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太監 李連英 清宮檔案揭秘

 

清宮太監  李連英 清宮檔案揭秘

 

清宮檔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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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榮
第01章 清初第一疑案——太後下嫁
第01節 “太後下嫁”之說 第02節 孝莊其人其事
第03節 多爾袞生前身後 第04節 “太後下嫁”疑案辨疑
第02章 想當和尚的順治皇帝
第01節 順治其人 第02節 順治的身世
第03節 順治出家了嗎(1) 第04節 順治出家了嗎(2)
第05節 順治為什麽要淨發出家(1) 第06節 順治為什麽要淨發出家(2)
第07節 順治為什麽要淨發出家(3) 　
第03章 雍正：朕就是這樣漢子
第01節 康乾之間的雍正 第02節 “朕生平最憎‘虛詐’二字”(1)
第03節 “朕生平最憎‘虛詐’二字”(2) 第04節 “朕生平最憎‘虛詐’二字”(3)
第05節 “說一丈不如行一尺”(1) 第06節 “說一丈不如行一尺”(2)
第07節 “去庸人而用才幹”(1) 第08節 “去庸人而用才幹”(2)
第09節 “朕身有過” 　
第04章 雍正·道士·丹爐
第01節 雍正死因的傳說 第02節 密令尋訪道士的手諭(1)
第03節 密令尋訪道士的手諭(2) 第04節 清村的煉丹秘檔(1)
第05節 清村的煉丹秘檔(2) 第06節 處理煉丹道士的諸多破綻
第05章 撥開乾隆身世的迷霧
第01節 生在哪裏(1) 第02節 生在哪裏(2)
第03節 生母到底是誰(1) 第04節 生母到底是誰(2)
第05節 不可信的傳說(1) 第06節 不可信的傳說(2)
第06章 “二皇帝”和珅
第01節 少年得誌(1) 第02節 少年得誌(2)
第03節 權傾朝野的“二皇帝”(1) 第04節 權傾朝野的“二皇帝”(2)
第05節 獲罪真相與真實家產(1) 第06節 獲罪真相與真實家產(2)
第07章 慈禧生何處
第01節 空白的出生記錄 第02節 安徽蕪湖說
第03節 內蒙呼和浩特說 第04節 甘肅蘭州說
第05節 浙江乍浦說 第06節 山西長治說(1)
第07節 山西長治說(2) 第08節 北京說(1)
第09節 北京說(2) 　
第08章 皇宮醫案破解光緒猝死之謎
第01節 猝然離世的光緒 第02節 太醫院與清宮醫案
第03節 記載光緒直接死因的秘檔(1) 第04節 記載光緒直接死因的秘檔(2)
第05節 光緒死因的曆史檢討(1) 第06節 光緒死因的曆史檢討(2)
第07節 光緒死因的曆史檢討(3) 　
第09章 清宮太監的命運
第01節 宮牆內的男人 第02節 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經曆
第03節 蟲蟻一般之人 第04節 數不盡的清規戒律(1)
第05節 數不盡的清規戒律(2) 第06節 漫漫長夜無盡頭(1)
第07節 漫漫長夜無盡頭(2) 　
第10章 總管太監李連英的寵辱一生
第01節 屈辱的童年 第02節 青雲直上成寵監(1)
第03節 青雲直上成寵監(2) 第04節 生活在政治漩渦裏(1)
第05節 生活在政治漩渦裏(2) 第06節 生活在政治漩渦裏(3)
第07節 孤獨寂寞的晚年 　
第11章 清宮選秀女
第01節 選秀——順治的發明 第02節 清宮秀女的選閱(1)
第03節 清宮秀女的選閱(2) 第04節 秀女的命運(1)
第05節 秀女的命運(2) 　
第12章 清代皇帝的衣食與寢居
第01節 區別尊卑貴賤的標誌 第02節 衣：錦衣裘服(1)
第03節 衣：錦衣裘服(2) 第04節 衣：錦衣裘服(3)
第05節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1) 第06節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2)
第07節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3) 第08節 住：神秘的大內寢居(1)
第09節 住：神秘的大內寢居(2) 　
第13章 來自深宮的痘情報告——天花
第01節 終生“避痘”的順治(1) 第02節 終生“避痘”的順治(2)
第03節 防天花，康熙措施最得力(1) 第04節 防天花，康熙措施最得力(2)
第05節 同治應是死於天花 　
第14章 真龍天子的醫療與保健
第01節 清宮太醫院 第02節 記錄皇帝病情的宮中脈案
第03節 皇帝和妃嬪的日常保健 第04節 禦用藥材
第05節 伴君如伴虎的禦醫 　
第15章 禁不住的紫禁城
第01節 紫宮禁地 第02節 金城湯池
第03節 皇宮警衛知多少 第04節 森嚴的宮禁
第05節 事故頻發的紫禁城(1) 第06節 事故頻發的紫禁城(2)
第07節 事故頻發的紫禁城(3) 第08節 事故頻發的紫禁城(4)
第16章 盛極一時的“天子南庫”
第01節 皇帝的財源(1) 第02節 皇帝的財源(2)
第03節 “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1) 第04節 “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2)
第05節 采辦洋貨作貢品 第06節 洋行倒閉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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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節 宮牆內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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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倒轉，讓我們回到二三百年前的北京城。當夜幕降臨，濃濃的夜色籠罩著雄偉肅穆的紫禁城。皇宮內的朱門開始隆隆地層層關閉，一陣尖細而悠悠的喊聲“下斤兩！”在空中回蕩，那是值宿的太監們在招呼關閉各宮宮門。然後，一切歸於寂靜。偌大的紫禁城，顯得格外幽深、陰森。

在這高高的宮牆團團圍起的宮殿中，除了皇帝和他未成年的兒子，惟一獲準能在這裏過夜的男人，隻有太監。

太監，是指封建社會中那些被閹割而失去性能力後在帝王宮廷內侍奉帝王及其家庭其他成員生活的男性奴仆。在史書上，太監也叫寺人、閹人、宦官、中官、內官、內侍等等，叫太監則是封建社會晚期——明、清兩個朝代的事情了。太監是封建社會的一個醜惡而畸形的產物，他是由封建社會的宮廷製度製造出來，而又寄生於封建宮廷的一個怪胎。

人和人命運是這樣的不同，在封建製度下，皇帝可以擁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同時為了保證他對這群女人的獨占，還必須讓數千個男人變成殘廢，永遠失去做男人的權利和尊嚴，失去家庭的溫情和歡樂。這些男人一輩子將痛苦地生活在社會的陰影之中，得不到人們絲毫的憐憫和同情，而換來的則是整個社會的蔑視與輕賤。

這就是清宮太監悲慘而痛苦的命運。

 

第02節 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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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明朝統治的黑暗腐敗，清初的皇帝在宮廷製度上進行了一番鼎力改革，這其中也包括宮廷之中的太監。

在清朝，宮廷中一般使用太監兩千名上下，最多時也不過二千八百多人，這個數目比起明朝的上萬名就差得遠了。這些太監除了少量被處以宮刑的戰爭俘虜或年幼罪犯以外，絕大部分是從民間招募而來的。

當時，直隸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青縣、靜海、河間、大城、南皮、任丘、涿縣等地以及今天北京郊區的昌平、平穀、大興、宛平等處都是集中出太監的地方。報名做太監的都是窮苦人家的孩子，他們的父母為生活所迫，便把他們的孩子送入宮中做了太監。特別當一個地方出了幾個當太監的發了財，忽然間又置田產又蓋房，這種現象不能不對那些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產生極大的誘惑力，他們彼此介紹、援引，終於把自己的親生骨肉送上了這條斷子絕孫的悲慘道路上來，甚至一些已經結婚生子的青年也自願淨身做了太監。

據《大清光緒會典》記載：清宮太監的招募工作通常由總管內務府下的會計司負責。會計司下設兩個“牙行”，具體負責太監的招募和“淨身”手術的實施。《晚清宮廷生活見聞》是新中國成立後由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組織編寫的有關清宮生活的一本回憶錄。在這本書中，有晚清宮中的老太監回憶說：光緒年間，在北京有專門幹這種“淨身”營生的，著名的如北長街會計司胡同“畢五”和地安門外方磚胡同的“小刀劉”。這兩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總管內務府的七品官，他們每年按季給宮中選送四十名、全年共一百六十名新太監，淨身一類的手續就全由他們兩家包辦了。

準備當太監的孩子在做“淨身”手術前，先要由淨身師和孩子的家長或代理人訂立文書，寫明係自願淨身，生死不論，免得手術出了麻煩，淨身師跟著吃官司。生死文書簽完後，孩子就被送上了手術台。

關於淨身閹割的方法及實施手術的過程，一些資料、包括晚清宮廷太監的回憶錄都有過記載，可惜都過於簡略。民間傳說中對此事說得靈龍活現，但其可信度卻是極低的。我們不忍把這種人世間最淒慘，沾滿血腥氣的場麵現於筆端，故在此略去不記。

這種所謂的“淨身”手術，實際上與農村的劁豬騸馬沒什麽兩樣。那些開牙行的人，就是一群毫無人性的“屠夫”，他們把成百上千的孩子當做豬馬一樣來任意閹割，也正是這些被殘害的孩子的血和淚，凝聚成他們源源不絕的財富。可以說，進了牙行，就如同進了“鬼門關”，好端端的一個孩子，變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的樣子，除了少數人將來能夠有升官發財的機會外，絕大多數人都將在痛苦和屈辱中渡過自己的一生。

牙行由於有一套專供淨身用的設備，再加上專業的“淨身師”積有豐富的手術及護理的經驗，因此成功率是相當高的。但同時他們要收取一大筆費用，加起來大約需要近百兩銀子。這樣一大筆錢，窮人家一般是拿不出的，於是還得立下“借據”，等孩子進宮做了太監，牙行再從他們當太監應領的“月份”銀裏扣回，這筆債弄不好十年都還不清。正是由於手術費高得嚇人，許多窮人家付不起手術費，就鋌而走險，由家長自己動手給孩子閹割。但是，在清初私自閹割則是違法的。按順治三年（１６４６）所定律例，凡私自閹割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均予處斬，後來又補充規定連該管官員也一並治罪。一直到了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直隸安肅縣民人王二格由於家貧，把自己十一歲的兒子王成私自淨身，事發後父子均被捕收監，後經乾隆皇帝弘曆親自審訊，了解到確因家貧實情，於是下令釋放王二格父子，把王成安排到熱河行宮當差，並傳旨取消了嚴禁私自閹割這一條刑律。

盡管私自閹割不再違法了，但這仍然是十分危險的事。請想一想，那年頭，沒有麻藥，沒有消毒藥、止血藥之類的藥品，硬把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按在炕頭上，把他要命的器官從身上生割下去，那該多麽危險、多麽疼痛啊！晚清太監馬德清老先生回憶這難忘的酷刑時，痛苦地流下了眼淚，他說：“我九歲的那一年，有一天，我父親哄著我，把我按在鋪上，親自下手給我淨身，那可真把我疼壞了，也嚇壞了，疼得我不知昏過多少次。……我不懂父親為什麽這樣整治我，我也沒有淘氣，惹犯老人家啊！這件事，自己總不願想，想起來，心就像挨針紮一樣疼啊！”狠心的父親，就這樣親手摧殘了自己的孩子，不久，由於良心的自責，他也失蹤了，從此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像這樣的人間悲劇，在這種人吃人的社會製度下，又何止一樁兩樁？

“淨身”的經曆，對每個太監來說，都是一個慘痛而且揮之不去的噩夢，然而，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僅僅是噩夢的開始。

 

第03節 蟲蟻一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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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監們入宮後，生活水平確實有了明顯的改善和提高。

他們在入宮時，每個人都得到了一筆可觀的安家費。入宮後，每月還可以按品級得到相應的“月薪”，按季領取一份“口糧”。根據《欽定宮中現行則例》規定：四品宮殿監督領侍、正侍，即敬事房大總管和總管太監，他們每月能得到銀八兩，米八斛（清製，一斛為五鬥）。而剛剛入宮的小太監，每月也能得銀二兩，米一斛半。如果單從月薪這一點來比較的話，可以說清宮太監的生活水平已經不算很低了。拿一個月薪銀三兩的普通一等太監來比較，他折合年薪為三十六兩，要比當時朝廷的九品文官的俸祿每年三十三兩還要多一些。至於皇帝身邊內殿、奏事處的太監，他們的年薪已達四十八兩，竟然超過了七品知縣。

除了按月領取月薪銀米外，太監們每年還能得到名目繁多、數量不等的賞賜銀兩及各種物品，如果把太監一年中所得到賞賜粗略統計的話，有時甚至能遠遠超過他們的月薪和年薪。比如，遇到皇帝登基、親政、大婚、萬壽以及皇太後、皇後千秋壽辰、皇子公主誕生等喜慶日子，宮中都要大大慶賀一番，宮內上下包括媽媽女子及太監等，都能得到一份賞賜。但賞賜的多少，要由當時國家的經濟形勢的好壞以及皇帝和各宮主子的情緒好壞來決定。如果太監把自己的主子侍候得非常滿意，那他隨時都有可能得好處，包括升官（太監中的官）和發財。不過，宮中太監的升補有嚴格規定，普通太監要想升補首領太監一般得有在宮裏服役三十年的資曆，破格提拔的機會並不是人人可求的，除非像安得海、李連英那樣有在慈禧太後身邊又深受寵信的特別機會。因此，在宮裏遇到的好處絕大多數是皇帝及後妃各宮主子的賞賜。賞賜的東西也不盡相同，小到幾塊點心、一個荷包，大到價值千八百兩銀子的皮袍或漂亮的住宅等等，全在皇帝或主子們的一點頭、一擺手之間了。

從一無所有的鄉下窮孩子，到現在的衣食錦貴，這生活簡直是天上地下之分了。但是，在清朝皇室看來，太監不過是一群奴才，之所以給他們較高的生活待遇，是為了換取他們對皇室絕對忠誠、絕對聽話的服務，因此對太監的管理必須嚴格，不容出現半點差錯。在這個問題上，清朝的幾個皇帝都有過明確的指示。康熙皇帝玄燁說，太監算什麽，太監不過是“最為下賤，蟲蟻一般之人”，把太監當成了蟲子螞蟻；乾隆皇帝也說，太監是“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就是說太監這樣卑賤的人，能夠讓他們進入宮中服務，還授給官職品級，已經是恩惠得很過分了。這些話，作為聖訓，已經把太監是卑賤的奴才這個定位，列入了皇室的祖宗家法之中，子孫後代都要嚴格地遵循執行，這正是有清一朝太監管理最嚴格、宮廷秩序最穩定的重要原因吧。

第04節 數不盡的清規戒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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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明朝太監幹預朝政的曆史教訓，清朝皇室從一開始就不能容忍太監有一絲一毫地幹預朝政的行為。開國之初，順治皇帝福臨在順治十年（１６５３）就頒布了一道上諭，對太監做出了六條嚴厲的規定：

一、非經差遣，不許擅出皇城；

二、職司之外，不許幹涉一事；

三、不許招引外人；

四、不許交接外官；

五、不許使弟侄親戚暗相交接；

六、不許假弟侄名色置買田產，因而把持官府，擾害民人。

兩年後，順治皇帝福臨又命工部鑄成一塊高一百三十四厘米、寬七十厘米、厚六點五厘米的鐵牌矗立在宮內交泰殿門前，上麵鐫刻著他的另一道嚴禁太監幹政的上諭，其全文如下：

“皇帝敕曰：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幹預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辜；出鎮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為不軌，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誦德。以至國事日非，覆敗相尋，足為鑒戒。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製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幹政，竊權納賄，囑托內外衙門，交接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淩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

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這道敕諭後來也成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有觸犯，多會被處以極刑。康熙元年被斬首的太監吳良輔，就是第一個被祭刀的太監。吳良輔是順治皇帝身邊的親信太監，他的其他事跡檔案及文獻資料中均鮮有記載，但是順治十五年（１６５８）時發生了一件震動朝野的外官賄結太監案，當事人涉及許多重要的官員包括一位被革職的大學士陳之璘，另一個主要當事人就是太監吳良輔。如果按順治皇帝欽定的法律以及審實的案情，上述人員均應處以極刑。可是，順治皇帝卻以“若俱按跡窮究，犯罪株連甚多”為理由，免除了犯罪官員的死罪，隻把他們分別革職罷官、抄家流放了事；而對此案的罪魁禍首之一的太監吳良輔，更是百般庇護，留在宮中。直到順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正月，順治皇帝在臨死前五天，並且自知已患絕症的情況下，依然抱病送吳良輔到憫忠寺落發出家，希冀能保全吳良輔的性命。但是，在他死後的第三天，朝廷就正式公布了據說已被纂改的遺詔。隨後，就把那個已經成為皇帝“替身”的佛門弟子吳良輔綁赴刑場斬首示眾，理由就是“變易祖宗製度，把持朝政”。

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清宮內又發生奏事處太監高雲從泄露職官任免檔案的案件，為此乾隆皇帝異常震怒，凡牽涉此案的大學士於敏中、軍機大臣舒赫德、尚書蔡新、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嚴厲申斥，左都禦史觀保、侍郎蔣賜棨、吳壇受到了革職處分。隨後又查出高雲從交接外官、囑托外官安排其親戚案，當即將案犯粵海關監督李文照、參將王普等革職並解京嚴審，同時，兩案並發，其主犯奏事處太監高雲從立即被處斬。

可以說，由於清朝統治者嚴格遵循了嚴禁太監幹政的製度，因此在其二百多年執政曆史中，基本上沒有出現太監幹預朝政的現象。但是，史學界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傳統看法，認為在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時期，她大權獨攬，實行獨裁統治，並且重用包括太監在內的親信，諸如十分有名的太監安得海、李連英等人，打擊異己，這就使宮廷製度發生相應的變化，太監不許幹政的祖宗家法也由此而廢弛。這種傳統說法並不十分準確。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雖然政治製度廢弛，太監也確有結黨營私之輩，公然敲詐勒索、貪汙納賄的現象比比皆是，慈禧太後對此也是一眼睜、一眼閉，聽之任之。但是說到李連英、安得海之輩幹預朝政，則多為傳聞之言，並無實據。關於李連英的情況，在《總管太監李連英的寵辱一生》中將做詳細的介紹，而關於太監安得海，則是在同治八年（１８６９）的時候，由於“捏稱欽差織辦龍衣”的罪名，並違反了“非經差遣，不許擅出皇城”的祖宗家法，在山東泰安地方被山東巡撫丁寶楨拿獲並奉旨就地正法的。由於安得海也是中國近代曆史上比較有名的慈禧太後身邊的寵監，因此這個案子在民間也留下了許多繪聲繪色的傳說。不過安得海被殺時才二十六歲，是宮中的六品藍翎太監，並不是傳說中的權威赫赫的敬事房大總管。從清宮檔案中可以看到，在一段時間裏，安得海確實以他的年輕伶俐，深得慈禧太後的寵愛，但由此就得出他能夠幹預朝政的結論，就顯得過於牽強了。

倒是光緒朝發生的兩樁案例，是比較典型涉及朝政的案例。光緒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儲秀宮慈禧太後身邊年僅二十歲的小太監寇連材因甲午戰敗，國勢日危而上書慈禧太後，死諫國事，隨即就被以“犯法幹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斬首示眾。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文中曾為寇連材立傳，稱讚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歸到維新誌士的行列之中。其實，寇連材光緒十九年（１８９３）入宮做太監，分配到奏事處做小太監，二十一年九月調到儲秀宮慈禧太後身邊當差，四個月後上書被殺，無論從時間還是從職掌上都不可能與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以及帝黨、維新派之間的鬥爭有什麽瓜葛，從寇連材上書的內容上也能看出，這純屬個人的行為。但是，寇連材確實是清宮太監中憂國愛民的第一人，他冒死上書的行為也給暗淡無光的晚清曆史添抹了一筆亮色。

 

光緒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皇帝及珍妃分別被幽禁，他們身邊的太監也都因為這場政治鬥爭受到株連，據清宮檔案載，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敬事房就奉到慈禧太後的懿旨：

內殿太監楊瑞珍、楊昌恩，內殿司房太監張得明及珍妃下太監戴恩如，此四名幹預國政，攪亂大內，往來串通是非，情節較重，實屬膽大妄為，著交內務府大臣即日板責處死。

這就是奴才的命運，在複雜激烈、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做主子的失敗了，那麽做奴才的當然不能幸免，而且許多時候是首當其衝的給主子當替死鬼。

當然，因幹預朝政而遭到懲罰的畢竟是少數，太監們一般都深知這裏的厲害，不會輕易地去觸犯這一條。對於大多數太監來說，防不勝防的是宮內多如牛毛的清規戒律，稍不留神，就有危險。

乾隆皇帝弘曆，曾是曆史上有遠見、有作為的封建君主，同時也是一個對太監“立法峻厲”的典範。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夏季，弘曆在換穿夏衣時，由於太監未曾認真檢查，被藏在袖口處的一根縫衣針劃傷了手臂，於是龍顏大怒，立將太監張玉、蔡勳枷號一個月、鞭一百，刑滿之後罰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的一個夜晚，弘曆在睡夢中醒來詢問時刻，發現在寢宮內值夜坐更的小太監常寧、霍集撒徠由於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將他們拖出去重責四十板。類似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到了晚清時期，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儼然是一個喜怒無常的女君主。高興的時候，可以賞給太監成百上千兩的銀子，但是心煩的時候，太監們就成了她出氣的對象。據太監們回憶，慈禧太後是一個心毒手辣的人。她責打太監幾乎是家常便飯，有時一天內被她責罰的太監不下百人，而且一個太監犯錯，全宮的太監都要連坐。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江寧織造（內務府派駐南京負責為皇宮織辦綢緞的機構）派駐北京的辦事人員密報本主說：

“近聞皇太後駐蹕南海，……聞節前忽奉懿旨將首領趙老爺、王掌案等五人全行摘去頂戴，帶罪當差，並罰錢糧數目。且以劉總管等當差滑懶革去總管名目。昨日又將新派之海內總管高老爺連捷革去總管，送交慎刑司審訊，並因此事召見總管內務府大臣。傳聞係細事致招佛爺生氣，是以如此震怒。刻下海內外太監俱懷畏懼，逃走甚多，實為近來未有之事。”

清朝初期，宮廷典製並不完備，許多事情是按世代沿襲下來的祖宗家法和慣例辦理的。直到乾隆時期，政局穩定，經濟持續發展，宮廷內也已經積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經驗，在這個前提下，乾隆皇帝下令編纂了“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在《則例》和《宮史》中，除了詳細規定了太監的等級、職掌和待遇外，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

這個太監管理和處罰條例首先就明確了管理權限，其中凡太監在宮外犯法的，應由司法機關依國家法律審理治罪；凡太監在宮內犯法違紀、情節較重的交由總管內務府審理治罪，情節較輕的由敬事房自行審理處分。再者，屬內務府管理權限下共規定了二十六條太監的行為規範，經過曆朝增補最後達到了五十多條，太監但有違犯上述規定者，要分別受到“刑”與“罰”的處分。總管、首領等管理人員要被罰三個月到一年的月薪的處分，嚴重者還要受到革職降級的處分；一般的普通太監，違犯上述規定者，則要被重責二十到六十大板，重者還要受到枷號、罰做苦役、流放以至處以死刑的處分。

根據這個條例規定：太監口角鬥毆、酗酒鬧事、聚眾賭博要被重責六十板；太監不慎火燭、大聲喧嘩、貪睡誤班、失誤損物則要被重責四十板；請假逾期、當班遲到則要被重責二十板。打板子，或者叫“杖責”，是清宮中對普通太監最常用的刑法。責打太監的刑杖、刑板，都是用竹子做的，其中刑杖是長五尺、圓五分的實心青竹，刑板是長五尺、寬五分的青毛竹板。行刑的規矩是：先將受刑太監按伏在地，臀部突起，然後一人按頭，二人按手，二人按腿，一人行刑，一人報數，行刑的同時要報出數字來，受刑的太監，還要一麵挨打一麵求饒，否則還得加倍重打，刑畢，還要由刑監二人架起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太監到主子那裏去叩頭謝恩，行刑才算完結。

罰做苦役，也是刑的一種補充。如果太監犯罪或過失較重，還要被罰做苦役，主要是發配到甕山的馬棚去鍘草。甕山也就是今天的頤和園萬壽山，過去曾經是關押宮中太監的一個重要場所，從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開始，犯罪太監多被發往這裏鍘草，期限少則一年，多則五年，甚至更長。由於這裏的生活條件及待遇與皇宮內有天壤之別，對太監來說又是一種難以忍受的苦刑。從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總管內務府的一份報告中可以看到：當時甕山關押著十四名罰做鍘草苦役的太監，其中帶有鎖鏈刑具的太監就有七人之多。到了清朝中後期，更多的太監是關在景山或南苑的吳甸做鍘草苦役。

 

第06節 漫漫長夜無盡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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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宮之中，太監的上層人物，如總管、首領太監，還是比較幸運的，他們不僅生活待遇較高，行動比較自由，而且在犯有錯誤過失之時，所受的處分相對來說也是比較輕的。至於那些普通太監就完全不同了，皇帝及其他主子從來就未曾拿他們當人看待，他們隻有循規蹈矩，老老實實地侍候主子，在嚴厲的宮規家法麵前，不能有半點的逾越和反抗。在這種長期的精神壓抑和桎梏下，他們的思想漸漸變得麻木、空虛，甚至出現了種種的變態行為。這種悲慘的命運，並不為世人所知曉和理解，隻有他們自己默默地吞咽這永無天日的痛苦。

一般來說，總管太監、首領太監及一部分禦前有品級的小太監，可以算得上是清宮太監中的“貴族”階層了。他們在皇帝等主子麵前是奴才，而在其他一般太監麵前則是“老爺”。他們有權有勢，可以根據宮中的製度和條例管理和役使一般太監，同時他們的生活待遇也相當優厚，隨時都可能得到皇帝等主子的恩寵賞賜，而且還經常能夠得到生財進寶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這些上層太監常常在皇帝的特許下，程度不同地獲得了部分的人身自由。根據清宮檔案記載，許多敬事房的總管太監在宮外都有自己的住宅，其中有些是皇上賞賜的，也有一些是自己攢錢購置的。盡管他們大部分時間要在宮中值宿，但是仍有一定的時間，可以回到自己的私宅並和家人團聚。這種情況到了晚期更為普遍，像儲秀宮的總管太監李連英在北京內外城的宅院就有四所之多。

他們之所以能得到皇帝主子的格外恩寵眷顧，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他們在長期為皇帝及其他主子服務的過程中，對其性格、脾氣、愛好、習慣等等都已經揣摸得清清楚楚，主子交辦的事情，無需多費口舌，都能辦得妥妥貼貼。他們聰明而不失於穩重，機智中又夾雜著幾分狡詐，是一些善解人意的奴才。因此他們已經成為皇帝及其他主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二，根據祖製，為防止太監幹政，清朝皇室並不要求他們有多高的文化程度。因此，宮中的太監許多都是文盲，其餘的也僅僅是粗通文墨而已。但是，皇宮中藏有大量金銀珠寶、服裝衣飾、陳設家具、珍奇古玩、書籍字畫等等，都屬於皇帝一人所有，這就需要有一批安全可靠並且具有一定專門技藝和知識的太監來管理這筆巨額財富。實際上，皇帝的物質享受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種需求都要通過他們來體現和執行，這就使這批有技藝和知識的太監獲得比較特殊的地位。

第三，他們在服役過程中，凡出現錯誤過失，也同樣要遭到嚴厲處罰，但他們每每都能習慣地接受下來。從他們多年積累的經驗得知，處罰隻是蒙受一時的屈辱和痛苦，而忍耐卻能給他們帶來一生一世的好處。他們所遵奉的信條就是“忍耐”。在清宮曆史上，由於忍受不了非人的痛苦折磨，每年都有許多太監逃跑，或因生活空虛而賭博、吸毒、偷盜、鬥毆的現象層出不窮，甚至由於對生活徹底絕望而走上自殘自盡之路。這些采取各種方式消極反抗的眾生相之中，極少有上層太監跡身其間，據統計，這種現象連百分之一都不到。相反，他們始終能保持著心理上的穩定和平衡，在行為上循規蹈矩，絕對忠實於他們的主子，並且自覺地和不遺餘力地幫助皇帝及其他主子們維持宮中的正常秩序，充當封建製度的忠實衛道者。因此，清宮內一般中下層太監對他們這些人，除了敬畏之外，就隻有反感厭惡，甚至於痛恨了。以至於嘉慶年間天理教徒起義，在起義軍攻入紫禁城後，帶路的太監首先要殺死的人竟是敬事房大總管常永貴，由此看來，這也是毫不奇怪的。

盡管上層太監與一般普通太監之間有這樣那樣的區別，卻無法回避一個事實，他們同樣都是被閹割而喪失了做人的權利與尊嚴的男性奴仆。因此，上層太監縱然權勢再大、待遇再優厚，他們也同樣飽嚐著人類難以忍受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一位晚清時期的宮女曾經回憶說：

可憐的老太監，已經過了五月節了，上身已經穿得很單薄了，可下身還是鼓鼓囊囊的。據說他們因為生理上缺陷，多有淋尿的病，腰裏不論冬夏，都要圍著大毛巾，越到年老越厲害。……最明顯的是膝蓋上的護膝，常年縫在褲筒裏，到了夏天顯露得最清楚了。他們隨時隨地都有跪在地下的可能，不論在什麽地方，假山石上，沙岸旁邊，該跪一定要跪，絲毫不能猶豫，所以褲筒裏常年縫著護膝。闊太監秋冬的褲筒子要用最好的皮子，李連英就用金絲猴皮作褲裏子，又柔軟又輕鬆又治關節炎。

從上述回憶中可以看到這些上層太監的另一麵，沒有了往日飛揚跋扈的氣勢，而恢複了讓人感到悲慘淒涼的一個普通太監的本來麵目。

前麵所說的上層太監，充其量不過占全部清宮太監的１０％左右。就拿晚清宮中最典型的慈禧太後身邊的太監來說，據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的統計表明，她身邊總共有四百七十六名太監，其中有官職品級的總管、首領及小太監六十七名，也不過占１４％而已。那麽，占清宮太監百分之八十幾的一般太監呢？他們則始終處於被壓迫、被奴役的悲慘地位，從被閹割入宮的那天起，他們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在此後幾十年的漫長歲月裏，他們將要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在嚴厲的宮規下毫無選擇地從事著簡單、枯燥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皇帝及其他主子的嗬斥和打罵，重者就要受到刑罰懲處。

 

這些太監絕大多數是窮人家的孩子，是出於生活所迫並且希冀通過這個途徑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狀況而進入宮廷的。他們文化素質極差，進宮後在師傅那裏所學到的僅僅是宮中的禮儀、規矩和如何侍候好主子，除此之外，他們就沒有什麽可學的、可想的了。實際上，由於自身條件的限製，他們不僅不敢想，就是讓他們去想也是無從想起。幾位晚清時的清宮太監趙榮升、張修德、魏子卿都曾生動形象地介紹了自己當時的心理狀態，他們回憶說：

舊社會，行行有行行的苦處，最要緊的是忍耐。我們在做徒弟的時候，什麽都是逆來順受，為了自己的前程，什麽委屈隻有壓在心裏。說一句不好聽的話，就是別把自己當人看。可是千千萬萬幹這一行的人，真的“出息”的有幾個呢？真的“出息”了的人，回想自己當年的委屈，就要撈本，好好地享受一番，把當年自己受的，轉給下一輩子。

由此可見，清宮太監的心理是有一個發展演變過程的，歸納起來，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太監初入宮階段。作為貧窮人家的孩子，之所以賣身入宮，或是養家或是糊口，總是要有所圖的。皇家宮廷，對於他們來說是十分神秘而又充滿苦澀希望的地方。進宮伊始，富麗豪華的皇室生活的表麵現象使這些窮孩子惶恐、驚歎、新奇，再加上內心原有的企盼，就構成了最初階段比較穩定的心理狀態，因此，他們情緒穩定，馴服聽話，努力學習和掌握宮中的一切禮儀和規章製度。但是，這個階段的時間非常短暫。

第二階段，是清宮太監心理最不穩定的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太監逐步了解了皇家宮廷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也漸漸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對著無情的生活現實，最初穩定的心理狀態迅即被打破了，並且分化為不同的心理狀態。其中一部分人，由於比較聰明和靈巧，很快得到了皇帝及其他主子的賞識和提拔，這使他們對未來重新燃起了希望。但這僅僅是一小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在最初的希望完全破滅以後，並不甘心就這樣了此一生。於是，他們以各種方式同命運進行抗爭。其中逃亡是清宮太監最普遍的一種主動積極的抗爭方式。但是，自清初以來在全國已經建立起十分完備的保甲戶籍製度，對這些有著明顯特征的太監來說，猶如天羅地網一般，沒有內務府頒發的路引和執照，他們寸步難行，因此，許多逃出宮的太監東躲西藏，最終還是因為走投無路而自行投回領罪。可是在這種高壓政策下，太監們依然不斷地逃亡，一次被抓回，第二次照樣還跑，有的太監逃跑竟達七次之多。再有就是造反，嘉慶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九月十五日，林清、李文成領導的天理教起義，曾一度攻進了清王朝統治者的大本營——紫禁城，在這次起義鬥爭中，數十名太監參與了天理教組織，其中劉得財、劉金等五名太監做為內應，直接參與了攻打紫禁城的戰鬥。盡管在清宮檔案中看到後來這些太監在被捕後表現都十分低劣，但這次事件在整個清代宮廷史中寥若晨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更多的太監是有意無意地采取了被動消極的抗爭方式，如許多人參予賭博、鬥毆、偷盜、吸毒甚至自殘、自盡等違反宮規破壞宮內秩序的活動，雖然也表明了這些太監自身素質的低下，但同時更應該看到這是一般太監心理失衡的一種表現形式。這一部分敢於與命運抗爭的太監人數不少，可是，在強大的皇權和根深蒂固的封建製度麵前，太監無疑是太渺小了，命運已經注定他們永遠是輸家而無法取勝。實際上，多數太監在這種情況下，依然保持著消極的忍耐態度，正如前麵幾位晚清太監回憶中所說的那樣逆來順受，因為他們總是抱著一線希望，等待著命運中的奇跡出現。

第三階段，是清宮太監的心理狀態重新趨於穩定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那些敢於抗爭的太監經過多次失敗後已感到筋疲力盡和麻木，而那些本來就安心忍耐的太監這時就更加習慣於命運的安排了，更何況他們已經“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完全把心理上的不平衡轉嫁發泄到那些做徒弟的新太監身上了。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發，綿延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最終退出了曆史舞台。根據民國的《優待皇室條例》，清朝的最後一個退位皇帝溥儀在紫禁城繼續盤桓了十三年。１９２４年，北洋直係將領馮玉祥發動了北京政變，並把溥儀驅逐出宮，直到此時，伴隨著封建的宮廷製度而產生的畸型怪胎——太監製度也最後壽終正寢了。

幾千年來，帝王將相、文人騷客、才子佳人，無一不在曆史的長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跡與位置。但是作為太監這樣一個身體被摧殘、人格被侮辱、地位卑賤的奴仆群體，卻無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統文化根本不屑於表現他們，給予他們更多的是輕蔑、嘲弄和厭棄。這就是太監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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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節 屈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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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

自從順治皇帝在北京坐了龍庭，大清王朝已經走過了整整二百零五個年頭。這時候的帝國，早已經沒有了康乾盛世時龍騰虎躍的雄姿風彩，倒像是年邁龍鍾的老人，雖說龍脈還在延續，氣數未盡，但大廈傾倒的那一天，已經為期不遠了。

這一年的冬天來得格外早。當第一場風雪漂漂灑灑掩白了華北平原的時候，在子牙河畔一個普通的小村莊裏，又一個年輕的小生命來到了這個充滿艱辛的社會之中。

當他睜開朦朧的雙眼，第一眼看到的是昏暗的燈光下，父母雙親慈愛的目光，歡愉之中略帶著一絲愁苦。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還根本不知道，將是一種什麽樣的命運伴隨他的一生，他現在隻知道大聲地啼哭，仿佛要掙脫什麽桎梏，但在陰霾的夜空下，一切終歸於沉寂。

李連英生於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他的父親是直隸（今河北省）河間府大城縣李家村的一個貧苦農民，有五個兒子，李連英則是其中的老二。在李連英幼年時，由於生活所迫，舉家遷往京師，開了一家熟皮作坊維持生計。後來李連英出名後，民間為嘲笑譏諷李連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皮硝李”，並且繪聲繪色地演繹了一段有關“皮硝李”入宮的故事，這個故事見於《清朝野史大觀》一書中的《清宮遺聞》：

皮硝李者，孝欽後之梳頭房太監也。名蓮英，直隸河間府人。本一亡賴子。幼失怙恃，落拓不羈。曾以私販硝磺入縣獄。後脫羈絆，改業補皮鞋，此皮硝李三字徽號所由來也。河間本太監出產地，太監沈蘭玉向與有故，先為內監，見而憐之。蓮英遂懇其引進。適孝欽後聞京市盛行一新式髻，飭梳頭房太監仿之，屢易人，不稱旨。蘭玉偶在闥闥房（他坦）言及，闥闥房者，內監之公共休憩所，蓮英嚐至此訪蘭玉者也。既聆孝欽後梳新髻事，遂出外周覽於妓寮中，刻意揣摹。數日，技成，挽蘭玉為之介紹。蘭玉竟薦之，而蓮英遂從此得幸矣。

這個民間流傳的故事十分荒誕無稽。且不說按清宮典製，在後妃宮中根本就沒有梳頭太監這個差使，更不用說清宮的後妃實際上是關在鳥籠中的金絲雀，就是給了她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擅學宮外發型發式和任意收容太監的。這裏要說的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應該是一個成年人，而實際生活中的李連英，這時還是一個鮮花少年。

據李連英死後的墓誌碑文中記載：

公姓李氏，諱連英，字靈傑。平舒世家也。

近百年來，史家著述及民間傳說中都將李連英的名字誤寫成“蓮英”，卻不知這個舛誤源於何時何處。碑文繼續說：

“年九歲入內廷充役使，循守規矩，有若成人。”

李連英生於道光二十八年，九歲入宮，按時間推算，應該是鹹豐七年（１８５７）。而據清宮內務府檔案也可以印證此說，檔案中是這樣記載的：李連英鹹豐七年十月十一日由鄭親王端華門上送進，年十三歲。進宮的時間相同，而年齡卻比碑文中大了四歲。兩種記述，似都很可靠，孰是孰非，已無從查考，隻能姑且存疑。但是，在清代，貧苦人家的孩子投充做太監，為了保證能順利入選，虛報年歲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李連英長得又少年老成，所以還是九歲更為貼切一些。

無論是九歲，還是十三歲，都還是一個純真活潑的孩子的歡樂時光。但他已經沒有了幸福的童年，當他被送上手術台，接受“淨身”手術的那一瞬間，他所麵對的是“淨身師”——一個冷若冰霜的陌生男子，他所承受的是撕心裂肺的痛苦，他已經永遠告別了母親溫暖的懷抱和童年的歡樂，和千百個太監一樣，走上了痛苦屈辱一生的不歸路。

 

第02節 青雲直上成寵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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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傳說多為杜撰，但是專家學者也沒有絲毫的同情與可憐，他們也異口同聲地說李連英的發跡源自於“善梳新髻”，其中撰著《清代通史》的肖一山老先生在述及“光緒前期之政治”時談到，李連英“以善梳新髻得幸，東宮既殂，晉為總管。”而１９８７年再版的《國朝宮史》出版說明中也提出，太監李連英“以善梳新髻受到慈禧寵幸，由梳頭房太監擢總管太監，居然賜二品頂戴。”這些顯然也是不準確的。那麽，李連英究竟如何發達起來，從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太監爬到在宮內權威赫赫的一代寵監的呢？還是讓我們從清宮秘檔中來追尋李連英發展的軌跡吧。

在清宮檔案中，有李連英從一名小太監到二品總管太監的詳細而準確的記錄，從這些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

李連英在鹹豐七年（１８５７）進宮後，起名李進喜，分配在奏事處當差。鹹豐十年（１８６０）四月，他被調至東路景仁宮當差。同年八月，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李連英隨鹹豐皇帝禦駕逃往熱河。第二年辛酉政變時，有一種說法是，李連英曾為慈禧太後與恭親王奕訢通風報信。當時，冒死為兩宮太後通風報信者計有四種說法，其中之一就是李連英。但是李連英當時年紀幼小，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未在兩宮皇太後前當差（當時慈安太後居東路鍾粹宮，慈禧太後居西路儲秀宮，李連英為東路景仁宮小太監），所以說他參與政變活動理由顯然不充分。在李連英死後的墓誌碑文中記述這一段曆史時，也僅僅提到“公以童年隨扈奔走跋涉，雖艱苦備嚐，未曾言念及之”，從未提及半點功勞。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四月二十日，李連英被調到長春宮慈禧太後禦前當差。這時，正值長春宮小太監安得海紅得發紫之際。安得海與李連英同年入宮，年齡比李連英大一歲，入宮後即分到懿貴妃（即後來的慈禧太後）的儲秀宮當差，由於他生就聰明伶俐，深得慈禧太後喜愛，並得了一個十分親昵的愛稱：“靈珊”。（慈禧太後酷愛給身邊小太監起名，如曾給身邊四個小太監起名：得平、得安、得如、得意，以取“平安如意”之意，李連英的“連英”也是慈禧起的。但自此之後，未見慈禧再給其他太監起名。）因此，盡管二人係屬同年，差距卻在逐漸拉開加大。如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七月，安得海被賞戴七品頂戴，而李連英才剛剛得到八品頂戴，兩個月後，安得海就又被賞戴六品頂戴藍翎。不過，安得海很快就因為少年得誌，狂妄恃寵，不能自重，終以違背祖製、擅離京師私逃之罪於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八月初七日被山東巡撫丁寶楨在濟南正法。但是，李連英也並不像民間傳說的那樣，迅速取代了安得海的位置，而是遭到了安得海一案的拖累，和全宮所有的有官職太監一起受到了罰俸處分。一個月後，當其他太監陸續被解除處分之際，他又因“滑懶不當差”被革去八品頂戴及錢糧，直到十二月才被解除處分，並恢複了八品頂戴及錢糧。可見這一時期，李連英並沒有得到慈禧太後的格外青睞和賞識。但是，李連英畢竟是一個十分聰明靈巧的人，正如墓誌碑文中所說“聰穎有大過人者”的那樣，他很快就通過安得海的遭遇，弄明白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擺正主子和奴才之間的關係。安得海是由於過分恃才邀寵而送掉了性命，這個慘痛的教訓，被李連英牢牢地記在了心裏。因此，他不僅學會了揣摸主子的心理性格、習慣愛好的方法，能夠千方百計地討主子喜歡，同時還能時時處處謹慎小心，“事上以敬，事下以寬，如是有年，未嚐稍懈。”看起來這正是李連英繼安得海之後成功的秘訣。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起，李連英開始進入了發跡的時期。就在這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他被賞戴六品頂戴花翎，食“月薪”銀八兩五錢。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以後，李連英似乎已進入了一個更加光輝燦爛的升遷時期，在這一年的三月十日，他被任命為儲秀宮掌案首領大太監，按清宮舊製，太監進宮服役滿三十年沒有大過失者，才能選補首領太監，可是李連英此時進宮服役僅十七年，就已成為眾多太監之中的佼佼者，足可見慈禧太後對其恩眷之深。同年九月十五日，李連英又被賞戴四品頂戴花翎，十一月十二日，又被加賞貂皮馬褂。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歲的李連英被任命為儲秀宮四品花翎總管，賞食月薪二十兩；七年十月十四日，李連英再度奉旨被賞加三品頂戴花翎，賞月薪二十八兩；十年十月初一日，賞食三十八兩月薪；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再奉旨加添銀十兩，共食月薪銀四十八兩；光緒二十年（１８７２）正月初一日，李連英奉旨被賞加二品頂戴花翎。至此，李連英的升遷之路似乎也因此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暫告一段落。自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起到光緒二十年止，在這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他從一個極普通的八品太監一躍升為二品花翎總管，月薪也從八兩五錢增到四十八兩，其升遷速度之快、待遇之高，是任何人無可比擬的。比如同是儲秀宮總管太監，在光緒十一年（１８８５），李連英月薪為三十八兩銀子，而劉得印隻有二十四兩；又比如，在光緒七年（１８８１）前後，身為儲秀宮三品花翎總管的李連英，就已經與敬事房三品花翎大總管李雙喜平起平座了。一份清宮檔案文件的記載表明，這一年的十二月，李連英與李雙喜就受到了大荷包三雙、小荷包六個、一兩重銀錁六個、五錢重銀錁六個完全相同的賞賜。類似這樣的情況在這一時期是數不勝數的。

 

在慈禧太後與李連英之間，幾十年所形成的主仆關係與感情是非同一般的。慈禧太後可以說是一個權力欲極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狠手辣的獨裁者，然而這並不是她性格的全部。在她性格的另一麵裏，她最害怕的是孤獨、寂寞，時時需要有人陪伴她消磨從政以外的無聊時光。晚清宮廷太監劉興橋、趙榮升、馮樂庭等人曾在《晚清宮庭生活見聞》一書中回憶說：

清代末年，女主裏寡婦多，當權的西太後雖然有好多事要做，但是日子過得看起來也是怪無聊的。她閑下來的時候，寫寫字，畫點畫，看看戲，……心神也像沒有著落似的。能解西太後心煩的是太監李連英，李連英最會服侍她，成了她離不開的人。他兩人的感情看起來非常密切。

就我們知道，每天三頓飯，早晚起居，她倆都互派太監或當麵問候：‘進得好？’‘吃得香’？有時候，西太後還親自來到李連英的寢室，招呼：‘連英啊！咱們遛彎去呀！’李連英便出來陪她去玩。她倆走在前邊，其餘的人遠遠地隨在後麵。西太後有時還把李連英召來她的寢宮，談些黃老長生之術，兩人常常談到深夜。

幾十年來，在慈禧太後身邊所有的奴仆中，除了早年被丁寶楨處死的安得海以外，惟屬李連英能善解人意了。這也是李連英盡管早已是二品頂戴花翎，但他始終是慈禧太後身邊的總管太監，而沒有離開慈禧太後去擔任敬事房大總管的緣故吧。

有清一朝宮規非常嚴厲，即使受到慈禧太後格外恩寵的李連英，在出現過失、犯了錯誤之時，同樣要受到處分及懲罰。光緒六年（１８８０）十一月，李連英因做錯了差務被摘去頂戴，並罰月銀六個月。一個月後，慈禧太後格外開恩，賞還了他的四品頂戴，但是月銀照舊扣罰。光緒九年（１８８３）七月，李連英自己本人傳旨，因犯有失查過錯而自罰月銀一年；光緒十一年（１８８５）十二月，又因失查本處首領誤班而被罰月銀六個月。許多人可能認為，慈禧太後那麽寵愛李連英，這個懲罰還不是比劃一下裝裝門麵而已。然而據清宮檔案所記，從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的正月起，敬事房按月收到了李連英交來的罰銀整六個月，共計二百零四兩。從這裏也可以看到慈禧太後為人的一個側麵，盡管她大權獨攬、朝綱獨斷，但是她更深悟治人之道，在執行製度上從不因人而異，即使是再親信的太監，該罰的照罰不誤，從不寬容須臾。同時，我們又能看到一個時時刻刻謹慎小心、處處低調做人，特別是在慈禧太後麵前低調做人的李連英。這更是幾十年來慈禧太後對他深信不疑、長寵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04節 生活在政治漩渦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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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年（１８９４），慈禧太後下旨賞給李連英二品頂戴花翎，一時間朝野皆為之側目，覺得把一個刑餘的閹人提升到與朝廷大員等同的位置上，是太過分了。實際上人們往往習慣於把太監與朝廷官員的品級混為一談，孰不知這就大錯而特錯了。

朝廷中宗室王公均為天潢一脈，有著高貴的血統及崇隆的政治地位；而各級文武大臣或正途出身（科舉考試）、或軍功、或世襲，無論其出身如何，他們都已置身於國家政治活動之中，是對國家政治有發言權並且行使管理權的統治集團成員之一。相反，對於太監來說，無論是總管還是首領，他們的政治地位根本無法與那些朝臣相比。實際上，太監的官職品級，並不屬於國家官員範疇，他們隻不過是皇室私家奴仆的首領，職權範圍也僅限於宮闈之中。在皇帝及王公大臣眼裏，太監不過是“最為下賤、蟲蟻一般之人”（康熙皇帝語），按乾隆皇帝的說法，太監“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因此他們隻能是最聽話、最馴服的奴才，在政治權力及地位上，是絕不允許太監逾越雷池半步的。這也包括晚期的慈禧太後，盡管她可以格外地眷顧李連英，給他二品頂戴，並賞賜他無法計量的財富，但她始終沒有，甚至連想也沒想過讓她的寵監李連英去幹預哪怕是一點點的朝政。至於野史傳聞及一些史學著作中說李連英在宮中數十年“幹預國政，廣植私黨，反對戊戌變法，構陷帝黨及維新派”等種種罪狀，應該說多是捕風捉影、道聽途說的並且是未加證實的消息，而把這些實際上並不確切的消息一古腦兒加在李連英的頭上，就很容易地使他像她的主子慈禧太後一樣，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了。

由於慈禧太後對李連英的寵信與日俱增，就必然引起朝野各派勢力的關注和議論。一般趨炎附勢的卑鄙官員，確實不乏有走李連英門路的人，他們千方百計地送禮請托，希冀李連英能在慈禧太後麵前美言幾句，以達到升官發財之目的。據故宮博物院著名清史專家朱家溍老先生撰文說，他曾親耳聽到清宮後裔恭親王之孫、著名畫家溥心佘說過，李連英之所以能聚斂發財，往往是內務府官員替他造聲勢。那些掮客式的內務府官員到處遊說等待外放的官員，動員他們走總管李連英的門路。李連英是一個非常狡黠的人，送上門來的錢財當然照收不誤，可是在慈禧太後麵前他是一句話也不會多說的，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在慈禧太後這個剛愎自用、喜怒無常的主子麵前，奴才的多嘴饒舌將會得到什麽後果，他才不會傻到幹這種蠢事呢。實際上這種外放官員，隻要錢花到了點子上，已經預備引見了，那麽無論走不走李連英的門路，都肯定會得到外缺的。但是通過那些掮客造成的聲勢，就都以為是李連英發揮多大作用了。作為李連英來說，他隻是一心一意地伺候太後老佛爺，如果有人參奏他交接外官，納賄幹政，太後絕然不會相信。這可是一舉兩得的好事，一是保證慈禧太後的恩寵不衰，二是財源滾滾而來，李連英當然是樂得其成了。正是李連英身邊的這批人，有意無意地為其搖旗呐喊，除了自身從中得到了許多好處外，更多的是給李連英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多抹了一點醜惡的顏色。

而另一批自翊為封建正統衛道的官吏則對李連英的青雲直上感到惶恐不安，他們深怕長此發展下去，會重蹈曆朝曆代太監幹政的覆轍，為此他們紛紛上書，希望慈禧太後能虛賢納諫，屏抑李連英勢力的膨漲和發展。還是在同治初年，慈禧太後因寵信小太監安得海而屢遭物議，言官頻上奏章，勸諫她親賢遠宦。慈禧太後出自於穩定政局、安撫人心的考慮，曾以謙和大度的姿態接受了言官的勸告。而這時情況已大不相同，過去對她有所製約的政治力量已經削弱或不複存在，同時她對控製朝政以及駕馭各派政治勢力有絕對的信心和充分的把握，完全沒必要再擺出政治家那一套雍容大度，來聽取言官們喋喋不休的說教了。因此，我行我素的慈禧太後毫不客氣地拒絕了這些所謂“義正辭嚴”的批評。

李連英第一次遭到朝臣猛烈抨擊是在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這一年的四月，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北洋海軍已編練成軍，奏請欽派大臣校閱。慈禧太後當即派總理海軍大臣醇親王奕譞親往巡閱北洋各海口。由於奕譞是光緒皇帝的生父，身份崇隆，因此加派太監、禦醫隨行，“以時調護”。奕譞是一個城府極深而且非常謹慎之人，在慈禧太後召見之時，他主動要求派太後身邊的寵監——儲秀宮總管李連英隨行，以表明心跡，減少太後對自己的猜忌。此舉正中慈禧太後下懷，立即得到她的允準。於是，奕譞四月十三日行抵天津，會同北洋大臣李鴻章乘兵輪出海，先後巡視了大沽、旅順口、威海衛、煙台等處，五月初一日回京複命並奏報巡閱情況。此行一切順利，惟因太監李連英隨行校閱水師，在朝廷掀起了一陣波瀾。

按照清朝的製度，由親王主持這樣規模的閱兵大典，同時另派太監隨行，在曆史上並無先例。據說：“李鴻章為之設行台，王與李連英居處一切無軒輕。惟閱兵時，王坐於前，連英立於後而已。於是丁汝昌、衛汝貴、衛汝成、葉誌超、趙桂林、龔照璵諸人，皆奉贄連英門下，稱受業。”

 

消息一傳開，輿論一片嘩然。兩個多月後，監察禦史朱一新於八月二十四日借山東、山西、河北等省發生水災，遂以遇災修省為由，上折諫曰：

我朝家法，嚴馭宦寺。世祖宮中立鐵牌，更億萬年，昭為法守。聖母垂簾，安得海假采辦出京，立置重典。皇上登極，張得喜等情罪尤重，謫配為奴。是以綱紀肅然，罔敢恣肆。今夏巡閱海軍。太監李連英隨至天津，道路嘩傳，士庶駭諤，意深宮或別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閱軍大典，而令刑餘之輩廁乎其間，其將何以詰戎兵崇體製？

在折中朱一新還反複強調閹官是“巧於奉迎而昧於大義”之輩。他們“售其小忠小信”，“陰竊作福作威之柄”，為此，希望不要重蹈唐朝太監監軍之覆轍。

奏折呈上後，慈禧太後極為不滿。第二天，她就頒了一道長達六百多字的懿旨。親自為李連英辯解，並斥責朱一新是“危詞聳聽”和“附會不經”，要求拿出確證和明白回奏說“深宮或別有不得已苦衷”是什麽意思。由於朱一新也隻是聽說，拿不出李連英幹預政事的實據，又無端觸及朝廷及皇室中最敏感、最微妙之處，在慈禧太後的淫威高壓下，他在回奏中無法說清楚，實際上也不敢說清楚此事的原委，隻好輕描淡寫的答複。折上後，慈禧太後益加憤怒，又發懿旨，大罵朱一新“書生迂拘”，“才識執謬”，並下令把他降為主事。

事後，許多人都認為慈禧太後是明顯地偏袒太監李連英，對朱一新的打擊壓抑是不公正的。那麽，李連英是否在隨行巡閱海軍過程中交接外官、幹預政事了呢，醇親王是一口否定，但眾人卻異口同聲咬定此事，惟有晚清詩人王小航力證李連英並無此事，他在《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記事》中說：

及王赴煙台閱海軍，懿旨賜杏黃轎。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請派李連英偕往。出宮後，每見文武各員，皆命李連英隨見。王意在避本生（父）擅權之嫌也。而連英怵於安得海之禍，布靴布衣，每日手執王之旱煙筒，大皮煙荷包，侍立裝煙。退則入王之夾室中，不見一人。時直魯兩省卑鄙官員，欲乘機逢迎大總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左右與李連英皆一介不取而歸，王大讚賞之。

按王小航的說法，李連英又完全是一個謹慎本分的賢良太監了。但是，這樣基本站在太監一邊的評價在一個完全被封建正統思想統治的社會中是太少見了。

兩年以後，李連英又受到了第二次激烈的抨擊。光緒十四年（１８８８），江蘇學政王先謙以太監李連英招搖奏請懲戒，他在折中說：

宦寺之患，自古為昭，本朝法製森嚴，從無太監攬權害事。皇太後垂簾聽政，一稟前謨，毫不寬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乃有總管太監李連英，秉性奸回，肆無忌憚，其平日穢聲劣跡，不敢形諸奏牘。惟思太監給使宮禁，得以日近天顏，或因奔走微長，偶邀宸顧，度以事理所有。獨該太監誇張恩遇，大肆招搖，致太監篦小李之名，傾動中外，驚駭物聽，此即其不安分之證明。易曰：履霜堅冰，漸也。皇太後、皇上於製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維。今宵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無以振綱紀而肅群情。

王先謙，湖南長沙人，字益吾，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等職，是近代有名的史學家。王先謙參劾太監李連英，雖然言詞激烈，卻沒有提出任何實證。而慈禧太後礙於朱一新案時曾說過：“如僅隻李連英一人之事，無論如何誣枉斷不因宮監而加罪言官”，同時迫於朝廷內外的壓力，撤簾歸政在即，因此顧不上與王先謙過多理論，這倒使他博得一個“直言”的好名聲。

光緒二十年（１８９４），甲午戰敗，全國輿論大嘩。懾於慈禧太後的淫威，無人敢直接批評她本人，於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就成了替罪羊和眾矢之的。陝西道禦史恩溥、福建道禦史安維峻、吏科給事中褚成博等人紛紛上折，參奏李鴻章及北洋將領貽誤軍機、喪權辱國，同時，他們也再次捎到了李連英。其中許多人都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太監李連英由於受賄而出麵包庇了北洋這批無能的將帥，於是人們似乎都相信了太監李連英此時已公然把持朝政這個“事實”。其實，誰都清楚，包庇北洋將帥的並不是做奴才的李連英，而是做主子的慈禧太後，隻不過誰也不敢直說罷了。到了這一年的十一月，終於有人向慈禧太後挑戰了，這個人就是禦史安維峻。安維峻在奏折中尖銳地指出：人們都說“和議出自皇太後，李連英實左右之”，我就不敢相信，因為太後已經歸政了，要還牽製政事，就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天下臣民了；李連英是什麽人？他哪敢幹預政事？如果這是真的，祖宗家法豈能容？安維峻這裏說的是十足的反話，說穿了就是直接要求慈禧太後不要再牽製皇帝並且嚴厲處置李鴻章。此折一上，慈禧太後異常震怒，馬上以皇帝名義發諭：

軍國要事，仰承懿訓遵行，天下共諒。安維峻封奏，托諸傳聞，竟有皇太後遇事牽製之語，妄言無忌，恐開離間之端，命革職發往軍台。

這場風波，在慈禧太後的幹預下，又平平安安地渡過了。

總之，作為慈禧太後的寵監和奴才，置身在錯綜複雜的政治漩渦中，李連英沒有權利選擇，也沒有任何資格申辯，隻能默默地忍受這一切。

 

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政見不和，是眾所周知的。那麽李連英在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之間采取什麽態度呢？有人說，他是慈禧太後的寵監，當然是完全站在太後一邊，反對變法，構陷帝黨了，甚至還有人說光緒皇帝就是由李連英下毒最後毒死的。但是也有人說，李連英生性圓滑，八麵玲瓏，兩麵討好，不但慈禧太後喜歡他，光緒皇帝因為從小就受到他的看護，也十分喜歡他，叫他“諳達”（滿語：老夥伴、也有師傅的意思），還誇他“忠心事主”。晚清詩人王小航在《雜詠》第十三首中寫道：

炎涼世態不堪論，蔑主惟知太後尊。
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鳴咽老黃門。

詩中講述的故事是：庚子亂後，兩宮西逃回鑾至保定行宮。慈禧太後寢殿極華美，而光緒皇帝寢殿極冷落，李連英侍候太後睡後前來探望，見光緒在燈前枯坐，一問，才知被褥均無。此時已值隆冬季節，根本無法入睡。見到此景，李連英抱著光緒的腿，哭著說：“奴才們罪該萬死！”並將自己用的被褥讓與光緒使用。光緒回到北京後，回憶西逃過程中所受的苦，曾說：“要沒有李諳達，我就活不到今天。”據說，戊戌變法後，李連英因出言謹慎，不敢附和，雖未招致太後懷疑其忠誠，但感情上多少有些生分。所以在他的墓誌碑文中寫道，李連英自回鑾後，“自思可告之無罪，已萌退誌。”這個說法，是意味深長的。

 

 

第07節 孤獨寂寞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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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後病死於西苑的儀鸞殿。在辦理慈禧太後的喪儀之後，離慈禧太後死日還不到一百天，李連英就於宣統元年（１９０９）的二月初二日離開了皇宮，這時他在皇宮內已生活了五十多年。在他的墓誌碑文中是這樣說的：“及太上孝欽顯皇後升遐，公之退誌決矣。”由此可見，李連英是主動提出離宮的。據清宮檔案記載，當時內宮主政的隆裕太後，為感謝他宮中服役多年，準其“原品休致”。就是可以帶原薪六十兩錢糧米退休，這個待遇在當時可以說在太監中是絕無僅有的。

圍繞李連英出宮及身後各事，社會上又有許多傳說。有人說他自光緒皇帝的弟弟醇親王載灃監國攝政以後，恐遭報複，而退居宮外，以保全自己的腦袋；也有人說，李連英死後，宮中太監紛紛搶奪其遺產，隆裕太後下令查辦，將其悉數充公，並用於宮中大興土木，購置西式家具，等等。類似這樣的傳聞，一時非常盛行，這些詆毀多出自於一種感性的發泄而已。更奇的是還有人說，李連英生前得罪了許多人，出宮後就深居簡出，怕人報複，但最終還是被人在後海附近暗殺，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還暗示了這樁凶殺案與民國初年任步軍統領的江朝宗有關。但仔細查閱江朝宗的檔案履曆，發現１９１１年３月李連英死的時候，江朝宗還遠在陝西漢中總兵任上，可見這些傳說純屬無稽之談。

李連英出宮兩年後，於宣統三年（１９１１）二月初四日悄無聲息病死在北京自己的寓所裏，時年六十四歲。而此時綿延了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國，也已經風雨飄搖，危在旦夕了。盡管如此，清宮裏隆裕太後對這個一輩子為其當牛做馬的忠順奴才的死，還是十分傷悼，於是下令賜銀千兩，賞埋京西恩濟莊太監塋地。

李連英死後的喪葬規格在清宮太監中也是最高的。他的墳墓，被允準建在恩濟莊太監塋地中一個獨立的院落裏，前麵有石柱橋及牌坊，牌坊橫眉上書“欽賜李大總管之墓”，院內東西側各有亭子一座。由於是太監，不敢僭製，其墓頂用三合土（即糯米漿合沙土、黃土、白灰而成）建築。他的墓碑是用漢白玉製成，高三點五米，寬一米許，其規格實為曆朝太監無法比擬了。惟有一條，因為生前名聲不好，那些名臣顯官、文人清士難覓一人為其撰寫墓誌碑文，無奈隻好由晚輩子侄代筆，來進行一番自我吹捧和美化。這也是傳奇太監李連英寵辱一生的最後缺憾了。

作為一個太監，他的皇室奴仆身份和千百個同行一樣，是無法更改的。他們一樣有著苦難、屈辱的童年，有著殘缺的身體和殘缺的生活，一樣享受不到家庭和親情的溫暖。所不同的是，由於得到了慈禧太後的賞識和寵信，李連英的後半生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正是在慈禧太後的庇蔭下，他得到了宮內前所未有的權力和地位，金錢財富也滾滾而來，然而也正是得益於慈禧太後的惠顧，李連英也和他的主子慈禧太後一樣，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臭名昭著的人物。

這就是太監李連英傳奇的寵辱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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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節 選秀——順治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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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的曙光將東方的天際點染出一帶緋紅，雖然已是早春二月，但料峭輕寒中仍裹挾著令人心悸的肅殺，紫禁城青灰色的宮牆在晨霧的籠罩下，顯得厚重威嚴而神秘莫測。森嚴壁壘對於皇家來說是習以為常，對於這群聚集在神武門外廣場上參加“選秀”的花季少女，卻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她們或忐忑、或恐懼、或希冀……她們中的某些人注定會被曆史永遠地記錄下來，中國的曆史也因此注定了它的沉淪或輝煌。

說起清宮“選秀”，首先是皇帝為自己挑選後妃，順便也為皇子、皇孫和血緣關係密切的宗室“賜婚”，這種方法完全不同於以前的曆代封建王朝。清宮為什麽采用選秀女這種方法充實後宮？清代選秀女的具體過程如何？同樣通過了選秀進入紫禁城的後宮粉黛又會有怎樣不同的命運呢？

順治皇帝是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清王朝躍馬揚鞭定鼎中原後的第一位皇帝，六歲登基，八年後的仲秋，也就是順治八年（１６５２）八月，剛剛年滿十四歲的少年天子，迎娶了他的第一位新娘——博爾濟吉特氏，她是蒙古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的女兒，也是順治皇帝的生母孝莊文皇後的侄女。據說，這位來自蒙古科爾沁草原的皇後，容貌俏麗，聰穎任性，生活也是極盡奢華。穿戴服飾，一定要用珠玉綺繡綴飾；用膳時，如果有一件餐具不是純金製成，“輒怫然不悅。”而且，少年皇後的嫉妒心很強，“每見貌少妍者，即憎惡，欲置之死”，讓順治皇帝極為不悅，兩人的關係日漸疏遠，就像天空中的參星與商星，一個升空，另一個必然降落，雖然近在咫尺，卻如天涯陌路。兩年後，順治皇帝決定了卻這段姻緣，宣諭：“今後乃睿王於朕幼衝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自冊立之始，即與朕意誌不協，宮閫參商。”順治皇帝將夫妻不和的原因歸咎於睿親王多爾袞包辦婚姻，沒有經過自己的挑選，認定現在這位皇後沒有統攝後宮的能力，“故當廢”。順治皇帝要廢掉皇後之言一出，立即在朝廷之中引起了軒然大波，滿朝文武紛紛上疏：“皇後正位三年，未聞失德，特以‘無能’二字定廢嫡之案，何以服皇後之心？何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請求皇帝收回成命。麵對文武大臣的反對，順治皇帝雖然主意已定，卻不便強行廢後，一度鬱悶成疾，短短幾天中，順治皇帝抑鬱寡歡，形容憔悴。孝莊皇太後看到兒子如此固執，隻好舍棄侄女的利益，允準廢後。順治皇帝得到母後的支持，於十年（１６５４）八月二十六日降旨：

自古立後，皆慎重遴選，始可母儀天下。今後乃睿王於朕幼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宮閫參商已曆三載，事上禦下，淑善難期，不足仰承宗廟之重。……降為靜妃，改居側室。

在這兩次諭旨中，順治皇帝屢屢強調當時的皇後沒有經過自己的挑選，表明了親自擇後的願望。兩個月後，這個願望第三次以諭旨的形式布告天下：“選立皇後，作範中宮，敬稽典禮，應於內滿洲官員之女，在外蒙古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選擇。”（《清世祖實錄》）這次以選皇後為由進行的選拔，部分改變了滿族統治者的婚姻方式。清入關前，滿族統治者主要通過與相鄰民族或部落通婚，特別是與蒙古通婚的方式，達到鞏固和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目的。順治皇帝這次將滿洲官員和外藩王公大臣家的女子納入選擇皇後的範圍，擴大了聯姻的範圍。

順治十一年（１６５４）五月，又一位來自蒙古科爾沁草原的博爾濟吉特氏被皇帝從眾多女子中挑選出來，她是廢後靜妃的侄女、孝莊皇太後的侄孫女、科爾沁蒙古鎮國公綽爾濟十四歲的女兒。六月，太和殿外再次鼓樂齊鳴，新皇後入主中宮，大婚禮儀十分隆重。這就是清朝“選秀女”製度實施以後的第一個婚禮。

“選秀女”就是順治皇帝通過一番努力，為他的子孫們選擇並親身實踐了的挑選後妃的辦法。因此，《大清會典》記載：“選秀女，順治年間定。”這個製度曆經康熙、乾隆、嘉慶等朝的多次修訂，逐漸成為定式，直到光緒末年。幼年登極的康熙、同治、光緒皇帝都直接通過選閱秀女組成他們的後宮，成年以後登極的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等五位皇帝，則多是即位後，將做皇子時的嫡福晉冊立為皇後，這些福晉是皇子的祖父、父親選秀女時為他們選定的。

但是，直到順治一朝終結，清代的宮闈製度都沒有出台。雖然順治十五年（１６５８）禮部擬定了一套宮闈女官和供事宮女的製度：乾清宮設夫人一，淑儀一，婉侍六，柔媛二十，芳媛三十。隻是這套仿照明朝後宮製度的章程隻在《清實錄》中有所記載，並沒有真正付諸實施。順治時，仍然隻有皇後、皇貴妃、妃的名號，其餘地位較低的嬪妃就稱作福晉、格格。福晉，就是滿語夫人的意思；格格，是滿語小姐的意思。康熙以後，後宮的位號才有了具體的規定，設立八個等級：皇後一名，皇貴妃一名，貴妃兩名，妃四名，嬪六名，等級比較低的稱貴人、常在、答應，名額不加限製。

 

第02節 清宮秀女的選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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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後宮，上至皇後，下到宮女，都是從旗人女子中挑選出來的。旗人，是清朝獨有的。因此，從旗人女子中挑選後宮粉黛的製度，也是清代獨有的。

清太祖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的過程中，創立了八旗製度，這套製度是在女真人原來的狩獵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的，是軍政合一的製度，兼有行政、軍事、生產等多方麵職能。以黃、白、紅、藍四色旗幟為標誌，組成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八旗。清入主中原後，旗人又有八旗和內務府包衣三旗的區別。八旗包括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這是清政權賴以統治的主要支柱；內務府包衣三旗則是清皇室的奴隸，二者的政治地位不同。所以，盡管清初將八旗和包衣三旗的女子都稱為秀女，但挑選的方法和她們在宮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八旗秀女，每三年挑選一次，由戶部主持，可備皇後妃嬪之選，或者賜婚近支（即三代以內、血緣關係比較密切的）宗室；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選一次，由內務府主持，其中雖然也有一些人最終被逐漸升為妃嬪，但承擔後宮雜役的，都是內務府包衣之女。到了清代後期，包衣三旗的應選女子就不再稱為秀女，而在挑選宮女時，就明確地說“引見包衣三旗使女”了。所以說，能夠成為清廷後妃的，主要是八旗秀女。

挑選秀女的目的，除了充實皇帝的後宮，就是為皇室子孫拴婚，或為親王、郡王和他們的兒子指婚，重要性自不待言。秀女們要走進紫禁城高高的宮牆，也就不那麽簡單了，必須經過一道道的考察。

首先，要嚴格審查旗屬與年齡，不在旗的想參加選秀，勢比登天；在旗的想逃避選秀，也是自討苦吃。順治朝規定：凡滿、蒙、漢軍八旗官員、另戶軍士、閑散壯丁家中年滿十四歲至十六歲的女子，都必須參加三年一度的備選秀女，十七歲以上的女子不再參加。乾隆五年（１７４０）進一步規定，如果旗人女子在規定的年限之內因種種原因沒有參加閱選，下屆仍要參加閱選。沒有經過閱選的旗人女子，即使到了二十多歲也不準私自聘嫁，如有違例，她所在旗的最高行政長官——該旗都統要進行查參，予以懲治。然而，就在這一規定發布的第二年，閩浙總督德沛上了一道奏折，請求乾隆皇帝允許他年過十七歲的兒子恒誌與兩廣總督馬爾泰的女兒完婚，但是，馬爾泰的這位千金還沒有參加過選秀女。此事令乾隆皇帝大為惱火，命令德沛立即趕赴京師，當麵訓飭，同時強調：“我朝定例，八旗秀女，必俟選看後方準聘嫁。凡在旗人，理宜敬謹遵行。近見尚有未經選看之秀女聘定許字者，大臣等有奏事之責者，雖係蒙朕恩俞允，究與體製未協。選看八旗秀女，原為王、阿哥等擇取福晉；若在未經挑選之前即行結親許字，非為廢弛舊製，並恐無奏事責任之人，或不敢陳奏之人，伊等已行許字之女，朕因不知，另指他人，亦大有關係；且八旗秀女，於十三四歲即行選看，並無耽擱之虞。”這裏，乾隆皇帝振振有詞地說了三條理由：第一，每三年一次的選秀女是為諸王和眾皇子挑選妻室，並非是為了給自己充實後宮；第二，一旦因選秀拆散了他人的姻緣，也是因為沒有遵守“我朝定製”，違法在先，並非皇家的責任；第三，即使為了選秀等上三年兩載，應選秀女也不過十六七歲，不會耽誤她的終身。最後，乾隆皇帝命令“戶部通行傳諭八旗，所有未經選看之秀女，斷不可私先結親，務須遵例於選看後再行結親聘嫁。”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再次補充規定：應閱視的秀女，在未受閱選之前私自與宗室王公結親者，其母家照隱瞞秀女例議處。至於參選秀女的年齡，根據清宮檔案，到清末光緒年間，最小的是十一歲，大的可達二十歲。

每到準備挑選秀女的時候，先由戶部奏報皇帝，奉旨允準後，立即行文八旗都統衙門，由八旗的各級基層長官逐層將適齡女子花名冊呈報上來，到八旗都統衙門匯總，最後由戶部上報皇帝，皇帝決定選閱日期。因為有病、殘疾、相貌醜陋而確實不能入選者，也必須經過逐層具保，申明理由，由都統谘行戶部，戶部奏明皇帝，獲得允準後才能免去應選的義務，聽其自行婚嫁。

各旗選送的秀女，要用騾車提前送到京城。由於眾多秀女的家庭背景不一，官宦人家尚有車輛，而兵丁之家隻能雇車乘坐。因此，乾隆時規定：“引看女子，無論大小官員、兵丁女子，每人賞銀一兩，以為雇車之需。……此項銀兩，……著動用戶部庫銀。”秀女們抵達京城後，在入宮應選的前一天，坐在騾車上，由本旗的參領、領催等安排次序，稱為“排車”，根據滿、蒙、漢排列先後的次序。最前麵是宮中後妃的親戚，其次是以前被選中留了牌子、這次複選的女子，最後是本次新選送的秀女，分別依年齡為序排列，魚貫銜尾而行，車樹雙燈，上有“某旗某佐領某某人之女”的標識。日落時分發車，入夜時進入地安門，到神武門外等待宮門開啟後下車，在宮中太監的引導下，按順序進入順貞門。秀女們乘坐的騾車則從神武門夾道東行而南，出東華門，由崇文門大街北行，經北街市，然後再經地安門來到神武門外，這時，已是第二天中午了。初選完畢的秀女們在神武門外依次登上她們來時所乘坐的騾車，各歸其家。這種井然有序的排車法，是嘉慶年間的一位名叫丹巴多爾濟的額駙發明的。

 

當應選的秀女們在神武門外走下騾車後，先由戶部司官維持秩序，再由太監引入宮中。禦花園、體元殿、靜怡軒等處，都曾是閱選秀女的場所。一般每天隻閱看兩個旗，根據各旗參選秀女人數的多少進行搭配。通常是五六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後選閱，但有時也有三四人一排，甚至一人一排的。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這叫做留牌子；沒有選中的，就撂牌子。然後，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複選，複選而未留者，也稱為撂牌子。經複選再度被選中的秀女，還有兩種命運：一是賜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一是留於皇宮之中，隨侍皇帝左右，成為後妃的候選人。如果成為後妃的候選人，手續會更為複雜，初次“引閱”之後，屢屢“複看”，有“記名”的，這是被選中留牌子的；有“上記名”的，這是皇帝親自選中留牌子的。最後，還要經過“留宮住宿”進行考察，在留宮住宿的秀女中選定數人，其餘的都撂牌子。

當“秀女”二字映入人們眼簾時，人們的直覺是秀女應有沉魚落雁之貌，然而，靚麗的容貌是否是當選秀女的主要標準呢？這裏有一張清末應選秀女的照片，似乎很難將這些麵孔與任何一個表述美貌的詞匯聯係起來，非但如此，少女們愛美的天性也成了非分之想。清朝明確規定，八旗秀女閱看時，必須著旗裝，嚴禁時裝。而且，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好色”也是極不名譽的，“美女禍國”從來都是帝王和他們的大臣們翻雲覆雨的護身符，因而這一標準總在若即若離、諱莫如深的撲朔迷離中。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一位縣學生員攔下禦駕，懇請乾隆皇帝就削減皇後烏拉那拉氏喪儀之事下罪己詔，致使龍顏大怒，但仍未忘記陳述那拉氏冊後“並非以色選愛升”，後來失寵，亦是“自蹈非理，更非因色衰愛弛”，總之絕不肯承認自己好色。清統治者公開的兩條標準，一是品德，一是門第。清代冊封皇後、妃、嬪的冊文中常常見到的是寬仁、孝慈、溫恭、淑慎，“誕育名門”、“祥鍾華閥”等等。其中，門第又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眾所周知，光緒皇帝的皇後隆裕的相貌奇醜，但她是慈禧皇太後的侄女，因此，她成了皇後。被光緒皇帝視為紅顏知己的珍妃入選時，她的父親是侍郎長敘，祖父是曾任總督的裕泰，伯父是廣州將軍長善，長善又是大學士桂良的女婿，是恭親王奕訢的連襟，因此他他拉姐妹雙雙入選為珍、瑾二嬪。

這張沒有填寫姓名的紅紙，更說明了秀女的門第，不僅關係到秀女本人是否入選，而且關係到入選後她在宮中的地位：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敬事房傳旨：

原任公爵 之女著封為妃

將軍 之女著封為妃

知府 之女著封為嬪

員外郎 之女著封為嬪

欽此。

所以，清宮選秀女，絕非選美。

 

第04節 秀女的命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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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從順治到光緒九朝，選秀女八十多次，按後來入葬陵寢的後妃統計，共二百一十四人，她們的命運是各不相同的。

乾隆皇帝弘曆的第一位皇後富察氏可算是一位幸運者。通過選秀女，十六歲的富察氏成為十七歲的皇子弘曆的嫡福晉，也就是第一夫人。十年後，乾隆登極，她也當上了皇後。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正月，富察氏跟隨皇帝和皇太後東巡，前往山東孔府祭孔，一路舟車勞頓，“微感寒疾”，三月十一日病勢加重，死在返京途中的船上，年僅三十七歲。乾隆皇帝悲痛不已，連續九天，每天三次在皇後的棺木前擺上供品，並用富察氏生前所希望的“孝賢”二字作為她的諡號。孝賢皇後的靈柩安放在裕陵地宮四年多的時間裏，乾隆皇帝為她奠酒一百一十八次，並寫下一篇情真意切的《述悲賦》：“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佐兮孰予隨？”乾隆皇帝的哀思是深切而真摯的。

像孝賢皇後這樣的幸運者並不多，因為皇帝喜惡無常，從順治皇帝開始，清宮中廢後為妃、降妃為嬪的事情屢見不鮮。

乾隆皇帝的第二個皇後烏拉那拉氏，也是弘曆做皇子時就陪伴他的福晉，她不僅深得皇帝的寵愛，而且頗受皇太後的喜歡，因此，富察氏故世後，她得以入主中宮。然而，在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初，乾隆皇帝第四次下江南的途中，在杭州，剛剛過了四十八歲生日的皇後，卻突然從伴駕的行列中消失了。據清宮檔案記載，閏二月十八日，皇後在行宮吃早飯時還得到了皇帝的賞賜，到晚飯時，皇後卻不見了蹤影，她的名字被紙條蓋上了，“令貴妃”三個字取代了皇後。皇後為什麽不見了？有人說她發了瘋病，在杭州削發當了尼姑；有人說她冒犯了皇帝，被先行遣送回了京師。清宮《上諭檔》證實了後者：“閏二月十八日奉旨，派額駙福隆安扈從皇後由水路先行回京。”至於皇後為什麽先行回京，乾隆皇帝說是皇後瘋了，野史裏說是皇後勸阻皇帝不要出去尋歡作樂，為尊者諱的正史也不可能告訴我們真實的原因，總之，皇後惹惱了皇帝是肯定的。從此以後，烏拉那拉氏就被冷淡在一邊，若不是眾大臣的反對，乾隆皇帝就會重演曾祖父順治皇帝廢掉皇後的故事。第二年的初秋，也就是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七月十四日，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木蘭圍場興致勃勃地走馬秋獮時，烏拉那拉氏終於在清冷的深宮中走完了四十九歲的人生之路。乾隆皇帝聽到消息後，並沒有停止打獵。他平靜地打發那拉氏的兒子回京辦理喪事，並發下一道諭旨：喪儀“照皇貴妃例行”，降一個等級為烏拉那拉氏舉行喪禮。

乾隆皇帝的兩位皇後的命運真是天壤之別。

自古伴君如伴虎，後妃們一生的榮辱悲歡取決於皇帝的喜惡。何況宮廷的權力鬥爭複雜而激烈，即使在皇帝那裏得寵，也不能萬事大吉。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六歲即位的小同治皇帝已長成十七歲的翩翩少年，慈禧太後不得不放棄垂簾，把政權交給她的兒子同治皇帝。這已經讓權力欲極強的慈禧太後十分不快。而在挑選誰做皇後的問題上，東太後慈安、同治皇帝與慈禧太後又出現了分歧：東太後看中了翰林院侍講崇綺的女兒阿魯忒氏。崇綺是蒙古第一位金榜題名的狀元，阿魯忒氏生長在世代為官的書香門第，知書達理，淑慎端莊；慈禧太後則看中了員外郎鳳秀的女兒富察氏，認為這位聰穎俏麗的少女有自己年輕時的影子。由於同治皇帝也傾向於立阿魯忒氏為後，慈禧太後敗下陣來。這年二月初三日，兩宮太後頒布懿旨，選阿魯忒氏為皇後，同時，封富察氏等三人為慧妃、瑜嬪、珣嬪。

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裏珍藏的兩塊綠頭牌，就是這段曆史的見證。綠頭牌最初是清代官員奏事或表明身份的，後來，皇帝選秀女、召幸後妃時也用，因此就有了選秀女時“留牌子”、“撂牌子”的說法。那位叫阿魯忒氏的秀女，就是同治皇帝的皇後。綠頭牌的一麵寫著她的旗籍、家庭和年齡：正藍旗，蒙古，佐領名圖們達賚，原任員外郎景輝之曾孫女，前任副都統賽尚阿之孫女，侍講崇綺之女，十八歲。那位叫富察氏的秀女的名牌上也寫有這些方麵的內容。這些都是選秀女時必不可少的，而在召幸後妃時則不需要寫這麽多，這是其一。其二，阿魯忒氏被立為皇後也正是十八歲。因此，這兩塊綠頭牌隻能是當時選閱秀女時使用的。隻是阿魯忒氏此時已經年滿十八歲了，按照清代選秀的規定，這是“超齡服役”。但考慮到同治選後妃開始於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也就是四年前，初次應選時的阿魯忒氏正是十三四歲，並未逾歲。這兩塊綠頭牌的另一麵分別寫著“皇後”、“慧妃”，應該就是剛剛確定了皇後和慧妃的名份時匆匆寫下的，所以字跡顯得比較潦草。

這樣，也就埋下了慈禧與同治皇後關係緊張的禍根，再加上阿魯忒氏生性不苟言笑，更令慈禧太後耿耿於懷。據說，有人看到西太後與她的兒媳——同治皇後阿魯忒氏關係十分緊張，曾勸阿魯忒氏委曲求全，而阿魯忒氏卻不以為然，聲稱：我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門迎入宮中，地位是不容易動搖的。這使得從神武門入宮的那拉氏大發雷霆，因為皇帝大婚時，隻有皇後的鳳輿才能經過大清門、午門、太和門到坤寧宮“降輿”，其他被選中的宮妃隻能由神武門進宮。當那拉氏從貴人到貴妃，最後終於以聖母皇太後的名義君臨天下時，她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從運送秀女的騾車上走下，又一步步地攀上權力頂峰的女人。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不可一世的當權者卻有一個永遠的遺憾——她不是從大清門入宮的，盡管鹹豐皇帝是成年以後即位，根本沒有大婚的機會，他的皇後，也就是後來的東太後慈安，也不是從大清門入宮的，但阿魯忒氏的話讓慈禧太後想起了她入宮之初的低微身份，正戳到了慈禧的痛處。在同治皇帝死後，阿魯忒氏失去了最重要的保護傘，最終因不堪忍受慈禧太後的淫威，在同治皇帝死後不到一百天被迫自盡了。

 

死者長已矣。活著的呢？當道光皇帝六十九歲駕崩時，他的妃嬪大多正當年華。更不必說那些短命的皇帝，如，順治皇帝活了二十四歲，同治皇帝隻活了十九歲，他們的後妃無疑都是風華正茂。皇帝一死，他的後妃們就要搬出原來居住的東西十二宮，住進專為皇帝遺孀安排的院落——慈寧宮、壽康宮和壽安宮，就是人們常說的紫禁城裏的寡婦院。從此，這裏的座座佛堂和嫋嫋輕煙，就是她們未來日子的主要內容了。

當三歲的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一聲聲“就快完了”的安慰聲中登上皇帝的寶座三年後，武昌起義的槍聲宣布了清王朝的完結，挑選秀女的活動也走到了曆史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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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節 區別尊卑貴賤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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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距今最近的封建王朝，自１６４４年入關到１９１１年退出曆史舞台，共曆二百六十七年十位皇帝——世祖福臨、聖祖玄燁、世宗胤禛、高宗弘曆、仁宗禺頁 琰、宣宗 寧、文宗奕詝、穆宗載淳、德宗載湉及末代皇帝溥儀，他們在紫禁城內居住、生活，享受著淩駕於千萬人之上的特權。若幹年後，封建皇帝雖已作古，但他們住過的宮殿、穿過的衣服、使用過的器物卻保存完好，作為曆史的遺跡供後人參觀。但是，當人們置身於紫禁城巍峨的宮殿，麵對數以百萬計的奇珍異寶，又無不感到神秘莫測——當年的皇帝是怎樣在這紅牆黃瓦、萬戶千門裏生活的？他們怎樣穿衣、怎樣吃飯？這些身居九五之尊的皇帝與民間百姓的生活究竟有哪些不同？

讓我們帶著這一係列的未知走進紫禁城，去揭秘那斑駁的曆史。

清代皇室發源於東北白山黑水間，滿族的直係先人為明代女真。明萬曆十一年（１５８３），女真人的傑出首領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不屈奮起，以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稱王”。他率領八旗子弟轉戰於白山黑水之間，曆時三十多年統一了女真各部，推動了女真社會的發展和滿族共同體的形成。萬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在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縣境內）建元稱汗，國號大金（史稱後金）。努爾哈赤死後，皇八子皇太極繼承汗位。他統一整個東北，於後金天聰十年（１６３６）四月，改號稱帝，建立起關東一統的大清帝國，將族名改稱“滿洲”。皇太極博覽群書，軍事上有勇有謀，政治上開拓進取，既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又十分向往漢族文化。他一係列的治國之策，對以後清代製定典章製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１６４４年，清軍入關，取代明帝國統治。隨著政治地位和生活環境的變化，清代皇帝的生活也在不斷地變化。吃飯、穿衣、寢居等日常生活中極為普通的事情，也被蒙上政治色彩，規範出許多製度，作為顯示皇權和區別尊卑貴賤的標誌。

 

第02節 衣：錦衣裘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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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古籍《周禮》中，天子的衣、冠規定為“黃裳”和“玄冠”。其寓意天子受命於天，非凡人，他穿的服裝的顏色應合於“天地玄黃”之色。從色彩上看，“玄”是黑中有紅的深蘭色，代表天空；而“黃”色，是指土地之色。從此以後的天子到皇帝，時空跨越了幾千年，“玄”、“黃”色被當作正統的顏色，為曆朝曆代的官服製度相互因襲。以明黃色為主的皇帝服飾，也貫穿清代始終。但是，清代皇帝服飾的披領、箭袖和腰帶卻保留了滿民族獨特的風格。

皇帝的官服基本上分為三大類，即禮服、吉服和便服。禮服包括朝服、朝冠、端罩、袞服、補服；吉服包括吉服冠、龍袍、龍褂；便服即常服，是在典製規定以外的平常之服。

禮服中的朝服是皇帝在重大典禮活動時最常穿著的典製服裝。按清朝《大清會典》規定，皇帝的朝服一般“色用明黃”，祭圜丘、祈穀用蘭色，祭日用紅色，祭月用月白色。其式樣，是由上衣、下裳組成通身長袍，另配箭袖和披領。衣身、袖子、披領都繡金龍，衣身繡三十四條金龍，兩袖各袖金龍一，披領繡金龍二。根據不同的季節，皇帝的朝服又有春夏秋冬四季適用的皮、棉、夾、單、紗多種質地。

朝服的形式與滿族長期的生活習慣有關。滿族先祖長期生活在無霜期短的東北，以少種植、多漁獵為主要經濟來源。“食肉、皮衣”成了他們的基本生活方式，尤其是滿洲貴族穿用的服裝多為東北特產的貂、狐、豬冽猻等毛皮縫製。為方便騎馬射箭活動自如，服裝的形式采用寬大的長袍和瘦窄的衣袖相結合。衣領處僅縫製圓領口，並配製一條可摘卸的活動衣領，稱“披領”；在兩袖口處各加一個半圓形可挽起的袖頭，因形似“馬蹄”，稱為“馬蹄袖”。滿族先祖穿寬大的長袍的腰間係一腰帶，胸前便成了存放出行小件物品的衣兜。這種設計適應狩獵生活中冬季騎射方便實用，披領保護頭頸，箭袖覆蓋手背有保暖的作用。後金時，努爾哈赤曾將這種貂皮縫製的袍子賞賜“眾家貝勒”穿用，沒有作為製度，至皇太極時，有建議確立滿族衣冠服飾。天聰六年（１６３２）皇太極在初定冠服製度中，特許“八固山諸貝勒”冬、夏俱服，在城中行走。由此便闡明“服製是立國之經。我國家以騎射為業，不能改變國初之製”。皇太極告誡群臣，吸取金朝世宗的教訓，“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左佩矢、右挾弓，就好像把左手交給了他人，“待他人割肉而後食。”特別指出，漢族衣冠不利於騎射的道理，“我朝以武功取天下，還要以武功鞏固天下”。

清入關後，滿族生活環境的變化，長袍箭袖已失去實際的作用，再次議論服裝改製。清前期的幾位皇帝認為：衣冠之製關係重大，它關係到一個民族的盛衰興亡。尤其是對定鼎中原的少數民族來說，更是如此。到乾隆帝時進一步認識到，遼、金、元諸君，不循國俗，改用漢唐衣冠，致使傳之未久，趨於滅亡，深感可畏。祖宗的服飾不但沒有改變，還在不斷恢複完善，最終形成典章製度確定下來。

因此，清代服飾與其他方麵相比，滿族特點保存的較多。如長袍、箭袖的服裝不僅得到保留，還將其定為象征國家最尊貴的禮服，載入清代典章製度中。在隆重的典禮上，皇帝視朝、臣屬入朝時所穿的禮服，即為朝覲之服，成為名副其實的朝服了。特別是滿族傳統服裝的箭袖，入關後雖然失去實際作用，但箭袖卻作為滿族行“君臣大禮”的行禮動作得以保留。箭袖又稱馬蹄袖，平時挽起成馬蹄形；一遇到行禮之時，敏捷地將“袖頭”翻下來，然後或行半禮或行全禮。這種禮節在清朝定都北京以後，已不限於滿族，漢族也以此為禮，以示注重守禮。因箭袖的這一特殊功能，清代的吉服、便服也都設計了箭袖。即使是平袖口的服裝，還要特意單做幾副質料較好的箭袖“套袖”，以備需要時套在平袖之上，用過之後脫下。這種靈活、方便的“套袖”還有個美好的名稱——“龍吞口”。清代官服的箭袖形式，一直保持到清朝滅亡。

清代服裝在保留本民族傳統的同時，也吸收了曆代皇帝服裝的紋飾——十二章（十二章墨線圖）。十二章是十二種含義圖案：日、月、星辰（寓意普照天下）、山（高可仰，取其仁德）、龍（能興雲作雨，取其變化）、華蟲（取其文采昭著）、粉米（五穀之一，可以養人）、藻（有花紋的水草，取其有紋彩）、火（取其燃）、宗彝（為祖廟尊崇，表示不忘祖先）、黻（黑白兩色繡成弓形相背，示見善背惡）、黼（斧頭狀象征權威）。這些紋飾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權力“如天地之大，萬物涵複載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臨之內”。

宮中遇有喜慶的事，皇帝萬壽正日、皇太後萬壽聖節和元旦節令的前後三日，皇帝穿吉服。吉服又稱龍袍，上下連屬的通身袍，其形式是，右衽、箭袖、四開裾；領、袖都是石青色，衣明黃；通身繡九龍十二章，龍文分前後身各三條，兩肩各一條，裏襟一條。龍紋間有五彩雲；十二章分列左肩為日，右肩為月，前身上有黼、紱，下有宗彝、藻，後身上有星辰、山、龍、華蟲，下有火、粉米；領圈前後正龍各一，左右行龍各一，左右交襟行龍各一，袖端正龍各一，下幅八寶立水。穿吉服時，外麵罩衰服，掛朝珠，佩吉服帶。清代皇帝的龍袍也有裘、棉、夾、紗等多種質地，適合一年四季不同季節穿用。

 

故宮現存皇帝龍袍還有在繡金龍、十二章、彩雲之中，加繡雙喜字文飾的。在清代典章服飾製度中沒有見到文字記載，但它是皇帝成婚時穿用的。按照清代規製，皇帝成婚稱為“大婚”，幼年即位的皇帝成年後，要舉行隆重的大婚典禮，清早期的順治、康熙和晚期的同治、光緒都是即位後舉行大婚的皇帝。是時，頒詔天下，舉國同慶。宮廷內圍繞皇帝、皇後的吃、穿、用及洞房陳設等都以龍鳳雙喜為主要圖案。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光緒十四年（１８８８）晚清的兩位小皇帝成婚前，蘇州織造定織、繡了一大批龍鳳雙喜的門簾、床帳。皇帝大婚時穿的龍袍上加繡雙喜字樣，也是理所當然的。

皇帝在平常的日子穿便服，又稱常服。皇帝在宮中穿常服的時間最多，如經筵、禦門聽政、恭上尊諡、恭捧冊寶等都是穿著常服活動的。常服有常服袍和常服褂兩種，其顏色、紋飾沒有特殊的規定，隨皇帝所欲。但從故宮收藏的皇帝便服的顏色、文飾來看，也都有明顯的隱義。清代入關之初，滿族貴族喜穿天藍、寶藍色衣褂，寓意清淡、明快，“清”與國號同字同音，因此淡藍、寶藍、天藍等顏色成為宮廷服飾中領導潮流的顏色。皇帝的便服也選天藍色、寶藍色。故宮藏宮廷畫《清康熙讀書像》康熙便服像，畫的就是年輕的康熙身著寶藍色便服的寫實作品。就連麵用明黃或石青色的皇帝禮服、吉服，裏襯也用天藍或月白色。宮廷崇尚藍色，乾隆、嘉慶朝都有這種顏色的便服。直到道光年間仍為流行顏色。故宮藏《喜溢秋庭》圖卷，描繪的就是身著寶藍色便服的道光皇帝與後妃、子女在禦苑內嬉戲休閑，共享天倫之樂。除此以外，皇帝的便服顏色還有象征天下富足、生活紅火的木紅色、棗紅色，諧音“祿”的灰綠色，以及潔淨、清爽的薑黃色、淺米色等。

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選用單色織花或提花的綢、緞、紗、錦等質地。無論是織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貴的紋樣。如團龍、團壽、團鶴，寓意“幸福”、“長壽”；蝙蝠、團壽字、盤腸、綬帶紋樣，寓“福壽綿長”，因蝙蝠諧音“福”、盤腸諧“長”、綬與“壽”同音。再如，用“?”字或萬年青花與靈芝頭組成的紋樣稱“萬事如意”；葫蘆頸上係彩帶，與“?”字合稱“子孫萬代”文飾，因葫蘆是爬蔓植物，連續接果有連綿繁衍子孫，永遠不斷的意思。

清代服飾製度還規定，穿不同的服裝，頭上要戴相應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麵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麵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簷式，用海龍、熏貂或黑狐皮製成，外部覆蓋紅色的絲絨線穗，正中飾柱形三層金頂，每層中間飾一等大東珠一顆。環繞金頂周圍，飾以四條金龍。金龍的頭上和脊背上各鑲嵌一顆一等大東珠，四條金龍的口中又各銜一顆東珠。夏朝冠呈覆缽形，用玉草、藤、竹橋編製。其頂亦為柱形，共三層，每層為四金龍合抱，口中各飾一東珠，頂上端一顆大東珠。另在冠簷上，前輟金佛，嵌十五顆東珠，後輟“舍林”，前飾七顆東珠。吉服冠，頂子為滿花金座，上端一顆大珍珠。常服冠，黑絨滿綴紅纓，紅絨結頂。

皇帝穿朝服時要戴朝珠，根據不同的場合戴不同質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顆東珠串成，每二十七顆東珠又用四粒紅珊瑚結珠等距間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結珠呈葫蘆形稱“佛頭”。佩戴朝珠時，佛頭垂於背後，用黃絛帶連接一組玉飾，稱做“背雲”。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紅珊瑚結珠處，分別飾一兩串綠鬆石珠串，稱為“紀念”。朝珠的構成，有著特殊的含義。一百零八顆珠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四個紅珊瑚結珠象征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下垂於背後的佛頭、背雲，寓意“一元複始”，三串綠鬆石紀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個旬期。皇帝穿朝服時戴一盤東珠朝珠，皇後、皇太後穿朝服時戴一盤東珠外，還在兩肩斜掛兩盤紅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還根據不同的場合戴不同質地、不同顏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臘朝珠，祭日戴紅珊瑚朝珠，祭月戴綠鬆石朝珠。不同質地不同顏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東珠朝珠作為天地與人間的紐帶，為皇帝專用。

皇帝在穿戴服飾中，腰間都要係相應的腰帶，穿朝服係朝服帶，穿吉服時係吉服帶。朝帶有兩種，一種用於大典，為明黃絲織帶，帶上有龍文金圓版四塊，中間嵌蜜石、東珠；一種用於祭祀，帶上用四塊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帶並有垂帶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帶與朝帶顏色相同，形製相似。帶上的四塊金版嵌珠寶隨意，帶端的一版角帶扣，列左右的二塊有環，以佩帶玢（音ｆēｎ）。帶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講究。滿語稱荷包為“法都”，是滿族人喜歡的飾物。滿族舊俗，無論男女，穿長袍係腰帶，帶上都拴“活計”，荷包是活計之一。它是由滿族先世出獵或遊牧時隨身帶的“囊”（一種皮質的飯袋）演變來的，同切割用的鞘刀、點火用的火鐮、擦汗用的手帕等同為出獵的必備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方式的改變，遊牧、狩獵變為固定的居住與耕種，這些活計就失去原來的意義而變為裝飾。清代皇帝的活計更是質地精良，製作精美。在綢緞上繡各種圖案，與衣服相配。荷包上繡的紋飾有“五穀豐登”（正月）、“五毒”（端陽節）、“鵲橋仙會”（七月）、“丹桂飄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陽）、“葫蘆陽升”（冬至節）、“甲子重新”、“萬國鹹寧”（大年三十）等，以應節景。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內務府廣儲司擬定式樣顏色及應用數目奏準，對緞匹長闊尺寸、質地、花樣、色澤都有明確的規定。如檔案中的“敕諭”多次記載要求官局所織緞匹“務要經緯均勻，闊長合適，花樣精巧，色澤鮮明”，如質量不合格，需補賠罰奉或受鞭責。內務府畫師設計畫樣格外精心，發往江寧（南京）、蘇州、杭州三處織造司分織。江寧織造負責禦用彩織錦緞，蘇州織造負責綾、綢、錦緞、紗、羅、緙絲、刺繡，杭州織造負責織造禦用袍服、絲綾、杭綢等。刺繡由如意館畫工設計彩色小樣，經審後，按成品尺寸放大著色發交內務府和江南織造衙門所屬的繡作進行生產。

皇帝穿衣也有不顧典製而隨心所欲的時候。按規定，皇帝吉服為最高的等級明黃色，皇子嬪等人的龍袍是香色（秋葉色）。典製中雖然服飾的顏色有等級、身份的差別，但乾隆卻明確表示喜歡香色。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宮中神祖供像前行辭舊歲禮。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當四執庫太監捧出明黃色龍袍時，他卻下旨要穿“香色刻絲黑狐麵龍袍”。並且說，這件龍袍“著尋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後再伺候，以後每年是為例”。如果換了別人，穿著不符合身份的服裝，肯定有違製之嫌。皇帝金口玉言，為所欲為，不受製度限製。另外，乾隆皇帝口口聲聲衣冠服製遵循古禮，可他在許多宮廷繪畫中都以漢裝出現。他曾說過，他的漢裝像不過是“丹青遊戲”。宮廷繪畫多是寫實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畫家也不敢為皇帝畫像張冠李戴。由此可知，宮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顯皇權的至高無上。

清宮內設有尚衣監，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飾，又有專門的衣服庫，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還有一大群隨時侍侯皇帝更換衣服的太監們。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換服飾，有時一天內更換二至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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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節 食：王天下者食天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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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統治者源於白山黑水間的東北大地，其飲食習慣是在東北形成的。東北滿族淳樸的食風、簡單的飲食方式隨著清朝皇室入關，也帶到了北京城。入關之初，滿族貴族初次登上統治地位，需要本民族的武裝力量維護剛剛取得的權利。因此，用民族傳統意識和民族傳統風俗加強民族凝聚力，是清統治者的當務之急。清統治者一方麵欽定中國傳統的儒學、理學為“正學”，使其在文化思想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穩定和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另一方麵又積極地製定一係列防止漢化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服飾、發式、禮儀、飲食等方麵，以此來加強滿族八旗官兵的凝聚力，來保持與皇室的向心力。無論是清宮廷筵宴，還是皇帝賞賜有功之臣，清宮廷飲食大多保留滿族傳統，飲食原料、物料仍以東北特產的糧肉蛋菜為主。每到年底仍例關外風俗行“麅鹿賞”：向滿、蒙、漢八旗軍的有功之臣頒賜東北野味。屆時，北京城內分設關東貨場，專門出售東北的麅、鹿、熊掌、駝峰、鱘鰉魚，使遠離家鄉故土的八旗士兵和眷屬身在異地，也能夠吃到家鄉風味。正如《北京竹枝詞》中所寫到的一樣：“關東貨始到京城，各路全開麅鹿棚。鹿尾鯉魚風味別，發祥水土想陪京”。

但是，清代宮廷生活在北京這塊土地上，必然要受到北京風土人情、飲食時尚的影響。而且，清王朝統治者與曆代封建統治者一樣，亦有著王天下者食天下的強烈願望，對天下的美味食品傾注了極大的熱情。清初的順治、康熙兩朝，在以故鄉“關東貨”為主要飲食的同時，也效法明代宮廷以“嚐鮮”為由，按季節征收天下貢品：江南的鮮魚蝦蟹，兩廣的瓜果蜜餞，山東的蘋果，山西的核桃，直隸的蜜桃、鴨梨，陝甘的花皮瓜，新疆的奶子葡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蘇鎮江的鰣魚之貢。鰣魚是生活在今江蘇南京、鎮江一帶季節性很強的魚種，每年春季溯江而上，初夏時洄遊生殖。宋《食鑒本草》中載，“鰣魚年年初夏時則出，月餘不複有也”。因此鰣魚身價倍增，成為江南特產。自明代列為進貢皇宮的貢品，清代初期仍沿此俗。第一網鰣魚就要送皇帝嚐鮮，宮廷即在桃花盛開的時候舉行“鰣魚盛會”，屆時皇帝賜文武百官一同品嚐。鰣魚味道鮮美，但運送鰣魚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魚打澇上來後，用冰船和快馬分水、旱兩陸運送抵京，並在沿途設冰窖、魚場保鮮。鎮江到北京約三千裏路程，官府限定二十二個時辰（四十四小時）送到，宮廷早已做好烹製準備，鰣魚一到，既舉行盛會。因此，為爭取時間，送魚人在途中馬歇人不歇，隻準許吃雞蛋充饑。常常是“三千裏路不三日，知斃幾人馬幾匹？馬傷人死何足論，隻求好魚呈聖尊。”

又據清宮檔案記載，皇帝派往各地的官員經常向皇室進“鮮”，即各地應節的新鮮食品，康熙年間任蘇州織造的李煦就曾在不同季節向清宮進貢食品與飲料。春季，“今有新出燕來筍，理合供進，少盡臣煦一點敬心。”初夏，“蘇州新出枇杷果”、“佛手”。秋季，“蘇州今秋十分豐收……洞庭山杏子理合恭進”。剛剛入冬，李煦又進“冬筍”和“糟茭白”。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十月李煦向清宮呈進了一批江南鮮果和露酒：“佛手計二桶，香櫞計二桶，荔枝計二桶，桂圓計二桶，百合計二桶，青果計二桶，木瓜計二桶，桂花露計一箱，玫瑰露汁一箱，薔薇露計一箱，泉酒計一壇。”

天下美味食品進入宮廷，清帝的飲食逐漸發生變化。順、康兩朝逐漸改變以各類野獸肉和家禽、家畜等為主要原料和簡單的烹飪方式，從各種肉類整治、洗淨後切成大塊煮、燉、蒸、燒、烤等熟製、用大盤大碗盛裝，到食品多層次地加工和注重包裝形式。康熙五十九年（１６９０）一月十二日，法國傳教士張成一行抵京。玄燁在暢春園熱情款待遠道的客人，賜給他們的食品有“堆成金字塔行的冷肉”，有“用肉凍、豆莢、菜花或菜心拚成的冷盤”。一月二十八日是我國傳統的新年，玄燁邀請傳教士們一起過年。除夕晚膳又賜給他們“年飯”十二盤菜肴，二十一種果品。菜肴、果品一改滿族“簡單”的烹製方法，使清代宮廷飲食在“質”的方麵發生了很大的飛躍。特別是到了乾隆時期，隨著國家政治的鞏固，社會經濟文化空前發展，清代宮廷飲食也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

乾隆在位（１７３５—１７９５）期間，清王朝經過了近百年的統治之後，正是鼎盛時期。全國的耕地麵積已超過明代最高數字，達到六百餘萬頃。糧食富足，加速了商業發展和城市的繁榮。社會財富大量積聚，統治階級的享樂之風也日盛一日。皇帝居於封建統治的最高層，飲食服禦，豪華奢麗，達到驚人的地步。宮廷飲食不僅打破了“關東貨”一統天下的局麵，而且在飲食結構、烹飪技術上都得到改變。首先是北京的氣候和地理環境，使常年生活在東北的滿族人在身體、生活各方麵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適應。常食含熱量較高的鹿肉、熊掌，容易使體內外的濕熱相搏，易患重病。因此乾隆帝對飲食結構進行調整，並對前代定製的宮廷製度中一些未成係統的條文加以修訂。在《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國朝宮室》中對宮廷飲食的等級標準及其份額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即後、妃的不同等級享受不同的標準。皇帝有皇後、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八個等級的妻妾。皇帝、皇太後、皇後享受最高標準的飲食，每次進膳用全份膳４８品（包括菜肴、小菜、餑餑、粥、湯及幹鮮果品）；每天用盤肉十六斤、湯肉十斤、豬肉十斤、羊兩隻、雞五隻、鴨三隻、蔬菜十九斤、蘿卜（各種）六十個、蔥六斤、玉泉酒四兩、青醬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麵、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棗等。皇後以下皇貴妃、貴妃、妃、嬪等按照等級相應遞減。皇貴妃、貴妃食半份膳（是皇帝的二分之一）二十四品，妃以下食半半份膳（是皇帝的四分之一）十二品。

 

清統治者“王天下者食天下”，對全國各地的貢物，則是有選擇食用。皇帝禦膳的主食——五穀雜糧，專用東北的粘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鈴鐺麥，山西的飛羅白麵，陝西的苡仁米，紫麥，寶雞的玉麥，蘭州、西安的掛麵，山東的恩麵、博粉，廣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麥麵，直隸的福壽字餑餑，山東的耿餅，安徽的青餅。在北京一地僅選用玉泉山、豐澤園、湯泉三處交的黃、白、紫三色老米。再有，清宮的禦膳機構逐步健全，每日的飲食不僅是為了飽腹，還依不同的傳統節日習俗食應節食品：冬至餛飩，上元元宵，端陽粽子，中秋月餅，重九花糕……都以宮廷特有的原材料製作，在色、香、味、形上追求吉祥富貴，渲染皇家富豪的氣派。

清代宮廷飲食的管理機構，主要是內務府和光祿寺。內務府是管理皇族事物的總機關，其屬下的“禦膳房”、“禦茶房”、“禦茶膳房”是專門管理皇帝及皇室飲食的機構。皇帝的禦膳房每日需要的米、麵、菜、糖、酒、醋等物，由內務府屬下的“掌關防管理內管領事物處”管理。禦膳房所用雞、鴨、豬等肉類物品，主要由內務府支出四萬兩銀購買，其中內廷每年約用兩萬兩千餘兩銀，則由光祿寺按季向戶部支領發給；鮮魚由掌儀司買辦。其中直隸進奶豬、乳羊、雞、野雞、鴨；崇文門每年春暮進黃花魚，十月進銀魚；直隸保德州天橋峽每年冬季進石華魚；山東進麒麟菜、海帶、紫菜、吉祥菜、魚翅；山西進石花冰魚、鰣花魚；兩淮進風幹豬肉、糟鵝蛋、糟鴨蛋；湖廣進銀魚幹、蝦米；江西進蝦米；外藩蒙古進熏豬、鹿肉幹；長蘆鹽政進豬、羊、雞、鴨、花魚等。

皇帝每日所需蔬菜由內務府支銀購買。每年各地還要向宮廷進貢醬菜及地方特產，有山東進扁豆、鳳尾菜；浙江進醬菜、杭州菜；江蘇進各色小菜；福建進閩薑。為便於貯存並保證蔬菜等食品新鮮，紫禁城內設有五所冰窖，共藏冰約三萬塊。

按照滿族的傳統習慣，皇帝每天有早、晚兩膳，早膳多在卯正，有時推遲到辰正（早六時至八時前後），晚膳多在午、未（十二點至午後二點前後）。兩次正餐後，各加一頓小吃。如臨時需要飲食，則隨時傳進。到夏、秋兩季，早、晚膳則要提早半個時辰。清代皇帝用膳有固定時間，無固定地點。吃飯的地點不固定，多在皇帝的寢宮或活動的地方。清代雍正以後的皇帝都以養心殿後殿為寢宮，在養心殿正殿批閱奏章、召見臣工、處理政事。之後，經常在養心殿東暖閣進膳。無論皇帝走到哪裏，身邊總有幾個專門負責“背桌子”的侍從。隻要皇帝想吃飯，一聲“傳膳”令下，背桌子的侍從立即將三張膳桌一字擺開。負責皇帝日常飲食的禦膳房，坐落在養心殿迤南，是與養心殿相鄰的南、北兩座大院。養心殿周圍的重華宮、鹹福宮、建福宮等都做過乾隆皇帝的餐廳。傳膳太監手捧膳盒，從禦膳房到皇帝傳膳的地方一溜小跑魚貫而入，把禦膳房早已準備好的飯、菜、餑餑、粥、湯等逐一擺在長長的膳桌上。長桌擺滿，意味著禦膳已齊備，膳房首領太監，請皇帝進膳。

皇帝的禦膳房設官員、廚役三百七十人，禦茶房和清茶房有一百二十多人。皇帝進膳有膳單，由內務府大臣劃定，月成一冊。每日用膳前，膳單要明確指出某菜為某廚師烹製，以備存檔。內務府大臣還負責禦膳承做時的嚴格要求，每品菜點的配料都有明確的規定，不許任意增減更換；膳食主次有別。

雖然宮廷有最好的原材料和廚藝最精湛的廚師為皇帝備膳，但是每位皇帝對飲食的要求是有區別的。康熙帝生活在盛世的巔峰，他躬行節儉，對飲食生活嚴戒奢華，並要求皇室眷屬、子弟及大臣們注意儉約。他說，食品無論精粗，應因人而異，據每人的身體情況，選擇對自己身體有益的食品，不可貪食其味美而所好食品。康熙皇帝一日兩膳，每膳僅一味，不食兼味，多餘部分，全部用來賞賜後妃和隨行食用。兩膳之後，“夜不可飯食，遇晚則寢”。所食食品，也選擇“每兼菜蔬食之則少病，於體有益”。“諸樣可食果品，於正當成熟時食之，氣味甘美，亦且宜人”。對於鮮果及蔬菜等類，“朕隻略嚐而已，未嚐食一次也。必待成熟之時始食之，此亦養身之要也。”即使在外巡幸，遇到當地官民供獻吃食（地方特產，指酒、肉等），康熙帝下令，僅取微少的一點點——“令取米一撮，果一枚”。因康熙提倡節儉，當時宮中每年生活消費僅為明代的八分之一，“明光祿寺每年送內用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隻用三萬餘兩。”

乾隆帝的飲食生活講究養生之道，一年四季早膳前都要先吃一碗冰糖燉燕窩。在早晚兩正膳中，也常有燕窩菜，即燕窩紅白鴨子、燕窩炒雞絲、燕窩拌白菜、燕窩白菜滑溜雞鴨、燕窩清蒸肥鴨。乾隆帝飲宴菜肴中以雞、鴨、魚、豬、羊、鹿、鵝等為主。乾隆皇帝喜食肉類食品，那必須是經過精選細烹後食用。如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巡盛京，一行人馬剛到山海關，盛京將軍弘晌為討皇帝喜歡，特進剛剛獲到的鮮鹿給皇帝。弘曆深知食鹿肉滋補身體，但仍十分謹慎。弘曆問道：“今日進的鹿肥瘦？”廚役回答道：“瘦。”隨後弘曆下旨：“晚膳叫雙林（廚役名）做塌思哈密鹿肉。其餘伺候賞用。”可見對飲食的講究已達到了科學的膳食結構。

 

乾隆年間，清宮飲食十分豐富，但他食雜糧、蔬菜的習慣不改。每年春季榆樹發芽的時候，清宮要食榆錢餑餑、榆錢糕、榆錢餅。乾隆不僅自己吃，還將此供奉神祖，“宮內、圓明園等處佛堂供榆錢餑餑、榆錢糕”。宮內禦膳房做的榆錢餑餑分送後妃、皇子們，還賞給王公大臣們品嚐。初夏食碾轉兒（嫩麥製作），端陽節食粽子，重陽節食花糕。迎季節食蔬菜更是弘曆的嗜好，黃瓜蘸麵醬、炒鮮豌豆、蒜茄子、攤瓠榻、春不老、芥菜纓、酸黃瓜、酸韭菜、秕子米飯、粘饊團子……本來都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民間粗食，卻為“九五之尊”的皇帝喜食，體現了乾隆帝的飲食粗細搭配、糧菜互補的合理膳食。隨季節變化調整飲食、調換菜肴，是乾隆飲食的特點：冬末春初，早晚兩膳的菜肴中設兩個火鍋。農曆四月初，撤去火鍋換涼菜，六、七、八三個月早晚兩膳增加糖拌藕、江米藕。冬季三個月食鹿肉、羊肉，夏季三伏食糊米粥、綠豆粥。全年飲食有規律，不食過冷過熱物，食不過饑過飽，不暴食暴飲，對弘曆健康長壽是有著奇妙的作用的。

道光在位期間，正是清王朝走下坡路的時期。吏治敗壞、軍備廢弛，鴉片大量輸入，造成大量白銀外流，嚴重地削弱了清王朝的統治力量。盡管清皇室成員的衣食穿戴都有定製，但清宮內財政支絀，道光帝不得不節衣縮食地維持皇室的日常生活。對於穿的，他要求太監穿布衣、布褲、布鞋，也經常親自到放置衣服的老庫查點後妃的衣服賬，而他自己卻很少添置服飾。在吃的方麵，他的飲食生活在清朝諸帝中是最簡樸的。夏天，清宮帝後每日都要吃西瓜解暑熱，道光帝覺得吃西瓜浪費，在最熱的三伏天明令太監：“明日取消西瓜，隻供水。”一日，道光帝想吃“麵片兒湯”，令禦膳房給他做一碗。大半天過去了，麵片兒湯沒有送來。在道光皇帝的追問下，負責此事的人來說，需要數千兩銀。於是他對來人說“前門外一飯館至此（麵片兒湯）最佳，一碗值四十文錢，可令內監往購之。”內監複奏：“飯館已關閉多年矣。”道光帝道：“朕不能以口腹之故，枉費一錢！”道光帝一年四季的飲食都是以“五品”為限，即每日早晚兩膳菜肴、餑餑各五品。其中，炒雞蛋是每日必備的菜肴。即使是歲暮的除夕和元旦的膳食，道光帝仍尊守“節儉”二字。道光七年的除夕（１８２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早膳是：“鴨子白菜鍋子一品，海參溜脊髓一品，溜野雞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燉菠菜一品”。第二天，即道光八年的正月初一，早膳是“澆湯煮餑餑一品，羊肉絲酸菜鍋子一品，溜鴨腰一品，鴨丁炒豆腐一品，雞蛋炒肉一品。”但是，在道光帝的膳單中也有過豐盛的膳單，那是道光帝賞賜出嫁的女兒、女婿的飯菜和節日家庭筵宴。

清宮習俗，公主出嫁、皇子成婚，清帝都要賞賜整桌的飯菜。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３６）五月初八日，道光的女兒出嫁。禦膳房據單奏折“賞過公主、額駙（公主的丈夫）飯菜兩桌”，每桌大碗菜兩品：“燕窩福在眼前金銀鴨子、萬年青蜜製奶豬。中碗四品：燕窩如意肥雞、雙喜字鴨羹、肥鴨瓤長生果、芙蓉雞。懷碗菜四品：燕窩鴨條、雞皮溜海參、鹿筋火腿、鮮蝦丸子。碟菜四品：海參拌燕絲、碎溜小雞、炒麵魚、雲扁豆炒肉。片盤兩品：掛爐鴨子、掛爐豬。餑餑四品：喜字黑糖油糕，喜字白糖油糕、喜字豬油餡饅首、喜字澄沙餡饅首。”

在清代幼年即位的小皇帝中同治是壽命最短的一位。他是鹹豐惟一的兒子，從小嬌生慣養。短命的原因，與營養不良有關係。同治六歲即位，皇帝雖小，禦膳卻按照皇帝份額供給。但每膳都賞給他身邊的一名禦前太監張文亮“替吃”。張有一副福相臉，一張乖巧的嘴，深得慈禧的喜愛。張文亮吃畢，還要替皇帝到母後皇太後慈安、聖母皇太後慈禧麵前去謝恩。禦膳都讓太監吃了，皇帝自己吃什麽呢？

同治帝一日兩膳吃兩宮皇太後賜給的食品：小米粥、豆沫粥、糙米粥、羊肉絲疙瘩湯、甜漿粥、柳葉湯、麵片湯、豆腐片湯等。六歲兒童正處在長身體的重要時期，僅吃湯粥根本無法飽腹。他有時饑餓難忍，闖進太監的住處偷太監的東西吃。被太監發現後，立刻奪過丟掉。有的太監想給小皇帝一些吃食，又怕皇太後知道怪罪，犯欺君之罪，隻好裝聾作啞，按照規矩辦事。同治帝六歲即位到十九歲病逝，皇帝龍身貴為天子，卻沒有健康的體魄，年紀輕輕便一命嗚呼。但是為了顯示皇帝的尊嚴，每膳都擺樣子自欺欺人。可見清宮刻板的飲膳製度，造成極大的浪費。這是清宮飲膳製度的弊端所在。

清代宮廷內為皇帝備膳廚師來自三個方麵，首先是清入關之後，帶來的盛京滿族廚師，他們大多為世傳技術，父傳子藝，子承父業，是清代宮廷廚師中的核心。其次是沿襲了明代宮廷留下來的山東廚師。第三部分則是依帝、後飲食愛好選用的廚師。乾隆的妃子中，有一位來自新疆和卓木的維吾爾族的香妃，宮中特為她招募回族廚師，做清真膳。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北京街頭流行“豆汁”風味小吃，內務府亦在民間招募技術較高的豆汁廚役進宮製作豆汁。還有，乾隆帝南巡，喜食江南食品，帶回蘇、杭兩地的廚師。這些人數量不多，最初僅是皇帝用膳時臨時點菜再烹調製作。隨著宮廷飲食的發展，江南廚師成為乾隆帝正膳肴饌的專門烹製者，餐餐指名要某某人做，幾乎到了非江南風味食品不進膳的地步。這樣的廚師曆代都有，清末溥儀小朝廷時，禦膳房備膳的十幾名廚師中最有名的廚師是從北京忠信堂飯莊請來的廚師鄭大水。做主食的也是宮外飯莊的鄭恩福廚師，溥儀喜歡他做的麵食、炸食及各種粥食。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溥儀仍居住紫禁城後半部，過著遜帝的生活。溥儀對禦膳的要求，打破老祖宗流傳下來的傳統飯，對西餐非常感興趣。他指示鄭大水向他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帶來的外國廚師學做西餐和擺飾餐桌，還在紫禁城的麗景軒設置了西餐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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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節 住：神秘的大內寢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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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有二十四個皇帝在紫禁城裏居住過，皇帝雖然不少，但他們所居住過的宮殿並不多，隻有乾清宮和養心殿。清代的皇帝入主紫禁城後，順治、康熙帝沿襲明代舊製居住乾清宮。但順治帝經常在養心殿居住，最後死於養心殿。隻有康熙皇帝長住乾清宮的西暖閣。雍正皇帝即位後，又居住養心殿。此後，清代的皇帝都以養心殿為寢宮。

自明代至清初，皇帝住乾清宮、皇後住坤寧宮。乾清宮作為“天子之常居”，它對應的是天上紫微垣中“天皇大帝”的星座。乾清宮到乾清門之間的甬道代表著天空紫微垣前方的“閣道”，雄偉闊大，巍巍壯觀。“乾清”一詞最早見於韓愈詩“乾清坤夷”句，意為天下清平、大地安寧。乾清宮是紫禁城內後三宮——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的第一座宮殿。後三宮殿名均出自《周易》：“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坤為地，為母”。“交泰”：即“天地交泰”，有興旺發達的意思。紫禁城用此命名有雙關意，喻皇帝、皇後家庭幸福、國家清平寧和之意。明代帝後分別住乾清宮和坤寧宮。

乾清宮坐落在三大殿迤北，為重簷廡殿頂，覆以黃琉璃瓦，麵闊九間，進深五間。宮殿前丹陛上設有日晷和嘉量。東、西兩邊設兩隻銅鶴和兩隻銅龜。南端陳設四尊銅鍍金大香爐。丹陛東、西兩側設有江山社稷金殿。

乾清宮正間正中設禦案、寶座、屏風等，高懸清順治帝禦筆親書的墨地金字“正大光明”匾，表明皇帝執政光明磊落和正大無私。左右四柱四幅楹聯，是康熙、乾隆要求後代子孫的道德標準和治國安邦的道理。乾清宮東暖閣匾為“抑齋”，西暖閣匾為“溫室”。清順治、康熙住乾清宮時，乾清宮東的昭仁殿和西弘德殿，是他們學習的地方。與此二殿南牆相連的東、南、西三麵廡房都是為皇帝服務的機構：東廡房從北往南排列，最北邊的三間為禦茶房（為皇帝管理、晉獻茗飲、果品以及節令宴席等），其次三間端凝殿（專門收貯皇帝的冠袍履帶衣物），再次三間為鳴鍾處（收貯藏香及西洋鍾表，收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用的硯墨），自日精門南側為禦藥房（掌管帶領禦醫到各宮請脈、煎藥及坐更）、南一室敬事房（宮殿監辦事處，專門管理執掌宮內一切事務，奉行禦旨和承辦內務府各衙門一切文書），其次為懋勤殿（懋勤翰林侍值處，收藏禦用圖書、文房四寶以及準備皇帝用的頒賜文件）。這些地方環繞乾清宮周圍，把乾清宮圍成一個封閉、獨立的庭院。

乾清宮西暖閣為皇帝的寢宮，屋內九間，上下共置二十七張寢床。也許是出於安全的考慮，為方便皇帝隨處居寢，製度殊異。但是還是發生了“嘉靖宮變”。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十月，在妃嬪曹氏、王氏的策動下，十多名宮女合謀，欲殺皇帝於乾清宮。隨之還發生了“挺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等，乾清宮成了多事之宮。

雍正帝遷居養心殿，皇後與其他嬪妃分住在東、西六宮。坤寧宮隻是名義上的內宮。按照清皇室規定，幼年即位的皇帝年滿十五歲即為成婚的年齡。皇帝大婚典禮後，新婚夫婦在坤寧宮東暖閣洞房共住三天，皇帝回到自己的寢宮養心殿，皇後則選東西六宮中的一處作為宮殿。

養心殿與乾清宮相比，開間、進深相對嚴謹。這是否是雍正帝移皇帝寢興之所出乾清宮而居養心殿的原因，實在難以琢磨。但雍正以後的諸皇帝也都沒有遷出這裏，安全之說似有些道理。尤其是乾隆皇帝本來打算退位後住到寧壽宮，頤養天年。但他退位仍訓政，直到八十九歲壽終正寢在養心殿。

養心殿的建築布局和結構，與其他宮殿大不相同。前殿歇山黃琉璃瓦頂麵闊七間，正間占據三間與西暖閣前簷接出高大的抱廈，而東暖閣窗前則寬敞開闊。前殿東西各建配殿五間，為養心殿一區的佛堂。前殿正中偏後，設一低平方台，台上設寶座，寶座前設禦案，寶座後置屏風、宮扇，上麵高懸雍正皇帝禦筆親書的“中正仁和”匾。天花板正中是渾金的蟠龍藻井。皇帝批閱奏章、召對臣工、接見外國使臣，都在這裏進行。東暖閣有康熙、雍正聖訓，西暖閣設坐榻，後牆上懸“勤政親賢”匾額亦為雍正親書。西暖閣外安裝木板屏，環境較隱蔽，雍正常與軍機大臣及親信商議軍機大事。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緒兩朝時，養心殿東暖閣便成為兩宮太後垂簾聽政的地方。

養心殿後殿五間，與前殿之間有穿堂連通，形成“工”字形平麵。皇帝在前殿辦公，隻要通過寶座後的左、右門就可回到寢宮。除被召的後妃和隨侍外，任何人不得隨便出入寢宮。

寢宮正間和西間是皇帝休憩的地方，沿西牆設木座床，也稱寶座床。床上鋪織錦緞坐褥、迎手、靠背墊。東、西稍間分別設有寢床，是皇帝的臥室。皇帝的寢床寬二百厘米、長三百五十厘米，是典型的東北大炕。寢床前安裝鑲玻璃鏡炕罩，床上鋪著大紅氈，明黃毯，這些都是隻有皇帝才能享用的特殊物件。寢床冬用繡花的絲綢夾帳、夏用紗羅帳。帳內掛有裝香料的荷包和香囊，既散發香味淨化空氣，又是華麗的裝飾品。寢床上被、褥、枕頭、炕單都是錦緞絲繡，色彩豔麗。皇帝寢宮內冬暖夏涼，冬天鋪氈毯、置炭盆和“地龍”取暖。地龍在室內地麵的表層磚下，人工搭成彎曲錯落的煙道，連接室外屋簷下燒柴的大坑。坑內燒火，熱氣通過煙道遍及地麵，足以驅寒。到了夏季院子裏搭蘆席涼棚，既遮陽又通風，十分宜人。

 

皇帝的寢床稱“龍床”，養心殿寢宮有兩張龍床，比明嘉靖皇帝的一個寢宮上上下下二十七張床已不算多。原來在養心殿後殿的東、西兩側設有後妃臨時居住的圍房。東間宮室匾額“體順堂”，西五間宮室額“燕喜堂”。兩堂的東西兩側亦與東西圍房相接，並在相接處的後牆辟吉祥、如意二門，妃嬪們來往於西六宮之間甚為方便。養心殿圍房把養心殿緊緊地圍在中央，形成院中有院的格局，便於皇帝“朝”與“寢”的需要。平時皇帝不能在後、妃宮內過夜。若皇帝需要哪位後、妃陪侍，由敬事房總管在皇帝晚膳時侍候翻牌（一種竹製的簽牌，一寸寬、一尺長。上段染綠色，下段滿塗白粉，書寫後、妃的姓名）而定。被召幸的後妃當天晚上不再回自己的宮室，也不能整夜與皇帝共寢，隻能在養心殿後殿的東西圍房和周圍群房入寢。

清代皇帝的衣、食、住奢侈豪華，但是，都是在種種規定和製度的約束之中。沒有自由，沒有家庭的溫暖。這些是皇帝不可違反的，也是民間常人無法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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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節 終生“避痘”的順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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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中醫稱“痘瘡”。作為一種烈性傳染病，它很早就已開始為害人類。考古發現，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１１６０年）木乃伊上曾出現天花病菌。在中國，晉朝時就已有明確的痘疹病理記載。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視為不治之症，令人談虎色變。實際上，清朝時期，天花曾多次泛濫，為害生靈。清史上多起清宮疑案也與它有關。由於事涉宮闈，官方忌諱，致令眾多相關內幕檔案長期鎖藏深宮，鮮為外人所知。下麵就讓我們走進這些清宮秘檔，閱讀一下那些已被塵封的曆史疑案種種細節。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１６６１年２月５日）新年還沒結束，未滿二十三歲的順治皇帝死於養心殿。順治之死，被稱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圍繞著他的死因，有種種傳說與猜測。民間盛傳著少年天子為情所困，跑到五台山剃發出家的傳說，但清宮檔案告訴我們：順治皇帝死於天花。

崇德七年（１６４３）九月，清太宗皇太極突然病逝。在經曆了一場刀光劍影的宮廷權利鬥爭後，皇太極第九子福臨出人意料地繼承了帝位，即順治皇帝。不久清軍入關打敗李自成，入主北京。順治皇帝成為大清王朝入關後第一位天子。

六歲登基的順治皇帝是位憂鬱敏感的少年天子。繼位後，他始終置身於政治危機及情感挫折的漩渦中，承受著同齡人想象不到的磨難。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一直處於傀儡皇帝的尷尬境地，忍受著“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的跋扈與專權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的宮廷危機的困擾；另一方麵他性格內向，體質孱弱，情緒不穩定，不得不時時提防疾病的襲擊。尤其“避痘”一事，曾經是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避痘”一事，早在清入關前太祖、太宗時期就已風行。１７世紀以來，一場大規模的天花疫情席卷亞歐大陸，斷斷續續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當時中國北方是天花的重災區之一。這一時期，恰逢清政權在中國北方關外驟然崛起。

據《滿洲實錄》記載。清政權第一次遭遇天花，發生在清太祖努爾哈赤天命三年（１６１８）。這年九月，努爾哈赤起兵四萬征討另一個強敵部落——蒙古葉赫，曾揮兵直入發生“痘疫”的烏蘇城，收降三百戶。

到了清太宗皇太極時期，天花更加猖獗流行。“避痘”一詞開始在官方史書上頻繁出現。史書記載，天花流行時，身為君王的皇太極不得不常常離開宮中，出外避痘。盛京城外的長寧寺（現沈陽市內，後被毀）一度曾是皇家避痘的重要場所。除了躲在深宮不出，皇太極還常以打獵的名義，帶上眷屬糧食，跑到葉赫大山裏去“避痘”。《東華錄》記載：天聰五年（１６３１）六月，大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瑪病逝。當時天花流行，皇太極正在“避痘”，沒有前往臨喪。之後，皇太極甚感過意不去，欲由避痘所前往代善住處慰問。代善連忙叫人阻止，說：“聖躬猶未出痘不宜來。”皇太極卻執意前往，最終協商結果，兩個人跑到十裏以外人煙稀少沒有痘疫傳染源的荒郊野外，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君臣會麵。

清初的天花疫情形勢十分嚴峻。不僅威脅皇室，而且在社會上造成大量人員死亡及社會恐慌，引發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

當時滿洲八旗官兵也遭受到天花的嚴重威脅。由於他們才從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間進入溫暖的關內，體質的差異及對氣候的不適，似乎更容易被天花感染。許多人沒有死於疆場，竟死於天花。比如名將多鐸，為努爾哈赤第十五子，驍勇善戰。入關後下江南，擒史可法，製造過駭人聽聞的“揚州屠城”等事件。順治六年（１６４９），他死於天花，年方三十六歲。

《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元年（１６４４）四月，清朝軍隊準備入關，大軍出發在即。肅親王（豪格）心驚膽戰地對另一位將軍說：“我未經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豈非特欲致我於死地乎？”

天花流行，造成清初人丁大量死亡，直接影響了清朝初年八旗人丁繁衍的數量與質量。從檔案記載來看，當時八旗的生育率是非常高的，但嬰兒的死亡率也高得驚人。比如順治皇帝，生有八子六女，八歲前死亡者為皇子四人，皇女五人，超過半數以上。造成嬰幼兒大量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則為主要病因。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四月八日曾有一道諭旨指出：“看來滿洲、蒙古等艱於子息者，大都為出痘所殤”。

八旗以外的廣大百姓境遇更為悲慘。當時來華的西洋傳教士Ｄｙｅｒ．Ｂａｌｌ在給教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在山西疫區看到的情形，說由於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感染者隻能麵臨死亡。

其實早在未入關前，清朝統治者們就已頒布了許多相關的民間防痘法令，各旗設有專門“查痘者”，負責貫徹實施。一旦發現出痘之人，立即發往遠處隔離。皇太極時，最初定為百裏之外。後來慮其太遠，改為六十裏外，順治入關後，又改為四十裏、二十裏外。《東華錄》記載，順治二年（１６６５），巡視南城禦史趙開心在一份奏章中提到：由於凡民間有出痘的人，立即遷出城外四十裏進行隔離，以防傳染蔓延。當時甚至一些感冒發燒、風疹疥瘡等症狀與天花相似的患者，也被一刀切地遷出城外。“貧苦小民移居城外，無居無食，遂將弱子稚女，拋棄道旁。”

 

清初，在人口戶籍管理方麵還出現了一種特殊的身份管理辦法，居民分為“熟身”與“生身”。“熟身”是指出過天花或經曆過天花的人；“生身”就是沒有出過天花或被懷疑有可能攜帶病源的人。政府規定：一旦發生疫情預報，“生身”皆不準留在城中。

蒙古各部落一向被清朝視為最可依賴的力量，早在入關前，和睦蒙古已定為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清太宗皇太極立下規矩，每年蒙古各部落首領都要入朝覲見皇帝。即使在天花流行時期，太宗也堅持執行。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記載：天聰九年（１６３５），蒙古科爾沁部土謝圖農濟等入盛京元旦朝賀，大汗皇太極欲親往送行，土謝圖濟農等極力勸止，說：“汗若親送，其禮我等實不敢受，況汗尚未出痘，汗住所附近有痘疾，可畏！請汗勿親送。”最後皇太極還是象征性地率諸貝勒大臣出北門，送客人們到演武場而回。到了順治皇帝，由於畏懼天花傳染，竟然破壞祖製，不再接見“生身”身份的蒙古王公。據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記載：順治三年（１６４６）蒙古喀爾喀杞薩克圖汗岱青哈談巴圖魯青台吉等來朝，按照慣例“本由皇上賜宴，然因有痘疹事，故迎至禮部”，設宴招待。有人統計，因為懼怕天花傳染，順治皇帝從親政第八個年頭起，竟然連續六年沒有接見前來朝見的蒙古王公。

順治皇帝對天花的畏懼，超過乃父。《世祖實錄》記載，除了宮中避痘，在天花盛行時，“上避痘南苑”。更為嚴重的是，為了避痘，順治皇帝甚至會停朝。順治八年（１６５１）京城天花大爆發，是年十二月，順治皇帝下諭：

“近日痘疹甚多，朕避處淨地。凡滿漢蒙古官民，有被冤控告者，內而赴各該衙門，外而赴各該地方官千理。此時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違旨奏告者，按律治罪。”

據史載，諭旨下發時，順治才從外地回京。此前，他一直“攜太後、皇後行獵”於遵化（今河北遵化）一帶的山中。十月出發，十二月才“回鑾”。這是一次奇特的出宮行獵活動。皇帝行獵通常在秋天舉行，冬季行獵聞所未聞。顯然行獵不過是少年天子的一個堂皇的托詞。鑒於當時京中天花大流行，皇帝是在避痘。一代天子，竟為天花所迫，不得不將自己放逐於北方的寒山凍水之間。

順治皇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但命運偏偏和他開了個玩笑。順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底，京城已在張燈結彩，準備迎接新春到來。這時從宮中傳出了消息，順治皇帝染上了天花。為此清廷上下做了最大的努力，最好的禦醫被召到了養心殿；為了祈祝皇上平安度過大難，宮中供奉了痘神娘娘，民間傳統的為過春節所掛的春聯、已貼的門神、張掛的彩燈全部被撤下；同時諭令全國“毋炒豆、毋點燈、毋潑水”，並頒詔大赦天下。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順治皇帝還是被天花奪去了生命。

順治死後，被埋在了生前曾避痘的遵化山中，後來這裏成了清代皇帝的重要陵寢之一，即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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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節 防天花，康熙措施最得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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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正月初九日，順治皇帝病逝後的第三天，一個不滿八歲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鑾殿的寶座中，成為新一代少年天子，這個叫玄燁的小孩，就是康熙皇帝。

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此時，站在前麵的文武大臣，依稀會發現小皇帝的臉上竟然有幾粒稀疏的麻子。也許他們沒有想到，正是因為這幾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夠坐上今天的龍椅。

內幕是這樣的：

順治皇帝突然病逝時年齡不到二十三歲。此前對於接班人問題他並沒有太多心理準備，直到染病臥床不起時才開始認真考慮繼承人選。長期以來順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想立為太子，而順治皇帝的母親孝莊皇太後則更傾向於立皇三子玄燁。雙方意見相持不下，隻好求助於第三者的仲裁。這個第三者，是在宮中當差的西洋傳教士湯若望。湯若望在清宮服務有年，官至一品。他與順治皇帝及孝莊皇太後之間長期保持著某種親密關係，順治皇帝曾尊稱他為“瑪法”，滿語翻譯過來就是“爺爺”。

理智的老西洋傳教士很快就幫助順治皇帝下定了決心：皇三子玄燁最合適。理由簡單而充分：玄燁已出過天花，對這種可怕的疾病有終身免疫力。順治皇帝終於接受了建議。

天花幫助康熙當上了皇帝，但康熙對天花卻心存餘悸。康熙早年的生活一直籠罩在痘魔的陰影下。玄燁一出生，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紫禁城，棲身於西華門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時改為福佑寺）中“避痘”，長期得不到父母之愛。兩歲那年，他患上了天花。在乳母、正白旗漢軍包衣曹璽之妻孫氏悉心照料下，硬是從天花的魔掌中掙脫出來，臉上卻留下了與痘魔殊死博鬥的點點痕跡。這個經曆，在康熙幼小心靈中留下了不滅的烙印。《聖祖廷訓格言》記載康熙晚年曾說：“朕幼年時未經出痘，令保姆護視於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此朕六十年來抱歉之處。”躲過天花之劫，玄燁進了紫禁城，但天花的陰影一刻也沒離去。灰色的宮中“避痘”歲月，像是一場噩夢。由於天花連年爆發，深宮中也常常一夕三驚。如果宮中有人得了水痘，父皇等就會出宮“避痘”。如果城中有水痘病人，四周就得用繩子圍起來，誰也不準隨便進出。這些驚恐與動蕩的灰暗記憶填滿了玄燁幼年的夢。

康熙意識到了天花對大清王朝的威脅。在總結了前人防痘經驗的基礎上，他開始主動出擊防治天花。在康熙的倡導推動下，清朝天花防治更加係統化。他在太醫院下專門設痘診科，廣征名醫。北京城內設有專門的“查痘章京”，負責八旗防痘事宜。

康熙皇帝十分重視對傳統隔離防痘方法的繼承，在實施中有所創新。最著名的一例，就是避暑山莊的選擇與蒙古各部落首領圍班製度的建立。由於天花的流行，清初很長一段時間內蒙古各部入覲製度受到了嚴重的挑戰。由於蒙古首領多為“生身”，為避免麻煩，順治帝曾多年不接見來京的外藩首領，後來又規定沒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許入京覲見皇上。康熙初年，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當時康熙對於一些元旦來朝外藩蒙古首領們自稱已出過痘一事表示擔憂。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降諭理藩院：“凡元旦來朝外藩王等，雖雲已經出痘，朕猶慮之。伊等所雲出痘，信耶？疑耶？若有未經出痘，而尚有疑慮即欲回去者，著問明具奏。”理藩院傳諭蒙古各部後，各部王公等回奏說：“臣等出痘雖未知否，但特來慶賀元旦，仰賴皇上洪福，想亦無妨。俟行慶賀禮畢，始敢言還。”而各部蒙古首領含混的回答，更引起了康熙的警惕。

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巡幸塞北，途次熱河，發現了一個理想的避暑地方，決定在此建立一個避暑避痘的行宮。之後，康熙皇帝規定，以後凡是沒有出過痘的蒙、藏、回、維等上層貴族，想要覲見皇帝，可於每年七月到熱河，九月隨皇帝入圍場秋狩，同時覲見皇上。這就是有名的圍班製度的肇始。天高氣爽的秋天入覲，既避開了痘疫發作期，同時也達到了親合各少數民族的政治目的。

康熙繼位以後，北方連續性的天花爆發已開始減弱，同時南方傳統種痘疫苗法也傳到了北方。這種民間種痘法，最早起源於明朝隆慶年間（１６世紀下半葉），又稱吹鼻種痘法。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方法叫旱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細末，加上樟腦冰片等吹入種痘者鼻中；另一種方法叫水苗法，就是將患者的痘痂加入人乳或水，用棉簽蘸上，塞入種痘者的鼻中，兩種方法都是為了讓種痘者輕度感染上天花，發燒出疹，再經過精心護理，病症消失後，相當於已得過天花，從而具有了免疫力。

康熙防痘種痘的推行是從宮中開始的。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皇太子出痘，其時正值平西王吳三桂等三藩叛亂的關鍵時候，為了能更多地親自護理出痘的太子，康熙皇帝竟然連續十二天內沒有批閱奏章。太子痊愈後，清廷還舉行了一係列的慶典活動，祭天頒詔，搞得十分隆重。

在皇太子出痘期間，有個候選知縣，名叫傅為格，侍奉皇太子調理治痘方麵很有些成績，因此被升為武昌通判。兩年後，因為他善於種痘，又被康熙皇帝召入宮中，專門負責為皇子們種痘防疫。《康熙起居注》十九年十二月記康熙皇帝批奏給事中姚締虞奏章中說到：“武昌府通判傅為格善為小兒種痘，曩皇太子喜事，令診視痊愈。今宮中小阿哥等欲種痘，已令往取，”令給事中姚締虞查調此人是否已到京，一並具奏。從此，清宮中皇子種痘防天花的製度正式確立。清宮中皇子種痘，一般都在年幼時期。二至四歲是種痘的最佳年齡。種痘時間一般選在春秋兩季，天氣清爽，便於護理。水苗法采用的最多。地點一般在紫禁城內，或者圓明園。皇子種痘的程序十分神秘複雜。據清宮《阿哥種痘檔》記載：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春，乾隆皇帝的第十五個兒子永琰（就是後來的嘉慶皇帝）種痘，首先欽天監按十五阿哥的八字查好種痘吉時，奏請皇帝、皇後、皇太後等。然後在圓明園五福堂設立一個封閉性的臨時種痘護理所，除了四名大夫晝夜值班觀察外，還設十幾個太監侍候。種上痘的十五阿哥，被置於秘室中，為了避光，四周都用黑、紅兩色氈子圍住。此外，在旁邊的房間，還專門設堂，供奉天仙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痘兒哥哥、藥王、藥聖、城隍、土地等，以祈求諸神的保佑。禦醫每天三次為十五阿哥把脈觀察，及時將情況記錄在案。半個月後，十五阿哥終於渡過種痘曆程，一切症狀消失後，走出了不見三光（日、月、星光）的暗室，皇後及十五阿哥的生母慶妃前來拈香探視後，還舉行了盛大的“送聖”儀式。

 

這種先進的種痘疫苗法，康熙不僅在宮中推廣，而且在八旗中普遍實施，甚至推廣到漠南、漠北蒙古。當時在京的西洋傳教士殷弘緒在寫給一位歐洲教友的信中曾見證了１７２４年，康熙皇帝派人給蒙古推行種痘法的事情，並說效果很好，禦醫們回來時帶了病家為表示感激送的韃靼（蒙古）盛產的許多馬匹、皮毛。康熙皇帝談及此事時曾說：“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子，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嚐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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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節 同治應是死於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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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２日），清宮又爆出驚人消息：慈禧太後的獨生子，不到二十歲的同治皇帝駕崩養心殿。

少年皇帝的死因，引起了朝野種種議論與猜測，基本上分為兩種說法，其一說同治皇帝是死於梅毒或疥瘡。比如印鸞章在《清鑒》中就認為同治“終歲獨宿乾清宮，內侍有陰導帝以微行者，起居多不律，因以致疾。”《清代野史大觀》中提到，同治皇帝“與貝勒載澄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娼寮酒館，暨攤肆之有女者，遍遊之。”“又不敢至城外著名之妓寮，恐為臣下所睹，遂專覓內城之私賣淫者取樂焉。從行者亦惟一二小內監而已。人初不知為帝，後亦知之，佯為不知耳。久之毒發，始猶不覺，繼而見於麵、盎於背。傳太醫院治之，太醫院一見大驚，知為淫毒而不敢言，反請於慈禧是何病症，慈禧傳旨曰：恐慌天花耳。遂以治痘藥治之。不效，帝躁怒，罵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醫奏曰：‘太後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將死前數日，下部潰爛，臭不可聞，至洞見腰腎而死。”直到今天一些學者的著作中，還在持“花柳病”說。

另外又有人說同治皇帝死於天花。這主要來自官方的記載。《清穆宗實錄》中提到過同治皇帝在上諭中自謂“朕於本月遇有天花之喜。”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也認為同治帝實係患痘，外傳花柳毒者非也。另外曾任同治帝師傅、時任弘德殿行走的翁同龢在日記中也記錄了同治帝患的是天花。

同治皇帝到底所患為何病？官方與民間說法孰是孰非？

一百年以後，人們在清宮秘檔中發現了當時禦醫記錄下來的皇帝“醫案”，這份檔案上詳細記錄了從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十月三十日發現出痘，到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駕崩，每天禦醫顧德立、莊守和診斷用藥的全過程。其間共曆時三十七天，每天診視少則一二次，多則三四次。每次診斷脈案及用藥方均有詳細記載。該檔案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首診記錄：“脈息浮滑數而細，係風瘟閉束，陰氣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發燒……皮膚發出疹形未透。”到十一月初一日，開始出現天花明顯症狀：“疹形透出，挾雜瘟痘”，“顆粒透出，係屬天花二朝之喜。”此後，不斷出現痘粒，並開始收漿結痂脫落。但到了十一月二十日以後，病情突然惡化，“濕毒流聚腰間，紅腫潰破流膿水。……痘後餘毒濕盛。”之後，雖然“痘痂俱落，而腰間潰孔，左右臀部潰孔……”，到了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皇帝“六脈已絕”，崩逝。

這份珍貴檔案頗值得玩味，顯然同治皇帝的病因是天花，但從十月三十日發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基本已得到控製，痘痂結收脫落。而此後突然又流毒繼發，而部位集中腰臀，潰爛流膿，此後續發的失眠多夢、遺精尿血等並發症狀與梅毒晚期頗為相似，引人聯想。因此，也有人據以認為少年皇帝實患有梅毒，而天花隻不過是引起他迅速死亡的一個誘因。

談到同治皇帝，總會叫人聯想起當年的順治帝。兩個都是年紀輕輕便死在養心殿，經曆與處境也有幾分相似。比如兩人都是在六歲左右就繼位登極，繼位後都有過一番傀儡皇帝的生活，順治受製於攝政王多爾袞，同治則受掣於垂簾的兩宮皇太後。兩人的性格與體質也有許多相同之處，隻不過論起才學與刻苦，同治要略遜一籌。同治皇帝也是個內心空虛、性格古怪的少年天子，他似乎對於上天的安排很不適應，骨子裏對宮中生活極度厭倦，甚至暗中反叛。他不愛讀書，醉心於一些遊戲，因此才引起了民間種種關於他偷偷溜出宮，出沒於酒樓、戲園、妓館等民間場所的傳說。

檔案記載：正當同治重病期間，清宮中繼續了二百多年前曾經上演過的傳統祈禱衝災迷信儀式：為了給病中的皇帝衝災。僅十一月間，清廷就以同治皇帝及慈禧太後的名義多次頒旨下詔，除大赦天下，還大量授官進爵。在宮中，大臣謁見皇帝，要先請安“送天喜”。然後脫下官服，“易花衣”，以紅絹懸於當胸。痘神娘娘的偶像又被從大高殿迎到養心殿中供奉，為病危的皇帝祈福。“王貝勒及內務府諸臣皆有執事，宮內皆掛紅聯，內監無職者皆紅衣也。”然而一切儀式終究沒能救回同治皇帝的命。

這裏人們不禁會問，按照清宮的阿哥種痘製度，同治皇帝應該是種過痘的，為什麽還會死於天花？同時，人們又會想起同治皇帝的父親鹹豐皇帝，他也曾受到過天花的襲擊，臉上留下了永久性的瘢痕。父子兩個人都遭受過痘神的襲擊，一死一傷，原因何在？對於這一疑問，現存兩種說法，一種認為：兩個人做阿哥時，都種過痘，但顯然沒有起到作用。畢竟傳統的種痘方法並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有效。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宮中阿哥種痘製度在嘉慶以後已形同虛設，同治皇帝，甚至他的父親鹹豐皇帝，做阿哥時很可能並沒有真正的種過痘。從現存的清代檔案保存情況來看，乾隆以後阿哥種痘的記錄無一所見，如果不是佚失的話，很容易使人對乾隆之後宮中阿哥種痘製度的執行產生懷疑。

同治皇帝之死還引出了另外一個話題，就是進步與落後。中國傳統的種痘疫苗法，一度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據記載，康熙時期，俄羅斯曾派人專門到中國學習種痘法。後來這種方法又由土耳其傳入了歐洲。１７８６年，英國人詹納在它的基礎上發明了詹納法，也就是後來的牛痘疫苗法。這種先進的牛痘法嘉慶年間已傳入中國，但官方推行的還是傳統的種痘法。如果當時清政府善於引進學習，將先進的牛痘疫苗法引進宮中，也許同治皇帝就不會死了。保守就意味著落後。據此，某種意義上說，同治死於天花，毋寧說是死於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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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節 清宮太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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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會，皇帝貴為天子，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位曆來就是繼承者們夢寐以求的對象，爭奪皇位自然是非常激烈，甚至是不顧親情的血腥廝殺。皇位來之不易，保住皇位更是皇帝們一生中的頭等大事。為了保住皇位，除了政治手段以外，應該就是保命了。

為了保命，清朝的皇帝與封建社會的所有皇帝一樣，不惜一切代價尋找名醫和名藥，這些名醫和名藥也就成了所謂的禦醫、禦藥。太醫院是為宮廷服務的，禦藥主要是皇帝、皇後和妃嬪們吃的，因此禦醫和禦藥就有了一層神秘的麵紗。

坐落在北京紫禁城內的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今天仍然保存著大量清宮禦醫、禦藥的原始檔案，可以幫助我們揭開這層神秘的麵紗。

關於宮廷醫療機構的設置，據《漢書》記載，黃帝時已有岐伯，管理宮廷醫藥的事情。周朝設有醫師、上士、下士為帝王及卿大夫行醫治病。秦漢時也曾設有太醫令、太醫下大夫、翰林醫官等職官。到了金代，開始用太醫院這一名稱，隸屬宣徽院。元代，太醫院開始成為專門的宮廷醫療機構。自此以後，各朝都設有太醫院，直至１９１１年清朝滅亡。

清順治元年（１６４４），清朝的太醫院，最初設在北京正陽門東江米巷，也就是後來的東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該院有大門三座，均向西。用黑漆書寫“太醫院”三個大字的匾額懸掛於大門之上。大門前為門役的住房。左為“土地祠”，右為“聽差處”。太醫院內有大堂五間，是主要的活動場所，大堂內懸掛著康熙皇帝禦賜著名禦醫黃運的詩文：“神聖豈能再，調方最近情。存誠慎藥性，仁術盡平生。”大堂左側，有南廳三間，是禦醫辦理公務的處所。大廳右側是北廳。後麵是先醫廟，外門稱欞星，內門稱鹹濟，殿名景惠，南向，殿內供奉著伏羲、神農、黃帝的塑像，有康熙禦書“永濟群生”匾額。先醫廟外北向為藥王廟，廟裏有銅人像。連接大堂的過廳是二堂，後麵還有三堂五間。

光緒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依照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第七款，將東交民巷劃為各國駐中國的使館區，使館區範圍內的中國衙署都必須按時搬走。太醫院隻得暫借東安門大街禦醫白文壽的宅子應差。不久，又暫移至北池子大悲觀音院。光緒二十八年，才於地安門外皇城根、兵仗局東建立新的辦公衙署，其建築規模較之從前要簡陋許多，現在遺址尚存，但已是麵目全非，昔日衙門形式，難以再現。太醫院在紫禁城內東牆下、上駟院之北，設有待診、休息的處所，舊稱“他坦”，歲月流失，現也傾毀無存。

太醫院為五品衙門。醫務人員都有相應的職位，堂官稱為院使，相當於院長，為五品官，副職稱為左院判，官居六品，所屬官員有禦醫，官居八品。雍正七年（１７２９）規定：禦醫均受正七品，許用六品冠帶。還有吏目、醫士、醫生等，這些人員享受從九品的待遇，一般通稱禦醫（又稱太醫），各醫官的品級，曆朝稍有變動。曆朝禦醫人數，略有增減。以光緒朝為例：有禦醫十三人，吏目二十六人，醫士二十人，醫生三十人。這些禦醫全部是漢人。

太醫院的禦醫，來自全國各地，從各省民間醫生以及舉人、貢生等有職銜的人中，挑選精通醫理，情願為宮中效力的人，量材錄用。如在康熙年間，同仁堂的創始人樂顯揚就曾擔任太醫院吏目一職。此外，太醫院還設有教習廳，培養醫務人材，由禦醫、吏目充當教習。學習的內容有《類經注釋》、《本草綱目》、《傷寒內經》、《脈訣》等專業知識，經過六年寒暑通過考試合格，才能錄用為醫士或醫生。

雖然在康熙年間已有西藥進入宮廷，以後曆朝也引進了西醫、西藥，但太醫院主要是以中醫、中藥為皇帝和妃嬪診脈開藥。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３），康熙因患瘧疾，就服用過法國傳教士洪若翰送的金雞納，也叫奎寧。光緒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九月初四日，法國駐華公使館多德福醫生也曾為光緒診病開藥。盡管如此，在絕大部分時間裏，他們從骨子裏還是相信中醫、中藥。正因為如此，中醫、中藥始終是太醫院的主導醫療手段。我們給大家講述的禦醫、禦藥基本上就是中醫、中藥。

太醫院按醫術分類設科，清朝初年為十一科，康熙朝和並為九科，分別是：大方脈、小方脈、傷寒科、婦人科、瘡科、針灸科、眼科、口齒科、正骨科。同治、光緒時期，又合並為大方脈、小方脈、外科、眼科、口齒科五科。各科都有專科醫生。

太醫院禦醫，日常在紫禁城內東牆下的待診處輪流值班，隨時聽候太監的召喚，為皇帝、妃嬪看病、配藥，同時，也擔負一些其他與宮廷有關的醫療事務。這是其主要職責。此外，太醫院還承擔王公、公主、駙馬以及文武大臣等的醫療服務，這些人遇有疾病，太醫院奉旨派醫官前往，並將治療經過向皇帝奏報。在外地的公主、駙馬及台吉大臣有病，也得奉旨攜帶藥品前往診視。軍營、文武會試，就連刑部大牢囚犯得病太醫院也要派人前往應差。

 

第02節 記錄皇帝病情的宮中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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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太醫院，禦醫的醫事活動，無論在宮中，或在宮外，凡是經過他們診治的人，都有專門的檔案紀錄診治情況，如《脈案》、《病源》、《用藥底簿》等等。這些檔案類似今天的病曆。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現存的清代宮廷醫案，總數約有四萬件。但是這些病案一直被深藏宮中，究竟皇帝、皇後及其妃嬪等怎樣看病，禦醫又如何為他們施藥護理，等等，一向是神秘莫測的。

這些檔案的內容包括皇帝、皇後、妃嬪、皇子、公主、太監、宮女以及部分王公大臣的原始診病記錄、配方密本、禦藥房的各項記錄，皇帝有關醫案的朱批，等等。皇帝或皇後起居注及曆朝實錄、內務府抄件、曆朝名臣文集筆記，也大量記載著皇帝及宮中重要人物的治病過程。同治皇帝患天花，從發病到病死，二十六天記錄成冊，無任何遺漏。如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醫案中詳細記錄了禦醫李德立等共同會診“外用熨洗”法為同治皇帝進行治療。所開出的藥方是：“木香一兩，當歸一兩，肉桂五錢，生附子五錢，川貝五錢，草烏五錢，蒼術五錢，斷龍骨五錢，白芷一兩，山甲五錢灸，乳香一兩，透骨草一兩。”效果如何，我們姑且不去管它。

按清宮的規定，給皇帝看病的禦醫都由禦藥房太監帶領，先給皇帝問過聖安，然後才能把脈、問病、開方，開好的藥方，要與太監一同去禦藥房取藥，藥方的內容和禦醫、太監的姓名，都要記錄在案，並抄寫所開藥方的藥性、治療方法，並署上禦醫、太監的名字，進呈皇帝禦覽。然後登記入冊，並由專人保管，作為憑證，以備查考。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說：“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醫開的藥方都要分抄給內務府大臣們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還要抄給軍機大臣一份。”這些藥方大多都保存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內務府、軍機處等檔案全宗中。

不僅如此，如果皇帝患病，醫治無效，以致死亡，就是所謂“龍馭上賓”，禦醫及其相關人員就要受到處分。如同治皇帝死後，奉慈安、慈禧皇太後懿旨：“上月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圖保護，厥咎甚重。太醫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莊守和，均著即行革職，帶罪當差。欽此。”後來光緒帝死後，太醫院院使張仲元、禦醫全順、忠勳等，也受到同樣的處分。這使禦醫和相關人員一直在謹小慎微、擔心害怕的心態中工作。不過，處分畢竟是例行公事，沒過多久，受過處分的禦醫又照樣行醫了。

說起皇帝吃藥，那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首先煎調禦藥，必須由太醫院禦醫與太監在禦藥房一同相互監督。兩服藥和為一服，因為藥煎好以後，要分為兩杯，一杯由主治禦醫先嚐，後院判、內監也得分別嚐試，確認沒有問題，另一杯才能進奉皇帝服用。如果配製藥品不依照原方，及未開明藥名品味分量或雖開而遺漏舛錯的都將以“大不敬”論罪。乾隆五年（１７４０）以後，為了方便起見，各宮都設有藥房改由內臣負責煎藥，就連皇帝也不在禦藥房煎藥。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是這樣描述的：

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宮的藥房煎藥。永和宮是端康太妃（瑾妃）住的地方，她的藥房比其他太妃宮裏的藥房設備都好，是繼承了隆裕太後的。

禦醫為皇帝看病的處方用藥、禦醫姓名，都要一一登記入冊，建立專門的《萬歲爺用藥底簿》以備查考。皇太後、太妃、皇後、妃嬪，就連宮中太監、宮女等，有病診治，也是如此，隻不過一般不立個人專冊，而是以某宮若幹人共為一冊。如光緒八年（１８８２）二月十七日“長春宮總管、首領、太監等用藥底簿”。但也有例外，慈禧太後寵信太監李連英就建有個人專冊。

 

第03節 皇帝和妃嬪的日常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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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生不老，是曆代皇帝夢寐以求的願望。除了有病吃藥，就是保健。他們不遺餘力地尋找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可是，由於當時的科學水平有限，加之封建迷信和愚昧，很多帝王走上了歪路，他們把道士煉製的所謂仙丹視為寶藥，長期服用，結果適得其反，中毒早死。據記載曆史上就有十幾位帝王因吃丹藥致死，清朝的雍正皇帝一反常規，親筆書寫十幾份內容相同的諭旨，要各地督撫大吏遍訪神醫、道士，結果吃了道士煉的丹藥中毒死亡。但從中可以看出帝王們是如何奢望長生不老。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後可能是最幸運的，乾隆皇帝享年八十九歲，為曆代帝王高壽之冠。慈禧一輩子為了權力，長期用於心計，她也活到了七十四歲，在當時可以說是很不容易的。乾隆皇帝為此非常得意，相繼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年之寶”等印章，以誌其壽之長。這大概是乾隆和慈禧都認識到了吃丹藥的危害，尤其是乾隆，他父親雍正吃丹藥致死，給他的教訓極為深刻，不再去吃什麽仙丹，而是服用真正的保健品。據研究，他經常服用養生保健品，應該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乾隆醫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經常服用補益與長壽的保健品，如龜齡集、龜齡酒、鬆齡太平春酒、椿齡益壽藥酒、健脾滋腎狀元酒、丸劑健脾滋腎壯元丸、密壽固本仙方等。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以後，也就是在他年逾花甲、壽至耄耋時還經常服用一種名叫八珍糕的保健食品。其方組成為：黨參二兩，茯苓二兩，白術一兩，薏米三兩，芡實三兩，扁豆三兩，□□三兩（檔案殘缺），□□三兩，白糖八兩。合在一起，研成末，同白米粉蒸糕。年老的人，飲食起居沒有規律，百病易生，而八珍糕具有不寒不熱、平和溫補、撫養脾胃、益氣養血之功效。既是食品，又是補品，乾隆晚年經常服用八珍糕是再合適不過了。

光緒十三年（１８８７），正是慈禧太後二度垂簾聽政的年代，這一年慈禧５３歲，日常神情已漸入老態，且患有消化不良、氣血不足、行動眩暈、體乏無力等症。九月十四日總管太監李連英奉旨由同仁堂傳來如意長生酒，具體應用為：陳存捐性加減史國公酒四十斤；陳存捐性加減五加皮酒六十斤；鮮木瓜絲酒十斤；外兌木瓜酒一百斤；以上共合一處，蒸淋入缸內，數年捐妥用之（捐性、捐妥，意為清除副作用）。此酒除風祛濕、化食止渴、疏通血脈、強筋壯骨，長期服用，可“得心如意，益壽延年。”慈禧太後服用後，精神大為好轉，李連英奉承老佛爺顯得年輕多了。

有病治病，無病早防是清宮日常保健的重要方麵，無病、小病、換季的時候都要進行調理補養，分季節進行調理養身，是中醫的傳統，隻是清宮更加講究，力求完美罷了。在清代宮廷醫案中，分季節使用的保健類藥品，調治兼顧，尤其自道光朝開始日漸普遍。保健品有飲料和丸、散、膏、丹等種類繁多，僅以代茶飲為例，代茶飲就是宮中常用的保健品，應當強調的是，代茶飲不是用茶葉衝泡而成，而是由各種藥物組成。在清代宮廷醫案中，應用代茶飲的記載很多，其藥物組成多寡不一，治療作用各有不同，應用範圍廣泛，頗受宮中之人歡迎。歸納起來，代茶飲有：解表類代茶飲、清熱類代茶飲、去暑類代茶飲、溫中類代茶飲、補益類代茶飲。僅以補益類代茶飲為例，此類代茶飲屬滋補劑範疇，主要作用於補氣、補血、滋陰等虛損症。道光八年（１８２９）十二月十三日禦醫診得：“全貴妃脈息漸緩，原係大病初愈，元氣未複，今屆大寒節令，恐傷正氣，議用代茶飲”。其配方是：“人參三分，黃芪三錢，甘草五分，水煎代茶。”此茶人參、黃芪、甘草並用，可起補氣之作用。

清代宮中除了患病時由禦醫開方用藥外，對於日常防病的方藥也甚為留意，無病、小病、換季之時，常用方藥製成丸藥服用，以達到預防與調理之功效。其實這些方藥與民間家常小方相似，但就是因為宮廷成藥是以皇帝、妃嬪為主，毫無疑問，為他們提供的藥品質量應該是上品，具體體現在：選藥地道，炮製得法，製作精細，所謂“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雖貴，必不敢省物力”的原則在宮廷中得到無以複加的體現，療效自然就高。僅以清暑益氣丸為例，嘉慶朝華妃“素有氣血兩虧舊症”，嘉慶八年（１８０３）五月初七日經禦醫塗景雲、張鐸診治，認為“時屆暑令，議用清暑益氣丸補氣養血，除濕健脾，長服調理”。其方為人參六錢，葛根五錢，五味子五錢，灸芪八錢，青皮四錢（炒），澤瀉一兩，蒼術五錢（炒），麥冬一兩，焦白術一兩，神曲一兩（炒），黃柏五錢（酒炒），陳皮五錢，歸身一兩，升麻三錢（灸），灸草二錢，合為一起，研成細末，再製成蜜丸，重三錢，每天早晨服一丸，開水送下。禦醫開出此方製成丸藥用於華妃，暑日常服，既補氣養血，又可清熱益氣，防病治病兩兼顧，實為妙品。

 

第04節 禦用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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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看病、吃藥非同小可，禦藥、禦藥材的采購同樣重要。清宮對禦藥、藥材的采購和管理有極為嚴格的製度和規定。按照清宮的規定，宮內設有禦藥房，是采購、保管、供應宮中藥品的專門機構，也是太醫院專門的藥庫，由專門的管理大臣負責，還有主事、司員、庫掌等官員。配藥的叫“蘇拉醫生”，其實就是差役，有四十四人，還有招募的“民間醫生”十七人。時至今日，宮中禦藥房仍給我們遺留下不少珍貴的實物，如當年宮廷備用的牛寶、馬寶、猴寶、狗寶、蜘蛛寶等罕見的名貴藥材，同仁堂製作的藜峒丸、紫金錠等藥物，（圖四：同仁堂製作的藜峒丸、紫金錠成藥）有設計精巧、攜帶方便的藥袋、藥櫃，早期西洋傳教士進獻給康熙皇帝的西藥和葡萄酒。從當年禦藥房配製丸散膏丹的器皿和模具來看，西醫科學在太醫院已經廣泛應用，如大型精細的人體解剖模型，化驗用的顯微鏡，消毒用的蒸汽發生器，以及近代的一些西洋成藥等。

清王朝的宮廷用藥十分龐雜。除皇帝、妃嬪等外，還有大批太監、宮女、侍衛等，總計萬人以上，這些人的醫療保健用藥量已經很大，再加上皇帝隨時賞賜群臣和急用的藥品，其需求量更是十分驚人。而且對藥材的品質要求非常講究，要求如此嚴格的這麽多藥材，又從哪裏來呢？

當然，皇帝要采購多少好藥材也不是一件難事。為了確保藥材的數量與質量，清廷製定了一整套嚴格的規定。凡是出產藥材的各省，每年必須按規定由藥商給皇宮進送藥材，並且在這些省區安排專門的官員承辦。如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浙江布政使陳秉直就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辦理宮中藥材。

各省督撫大吏，為了討好皇上，將當地一些上乘藥材，每年按例向宮中進貢，如雲南的茯苓，廣東的桔紅，四川的冬蟲夏草等等。此外，遼寧、吉林等地山中產參，全部被清廷所控製，不得隨意私挖。入山采參，要經戶部發給信票，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許可證，否則按違法論處。可想而知，平民百姓有病哪能用上好藥。

禦藥材的采買主要來自北京一些藥商，這樣就更為方便、快捷。根據清宮檔案記載，北京同仁堂就是供奉宮中禦藥的重要商號。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上諭檔》記載，雍正皇帝欽定：“同仁堂供奉禦藥房需用藥料和代製內廷所需各種中成藥。”並規定每三個月進藥一次不得有誤，曆年如此，直至清末近二百年。每次進藥情況都有詳細記載，如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１）同仁堂藥商張大鏞七月至九月承辦的禦藥有一百一十七種，重二百一十六斤十二兩八錢；十月至十二月，又進一百五十種，重二百五十二斤七兩。同仁堂不僅供應禦藥房生藥，後來它的丸散膏丹配方，也被抄錄宮中。現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還保存有光緒十一年（１８８５）六月初四日《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一冊。全書首列碧雲散，尾載益壽比天膏。其中有內科配方朱砂安神丸等七十四種，外科配方生肌散等四種，婦科配方七製香附丸等四十六種，兒科配方爛積丸等六種，傷科配方黎峒丸等兩種，喉科配方清咽利隔丸等三種，眼科配方黃連羊肝丸等九種，共計一百零二種。各方中之藥味、重量、配製方法，都一一分別標明。這應該就是人們所說的清宮秘方。有意思的是，也許因為該藥號的誠信，除藥物之外，有時甚至連宮中筆墨、紙張等用品也讓他們承辦。

各處送來的藥材，由禦藥房管理藥庫的官員驗收後，存放生藥庫。藥材合格經驗收官員簽發單據，藥商才能到戶部領取銀兩。生藥庫收到藥材後一律交管理藥庫醫官查驗，經過挑選交給禦藥房，再由醫生炮製備用。買辦藥材和發放藥品名稱，藥房領用紙張銀兩及配方等，在禦藥房醫藥檔案中都有詳細記錄。

中藥材中的不少種類要經過炮製以後才能入藥，沒有炮製前叫生藥，炮製的好壞，對藥性影響很大，弄不好治病的效果會大打折扣。這少不了又有相應的製度與規定，來保證炮製的質量，因此選藥地道，炮製得法，製作精細，所謂“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雖貴，必不敢省物力”的原則在宮廷中得到無以複加的體現。中藥的炮製有的是在紫禁城的禦藥房進行，有的是在供藥商號進行。

為了保證炮製的質量，按照宮中禦藥房的規定，同仁堂派有專人承辦內廷用藥這一皇差，承辦人持有內務府頒發的專用“腰牌”，以便隨時進出紫禁城。由於有了這份官差，可以進出宮禁之地，又是進奉藥物，出不得半點差錯，所選之人必須非常可靠，這就要求擇人十分謹慎，審查也十分嚴格。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四月三十日，因同仁堂藥商張洪病故，招新商張景雲頂替時，由同仁堂擔保，送禦藥房驗明身份，才發給腰牌。

 

第05節 伴君如伴虎的禦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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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嬪妃日常的醫療與保健，都離不開禦醫，禦醫除指在太醫院任職的醫官外，還應當包括那些地方舉薦入京，供奉內廷的名醫。他們侍候於君王左右，為“至尊”診治疾病和日常保健，遇有疑難大症，朝野矚目，責任極重。可是清代曆朝皇帝、妃嬪大都養尊處優，每餐必膏腴雜陳，脯醢並存，像這樣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損健康。身貴體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責怪禦醫無能。禦醫進宮供職，有時須對內府官員、太監等施以賄金，如果不這樣他們就會從中作梗，處處設置障礙，因此，即使是那些精於醫術的太醫，由於多方掣肘，也難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醫治見功，雖賞齎有加，榮耀異常，似乎可以平步青雲，其實未必。甚至恩賜所得，尚不夠賄賂之所出。加上宮禁之中，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有時太醫則是首當其衝，難以逃脫。一藥誤投，生死所係，出了事故，要遭殺身之禍。所以有些名醫把應召入宮視為危途，甚至聞訊遠遁，希望能夠一跑了之。真正官運亨通的太醫寥寥無幾，屈指可數。民間流傳著“禦醫難當”、“伴君如伴虎”的說法，並非虛言，可其中甘苦，人們又知道多少呢？

現僅舉數例，禦醫的甘苦就可略知一二：

（一）宮中治病，皇家對於療效至為強調。倘若治療效果不佳，皇帝常予以嚴詞申斥，重則受到嚴厲懲處。如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十一月二十四日，太醫院院使孫之鼎等奉旨治療正黃旗內大臣頗爾盆痔漏複發症，病勢已竄至左右臀，內通大腸，散發一股惡臭，濃血每天可流一碗，病情十分嚴重。孫之鼎等禦醫束手無策，隻得如實奏報。康熙帝對此非常不滿，在孫之鼎所呈的奏折上朱批：“庸醫誤人，往往如此。”如此一批，禦醫又如何經受得起。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太醫院院使劉裕鐸領旨治療侍衛內大臣伯依勒慎傷寒發疹之症，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病情加重，劉裕鐸急忙上呈奏折報告皇上。乾隆帝聞訊，立即降旨內務府總管大臣王常貴：交給他們一個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著點，去守著他們，看是如何治病的。顯然乾隆帝極為不滿。又如光緒帝死前一年間，因病情複雜，太醫久治不愈，而光緒本人又怨天尤人，時常對禦醫惡語相加，發泄不滿。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他在自述病原中諭示：“近來耳堵鳴響，日甚一日，幾不聞聲，屢服湯藥，寸效全無，名醫伎倆，僅止如此，亦可歎矣！”此類惡語，比比皆是，足見光緒帝求愈心情迫切，也說明宮中禦醫治療效果不佳時，所受申斥之嚴厲。顯然，宮中對於治病療效特別強調，禦醫治療不能敷衍了事。

（二）清代的皇帝大多以知醫自詡，有關的朱批或禦旨，在清宮醫案中隨處可見。對處方用藥，動輒指責，太醫縱操神技也隻得勉為其難，遵旨施治。如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禦醫張獻等人治療武英殿赫世亨疾病的奏折上朱批：“理氣健脾丸藥，有補脾助消化之效，著每日早晨將一錢藥以小米湯同時服下，想必有益。著由禦藥房取藥試用。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補藥及人參等。”自然，病後調脾及防止濫用人參均有合理之處，但其論示不合醫理，禦醫又怎麽敢不遵旨照辦。皇帝開方，也並非全都不合醫理，也有湊巧治好頑症的時候，如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閏五月初九日，對醫術頗有研究的乾隆帝得知大臣梁九功額頭生有一個黃豆大的瘡，親自朱批下藥：“著速用黎峒丸。”不久，梁九功就痊愈了。再如光緒皇帝對把脈開藥就屬於一知半解。光緒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八月的一天，光緒帝在禦醫給他自己開的處方上寫道：“若常用熱劑一味峻補，恐前所發之恙複見於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參、麥冬、菊花、桑葉、竹茹等清涼養陰之品，每日稍佐兩三味，以防浮熱時常上溢。”此類光緒帝欽定的藥方在其脈案中隨處可見，當時不管是否對症，禦醫也得遵旨使用。

（三）當然，禦醫進劑獲效，皇帝也褒獎有賞，以資鼓勵。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三月二十三日，太醫院院使劉裕鐸治好了大臣侯陳泰的傷寒病，雍正帝特意降旨：侯陳泰病症難為，經劉裕鐸診治痊愈，著賞記功一次。皇帝有賞，自然有助於日後的加官晉級。可就是褒獎，其處境有時也並非全如人意。給慈禧太後治過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本是江蘇名醫，慈禧患病，應召入京。經精心治療，效果頗佳。慈禧病愈後，特賜“職業修明”四字匾額，賞賜給薛福辰。大功告成，本應載譽回籍，但是“老佛爺”卻不準他即時出京，因為在慈禧大病初愈之後，還須舊恙全無，方許報安，這叫做請太平脈，他隻得在京耽擱下去。不料其間，小女竟在家鄉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萬分，有言難訴。“伴君如伴虎”這句話，放在薛福辰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近年來，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與中國中醫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對清宮醫案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一致認為：清代禦醫，大多是醫理精通，經驗豐富，獨具特色的醫學家，曾為祖國醫學寶庫添加了光彩。清宮醫案不僅吸收了曆代名醫經驗，而且薈萃了民間驗方的經驗，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清代宮廷醫療與保健檔案資料的發掘、整理和研究，是開拓繼承發揚我國傳統醫藥學的一個重要方麵。隨著發掘工作的深入，相信必將會有廣受歡迎的清宮醫案被開發出來，造福億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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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節 紫宮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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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城北京的中心位置，在清代都城的風水線上，一座宏偉瑰麗、肅穆壯觀的“院落”安詳又威嚴地矗立在那裏。曆經了數百年的風風雨雨，見證了人世間的興興衰衰，“幾度夕陽紅”的她“青山依舊在”。這個曾經既神秘又神聖的“院落”，就是明清兩朝皇帝的宮室、“天朝”的心髒——紫禁城。

紫禁城（今北京故宮博物院），又名宮城、宮廷（庭）、大內、皇宮、禁城、禁廷等，始建於明永樂四年（１４０６），建成於明永樂十八年（１４２０），曆時十四年。占地近八十萬平方米，築房約八千多間，是世界上現今保存最完整、規模最龐大的古代宮殿建築群。這裏，居住過從明成祖朱棣（永樂皇帝）至清遜帝溥儀（宣統皇帝）兩朝共二十四位皇帝，統治中國長達五百年之久。紫禁城緣何而得此名呢？據文獻說，“紫禁城”含義有兩層，其一緣於“紫微正中”理論，即在我國古代，天文學家經過長期觀察發現，紫微星垣位於中天，位置永恒不變，於是就認為這是天上帝王的居所，因而也把天上帝王所居的天宮稱之為紫宮；而古代皇帝在人間至高無上又自稱“真龍天子”，所以就把自己居住的皇宮也稱為紫宮。其二，在封建社會，皇帝居住的地方，四周都有高高的城牆圈護著宮殿，警衛密布、戒備森嚴，一般人絕對不能靠近皇宮，就連朝廷命官、王公大臣出入也有十分嚴格的規製。紫宮禁地，紫禁城因此而得名。鬥轉星移，日月輪回，明亡清繼，禁城依舊，但是，“紫宮”真的就是“禁地”嗎？

清朝，自順治元年（１６４４）遷都北京至宣統三年（１９１１）滅亡的二百六十七年間，先後有十位皇帝一直以紫禁城為皇宮（宣統皇帝於１９２４年被逐出宮）。這對於以武功奪取天下，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統治者來說，對紫禁城之禁衛自然不會掉以輕心、疏於防護，而是戒備森嚴，欲使紫禁城“金城湯池，永固千年”。事實如何呢？“永固千年”顯然已如“始皇”一般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而“金城湯池”是否安然無恙名副其實？這裏，從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珍藏的清代皇家檔案中，擷取一些鮮為人知的檔案資料和曆史故事，透過它們，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側麵了解清代宮廷生活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聞。

 

第02節 金城湯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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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紫禁城“金城湯池”未免是文人用語、言過其實，然而終清一代紫禁城雖屢有破禁之事發生，但城池確實沒有被攻破過，更沒有被攻陷過，這與城池在建築防衛設計上頗具匠心不無關係。眾所周知，紫禁城跟古代其他帝王宮殿一樣四周被城牆圍護著，高大敦厚的城牆既是皇帝權威的體現又是城池的主要防線，為了保證在這裏生活、辦公的皇帝“絕對”安全，紫禁城城牆比皇城的還要高大寬厚。城牆是用山東臨清產的專用城磚砌成，斷麵呈梯形，高十米，牆腳厚度八點三三米，南北長約一千零九米，東西寬約七百八十七米。城牆頂部外側有高一點五二米的品字形雉堞（垛口），城牆上還備放著各種兵器，這種堞牆除了建築上的美觀之外，還具有易守難攻的防禦功能；另外，數千米長的城牆，僅有四門（即南麵的午門、北麵的神武門、東麵的東華門和西麵的西華門）可與外界相通，且四門均以方形巨石做門框，安朱漆金釘鋪首的石塌大門兩扇。四門除陳放著囊箭、弓矢、長槍和梅針箭等常規兵器外，還設有“火器”，把守非常嚴密。在紫禁城外圍設有值房（明代稱紅鋪），有護軍日夜巡邏警戒。在值房外側與城牆相隔十六米的是環繞禁城四周，深四點一米、寬五十二米的護城河，這條流動的護城河不僅給冷峻的宮廷平添了柔美，還把“閑雜人等”拒之牆外，又與皇城涇渭分明……禁城之外築起了第一道禁衛“鴻溝”。

禁城之外第二道屏障是皇城，皇城跟禁城一樣被城牆圍護著，也隻有四門可供出入，南麵是天安門，北麵是地安門，東麵是東安門，西麵是西安門。在皇城之內設有汛（哨卡），各旗按自己所轄區域白天防守稽查，夜裏擊更傳籌。滿八旗駐防的皇城是紫禁城外第二道禁衛“天塹”。

皇城之外還有內城（又叫京城、都城），也如皇城一樣被城牆圈護著，但內城的城牆比起禁城和皇城的要高大、寬厚得多。內城共設九門（即南麵的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北麵的安定門、德勝門；東麵的朝陽門、東直門；西麵的阜成門、西直門）。內城牆上除有門樓、角樓、城垛外，還有旗炮房、炮窗、雉堞等。禁城之外又多了一道禁衛“盾牌”。

實際上，紫禁城在建築設計上的防衛還不止這些，比如在禁城之內還有牆垣既把前殿後宮隔開，又將宮、殿各自圍防，使各宮自成體係，形成相對獨立的防衛單元。另外，連接宮院之間的通道都設有值班哨卡，宮門處還有專人把守，稽查來往行人。

皇城圍護著禁城，內城圈護著皇城，外城又擋護著內城，層層環護，水水相隔，步步設防。城上有騎兵巡邏，城下有衛兵守護，城外有濠河環衛，城內有八旗駐防；還有主管京城治安的步軍營來回逡巡，不大不小的紫禁城就這樣一層層地被圍裹著、一道道地被圈護著成為城中之城。而“整個北京城似乎變成了一個以紫禁城為中心，設施完備、防禦嚴密的巨型工事”，難怪乎當時文人史家把紫禁城說成“金城湯池”。

 

第03節 皇宮警衛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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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戒備森嚴、警衛星羅棋布人所共知，但宮禁機構到底有哪些？由誰掌管？皇帝警衛到底有多少？出身哪裏？讓我們進一步走近神秘的宮廷禁衛。

說到宮禁機構不能不說到八旗，八旗是清代特有的軍事兼民政的組織形式，有滿、蒙、漢之分。清入關以後為了穩定北京以治全國，又把八旗兵分為禁旅八旗和駐防八旗，駐防八旗分駐全國各地，禁旅八旗（又叫京營八旗）駐紮京師。禁旅八旗又分為郎衛和兵衛。

“郎衛”，即皇帝的近身警衛，包括侍衛處和親軍營等，其組成主要是滿、蒙八旗中選拔的精銳人員。充當領侍衛內大臣或禦前大臣的都是皇帝從勳戚大臣中選拔出來的。侍衛中的禦前侍衛是皇帝的貼身警衛，由禦前大臣負責，人員是從上三旗（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中挑選出的才武出眾者，共有官兵約六百人。另外還有藍翎侍衛、宗室侍衛數百人，以及從滿、蒙上三旗中挑選出來的侍衛親軍一千四百餘人。

“兵衛”是皇帝的衛戍部隊，包括護軍營、前鋒營、驍騎營、步軍營、健銳營、火器營、神機營等，負責皇帝的宿衛、清蹕以及宮禁的傳籌和禁門的啟閉等事。兵衛由滿、蒙、漢八旗官兵組成，各營設統領、都統或總統大臣、管理大臣，其中的護軍營是紫禁城的主要守衛部隊，由統領掌管，職責是防守紫禁城各門、掌管門鑰、夜間巡邏傳籌、皇帝朝會筵宴的警護等，護軍都是從滿、蒙八旗中挑選年輕力壯、技藝嫻熟的兵丁，共約一萬五千多人。在景運門還設值班大臣等三人總領宮廷門禁事務。

另外，在宮廷的禁衛組織中世代為皇家奴仆、隸屬於內務府的包衣群體，是一支深受皇帝信賴的特殊力量。其中包括三旗包衣護軍、驍騎、前鋒三營，共有官兵七千餘人，由內務府大臣管轄，主要職責是守衛宮門和稽查出入，宮內由其守衛的宮門共有十二處。其他擔負宮廷禁衛任務的還有官兵人數達一千八百餘人的前鋒營；負責守衛京師和皇帝出巡扈從，掌管槍炮等火器共有官兵七千八百多人的火器營；相當於現在的特種部隊、官兵人數多達一萬餘名的神機營；還有掌管著京城九門鑰匙，負責紫禁城外整個京城的門禁守衛、治安緝捕，並有權“頒其禁令以肅清輦轂（京城）”的步軍營（步軍統領衙門），統率著八旗步兵和京城綠營的馬、步兵共五萬三千餘人。

紫禁城的警衛不但人數驚人、裝備精良，待遇也很優厚，就拿警衛軍官的級別來講就令“十年寒窗、九載熬油”的書生們瞠目。領侍衛內大臣武職正一品，職級與文職的內閣大學士相同，係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最高品級；八旗都統、步軍統領從一品，同於文職各部院尚書、大臣、禦史銜；前鋒統領、八旗護軍統領等正二品，與文職的內務府總管和地方的總督同級；散秩大臣、副將都是從二品，跟文職的翰林院掌院學士和地方的巡撫平級；一個宮廷三等侍衛也是正五品，相當於文職的中央各部院司長品級；就連城門吏也是正七品，一個金榜題名的外任進士也不過如此。而且，所有禁衛機構都對皇帝一人負責，不隸屬於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

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在皇帝侍衛中，有一部分是通過科舉考試錄取的。例如光緒六年（１８８０）十月初四日有這樣一道上諭：“奉旨：殿試（武科）一甲第一名（武狀元）黃培鬆著授為頭等侍衛；一甲第二名周增祥、第三名景元均著授為二等侍衛……餘擬三等侍衛十五名，藍翎侍衛三十名”。但這種科班出身的侍衛畢竟人數很少，且是在後來才出現的。

 

第04節 森嚴的宮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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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紫禁城不僅警衛陣容龐大，宮禁製度也非常之多，要求也非常嚴格，這些製度無疑對加強宮庭禁衛和皇帝的人身安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紫禁城的警衛值班製度當時叫“宿衛製度”，是禁城一項重要的安全措施。它規定宮廷內外該值班的地方應由哪些人值班，各多少人，如何分值，由誰負責等等。乾清門是前殿後宮的分界點，與皇帝臨朝的乾清宮和起居的養心殿近在咫尺，在其左邊的景運門，設有專司警衛任務的值班大臣、司鑰長、主事、護軍校等值班人員共四十人；與景運門遙相呼應、緊靠軍機處（中央最高權力機關）的隆宗門，有護軍官兵三十四人在此值守。此外，在禁城內各宮、各門、各庫、各隅都安排有數量不等的護軍官兵值守。城門內的蹬道、城門口的柵欄等處也有護軍把守，午門、神武門、東華門、西華門都是重點值守的地方。禁城內上三旗侍衛被分為六班，每班又分兩翼，日夜輪守；紫禁城外圍由下五旗護軍負責，每旗兩天，日夜守護。所有這些禁衛人員均由景運門值班統領負責管理和稽查。

相對於城牆及宮內的守衛而言，城門的守衛是一個薄弱環節，因為宮內衣食日用、常朝事務、引見進貢、工程修繕等等都得通過門口這一關，這時門禁製度就顯得尤為重要。一般王公大臣等在朝當班的官員按品級出入規定的宮門，並按其等第嚴格限製入宮時隨從仆役的人數，應走到宮裏的什麽地方停止。午門右掖門隻有王公才能通行，午門左掖門準許在朝各衙門官吏通行。但不論是官員還是辦事人員凡從禁門通行者，均將本人姓名及所屬旗分、佐領及內管領的名字等造冊登記，送到景運門備案，還要在經由之門存放名冊備份，待有關人員通行時質查。宮內太監及工匠、雜役等憑腰牌出入。如有企圖混入以及私自領入者要交刑部議處，凡是名冊上沒有姓名或不帶腰牌者不準放行。在禁城四門設有紅杖兩棒，由護軍兩人手持紅杖坐於城門之下，親王以下官員從此經過均不用起立。若不報姓名擅自闖入，無論官民用棒撻之，再交刑部議處。

禁城之門白日查驗就非常嚴格，晚上更是仔細。宮門每天晚上都必須按時關門上鎖，宮中設有值宿的司鑰長，應鎖的宮門到時由該門的護軍參領負責上鎖，然後派護軍校將鑰匙統一交到景運門司鑰長那兒，再由司鑰長率領護軍依次驗看扃鐍（音ｊｉōｎｇ ｊｕé，門上的鎖具），然後司鑰長還要將鑰匙複查一番，檢查完後統一裝進匣子裏再加鎖藏好，第二天天亮的時候由各門護軍校來司鑰長那兒領取鑰匙開啟大門。城垣的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神武門的扃鐍分別由隆宗門、蒼震門、啟祥門、吉祥門的護軍參領驗查，查驗完畢後同樣委派護軍校將門鑰送到司鑰長那兒收存，這就是禁城的門鑰製度。

如果在夜間城門關閉後有急要事務需要出宮門怎麽辦呢？合符製度有明確規定：必須持有合符方可開門放行。合符，清書中載為銅質（現存實物也見有木質的），外塗金色，分陰陽兩扇，裏側分別鑄有嚴絲合縫的陰陽文“聖旨”兩字，平時陽文一扇藏於大內並要裝匣上鎖，陰文一扇存放在景運、隆宗、東華、西華、神武門等處。如果夜間奉旨差遣或遇有緊急軍務急需出門者，必須從大內取出陽文一半到經由之門，由該門護軍統領、參領取出陰文一半兩者合對，驗證無誤才可以放行並須在次日奏報皇帝。

欲了解宮廷禁衛，傳籌製度不可不知。“傳籌”就是夜間值班護軍之間相互傳遞籌棒，以督察各汛（哨卡）值班情況，又相互傳遞平安信息的一種禁衛措施，形式類似於今日競技體育中的接力賽。紫禁城傳籌有內、外之分。紫禁城內，五籌遞傳，每天晚上自景運門發籌，西行過乾清門，出隆宗門，往北過啟祥門，往西過凝華門，再往北過中正殿後門，又往北至西北隅，往東過順貞門、吉祥門至東北隅，往南過蒼震門至東南隅，往西仍至景運門，傳籌一周總共經由十二汛。紫禁城外圍每夜傳遞八籌，自闕左門起繞城一周再回闕左門止。

有關宮禁的製度還有許多，在皇帝言出法隨的封建社會，任何一個驚動皇帝的案例的處理結果，任何一種讓皇帝有感觸且開口評述的現象，或者是對王宮大臣奏報的批示等等，都將成為新的法例。

 

第05節 事故頻發的紫禁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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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城堅如磐石又防守嚴密，宮禁麵麵俱到又處罰嚴厲，按理說就不該有什麽破禁之事發生。但事情總是比想像的複雜，禁城破禁之事屢禁不絕，宮廷違例情形時有發生。

清朝建立之初，宮禁嚴明、護軍驍勇，禁城也較為安然，其原因是清政權早期對文人名士的招撫，對廣大百姓的安撫，當然還有對八旗人等的愛撫以及刑罰和牢獄的懾壓，可以說清朝前期基本上是政治穩定、吏製清明、社會發展、國勢日盛，曆史上所謂“康（雍）乾盛世”就是注腳。在這一時期破禁之事也少有發生，至少從清代宮廷現存檔案來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好景不長，乾隆朝後期社會秩序就大不如前，社會問題大量滋生；到了嘉慶皇帝當政的時候問題變得嚴重，甚至可以說嘉慶朝是個多事之秋。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筍，稀奇古怪的會道門迅速蔓延，教民鬧事此起彼伏，各種怪事也層出不窮，在這種政治背景下，代表清朝最高統治權力的紫禁城也失去了往日神聖的光環，破禁之事也就頻繁發生。

１．饅頭小販、僧人偷入禁城

先說件有趣的事兒。鹹豐三年（１８５３年）三月二十三日這天，在靠近皇帝起居的養心殿的隆宗門外，一個正在賣饅頭的小販王庫兒被巡守人員捉住。這是怎麽回事呢？宮廷禁地豈能容商販叫賣？事情是這樣的——王庫兒，順天府宛平縣一個以做小買賣為生的民人，鹹豐元年（１８５１）九月間，王庫兒在做生意時偶然撿到一塊宮裏用的腰牌，見利忘“義”的他隨即就戴上了這塊腰牌。從此以後王庫兒就成為紫禁城的常客，大大方方地出入宮廷大門，儼然宮中一役，在宮廷之中售賣饅頭餑餑等竟也平安無事，日子一久還與宮中不少人混得挺熟。就這樣冒用腰牌的他一直無人查問，直到鹹豐二年（１８５２年）四月間，王庫兒出繼的哥哥張貴林聽說此事後又驚又喜，琢磨著這紫禁城警衛林立、水泄不通的，老百姓平時誰能進去？誰敢進去？做夢也不敢想——這等好機會怎能錯過？張貴林把自己想去大內做做這獨家買賣，瞅瞅那神秘皇宮的想法告訴了弟弟王庫兒。王庫兒倒也幹脆，當即就答應了，隨後將腰牌上原來的姓名“袁士棟”刮去改寫成張貴林。自此張貴林就接替王庫兒，開始了他原來做夢都不敢想的“大內擺攤”的生意。再說王庫兒本人也沒閑著，因為他在宮中售賣已有時日，出入禁門很有經驗又混得臉熟，還結識了不少宮中之人，所以仍然在宮中找到了活計。有一個叫張春成的宮內廚師，讓王庫兒幫他一起做飯並住在他那兒。就這樣，張貴林和王庫兒竟然在戒備森嚴的宮廷裏“非法”找到了工作，而且兄弟倆都平安無事。過了一段時間，宮中稽查又嚴了起來，王庫兒就在鹹豐三年（１８５３）三月初六日辭去工作向其兄張貴林要回腰牌想重操舊業。三月二十三日這天已在宮中混跡近兩年的王庫兒露餡了……這塊腰牌原是什麽人的？隨身佩戴的證件怎麽會丟呢？原來，這塊腰牌是鑾儀衛一個負責廚房事務的校尉袁士棟的，鹹豐元年（１８５１）九月間，同在一處服役的翟二套出去買菜，拿錯了腰牌又不慎丟失，因怕受責罰不敢呈報，於是乎上文中的事情就發生了。

無獨有偶，嘉慶九年（１８０４）發生了一件僧人混進神武門的案件。這位和尚法號了友，安徽寧國府涇縣人。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了友的妻子和兩個兒子相繼死去，了友悲痛欲絕但回天無術，心無所係的他決定出家，就在梵覺寺受戒並領有度牒（僧人執照），隨後就四處遊募化緣。嘉慶九年（１８０４）正月間，了友在浙江參拜完普陀山後忽然心竅一開想進京求見皇上，想著皇上能賞給他主持再賞臉應請南巡。想入非非的了友就從江南、山東一帶一路募化往北而來。三月二十五日抵京後在各處寺廟住歇，因他有度牒就常進皇城內遊募，並屢至東華門外跪拜想趁機進宮，但因“稽查嚴密”沒能進去。雖然如此了友晉見之心不死，他繼續一邊募化一邊等待時機。春去冬來，一轉眼多半年過去了，十一月二十四日這天寒風朔朔，了友又到東華門外觀望，被守門護軍趕走，但執著的他並沒有離去，而是來到景山東門外忍饑挨凍一直呆到深夜約五更時分。了友見有幾個人打著燈挑著食盒往這邊走來，憑他的經驗判定八成是往宮裏送食的人。於是，他就悄悄的跟在後麵輕鬆混入神武門內，走進右東夾道。但大內宮深、牆高、夜黑、燈稀，一心想見皇帝的了友也不免緊張無措，就順著牆往南走，可這次沒走多遠就被巡夜的護軍拿獲。皇上當然很快得知此事，他既怒於一個僧人竟敢破禁入宮，又怒於宮闈重地竟能如此輕入，諭令嚴懲。最後了友被勒令還俗，依擅入神武門者本律上加一等杖責六十，流放一年，再枷號兩個月示眾，期滿後送交安徽巡撫衙門折責充徒。當晚神武門值班的護軍官三達色等被從重杖一百，照例革職；護軍明通等也被革退差使、從重杖一百，先行枷號一個月，滿日鞭責後交本旗管束；神武門至東夾道失察的護軍交護軍統領鞭八十免其革退；職官谘送兵部照例議處。一場癡人說夢般的故事在相關人員挨打受刑之後化為泡影，禁城門禁也顯漏破綻。

２．大內失竊案

除了“小販賣饃”和“僧人朝聖”這些偶然事件之外，禁廷之內還常有盜案發生。

 

嘉慶十六年（１８１１）十二月初十日這天，在紫禁城中靠近皇帝辦公生活的內廷，負責宮禁的領侍衛內大臣值班的景運門內，當班的內閣中書屈廷鎮的海龍皮褂後襟被小偷割開了一道口子，幸發現及時賊人沒能得手，屈大人也無太大損失，但在宮廷大內皇帝的眼皮底下、有成千上萬護軍的防衛，朝廷大員竟被割破皮褂差點失竊，顯而易見大清的麵子已先丟一份。這一事件驚動了當朝的嘉慶皇帝，在查無結果的情況下立即頒發上諭加強門禁。真可謂：賊膽包天，太歲頭上動土；禁城行竊，大臣囊中取物。

鑾儀衛是清宮廷掌管車駕儀仗的機關，在紫禁城東華門內有一座鑾儀衛的庫房——鑾駕內庫，裏邊存放著鹵簿、法駕等帝後典禮儀仗所需的器物，多為精選的金、銀、珠、寶和精美的絲織品特製而成。內庫平常大門緊鎖封條把門，日夜有人看守，即使給皇帝準備鹵簿、後妃們準備儀仗也得嚴格履行手續，並且還有專人監督。但問題還是出現了。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二月初十日一大早，在鑾駕內庫值班的官員驚恐地發現，鑾駕內庫門上封條被撕壞，鎖頭被撬落，庫門被打開。趕緊進庫點查，發現庫裏純金器物八件不脛而走，金提爐、金香盒、金瓶蓋等也不翼而飛。皇上隨即下諭嚴查，但時過兩月，二百多人受審後也未查出個什麽結果來。道光皇帝隻好下旨嚴懲有關官員，結果當日帶班和值班的官員德淩阿等降二級調用並罰俸二年，管庫官等也被降一級調用並罰俸一年。一場大內失竊案就如此草草收場不了了之。

人們常說“船裏漏不了針”，但有意思的是大內這條針紮不進的“船”裏卻把金條給“漏”了，說來屬於“家醜外揚”。宮中延春閣有名太監名叫王進祿，河北懷來縣人，時年二十六歲，鹹豐三年（１８５３）二月初四日，王進祿的弟弟王牛子從老家稍信給王進祿說父親病重急需錢來治療，王進祿非常著急，但身邊沒有積攢幹著急沒辦法。一籌莫展的他忽然“急中生智”，心想身邊隨處都是珍奇異寶隨便拿點什麽不就是錢嗎？說來也巧，大概是“天公作美”吧，第二天一早他像往常一樣正在蘭畹殿內打掃衛生，忽然眼前一亮，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上前去定睛一看，不錯是金條。王進祿已顧不上別的了，伸手就將八仙桌上的一根金條揣進懷中……。宮廷畢竟是宮廷，“王法”到底是“王法”，小民終歸是小民。王進祿偷雞不成反蝕米，父親的病沒救著，卻把自己“救”成了囚犯，後被依照監守自盜錢糧一百兩至三百三十兩例從重發往黑龍江，並重杖一百撥給官兵為奴。

實際上，要說監守自盜護軍偷竊才可謂名副其實。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六月初三日，總管太監蘇得奏報了慎刑司查獲的，宮中兆祥所木庫被盜的經過。賊犯常有，正黃旗滿洲護軍，時年二十六歲。二月十八日常有在大內值班，正好與本旗的護軍紮朗阿一班，倆人聊天時無意中都說到自己家庭拮據、生活貧苦，這時紮朗阿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兩人結夥偷竊兆祥所木庫的東西變錢糊口，常有滿口答應，兩人一拍即合。當天晚上，常、紮二人潛至木庫東邊跳牆進去，將木庫東廂房後簷原來堵砌的一座門刨出一個窟窿鑽進去，再將西隔扇插銷撥開跳進庫中。一時不知拿什麽好，他們就拿出小刀將大櫃上的銅飾品撬下了幾塊，又順手拿了十多個小物件急忙離去。第一次得手對他們“鼓勵”很大，第二天晚上又接著去了，還是平安無事。以後他們倆就常常光顧這所庫房，順走的東西也由小物件變成了硬木炕桌、紫檀帽鏡等等，目標太大拿不出去的他們就地拆壞。三月的一天，常有攜帶已裹藏好的紫檀木邊框出門時不慎泄露，被護軍盤問並押送到景運門，他謊稱是撿拾到的，還央求護軍校至山為他求情作保，因他本人也是護軍所以很快被釋放，但其不思改悔仍繼續作案，後被慎刑司抓獲。常有被革去護軍、銷除旗檔，麵刺“盜官物”三字，流放黑龍江；紮朗阿已病故“毋庸議”；說情者至山也被革去護軍杖一百鞭責發落，但常有偷竊所得銀兩卻因為他家中赤貧、花用殆盡隻好免於追回。

如果說下層小民“太歲頭上動土，大臣囊中取物”是教化不到或生活所迫鋌而走險咎由自取的話，那麽，家私萬金又受乾隆皇帝寵幸的權臣和珅知法犯法就匪夷所思了。原來，和珅家住西直門內，發跡後私欲膨脹，想在什刹海附近建一座豪華奢麗的深宅大院，由於清庭有製，他不敢明目張膽地蓋成王府式的建築，隻好在內裝修上動腦筋，“欲與王府試比美”。恰好這時乾隆皇帝重修寧壽宮，和珅看到許多殿宇建築設計非常別致，又非常舒適，心裏便有了主意——仿建。於是，他派心腹太監呼什圖潛入宮內，偷偷地取回寧壽宮的燙樣（模型，既有外觀，又有內裝修布置等）。後來和珅府中用楠木裝修的“錫晉齋”就是依照大內寧壽宮中樂壽堂的式樣修置的。那麽呼什圖是如何通過警戒森嚴的宮廷之門的呢？又是如何在偌大的宮廷中探囊取物般的捧走了燙樣呢？這一點其實並非秘密，隻要人們了解了和珅既是軍機大臣又兼內務府大臣，宮門守衛等侍衛、宮中總管太監等隻不過是他麾下一名小卒就夠了。此事對“戒備森嚴”的宮廷警衛狀況無疑是有力的嘲諷。

 

禍起蕭牆，監守自盜本該從重處罰以示警戒，可事情出在當朝皇帝的寵臣身上，違規私建都不了了之，至於入宮竊走燙樣就不值一提了。事態發展到這一步，後來宮中發生的事雖也驚心動魄，但已不足為奇了。

３．禁城行刺案

這裏說說發生在紫禁城中的幾樁暴力事件。一是嘉慶八年（１８０３）的“陳德行刺嘉慶案”。陳德，鑲黃旗人，家奴出身，曾於內務府服役，熟悉宮廷門禁、宮內路設及日常護衛情況。因生活窘迫不滿於現狀，閏二月二十日這天，他混進大內，伏於神武門內順貞門前，待嘉慶皇帝禦輦經過時持刀行刺，在場眾侍衛、護軍章京、護軍校、護軍等一時竟都驚惶失措目瞪口呆，後才有一禦前大臣迎前攔擋，侍衛門才緩過勁來蜂擁而上，陳德力竭被俘，後桀刑而死。嘉慶皇帝雖幸免於難，但當朝皇上目睹一場禦前血戰恐其至死難忘，宮廷門禁疏漏又可見一斑。

無獨有偶，嘉慶十年（１８０５）二月二十日這天九點左右，一中年男子肩扛一杆用袍子裹著槍頭的鐵槍，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神武門外，看見門口有護軍把守也不避讓就要硬行闖入。這時值班護軍圖塔布上前攔擋，此人不但毫不畏懼，且用槍直衝圖塔布紮去，圖塔布一閃身，衣服已被戳破。這時在神武門當班的其他護軍聽到聲音過來圍捕，這位中年男子毫不示弱，一看長槍不能發揮作用就抽出藏在腰間殺豬用的兩把短刀，衝著護軍們劈頭蓋臉一陣狂砍。鏖戰中，砍破守門章京舒當阿帽簷，捋傷了護軍莫爾根的手指頭，砍傷護軍校八十四的頭臉，傷勢嚴重。後來行刺人被圍上來的護軍用亂棍打倒，帶至東值房審問，但該人僅供他叫薩彌文，山西五台王家莊人，因盟兄支使來京，其餘問話堅不吐露，沒過一會兒刺客因為傷勢過重當即斃命。嘉慶皇帝馬上下諭速查急奏，後來查知：薩彌文原名叫劉士興，居住在直隸省正定府槁城縣崗上鎮杜村，山西五台縣西王家莊人，出事前兩年已拜把結盟很少回家，在外邊幹些什麽家人也不得而知。大動肝火的嘉慶皇帝興師動眾派人訪查，但無果而終，最後隻能將劉士興“戳屍梟示”警懾良民，自己解解氣而已。

這件事發生後，嘉慶皇帝覺得值班護軍精勉驍勇功不可沒，馬上發出上諭獎勵有功人員。但有趣的是此案經仔細審理以後皇上了解到，當薩彌文衝進禁門時當班的護軍竟然都沒有佩戴武器，有些當班的護軍擅離職守甚至在屋內閑坐聊天。是功是過？是福是禍？嘉慶皇帝哭笑不得，隻好再發上諭更換守門器械並加強門禁章程了事。

事過八年以後，即嘉慶十八年（１８１３）九月十五日，紫禁城內又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林清起義軍攻打紫禁城案”，史書中又稱“紫禁城之變”。這天，林清領導的天理教徒在太監的導引下攻打紫禁城，僅半日時間就直搗皇帝居室養心殿，可惜消息不準，嘉慶帝當時不在宮中。但當嘉慶皇帝得知此事後驚乎“我大清從前何等強盛，今乃至有此事。”更令嘉慶惱怒的是：“當守午門之策淩聞變，竟率兵開門首遁”。宮禁鬆弛、紀律渙散、守兵虛弱昭然若揭，清廷頹勢積重難返。

４．門禁事件

到了清朝末年，由於種種原因宮禁更加鬆弛，破禁之事頻繁發生，大內宮門上的銅瓦門釘竟能被人竊取並屢屢得手，東華門樓上存放的兵丁盔甲也被賊人洗劫，這些不該發生在紫禁城中的故事雖讓外人咋舌，但這類事情畢竟是“古已有之”，而最高統治者立法損法帶頭破禁就匪夷所思了。

光緒六年（１８８０）紫禁城午門發生了一件驚動朝野的門禁事件。八月十二日清晨，慈禧太後身邊太監李三順帶著兩個雜役抬著兩千兩賞銀和一些宮中物品奔醇親王府而去。不料當他們走到午門時卻被值班的護軍給攔住了，要他們按規定出示門文（出門證）。李三順有太後口諭哪能示弱，衝著護軍們說：“這是太後特賞的東西，沒有門文。趕快放行，別耽誤時間！”值班的護軍們並不買賬，堅持要照章辦事。李三順扯著嗓門說：“向來宮裏賞給王公大臣的銀子都沒有門文隻有紅單，今天幹嗎非得要門文？”已經拗起來的護軍哪肯服軟，仍然堅持一定要出示門文才能放行。李三順不依不饒地說：“你們要門文你們自己去辦！”值班護軍也不吃這一套，還是不放行。李三順無奈就嘟嘟囔囊的轉身準備去景運門補辦門文，但沒走多遠就被護軍玉林叫住，隨即上去就扭住了李三順的右手，這時，護軍祥福也趕過來幫忙，一把抓住李三順的衣襟將其摁倒在地，一時火氣上湧，兩人一陣拳打腳踢。李三順一個太監哪能經得起這折騰，左肋受傷昏死過去。護軍章京隆昌一看事情鬧大無法收場，趕緊打發護軍常禾去景運門向值班大臣稟報。說也巧，也該出事，太監劉鈺祥正好從此路過，一看此景聲稱要回去稟報太後，護軍忠禾想製止他，一把揪住了發辮，但由於用力過猛一綹頭發當即就被揪下來。這時，在景運門值班的護軍統領嶽林聞訊趕來……雖然當時仍是兩位太後“垂簾”，但誰都知道貪權狡詐的西太後是實權派人物，得罪了當朝實權派人物那還了得。第二天，年僅十歲的光緒皇帝就在“兩太後”的授意下發出上諭，要求將起事護軍及有關人員均交刑部嚴懲。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大禍即將降臨在那幾個倒黴的護軍官兵頭上。

 

本來這等事一出，結果也就出來了。不過事也湊巧，在兩太後操縱光緒帝下令懲治午門護軍不久，又發生了一起由於守門護軍失察，瘋人劉振生擅入神武門混進深宮後才被拿獲的事件。這起事件無疑給一心想發泄私憤的慈禧太後敲響了警鍾，雖然她的麵子大於國法，但與身家性命相比也隻好退而求其次了。經過反複審查、仔細斟酌，兩太後終於做出從輕發落的懿旨：“惟念門禁最為重要”故“格外加恩”，但當事人玉林仍被革去護軍，杖一百流二千裏照例折枷，枷滿鞭責發落；祥福革去護軍，杖一百鞭責發落；忠禾革去護軍，杖一百不準折贖，圈禁二年期滿折責三十板。雖然對這幾名護軍的最後判罰也並不輕鬆，但這比起圈禁五年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遇赦不赦就要好得多了。

了解了以上的各種情形以後，下麵介紹的事件就是“情理之中、不足為奇”了。

光緒二十二年（１８９６）三月十二日夜，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時頤養天年的寧壽宮，被兩個盜賊撬開門鎖潛入其中，盜出製錢三百四十串，第二天一早，一隻裝著腐爛菜葉的垃圾筐被運出紫禁城，宮中的製錢也隨筐出了禁城。得手後的盜賊故伎重演，直到暴露為止。後來，涉案的兩個“內奸”（一滿一漢）雖被處置，但宮廷門禁的情況也讓老百姓窺見一斑。

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七月初八日，太和殿（即金鑾殿）也就是皇帝登極、舉行大典、命將出師等之所在的神聖殿堂，卻有人在裏麵手舞足蹈、拍打窗欞，更可怕的是他隨身帶有短刀、火柴、石塊等危險品（凶器）。此人是什麽人？怎麽進的禁城？事情是這樣的，此人名叫賈萬海，順天府大興縣人，時年二十九歲，患有瘋疾，這天病情發作，竟攜帶利刃、火柴等物混入大內，見無人發覺，他又神不知鬼不覺地竄進大殿，看著金碧輝煌、華貴出奇的殿堂，一時興起竟手舞足蹈於聖殿之上，而且敲打窗欞以助其興。此瘋病患者最後雖然被處以極刑，但此事對戒備森嚴的宮廷禁衛狀況無疑是有力地嘲諷。

由於破禁之事頻繁發生，清政府不斷頒發上諭嚴格門禁製度，厘定門禁章程；加強宮廷守衛人員，更換守衛器械。但也未能確保紫禁城長治久安，破禁之事更是愈演愈烈。應該一提的是，光緒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紫禁城——皇宮大內，這個對中國老百姓來說神秘莫測、高高在上，讓王公大臣也戰戰兢兢，不勝惶恐的神聖殿堂，卻被侵略中國的八國聯軍的鐵蹄踩在腳下，“八國統兵官員及各國公使隨意出入大內”。後來清查，宮內僅金銀器具、銅瓷器皿等就丟失了數千件，且不說書畫陳設、珍玩細軟等寶什。宮禁到此地步，“帝國”這般下場，可氣！可悲！可歎！

縱觀清代紫禁城之禁衛，從整體上說是“禁”大於“不禁”、“偶然”少於“必然”，但是，宮禁從清初設立到清亡為止一以貫之且不斷強化，事發一次整肅一次，典章製度再完備一次。機構在擴大，人數在增加，兵械在更換，處罰在加重，而破禁之事卻屢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何在呢？古人雲：“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如嘉慶皇帝在陳德行刺案發生後曾朱筆親書的那樣：“必有失德，始有此驚予之事”，實際上豈“失德”二字了得？一言以蔽之：清代紫禁城既防守嚴密，又漏洞時出；既禁戒繁縟，又網開一麵；既嚴刑峻法，又執法犯法。微觀上說，這僅是宮廷“疏於管防”“刁民”興風作浪而已，宏觀上看，宮廷失禁是發展至巔峰時期的封建專製社會走向沒落的征兆，是民心向背的反應，事出偶然實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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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節 皇帝的財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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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南端?曾有一片對外開放的商館區。近代以前，這個遠離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貿文化底蘊，與紫禁城內的皇家生活結下不解之緣，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這就是在清代盛極一時的廣州十三行。關注清宮生活或十三行興衰者不乏其人，而對十三行與宮廷關係的探索，幾乎是個空白。讓我們透過清宮秘檔?去發現那湮沒已久的曆史。

創立於康熙盛世的廣州十三行，是清政府設立在廣州的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質的外貿壟斷組織。從１７世紀末開始，每當世界貿易的大帆船泊靠廣州港，便有善於傳譯語言、溝通商情、熟悉洋務的洋行商人負責接洽遠方商戶，統購進口洋貨，營銷中華物產。廣州十三行獨具魅力地吸引著西方的淘金者，令中外商賈八方雲集。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自認為“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不需與外夷互通有無”的乾隆皇帝，麵對蜂擁而至的外國商船，在他南巡回京之後，斷然在全國實行防範洋人、隔絕中外的閉關鎖國政策，宣布撤消原設的沿海各關，僅留廣東的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作為粵海關所屬的中外交易場所，廣州十三行成為清帝國惟一合法的外貿特區，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全部聚集於此，直至鴉片戰爭為止，這個洋貨行獨攬中國外貿長達八十五年。得天獨厚的政策環境，造就了南國曆史上令世人矚目的經濟文化的輝煌時代。從此，十三行的命運便與清王朝的興衰緊密相連。

對外貿易鎖定粵海關一口之後，廣州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賈使節往來不絕。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這裏擁有通向歐洲、拉美、南亞、東洋和大洋洲的環球貿易航線，是清政府閉關政策下惟一幸存的海上絲綢之路。來自各國的船隊，每年五六月間泊靠廣州港，帶來異國的工藝品、土特產和工業品，在十三行商館卸貨交易後，帶著中國絲綢的華貴、瓷器的典雅和茶葉的芳香，於九十月間乘季候風回歸。時人賦詩：

香珠銀錢堆滿市，
火布羽緞哆哪絨。
碧眼番官占樓住，
紅毛鬼子經年寓。
濠畔街連西角樓，
洋貨如山紛雜處。

這就是１８、１９世紀中國的對外貿易景象，也是當今每年在廣州舉辦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雛形。從世界商貿的眼光看，獨口通商實際是一種貿易上的束縛，但它在客觀上孕育了廣州十三行這一著名的中西貿易中心。對於宮廷來說，在中國大陸南端，出現了一個富饒的“天子南庫”。

洋船到港數目直接影響到粵海關的歲收，而海關貿易稅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觀財源。為此，清帝每年都要過問洋船數目，從而了解進出口貨物品種及貿易稅收情況。從廣東大吏曆年進呈的奏折、清單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口通商”之後，經十三行完成的貿易額迅速增長。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以前，海關貿易最旺的一年，洋船到港二十七艘，稅銀僅五十二萬兩。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洋船增至八十三艘，稅銀達一百一十萬兩。到鴉片戰爭之前，洋船多達年二百艘，稅銀近一百八十萬兩，是廣東地方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清政府年關稅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洋船增多，洋行便有所添設，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洋行數目創下曆史最高，達到二十六家。

十三行年上繳稅銀超過百萬，其中有一部分作為皇室的經費開支，通過粵海關輸送宮中，而皇室每年開銷白銀約在六十萬兩左右。據檔案記載，皇帝把十三行作為財源滾滾的銀庫，常親自審查經費的解交情況，如有出入，便拿粵海關監督是問。雍正年間的楊文乾、祖秉圭及乾隆時期的李永標等，都是因虧欠銀兩或貪汙腐敗，被皇帝從粵海關監督這一肥差職位上革除下來的。雍正帝還告誡革職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腦袋要緊。”

為了廣州行商的利益，在製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試圖加重浙江海關關稅，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廣州貿易。他說：“來浙者多，則廣東洋商失利。”然而，該策略並未阻止北上的洋船。於是，乾隆斷然實行封關，僅留廣州一口對外開放。其原因既是為維護東南海防，也是為保證廣州洋行生意。

清政府規定，洋貨行商人必須是“身家殷實，貲財素裕”者，為的是保證洋行經營水平和對外貿易信譽。在豪商巨賈中，以潘、盧、伍、葉四大家族為最，他們都是家業顯貴、錦衣玉食、園宅華麗。十三行街成為當時的“華爾街”，大的商號擁有資產上千萬銀兩，出現了一批世界級豪富。洋行巨頭之一潘氏家族，長期操縱著對英國生絲貿易的市場。其豪華別墅臨廣州珠江而築，堂皇氣派，欽差大臣、總督巡撫及外國使節常常在這裏會晤。伍家豪宅與潘園交相輝映，是一處大型的園林建築，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相媲美。伍氏洋行與美商關係最為密切，這裏出品的茶葉，通過美國旗昌洋行遠銷歐美各地。１９世紀中期，凡帶有伍家圖記的茶葉，在美國就能賣出高價。伍家資產在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約有二千萬兩白銀，被當時的西人稱為“天下第一富翁”。２００１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將伍氏商人評為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之一。嘉慶年間，行商盧觀恒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形成長期合作的利益關係，得以獨占棉花交易市場。

 

十三行商館內也是金山珠海，堆滿銀錢。據記載，道光二年（１８２２）的一場大火?燒毀了商館價值四千萬兩白銀的財務，“火之大者，燒粵省十三行七晝夜，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裏。”由此我們可以略見十三行商館的奢華。有位官員在上奏皇帝時說，由廣東銷煙引發的中外鴉片戰爭，其戰火之所以繞開廣州，與十三行商館中囤積著大量外國公司的財富不無關係。

十三行行商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一同，被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是近代以前中國最富有的商人群體之一。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經濟實力的顯赫使他們成為巨大的捐獻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過人、能財善賈的商業才幹之外，更有交通官府、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

從清代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洋船到港投行卸貨之後，行商總會私下赴海關衙門行賄送禮，以獲得官府對其把持行市的許可。雍正年間，行商每年繳送這種買辦銀兩達三至五萬，相當於粵海關正稅的三分之一。因此，行商從官府方麵得到過許多庇護。

為了討好朝廷，求得外貿特權的穩定，每遇國家大事，行商都會不失時機地向中央政府捐輸報效。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他們集體為台灣林爽文之役捐輸軍需銀三十萬兩，隨後自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到嘉慶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又以皇帝萬壽、廓爾喀軍需、川陝剿匪、河南剿匪、黃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銀三百五十餘萬兩。行商還通過當時官吏品級商品化的捐納製度，以捐輸報效的巨款，換來許多官銜和職務。潘、伍兩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頂戴，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階，由此，他們成為通達朝廷、既富且貴的官商。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帝素以西學和洋貨為奇，廣州十三行正是處在這段時期，因其特殊的商貿地位，成為宮廷所需各類人才的中轉站和奇異洋貨的供應地。

 

第03節 “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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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曾是在華外國人的集散地，通商貿易使最初的貿易貨棧發展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點場所，於是，十三行架起了一座引進西洋人才的橋梁，為宮廷送去大批有才華的西洋使者。從康熙年間開始，一些西洋學者、醫生、畫匠等因仰慕神秘的東方文明，紛紛搭乘本國商船遠渡重洋來到廣州港，希望以自己的才華，取得進入皇宮的通行證。他們首先要由廣州行商引見，方能得到官府的保送以至皇帝的批準。在得到進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們休整、學習的場所。位於商館區內的十三行夷館，與十三行商館遙相對映，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康熙時期，每當洋船泊靠，隨船而來的西洋人便會被安排到商館內的八所天主教堂學習漢語，學成後還要奏報皇帝，以便日後到宮廷供職。清宮檔案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兩廣總督趙弘燦奉旨安置新到的西洋人在教堂學習，康熙帝一再叮囑：“不會漢話，即到京裏亦難用他。會話之時，爾等寫奏折奏聞”。意大利畫師郎世寧、德國天文學家戴進賢等就是經十三行進入宮廷供職的。身處幽宮的中國皇帝，對西洋人的各樣才智極具好奇，一些在宮廷效力的洋人曾得到特別賞識，成為皇宮中的重要人物。皇帝身邊出現了金發碧眼、穿清朝服飾、講中國語言的西洋人。

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廣東巡撫楊琳報告，二十七歲的意大利畫師郎世寧經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達廣州，康熙帝在該奏折上批示：“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郎世寧後來成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宮廷洋畫師，他在清宮畫院處供職一生，為皇家畫的許多作品題材廣泛，嚴謹寫實，既有表現當時重大事件的曆史畫卷，也有眾多皇帝和後妃們的生活肖像及走獸、花鳥等。郎世寧的整個藝術生涯已經成為中國美術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是東西文化藝術交流的重要使者。據內務府檔案記載，郎世寧在宮中曾向中國畫匠傳授歐洲繪畫技法，他的學生有十餘人。乾隆年間，他參與了圓明園內西洋樓的設計營造工作，海宴堂前銅鑄的十二生肖動物頭像也有他的功勞。

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皇帝從京城派欽差赴廣州十三行，專程伴送德國天文學家戴進賢赴京，並捐錢物予以厚待。戴進賢從此終生在宮內供職達二十九年，他管理欽天監事務，在治理曆法方麵作出重大貢獻。到了乾隆、嘉慶時期，西洋人操著中國的官話、土話和方言出入於十三行商館已經不是新鮮事了，英商洪任輝便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中國通”。

廣州行商在引進西洋人才方麵還曾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乾隆是個善於網羅西洋人才的君主，當他看到宮中當差的西洋人相繼病故，便為“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漸少”而憂慮。他多次密諭廣東官員留心訪查到粵西洋人，如有情願赴京者“隨時奏聞，勿為阻拒”。行商潘文岩及時地找到宮廷急需的天文和醫學人士。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有位名叫巴心的法國外科醫生隨本國商船到廣州，因未找到進京當差的途徑而搭船回國。經兩廣總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內法蘭西夷館多日，沒有與洋行商人互通信息。因此，皇宮不得不繼續等待西洋醫生的再次到來。為了及時輸送西方人才，廣州官府定立了隨時報告洋人信息的嚴格製度。最終，那位法國醫生還是來到了紫禁城。所以，對於到華的西洋人來說，十三行是他們走向清朝京城的橋梁。

十三行街區是工藝美術製造業的天堂，也是宮廷匠師的人才基地。這裏的行棧、作坊星羅棋布，能工巧匠薈萃。曆史上形成的外貿傳統，孕育了人們較為開闊的視野、廣博的見識，他們從商業與時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麵的世界並善於把歐洲藝術與本地傳統結合而創新。肩負皇命的廣東大吏將其中的頂尖人材舉薦進宮，成為引領宮廷製造業的主力。

康熙年間，十三行輸送的玻璃匠程向貴、周俊二人，將已掌握的歐洲磨花玻璃術帶進內廷玻璃廠，製造出中外玻璃技術融合的作品“雨過天晴刻花套杯”，達到了當時工藝美術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三年（１７２５），皇帝再想燒製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來，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工藝技術麵前也是無能為力的。

內廷許多優秀的琺琅技師來自於十三行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的朱批奏折中，有兩廣總督楊琳選送潘淳等四人進入養心殿造辦處琺琅作效力的記載，這是廣州琺琅匠進入宮廷的最早記錄。

造辦處自鳴鍾處以西洋人和廣州匠為主要技術骨幹。該處所造鍾表，是按照皇帝本人的愛好和要求，吸收洋、廣兩種優點，創造出獨特的皇家鍾表作品。

廣州牙雕工匠於雍正年間進入宮廷。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海關監督祖秉圭送進牙匠陳祖章。當時，蘇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宮內已經供職多年，陳祖章進入牙作後，能在蘇派牙匠控製下施展技藝，展露頭角不是一件易事。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記載，乾隆五年（１７４０）陳祖章每月薪俸銀為頭等，蘇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錢糧而退役，說明廣州牙匠在宮內已經占據主要地位。乾隆六年（１７４１）陳祖章父子等製作出著名的牙雕巨作“月曼清遊冊”，描寫了貴族仕女們從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濃厚的民俗風味與生活情趣。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內。

 

廣東的木器工藝在全國擴散影響也是起源於工匠進入宮廷。雍正七年（１７２９），粵海關監督從廣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進入造辦處。與此同時，由年希堯送進蘇州木匠佘節公等六人。出現了與牙作類似的蘇粵共處、營壘分明的格局。兩派木匠在人事與技術上分庭較量。從廣匠屢屢受到嘉獎的檔案記錄中可以判斷，他們的地位處境已占優勢。乾隆元年（１７３６），養心殿造辦處內正式成立了“廣木作”，廣州木匠高手匯集內廷，少則四五人，多則八九人。在乾隆帝的直接倡導和大力扶持下，廣州木器從地方的一個流派，發展到取代壟斷木器工藝數百年的蘇州木器的優勢地位，成為主宰皇家木器並牽動全國的一個主流派別。十三行優越的人文地理條件，賦予這裏從藝匠師們絕妙超凡的靈感。

 

第05節 采辦洋貨作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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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對外貿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貨。清代帝王的宮廷生活無不奢靡鋪張，地方大吏每逢元旦、萬壽、端陽各節都要進獻當地物產給天子，以博皇帝的歡心與信任，達到加官晉爵的目的，這在清代實際已衍成一種製度。皇帝後妃對舶來品的欲望，刺激了廣東督撫、粵海關監督依靠十三行這一洋貨市場競相采購進口貨之風，從而帶來宮廷內的洋貨熱。特別是限定廣東一口通商之後，十三行便成為皇家惟一可以倚賴的西洋珍玩、奇器的供應地。

廣州外貿洋行每年為宮廷輸送洋貨，當時稱為“采辦官物”，其中多為紫檀、象牙、琺琅、鼻煙、鍾表、儀器、玻璃器、金銀器、毛織品及寵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據帝後的具體要求，按照內廷出具的式樣逐件從洋船上采買，分別由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每年進獻四次。翻閱清宮《進單》、《貢檔》便可以發現，一口通商之後，皇宮享用的洋貨幾乎全部是由廣州貿易洋行輸送的。乾隆年間，貨棧每年進口洋貨千餘件，廣東官員作為貢品進呈的達到數百件。為了取悅宮廷，行商每年還以“備貢”的名義，向內務府造辦處上繳銀五萬五千兩，為皇室傳辦貢品提供經費，而專門承做宮廷禦用品的造辦處，其每年開銷的銀兩在三四萬之內。由此可見，廣州十三行不僅在物質上支撐著禦用洋貨的供應，而且在財源上對宮廷製造業也做出了莫大的貢獻。

皇帝對廣州洋貨貢品還會經常提出具體指示。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買到皇帝夢寐以求的西洋大穿衣鏡，準備修配架座之後再進呈，雍正帝在粵海關監督祖秉圭報告此事的奏折上批道：“再得大鏡，不必另修架座”，表示對西洋鏡迫不及待。乾隆帝更是極其癡迷西洋珍寶，他在二十三年（１７５８）的一道諭旨中，要求洋行“買辦洋鍾表、西洋金珠、奇異陳設或新樣器物”，“皆可不必惜費”，以至這時期廣東洋貨貢品數量之龐大和質量之上乘達到巔峰，可以稱得上奢靡已極。精明的外商很快看透了中國皇帝的嗜好，他們在次年便對幾種新巧貨物抬價居奇。乾隆有時也會指令洋行商人不必急於購取，“一兩年後，勢必減價出售”。乾隆帝能夠如此把握洋貨市場，這在當時可以算是一個巧妙的對策。嘉慶帝則偏愛南洋熱帶水果?他曾多次批示?“貢物不必增添?惟檳榔一項朕時常服用?每次隨貢呈進無誤”。

除承擔固定的采辦義務外，洋行還隨時置辦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貨。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奉命覓購內廷配藥所需，在當時屬稀有洋貨的伽楠香四十斤。承辦者多方尋找，一個月後，終於買足湊齊。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軍機大臣傳來的一道諭旨，廣州洋行便要為宮廷內務府采辦進口紫檀木七萬斤。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粵海關監督佛寧的家奴從京城帶回聖諭，要他隨公務奏折一起，呈進些小式表玩。粵海關監督向皇帝透露，這些特供最終都是責成行商具體承辦的。麵對來自皇宮的龐大需索，洋行商人不得不承受許多的無奈。

 

第06節 洋行倒閉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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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十三行被認為是華南商貿繁榮的源頭，作為“天子南庫”，它給皇家生活帶來了無盡的享樂，這也是清帝在全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惟有廣州一口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廣州十三行是洋貨行的統稱，並不表示洋行的實際數字。據統計，隻有嘉慶十八年（１８１３）和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兩年洋行之數恰好是十三家。其餘各年，最少的為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僅有四家；最多的一年是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有二十六家。廣州洋行存世一百多年，在其曆史上，能夠保持長盛不衰的家族極少，多數行商都富不過三代，基本是在開業後一二十年間倒閉歇業，例外的主要有同文行的潘家與怡和行的伍家。這是因為，全體洋行商人在事業的維持上都遭遇到很大的困難。

自乾隆末期開始，鋪張盛行國用無度。因祖訓不得加賦，財政上的負擔便要轉嫁給農人以外的百姓。商人以其富有，自然首當其衝，成為政府盤剝的對象。從乾隆末年到嘉慶朝，是整個行商團體蒙受來自官方強大需索的時代。政府以皇帝萬壽、國家戰事、河工水利、征剿盜匪等各種公益事業為名，向行商勒索攤派銀兩，再加上貪婪的宮廷和官府的榨取，這期間廣州行商平均每年的負擔超過十萬兩白銀。就國際貿易環境而言，這時期的許多歐陸國家，如法國、荷蘭、瑞典、丹麥等國由於歐洲戰爭爆發，無力派船前往中國，這就增加了中西貿易的不穩定性。在商場上，行商的主要對手，先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西方各國商人，稍後是以英國怡和洋行與美國旗昌洋行為代表的外商。這些西方商團財大勢雄，資金不足的行商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一些行商為了擺脫困境，盲目向外商借債，甚至買空賣空。清廷為了避免中外債務糾紛及外商滯留中國，絕不允許華商拖欠外債，否則嚴加處罰。相反，洋人在欠下行商債務之後，便可以任意離去。因此，洋行在經營上麵臨著各種不測的風險。

在中國官方的桎梏及西方商人的鉗製下，多數洋行周轉不靈，債台高築，行商迭遭破產、抄家、下獄、充軍的厄運，所欠夷債、官餉均由全體行商繼續攤賠。這種由眾商共同承擔經營風險的行規，使多數洋行不堪重負。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裕源洋行張天球、泰和洋行顏時瑛積欠英商債銀近二百萬兩，政府下令抄家、發配新疆，所欠債款由開業中的行商分十年清還，這是行商分攤商欠的開始。這種連帶互保製從此成為洋行的定規，它實際是保甲製度在十三行中的應用。以後相繼出現洋行界排名第三的而益洋行石中和，在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欠債銀一百一十三萬兩破產；嘉慶二十年（１８１５），營業的十家洋行中有七家欠英款，總數達白銀一百零六萬兩；道光四年（１８２４）以後，麗泉等五商行相繼閉歇，欠稅銀二百六十餘萬兩等等。這些債務全部由其他行商分年償還，就連兩廣總督盧坤也不得不承認：“疲行歇業，眾商代為攤賠，每至殷商亦轉為疲乏，在眾商實害切剝膚”。然而，清政府在幫助行商擺脫困境上卻無能為力。

為避免替破產同行攤賠債欠，豪商潘致祥曾設法脫離了洋行界。對政府而言，廣州洋行流失有實力的業頭是不能容忍的，嘉慶十九年（１８１４），在兩廣總督蔣攸銛的主導下，潘致祥被重新召回充商。蔣攸銛稱：潘致祥家業殷實，熟悉洋務，為洋人及商民所信服。以前辭退，實屬投機取巧，現在洋行疲敝之時，豈能任他置身事外。不久，潘致祥便奉旨重操舊業，擔任十三行的總商。

早期中國洋行在經營上的困惑持續到１９世紀４０年代，除兩三家殷實富商成功地發展產業外，其餘資本薄弱的小行商則在風雨飄搖中掙紮。由於“夷欠”過多，中外債務糾紛不斷。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爆發。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戰敗的清政府被迫與英國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其中規定：英商可赴中國沿海五口自由貿易，取消廣州行商壟斷外貿的特權。不久，道光帝下令“不必多方購求西洋物品”，洋行每年進貢洋貨的定製也隨之停止。鹹豐六年（１８５６），具有一百七十年曆史的商館被一場大火化為灰燼。從此，洋行商人各奔東西，廣州十三行退出商業舞台，其在經營對外貿易上獨領風騷的輝煌遂成為值得追溯的曆史，以十三行為依托的宮廷洋貨熱潮也從此而告終，國際貿易的中心逐漸被上海、香港所取代。如今的十三行，隻剩下位於廣州市城西一條孤零零的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