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夏——金末元初時一個被人遺忘的女真人國家 (圖)

在中國的曆史史書中很少提到東夏這麽一個女真族政權的存在，作為一個國家實體，於大金衰亡之際，為求女真的複興，脫而自立，存在了七十餘年，領有吉林、黑龍江兩省大部，曾與蒙古共享高麗的納供，稱雄於遼東地區。國號初名大真，後為東夏，朝鮮史籍稱之為東真。一、蒲鮮萬奴首先，有必要介紹一下它的創立者——蒲鮮萬奴，在我國東北的曆史上他堪稱是有數的傑出人物，然而《金史》、《元史》均未為之立傳，僅有散見於《紀》、《傳》中某些零星事跡，這可能與史家對他懷有“逆賊”、“叛臣”的成見有關，另是修史之時，材料已然殘缺不備，故直到幾百年後的《新元史》、《元書》等才為之補寫專傳。蒲鮮萬奴，祖籍遼人，曆來對他有兩種評價：一是否定的，認為他是個人野心家，在搞叛亂，使金朝分裂內訌，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應該批判；二是肯定的，稱讚他是“遼東怪傑”，甚至譽其可“媲美阿骨打”。 由於史料的缺乏，以至於其家世在文獻上渺然無存，即便是姓名也歧說不一，也有記作完顏萬奴、夫合訥、富鮮萬奴、布希萬奴、禿珠大石、萬家奴、也奴、蕭萬奴、萬肅奴等。“夫合”、“富鮮”、“布希”為“蒲鮮”的別稱，“訥”為“萬奴”的急讀。“完顏”可能是金之賜姓。他初見於史籍記載，在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以尚廄局使（尚廄局是職司禦馬調習牧養的機構，次官為“使”，從五品）作為右翼都統完顏賽不的副統與宋軍作戰（《金史》卷12《章宗紀四》；卷113《完顏賽不傳》），萬奴出奇兵，配合完顏賽不的正麵進攻，取得擊潰宋軍主力皇甫斌所部步騎數萬的巨大勝利。衛紹王大安三年（1211）被任命為招討使的監軍，駐守於野狐嶺，由於主帥無能，被蒙古軍戰敗，精銳盡沒。同年，耶律留哥起兵叛金，契丹族群起響應。至寧元年（1213）他受鹹平路招討使，駐屯鹹平（遼寧開原）平叛。一戰迪吉腦兒（遼寧昌圖附近），大敗，衛紹王再次寬諒了他，並擢任鹹平路宣撫使。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任遼東宣撫使，成為遼東地區的最高軍事行政長官。當年，與留哥二戰歸仁，因輕敵而大敗，退入東京。二、建國稱王1214年金宣宗逃往南京（開封），中都（北京）陷落，金國覆亡已成定局，由於陸路交通聯係斷絕，遼東已成孤懸海外的一隅飛地，處境更為危難，“時金主禦下嚴刻，萬奴畏罪不自安，又聞東駕遷汴，不暇東顧，思乘間據地自擅”。（《蒙兀爾史記·蒲鮮萬奴傳》）二次敗於留哥亦使他認識到金朝已無挽回中興的可能，因而唯有改圖另舉，別建新業，或可振奮人心，又可免受金的製約。金宣宗貞祐三年（1215）春，萬奴發動兵變，分兵兩路，一路南下為偏師，一路北上是主力，以攻取上京為戰略目標，迅速占領了鹹平、東京、沈、澄等州，接著又進攻婆速府路，攻掠上京城等地。不久留哥趁機襲破東京，建國號“遼”，萬奴妻李仙娥被可特哥強娶。但留哥無意久居，劫掠一番後離去，萬奴才得以收複東京。起兵之初，雖取得“沈、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者”，但不久就連遭挫折，連已經歸附的賓哥、出台、按出等十一個猛安又轉投比他職位低的多的紇石烈桓端，更嚴重的是根據地東京的喪失，經過幾個月的經驗教訓，使萬奴認識到遼東宣撫使的名義已不起多大作用，必須改弦更張，樹立起建國稱王的新旗號，重振女真民族精神，才能起到誘發遼東將士，收攬遼東人心的目的。乙亥年（公元1215年，金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在東京建都自立為天王，國號“大真”，年號天泰，謀求女真之複興。三、曲降蒙古大真建立之初，處境艱難，被蒙、金、遼三國所圍困，阻隔了與外界聯係的陸路通道。遼東南部和東部的金朝軍隊成為它最近的敵人，遭受最緊迫的威脅，金廷以曲赦遼東路許以高官誘使分裂的策略，圖謀籠絡和瓦解其軍心，從內部搞垮，更調整遼東部署，“詔諭遼東諸將共討之”。而遼由於內部的自相殘殺，又遷居遼西之地，留哥更是投降蒙古，成為其附庸，雖仍有威脅，但已退居此要地位。故對大真而言，最大最危險的敵人當是兵鋒正急的蒙古。如與之硬抗，必將敗亡，若偽降，還可保存實力，蜷伏待機。於是，1216年10月間，遞出降表，以其子帖哥為人質入侍禦營。四、東遷立夏蒲鮮萬奴通過麻痹蒙古，使之鬆懈了對自己的防範，降後不久即趁隙“率眾十餘萬，遁入海島”（《元史·木華黎傳》），故作局促蜷伏，無意卷土重來之態，進行了一次大的軍事轉移，保存、休整了部屬。1217年2月遼東蒙軍統帥木華黎轉向南伐，進圖中原，未留相應的兵力守備。萬奴以為機會已到，遂起兵殺死監軍耶律捏兒哥，踏上了東遷的路程，大致由南北兩路同時進行。先轉戰於鴨綠江下遊一帶，四月攻破大夫營，萬奴率主力北上進攻隆安府（吉林農安），金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蒲察移剌都棄城逃往汴京。既而進軍上京，上京行省太平與之通，焚宗廟，執元帥承充，取上京，殺留守溫迪罕老兒，然承充之女代父堅守，又得援兵，不克，於是撤軍東去曷懶路、速頻路交界地區。主力於1218年12月以前基本完成東遷。然其殘餘勢力繼續在遼東南部活動了一段時間。於1217年六、七月間，再度自立，改國號為東夏，年號仍延用天泰，建都開元城（其地今址眾說不一）。也有說其國號本為大夏，因地處東方，為別於西夏故而名之。朝鮮史籍稱之為東真。　五、威震遼東東夏立國，金廷以蒲察五斤為遼東行尚書省，又改調至上京，同時詔捕治遼東受偽署官家屬皆殘酷殺害，但金軍僅能退處婆速一路，艱撐危局而已，哪有與東夏對抗的實力？此時，蒙古正用兵西夏，又與金力爭中原，也無暇分兵遼東，為東夏的發展壯大贏得了時機。短短幾年時間，經過不斷的用兵，勢力所及，包有了金的曷懶路、速頻路和胡裏改路地區，疆域範圍大致為東至日本海，西北至胡裏改城（黑龍江依蘭），西至張廣才齡，南至婆速府與朝鮮青州（朝鮮鹹鏡北道一帶），最盛時達到南起西逾大齡中經定平東止都連浦的朝鮮古長城東段，北至今黑龍江巴彥、依蘭以北至黑龍江下遊地區，西起今吉林中部偏西至黑龍江南部當中一帶（後期包括金上京城在內），東至日本海。耶律留哥起兵之後，其眾勸自立，卻降了蒙古，部下多叛，其中一部分進入高麗境內輾轉侵擾，威脅王都，高麗便希望蒙古、東夏“領兵來救，一掃其類”（《高麗史》）。1218年成吉思汗派元帥哈真和紮剌，領兵一萬與留哥的餘部相合開赴高麗，蒲鮮萬奴亦遣元帥胡土率軍二萬，共有十萬之眾，高麗自出兵四十萬，共討於江東城下，1219年春正月，其首領喊舍自殺，餘者出降，遂平。高麗為表感謝之意，向兩國呈獻歲貢，還約定兩國遣使至高麗受納貢物。此後，蒙古派往高麗督催貢物的使臣均取道東夏國境，與東夏的使臣常來往同行，親如一家。蒙軍元帥哈真曾對朝鮮言：“果與我結好，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禮萬奴皇帝” （《高麗史》），表示蒙古已經承認了蒲鮮萬奴的自立稱帝。東夏以派遣使節跋涉萬裏前往成吉思汗西征駐蹕之地朝覲，表達了大的禮節。這種友好關係一直維持到1224年，前後達六年之久。六、東夏國破然東夏與蒙古之間的友好關係隻是表麵上的親善，一種政治上暫時的妥協，實際上卻是爾虞我詐、勾心鬥角，都在拉攏、壓迫高麗以孤立或打擊對方。麵對蒙古的強大，東夏不但沒有與高麗聯手共抗，反而不斷派兵侵擾其邊境劫掠，致使兩國時常處於小規模的戰爭狀態，消耗了國力，卻毫無所得。1223年木華黎經略中原未成，死於山西。1224年東夏與蒙古的關係出現新的轉折，1月，東夏致高麗文二道：“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師老絕域，不知所存，訛赤忻貪暴不仁，已絕舊好’；其一曰：‘本國於青州，貴國於定州，各自榷場，依前買賣’” （《高麗史》）。從此，蒙古使者不再經東夏國境而從婆速路出入。雙方關係的交惡，東夏由於錯誤地估計形勢應負主要責任，但是蒙古皇太弟斡赤斤（訛赤忻）的貪暴不仁，對東夏肆意索貢，也是原因之一。兩國關係破裂，但並未因此而激化。1227年成吉思汗死，窩闊台即位，經過三峰山之戰，金國僅存的主力部隊覆亡，蒙古的對外擴張政策有所改變，開始在東北地區大舉用兵，兩國關係又開始緊張起來。1233年2月，元太宗“詔諸王，議伐萬奴，遂命皇子貴由（即：元定宗）及諸王按赤帶，將左翼軍討之”（《元史》）。參加的還有多人，隸屬關係如下：皇子貴由——國王塔思——石抹孛迭爾///石抹查剌皇子貴由——兀良合台諸王按赤帶（台）——移剌買奴（左翼軍）王榮祖（先“伐高麗”，後“進討萬奴擒之”）蒙古大軍取道高麗，北進東夏境內。1233年9月包圍南京，雖然“城堅如立鐵” （《元史》），終因寡不敵眾，城陷，蒲鮮萬奴被擒（一說被殺）。蒙軍繼續前進，攻占“開元（黑龍江省牡丹江東部）、恤品（綏芬河流域中下遊），東土悉平”（《元史》）。東夏國亡，立國一十九年。七、政權仍存過去都認為東夏隨萬奴的被擒而滅亡，但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發現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以來，對東夏國的存亡又有新說。據王國維的考證：“《高麗史》多記東真即大真與高麗交涉事，自太宗癸巳（1233）以後，至世祖至元之末（1294），凡二十見。意萬奴既擒之後，蒙古仍用之，以鎮撫其地，其子孫承襲如藩國然，故尚有東真之稱”（《黑韃事略箋證》）。另外在《高麗史》和《元史》1233年後多年的記載中仍使用“貴國”、“東夏萬奴國”的稱謂。1234年2月，“蒙古留百餘騎於東真，餘皆引還”（《高麗史》）。1235年設開元、南京二萬戶府，後者總管可能即東夏國王兼任。東夏的舊屬繼續維持管理著該地區的政務，而使用的年號就是“大同”，於當地出土了多顆不同年份的大同年號官印，足以證明。作為藩國的東夏，自此對蒙古一直歸順服從，並協助蒙軍鎮壓高麗的反叛。1235年蒙古三伐高麗，東夏軍即作為前導，攻下了龍津鎮、鎮溟城等地（《高麗史》）。1236年蒙軍再入高麗，曾派援兵百餘騎，侵入高麗東北境，自耀德、靜邊趨永興倉（《高麗史》）。到了蒙哥統治時期，蒙古再度大規模用兵高麗，東夏又成為蒙軍進兵的通路。據《高麗史》記載，自1249年至1259年，每年都有東夏的兵馬入境侵擾。1257年，入登州的一次多至三千餘騎，1258年還出舟師圍攻高城縣的鬆島。直至蒙古出麵幹預，才停止。元世祖即位後，開始逐步加強對東夏的控製。至元三年（1266）二月，曾設立過東京、開元、恤品、合懶、婆速等路宣撫司。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又增設海西遼東提刑按察司。恤品、合懶兩路是東夏的領地，海西當謂包括東夏在內，可見已一律與國內地區統治管轄。至1287年後，似不再有“東真”、“東夏”之名，想東夏藩國當撤於前。（注：此文資料來源於《東夏史》、《東夏史料》、《東夏史研究》等書，幾乎皆引原文。）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八、曆史遺跡 1、城子山山城為了防範蒙古的東侵，針對該地區多山地的特點，東夏國城市多建在山上，成為山城。位於延吉市東郊延吉市與圖們市交界處。城內有少量渤海國遺跡和大量東夏國遺跡。城垣依山勢以石材修築，呈不規則橢圓形，周長4454米。有門址崐4處，其中3處有甕城。城內地勢開闊，中央有宮殿基址，呈階梯狀，共9階， 每階寬10米，長17米，其上礎石排列有序。殿址周圍散布有大量的建築瓦件。城內出土有玉帶飾，玉鴛鴦佩飾、瑪瑙佩飾、東夏國官印、銅鏡、占卜器、磕碼、母子小銅造像以及數百枚唐、宋、金銅錢。該城是東夏國的南京，東夏國王蒲鮮萬奴曾一度居於城中，公元1233年蒲鮮萬奴在城中被蒙古軍兵俘虜，東夏國滅亡。是研究東夏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最為重要的文化遺存，具有較高的獨特的曆史和科學價值。2、浴池山，位於延吉市東約10公裏，隔一山穀與城子山相對。山頂有一圓形水池，山巒山有一烽火台。水池據傳為東夏國國王蒲鮮萬奴洗浴之處。3、克拉斯諾雅爾山城位於綏芬河南岸今俄羅斯烏蘇裏斯克附近的克拉斯諾雅爾山上，周長16華裏，呈環形，依山隨勢而建。從山腳至山頂共三層城牆，高5米，城牆附近還有壕塹等輔助設施。最高處是一座“禁城”，四周隔一道內牆，城內有許多豪華的宮殿式建築遺跡。 4、延邊古長城 延邊古長城處於八道溝的雙峰山和延吉市北的平峰山山脊上，它西起和龍縣土山鄉東山村二道溝的山坡上，蜿蜒經過於河龍市的西城、龍門鄉、龍井市的細鱗河、桃園、銅佛、延吉市的八道、煙集、長安鄉等的崇山峻嶺中，消失在東距延吉市15公裏的磨盤山附近。長城多為土築，也有石築，全長約150公裏，已發現烽火台17座。最長的一段是從細鱗河至老頭溝鎮的一段，約長10公裏；保存最好的一段在老頭溝的官船村，尚存高約3米左右。古長城無文獻記載。據研究認為是東夏國的江城。也有認為始建於渤海，其與琿春的“邊壕”一起是渤海中京和東京的拱衛之城，後為東夏國利用並改建為防禦工程。還有認為它是金代長城或高句麗時期長城。5、鏡泊邊牆所在地：鏡泊湖東岸位置：東經129°00’　 北緯43°46’平均海拔：400米類型描述：它土石結構，依山向東南走向而蜿蜓，發現長度為4.5公裏。西段湖岸段有堆石外，其餘多為土築或土石混築，每隔50--80米有馬麵突出牆體。高2米左右，基闊1.5米，頂寬0.8米，石築段落保存較好。群眾反映：此邊牆可達吉林。環境背景：它位於鏡泊湖中南段的東岸上，在江山嬌林場施業區內。初步考查認定為金末東夏國的遺存，即為金代小長城，是防蒙古軍南下的軍事工程。1990年經批準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6、斐優城坐落在風景秀麗的圖們江畔之左岸，位於三家子滿族鄉古城村所在地的東城，隔江相望即是朝鮮的塞別爾郡市。該城周長2023米，牆高3-4米，基寬9米，東西南北各一門，具有角樓、馬麵等遼金古城的典型特點，是遼金古城中保存較完整的一座。該城內曾出土過十枚銅印，其中一枚為金代晚期的銅印，一枚無年號的銅印和兩枚紐小銅印外，其餘均為蒲鮮萬奴建立東夏國的銅印。銅印為兩種：一種是東夏國“天泰”年號的銅印；另一種為東夏國“大同”年號的銅印。因此認為，該城為金代晚期和東夏國的城址。有人考證，該城為東夏國的“東京”。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九、東夏研究1、專著1）東夏史，北方民族叢書，王慎榮、趙鳴岐，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2）東夏史研究，樸真奭，延邊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3）東夏史料，長白叢書第四集，王慎榮、趙鳴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2、有專節介紹東夏的書1）東北通史（上），金毓黻，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6月翻印2）中國北方民族及其政權研究，申友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3）女真源流史，中華民族源流史叢書，何光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4）女真史，東北史叢書，孫進己、張璿如、蔣秀鬆、於誌耿、莊嚴，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7月5）金朝史，何俊哲、張達昌、於國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8月無意中在網上查得的一位應該說是研究東夏曆史的人：劉長海　1945年l月生，山東辛縣人，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館員，助理研究員，中國渤海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黑龍江省社會科學學會、黑龍江省文物博物館學會會員。1988年於哈爾濱師範大學漢語育文學係專科畢業。主要研究方向：渤海國史、金史、東夏史。1985年起，參加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官衙址、蓮花水電站淹沒區等大型考古發掘和牡丹江邊牆、九公裏山城等文物調查，並依據文物考古中的新史料對金史及散見於金、元曆史文獻中的東夏國史事進行比較研究,主要論文：《東夏史事辨析》（《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東夏國北京位置的再探討》（《江海文物學刊》1997年第1期）、《東夏國“北京勸農使印”者述》（《考古》1996年第11期）、《“蒲鮮萬奴有異誌”辨析》（中華書局《文史》1 999年第49期），其中《東夏文事辨析》、《東夏國北京位置的再探討》獲黑龍江省文物博物館學會優秀科研論著二等獎。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