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慈禧是一位努力而勤政的執政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沒有她清朝早就完蛋了，作為那個時代的人，她做的已經很難想象了，在與漢族合作關係上，她實際上是用了肅順的方針，看到了滿人的無能為力，所以她重用漢官取得了空前的實效，她是近代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在那個時代，列強橫行，國力衰敗愚昧無知她晚年在滿大臣的愚昧下犯了大錯，企圖靠義和團挽救大清，但是慈禧太後的努力最終仍然失敗了，而且她雖有功，她的一生功過都是相互衝突的，在應對太平天國的亂事上，她重用漢人的能臣曾國藩，在朝中她有力的調解控製了滿、漢、蒙大臣，提拔人選不忌不同的種族，她的權威力震撼人心，漢臣佩服，她如在世，清代的改革開放政策將加快進度表，她如在世十年，中國將不是現在的中國。袁世凱不可能敢巧取豪奪大清天下，她的功過國際上是有公論的。
| 袁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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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後是個偉大的女性（我為慈禧翻案） 女人慈禧統治中國長達48年。她進入皇宮時，正是16歲的如花少女，她的百媚千嬌讓大清皇帝深深迷戀。26歲時，她由寵妃變成寡婦，很可憐，哎！具有非凡政治才幹的她，舉重若輕，從容地收拾了分別以肅順和恭親王為首的兩大勢力，成為手握實權的皇太後，開始垂簾聽政。普天之下，莫非後土。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她的一生充滿遺憾，在她的身後，是一個風雨飄搖的衰落王朝。作為君臨天下的女皇，她自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女人慈禧的最後遺言令人震驚：以後，不要再讓女人參與國政。這不合本朝家法，必須嚴防！ 慈禧也並非是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她對書法和繪畫都很有造詣。去年，我曾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是寫慈禧當年隨父親到內蒙時的一些事情的，那則新聞裏說‘從一些曆史資料上看，少女時代在綏遠城居住的慈禧對文學、書畫和曆史非常有興趣，她在此讀書、學畫、下棋、彈琴，且經常騎馬射箭 。 請大家都喜歡老佛爺吧！ 馬羚演的康慈皇太妃   女人看慈禧 “奇女子熱麵善結人緣一手遮天風風雨雨控馭中國多至半世紀;妖婦人冷手暗含殺機三次垂簾忽忽喇喇奴役臣民近四億人口“. 這幅對聯描繪了慈禧太後的人生.做為女人慈禧太後有著那個時代普通女人所沒有的叛逆性格, 嫵媚又潑辣, 聰明又無知, 大膽又保守,勤奮又貪圖享樂.在權利的鬥爭中, 她果斷冷酷, 在世界大勢前卻反應遲鈍; 她有足夠的聰明和手段控製局勢, 卻沒有足夠的熱情和責任感去改變中國. 她迷戀政治, 而政治卻給了她千古罵名. 從史到今關於慈禧的政治是非評價已經太多太多, 在這裏我就省省筆墨不用再多寫了. 我隻想作為一個女人的角度來看待作為女人的慈禧. 在眾多評價慈禧太後的著作中, 德齡的描寫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齡在“慈禧後宮實錄“ 中, 展現了老佛爺的另一麵: 她隻不過是個女人. 她有著女人對美的追求, 對青春的渴望. 她曾很溫柔地說: 啊, 青春! 這是天賦與人的一種最可寶貴的恩物, 所以人必須竭力愛惜它,設法把它積儲起來; 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正是從這個角度人們對女人黨政有著奇特的偏見. 其實中國曆史對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 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長孕育出多少傑出的女子, 她們水晶般的聰明,鮮花一樣的美麗.可惜她們隻能在文字之外悄悄凋零, 上天賜予她們才華, 卻沒給她們施展的領地. 給予的也是鳳毛麟角: 武則天, 孝莊皇太後. 然而, 正當中國幾千年來首次與因為世界文化和科學生產力碰撞而陷入空前的困難之時,慈禧憑著自己超人的膽量和聰明, 繞過重重阻礙, 出現在曆史的聚光燈下. 也許多災多難是那時中國不能擺脫的宿命, 她的出現本來可以平衡曆史的不公, 此時卻顯得那樣不合時宜. 造化弄人, 他偏偏撞上了中國最尷尬最困難的時代. 在她扮演的雙重角色中, 她本質更是一個女人而不是一個政治家, 雖然她剛強能幹. 毫無疑問, 她熱愛權利, 也有學者稱她是“權利欲驅使著靈魂“, 但是她僅僅滿足於用權利控製他人, 維護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已. 她並不想在政治領域建功立業, 青史留名. 相反, 她對自己的私人生活傾注了大量的熱: 建造自己的園林, 拳養寵物, 研製化妝品...... 以她的地位和條件, 如果她再敏感一些, 事業心強一些, 她完全有可能更深層地接觸嶄新的西方文明, 更理智地觀察世界, 明了中國的處境和需要, 因而憑自己的才智把中國引導到更安全的軌道上來. 可惜她僅僅對巴黎的時裝, 華爾滋舞感興趣. 每天處理完政務之後, 她把大量的時間用於化妝,遊賞,宴飲,看戲. 她把自己完全置於一個傳統女貴族的生活趣味當中. 這就是她作為那個時代的女人的眼光短淺, 時代局限性. 她對圓明園,頤和園的情結以及對陵墓過分的追求奢華也說明了這一點. 慈禧精力充沛, 她熱愛生命. 她不象以往別的宮庭後妃那樣缺乏生命的熱度, 自甘生命火焰有氣無力地默默燃燒. “宮女談往錄“中有位老宮女回憶說:“太後就是講精氣神兒, 一天到晚那麽多的大事, 全得由太後心裏過,每天還是那麽悠哉自在,騰出工夫嘸講究吃, 講究穿, 講究修飾, 總是精神飽滿, 不帶一點疲倦的勁兒.“ “內起居注“中也可以見到, 在慈禧死前的一段時間裏, 她雖患有慢性腹瀉, 政治活動仍很頻繁, 經常臨朝接見大臣, 商討政務, 批閱奏折, 發布諭旨. 慈禧天生喜歡大紅大紫, 喜歡明亮絢麗的東西. 她冰雪聰明. 剛進宮那時還不怎麽識字, 可通過自學, 她練出一筆好字. 她喜歡唐詩宋詞,喜歡“紅樓夢“, 這部小說是她在深宮的寂寞伴侶. 她喜歡繪畫...... 總之慈禧的一生是相當光鮮亮麗的, 無論是外表還是內質, 都頗為光彩照人. 慈禧極其自信敢作敢為, 從不壓抑委屈自己. 麵對一群男人組成的政治世界, 慈禧豪不膽怯. 她透過自己的聰明, 成功地在近半個世紀裏把這個世界變成了維護自己欲望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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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 告密 逃亡 斯特林·西格雷夫
第四部分 逃亡
告密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野狐禪康有為後來聲稱，就在皇上召見袁世凱的同一天，也就是9月14日，光緒給他寫了一份密信，說自己正處在危險之中。也正是這一天，禦史楊崇伊寫好了呈給太後的起訴狀，因此，從理論上講，皇上的確處於危險之中。康有為聲稱，這封信是以密詔的形式，由一位中間人負責送達的，直到4天之後（9月18日）才到了他的手裏，也就在這一天，皇上第二次召見了袁世凱。
可以說康有為的故事很是離奇，理由有很多。打從皇上批準康有為去上海就任主筆之職，已經過去了足足兩個月，然而這隻野狐禪還在北京，在名士們的集會上四處溜達，散布謠言，誹謗老頑固，煽風點火，諸如此類。其間，各省的保守派官員紛紛籲請皇上下令，幹脆把康野狐和他的夥計梁啟超的腦袋砍掉算了，像對付其他異教徒和搗亂分子一樣。康有為毫不顧及後果，在不同的聚會上誇誇其談，說自己和弟弟康廣仁1每夜都秘密覲見皇上。如果真有此事，那麽所謂密詔就完全沒有必要。這些故事（即使是真的），傳到那些鄙視康有為的大臣們（他們認為他是個自我吹噓的江湖騙子）的耳朵裏，也會導致他們對皇上的判斷力的懷疑。不管怎樣，康有為的大嘴巴正在危及整個維新運動，同時也證明他是個傻瓜。9月16日，光緒到頤和園去看望他姨媽的時候，聽她談及了康野狐的自吹自擂。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光緒發布了一份公開的諭旨，命令康有為立刻動身去上海，從中還透露出很重要的一點：他僅僅隻召見過康有為一次。康有為聲稱，這份諭旨發布的時候，他正在一位禦史家的宴會上飲酒作樂，好不快活。他第一次知道它，是看見諭旨被張貼在大街上的時候。他對此倒也毫不在乎，也沒有馬上收拾行囊、準備開路。接下來的4天裏，他繼續忙活著整個夏天他都在忙活的勾當：呼朋引類、觥籌交錯、興風作浪。
9月18日淩晨，光緒第二次秘密召見了袁世凱，這一次是在頤和園。根據袁世凱後來的說法，這次會見中，他接受了兵部侍郎的職位。不過這個話題無關宏旨。這一回光緒向他透露了幾樁更大的秘密：皇帝打算不惜任何代價繼續推行他的維新計劃，並打算在紫禁城和伊藤博文舉行一次長達數小時的會晤，時間就在今天，當然不會通知任何老頑固，包括軍機處、總理衙門和太後。在他秘密會晤伊藤博文的時候，光緒打算征詢這位日本政治家的意見，看他是否願意接受特別顧問的職位，這一安排可以解釋為：將中國整個行政機器交給一個外國人控製，有了皇帝的特別許可，他就可以在中國施行他曾經介紹到日本的那些改革措施。
袁世凱帶著他的衛兵，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腳步沉重地出了頤和園。這會兒，他離慶親王的郊外宮邸隻有很短的一段距離。他按照事先的安排，朝著晨色熹微中的慶王府走去。慶親王和李鴻章正在那兒等著他。在這次陰謀會晤中他們到底說了些什麽，雖然並沒有文字記錄，但接下來的事情清楚表明：袁世凱出賣了皇上，他把幾分鍾之前光緒透露給他的重大秘密全都告訴了李鴻章和慶親王。李鴻章由他的心腹幹將、來自都察院的秘密警察楊崇伊禦史陪同，他們曾經一起起草了呈遞給太後的奏章，這份控告信眼下可以加以修訂和更新了，而且，現在要說服鐵帽子們聯名將這份奏折親自呈遞給太後，也已經不再有任何困難了。
不大一會兒，在緊急召集之下，端郡王、瀾公和其餘的鐵帽子領導階層都來了，聽取了慶親王和楊崇伊的簡單介紹。（這期間李鴻章和袁世凱溜走了，因為鐵帽子們對這兩個人深惡痛絕。）慶親王接著便召集了全體禦前會議。在商討和準備相關材料之後，他們就成群結隊地去了頤和園，向慈禧報告最近的事態發展，請求她正式恢複訓政——也就是說，讓他們自己恢複藏在她裙子後麵的權力。他們特別告訴她：此時此刻，皇帝正在和伊藤博文舉行一次秘密會晤，並且，皇帝打算建立一個中日聯盟，在這一聯盟中，伊藤博文將會成為中國政府的首腦（這是別有用心的誇大其詞）。這樣一來，將會危及到他們所有人。他們特別強調，尤其是將危害到慈禧作為一個退隱太後的位置，這樣的理由肯定會嚇住她。他們隻需旁敲側擊地讓她記起朝鮮的明成皇後的命運就行了，天佑俠團的刺客們以一種驚世駭俗的方式將她刺傷、焙烤，以至於死，為的是給日本人接管漢城掃清道路。
慈禧在會見廳（緊挨著她昆明湖上的退隱住所）所麵對的這些人，都是一些年輕的煽風點火者、自鳴得意的王公貴族和老朽陳腐的賦閑政客。他們都是些玩世不恭的自利主義者，操縱起這個63歲的老太太來，易如反掌。慈禧一時弄不清這幫家夥到底要搞什麽鬼，在短暫的迷惑混亂和半信半疑之後，他們完全把慈禧的注意力吸引了過來。
他們告訴慈禧：假如中國步明治維新的後塵，滿清的控製也就到了頭，權力將會被轉移到新興的漢人政黨中那些不負責任的政治煽動家的手裏，這些人一點也不比麻煩製造者康有為及共和主義牛虻孫逸仙好多少，而愚蠢的皇帝到頭來頂多不過成為一件純粹的裝飾品。這意味著他們所熟悉的世界將徹底終結。
這次重要會見的首席發言人是李鴻章的狗腿子楊崇伊禦史，他的機遇終於來了。起初，慈禧以她慣有的鎮定沉著穩坐不動地聽著楊崇伊的發言，聽著聽著，她的眼睛裏驟然燃起怒火，她不由分說地打斷了楊崇伊，命令他大聲朗讀整篇奏章。
楊崇伊搖頭擺尾讀了起來，這使慈禧不斷想起多年來名士們的種種陰謀活動，他還描述了康有為最近的惡劣影響。他說：康有為爬進紫禁城的核心圈，並不是親身而為，而是通過中間人。在康有為和名士們的影響之下，皇上被說服了，將那些閱曆豐富的老臣革職。結果是，光緒接受了這些麻煩製造者及其同夥的建議，違背祖宗成法，將他們放在了與軍機大臣並駕齊驅的位置上。如今，光緒希望將日本人伊藤博文置於僅次於皇帝自己的位置上，作為事實上的中國首相，指導中國如何統治、由誰統治。
慈禧再一次打斷了楊崇伊的朗讀。如果有過哪個場合使她舉世聞名的火爆脾氣得以全麵展現的話，那麽這一次就是。楊崇伊這是在指控一位賣國之君，這實在夠狠的。然而這一回，這個皇帝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她從妹妹的魔爪之下救出的孩子，是那個被她當做自己死去的兒子的替代者而加以庇護的、備受虐待的孩子，是那個被慢性疾病置於如此不利的環境以至於麵對堂兄弟們的進攻而無力自衛的孩子。正如追溯到他們起源於東西伯利亞的蠻族祖先一樣，端郡王和他的追隨者們對光緒皇帝窮追猛打，就像一群野狗折磨一匹傷殘的小馬，直到把他徹底摧毀。他們誰也不會懂得：慈禧的親生兒子死後，光緒已經成了她兒子的化身。慈禧對他一直都溫和而慈愛。兩個人在宮中相依為命，情同母子。在諭旨中，光緒在提到他們倆的時候，語氣常常如同母子，有時候稱她為“皇阿媽”，有時幹脆稱“阿媽”。其他人也許能平靜地聽這些控告，但慈禧不能。聽著聽著，她的憤怒也在不斷增長，她終於懂得了：這些人是要讓她親手滅掉自己的養子。伴隨著憤怒而來的，是恐懼。
她想要知道：楊崇伊到底有什麽證據以支持這些指控。雖然楊崇伊也承認，其中有些指控是建立在謠言之上的，並沒有什麽過硬的證據，但有理由相信：康有為和維新運動中的其他人，卷入了一場精心策劃的陰謀，這場陰謀受日本的影響和支持，還有英國佬也串通一氣。楊崇伊向太後保證：自己並不反對維新本身，他反對的是：將這樣重大的變革交由那些野狐禪和“倭寇”們決定。
這些駭人聽聞的指控（受到她所一直依賴的皇室成員的支持）被精心設計得讓慈禧別無選擇，除了走出退隱並重新訓政。即便是這樣，她還是告訴禦前會議：她拒絕倉促做決定。不過在1898年9月18日的北京，眼見得天平已經不可逆轉地偏移了。
慈禧對她侄子的所作所為並非毫無覺察，至少在他秘密會晤伊藤博文之前是這樣。頤和園距離紫禁城也不過隻有6英裏。百日維新期間，光緒不下10次去看望過他的姨媽，而且她也回過幾次紫禁城。他們並非彼此隔絕（除非是在西方使館和傳教士社團的想象當中，這些人除了瞎琢磨，其他的消息來源實在少得可憐）。會晤期間，慈禧有足夠多的機會親耳從他侄子那兒聽聞他在幹些什麽，他正在引入哪些改革措施，以及他將哪些大臣革了職。沒有任何記錄表明慈禧在會晤期間以任何方式進行過幹涉，也沒有記錄表明她命令過她的侄子做過任何不符合自己意願的事情。直到此刻為止，她沒有反對過他任何的改革措施。要不是慶親王、端郡王及其他頑固分子跑去連篇累牘地說服她、李鴻章通過他的代理人這樣去刺激她，也許，她壓根就不會出麵幹涉。楊崇伊奏章上的白紙黑字清楚地表明：慈禧本人並不是那個最先動手的人，不管後來她如何經常地受到指責。李鴻章才是幕後的煽動者，是他操縱了鐵帽子們和禦前會議。
慈禧沒有預料到麻煩。退隱後的她一頭紮進了頤和園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裏。她最高興的一件事情，是一塊坑坑窪窪的巨石運到頤和園，樣子就像隕石，比一匹馬還要高，那是一位省級官員為她院子裏的花園而備辦的一件禮物。而如今，禦前會議中那些詭計多端的陰謀家卻趁她不注意，一下子把她打蒙了。她被反對她侄子的奏折條陳完全淹沒了，但她一直就是被人操縱的。雖然有一些指控純屬無稽之談，有的也被無限誇大了，但有一些卻讓人深感不安，特別是那些暗示和野狐禪康有為之間的秘密關聯，以及和日本之間的密謀。這一刻，她還不能確定指控背後的暗示是不是真的。她需要認真想想，暫時頂住要她采取行動的壓力。
控告本身並不讓她煩惱，讓她煩惱的是它可能帶來的後果。每一項指控都可以個別處理，但最終的結論卻頗為棘手：光緒無能，不能讓他獨自掌管大清帝國。這是一份在朝廷上盤旋多年的供述，對親王們來說這是顯而易見的：光緒的慢性疾病已經損害了他的信心。他從來都沒有發展出對他的競爭對手們頤指氣使、發號施令所需要的自信。當發現競爭對手毫無防衛能力的時候，沒有什麽東西比這更能迅速地引發滿洲人的殺戮欲了。
作為大清王朝的女家長，慈禧的責任就是不斷給自己施加重壓。從前，她精力旺盛、意誌剛強，如今已經精疲力竭。六十出頭的年紀，雖然風韻依然，但身體卻越來越沉重疲累。睡著了的時候，她的臉扭曲而僵硬，雖然微笑的時候依然像個小姑娘一樣燦爛嫵媚。在她並不常見的微笑的背後，是一汪憂鬱的深潭。在龐大的人群中，她煢然獨立已經差不多40年了。她經曆過1860年英法聯軍的入侵和圓明園的被毀，經曆過丈夫的死和熱河政變，經曆過兒子的墮落、謀殺和1875年的繼位危機，經曆過8年幾乎致命的疾病以及中日戰爭可恥的戰敗。這次戰爭暴露了京城裏每一個人的無能，包括她自己。在成為太後的最初幾年裏，她完全依靠恭親王，直到他們之間的友誼因為同治的不良行為和恭親王自己的粗疏傲慢而變得不愉快。當皇座上缺乏一個有魄力有權威的男人、一個能夠齊心協力拯救王朝的皇帝的時候，他們就把重任放在了一個女人的肩上，而她也隻得依靠那些更糟的男人。在任何危機時刻，她隻有尋求李鴻章的幫助。但中日戰爭的結果表明，即便是奸詐狡猾的李鴻章，也不過是一塊朽木。再也沒有人可以指望了。或許，從來就沒有過。
她的死鬼丈夫相信：是他統治時期的天災讓他承受了王朝曆史上最慘烈的失敗。打那以後這麽些年，她發現鹹豐是錯的。天災一個十年接一個十年、一個世紀接一個世紀地持續發生，沒準會永遠這樣下去。她頑強地避免王朝的崩潰，不斷希望爭吵不休的王公大臣能找到共同的立場，就這樣耗盡了一生。而那些王公大臣們，非但沒有致力於王朝的新生和中國的複興，相反，他們的分歧反倒比以前更加劇烈了。能引起他們興趣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窩裏鬥。眼見得光緒就要成為此種家族病的下一位受害者，這一前景實在堪憂，處理起來不能不謹慎。她要小心翼翼地親自著手調查。
在她的手上，已經送走過兩位皇帝，如今眼見得又要送走第三個了。
當這一控告在頤和園內太後的住處悄然進行的時候，天津的榮祿總督先後發來了三封電報，警告說有7艘英國戰艦出現在大沽要塞前，事先沒有任何通報，這一值得注意的非常事件引起了人們的恐慌。後來，英國公使館解釋說，此事“純屬巧合”，隻不過是直隸灣的一次例行巡航，不過這樣的巧合實在也太巧了。人們紛紛猜測，英國已經加入了日本的一場的陰謀，這場陰謀和此前伊藤博文的秘密訪問密切相關，並且，愛管閑事的傳教士、政治激進分子李提摩太在北京的出現，也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這一猜測。
李提摩太是“倫敦傳道會”2一位交遊廣泛的代表，他來到中國，最初在山西地區傳教。無法抵抗鄉下饑荒的恐怖，在忍受過神經衰弱的痛苦折磨之後，唯一的收獲，是發現了自己的一項天賦，就是與北京、上海的那些半瓶醋名士們打交道的才能。李提摩太以這些人的西學輸油管自居。有大量對維新運動產生影響的圖書被翻譯成中文，李提摩太對此負有責任。他所作的這些事情，沒有哪一樁是純粹出於利他的動機，李提摩太對政治有非常敏銳的眼力，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結交那些持不同政見的翰林學士，而這些人之所以對維新感興趣，隻不過是把它當作一種政治工具而已。李提摩太和他團夥中的其他人冒冒失失地慫恿名士們，讓他們相信：在中國，保守的當權派很容易被取代，就像英國的自由黨人取代保守黨人，一個新世界將由此建立。李提摩太和他的小集團不能理解：欺騙在中國的極端重要性。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在表麵上不同的政治體製之下，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再一次證明：關於在中國很容易取代現有權威的宏大設想，能夠帶來悲劇性的結果。但1898年的那些年輕的激進分子同樣也被人奉承和誤導，通過他們，李提摩太對維新集團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力與他的能力並不相稱。當他雇傭康有為最緊密的追隨者梁啟超擔任他的中文秘書之後（這一行動在滿洲人眼裏確鑿無疑地表明：大英帝國政府和維新運動的狂人集團已經勾搭在一起），李提摩太也就公開成了康野狐的一丘之“狐”。
正在幫著李提摩太忙前忙後的，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3李佳白，此人四處推銷“基督徒能夠和儒教徒結婚”的觀念。這兩個家夥夢想著把他們的運動命名為“中國上層傳教會”。
一直密切注視著北京新來者的羅伯特·赫德爵士認為：李提摩太並非是個沒有個人野心的家夥。許多外國人都千方百計要把自己置於影響中國的位置上。赫德斷定李提摩太不太可能是這樣一個人：“人們發現：那些追隨李佳白和李提摩太的翰林（學士們）是帶著政治目的這麽幹的，並且，他們在利用二李，而不是二李利用他們……李提摩太是個狂熱分子，他更願意相信自己的夢想，而不是自己的眼睛。這兩個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他們的那些觀念：改良中國，重塑其公共機構，簡言之，就是要帶動它的政府往前跑，這一切實在是太過美妙了。”
英國軍事冒險家莫蒂默·歐蘇利文船長也提到過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此人秘密來到中國，懷揣著英國政府的大佬們給他寫的介紹信。打這以後，他就忙於同那些持不同政見的翰林學士們（這些人和二李正在結交的是同一撥人）勾勾搭搭。由於他的軍事背景（布爾戰爭期間，他曾在南部非洲服役），再加上他和倫敦之間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關係，歐蘇利文這家夥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個密探。
英國戰艦出現在大沽炮台外的幾天之前，李提摩太從上海抵達北京。據他自己講，是康有為邀請他去北京的，“充任皇帝的顧問。”像這樣上康野狐的老當，倒也不是什麽新鮮事：早在三年之前，李提摩太就曾經告訴過《北華捷報》的讀者們，康有為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李提摩太在北京的突然出現，他和鬼頭鬼腦的歐蘇利文船長的勾勾搭搭，以及他在英國使館神神秘秘的進進出出，這一切，使鐵帽子們更加確信：一場由英、日兩國串通革新家們所策劃的陰謀正在進行之中。而一支莫名其妙的英國艦隊的出現，似乎印證了他們的擔心。
在頤和園，人們對於正在顯露的這一切還一無所知。9月18日，光緒皇帝和伊藤博文在紫禁城舉行了秘密會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提議被拒絕了。伊藤博文的私人日記（事實上是幾年之後為了公共消費而寫的），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9月18、19、21或22這幾天在北京的任何活動，隻是著重強調了他在20日的正式外交會見，當時的參加者有皇帝、太後和其他朝廷大臣。然而，當時英國駐日大使薩道義爵士向倫敦的索爾茲伯裏勳爵通報：伊藤博文在18日（也就是正式外交會見的兩天之前）秘密會見了光緒皇帝。（薩道義補充說，他敏銳地感覺到，躲在太後裙子後麵鐵帽子們這會兒正在策劃的先發製人的策略，其實是李鴻章所設計的。）
假如皇帝真的指望伊藤博文能針對中國問題提出快刀斬亂麻的解決辦法，或者自告奮勇地為他打掃奧吉亞斯王最髒的牛棚4，那麽，他恐怕隻能徹底失望了。對於光緒和伊藤博文之間的秘密商討，目前還沒有任何可靠的記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這位日本政治家幾天之前在和《泰晤士報》的莫理循會談時所表達的強硬觀點，也許可以得到某些啟發。據莫理循說，伊藤博文表達了對中國維新的絕望：
沒有哪個政治家，也沒有哪個人願意擔負起責任，沒有人在自己的同伴麵前大膽而傲然地挺身而出。皇帝連篇累牘地發布下令變革的詔書，但他們決不會貫徹執行。一篇教導官員應當誠實、正直、清廉的諭旨，根本不可能改變那些貪吝之徒，他們的腐敗已經傳承因襲了好幾百代。中國必須修訂其國家稅收——可以通過……縮減或廢止那筆如今每年達3,000,000（英鎊）的開支，這筆錢是被那些為數甚巨、依靠朝廷供養的滿洲侍衛所吞掉的。為了最容易、最有效地做到這些，將朝廷遷出北京城無疑是明智之舉。隻要皇帝還留在北京（被這些人所環繞），朝廷的改革將完全沒有可能。
中國必須要有一支軍隊，專門監視那些不可救藥的腐敗分子，這支軍隊必須由外國人訓練和指揮，而且這件事必須由來自英國和日本的指揮官來做。事情必定會給英國、日本和中國帶來更緊密地合作。俄國的侵略……沒人可以預見，它會在哪兒走向終結……
都察院必須撤銷。都察院是所有腐敗和不幸的根源。在檢查所有維新的成果時，其所發揮的作用，可以說貽害無窮。沒有哪一種製度比這更腐敗的了。都察院的禦史們沒有薪水，他們全都靠敲詐勒索為生。彈劾的恐嚇，能夠從最鐵石心腸的官吏那兒榨出白花花的銀子出來。那些沒有把禦史擺平的家夥，最終遭到彈劾的必定是他。
按照他的性格，伊藤博文必定也是這樣直來直去地對光緒坦言相告：取消所有對滿人的額外津貼，將首都遷出北京，把軍隊置於洋人的指揮之下，撤銷都察院。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條，都能輕易促成一次宮廷政變或者幹脆就是弑君。不難設想，光緒按照原定的計劃，請求伊藤博文作為特別顧問，擔負起改良中國政府的重擔，看來伊藤博文隻是答應了會認真考慮這個提議並在適當的時候給予答複，在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這樣的回答也就等於說“不”了。他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年輕的皇帝是否能爬上老虎背，就更不要說騎上它了。
同一天，就在伊藤博文秘密會晤皇上而鐵帽子們正在試圖說服萬不情願的太後出麵幹涉的時候，康野狐聲稱：他終於收到了皇上請求幫助的密詔，據推測，密詔是4天之前發出的。他說，他和朋友們一起討論了應該采取怎樣的行動，最後決定：可以讓皇上年輕的維新秘書譚嗣同去天津的小站，找袁世凱將軍，尋求他的幫助。這回是真的，當袁世凱在這天下午晚些時候（出賣了皇上之後）回到他的司令部時，發現譚嗣同正在焦急不安地等著見他。後來發生了什麽，有兩個不同版本的故事，一個來自很不可靠的康有為，另一個，則來自同樣不可靠的袁世凱，但他們所給出的，是本質上相同的故事，隻不過修飾加工略有不同而已。
康有為聲稱（寫於事件過去僅僅數月之後），譚嗣同之所以拜訪袁世凱，完全是皇上密信的結果，據他說，信中有雲：“朕位且不保，令與諸同誌設法密救。”5康有為說，收到這封密信之後，他們就請譚嗣同去勸說袁世凱幫助皇上。“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
據康有為說，袁世凱告訴譚嗣同：“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裏，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泄。若天津閱兵時（計劃在10月），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端郡王的鐵帽子們）也。”7
譚嗣同完全被這個老滑頭那副對皇上忠心耿耿的樣子給蒙騙了。據康有為說，這個年輕人離開袁世凱的司令部時留下的印象是：將軍盡管不會立即出擊，但會和他們一起保護皇上。康有為也曾自誇：袁世凱是“站在我們這邊的一位軍事指揮官，一心向著皇上。”康有為的追隨者梁啟超也讚揚袁世凱是個勇敢的人，他忠於皇上，而且也深知太後的“苛酷”。直到過了很久之後，野狐禪才慢慢明白：袁世凱這個老滑頭把他們全當傻瓜給耍了。
在袁世凱自己的版本裏（出版於10年之後的1908年），他說，譚嗣同告訴他，有一封皇上的密旨，命令袁世凱逮捕並殺掉榮祿，包圍頤和園。
袁世凱沉吟半晌，結結巴巴地說，他不能隻憑這個年輕人的口說之詞就相信這些。譚嗣同逼著要他給一個答複，說自己回去就請聖上發一道親筆朱諭，袁世凱表示反對：“一經紙筆，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諭。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複告你如何辦法。”8（袁世凱自然知道，到那時鐵帽子們早就動手了。）
譚嗣同說：“上意甚急，我有朱諭在手，必須即刻定準一個辦法，方可複命。”9袁世凱稱，譚嗣同向他出示的隻不過是一份墨筆書寫的所謂“朱諭”，內容含糊曲折，也沒有要求譚嗣同所提議的宮廷政變。他說上麵的內容是：“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10
這和康有為的版本（“朕位且不保，令與諸同誌設法密救。”）大為不同。
袁將軍為了打消譚嗣同的疑慮，以免對自己不利，便對他信誓旦旦：“但能有益於君國，必當死生以之。”11這位年輕的改革家就這樣回了北京，滿心相信將軍是他們這一邊的。
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圍繞這些信息有大量的爭論。整個事情的關鍵是皇上的密信是不是可信？如果確有此信，那麽真實的內容又是什麽？那些仔細研究過康有為手抄的“密詔”副本的學者斷然肯定：它是偽造的。
假如這份密詔是件假貨，那麽它很可能是在李鴻章的授意下偽造的，追溯9月14日密詔發出和18日早晨送達康有為，到在改革家們的棺材釘上決定性的一顆釘子，再到迫使鐵帽子們刻不容緩地采取行動，也許可以看出蛛絲馬跡。在中國，偽造是一門古老而神聖的手藝，許多翰林學者都受過模仿皇帝書法的專門訓練，為的是替皇上準備新年的祝詞和恩賞。李鴻章開始猛烈反擊所需要的就是“證據”，用以證明革新家們確實在陰謀籌劃一場軍事政變，至於有沒有日本人、英國人幫忙，倒無關宏旨。聖人孫子最著名的詭計就是用偽造的信息激怒敵人貿然行動。就這份光緒求助密詔來說，假的也罷，真的也罷，效果其實是一樣的。
在維新派當中，有李鴻章的密探，他們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來傳遞這份偽造的求助密詔。譚嗣同已經好幾天沒見著光緒了，因為光緒到頤和園去看望他的姨媽去了，回紫禁城不過是為了秘密會晤伊藤博文。因此，譚嗣同沒有辦法驗證密信的真偽，除非他準備等待時機。容易上當受騙的改革家們或許從來就沒有懷疑過它是件假貨，因為他們早就已經相信：皇上正處在危險之中，而且，很久以來他們就夢想著通過一場武裝攤排將“後黨”監禁、斬首，或者迫使他們倉皇出逃。
無論是袁世凱的版本，還是康有為的版本，他們在提到太後的時候，都沒有把她作為一個靶子，充作靶子隻是“後黨”：那些老頑固們。康野狐的朋友們都喜歡把慈禧描繪成維新運動的主要障礙，並且暗示光緒也急於要擺脫她。事實上，在光緒寫給他的維新秘書楊銳的一封信（此信被證明是真的）裏麵，他本人就清楚地表明：希望以一種溫和的態度對待他的姨媽，這樣，維新運動才能夠繼續，人事改革才可以順利開展而不至於觸怒她。
袁世凱將軍仍然按原定的時間表行事。他被派到天津調查英國艦隊神秘露麵的事，而且要在這天晚上趕回北京向皇上報告。19日下午5點鍾的時候，他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夜班火車，20日淩晨，趕在皇上正式接見伊藤博文之前，他走進了紫禁城，這是一周之內他第三次秘密覲見皇上。袁世凱後來聲稱，在報告完英國艦隊並無惡意之後，他試圖提醒皇上他所麵臨的來自鐵帽子們的危險，勸他小心行事，不可操之過急。對於他們之間的這次會談，尚沒有其他報告。康野狐後來宣稱，此次召見，皇上給了袁世凱一份密詔，但他不清楚其內容。在欺騙和謊言如此濃厚的空氣裏，如果能知道故事中光緒這方麵的情況無疑是件很有趣的事，但這些至今仍然是個秘密。
袁世凱匆匆忙忙的北京之行，使他有機會再次和李鴻章密商。之後，將軍回到天津，徑直去了榮祿那兒，又一次出賣了皇帝。他把譚嗣同的造訪、維新派密謀以皇上的名義攫取權力的計劃，全都一股腦地告訴了榮祿。袁世凱談及這些的時候輕鬆自如，讓整個事情看上去滑稽而幼稚，就好像維新派完全沒有必為皇上的被黜而憂心忡忡。他告訴榮祿，這些人請求他保護皇上、處置榮祿、逮捕鐵帽子們。
據總督府裏的一位幕僚說，榮祿匆匆忙忙地去了北京，但當他趕到頤和園的時候已經是深夜，這個時候見太後實在太晚了，因為她已經睡了，隻好轉而去報告了慶親王，慶王第二天一早就轉告太後。總督然後就會了天津。
在譚嗣同所提議的那些事情中，並沒有什麽大逆不道的勾當。皇帝的權力正當合法，譚嗣同的權力也正當合法，而且，譚嗣同是他的一位官員。對於光緒的維新政策以及他牽扯到伊藤博文的那些計劃，保守的滿族親王讚同也好，不讚同也罷，它總歸還是中國統治者的合法舉動。任何族人試圖進行幹涉都是罪惡陰謀，除非皇帝被成功地彈劾了。麵對這樣的罪惡陰謀，皇上和他的忠臣們即使采取激烈的應對措施，也是完全合法的。
不過另一方麵，全體族人都一致深信：他們之所以把權力托付給光緒，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他會維持事情的現狀，以部族的一致意見進行統治，在沒有獲得一致同意的情況下，不會僅憑自己個人的意願進行變革。不管是對是錯，他們全都深信不疑：他正打算將中國出賣給日本人。他們相信：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將他從權力的寶座上搬走，恢複事情先前的狀態，把老太後重新放回原先的位置上，讓她和過去一樣，扮演一個裝飾品的角色，然後再安置一個更可靠傀儡——溥 ，端郡王的兒子。在他們看來，這並不是一次政變，而是一場營救行動。說到底，隻要他們能拉來太後給他們披上合法的外衣，他們的行動就不會是犯罪。人們認為她的地位要高於皇帝，而且，她不必真的廢黜他，隻需要恢複她作為好政府中的一個監護人的角色就行了，這意味著他所有的決定必須得到她的批準。
慈禧至今還沒打定主意。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她和鐵帽子們一樣激動不安。她從來就沒有完全放棄權力，理論上，她仍然有權否決皇帝的任何決定。在她退隱期間，她堅持讓自己的這種特權逐步減少，直到她徹底停止行使否決權。出於自願，皇帝可以繼續將他大多數決定提交給太後，作為一種謙恭的表示。雖然在後來的許多年裏，她的批評者聲稱：她渴望收複權利。但這到底會給她的處境帶來多大的改善呢？實在難以想象。到此刻為止，她的統治時間之長，已經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個女人（除了武則天），也超過了大多數男性皇帝（不管是滿族的還是別的什麽族的）。她在半退休的狀態中，能夠繼續享受權利帶來的種種好處，無論是在頤和園，還是在紫禁城。她真正已經放棄的，全都是行政上的瑣事，任何一個處在她的位置上的人，恐怕都不會謀求恢複。
然而，9月19日，她從頤和園微服進了北京城，取消了慣常的豪華衛隊，這一次是為了出席第二天和伊藤博文的外交會見。皇帝向他請了安，據宮廷檔案記載，隻有少數幾個大臣知道她在紫禁城。她在過去的寢宮裏安歇了下來，但一直沒露麵。在第二天接見伊藤博文時，人們依然看不見她，這是規矩，她躲在一麵紗簾的後麵。參加會見的觀眾有慶親王和一大群滿洲權貴和高層官員，再加上更大的一群太監。互致問候之後，伊藤博文被邀請入座，接下來是一場簡短的會談。
光緒：“我中國近日正當維新之時，貴侯曾手創大業，必知其中利弊，請為朕詳晰言之，並祈與總署王大臣會晤時，將何者當興，何者當革，筆之於書，以備觀覽。”
伊藤博文：“敬遵寵命，他日猥承總署王大臣下問，外臣當竭其所知以告。”11
伊藤博文於是計劃再在日本使館逗留一兩個禮拜，以備中國政府大臣去那兒征詢他的高見。不過此事最後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也沒有什麽值得關注的談話發表。
會見之後，皇上賜宴。一套繁文縟節操練完畢，皇上便祝願伊藤博文一路平安。慈禧並沒有馬上回頤和園，而是留在了她在紫禁城的住處，顯然是要繼續親自調查鐵帽子們的警告。剛剛接見完伊藤博文，慈禧就把袁世凱召到她的寢宮，想聽聽他關於維新派密謀先發製人的情況報告。聽完袁世凱關於此事的說法之後，她叫來慶親王和軍機大臣剛毅，進行討論。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她決定恢複聽政。很顯然，她終於被說服了。慶親王他們是對的，至少，光緒顯示了極其糟糕的判斷力，竟然依靠那些慫恿他鋌而走險的家夥。與此同時，鐵帽子們的猛烈抵抗不得不要另眼相看了。要防止激進和保守這兩者當中任何一方走向極端，唯一的辦法就是：再次扮演最初由恭親王在許多年前為她選定的角色，作為一個政治聯盟儀式上的攝政者，去保護光緒，而不是廢黜他。
鐵帽子們會不會誇大了當前的危險呢？如果慈禧對此有任何懷疑的話，那麽，就在接見伊藤博文的當天，康野狐的一位同誌楊深秀12就公然向皇上呈遞了一份奏折，建議中國與英、日兩國結盟。禦史宋伯魯13（康有為的另一位朋友）在第二天的另一篇奏折中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他還建議讓康有為充任皇上的首席侍從官，以處理維新的具體事務，還應該把李鴻章召來和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一起，商議維新大計。這些奏折非常及時，它們幫了鐵帽子們的大忙，使得慈禧終於相信：不能再坐視不管了。
在這樣的危急時刻，對於任何統治者（或男或女，都無不同）的性格都是一種考驗。精力充沛的康熙皇帝和他的殘忍刻毒的兒子雍正，年輕的時候都很善於應對危機，迫使所有的敵人落荒而逃。而光緒皇帝，他那些既令人讚美又叫人同情的品性，從未因擔當統治者的角色而消減分毫。打從孩提時代起，他就承受了身體、疾病和情感上的困難，對於擊潰鐵帽子們、爭取禦前會議的支持這樣艱巨的任務，他從來就無力勝任，也沒能說服他的姨媽，讓她安於退隱，把治理國家的事情交給自己。他最大的缺點是語言障礙，這使得他在關鍵時刻完全口齒不清。他的姨媽隻需解釋整個禦前會議都反對他獨立行動並支持自己繼續監督政府的日常運作就行了。禦前會議是滿清中國的最高權威，皇帝也要依靠它的認可和支持。一個皇帝，隻有當他覺得自己擁有足夠的個人權威能夠把權力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的時候，才可以否決禦前會議的決定。這種情況，或許在康熙、雍正甚至乾隆那兒出現過，但對於優柔寡斷的光緒來說，則絕無可能。接下來的一係列悲劇，恐怕不能不看作是鐵帽子們的無惡不作所造成的，他們充分利用了臨時占據的優勢地位。
對於太後和光緒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麽，雖然並沒有任何記錄，但可以肯定的是：對雙方來說，這都是一個悲傷的時刻。9月21 日的詔書，是由皇帝寫的，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場（當然也包括太後的立場）。
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後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14
正像1895年對日戰敗的時候一樣，光緒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之中。他幽居於瀛台，那是紫禁城邊上一個叫“南海”的湖中的一個小島。他從朝廷上消失已經有三天了，在他不吱聲的這些日子裏，外國公使館都相信了關於他已經被廢黜並被殺的謠傳。這給康野狐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康有為斷言：慈禧已經把她的侄子監禁、折磨並殺死了，因為他膽大包天，竟敢有改革政府的想法。一個流傳甚久的謠言，說皇帝並沒有死，隻是打那以後就成了瀛台島上的一個囚徒。原先有三座橋通向那個小島。然而到了1898年，隻有一座人行橋依然立在那兒，這樣一來，要看住皇上就更容易了。另一個謠言（是美國公使夫人莎拉·康格聽來的），說的是：皇帝曾經試圖從小島上的監獄逃跑。康有為聲稱，幾個維新派在譚嗣同的帶領下，曾計劃由日本人協助（由一個名叫“大刀王五”的人出麵）攀過南苑宮牆去營救皇上，但沒能成功15。令人驚訝的是，皇帝被監禁的神話故事得到了20世紀幾乎所有中國傑出學者的支持。毫無疑問，皇帝既沒有死，也沒有被監禁，而且已經回到工作崗位有好些日子了。瀛台中的便殿一直是他和慈禧一起工作時共用的辦公室。有案可查的事情是：他的日常公務確實中斷過，但僅僅隻有三天。很顯然是因為驚恐和幻滅，而不是因為拷問和監禁。不過話說回來，他一直以來就是王朝體製的一名囚犯。巴克斯和濮蘭德對這三天的靜養極盡誇大之能事，聲稱皇上在此後的餘生裏就一直是慈禧的囚犯。那些支持巴克斯這個虛構故事的學者毫不顧及壓倒性的反麵證據。
慈禧回了頤和園，顯然，對於這次經曆，她和她的侄子一樣沮喪，留下鐵帽子們自由地迫害他們的死對頭們。對於鐵帽子們來說，到底有哪些人卷進了這場維新派陰謀，他們也是稀裏糊塗，這種混亂導致了一連串的逮捕。9月21日，也就是皇帝宣布太後重新訓政的同一天，還發布了一篇諭旨，斥責康有為“結黨營私”、“惑亂朝議”。和袁世凱的指控（康有為及其同夥密謀殺掉榮祿並籌劃軍事接管）比起來，這些措辭真是不勝溫柔敦厚之至。追捕康有為的命令已經下達，他的弟弟同樣也要給逮起來。
因為康有為在頭一天就已經乘火車去了天津，這會兒正在去上海的路上，因此在他從前慣於出沒的那些地方怕是已經找不到他的影子了。他的兄弟倒是在南海會館給逮著了，當時他正坐在一個馬桶上。康有為寫道：“是時幼博（即康廣仁）如廁，本可避矣。館長班恨幼博嚐責之，帶兵往搜，遂及難。”16
一封發自榮祿總督的急件9月23日送達北京，說他的探子們獲得了一批能證實維新派密謀的詳細資料，將在他下次進京時帶上這些材料。一方麵是這一消息的威力起了作用，一方麵迫於慶親王和軍機大臣剛毅的強大壓力，太後下令逮捕譚嗣同等六人。康有為的同夥、新聞記者梁啟超也正在搜捕之中。
光緒皇帝終於在9月24日的清晨時分重新振作了起來，並且和往常一樣，重又開時閱讀、批注大臣們的奏章，陪著他的姨媽一起在瀛台的便殿中工作，遇到更敏感的條陳就遞給她。正式朝見的時候，他還會照從前的樣子，坐到她的旁邊，這一習慣持續了他的整個餘生。不管有怎樣煽動性的謠言在外國使館中風傳，他既沒有受到身體上的虐待，也沒有被收回權力。他隻是被迫再一次在姨媽的監督下扮演他已經演了多年的角色而已。當然，這既令人遺憾又叫人悲傷，但似乎還算不上凶險。其間，鐵帽子們一直在外邊追獵異教徒。
皇上恢複工作的那一天，也就是9月24日，更多的逮捕隨之而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大使張蔭桓的被捕，他曾經保舉康有為並經常設宴款待他，另有兩個涉嫌和康有為串通幫他遞條陳給皇上的不那麽顯要的官員。士兵們逮捕張蔭桓的時候，還在他的房子裏翻箱倒櫃，顯然是在找康野狐。皇上的4位維新顧問，楊銳、林旭、譚嗣同和劉光第，也都被逮住了。當警察來的時候，楊銳還在床上，被枷走的時候還穿著內衣褲。懵然不知的林旭就在一如平日去入值的時候被逮起來了。當捉拿自己的風聲傳到劉光第那兒的時候，他慷慨自投。譚嗣同則根本就沒打算逃走。
此時，對這四個維新顧問的指控還僅僅是和康野狐有“聯絡”。以這些溫和的指控對他們進行的審判，開始於三天之後的9月27日。然而，到了審判開始的時候，迫於鐵帽子們的極端壓力，指控被上升為煽動。
鐵帽子們正在興頭上，他們彎起胳臂，鼓起肌肉，享受著權力的刺激。他們已經占據了製高點，並把這視為不可浪費天賜良機。憑什麽讓這些激進分子輕鬆過關呢？給他們點厲害瞧瞧，以儆效尤，不是更好麽。
這次審判是在刑部大堂進行的。僅僅一天之後，9月28日，訴訟程序被終止了。一篇來自宮裏的諭旨送到了，下令將這6個囚犯立即處決。這篇諭旨是由光緒簽署的。
下午4點鍾，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他的朋友楊深秀，以及4個維新秘書——譚嗣同、楊銳、林旭和劉光第，被帶到菜市口，斬了首。他們成了舉世聞名的“戊戌六君子”。
根據康有為的說法：“觀者如堵。幼博先就義，欲有所語，而左右顧盼無一人。五君子以次從容赴義。”康廣仁就義時，僅著短衣。據康有為說，一個家仆找了些合適的衣服，把他的頭縫在身體上，買了口棺材，將他葬在一座觀音廟旁。但所有發表的這些，都是康有為的又一創作。據《北華捷報》說，沒有哪個膽大包天的家夥敢去要康廣仁的屍首，它在第二天被劊子手拖走，扔到一個敞口坑裏，那兒被當作是乞丐和罪犯的公墓。
康廣仁曾經跟美國外科醫生嘉約翰18學過三年醫，在全身心地投入他哥哥的政治組織之前，很鬱悶地在浙江做過一年小官吏。據康有為的一個傳記作者講，1896年，康廣仁曾在香港的品芳酒樓會晤過革命黨人孫逸仙，以撮合康、孫兩黨聯手合作。從滿清朝廷的觀點看，孫黨顯然是顛覆分子，任何和他們扯到一起的人，格殺勿論。
事後，又發布了一篇諭旨，解釋朝廷為什麽突然處死這六個人，他們如今被貼上了造反和叛逆的標簽：“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複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19
“恐致株累”，暗指政府中那些同情維新運動的溫和派，其數字正在不斷攀升。他們包括：總理衙門那些世界主義者，許多派駐國外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既有錢又有權的名士階層的保護人。如果繼續審問下去，將有許多開明士大夫可能會被點名，從而暴露在鐵帽子們的火力之下。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將不得不進行反擊。這樣一來，將導致溫和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魚死網破，這是慈禧一直在努力避免的。被端郡王的野心刺激得群情振奮的鐵帽子們，一門心思要殺人見血。端郡王直接或間接地向慈禧施加壓力，要處死他抓起來的那一小撮維新分子。端郡王顯然已經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他不知道，如果留幾個活口，逼著他們把其他人兜出來，他就能讓他的死對頭們遭受更長期的損害。慈禧和光緒則樂得順水推舟，表麵上是屈服於端郡王的壓力，殺掉了六君子，事實上是延緩了一場更大的悲劇。用一條痛苦的止血帶，避免了致命的大出血。
據宮廷檔案記載，“有人警告，如果有任何拖延，某些麻煩可能會發生。”這樣的麻煩包括街頭暴亂。對北京動亂的擔心，倒並不是說市民們為支持維新派而聚眾遊行，而是牽扯到董福祥將軍駐紮在北京南郊的回漢騎兵，他們將會從北京街頭呼嘯而過，逼迫最高當局下令處死維新派。處決六君子後的第二天，在禦獵場，董福祥的人就攻擊了正在郊遊的英、美大使館的人員，明明白白地警告他們：不要多管閑事。
這樣看來，光緒和慈禧是為了避免這些甘肅騎兵的失控而被迫處死了那幾個維新派。他們的狂暴行為，無疑會被描述為公眾對姑息激進分子不滿的一種自然流露。這一個禮拜的晚些時候，董福祥的人又在火車站襲擊並痛毆了一幫從北京來的外國工程師和幾個英國人，外交使團驚恐不安地大吼大叫，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撤出北京。政府當然不願意冒險和這位臭名昭著的不受約束的將軍陷入武力對抗，於是便息事寧人地給了董福祥一大筆“犒賞”，他也順從地將所部撤到了北京以東80英裏的保定。到這時，董福祥完成了在百日維新期間為鐵帽子們提供火力支援以及若不答應他們處死維新派的要求就威脅暴亂的光榮使命。他終於可以歇歇了。不過也並沒有走太遠，就站在舞台後麵，很有耐心地等待著端郡王的信號，為下一場演出而重回北京。這一回，是要將“洋鬼子”趕盡殺絕。
張蔭桓爵士由於有西方公使的幹涉而保住了腦袋。竇納樂爵士和其他公使直接為他求情，伊藤博文也參與了，他這會兒還在北京。不能更改的是：張大使的家產將全部充公，本人則流放新疆。貶謫詔書稱他“居心狡詐，行蹤詭秘，趨炎附勢，反複無常。”20當他們聽說張蔭桓將被流放的時候，《泰晤士報》的莫理循，英國公使館的休·格羅夫納，還有其他幾個人，密謀在流放途中把他劫走，然後帶到公使館。張蔭桓知道這個計劃後，便讓人捎口信給莫理循，說他不希望妨礙朝廷的執法。兩年之後，他在流放中被殺，很顯然是董福祥在端郡王的授意之下雇人幹的。
另一個被逮起來的維新派，既沒有砍頭也沒有流放，此人就是72歲的徐致靖21，他隻是被囚禁在北京。他曾經以自己的名義幫康有為遞呈過一些奏折。隨著鐵帽子們的整肅活動的繼續，另有30個人被逮捕、監禁、革職、軟禁、流放，他們的家人也被抓了起來。這30個人當中，有5個人並沒有直接參與維新運動，而隻不過是維新派的親戚或朋友而已。人們一度擔心會有200多人被逮捕，主要是維新學會的會員和鼓吹維新的報紙編輯。但是，肅清活動突然停止了。
曆史學家在回顧百日維新時，幾乎眾口一詞地譴責太後是個致力於邪惡的極權魔王。根據他們的定義，“新”的就是“好”的。濮蘭德和巴克斯錯誤地聲稱：太後和光緒之間在維新方麵一直存在著持續的衝突。“維新的問題，如今成了皇上和太後之間的一場權力鬥爭，這種衝突，在皇帝的母親（也就是太後的妹妹）死後變得更加尖銳了，她是這兩人之間的一個緩衝器。”（的確存在權力鬥爭，但那是和鐵帽子們之間，而不是和太後之間。而且，對光緒來自童年時代的嚴重缺陷，他的母親負有主要責任。）
另一些人繼續聲稱：“簡言之，在他的（維新）計劃尚未展開的時候，皇帝就發現自己正陷身於和整個當權派的戰爭之中，……其中主要是太後。”（她一直置身事外直到最後的日子，而且事實上在那之前一直在支持他的改革。）“太後發現：由於康有為對她的政權體製的兩大支柱——儒家經典和組織腐敗——的攻擊，她的整個世界都麵臨著威脅。”（這完全是胡說。）約翰·A·哈裏森在他的著作《1800年以來的中國》中聲稱：慈禧“早在1865年，就成了中國最大的權利來源”，並且斷定“事實證明，太後不僅僅憎恨維新，而且也憎恨中國。”（這樣的聲明荒謬可笑。）費正清則告訴我們：百日維新結束的時候，慈禧“處死了她所能抓到的每一個激進分子。”（如果說她和此事有關的話，那麽關係也不是很大。）
光緒在夏天所頒布的許多維新詔令都繼續有效，尤其是那些為軍事、工業、貿易和發展國立學校體係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製度。被廢除的改革措施是那些鐵帽子們最擔心的——那些試圖開放現存政治體製的措施。對維新派的處理（逮捕或處死），並沒有清除維新運動對中國的影響，而隻是使它的鼓吹者更謹慎一些而已。
1898年11月16日的一篇上諭，清楚地表明了她本人的意願和改革政策：
從來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見，力戒因循。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蓋立法之初，未嚐不善，迨積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張，以為救時之計。然或徒務虛名，不求實際，則立一法又生一弊，於國事仍無裨益。故弊去其太甚，法期於可行，必須慎始圖終，實事求是，乃能有濟。
深宮宵旰焦勞，勤求治理，無時不以力圖自強為念。然內外臣工，大率畏難苟安，不知振作。國家所賴以宏濟艱難、補救時局者，果安在耶？
即如泰西各國風俗政令，與中國雖有不同，而其兵農工商諸務，類能力致富強，確有明效。苟能擇善而從，次第舉辦，自可日期有功。
第恐淺識之徒，妄生揣測，或疑朝廷蹈常習故，不複為久遠之謀，實於勵精圖治之心大相刺謬。總之，興利除弊，責在疆臣；指陳得失，責在言路。嗣後內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責者，務當各抒所見，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切實陳奏，以備采擇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責，致負殷殷求治之意。22
英國公使館中文秘書亨利·科伯恩這樣評估朝廷上的情形：
我認為事情很明顯，皇帝麵對這樣的美景（在自己手裏重塑一個嶄新的中國）而無法自持，他並不清楚在他的改革之路上有怎樣的困難。比起他的那些維新顧問，人們更有理由原諒他，因為他沒有任何外部世界的經驗。我以為，他們把他移走，頗像我國（英國）的煽動者移走那些烏合之眾；這些人相信：一品脫容量的壺能裝下一誇脫水23的日子終於來了。皇帝對未來的想象，很少懷疑，很少私心，但也很少實踐上的可行性。
科伯恩頗有見地的評估與眾不同。多數權威人士斷言：慈禧的再度掌權是“殘忍的”，並且，他們通常聲稱：她“廢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曆史學家說她“折磨著可憐的光緒。”“在他的餘生裏，光緒一直生活在他姨媽的淫威之下。”這是嚴重的誇張。他一直就順從她，這種順從，即是出於自我本性，也是出於自我選擇。他不斷惡化的身體和情緒狀況，使他日益依賴於他的姨媽。他不是她的囚犯。在頤和園，許多年來他一直住在她隔壁的宮殿裏，她不斷為他操心，敦促親王大臣們找更好的醫生為他治病，他的慢性病越來越糟糕了。經過三年的反思，在1901年的一篇上諭中，光緒清楚地表達了他對康野狐和維新運動的真實看法：
丁戊（1897、1898兩年）以還，偽辯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貴為等票，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妖言，為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籲懇皇太後訓政，乃拯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剪除亂逆，皇太後何嚐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嚐概行除舊。執中以禦，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見。24
有兩位在百日維新後的幾個月裏有機會連續貼近觀察光緒的女人，她們都注意到：光緒害羞而憂鬱。這是他終生的性格特點。光緒後來住在已經部分修複的頤和園的昆明湖畔，和慈禧的住處緊挨著，他的私人宮殿也和慈禧的一樣雅致而豪華。在那兒，他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潛心學習，大量閱讀，研習英文，學彈鋼琴。他對皇後和嬪妃毫無興趣，卻很喜愛孩子。“他在宮裏沒什麽特別的愛好，也完全不理睬那些漂亮姑娘和太後身邊的女人。”他極不情願地履行自己在朝廷上的義務。每日的朝見使他煩不勝煩，一有機會就會溜出來，用無休無止的香煙撫慰自己。兩位觀察者都沒有發現他憎恨自己的姨媽的明顯跡象。“他們的關係，雖然嚴格恪守禮儀……但似乎還算友好。在他這邊，即使他感覺到自己的政府由於1898年的政變而受到掣肘的話，他也似乎並不覺得太後對此有什麽責任。”
羅伯特·赫德爵士對於這次危機的結果可以說喜憂參半：
這兒的情形轉瞬間全變了……太後把皇帝逼到了後台，控製了政府。但是我擔心，親俄派（李鴻章）贏了，而皇帝的廢黜也許是巴布羅福（俄國公使）對李鴻章被趕出（總理）衙門的回擊。……有謠傳說：皇帝已經向伊藤博文求助，而且這和太後的突然出擊大有關係：這個老太太已經安靜——簡直太安靜了——好幾個禮拜，毫無疑問，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也是她和她的“後黨”精心準備好了的。她是一個令人驚歎的女人，用一場使人震驚的政變（像她曾經把他扶上皇位一樣）把皇帝擊倒了。
百日維新的垮台，真正的勝利者是李鴻章。他的目標有一連串：替換掉曾經魯莽地讓自己既丟臉又丟錢的皇帝；恢複太後作為政府中主要仲裁者的角色，這樣就有希望通過她更容易地收複自己的頭銜和特權；最後，將他的鐵帽子死對頭們置於自我毀滅的危險之中。像他從前所幹的那樣，李鴻章將操縱危機，使事情向盡可能糟糕的方向發展。當他被召喚去拯救大清王朝的時候，他的價錢就會陡然上漲（他一直都這樣），而且，必須在他采取行動之前支付。簡簡單單的敲詐，在他手上就上升為一門藝術。這一切，恰好發生在1900年。
由於李鴻章對鐵帽子們的幕後幫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再加上袁世凱將皇帝出賣給了他們，而楊崇伊禦史又幫著把他們的意見巧妙地呈獻給了太後，所以，李鴻章很快就恢複了他總督的職位。這一回，他被派到遙遠的廣州，在那兒，鐵帽子們覺得他的威脅會小很多。當然，這回像從前一樣，他們又錯了。李鴻章的報複才剛剛開始，他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完成。
在即將到來的幾個月裏，端郡王集團相信，他們如今幾乎完全控製了朝廷，於是，他們就開始為那個光輝的日子做準備了：把所有洋鬼子從中國趕出去。這些準備工作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顯露端倪，但所有這些都被外國公使館誤解了，隻有傳教士們對此有模模糊糊的領會。端郡王，一個被榮譽衝昏了頭腦卻毫不關心自己是怎麽得到這些榮譽的家夥，正在通過恐怖手段而成為北京城的最高權威。慈禧不斷犯下大錯，由於顯示自己的優柔寡斷而深深地陷入了端郡王的圈套。許多年來她都沒能正確認識他，一直想當然地認為他是年輕一代宗室親王中最有幹勁的一位。現如今，他的活力看上去倒更像是妄想狂，他的宮廷安全部隊，其舉動不太像是保護者，倒更像是監獄看守。
【譯注】
1康廣仁（1867-1898），名有溥，號幼博，廣東南海人，康有為的幼弟。不應科舉。1897年在澳門辦《知新報》，後在上海辦大同譯書局，發起不纏足會，主張改革科舉以出人才。因參與維新被捕就義，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2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又譯倫敦差會、倫敦會，是英國一個跨教派傳教機構，成立於1795年。曾派遣過許多著名的傳教士（如馬禮遜）來華傳教，然而書中提到的李提摩太卻是受英國浸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來華的。倫敦傳道會還在上海創辦過中國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的出版社：墨海書館（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1843），成為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端。
3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美國傳教會機構，創立於1704年。後來分為南長老會和北長老會。
4奧吉亞斯王的牛棚，奧吉亞斯（Augeas）是傳說中的希臘國王，據說他養了3,000頭牛，而且30年未曾清洗過他的牛棚。因此在西方諺語中，用“奧吉亞斯王的牛棚”來指稱那些最髒的東西。
5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四冊第16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6同上書，第161頁。
7同上。
8袁世凱：《戊戌日記》，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一冊第55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9同上。
10同上。
11光緒和伊藤博文的這段對話，載於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1898年10月30日）《昌言報》（轉譯自日本《梅爾報》）。這裏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三冊第44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2楊深秀（1849-1898），號儀村，山西聞喜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二十三年，授山東道監察禦史。時列強欺侮中國益甚，楊擔任禦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緒皇帝上了《時事艱危謹貢芻議折》，提出“時勢危迫，不革舊無以圖新，不變法無以圖存”，一時傳誦。二十四年，俄國割占旅順、大連，他上疏請聯合英、日抗俄，辭甚切直，京城人士，相與傳抄。變法失敗後被殺。
13宋伯魯（1853-1932），字子純，號芝洞，又號芝田，陝西禮泉縣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曆順天鄉試同考官、山東鄉試副考官、山東道監察禦史等職。百日維新中，曾上書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開經濟特科，以網絡人才。變法失敗後，被革職通緝，避禍上海，一度流亡日本。
14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四冊第41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5作者這裏弄錯了。《康南海自編年譜》對此的記載是：“是時上幽南海瀛台中，王小航（即王照）與日人謀逾南苑救上，複生（即譚嗣同）與京師俠士大刀王五亦謀救上，皆未及事。”
16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四冊第16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7同上書，165頁。
18嘉約翰，即約翰·格拉斯哥·克爾（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美國傳教士、醫生，1855年到廣州醫務傳教會的眼科醫院工作，在中國傳教、行醫多年。據梁啟超《戊戌六君子傳》記載，康廣仁曾“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
19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四冊第43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0同上書，434頁。
21徐致靖（1826-1918），字子靜，江蘇宜興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轉編修，曆左右春坊讚善、左中允、右庶子、侍講、侍讀學士。徐致靖因與康有為結鄰而居，朝夕相敘，受其影響日深。百日維新中，屢次上書陳事，呼籲新政。授禮部右侍郎。變法失敗後，被捕下獄。庚子拳亂中，方始獲釋，“出獄待罪”，後赦免。光緒二十七年南歸，客居杭州。徐致靖生平勤奮好學，為人正直，“廉靜寡欲”。著有《上虞縣誌》、《奏議》、《僅叟詩文》若幹卷，皆藏於家。
22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四冊第51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3品脫（pint）和誇脫（quart）均為英製容積單位，1品脫= 0.5誇脫。
24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上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二十六冊第46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部分 逃亡
逃亡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就在北京城的血腥報複進行之中的時候，康野狐也正在英國輪船“重慶號”的下等艙裏和他的夥計們一起吃著熱氣騰騰的肉包子，這艘船正沿著中國海岸一路顛簸向下航行，前往上海。康野狐全然不知自己是正在通令捉拿的對象。盡管他後來自誇，他的南下之旅肩負著皇上的秘密使命，但這一點卻並沒有被他的行為所證實。
9月20日，他出席完最後一輪午夜告別晚會，離開北京，登上了前往天津的早班火車。作為一個自我放縱者，他為自己訂了頭等車廂，這天下午的早些時候就到了天津，找了家旅館，第二天，登上重慶號蒸汽郵輪。由於太擁擠了，他沒能得到好一點的鋪位，隻好將就著在下等艙湊合，和那些嘔吐不止的夥計們擠在一起。經過三天的航行，郵輪駛過寬闊的揚子江口，進入狹窄的黃埔江，向上海港靠近。郵輪緩慢駛向吳淞口凋敝破敗的市郊，人類排泄物所發出的惡臭撲麵而來，正在這時，一艘快艇靠了過來。幾分鍾之後，《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濮蘭德走到康有為的麵前。濮蘭德，皮膚紅潤黝黑，頭發用薰衣草潤發油抹得光溜溜的，手裏拿著一張照片，他一會兒看看照片，一會兒又看看康有為，問，“這是你的照片嗎？你在北京殺人了麽？”
濮蘭德是奉英國駐上海署理總領事白利南1之命，前來攔截康有為的。
在北京，李提摩太急匆匆地趕到了英國公使館，近乎歇斯底裏地敦促竇納樂爵士設法營救康有為，使其免受中國人的審判。指令很快就通過電報發到了沿海各大城市的英國領事館，指示他們密切注意康有為的行蹤，爭取趕在滿清當局逮捕他之前將他營救出來。然而沒等這些信息傳到上海領事館，白利南就已經在地方當局的鼓動下開始自作主張地采取行動了。在1898年9月26日寫給竇納樂的信中，白利南描述了當時古怪的情形：
23日早晨，我收到道台大人（也就是上海市長）給我的一封信，通知我說，他收到了要求在康有為到達上海時將他逮捕的秘密指令。與此同時，道台大人還派他的秘書向我通報：皇帝已經死了，康有為被指控給了皇上一些藥，這些藥後來被證明是有毒的。道台大人請求我對從天津來的所有英國船隻進行搜查，並且讓我指示（租界）巡捕密切監視到達上海港的不同的蒸汽船。為了便於識別，他還給了我一張康有為的照片，他又補充說，捉拿康有為的賞金是2,000塊大洋。這天上午，英國輪船“埃爾多拉多”號到了，正當她進入泊靠地的時候，一艘中國官方汽艇截住了她，一位中國沿江巡捕身著（英國）製服登上了船，在艙內搜查康有為。他們所做的這一切，並沒有我的授權，也沒有以任何方式獲得我的許可，對於這種非法行為，我已向道台提出了抗議。
也就在這一天（9月23日），我收到了來自道台和其他衙門的各種各樣的消息，大意是：現已確知康有為將於24日乘“重慶”號輪船抵達上海。中國的密探和衙役都為那唾手可得的2,000塊大洋而興奮不已，我擔心，當輪船到達時，這幫衙門（市長辦公室）差役會急不可耐地衝進船艙。
事實上，重慶號停靠的碼頭在法租界內，這使得我要采取措施對這艘輪船實施保護就不免有些困難。經曆了頭一天的“埃爾多拉多”號事件，我還擔心：中國當局有可能會在船隻進入海港保護區之前就采取行動，所以我決定，最好的方案是在吳淞口外截住這艘輪船。我並不希望領事館的任何官員公開牽扯到將康有為轉送他船的事情中來，所以，我同意了讓濮蘭德先生來辦理此事的提議。他的中國話說得很好，是用來完成這一任務的非常合適的人選。
24日一大早，濮蘭德先生就乘坐一艘快艇去了吳淞口外幾英裏的地方，攔截重慶號。憑著道台大人給我的照片，查找此人應該沒什麽困難。此人對正在迫近的危險竟然一無所知，直到向他出示……要求逮捕他的申請，他才認識到自己所處的危險境地。
濮蘭德向康有為出示了上海道台所發布的告示，上麵指控他“通過給皇上服用紅色藥丸而把他毒死了，”並命令將他“秘密逮捕，就地正法。”濮蘭德告訴他，那些維新派全給逮起來了，包括他的弟弟。康有為不禁眼淚奪眶而出。等到平靜下來之後，他給了濮蘭德5份密詔副本，聲稱是皇上給他的。濮蘭德解釋：是英國領事派他來的，領事先生“知道您是皇上的忠臣，根本不可能犯下這樣的罪行。所以他特別指示我帶來一艘軍艦營救您。您必須馬上跟我一起登上這艘快艇。沒有時間可浪費了，因為上海巡捕官馬上就要來搜查這艘船。”
一直以來，人們都想當然地認為，是上海道台為了確保人們能夠自動告發康有為而編造了弑君的指控，雖說那筆賞金也算是足夠的激勵。人們沒有注意到的是：道台也是李鴻章的人，此人是一位來自寧波的富商，他的事業生涯曾經得到李鴻章的提攜，他的政府職位也是通過李鴻章的保護弄來的。他是盛宣懷2的親信，而盛宣懷是李鴻章在上海的最重要的門生，西方人都稱他為“電報盛”，因為他是皇家電報電話網的頭兒，那是李鴻章創設的一家私人公司。電報盛是西方新聞記者的一個主要消息來源，專門提供關於北京事件的虛假而駭人的故事。通過散布皇帝已被毒死的消息，道台大人和電報盛為上海、香港及整個外部世界貢獻了這樣一種流傳甚廣的觀念：滿清政府正處於崩潰的邊緣——這正是李鴻章在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宣傳推銷的一種觀念，目的就是要創造出這樣一種危機氣氛，讓他的對頭們驚慌失措，而他自己也就有可能被重新召起，再度出山。
由於沒有來自北京的可靠消息，發自上海的報道就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光緒皇帝被滿洲親王所發動的一場政變推翻了。各地報紙爭相發表一些瘋狂的報道，包括《紐約時報》上一個愚蠢可笑的錯誤，說的是：慈禧太後和前總督李鴻章已於9月22日早晨結婚了，並且坐火車逃到了天津，為了防止追擊，還炸毀了身後的鐵軌。
這些惡意煽動的報道，大部分都是由上海的蚊蠅小報首先發表的，或者是在外灘沿岸頗受歡迎的長廊酒吧（或西方人常去喝酒的其他場所）的閑談中散布的。外灘是一處維多利亞風格的河畔散步場所，人流如織、幹淨整潔，那兒標識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僅僅隻有幾十年，上海就從一個東倒西歪、住著海盜和養豬農戶的海邊漁村，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化都市，扼守著長江入海口，控製著沿江的所有貿易，由此上溯一千英裏，直至寂靜而神秘的中國內陸。如今，白色的殖民建築沿著外灘一字排開，那都是一些主要貿易商行的總部，像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和寶順洋行。在這裏，那些來自愛丁寶或波士頓的精明商人與波斯人和西班牙猶太人競相抬價，醉生夢死，夜夜笙歌，常常到“青幫”開的大妓院裏帶走那些小腳妓女。他們的罪惡所遺留的殘渣瑣屑堆積在大街上，然後又被雨水衝進（或被苦力掃進）河裏，在那兒（如果你一不留神離得太近去觀察的話），你每天早晨都能從中辨認出死嬰的臂和腿與一大群野狗和巨大的狸鼠糾結在一起，漲潮的時候，遠處漂浮著腐爛的水果和墨跡斑斑的賬單。在擠擠嚷嚷的水邊碼頭區那些輪船、快帆船和破舊的舢板中間，有5艘廢棄的斷桅貨船蓋著波紋形的鐵皮屋頂，裏麵是那些大商行的鴉片儲藏。如今，外灘已經鋪了路麵，河岸邊闊葉楓樹排列成行，樹蔭下三色堇含苞綻放，遠處安靜的街道上，精瘦結實的黃包車夫一路小跑著超過身穿漿硬的卡其布短褲、頭戴穆斯林頭巾的印度巡捕。不管城市發展到多大，有些事情絕對不會改變，從江對岸被稱作“浦東”的那些糟糕透頂的貧民窟，到亙古常在、令人掩鼻的發酵豬糞的臭氣，這是一種永恒不變的提示，叫人想起大上海在骨子裏總歸還是一個養豬農民的小鎮。
那些由李鴻章的代理人所原創的、關於皇帝的種種煽動性流言，因為一份發自北京的電報而被傳得更凶了。電報是康有為的追隨者梁啟超發來的，向他在上海的支持者們通報：他還活著，而且活得還不錯，並斷然聲稱：皇帝被殺了。英國總領事白利南相信了這個傳言，並將謀殺的消息電告了索爾茲伯裏勳爵。第二天，這個故事就被刊登在上海的《北華捷報》上，這增加了這個消息在白人中的可信度，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像這家報紙一樣，毫不掩飾地憎惡中國的所有事情。
打從這一刻起（正如李鴻章所精明預見的那樣），這個故事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紐約時報》排出了這樣一條悲傷的大字標題：中國皇帝被殺——可能遭受過拷打——有人認為是被陰謀家毒死的。伴隨著這個故事的，是這樣的說法：雖然皇帝的死已經被“證實”，但對於“致其死命”的手段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某一個版本中，他是被折磨死的，“他遭受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拷打，一塊燒紅的烙鐵刺穿了他的腸子。”滿洲人的材料來源（李鴻章在上海的代理人所掌握的）也“證實”：皇上是被幾粒小小的紅色藥丸毒死的，那是維新派給他的，而維新派則反駁說：小小的紅色藥丸是紫禁城裏的某人給皇上的。
沒有人把光緒的死訊報告給他本人。不過，等到康有為抵達上海並被那個容易上當的濮蘭德截住的時候，一種對康野狐和“已故”的可憐皇上的巨大同情的氛圍，已經在西方人中間彌漫開來。
白利南在給竇納樂的信中說：濮蘭德沒有浪費時間。
隻花了幾分鍾，（康有為）就離開郵輪，登上了快艇，接著他就（被濮蘭德）轉移到了半島及東方輪船公司的“巴拉瑞號”上，當時這艘輪船正停泊在吳淞口外。皇家（軍艦）“鄂司克號”作為一種防範措施，也已經被派到吳淞口，而那些在重慶號上的人斷然肯定：康有為正在尋求英國炮艇的庇護，因此，當重慶號抵達上海時，一直在此關注著康有為的那些密探和官員們得到報告：康有為已經在鄂司克號的甲板上了。是夜，以及此後幾天，我收到了很多來自官方的關於（康有為的）下落的質詢，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似乎覺察到了：這位流亡者已經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庇護所……
在巴拉瑞號逗留吳淞口期間，我多少有些擔心，唯恐某些中國雇員，在一筆巨額賞金的激勵下，可能會試圖取康有為的性命，所幸的是巴拉瑞號的菲爾德船長所做的防範十分完備，一位全副武裝的哨兵日日夜夜守候在他的船艙門外。
對於這位臉蛋圓圓的自我拔高者來說，這樣的待遇，規格確實是夠高的了。他魯莽輕率的行為使鐵帽子們受到了如此大的刺激，給維新派帶來了這樣的厄運，叫認真的年輕皇帝蒙受了這樣的羞辱，也讓維新運動成了一個遙遠的記憶。
在巴拉瑞號還泊在吳淞口的時候，英國領事班德瑞拜訪了康有為，滿心希望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但他後來正告英國外交部：康有為對北京正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隻知道一個勁地謊稱自己很有來頭。他說，康有為對朝廷的運作方式隻有一點點很淺薄的了解，“反複強調自己在政治投機方麵有很廣泛的閱讀。”這在西方人所作的觀察中，是為數不多的正確認識之一，但卻不被人們注意，他們幾乎全都狂烈地拔高康有為、譴責“後黨”。
雖然班德瑞已經敏銳地洞察到了：康有為純粹是個江湖騙子，但這並沒能阻止濮蘭德肆意利用康有為那些滿世界散布的、由謠言和虛構混合而成的所謂新聞，不過這些倒是和濮蘭德的種族主義及政治偏見嚴絲合縫、渾然天成。他把康有為告訴他的那些東西拿過來，再混合進他自己極端錯誤的的假想，然後將下麵這樣的新聞電訊發給了《泰晤士報》：
他告訴我，他是遵從皇上的一封密諭才離開北京的，密諭中，皇上對他所處的危險提出了警告。他進一步聲稱，最近發生的事件完全應歸咎於滿洲集團所采取的行動，這一集團是由太後和榮祿所領導的，包括所有的高級滿族官員，這些人被皇上的親於維新派所激怒了，決定讓太後恢複聽政。“後黨”裏的那些人，是憑著與俄國之間的這樣一種默契才被綁到了一起，那就是：俄國考慮到對自身利益的支持，會承諾保護滿洲裏作為大清王朝的根基以及滿洲人在中國的統治……眼下的這場運動完全是滿洲人發動的……如今，李鴻章對榮祿的影響已經無足輕重，並且很可能趨向於逐步減少。
這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很願意洗耳恭聽的那種東西，在19世紀的一多半時間裏，他們都在為俄國的領土擴張而焦慮不安。但濮蘭德照例混淆了他筆下的那些演員，相信慈禧、榮祿和鐵帽子們也會玩那些隻有李鴻章才玩得轉的魔術戲法。
濮蘭德繼續寫道：“康有為極力主張：英國應該借機出麵幹涉，恢複皇上的權位。……他還評論道：除非給此次政變的受害者提供保護，否則從今往後，要想讓本土官員維護大英帝國德利益，將是不可能的。”
9月27日，康有為乘坐的輪船在鄂司克號軍艦的陪伴下，起錨前往香港。康有為此次航程的旅伴中，有一位是英國駐華使館的亨利·科伯恩，他取道香港回英國。在從上海到香港的途中，他長時間地會晤過康有為，像白利南總領事一樣，對康野狐或者他對朝廷的看法，也沒留下什麽好的印象。他斷定：作為一個信息來源，康有為毫無價值，唯一值得給他的東西，就是奚落。不幸的是，科伯恩的觀點被英國外交部扣下了。關於慈禧和他的太監總管李蓮英，科伯恩向竇納樂挖苦地報告道：康有為拋出了隱晦模糊而又遮遮掩掩的線索：“這個姓李的人和太後之間，有著比讓離婚法院認為滿意的那種關係更為親密的關係。”
在慈禧恢複聽政的最初兩個星期裏，全世界的新聞媒體接二連三地發布皇帝之死的消息。有些報紙甚至說，10月1日恭親王的一位孫子繼承了皇位。《紐約時報》則將一大堆讚美之詞堆到這個被稱作“瀅貝勒”3的年輕人的頭上，說他“漂亮、聰明……明顯親善洋人。”報紙上說，見過這位瀅貝勒的英國人“斷言：他將不會像他的前任那樣也是個傀儡。”
對於光緒皇帝來說，“傀儡”似乎並不是一個十分客氣的墓誌銘。而那位滿懷希望的改革家，最近倒是成了外交官和新聞記者的寵兒。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呢。
9月29日早晨，康有為乘坐的巴拉瑞號抵達香港，殖民地華人闊買辦何東4（也就是後來的羅伯特·何東爵士）前來迎候，陪同他一起來的有殖民地行政官、少將威爾遜·布萊克爵士以及警長梅含理爵士5，全都眼巴巴地就等著瞧一瞧這個怪人。
多虧了英國人的先見之明，康有為的妻子、小妾和女兒都一直生活在南方，所以，他們全都能夠順利地逃到澳門，再從那兒去香港，他的母親被秘密地直接帶到了香港，而他弟弟的未亡人和女兒則在三天之後抵達。這的確有些異乎尋常，從而進一步加深了人們的印象：英國人對此事的介入，比此前公認的要深得多。當官府發現康有為一家全都逃之夭夭後，便把他們所有的財產全都藉沒了。康野狐抱怨：就連那些疏遠的親戚也被連累，“時風聲傳播，奸人生心，親戚多被擄挾者。”6
即便是當下的英雄，也會成為燙手的山芋。作為一個華人，康有為給英國政府製造了一個頗為尷尬的難題。總不能想象，可以把他冷藏在政府大樓或他自己的家裏吧，這也就是為什麽富商何東被牽扯進來的緣故。何老板慷慨地安排康有為搬到他的公館，還給了他們幾千塊大洋的零花錢。另一些有錢的華人對這筆資金也有貢獻。康有為的“戲劇性逃亡”，以及他和“遇害”的皇上之間那種想當然的友誼，讓他一夜成名。他受到了“皇家殖民地”的最有實力的華人大亨的隆重招待。
盡管英國人對他是如此的慷慨大方、熱情周到，對他的每一個家庭細節都關懷備至，但康有為還是急切地盼望開路，繼續流亡。他將日本人視為自己真正的同盟者。他已經和日本駐上海的領事官接觸過，領事官電告東京，說康有為希望定居日本。到了10月9日，他收到了獨腿外相大隈重信7的正式邀請，並確保中國駐東京的外交機構不會找他的麻煩。
好家夥，他所到之處都受到西方人的歡呼喝彩，他們將他視為現代中國的聖人。康有為對他的英國東道主的報答，就是讓自己任由新聞記者擺布。他把自己的首次長時間的單獨會見給了《華字日報》。他的保護人兼東道主何東，僅僅被視為“一位知名的買辦”，擔任英文翻譯。康有為解釋說：得到自己的兄弟被殺的消息和皇上被害的謠傳，他感到非常難過。在清理了一會兒喉嚨之後，康有為“感謝英國人民為他提供的這些保護，也感謝他們對中國政治和社會進步以及皇帝的解放所給予的關注。”然後，他就發起了對慈禧的惡毒攻擊：
自從皇帝開始表現出對國家事務的興趣以來，太後就一直陰謀廢黜他。她經常和他一起玩牌，還讓他喝烈性酒，為的是阻止他參與國事。最近兩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皇上實際上成了一個裝飾品，這是違背其本意的。
你們都知道，太後沒受過教育，她非常保守，又完全不願意給予皇帝任何管理國事的實權。在1887年，朝廷決定撥出3,000萬兩白銀，用於創建一支水師……太後卻將餘下的錢用來修（頤和園）……
她從來沒怎麽見過外麵的人——隻有少數幾個能接近她的宮廷太監和國家大臣。
為了顯得自己是個熟悉內情的權威，康有為開始轉向性方麵的含沙射影。“宮裏有個假太監，比任何大臣都更有權。這個假太監的名字叫李蓮英。是直隸本地人。如果不預先向他行賄，任何事情也休想辦成。所有總督都是通過向這個人行賄才得到他們的職位的，他因此而富甲天下。李鴻章也沒法跟他比。”（這到暗示了一個事實：在北京，任何一個比李鴻章總督更加富有的人都是荒謬可笑的，不過，康有為的聽眾根本沒有條件去核實他的信口雌黃。）
為了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威，康有為聲稱：他親自見過慈禧。“她中等身高，舉止威嚴，多少有點魯莽急躁。暗黃色的皮膚，長長的杏眼，高高的鼻子，看上去還算聰明，有一雙表情豐富的眼睛。”沒有證據表明康有為曾經見過太後，哪怕是一次朝會。就連羅伯特·赫德爵士也從未見過她。光緒在紫禁城裏短暫地召見康有為的那會兒，太後還在頤和園呢。
對於這第一次重要會見的回應，讓康有為甚覺高興，他分別給北京的西方公使寫信，力勸他們解救皇上。在他寫給愛德溫·康格和竇納樂爵士的內容大同小異的信中，康有為把慈禧稱作“偽太後”、“淫蕩、墮落的宮妃”、“篡國殺人的竊賊”、“放蕩、貪婪的老婦”以及“黎民百姓的災禍”。這是頭一回有人發表這樣惡毒的誹謗，在慈禧的一生中，在滿清王朝的曆史上，它標識著一個戲劇性的轉折點。從1898年開始，事實將被抹黑宣傳所取代。為了不斷給自己的話題加溫，康有為開列了許多關於慈禧生活的誹謗性的材料，這些都是根據他從名士們的酒會上聽來的閑言碎語自由改編的。“偽太後有個私生子，名叫欽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龍位的……我們這樣的禮儀之邦，怎麽能夠接受這樣一個淫蕩、虛偽、殘暴、惡毒之人，一個廢君篡位的竊賊呢？”（到此時為止，慈禧本人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已經有37年了，而且，她既沒有廢黜光緒，也沒有篡奪皇位。）
康有為提醒外國公使們：“偽太後守舊、無知、暴虐、放蕩。她毒死了我們的太後（慈安），也就是鹹豐皇帝的正宮，還有我們的同治皇後（阿魯特），結果，同治皇帝也悲憤而死。”（慈安之死發生在17年前，有充足的時間讓種種關於下毒的謠言得到充分的傳播，但記錄在案的指控這還是頭一回。康有為還歪曲了阿魯特之死，聲稱同治皇帝是在他妻子被毒死後悲憤而死的，而事實上他卻死於阿魯特之前。很明顯，他對慈禧當時也曾中毒的事情一無所知。）
“如今，”他繼續寫道，“她串通了那麽一兩位奸臣，幽禁了我們的皇上，密謀篡奪他的皇位，卻謊稱她這是在‘訓政’。……我國所有有識之士，都被這個愛管閑事的宮妃將要軟禁皇上的消息所激怒了……她挪用善款的收入在天津建造了一座宮殿，以放縱自己的淫欲。她對國家的凋敝、民生的困苦毫無同情之心。”
第四部分 逃亡
逃亡(3)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這全是胡說八道，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十分有限，也不知道究竟該相信什麽。即使是那些長期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對於朝廷的內部運作，對於紫禁城的真實生活，對於大清王朝真正的曆史，對於自1861年兩宮皇太後聽政以來大清王朝到底是在上升還是在衰落，也同樣一無所知。甚至在各國公使館裏，也隻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宮裏原來有兩位皇太後。
康有為在香港的時候去看過宮崎滔天8，此人自18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從財政上支持孫逸仙博士，是天佑俠團名義上的負責人。康有為也知道宮崎跟這個黑社會組織的關係，但並沒有領會到他真正的死對頭是端郡王。康有為請求他幫忙除掉慈禧。他告訴宮崎“太後是中國維新的唯一障礙，並表示希望能雇幾個日本浪人來除掉他。”而宮崎覺得，這是康有為某個熱心的年輕追隨者所應該操心的事，不關日本人什麽事。第二天，一個被康有為挑選來承擔暗殺任務的、緊張兮兮的年輕人，找到宮崎尋求幫助，並作了一個眼淚汪汪的告別。
在接下來的8年多時間裏，康有為策劃了一係列針對太後的暗殺陰謀。他的一位被派到北京刺殺太後的朋友，最後完全陶醉在美酒和花姑娘之中，以至於那筆用來完成使命的預算被他揮霍一光。另一位刺客則被抓起來處死了。無論是太後還是皇帝，都不曾饒恕他的誹謗和暗殺密謀。光緒皇帝，非但沒有在滿洲地牢裏飽受折磨，反而發布了一係列聲討康有為的諭旨，這些諭旨自己會說話。
羅伯特·赫德爵士寫道：“老太後對康有為的事大為光火——這倒沒什麽可驚訝的，值得驚訝的是他在香港所接受的采訪以及他所說的那些話竟然被發表，並在國際上造成了損害。”
竇納樂爵士和北京的其他歐洲公使深受他們所說的“上海傳聞”的影響，這一傳聞說的是：皇帝真的可能成了一個囚犯，甚或正在遭受肉體的折磨。因為急著要讓自己寬心，使館方麵便充分利用了光緒9月25日所發布的一篇上諭。這篇上諭說，他長期以來健康狀況不佳，已經對太醫們的治療喪失了信心：“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現在外省者，即日馳送來京，勿稍延緩。”9使館方麵於是設想他還活著，全都竭力鼓動中國政府讓洋醫生來給光緒看病。其意圖倒也清楚得很：隻有通過這樣的醫學檢查，才能澄清謠言洶洶的惡濁空氣，恢複大英帝國和國際社會對滿清政權的信心。作為一名有執業資格的醫生，莫理循千方百計要讓這份差事派到自己的頭上，那將是一條無與倫比的獨家新聞。他聲稱自己是眼下在北京的資深醫學博士，但竇納樂爵士拒絕他的請求，說莫理循不適合擔當此任，因為他是《泰晤士報》的記者。另一位私人醫生柯萬博士也被拒絕了，因為他是康有為和李提摩太的朋友。竇納樂爵士最後決定讓法國公使館的醫生多德福上場，因為他是眼下屬於外交使團的唯一一名醫學人員（英國使館的醫生正在休假）。
1898年10月18日，多德福醫生在慶親王和一位來自意大利使館的翻譯的陪同下，看視了光緒皇帝。如果太後真的很仇外，如果她真的憎恨自己的侄子並巴不得他死掉，如果她真的是康野狐所描述的全能惡魔，那麽，她決不會同意讓一個洋鬼子來進行這樣一次有可能透露內情的體檢。事實上，她始終在場，對這次醫學檢查坦誠以待，因此接下來的一切也就更直觀地說明了皇帝和她之間的公開關係。首先，多德福醫生發現光緒確實還活著，而且也並不是一個囚犯，既沒有受到折磨，也沒有中過毒。多德福斷定：從身體上看，皇帝顯然承受著布賴特氏腎病的折磨，並且承受著這一疾病所帶來的並發性影響。從精神上來說，他思維混亂，但是，將他的神經紊亂歸咎於太後或是別的任何人，或者僅僅歸咎於遺傳，歸咎於他母親的虐待，歸咎於紫禁城的特殊教育，都不過是一種想當然的臆測。
多德福醫生用法語寫的醫學報告，被送到了所有的公使館，並由他們轉寄給了本國政府。盡管報告很秘密，但正是由於這份觀察材料的私密性，其主要內容很快就被泄漏給了公眾，並且成了中國、歐洲和美國那些災難性的流言蜚語的靈感來源，不斷摧毀光緒皇帝那所剩無幾的支離破碎的形象。這份報告特別生動細致而又袒露無遺：
乍一看，他的狀態很是虛弱，瘦得嚇人，情緒低落，臉色蒼白。食欲尚佳，但消化能力卻不太好。……嘔吐非常頻繁。……在得到陛下欣然同意之後，我用聽診器聽了聽他的肺部，並沒有顯示出身體良好的跡象。循環係統也問題多多。脈搏弱而快，頭痛，感覺到胸部悶熱，耳鳴，頭暈目眩，行走蹣跚，給人的感覺好像缺了條腿似的。除了這些症狀之外，另外還有：畏寒怕冷，雙腿、膝蓋和手指頭都感覺麻木，身體發癢，有輕微的聽力障礙，視力衰退，腎部疼痛。但是，比起這一切，更為嚴重的是小便器官的疾患……皇上小便很頻繁，但每次隻有一點點，而24小時內的總量卻比正常的要少。皇上著重說到了他的遺精，這通常發生在夜裏，而且總是有快感隨之而發生。這些夜間發生的噴射，多由日間自發勃起功能的減弱所致。在綜合考慮這些不同的症狀之後，我可以確信：這一疾病應歸因於腎髒損傷，這在歐洲被稱為“腎炎”或“慢性腎炎”。這種病，皆因血液在經過腎髒時會產生對有機組織有害的沉積物。當腎髒因為器官受損而不能通過尿液排出這些沉積物的時候，同樣的沉積物就會被血液帶到不同的器官，逐漸堆積並導致疾病，就像前麵所描述的症狀。有必要采用一種食物療法，這樣的食物要能減輕腎髒的工作負擔。……最好的食物療法是：隻食用乳類食品，摒棄其他的食物。牛奶或人奶均可，每天3-4升，其中再溶入50克乳糖。這樣的食物療法要持續幾個月。至於藥物治療，洋地黃粉末頗有實效。腎髒的疼痛，則可以通過按摩和拔火罐來鎮痛。……至於遺精，則顯示了身體總體上的衰弱，尤其是下腹肌肉的衰弱。……這些，就是本人的粗陋之見，恭逞陛下聖裁，並衷心希望能為聖躬稍舒病痛。
光緒能夠在慈禧麵前開誠布公地談論這些話題，的確令人驚訝，同時也將平息任何這樣的觀念：他們之間存在一堵憎恨和猜疑的高牆。這份報告以多德福醫生的判斷作出結論，“目前沒什麽危險。”當然，他指的是醫學上的危險。
多德福覺得，最大的麻煩是：皇上的病使得性交完全不可能，皇上沒有性生活，皇位的繼承人也就沒有著落。即使在工作日，當他處於情緒的壓力之下時，光緒也承受了遺精之苦，這是他的腎病和神經緊張所帶來的後果的一個方麵。他沒法和他的皇後或嬪妃做愛，即使他被她們所吸引也不行，何況他並非如此。出於尊嚴方麵的考慮，他不能把自己跟任何女人置於這樣一種境地。他將一直無兒無女，但皇後和嬪妃的存在時時刻刻提醒著他的性無能。對這樣一些缺陷的清醒認識，並沒有阻止光緒顯示他真正的性格力量：將翁同龢從軍機處革職並發動百日維新。要是他沒有陷身於如此可怕的身體和情緒上的劣勢，他也許就已經戰勝了鐵帽子們，並給中國帶來戲劇性的變革。
多德福醫生沒有表達對光緒精神狀態的看法。另一位西方醫生在後來回顧皇上的症狀時，給出了這樣的總結：光緒的情狀應該是神經衰弱，由於腎髒的機能失常而進一步惡化，對此，韋伯斯特解釋為“一種情緒和精神的紊亂，表現為人際交往能力的削弱，同時也常常表現為疲乏、沮喪、感覺遲鈍、頭痛、對感官刺激的極度敏感（如光線和聲音）以及身心失調（如消化係統和循環係統的失調）。”所有這些症狀，從光緒孩提時代起就一直伴隨著他，這也就足以解釋鐵帽子們為什麽能夠在他頭上占上風。
所以，得出一些簡單的結論是完全可能的。且不管他作為一個備受虐待的孩子（這導致了他的口吃）其最初的精神狀況如何，他後來在紫禁城的撫育成長，以及處於翁師傅持續不斷的嘮裏嘮叨和吹毛求疵之下，加之太監當中的一些人對這孩子充滿敵意的刺激，這一切，無疑使情況變得更糟了。正是翁師傅，讓這孩子對他的姨媽卑躬屈膝、委曲求全。等到他長大成人才發現：關於他作為皇帝的職責，人們所告訴他的一切隻是說謊，事實上他不過是那些反動親王的諂媚者和那些躲在皇座後麵集體掌權的官吏們的一塊橡皮圖章。
在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10唯一的兒子和繼承人患有血友病，這一事實被當作國家機密而嚴格保守。而光緒皇帝精神和身體糟糕的健康狀況卻由於外國使團的疏忽大意或不屑一顧，而成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多德福醫生的報告所造成的喧囂混亂，與1898年秋天舉行的一係列秘密禦前會議密切相關，會上，鐵帽子們迫切要求秘密指定一位皇位繼承人。鐵帽子們如今占了上風，通過對維新派的血腥鎮壓，已經嚇得溫和派不敢開口，所以他們認為要提出自己的候選人，此正其時。
羅伯特·赫德爵士了解到“有6個年輕人在宮裏接受考察，據說在月底之前，他們當中將有一位要成為皇帝。”王爺們之間為使自己的候選人當選而展開的競爭，進行得非常激烈，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和1875年的繼承危機不同，這一次的候選人，全部從下一代、也就是“溥”字輩的小王子們當中產生。溥倫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他的血統以及他父親在1860年是八大臣的死黨，1875年他也是因為同樣的理由而被排除的。許多其他的孩子也都得不到足夠的支持。一匹黑馬候選人被提出來了，他就是慶親王的兒子，但是因為他不屬於皇室直係血脈，因而並不具備資格。不可避免地，選擇落到了端郡王的兒子溥 頭上。雖然溥 的當選據推測是“秘密的，”莫理循還是聽到過這樣的謠傳：這一選擇早在10月12日（六君子就戮的兩周之後）就已經做出了。
有很好的理由對溥 的當選暫時秘而不宣。外國使館和外部世界必定會將這一消息當作一場取代光緒的陰謀的證據而公告周知，甚至會產生更多的外交對抗。雖然溥 的當選被嚴格保密，但朝廷內部對此還是心知肚明，這導致端郡王對皇座背後的權力有了更多的掌控。
這年秋天，鐵帽子們又從太後那裏爭取到了另一些特權。據1898年10月31日的《北華捷報》報道，太後給了端郡王和他的哥哥惇親王載湉尚方寶劍，這給了他們斬首的權力，任何人，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也不管他的品銜和職位。這是一種古老的特權，在古代有很深的根基，它使得擁有尚方寶劍的人成為皇座的首席護衛，但一旦落在一雙錯誤的手裏麵，它也會導致端郡王成為一個首席法官和首席屠夫。對於像端郡王這樣的人來說，這個權利就意味著：砍掉任何對頭的腦袋是正當的。一個更為不祥的信號並沒有被發出，而且莫理循和外國使館也並沒有注意到，他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太後的身上，將她視為災根禍首。
自熱河政變以來（已經差不多過去40年了），權力第一次開始集中到朝廷上最好鬥、最沙文主義、心胸最狹窄的人的手中。雖然政府中依然有許多與鐵帽子們意見相左的溫和派，但要冒犯王爺的尚方寶劍，實在有巨大的人身風險。北京城裏到處都是端郡王的人，探頭探腦，通風報信。
第四部分 逃亡
逃亡(4)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奇怪的是，外國僑民對端郡王幾乎一無所知。百日維新期間，如果他們能一直給予關注的話，就會看到：端郡王和他的兄弟們對維新表現出了激烈的反對。一直有關於他密謀暗殺或廢黜皇帝的各種傳言。如果僅僅將他看作一個渴望複仇、被個人野心所毀、為自己覬覦權力、為兒子覬覦皇位的瘋子，將是一個錯誤。端郡王似乎曾經是個真正的愛國者，盡管是個極端熱狂的愛國者，但他的真誠從來都毋庸置疑。一位荷馬式的英雄所具備的一切素質，他全都具備，包括致命的缺陷。他是同類當中一個天生的領袖人物，銳意進取，氣宇軒昂，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父親惇親王奕誴同樣也是個儀表堂堂的家夥，但喝酒的時候卻很危險。在他們自己看來，鐵帽子們所要采用的首要策略，就是通過驅逐外國侵略者來恢複滿洲人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洋鬼子給大清帝國帶來的，除了恥辱，沒有別的東西。
使端郡王和鐵帽子們變得十分危險（無論對別人還是對他們自己）的缺陷，就是他們有意回避現實，他們無條件地拒絕去親自認識了解洋人、洋觀念、洋槍洋炮洋軍隊——始終保持愚蠢的傲慢，在他們的領導之下，軍隊將會寧願戰死也不逃跑，中國人將會站起來，齊心協力地把洋人和他們的軍隊丟到海裏去。他們不承認：時代的發展已經將他們遠遠地甩在了後麵，世界已經改變，他們的敵人有更先進的武器，遊戲的規則也已經改變。他們拒絕關注並思考這些變化，到頭來，他們的行為將會以災難收場。他們仍然相信法術，而法術將會讓他們栽跟頭。
雖然慈禧對於外國人也沒有什麽實際的經驗，但她決定：通過邀請外交使團的夫人們喝茶的方式，來開展自己的公關活動，這可是一樁史無前例的事件。沒人會指望在茶會上能見到皇上。看到光緒還活著，而且還相當不錯，外國使館也許能就此打消顧慮。夫人們也會觀察到，太後和她的侄子之間除了慈愛，似乎也沒什麽別的事情。皇室的友好表示，贏得了外國人普遍的好感。這也是有史以來外國女人第一次見到慈禧。6個月之前，也就是1898年5月中旬，慈禧接見了普魯士的海因裏希親王，那是一次和光緒一起舉行的外交會見，這一次她並沒有躲在紗簾的背後，那也是她第一次被一個外國男人看到。當時，德國艦隊的巡回訪問到達中國站，而海因裏希親王就是這支艦隊的司令官，他是德國皇帝的弟弟，也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這一身份對慈禧很有吸引力，這也許可以解釋她為什麽會打破慣例，直接會見他。翁同龢對這樣的違禮之舉很不以為然，強烈抗議她與洋鬼子的這次會晤。雖然如此，她還是決定要滿足自己對西方人的好奇心，哪怕是以這種很有限的方式。對於任何一個高層中國女性（尤其是太後）來說，這都是革命性的一步。在這樣的事情上，她從不會輕易改變立場。9年之前，她就因授給羅伯特·赫德官品從而在朝廷裏製造了一場大的轟動。下一步她要采取的行動，不過是她已經多次采用過的。在這樣一些經曆的鼓勵之下，她準備再一次打破慣例。
對於一個滿洲太後而言，招待外國夫人真是聞所未聞，所以，為了舉辦這次茶會，她不得不麵對軍機大臣們的反對。茶會被安排在1898年12月13日舉行，地點就在北海，那是紫禁城旁邊西苑內的一處地方。美國公使愛德溫·康格多少有些疑慮，他這會兒差點沒被康野狐寫來的信給淹沒了，康野狐在信中將慈禧描述為一個詭計多端、雙手沾滿鮮血的女殺手，不過康格說他希望“從此以後，或許有些好的結果”。他告訴美國國務院：“一旦中國的老百姓普遍知道了這次是太後主動接見並招待外國人的話，他們（對外國人）的憎惡或許會有所減少。”康格夫人的男仆則興奮不已。
來自兩邊的困惑頗使羅伯特·赫德感到懊惱：“首先，她們在陛下希望她們出現的這一天還沒有準備好——約定的這一天到了，在這個節骨眼上，她們還沒有就翻譯的事情達成一致，除了竇納樂夫人，每個人都希望用自己的翻譯——接著，另一個麻煩又出現了，秘書們的妻子和公使們的女兒都聲稱自己也是外交使團的一員，理應受到接待。”最後，正式茶會的參加者隻包括英、俄、德、法、荷、美、日等幾個國家公使的夫人。
竇納樂夫人同樣也很失望：
太後非常好奇地想接見我們，但她的軍機大臣們卻強烈反對這樣一種新奇而親洋的舉動，千方百計要阻止我們的會見，要多勉強有多勉強地慢慢做出讓步，最後才同意我們各自的丈夫所做出的約定：我們將受到接見，但要在每一個細節上都要表現出尊敬。約定中某些堅決要求我們女士們必須做到的條款，即使是對我們的丈夫來說，也未免太苛刻了。在一次會見中，慶親王笑著（對竇納樂爵士）說，洋太太們似乎差不多和中國人一樣難對付。談判持續了大約6個禮拜，但在所有本質問題上我們都立場堅定，決不讓步，最後證明：女人的好奇心比男人的阻力更強大。……四名歐洲翻譯和兩名中國人……陪同我們去宮裏。
在這個寒冷的早晨，10點鍾的時候，一支由總理衙門派來的騎兵護衛隊來到每一家公使館，陪伴夫人們去英國公使館，因為竇納樂夫人的年紀最長。每位夫人乘一輛轎子，有五名轎夫和兩名騎在馬上的侍從（或稱“馬夫”）。當她們到達西苑的第一道宮門時，夫人們就必須留下他們的轎子、轎夫、侍從和衛隊，她們被帶到園內，登上一輛很考究的軌道馬車，那是法國贈送給中國的。竇納樂夫人注意到這輛車“布置得富麗堂皇，懸掛著鏡子，但經年的日曬已經對那些絲綢帳幔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座墊也已經陳舊破敗。”康格夫人這樣描述整個事件：“我們進了這輛車，身著黑衣的太監們連推帶拉，把它弄到了另一個停靠點，在那兒，許多官員接待了我們，還備了茶。……休息了一會兒，呷了幾口茶，之後，我們被幾個高級官員護送到金鑾殿。我們在門口脫下了厚重的外衣，被引領到皇帝和太後所在的地方。”
走在隊列最前麵的竇納樂夫人發現：太後正在等候她們的那間屋子並不大，“除了一些精美的木雕和幾麵鏡子之外，並沒有什麽家具。一條樣子難看的歐洲老古董地毯鋪在石板地麵上，數不清的玻璃枝形吊燈和中國燈籠從屋頂上懸掛下來。”更加有趣的是屋子裏的人：“裏麵擠滿了衣著俗麗、濃墨重彩的宮女，粉紅和明黃是最主要的色彩，她們的臉頰和雙唇與她們的裙子爭奇鬥豔。許多官員也在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我都喜歡，對於所有宮女來說，我們是首要感興趣的對象。這些宮女們此前從未這樣近距離地看見過她們的外國姐妹，而且，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根本就從沒見過我們。”
慈禧高坐在一個長而窄的台子後麵，台子上擺著水果和鮮花，“正帶著最強烈的興趣注視著我們進來，”竇納樂夫人這樣記錄：
而我們也一樣充滿興趣地打量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這位被人們讚譽為有著鋼鐵意誌和不屈性格的女人。雖然年過60，但她看上去依然很年輕，墨玉般的頭發，和善的黑眼睛。平靜的時候，她的表情很嚴厲，但當她微笑時，臉上的表情就生動明快起來，所有嚴肅的痕跡全都消失不見了。她的臉不是那種普通的漢人或滿人類型，在世界上另外的地方她可能被誤認為是個意大利鄉下人。她個子不高，身材纖小……她的手和腳都很小，但形狀很好看，從我們的觀點看，最大的缺陷是那兩個鍍金的護指。……在太後端坐其後的桌子的前麵，一張小一點的桌子放置在一側，皇帝坐在那兒。對我們所有人來說，發現皇帝也參加會見真是個令人愉快的意外，因為這之前我們被告知，隻有太後接見我們。皇帝是個眼神憂鬱、外表文弱的年輕人，從臉上很難看出他的性格，在接見我們的這段時間，他幾乎沒有抬起過他的眼睛。
這是皇帝第一次在外國女人麵前露麵，所以她們幾乎是入迷地盯著他看，這弄得他非常不自在。這之前，她們不斷從各自的丈夫那兒或是從使館人員的閑談中了解到關於他身體狀況的每一個細節。這也是光緒平生頭一回這樣近距離地看到外國女人。在東方人的眼裏，使館的女士們所呈現的實在是一幅可怕的景象。除了日本公使的夫人穿著漂亮的繡花和服與寬腰帶，別的女士全都穿著在她們各自的國家和時代看來最具品位的服裝——亦即“巴黎美豔年代”、“維多利亞時代”、“快樂九十年代”，以及諸如此類——每個人都打扮得像一個蒂凡尼燈罩，束胸扣得緊緊的，帽子就像廚師色拉上插著鴕鳥羽毛。她們看上去活像一大群身著全套盛裝的神話歌劇中的女主角，正準備高歌一曲威爾第或普契尼的詠歎調呢。在缺乏熱度的皇宮裏，她們全都被凍住了。毫無疑問，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漂亮的艾塞爾·竇納樂夫人，她是一位高個、優雅的女人，40歲剛過，她的金色卷發和嫻靜端莊，大大柔化了這群人留給人們的糟糕印象（她們的樣子仿佛是出席一場國葬）。
莎拉·康格是一位冷峻嚴肅的基督科學教派信徒，一身黑色的裝束，事後回憶她們如何“按照等級（在北京呆的時間的長短）列隊站立並行鞠躬禮。我們的翻譯首先把每位女士介紹給慶親王，然後他再依次將我們介紹給陛下。”隨後，竇納樂夫人代表女士們用英語宣讀了一份簡短的致辭：“我們很高興陛下邁出這樣的第一步，能親自認識和了解外國女士。我們冒昧地表達這樣的希望：希望您高貴的榜樣能夠被中國女士們所效法，也希望東西方人民能繼續將彼此之間的距離拉得更近。”太後通過慶親王致了答辭。聽著太後的說話，竇納樂夫人認定：慈禧“聲音刺耳，聽上去叫人很不舒服，並且用一種比平常的中國女士要高很多的音調說話。”不過，別的女士卻認為她的聲音語調優美、令人愉快。
我們這邊又深鞠了一躬，接下來，每位女士被帶到禦座前，向皇帝鞠躬、行屈膝禮，皇上向每個人伸出了他的手。我們接著移步走到太後麵前，深深地屈膝、鞠躬。她伸出雙手，我們趨步向前。太後一邊說著簡短的問候語，一邊緊緊拉住我們的雙手，並將一枚沉甸甸的鏤金戒指戴到每位女士的手指上，戒指上鑲嵌著一顆大珍珠。向太後表示過感謝之後，我們後退著回到先前的位置。我們再一次深鞠躬，然後就退出了大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