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國 作者:[法]勒內.格魯塞

草原帝國    作者:[法]勒內.格魯塞

第一章 草原的早期曆史：斯基泰人與匈奴

第一章 草原的早期曆史：斯基泰人與匈奴 

1．上古時期的草原文明 

2．斯基泰人 

3．斯基泰藝術 

4．薩爾馬特人及西西伯利亞 

5．阿爾泰地區的前突厥文化 

6．匈奴的起源 

7．匈奴藝術 

8．匈奴的首次出擊和月氏的遷徙 

9．匈奴首次出擊產生的影響和希臘在阿富汗地區統治的崩潰 

10．匈奴與西漢的衝突和西匈奴的分裂 

11．後漢（東漢）時期中國與匈奴的鬥爭；南匈奴的分裂 

12．絲綢之路 

13．班超對塔裏木盆地的征服 

14．上古末期和中世紀初期的塔裏木 綠洲文化 

15．鮮卑人在蒙古帝國取代了北匈奴 

16．公元4世紀的大入侵；匈奴和鮮卑對中國北部的征服 

17．拓跋突厥人的國家和柔然人的蒙古汗國 

18．米努辛斯克後期文化 

19．厭噠匈奴人 

20．歐洲的匈人：阿提拉

前言 
 
阿提拉與匈人，成吉思汗與蒙古人，帖木兒與金帳汗國，這些近乎傳奇中的名字，對於不是專門從事曆史研究的知識分子來說也不陌生。當然，你也許還看過有關匈牙利人、保加爾人和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書籍。如果你對古代史感興趣，你或許還具有辛梅裏安人、斯基泰人甚至薩爾馬特人的知識。你或許還聽說過阿瓦爾人和哈紮爾人。但是，你未必了解在南俄羅斯草原上可以碰到的、屬保加爾人的各部，即烏基爾人、庫特利格爾人和烏特格爾人，你未必了解佩切涅格人和庫蠻人，以及與塞爾柱克人和奧斯曼土耳其人有關係的烏澤人。

上述這些民族都是遊牧民族，生息在歐亞大草原上，在曆史上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們的曆史重要性主要不是在於他們所建立的帝國，草原上大量的事例已經證明這些帝國都是曇花一現。他們的曆史重要性在於他們向東、向西運動時，對中國、波斯、印度和歐洲所產生的壓力，這種壓力不斷地影響著這些地區曆史的發展。草原遊牧民族的早期曆史仍處於模糊不清的狀況，隻有當他們與那些有文字曆史的文明接觸時，這種模糊不清的狀態才稍微明朗了一些。然而，即使是在有關他們的資料相當豐富時，語言的複雜性又給翻譯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此，當數量極少的專著和專門性研究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時，囊括多學科的一般性著作，或者是對這些民族的漫長曆史作較大範圍論述的綜合性文章就尤其珍貴了。而在這些屈指可數的專著中，格魯塞的不朽著作《草原帝國》可算首屈一指。

格魯塞的這一精典著作首次出版是在1939年，後來曾多次重印，沒有重大改動。1952年版（當時正值作者逝世前夕）增加了1939年到1951年間針對草原藝術問題所發表的討論稿的附錄。然而，書的主體保持了原樣，這本巨著中最有趣味和最重要的一般性論述乃保留至今。

本書是英文版的首版，是沃爾福德根據1952年法文版譯成。拉特格斯大學曆史係教授特雷恩·斯托亞諾維奇對譯文作了校對，並協助統一了專業術語和音譯名詞。已故小詹姆斯·F．麥克雷完成了本書的編輯印刷工作。有關草原藝術問題討論的附錄，由於過時而未收入，本書引入了適用於今天學術研究的大量注釋。編輯了綜合性的索引和備有19幅地圖。其宗旨始終是使該書的英文版除了適用於專業研究外，也適用於普通讀者，此外，該譯本不僅駕馭了原著的知識，而且還保持了原著開闊的視野和雄渾的氣勢。

拉特格斯大學沃裏斯曆史學教授

彼得·查拉尼斯

 

 
1．上古時期的草原文明 

現在已知最早的歐亞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舊石器時代，奧瑞納文化沿著這條路經西伯利亞——在安加拉河上遊、離伊爾庫次克不遠的馬利塔地區曾經發現了一尊屬奧瑞納時期的維納斯雕像——進入中國北方，泰亞爾·夏爾丹注意到，在華北甘肅寧夏附近的水洞溝黃土坡和陝北榆林地區西南的薩拉烏蘇河都有奧瑞納式文化遺址。同樣，馬格德林文化似乎在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遊）、在中國東北（多倫諾爾、滿洲裏和海拉爾），以及在河北省都有它的代表物。河北省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山頂洞內發現了人骨架和人體裝飾品，還發現了骨針、鑽有小孔的動物犬狀形牙齒、骨製的垂飾物、帶孔的貝殼、珠母碎片和赤礦石的堆積遺址。

在新石器時代，或更確切地說，是將近新石器時代末期，西伯利亞草原之路還成為一種梳形陶器向亞洲傳播的途徑。這是一種飾有平行直線紋的陶器，它於公元前第3千紀上半葉在俄羅斯中部地區發展起來，並由此傳入西伯利亞的部分地區，逐漸對甘肅齊家坪的中國原始陶器產生了影響。在隨後而來的一個時期，即公元前第2千紀初期，一種飾有螺旋紋的優質陶器——其風格最初形成於基輔附近的特裏波利耶，在布科維納的斯奇彭尼茲、比薩拉比亞的彼特裏尼和摩爾達維亞的庫庫特尼——可能同樣是經過西伯利亞、從烏克蘭傳入中國，大約公元前1700年在中國河南省仰韶村重新蓬勃發展起來，以後又在甘肅的半山地區發揚光大。最後，按塔爾格倫推算，西西伯利亞的青銅時代約開始於公元前1500年左右，並與同時期多瑙河地區的偉大的青銅文化（奧涅提茲文化）有聯係；而在西伯利亞中部的米努辛斯克，青銅時代是在300年之後（約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開始的。西西伯利亞的青銅斧和長矛頭在中國被仿造出來，以致使馬克思·勞爾推測，中國大約在此時期（大約公元前1400年）模仿了西伯利亞的青銅技術。

草原古代史上一個突出的特征是發展了一種日益風格化的動物藝術，這種藝術顯然是獨創的，是為裝飾鑲嵌在馬具和裝備上的銅片、銀片和金片而設計的，是遊牧民的一種奢侈品。在庫班的邁科普墓地中出土的金銀合金花瓶和一些明顯反映亞述－巴比倫風格影響的純金銀製成的動物形象（公牛、獅子等）是這種藝術的代表。據塔爾格倫推算，這些藝術品的年代大約是公元前1600年至1500年，與米諾安中期文化同時。這種最初的亞述－巴比倫的影響一直持續到有史時期（公元前第6世紀），這一點在著名的克勒姆斯青銅斧上可以看到。

塔爾格倫傾向於認為，大約從公元前1200年起，一支印歐種的辛梅裏安人（Cimmerians）開始居住在黑海以北的俄羅斯草原上。辛梅裏安人被認為是屬於色雷斯－弗裏吉亞人種（Thraco－Phrvgian），他們或者是“來自”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或者，更少假設性，他們原來“就住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這位著名的芬蘭考古學家把最近在第聶伯河流域和庫班發掘出來的這一時期的大量古物，至少是把其中的一部分，歸屬於這些辛梅裏安人。在古物中，最重要的有博羅季諾珍品（公元前1300？－1100年左右），包括青銅鐮刀在內的斯特科夫珍品（公元前1400？一1100年），尼科拉耶夫的青銅鑄器（公元前1100年？）和阿布拉莫威卡的青銅鐮刀（公元前1200年？），它們都是在多瑙河下遊與第聶伯河下遊之間的地區發現的。此外，在庫班還發現了金片和一尊純銀製的斯特拉米沙斯托夫卡雅公牛像（公元前1300年？）。最後，在捷列克河畔，有皮亞蒂戈爾斯克棺槨（公元前1200年？）和科本初期的棺槨（屬純青銅時代，大約是公元前1200年？－1000年）。南俄地區的所有這種辛梅裏安藝術都與甘紮－卡拉巴克赫地區的外高加索文化有聯係。在甘紮－卡拉巴克赫已經發現飾有幾何紋動物圖案的優質青銅紐扣（外高加索文化開始於公元前1400至1250年間，最遲在公元前第8世紀結束）。辛梅裏安藝術還與塔裏錫文化有聯係，塔裏錫青銅藝術大約在公元前1200年達到繁榮。

波克羅夫斯克（今恩格爾斯）木棺的年代可以推至公元前1300至1200年，它反映出前辛梅裏安文明，或者說辛梅裏安的青銅文明，是從伏爾加河傳播到烏拉爾山區和突厥斯坦的。在下諾夫哥羅德（今高爾基）附近的色瑪，一批珍品使我們看到了處於低級階段的銅器和青銅器文化，尤其是一些帶孔的戰斧（公元前1300－800年）。在哈薩克地區，一種類似的文化，即安德羅諾沃文化，傳到了米努辛斯克，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時由卡拉蘇克文化延續下來。這是最早的西伯利亞青銅時代，其中有帶孔的斧子（它可能對商朝中國安陽地區的青銅斧有影響），扁平的匕首，色瑪式的矛頭和帶有純幾何紋的裝飾。高加索的動物藝術似乎沒有傳入這一地區。再往北，在葉尼塞河河畔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我們於相當晚時才發現了銅石並用時期的藝術，其中產生了一些著名的麋形和馬形的石刻。

從公元前1150至950年間，辛梅裏安文化繼續在黑海北岸發展。這似乎是諾沃格裏格魯夫斯克文物（帶孔的青銅手斧）和布格河畔的尼古拉耶夫的青銅鑄器時代（約公元前1100年？）。在捷列克草原上，科本的純青銅時代與格魯吉亞的、名為勒爾瓦爾的文化顯示出有趣的相似，勒爾瓦爾文化是草原上較先進的文化（由於該地發現了鐵），它產生了飾有人和動物形象的奇特的青銅帶，這些形象在風格上是呈幾何圖形的，表現了打獵和耕種場麵（約公元前1000至900年間）。此外，在薩馬拉和薩拉托夫之間的波克羅夫斯克（今恩格爾斯）可以看到一種地區性青銅文化，它繼續在這一地區發展，這可以從赫瓦倫斯克墓群得到證實；據塔爾格倫估計，這些墓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200至700年間。塔爾格倫還斷定，這一文化是屬於斯基泰人，即當時第一次出現在俄羅斯的北伊朗人的，他們繼辛梅裏安人之後將統治黑海北岸草原。

辛梅裏安文化的最後階段處於公元前900至750年間。這是加利西亞地區的米海洛夫卡文物時期，其中有著名的金王冠，它反映了這一時期的辛梅裏安文化與高加索文化和奧地利的哈爾希塔特文化（公元前800－700年？）有相似之處。在基輔南部，帶有高加索影響的波德戈爾紮文物也屬這一時期；敖德薩東部科布勒沃的帶孔的青銅斧也屬這一時期；一般而言，當時在南俄羅斯大量存在的、矛端上有兩個槽口的矛頭都屬於這一時期（約公元前900－700年）。辛梅裏安的青銅文化還流傳到羅馬尼亞，在摩爾達維亞采取了波德-希拉斯特安和穆列什文化的形式；在瓦拉幾亞采取瓦爾托普文化的形式。然後，辛梅裏安青銅文化繼續傳入匈牙利。有理由認為（正如塔爾格倫的觀點），當東南部的高加索文化和奧地利的哈爾希塔特文化已經進入鐵器時代時（哈爾希塔特1期文化大約處於公元前900至700年間），辛梅裏安人和色雷斯人仍逗留在青銅時代。在別處，處於伏爾加河與烏拉爾山之間、屬於斯基泰人先驅的哈瓦倫斯克文化群同樣也發展緩慢了，該文化群大約在公元前900年時曾產生過索斯諾瓦雅·馬紮青銅鑄器。在這段時期內，在西伯利亞的米努辛斯克，青銅時代的第二階段發展起來，根據塔爾格倫的觀點，這一時期是處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間，以帶有兩個眼的有孔青銅斧為代表，其裝飾仍以幾何圖形為主，盡管也有少數珍貴的動物形象，它們無疑是裝飾在刀、劍的把柄上。

應該記住，俄羅斯草原上的辛梅裏安人的青銅時代在它的最後階段是處於與兩種鐵器文化（奧地利的哈爾希塔特文化和高加索文化）的交流之中。在辛梅裏安文化的較晚地層上發現了來自哈爾希塔特的鐵刀，正象在斯基泰人早期地層所發現的一樣。 

2．斯基泰人 

根據希臘曆史學家們提供的證據，並得到亞述王國編年史的補充，在公元前750至700年間，來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亞的斯基泰人從辛梅裏安人手中奪走了南俄羅斯草原。希臘人稱之為“斯基泰”（Scyths，Skythai）的民族，亞述人稱之為“阿息庫茲人”（Ashkuz），波斯人和印度人稱之為“薩迪”（Saka）。從名稱上推斷，斯基泰人屬於伊朗種人。他們是在今俄屬突厥斯坦草原上“最早的伊朗國家”內保持著遊牧生活的北伊朗人，因此，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亞述和巴比倫的物質文明的影響：這種文明強烈地影響了他們的定居兄弟、在南方伊朗高原上的米底人和波斯人。斯基泰人與同他們有血緣關係的薩爾馬特人一樣，對曆史上的馬茲達克教和對其後不久逐漸轉變了米底-波斯人信仰的瑣羅亞斯德改革還一無所知。

這些斯基泰人的生動形象保留在庫爾奧巴和沃羅涅什的希臘-斯基泰式花瓶上。他們留著胡須，戴著如同在帕賽波裏斯淺浮雕上他們的薩迦兄弟一樣的帽子，即防禦草原寒風的護耳尖頂帽，穿著薩迦人以及他們的堂兄弟米底人和波斯人都很普遍的寬鬆服裝——束腰上衣和大褲子。草原上的駿馬再現於切爾托姆雷克古墳出土的兩耳細頸銀酒罐上，馬是斯基泰人須臾不可分離的伴侶，斯基泰人愛用的武器是弓。這些馬上弓箭手們“無城廓”，隻有人們稱之為“旅行城市”，即伴隨他們作季節性遷徙的篷車，這種習慣一直保持到一千九百年以後，在13世紀，即迦兒賓和盧布魯克村的威廉的時代，穿越同一片俄羅斯草原的成吉思汗蒙古人跟隨著的就是與之類似的大篷車。在這些篷車裏他們安頓妻子和堆積財產：金製裝飾品、馬具和裝備上的飾片，無疑地還有地毯——因裝飾這些用具的需要，產生了斯基泰藝術，並決定了它的形式和總的發展方向。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至3世紀期間也如以往一樣仍是俄羅斯草原上的主人。

今天的語言學家們認為，斯基泰人應該歸屬於伊朗種人——印歐家族，屬印-伊種或雅利安種。然而，正像剛才提到的那樣，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突厥－蒙古種的匈奴各部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大約在同一時期，這些匈奴部落活躍在草原的另一端，即中國邊境上。草原上遊牧生活的條件，無論是在黑海和裏海以北還是在蒙古，確實是非常相似的，盡管蒙古草原上的條件更加艱苦。因此，毫不奇怪，每當我們讀到希臘史家們筆下描述的斯基泰人和看到希臘－斯基泰式花瓶上的斯基泰人時（除去體態和語言），就文化和一般生活方式而言，我們總想起中國編年史家和畫家們描繪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我們發現這兩個種族中有許多習俗是共同的，這或者是由於他們類似的生活方式迫使他們得出了解決問題的一致的答案（例如，斯基泰人和匈奴馬上弓箭手們都是穿褲子和靴子，而地中海各族或早期中國人是穿長袍。還有他們都使用馬蹬），或者是由於他們在地理位置上的實際接觸，使處於同一文化階段上的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產生了相同的習慣（殉葬即是一例，在斯基泰人和突厥－蒙古族人中，殉葬風俗流傳到很晚時期；而在西亞和中國，這種風俗很早就不存在了，甚至自烏爾墓和安陽墓以後就不再看到）。

於是，在公元前750－700年間，斯基泰人（確切地說，是斯基泰－塞人中的一部份，因為塞種人中的大多數仍留在天山附近，在費爾幹納－帶和喀什噶爾）從圖爾蓋河和烏拉爾河進入南俄羅斯，在那裏他們趕走了辛梅裏安人。一些辛梅裏安人似乎不得不逃到匈牙利避難，匈牙利可能已經由與色雷斯人有親緣關係的一些民族居住著；人們認為正是這些難民留下了舍拉吉附近的米赫埃尼文物，赫維什附近的富庫魯文物和加利西亞的米海洛夫卡文物。其餘的辛梅裏安人經色雷斯（據斯特拉波記），或者是經科爾奇斯（據希羅多德記）逃入小亞細亞。在小亞細亞，他們先遊蕩在弗裏吉亞（約公元前720年），後又到卡帕多細亞和西裏西亞（約公元前650年），最後到達彭蒂斯（約公元前630年）。一些斯基泰人跟蹤其後（720－700年），但是，據希羅多德記述，他們走錯了路，他們從打耳班關隘穿過高加索，與亞述帝國發生遭遇。斯基泰王伊斯卡帕進攻亞述帝國，但是，沒有成功（約公元前678年）。另一個斯基泰小王巴塔圖亞要精明些，他與亞述人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他們有共同的敵人：辛梅裏安人，他們正在西裏西亞和卡帕多細亞地區威脅著亞述國邊境。一支斯基泰軍配合亞述的行動方針，進入彭蒂斯，打垮了最後一批辛梅裏安人（約公元前638年）。大約10年以後，亞述受到米底人的侵擾，巴塔圖亞的兒子，希羅多德名為馬代斯者，應亞述的要求親自入侵和征服了米底（約公元前628年）。然而，米底人不久起來反抗，其王奇阿克撒列殺斯基泰人的首領們，斯基泰餘部穿過高加索返回南俄羅斯。這些隻是斯基泰入侵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卻是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斯基泰的入侵威脅西亞近70年，在這70年中，這批印歐種的野蠻人成了令東半球害怕的人。他們的騎兵奔馳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這次民族大動蕩，甚至在以色列的先知中也可以覺察到它的反響，它標誌著北方草原上的遊牧民進入南方古文明地區的曆史時期中的第一次入侵：這種入侵運動在以後大約20個世紀中將反複出現。

當波斯人取代亞述人、巴比倫人和米底人成為西亞的主人時，他們致力於使定居的伊朗保持安全，免受來自外伊朗的新的入侵。據希羅多德記載，居魯士領導的最後一次戰爭正是對付馬薩革泰人（Massagatae），即希瓦以東的斯基泰人（約公元前529年）。大流士發動的第一次遠征是反對歐洲的斯基泰人（約公元前514一512年）。他取道色雷斯和今天的比薩拉比亞進入草原，在那裏斯基泰人又采用了他們遊牧民的慣用計謀，不是與大流士交戰而是在他到來之前撤退，誘他深入到更遠的荒野。大流士明智地及時撤退了。希羅多德認為這次“遠征俄羅斯”是專製君主的愚蠢；然而，這位阿赫門尼德王朝的君主實際上是打算以此實現一種很自然的政策，即外伊朗的波斯化，或者說是建立起泛伊朗聯盟。這一事業沒有成功，斯基泰人避開了波斯的影響，在南俄草原上又平靜地生活了300年。大流士遠征的結果至少是使西亞得以長期免受遊牧部落的騷擾。

斯基泰藝術的發現使我們看到了（與塔爾格倫的看法一致）斯基泰人占據俄羅斯的進展情況。最初，從大約公元前700年至550年，斯基泰的文化中心仍在東南方，在庫班地區和塔曼半島。這時斯基泰人肯定已經在第聶伯河下遊和布格河下遊之間的烏克蘭南部處於統治地位，這從在馬爾托羅查和麥勒古羅夫兩地所發現的古物可以得到證實，盡管古物明顯地是以零星分散的方式存在。據塔爾格倫，直到大約公元前550至450年間，斯基泰文化才大量地在現今的烏克蘭地區湧現出來，並於大約350至250年間達到了頂峰，這從第聶伯河下遊的切爾托姆雷克、亞曆山大裏亞、索羅克哈、德勒夫等地的王室大墳墓中可以看到。斯基泰人在西方的擴張所達到的最北麵是沿森林草原的北緣一帶，即稍微偏向基輔南部，在沃羅涅什地區。斯基泰人在東北方的擴張是溯伏爾加河而上，直達薩拉托夫，在此已有重要發現。塔爾格倫把該地的斯基泰人，或者說具有斯基泰特征的人（無論哪一種伊朗人）都認定是薩爾馬特人。

南俄羅斯的斯基泰人很可能隻是一支對辛梅裏安人（即一支色雷斯－弗裏吉亞種人）下層實行過統治的貴族而已。貝文尼斯特指出，在希羅多德書中（IV，5－10）被說成是有關斯基泰人起源的資料表明斯基泰一名是純伊朗人的名字，而同樣是關於這些斯基泰人的另一些資料卻認定他們起源於希臘，他們的名字仍是色雷斯－弗裏吉亞人的名字。殘存下來的語言由考古遺物得到證實。塔爾格倫說：“甚至當斯基泰主義和希臘主義正在確立時，辛梅裏安青銅時代的哈爾希塔特文化作為一種農耕文化仍繼續在烏克蘭存在。”

最後，在斯基泰地帶的北部是與大約是辛梅裏安下層住在一起的非斯基泰野蠻人，希羅多德稱他們為安德羅法吉人、米蘭克尼勒斯人、伊賽多涅斯人，他們可能屬芬蘭－烏戈爾種。塔爾格倫認為，安德羅法吉人應該住在切爾尼戈夫以北，米蘭克尼勒斯人在沃羅涅什以北。已經知道這兩種民族都加入了斯基泰人反抗大流士的入侵。至於伊賽多涅斯人，貝文尼斯特在烏拉爾地區、葉卡特林貝格附近搜尋他們的遺跡。塔爾格林把所謂的摩爾達維亞文化歸於斯基泰人的鄰居、即屬芬蘭－烏戈爾種的安德羅法吉人和米蘭克尼勒斯人。摩爾達維亞文化遺跡已經在德斯納河和奧卡河的考古發掘中發現，其特征是隻有相當低級的幾何紋圖案，毫無斯基泰人的動物形象的風格。 
  
3．斯基泰藝術 

公元前第7世紀斯基泰人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的大舉入侵所產生的後果超出了政治史的範疇。斯基泰人是亞述的同盟者，這種親密關係幾乎持續了一個世紀，他們與亞述社會的這種最初的接觸，對草原藝術的研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首先，很可能正是在公元第7世紀穿越西亞的漫遊期間，他們完成了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的過渡。

斯基泰藝術的初期並非沒有受到克爾特－多瑙河流域的哈爾希塔特鐵器技術的影響（哈爾希塔特文化處於公元前1000或900年至公元前500至400年，斯基泰文化處於公元前700至200年）。但是，在公元前第7世紀的民族動蕩中，首先是高加索和米底國家（此處指盧裏斯坦）與斯基泰人發生了十分密切的聯係。弗朗茲·漢卡同意他在維也納的同事F．W. 庫利格的意見，認為與古代米底西南部的盧裏斯坦的一些青銅器一樣，高加索的科本青銅器中的大部分確實是屬於公元前第7世紀的。按漢卡的觀點，科本的青銅器，以及甚至盧裏斯坦的那些青銅器部分地是屬於辛梅裏安人。明顯的是兩種青銅文化與這一時期的斯基泰藝術的早期階段之間有聯係，斯基泰和辛梅裏安入侵者的鐵騎此時正席卷著同一地區。

亞述－巴比倫的美索不達米亞對斯基泰藝術的早期作品所產生的直接影響有著不可辯駁的證據；即庫班的克勒姆斯鐵和金鑄成的斧子（約公元前6世紀）。這把斧子上展示了古代亞述－巴比倫（即盧裏斯坦）的題材：兩隻長著大彎角的野山羊與一些美麗的鹿一起站在生命之樹旁邊。動物的描繪采用現實主義手法，藝術形式明顯地受到亞述動物藝術的影響。然而，它所采用的裝飾手法是典型的斯基泰式的。

從這一起點開始，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斯基泰動物藝術的興起，斯基泰動物藝術可以被認為是將亞述（或希臘）的自然主義轉向以裝飾為目的的藝術。在科斯特羅馬斯卡雅墓中的金鹿上，這種藝術似乎有了它的固定形式，金鹿的角是程式化的螺旋形。幾乎可以肯定在公元前第6世紀庫班也出現了這種藝術。

草原美學以這種方式在南俄羅斯草原上存在了長達幾個世紀之久，並具有明顯的向東發展的傾向，我們將會看到這種發展一直抵達蒙古和中國。從一開始便可以注意到有兩種趨勢：一種是自然主義的傾向，無疑地，它一方麵從亞述－阿赫門尼德王朝的泉源中，另一方麵從希臘的泉源中周期性地得到補充；而另一種是裝飾藝術的傾向，如上所述，它轉移和改變了前一種傾向，朝著以純裝飾為目的的方向發展。結果，草原牧民們和獵手們從未忽略過的動物風格的現實主義隻不過成了程式化裝飾藝術的遁詞和借口。

這種藝術傾向可以從遊牧的生活方式得到解釋，無論是西方的斯基泰－薩爾馬特人的，還是東方的匈奴人的。他們既無固定住地，又無地產，對於隻需要現實主義的雕塑、淺浮雕和繪畫都不甚了解。他們的奢侈隻限於服裝的華麗和個人的修飾，以及各種裝備和馬具等物品的裝飾方麵。這類裝飾品——各種帶子的掛鉤和金屬片，馬具上的裝飾片，劍帶扣，篷車的壁板，各種用具上的把柄，更不用說地毯，像在諾恩烏拉發現的一樣——似乎都是為了程式化的處理，甚至是紋章學的處理。

如上所述，無論是像斯基泰人似的伊朗族，還是像匈奴人似的突厥－蒙古族的北方遊牧民，都是在馬背上過著草原生活，從事追獵鹿群和野驢，觀看狼群在廣闊的草原上捕捉羚羊。由於他們所接受的亞述－巴比倫的影響，其生活方式和財產特點使他們保留下來的隻是紋章式的題材和對爭鬥動物程式化的描繪是很自然的。最後，正如安德森指出的那樣，這些動物畫像似乎具有一種特殊的魔力效果。就像馬格德林時期的壁畫和骨雕一樣。

除了金匠們製作的希臘－斯基泰式藝術品外——這些藝術品僅在主題上是斯基泰人的，是由那些或者為克裏米亞的希臘殖民者工作，或者直接為草原諸王工作的希臘藝術家們製作的——在幾乎所有的斯基泰藝術中，動物形象按裝飾效果，以規則的幾何圖形風格製作出來。據舍夫德，其例證有：屬於公元前5世紀在科斯特羅馬斯卡雅發現的文物；屬於同一時期，在伊裏紮威托夫斯卡亞發現的文物；屬於公元前450－350年間，在克裏米亞的庫爾奧巴所發現的文物；屬於薩爾馬特人時期（公元1世紀）、源於西西伯利亞的、彼得大帝收藏的珍品；在外貝加爾省的上烏金斯克出土的、屬於大約公元初年匈奴藝術的文物。在以上文物中都發現了呈彎曲狀和螺旋形展開的鹿角、馬鬃，甚至野貓的爪子，它們有時使動物的身高增加了一倍。馬的上唇像蝸牛的外殼一樣卷曲。在西西伯利亞的斯基泰－薩爾馬特藝術中，正像受到同樣靈感激發而產生的、由在鄂爾多斯的匈奴人精心製作的藝術一樣，動物形式的仿效有時是非常徹底的——它們複雜地相互纏繞、交錯在一起，其分枝難以想象地豐富——盡管在處理鹿和馬，或熊和虎的頭部時仍然保留著現實主義，可是，要把這些動物從裝飾圖中區分出來是困難的。動物的角和尾形成葉狀，或形成鳥的形狀。動物藝術的現實主義消失在由它自己產生的裝飾藝術之中。

於是草原藝術與鄰近的定居民族的藝術形成了直接的對照——斯基泰藝術與阿赫門尼德朝人的藝術相對，匈奴藝術與中國人的藝術相對——正是在描繪狩獵和動物搏鬥的場麵這方麵，他們有許多共同之處。與草原藝術中的扭曲、旋卷和模糊的畫法最不相同的，一方麵是亞述或阿赫門尼德的，另一方麵是漢朝的動物古典風格，即快速敏捷和刻劃簡樸。像漢朝時期的中國一樣，亞述和阿赫門尼德王朝的作品描繪了在簡單、虛構的背景中潛行覓食的動物在互相追逐或挑戰的場麵。草原藝術家們，無論是斯基泰人或是匈奴人，都表現了動物之間殊死搏鬥的扭打場麵，常常像盤根錯節的蔓藤一樣纏繞在一起。他們的藝術是一種戲劇性的藝術，或表現斷肢少翅的鳥，或表現被豹子、黑熊、灰色大鳥（格立芬）捕捉住的鹿和馬，犧牲者的軀體常常是完全卷成圓形。圖中沒有疾速，沒有逃避，而是勝利者有耐心、有條理地撕扯那些被獵物的脖子。如上所述，犧牲者表現了至死拖住凶手的情景。如果不是為了華麗的風格，盡管表現得“慢條斯理”，仍具有可以達到悲劇高度的內在動力。通過這種風格，動物的形態交織在一起，並且是精心製作出來的，這通常便從屠殺中抹去了所有的現實主義。

草原藝術中的各種要素和傾向參差不齊地分布在從敖德薩到滿洲和黃河的巨大地帶內。斯基泰人的草原藝術在向伏爾加河上遊的森林地帶傳播時影響了喀山附近的安納尼諾文化（大約公元前600－200年），安納尼諾文化無疑屬芬蘭－烏戈爾人種的文化。在喀山附近發現了具有豐富文物的葬地，除有通常所見的尖頭青銅斧和青銅匕首外，還有動物像，在這些動物像中，動物的身體都呈卷曲狀，盡管這些藝術品在製作上有某些不足和簡單化之處，但它們都與斯基泰藝術有聯係。然而，據塔爾格倫的觀察報告，在安納尼諾隻是部分地采用了斯基泰的動物藝術風格，裝飾仍然以幾何圖案為本。

在西伯利亞中部的米努辛斯克，情況並非完全相同。在青銅文化最繁榮的時期（公元前6－3世紀），阿爾泰地區的這個重要的金屬加工中心仍在生產一種飾有純幾何紋的有孔手斧（例如，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尖角式裝飾品）。然而，從此時期起，該地出現了一種質樸的、風格簡單的青銅動物像，與其他地區複雜而精巧的青銅器形成對比。因此，該地正是波羅夫卡想要尋找的草原藝術在地形及年代學上的發源地。

問題的重要性是明顯的。阿爾泰山區的古代工匠們錘打出來的第一批動物像正是在草原藝術的地理中心，即位於黑海和直隸灣之間中點的米努辛斯克嗎？這些仍處於初級的和缺乏藝術感染力的動物像是否是由於得到了西南方斯基泰人捐助的亞述－阿赫門尼德王朝藝術和東南方匈奴人給予的中國藝術而變得豐富多采呢？或者像羅斯托茲夫認為的那樣，米努辛斯克的動物形象的貧乏可以解釋為，由於斯基泰藝術在向西伯利亞森林地帶傳播時衰落了，就像它要向帕姆森林地帶傳播時，在安納尼諾發生的情況那樣呢？如果真是如此，那麽，米努辛斯克和安納尼諾不過是俄羅斯草原藝術的微弱反響罷了。

還應該指出，在南俄羅斯草原上最初（即從公元前7世紀至6世紀）隻發現了一些樸素無華的動物風格的例子，如在七兄弟墓和庫班的克勒姆斯、烏爾斯基和科斯特羅馬斯卡雅，基輔附近的奇吉林和克裏米亞的刻赤和庫爾奧巴（它們都是早至公元前5－4世紀的作品）等地發現的青銅器上。在公元前5和4世紀時，這種風格明顯地變得更加複雜了，正像在亞速海岸邊的美利托波爾附近的素羅克哈的動物圖案那樣。在一件由希臘金匠按斯基泰題材製作的精美藝術品旁邊，有一些扭曲的動物像，它們具有獨特的分枝，製作精細。在亞速海附近的伊裏紮威托夫斯卡亞，情況也是如此。該地區內，青銅器上刻的花紋和枝紋沒有別的目的，就是為圖紋本身而製作。 

4．薩爾馬特人及西西伯利亞 

在烏拉爾山附近奧倫堡地區的普羅霍羅夫卡發現了屬於公元前第4世紀的一種地區文化，其重要的收集物是矛。由於這種矛是薩爾馬特人獨特的武器，據羅斯托茲夫，普羅霍羅夫卡墓群標誌著薩爾馬特人首次出現在歐洲的俄羅斯。然而，薩爾馬特人（他們與斯基泰人同源，都屬於在北方遊牧的伊朗種人，他們當時已經立足於鹹海北岸）可能於公元前3世紀後半葉渡過伏爾加河，侵入俄羅斯草原，把斯基泰人趕回克裏米亞。波裏比阿（XXV，I）於公元前179年第一次提到他們，認為是一支需要認真對付的力量。

這兩個民族在種族上是有聯係的，他們都是遊牧民。然而，新來者明顯地不同於他們的前輩。上文已經提到過，斯基泰人是馬上弓箭手，他們戴薩迦帽，穿寬鬆的外套：他們是懂一點希臘文化的野蠻人，他們發展了一種動物藝術，這種藝術通過其風格仍然保留了對更有可塑性的自然主義形式的記憶。薩爾馬特人實質上是持長矛者，他們頭戴圓錐形帽，身披鎧甲。他們的藝術基本上仍是動物風格，對程式化和幾何圖形裝飾表現了比斯基泰藝術更加獨特的愛好，他們喜歡采用在金屬品中鑲嵌彩色瓷的表麵裝飾。簡言之，他們的藝術顯示了一種極明顯的“東方”反應，即在希臘－羅馬的造型藝術的基礎上的、以程式化的花紋裝飾。這是在歐洲第一次出現的中世紀前的藝術，薩爾馬特人後來把這種藝術傳給哥特人，再後又由哥特人傳給民族大遷徙中的日耳曼各部落。

斯基泰藝術向薩爾馬特藝術的過渡發生在公元前3世紀初，這一點可以從埃卡特林羅斯拉夫附近的亞曆山大堡的大量發掘物推斷出來。在公元前3至2世紀，薩爾馬特藝術已經在南俄羅斯確立，這一點已經從庫班的布諾瓦、莫吉拉、阿赫坦尼諾夫卡、阿納帕、斯塔夫羅波爾、卡西斯科耶和庫爾德澤普斯等地出土的寶石首飾上反映出來。也可以從亞速海附近伊裏紮威托夫斯卡亞的、屬於薩爾馬特時期的地層上反映出來，也反映在著名的邁科普鑲釉的銀質帶上，帶上刻有“格立芬”正在撕齧著一匹馬的圖案。據說邁科普銀帶是公元前2世紀薩爾馬特藝術的代表作。在以後一個時期的薩爾馬特飾片上，同樣的風格仍然存在，在頓河河口附近的塔甘羅格和費杜羅沃，以及庫班河口附近的錫韋爾斯卡亞都發現了同樣風格的藝術品（屬公元前2－1世紀），屬公元後1世紀的文物發現於亞速海附近的新切爾卡斯克，庫班的烏斯季拉賓斯卡亞、祖波夫農場和阿爾馬維爾。

這一批文物，特別是邁科普銀帶上的飾片，與西西伯利亞的金、銀飾片，即與今天收藏的彼得大帝的部分珍品有聯係，它們是以格立芬與馬群之間、虎與馬之間、格立芬與犛牛之間、鷹與虎之間，以及諸如此類的搏鬥場麵來裝飾的，是以非常程式化的枝狀方式來處理的。波羅夫卡把所有這些西伯利亞飾片確定在顯然是太早的時期（公元前3至2世紀）；麥哈特確定在公元前1世紀；羅斯托茲夫較為可靠地認為屬於公元後1世紀。

有一種看法更傾向於把西西伯利亞的金、銀飾片歸屬於同薩爾馬特人有姻親關係的各族，因為據近年來蘇聯的發現，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俄格拉克提村——也就是說，還要向東些，在西伯利亞的中部——發現了這一時期的人類頭蓋骨，它似乎不像是突厥－蒙古種人。另一方麵，他們很有可能是屬於居住在與斯基泰人、薩爾馬特人和塞種人有往來的地區的印歐種各族。 
 
5．阿爾泰地區的前突厥文化 

位於葉尼塞河上遊米努辛斯克地區的金屬加工中心大約從公元前5世紀初期起是一種新的活動的所在地。據塔爾格倫認為，正是這個時期出現了長方形的石槽墳墓，恰好與稱為“青銅第三期”、即奉哈特的“全青銅時代”（約公元前500－300，或200年）的時期一致。這一時期的特征是出現了大量的動物圖紋，尤其是那些斜臥著、直立著、回首翹望的各種鹿和卷曲著身體的動物的圖紋，塔爾格倫認為，它們起源於南俄羅斯。

也正是在公元前500－300年間，第一批西伯利亞青銅匕首和小刀生產出來，還生產了一種“杯狀大鍋”，它後來從米努辛斯克向匈奴時期的鄂爾多斯和大入侵時期的匈牙利兩個方向傳播。米努辛斯克和塔格爾斯科耶生產的小刀，刀身薄而形狀稍彎曲，刀柄柄端上有一精致的鹿頭，這種小刀在整個蒙古地區，乃至在匈奴時代的鄂爾多斯都普遍地見得到。

大約在公元前330至200年期間，在米努辛斯克，鐵器時代獲勝，生產了一種部分是鐵、部分是青銅製作的尖形斧，還有一群公共的大墓地。除此而外，在米努辛斯克還發掘出一些青銅裝飾片，據麥哈特，它們無疑是公元前2至1世紀的產物。青銅飾片上表現著頭對頭挑戰的公牛，或者是處於戰鬥中的馬；飾片上動物的耳、蹄、尾、肌肉，以及它們身上的毛都畫得象“空心三葉草”式的。這一畫法顯然與南俄羅斯和西伯利亞的薩爾馬特藝術有關係，許多考古學家認為這種畫法經米努辛斯克傳給鄂爾多斯地區的匈奴人，影響了他們的藝術。

米努辛斯克位於薩彥嶺北坡。再往西南，在大阿爾泰山北麵、鄂畢河和卡通河兩河源附近的帕茲雷克，格裏亞茲諾夫使團於1929年發現了公元前100年，或者稍早一些的埋葬地，葬地中有“戴著像馴鹿一樣麵具”的馬的屍體（順便說一下，這似乎可以證明該地居民已經用馬取代了馴鹿）。在這些馬麵具上，以及在一些用皮、木、金製的馬具上都有以程式化的動物圖案的裝飾：飛奔著的野山羊和牡鹿，正在撕齧著一隻野山羊的帶翼的“格立芬”、猛撲向鹿和野山羊的黑豹，朝地上的鹿子俯衝的鷹，互相對鬥的雞。所有這些題材仍與斯基泰的、甚至是與希臘－斯基泰的動物藝術的現實主義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而沒有它後來的複雜的裝飾。這種工整、嚴謹的風格產生了極好的裝飾效果。

在帕茲雷克，還發現了明顯是源於希臘－羅馬人的、有胡須的怪狀麵具，這些麵具無疑是受到在辛梅裏安人時期博斯普魯斯境內的希臘王國的影響。大約處於同一時期（即公元前2－1世紀）的類似的希臘－羅馬麵具，在米努辛斯克文化群中也有發現：在特裏波利耶、巴捷尼、別亞、卡裏和茲納緬卡等地。除帕茲雷克外，阿爾泰文化群還包括：希柏、克拉科爾和奧羅丁的棺槨，它們大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並與薩爾馬特人有姻親關係。希柏文化群的文物展示了同樣的動物藝術，采用離現實主義還不太遠的、拘謹的風格。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6－48年間的一件在希柏發現的中國漆器有利於確定該文化中心的年代。

公元1世紀，阿爾泰文化是以卡坦塔棺槨為代表，棺槨中有熊和鹿搏鬥的木雕，鹿的角長成了鳥頭。還有一些飾有程式化動物圖案的青銅片和織物碎片，圖中格立芬與鹿的搏鬥使人想起了在蒙古諾恩烏拉發現的同時期的匈奴圖案。正像在諾恩烏拉出土了一塊可以肯定是源於辛梅裏安人時期的博斯普魯斯國的希臘織布一樣，米努辛斯克附近的特斯棺槨中的遺物提供了直到大入侵時期來自同一地區的希臘－羅馬影響的證據，在受黑海地區影響的耳環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在公元1世紀和2世紀中，處於過渡文化中的動物圖案繼續在米努辛斯克地區盛行。特普魯科夫稱之為塔錫蒂克文化，特別是位於土巴河和葉尼塞河合流處下遊、米努辛斯克以北37英裏的俄格拉克提村的發現就歸屬於這一文化。其年代是由一塊東漢時期的中國絲綢而確定，其中還有一些精致的動物岩畫。

其後不久，在阿爾泰山和米努辛斯克發現的那些與斯基泰－薩爾馬特人有關係的文化中心似乎絕跡了，或者更準確地說，發生了變化。米努辛斯克地區在公元7世紀初期還在生產青銅裝飾品，其年代可以由唐朝初期的中國錢幣來確定。但是，在兩種文化的間歇期內，該地區顯然是遭到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國曆史學家們在公元5世紀時曾經提到過的突厥各部的征服。據特普魯科夫認為，在公元3世紀以後，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接替了與薩爾馬特人有聯係的印歐貴族。但是，米努辛斯克、帕茲雷克和卡坦塔這些文化中心在消失之前，在向蒙古和鄂爾多斯的匈奴各族傳播程式化動物藝術（即草原藝術）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匈奴的起源 

當伊朗人種的遊牧民（斯基泰人和薩爾馬特人）占據著草原地帶西部即南俄羅斯時，無疑地還包括圖爾蓋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亞；草原地帶的東部是處於突厥－蒙古種民族的統治之下。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統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中國人所知。匈奴一名與後來羅馬人和印度人稱呼同一蠻族的名稱（Huns〔Hunni〕和Huna）是同詞源的。可能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紀的秦朝，才在中國編年史上清楚地記載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紀時已經被中國人稱為嚴狁。更早一些的時候，他們可能被稱為“草粥”，或更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曆史的黎明時期，中國人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當時居住在中國邊境上，即在鄂爾多斯、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那些民族。馬斯佩羅推測：所謂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北京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其他的部落在公元前第4世紀時已經歸降於趙國的中國人。趙武靈王（大約公元前325－298年在位）甚至從他們那裏奪取了山西最北部（大同地區），實際上還奪取了今鄂爾多斯北部地區（約公元前300年）。正是為了有效地防範這些遊牧民的進攻，秦國（陝西）和趙國（山西）的中國人都改他們的重車兵為靈活的騎兵。這一軍事改革帶來了中國服裝上的徹底變化；弓箭時代的長袍被從遊牧民那裏學來的騎兵褲子所取代。從遊牧民哪裏，中國武士們還模仿了羽毛裝飾的帽子、“三尾服”和後來對名為“戰國時期”的藝術起到很大作用的“帶扣”。也正是為了防禦匈奴，趙國及其鄰近諸國的中國人開始沿其北部邊境壘起最初的城牆，後來秦始皇統一和完成了城牆的建築，成為了長城。

據中國史家司馬遷記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紀後半葉，匈奴似乎成為一支統一的、強大的民族，他們由一位名叫單於的首領統帥著，單於的全名漢文譯音是撐犁孤塗單於，中國人把這些詞解釋為“像天子一樣廣大的首領”。在這些詞中可以發現突厥－蒙古語詞根，特別是“撐犁”是突厥－蒙古語詞（Tangri，天國）的譯音。在單於之下，有兩個最大的官職，即屠耆王，意為左右賢王。漢文譯音“屠耆”與突厥字（doghri）有關係，意思是“正直的”、“忠實的”。就基本上以遊牧生活為主的民族所能談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單於住在鄂爾渾河上遊的山區，以後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這兒。左賢王——原則上是單於的繼承人——住在東麵，可能在克魯倫高地。右賢王住在西麵，可能像阿爾伯特·赫爾曼認為的那樣，在杭愛山區、今烏裏雅蘇台附近。接下去，匈奴統治集團內依次有：左右穀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然後是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這個遊牧民族，在行進時被組織得像一支軍隊。一般行進的方向是朝南，這在突厥－蒙古種各民族中已成為習慣；類似的現象在匈奴的後裔、6世紀的突厥人中，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都可以看到。

中國人描繪的匈奴肖像上的特征，我們在他們的繼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威格爾概括道：“他們的身材矮而粗壯，頭大而圓，闊臉，顴骨高，鼻翼寬，上胡須濃密，而領下僅有一小撮硬須，長長的耳垂上穿著孔，佩戴著一隻耳環。頭部除了頭頂上留著一束頭發外，其餘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身穿長齊小腿的、兩邊開叉的寬鬆長袍，腰上係有腰帶，腰帶兩端都垂在前麵，由於寒冷，袖子在手腕處收緊。一條短毛皮圍在肩上，頭戴皮帽。鞋是皮製的，寬大的褲子用一條皮帶在踝部捆紮緊。弓箭袋係在腰帶上，垂在左腿的前麵，箭筒也係在腰帶上橫吊在腰背部，箭頭朝著右邊。”

上述服裝的一些細部，特別是裹齊踝部的褲子，對匈奴人與斯基泰人來說都是共同的。有許多習慣也是相同的：如葬禮上的犧牲。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在酋長（或首領）的墓上，割開其妻子及隨從們的喉嚨，至於匈奴人，其人數達到上百或者上千。希羅多德（IV．65）記載，斯基泰人將敵人的頭蓋骨在沿眉毛平處鋸開，在外麵用皮套蒙上，裏麵嵌上金片，作為飲器使用。《前漢書》證實了匈奴人中有同樣的習慣。這一習慣特別是從老上單於用月氏王的頭蓋骨來飲酒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確實，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把頭看作戰利品的。希羅多德（IV．64）曾提到斯基泰人在戰利品中展示他們砍下的敵人的頭顱以及掛在馬韁繩上的頭皮，以示誇耀。

在匈奴的後裔，即公元第6世紀的突厥人中，一個戰士墳墩上的石頭，其數目是與他一生中所殺敵人的數目成比例。這種嗜血性的風俗也同樣盛行於印歐種和突厥－蒙古種的遊牧民中。斯基泰人用敵人的血灑在插在一個小土堆上的神聖的短彎刀上，以及喝一杯被他殺死的第一個敵人的血。匈奴人在訂盟約時，要用人頭蓋骨製成的容器喝血。在悼念死者時，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用小刀把臉劃破，“讓血和淚一起流出來”。

像斯基泰人一樣，匈奴人基本上是遊牧民，他們生活的節奏也是由他們的羊群、馬群、牛群和駱駝群而調節。為尋找水源和牧場，他們隨牧群而遷徙。他們吃的隻是畜肉（這一習慣給更多是以蔬菜為食的中國人很深的印象），衣皮革，被謝裘，住氈帳。他們信奉一種以崇拜天（騰格裏）和崇拜某些神山為基礎的、含混不清的薩滿教。他們的單於或者最高君主，在秋季召集全體匈奴人（這個季節馬最壯）課校人畜。所有的中國著作家都把這些野蠻人描述成頑固的掠奪者，他們會出其不意地出現在耕地邊緣，侵襲人畜和搶劫財產，然後在任何還擊可能來到之前帶著戰利品溜走。當他們被追趕時，他們的戰術是引誘中國軍隊深入大戈壁灘或是草原荒涼之地，然後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況下，以雷雨般的箭懲罰追趕者，直到他們的敵人被拖垮，被饑渴弄得精疲力竭，他們才一舉而消滅之。由於他們的騎兵的機動性以及他們的弓箭技術，這些方法相當有效。在從最初的匈奴到成吉思汗時期的所有草原居民中，這些方法都很少變化。對於所有那些由馬上弓箭手組成的部落，無論是東方的匈奴人或是西方的斯基泰人，這些方法都是共同的。正如希羅多德所陳述的，斯基泰人對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樣的策略。大流士及時地意識到這種危險，並且在這種“退出俄羅斯”可能終止災難的來臨之前就撤退了。有多少中國將領後來因為缺乏這種謹慎，他們受到匈奴人佯裝逃逸的蒙蔽而進入沙漠荒涼之地，在那兒遭到了屠殺呢？

至於匈奴在突厥－蒙古種各民族中的語言位置，一些作者，如白鳥庫吉傾向於把他們歸入蒙古種人。相反，伯希和從漢文譯本所提供的反複核對的幾次巧合中，認為全麵來看，這些匈奴人應該屬於突厥種，特別是他們的政治領導人。

7．匈奴藝術 

匈奴人有富於特征性的藝術，主要是以一些青銅製成的、上麵飾有程式化動物紋的帶狀的或者是其它形態的飾片，馬具或裝備上的座架、鉤和飾釘，或者是以末端刻有牝鹿形狀的棍棒為代表。這種藝術常常被稱為“鄂爾多斯藝術”。其名來自蒙古種的鄂爾多斯部落，自16世紀以後，該部一直占有從黃河河套到陝北之間的地區，該地區的發現物特別豐富。它是草原風格化動物藝術的一個分枝。草原風格化動物藝術在南俄羅斯帶有亞述－伊朗和希臘影響的色彩。在米努辛斯克，草原風格化動物藝術是相當簡單的，無論是把它看成這種藝術的最初形式，還是衰亡形式。在鄂爾多斯，草原風格化動物藝術與中國美學發生接觸，它與中國藝術互相影響，互相作用。鄂爾多斯藝術特別令人想起米努辛斯克藝術，盡管它是更加富於想象力的，在它的飾片上裝飾著馬的搏鬥圖，馬或鹿與虎、熊、怪獸搏鬥的圖案，也有些矛或箭的柄端，在一個圓節疤處用牡鹿和紅鹿形象裝飾。

據考古學的研究，蒙古和鄂爾多斯地區的匈奴藝術似乎與斯基泰藝術一樣的悠久。1933年，瑞典考古學家T．J．阿恩認為，灤平和宣化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3世紀初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4世紀後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學家梅原末治認為，鄂爾多斯藝術對名為“戰國時期藝術”的中國風格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戰國藝術至少是從公元前第5世紀開始繁榮的。梅原末治認為，鄂爾多斯的第一批青銅器始於這一時期。最近，瑞典漢學家卡爾格林把戰國藝術風格更往前推到公元前650年，由此證明鄂爾多斯藝術形式的草原藝術當時也已經存在了，後來，它給被稱為“中周時期”的中國裝飾藝術風格帶來了變化。考古學家們一致同意：鄂爾多斯藝術的影響是引起古代中國青銅器從“中周式”向“戰國式”變化的因素之一，這一因素是同社會內部演變的規律相合的，並且明顯地如這些規律那樣是在同一方麵起作用的。

匈奴古物的主要遺址分布在從貝加爾湖到河北、山西和陝西的邊境地區內。現列舉如下：（1）在北方，外貝加爾省的赤塔墓地，據麥哈特確定，屬於公元前第3至第2世紀，同時在蒙古高原恰克圖北，特羅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發現了西伯利亞飾片和中國漢代錢幣，是公元前118年以後發行的。（2）在外蒙古，庫侖附近的諾恩烏拉，科茲洛夫使團在此發現了一位匈奴王子的墳墓，墓中有表現草原藝術的青銅器和以同樣風格（格立芬正與一隻麋搏鬥，以貓為圖騰的氏族中的一個成員正在捕捉一頭犛牛）裝飾的、華麗的毛織品，每一主題都是以最好的薩爾馬特－阿爾泰的風格進行處理的，還有一塊希臘織布上描繪著一個上唇留著胡須的男人，其胡須長度是人體長度的四分之三，無疑是辛梅裏安時期博斯普魯斯的某位藝術家的作品。以上所有古物的年代根據其中公元2年製成的一件中國漆器得以確定。離該匈奴王子墓不遠，即鄂爾渾河岸上的杜爾伯斤和伊勒克－埃裏克發現的壁畫可能屬於同一個墓葬群，但它們的年代未能確定，盡管畫中鹿的優美姿態似乎又反映出薩爾馬特－阿爾泰的影響。（3）在鄂爾多斯，即今綏遠、察哈爾和熱河三省的殘餘地區，在許多遺址上都發現了鄂爾多斯青銅器，特別是在熱河附近的灤平，多倫西部和張家口北部的哈屯森和賀壟·歐沙，在張家口以南、通往北京途中的宣化，綏遠附近的歸化城，在陝北和鄂爾多斯邊境上的榆林。我們注意到，在宣化所發現的一些古物的年代可以根據其中的一枚中國“刀幣”確定，刀幣上刻有“t’u”的字樣，是戰國時期於公元前480－250年間在中國通用的一種錢幣。

總的說來，盡管相當大比例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即是說內蒙古的匈奴人的青銅器，是與中國的戰國時期（公元前5－3世紀）同時代的，然而，在整個漢朝時期（從公元前第2世紀初到公元後第3世紀初），同一藝術繼續在內、外蒙古繁榮，這一點已經由下列發現所證實：諾恩烏拉注明年代的部分古物；在鄂爾多斯存在著刻有多頭獸圖案的大量的青銅飾片，這些飾片可以較準確地斷定是屬於這一時期；最後是在收藏品中（即塞努斯奇博物館的收藏，考弗爾德收藏品和盧收藏品），有漢朝藝術家們明顯地仿照鄂爾多斯原物複製的、具有匈奴題材的中國青銅鉤。在下一個時期，即在中國被稱為“六朝”（公元4－5世紀）時期，在某些不斷增加的大量動物題材裝飾的青銅鉤上，鄂爾多斯藝術的影響並未減少，動物形體都是彎曲、互相纏繞在一起的。在同一時期內，同樣的草原藝術可以在大入侵時的歐洲的扣子、飾片和馬的座架上辨別出來。此外，阿恩提到了直到9世紀仍保留著原草原動物藝術風格特征的西西伯利亞青銅器。同樣的藝術也許一直在成吉思汗時期的汪古部（Ongut）中繼續著，在聶思脫裏安教所用的小青銅器，即十字架、鴿子、聖靈等物上仍保持著這種藝術，在鄂爾多斯及其毗鄰地區的泥土中出土了大量這種青銅器。此外，純鄂爾多斯式飾片在西夏國中期（公元11－12世紀）還在製造，除非引起沙爾莫尼注意的西夏文字是當時重新刻上去的，或者，除非這些飾片是不作通用的西夏的仿製品。

8．匈奴的首次出擊和月氏的遷徙 

匈奴作為一支令人畏懼的勢力第一次出現在曆史上是在公元前第3世紀末，正是此時中國在秦朝（前221－206年）的統治下完成了國家的統一。秦朝建立者秦始皇（221－210年在位）預見到這一危險，與將軍蒙恬完成了修建長城的工作。從公元前215年起，長城一直起著保衛中國領土免受匈奴侵犯的作用，約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趕出了今天稱之為鄂爾多斯的地區，即黃河河套內的地區。然而，與此同時，匈奴人在頭曼單於（死於約前210—209年）的率領下，以攻月氏而開始了他們的擴張，月氏人直到當時一直居住在甘肅西部。在東方，頭曼之子、繼承者冒頓（約209－174年在位）打敗了滿洲邊境上的另一支蠻族——東胡。冒頓利用秦亡漢興（前206－202年）之間爆發的削弱中國勢力的內戰，於公元前201年入侵中國山西省，圍其首府太原。漢朝的建立者高帝奔赴太原，驅趕匈奴，然而反被匈奴圍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即今山西邊境的大同地區。後經談判，方得解圍，協議中，漢高祖給予匈奴優惠。把一位中國公主或者是宮女嫁給單於為妻，正如以後的中國詩人們所吟：可憐的“鷓鴣”嫁給了“蒙古的野鳥”。

大約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頓第一次給甘肅西部的月氏人帶來了災難，他聲稱已經征服了月氏。冒頓之子，繼承者老上單於（約公元前174－161年在位）後來結束了月氏的威脅，用月氏王的頭蓋骨做了飲器，把月氏人驅逐出甘肅，迫使他們向西遷徙，由此產生了發端於亞洲高原的有史記載的第一次各民族大遷徙。

月氏一名（至少是以這種形式）僅以它的漢文譯音而流傳下來。然而，許多東方學專家長期傾向於把月氏人與吐火羅人（他們於公元前2世紀從突厥斯坦遷往巴克特裏亞，希臘曆史學家們從這次遷徙中了解了他們）以及與希臘曆史學家們稱呼的印度－塞人等同起來。按此分類，吐火羅人與印度－塞人是一個民族在兩個時期內采用的兩種稱呼，人們認為這個民族與斯基泰人有姻親關係，或者說它屬於印歐種人，這一確認主要基於以下事實，即：在今甘肅西部的中國境內——按中國史家們的記載，該地區在公元前第2世紀初期已經是月氏人的地盤——地理學家托勒密最遲在公元後2世紀提到了一支塔溝裏人（Thagouri）、一座塔溝裏峰和一個塔溝拉城鎮。此外，斯特拉波提到在從希臘人手中奪取巴克特裏亞的諸族中有吐火羅人（Tokharoi），正好是這時候，中國史家們表明月氏人到達了其遷徙終點大夏，也就是巴克特裏亞的邊境。兩種發展進程如此一致，似乎形成了強有力的論據，支持那些把中國編年史上的月氏人看成是希臘史家筆下的“吐火羅”、梵文抄本中的“Tukhara”和以後羅馬時期的“印度－塞人”的曆史學家們。此外，遲至公元第5和第8世紀，塔裏木北緣綠洲上的居民仍說印歐語，塔裏木北緣如果不是月氏人早些時候的地盤的話（因為這些月氏人被證明是甘肅的土著居民），那麽，當時其中部分地盤至少是屬於在吐魯番、焉耆和庫車的、與月氏人或多或少有些親屬關係的部落。直到最近，語言學者們還稱這些印歐語為吐火羅語，盡管今天他們滿足於將這些語言標明為庫車語、焉耆語等等。然而，在曆史黎明的時期，印歐語部落向遠東前進了很大一段路是有可能的。這一假設使人們易於接受，因為西西伯利亞、也許甚至是米努辛斯克地區，似乎在公元紀年以前，已經有與斯基泰－薩爾馬特人有親屬關係的各族居住，以及費爾幹納和喀什噶爾－帶的天山南北兩麓在阿赫門尼德時期就有說東伊朗語的塞人居住。因此，今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區就該是布滿了印歐種人，喀什噶爾附近的那些印歐種人屬東伊朗人，在酒泉的、庫車的印歐種人屬吐火羅人。月氏人相當於後一種人。

然而，中國曆史地理書所提供的早期資料都涉及到“印歐主義”在這些前哨地區所遭到的第一次倒退。這一點我們已經看到，冒頓單於（約209－174年在位）率領下的匈奴人嚴重地挫敗了月氏。繼任的老上單於（約前174－161年在位）殺月氏王，並讓人把他的頭蓋骨製成一個杯子。他迫使這些月氏人離開甘肅，穿過北部戈壁向西逃亡。其中小部分月氏人，中國人稱之為小月氏，在南山南部地區的羌人或吐蕃人中間定居下來，正如兩個半世紀以後成書的《前漢書》所記，他們使用羌或吐蕃人的語言。其餘的月氏部落，中國人稱為大月氏，企圖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定居，但很快被烏孫（其音為Oo－Soon）人趕走。中國史家們描寫這些烏孫人是藍眼紅須。查爾彭蒂爾把烏孫一名與“阿息”（Asioi）一名聯係起來——阿息是薩爾馬特人中被稱為阿蘭人這一支的另一個名字——他認為烏孫人是阿蘭人的祖先或親屬。如果這一假設正確的話，那麽，在類似月氏和匈奴的壓力之下，成群結隊地向南俄方向遷移的必定是這些烏孫人，盡管比我們所談到的時期確實要早一些，但斯基泰人正在不斷地被薩爾馬特民族所取代。

然而有可能，月氏被匈奴從甘肅逐出之後，他們向西遷徙的浪潮曾衝擊著伊犁河附近的烏孫人。烏孫人暫時被新來者征服，但在匈奴的幫助下隨即進行了反撲。後來月氏人重新向西進發，來到錫爾河（希臘地理學家們的亞克蘇斯河）上遊的費爾幹納地方（中國人稱大宛），《前漢書》記載他們大約在公元前160年到達該地。在那裏，他們處在巴克特裏亞的希臘王國邊境上，希臘－巴克特裏亞王幼克拉蒂斯在巴克特裏亞的統治必定已接近了尾聲。

9．匈奴首次出擊產生的影響和希臘在阿富汗地區統治的崩潰 

塔什幹、費爾幹納和喀什噶爾這些地區是由中國人稱之為“塞人”（古音是Ssek），波斯人和印度人稱之為“薩迦”（“Saka”或“Sha－ka”），希臘人稱之為“薩迦伊”（Sakai，“即我們的薩迦人”）的人居住。事實上，他們是“亞洲的斯基泰人”。他們組成了斯基泰－薩爾馬特大家族中的一支，即他們是來自西北草原的遊牧的伊朗人。由於呂德斯的著作，似乎有理由把塞語歸屬於他們，奧瑞爾·斯坦因使團在和田發現了屬於中世紀初期的大量塞語手稿，塞語是一種東伊朗語方言。西遷的月氏對塞人的撞擊在塞人中引起了總的反響，導致了他們入侵由亞曆山大的繼承者、希臘王公們所建立的巴克特裏亞王國。根據到W．W．塔恩時代普遍能夠接受的理論，在月氏的壓力下，塞人越過索格底亞那地區，然後進入了巴克特裏亞，在此取代了希臘人。在公元前140－130年間，遊牧部落實際上已經從希臘國王赫利克勒斯手中奪取巴克特裏亞，據斯特拉波記述，其中最有名的遊牧部落是阿息人、帕夏諾伊人、吐火羅伊人和薩迦勞賴人，他們都是來自錫爾河北岸地區。要準確地識別這些部落，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困難的。如上所述，查爾彭蒂爾把阿息人（彭沛烏斯·托古斯稱為阿息洛伊人）看成是中國史家們曾提到的伊犁河畔的烏孫人。薩迦勞賴或薩迦卡伊似乎暗示一支古代塞人部落。至於吐火羅人，根掘H．W．貝利所堅持的假設，他們是月氏人最核心的部分。

公元前128年，當中國使者張騫訪問月氏時，中國史家司馬遷提到他們，把他們當作為已經征服和占領索格底亞那地區（指“媯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的人。《前漢書》記道，他們已經在該地的監氏城建都。羽田亨認為該城名字在發育上與坎塔（kanda）城一致，kanda是馬爾幹達（markanda）或撒馬爾罕的縮寫。《史記》和《前漢書》都還記道，月氏已經臣服大夏（即巴克特裏亞），雖然他們似乎沒有占領其地，至少在當時還未占領。塔恩懷疑（錯誤地）被月氏人征服的巴克特裏亞君主們可能仍是希臘人，而不是塞人，按此情況，塞人未能把希臘人從巴克特裏亞趕跑。許多東方學學者認為，無論如何在其後不久，即大約公元前126年，月氏人不再滿足於對巴克特裏亞的宗主權，他們越過阿姆河，實實在在地占領了該省。這種觀點是以《後漢書》的一段記載為根據的，該書明確記道，月氏人移居大夏，由五位首領或翕侯（she－hu即葉護）瓜分了其他。事實上，與這些事件的時間比較接近的《前漢書》在這一點上似乎卻不太清楚。它隻記道：“大夏民（即巴克特裏亞人），本無大君長，臣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當時這些人不可能還是粗暴的希臘冒險家們，而隻能是某種蠻族），月氏徙來，皆畜臣之。”此文的意思含混不清，模棱兩可。但有另一本不含糊的史書，即《後漢書》，它記道，公元84年，中國將軍班超曾請求月氏王規勸索格底亞那地區王（康居王）。這意味著在當時索格底亞那地區與月氏國是完全區別開的，因此必須在索格底亞那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尋找月氏人，很可能往南朝著巴克特裏亞。在阿姆河北岸稍稍逗留之後，他們渡過河，取代了巴克特裏亞的塞人。據塔恩（他的觀點我們不能接受），他們幾乎是直接從希臘人手中奪取了巴克特裏亞。無論如何，月氏人的遷徙是各族大混亂和橫掃東伊朗的遊牧民浪潮的標誌。在南方，塞人受到月氏人在後麵的攻擊，占領了德蘭吉亞那（即錫斯坦）和阿拉霍希亞（即坎大哈）。這一占領是永久性的，因為，從此以後，這些地區成了“塞人的地區”，按伊朗語名稱是“薩迦斯坦納”，近代波斯語稱之為“錫斯坦”。

所有這些遊牧部落從錫斯坦猛撲向帕提亞帝國，幾乎摧毀了它。帕提亞國王弗拉亞特斯二世在米底受到敘利亞國王安提珂七世的威脅，他企圖進行塞硫古王朝式的再征服（公元前129年），這種輕率的舉動引起一些野蠻人前來救援。這些野蠻人來了，但是不久就倒戈，弗拉亞特斯兵敗被殺（公元前128年或127年）。據彭沛烏斯·托古斯說，帕提亞新王阿特班努斯二世於公元前124或123年在對吐火羅人進行反攻中受重傷。這似乎可以證明，中國史上的月氏——如果像推測的那樣，就是希臘史上的吐火羅人的話——從那時起就一直定居在巴克特裏亞，後來他們使巴克特裏亞成了“吐火羅斯坦”。帕提亞王密特裏達提二世（前123－88年）繼位，他確實阻止了遊牧部落對帕提亞的入侵，甚至將他的宗主權強加於在錫斯坦的塞人。然而，在公元前77年，薩迦勞賴人在伊朗已經十分強大，他們自己挑選了他們的保護者阿爾薩息家族的辛刺特拉克斯或稱沙拉特洛伊克斯，把他擁上帕提亞王位，後來辛刺特拉克斯企圖反對他們，被他們亂箭射死（大約公元前70年）。

這些地區的塞人和月氏人以後的命運構成了伊朗和印度曆史的一部分。在此回憶以下事實就足夠了。塞人從錫斯坦和坎大哈擴張至喀布爾和旁遮普；然後，當這些地區被月氏人占領時，他們又擴張到馬爾瓦和吉萊特，在那裏，塞人的總督維持統治直到公元第4世紀。至於巴克特裏亞的月氏人，中國史表明他們在公元1世紀建立了大貴霜王朝。《前漢書》說，這些貴霜人是大約在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裏亞的五部落中的一部。

《後漢書》記載了貴霜人的首領邱就卻（古錢幣上是kujulakadphises）如何降服其餘的月氏部落，由此建立起貴霜帝國的，希臘人和羅馬人是在印度-塞人帝國的名稱下知道該國的。貴霜皇帝：庫久拉·卡德菲斯或稱卡德菲斯一世（公元30年至91年或92年）；維馬·卡德菲斯或卡德菲斯二世（92年至大約132年間）；迦膩色迦（大約144年至172年間）；胡韋斯迦（大約172年至217年）和韋蘇特婆（大約217年至244年）。他們將其統治從喀布爾擴張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區（旁遮普和馬圖拉）。迦膩色迦在佛教向中亞傳播過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為人所知。此處提及此事的目的是要表明匈奴首次出擊給亞洲的命運帶來的巨大影響。匈奴在把月氏逐出甘肅的過程中，引起了一連串的反應，這些反應在遠至西亞和印度都能被感受到。阿富汗地區喪失了希臘化特征，亞曆山大遠征在這些地區所留下的最後的遺跡被消除了；帕提亞的伊朗暫時承受了震動；從甘肅被趕走的部落已經在喀布爾和印度西北部建立起一個意想不到的帝國。同樣的進程繼續貫穿於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曆史。在草原一端發生的一個輕微的博動，不可避免地在這條巨大的遷徙地帶的每一個角落都產生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後果。

10．匈奴與西漢的衝突和西匈奴的分裂 

月氏的西遷增強了匈奴的重要性。從此，他們控製了東戈壁的南北兩麵：在外蒙古地區，單於在鄂爾渾河地區，即後來被稱為哈拉和林的附近建起一座單於庭帳。在內蒙古地區，他們是在萬裏長城的腳下。現在他們的騎兵已經敢攻入中國境內。公元前167年，他們進入陝西，直至彭陽（中國都城長安以西），放火燒了這裏的一座皇宮。公元前158年，他們返回渭河以北，直接威脅著長安。公元前142年，他們進攻山西北部大同附近雁門方向的長城。在漢武帝（前140－87年在位）登基時，中國邊境各處正受到他們的威脅。

當時，亞洲大陸的帝國是屬於匈奴的。其單於的主要駐地（就遊牧民有一固定駐地而言）或者至少是他的一個夏季大本營，是在上麵提到過的鄂爾渾河河源處。被中國人稱為“龍庭”的另一個中心地被認為是在更南麵的戈壁灘上，靠近翁金河下遊地區。武帝擬定了一個計劃要把他們趕回老巢去。在行動之前，他設法與當時定居在索格底亞那的月氏人聯合，企圖從後方進攻匈奴。抱此目的，他派使者張騫出使月氏。張騫於公元前138年離開中國，幾乎立刻就被匈奴俘虜，匈奴將他送往軍臣單於處。他在那裏被迫呆了10年之久。最後，他逃到費爾幹納（大宛）王那裏，並由此到達索格底亞那（康居）。但是，月氏人滿足了新占領的、地域，對戈壁地區的事情不再感興趣。張騫隻好重返歸途。他再次成了匈奴的俘虜，匈奴拘留他一年多，最後，他於公元前126年回到了中國（公元前115年，張騫被派往伊犁地區的烏孫，由於烏孫人不敢與匈奴開戰，張騫幾乎沒有收獲）。

由於月氏人拒絕給予漢武帝希望得到的對匈奴的牽製，漢武帝在無援的情況下開始了對匈奴的戰爭。當時匈奴正在今北京方向發起習慣性的襲擊（前129年）。中國將軍衛青從山西北部地區出發，穿過戈壁，遠征至翁金河畔的龍庭，把匈奴趕跑。公元前127年，中國在鄂爾多斯和阿拉善之間、地處黃河岸邊的朔方進行了軍屯，以保衛河套地區。公元前124年，匈奴侵入朔方邊境，衛青把他們趕跑。公元前121年，衛青的外甥、年輕的英雄霍去病，率領1萬騎兵把匈奴從原月氏人和烏孫人占領的、離今涼州、甘州和瓜州不遠的甘肅部分地區趕走。占據著這些地區的兩支匈奴小部落（甘州附近的渾邪部和涼州附近的休屠部），不再臣事單於，歸附漢朝，作為漢朝的盟邦被安頓在南山以北。公元前120年，在鄂爾多斯形成了一個堅實的中國移民區。公元前119年，衛青和霍去病——前者從山西北部的庫庫河屯地區出發，後者從北京西北、今宣化附近的上穀出發——橫穿戈壁，而至今外蒙古，來到匈奴帝國的中心。正像阿爾伯特·赫爾曼推測的那樣，衛青似乎還遠至翁金河下遊。他出奇不意地襲擊了伊稚斜單於，迫使他在猛烈的南風中逃遁，風沙吹打著匈奴人的臉孔。衛青消滅或俘虜1．9萬人。霍去病進行了一次更大膽的遠征，深入外蒙古約600英裏，一直到達土拉河上遊和鄂爾渾河上遊。他俘虜匈奴頭目80餘人，並在其境內的山頭上舉行了莊嚴的祭神典禮。霍去病回國後不久，於公元前117年去世。在鹹陽（陝西）有這位偉大的驃騎將軍的墳墓，墓上塑著雄偉有力的高浮雕雕塑，描繪一匹馬踩著一個野蠻人。

匈奴一經被趕回外蒙古，漢武帝就於公元前127－111年間，著手在甘肅建立了一係列郡和軍府，以防匈奴卷土重來。從蘭州延伸到玉門關，有武威郡（涼州附近）、張掖郡（甘州附近）、酒泉郡（肅州附近）和敦煌郡，可以觀月氏故地動靜和保證絲路的暢通。公元前108年，中國將軍趙破奴向西北更遠地區進軍，直至羅布泊地區的樓蘭國和今吐魯番地區的車師國。他監禁樓蘭王，並打敗車師王。幾年之後，中國與費爾幹納（中文稱大宛）建立了商業關係，當時費爾幹納無疑是居住著東伊朗人和塞人，他們為中國提供產於河中地區的優良馬種。大約在公元前105年，由於不滿中國的這種索求，費爾幹納人暗殺了中國使者。公元前102年，中國將軍李廣利進行了一次空前大膽的行軍，率兵6萬，從敦煌出發，直奔費爾幹納。當他抵達費爾幹納時，隻剩下3萬人。他采取引水改道的方法降服該國的都城——可能是蘇對沙那，即今烏拉秋別——直到他獲得3千匹馬作為貢賦後才退兵。

與此同時，北方的匈奴並未偃旗息鼓，武帝統治末期是以類似於瓦魯斯（Varus）之難的一次災難為標誌的，盡管遠遠不如瓦魯斯之難那麽嚴重。一位名叫李陵的中國年輕軍官計劃對外蒙古發動一次遠征。他隨身帶領5千步兵從額濟納河北部支流上的居延出發。朝正北向翁金河方向行軍30天，在到達浚稽山——無疑地是在稱為吐帕施山附近的某地——之後，他發現自己已處於8萬匈奴的包圍之中，匈奴中的馬上弓箭手們開始驅逐這支小小的隊伍。李陵朝中國邊境方向撤退，遊牧騎兵緊追不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餘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然而，撤退的軍團來到離中國邊境30英裏內的地方，悲劇發生了。“單於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時至黑夜，李陵企圖在黑暗籠罩下偷襲匈奴中心地，殺單於，但他失敗了。隻有各自逃命。僅有400人突圍生還，其餘的人，包括李陵在內，都成了俘虜。武帝聞之，勃然大怒。史學家司馬遷曾企圖為勇敢的李陵挽回名聲而受到殘酷的刑罰。“李陵之難”使漢朝中國在一段時期內放棄了在外蒙古進行反攻的政策。但是，這次災難並未危及甘肅邊境，因為受它拖累的不過是一支分遣隊。

從這一時期起，匈奴的古物都是在外貝加爾省發現的。如上所述，有最近在特羅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發現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墓中的西伯利亞青銅飾片可以由自公元前118年以後發行的一些中國錢幣確定其年代，而赤塔墓地的發現，據麥哈特確定，屬於公元前第2至第1世紀。外貝加爾省成了匈奴的物資供應地，當遊牧民們在秋季開始進攻鄂爾多斯環狀地區時，就從這裏提取補給。

在以後的一個時期裏，匈奴和中國在長城腳下或是在蒙古地區都沒有發生過公開的衝突，彼此為爭奪塔裏木北緣諸綠洲，也就是說為控製絲綢之路展開了鬥爭。公元前77年，羅布泊的樓蘭王被殺，樓蘭國與匈奴聯合，起來反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在該地區的伊循屯民。在漢宣帝的統治下（公元前73－49年），中國在塔裏木盆地的擴張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漢宣帝宣稱：“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公元前71年，中國校尉常惠去幫助伊犁河流域的烏孫對付匈奴。公元前67年，吐魯番國（車師）加入了匈奴的追隨者之列，被中國將軍鄭吉降服。公元前65年，另一位中國將軍馮奉世推翻了葉兒羌王的統治，使該綠洲成為中國的屬土。次年（前64年），事實上吐魯番國在中國駐軍撤離後立刻倒向匈奴，但是，在公元前60年，鄭吉又重新占領其國。鄭吉在焉耆南的渠犁建立了一個重要的軍營之後，他本人作為塔裏木的保護者駐紮在焉耆和庫車之間的烏壘，從他那裏監視著整個塔裏木地區。

於是，中國從匈奴手中奪取了對絲綢之路的控製權。匈奴人本該進行一些徒勞的抵抗，但由於從公元前60年起他們就被一係列內戰削弱的事實，他們沒有進行抵抗。匈奴的兩位野心家，呼韓邪和郅支，都要求得到單於稱號。公元前51年，呼韓邪親自到長安宮廷表示歸順，企圖得到宣帝的支持。從公元前49年起，由於中國的保護，他戰勝了對手，於公元前43年以勝利者的姿態在其家族的鄂爾渾河營地住定下來。公元前33年，這位馴服的匈奴人到長安覲見天子，得到了當時所有蠻族垂涎的最高報酬：與中國公主聯姻。

被打敗的郅支，把蒙古故地留給了那位依附中國的呼韓邪，向西到今天俄屬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運氣（公元前44年）。途中他打敗了伊犁河畔的烏孫人，把額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威海草原上的堅昆人納入他的統治之下，使他們成為他的盟邦，他甚至侵犯曾經輕率地幫助過他的索格底亞那人（康居人），他在楚河和怛邏斯河畔的草原上紮營。這是西方大匈奴帝國的一個胚芽。但是中國人沒有給他鞏固地位的時間，因為在公元前36年，中國副校尉陳湯在一次異常大膽的襲擊中直抵楚河畔，襲擊郅支，並砍掉他的頭（前36－35年）。在這一突然的戲劇性事件之後，跟隨郅支遷到威海邊的這些匈奴人消失了。西部的這些匈奴人沒有記下自己的曆史，因為他們缺乏與可以把他們的情況保留下來的任何文明大國的接觸，如中國記下了東匈奴人的曆史。直到公元第4世紀末，約370－375年間，當他們的後裔渡過伏爾加河和頓河入侵歐洲時，這些匈奴人以及他們的首領巴拉米爾和阿提拉才再現於古典曆史上。 
  
11．後漢（東漢）時期中國與匈奴的鬥爭； 南匈奴的分裂 

西匈奴的出走和東匈奴被排擠出塔裏木盆地的事務確保了中國對中亞的霸權。然而，這一形勢因以西漢覆滅為標誌的中國內戰（公元8－25年）而被破壞了。匈奴單於利用這些內戰奪取了對吐魯番國的保護權（公元10年），並襲擊中國邊境。科茲洛夫使團在庫倫附近的諾恩烏拉發現了屬於該時期的一個匈奴首領的墳墓，使我們可以目睹匈奴文化，其中有繡著程式化動物圖案的織品，它們展示了西伯利亞－薩爾馬特草原藝術和阿爾泰藝術特征；同樣也有來自中國和希臘－羅馬化的克裏米亞的外來物，即一件屬於公元2年製造的中國漆器和來源於辛梅裏安人的博斯普魯斯國的一塊希臘式織品。

當第二個漢朝，即後漢，在中國王位上登極時（公元25年），中國對塔裏木地區的保護關係還需要重新恢複。中國十分幸運，此時匈奴內部產生了分裂。公元48年，南方的8個匈奴部落在首領比的率領下起來反對蒲奴單於，並歸附中國。光武帝把他們作為盟邦安置在內蒙古，在戈壁南部邊境，以及山西與甘肅的邊境上。於是，南匈奴國建立起來，隻要漢朝保持強盛，他們就繼續是漢朝可信賴的支持者，直到第4世紀漢朝衰落時，他們成了漢朝的摧毀者。這一故事與那些住在羅馬帝國郊區、並成為帝國聯邦的日耳曼民族中所發生的許多故事相似。

此時，中國唯一的敵人是在外蒙古鄂爾渾河畔的原匈奴王國所在地的北匈奴。大約公元49年，抱著從側麵攻擊北匈奴的目的，中國遼東太守祭彤慫恿靠近匈奴的兩個部落反對他們，這兩個部落是在滿洲遼河上遊流域的烏桓部落和鮮卑人部落，鮮卑部很可能屬於蒙古種，他們在更北方的大興安嶺和嫩江河畔過著遊牧生活。由於南匈奴的脫離和烏桓、鮮卑的側擊，北匈奴遭到削弱，不再成為中國的嚴重威脅。 

12．絲綢之路 

中國由於成功地恢複了對塔裏水綠洲的保護關係而受益。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這些綠洲沿著塔裏木盆地的南、北兩緣形成了兩條弧。北麵的綠洲有吐魯番（當時中國人稱為車師）、喀拉沙爾（焉耆）、庫車、阿克蘇（姑墨）、烏什·吐魯番（溫宿）和喀什（疏附）。在南麵有羅布泊旁邊的樓蘭、於闐（和田）和葉爾羌（莎車）。在公元第7世紀，在焉耆和庫車，無疑地還有喀什仍然是說印歐語方言，這使人產生了以下推測，即塔裏木盆地的居民至少有一部分必定是屬印歐家族的。庫車語，按其第7世紀的形式，顯示出與印度－伊朗語、赫梯語、亞美尼亞語和斯拉夫語類同。盡管還未能確定（這一點得到了德國西格和西格林學派的讚同）吐火羅語一名是否適用於庫車方言和喀什方言，但是，它們屬印歐語係是無可爭辯的。沒有理由假設中世紀初期曾發生過印歐人對塔裏木的任何入侵。因此合乎邏輯的假設是一支古印歐居民就生活在塔裏木，無疑與斯基泰－薩爾馬特人穿過西西伯利亞抵達葉尼塞河上遊的擴張同時，與塞人向喀什和費爾幹納之間的天山南、北兩麓的擴張同時。除了西部的喀什噶爾的東伊朗語和北部的庫車語所提供的語言學上的證據外，人類學家們引用了中國史學家們提供的證據，即對庫車西北、伊犁河畔的烏孫人“紅發藍眼”的陳述。

塔裏木盆地上的這些小王國在經濟上具有相當大的重要性，因為聯係中國與印伊世界和希臘世界之間的偉大商路——絲綢之路——穿過這些綠洲。地理學家托勒密已經證實了這條路的存在。托勒密引用其前輩提爾的馬裏努斯的記載，他陳述道：在公元第1世紀（我們現在正敘述到這一時期），一位名叫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馬其頓商人派他的代理人去勘察此路及其主要路標。絲綢之路是從羅馬帝國敘利亞行省的首府安條克城開始，在海俄拉城（即門比傑）渡過幼發拉底河，進入帕提亞帝國，然後經過埃克巴坦那（哈馬丹）、今德黑蘭附的刺夷（或雷伊）、赫卡托姆皮洛斯（和櫝城）和莫夫，進入巴克特拉（巴爾赫），巴爾赫城在這一時期屬於印度－塞人，很可能是屬於中國人說的月氏，或印度人說的吐火羅人，從此，絲綢之路進入了帕米爾山區。托勒密記載道，在帕米爾山區的一個山穀中，即在拘謎陀山腳，有一石塔，地中海東岸各地來的商隊與賽裏斯商隊（帶著絲綢）彼此在塔附近交換商品。阿爾伯特·赫爾曼將塔的位置定在阿賴山與外阿賴山的縱向山脈之間，在克孜爾河流經的帕米爾山穀中，克孜爾河是從阿姆河上遊流向喀什穀地的。哈辛曾在這些地區旅行過，他認為，正像較早時期推測的那樣，這一石塔應該在瓦罕（小帕米爾山）與葉爾羌河河源之間、明鐵蓋達阪之北，即今天塔什庫爾於附近去尋找。

在喀什，絲綢之路分成兩道。北道到庫車，據阿爾伯特·赫爾曼記述，庫車是亞曆山大時期的地理學家們筆下的伊塞頓·斯基卡，再到喀拉沙爾（他們稱達蒙納），再到羅布泊的樓蘭（他們稱伊塞頓·塞裏卡Issedon Serica），最後到達敦煌以西的玉門關（他們稱達克沙塔）。我們已提到過南道，從喀什起，過葉兒羌、於闐、尼雅和樓蘭國內的最後一座城市米蘭到羅布泊。兩條道又在敦煌（希臘－羅馬地理學家認為是塞洛亞那）重新會合。然後絲綢之路進入中國本土，經酒泉（希臘地理學家們稱為的德羅薩克？）和張掖，最後達到長安（西安）和洛陽（河南），長安常被認為是托勒密所記的大城市塞拉（Sera），洛陽他另有稱謂（Saraga或Thinae）。 
 
13．班超對塔裏木盆地的征服

無論對這些希臘文地名及漢文地名之間所作的鑒定的正確性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自從這條一端是羅馬和帕提亞帝國，另一端是漢帝國的、橫跨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開通起，沿塔裏木南北兩緣綠洲上排列的印歐諸小國就開始有了相當大的商業重要性。事實上，匈奴與中國人為控製這些國家而互相爭奪，前者從這些王國以北的阿爾泰山高地窺視塔裏木，後者從這些王國以東的敦煌地區邊境控製著出口點。

東漢對塔裏木盆地的征服——或者是再征服——是在明帝（58－75年）、章帝（76－88年）、和帝（89－105年）在位時有步驟地進行著的一項事業。對此事業的功績應歸於幾位偉大的戰士。公元73年，中國將領耿秉（驃騎將軍）和竇固發動了對北匈奴的初征，北匈奴在漢軍到達之前就逃走了竇固的副將、中國出現過的最傑出的首領之一，“司馬”或稱騎都尉班超受命進攻在巴裏坤的一支匈奴部落呼衍部，班超打敗其部後，“多軌首虜而還”。同年（即73年），中國在伊吾屯兵，沙畹認定伊吾是哈密，而阿爾伯特·赫爾曼認為伊吾地處羅布泊以北，在樓蘭和今營盤之間。74年，耿秉和竇固出發進攻吐魯番地區，當時該地分為兩個小國，由同一個王朝的成員們統治著：吐魯番周圍的南車師和在天山北麓接近古城的北車師。耿秉通過大膽的行軍，首先進攻較遠的古城車師，其王安得在漢軍發動猛攻之前投降：“他出城，脫帽，抱住耿秉的馬蹄，表示歸附。”吐魯番王安得之子受其父的影響也投降了。兩支中國駐軍分別留在北部車師（古城）和吐魯番的魯克沁。與此同時，班超的看法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派出一支帶有偵察員的小分隊進入地處樓蘭和羅布泊西南的鄯善國，他施展一計謀而得知鄯善國王正在與一位匈奴使者密謀反對中國。夜幕降臨時，他召集部下開會。照例他應該征求派給他的中國文官的意見，但是，他謹慎地沒有這樣做，他說：“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土也！”在沉寂的夜晚，班超率小隊人馬放火燒了匈奴使者們住的小屋，進而還以喊叫聲和鑼鼓聲恐嚇附近的人，然後他們把這些野蠻人或者是燒死、或者是砍頭。事後，班超召見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頭拿給他看。這位已經處於叛逆邊沿的鄯善王，戰戰兢兢地又恢複了對中國的臣屬地位。接著班超把注意力轉到喀什噶爾的事務上。

在中國和匈奴都未幹涉塔裏木盆地上諸印歐小王國的事務期間，這些國家互相爭吵不休。中國人稱之為“賢”的葉兒羌王（公元33－61年），由於征服庫車（46年）、費爾幹納和於闐，暫時獲得了該地區的霸權，但他在一次大叛亂中去世。當於闐王在公元61年推翻賢時，庫車接受了匈奴的保護。塔裏木南部的霸權轉入中國名為“廣德”的這位於闐王手中，他成了葉兒羌的主人。在北方，控製權落到中國名為“建”的庫車王手中，建在保護者匈奴人的支持下於73年奪取喀什。在這關鍵時刻，漢明帝任命處理該地區事務的班超到達喀什噶爾。他先到於闐，於闐王廣德因最近取得的勝利衝昏頭腦，偏向於聽從匈奴的指揮，對班超十分冷淡。班超隨即親手砍下作為於闐王首要顧問的一位巫師的頭。於闐王驚恐萬狀，重新歸附漢朝，並殺匈奴使者以示忠誠。然後，班超前往喀什。庫車王建是匈奴的屬從，他已經征服喀什並且派他的親信，一位庫車人登上喀什王位。班超不畏艱險（他隻帶很少幾個人）捉住這位庫車王，廢黜了他，恢複了原喀什噶爾王朝，以一位漢文譯名為“忠”的人為王（公元74年）。

公元75年，明帝死前不久，在匈奴的支持下，塔裏木爆發了一次反對中國保護權的大叛亂。焉耆王暗殺了中國都護陳睦。庫車和阿克蘇人開始包圍在喀什的班超，被圍一年多後，這位英雄開始反攻。與此同時，匈奴侵擾北車師（古城）王國，殺中國的封臣——北車師藩王安得，包圍了中國的戊校尉耿恭在一個地區的堡壘。耿恭像他的同事班超一樣，奮起英勇抵抗。在沒有供給的情況下，被迫把他們裝備上的皮帶煮熟為食。他同與他呆在一起的一小部分人一直堅持到最後。然而，新皇帝漢章帝的朝廷命令班超和耿恭撤離塔裏木盆地，因為這些不斷的叛亂和維持中亞保護關係所需要的代價使朝廷灰心喪氣。但是，班超意識到，這種撤退就是把該地區拱手交給匈奴。在撤回途中，他一到於闐就改變了主意，他違抗已經接到的朝廷命令，重返喀什。在他離開的短暫期間，喀什自然已落入庫車人手中，也就是說，落入了匈奴一派的人手中。班超把庫車集團的頭目們斬首之後，恢複了他在喀什的住所，並決定不再離開。更有利的是，在78年，由於得到在喀什和於闐召集的或者是在遠至粟特地區征幕的輔助軍的補充，班超奪取了阿克蘇和吐魯番，“斬首七百級”。與此同時，中國在甘肅的駐軍從匈奴手中重新奪取了吐魯番的車師王國，斬首3800人，獲取牲畜37000頭。北麵的蠻族驚恐四逃。在班超和耿恭這些對手麵前，匈奴算是碰到了他們的師傅。

班超在呈報給皇帝的奏章中，通過列舉自己在西域的經驗極力說服膽小的朝廷。他陳述道，那些被文人學士們譴責為無用的邊區戰爭，實際上是最現實的防衛措施，很可能使中國領土免受匈奴人定期性的入侵，“取（中亞）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至於他采用的方法，可以簡括為一個著名的公式：“以夷製夷”。確實，由於他用每一塊新征服的綠洲為他提供的小分隊來對付那些還處於叛亂中的綠洲，他完成了對塔裏木盆地的征服。真正的中國人不過是一小夥冒險家或充軍者，他們是為了在邊疆多事的生活中獲得新榮譽而來的。他們靠該地區的給養生活，他們保衛這一地區，以免匈奴遊牧部落再來。班超解釋說：“臣見莎車（葉兒羌）、疏勒（喀什）田地肥廣，草牧饒衍、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這位與達西亞的征服者圖拉真同時代的人也具有圖拉真的軍事觀點。

主要目的是把匈奴人趕回外蒙古地區，讓他們遠離他們獲取食物和財富的絲綢之路。班超胸懷此大略，粉碎了在喀什（80年、87年）和葉兒羌（88年）發生的新叛亂，並使伊犁河畔的烏孫人成了他的盟友。班超從他派出的探子們那裏獲得情報，以及他對蠻族心理了如指掌，每次他總是大膽地、出奇不意地打擊敵人，在喀什，受他保護的傀儡王忠，於84年夥同莎車人、粟特人（索格底亞那人）和月氏人（或稱印度塞人）一起叛亂。喀什王忠在被班超從喀什趕跑之後，於公元87年佯裝自願歸附班超，並要求班超接見，在接見時，他隨身帶來了一支強悍的騎兵，用意是企圖發起突然攻擊。班超假裝不知並相信拜訪者的誠意，設宴款待。然而，當“酒一巡之後”，他捉住其王並砍下他的頭。與此同時，中國軍隊從隱蔽處出來，猛撲向敵人，並把他們全部殺掉。公元88年，班超在攻莎車之前，隻有一小支軍隊（漢軍與於闐的援軍一樣多）去出擊已經得到庫車及鄰近城市來的、大約有5萬援軍支持的居民們。在夜間，班超佯裝撤退，後來又急行軍返回來猛攻該城，殺5幹人，迫使城民投降。

現在，隻有庫車和焉耆還處於叛亂之中，這些地區正在四處收羅反中國的盟友，從蒙古種的匈奴人到月氏人或稱印度－塞人。印度－塞人國王——也就是統治著阿富汗地區和北印度的強大的貴霜王朝的皇帝，可能當時是卡德菲斯一世——未能與中國公主聯姻，心懷不滿，於公元90年，向帕米爾山區東北部派出一支遠征隊去協助庫車反對班超。班超阻截了該軍與庫車人（他們可能為這支援軍儲備食物）之間的一切通道後就消失了。這些印度－塞人在沒有給養的情況下，在喀什噶爾無邊無際的許多小路中間冒險行進，未遭慘敗地得以撤退已是值得慶幸的了。庫車朝廷，在這次幾乎釀成災難的經曆之後聰明起來，於公元90年重新與中國建立起友好的關係（這是月氏人中的傳統政策）。

在北方的蒙古，竇憲和耿秉將軍取得了對北匈奴的偉大勝利（89－90年）。北車師和南車師（古城和吐魯番）的兩位國王立即恢複了他們與漢朝的聯係。公元91年，中國將軍耿夔使匈奴再次遭到決定性的失敗。他進軍至外蒙古，很可能達到鄂爾渾河，俘虜了單幹的母親及其家庭的全體成員，立單於的弟弟於除踺為繼承人。93年，當新單於反叛中國時，中國派遣一支來自滿洲邊境的蒙古族部落鮮卑人對付他，他們打敗並殺死新單於，北匈奴再也沒有從這次災難中完全恢複過來。

於是，在失去了匈奴和印度－塞人兩方麵的援助之後，塔裏木北緣四個反叛國中的三個——庫車、阿克蘇和吐魯番——向班超投降（91年）。這位中國的勝利者接受了朝廷賜予的“都護”稱號，實際上是中亞的總督。他在庫車附近的一個小城乾城建立住所，而另一位中國將軍住在喀什。隻有焉耆還未被征服。公元94年，班超率領來自庫車和鄯善（羅布泊地區）的輔助軍向焉耆進軍。焉耆居民徒勞地毀掉了架在格勒都斯河上的橋。班超趟過深齊腰部的河水，進入焉耆城前麵的沼澤地。一些居民渡過博斯騰湖逃跑，但焉耆王被迫投降。班超為了報仇，就在19年前陳睦被害的地方砍下他的頭。班超“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塔裏木盆地全境至此全部征服。班超於97年命令其副將甘英出發，穿過安息——即過阿爾薩息朝的帕提亞帝國——去大秦，即中國對羅馬帝國的稱呼。但是，甘英被帕提亞人的謊言嚇住，沒有越過帕提亞人的領地，大概沒有達到羅馬的邊境就回來了。

班超於102年告老回國，同年去世。他的後繼者們未能仿效他的靈活而現實的土著政策，塔裏木地區在106和107年爆發了大叛亂。中國將軍粱慬在庫車被當地居民包圍。他在一次大勝仗之後解圍，但是，漢朝廷因這些連續不斷的叛亂喪失了信心，於107年召回了在塔裏木的全體駐軍，甚至包括在魯克沁和伊吾的駐軍。次年，羌人（或稱吐蕃人）攻打甘肅的中國據點，有截斷通往敦煌之路的危險，吐蕃人當時還是一個完全處於野蠻狀態的民族，他們在青海以西和以南地區過著遊牧生活。梁慬以幾次激戰為代價把他們阻住（108年）。最後，內蒙古的南匈奴於109年對中國邊界發起進攻。中國度遼將軍耿夔鼓動一些鮮卑部落反對他們。然而，南匈奴一直搔擾著山西北部，直到粱慬於110年迫使他們講和。

總的說來，在119年當中國重建工作開始時，她在保衛自己的邊界中麵臨著許多困難。重建了伊吾（哈密或羅布泊？）的移民軍團；鄯善和吐魯番王再次歸附。但其後不久，北匈奴單於和古城車師出其不意地殺了伊吾駐軍。最後，班超的兒子班勇恢複了其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於123年在吐魯番附近的魯克沁重新屯兵；124年，他費力地支持鄯善王對中國的效忠。被嚇倒的庫車王和阿克蘇王開始歸附中國，並派一支軍隊給班勇，任其調遣，班勇用這支軍隊把匈奴匪幫趕出了吐魯番。126年，他甚至在短時期內臣服了生活在巴裏坤湖東北地區的北匈奴的呼衍部，並趕走企圖插手的北匈奴的主力部隊。127年，中國人進入焉耆，從而完成了對塔裏木盆地的再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兒子和一位來自費爾幹納王的使者一起到達東漢都城洛陽，覲見漢順帝。

在以後的若幹年中，除了南匈奴的左支，或稱東支的一位首領在140到144年期間進行過短期叛亂外，中國的麻煩主要來自巴裏坤的呼衍部匈奴人。131年，呼衍部攻北車師（古城），並蹂躪當地居民；151年，他們幾乎摧毀了漢朝在伊吾的軍屯區，該區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後才得以保住。然而，北車師在153年時還是中國的屬國。151年，一位漢朝官員愚蠢的殘暴行為激起了於闐人的反抗，他們殺死了他，雖然此後該城居民作了公開的道歉。170年，中國的將軍們利用來自吐魯番、焉耆和庫車的小分隊，以地區糾紛仲裁人的身份進行了一次警告性的遠征，直到喀什；168—169年間，中國護羌校尉段穎擊退了沿甘肅邊境入侵的蕪人（或吐蕃人）。 
 
14．上古末期和中世紀初期的塔裏木綠洲文化 

由於確保了沿塔裏木盆地南、北兩綠綠洲鏈上貫穿大陸的貿易的自由暢通，中國在東漢時期對絲綢之路的控製有利於佛教在塔裏木河流域的傳播，隨之也帶來了印度文學和希臘藝術。或者，更確切地說，沿著絲綢之路（也是來喀什噶爾和中國布教的印度佛教徒們所走的路），貿易和宗教一起把希臘－羅馬藝術帶來了。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代理商們的活動與佛陀使者們的活動大多是具有同樣目標的。

當時最繁華的商路似乎是南道，即經過莎車和於闐的那條路。在約特幹，即古於闐，奧瑞爾·斯坦因探險隊發現了瓦倫斯皇帝統治時期（公元364－378年）的羅馬錢幣，在於闐東部的刺窩，探險隊偶然地發現了一組純犍陀羅式風格的希臘－佛教式淺浮雕，上麵刻有精致的希臘服飾。稍稍再往東，在尼雅境內一個3世紀末期廢棄的遺址上，發現了羅馬圖章、凹雕和印度－塞人的錢幣。在羅布泊西南的米蘭，即在原鄯善國境內，這支探險隊發現了一些美麗的希臘－佛教式壁畫，主要畫的是佛陀及其僧侶和明顯具有羅馬－亞洲外貌的、帶翼的天使。這些壁畫都注有印度字“Ti-ta”——已經認定“Tita”一名就是Titus——顯然，它們全都是屬於公元第3和第4世紀。

在中國和平時期，大批的佛教使者正是經過這條絲綢之路紛紛來到中國的。帕提亞人安世高於148年抵達中國並於170年在中國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即印度－塞人）支讖大約在170年同到中國，在都城洛陽建立了一個宗教社團。一個月氏使者的兒子支曜在公元223至253年間把一些佛經譯成漢文。提到這些月氏人是很有趣的，因為它表明，正是這個當時地跨阿富汗、犍陀羅和旁遮普的貴霜帝國，利用絲綢之路，對塔裏木盆地和中國的佛教宣傳作出了很大貢獻。除了這些貴霜或印度的使者們外，還有許多帖提亞的皈依佛教者繼續進行在亞洲高原和遠東地區的改宗工作，了解這些並非沒有價值。在中國的佛經《三藏》上，錄有那些經過塔裏木到中國工作的佛教使者和翻譯家的名冊。在塔裏木地區，來自東伊朗和西北印度的另一群僧侶從事翻譯工作，將神聖的梵文寫本譯成從東伊朗語到庫車語的各種方言。著名的鳩摩羅什（344－413年）的例子就很突出，在此值得回顧一下。

鳩摩羅什生於定居在庫車的一個印度人的家庭。其祖輩在庫車享有很高地位。其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希望拋棄世俗的高官厚祿，投身於寺院生活，但是庫車王強迫他繼續擔任世俗官吏，並嫁其妹與之為妻。這次婚姻生下了鳩摩羅什。鳩摩羅什自幼隨母到克什米爾學習印度文學和佛教。在他返回塔裏木時，訪問了喀什，他在此逗留了一年，繼續研究《論藏》。在他的傳記寫本中表現出當時的喀什像庫車一樣，是印度思想活躍的中心——以致於兩城的統治者爭奪把像年輕的鳩摩羅什一樣有學識的僧侶留在自己宮中的榮耀。當鳩摩羅什回到庫車時，漢譯音名為帛純的庫車王很歡迎他，莎車王的兩個孫子成了他的門徒。他與他的印度老師卑摩羅義（Vimalaksha，其祖籍是克什米爾）一起住在庫車，直到382－383年。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在382－383年中國將軍呂光入侵庫車後，他帶著鳩摩羅什一起返回中國。呂光的故事為庫車宮殿的輝煌壯觀提供了證據，該宮殿令這位中國的征服者吃驚。呂光的驚訝致使人們推測他在庫車所見到的建築物和藝術品是印度和伊朗傳統式的，而不是中國式的，也就是說，正像哈辛斷言的那樣，最古老的克孜爾畫必定是這一時期前後的作品。

亞洲大陸的文明，正像這些例子所反映的那樣，明顯地分成兩個長形地帶。在北方，從黑海地區的俄羅斯到滿洲地區和鄂爾多斯，屬草原藝術：精致的遊牧藝術，以刻在青銅燭台和工具柄端上的、具有明顯裝飾性的程式化動物藝術為特征。在南方，從阿富汗到敦煌的絲綢之路，經過圍繞塔裏木盆地的兩條綠洲鏈，在這些商路綠洲上的定居民族中，存在著直接受到希臘、伊朗和印度藝術的激發而產生的繪畫和雕塑，這三種藝術都是沿絲綢之路傳播的，並且由於佛教的需要，與佛教滲和在一起。

上古末期和中世紀初期的這種塔裏木藝術的起源必須在阿富汗的地區尋求。在阿富汗的喀布爾穀地中，第4世紀的貴霜朝中的最後幾位國王已經受到薩珊波斯的強烈影響，並被納入它的軌跡，這一點可以從赫茲菲德和哈辛所研究的貴霜——薩珊錢幣上看到。薩珊佛教文明和薩珊佛教藝術產生在這些印伊邊境上，這一點由創造於公元第3世紀末和整個第4世紀的巴米安和卡克拉克的偉大壁畫得到說明。在這些壁畫中，無論是在描繪的圖案和服裝上，還是在人物的處理上，薩珊影響都十分明顯。最近哈辛在喀布爾附近的海爾哈納發現的一尊薩珊－婆羅門雕塑（屬公元第4世紀末），還有地處從喀布爾到巴爾赫途中的拉伊附近的杜克塔－依－奴細爾汪的純薩珊式壁畫群（其代表是一個薩珊王族的王子、5世紀的巴克特裏亞總督）都提供了進一步的例證。所有這些都是哈辛－哥達德和哈辛－卡爾探險隊發現的。在這些壁畫中，我們可以把當時的阿富汗地區看成是一個印度宗教和印度文學與薩珊王沙普爾和科斯洛埃斯時代的波斯物質文明緊密結合的場所。

這就是薩珊－佛教的混合物，佛教使者們，即鳩摩羅什的熱心的模仿者們，已經把這種混合物種植在塔裏木各綠洲之上和沿絲綢之路的各落腳點之上，由於他們，絲綢之路成為傳授宗教之路。克孜爾（庫車略微往西）壁畫的早期風格，正是與巴米安壁畫有聯係：具有造型準確、高雅和用色謹慎的特點，即多是灰色、深褐色、紅棕色、淺綠色、深棕色等。哈辛確定了這些壁畫的不同時期的年表，他把這種風格的藝術確定在大約450－650年間。印度影響在這種早期的壁畫中還占有優勢，其中的還有旃陀毗羅婆王後舞，它使人想起阿旃陀石窟中的優美的印度裸體畫像。薩珊影響也很明顯，特別是在孔雀洞和畫師洞中——畫家把自己畫成年輕的伊朗君主，身穿精致的淺色緊身上衣，在腰部收緊，其衣領是庫車式的大翻領（參看哥達德夫人複製的巴米安壁畫）、下身穿褲子和高統靴，整套服裝都是仿效伊朗的。後來，1937年哈辛和卡爾在喀布爾以西的法杜克斯坦發現精美的灰墁，由一枚薩珊王庫斯老二世時期（590－628年）鑄造的錢幣可以確定其年代，這些灰墁使我們確信，直到阿拉伯征服前夕，受伊朗——佛教影響的阿富汗地區繼續使庫車社會產生男性式的服式。

哈辛把具有第二期風格的克孜爾壁畫定在650－750年間，據他認為，其特征是缺乏固定的造型和色彩明快（多采用天青石色和淺綠色），薩珊服式占優勢地位。現存柏林的克孜爾和庫姆吐拉佛教壁畫中就畫著男、女施主的隊伍，他們重現了5至8世紀庫車國王們的宮廷。這批穿著華麗的貴族——顯然屬於印歐種人——正像他們在宗教和文學上是印度的一樣，在服飾上和物質文明的各個方麵也都是伊朗的。除了這種宮廷服飾外，克孜爾壁畫還反映了軍事場麵——例如，正像在“瓜分聖物”中的場麵——一位庫車“騎士”，身著盔甲，頭戴圓錐形頭盔，身穿須子甲服，手持長矛，使人想起薩珊騎兵和克裏米亞地區刻赤（潘蒂卡派）的薩爾馬特牧人。

這種伊朗－佛教的混合物在塔裏木南部地區也有發現，特別是在位於於闐東北的丹丹烏裏克綠洲發現的一塊木板畫上（屬7世紀末）可以看到。畫中，一個挨一個地排列著純印度式的裸體的龍女畫，與阿旃陀壁畫中最精致的裸體像相似；一位牧馬人和趕駱駝者都具有伊朗特征；還有一尊菩薩，留著胡須，戴著古波斯人頭巾、穿綠色長上衣、褲子和一雙薩珊貴族式的靴子。最後，同樣的伊朗影響還可以在吐魯番地區的壁畫和小塑像上看到，例如在伯子克力克和穆爾吐克的壁畫中。在伯子克力克壁畫中，身穿胸甲的神似的人物使我們聯想起克孜爾和庫姆吐拉壁畫中一位身著薩珊式甲胄的那些庫車牧馬人，而據哈辛記述，某座觀世音像還保留著純印度的風度。在穆爾吐克的壁畫中，在一些完全是印度麵孔的佛像旁邊，施者們穿著像在克孜爾所見的同樣的甲胄，戴著有展開的翅膀裝飾的頭盔，這些又清楚地表明了與薩珊王朝的聯係。在雕塑方麵，奧瑞爾·斯坦因在焉耆發現了精致小巧的泥塑像，它們酷似一個代表種族類別的畫廊。它們與阿富汗地區哈達的希臘－佛教式雕塑（現存紀麥特博物館）極為相象。

於是，在8世紀後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該地區以前，塔裏木南、北的印歐綠洲，從莎車和於闐到羅布泊；從喀什、庫車、焉耆到吐魯番，他們的文化不是來自阿爾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來自偉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他們形成了一直延伸到中國邊境的外印度和外伊朗地區。此外，滲入中國本上的印度和伊朗文明應歸功於這些綠洲產這一點已由伯希和和斯坦因探險隊在敦煌（絲綢之路在此進入今天的中國甘肅省）附近發現的佛教壁畫和幡旗上表現出來。

15．鮮卑人在蒙古帝國取代了北匈奴 

當希臘-佛教和伊朗－佛教文化未受幹擾地在塔裏木綠洲的定居民中茁壯地成長時，突厥－蒙古族的遊牧部落卻在北部草原上互相殘殺。約155年，北匈奴（他們可能屬突厥種，住在外蒙古的鄂爾渾河流域）被另一些遊牧部落，即鮮卑部落降服。鮮卑人起源蒙古和滿洲邊境上的興安嶺，他們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通古斯人，據伯希和和托利的研究，似乎更有可能屬蒙古種人。於是，蒙古人的統治接替了突厥人的統治。中國人稱之為檀石淮的鮮卑首領征服了北匈奴之後，向西蒙古進軍，遠至伊犁河畔的烏孫人，他打敗了這些烏孫人。中國編年史家們提到，在166年，他的統治從滿洲到烏孫國，遠至巴爾喀什湖。無疑地，這一記載多少有些誇張；鮮卑人的統治幾乎沒有超出過今天的博格達汗（土謝圖汗）和車澤爾裏克曼達勒（即賽音諾顏）的領土。取得這一重要權力以後，鮮卑首領開始重蹈前輩匈奴的覆轍，貪婪地把目標對準中國。156年，檀石淮進攻今天稱為遼東省的地區，但被擊退。接著他轉攻內蒙古的南匈奴，當時南匈奴已歸順中國，後來他與南匈奴達成協議，誘使南匈奴和他一道攻擊陝西和甘肅的中國邊境，但是，聯合起來的這些遊牧部落在中國軍隊麵前被迫撤退了（158年）。鮮卑人又對遼西（即對滿洲西南部，遼河下遊西部的中國地區）發起新攻擊，也於177年被中國將軍趙彪擊潰。最後在公元207年，中國將軍曹操在今熱河地區徹底擊潰烏桓，烏桓是在大興安嶺南達費諾爾（即呼倫池）和西拉木倫河（遼河）地區放牧的遊牧部落。公元215－216年間，曹操把南匈奴餘部安置在今陝西省、山西省和河北省以北的人煙稀少的邊境地區，並把他們分成五部，每部派一位中國駐外政治代表〔司馬〕監督各部首領的統治。南匈奴的合法單於被軟禁在中國宮廷內。

公元220年，當漢朝在內戰中消亡時，在前一段時期被中國軍隊嚴重擊敗了的北方草原遊牧部落，或者是心懷恐懼，或者是衰弱不堪而未能利用這一形勢。盡管漢朝的繼承者，即“三國”之間在進行著內戰，但印歐人的塔裏木綠洲還繼續忠於三國之首、華北的主人魏國（220－265年）。因此，在224年，鄯善（羅布泊）、庫車和於闐向魏王曹丕表示效忠。當晉朝（司馬家族）取代了魏國和其它兩國，重新統一中國時，庫車王派其子入詩宮廷（公元285年）。鮮卑人大膽攻擊涼州（武威）附近的甘肅邊境，於279年被中國將領馬隆擊退。

匈奴大帝國已經消失，占據其位置的鮮卑人已表明他們無力恢複對中國邊境的攻擊。正是在中國似乎不再受到來自草原的威脅的時候，4世紀的蠻族大入侵開始了，這次入侵類似於歐洲5世紀的民族大遷徙。然而，與之不同者，這些入侵似乎並不是由蠻夷之地的騷亂而觸發，也不是由某個阿提拉的行動而產生，僅僅是由於中國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國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直到當時仍沿中國邊境紮營的、作為中國盟邦的這些野蠻人吸入中國。 
 
16．公元4世紀的大入侵；匈奴和鮮卑對中國北部的征服 

我們已經談到過那些使匈奴遭到削弱的接連不斷的分裂。自公元前3世紀起，在單於的統治下，匈奴人控製著內、外蒙古，單於駐地選擇在鄂爾渾河流域。公元前44年，當一位名叫郅支的首領被對手趕出父輩之地蒙古向巴爾喀什湖地區（即今哈薩克共和國）遷徙時，匈奴中出現了第一道裂縫。於是東、西匈奴間產生了分離；在蒙古的東匈奴仍然是中國的敵人，在巴爾喀什湖和鹹海草原上的西匈奴，在匈人（阿提拉的先輩們）的名稱下後來成為羅馬世界的敵人。

公元48年，東匈奴帝國內部分裂；在南方的，或者說在內蒙古的8個匈奴部落，從那些仍忠於鄂爾渾地區單於的匈奴人中分裂出來。於是形成了明顯的新集團：外蒙古鄂爾渾河流域的北匈奴和長城以北內蒙古的南匈奴。正如剛才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北匈奴大約在公元155年已經被鮮卑人降服，鮮卑人是起源於蒙古東部、滿洲邊境的興安嶺地區的蒙古族遊牧部落。如上所述，鮮卑人當時控製著從滿洲邊境到接近哈密和巴裏坤地區之間的地帶。

接近漢末時，南匈奴（從現在起我們將專門論述南匈奴）在鮮卑人的壓力之下進一步南進，正如已經提到的那樣，他們逃入黃河河套、鄂爾多斯草原和阿拉善附近地段，在三國時期（220－265年），他們居住在這些地區內。在此，他們作為中國的盟邦，發揮了某種與4世紀時羅馬帝國郊區許多日耳曼部落相類似的作用。鄂爾多斯草原上的這些匈奴盟邦的首領與魏朝（220-265年）和北晉王朝（265－316年）的皇帝之間的關係很像公元4世紀的哥特人、法蘭克人和勃艮第人的酋長與君士坦丁或狄奧多西家族的羅馬皇帝們之間的關係。在兩方麵，常去帝國都城——長安或洛陽，米蘭或君士坦丁堡——的蠻族首領們都被承認是這些衰敗朝廷的親密朋友，他們從其所見中受益後回到自己的部落中去。

當時，作為盟邦的南匈奴——為皇帝效勞的部隊——進一步向南推進，在長城內定居下來。呼廚泉單於（195－216年在位）在山西腹地平陽居住下來。是時正值漢朝崩潰前夕，內戰迭起。呼廚泉及時地想起他的一位遠祖曾是漢朝公主，采用大漢帝國的父姓：劉氏。於是，當皇室的正統性由於一係列篡政在中國被取消時，而在匈奴庭帳中卻得到了恢複。304年，一位采用漢朝姓氏、名叫劉淵的匈奴首領，盤踞在山西太原，他從中國晉朝獲得了五部落單於的稱號。308年，他率領5萬匈奴軍，借口是漢朝的合法繼承人在太原稱帝。這位匈奴統治者建立的王朝確實被稱為“北漢”，即在北部的漢朝，或者是早期趙朝，即前趙。

劉淵之子、繼承人劉聰（310-318年在位）是中國的阿提拉。311年，其部隊占領中國都城洛陽，火燒帝國宮廷，俘獲晉懷帝，然後向長安逼近，在長安屠殺了一半居民（312年）。被俘的普懷帝被送往劉聰駐地平陽，強迫他作為劉聰的斟酒侍者，直到313年被殺。在匈奴返回平陽後，中國的新皇帝晉湣帝（312-316年）在長安建立朝廷，但是，匈奴於316年卷土重來，又包圍了長安城，迫使軟弱的統治者投降。這位登上皇帝寶座的匈奴王又一次地在平陽接見了被俘虜的中國皇帝，迫使他在宴會上洗刷碗碟，最後，於318年把他處死。晉朝喪失了使中國北部免受蠻族入侵的全部希望，一位皇族成員逃到南京（當時名建康），以長江為屏障，在南京建立了第二個普朝，稱為“南普”或“東晉”（317年）。同樣情況，公元5世紀的最後一批羅馬人把他們的西部各省讓給日耳曼入侵者，逃到帝國東部。在近3個世紀中（317－589年），正像君士坦丁堡後來取代羅馬一樣，南京取代了長安和洛陽的位置。

中國北部的勝利者匈奴人劉聰一度成了一位赫然聳現的人物。他作為古都長安和洛陽的主人（朝廷設在山西平陽），對山西中部和南部、陝西（除漢水流域）、河南北部（除開封）、河北南部和山東北部地區進行統治。這一匈奴王國的首領劉聰盡管過著蠻族的生活方式，但仍然保留了中國文化的某些外表（他是在中國宮廷中長大的）。但是，具有純蠻族特征的其他遊牧部落湧向這一匈奴王國的北部。可能屬突厥種的拓跋部（Tabgatch），大約於260年在長城以北的山西北端紮營。其後數年間，拓跋人移到長城以南，進入了山西北部的原中國在雁門（朔平）地區的駐軍地和代郡（在右玉附近），即在大同地區，310年，他們已在這些地區內牢固地定居下來。最後，蒙古種鮮卑族的慕容部在今滿洲西南的遼東和遼西之地建立了一個新王國。

公元4世紀在中國北部興起的這種突厥-蒙古族國家的大多數像5世紀的歐洲羅馬的第一批日耳曼國家一樣是不穩固的，由於同樣的原因，即遊牧部落之間進行著無休止的鬥爭。中國北部的征服者、匈奴人劉聰於公元318年死後，他的後裔們能夠保住的不過是北漢疆域的西北部分，以長安為其中心。然而，劉淵的將領石勒，滿懷征服熱情在河北南部的襄國（今順德）周圍割地為王，建立國家。329年，石勒廢劉聰皇室（即前趙或北漢王朝），建立名為“後趙”的新匈奴王朝，後趙存在時間大約是330年至350年。石勒住在襄國稍偏南的鄴城（今彭德），以洛陽為他的第二都城。編年史家們記道，這位相當無知的匈人喜歡別人給他講解中國古典著作。他在語法和神學上的興趣使人聯想起文法家和神學家狄奧多裏或查爾帕裏克。

但是，他的遊牧觀念並未因此而減弱其作用，特別是在他的匈奴人後裔的身上。石勒（死於333年）的第二代繼承者石虎（334－349年在位）是一位放蕩不羈的粗野人，他的兒子企圖暗殺他，後被他處死。應該提一下，他的這個兒子是一位十足的壞蛋——留著灰黑胡須的韃靼人，他竟讓人把他最漂亮的妃子烤熟，端上餐桌。由於在初次與文明接觸而受到感化下的蠻族所產生的普遍的反常情況，石虎是最熱心的佛教保衛者之一。他的統治區（河南北部的彰德仍然是帝國都城）很大，包括陝西（除漢中屬於中國的南朝外）、山西（除了大同屬於拓跋人外）、河北、山東、河南，甚至江蘇北部和淮河流經的安徽。

這一龐大的匈奴國正像它迅速地崛起一樣，又迅速地崩潰了。349年石虎死後，他的後裔和將軍們之間發生了爭吵，彼此殘殺。已在遼東建國的鮮卑慕容人（如上所述，很可能是蒙古人種）趁亂奪取了整個河北（350年，352年）、山西和山東。獲取勝利的首領慕容催（349－360年）以燕（或薊），即今天的北京，為其都城，後來又以鄴（彰德，357年）為都。他的王朝，以中國名“前燕”，即早期燕國（349－370年）而為人所知。364年，其繼承者占領洛陽（時在東晉軍隊對該城進行了短時的再征服之後），接著又占領了淮河北岸（366年）。但是，慕容人的統治比在他們之前的匈奴人的統治更短。

一個為匈奴王石虎服務的軍官名叫苻洪。他可能是蒙古人，盡管人們常常以為他屬唐兀惕人（Tangut，即藏族的一支）。他於350年以長安為都在陝西建立了獨立的統治。由於所有的這些突厥－蒙古族的小首領們都宣布他們建立了真正的中國皇室家係，他的王朝被稱為早秦，即前奏（350－394年），苻洪的孫子苻堅（357－385年）是這些突厥－蒙古族統治者中最傑出者。他真正地讚同中國文化，並表明自己是一位仁慈之主和佛教的堅定衛士。他從幕容氏，或前燕手中先後奪取了洛陽（369年）、太原和他們的都城鄴城（彰德），慕容氏國王成了他的俘虜（370年）。因此，慕容人的全部地盤——河北、山西、山東和河南——轉入苻堅手中（370年）。由於苻堅已經占有陝西，現在他成了整個北部中國的主人。376年，他吞並了另一個蠻族小國，即甘肅的涼國。382年，他派部下呂光去征服塔裏木盆地。呂光接受了鄯善（羅布泊）王、吐魯番（南車師）王和喀拉沙爾（焉耆）王的歸附。被中國人稱之為帛純的庫車王企圖抵抗，結果被打敗，並於383年被逐出庫車。呂光占領了庫車，前麵已經提到過，在呂光回國時，帶回了著名的佛教僧侶鳩摩羅什，鳩摩羅什作為一位將梵文經典譯成漢文的翻譯者，其貢獻將是巨大的。

苻堅在征服了中國北部的所有蠻族國以後，似乎要征服南部的東晉王朝，建立在他一人統治之下的統一國家，像8個世紀以後的另一位蒙古征服者忽必烈要做的那樣。383年，他確實進攻淮河沿岸的東晉帝國，但是，他在淮河上遊遭到慘敗，從此一蹶不振。他的部下、原鮮卑慕容氏後裔慕容垂叛變，並獲得河北和山東，於是建立了“後燕”國。後燕國從384年將延續至407年，其都城中山，即今河北省保定南部的定州。與此同時（384年），慕容氏的另一成員在山西建立了“西燕”國，但於394年被慕容垂並入後燕。最後，曾經是苻堅下屬的姚萇（他可能是吐蕃人）從苻堅手中竊取陝西和河南部分地區。姚萇在他奪取的地區內，建後奏國，後秦在長安建都，當時稱為京兆府，後奏存在的時期是從384年至417年。另外兩位將軍（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突厥人）在甘肅建立了兩個小國，即以蘭州（苑川）為都的西秦國（385－400年和409－431）和呂光所建的後涼國（386－403年）。 
 
17．拓跋突厥人的國家和柔然人的蒙古汗國 

與這些曇花一現的遊牧部落（他們的王國在短期內一個接一個地崩潰了）同時興起的有一個拓跋部，它的力量不斷增強，由於吸收其他部落的力量，它成功地在中國北部建立了較持久的統治。在這方麵，他們很象法蘭克人。法蘭克人比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倫巴德人存在的時間更長，並在他們的廢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國，該帝國注定要把羅馬的過去與日耳曼民族的今天聯係起來。拓跋人的成就與之類似；因為當他們統一了中國北部的其他突厥－蒙古族國家以後，他們中國化的程度很深，使他們能夠把拓跋人及其王朝與中國主體融合在一起。此外，他們對佛教事業的熱忱也使我們想起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人們對基督教的狂熱。最後，正像法蘭克人把自己看成是羅馬傳統的保衛者以反對日耳曼人的新的入侵浪潮一樣，拓跋人也像“注視萊茵河”一樣守衛著黃河，以對付那些來自草原故鄉深處的、仍處於原始狀態的蒙古遊牧部落。如上所述，在公元3世紀末，可能屬於突厥種的拓跋人定居於山西最北部的大同地區。拓跋圭（386－409年在位）是一位有魄力的首領。他從後燕慕容氏手中先後奪取了晉陽（396年，今太原）、中山（397年，今保定南部的定州），最後奪取鄴城，今彰德（398年，安陽），由此給其部落帶來了好運。後來他為其家族采用中國王朝名稱“魏”，以大同東部的平城（代）為他的固定都城。於是，拓跋氏的魏國形成，其疆域囊括了山西和河北，一直抵達黃河邊。

拓跋突厥人的中國受到新的蠻族入侵浪潮的威脅，即柔然，或是中國人帶有蔑視的雙關語稱謂“蠕蠕”，意為“令人生厭的蠕動的昆蟲”。根據語言學家們的意見，這些柔然人像古代鮮卑人一樣是一支真正的蒙古種遊牧部落，有些人認為他們與鮮卑人之間有過聯係。約402年，柔然首領社侖由於征服了敵對部落高車而確定了該族的命運，有人認為高車地處科布多和烏倫古河附近，並被推測是鐵勒和回鶻突厥人的祖先。當時柔然統治著整個北戈壁，其疆域東起高麗邊境上的遼河，西至額爾齊斯河上遊和焉耆附近地區。正是在這些柔然統治者中，我們第一次發現了汗（khan），或可汗（khagan）的稱號；因此，這些稱號必定是蒙古語的稱號，它取代了原匈奴的“單於”稱號，因而“單於”可以被假定是突厥語稱號。

麵對這個新遊牧帝國的威脅，中國北部的拓跋，或者說北魏的統治者們決心采取攻勢，發動了一係列穿越戈壁的反擊。拓跋圭（386－409年在位）通過一次勝仗作出了榜樣，在這次大捷中他把柔然可汗社侖從黃河河套地區逐出（402年）。當拓跋嗣（409－423年在位）在北方繼續保衛通往長城的地區時，又奪取東晉王朝的大城市洛陽（423年），以及隸屬於洛陽的河南全部地區，由此增加了他在南方的勢力。拓跋燾（423－452年在位）繼承其父拓跋嗣，他剛一繼位就受到柔然的威脅，他擊潰了柔然（424年）。425年他對柔然發起反擊，反擊過程中，他率騎兵由南向北穿過戈壁（因為柔然可汗的司令部肯定是設在鄂爾渾附近）。然後他轉向另一個蠻族王國，即赫連氏匈奴人在陝西建立的夏國，拓跋燾對他們的都城（或者稱王庭）、陝北保安（誌丹縣）附近的統萬城發起了突然襲擊（427年）。而此時他的將軍們正在掠奪長安城（426年）。到431年時，赫連部被滅，陝西歸並入拓跋領土。436年，拓跋燾軍對幕容氏最後殘存的領地北燕（今熱河）進行了類似的入侵，並奪取該地。439年，拓跋燾繼續征服甘肅的北涼國（從姑臧或甘州奪取）。北涼王室——自397年後定居於此的一支匈奴家族，保持其父姓沮渠——逃到吐魯番，占據其地，統治時間是442至460年。

隨著北涼領土的歸並，拓跋人完成了對中國北部境內所有突厥－蒙古人建立的王國的征服。現在所有這些國家都構成了大拓跋國，即中國人稱呼的魏國的一部分，除了以南京為拜占庭的中國南朝外，它是唯一留下來的王國。實際上，8世紀的羅馬世界也類似地在法蘭克人和拜占庭帝國之間被瓜分了；前者因滅了其他蠻族王國而征服了西歐，後者仍是歐洲的東方君主。

這些征服對中亞諸民族的影響很大，以致後來在他們中間中國北部被稱為拓跋國。甚至拜占庭人也用同樣的名字，即突厥語Tabgatch，阿拉伯語Tamghaj，中世紀希臘語Taugast 〔桃花石〕，來稱呼中國北部。

拓跋燾統一中國北部以後，對柔然發動了一次深入戈壁的大規模騎兵遠征，殺了大批柔然人（429年）。443年他再戰再勝。445年，拓跋軍對鄯善（羅布泊）采取了報複行為，因為鄯善曾阻斷了他們從西方歸來的道路。448年，拓跋將軍萬度歸向焉耆和庫車定期征收貢賦。449年拓跋燾為追趕柔然，進行了深入戈壁的第三次遠征。

公元5世紀統治著中國北部的拓跋突厥入（或桃花石）的曆史特別有趣，因為它提供了半中國化的突厥－蒙古族遊牧部落的完美例子——它完全保留著優於中國人的獨有的軍事優勢，同時，又從中國人那裏獲得了優於仍處於原始狀態的北方遊牧部落的組織能力——429年，當“桃花石”王拓跋燾決定在東戈壁組織反蒙古族柔然人的反攻時，他的幾員輔臣指出，南朝（南京）的中國人可能會趁此作出牽製我們的行動。他回答的要點是：“中國人是步兵，而我們是騎兵。初生牛犢怎麽能對付老虎和狼群？至於柔然，他們夏季在北方放牧，秋季南下，冬季襲擊我們的邊境。我們隻有夏季在他們的牧場上攻擊他們。此時，他們的馬是無用的，雄馬忙於與雌馬交配，母馬正忙於產小馬駒。如果我們在那兒襲擊他們，使他們與牧場和水源分離，在數日之內，他們就會被捉住或消滅”。

這種雙重的優勢後來使成吉思汗後裔忽必烈能夠成功地對付宋朝的中國人和海都的蒙古人；使第一批滿族人成功地對付最後一批中國人的反抗和最後一批蒙古人的敵對行為。但是，這種雙重優勢隻是短時的，拓跋氏、忽必烈王室和滿族人完全中國化的時候總會到來。那時，他們會被北方遊牧部落打敗；或者被中國人消滅或同化。這就是中國－蒙古人曆史的基本規律。

在這支能幹的突厥家族中（該家族勇敢地保衛古代中國文化不受他們那些仍過著遊牧生活的親屬們的侵害）拓跋燾是最有個性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勇氣，並使柔然人膽戰心驚。如果拓跋人受到來自中國腐朽王朝的反對，這些柔然人就會毫不猶豫地進攻他們的邊境地區。於是，他結束了大舉入侵，正像克洛維為了高盧的利益，在托爾比阿克所做的那樣。他吸取了大量的中國文化，但是不願十分深入地中國化，以免會使他的部落的性格變得鬆散起來。因此，他拒絕把建在草原邊緣，即山西最北部大同附近平城的舊營帳遷到他已用武力奪取的原中國曆史都城洛陽和長安去。他還保留著突厥－蒙古族的一種深謀遠慮的風俗，即在新王登基前，新王的母親要被處死，以消除今後她以王太後的身份而產生的野心、嫉妒和貪婪。抱有這些思想，不用說拓跋燾是深深地厭惡佛教的，在這一方麵，這位蠻族武士的宗教感情又因周圍信奉道教的親信們的怨恨而加劇了。他於438年下令佛教僧侶還俗，並於446年正式頒布法令迫害佛教僧侶。

然而，隨著他的孫子拓跋浚的繼位，對佛教徒的迫害停止了。拓跋浚是在一次宮廷政變後繼位的，在位時間是452－465年。在大同附近的雲岡佛教石窟中，從414年至520年間藝術家在此雕刻，最好的凹雕和那些為魏國藝術贏得名聲的作品都屬於拓跋浚統治時期。拓跋人的宗教熱情使他們從傳統的希臘－佛教形式（它是從犍陀羅沿著塔裏木各道傳來）中創造出如此深奧的神秘主義的作品，以致它們幾乎就像是羅曼蒂克和哥特式雕塑的原型。確實，很可能真正的中國人的王朝由於民族偏見和儒家學說的強烈幹擾而不會完全放棄自己的信仰去追隨印度的神秘教義。與此同時在南京的各王朝（甚至梁朝）的佛教雕塑都缺乏這種激情。拓跋人（這些遠東的法蘭克人）先後在雲崗和龍門創造出與夏爾特爾和蘭斯一樣的石窟，他們把他們的才能主要歸功於他們的蠻族起源，這也許是草原遊牧部落征服古代中國後所產生的最令人驚奇的結果之一。此外，5世紀歐洲的大入侵（此時蠻族社會已經充分地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在經曆了黑暗時代之後將分娩出中世紀光輝的幾百年。4世紀亞洲的大入侵也產生了類似的結果；盡管更加迅速，因為在不到一百年以後，魏朝的中國就完全接受了佛教，產生出偉大的雲崗和龍門石窟。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拓跋人的突厥活力才因受到中國的影響和皈依佛教而被削弱。在拓踐浚統治時期（452－465年），拓跋人占領了哈密綠洲（456年），並對戈壁地區的柔然發動了一次反擊（458年）。柔然自己則占領了吐魯番，推翻了該地的沮渠王朝而以一個臣屬王室（460年）取代之。在拓跋弘的統治（465－471年在位）下，拓跋人以犧牲南方中國王朝為代價，又取得了許多勝利。466年占領彭城（今江蘇），467年征服淮河流域，469年占領山東。470年拓跋人懲罰了一支鮮卑部落（即蒙古種吐穀渾），吐穀渾自5世紀初就居住在青海湖地區。

拓跋弘是一位佛教徒，他是那樣的虔誠以至他於471年讓位給他尚年幼的兒子而出家為僧。其子拓跋宏（471－499年在位）在成年之後對佛教也表示出同樣的感情，在佛教的影響下，他采用了一部較人道的法規。494年，他把都城從熱河的平城遷到洛陽，由此完成了拓跋人的中國化，正是在這一時期，在他的發起下洛陽南部著名的龍門佛教石窟開始動工。這些石窟裏的雕塑都是在494年到759年間的不同時期內完成。但是，拓跋人在毫無保留地采用中國文化和佛教信仰時，失去了他們突厥祖先所具有的堅韌和英勇的品質。他們的打算是通過征服南部中國王朝在他們的統治下完成中國的統一，結果失敗了。拓路恪（499－515年在位）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但是，他們的將軍們未能攻克標明兩國邊界的淮河防線，在防線後的鍾離（安徽鳳陽）要塞擋住了拓跋人的各次進攻（507年）。

拓跋恪於515年死後，其遺孀胡後統治著魏國直到528年止。古拓跋人的這位後裔是能夠表現古突厥人力量的魏朝的最後一位人物。她是具有特殊活力的女人，在必要時采取血腥手段，權欲熏心，然而，崇尚佛教。她使龍門石窟的聖殿增色不少，她派遣佛教朝聖者宋雲出使印度西北，宋雲對這一時期中亞的情況留下了有趣的報導。宋雲取道鄯善國（羅布泊）、於闐、帕米爾，以及我們將要看到的，訪問了住在巴達克山的厭噠匈奴人的可汗。然後，抵達烏闍衍那和犍陀羅（喀布爾河下遊），他從該地為他的君主帶回了使她感興趣的佛經（518－521年）。

拓跋人至此已完全中國化，免不了在他們自己的宮中爆發宮廷革命、王室分裂和內戰。534年，他們分裂成兩支：東魏和西魏。東魏擁有河北、山西、山東、河南，以今天的彰德為都城（534－550年）；西魏擁有陝西、甘肅，以長安為都城（534－557年）。東、西魏後來都被他們的大臣們推翻，於是，在彰德建立了北齊王朝（550－577年）以取代東魏；而在長安的北周王朝（557－581年）取代了西魏。但是，這些王室已經是中國人的，他們的曆史不再是草原曆史的組成部分。然而，對草原曆史有影響的事是突厥活力（在第一批拓跋統治者中這種活力是如此明顯）逐漸被削弱、淡化和淹沒於中國主體之中。這是在幾個世紀中一再反複出現的模式，其中有契丹人、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和滿族人。正是佛教的這種影響，在拓跋人柔弱化的過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像它以後在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和甚至在後來的喀爾喀人中所起的作用一樣。這些凶猛的武士們一接觸到菩薩的優雅姿態就易於受到沙門們博愛教條的感動，以致於他們不僅忘記了他們好戰的本性，甚至還忽視了自衛。 

18．米努辛斯克後期文化

讓這些完全中國化的突厥人聽天由命去吧，我們現在再回到在亞洲草原上仍過著遊牧生活的部落上來。在談到拓跋人時，我們曾經談到被假設是蒙古部落的柔然人，在整個5世紀和6世紀上半葉他們統治著外蒙古。我們所了解的他們的政治史僅僅是從魏朝和隋朝的編年史中知道的，而在我們能夠有效地討論他們的文明之前，我們必須先對他們的原領地作一番係統地發掘。與此同時，讓我們隻注意大約這一時期繁榮在柔然西北境以外的西伯利亞葉尼塞河河岸、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一種新文化。這種文化被稱為“遊牧的牧馬人”的文化，它留下了許多裝飾品、青銅帶狀飾片、紐扣、馬具、馬蹬、馬嚼子、小刀、匕首、馬刀、矛頭、馬鞍等物。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館和赫爾辛基（吐沃斯丁收藏）都有豐富的代表物。這一文化似乎與柔然人同時，必定在柔然人之後還存在了一段時間，因為在秋茲塔村發現該文化與唐初（7世紀）的一枚中國錢幣有聯係，似乎到9世紀才結束。在這一階段上，該文化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正像南朵爾·費蒂奇指出的那樣，它呈現出與公元6至8世紀匈牙利的阿瓦爾文化異常相似，還與9世紀的原始匈牙利文化、或者稱列維底亞文化相似。盡管這不可能成為認定柔然人就是歐洲阿瓦爾人的直接祖先的確鑿材料，至少它證明了兩種文化都曾被吸引在同一文化中心的周圍。

在柔然之後，該論述一個與柔然有親緣關係的厭噠部落了，在同一時期內，他們是西突厥斯坦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