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那 ”被賣國賊梁啟超章太炎使用

“ 支那 ”被賣國賊梁啟超章太炎使用

1871年  清穆宗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四年   辛未年（羊年）
1月18日——德意誌帝國建立，德國統一。
5月10日——普法戰爭結束，根據法蘭克福條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
5月15日——德國頒布第175條，開始了德國迫害同性戀者的曆史。直至1994年條例廢除之前，因此條例而受害或被殺的同性戀者數以萬計。
 8月14日——愛新覺羅載湉，即光緒帝出生（逝世1908年）
9月13日——《中日通商章程》在天津簽訂。
12月24日——朱塞佩·威爾第的著名歌劇《阿依達》在埃及開羅的歌劇院（Khedivial Opera House）首演。

《中日通商章程》為中國清朝政府和日本於1871年（同治十年）簽訂的條約。1872年（同治十一年），日本提議修改此條約未果。1873年（同治十二年），清朝政府派李鴻章與日本使節在天津進行換約。1871年7月29日，大體上按中國的方案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其主要內容是:兩國互不侵犯領土，互不幹涉內政；一國受他國侵略時須互相支援；互派駐外使節；各通商口岸派駐領事，等等。這是近代史上中日兩國簽訂的第一個對等條約。19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都受到歐美列強的侵略。1871年，兩國簽訂《修好條規》，正式建立了國家關係。就在這時，日本已在策劃侵略中國。當時日本剛開始明治維新，對外要"開疆拓土"，海上向南擴張的目標就是琉球和台灣。中日《修好條規》隻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幌子。

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日本代表團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 “ 中國 ” 。 “ 中國係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 ” ，要求隻寫 “ 大清國 ” 。中國代表則力爭： “ 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隻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 ， 後經李鴻章親自出麵，與日本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約定： “ 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 ” 。 但日本代表團在謄正時，在其所持漢文本內，依舊用 “ 大清 ” 而非 “ 中國 ” ，導致中國代表團提出嚴正抗議。日本則辯稱，其漢文本中的 “ 大清 ” 是和文譯文， “ 不必與貴國正本漢文並視而論 ” 。李鴻章息事寧人，未再堅持。 （以上引自《日本外交文書》第四卷， 226-245 頁。轉引自《中日甲午戰爭全史》第一卷）

其實，早在清初，日本支持鄭成功抗清 —— 國姓爺有一半日本血統，他的日本母親就是被 “ 侵華清軍 ” 奸殺的 。

甲午戰爭，日本充分利用了滿漢矛盾。 《日清戰爭實記》 有日本 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大將親率的第一軍，在東北發布的 《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 告示： “ 切望爾等諒我徒之誠，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托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複三代帝王之治。” 

檄文出自著名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 (1864-1923 年 ) 之手。作為中國通， 宗方小太郎為日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貢獻頗多，受到日本天皇的召見。宗方對日本利用滿漢矛盾謀劃極深，在他於甲午年所撰寫的 《中國大勢之傾向》 中，分析道： “ （滿清）前之叛亂者殆無義名而叛，今之叛亂者無不以恢複明祀為名義。其故何在？曰： ‘ 恢複明朝 ’ 一語最易煽動民心，又為民心之所向故也 …… 方今中國之形勢頗似元朝末運。彼因起於滿州異族，奪取明之天下，正如元之於宋，出自異族而統治中國則一也。故目今背叛朝廷者多為人民飽嚐弊政之餘而開始種族競爭者也。徵之該國曆史，自古以來凡由異族起而奪取天下者，常於人種之競爭中被奪回。 ” 他認為， “ 此時若有非凡之士，其於草澤之間，收拾以上各黨派 （指造反的哥老會、白蓮教等）成一體，以大義名分明示天下，誠心誠意代天行道，普救蒼生，乘機而起，覺羅氏之天下不知所歸也 ” ，期望日本成為這個能凝聚中國人心的 “ 非凡之士 ” 。 

同年，著名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在 《對華邇言》 中分析道： “ 今愛新覺羅氏之天下百弊叢生，已瀕於陽九之末運，岌岌之勢有如敗屋之將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勢 ” 。在認為歐洲必然會對中國進行瓜分之後，他說： “ 歐洲各國對中國之深謀遠慮既已如此，一朝中原鼎沸之日，豈能止於徒手旁觀乎？ ” ，要日本 “ 製天下之機先，一朝有事之際，方可淩駕歐人，使之不能呈其欲望於中國中原也。是不特中國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亞洲體麵之要務也 ” ， 並十分具體地要求日本政府重視在華占領區的民政，還引用了孟子的名言： “ 當今之時有能行仁政者，民悅之如解倒懸 ” ，希望占領當局 “ 施行大道 ” 、 “ 待民如子 ” ，並且指出 “ 新占領地之統治者，責任至重，其人選非最慎重不可也 ” 。 （《宗方小太郎日記》） 

保皇的 “ 維新派 ”根本就沒安好心，其目的是架空光緒皇帝，同時散布日本人偽造的《揚州十日記》等書。梁啟超自己就說，當年他和譚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時務學堂期間，即 “ 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 ” （《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  專集三十四》）。

甲午戰爭後，日本日益成為革命者的庇護所，同盟會、光複會等組織都是在日本組建，得到了日本官方或半官方的支持。那時日本社會已經開始流行用 “ 支那 ” 稱呼中國。中國的很多革命者，來到日本後，一是剪辮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二是直接借用日本式稱呼自稱 “ 支那人 ” 而非 “ 清國人 ” 。 “ 支那 ” 這個在後來引起中日間很強烈感情衝突的詞匯，在甲午後、二戰日本戰敗前，幾乎是日文中指代中國的唯一名詞。 1902 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 （指甲申年明亡於清） ，喊出了 “ 光複漢族，還我河山 ” 的誓言； 1904 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了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後成為同盟會黨報《民報》。即使非革命派的梁啟超，也用 “ 支那少年 ” 為筆名，康有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詩中稱 “ 我是支那第一人 ” 。

辛亥革命後，滿漢矛盾消失，日本依舊用 “ 支那 ” 。 革命黨人賣國自己侮辱自己，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槍手，被日本人任意玩弄使用，而梁啟超章太炎宋教仁這些人渣後來卻成了中國的偉人！


“ 五四 ” 運動，學生受到革命黨人的鼓動，上書北洋政府，抗議日本政府使用 “ 支那 ” 和 “ 支那共和國 ” 。 北洋政府為此專程向日本提出，認為 “ 支那 ” 一詞 “ 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中文須大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 。 而日本人認為 “ 中華 ” 一詞暗藏著對日本的輕蔑。當時有讀者投書《東京朝日新聞》，對中國政府要求日本使用 “ 中華民國 ” 提出不滿，認為： “ ‘ 中 ’ 及 ‘ 華 ’ 之語，是自古以來支那對夷狄傲慢的自稱 …… 今日對外擬用 ‘ 中華 ’ 之名，其實含有鄙視列國為夷狄之意，可謂無禮之極。故此，在討論使用不使用 ‘ 支那 ’ 稱呼之前，實宜先行以適當文字，取代 ‘ 中華 ’ 二字的稱呼。 況且，支那政府並不能判明 ‘ 支那 ’ 一語的起源。此語自遠古時代使用以來，並無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論上可決議正其國名為中華民國，而不作支那。惟堅決拒絕一切習慣使用之稱謂，態度未免太過激烈。尤其中華民國本身寫做英文名稱作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的 China ，敢問難道不是支那嗎？ ”

本來的確隻是音譯的中性詞 “ 支那 ” ，在甲午中國戰敗後，就成了日本貶低中國的代名詞，後來，更有梁啟超章太炎宋教仁等漢奸人渣推波助瀾，這些國賊自己就叫自己支那，為了推翻北洋政府，這些無恥的賣國賊又鼓動學生向北洋政府抗議，結果，又是自取其辱。日本從來沒對中國按好心，所謂蔑視和瓦解清朝和北洋政府，都不過是七分中國的環節之一而已。最可恨的是中國人的敗類甘願為日本人效力，後來這些漢奸搖身一變，成了偉大的革命家和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