡
1、城子山山城 為了防範蒙古的東侵,針對該地區多山地的特點,東夏國城市多建在山上,成為山城。位於延吉市東郊延吉市與圖們市交界處。城內有少量渤海國遺跡和大量東夏國遺跡。城垣依山勢以石材修築,呈不規則橢圓形,周長4454米。有門址崐4處,其中3處有甕城。城內地勢開闊,中央有宮殿基址,呈階梯狀,共9階,每階寬10米,長17米,其上礎石排列有序。殿址周圍散布有大量的建築瓦件。城內出土有玉帶飾,玉鴛鴦佩飾、瑪瑙佩飾、東夏國官印、銅鏡、占卜器、磕碼、母子小銅造像以及數百枚唐、宋、金銅錢。該城是東夏國的南京,東夏國王蒲鮮萬奴曾一度居於城中,公元1233年蒲鮮萬奴在城中被蒙古軍兵俘虜,東夏國滅亡。是研究東夏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最為重要的文化遺存,具有較高的獨特的曆史和科學價值。
2、浴池山 位於延吉市東約10公裏,隔一山穀與城子山相對。山頂有一圓形水池,山巒山有一烽火台。水池據傳為東夏國國王蒲鮮萬奴洗浴之處。
3、克拉斯諾雅爾山城 位於綏芬河南岸今俄羅斯烏蘇裏斯克附近的克拉斯諾雅爾山上,周長16華裏,呈環形,依山隨勢而建。從山腳至山頂共三層城牆,高5米,城牆附近還有壕塹等輔助設施。最高處是一座“禁城”,四周隔一道內牆,城內有許多豪華的宮殿式建築遺跡。
4、延邊古長城 延邊古長城處於八道溝的雙峰山和延吉市北的平峰山山脊上,它西起和龍縣土山鄉東山村二道溝的山坡上,蜿蜒經過於河龍市的西城、龍門鄉、龍井市的細鱗河、桃園、銅佛、延吉市的八道、煙集、長安鄉等的崇山峻嶺中,消失在東距延吉市15公裏的磨盤山附近。長城多為土築,也有石築,全長約150公裏,已發現烽火台17座。最長的一段是從細鱗河至老頭溝鎮的一段,約長10公裏;保存最好的一段在老頭溝的官船村,尚存高約3米左右。 古長城無文獻記載。據研究認為是東夏國的江城。也有認為始建於渤海,其與琿春的“邊壕”一起是渤海中京和東京的拱衛之城,後為東夏國利用並改建為防禦工程。還有認為它是金代長城或高句麗時期長城
5、鏡泊邊牆 所在地:鏡泊湖東岸 位 置: 東經129°00’ 北緯43°46’ 平均海拔:400米 類型描述:它土石結構,依山向東南走向而蜿蜓,發現長度為4.5公裏。西段湖岸段有堆石外,其餘多為土築或土石混築,每隔50--80米有馬麵突出牆體。高2米左右,基闊1.5米,頂寬0.8米,石築段落保存較好。群眾反映:此邊牆可達吉林。 環境背景:它位於鏡泊湖中南段的東岸上,在江山嬌林場施業區內。初步考查認定為金末東夏國的遺存,即為金代小長城,是防蒙古軍南下的軍事工程。1990年經批準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6、斐優城 坐落在風景秀麗的圖們江畔之左岸,位於三家子滿族鄉古城村所在地的東城,隔江相望即是朝鮮的塞別爾郡市。該城周長2023米,牆高3-4米,基寬9米,東西南北各一門,具有角樓、馬麵等遼金古城的典型特點,是遼金古城中保存較完整的一座。該城內曾出土過十枚銅印,其中一枚為金代晚期的銅印,一枚無年號的銅印和兩枚紐小銅印外,其餘均為蒲鮮萬奴建立東夏國的銅印。銅印為兩種:一種是東夏國“天泰”年號的銅印;另一種為東夏國“大同”年號的銅印。因此認為,該城為金代晚期和東夏國的城址。有人考證,該城為東夏國的“東京”。
寧安境內美麗的鏡泊湖畔有一個旅遊景區叫瀑布村,現在也叫高麗民俗村,它坐落在鏡泊湖瀑布東側。村東的山上有一個山城遺址叫城子後山城。山城的東、西、北三麵為山崖峭壁臨江而立,構成了山城的天然屏障,因而無明顯的城垣遺跡。南城垣依山勢築有雙重牆體,外側牆體由西部江邊山崖外起,呈東西向延伸約20米向東北折。內側牆體距外側牆體100米,變由西向東伸展,牆南側有兩座明顯馬麵,還有一直徑30米左右的甕城。雙重城垣外側均有10餘米寬的牆壕遺跡。牆體為土築,夾有石塊,斷麵可見夯跡。城牆保存較好,現仍高於城內地麵2米左右,高於城外地麵達5米。據《寧安縣誌》記載,此城早先曾出土一方刻有“天泰”年號的銅印。城內可偶見黑色布紋瓦殘片,無其他遺物。從城勢建築形製、自然條件選擇及僅知的文物標本考究,目前學術界多認為城子後山城是金末叛將蒲鮮萬奴所建的東夏國(公元1215-1233年)北京城和北京路治所遺址。“天泰”年號係東夏國年號。蒲鮮萬奴曾以金代東部一隅之地,抗擊蒙古軍達19年,是金國女真人的傑出人物。據文獻記載東夏盛時,其勢力範圍仿佛當年渤海國。但東夏遺跡甚少,牡丹江中遊地區僅此一處,故城子後山城更加顯其重要的曆史與科學價值。1981年經黑龍江省人民政府批準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 金朝是滿族先民女真人建立的王朝,曆時120年之久。金末,蒙古族稱雄漠北,構成對金朝北方的威脅。金初,為了防止蒙古遊牧民族的侵擾,曾修築了界壕邊堡。金中期以後又對邊境不斷加固、整修。金代的界壕邊堡有東北路、臨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其中東北路主要分布在今黑龍江省境內,全長2500餘千米,是僅次於萬裏長城的一道長城。金末蒙古大軍不斷南下,金朝危機。此時契丹耶律留哥乘東北形勢混亂之際,聚眾10餘萬,自立為遼王,建元天統。貞祜二年(公元1214年),金令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領40萬兵進攻留歌。但由於金軍將帥之間彼此猜疑不勝,兵退遼東。使金宣宗棄中都(今北京)逃往南京(今河南開封),中都被蒙古占領,耶律留歌也攻占得地鹹平(今遼寧開原),金朝危亡已成定局。退守遼東的蒲鮮萬奴審時度勢,覺得遼東遲早都是蒙古盤中之餐,占領重鎮鹹平之敵耶律留哥隨時會揮戈南下;金宣宗又棄中都逃往南京,陸路交通聯係隔絕,遼東有如孤懸海外一隅飛地,另外由於戰事不利,旦夕之間都會召歸朝遷問罪。在此進退維穀之時,蒲鮮萬奴一不投降蒙古;二不回歸瀕臨滅亡的朝遷被問罪。公元1215年春,蒲鮮萬奴率兵北取鹹平,趕走耶律留哥,自立為國。《遼史》載其“據遼東,亻替 稱天王,國號大夏,改元天泰。”有學者考證“大夏即光大女真之意,喚起女真人的民族意識,爭取金遷殘存的各種勢力,或擁護或歸附。”此舉確實收到了效果,《金史》載“蒲鮮萬奴取鹹平、東京、沈、澄諸州、諸猛安、謀克亦多從之。”為應付複雜多變的形勢,以保存自己的實力,爭取更大範圍的支持者,蒲鮮萬奴圍攻金上京不下,在戰略上開始大轉移,避開金蒙交戰是非之地,轉至女真故地東海地區修整。在外交上同蒙古時降時叛以贏得時間。之後於1226年冬10月改國號為東夏。紀元仍用“天泰”,定國都於開遠(今綏芬河一帶)。1975年海林縣長汀鄉出土“萬戶一字號印”背刻“天泰2年6月”款;“天泰2年25月”“日款”這些實物證明蒲鮮萬奴建國之初的頭2年建立的根據地是女真族故地。寧安境內的城子後山城應是此時所建。無怪有的學者把城子後山城定為東夏開遠都城,自成一說。但多數人認為城子後山城是東夏國的北京城、北京咱所所在地。東夏國的疆域,南至朝鮮古長城東段;北至今黑龍江巴彥、依蘭以北至黑龍江下遊地區;西至今吉林省中部偏西一帶;東至日本海。從發現的刻有“天泰”、“大同”年號的吏、禮兩部官印可以推知,東夏國也沿金製,尚書省下設6部。地方設行部處理地方軍政事務。東夏國的主要經濟形態基本上是金代的繼續。對於東夏國勢力的不斷擴展,蒙古統治者不能置之不理,因此,窩闊台即位後,便於公元1233年2月,“詔諸王議伐萬奴,遂命皇子貴由及諸王按帶左翼軍討之”,同年9月,萬奴在南京(今吉林延吉市東)被縛,至此蒲鮮萬奴為東夏國王19年。公元1234年,金哀宗完顏緒亡於上蔡,至此,金朝滅亡。金朝國史共120年。 一般史書都認為蒲鮮萬奴被擒而東夏國亦滅亡。但自清聖祖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發現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以來,對東夏國的存亡又有新說。至1980年8月在吉林琿春斐優城內發現大同二年少府監造的“尚書禮部之印”和大同八年“副統所印”,共計發現刻有“大同”年款官印17顆。這17顆印原是東夏國之印,其年號“大同”原是蒲鮮萬奴被擒後的東夏國東號。17顆印中年款最長的是10年。但《元史》和《高麗史》記載有公元1253年東夏國興珍入侵高麗之事。有專家認為東夏國滅亡原在蒙古滅南宗建元之時,因此,東夏國改元“大同”之後至少也有40年的曆史。而這40年的曆史,東夏國的主要活動區域之一應當在女真人的故地牡丹江上遊和鏡泊湖區域,即東夏國北京路(城子後山城)所轄區域。
九、東夏研究
1、專著 1)《東夏史》北方民族叢書,王慎榮、趙鳴岐,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 2)《東夏史研究》樸真奭,延邊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 3)《東夏史料》長白叢書第四集,王慎榮、趙鳴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
2、有專節介紹東夏的書 1)《東北通史》(上)金毓黻,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6月翻印 2)《中國北方民族及其政權研究》申友良,中遊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 3)《女真源流史》中華民族源流史叢書,何光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 4)《女真史》東北史叢書,孫進己、張璿如、蔣秀鬆、於誌耿、莊嚴,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7月 5)《金朝史》何俊哲、張達昌、於國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8月
劉長海 1945年l月生,山東辛縣人,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館員,助理研究員,中國渤海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黑龍江省社會科學學會、黑龍江省文物博物館學會會員。1988年於哈爾濱師範大學漢語育文學係專科畢業。主要研究方向:渤海國史、金史、東夏史。1985年起,參加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官衙址、蓮花水電站淹沒區等大型考古發掘和牡丹江邊牆、九公裏山城等文物調查,並依據文物考古中的新史料對金史及散見於金、元曆史文獻中的東夏國史事進行比較研究,主要論文:《東夏史事辨析》(《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東夏國北京位置的再探討》(《江海文物學刊》1997年第1期)、《東夏國“北京勸農使印”者述》(《考古》1996年第11期)、《“蒲鮮萬奴有異誌”辨析》(中華書局《文史》1 999年第49期),其中《東夏文事辨析》、《東夏國北京位置的再探討》獲黑龍江省文物博物館學會優秀科研論著二等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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