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個萬能藥 人口使清朝衰敗

清朝是個萬能藥  人口使清朝衰敗

 

 

先看一段文字：根本就沒有什麽康熙乾隆盛世，而是一個康熙乾隆末世

 

從康熙乾隆年間到現在，二百多年來一直有個說法，叫做康熙乾隆盛世。這個說法這幾年更是被炒的火熱。但康熙乾隆年間真的是盛世嗎？
    大家知道康熙乾隆年間，中國的人口數量從占世界人口22%，猛增到37%，因此我們最好還是從中國的人口的變遷說起。中國的人口在近代，是隨著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演變中的角色和狀況的演變而變化的。事實上中國在明朝末年之前，人口增長緩慢，長期徘徊在五千萬到一億之間。直到明朝末年中國才第一次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那也就是16世紀末的時候。到清朝初期對人民的大屠殺後，中國人口又下降回原來的世界第二，康熙初年中國人口約一億，占世界人口22%。康熙乾隆年間一百多年中，人口迅速膨脹，從一億猛曾到三億，到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口達到四億，占世界人口的37%(見ANGUS MADDISON<世界經濟---千年展望>)。人們曆來都把康乾年間的人口增長，說成是什麽康熙乾隆盛世。還有人提出一些如人口遷徙，或新農作物引進等附帶原因。而隻有一個人說，根本就沒有什麽康熙乾隆盛世，而是一個康熙乾隆末世，這個人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而且，這個末世不僅僅是清王朝的，而且更是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的。所以<紅樓夢>被稱為封建社會的挽歌。事實上，康熙乾隆年間人民生活，比以往的封建年代，比如比明朝時，並沒有什麽提高(人均GDP隻是中國14世紀後的平均水平)，甚至還有所下降(如人均糧食)，人口平均壽命更沒有提高。
    世界人口數千年的變遷告訴我們，人口數量或質量，隻在一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所能容納的範圍變化。超過一定範圍的變化的原因，則隻能從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變化中去尋找。而是康熙乾隆年間人口的暴漲(事實上暴漲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的原因，則主要是因為康熙乾隆年間，中國開始了與西方的大量貿易。我國著名紅學家馮其庸曾列舉大量事實證明，康熙乾隆間中國大量的海外貿易的出現。中國經濟的總產品中有25%進入市場(見ROBERTS<簡明中國史>)到鴉片戰爭前，僅英國與中國鴉片貿易一項，就占到英國當時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中國從西方進口的，還有鍾表，玻璃，西洋紡織品等等。但是這些東西可不是中國一般窮苦農民享用的。由於大量的海外貿易，這些進口洋貨成為中國封建上層階級的新需求。中國則以出口大量茶葉，絲綢，瓷器等來換取這些貴族階級的新需求。那麽，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問題，貴族階級並不會減少原有的需求來滿足新需求，比如說，賈寶玉不會為了在怡紅園住宅裏安裝一塊西洋進口的鏡子而少吃幾天飯，或少穿衣服。那麽貴族階級的新需求，就隻好以中國農民生產更多的產品來滿足。可是，在沒有新的生產技術來提高產量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勞動。而更多人力勞動，主要的隻能來源於人口的增加，因為半夜雞叫之類的辦法是有限的。這才是中國人口在康乾年間超比例暴漲的根本原因。
    從康熙乾隆年間到鴉片戰爭前出現的大量與西方的貿易，不僅使當時的中國人口超比例暴增，更重要的是，中國原來的封建社會關係發生了前所未有變化。首先，中國的貧苦農民不僅要繼續滿足中國封建統治經濟對本地產品的需求，現在還要滿足他們對西洋舶來品的新需求。這樣，中國貧苦農民就不僅受到中國封建統治經濟的剝削，現在還受到西方新興的，敲上門來的商業資本的剝削。而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也不再隻是原來的封建地主，同時還扮演起最早的買辦階級的角色。而買辦階級，和受雙重剝削的貧苦農民階級的新的階級關係的出現，就意味著中國第三世界命運的開始。
    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伴隨著16世紀開始的大規模世界貿易逐步形成，但新的階級關係的變化，但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表現為兩類完全不同的樣式：在西方，伴隨海外貿易，冒險和公開掠奪，是資本的積累，資產階級和無產者階級的出現。而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它許多地方，則是統治階級的新的貪婪和欲望的積累，買辦階級和受雙重壓迫的勞動階級產生。而這，就是後來世界上所謂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關係的來源。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是同一個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兩個方麵(見SAMIR AMIN<不平衡的發展>)。當年曹雪芹的判斷和預言是完全正確的，康熙乾隆年間根本不是什麽康熙乾隆盛世，而是康熙乾隆末世，因為中國第三世界命運就恰恰是從康乾年間開始的。康熙乾隆之後不久的鴉片戰爭，則僅僅是一個慘烈的證據。
    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則完全成為西方列強任意踐踏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中國人民遭受了一百餘年世所罕見的苦難。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統計，中國人均GDP從1820年的$600(按1990年國際貨幣計算，即1990年的實際購買力PPP)，下降到1949年的$430(見MADDISON<世界經濟>)。這連續一百多年的下降，是全世界當時所僅有的。按人均GDP，中國1949年是全世界最窮的地方。而中國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也從鴉片戰爭前占世界37%，下降到1949年的不足22%。中國人均壽命在解放前不到35歲。

 

 

 

 

以下是駁斥：

 

右派罵他封建專製,左派罵他和買辦勾結欺壓人民,民暈罵他,大漢族主義者更是罵,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除了上麵提到的,還有海外反華勢力：誣蔑清朝挑起民族矛盾.儒教信徒：清朝不是正統，甚至把紀大才子也罵成漢奸，媒體有報導.我朝批判清朝：社會主義道路是最正確的選擇.

這個文章最搞笑的是用一本小說“紅樓夢”來當論據，這如同當年用“紅樓夢”來論證資本主義萌芽是否在清朝出現過一樣。此外，作者說“康熙乾隆年間，中國開始了與西方的大量貿易”，但是，我們現在又在課本裏麵說清朝閉關鎖國~

 

 

“盛世”，指的是一國曆史上相對安穩發達的階段，比如視漢代為盛世，是拿它跟戰國和秦末的亂世以及三國爭鬥的時代相比；稱唐代為盛世，是就兩晉南北與五代之間一段太平興旺的曆史而言。前有晚明之衰，後有道鹹之敗，比較起來，對康乾時期的昌盛局麵不應有疑問。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1981）和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1995）書中，述及清代小學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確定。我便將這81人作為分析的樣本。其中，進士、舉人57人，舉孝廉、鴻博9人，諸生、貢生17人。於是可知，他們中的大多數（87％）參加過科舉，並且多數取得了學位。而一旦有了學位，也就有官可做，所以，他們中領取官俸者多達62人；加上雖不為官但入人幕府的，或應聘編校典籍、主講書院的共7人，合計占了72％。這意味著，大多數學者有固定收入，解決了溫飽問題。

再來看一個數字：這81人的平均壽命，達到67.30歲！這個數字是驚人的。

根據社會人口學的統計，1949年以前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僅為35歲；
根據現代的一項調查，“中國科學院係統在職科學家的平均死亡年齡隻有52.23歲，加上離退休人員，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齡隻有63.33歲”（《南方周末》1999年1月1日第15版）。

擴大調查範圍，從《傳統語言學辭典》（許嘉璐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找出立作條目的234位小學家（不包括上述81人），他們均出生於1600－1850年間，生卒年份確鑿。這裏隻舉一個統計數字：其平均壽命為65.38歲，與第一個樣本相差不大。 這裏統計的81＋234位小學家，是清代學界的代表群體。他們中的多數生活水準在一般百姓之上。正因為生活安穩，有利健康，他們才能長壽；也正因為物質生活有保障，學術活動才能順利展開。

 

 

中國清王朝或滿族王朝的曆史及在它統治期間的繁榮和人口增長。兩位傑出的皇帝康熙（1661--1722在位）和乾隆（1735--1796在位）給了王朝一個強有力的開頭，全國疆土達到了有史以來最廣大的範圍。但人口的不斷增加而無相應的基於技術進步的生產發展，逐漸使中國衰弱下來，終至無力對付以1839--1842年中英戰爭（或鴉片戰爭）為頂峰的外國人的新壓力，中國在鴉片戰爭中遭到屈辱的失敗。在日本，足利幕府統治時期最後幾年的內戰導致軍閥豐臣秀吉的勝利。豐臣秀吉在1598年死去，其地位由德川家康（1542--1616）取代，後者建立了以江戶（今東京）為首府、統治日本直到1868年的德川幕府，它首次將全日本置於強大中央政權控製之下。到1638年，所有外國人，包括惹麻煩的傳教士，盡被驅逐，基督教皈依者被殺或被迫改宗，每年隻允許一到兩艘荷蘭船到長崎貿易，這使日本人對外部世界的變化多少還有點兒了解。但是，國內市場的擴大和商人的興起，使封建製度內部關係緊張；美國人最終強迫日本在1853年開放門戶，並導致德川幕府垮台。


同蒙古人一樣，滿人隻占全帝國人口的大約百分之一，也就是滿人總數僅稍多於100萬。如果沒有全中國人尤其是漢人合作，滿人的統治是沒有希望的。漢人在整個王朝全部官員職位中占了約90%。滿族貴族把持著最高軍事職務，但正規軍、民兵和衛戍部隊的壓倒多數以及很多將軍都是漢人。省級政府由協同工作——當然也互相監督——的漢人和滿人組成的兩人班子領導。在所有級別地方政權中繼續起著非正式領導和管理作用的紳士階級一直幾乎全是漢人。紳士階級通過由滿人保留下來並加以發揚的科舉考試，從受過儒教經典教育的本階級人士中源源不斷輸送了幾乎全部官員人選。在首都北京，內閣、各部和中央監察機構的官員，由漢人和滿人平均擔任。清代中國的漢人特色遠遠超過了滿人特色。

清朝統治的頭150年，因兩位罕見的能幹而又勤於政事的皇帝康熙（1661--1722在位）和乾隆（1735--1796在位）的長時間治理，而成為一個特別光輝的時代。他們確立的製度導致了繁榮，其結果之一是人口開始增加並持續到1900年以後，大概達到了1650年前後人口的三倍，但在18世紀後期以前，生產和商業的發展一直高於人口增長；甚至在人均收入已經下降了兩代人或更長時間的1840和1850年代，英國觀察家依然承認，大多數中國人的物質生活要好於大多數歐洲人。

食用和非食用農作物，現在受到如園丁對待單株植物那樣的照料；頻繁的定期施肥和除草皆用手工；灌溉的水深按每種作物的高度和需要，隨季節變換而恰如其分地調節。人糞肥現在也普遍采用，其數量隨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為更充足的施肥提供了肥源。所有這些方法的綜合效果，使得水稻單產提高了一倍以上，而總產量則因一年兩季或三季稻的推廣和新墾耕地而進一步增加。自漢以來中國主要農作物水稻生產的改進，加上新灌溉能力及傳統農業體係其他措施的加強，大概是食物增加的主要源泉。總人口的增加既刺激了精耕細作的進一步強化，也為精耕細作提供了人力資源，但它也是清政府及地方行政長官和地區紳士階級推行的一項政策。水稻灌溉係統是一項需要精心設計的事業，它要求能夠按照需要改變水的深度，收獲前數星期又得將稻田的水排出。這些都需要大量勞動，不過由此獲得的增產是豐厚的回報，而中國的繁榮源源不斷補充了所需的人手。一個現存的高產農業體係，加上前述各種變化、改進和補充，這就是原已龐大稠密的人口何以能在兩百年內增加一倍到兩倍而又維持甚或提高食物供應水平的原因。農業依然是經濟的核心和國家歲入的主要來源，但剩餘農產品為生存和商品交換創造了更大空間。清政府統計的人口數字，也同以前各朝代一樣，並非人頭總數，而是根據各地鄉村頭人報告的戶數和適合服兵役的成年男人數，土地和土地所有者及產量的登記也是為了征稅目的；如同前數百年那樣，在一個時期內還征收過人頭稅。由於人人明白這些數字乃用於計算納稅額、征兵或強派勞役，因而鄉村頭人和各家各戶自然傾向於少報數字。


清王朝初期曾經宣布永遠不會征收人頭稅，它後來與土地稅和收獲提成稅合並。與此同時，清王朝明白，人口增加的報告是他們統治所造成的繁榮的可喜證據。如果報告的人口很少或沒有增加，則表明地方行政長官無能。由於這些及其他與統計上不準確、不一致和不完整（經常但並非總是排除婦女、仆人、幼兒和非漢人）有關的原因，引用清朝人口數字時必須謹慎。但是，長期趨勢是明確的，人口從17世紀末期的大約1.5億（顯然估計過低），增加到1850年的4億甚至可能4.5億，到1900年則達5億。開始時幾乎肯定過低,1750年後則過高的官方數字是，1741年為1.42億而1851年為4.32億。這些數字強有力表明一切運行良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變成了這個製度再也無法有效承受的負擔，它導致了貧困和動亂的擴大。
宋代和明代從東南亞引進的早熟水稻，清朝時期得到進一步改良，從播種到收獲的周期漸次縮短。在生產期長的南方，這意味著更多的地區可以一年種兩季水稻，有些地區甚至可以設法種三季。把秧苗從專門苗床移到大塊水田中成行插植的技術，在清代已普遍采用，這大大提高了產量，並進一步縮短了收獲前花費的時間。


到18世紀的最後25年，人口增加大概超過了生產的增長，人均收入停步不前，然後開始緩慢下降，最貧困地區首先受害，地方盜匪活動加劇。18世紀末發生了公開起義，對清王朝後來的統治造成越來越大的衝擊。元朝和明朝覆滅後歸於沉寂的白蓮教秘密會社恢複了活動，在1796年的大起義中又一次脫穎而出。這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意味著，統治王朝再次陷人了困境，可能正在喪失上天授權。白蓮教半佛教性質的秘密儀式和他們推翻滿清的許諾，配合了現已廣泛蔓延的農民窮困，從而吸引了很多追隨者。起義者在長江上遊地區三省邊界，依靠山中要塞對抗官軍直到1804年。鎮壓白蓮教的巨大花費消耗了國家資財，助長了軍事行動和軍事采購中的腐敗。戰事不必要的拖延過長也暴露了軍隊戰鬥力的衰退，甚至在和珅垮台後，最後還是不得不依靠約30萬地方民兵的援助。

 

 

 

清朝的光榮和技術落後


　　中國可能已經從它18世紀的巔峰衰退，但離崩潰還很遠。雖然乾隆之後諸皇帝比他和康熙的光輝遜色，卻仍然是負責和正直的。危害乾隆統治時期最後階段的腐敗大大減輕，他的那些機詐親信已被除掉，一個講求責任和貢獻的新氛圍也已形成。1830年代對被腐敗搞得半癱瘓的官府壟斷鹽業的體製進行了徹底改革，這是表明甚至帝國官僚政治也仍然具有應變力量來改正缺點的眾多證據之一。


　　清朝極盛時期的藝術仍然是優美的，但很多晚清繪畫、裝飾和陶瓷缺乏創新，到清朝末年則往往變得過分矯揉造作；與它當時的學術和哲學一樣，雖然技術上無可挑剔，卻集中於模仿傳統主題而又缺少較早時期的勃勃生機和想象。隨著商業財富進一步擴大，城市文化得以繼續興旺；城市居民也能讀到新的白話文學作品，欣賞當時的藝術，觀看戲劇表演。它仍然是一個先進和繁榮的社會，總體上繼續充滿自信甚至自滿。官方對傲慢無禮的野蠻人如英國人的輕蔑態度，是符合多數中國人的觀念的。

　國內情形確實不妙，政府沒有恰當的長期對策來解決人口不斷增加造成的無情壓力。開始時衰退是緩慢的，中國十分龐大，其社會和經濟，除它的官方壟斷機構外，基本上與政府管理無關，因而衰退頗費時日。這裏那裏出現麻煩跡象，並不意味著整個製度腐朽——至少尚未達到這——步。政府和軍隊中某些官員的無能或腐敗也不表示整個行政部門已經處於窘境。中國社會的大部分在任何情況下都處在政治領域之外，並且在政治衰退極為嚴重時也能繼續繁榮，政府隻是薄薄的一層。不論外國的還是中國的評論家，經常根據政治衰退跡象錯誤地認為整個國家處於土崩瓦解之中。


　　根本問題是人口比生產增長更快所造成某些地區鄉村的貧困。已經發揮出最高效率的傳統農業技術達到了它的極限，可供耕種的土地也已全部開發，生產的任何增長隻有借助新技術才有可能。中國現在迅速落在西方後麵，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意識到這點或準備好嚐試新路子。中國對現已處於優勢的歐洲技術不感興趣，尤其不願意看到因推廣新技術必然伴隨而來的一時混亂。中國繼續排斥這類新事物，排斥來自外國的任何思想或革新。它極力維護偉大的和諧；它自滿甚至自我陶醉地為它的光榮傳統驕傲，不相信存在有可能危及它的任何東西。一個充滿自信的新王朝的反應可能完全不同，但清朝已經老朽、頑固因而害怕變革。他們雖是異族征服者，但他們自認為是一切領域古代中國模式的支持者和保護人，他們擔心對這一角色的任何形式的偏離。


　　仍在發展的經濟商業化和城市商人的崛起，並未伴隨出現歐洲發生同類社會變革時產生的那些新事物。個人或家庭的財產中，來自生產增長的部分，不及通過官方關係或管理國家壟斷事業而從原已存在的財富攫取較大份額來得多。商人和他們的公會從未成為獨立的企業家群體，也從未像歐洲商人那樣尋求對體製進行有利於自己的改革。依中國人的觀念，他們隻能在現有製度下爭取繁榮，根本沒有試圖改變它的動力。對於較長期的投資，土地是優先選擇，因為它比較安全而且帶來社會聲望。


　　貿易中賺得的資本轉向了購置土地和高利貸（這幾乎總是資本短缺的征兆），或者揮霍於奢侈生活；資金極少投向可能提高生產效率的事業，比如製造業或開發新技術。


　　上流階級悠閑高雅的生活方式在中國受到比現代西方更大的重視，但為自己進一步積累的興趣則不如西方。上流階級和文人--官員群體在清朝居於統治地位，這是自漢以來一成不變的傳統，給商人幾乎沒有留下獨立空間，因為被官方蔑視為寄生蟲的商人需要依靠紳士階級或官方關係才能獲得成功。商人既無能力也不想挑戰儒教官僚階級，而是滿足於利用他們達成自己的目的。所有這一切，阻礙了作為現代西方商業及工業革命基本組成部分的各類新型企業和投資的出現，因而不利於資本主義的興起；然而在中國環境下這一切卻是無可指責地合情合理。


　在科學和技術方麵，中國曾經是突出的先驅。鐵鏈吊橋、運河水閘、最早的脫粒機、水力磨坊、織布機、鍾，甚至還有將旋轉運動轉變為縱向來回運動的曲軸、連接杆和活塞杆，全都起源於漢、宋或宋以後的中國，並在清代繼續廣泛使用。在18世紀，中國似乎又一次處於開拓技術和經濟新變革的關頭，剛剛指出的上述各項成就與18世紀歐洲完成的成就十分相似。直到17世紀後期或18世紀前期某時，中國在很多方麵始終領先於西方，它已經發明了印刷術、紙、黑色火藥、羅盤，等等，它們後來都被西方人采用或改進。但中國的這一係列成就，同醫學和藥物學及其應用一樣，主要是累積的經驗發現，而不是係統的或持久的科學探索的結果。儒教對於不能直接感覺的東西根本不願做抽象的推理或思考；學識集中在儒教經典和有關過去的記載，認為這些才能正確指導當前和未來。


　　作為上等人的文人學者，傳統上總把孟子稱為“勞心者”的人和“勞力者”的人嚴格區分開來。中國手工業者技藝高超，極具創造性，但很少涉足理論或實驗，他們大多數甚至是文盲。學者們視一切體力勞動為低級，甚至蔑視實驗工作。然而，正是理論、構思、實驗和實踐的結合，產生了現代西方科學和技術成就。但這一切都未能在止步於已經高度發展水平上的中國發生。

　　看來，理解中國何以沒有進入資本主義或沒有從原有科學技術成就基礎上向前推進，要比理解歐洲何以做到這點更容易。西方突然之間擺脫了它的過去和它的現代科學爆炸式發展，是比較難以解釋的，而中國到清代時成就如此巨大，以致很難想到有可能加以改進或需要尋求變革。

對於較貧窮和較不發達的歐洲，變革和開創新事業顯然是達到“進步”的更吸引人的手段。總之，到19世紀，中國已經嚴重落後於西方，而統治中國的又是一個執政很久、患有自滿和無能等沒落政權通病的老王朝；它所處的時代不幸正逢西方勢力迅速上升。衰落的清政府麵對著兩個前所未見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龐大的人口加上陷入貧困的經濟，和好戰的西方人造成的威脅。這兩大問題始終未得到恰當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