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寒波：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

　此文真偽我不敢說。不過，過去毛對蔣的特務或者間諜占優勢，而現在，我
們的人，包括一些軍人卻不斷被人收買，，，，，
====================
陳寒波：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

　　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　　陳寒波著

　　自由出版社印行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六月 （中國魂2000年3月提供網絡版）

目錄

一、毛澤東──特務的製造者

二、共特總部──中共中央社會部

叁、海上地獄之一──福開森路六十七號

四、海上地獄之二──愚園路青白小學

五、華東情報樞紐──善鍾路二百叁十七號

六、華東共特製造所──愚園路Ｘ弄叁十一號


　　　　　　序

　　陳寒波先生，是民主自由陣營中一員反共抗俄的英勇鬥士。不料竟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晚慘遭奸賊的毒手，而成為海外中華民族的反共民主自由文化人士第一個犧牲者。陳先生之死，不僅港澳人士，無論知與不知，為之痛悼，而他的死訊也震驚了整個自由世界。

　　陳先生死後，他遺下了幾部著作，被人們搶購一空；而且，港、澳、南洋、日本、美洲各地的書店和讀者，正不斷地在吊問並爭讀。陳先生死後，他遺下了一個貧苦不堪的家庭──老母、寡妻和孤幼兒女，同情而欽敬他的人們，由於環境關係，還不能熱烈地給他的遺族以安慰和賻助；相信不久的將來，人們的這個心願一定能夠達到的。

　　陳先生是一個天才，是一個獨立而艱苦的鬥士。他的著作，《今日北平》、《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以及生前未及出版的《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和《地下火》，還有其他已未發表的文章，卻充滿了自由的鮮血，充滿了反專政、反共特、反賣國的戰鬥力量。可是，陳先生不幸死矣！這使得無數的反共民主自由人士，為之傷心流淚，為之義憤填膺。他的著作，給予人們以偉大的鼓勵和啟示，叫我們實踐「不自由毋寧死」的格言，他是這格言的實踐者。他昭示後死者，要置個人生死於不顧，求民主中國之永生！朋友！你我不都是自命為反共反獨裁的愛國鬥士嗎？眼看得大陸上幾千萬同胞已經被宰割或正在受迫害中，為了人道，為了祖國，不應當繼續努力，加強奮鬥嗎？

　　蛇蠍盤踞，山河破碎，北望中原，欲哭無淚！收拾大地的責任，有待於海內外誌士；繼續奮鬥，摧毀極權，驅出俄寇，還我民主自由之中華民國。那時候，安葬自由之烈士於其故鄉；庶幾慰英靈於九泉之下。

　　在展讀陳先生的遺著之前，讓我們為他祈禱：　　寒波之精神不死！民主自由之魂兮歸來！

　　　　　　　　　　　　　　　　　　　　　　謝澄平　一九五二年二月謹序於香港

　　　　編者的話

　　當陳寒波先生本年一月十六日在黃大仙為野蠻凶殘的暴力用卑劣無恥的手段殺害的消息傳播以後，他在本社出版的《今日北平》，《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和《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原用李華筆名），陡然狂銷一時，不到幾天，就供不應求，搶購一空；接著，許多向隅的讀者和經銷書店，都向本社提出再版的建議。

　　這個狂烈的反應，固然是由於陳氏的被害，益證其揭發暴政罪行的真切，顯然中了中共的要害，才引起鐵幕以外人們的特別注意，大家都爭相購閱，希望由這些書中去了解中共暴政的廬山真相；但最主要的，也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證明了今日人心未死，正義猶存，顯示著中共的暴行，已激起了海外社會普遍的憤恨和反抗。換言之，陳氏反共著作的狂銷，正所以反映人們反共情緒的激增；這對於共黨以暴力遏止反共運動的企圖，顯然是一個有力的諷刺。因此，有人說，極權魔掌的這一暴行，不啻是自掘墳墓，自己向海外人們提供了一個殘暴罪行的現實鐵證，而為民主自由的反共運動作了一次有力的義務宣傳。

　　本社□應本港及海外各讀者和書店的要求，除將陳氏上述諸書再版，以補償前此若幹讀者向隅的缺憾外，並將在陳氏生前所未及出版的另外兩種遺著──《地下火》和《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也同時趕印出來，以公諸於一切愛好民主自由的讀者之前。

　　《地下火》，是陳氏以宣傳反共為目的的一部五幕戲劇創作，劇情曲折，剪裁縝密，其結構之嚴謹自然，對白之通俗生動，都充分表現作者具有舞台實際經驗的特徵，在今日貧乏的反共文壇中，誠為不可多得的文藝傑作。

　　在此，特別值得介紹的是：《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一書，這本書是陳氏現身說法的寫實傑作，他在遇害之前不久才送交本社的，也可能是他最後的創作。原來，陳氏是中共的老幹部，中共占領上海之後，曾被派到中共華東特務頭子楊帆所主持的特務組織裏，參與過上海中共的特務核心工作，他在這本書中，完全是報道他自己親身經曆的事實，對於上海中共特務內部的種種機密和種種慘無人道的罪行，都已盡其所知，如數家珍地揭發無餘。同時，由於其文筆生動，描述細致，繪影繪聲，益能引人入勝，使讀者宛如親曆其境，毛骨為之悚然。不用說，這一真實而生動的報道，又必為人們所爭相購閱，傳誦一時，而對於中共的暴政，將更是一個挖心刺骨的到命打擊。

　　陳氏本是一個中共的老幹部，曾有十多年的黨齡，受過長時期的中共黨的訓練和薰陶，也擔任過許多相當重要的工作，何以會突然轉變，走到極端相反的另一方向，毅然決然地幹起反共工作來？

　　這個問題，在陳氏諸著作的字裏行間，顯然已經充滿了正確的答案，那便是因為他對於共產黨了解得大多和太透澈，而自己卻又還具有分別善惡的良知和辨識是非的智慧的緣故。具體些說，由於他在中共曾擔任過相當主要的工作，參與過若幹工作單位的核心組織，特別是他在上海參加特務工作的一段期間，他既參與實際特務機要工作，而又缺乏凶殘狡獪的根性，顯然發生了心靈上的矛盾。可能他就是從這些核心的工作關係上真切地認清了中共反乎人性的殘暴根性和擢發難數的種種罪行，自己受到良心的裁判，羞與他們為伍，才憤而脫離中共，毫不含糊地展開了堅決的反共鬥爭。嚴格說來，隻有這樣從共黨的內部認清了它真實的缺點和罪行，具有真知灼見的人，才是特別疾惡如仇，意誌堅定的最有力的反共分子；也隻有這樣的人反共，才能知己知彼，才能中其要害，才能容易收到實效。在共黨看來，這種「叛徒」，是它最大的勁敵，必欲得之而後甘。因此，今日在海外這許多從事反共的文化界人士中，陳氏獨成為第一個遭暴力暗害的殉道者，也絕非偶然。

　　如今，陳氏雖死，他的反共著作，卻流傳在人間；陳氏的生命雖遭暴力的暗害，他的反共意誌，卻正借助於中共暴行的激勵，作更廣泛的傳播；中共的魔掌雖殺害了一個反共的陳寒波，卻殺盡不了海外許許多多受陳氏著作影響而反共的讀者。相反地，中共的暴行愈多，反共的烈□也愈高，反共的力量也愈強。古人說得好：「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一個曆史的鐵律，證以因陝氏殉道而激起的反共高潮，我們益信中共的極權暴政終將不能逃於這個鐵律所指出的必然命運。

　　茲當陳氏諸著作發行之際，我們站在編者立場，願再藉其銷售的暢滯以測民主與極權的消長。自然，我們願見陳氏著作暢銷，也更願見民主勢力的高長。

　　　　　　　　　　　　　　　　　　　　一九五二、二一、廿四、於香港。


一、毛澤東──特務的製造者

　　「我怎樣當了日本的間諜」──這是範士白在擺脫了日本特務機關的控製後，向全世界發出的控訴，而範士白墮進日本特務機關的陷阱，開始還是自願的，而「我怎樣當了毛澤東的特務」？說來卻是在半嚇半騙下被迫成的。現在，我既然也擺脫了毛澤東特務機關的控製，難道我不應該向全世界來控訴毛澤東特務機關的滔天罪惡嗎？

　　我從小酷愛文藝，美術，尤其愛好詩歌和戲劇，我所以在少年時代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完全是因為愛好文藝，美術，因而，參加了左翼文運團體，跟隱蔽在團體內的共黨「文特」，「藝特」結了不解緣，致在不知不覺中投進了共黨的組織。那曉得參加組織後不久，便在組織命令下被迫放棄了自己所喜愛的東西，而擔任了勾心鬥角的組織工作、和其他許多的冒險活動，精神上，十幾年來都沉浸在矛盾痛苦中。而自一九四九年後，這種內在的矛盾底痛苦，更發展到了最高峰。

　　「詩人的夢兒又破碎了」！

　　當我在被迫環境下與組織斷了關係一年多後，在一九四八年夏，我的愛人紫清先潛赴石家莊，運用她在抗大時與江青親密相處的私誼，試探毛澤東能否使我們免於受組織底嚴重的追究和處分，能否幫助我倆恢複組織關係，後來，毛及有關部門，把我倆在上海的「監獄鬥爭」和「反管製鬥爭」的經過報告審核過，並級調查證實後，總算沒有使我倆完全失望，總算答應了她，可以給我倆恢複組織關係而免予處分。但對於我爾後的工作方向問題，卻說必須侍我親回到組織報到後才能決定，一九四八年冬她方能潛回上海，所以我直到一九四九年春才回到黨中央去──但這時已不是走向石家莊，而是走向北平了。

　　我到了北平後，除了拜訪黨中央負責組織工作的安子文和負責文運工作的周揚外，毛澤東和江青也於一個晚上，約了我倆前去，照例唱套黨八股來批評了我幾句後，就半嚇半騙的來給我決定了工作方向：「根據你最近這一階段的經曆，決定了你今後應參加黨的政治保衛工作，你必須放棄要求重過寫作生活，像你這樣曾擔任過省委工作的幹部，經過這短短的痛苦生活刺激便要求過清靜的生活，便浮起你那已褪色的「詩人底夢」，是不應該的，在這革命雖然取得基本勝利，但更繁重的任務正等待我們去大力完成的今天，你這種觀念是應該受批評的，你要到社會部去詳細洽商工作問題，你要明白，政治保衛工作是最光榮的」。

　　當我倆在夜色朦朧中去出了中南海的大門，想起到達北平這一兩個星期來，和過去一批文運同誌的往還，尤共是跟詩人艾青，柯仲平等談起的創作計畫，日夜自描自繪的今後在文藝園地中栽培出芬芳的花朵底幻圖，蘊藏在心深處，渴望了多時的，重過許多年前的充滿了興趣和美感的文藝工作者生活的夢兒完全粉碎了。

　　「我現在對組織工作和任何行政工作都不感興趣了，毛主席要強迫我幹特務工作怎能提得起勁來」！

　　我倆回到西單的黨內同誌底招待所，我感到了異常的失望，跟紫清研商通宵，最後，我還是決定再找有關的同誌們積極進行活動，請求他們給我協助，向老毛反映，表示我重反文運工作部門的適當，希望他給我變更決定，我接二連叁地找周揚，寫信給在東北的丁玲，連黨外的與我個人有點淵源的文藝界巨頭沈雁冰，我也誠懇地拜托了，但結果，幾天後我還是接到社會部約談的通知。

　　「我要抗議，別人可以接受他「迫良為特」的一套，我卻不能接受！」。

　　我接到社會部的通知後，怒不可遏地向紫清這樣嚕蘇著，但我們怎樣才敢向他抗議呢？輾轉思維，唯有先裝病來拖延時間，等待有關方麵的充份反映，尤其促紫清再向江青求情，希望能把既定的決定改變。

　　但拖延了幾天後，過去的青年詩人，跟我一塊辦過詩歌雜誌，現在卻當了中共底二流特務頭子，身為中共中央社會部主任秘書，後來還當了情報總署辦公廳主任的戈茅，卻突然到招待所來訪問我。

　　「噢，多年不見了，你還寫詩嗎？」我和他熱烈地握著手，我還用從前一樣的口吻對著他。

　　「緊張而險惡的工作，腦筋僵化了，「煙士披裏純」那裏會湧出來呢？」他摸摸腦袋，微笑著。

　　「可是，我現在卻打算避開這些緊張而險惡的工作，再站回文藝戰線上為革命而寫作，我正計畫著，要把這十幾年來多方麵的鬥爭經曆，對現實底深切的體驗，反映在文藝作品上，尤其是形象化地刻畫在戲劇上，歌唱在詩篇裏，我要返回少年時代詩人底夢境裏，你能幫助我達到這目的麽」？

　　「恐怕組織不能同意你吧？」他的臉沉下來了。

　　「但是，我必須用盡一切努力來達到這目的！」

　　「你知道，關於決定你底工作問題，毛主席給社會部的指示是怎樣的麽」？他嚴肅地停頓一下「陳同誌！毛主席要社會部從工作中去考驗你，假如你經不起考驗的話，你會招到不少的麻煩呢，我跟你是少年訂交的老同誌，公情私誼，比跟別人都厚，可是，我看到了關於你被捕後各方麵所有對於你的報告，我一直在為你而感到頭痛，你知道麽？有人報告你動搖，有人報告你不能堅持「監獄鬥爭」，不能堅持「反管製鬥爭」的原則，而華東局社會部，還乾脆地咬定你，你已經………」

　　「我已經怎麽樣？」我睜大了眼睛。

　　「我們是老同誌，是無話不談的」，他難為情地握握我的手。「楊帆同誌根據各方麵的報道，判斷你已向敵人投降了，他後來對你的每一項報告，都稱你做叛徒了，而部長當然也以你為叛徒而登記著，所以，當我知道你來到北平後，我還不便以私人資格拜訪你──雖然我在部裏為你不知費了多少唇舌解釋，憑我個人對你過去底深切的了解，和一二年來我個人所收到對於你有利的，但非正式的許多報告，向李部長，鄒秘書長提出了不少說明你沒有真正變節的可能的理由，我這些意見，都曾附上關於你底問題的卷宗底副本，在紫清同誌抵達石家莊時，送過組織部去了，現在，我是奉了部長命令，以處理公事底方式來慰問你底病和跟你談問題的。」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社會部對於我底工作問題打算怎樣處理麽」？我沉鬱地問他。

　　「根據部長底簡略指示，和我底了解，可能很快派你回華東局社會部去工作，因為你在上海曾受敵人特務機關管製過，敵人曾委派你不大不小的職銜，你在上海有著相當優越的工作條件，因而，你要求變更工作方式，要求重返少年時代底詩人的夢境裏，是不可能的，變更工作地區也是不可能的，假如你勉強堅持，可能還引起他人對你的誤會，希望你今後好好的表現一下，不要辜負了毛主席給你這個考驗的機會，希望你叁天內能到部裏去會見李部長。」

　　「不過，戈茅同誌，有一點你是必須了解的」，我莊重地說「敵人委派過我職銜是不錯的，但既非我請求，也非我願意承受，我也未曾為敵人真出過一分力，在暴力管製下，他要委派我甚麽，我都無法拒絕，難道，這也算是我底罪過嗎？我現在請求你再告訴我──以私人友誼資格提示我，假如我堅決不接受參加社會部工作的決定，組織可能怎樣處理我呢，可能招到甚麽麻煩呢？」

　　「這個、這個……」他為難地搖搖頭「你要守著秘密才行」。

　　「當然！我底守口如瓶的性格你還不了解麽？」我底態度更莊重了，「據我們悠久的友誼，你該給我以忠實的提示！」。

　　「實在告訴你」，他低聲的說，「前幾天你托病不到社會部洽談，李部長曾跟毛主席洽商過，毛主席已口頭交代下，如果你經不起社會部的工作考驗，那麽，就照著處理不穩分子的方式來舌製你，必要時，就嚴厲的處分你，陳同誌，這是秘密，你不能叫紫清同誌在毛夫人麵前說出來，同時，我還可以告訴你，這種決定，你再請毛夫人及周揚同誌設法改變都是徒勞的，請劉少奇同誌設法改變也是徙勞的，難道，你還不明白，黨早就決定過，毛主席早就指示過，凡是給敵人逮捕過的同誌，都要交給社會部處理麽，都要幹情報工作麽？雖然偶爾也有例外，但例外是很少而且是很特殊的」。

　　「但是，特務頭子！」我在過分痛苦的震動中強作笑顏，像多年前一樣，戲拍幾下他底肩膊，「我提起情報工作便頭痛，你看怎麽辦呢？」

　　「頭痛也沒辦法呀，我從前不也是一樣麽？不幹新華日報副刊編輯而幹起情報工作來，打碎了詩人的夢，幹起這一套緊張而艱險的工作，多麽不習慣，但是，時間久了，就覺得習慣而愉快了，慢慢地，興趣還特別濃厚起來了，我現在竟然覺得寫詩真是有點無聊。卻覺得恰如毛主席所說「政治保衛工作是最光榮的」！毛主席是最重視政治保衛工作的，他是全心全力來培養「保衛幹部」的──他是我黨的保衛工作底創造者啊，他是我黨底保衛工作的祖師啊，你好好休養一下，叁天內到部裏麵來，澈底解決你的工作問題！」

　　他越說越興奮，最後又像過去跟我談詩談畫時一樣，親切地拍著我肩膊，熱情奔瀉地鼓舞著我。我最後也覺得「形勢比人還強」，隻好又把自己的興趣和理想，輕輕的擱在一邊，黯然接受他底勸告了。

　　「好吧，後天上午十時我到部裏去，請你們指示一切」。

　　當我放走戈茅後，和紫清呆對了半天，她才慢吞吞地歎息道「毛主席就是一個特務的製造者，就是特務的祖師，就是特務魘王！」


二、共特總部──中共中央社會部

　　兩天後，我雖然依照約好的時間到社會部接洽，但傲慢驕橫，目中除了毛澤東、劉少奇、便任何人也不瞧在肌肉的殺人魔王李克農，卻交給秘書長鄒大鵬處理，跟鄒經過一次談話後，還是交回老友戈茅手裏，這雖然使我當時感到一陣受冷落的痛苦，但事後想起來，倒使我覺得這也是幸運，因為共黨雖然標榜不講私情，但人類畢竟是感情的動物，每個共產黨員，那怕是一個老牌特務，在處理問題時，有時也免不了受一點感情作用的影響，假如有特殊關係──戚族關係或經濟上勾結的關係，那麽，因私徇情，超越原則，違反政策來解決問題的事例，正不勝枚舉，當時對於我，上麵交下由戈茅給我倆解決問題的原則，是連紫清也要參加特務機關工作的，經我倆通過戈茅一再請求，才獲得李克農批準，讓紫清自由自在地參加了藝術部門工作，而在我底工作方麵，由弋茅根據「老黨幹，新情幹」的原則，給我簽派了一個用不著吃苦頭的崗位，雖然是沒有實際工作，又沒有實際權力，但從名義上看，還可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職位，這就是在中央本部第八室第叁處第叁綜合業務研究組擔任副組長。

　　第八室（研究室）第叁處，這種業務研究組，是根據學習與工作底一致的原則來完成研究室的一部份任務的。每組有組員數十人，研究組下還分若幹小組，小組組長副組長是用民主選舉方式產生的，組員中的大部分都像我一樣，曾經敵人的逮捕，管製，甚至參加過敵人特務機關的工作，後來又跟組織接上關係，或者獲得組織的保證，「寬大」，準予「立功贖罪」後又逃回共區的老黨幹，不過，黨齡較長，脫黨時間較短的，獲派充研究組的正副組長可能性較多，每天時間，學習與工作，各分去一半，除了政治學習外，主要還是情報工作的業務學習，通過小組討論方式來解決各種學習的問題，如有不能解決的問題，第一步是請各組的指導員解決，指導員都是社會部的老牌共特，是黨的老戰士，是精通革命理論與情報業務的輔導長。假如他（她）也不能解決問題時，第二步隻有向研究室請求解決，所謂工作，也不過是加強研究問題，當實際工作部門，把新發見的業務上和技術上的問題向研究室提出時，如果是綜合性的一般性的問題，照例分發到這種組上來，如果是專門性的高深的問題，則交到「專業研究組」去，組上接到問題時，盡速作全組的思想動員和經驗動員，盡力進行討論，實習，研究，這樣運用「叁個皮鞋匠當得一個諸葛亮」的群眾路線，不可否認的是常常給實際工作部門貢獻出很寶貴的意見的，雖然有時候可取的貢獻很少，甚至實際工作部門對所提意見，覺得一無足取，可是，通過了熱烈的討論，實習，研究，對該組人員底教育作用是存在的，是不會缺少的。「怎樣加強對城市反動分子的管製技巧」？這是一般性的問題，正當中共麵臨著接收全國大城市之際，正當中共由熟練的管製農村的技巧轉到對城市的生疏的管製技巧，這一課題，曾在綜合組中，展開過熱烈的討論，一大群在軍統，中統生活過的人，都給組織提供了很寶貴的意見。「怎樣補救透視回光燈檢查郵件的缺點？」這是專業性的問題，沒有對透視回光燈的科學知識的人，是無從參加這問題的研究和討論的。

　　「綜合組」底研究和工作的對象，包括了情報，行動，偵察，通訊，管製，審訊等等許多業務，組內人員的特長，也都是參差不齊，有擅長於綁票式的逮捕工作，有擅長於國際情報的判斷，有擅長於騙口供的審訊，所以轄下各小姐都是以興趣和特長來編組的，但程度，多隻能解決一般性的問題。至「專業組」，則是專門性的，大約參加「綜合組」一個時間而不轉到實際工作部門的人，如果他（她）有一項專長，是可能調到相適應的「專業研究組」去的。譬如你是一個秘密通訊專家，對各種秘密通訊都很有研究，那麽，你便可能被調到通訊業務組去，假如你對於搜集和判斷美國情報有經驗和把握，那麽，你便可能被調到國際情報研究部門去。這些專業研究組，不但在研究與工作過程中，加強培養了不少專業情報幹部，而且，化常常給解決了不少專門性質問題，對加強業務和技術上，都有不少新的創造。在我底「綜合組」中，雖然隻有四十多人，分成七個小組，但人才方麵，卻已包羅萬象，各式各樣的都有。女同誌也有十多個，有幾位的特長，可以說隻是善於出賣色相，此外別無所長，但有一位姓褚的女同誌，卻是醫學院出身的，日汪時期，曾奉命滲進日本特務機關，受過特殊藥品的配製和使用的訓練，所謂特殊藥品是指一些供特務工作使用的麻醉藥，毒藥，甚至慢性殺人藥劑，惡性細菌，但後來竟立場不穩，感情軟弱，沒有獲得組織同意竟與一個日本特務結了婚，組織就把她開除了，幾年來，她倆夫婦卻參加了日共的工作，不久前她才由日共轉送回中國，曾受過短期處分。又經過地方工作的考驗，才隨我之後到來的，很快地也調到藥品專業研究組去了。

　　中共中央社會都是一個像毛澤東的位處一般神秘而機密的機構，並不像國民黨的軍統，中統般那樣「公開的秘密」地存在於南京的市區裏，它在中南海有個辦事處，但主要的工作，卻是辦了一部分秘書，聯絡，交際的業務，和便利特務頭子們接見客人的地方，業務的重心在郊外，冷泉辦事處是其中之一，而城內弓弦胡同也有著它底一部份的主要業務，而我所曾到過的也隻是中南海，冷泉和弓弦胡同。至於北平市的公安部（行政部門名稱）業務，則是華北局社會部掌理的，它散在北平市內外的機構，也恰如星羅棋布一般多。

　　進出於中共中央的特務機關，就好像進出於鬼門關一樣困難，一般的幹部，都需要持著出入證才能進出，否則，衛兵便把你當犯人般擋起來，而發出入證是由每個獨立辦事處的最高負責人決定的。我在冷泉過了幾個月幽禁般的生活，正遇到上海解放，奉命南下參加華東局社會部工作時，戈茅卻給我簽呈上峰，請留我在中央工作，而把我帶到「弓弦胡同十五號」去，可惜經過一再請求，李克農還是不肯批準，而且，還對戈茅說：「既然華東已來電催他去，還是命令他迅速南下，照著毛主席的原則，他的可靠性是必須在上海的肅反鬥爭中，才能確實的考驗出來的！」

　　這時正是共軍渡過長江，國民黨軍望風披靡的時候，特務魔王毛澤東，一邊奉了俄帝主子的命令，一邊感到全麵勝利已到來，今後他底特務機關鬥爭的主要對象，將由國民黨而變換到以所謂美帝國主莪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了。過去中共中央社會部底情報業務，是國內情報重過國際情報的。在共區內是著重肅清一切所謂反革命殘餘勢力，鎮壓國民黨及其他所謂反動派的潛伏活動，以鞏固它底專製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是著重盜取國民黨的黨政軍機密，進行文化瓦解，擾亂破壞，直至整個的推翻了國民黨政府的統治。這兩方麵的業務跟國際情報方麵的業務比重，是有天淵之別的，從前，除了獲得莫斯科共產國際情報機構的供給和指示外，由中共本身建立和領導的在國外的情報網，是微乎其微的，充其量，也不過在中國境內和鄰區的香港有過一點點基礎，主要的工作還是在共區內，對於所謂帝國主義陣營如英美法等國可能殘留在共區的情報機構和人員，中共中央社會部是要盡力搜索的，為了達到搜索的目的，為了達到澈底肅清共區內帝國主義潛伏間諜的目的，社會部是要在外國駐華情報機構裏培養內線的，是要史無前例地嚴厲的管製所謂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的僑民的，非經共特機關核準，任何外僑是不能離開共區的。可是，當形勢急劇轉變下，毛魔王便命令社會部空前擴大國際情報業務，當時，名義上由鄒大鵬負責，實際上由戈茅晉鞏主理籌備，從各方麵調集了一大批國際情報幹部，集中在弓弦胡同，組織成一支強大的國際情報隊伍。我那一組中有一個丘青華，是有著八年黨齡的幹部，曾在美軍中當過翻譯，又有一名青年翁大年，是我的粵籍小同鄉，祖父，父親都是美國華僑，他是美國土生，取得美國國籍的，抗戰末期回國，奔赴延安，也有多年的黨齡了，抗戰勝利後曾在粵被捕，被管製過，北平解放後，奔回黨的老家，他底家庭的大部份，現在還在美國，他若回美國去活動是有著很大的便利的。而我，是生長在美國華僑底故鄉的，父兄和親戚故舊在美的很多，又因我的黨齡長，戈茅覺得我的戰鬥經驗的運用是比較豐富的，我掌握政策是可能較為正確的，給他底幫助是可能較大的，這也是他把我連同丘翁二人都想調過弓弦胡同的原因。但因李克農對我留中央的反對，我隻好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初回到了上海，那時，上海已解欣一個多月了。

　　現在北平弓弦胡同十五號，已經事實上成為遠東共產集團的國際情報樞紐了，它的情報觸角，現在正伸入東京、巴黎、倫敦、華盛頓，正伸入所謂帝國主義陣營中的每個角落裏，尤其是對於美國，一群群的中共特務，正以各種不同的身分和形式滲進了美國的各階層，而戈茅現在也變成了這個國際間諜機構的二號頭子了。


三、海上地獄之一──福開森路六十七號

　　當我決定必須南下上海時，戈茅給我簽派充華東局社會部的設計委員，還是一名高級閑曹，但假如不是通過這位老友手裏解決問題，恐怕連這虛位也不可得，我臨行時他告誡我，華東楊帆對我不大好，而且，部裏給楊的命令是要他領導我作長期的工作考驗的，要我站穩組織立場勤謹工作，不要給他有找麻煩的空隙，最好立幾個大功，俾便利他設法把我調回中央，我當時對這位老友的話，真是百感交集，大約楊帆因為他先前誣控過我，始終懷著心病吧，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會這樣的。

　　到達上海後分別拜訪過負實際責任的楊帆，和老前輩李士英，和他們談過幾次話，覺得李氏還算剛直，而楊氏的言談，神態充份顯示出是一個典型的險惡的陰謀家，怪不得他以善於向中央社會部獻媚，善於拍陳毅、饒漱石的馬屁，善於任用私人，拉攏幹部，致後來者居上，使子氏大權旁落，楊氏由副部長而實際當了部長──多少年前，華東的幹部都以「楊部長」稱呼他了。他見到我，表麵上雖表示得很好，但由於戈茅的警告，我是存著十二分戒心的。

　　「楊部長，我的缺點太多了，希望你以後能夠給我多多的批評和指導」我鞠躬如也地說。

　　「老同誌不必客氣，有問題人家互相批評！」他裝著微笑地說「不過，接收大城市後，我們的責任更重了，工作上繁難了，假如我們稍有疏忽，便不能如期完成任務──，因而，中央決定了以城市領導農村的政策，陳毅同誌親自兼任上海市長，饒漱石同誌也親兼上海市政府的政治委員，我們華東局社會部的同誌，除了繼續領導全華東區的保衛工作外，還要本部的全班人馬，大力搞好上海市公安部的工作，肅清反革命殘餘，建立起我們大上海的政治保衛，經濟保衛，武裝保衛的堅強的工作基礎，在華東起著模範作用，帶頭作用，使我們華東區能如期完成保衛工作的任務！」

　　他隨手在辦公桌上拈了一張圖表，摺了一邊，指著對我說：陳同誌，這些反動特務係統，以你在上海的經曆，總會有深刻的了解的，我打算決定請你協助王寧同誌，對這些特務係統的被捕分子進行審訊工作，你覺得怎樣？」

　　「我很高興，我希望能勝利的完成一切審訊、說服的任務」。但我又笑著向他請示「那麽，我是否就永遠離開設委會？」

　　「也不是」！他像打點不高興地板起臉來「不過，設委會工作比較清閑，我必須根據現實需要，臨時請你參加迫切需要幹部的適當工作去，待一定階段的任務完成了，你自然是回到設委會去的。現在，我們在上海關起的匪特──連同各省區解來的重要分子，不下數千人，參加審訊，設服工作的同誌，雖然不斷的參加，還是應付不了，上海解放一個多月了，有些犯人一解放便被關起來，到現在還有人未曾經過一次審訊的。所以，希望你能努力的去參加這項工作，使審訊，說服工作加強起來」。

　　他把話說完後，我自然隻有連聲稱是。從這時起，我便搬進了六十七號，參加審訊說服的工作。

　　在日汪統治時代，上海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成了著名的恐怖窟，今天，在俄毛統治時代，上海福開森路六十七號，恰是當年恐怖窟的倒數，也成了今天上海秘密的恐怖窟。它是華東局社會部審訊委員會說服工作組之一的辦公地點，不過，這座花園洋房，是不大寬闊的，它不過是從前國民黨中統局局長葉秀峰的公館。除了住上一部分審訊人員外，叁樓、樓下和後座的大部分都用來關犯人，其中有幾個關人的單人房，依然像過去的葉公館一樣，彈璜床，梳化椅，舒服的設備，原裝不動。住在叁樓的連房門也不關，任由犯人進出，隻是「請不要下二樓」，你到衛生間解手、洗澡都可悉聽尊便，不必事先報告，樓梯口坐著的衛兵，隻在夜間稍為注意一點，白天是很馬虎的。叁樓一共有四個房間，兩個住犯人，兩個給幹部住和辦公用，後座的小房間也用著關個別犯人。樓下一個大房間才用來集體關犯人，一般來說，叁樓的犯人是最優待的，但有時候也是最危險的，最容易喪命的，在自由的人看起來，「六十七」號的犯人，關在樓下的是最苦的了，可是，身在樓下囚室中的人們、為了眼睛和耳朵都被封閉起來，他們根本不知道叁樓和後座的難友們怎樣生活，而他們雖一大群睡在地板上，進出須受衛兵監視，隻是每星期給在花園放風一二次，但「同誌」們卻可以騙他們：「你們是最優待的了，還不趕快坦白」？

　　叁樓的幹部住房，原先住著王大超和張ＸＸ（張君最近在整風中脫離毛派，逃往自由之地，動極思靜，欲過隱士生活，故暫緩披露），後我因工作便利，特由二樓搬上叁樓，與張君同住一室，王大超是一個卓越的地下工作人才，由一九四一年便獲得中共中央社會部的批準，利用社會關係滲入國民黨特務機關，抗戰勝利後已當到中級幹部，破壞國民黨反共秘密鬥爭活動最利害的，要算他擔任中統局上海辦事處行動大隊長的時候了。要逮捕共黨地下人員的名單，隻要交到他手上，他便設法使名單中的重要分子脫逃，隻要捉些不大重要的角色來交卸責任便算了，他後來又當了該局京滬督導，直至江南解放，他還沒有出過毛病，竟能安穩地等待楊帆等到來，協助接收。不過，因為他跟楊帆隻有平淡的組織關係，沒有絲毫的私人關係，更談不上有什麽感情，所以，地下功臣的他，並沒有得到楊帆任何的厚待和重用，隻不過當了一名可憐的副科長，跟我一樣是王寧身邊一個無權的助手。而王寧呢，黨齡雖不長，年紀他輕，能力更比他弱，可是，因為王寧是楊帆由山東帶來的嫡糸幹部，私人關係根深，就可以對他寄予心腹了。在「六十七號」這個工作組裏，臨時調到協助他的人就有數十名，大小幹部都有，表麵上是說臨時工作，事實上是移給王寧來領導工作，像王大超和我這一流人，心裏都是腕到非常不舒服的。

　　在上海逮捕到的所謂「匪特」分子，掌理初審的地方有幾個，但最重要的還是這一個了。凡是移到這裏的案件，都可能是由開始到終結也由它掌握著的，所謂終結，是指犯人的被釋放，判徒刑，秘密處決或公開處決。公開判徒刑或處死開始假公安局之名義審判，後來人民法院成立，工作開展後，便由這個秘密機構擬好一份審判某犯人的意見書，如根據怎樣的罪行，擬請法院判決怎樣的刑罰等。法院便依照著這意見書判幾多年徒刑或死刑，審判員絕對不會推翻這原則。所以，表麵上某某人是人民法院判他（她）徒刑或死刑，事實上他（她）早經這種秘密機構判決了，不過為了向「匪特」們，尤其是向市民們進行神經戰，才把那些已經全案破獲，再無隱秘必要的案件，借法院這種所謂合法機構公開出來而已。

　　有人說，共產黨的成功秘訣，第一在「騙」，這一點確是不錯的。在宣傳工作方麵，在群眾工作方麵，甚至在行政工作方麵，人們早已有目共睹了，隻有在特務工作方麵，非經辦過的或經受過的人，是不能深刻感受到的，可惜經受過的人，一經被騙上當，被捕後照實坦白出來，全部罪行，被指為「直認不諱」，那麽，毫無疑問的，在所謂「政府可以寬大，但人民要求懲辦不能拒絕」的藉口下，隻好引頸就戮，或被打進十八層地獄，不能再見人世了。所以，我覺得詳細地把這種「騙」的技巧描寫一下，是很有意義的。「六十七」號的特點，是在「騙」的技巧上要耍得花樣百出，「罵」和「刑」這裏是禁止使用的，假如有一個幸運的被捕者，能夠在六十七號便解決了問題，便恢複了自由，他是可能會把共產黨對「囚犯」的優待，永遠讚揚著的。可惜沒有一個人能夠在這裏解決自由的問題，除非由這些優待室直接提到刑場去解決了他（她）生死的問題。

　　我曾協助過同室居住的張君，辦理過浦東奉賢地主葛尚材窩藏匪特的案件。老葛年才卅多歲，抗戰時期因激於義憤，參加了對日汪特務的鬥爭工作，因而，也就曾側身於國民黨特務機關，ＣＣ的和軍統的都搞過，他原業是藥劑師，因而，他過去，是曾以配製為特務工作用的毒藥和麻醉藥為中心工作的，可是，他在抗戰勝利後，據他自供，是完全因為對國民黨感到失望，尤其是對國民黨特務機關感到失望才悄然停止了工作，再靠他底醫藥技能去謀生了。可是，當上海解放後，在短短的一二個月裏，共黨底喪失人性的措施，又像日本人一樣，把他激惱了，他拒絕到公安局去登記，他要隱匿到奉賢鄉中。恰巧這時他遇見了一些過去的老上司，和一般的老同寅，他們也為共黨的暴政所激反了，有的也曾去登記過，知道上當後，還要在被嚴密的管製中冒險脫逃，置家小於不顧。有些根本沒有去登過記的，便跟社會部的特務們展開捉迷藏般的戰鬥，由零星的戰鬥，慢慢的便發展成一個小集團的戰鬥，而這些人雖然都曾在國民黨特務機關裏逗留過，但很多早就斷了關係了。有的根本就好像葛尚材一樣，跟國特機關斷了關係叁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了，起碼，也會是當國民黨撤退台灣時，有一些人上了共黨「寬大」宣傳的當。同時，又對國民黨感到過份的失望，就決定跟他斷絕關係，打算待共黨到來時，「重新做人」。也許有些人還夢想得個立功者「賞」，那曉得共黨到來後，所做的跟宣傳上的一套，完全相反，寬大就等於殘酷，去登記的人，多數當天是可以回家的，但經過嚴厲管製，經過「立功不能贖罪」後，便跟著失蹤了。假如這位失蹤者，不是秘密被處決，而是要公開懲辦的話，那麽，報上登出來的罪名，卻是罪該萬死的「偽裝自首」。這樣，從共黨迫害中興起的反共怒潮，馬上與葛尚材的反共情緒結合起來，不過，仙還算謹慎，他還不肯參加到便際反共行動裏去，隻是，當他遭遇到一個也是姓葛的老上司，和姓符的老同事，在共特的搜捕下乞求借他鄉間的農莊躲避一下時，他毫不遲疑的接受了，而且，把老葛和老符親陪到鄉間，好好的掩蔽起來。

　　共產黨人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的過人之處，更不會有叁頭六臂的廣大神通，不過，它確有它底特長，這特長是它底高度的組織製度和訓練製度。在腐朽的國民黨，是有組織的形式，沒有組織的內容的，是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的。但在共產黨，不管它底組織工作是怎樣的充滿了專製，強迫，不管它底訓練工作是怎樣的充滿了欺騙，蒙蔽，但無可否認的，是一種科學性的實事求事的精神，充溢在組織與訓練的業務間。因而，各種性質的組訓工作──文運、青運、婦運、工運、農運等種種部門中，顯示在鬥爭的考驗中，是不斷的奔向進步、堅強、嚴密，成長為一種驚人的力量，而在腐朽的集團，卻是不斷的暴露著倒退、腐化、鬆懈、脆弱。現在，葛尚材等人，便遭遇到共黨這種一般性的組訓力量底致命的打擊──當這兩位被搜索追捕的對象，在一個黑夜裏僭進他底農莊躲藏起來時，馬上便給農會的爪牙所發覺了，雖然他們進村來沒有出過門，老是躲在房間裏，但他在鄉間的家庭很簡單，男子隻有他一人，其餘便是妻兒。村人知道他在抗戰時曾幹過特務工作的除了嫡親叔侄外，別的幾乎沒有，共黨當時統治不久，還未能達到發動嫡親鬥爭的階段，而他為人沉著，不誇張，不胡鬧，抗戰勝利後與友人在滬合資開一小藥店，村人多隻知他是個藥劑師，回到村中，還可以治點小病的「大夫」。不過，他底地主身分，在村中是無法隱形的，而根據共黨理掄，地主階級因為他底利益關係，解放後都可能與反革命分子繼續勾結，企圖作垂死的掙紮。因而，成立不久的村農會，除了對他展開一連串的經濟攻勢，如徵糧、獻糧等外，對他這個家庭，是經常加以偵查、監視的，雖然他在夜裏，帶著他們兩人，不敢由村大門入村，轉從村背突破竹林鑽進村裏，走進家門，半夜裏的犬吠聲，驚醒了村內「聞聽隊」的注意力，特務到他這座房屋邊來──因為農會組織了一批貧雇農專做輪流偵查，監視村內地主，富農及可疑的人家的工作，除了民兵兼任和青壯男子擔任外，有些貧雇農老幼及婦女都被組織起來，參加這種偵察監視的工作，日夜輪班，到處跟查，偷聽，半夜叁更，常貼耳於人家的門縫屋角，偷聽屋內的談話，甚至夫婦床頭細語，亦被一一轉報去，故俗稱「聞聽隊」。在這一刹那，葛尚材屋裏有幾個男人的談話聲，便被「聞聽隊」聽得清清楚楚。雖然他警覺很高，話不多說便安排睡覺，但第二天，農會長便查問他：「昨夜幾時回來？由那個村門入材，為甚麽他們底民兵，巡邏沒碰見？有沒有帶客來村投宿？」他存心不報這兩個外鄉友留住村內，因為報出去，可能惹出更大麻煩，所以，他推說昨晚村閘未關便進村了，是由東門進的，湊巧沒有碰上巡邏民兵，隻有自己一個人回來。但農會長「唔」的一聲：我待你很客氣，你「要坦白才好」。

　　於是村農會便立刻將葛尚材的情況反映到鄉區政府去，一麵加強嚴密偵查。深夜裏，他聽著屋外的腳步聲，他的心兒便在胸中跳上跳下，他耽心著，一旦來搜屋怎麽辦？第叁夜，他便跟一個家道中落已久，被認為中農成分的堂侄子商妥，夜間把這兩個朋友接過他家裏去躲藏，事先布置好反釘梢的守望工作，才提心吊膽的轉移了躲藏地點，並留函囑他侄子再在一兩天內，把他們轉送到一個親戚的漁船上，他準備叁四天內再潛回上海。但在第五夜，區政府已派了幹部秘密到村上，在農會開了半夜的會，就帶了一批民兵和農會長，把他底屋子包圍起來，破門進去，搜查了通宵，雖然人找不到，但發覺屋角穢黑的閣樓上，原是結滿了蜘蛛網，卻露著曾鋪過被席，印著唾沫的痕跡，一部分蜘蛛網被挑掉了，這就說明，這地方是曾給人睡過覺的。雖然當時他矢口否認，他太太也沉著過人，嚇不出口供，一歲的小孩子又不會說話，他還是被押到了區政府去，太太受農會管製著。他堂侄子聽到消息，也就躲在漁船上，不敢回來。他們相信葛尚材不會說出來，在漁船中總是安全的，他在區政府審了一頓，不得要領，當天被解到縣公安局裏去。

　　縣公安局是跟上海公安部每天有情報往還的，縣公安局剛接到公安部這樣的情報：「滬市金陵東路百寧藥局股東葛尚材，平日交遊複雜，行蹤詭秘，正予秘密監視偵查，突於數日前離店，據店夥言與朋友二人回奉賢縣橋亭村故鄉，應即嚴密監視其行蹤，並隨時具報」。這一個情報，剛剛與農會，區政府的報告情況配合，於是，就酷刑拷打了一頓，但頑強的他，不但對留宿朋友事守日如瓶，而且，對身世自白，也把反動經曆隱蔽得一乾二淨，滬方就命奉賢縣把他解到了「六十七號」來。

　　他被解到叁樓，我和張王等正在開飯，王寧和張君耳語數句，張君立刻走進關他的房裏，拍拍他肩膊，拉了他出來。

　　「大約你還沒吃晚飯，我們是無所謂的，你就跟我們一塊吃，不過，菜太壞了」，老張拉著他坐下來。

　　「不敢，不敢」，他戰戰兢兢的說。

　　「沒有關係！也許你今天是我們懷疑的敵人，明天會變成我們親密的同誌。我們共產黨和蔣匪幫是兩樣的，我們隻對事，並不對人，假如你曾幹過壞事，隻要坦白，認錯，便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幹過壞事，而是我們下級同誌一時的誤會，粗率，那麽，待我們調查清楚後，也就沒有問題了」！老王也含笑地對他說，而且，還催著他用飯。

　　「手上，頸上，臉上的傷痕！怎麽來的？」我驚奇地問他。

　　「是在奉賢被……被……下刑的」。他顫栗地說。

　　「唉，農村裏下級幹部同誌們太粗暴了，太不行了！這是違反政策的，我們一定要設法糾正。」老張裝得十二分同情地撫摸幾下他的傷痕，搖搖頭。

　　「真的，我們定要設怯糾正。」老王和我都同樣地說，你吃過飯，我們馬上給你去請醫生來」！

　　老王再補充一句，立刻放下筷子，便搖電話，請醫生即晚到「六十七號」來！

　　他看到這樣情形，先前未被捕時對共黨的滿腦袋狐疑，情忌，被捕下刑後，滿肚子惱恨，這一刹那像消去一半了，而從前一點一滴地滲進他腦海的共黨底寬大，和種種美好的欺騙宣傳，又在他的思潮裏膨脹起來，臉上頓然流露出一脈感動的表情。用過飯後不久，醫生也來了，我跟老張把他的案卷研商過後，便陪著醫生進了他的房間。

　　「葛先生，醫生配了這些藥，你好好的服用和塗抹，傷隻在皮肉，沒有多大關係，我們已向上級反映，要處分奉賢那邊下刑的同誌了」我出麵來跟他談話了。

　　「不要處分，我受罪是應該的。」他誠惶誠恐地說。

　　「不，這不光是你個人的問題，是整個政策的問題。因為革命不是為了報複──何況你也不一定是報複的對象──而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像國民黨般濫施肉刑，我們是堅決反對的。假如某人罪該處死，我們便判他死刑算了。我剛才將你的案卷已研閱過，奉賢和上海兩地合攏起來，關於你的反革命曆史和最近的活動情況，已經收集得很充分了。不過，罪惡的造成，時代是應該負大部分的責任的。假如像你這樣聰明能幹的人，是生長在一個合理的新社會裏，早就可以成為人民的功臣了，現在你還年青，隻要翻然悔悟，回頭是岸，重新做人，前途還是遠大而光明的。你今天很疲勞了，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大力的反省反省，明天該走那條路呢？如果是走一條馬上恢複自由，立功贖罪，為革命效命的光明大路，那麽，請你好好的坦白一切，否則，就根據現有的資料，按照懲治反革命辦法，你還是必然被處死的。我們處理案件是很迅速的，絕不像國民黨那樣拖泥帶水。你要走一條光明的路或者黑暗的路，就該在這叁數天內選擇好。在這個任由你選擇的時間裏，我們是把你當客人一樣招待的。因為，你或者會成為我們的革命同誌，或者把你處決。你介乎這兩者之間。我就是跟你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也是不願意的」。

　　「葛先生」我停歇一下後又繼續說，「你看，這裏是彈簧床，梳化椅，門可以不關，你要到衛生間，要洗澡，可以自由去好了。你跟我們居在鄰室，大家不是好像朋友一樣麽？隻因二樓是大辦公廳，所以你不方便下去。現在，讓我把紙筆留給你，你早寫遲寫都由你自己決定──你早點遲點決定向人民靠攏，坦白自新，該由你自己決定，不過太遲了，便會自絕於人民了」。

　　「你瞧」！老張捧了一木貼照像簿，翻開一頁給他看，「這是我跟軍統一批頭目合攝的照片，那是老王和中統一批頭目合攝的照片，我們都是不久前由國民黨特務機關投過來的。隻要坦白過去，誠心誠意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不是一樣把我們當自己人看待？所以，你坦白是不必有絲毫顧慮的，我倆可以保證你，坦白後立刻可以恢複自由。隻要努力立功贖罪，我倆人同樣可以保證你底光明的前途，你看像片中的我和老王像不像」？

　　「像，這照片還好像攝了不久呢」，他驚奇地注視著照片內有些熟識的人的麵孔，他的臉低沉了。

　　「照片內你有熟朋友麽？」老張低聲問他。

　　「唔……」他猛然提高瞥覺，「沒有，照片內沒有熟朋友。」

　　「有也沒有關係，何必這麽多顧慮呢？」我笑握著他的手，「你還是一個人好好的休息，反省一下再決定寫吧，把自傳和最近的活動情況，詳細點坦白出來，好便你的問題早日解決，好使你早一天跟你的妻兒團聚，不要讓他們吊著心肝盼望，好，祝你晚安」。

　　當我說到末後的幾句話，他一陣感觸，眼眶潤濕了。老張回到房間裏欣欣地對我說「陳同誌，你真行，這個頑固堡壘叁幾天準可以把他突破了，看他政治經鹼不夠老練，是經不起叁騙兩騙的」。

　　第二天開中飯的時候，我又跟老張走進他的房間裏。這時，是由勤務將他一人的飯菜送到他的房間裏的，一盤炒蛋，一盤炒肉絲，一個暈湯，這是上麵決定的在「騙」的階段裏使用的兩暈一湯的優待餐。

　　「因為我們把你當客人看待，所以你用的比我們還好得多的客飯。而我們卻要恪遵陳市長的號召，一律吃大灶飯，今晨我向上麵報告時，已說你已有充分的悔過表示，因而，更加強了優待你的措施，希望你不要辜負我和上級的好意！」你反省了一夜又半天的結果怎樣？」我溫和的對他說。

　　「讓我再考慮一下可以麽？不過，我事實上也沒有什麽真正的罪過嗬！」他一邊已顯示著動搖，但一邊又為恐懼的情緒所阻擋著。

　　「讓你再考慮一下是可以的，不過，你思想上是否有什麽顧慮？你也可以向我提出來，你是否懷疑我們也跟國民黨一樣，騙到你的口供就殺你。我們是不會這樣的，要殺你，光根據現有的材料──過去，你曾參加過匪特組織，現在，還參加反革命活動，隱藏兩個匪特在你奉賢故鄉，進行非法活動，這就可以用不著你承認的口供，就可以槍斃你！但是，我們共產黨是要改造社會呀！我們認識到，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要你坦白的用意，第一是進行思想鬥爭，要你檢討過去的錯誤，承認錯誤，才會勇於重新做人。第二是要根據你坦白的經過，尤其是你最近非法活動經過，那兩個匪特現在隱藏到甚麽地方去？好使我們幫助你立功贖罪。但是，假如你不坦白呢？第一便表示你不肯承認錯誤，不肯悔過，反麵，便是表示你還打算反動到底，頑固到底。第二，當然是表示你更不肯誠心誠意向人民靠攏，更不肯為我們共產黨效命，去努力立功贖罪，反麵，自然還是決心繼續著反革命活動。你想，由你來處理前後兩種不同的方向，你要怎麽辦？對後種傾向，你覺得應該把他殺掉麽」？

　　「……」他沉吟著「，那當然是應該殺的！但是……」

　　「但是什麽？你隨便說，沒有關係」。

　　「但是，你們真的是脅從不問，立功受賞，既往不咎嗎？」他顫抖地，與奮地瞪著眼睛向著我。

　　「我們共產黨，向來是號召與實踐一致的，這一點顧慮，你可以完全消除，我可以向你保證，隻要你坦白，必能既往不咎，立功後必能受賞，你現在答應我，你今天睡覺前，可以將你的自白書交給我麽？

　　「讓我試試看！」他的顧慮已消除大半了。

　　這樣「騙」的說服，恐嚇工作，由我跟老張輪班耍弄著，表演著。當天晚上他交來了一分自白書，隻坦白了他在抗戰期間因激於愛國熱情，參加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對最近的活動，輕輕抹煞了。第叁天，又經過一頓半嚇半騙後，又交出了一分補充的自白書，但隻說兩個過去特務機關的老朋友，偶然相逢，要到他家鄉去玩兩天，他一時疏忽，沒有向村幹報告，他們兩人現不知往那裏去了，他把那葛某和符某的名字寫出來，正是我們急迫追索的重要對象，便更大力地向他下功夫了，銀行牌香煙，一包包的叫勤務送給他。第四天晚上還給他燒了半斤紅燒豬肉，我和老張拍拍他的肩膊說：你好好的想清楚，再坦白清楚，過幾天你便可以返奉賢去看你的太太孩子了」。

　　經過五次坦白書的補充後，老張，王寧和我研究的結果，還認為不能滿意，後來，還是經過老張耍了一大套大嚇騙的把戲，才使他吐出了葛符二人躲藏的去處。於是我們立刻派人馳往奉賢，再抓著他的妻和堂侄媳婦，引向漁船上，把符葛二人捕到上海，再根據他們兩人吐出的線索，前後關起了叁十多人。而對於葛尚材，他就在第六天的晚上，把他上起手銬，押往南市車站路看守所去了。全案經過四五個月的偵查搜索，一絲一毫都肅清了，才在上海解放日報公布出來，後來，葛尚材及同案十多人，終於由王寧擬稿簽請槍斃了。當他在「六十七」號受著優厚的招待時，也許連夢也不會夢到，會有這樣的下場的──這就是中共底政策號召與實踐執行的一致底真相，這就是中共的脅從不問，立功受賞的最好榜樣，這就是今天上海福開森路「六十七」號底騙人技巧的典型例子。

共特機關，光是騙人民，騙政敵還是不夠的，它對幹部還是一樣騙呢。

　　一九四九年初冬的一個晚上，楊帆約我去晚飯，他除了虛偽的讚揚我幾句外，跟著和我談超問題來。

　　「陳同誌，現在要請你冒險去完成一項任務」。他鄭重地對我說，隨手攤開一幅精細的軍事地圖，他右手拈著鉛筆指向東奉賢，南潞、川沙、沿海和長江口外的嵊泗列島，在地圖上早已圈滿了一個個小紅圈，一邊指劃著，一邊向我解說。

　　「你瞧，這些地區，現在是武裝匪特騷擾得最利害的地點之一了。我們的解放軍和公安部隊屢次進剿，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就在要進行車軍與政治相結合，進剿與招撫相結合，殲滅與瓦解相結合，就在這地區中流竄的武裝匪特中，有一支由竺飛領導的，開始隻有十幾杆槍，但數月來，已嘯聚成擁有百餘杆槍的烏合之眾了。他們行蹤飄忽，而且，控製著幾隻帆船，遇到我方兵力大時，他們便越海到嵊泗列島去，他們知道那處防衛力弱，便又轉來突擊，搶掠，流竄。我知道，你從前曾領導過竺飛，他對你有著相當的信仰與感情。我已跟情委會，二室，叁室等有關部門研究過，你是可以設法爭取他回來的，如果約他到上海會談不可能，你要冒險深入他的隊伍中去說服他，我們可以不究辦他，可以給他相當的地位，他的胞兄現在在華東空軍部工作，也是一個立場很堅定的共產黨員，我們可以通知空軍部暫請他來協助你，你覺得怎樣」？

　　「為了革命，我個人任何犧牲都可以的」！我機械地把黨八股搬出來，「隻是，他是受了刺激才從上海逃去打遊擊的，現在他底武裝剛剛壯大起來，他怎肯放下武器。假如答應他，委他當一名公安大隊長，全部武裝不用改編，隻派黨委，政治指導員去加強政治領導，駐浦東沿海一帶協助剿匪，他本人也不必調來上海，待我起程前往時，連委令公事都帶去了，這樣，完成任務的可能性比較大，否則，恐怕是徙勞而已。部長覺得我的意見怎樣？

　　「就決定依你的建議進行」。他陰沉沉地思索了十多分鍾，才決斷下來，「那麽，你回去準備一切，明天到秘書處拿公事，要跟他哥哥詳細的商討一下」。

　　於是，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中，我和他哥哥，冒盡危險，往返於浦東沿海及附近島嶼與上海之間，前後達叁次之多。有一次幾乎給別一部遊擊隊幹掉了，後來，終於照著我的建議原則，完成了協議，他接受了名義上的改編，大隊及各中隊都派了政治指導員去，這一支隊伍立刻投進了「剿匪」的行列。幾個月中有了很大的貢獻，而在幾個月中，他底隊伍已暗中受到政治人員們在進行著秘密的瓦解工作了。雖然他行動還非常謹慎，隊伍經常在備戰狀態中，駐地必須與共軍保持相當距離，出席任何會議都派營指導員或副大隊長參加，本身絕不肯離開隊伍。楊帆始終似乎對他莫奈何。但在舟山群島解放後，楊帆特然約我隨往浦東，秘密召開治安會議，要各公安單位首長，各公安部隊首長親自參加，在每張通知書中注明任何單位不得派代表代理出席。當時，他曾很為難，楊帆派我去促駕，我對楊帆說：「假如保證不扣留他，我才能去，否則，我不但對不起他，連他哥哥我也不能見麵了」。楊帆卻向我萬分確切地說：「我向你負責說一句，我絕不會扣留他，我絕不會使你太為難，隻要你用盡一切方法，請他親自出來參加會議便行了。他老是不敢露麵，這是不好的！」

　　「部長，你是我們非常信仰的領導長，說一句，當然是負責一句的，不過……」我萬分遲疑地要把心裏的話吐出來，但卻又給甚麽東西作梗在喉裏似的，臉上充滿了陰鬱。

　　「陳同誌，你放心好了，你是我的心腹幹部（？），我作為一個領導長，我能向自己幹部喪失信用麽？我以後還能派遣你進行工作麽？你一切顧慮都可以不必的，而且，他在這許多月來，都表現得不錯，我為什麽要幹他呢？」。他溫和而嚴肅地說，顯示著無限的誠懇。

　　「命令隻好服從」，我心裏這樣想著，悶悶的走向竺飛的隊部，費盡了唇舌，有時說得聲淚俱下，要用頭臚來擔保。他一麵覺得老友情麵難卻，一麵又覺得自己在這許多月來，己經立過不少功勞來贖罪了，何況他還有哥哥在共黨裏麵。而當時舟山解放，遊擊形勢又惡化，更削弱了他再拖上山去的決心，同時，他也知道，自己的部隊正在瓦解的狀態中。這一切因素，促使他神魂不定地脫離了部隊，走向治安會議的周浦市。在會議開完後，楊帆藉口會中的大冬數人都要求看管他，他不能力排眾議，隻好暫予看管，而他的隊伍，當晚也遭受到包圍，繳械，隻有少數人冒死突圍，化整為零地再過遊擊生活。他被押到上海，未經優待，便押到南市車站路看守所囚禁起來。

　　我由周浦到上海。不斷地跟楊帆爭辯了幾場，後來，我和他哥哥，一塊去找他，但他這樣教訓我們：

　　「陳同誌、竺同誌，我現在請問你們，你們是站在怎樣的立場來為他說話？是站在組織的立場呢，還是站在跟他的私人關係立場來為他求情呢？你們都是黨的老幹部，難道你們真會脫離黨的立場來為一個反動分子開脫縻。」

　　「………」我倆人給他以「立場」的帽子壓下來，突然呆住了。

　　「如果站穩組織的立場來看問題，就應該同意組織的措施，我既然批準了治安會議的多數底要求，你們就應該擁護我的決定」，他繼續強詞奪理地說下去。

　　最後我和他哥哥悵然地走出來，我托病住進了警察醫院，開始了消極──我不但從竺飛的問題看到了這位領導者的凶險，背信棄義，感到萬分憤慨，同時，也感到我本身問題，也值得顧慮了。戈茅從前的話，又浮映在腦海，我也曾被他誣控過叛黨的，說不定在什麽時候，他也如對竺飛一樣，反臉不認得人，給我清算他認為被捕失節時的爛帳，那麽，我怎能吃得消，在醫院清靜中想了幾夜，寫了一封長信給戈茅，請他無論如何，幫助我設法調回中央去，同時，叫紫清不要調到上海來。在醫院時，接到竺飛的哥哥一封信，他請求我要用盡一切方法轉請楊帆保留他弟弟生命，如果確不能馬上恢複自由，那麽，最多給他短期教育改造。我打了一個報告，附上他哥哥的信，送給楊帆。過了一個時期，我又跟他哥哥再訪楊帆一次，楊帆才答應了保留生命是可以的，但要送過法院判刑。我知道他這案沒經過六十七號是由二室統辦的，我特陪著他哥哥到開原路田公館──即二室辦公處──去，提出有別的理由，請田主任在擬送法院審判的意見書中，可能下減少處分。但老田告訴我們說，楊部長已指示過，擬請判死刑以外的最重徒刑。經過我們苦苦請求，老田才答應在意見書中擬請判十五年以上無期徒刑以下重刑。送過法院後，又害得他哥哥不知費盡多少精神，去求審判員們關照，才幸運地獲判十五年有期徒刑，關進提藍橋監獄，長期享受鐵窗風味。現在不知是否還會翻案重判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騙幹部，騙投誠，騙起義，騙立功贖罪的典型例子。

　　上海解放後，不到一年間，我所看到的，像葛尚材和竺飛這樣被騙的例子，就記不清楚有多少。據王寧說，光是經過六十七號被騙上當，致盡情坦白，被指為直認不諱，送上屠場或打入牢獄的就不下叁千餘人。曾被共黨渲染得有聲有色的所謂「ＤＲＰ」特務組織的主持人狄憲章，不過是一個愛耍點玩意兒的糊塗蟲，因受育材中學政治教員添油加醋，誇大檢舉，致被關進六十七號來。開始他還露著一般讀書人的傲骨，後來被王寧一說：「我們是當你是一個有辦法的特務，才以上賓之禮來招待你，因為有辦法的人，隻要肯坦白，肯向人尺靠攏，那麽，他在展開革命工作時還是有辦法的。假如我當你是一個小嘍羅，就送你到監獄去吃苦頭好了，你還不受抬舉，不肯把你領導的大係統坦白出來，那你就不配住在這自由自在的洋房裏──何況一經坦白，不但恢複你的自由，我還請你在這裏幫忙我們呢」。於是，狄憲章把十多年前跟軍統郭崎元曾一度建立過關係的曆史坦白出來，而這段曆史，不但公安部不知道，育材政治教員也無從了解。他十多年來已與郭斷了往返，在上海育材中學，過教書匠生涯已許多年了。而他更可憐的，是他在上海解放前後，為了同學們在戰亂中取得聯絡，因為當時國民黨宣傳要把上海守叁年，要把它變成史大林格勒。市民都人心惶惶，學生們當然更多幻想，就請狄老師指導，建立同學通訊網。你想，一些乳嗅未乾的中學生，能幹得出甚麽名堂呢？但他在王寧的欺騙宣傳下，為了顯得自己是一個「大領導長」，自己是一個「有辦法的」，竟如王寧所希望他一樣，把他平日的幻想和在生活中留下的一點點幻想的痕跡，像他在學校中做文章一樣，有聲有色地寫出來。四天後，就被押去南市，很快就把他槍斃了。那群育材同學通訊網的無知學生，也遭到池魚之殃，很多送到集中營去受改造教育。

　　但是，騙的伎倆，也遇過「其功效等於零」的時候，那就是我親眼見過的劉棠。他是一個少年老成，視死如歸的人物，王寧曾歎息過「他是一塊頑固的鋼」。

　　他不過是廿幾歲的青年，解放後，繼續在儀韻女子中學教書，他原與校中一美貌女生相戀，但解放後來了個政治教員盧克緒，盧是盧誌英案中獲釋的幸運者，自然她跟公安部有著密切聯係。盧在解放前被捕時一個做過舞女的太太已離婚，解放後，當然急於追求對象。湊巧他也看中了劉棠的戀人，漸漸地彼此爭持不下，盧後來追查劉的曆史，聽說他曾參加過青年團工作，跟蔣經國曾有過往還，於是，就大力向公安部告他，偽造函件，叫人寫些特務活動聯絡的暗語，郵寄到儀韻女中去，函件先由他檢拆，附上報告送入公安部。於是就羅織成獄。劉棠被抬舉為蔣經國派滬的第Ｘ潛伏組長。於是，他也就被送進「六十七號」叁樓。這件案也由我與張君合辦，時間是在一九四九年末。

　　劉棠也是住在葛尚材住過的那間房裏，張君和我自然還是把那熟習了的一套騙術，如法表演，但一天，兩天直到七大，還是一點效果也沒有，經過情形，說起來會令人有點不相信。

　　從生活優待方麵談，他始終沒有表示過滿足，他說：「兩暈一湯算得甚麽，假如當我是客人般優待，就應該給我吃特灶飯，起碼要像百老匯大廈的客人們一樣，吃小灶飯」。他對於銀行牌香煙不高興吸，要吸白錫包，我們客氣的向他解釋：組織上沒有白錫包發下來，請他原諒。但有一次為了想要他樂意的坦白出來，王寧特地掏腰包給他賞了兩包白錫包，但結果還是一點效果都沒有。不管你如何地跟他談得□焦舌爛，半嚇半騙，但結果不出下麵兩種：（一）他有時跟你口若懸河地辯論，從理論到實際，他也有相當的了解。在某一點上要把他說服，總要引經據典，嚕蘇幾個鍾頭。要他坦白參加叁青團匪特組織經過，他始終如一地說，叁青團是參加過的，但卻是在中央大學時給同學代填寫去的，入團儀式他沒有參加，任何小組會他也不參加，這樣，他就等於沒有參加。但有得吃的時候則例外，免繳費而參加餐會或茶會，他是不敢後人的，但吃過便走，難道吃也有罪麽？這不成為罪的經曆。談談坦白是可以的，用筆寫下來坦白未免小題大做。他要拒絕！至於蔣經國，他是認識的，但為他做工作麽？盧克緒白天見鬼，你們也白天見鬼，告訴你，蔣經國是不配領導他工作的。認識個把戰犯便有罪麽？這是笑話，所以談談這情形是可以的。用筆寫出來是多餘的，所以，他也要拒絕。（二）他或者在你大嚇大騙下，一言不發，隻叫你拿點紙來，讓他慢慢的寫，你催得急了，一定要他明天交，他也答應你，明天來取，隻是明天去取時，卻不是他的自白書，而是劉棠獄中作：「人民公敵毛澤東」。他完全仿照存在他室中的陳伯達寫的「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形式來寫，你超越六十七號辦案原則來罵他，他或者置之不理，一這不發，或者滔滔不絕，跟你爭辯得麵紅耳赤。你警告他，這樣會招到殺身之禍，他卻說，他早就視死如歸，他一再強硬地指出，像他這樣的人也要被關起來，毛澤東是事實上的人民公敵了。要他不續寫下去，除非恢複他的自由，等到他第叁次交卷給我和老張，還是「人民公敵毛澤東續作」時，我兩人已感到束手無策，隻好在小組會提出來，讓王寧親自去嚐一下他底「頑固的鋼」底滋味。王寧和他接觸過一兩次後，也大呼一籌莫展，隻好在第七天夜裏把他解走了──六十七號的犯人，非特殊必要的不會超過七天，但這種秘密，外間是鮮知的。

　　他被上手銬時，要掙紮，而且破口大罵，王寧不得不命行動員用棉絮把他口塞起來，手反銬著，推上汽車，解到愚園路青白小學去。在那小學原址裏，接收後，各種刑具設備齊全，後來，聽那邊「同誌」說，他在青白小學還有更精彩的演出。所有刑罰，上老虎凳，放飛機，倒吊腳指頭，灌辣椒水，針刺指甲，燒紅鐵燙背，但一邊用刑，他一邊破口大罵，後用棉絮塞著口。他卻又容易昏絕，要他坦白甚麽也寫不出。審訊人員當麵監視著他寫，他還是寫些罵共產黨的字句。這樣鬧了一個月，一點結果他沒有，醫生驗過他腦袋，卻又證明他是正常人，並沒有神經病，但醫生卻證明他身體，已再受不起刑罰了，已被刑罰催殘得衰弱不堪了。最後，隻好送到南市車站路看守所長期囚禁起來。

　　他到了南市看守所，審訊案卷又照例送回給我和老張，我和老張研商過，把他丟在牢裏休養一個月再說。但一個月後，我和老張去把他提到看守所的審訊室談話時，他一見我們，便破口大罵，氣得老張忍不住摑了他兩耳光，冷不提防，他也還敬老張一嘴巴，這樣竟動起武來，在上海犯人中，恐怕還是第一遭。幸虧警衛員上前把他兩臂扭反向後，再著人拿手銬把他反銬起來，否則，怕老張還要挨打幾下，這一次自然又是毫無結果。老張叫看守所王所長把他用棉絮塞口倒吊叁天，回到六十七號後，他氣忿地對我說：「我們聯名簽呈把這王八蛋槍斃算了，他媽的，我真沒見過這種囚犯！」

　　「沒有一點事實，沒有一點口供，從外麵也再沒法找到他一絲反動活動的證據，光憑盧克緒的報告，怎樣簽法？我看還是等等吧，你忍忍這口氣」，我勸阻著他。

　　「他媽的！這種囚犯我束手無策了，如果不簽請槍斃他，我也不管他了。」他無可奈何地說。

　　「對！我也無法處理他了，還是大家簽請另派人接理他，我們自認低能，拉倒算了」，我高興地同意了他。

　　後來，由王寧自己處理，一直到我離開上海時，他還這樣對我說：「劉棠那塊頑固的鋼還沒有溶化，還是一點東西也不肯坦白，見麵就破口大罵，用棉絮塞起口來，用手銬反銬起手來，談也不行，寫也不行了，還坦白什麽，例外地給紙筆墨他帶回囚室，他又是寫「人民公敵毛澤東續作」。刑也不怕，打化不怕，說殺也不怕，這種家夥，將來隻有把他充軍到新疆去，所以，我也幾個月沒有去提訊他了」。

　　讀者們！你們看過這幾個例子，可以想到，被「騙」上當，坦白清楚，誠心向人民靠攏的如葛尚材，狄憲章等一個個被指為直認不諱，罪有應得而被槍決了。但「頑固的鋼」底劉棠卻迫得整個共特機關都莫奈他何，一個個束手無策，隻好打算把他「充軍」算了，你們看「坦白」是不是騙口供，催入鬼門關的法寶！

　　我是在一九五○年春天離開「六十七號」，奉調到善鍾路「二叁七號」情報工作委員會去當情委的。在「六十七號」期間，除了當說服，審訊工作，而它內部情形及若幹案情有所了解外，還可以加強了跟他有關的若幹部門的了解，而這許多部門，多數也非外間人所能知道清楚的，在香港的出版物中更未見透露過。因為共黨保密製度嚴密，被捕過關進去的人，所知者多僅一室內之事物，此外，他是無法了解的，所以，我打算在下麵先給予披露，才敘到「情委會」的範圍。


四、海上地獄之二──愚園路青白小學

　　這個小學，解放前確是一片「青白」的，可是，自從共產黨踏進了上海，這個小學也被改裝作一個秘密的恐怖窟，千千萬萬的人在這裏被打斷了骨頭，被擊傷了髒腑，嘔血成盆，有的被水刑浸得腳腿臃腫，好似海棉，有的被倒吊得七孔流血，昏絕十次百次，都不能求得一死，有的進來叁五七天，或者一月半月，便活活的被折磨死。這個令人談虎色變的地方，便是審訊委員會審訊工作組之一──像這樣的下刑的審訊工作組，在上海還有好幾個，它和說服工作組的性質剛剛是相反的。不過，跟我業務上沒有聯係的地方，沒有去過，了解得不清楚，這個地方，對外是絕對秘密的，犯人送進送出，都在黑夜，而且，是用黑布蒙上眼睛的。

　　當年謨汗默德傳教，一手持可蘭經，一手持劍，到了他用口不能說服人，可蘭經已經失靈時，他便顯出凶相，舉起劍來，強人屈服了。今天的共特機關，也可以算是深得謨汗默德的真傳，繼承起他的衣咻了。但老謨不過要人信仰他，跟他當信徒，要導他們進聖潔的天堂，一片苦心還是無可厚非的，可是，今天的共特機關，卻是先用甜言蜜語，騙人進枉死城，如果感到馬列主義的可蘭經失靈時，那麽，空前絕後的毒刑便在另外一個地方給人加上身來，能夠像劉棠一樣，通過刑訊工作部門的刑罰，而不盡吐口供的真是寥若晨星了。還有許多人，原本是無可作供的，但在酷刑逼迫了，熬不住痛楚，但求速死，也無中生有地自己捏造一篇，好乞求停止下刑。

　　這個小學是在一個弄堂裏的，學校範圍雖不大，但設備倒不錯，中間是一塊空地，當年是天真小孩們戲玩的操場，今天是用來使用日光刑，雪刑，風刑，雨刑的刑場了。空地的四周是房屋，當年是弦歌不綴的課室和教職員辦公住宿的房子，現在，除了一部分供刑訊幹部住宿辦公和一個醫務所外，大部分都經過裝修用來囚禁人犯的牢房，和配備上各式各樣的刑具的刑訊室。開始不過是一些老式的刑具，後來，到我將近離開上海時，在俄國大鼻子的刑訊專家的指導下，各種機械化，科學化的刑具也陸續配裝了，如麻痹電刑等也開始使用了。

　　這個刑訊單位的負責人，是曾在日汪時代的「七十六號」當過「撲格打殺」的廖耀林，他長得軀大如牛，濃眉粗眼，麵目可憎，一見就可知是一個殺人越貨，飲血止渴的人物。當年給日本當狗腿，已不知害盡多少良民，但當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他卻又搭上了共產黨的一線關係，帶了一批貨財，進貢楊帆的心腹田昆，於是，他到了山東共區，又一樣的騎在人民頭上，橫行無忌了。今天回到上海，更以「革命英雄」自命，氣□萬丈，殘酷，瘋狂百倍於當年。

　　因為業務上的聯係，我有時他不免跟老廖碰在一塊，有時候工作談過，問題解決後，他也硬拉著我進進酒店，坐坐咖啡間，當黃湯半斤落肚，談得高興，他有時他忘掉了保密製席與習慣，談話內容超出了應有的範圍。

　　「陳同誌！你猜，在我這單位裏，使用那種刑罰，令我底到最困難的呢？」他有一次喝得半醉地向我說。

　　「恐怕是喂水吧?!」我摸不著頭腦地隨便答覆他一聲。

　　「不！這個有什麽困難？在日本人領導的時代，我們把這一手玩意兒要得熟練透了，感覺上也毫不介意，隻要上麵同意，隨時可以把犯人按倒地上，水龍管塞進喉嚨，灌他媽的一身飽滿，再用腳踏他腹部，吐光了又灌進去，直到他媽的肯坦白，或者昏迷不醒不能再灌為止，我這次到上海後已幹過幾千百次了，多少頑固匪特都因此屈服了，這有什麽困難呢？老兄！最使我感到困難的，卻是對付女人那一套………」他最後獰笑起來了，口角淌著下流的饞涎。

　　「怎麽樣？對付女人也會困難嗎？」我驚奇地問。

　　「對付普通女匪特也不會覺得怎麽困難的，她們抵抗痛苦的能力比男人還弱，而給她們上刑卻又不大費力，譬如用花針刺她乳房吧，有些是經不起幾下功夫便屈服了。最頑強的女匪特，隻要給她上「陰刑」──用火燒她陰毛，用火紅鐵棒插進她陰道，塞進她子宮，是沒有幾多個能經受得起而不屈服的。

　　　　可是，有一次楊老板交下一個女犯人，由老田口頭傳授給我一套下刑的命令，我聽了覺得又奇怪又害怕，這種刑法，在日治時代，也沒有過，由上級指示執行的，實行起來真感到困難…………。」他又神秘地獰笑了。

　　「老廖！你喝醉了麽？為什麽要說又不說，吞吞吐吐的，使我聽得心癢癢」。

　　「讓我告訴你，但你要給我守秘密！老兄，傳出去是不好玩的！」他低聲地說了，

　　　　「原來那女人是反動派的高貴小姐，年未過二十，長得漂亮極了，並沒有幹過什麽反動工作。哦！她可憐極了，老田命令我推她進密室中，在夜間，把手腳反縛在長木椅上，用棉絮塞著咀巴，使用曠古未聞的「輪奸刑」──要這樣折磨她十天後，才交還老田。讓他把她送進什麽「國際招待所」，充當招待俄國老大哥的「國際招待員」，

　　　　據老田說：「她從前嬌生嬌養慣了，她自以為了不起，在這人民的時代，她還殘留著她過去當反動派高貴小姐的脾氣，瞧不起人民領袖，豈不該殺？後來，還是原諒她了，隻讓她受十天訓練，便給她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機會，否則，她到了「國際招待所」，再使小姐脾氣，得罪國際友人，是不好的！「老兄，這種新玩藝兒，真令我感到萬分為難，因為老田命我完成的任務是：以這刑罰來屈服她，但不能把她弄死！」

　　「那麽，你□福無窮了！」我開玩笑地笑起來。

　　「見鬼！我苦死了，十夜沒好睡過！」他苦笑著，「老田命令我不準任何「行動員」跟她談話，要我站在長椅的一端附近監視著，而且，要我在徵集十名八名粗壯大漢的行動員時，要表示這是我的主意，不是部長命令的。

　　　　這真把我為難死了，何況上刑到第叁夜，她已支持不住，幾次昏過去，我提心吊膽地捱到第十夜天亮，她沒有死掉，我才說聲阿彌陀佛，讓我完成任務！」他說完長籲了一口氣。

　　「喂！老廖，這樣奇怪的刑罰，我真是第一次聽到，是真是假呀？老田所說的，她瞧不起的「人民領袖」，到底是誰呀？」

　　「茶餘酒後的談笑，信不信由你！」他原是老粗，被我一激，情緒便高揚起來了，「老兄！隻要你肯守秘密，這「人民領袖」是誰，我告訴你也可以的，但你卻還不相信這一回事呢？」

　　「他是誰？你說不出來我就不相信，而且你不說清楚他為什麽這樣恨她，我還是懷疑不會有這麽樣的事……。」

　　　「我真給你氣死！我老廖還會編造故事的麽？」他生平最氣人說他說謊，他受我一再刺激，更把保密習慣忘個乾淨了，

　　　　「老實告訴你，這個臭妮子把楊老板的心刺傷了，這情形，老田也沒告訴我的，而且，老田還命令我本人也不得跟她談話，但我終於找個機會，一個人偷偷跟她談過了。原來她被老板接收下來住在一所房子裏，雖不得出門，但卻很優待，可是，她叁番四次都拒絕了老板的愛，而且，還摑過老板的耳光。他一怒之下，便指示老田給她這樣的折磨了，你看她可憐不可憐！」

　　「不可憐！該死！有部長夫人不當，還不該死麽？」我笑著說。「不過，你違反組織規定，擅自跟她談情，該當何罪？未獲組織許可，擅將工作秘密，宣□在跟你這種業務無關的同誌麵前，該當何罪？這兩點，我都要向組織忠實報告你，你覺得怎樣？」

　　「喂，老陳！這不是開玩笑的呀！」他真正驚恐地站起來，「假如你這樣一攪，我就要完了！」

　　「不攪可以，但要你每星期請上館子一次！」我笑哈哈地拍拍他肩膊，他看出我有意耍弄他，他情緒上才鬆弛下來。

　　「隻要鈔票得來，他媽的吃、喝、嫖有啥關係，隻是近來那「特貨」生意不大順手，他媽的，運氣不濟……………。」他那一派流氓頭子，下流特務的口語，氣派使我幾乎作嘔。

　　　　但因他刑訊技術不錯，楊、田卻把他當作寶貝。而且，他跟上海黑社會關係頗深，是上海灘上經營鴉片嗎啡等毒品的老手，所以楊、田抵滬後的「特貨」生意，一部分也由他出手經營，因而，他的生活，跟乾領組織供給的我們，早就有天淵之別了。

　　「他媽的！要是別個地方有口飯啃，這等行業也不再幹了，革命，革命，到頭來恐怕還是把自己的命革掉！」有一天我約老廖到大叁元上樓房座中喝茶，他剛坐下來，便忿忿不平地發牢騷。

　　「老廖，怎麽又鬧情緒呀？是不是又是特貨生意不順手？」我看見他發牢騷，就替他聯想起特貨生意來。

　　「特貨生意不順手，倒沒有這麽氣人，她媽的！就是這臭行業，要我對人落盡毒刑，但卻又不準我將人下刑至死──因為人死了，便再迫不出口供了，下刑的目的便失敗了。如果給我長時間運用，還容易應付，但常常奉到一些不近人情的火急命令：限兩天內，或限廿四小時內，甚至有限十二小時內或更短促者。用刑強製某某匪特坦白，但不得刑傷至死，如違懲處！老兄，你想這碗飯多麽難啃呀。前天，就弄死了一個，楊老板把我抓去臭罵了一頓，說要把我關起來，讓我反省叁兩個月，溫習溫習技術才行，幸虧老田說好說歹才逃脫這厄運，唉！這腕飯真難啃下去……。」

　　「你弄死了一個什麽人物？是什麽案情的？」我凝視著他。

　　一個叫做張……張福民的匪特，他是毛森係匪特陶鑄案中張澤民的堂弟。自在北四川路將主犯陶鑄逮捕後，說服無效，經過我一番破皮折骨「刑訊」後，他才吐出了他底匪特的組織關係，像徐上達，何佩福，張澤民等十餘匪特的住址，他都逐步坦白了出來。而他的潛伏電台，由一九五○年起已由何佩福家中移設於張澤民家裏。可是，正前往他家中搜捕時，他剛溜出去，偏遇張福民這倒黴鬼去探訪他哥哥，於是，行動隊便將他和電台一並帶回，而徐、何等一幹人都已捕獲。像他這樣一條重要的漏網魚，無論如何是不能輕易放過的，但一時從什麽地方去找他躲藏的線索呢？根據了解，他們兄弟間感情甚好，而且，平時過從甚密，雖然張福民似乎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小商人，但難保不參加匪特組織工作──即使不參加匪特組織，為了當時推測張澤民可能利用戚友私人關係躲藏。而戚友私人關係，他們匪特組織中人是不一定盡悉的，因而，說服跟位化了一天一夜也不能說服他協助追捕他哥哥時，就隻好簽請老板批準要我用「刑訊」屈服他。而且，限十二小時內解決問題，以免他哥哥逃離上海。

　　可是，他除了矢口否認與匪特組織有關係外，他根本拒絕了協助逮捕他哥哥，他說他是守舊的商人，他有守舊的道德觀念，別說，他哥哥被指為國民黨特務，便是他哥哥當了強盜，他為了顧全五倫之德，他做弟弟的也絕不能謀害哥哥。而且，他哥哥的戚友多數也是他的戚友，他更不能胡亂牽累戚友，何況他哥哥躲在那家戚友處，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咀巴始終是這樣硬，一樣刑下過，不行，又換上別一樣刑，連續幹了七八個鍾頭，他皮破肉爛血汙滿身了，他還是一樣說，隻好把他倒吊起來。開始還有呻吟，後來以為他昏過去，叁兩個鍾頭後，解下來打算再幹他時，他卻斷了呼吸了………。」他搖搖頭，兩手失望的一張，「唉！他媽的，一不留心，就失敗了！幾乎為了這個倒黴鬼吃幾個月官司，這碗飯真難啃呀！而今天早晨，張澤民卻給抓到了，也許是這家夥命該完給吧！」

　　「真正的匪特還未判死刑，假的匪特你卻先要了他的命，這攤冤枉，你現在不吃官司，你將來死了，恐怕閻羅殿裏冤鬼們要清算你，真要推你下油鍋呢！老廖，你怕不怕？」我又向他開玩笑了。

　　「你是一個老布爾雪維克嗎？你是一個辯證唯物論者嗎？」他指著我獰笑起來。

　　「你為什麽又向我念起黨八股來？」

　　「不是嗎？一個老布爾雪維克，一個辯證唯物論者，根本是一個無神論者，隻管現實幹活，誰管死後報應的神話──陳同誌！這就是我現在和過去在「七十六號」工作決心和情緒不同的地方。過去，給日汪工作時，我還是一個「有神論」者，我根本不知辯證唯物論為何物，尤其因為我是靠打人殺人起家的。我母親為了我修來世而終年吃齋念佛，隻要見到我，總是舍淚叮嚀：「兒嗬，為來世，為子孫積積陰德吧，少打少殺，不是阿娘吃齋念佛，你第叁個兒子還是養不成呀………。」因而，影響了我後期的打殺決心，致受日汪當局後來批評我工作落後了。他媽的，老子一套打殺本領也會落後嗎？不過主觀上有了「有神論」，積陰德的顧慮，動作上處處留餘地吧了。幸而後來找到了共產黨，經過黨的教育，建立了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通過了「無神論」的思想訓練，使我完全放棄了思想上的顧慮，使我敢於放膽打人殺人了。所以今天執行共產黨的打殺業務，不但不會如從前執行日汪的打殺業務一樣，有所顧慮，保留餘地，而且，弄得常常過火，過火到幾乎連自己也吃官司！」

　　「你的話說來倒有一番道理，怪不得市麵謠傳：「無神論者統治下，天怒人怨，世間將無瞧類了」若果給老百姓聽到你前後這兩種不同的性格，真使他們對人民政府的恐懼比對日本人的統治還來得厲害了。」我傷感地微合上眼睛。

　　「陳同誌！你合上眼睛祈禱麽？」他笑拍我一下。

　　「對！」我笑著「為清洗你的罪惡而祈禱，為請張福民這樣的冤鬼原諒你而祈禱。你相信嗎？」

　　假如我的打殺工作是罪惡的話，你天天祈禱也清洗不完的。無緣無故被弄死，像張福民這樣的冤鬼，從前不說，就接收上海這短時間，也不知有多少了，祈禱有什麽用呢？何況一個無神論者，根本是不需要祈禱的！哈哈哈！他又總從前見麵時一樣，神氣自若地談笑了。

　　「我倒願意聽聽你自接收上海以來的冤鬼錄。」我說。

　　於是，他邊吃著點心！喝著茶，一邊滔滔不繼地誇談著他一手製成的冤鬼錄：

　　一、證交大樓案中的冤鬼──上海解放後才兩叁個星期，物價便上漲了許多倍，人民幣迅速貶值，黃金、美鈔、銀元黑市價飛漲，市場一片混亂。饒政委、陳市長，楊老板和經濟保衛部門都認為這是國民黨經濟特務在搗亂，必須給予嚴厲鎮壓，才能在經濟保衛戰線上紮穩了陣腳，於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包圍了，多少年來成為了冒險家樂園的證交大樓，逮捕了正在做投機買賣的商人有七百多，都把他們當作「經濟特務」來處理。他們的資本──黃金、美鈔、銀元，甚至人民幣和有價證券，都當作贓物來沒收了。這案中的案犯，除了別一部門處理外，也曾斷斷續續的押解了一些人到我這裏來，要我協辦。對這案中的案犯，上麵總的指示，幾乎差不多都在這樣：（甲）要他們坦白參加國民黨經濟特務組織的經過，及最近從事經濟搗亂的陰謀。（乙）如果上項目的不能達到，起碼要他坦白直接或間接接受國民黨經濟特務指使從事經濟搗亂的詳情，並舉出指使人的姓名、住址。假使上列這兩項審訊目的都不能達到，被審者始終隻承認從事黑市買賣，投機活動，興風作浪的行為乃純粹是個人圖利企圖所驅使，冀圖抵賴的話，那麽，必須嚴刑迫供，務求水落石出。

　　有一位名叫劉健元的倒黴家夥，原是在滬市開金飾店的，解放後店門正式關上，隻好全神投向證交大樓活動，選擇投機貨品買賣，一刹那買進，一刹那拋出，同時，自然兼做股票和黃金外幣的買賣，賺點錢來維持開銷。可是，他在大逮捕中落網了，在黃浦分局初審時，這位商人經不起承審者的一陣騙嚇，他輕信了承審者的諾言：「隻要承認是受國民黨經濟特務指使從事經濟搗亂，坦白認錯，傻可以釋放！」那曉得承認了這一層時，承審者卻又深一步迫他供出指使者的姓名、地址，和他參加匪特陰謀的詳細經過。這一點，他受了幾次刑罰後也不敢捏造事實了。於是，他被輾轉押解到我這裏來，上麵要我窮究真相。

　　開始我對他相當氣忿，認為他是頑固隱瞞，而且，審訊的中途，他曾兩次翻供，否認他在黃浦分局所供。所謂受國特指使，從事經濟搗亂一節是假的，是在嚇騙下捏造出來，希圖早日獲釋的。我聽了十分冒火地親執皮鞭來猛笞他，我覺得他是一個至死不悟，老奸巨猾的匪特。所以，他到我處不到一個月──因為上麵對他沒有限定時間──幾乎所有的毒刑他都嚐遍了，他還是一樣說法，他終於在一個夜裏被放飛機弄死了。

　　一個是艾中孚偽造人民幣案中的張達榮，已經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頭子了，他在南市開了一間雜貨店已幾十年了，一向不過問政治，而且，跟衙門的關係，幾乎除了繳稅納餉外，便毫無任何接觸，可是，因為他擱樓上空了一個板房，解放前租過給歐元居住，後來老歐搬走了，因為大家相處得感情還不壞，老歐還有時到他店裏來采訪他，閑談聊天，解放後還是如此。有一次，張老板向老歐歎息著生意難做，資金周轉困難。老歐乘勢向他說，他有個親戚開地下錢莊，可以低息貸款，張老板有殷實鋪子保證，大點數目相信也可以的，不過，要一星期內本息付清，每次本息付清後，過叁五七天，又給他貸款一項，開始由叁百萬，五百萬，一千萬貸下去，後來竟一次借到五千萬元。老歐貸給他的是偽人民幣，他馬上用夫購貨物，或轉手作高利貸款給人，到期還給老歐的本息卻多數是真人民幣。有時，老歐也折價取點貨物，這樣過了一個短時期，張老板以利之所在（因當時一般黑市利率很高）真是歡歡喜喜地跟老歐打得火熱。可是，好景不常，有一次他辦鹹肉時，卻給一位蘇北的鹹肉批發商發覺了他那幾百萬都是偽鈔，傳警逮捕，先關在分局裏，因為他始終矢口否認與特務有關，隻說是向地下錢莊低利貸款。可是，這地下錢莊在什麽地方呢？負責人是誰，他一點也不知道，連歐元寫給他的住處他也沒有去過，隻說出老歐開給他住所門牌。分局人員辦案不夠精細，派警按址往搜捕時，卻不但捕不到老歐──因老歐根本不是住在那裏，而在那地址附近，卻有老歐的把風站──卻連老歐也驚醒了。爾後也沒有到他店裏收賬。分局百般拷問他，派人守候在他店裏，拖了長時期也沒有結果，後來才解到公安部，輾傳送到我們這裏來，隻好乞靈於貨真價實的「刑訊」了。可是，當我一瞧像那樣已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頭子，還能領受得起那一種酷刑呢？而他又沒有大兒子，大女兒已出閣了，店裏隻有一個十二叁歲的小兒子，自然不知情，也不能代他受罪。他的無知老婆和夥計，雖抓過進來，但可能告訴我們的，更比他少，而上麵卻咬定了一個規律：印製使用偽鈔，決不是純粹圖利的南業行為，必然是與美帝或蔣匪的特務活動有關的。因而，嚴厲的指示我，不惜用任何手段，必須求得水落石出。

　　一天，我把這位搖搖欲倒的張老板提到刑訊室裏來，給他一瞧我們的刑具，熊熊的火爐，燒紅了炮烙皮肉的鐵把，放飛機的繩索由天花板底下垂吊下來，老虎凳上殘留著洗不掉的斑斑血跡，抽的皮鞭，刺指甲，刺肚皮的花針，喂水的龍喉，壓手指腳指的鋼夾，麻痹性的電倚………這一切的一切，都和分局的簡單設備完全不同的，他瞧著，瞧著，眼睛一黑，暈倒了。

　　「老家夥，你這麽怕，為什麽不早點坦白呢？」我們把他弄醒後，這樣對他說。

　　「老天爺，我隻是向地下錢莊貸款，真鈔假鈔我怎能知道？………我更怎麽會知道匪特的組織呢？我已坦白完了，饒饒我吧，做做好事！」他奄奄一息地躺著說。

　　「饒你？」一個同誌睜大眼睛瞪著他「你不坦白出來，這兒這麽多樣菜，任你點一樣！」

　　「唉！………」他絕望地又合上眼晴。

　　「操他媽的！就幹他！」

　　我的助手翹起衣袖要幹他了，但我一想，像他這樣的人，能受得起那一樣刑呢？這確要研究一下，我隻好向那同誌搖頭，叫他帶回禁閉室裏，明天再說。否則，一幹就完了，那不是不能完成任務嗎？

　　「喂，張老板！今天是最後關頭了。」我們經過討論後，翌日中午又把他提到刑訊室，嚴肅地對他說：「現在，你要是把供給你偽鈔的匪特真正地址坦白出來，還要把印製偽鈔的地點坦白出來，否則，便隻有給苦頭你吃了。」

　　「唉，老天爺！我實在說不出呀……。」他還是這麽一套。立刻把我的助手激反了，一聲開動，便開始給他吃一頓最輕的刑罰──刺花針。大約二十分鍾的光景，劇痛使他昏倒了，我立刻下令停止，噴過冷水，他才慢慢的醒來。我一時想不到更好的辦法，又焦急，又惱恨，隻好命令我的助手：「把這老王八蛋扛出操場，跪著曬太陽，曬到他媽的坦白為止！」

　　刪巧，這老家夥扛出後，我接到老田電召，立刻到第二室有要公麵談，忘記了關照我的助手適可而止。當我到老田那邊談畢告退時，忽然行動單位派人到報告老田，說破獲了一個偽造鈔票案，主犯艾中孚，從犯歐元等多人均逮捕，後來歐元的口供承認、他確是以地下錢莊的方式，欺騙一般等待資金周轉的商人，張老板和他確無特務關係，照這樣案情，這老頭子是隻會受輕刑處分吧了，可是，當我趕回去時，張老板飽受花針之餘，複遭烈日熱曬，早就昏倒，斷氣了。

　　「陳同誌，這老頭子確是一個可憐的冤鬼。」

　　還有一個是偽警備部稽查大隊的義務稽查馬蔭南，聽說他父親曾在廣西當過偽師長，刮了一筆民脂民膏，在上海做了許久寓公，才死掉。抗戰後期，日本人統治了租界，他還在聖約翰大學讀書，因與軍統特務戚再玉接上了關係，致曾被日本憲兵隊關進牢裏。直至日本投降後他才從牢裏放出來。照理他應獲得很好的酬勞了，可是，經過一番拍馬鑽營，他也不過得了一名義務稽查。他家庭生活底主要來源，還是靠他父親遺下的一點生意和房屋，到了戚再玉因案被殺後，他連這義務稽查也丟了。像這樣的人，照我的看法，根本是談不上什麽鬥爭作用的。可是，當他在解放後參加了特務登記，不到叁個月，管製單位的同誌，卻把他逮捕了，逮捕他的總罪名是「偽裝自首」。

　　　　構成罪名的細目是：（一）自首登記後立功贖罪不力。（二）登記後每天生活情況，與其本人向管製者所報告者不符。（三）有一交際花性質女子名李燕者，與老馬過從甚密，經被跟蹤者在法國公園偷攝了雙人照片，但老馬始終未向管製者報告與該女子之往返，而該女子同時卻與另一姓裘男子過從甚密，亦被偷拍成雙人照片，因裘某亦一被監視之特務嫌疑分子，而李燕則行縱飄忽。不斷由這家公寓搬到那家旅館，對裘某的監視同誌，忽然發覺他不但擺脫了他們的監視，而且，接得有關報告，他已乘帆船溜到舟山去了，同時李燕也失縱了，也摸索不到了。於是，便將老馬扣留起來，經過「說服」無效，才解到我這裏來，乞靈「刑訊」解決。

　　「坦白──裘某是不是跟你同一個特務組織？那女子李燕是不是你和老裘之間的連絡人？你交了多少情報給她轉給老裘？他給了你多少活動費？是不是他叫你偽裝自首？在你們這特務組織裏還有多少人潛伏在上海？……」我們拿出他們被偷攝的照片，對正在他眼前。可是，他還是像在說服單位的供詞一樣，隻承認李燕是他的情婦，這情婦是否另有戶頭，他可不知道。過去他所以不肯向管製同誌坦白這一點社會關係和生活，是怕被指責為生活浪漫，而事實他和她已在解放前發生關係了。最近所以不知李燕去處，是因為前些時她向他大敲一筆款不遂，大家拆夥了。所謂裘某其人，他根本不認識，更談不上同一特務組織了。這樣說起來，他自己覺得是頭頭是道，把我們對他的懷疑和假設否認得一乾二淨，可是上麵咬定，事實上決不會是這麽簡單的，如果他不坦白地交出李燕來，如果他不坦白地吐出他與裘某的特務關係，如果他不坦白地和盤托出他那一個特務係統的所有組織關係，那麽，要不惜用任何殘酷「刑訊」技術來對付他。

　　他體格魁梧，強悍，意誌頑強，他捱得起一百皮鞭，一天上幾次老虎凳，懸空倒吊了兩天兩夜他還沒有完全昏迷去，後來用鋼夾把他手指和腳指都壓爛了，他還是像開始時一樣說法，而刑罰愈多愈重，他的含恨亦愈深。開始他還希望我們能弄個明白，好讓他恢複自由。後來，刑罰的痛苦完全把他這一點希望衝淡了，他的神經完全被痛楚麻醉了，忿恨激起他對我們的謾罵，他似乎但求速死，而不願再嚐這種種毒刑了，而不願再期待那渺茫的開釋了。

　　我們針對著這情況的變化和發展，由急性刑罰改變到慢性刑罰。當時，正當一九四九年的冬天，零度下結冰的日子，下著雪花的夜裏，我們把他赤膊困縛起來，推到操揚，跪在冰塊上，他在嚴寒中顫抖，警告他，隻要坦白了，馬上可牽回來。可是這樣經過了叁四夜，每夜都弄得他暈倒才拖回來，他還是照樣不肯多承認一點東西。隻好把他丟在水牢裏，水深由膝部慢慢加深到頸部，直到他幾乎凍僵了才拖出，這樣也絲毫沒有見效。最後，隻好用「嚇」的一套了。

　　「嚇」的一套，可以說是我這單位底計窮矢盡的一套了，雖然當時了解到老馬似乎但求速死，但根據人類的求生本能，我們在使用嚇的一套之前，先抓了他的妻和老母進來，準他們談五分鍾。果然第二天表現在他的言行中，求死的成分降低了，百般解說，似乎希望我們諒解他，終有一天恢複他的自由。但我們則堅決的告訴他，如果今天他不坦白，便執行處決了。

　　午夜，我們把他困縛起來，陪同一個已判決執行的匪特用汽車裝運判郊外，命他們倆自挖土坑，警衛員們環繞持槍實彈監視著。到了土坑挖好後，先命另一匪特跳進去，叫老馬撥泥土碎石把他活埋。一刹那，一個活人便被掩埋了。老馬一麵撥土一麵在顫抖著，我們跟著喝令老馬他跳進另一土坑裏，並命令一警衛員撥土。待泥土碎石堆到老馬胸部時，我故意對警衛員說：「暫停！」同時轉過臉來，對老馬說「這是最後機會了，假如你肯坦白，我現在還可以救你，否則，你便和剛才那一位匪特一樣了。可是，他除了長歎一聲，再說明不能無中生有，假裝承認外，別無可坦白了。我在惱恨之餘，再命撥土，直至士石壓到頸項了，再如前法逼問他，一樣仍無結果。在這一刹那間，如果繼續撥土，他便被活埋了，隻好由我的助手出麵轉灣，說提他出來，讓他再考慮一天，明天再幹他。第二天午夜，商好了另一套恐嚇辦法，再提了一個處決犯，一齊困到郊外，我的助手用子槍對準另一處決犯胸膛，問他肯不肯再坦白，那處決犯說沒法再坦白了，於是槍機一扳，碰！的一聲，人便應聲倒地了。跟著，同樣對準了老馬，預先我們商量好，要我的助手在對老馬時，用練習彈，有聲響，而無彈丸射出殺傷的。那曉得我的助手一時頭昏腦昏，子彈調錯了。一問老馬，還像從前一樣答複時，便把槍機一扳，碰的一聲，老馬究然應聲倒地。用手電筒一察看，果然鮮血迸流，真彈射出了，事情弄糟了。後來我和我的助手，都曾因此事不能完成任務而受到批評。老馬死後不久，李燕被抓到了，從這個淫婦，女特務的口供裏，確知老馬在登記後是沒有特務活動的，而李燕則後來被裘某收買上了。跟老馬拆夥後，她就完全仰裘某的供給而在上海潛起伏來，而裘某迄今還未抓到。

　　「陳同誌！你想，馬蔭南也算不算一個冤鬼？」

　　「還有………。」

　　老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好像要說遍百千個才肯休歇。我實在不耐煩了，而且，還有別的事要去辦，隻好打斷了他的談話。同時，結束了我們這次的聊天。

　　「老廖！百千個冤鬼日夜圍繞著你，我怕你終有一天不好死！我跟你做同誌，做朋友，也不免惹起冤鬼們仇恨，遭池魚之殃呢！」我說完，哈哈大笑，拍拍他肩膊，告辭先走了。


五、華東情報樞紐──善鍾路二百叁十七號

　　上海舊法租界善鍾路二百叁十七號，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漂亮的洋房，原來也是國民黨官兒們的公館，可是，現在卻給華東中共特務機關主要部門的「情報工作委員會」所占住了。

　　情委會是由陳一民、歐陽（即楊易）、馬福和、張浩、陳偉才、張明操、丁正（即高方中）………等共有廿餘人所組織的。我奉調情委會叨陪末座時，已經是一九五○年初春了。當時，凜冽的朔風已經過去了，福開森路和霞飛路邊的法國梧桐，那光禿的樹枝上，又吐出嫩綠的葉兒了。想起離開北京已半年多，紫清一會兒來函，希望我能早日調回京，一會兒又來函，說她懷戀江南，假如我不能即回京，那麽，在一九五○年江南鶯飛草長之日，她一定要南下了。唉，兒女情長，真令人「怕見陌頭柳色」了。可是，大家都在一股空想主義的革命熱情下，許多年來，青春就這樣消磨去了。

　　當我搬進善鍾路二百叁十七號，和情委會主任委員胡靜波（即胡均鶴）一塊兒相處久了之後，就使我有許多驚奇的，從前意想不到的發現。從他的麵部表情上，從前偶爾在某些場合和他碰上，他臉上總會呈規些欣喜和微笑的，可是，後來慢慢便可以看出，勉強的欣笑下，是隱藏著沉重的憂鬱的，表麵上，似乎覺得他對他目前自己所處的環境非常滿足，但實際上，他是牢騷滿腹的。更因為我和他有一點同病相憐的共通點，說話更容易投機起來。

　　他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齡了，所謂「大革命」時代，他已經是一個火般熱的共產黨員，但在一九二七年清黨的風暴裏，他卻給中統（當時是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統計科，葉秀峰任科長）逮捕了。任何人，談革命是容易的，但臨到了生死關頭，便難於遵從主觀理想去抉擇了。最後，他走上了自首求生道路。自然，跟著他自首的是組織上對他嚴厲的處分──開除黨藉！本來，照著人類一般的心理學來分析，他既已決絕於共黨，而共黨亦已擯棄了他，他為什麽還會跟共黨恢複關係呢？說到這裏，就不能不怪國民黨的荒謬與錯誤了──這種錯誤影響，筆者也曾直接間接體驗到的。國民黨的衙門和官兒們，不論是個人態度和機關的傳統上，對待這些共黨轉變分子，總是像對俘虜般看待的，那怕是給國民黨賣命了十年八年，但被塗在身上底俘虜痕跡，還是無法洗掉的，那怕他工作能力多強，但國民黨各級黨局，總是不肯輕易給他大權的，總是不肯如待他們自己嫡係幹部一樣相信他的。在宗派傾軋如烈火般利害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內，他們常常是畏讒懼譏，英雄無用武之地，加上目擊國民黨底貪汙、腐化、無能，對政治前途的黑暗，絕望，乃迫使每個「轉變同誌」常常感歎著：「寧回老家受察看！不願在國民黨內活受罪！」於是，摸索回「老家」的念頭，每個轉變後不久的人，又常常會油然而生了，雖然身在國特機關中可能一不小心，因被發覺而受到「殺身之禍」，但千千萬萬的人，卻為了上述的許多原因，而甘冒生命危險與組織接上關係。何況當中共未能達到全麵勝利前，雖然表麵上是「黨紀似鐵」，但在「利用主義」的原則上，對可能有所貢獻的叛徒，還是網開一麵，讓他（她）恢複工作關係，俾便利用利用的──但「利用主義」的原則，到了全麵勝利後，便完全變質了，或者是利用一時，即給予「走狗烹」，或者又學會了國民黨「視若俘虜」的一套，給他們與精神上，物質上無窮的虐待，使他們不安於位，隻好作遠走高飛之想。而胡靜波是在中統工作了十多年之後，才與中共組織再接上關係，到江南解放時，他也為中共工作了十多年了。雖然他給利用得早，沒有馬上碰到「走狗烹」的遭遇，但從他臉上那沉重的憂鬱，他是免不了受到被「視如俘虜」那一套精神虐待的。

　　「假如我像你這麽輕的年紀，而又在文藝工作中走過那麽遠的途程，我今天就要用盡一切方法，投身於全靠自己的創作來具體表現自己，來具體地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了………」。

　　一天，午飯過後，我和他先後到花園裏曬太陽，邊翻閱著報紙，偶然跟他談起「無形戰線」這情報性的文藝作品，對我們政治保衛幹部的教育意義時，不提防，他卻向我說了這樣的話──這些話，言外之意，顯然是一方麵表示了他對本身工作的不滿意，厭倦，另一方麵，也表示了對我底處境的關切與同情。

　　「可是，一再請求，上麵還是不容許我變更工作方向…………。」

　　「上麵的固執，確也使人有點為難！」他點著頭說。

　　「還是請胡主委幫幫忙，給我多反映反映，照我的興趣，我寧願像姚雪垠一樣，下工廠去，希望寫點工人生活和鬥爭的作品，或者參加土改隊到農村去，使能反映一點農民的真正生活和鬥爭，而不願意當這個把情委，既下合興趣，又毫無貢獻，還受「曆史清白」的同誌們的奚落，唉！…………。」我把頭搖幾下。「還是請胡主委幫幫忙！」

　　「就是幫忙不到的！」他也搖搖頭了。「我除了情委會的正規業務外，一切我都是沒有發言權的！你看得到，解放這麽久了，但組織還沒有把我的愛人（即太太）底職業解決。而跟著楊部長由老解放區來的同誌們，像石光同誌的愛人便由組織硬插進待遇優厚的上海區鐵路局當專員，張浩的愛人便由組織硬壓進中國銀行，劉然如的愛人便由組織硬壓進花紗布公司。其他如此之類的更不勝枚舉，男的領全家供給，女的領優厚薪水，生活太舒服了。可是，像我這樣的同誌，卻苦透了。你還幸運，你的愛人在京參加了藝術工作，依我看來，你還是叫她在京給你多想點變更工作方向的辦法吧，或者你多向楊部長直接提出！」

　　「不曉得楊部長最近對我的印象和批評怎樣呢？前些時，王寧和田昆都為我提出，關於恢複我的黨籍問題，而受到他一筆批駁了，要我還要繼續充分表現再說，唉，真不知挨到什麽時候才行？而我的愛人卻在京恢複黨籍了。」

　　「像夢一樣渺茫！」他仰望著天空，緩慢地，拉長噪子吐著一串沉重的歎息。白雲緩緩的流過半空，一字兒的雁行掠過雲端。他用手指向天空「像它們多麽自由自在！……………陳同誌，不要說你了，我恢複工作關係十多年了，現在的工作崗位是情委會主委，可是，黨的小組，黨的支部會議，我卻沒有權利參加──我恢複黨籍的希望，一樣像夢一般渺茫！」

　　「可是，郭奕民為什麽黨籍又恢複得那麽快呢？容正仁被國特逮捕後還出賣了大批同誌，可是他恢複工作關係不到兩個月，便恢複黨籍了，這種不成文怯，我真有點不………。」我悶在心頭的忿懣，幾乎要冒出來了。

　　「客觀條件不同呀！………」他冷笑了，我也發出會心的微笑。

　　其實，這些話是我挑逗他的，我何嚐不知道，郭是老楊的宗派心腹，容是他的拉皮條高幹呢。

　　胡靜波是沉鬱和寂寞的，他常常含笑地走出門去，參加部裏的各種工作會報，他卻常常愁眉苦臉地走回來，他除了曆史上這點「不清白」的汙點，飽受人們的歧視之外，還遭受著楊帆及其嫡係幹部，如一室主任石光，二室主任田昆等許多反情逆理的排擠。即使是職位低過他的二室秘書（兼情委）劉然如，也常常借端排擠他。這種歧視、掛擠毫無疑問是以楊帆為「宗」的宗派主義精神在策動的。

　　一邊是窮凶極惡的嫡係宗派氣□迫人，一邊自然是「不清白」的人們暗地裏無形地聚攏起來，用各種曲折迂回的方法來對抗歧視與排擠。於是，在情委會內，宗派主義的紛爭，便不絕如縷了。因為情委會內的廿多個情委，大約五分二都是「曆史不清白」的，五分一是由李、楊等從老解放區帶來的，既是嫡係，又沒有作過地工被捕自首過的所謂「清白之家」。另五分之二則既非嫡係親信，曆史上又未犯過所謂大錯誤的（但小錯誤是可能犯過的），這些是無所謂的，但這派人中有些可能同情「不清白」者的遭遇，尤其是主委也是「不清白」者，自然更引人同情。可是，有些卻是要站穩了他們的所謂組織立場的，那自然是拍嫡係們的馬屁。在這樣的人事素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情委會，難怪自始至終，吵鬧紛擾，難解難分了。

　　論工作，假如情委會內沒有這一大批「不清白」的幹部，是可能毫無振作的，因為它是這兩種人構成的：其一是那些原是中共黨員，作地工時給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了。被迫自首和參加國特機關工作了，可是後來又如胡靜波一樣秘密與中共組織恢複了工作關係。這種人潛伏在軍統，中統，團統（叁青團特工係統）蔣經國青年服務總隊之類特務係統內，陸京士工特係統，和憲兵特高科內，潛伏時期由叁五年，十年八年至二十年的時間都有，今天奉令公開列身於共特機關，自然對原來側身其中的國特機關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常發現逮回來的國特，是某一情委的老同事，老相識，隻要讓他們相見晤談一番，真是形勢比人還強，不管你是個立場怎樣堅決的國特，也不得不照事實坦白了──事實上，不坦白人家也清楚了。其二是那些原是純粹國民黨特務，或者又曾兼充過汪日特務，可是，後來給共特機關吸收了，於是上表麵雖仍是國特機關的忠實幹部，實際上卻是共特機關的間諜，這種人的作用，與前者差不多。這兩種人，曆史都是不清白的，可是，對工作的貢獻，卻是最大的，而在情委會裏人數也占了五分二以上，影響是钜大的。

　　雖然，在工作上能夠與這兩種人媲美的，還有純粹由中共特務機關派遣進國特機關的幹部，這種人，一邊是曆史清白，一邊又是勞苦功高，而貢獻可能與前兩種人差不多，可是，培養這種的幹部畢竟太費力了，所以，在情委會見到這樣的幹部並沒有幾個。

　　至於論權力，在情委會裏，大權卻落入一批對工作無多大貢獻的，由老解放區跟著老板到來，驕橫跋扈的嫡係幹部手上。他們騎在前兩種情委的頭上，目空一切地橫衝直撞，有功便屬於他們的，有錯過便該由他人領了。情委會裏五個工作組的負責者都屬於他們，他們的黨支部，黨小組的會議，「不清白」的人們沒有一二成有資格參加。因為，如果沒有恢複黨籍，僅是恢複工作關興，他是不能參加黨的任何會議的。黨的任何會議，對外都是秘密的，而情委會的黨支和黨小組，卻可以檢考、批評、和秘密向黨的上級反映任何人。勢所必然的，他們不但操縱了情委會的一切業務，而且還控製和監視著非黨員的胡主委，使他不能絲毫脫離與違反黨的政策與任務，使他個人像木偶一樣被操縱。

　　因為對華東各種特工機構之情報業務，負責設計，建製與督導之責，是落在華東社會部的第叁室身上。情秀會僅負責搜集情報，並立刻給予判斷、整理、執行，因而這五個工作組的編製，與國民黨特務機關有點不同。加上中共是搜集內線情報為主的，對於用道聽途說，傍敲側擊方法找來的情報，是向來不重視的，而且，是擯棄的，因而，它便集中了軍統係作內線工作有深長曆史的人，編成一個工作組，是武裝保衛性質的，主要對付軍統係工作，由收集、判斷軍統係情報到布署內線，協助對這一係犯人的初審，這叫做情委會第一工作組。組下再分若幹小組，每組除若幹名情委外，還有一些普通幹部，但都是該係的內行人物。其他各工作組情況都差不多。第二工作組是政治保衛性的工作組，主要對付ＣＣ派中統係與陸京士等工特係統的。第叁工作組也是政治保衛性的工作組，但主要對付青年團及蔣經國係及一般雜牌敵特等工作的。第四工作組是對付一般社會情報，尤其著重工商業與經濟金融市場內潛伏敵特等工作，有著經濟保衛的性質。第五工作組對付國境內國際情報對象。

　　每個工作組內小組多少，是視實際情形而定的，有叁四個，有七八個的。我奉調情委會工作後，因我在解放前被逮捕和被管製的機關是軍統係的，照理，我應該列身於第一工作組。但因為我在被管製期間卻先偷偷與民盟，民革等附共民主黨派往還，最後才獲得諒解，設法與共黨組織接通關係，而當時，剛剛因中共要加強對附共各民主黨派的內線控製，所以，組織上最後決定把我調進第二工作組。二組組長是胡主委兼任的，但實權則操在情委兼第一副組長張浩的手裏，我雖然是情委兼第二副組長，但不過是陪太子讀書性質而已，還有情委兼第叁、第四副組長呢。我到二組時僅有五個小組，一個是專門針對中統正規組織與幹部而鬥爭的。一個是針對ＣＣ係工運特務，如陸京士係工人福利委員會，自由中國工聯，和季源溥的勞工協進會等而鬥爭的。當然，一般性的共黨工特工作是同時由這一小俎去加強的。一個是針對國民黨各級黨務幹部而鬥爭的，一個是針對各種所謂反動人民團體及會門而鬥爭的，最後這一個針對附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而鬥爭的──主要在這些黨派、團體中建立內線，秘密監視他們的活動。這個小組長，便由我兼任了。聽說，後來我離滬赴京後、二組逐步增到八個小組。

　　二組第五小組是不容易攪得好的工作，雖然除了外勤的內線工作幹部外，內勤組員也有七八個人了，可是，由於它底工作的兩麵性──表麵上不許在友黨內、在親共的人民團體內露出建立中共情報內線的痕跡，實際上卻是大力加強發展內線組織，使附共的民主黨派一言一動，一下呼吸都掌握在中共特務機關的手裏，各級民主頭目們的思想、生活的變化，也每刻鍾被注視著。但假如那一個內線暴露了身分，或露出監視「民主人士」的痕跡，而引起他們的反感時，他（她）是要受到處分的，而且，連小組的組長副組長都要受到批評的。上海是一個有著民主運動的曆史性的地方，雖然紅都在北京，可是各民主黨派的二流頭目，還是很多留連在上海的。

　　一九五零年春，我到情委會工作時，民革、民盟、民建、農工民主黨、人民救國會……等許多尾巴黨在上海的機構，有的叫上海辦事處，有的叫滬寧區臨時工作委員會，有的叫華東區臨時工作委員會，下麵再轄一個單純負責上海市黨務的機構。但業務幾乎還是全由上麵這個機構的人員負責的，除了民革、民盟、民建擁有多幾名黨員幹部外，有些簡直除了招牌和「領袖」（？）之外，不要說黨員、群眾、便連幹部也找不到幾個人來點綴。可是，捧著已被中共「欽定」的招牌的領袖們，便可以在海上盡情招搖撞騙了。

　　中共是奉信辯證唯物論的，辯正唯物論者是否定絕對的，因而，他們對於人，是不能絕對信任的，那怕對他們的老婆、兒女，那怕對他們的老幹部，一樣是不能絕對信任的，自然，對他們打算利用於一時的尾巴黨，當然不會絕對信任了。所以運用統戰部來「統」之「戰」之還覺不足以百分百地掌握他們時，便隻好乞靈於社會部的特工了。

　　當時，上任移交給我領導的內線關係，也是以民革、民盟、民建為最多，尤其是民盟，我也曾開玩笑地跟張浩談起：「我們在民盟的高級低級內線這麽多，再加上統戰部的內線──統戰部的內線，由統戰部領導，互不照會──幾乎整個民盟的工作，就給我們替它做了。」胡靜波和張浩都具同感。但對於民革，內線關係雖建立得多，中共當局始終還是有點不放心的。因為民革的成分，幾乎盡是失意的軍閥、官僚，和投機政客，既善於拆國民黨的爛汙，何嚐不可以又要那一套熟練的翻雲覆雨伎倆，再拆共產黨的爛汙呢？上海解放後，各地巴黨都沒有給共產黨找過甚麽大麻煩，可是，民革呢，花樣就多了，首先是拱出什麽民主聯軍的招牌，收繳了潰敗下來的國民黨軍不少械彈，接收酒店、洋房，為了爭權奪利，在南京還鬧雙包案。害得李濟琛慌忙派朱蘊山、周範文南下疏通彌縫，所以後來中共對於在上海的民革臨工會，上至高幹如委員伍藝五，秘書陳印泉，下至中下級幹部黨員如駱鳳麟、朱非員、馬輯南等數十人，都逐步用各種方法秘密組織起來，受情委會二工組五小組的領導，派專人分別跟他們聯係，要他們經常供恰情報。主要如後：（一）民革的組織活動，與上中下各級幹部的個人活動──個人活動除政治活動外，包括了私生活的一切情況。（二）搜集匪特活動情報。但情委會在什麽地方，是不讓他們知道的，我們隻派聯絡員在外麵跟他們晤麵，把情報收回來，把任務分發給他們。他們對共特機關莫測高深，而對他們自己的民革組織內同誌則互相監視著，互相告狀，互相攻訐。陳建晨雖身為上海民革臨工會主任委員，她自以為陸印泉是她和她丈夫郭春濤的親信了，以為對他發幾句牢騷，說說中共這樣給她們過不去，統戰部那樣又不許可她們爽爽快快的幹，要奪這樣權利又不行等等，自以為自己人談談，個中秘密是不會傳到中共耳朵的。那裏曉得陸印泉掉轉屁股，便把這些話當情報送給我們邀功了。我們除立刻向上級反映外，自然同時轉知統戰部參考，在必要時，自然便有反應了。至若有匪特嫌疑分子潛進民革希圖掩護時，也常常逃不過這種情報員的耳目。所以，所謂附共民主黨派，實在是尾巴黨而已。

　　民主建國會雖然比較單純，但共特內線也多如牛毛，最好笑的是民建中央理事會理事，民建上海分會的常務理事（等於主任委員）身為楊衛玉嫡侄的楊拙夫，解放後他給二工組五小組吸收了，他不但可以將上海民建的一切和盤托出，還把黃炎培、冷□、江恒源、包達叁等一言一行報告進來。他是經常往還於北京上海間的，到一次北京，便把黃炎培在京生活言談報告一次，細至黃公館在一九四九年冬天每天燒了幾多煤，也列成數字報來。我們立刻把它報到中央去，以顯示黃氏的奢侈。而在民建中的反黃派──盛康年父子這一派中，我們也另培養了一批內線，以能接近他們，細察一切才行。所以，華東花紗布公司第二副總經理秦柳方（民建反黃派）利用其嘍羅（當然是民建幹部）和紗布莊、紗廠勾結貪汙了多少，經濟保衛單位還未能詳悉，而我們則已先了解了。中共這樣如水銀瀉地一般的特務滲進與特務統製，尾巴黨那裏能動彈一下呢。

　　由於任藝五、楊拙夫等重要性較大，所以楊帆和胡靜波叫我除了交由一個組員專門跟他們聯絡外，最好能多找些機會跟他們直接碰碰麵，鼓勵他們堅持我們的立場，作他們民革、民建的內奸。我今天脫離毛澤東匪幫的特務組織，向全世界來控訴毛澤東怎樣以殘酷陰險的特務統治來壓製人民，壓製盟友，壓製黨員、幹部時，寫到這裏，我真禁不住替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們耽心了。

　　此外，在華東的各色各樣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內的共特內線，雖然多少不一，但組織的決定是，不管對共黨如何親信的黨派、團體，起碼都要建立得兩個以上的內線，否則二工組第五小組便不能完成任務。我於一九五○年春接任這組織時，「起碼」的基礎已經打好了，我的中心工作是如何再擴大建立與加強領導。而領導的成功與失敗，按照組織的說法，主要便在領導幹部有沒有領導能力，有沒有領導技巧，公式化一點說，便是主要的看你能否正確的掌握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是怎樣？空洞的說起來，是可以搬盡一切莊嚴，聖潔的辭句來堆砌的，但拆穿西洋鏡，不過隻在這樣的幾個肮髒、汙穢的字義裏──欺騙、利用加上威脅、利誘。

　　首先祭起所謂馬列主義的八寶，把這些僅識得一點馬列主義的皮毛的靠攏分子的靈魂奪掉，再灌進蜜汁般的甜言蜜語，欺騙他們說：如果他們肯提高一步，更進一步的向人民靠攏，忠於共黨的組織，那麽，他們的前途，一定比現在更光明，更遠大。明白的告訴他們，共黨才是他們的大靠山，他們的民革、民盟、民建……遲早總是要消滅的。那麽，要這大靠山信任，賞識，就要靠他們自己好好的表現，積極的立功。表現和立功之道，除了順便搜集匪特情報外，主要是要他們暗地裏拆他們民革、民盟、民建……的爛汙，作他們原來自己組織的內奸了。為了達到欺騙他們上當的目的，每個內線的領導者，就要講究吹牛的伎倆了，牛皮能吹得滿天漲，而又下馬上破，那麽，他縱使不很成功，大約也不致太失敗了。

　　如果欺騙不大行──所謂不大行，是指某個內線分子工作得不大起勁，工作表現太少，而不是說他們受到共特機關遣派跟他有關係的人徵求他參加工作時，敢於拒絕的。事實告訴我們，隻要我們看準了每個尾巴黨派、團體中某個靠攏分子可作為情報工具時，隻要派遣一個跟他有點私人關係的人去作說客，沒有不馬到成功的。因為每個靠攏黨派分子懾於共特機關的淫威，害怕抗命馬上會受到打擊，是沒有人敢於不接受的，何況有些人還為共特機關的權威所炫惑，以為憑空獲此好靠山，對自己總是有利的。因而，一般來說，建立關係總是進行得相當順利的。可是，關係建立後，這些買空賣空慣了的尾巴黨派分子，天天給共特們催著要情報，催著要他立功，表現時，他眉就縐了，他就會悔不當初了。可是，反悔嗎？又不敢，唯一的辦法，就隻好以消極的態度，隨便拾些不關痛癢的情報送上，希求敷衍塞責就算了，但最講效率的共特機關，這樣就認為「不行」的。經過一再吹牛、欺騙，還是「不行」的話，又怎麽樣呢？根據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就隻好使用威嚇、脅迫這一套了。

　　威嚇、脅迫這一套伎倆，大約使用於民革的靠攏分子，總會生效的，因為，這批人如果真的不接受威嚇、脅迫的話，橫豎過去他們都曾在國民黨當過一官半職，那麽，共特機關一頂帽子戴上去，他就隻好琅鐺入獄，那時，民革也管不了，便是李濟琛親自出馬也庇護不了，而這樣的例子已數見不鮮，難道，他們遇到共特機關威嚇、脅迫時，還不乖乖地屈服嗎？隻是民盟的書生，和民建、民促、農工……等等吃左傾黨棍飯慣了的棍徒們，有的恃著本身「曆史清白」（？），有的恃著「為人民服務」（？）已久，有的更恃著有功於紅朝，儼然以「側座」人民功臣自居。於是，有些便不勝共特催迫工作之麻煩而怠工於前，有恃無恐而拒絕恐嚇、脅迫仍不肯積極效命於後，那共特們又怎麽辦呢？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媽的！不聽老子的命，便是反革命！」

　　到了這步田地時，如果調查過那位尾巴黨派分子，不是由統戰部領導的內線的話──有時也不用調查的──那麽，最常用的一套辦法，就是給予「莫須有」罪名，關起再說了。像民促上海臨工會委員的馬學偉，既是馬敘倫的本家族弟，又是由馬老頭兒介紹進上海市教育局當一席中級職員的。可是，他就在我進情委會之前，為了不接受恐嚇與脅迫而積極當內線，便由二工組五小組簽準楊帆將他逮捕了，罪名當然是「反革命」！事後，不但滬市教育局不願理，便是民促和馬敘倫來函查詢時，也給他們碰一鼻子灰。這個家夥輾轉過幾個審訊單位，吃盡苦頭，最後送到漕河涇勞動營──集中營──去了。

　　有時，假如覺得麵對著的對象，是值得慎重點處理的話，也許會在「利誘」這技巧上動動腦筋的。但用什麽利來誘他呢？在社會部的預算下撥出一筆錢來麽？共黨對待這種外圍內線分子，便是給他一分供給待遇或一分薪俸也是不可能通過的。共特機關用錢雖涓滴之微，也是考慮再叁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它掌握中可隨意玩弄的工具的話，剛剛它又需要你，錢他是肯化的。假使你又是它求之不得的對象的話，那麽，它是可以在你麵前揮金如土的，隻是，你既在它的暴力控製下，那怕你有大大的才能，也不過是一個不值錢的工具。因而，所謂利誘，最好是不用化人民底血汗──金錢──的利誘。

　　不化一文金錢，還有什麽利可誘？有的，在共特機關的算盤上，認為在共黨統治下的社會裏，不化金錢的利誘正多著呢，譬如看中某一對象吧，你隻要對他說：「由於什麽，什麽原因，組織對於你可以放寬入黨條件…雲雲。」那麽，他便會頗感興趣了。我從不少工作中，都體驗到這是實情，這個問題，研究起來，倒也頗有意思。本來，共黨在地下工作時代，入黨根製甚嚴，我們原則上是擁護的，因為那是為了防止敵對分子滲進組織內。但那時，不顧坐牢、殺頭，矢誌參加地下黨的人，與目前渴水混進「地上黨」的人，用意十分九是兩樣的。前者不管他是自以為追求真理，或一時的受了麻醉，但動機都是純潔的，而勇氣更是可佩的。可是，今天在紅朝統治的地區，日夕鑽營於入黨的人，多數是為了爭權奪利而已，尤其是在專製統治的社會裏，一旦列身於黨員之林，欺壓人民的特權，便可以一天天增多地送到自己身上。有了特權、名、利、財、色都可以獲得了，我雖然參加中共工作有十幾年，可是，過去除了奉調入校學習外，十分之九的時間，過著隨時會被逮捕，坐牢，殺頭的地下黨生活，特權的滋味沒有嚐到過。在這一次工作體驗過程中，才省悟到：在中共統治區，嚴格的入黨限製，就是提高了「利誘」的作用，但為了以此來「利誘」某些人為它效力或效死時，它是可以放寬入黨條件，讓其雀躍叁尺，如醉如狂地去效死而不自覺的──像「火線入黨」，便是人海戰術的原動力。──這種市儈主義的組織路線，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的，是叛徒史大林及其史大林主義的培育下，庸俗，墮落的毛澤東反動派底狐群狗黨走向自毀自滅的必然的道路。

　　如果不給他這一項「利誘」，還有別一項不化一文錢的「利誘」嗎？有的，但在共特機關刻薄尖酸的算盤上，對待它握在掌心中的工具，就是不支付它本身的金錢吧，如果要通過它去請求共黨別的機關，或反映統戰部幫助他，使他獲得實權實職的高官厚祿，也是不可能的，較入黨為迅速地，使你現實的□到「利誘」的滋味，通常就是立刻通過組織的決定，從四麵八方來給你捧捧場，假如你是文化教育界中人吧，解放後自然是致力於改造思想的學習的，那麽，報刊上可能捧你思想改造大有進步，還會請你作一篇自我宣傳文章，批準給你刊登出來，甚至於在必要時，還可以捧你為「學習模範」。如果你是工商界人士吧，或者會捧你為愛國商人，進步工商業家。若剛遇納稅，購債，而你清繳了，那麽，還可以捧你為納稅模範，或購債英雄呢！總之，一旦享受到甚麽愛國、進步、模範、英雄之類稱呼，在專製統治社會裏，眾人皆受踐踏而你獨享榮銜，自然他距離獲得財、利、名、色不遠了，這又是「利誘」之一種。

　　至於對這種掌心裏工具底最優厚的「利誘」，恐怕就是把他圈為什麽慰勞代表，或者教育文化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直至甚麽地方人民協商代表之類了。隻要甚麽代表招牌一掛上身，自然身價十倍，名、利、財、色當然可以垂手而得了。

　　「正確的掌握著毛澤東思想的工作方法………」楊帆有一天莊嚴地指示著我。

　　「欺騙、利用和威脅、利誘………」我表麵上點著頭，心裏這樣想著。的確，我由一九五零年春天起，直至調回北京止，為了加強領導過去移交過來的尾巴黨的內線關係，而且，還為了要擴大這些關係，除了聽任第五小組的同誌們，盡情的發揮這一套外，有時，我自己也親向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們，耍了這一套可恥的把戲，然而，我心頭實在是非常難過的，尤其是竺飛問題發生後，我更感到利用主義，工具主義的可怕，所以，後來也就冷淡了。

　　「你在上海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中選拔一些忠誠可靠的，而又與現在北京的各民主黨派第一流領袖如李濟琛、張瀾、黃炎培、馬敘倫、陳銘樞、蔡廷鍇、張治中、邵力子、黃紹□、劉斐等有密切關係的情報幹部──經過相當時間的內線工作考驗的，不論男女，都可將名單開給我，各附詳細自白書一份。你協助二室田主任迅速給予核定，即發給津貼，讓他們自動設法，由他們自己團體中調到北京去──這是中央的命令，你必須絕對保守秘密，迅速完成任務……」。在一個初夏的早晨，楊帆忽然找我去，這樣命令我，又沒有把企圖宣布明白，開始使我滿腹疑團，後來想通了，再經老田詳細一談，才搞清楚，原來中央是為了加強對各民主黨派領袖的監視，知道逗留在上海的各民主黨派幹部，很多是跟各該派的領袖有著密切關係的，也許中央感到這類幹部不夠用，才向上海「借重」的。

　　但是，這麽麻煩的任務，是不容易迅速完成的，正所謂日夜寢食不忘地進行，也搞了二十多天才告一段落，──事實上隻選到了十幾名，其中女的也有幾個。在現在的記憶裏，多數已淡忘了，隻記得有一位是劉妙英小姐，十七八歲時曾當過李濟琛的私家女看護，而且還跟他有過曖昧關係，但後來因他太太的吵鬧拆散了，但任老畢竟還算多情，十幾年來還有著藕斷絲連的關係。抗戰勝利後，初期，李氏留連在上海喊民主時，她適在中美醫院當看護，原與一醫生熱戀，正談婚嫁，但卻恰任老幾度慰問，幾番舊夢重溫而引起該醫生反感而拆夥了。劉小姐也在這時黯然離開了醫院，但任老倉皇逃港時，卻沒有帶她走，隻托陳建晨照顧她。陳就把她介紹到一家私家醫院裏當看護，聽說她提起任老便悲忿交織，我們組裏派出去跟她聯係的女同誌雲英，對她這一切都了解得很清楚了，而且，有一次她還對著雲英咬牙切齒地咒咀任老。這些慘痛的經曆，解放後更激發起她追求「婦女解放」的幻想，於是他也利用工作餘暇，追隨陳建晨參加民革活動了。因為她參加民革活動在半年前給五小組建立上工作關係，她不但報告了陳建晨和民革的活動，連任老親筆寫給她的兩封信，也送到我們這裏來了。她對共黨工作的熱情是火般熱的，所以，當雲英同誌向她提出這任務時，她馬上接受了，雲英還指示她，能夠跟他恢複曖昧關係更好，因為這樣子對工作更有利，劉竟興奮過度落下淚來！「這個老油條如果敢對毛主席和共產黨存一絲一毫非分之想，我便啃下他這幾根老骨頭！」後來，雲英同誌對我說：「像這樣珍貴的工作關係，你應該跟她見見麵才送上她，好鼓勵她一番，更提高她的工作情緒。」到我和她見麵時，除了跟她略談一下工作之外，還告訴她：「曾一度充任過任老的私人醫生的譚守仁博士，是我的朋友，他思想也很進步，對共黨也常露一片忠誠，現在正在北京，任老對他也很信任，可跟他聯絡，慢慢設法，把他也組織起來，那麽，對任老又可以增多一分包圍的力量了。」果然，不出我所料，當我奉調回京後，知道譚醫生也真的給她組織起來了。

在民建，則由楊拙夫選擇了一個年青幹練的雷浩清，設法徵得黃炎培的同意，調往北京總會工作，針對蔡廷鍇則也調了一位曾任十九路軍高級參謀，失敗後仍追隨老蔡多年，現在也列身於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陳昶和，設法赴京。陳年已五十多，他的侄子是社會部幹部的共產黨員，解放後很快便通過他侄子的關係與華東社會部建立了秘密的工作關係。而黃紹□的妹夫王加嶽原在上海市政府當技正，解放後不久也參加了民革。我參加情委會工作後才跟他建立起工作關係，他雖然是一個技術人才，可是，他對馬列主義理論，卻是向來頗感興趣的，關係建立後，他便很熱烈的參加了工作，當我向他提出新任務時，他很高興，而且，他說剛剛中央交通部有電調他赴京工作，於是他便迅速成行了。其餘對張瀾、馬敘倫、陳銘樞、張治中、邵力子等都選擇了適當人員次第調進了北京，轉移給北京的特工機構領導。毫無疑問，北京這一大批「敬如在」新貴，在重重監視，封鎖下，又加多了一層內線監視網，他們的一言一動，更難逃避毛澤東反動派的掌握了。

　　「………第二工作組第五小組的工作，從建立關係工作，到領導工作，都曾擴大和加強了。所收集的情報和根據某些情報中所發現的問題而加以處理，都表現得有相當的收獲。可是，從各位同誌處理業務的立場和作風上，卻到處暴露著可怕的溫情主義的偏向。這種溫情主義的根源，是因為某些同誌在思想上還沒有搞通，他們以為對敵人可以殘酷些，對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卻可以客氣些，可以不必那麽認真，這是應該受嚴厲批評的。同誌們！在今天的工作總結會議中，我不得不強調向大家指出，就是：誰能夠本質上以對待敵人的立場和原則來對待同盟者，誰就是最正確的！誰就最值得嘉獎的！為了完成任務的便利，雖然技術上，形式上對待敵人和友人稍有差別，可是，如果誰把技術上的運用侵犯到原則，形式上的衝淡影響到本質和內容，誰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同誌們！你們了解了嗎？在處理這類問題上，我們政治保衛工作者的任務是：用對待敵人的方法，用對待敵人一樣高的政治警覺性，來控製、監視任何的同盟者，防止──不，不容許他們再變成敵人。如果發現有一絲一毫形跡，他們會變成敵人的可能，便要立刻處理，絕不允許猶疑！如果在同盟者隊伍裏，發現了一個真正的敵人，那麽，便立刻去殲滅他……。

　　「同誌們！尤其是領導幹部同誌們！從今天起，你們必須肅清觀念中的溫情主義偏向，站穩立場，正確作風，提高技巧，掌握政策，百分百地去完成任務………。

　　這就是特務頭子楊帆，在一九五○年，對於二工組第五小組夏季工作總結會報時的指示。像這樣的說話，在對中共內部的幹部會議中發表，是無所謂的，即使聽者有的感到警訝，有的感到駭懼，還是不會激起多大的風浪的。可是，像這樣露骨的談話，如果公布在解放日報上恐怕馬上有許多同盟者，尾巴黨分子，無恥的靠攏者給嚇壞了。在中共特務頭子的辯證看法裏，原來同盟者是跟敵人一樣的。我們對「友人」那麽殘酷了，可是楊帆還批評我們犯著溫情主義的偏向，難道，還要迫我們對同盟者走上濫捉濫打濫殺的道路才是正確的嗎。

　　在情委會期間，我除了對本身專任的第五小組業務全神貫注外，對第二工作組的其他部門，因副組長的關係，也不得不有時注意的。如今回憶起來，有些也值得在這裏記一記的。

　　第二工作組每天綜合各小組的情報，編輯油印成一小冊，必須放下午四時前發出，一份留本組，一份送胡主委，一份分送叁室，另五份分送楊帆、王範、李士英、陳毅、饒漱石。後來又增送一份給劉曉，一份報中央社會部。但特別珍貴機密的情報，必須以密電方式，密封呈報上級，而不列入油印冊內，以免□漏。核定情報編印列報與否，主權全操在張浩手上，胡主委不能兼顧，別的副組長無權過問。我對張浩的專橫，開始是不服，是質詢，是批評，後來便是爭執，最後隻好置之不理，其他二位副組長也是差不多。從對中統係，ＣＣ黨幹係，工特係，所謂反動社團，會門團體中各種內線報來的情報中所發現須要處理的問題──決定作監視或逮捕等處理辦法的決斷者，隻是張浩，有時，不大重要的對象，他決定執行後，連對胡主委和楊部長也用不著簽請批準，便去執行了，這種專橫作風，常使胡靜波為之瞠目結舌，但楊帆卻是善於事後追認他的所作所為的，如果幹得出成績來，還傳令嘉獎。但老胡和我們呢，如果不「事先請示，事後報告」，那麽，即使你幹出天大的成績，也難免遭受處分的，原因無他，完全是由於他是老楊的心腹幹部，是老楊的嫡係，他才敢「無組織，無紀律」到這樣的程度。

　　據說，破獲中統係上海潛伏組唐煌案，是張浩不經請準，擅予迅速執行的結果。因為能夠大膽地從發現線索，到破獲偽造人民幣的印刷所，到捉到唐煌，才報告楊帆，是功在迅速。若等待輾轉請準，怕唐煌早就溜走了，所以，老楊不但沒有責備他，反而大加嘉詡。爾後，這種作風，便越來越發展得利害了。

　　大約由上海解放，到我離開上海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屬二工組工作範圍的特務或嫌疑分子，遭受非法逮捕的不下千餘人，遭受決定秘密監視或公開管製的不下萬餘人。大約初被監視管製者，除一部分交由情委會的直屬偵察幹部或地方情報單位繼續給予跟蹤、打梢、偵查等秘密監視外，餘則將案移交二室分發各地方管製單位給予公開管製。公開管製是與地方公安派出所與民政機關相配合的，所以，很多國特嫌疑比較輕的ＣＣ黨發幹部，在不知不覺中給予監視或管製時，偶然受到管製者對他懷疑加重而加逮捕，則多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或分局出麵，而非由情委會直接出麵，他就是這個原因。像過去曾當過潘公展秘書，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科長的皮鬆年，雖非存心靠攏，但卻目擊國民黨大勢已去，亡在旦夕，更因誤信共黨的虛偽宣傳，以為在寬大政策之下，作個順民，苟全性命於亂世，總是可以的。那曉得上海解放後不久，皮便立刻給張浩批交地方單位管製著，不但連職業找不列，離開上海市到國內別處去也不許可。失業經年，典當拍賣殆盡，最後，隻好決定，打算偷偷溜到國外的香港。但這計畫和準備，卻給地方管製單位偵察到了，正在他動身前夕，虹口公安分局就把他關進牢裏，飽嗜鐵窗風味後，再放出給予公開管製，每天到住所附近的公安派出所報到一次。這樣同時由裏弄小組日夜監視，就連遠程偷跑的可能也剝奪了。到了今年五月大逮捕時，聞又被公安分局關進牢裏，迄今下落不明。這就是情委會地方單位與地方公安，民政機構配合監視、管製的一例。每個公安分局一個情報單位與一個管製單位，都是屬於社會部的，前者屬情委會，後者屬二室，而後來上海市公安部名義上撒銷，便成立了一個公安總局下的社會處，而處下組織，編製與公安部一樣，人事上全由社會部分撥下來，分擔地方工作。

　　情委會的業務會報，是每星期召開一次的，情委是當然的出席者，各工作組副組長而非情委的，在特許下也可以列席。像我們這樣缺乏發言權利的曆史「不清白」者，還是以少說話為妙的，除非事實上被催迫不過，不得不提出業務上的問題，付諸討論時，才勉強簡單地說幾句話。但是，老楊那些親信們，就好像不多說話，就不足以表現他（她）們的說話天才一樣，動輒滔滔不絕，使我們厭煩疲倦，恨不得借故遁開。尤其是當老楊也抽空參加會報時，他的徒子徒孫們，便各自盡情表演，希博得他們的老板的賞識了。

　　在一九五○年初春，華東社會部接到由台灣的地下電台發來的電報，報告因自滬、寧、杭解放後，半年來地下潛伏組織被破壞殆盡，迫得決定在一九五○年，再派遣大批幹部，取道舟山，潛進滬、寧、杭地區繼續潛伏活動。跟著那些早就滲進國民黨各種特務機關的內線，均分別由各內線係統所掌握的地下電台，發來了一連串詳確的電報，軍統係國防部保密局，第二廳，與蔣經國係的國防部政治部等機構內呐內線，前後由台北地下台，鳳山地下台，與龜山島的地下台發來了報告，有的報告了派出的特務底名單，有的連特務們的簡曆，及派離台北的日期也詳報了。而從中統係內政部調查局的內線，由台北及新竹等地的地下電台發來的電報，也報告了內調局亦派遣出一批幹部離台，一部亦取道舟山，一部則取道香港潛入廣州再轉入各地，名單簡曆也一列列報告來了。同時，中央社會部也有指令急電下來，同樣是指出了這事件的嚴重性。大約，中央派台的直屬內線，也有同樣報告去了。

　　這些密電是由華東社會部的幾個呼號不同的電台分別收到，先送到部的秘書處，呈楊帆審閱過，才批給情委會有關各工作組簽辦的。各工作組經過清查各種國特係統，過去被中共所收集編製的用名及簡曆卡片──這些卡片是按姓氏筆劃多寡順序編成的，多數附上簡曆及社會關係，有些還附上照片。所以，對著電報清查起來，很容易便了解了一部分，不能了解的，就隻有一些新進特務──分別抄錄附注電報後。跟著，舟山的地下電台也有急電來了，而且，幾通名單，算起來有六十多人，打算於夜間乘帆船分叁處登陸，一處在浦東川沙、南匯一帶，一處在錢塘江口金山衛、乍浦附近，一處在寧波附近。叁夥人都有各該地的本地人帶路及準備登陸後作社會環境掩護，而且，各夥都配備了短槍，手榴彈，計時炸彈，每人身懷值黃金二兩之川資。這就表明了必要時就打遊擊，而計時炸彈，據情報指出，是計畫進入上海後，不惜任何犧牲，要暗殺楊帆、李士英、陳毅、饒漱石的。這些來自台灣舟山的情報，都曾使華東社會部震動起來。

　　於是，在一個午夜裏，楊帆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情委會的緊急會議，討論調派與各種國特係統有關的情委，尤其是那些在軍統，中統，團統，工特係統內生活了十年八年以上的幹部，都要一齊出動，配合公安部隊，到上述叁個地點去迎接。開會時，楊帆首先宣布：這個會結束後，叁隊人馬立刻出發。因為剛才接得舟山潛伏在軍統係與中統糸的內線分別拍來的急電，說國特們就在今明兩天的夜間，由海軍登陸艇護送帆船靠岸登陸，除已密電各地嚴密準備外，部裏的人馬必須及時趕到。因而，楊帆要求這個會議，應盡快結束。

　　可是，恰如上麵所述及，那些自命「清白」而嫡係的人們，卻也一如過去，在老板麵前企圖大加表演，渴望抓著這個重要機會，來大大表現一下自己的才幹，好邀老板的賞識。

　　當楊帆循例這樣一問：「同誌們！你們還有什麽更好的意見沒有？」聲猶未了，這邊站起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篇他底補充計畫，那邊又站起一個人，同樣他滔滔不絕地提供了他底補充計畫，兩個、叁個、五六七……個，一部分人的結論這樣說：「我的計畫不但可使登陸的國特被一網打盡，半個逃不了，而且，還可使他們永遠不敢作這樣的冒險。」一部分人的結論這樣說：「假如照著我的計畫，把寧波、金山衛的兩路逮捕起來，單獨放開浦東一路，給他們在我方監視下入市，待他們與市內國特地下機構取得聯絡後，再給予全麵破獲。這樣不但把他們一網打盡，而且，還擴大了戰果，使他們殘存的一點未被發現的地下組織，再受到澈底的破壞，這是最好的辦法。」這樣子，你說一頓，我駁一頓，幾乎鬧到天亮了，還沒有結果。我們這些會說話的「啞巴」，固然不耐煩，而楊帆也忍耐下住了，沉不住氣，突然用拳頭捶著桌子大聲說：「天亮了！天亮了！現在要馬上出發，時間不容許我們再亂紛紛的討論了。現在大家用舉手來表決吧，現在統計起來，意見不過有叁種，讚同我的處理辦法的舉手！」

　　這麽一來，誰都可以料到，舉手讚同老楊的辦法的當然占了大多數。老楊看見舉手解決了問題，還怒猶未息地說：「爾後討論問題，大家不能再這樣亂發言了，這算得什麽會議呢？」

　　後來的結果，卻是並不如楊帆的希望，僅是兩路被截到，一路卻給逃脫了。

　　而情委會內，就為了追蹤這逃脫的一路人馬而亂糟糟地吵鬧了幾個月。根據名單，被抓到的並不多，卻害了與這些名單有點社會關係的人們，飽受監視、管製，甚至被一度逮捕的痛苦。

　　情委會的工作表現，多是得力於內線的，楊帆曾一再鄭重指出：「沒有內線，就沒有正確的情報！」因而，根據我的了解，華東社會部叁室和情委會，現在不但繼續在台灣大陸的遊擊隊內培養內線，而且，對國特機關在解放區的潛伏組織，他們是采取一定程度的「保留主義」的──這就是他們對某一國特係統留滬組織雖然已可以掌握，但如果估計它的破壞力不大，而自己已有內線在內活動的話，常常是有計畫的保留它的。等待這一係統國特由別地派來滬時，與它接上關係的增多了，才放棄了對它的「保留主義」，而予以一網打盡。這是最毒辣的鬥爭技術之一。

　　往事縈徊，傷心倍甚！當我執筆寫這篇文章時，正楊帆、胡靜波、馬福和、周立（高方中前妻）均曾先後抵港。有的正在布署對台灣的滲進工作，有的在港從事破壞國特駐港機構的活動，和破壞「第叁勢力」運動。而有一二人，更曾狹路相逢過。可是，大家都黯然無言地避開了。我特借此寄語這些得意的與失意的共特老朋友們：「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雖然淡伯，卻也精神愉快！」


六、華東共特製造所──愚園路Ｘ弄叁十一號

　　上海愚園路Ｘ弄叁十一號，解放前是張君勱先生的民社黨中央總部，可是解放後，卻給中共華東社會部的幹訓班──特工訓練班瓜占住了。一個乾淨清雅的院子，給兩手染滿血腥的人們接收下來，供作訓練劊子手的場所，憑吊舊物，實在使人無限感慨。

　　叁十一號的門口也正如其他共特機關一樣，門外不掛招牌，而大門緊閉。門後兩個經常扒著盒子炮或卡賓槍的槍機的便衣警衛。進門去是一片陰森森如閻羅殿的氣息，後來為了加強警戒，率性將正門深鎖，除非大員降臨絕不開啟。一般人，都由另外一個弄堂進去的，後門進出，不過這後門還是緊閉著的，要進出，一樣還要等待門內的兩個便衣警衛開了鎖才行。所以古人說侯門深似海，現在，在毛澤東的時代，該是「特門」深似海了。

　　這樣的門禁森嚴，在別的業務機構，主要是防備外來的國特襲擊，可是，在這共特製造所裏，主要的是為了防止那一批批男女「準共特」，一下不如意溜之大吉。次要的意義，才是防止外來的襲擊的，因為這些準共特們，在訓練的初期，是常常發生逃亡的。所以在解放後初期，幹訓班以叁個月為一期，開班時，準共特們在頭一個月是不準外出的，後來改為六個月為一期時，頭兩個月也是不準外出的。而後四個月，也隻能在星期假日，被核準後才能外出一二小時，如果被指導員認為有問題的，當然還是不準外出，那麽重門深鎖，自然插翼難飛了。

　　楊帆一向是特別重視幹部訓練的。華東社會部幹部分訓班主任一職，他曾兼任了很長的時間。抵上海後，他雖然繁忙百倍，可是他總是經常抽空親到幹訓班來指導教育業務的推進的，尤其是每一階段的學習總結，他不管如何忙得不可開交，還是撥冗前去參加的。後來，雖然名義上由二室田主任代理，而事實上他還是要注意的。不過老田也是個忙人，能經常主理業務的隻有該班政治部主任薛福球及教務部主任呂東成，總務部主任姚慶豐。叁人中以薛權責最大，各學習組的政治指導員，是他任命的，教授馬列主義的理論教員也是由他延聘的，駐在該班的警衛排是由他指揮的，禁閉室，（反省室）是由他控製的。而教務部主任，則是派遣各學習隊的隊長副道長，延騁特工理論教員，特工技術教員，業務實習教員，俄英語教員，以及女特工特殊業務教員。此外如出納，會計，事務與醫療所等則隸屬在總務部下。

　　薛、呂二人不但是相當能幹的，而且是合作得非常好的，這點我們不能不承認。然而老薛為人，卻有點精悍過火，動輒咄咄迫人。初入學的學生們常思逃亡，除了其他的原因外，這大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學生一踏進校門，除了戀愛無罪外，便不容許再有絲毫過失，否則，老薛是時常會把他們和她們請進禁閉室，住叁數天又放出來的。天真的男女青年們，那裏受得起這種活罪，吃過一兩次虧，很多便熱情消失，但求一自由而安寧的生活了。

　　幹訓班學生的來源，並不是強迫的，而是誘騙的，說得好聽一點是考選來的。不過他並沒有像普通學校一樣公開招考，而是由各大中學校的黨團支部，工廠機關部隊的黨團支部和所謂進步人民團體如青聯工聯婦聯等輾轉介紹保送前來集中考選的。可是，每期取錄的學生，卻還是以社會部的外圍分子，而又「身世清白」的青年人較多。這些外圍分子，多少總會經過情報工作考驗的，因而，在錄取時，這批人常占優先。而共區一般人因炫惑於共特的權威，每屆投考的人都很踴躍，考不到的人，還不勝歎惜呢！等到考了進去，經過事實的教訓後，才懊悔莫及。

　　在上海，每期幹訓班錄取的學生底成份，也跟在蘇北、山東時代稍有不同了，過去曾大量吸收農會幹部，造就農村特工人才。可是，進入上海後，供應大城市的特工人才不敷，重點自然轉移了。為了適應城市性的需求，所以農會分子盡量減少，工會分子盡量增多，一些年青男女工人黨員，團員，起碼占了每期學生的五分之一。同時，為繼續進行對「美蔣匪特」的特務鬥爭，他們還是一樣重視著培養女間諜。楊帆到了上海有一次還這樣集中了一批女幹部講話：「一個政治保衛機構裏，如果沒有一支龐大而堅強的婦女部隊，那麽，它是不能發揮最高的戰鬥力的。……從無數的經驗教訓裏，我們都巳體驗到，許多光榮的任務，最能幹的男同誌所不能勝任的，婦女同誌卻常常很容易地完成了……所以，組織一向是愛護婦女幹部，重視婦女幹部的！而且，現在我們更是要求無條件加強，擴大婦女隊的！」何況在上海這樣一個花花綠綠的城市，要培養各式各樣的女特工，就地取材是不難的。於是，楊帆麵諭薛呂二人每期考選學生，在錄取女生方麵，除工廠女工，及出身學校和來自婦女團體的知識婦女外，每期必須考取五分之一以上的特種婦女學生──所謂特種婦女，是指舞女、妓女、交際花、歌女、舊女戲子（如越劇京劇等）新女戲子（如話劇演員），電影明星女侍應生等，經過婦女團體或職工團體的嚴格考查，介紹、保送，才給予考選，大概每期在特種婦女項上取錄最多的要算是舞女。考選特種婦女學生，第一個條件，固然還是政治上的可靠性，但第二個條件就不能不靠年青和美貌了。第叁個條件，除了現在未婚，將來願獻身於革命，非得組織同意不結婚外，有些還乾脆立下誌願書，終身為革命為人民不結婚，第四個條件呢，才是起碼的文化水平。

　　要錄取的學生成分，既然這樣參差不齊，那麽，考試時，就不能統一考試了，何況幹訓班地址戒備森嚴，未經考取的學生是不能讓他（她）進入的。所以各種性質不同的學生，就分開各種不同時間地點來考試了，或借某工會地點，或借某學校教室，試題也分成各種不同程度的，像對工人是一種，特種婦女是一種，知識分子自然又是一種。有時各方介紹保送投考的人數多了，錄取自然就較嚴格了。但在一個獨裁的政黨下，隻要頭子們如楊帆王範李士英楊光池等一張條子送人進去學習，就連形式上的考試也用不著，就可以名正言順變成「叁十一」號的學生了。根據我的了解，自上海解放後，幹訓班的第一、二期，每溯學生隻有百人，叁期後增至百五十人。我離開共區後，情況就不清楚了，但陸續增加是必然的。

　　考取的學生成分，既然這樣複雜，而學習期間又是大家同樣長，隻要成績不太差，都可以同時畢業，那麽如何處理他們的學習問題，不是最傷腦筋的嗎？

　　共產黨的教有機關處理這樣的問題，有著深長的曆史經驗。在薛呂等看起來，像這樣的問題，是絲毫不感到傷腦筋的，他們會這樣勉強地，同時又似乎很技巧地安排：

　　一、互助製度：譬如拿著以一百五十人為一期作例來說，大約學生中的文化水平是這樣的：（Ａ）相當於小學程度的約占十分四，約有六十人，多數是工人幹部，特種婦女和少數士兵與指揮員。（Ｂ）相當於中學程度的約占十分叁，約有四十五人，大約工人和特種婦女中，也有少數是有這種程度的文化水平的。（Ｃ）相當於大學程度的約占十分叁，約有四十五人，這種文化水平的人，盡是來自大學中，或知識分子的人民團體與機關中。於是他們便把這一百五十人編成五個隊，每隊有隊長副隊長，及隊指導員等叁人，共同領導著全隊的業務學習與思想訓練．每隊編成五個學習組，那麽，每隊叁十人，每組便是六個學生了。每組內編進兩名或叁名小學程度的學生，再編進叁名大學和中學程度的，每組的組長與學委，雖然是學生自己選舉的，是輪換製的，但初時可讓知識分子充任，有責任的去幫助組內文化水平低的同學學習，尤其是理論學習。當政治理論與業務理論──特工理論──的書籍或其他學習文件領下來時，首先是在小組內進行學習和討論的。那麽，文化水平高的學生，便先給水平低的學生，從認字到涵義，都幫助他們了解。到大組（隊）討論時，是必須了解了應有的階段底內容的，否則，隊長和指導員便要追查責任了──到底是學習者不努力學習呢，還是幫助者不努力幫助呢？希望大家要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假如發覺學習者不努力學習，還是幫助者不肯努力有助呢？希望大家要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假如發覺學習者不努力學習，或是幫助者不肯努力幫助，次數多了，是要受處分的。通過大組討論後，再由專任教員講授一次，這叫做上大課。上完大課後，各組再討論，如果是各隊共有的課目，上大課是集合各隊在一起來上的，像對社會發展史（政治理論）國民黨特務工作發展史，帝國主義特務活動概況（屬業務理論）等是。如果不是各隊共同的課目，如在改製六個月為一期後，前二個月是一般性理論與業務學習，後四個月是分科學習了。分科後，須重新編隊，上大課時，隻能有共同課目的才能集中在一起了，否則，隻有各隊上各隊的大課，而分科編隊還是不能違背如上述的互助學習製的原則的。這種製度好處固然幫助了水平低的人們，但壞處何嚐不是高的給低的拖慢了呢？但共特的學習機關，既要把文化水平高低不同集在一起，又要他們一齊同時畢業，隻好實施這種「拉平」的互助學習製度了。

　　二、補習製度：補習製度是補助上述的互助製度之不足的，在互助之外，有時還嫌不夠時，共特教育機關，就常常以補習製度來補救了。但幹訓班的學生們，事實上照規定的作息時間表，已忙得透不過氣來了，那裏還能抽得出更多的精神時間來補習呢？可是，那些文化水平太低的人們，隻好把午睡時間或其他休息時間與星期日抽出來，共同在一個補習班裏，專習文化──這樣的辦法，有時，也不無小補的。

　　靠著互助製度與補習製度，共產黨的特務教育機關，便常常把一群幾乎是目不識丁的妓女流氓培養成了吃人的，作威作福的特務，與文化水平高的學生們同時放出學校。

　　我與「叁十一」號幹訓班的正式接觸，是在一九五零年叁月後，那時正是每期六個月製的學生分科後，薛呂等要我去每星期擔任一個鍾點，課目是：美蔣特務對進步民主黨派的內線活動。這是我內行的，過去，現在，我的精神時間都犧牲在這一點上，所以，我馬上便答應了。而且，隻化了一個星期的準備時間，便寫好了一篇約二萬言的講義送過去印了。這種課目，是一部分科係的學生底必修科，它題目雖然是這樣，好像是完全為了對付美蔣特務而研究「敵情」，但事實上，薛呂告訴我，要我必須在這項課目上，使學生了解（一）美蔣特務滲進進步民主黨派活動的情形。（二）進步民主黨派有限度的可靠性，（叁）同盟者個別的與整個的轉變為敵人的可能性。（四）政治保衛工作者對同盟者應有的政治警覺性。我自然是依樣畫葫蘆了，講義送過去一個星期後，薛呂便約我過去上大課。

　　參加上我這個課目的，隻有兩個科係的人，那是情報科與特別科的人。但因為學習情報工作科業務的學生多，編成了兩個學習隊，簡稱為，情一隊，情二隊。每隊也是叁十人，而特別工作科，雖然是一隊，但卻超過了叁十人，這是專門訓練女間諜的。別的女學生，即使是特種婦女；如果不參加這個科係而參加別的科係學習也可以。但有些女大學生，機關團體的女幹部，卻偏有不少高興參加這有刺激性的學習隊。因而統計起來，兩科叁隊參加上這大課，也將近百人地聚於一堂了。

　　我除了與這兩科學生因授課關係，有著深切的直接的了解外，對其他兩科情形，他有一點間接的了解──另外兩科，其一是執行工作科，有廿餘名學生，女生隻有二名，它也編成一個學習隊，是專門研究偵察，跟縱，釘梢，公開逮捕，秘密綁票，狙擊，暗殺，審訊，下刑等恐怖性的執行業務的。其一是通訊工作科，是專門研究無線電通信技術，密碼，無色墨水等通訊技術，郵電檢查技術，與各種傳遞輸送情報的技術等遞送情報業務的。它也編成了一個學習隊，女生比較執行工作科學習隊較多了。

　　情報工作科，讀者們顧名思義，都可以猜得到，他是專門研究如何去組織情報關係，如何領導這些情報關係去搜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由國內情報到國際情報，由政治，經濟，社會情報到軍事情報等專門業務知識與技術的。而特別工作科的女同誌們，除了具備各科的一般知識外，分科後，要專門研究的，卻是：男性心理學，娛樂場所工作技術──這娛樂場所包抱了舞廳、妓院、歌壇、戲院、酒店等一切娛樂交際場所──袖珍攝影機使用法，袖珍手槍，手榴彈等使用法，毒藥，麻醉藥等調配辨認與使用法。甚至玩弄男性的特殊技藝，也有老於情場的女共特來教授他們，這些都是非常有刺激性的。怪不得女學生們都特別感到興趣。一直到他（她）們快要畢業，還有女生陸續申請調到這個隊裏來學習，迫得薛呂拒絕好幾個人的請求。

　　「陳同誌，根據你這樣說法，各進步民主黨派領袖，也是我們的工作對象了？」一個特別工作科的女學生，在我有一次上大課時，聽我說完了「進步民主黨派有限度的可靠性」時，滿臉狐疑地站起來向我提問題。

　　「對的」。我肯定地說：「你們畢業後，如果能接近一個進步民主黨派領袖的話，那些，你們對工作是有貢獻的。」

　　「噢！………」這個女生如有所悟地坐下來。

　　「嘻！嘻！………我們希望陶雪英同誌畢業後，馬上去當李濟深夫人！」突然一個男生，裂著笑臉向剛才坐下的女生高聲譏笑起來。

　　「恭祝艾薇同誌畢業後去當張瀾長胡子夫人。」又一個男生向著陶雪英的左鄰女生發出了笑聲，哄堂大笑了。

　　他們是這樣開玩笑開慣了。我上了幾回課後，這些學生留給我的一個印象，是比軍人、革大中的男女同學的關係，還來得輕鬆而親密。我開始很奇怪，但仔細的研究一下，我發覺了，薛、呂們簡直把（叁十一）號變成戀愛窩了。學生們別的錯過，他動輒關進禁閉室裏，但戀愛行為，他們卻是有意放縱的，而且是變相鼓勵的。由入學起，他們卻把男女生混雜同編在一個寢室裏，以每隊為單位，每期女學生約占五分二，總算每隊都有相當數目了。到了分科後，他們還想出一個補救辦法，就是，把特別工作科這一隊女的與執行工作科的男生同編在一個大廳房裏，這不是上級有意是什麽呢？大家都是打著地鋪在地板上睡的，夜裏他們跟她們怎樣「隨地滾」，薛、呂們都不理會，而隊長，指導員也同住一寢室，自然也「隨地滾」了。有人說，連薛、呂這些高幹，也可能參加一份的。我不讚同這種作風。但有個同誌對我說：「不是這個辦法，男學生早逃光了。」我才有所悟，稍為對薛、呂等原諒一點。可是，我仍覺這一辦法，對女生學習精神影響太大了。因為，我後來了解到，這座和外麵幾乎隔絕的院子裏幾乎是天天有人打胎的，她們好像是無師自通了遊擊時代的真傳一樣，動務員們每代她們上街購物，一大疊購物單，都是「兩瓶濟眾水，一把見連丸」（這是遊擊時代打胎通經的最簡單藥方）。再不行，就隻好星期日出外求救醫生了。這樣的生活，對女性的學習精神是大大削弱的。但薛、呂等隻求學生們感情生了根，不想逃亡就好了。我還發覺到：在這院子裏，每星期幾乎開兩次跳舞晚會。雖然以學習上的理由，說是給特別工作科的女生予與業務實習機會，但我以為也是太多了。最多兩星期一次也夠了，雖然因這樣的接觸使男女同學玩膩了，感情更深了，但站在執教者的立場，是不應該的。

　　「靜波同誌！我們向組織建議一下，改善，改善幹訓班的生活方式好嗎？」我終於有一次，忍不住向胡靜波提出這個問題來了。因為老胡也跟我一樣，是在幹訓班兼任一個鍾點的，他教授的是：「中統係特務組織及活動概況」，是各隊分科後還學習的課目。但他也跟我一樣，上完課便走了。

　　「事情是應該建議的，可是…………」他沉吟了。

　　「可是什麽？我看見那些天真活潑的女孩子底健康，一天天損害下去，站在組織立場也好，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也好，都應該建議改善！」我一股熱情地說下去。

　　「你冷靜點吧！……要建議，最好由王大超、李子輝等開口，他們也在幹訓班授課呀，難道他們不了解情況麽？楊部長也常常到呀，你今天早晨去上課沒碰見他麽？他昨天還在幹訓班過夜呢…………你還是冷靜點吧！」他冷笑了。

　　我細味著老胡的話，一股熱情冰冷了，覺得還是不要多嘴好。想通了，幹訓班這樣的生活方式，不但對薛、呂輩管教有利，便是對楊部長調劑生活也有利呀。因為，淫風一開，學生們陪誰度一宵他沒有問題的，否則，女生個個道貌岸然，下手便有點困難了。我又省悟到老楊為什麽那樣念念不忘於來幹訓班。原來除了重視幹部訓練工作外，還為了調劑生活。

　　這些共特學生們，雌然男女關係這樣放縱，這樣靡爛，但畢竟是生活在一個嚴格的，有計畫，有步驟的特工訓練機構裏，隻要他（她）們不逃亡，通過了第一階段──初步學習兩個月，學習一般性的馬列主義政治理論，一般性的業務理論與業務技術。再通過了第二階段──分科學習叁個月，除一般性的政治理論外，更深入學習專門性的業務理論與業務技術。到達第叁階段──結束內部學習，調班外實際工作部門實習一個月。那麽，一些無知的，天真的，或者是脆弱的青年男女們，都可能變成了一群蛇般毒，狼般凶的人物了。

　　在第一階段，政治部和教務部的主要任務是向每個學生查曆史、查思想。填過表格，寫過一次比一次詳細的自白書，跟指導員作過個別談話之後，班方便根據學生們出身的階級成分，與參加社會工作的經曆，首先在各隊中分成兩部，一部是訴苦，一部是坦白。

　　訴苦的多是過去所謂被壓迫的人們，像工人、特種婦女，出身工農階級的戰士和指揮員等，尤其是讓那些沒有參加過組織的人，聲淚俱下地控訴被地主，買辦和「美蔣匪幫」的迫害，訴述自已被迫害的過程。因而，結論都是唯有跟著毛主席和共產黨走，學好政治保衛工作的本領，願犧牲一切，打垮「美蔣匪幫」。用這樣的方法，對加強掌握這部分學生的心理，確是有用的。

　　而和這些人剛剛對照著的，是要那些出身地主、商人、官僚或者稍有點資產的家庭的人，或者又曾參加過一點反動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沒有參加過組織的人（參加過組織，都曾坦白過）毫無保留地坦白出來，由控訴他（她）的父母，到控訴他（她）自己，承認錯誤，願意立功贖罪，假如被認為不夠坦白，那麽，不知要坦白多少次。

　　經過各隊的訴苦和坦白之後，便集合各隊在一起，訴苦者站在一邊，坦白者站在一邊，要訴苦者與及要坦白者都預先由政治部指定，大約要訴苦者是被認為典型的被壓迫者，通常是妓女、舞女，工人等多。但被指定在全班同學麵前坦白的那些人，不是被認為不夠坦白者，便是被認為罪大惡極者了。上麵指出，初期要逃亡得最利害的便是這些人，倘他（她）們一再被認為不夠坦白時，政治部是會隨時把他（她）們關起來的，情況嚴重時，會送到班外的監獄，甚至被秘密處決。

　　同時，一邊學習著社會發展史，學習辯證唯物論，論新民主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簡史，一邊便進行查思想，考驗你的勞動觀點。如果發現你的思想不正確，缺乏勞動觀點，或者隻會嘴裏說，不會用手作，而又一再糾正不過來，那麽，政治部又隨時會把你關進禁閉室，嚴重的把你送到江蘇路「政訓班」（長期的反省院）或漕河涇勞動營（集中營）去，這樣是被認為思想頑固反動，不堪改造，或者是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太重，反動意識太濃厚，應予長期教育改造。有些，如果在政訓班或勞動營表現得好，又可以被送回來參加下一期學習。總之，踏進此門，自由喪盡，怪不得初期要紛紛逃亡了。

　　第一階段的兩個月過去後，查曆史，查社會關係，查思想，查作風，查勞動觀點的最緊張階段總算過去了，那些所謂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總算學習過了，國民黨特務工作發展史、世界帝國主義的特務活動概況、列、史、毛、論政治保衛工作也學習過了，和各種簡單的業務理論與業務技術也學過一點點了，於是乎，便通過了考試，總結的手續，分科學習，再編隊，再編寢室──這點是很有趣的，學生們叫做「換新房」，因為，很多原來「隨地滾」的「對象」變換了，編到別個寢室去了。

　　第二階段的學習生活，除了專門研究上麵所指出過的業務技術，和繼續學些黨八股政治理論外，這裏還要補充一點，在這階役，各科要學習的業務理論如下：現階段國民黨軍統係特務組織人事及活動概況，現階段國民黨中統係特務組織人事及活動概況，蔣經國係特務組織人事及活動概況，國民黨工運特務組織人事及活動概況，美英特務機關在中國的活動，匪保密局潛伏組織破案範例研究，匪黨通局潛伏組織破案範例研究，匪蔣經國係潛伏組織破案範例研究，匪陸京士係潛伏組織破案範例研究，美特破案範例研究，美蔣匪特活動的一般規律，加上我講授的那個課目。這些課目，使這一大群無知的，對美國和國民黨情報機關毫無了解的人，大開眼界，如處身於對方的情報機關中，使他們知道，這個表麵上看來平靜無事的城市，或者是一條表麵寂然無聲的弄堂裏，但實際上，裏麵不知包藏著多少劇烈的鬥爭事件，或者竟蘊藏著一件翻天覆地的陰謀正待爆炸。這對提高一個特工的政治警覺性，對加強對「敵情」的了解與掌握，對正確了解每個特工對情報工作的認識與概念，都是非常有利的──退一步來說，即使他們編輯這些小冊子，是有一部分並非根據事實，或者是全部偽進虛構，但從培養一個特工來說，總是有很大作用的。

　　除了上述一般性的特工理論外，情報工作科所專修的業務指導理論如後；怎樣保衛黨的組織與黨的秘密，武裝保衛工作綱要，經濟保衛工作綱要、論工作關係的建立與領導、論政治保衛工作中的內線鬥爭，地下工作綱領與工作技術，編報業務手冊……………。這些編了號數的文件，小冊子，是不準攜帶外出的，情報工作科的學生們，叁個月把它學習完，也頗為辛苦了。可憐特別工作科的女生們，除了情報科所要學的這些業務理論指導大部分她們要學外，他們還要學習「男性心理學」那一套鬼東西，還要打胎，難怪她們的健康都大受影響了。

　　至於執行工作科與通訊工作科，除有關執行工作的業務指導說明文件，與通訊工作的業務指導說明文件外，情報科所必修的業務理論，他們這兩隊所要兼修的很少，而他們的大部分時間，著重在業務技術的學習。

　　不論那一科係，在學習過程中，文件的學習真實際業務的實習，都被看得同樣重要的。因而，執行科的人們，有時便必須由隊長，指導員領導著，集體出去，到青白小學或其他刑訊機構去實習下刑，到街頭去實習跟蹤、釘梢、陪著行動隊去捉人，到審訊機構去助審，還未出籠，就無惡不作。至通訊科，除了到華東社會部的幾個電台去向老前輩們見習見習收發報業務外，多數時間，還是留在院子內，因院子內是有幾部實習的收發報機的。

　　五個月過去，經過考試總結後，第二學習階段，可稱結束了，可是，如果在第叁階段──一個月的實習階段，假使接受分發實習的機構底報告，與教務部，政治部派去調查的人員底調查報告總結起來，說某某人還不行時，也許他（她）還不能畢業的。

　　「……現在，我真的翻身了！我的思想真的搞通了！過去，我許多年來，在舞廳裏給有錢有勢的人玩弄、侮辱、糟蹋，那隻是為了自己的生活。從今以後，為了人民，為了革命，我願意隨時犧牲我底青春，我底肉體，甚至我底生命……。」當我被許多意外的事情襲擊著，正要托病住進醫院，設法離開上海前，薛、呂約我參加了幹訓班學生的畢業禮，當我沒精打彩的被引進會場時，在台上興高彩烈地這樣自說自道要終生賣身給共特機關的，正是年紀輕輕的艾薇。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在延安的一次送別會上，何嚐不是這樣興高彩烈？但看透了毛澤東匪幫的把戲後，隻有替這些年輕後輩可惜而已。

　　過了一些時，我住進了警察醫院，幾個男女學生跑來看我，說他們全體都獲得畢業了，都分發工作了，有幾個台灣籍同學，還派去台灣工作呢。唉，這「特工製造所」又輸出了一批貨色了，我不禁黯然。

　　像這樣的，專門將好人，教導成壞人的，將天真的青年男女，製造成擾亂世界秩序的毒蛇惡獸的「共特製造所」，我是應該向自由世界公布的──我由躺在醫院，一直到現在，我都這樣想著，現在我終於執筆了。

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