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清朝與北洋政府滅亡的最大功臣---晚清是君主立憲製社會，不再是封建社會

楊度：清朝與北洋政府滅亡的最大功臣---晚清是君主立憲製社會，不再是封建社會

本文有三個部分：從人口和貿易調度看清朝的成績，清朝政治改革成績，清朝和北洋
軍閥滅亡真相。


倒黴的清朝： 右派罵他封建專製 左派罵他和買辦勾結欺壓人民 民暈罵他 大漢族主義者更是罵 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還有 海外反華勢力：誣蔑清朝挑起民族矛盾 儒教信徒：清朝不是正統，甚至把紀大才子也罵成漢奸，媒體有報導 我朝批判清朝：社會主義道路是最正確的選擇


在1000年前，中國的人口隻有1600萬，西歐加上南歐的人口也才約2700萬，據估計全球人口約6000萬。那時，歐洲的人均壽命僅30-42歲。

在歐洲資本主義興起以前，世界各地區的人口平均壽命都很短，到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歐洲人口的平均壽命開始有了顯著的提高。

到19世紀中葉，歐洲的平均壽命超過了40歲。

在20世紀末期，世界人口男女平均壽命分別達到63.3歲和67.6歲
發達地區人口的男女平均預期壽命分別達到71.1歲和78.7歲，男女平均預期壽命最高的日本已分別達到76.8和82.9歲。

欠發達國家的男女平均預期壽命分別為61.8歲和65.0歲
最不發達國家人口的男女平均預期壽命也上升49.6歲和51.5歲。

上述數字表明，清朝人口平均壽命並不明顯低於歐洲
而民國時期和我朝的人口平均壽命卻顯著低於歐洲
因此，用人口平均壽命誣蔑清朝不成立

現在說世界貿易：
清朝除了海上貿易，還有陸地貿易，比如在北京和俄國的貿易，在朝鮮和東南亞的貿易
總的來說，絕不次於現在，更不用說民國和毛時代


對於百姓，中國主要是農民，現在也如此

民國不提了。混戰時代

毛時代有剪刀差，本來我們出人和蘇聯出武器一起打朝鮮戰爭，結果我們後來卻要掏錢買蘇聯武器，欠了不少外債。除了外債，毛為了當世界老大，如同今天的台灣金錢外交，無償援助亞非拉小兄弟，這些無償援助和外債，再加上剪刀差，主要落到了農民頭上。

現在，情況有所好轉，但是，加入世界貿易體係的條件過寬，美國用基因農業產品對抗我們的農業天然產品，黑龍江大豆農民有的因此破產。

因此，從世界貿易和對百姓的角度看，都沒有否定清朝的有利證據。


誰讓他是封建專治的社會呢？



晚清是君主立憲製社會，不再是封建社會 見我的慈僖mm萬歲一文
當然，所有咒罵清朝的，是不承認這一點的



中國政治史是各國政治史中最完備最連續的。周公製禮作樂，年湮代遠，且多出諸傳說，殆不可考。雖然在中國古籍中這件事是始終被作為中國政治發展的裏程碑事件而載入史冊的，但今日無法確知當時實際情形，隻能存而不論。秦始皇帝掃六合，一天下，創立了全新的統治方式，“千載猶行秦法政”，影響了整個君主專製時代；西漢黜百家，尊儒術，為兩千年的政治文化定下了基調，秦漢之交也應該是政治上的一場革命。最近的一次，資料也比較完備的，就是清末新政。它在中國開創了憲政的新時代，播下了現代政治文明的種子，後此任何一次“革命”所代表的變革，所蘊涵的意義，都不如清末新政來得深刻，來得劇烈。


1901年1月29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以下未經說明皆用陽曆），尚在西安的清廷頒布上諭，申明要變法革新：“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各舉所知，各抒所見。” 是為當國者講求新政的開端。1901年4月，上諭成立“督辦政務處”，“於一切因革事宜，務當和衷商榷，悉心評議，次第奏聞。” 其後，政治方麵略有改革，如裁撤詹事府和通政司、廢除刑訊等，但總體變化不大。經濟上也有所動作，中央政府設立了商部，開辦大清銀行，並頒布了在省會及大城市成立工商兩局的章程等，但亦無甚起色，後遂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事。
　　1905年7月16日上諭：“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各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 7月27日，又增派商部右丞紹英隨同考察。不料五大臣未出都門，即遭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行刺，載澤、紹英受輕傷。10月26日，上諭以尚其亨、李盛鐸替代徐世昌、紹英出洋 。1906年7、8月間，五大臣先後回京，“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後之利。” 其時立憲之說早已風行宇內。1903年11月柳亞子在《江蘇》第6期發表《中國立憲問題》一文，說當今“遍四萬萬人中所謂開通誌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籲於海內外曰：立憲！立憲！！立憲！！！” 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俄國戰敗，一時哄傳立憲政體戰勝了專製政體。人們對於憲政的熱情之高，幾至於認為一行憲政，則百病全消了。五大臣出洋歸來，亦以憲政為請，更加堅定了統治者立憲的決心。載澤《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曆數憲政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較輕”，三曰“內亂可弭”。 正好迎合統治者的需求，消除了他們對立憲的戒心。五大臣奏報完畢，慈禧即令各王公大臣將奏折傳閱討論，結果公議立憲有利，應該實行，隻是在時限緩急上各有分歧。1906年8月29日，慶親王奕劻等“麵奏兩宮，請行憲政” 。9月1日，上諭“仿行憲政”。其時距五大臣回國僅1個月。

　這篇史稱“預備立憲詔”的上諭說：“我國政令積久相仍……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決定“詳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 頒布“預備立憲詔”的第二天，即有上諭改革官製，“飭令先行厘定官製”。 欽定的編製官製大臣們一個多月後擬製出改革中央官製的草案，送達朝廷的第二天即得到答複，除裁撤軍機處、設內閣總理大臣外全部批準，並立刻進行了相應的人事調整和安排，同時令奕劻等與各省督撫會商地方官製 。一時全國哄動，士大夫無不以改官製為言，內外大臣更是奏章迭上，倡言自己的看法。1907年7月7日地方官製方案上報朝廷，當天即得到上諭“著由東三省先行開辦”，“直隸、江蘇兩省，風氣漸開，亦應擇地先行試辦，俟著有成效，逐漸推廣。”
　

1907年8月13日，上諭設立憲政編查館，負責調查各國憲法，編訂憲法草案，並搜求編輯各國法典、統計表等 。
1908年7月，清廷公布《各省谘議局章程》、《谘議局議員選舉章程》。
8月27日，憲政編查館進呈憲法大綱，當日得到批準。同時批準公布的還有《議院要領》、《選舉法要領》和《議院未開以前逐年籌備事宜清單》（因立憲預備期為九年，故又稱為《九年籌備清單》）。

不料11月份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相繼去世。兩宮遺詔皆重申立憲進程應該遵循以前的計劃。

12月2日，宣統皇帝即位，載灃攝政。第二天即有上諭：“嚴飭內外臣工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員之詔各等諭。”
　　
根據《九年籌備清單》，1909年2月17日，清政府發出上諭：“本年各省均應谘議局選舉及籌辦各州縣地方自治，設立自治研究所，選用公正明慎之員紳，一律依限成立。”
10月，各省谘議局成立。
11月，以溥倫及載澤為纂擬憲法大臣，陝甘總督升允因奏阻立憲而開缺。
　　
1909年下半年至1910年初，各省谘議局選出代表齊赴北京，請願速開國會。清廷以“籌備既未完全，國民智識程度又未劃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為憲政前景之累” 為由予以拒絕。
1910年5月，請願代表及一些商會代表再次伏闕上書，請求速開國會，又以同樣的理由未獲批準。
10月，原先的請願代表聯合北京各界人士，第三次上書請願，至有剜肉血書者 。各刊物報紙、各社會團體也爭相鼓吹開議院、定憲法，聲勢十分浩大，又有各省督撫大半來電奏請速開國會並設立責任內閣。
更加適逢其會的是，在預備立憲的計劃之中作為議會之基礎的資政院第一次年常會在10月3日召開，按章程會期為三個月。請願代表上書資政院，資政院代表本大多來源於各省谘議局，自然引起同情與共鳴，遂決議上奏請速開國會。其時國內局勢已經極度動蕩不安，革命漸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清政府為了平息騷亂，控製局麵，經過緊急會議，就於11月4日發布上諭，宣布提前於宣統五年召開國會，比原定計劃提早了三年。
1911年1月17日，清政府批準頒布了《修正逐年籌備事宜清單》，將立憲各項準備工作按照新的年限進行了壓縮裁減。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批準頒布《內閣官製》和《內閣辦事暫行章程》，設立責任內閣，任命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內閣協理大臣。因奕劻內閣13人中共有皇族6人，多稱之為皇族內閣。同時建立弼德院，由顧問大臣充實之，擁有“憲法及附屬法令之審議及解釋”等權 。但時勢的發展遠遠出乎當權者的預料。

5個月之後的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就打響了，北京立刻陷入一片驚慌。為了挽回大勢，爭取人心，清廷於10月30日接受了奕劻的辭職，取消了皇族內閣，並宣布開黨禁，允許革命黨人依法組成政黨。
11月5日又下詔“一俟議員選定，即行召集國會” 。
11月3日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模仿英國體製，實行虛君共和。

然而大廈將傾，扶之何易？隨著各省先後宣布獨立，大清的圖強郅治之夢也隨著帝國本身的土崩瓦解而煙消雲散了。



新政的政治成就：體製革命
　　
對一個曆史事件的評價，單看當事人的主觀意圖和時論是遠遠不夠的，某些行為對人類的影響永遠不會停止，曆史每經過一個新的階段，人們就可能對它作出重新評價，這並不意味著後人比前人高明，而是他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緣故。對於現在及以後的中國政治來說，清末新政可能就屬於這種情況。

既名“新政”，自然是以政治上的革新為主，實際擬定和實行的改革措施也確實是以政治為多，改革所影響最深的領域也是政治。由於當時中國的政治問題非常突出，簡直已經到了壓倒一切的地步，因而任何其它領域的改革也都不可避免地最終歸結於政治的變革。新政的開始起因於帝國的危機，但它又刺激引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價值觀，反而又加劇了帝國的危機，促進了清朝的滅亡，然而新政所帶來的新思想、新概念、新製度，卻輾轉保留了下來。
　　
新政所規劃的改革措施，有很大一部分沒有來得及推行，已經明令實施的計劃也有相當一部分由於各種原因而舉步維艱，收效甚微。但是，我們所要考察的清末新政是在一係列曆史事件鏈條中的一環，它受到了以前曆史環境的影響和限製，也影響和限製了後來的曆史環境，我們不僅要注意它的“實際意義”，更要注意它的“符號意義”。清末新政是一種曆史進程的實際體現，同時又通過它的行動和宣言，傳達了關於這個進程的複雜信息。下麵是它的實際內容及其符號意義分析。
　　
新政催生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憲法，專製統治者公開甚至是急切地打出憲政大旗，標誌著中國政治翻天覆地的變化。
　　
1908年8月27日，清廷頒布《憲法大綱》，共有君上大權和臣民權利義務兩部分，計23條。這個“憲法大綱”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完整憲法，而是“預為籌定，以為將來編纂之準則” ，是一個綱領性的、原則性的預備憲法。單就形式而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一國擁有憲法，即意味著該國的根本製度被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憲法享有至高的尊嚴，雖然各國憲法的修改權限及程序略有不同，但在所有的立憲國家之內，修憲都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一定會引起全體國民的注意，因而也就十分慎重，因此，憲法的形式限製了絕對的權力，憲法麵前，不存在任意行事的人。這與秦漢以來的專製傳統是直接對立的。在中國古代政治思維和政治設計中，沒有任何對君權的強製性限製。對君權的限製隻有兩種軟約束：一是道德約束，通過道德教化，希望君主將儒家論理內化為自覺行為，從而減少君主有意識危害社會的可能性。儒生們的最高理想就是“得君行道”，“格君心之非”，使絕對權力自動地按照“道”的軌跡運行；二是諫院等類似機構的設置。畢竟君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他的道德自律和對社會現狀的體任是很不值得相信的，於是有了專門向君主提意見的諫官。“武死戰，文死諫”，固諫被殺成了文官無上的光榮，這反映了人們對限製君權的道德認同感，但同樣也反映了監督者對被監督者的無可奈何：君主的合法性來自天命，而非儒生和官員，苦勸不聽，隻能由他。朱元璋讀《孟子》至“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勃然大怒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命撤去文廟孟子牌位。 明朝後期，又大肆殺戮言官。可見君主專製發展到明清時代已經達到頂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但是晚清內外交迫，國事日蹙，居然仿照外國，擬出憲法，將君主所享權力逐條列出，且雲：“夫憲法者，國家之根本法也，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率循，不容逾越。” 君主權力大小暫且不論，“君權法定”的觀念與事實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在中國，不能不說是政治係統的革命性轉變。
　　
從內容上來看，《憲法大綱》多被指斥為致力於維護君主大權，限製臣民權利。這固然是它的致命傷，但是我們認真分析以下它的具體條文，仍會發現許多不可小視的轉變。第一、二兩條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君主的至尊地位是一切君主立憲國家的共通點，如果據此指斥它“把中國曆代帝王曾奢望而不可得的萬世一係也寫入了憲法” ，不免失之刻薄。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憲法大綱》沒有玩弄“天命”、“天子”的舊把戲，而是直接了當地規定了皇帝的地位至高無上，這就意味著皇帝的尊嚴和地位來源於憲法，即憲法替代了天命而成為統治者合法性的源泉，毫無聲息地完成了韋伯所謂從“傳統型”和“奇裏斯瑪型”向“法理型”權威的轉變。直至今日，執政黨的合法性來源除了憲法外，還要向“曆史”和“國情”中尋找依據，遠不如這部準憲法來得徹底。
　　
《憲法大綱》在臣民權利義務一項中，規定了臣民擁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和私有財產權等基本人權，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專製政體之下，人民享有哪些權利是不明確的，隨時可能會被以合乎社會規則的理由予以侵害甚至剝奪，曆代的法律也僅僅是懲治性的，沒有任何保護人民政治權利的條文。作為專製統治者，對於人民擁有過多的權利當然是不情願的。“首列大權事項，以明君為臣綱之義，次列臣民權利義務事項，以示民為邦本之義，雖君民上下同處於法律範圍之內，而大權仍統於朝廷，雖兼采列邦之良規，而仍不悖本國之成憲。” 臣民權利自由“實不過徒飾憲法上之外觀，聊備體裁，以慰民望耳。” 但是憲法首先是朝廷製定頒布的，它當然不可能盡悖“本國之成憲”，完整徹底地確定人民權利，其次，這也反映出憲法形式的巨大意義：既然宣布立憲，名之曰“立憲政體”，就不得不采“列邦之良規”，在憲法當中列舉出臣民權利依符合“憲法”的名稱了。臣民權利的規定，將專製製度打開了一個很大的缺口，從這個缺口出發，很可能發展出近代的民主政治。
　　
《憲法大綱》雖然隻是一個綱領性文件，但它一經頒布，就立刻被當作準憲法來使用，中國也破天荒地出現了以憲法為標準處分政事的事件。例如，宣統三年（1911年）六月初九日，各省谘議局議長議員上奏認為：“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失臣民立憲之希望，仍請明將諭旨另行組織，以重憲政而固國本”，“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為君主立憲國唯一之原則。世界各國號稱立憲，即無一不求與此原則相吻合。今中國之改設內閣……而第一次組織內閣之總理，適於立憲國之原則相違反”，要求清廷“於皇族外另簡大臣，組織責任內閣，以符合君主立憲之公例，以厭臣民立憲之希望”。 這是社會輿論不滿皇族內閣的一次大規模的聯名上書。疏入第二日而詔下。詔書全文如下：
　　
都察院代奏，直省谘議局議員呈請另行組織內閣一折。黜陟百司，係君上大權，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並注明議員不得幹預。值茲預備立憲之時，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綱範圍之外？乃議員等一再陳請，議論漸近囂張，若不亟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審時度勢，一秉大公，爾臣民等皆當懍遵欽定憲法大綱，不得率行幹請，以符合君主立憲之本旨。欽此。
　　
這一折一諭，應當被濃墨重彩地載入中國政治發展的史冊。撇開這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暫且不說，請求和拒絕的雙方都是以“各國立憲本旨”為論據，上諭更搬出《憲法大綱》的具體條文為理由，洵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裏程碑。預備立憲前的中國，不僅朝廷沒有任何關於根本政治製度的爭論，就是一些涉及官製改革的討論，反對的理由也無非是“先王法度”、“祖宗遺製”，至於何時當遵成例，何時當事更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沒有什麽客觀依據。自此而後，政治論爭終於有了法理上的依據，有了一個保持相對穩定的標準。

新政設立了資政院和各省谘議局，開中國代議政治的先聲。

1907年10月19日，上諭：“前經將旨於京師設立資政院以樹議院基礎，但各省亦應有采取輿論之所，俾其指陳通省利弊，籌計地方治安，並為資政院儲才之階。” 所謂“前經將旨於京師設立資政院”指同年8月13日（陰曆）上諭：“立憲政體取決公論，上下議院實為行政之本。中國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亟宜設立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 可見，資政院為議院之基礎，各省谘議局又為資政院之基礎。
　　
中國自有史以來，向無正式的代議機關。

孟子曰：“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不僅沒有成為政治現實，而且他也沒有作出相應的製度設計。在一種賢人執政的政治文化籠罩之下，並沒有出現過代議製民主的理論與實踐。

新政時期因為要向外國學習政治，搞君主立憲，也公然訂出具體規劃，允諾九年之後開議院了。在議會製度的發源地，英國和法國都是有“庶政公諸輿論”的淵源的，英國議會源於貴族會議，法國議會源於三級會議，而中國在沒有任何製度準備的前提下，居然在短短九年之內就要開設議院，這使得我們不能不承認清廷新政的決心之大和變革之劇。
　　
資政院和谘議局雖然隻是預備機關，還不是正式的代議機構，但是從它們的章程和實際運作進程來看，已經具備了現代代議機關的主要要素。

據1909年8月23日公布的《資政院院章》，資政院應行議決事件為：
一、國家歲入預算事件；
二、國家歲出決算事件；
三、稅法及公債事件；
四、新定法典及嗣後修改事件；
五、其餘奉特旨交辦事件 。

資政院擁有立法與財政等項大權，除選官用人操之君主外，它已經擁有了現代代議機關的基本權力。谘議局的權力有：
一、議決本省應興應革事件；
二、議決本省歲出入預算事件；
三、議決本省歲出入決算事件；
四、議決本省稅法及公債事件；
五、議決本省擔任義務之增加事件；
六、議決本省單行規則之增刪修改事件；
七、議決本省權利之存廢事件；
八、選舉資政院議員事件；
九、申覆資政院谘詢事件；
十、申覆督撫谘詢事件；
十一、公斷和解本省自治會之爭議事件；
十二、收受本省自治會或人民陳請建議事件 。

已經是相當完備了。雖然谘議局並不能作出最終決定，它與地方督撫如果爭執不下時，尚須將“全案谘送資政院核議” ，但是平心而論，又有哪個國家的地方議會不與行政機關相互牽製呢？章程如此規定，不僅不是“局限性”的表現，反而是政治上成熟的象征。
　　
在實際的運作中，資政院和谘議局的代表們所表現出的十分高漲的政治熱情和強烈的責任感，遠遠超出今天的想象。上文所述各省谘議局派代表赴京請願速開國會之事，就是顯著一例。

1910年10月3日，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開幕，原定會期三個月，後因國事未竣，又延長10天，前後曆時100天 。時人描述議院開會情形時有雲：

“議員急於審查，政府怠於提案” ，可見議員行使權利願望之強烈。資政院首議三案都是關係十分重大的事項：

一是廣西巡撫侵權違法案，
二是速開國會案，
三是湖南巡撫侵權違法案，

其勇氣識見令人感佩。

後來所議涉及重大的提案還有設立責任內閣案、彈劾軍機大臣案、開黨禁案等等，不一而足。

在各省谘議局與督撫有爭議的議案中，幾乎全部支持谘議局一方，足見其為民代議的意識之強烈和自覺。

在代議機關對國家政治的關心和影響力方麵，辛亥革命以後至今的所有同類機構均不能與之相比。議員們在議場之上，高談闊論，臧否大臣，抨擊政府，彈劾軍機，直斥時弊而倡言改革，中國政治發展至此，不論當事者願與不願，也是已經整個翻轉過來，投入到現代化民主化的曆史浪潮裏去了。

這裏提一句

當年讓中國大躍進式的君主立憲改革，  這些人基本沒按什麽好心，   梁起超，袁大頭之流的不用說，楊度也不是一個好餅，

清末立憲是中國立憲運動的最高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一個鐵一樣的事實：從1906年清政府決定仿行立憲到1911年清政權下台之前短短的7年間，清末憲政化走完了其他國家上百年甚至數百年憲政化的路程。

從1906年到1908年，絕對君權開始置於憲法之下，標誌是1908年的憲法大綱 “上至朝廷，下至臣庶，均守欽定憲法，以期永遠率循，罔有逾越”。此後，二元製君主立憲體製轉換成議會君主立憲製，標誌是1911年的《重大信條十九條》。當時輿論說憲法信條則全然顛覆其國體，將樹立極端民主主義，殆世界憲法史上稀有之英斷也。

在這樣短的時間裏，清末憲政化幾乎涉及到了當代憲政化的所有問題：憲法至上、分權與製衡、人的權利、中央與地方關係、獨立的司法乃至專門的行政審判、地方政府、地方自治、政黨等。

看清末立憲書籍，那個時候的立憲是不是“吃”太多了，“消化不良”怎麽辦？

當時最具有權威的憲政專家楊度不僅沒有擔心消化不良，反而還說“吃”得不夠。楊度國會請願運動就是“強迫灌食”。  清末的憲政化失敗、 政權滅亡，最後不是敗在所謂的腐敗昏暈、腐朽沒落， 逆潮流而動，而是敗在“強迫灌食”，是被“撐死”的。

沒有那個政權在權力無憂無慮時要沒事找事幹“立憲”。清末政權當然不例外。沒有“外患”，清政權是不知道“立憲”是什麽東西。因此，清末憲政化開始時，就象二戰後的日本的立憲，都是迫不得已。但清政權一旦開始憲政化，則十分認真。

清末立憲是體製內的變革運動，革命派從旁邊邊幫了些忙。慈禧為立憲“萬機待理，心力具殫”；光緒的繼承人載灃居然將陝甘總督開缺，原因是因為“奏阻立憲”。因為立憲開缺地方大員，這種曆史隻在清末才有。

1906年8月28日，醇親王載灃、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參與政務大臣袁世凱等奉旨召開會議，討論載澤、端方奏折，是否決定立憲。在這次重臣會議上，沒有人反對立憲。隻是在推進速度方式上存在區別。核心決策層中的徐世昌、張百熙、瞿鴻ji、袁世凱及載灃讚成立憲，隻有鐵良、榮慶及孫家鼐略表反對或擔憂。這次會議導致了1906年9月1日的仿行立憲上諭的發布。

“外患”加體製內的基本一致的立憲取向，就是最終推動了清末的立憲。在這種情況下，維護一個以憲政化為取向了政治權威便是十分重要的了。在這個意義上看待皇族內閣，實可體諒。

不反對適時進一步向當局施壓，推進憲政化。但施壓的前提：或者是體製內讚成和反對憲政化的力量對比陷入僵局，或者當局將憲政化進程的允諾不當話，耍賴。這這兩種情況在當時基本不存在。清當局確實是在按照1908年8月27日公布的《逐步籌備事宜清單》一步步往前走。在這種情況下，楊度國會請願不是攪局又是什麽？

楊度是“憲法國師”，是最大憲政權威，在那個時代，他說是什麽，人家能說不是什麽？要不是楊度及其立憲派的國會請願運動，體製內推動憲政化的“合力”不會分散，並產生分歧。立憲派與地方大員的關係實在太好，影響實在太大，最後致使大量地方大員卷入第三次國會請願，決定性地導致清政權決定改變立憲步驟，“順應輿情”。 

楊度國會請願運動是把“立憲萬能”更簡單地轉化為“國會萬能”。蕭功秦批之為“製度決定論”，見：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4期《近代中國人對立憲政治的文化誤讀及其曆史後果》， 楊度認為，一個立憲國家國民享有的權利的程度，並不取決於市民社會這樣一些支持條件的發育程度，而取決於國會力量的大小。1907年的《金鐵主義說》根據君主與國會的關係，把憲法分為三類：民定憲法（英國）、君民合定憲法（普魯士）以及君定憲法（日本）。他認為，當時英國民眾權力最大，就是因為國會力量大之故。而國會力量大小，則與國會成立早晚有關。因此，這位被袁世凱美譽的“曠世奇才”得出結論：隻要中國國民力主開國會， 就可以壓迫政府聽命，這樣，中國國民擁有的權力，甚至可以“與英吉利相去不過一間耳。”

理論上， 楊度有點道理，但對於清政權這樣的病入膏肓的病人下重藥，鮮有病人不被治死的道理。以當時楊度的身分，他不應當不理解當時體製內“政治權威”的現狀。如果體製內的合法性無法維持， 這個憲政化還有沒有搞頭？ 因此，楊度是真心幫清朝改革呢？還是誠心滅調清朝？

楊度（1874年—1931年），先後投身截然對立的政治派別。1898年，湖南新政，譚嗣同、熊希齡、梁啟超在長沙辦時務學堂，劉揆一、楊度同在一起聽課、討論國事。 梁啟超當年講課內容有什麽呢？其中有煽動仇恨滿族人的偽書“揚州十日記”。

1902年，楊度瞞著老師自費留學日本，受留日學生影響，思想日趨激進，和湖南留日同鄉創辦《遊學譯編》。1903年，被保薦入京參加新開的經濟特科進士考試，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來的北洋政府的財長、楊的共事和政敵：梁士詒。由於梁士詒這個名字被說成是“梁頭康尾”，而“康梁”因為戊戌變法，正為慈禧太後所恨，所以，梁士詒被除名。楊度是“湖南師範生”，且在日期間有攻擊朝廷，策論中有不滿朝廷的言論，疑為唐才常同黨和革命黨，也被除名，並受到通緝。 楊度是否會因此對清朝政府仇恨呢？

楊度再赴東京，與梁啟超在橫濱相遇。10月，感於“國事傷心不可知”，和梁《少年中國說》，作《湖南少年歌》，發表於梁《新民叢報》，其中有“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句。此時楊梁“二人相與，天下之至好也。” 梁啟超是什麽人？曾經試圖把日本引進來，像朝鮮一樣，讓日本來主導中國，也就是
把中國與日本合並。

1904年，轉入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國憲政；與汪精衛同學。蔡鍔在留日期間“與楊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楊度家吃飯。蔡鍔是誰？北洋政府時期，袁大頭對他禮遇有加，他和他老師梁啟超卻來了個“護憲”運動，把本來基本統一的中國再次分裂。

1905年，楊度帶頭請願，要求廢除1900年中美粵漢鐵路借款續約，主張收回路權自辦以維護國家主權，發表《粵漢鐵路議》。他以總代表的身份回國，根據他老師的對策，提出官紳籌款自辦。拜見張之洞，得到張的支持。不久粵漢鐵路收回自辦，他圓滿完成任務，聲望大增。 鐵路是合資或者自辦，各有優劣，但最後證明，讓美國人來搞鐵路明顯要好得多。現代人很容易明白這個道理。楊度當時真的不懂麽？張之洞曾經參加東南互保，也就是八國聯軍時期違抗朝廷，不但不抗擊侵略者，反而鎮壓義和團。

楊度在東京和孫中山就中國革命問題辯論數次，他將黃興介紹給孫中山，促成孫黃合作。不久中國同盟會成立，孫中山力邀楊度參加，他拒絕參加，願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看到這裏，讀者應該明白，楊度是否真心幫清朝改革了吧？

無論怎麽說，楊度有意或者無意的給了清朝致命的一擊，手法比孫文高明多了。清朝滅亡，楊度居功至偉。

故事還沒有結束：

楊度後來有輔佐袁世凱搞君主立憲，楊度和袁世凱私交頗深，當攝政王載灃要殺袁世凱時，楊度竟敢拒不草詔，冒死論救。

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來到袁世凱的故鄉，成為袁的幕僚。1911年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大臣。由於楊度與孫中山、黃興和袁世凱都有密切關係，因而與汪精衛一起發起“國事共濟會”；他作為袁的代表之一，負責南北調停。1912年秋，黃興在北京極力邀請他加入國民黨，他沒有答應。

1915年4月，楊度呈送《君憲救國論》，“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於亡國而已……故以專製之權，行立憲之業，乃聖君英辟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深得袁世凱的讚許，稱之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凱政府學部副大臣任內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嚴複等人共同發組織籌安會，任理事長。主張君主立憲，袁世凱對其恩寵有加，並親自賜匾題字，稱他為“曠代逸才”。洪憲帝製出台，他先前的好友梁啟超稱其為“下賤無恥、蠕蠕而動的嬖人”。次年6月，袁世凱卒，臨死前大呼“楊度誤我！”。

 
楊度滅了清朝，是通過激進的改革。 楊度又滅了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是因為當時人們依舊把清朝末代皇帝當成心理一個寄托。袁世凱搞君主立憲，如同清朝激進的憲政改革一樣，理論上有道理，但現實中卻是致命的錯誤。對於袁世凱，清朝末代皇帝還在世，袁世凱曾經是臣子。袁世凱稱帝或者叫君主立憲，在道德上就輸了，對於清朝末代皇帝袁世凱不忠，這給了他的政敵和百姓最佳武器。難怪袁世凱臨死前大呼“楊度誤我！”。

最後，清朝和北洋政府的滅亡，除了楊度起了重要作用外，還有日本與西方人在背後，沒有外來勢力的幹涉，一個楊度是成不了事的。關於楊度與列強的秘密關係又是一個謎。

君主立憲失敗後，楊度轉向民主共和。1922年，陳炯明“叛亂”，楊度受孫中山委托，作為中山特使，通過夏壽田遊說曹錕，製止吳佩孚援陳，幫助孫中山度過政治危機。孫說：“楊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諾言”（指東京時言）。

1922年楊度在上海加入中國國民黨。孫中山特電告全黨，稱楊度“此次來歸，誌堅金石，幸勿以往見疑”。莫非楊度和孫中山一直是唱雙簧？一個在暗，一個在明？最後勝利會師？！

此後楊度開始和一些共產黨員交往，接觸到馬克思主義，1927年在北京設法營救李大釗、成舍我。

1928年，寓居上海，佯以賣字畫為生，為杜月笙門下“清客”，為共產黨提供過不少情報。 加入中國互濟會，捐助過一筆不菲的經費。楊度的最後的一篇文章是為杜月笙寫的《杜氏家祠記》。楊度認為杜月笙是俠而儒的人物：“予初聞杜君名，意為其人必武健壯烈，意氣甚盛；及與之交，則謙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時，楊度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潘漢年介紹，伍豪（周恩來）批準，秘密入黨，與周單線聯係。周離開上海後，由夏衍同他單線聯係。

1931年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葬上海外國公墓。伍豪（周恩來）、潘漢年前往吊唁。他的黨員身份鮮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後周恩來病危時才公之於世。1975年冬，周恩來在重病和王冶秋談話時說，在重新修訂《辭海》時，對中國近代曆史人物的評價要客觀公正。他特別提到了楊度晚年參加共產黨一事：“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後來王就此事發表了《難忘的記憶》（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說袁世凱罵楊度是“蔣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