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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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油畫像 |
平衡機製不平衡
就八大臣輔政製度而言，鹹豐帝無疑是重用肅順等人的。重用歸重用，但還是要防範的。為了防止大權旁落，鹹豐帝臨終之時，將自己平時非常喜愛的兩枚私印“禦賞”和“同道堂”，分別交授皇後鈕祜祿氏和兒子載淳，並規定，凡是皇帝的諭旨，在起首之處，必須鈐蓋““禦賞”、“同道堂”章禦賞”印，即所謂的“印起”；諭旨的結尾之處，必須鈐蓋“同道堂”印，即所謂的“印訖”。這是為了防止某些別有用心之人將個人意思添加在諭旨前麵或後麵的舞弊行為。凡鈐加了這兩枚印章者，才是皇帝認可的諭旨，否則無任何效力。
七月十七日，即鹹豐帝崩逝的當天，讚襄政務王、大臣即行文給吏部、兵部，通告了皇太後與皇帝鈐印的規定辦法：由本王、大臣擬定諭旨，並繕清呈遞給皇太後和皇上，請其鈐用圖章以後發下，“上係‘禦賞’二字，下係‘同道堂’三字，以為信符”，並明確要求他們轉傳京外文武各衙門一體欽遵。
當時身在熱河行在而心附恭親王的一位軍機章京（軍機處內具體從事諭旨草擬的人員，稱為章京，人稱“小軍機”，又叫“樞曹”，是相對於軍機大臣的“大軍機”和“樞臣”而言），在《熱河密劄》中明確寫道：
兩印（即“禦賞”與“同道堂”）均大行（即鹹豐帝）所賜，母後（皇後鈕祜祿氏）用“禦賞”印，印起；上（即小皇帝載淳）用“同道堂”印，印訖。凡應用朱筆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
所謂“大行”，就其文字本意而言，是說某人遠行不再返回之意。古代天子崩逝，因尚未定有尊諡，故稱“大行”。因此，稱剛剛故去的皇帝為大行皇帝。《逸周書·諡法》對“大行”的解釋則是另一引申含義：人們死後的“諡號”，是該人“行之跡”，也就是說，某人的諡號是對其一生言行的高度概括。“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則受細名”。也就是說，對於有大德大功之人，當給以美名、大名，而對於那些隻有小行小善之人，則隻給以小名、細名。古代天子崩逝，之所以稱其為大行，“是言其有大德行，因此當受大名”。
按照清製的相關規定，凡臣子書寫奏折等，例用黑色筆墨，而皇帝對奏折有所批示，則用紅色筆，稱“朱批”；凡不用軍機大臣起草，而由皇帝親自用紅筆書寫的上諭，稱“朱諭”。此處的“朱筆”即包括朱批與朱諭兩種。清帝若對臣下奏折內容有具體的指示，則用朱筆直接批寫於奏折，一般情況下多批以“覽”、“知道了”、“依議”、“該衙門知道”、“該衙門議複”等字樣，表示清帝“已閱”。特別重要的則另發諭旨，稱“另有旨”。
讚襄政務八大臣輔政後，對於各衙門所上奏折，則由八大臣用黑色筆墨代替清帝批示。如八大臣對於曾國藩複奏鮑超救援江西折，即用黑色筆墨批寫“讚襄政務王大臣奉旨：覽奏均悉”；對於曾國藩的另一附片，則批寫有“讚襄政務王大臣奉旨：知道了”等字樣。
以上所引用《熱河密劄》中的這一史料，其權威性與可靠性沒有人予以懷疑。其中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鹹豐帝將“禦賞”和“同道堂”這兩枚印章分別賞給了皇後與小皇上，而沒有給懿貴妃，這說明鹹豐帝仍未放鬆對她的防範；二是明確規定以這兩枚印章做為大清皇帝權力的象征，代替以前皇帝的朱筆，給予了皇後和皇上最高、最後的裁決權和否決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何況，鹹豐帝並非真正的“智者”。
鹹豐帝彌留之際的“後事”安排，是一種意在調適權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權力爭奪的行政製度。上諭“鈐印”的規定，從製度上確保了皇權不致旁落，排除了肅順等人挾製天子的可能，但同時也為懿貴妃掌握清廷最高權力提供了可能和保證，這是鹹豐帝後事安排中的一個重大“失招”。
懿貴妃卻不失時機地將鹹豐帝的這一“失招”，巧妙地轉化為自己的“勝招”。
鹹豐帝雖將“同道堂”的印章交給了兒子載淳，但當時載淳隻有6歲，既不能妥善地保管，更不能有效地使用好這一印章，隻能由他的生母懿貴妃代為保管，懿貴妃便順理成章地取得了代子鈐印之權。而這一代子鈐印之權，如果運用得恰當，則可取得與皇帝無異的無上權力。
果不其然，後來慈禧太後通過一係列的鬥爭與政變，終於出麵垂簾聽政。難怪時人王闓運在《獨行謠》中說：
祖製重顧命，薑姒不佐周。
誰與同道堂，翻怪垂簾疏？
清宮詞的“鹹豐之死”也說：
北狩經年蹕路長，鼎湖弓劍黯灤陽。
兩宮夜半披封事，玉璽親鈐同道堂。
對於日後釀成慈禧太後垂簾聽政的局麵，鹹豐帝負有重大責任。
鹹豐帝生前，肅順等人與懿貴妃之間雖有矛盾，但中間畢竟還隔著鹹豐帝一層，一般不會直接公開地發生重大的衝突，鹹豐帝對雙方都有著巨大的控製力與威懾力。但是鹹豐帝死後，肅順等人要直接出麵“讚襄政務”了，雙方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突顯出來，衝突起來。
在此清廷最高權力重新分配的關鍵時刻，肅順等人當然需要時刻提防抑製懿貴妃和恭親王。這不但是維持自己權力與地位的需要，同時也是鹹豐帝的遺願與遺囑。
八大臣發難
讚襄政務王、大臣對懿貴妃的提防抑製，首先在其封號問題上表現出來。
七月十七日，即鹹豐帝崩逝的當天，管理後宮事務的敬事房即傳旨，命自今以後，“皇後寫皇太後，皇太子寫皇上”，並傳知皇太後（即原皇後鈕祜祿氏）、琳皇太妃，至靈前奠酒。
這可有些不大正常。
第一，皇後已被循例尊為皇太後，但皇帝的生母懿貴妃卻沒有。
第二，皇太後，甚至琳皇太妃都被通知前去鹹豐帝的靈前奠酒，懿貴妃卻連提都沒有提到。
肅順等人是否要對自己下毒手？懿貴妃此時如同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
按照清製規定，嗣皇帝繼位後，其生身母親無論是否還健在，都是要尊封為皇太後的。肅順等人之所以作上述的安排，的確是有意借此對懿貴妃稍加貶抑。一是要示意懿貴妃，盡管你是皇帝的生母，但畢竟與皇後不同，不要亂了身分地位。二是要以此顯示自己的權力，暗示她不要自恃皇帝生母的地位而有所要挾。
七月十八日，敬事房又傳旨：懿貴妃尊為皇太後。同日又以新帝的名義發布上諭，正式宣布：兩後並尊，“朕纘承大統，母後（即鈕祜祿氏）應尊為皇太後，聖母（即懿貴妃）應尊為皇太後”。
明代以前，向無兩後並尊的先例。以前曆朝製度規定，老皇帝死後，新繼位的皇帝例應尊封皇後為皇太後；如果新繼位的皇帝並非皇後嫡生，而是其他嬪妃庶出，那麽，新帝生母隻能晉封為太妃，而不能與皇後並尊為太後。但是，明神宗朱翊鈞繼位後，首輔張居正為了討得明神宗及其生母的歡心，開創了兩宮並尊之例，尊原來的皇後為“仁聖皇太後”，尊朱翊鈞的生母李貴妃為“慈聖皇太後”。
避暑山莊內懿貴妃居住的西所清朝也曾循守明代兩宮並尊之例。清康熙帝繼位後，即尊皇後為“仁憲皇太後”，尊自己的母親為“慈和皇太後”。
這時，懿貴妃一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來了，膽子也壯了起來。我是大清國的皇太後，還有什麽人能撼動我的地位？誰又能奈我何？
九月初一日，大學士桂良等上奏稱：“慈為福本，共欣仁惠之旁流；安乃壽征，永卜康強之葉吉。綿慈暉於天上，化日方長；延禧祉於宮中，祥雲普蔭。”擬請皇後鈕祜祿氏的尊號為“慈安皇太後”，懿貴妃的尊號為“慈禧皇太後”。
明代也好，清代也罷，雖說是兩宮並尊，但似乎仍暗寓著嫡庶尊卑的差別。明神宗和清康熙帝時，都是皇後尊為“仁”皇太後，而原為妃子的生母皆尊為“慈”皇太後，這難道僅是一種曆史的巧合嗎？是否暗寓著以“仁”、“慈”為先後之秩的意思？即慈安和慈禧而言，似也於這種先後之中隱寓著尊卑。因為在大學士桂良等人的奏折中，也是先說“慈”與“安”，然後才是“慈”與“禧”。
再次請讀者注意，從此以後，我們就改稱皇後鈕祜祿氏為慈安太後，懿貴妃為慈禧太後了。由於她們兩人無論是在北京的清宮內，還是避暑山莊，均分別居住於東路、西路宮殿，故人們又習慣地分別稱其為東太後和西太後。清宮內的太監或宮女則更為簡單地分別稱其為“東邊兒”的和“西邊兒”的。
其實，東太後與西太後，東邊兒與西邊兒之分，並非僅僅是稱謂的區別，其中仍暗寓著明顯的嫡庶尊卑之意。因為，按照中國的傳統禮製規定，一般皆以左為上。在朝廷舉行大典之時，也是以左為上的。故此人們才有“文東武西”的朝位站列之說。
讚襄政務王、大臣對恭親王奕?的提防抑製，首先在鹹豐帝喪儀問題上表現出來。
同樣是七月十七日，鹹豐帝崩逝的當天，讚襄政務王、大臣起草諭旨，安排參與鹹豐帝治喪諸事的朝廷大員。“著派睿親王仁壽、豫親王義道、恭親王奕?、醇郡王奕，大學士周祖培，協辦大學士、尚書肅順，尚書全慶、陳孚恩、綿森，侍郎杜翰，恭理喪儀”，這大致相當於後世的“治喪委員會”。
某位朝廷大臣是否參加大行皇帝的喪儀，雖並不涉及根本的權力問題，但也決非僅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榮譽或名銜，而是標誌著此人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及其與鹹豐帝的親疏關係。因此，這一喪儀名單當時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僅就參與喪儀的名單來看，可以說沒有不妥之處。但這不過隻是一個形式而已。該諭旨僅命陳孚恩自北京火速前來熱河，卻命“豫親王義道、恭親王奕?、周祖培、全慶，著在京辦理一切事宜，無庸前赴行在”。他們不讓恭親王奕?及其他“北京派”成員前來熱河，顯然意在防範貶抑。
鹹豐帝死後的一段時間內，讚襄政務八大臣關係融洽，一切政務的處理也較為妥當，就連身在熱河而已依附於恭親王奕?的軍機章京在《熱河密劄》中也承認：肅順等八大臣“共矢報效，極為和衷，大異以前局麵”，“自顧命後，至今十餘日，所行均愜人意”，“諸事循照舊章，並無人攙入”，若“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勢”。
但是，慈禧與慈安太後不允許他們“循此不改”，不能任其擺布；身在北京的恭親王奕?也不能認可這種局麵，無所作為。這兩方麵的政治力量雖還來不及進行思想上的溝通，統一步調，但他們在權力問題上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各自開始了與肅順等人的鬥爭。
兩太後接招
慈禧與慈安太後首先發難。這一次，慈安太後不知是得到慈禧的暗中指點，被推到了前台，還是她“每臨大事不糊塗”，一改往日遇事無主見的作風，在與肅順等人爭權問題上毫不相讓。
據費行簡的《慈禧傳信錄》記載：
兩宮乃召輔政大臣入，議詔諭疏章黜陟刑賞事。初肅順、杜翰、焦祐瀛，謂諭旨由大臣擬定，太後但鈐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內覽。後持不可，議四日，乃決章疏呈覽，諭旨鈐印。任用尚侍督撫，樞臣擬名，請懿訓裁定，其他簡放人員，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擬具正陪數員，在禦前掣簽，兩宮並許可。
這一史料雖然字數不多，內容卻相當豐富而重要。
首先，是兩宮太後以居高臨下、先聲奪人的氣勢，主動將肅順、杜翰、焦祐瀛等人召至宮內，與他們確定有關皇帝的詔書、諭旨如何起草與發布，文武大臣們的奏折報告等如何處理批複，大小官員的任免、提升、降貶、獎勵、懲處的辦法與程序等。即一切朝政、國政大權到底由誰來執掌的根本問題。
其次，起初肅順、杜翰、焦祐瀛等沒有將兩宮太後放在眼中，主張凡是頒布諭旨詔書等，皆由讚襄政務八大臣全權擬定後上呈，兩宮太後隻管鈐蓋印章即可，至於諭旨的有關內容是否得當，兩宮太後是不必過問的，更不得更改；朝廷各部院衙門及京內外大臣所上的奏折等，也不必呈給兩宮太後閱看。這就意味著清廷的最高權力，全部掌握在肅順等八大臣之手，兩宮太後沒有一點實權，隻不過是循例鈐印的工具而已。
再次，兩宮太後心裏非常明白，對於這一關乎清廷最高權力的問題，不能有絲毫的軟弱退縮。雙方為此而僵持爭論了四天之久，可見鬥爭之激烈。
再其次，不知是肅順等八大臣的“定力”、“毅力”太差，竟沒有兩宮太後的韌性與堅忍，還是被人施了魔法，竟神差鬼使般地做了讓步。最後議定的具體辦法是：
一、文武大臣的奏折疏章，皆由八大臣首先進呈兩宮太後閱覽。
二、有關的諭旨，必須由兩宮太後認可鈐印後，方可頒發。
三、任命中央各部、院的尚書、侍郎（相當於現今的各部的正、副部長），各省的總督、巡撫（大致相當於現今各省的省長），先由八大臣提出名單，最後由兩宮太後裁定。
四、任用其他官員，則由讚襄政務八大臣提出候選人數名，並開列他們的履曆、評語等，在皇帝麵前抽簽，最後仍需兩宮太後認可後，才能正式任命。
《兵經百字》有雲：“兵有先天、有先機、有先手、有先聲……先為最。”在政治或軍事鬥爭中，有“先發製人，後發製於人”之語，意思是說，鬥爭的雙方，哪一方能占得先機、先手、先聲，能夠先發製人，哪一方即能牢牢掌握主動權，取得最後的勝利。同時，在政治或軍事鬥爭中，也有“後發製人”的謀略，這是與“先發製人”相對應的韜略。先發製人，爭取主動，當然是極為重要的原則，但是，在某一特殊的情況或條件下，待敵先發，根據敵方暴露出的弱點，以己之長，攻敵之短，也是一種高超的鬥爭策略。但是，如不能很好地把握時機、火候，就有可能弄巧成拙，陷於完全的被動。
肅順等人，既沒有謀取“先發製人”的先機，也沒有采取“後發製人”的策略。其結果就隻能是“後發製於人”了。
肅順等人的這一步退讓得太大了，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從此，兩宮太後取得了諭旨的發布權、奏折的閱看裁處權和大小官員的任免權，幾乎與皇帝的權力等同。此時，鹹豐帝設計的八大臣輔政製度，實際上已被改變為“垂簾輔政，蓋兼有之”的聯合執政格局。甚至可以說，八大臣輔政製度已被推翻，隻是沒有發生流血的衝突和政敵被殺而已，一切是在人們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悄然發生的。
自此以後，基本確定了兩宮太後與肅順等八大臣間的君臣關係。盡管此時的肅順等人還未清楚地認識到，也不承認這一關係。但這僅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這是兩宮太後與肅順等八大臣第一次實質性的鬥爭，也是雙方最為關鍵性的一次鬥爭。鬥爭的結果，雖並不意味著兩宮太後必然或已經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卻使兩宮太後從此站穩了腳根，具有了與肅順等八大臣鬥爭的合法地位與權力資本。
肅順等人因何走出這樣一個“敗招”？或許真的如惲寶惠先生所說，是因為肅順等人“以為兩宮身處宮闈，旁無依恃”，而過於大意了，過於小視兩宮太後這兩位年輕的寡婦了（當時慈安太後年僅25歲，慈禧太後年僅26歲）。也許是因為他們本身就處於不利的地位，他們麵對的不是慈安與慈禧兩個普通的女人，而是充斥於人們心際腦海中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權。除了掌握有實際軍權，可以指鹿為馬的權臣外，任何無視皇權，並向其挑戰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肅順等人不會不懂得這點政治常識。
明太祖朱元璋曾規定，如有朝臣或其他什麽人敢於弄權，威脅到皇帝的權力地位，各地藩王均可舉兵“清君側”。這雖釀成了朱棣的“靖難之亂”，但其主觀意圖卻十分明確，對於那些企圖篡位者的政治威懾力也是明顯而現實的。肅順等人應該知曉這一曆史故事，深悉其中的曆史教訓。
在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下，無論肅順等人具有怎樣的名義，讚襄政務大臣也好，顧命大臣也罷，實際上均是皇帝的臣子、奴才，而不是皇權的真正代表，其職責亦僅是輔弼讚襄
小皇帝執政，必須時刻遵守“君臣大義”的道德規範。臣不與君鬥，臣權不與君權相爭，這才是他們此次敗下陣來，以後又不斷敗下陣來，最後徹底慘敗的最根本、最深層次的原因。
兩宮太後在熱河與肅順等人力爭奏折閱看權與官員任免權時，恭親王奕?在北京也暗中加緊活動，聯絡的主要對象是留守北京的部分王公大臣們。鹹豐帝的早逝，為奕?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他不會輕易錯過。
恭王奔喪：畢竟是自家兄弟
鹹豐帝病逝的各種消息傳到北京，恭親王奕?一股無名火起，憤憤不平。
他對自己的四兄鹹豐帝不滿與怨憤。自己多次奏請回鑾而不準；請赴熱河探視疾病又不允；現在欽定了八位讚襄政務大臣，居然也沒有自己，難道親禦弟還不如遠支宗親載垣、肅順等人可信嗎？難道還不如穆蔭、匡源等外姓人可靠嗎？
他對肅順等人更是不滿與怨憤。這些人不但多次阻撓鹹豐帝回鑾北京（其實原因並不完全在於肅順等人），把持著朝廷政務，鹹豐帝病死後，竟然不允許自己前去奔喪哭奠，真是豈有此理。
恭親王奕?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北京靜待形勢的變化，就等於是坐以待斃，束手就擒。一旦肅順等人在熱河將勢力養成坐大，必是後患無窮；一旦朝局已定，則以後翻轉改變不易。
一定要去熱河，但不可打草驚蛇，否則不但無益，而且可能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三十六計》之一，即是“假癡不癲”計，其解語是“寧偽作不知不為，不偽作假知妄為。靜不露機，雲雷屯也”。意思是說，在客觀形勢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寧可假裝昏憒糊塗，暫時不要采取行動，萬萬不可假冒聰明地輕舉妄動，而是應該不露聲色地暗中有所策劃準備，就像蓄勢未發的雷電一樣。
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動之以哀，示之以弱，這就是恭親王奕?赴熱河前後以屈為伸的鬥爭策略。
哥哥鹹豐帝死了，他的胞弟去熱河奔喪哭奠，於情於理都是無可厚非的，肅順等人也不好一味地蠻橫拒絕。否則，就會在世人麵前充分暴露出其把持朝政、排擠宗親的劣行，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滿。
恭親王奕?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所以堅決上奏折請求赴熱河奔喪。
鹹豐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清晨，奕?抵達熱河
避暑山莊，正好趕上殷奠禮。奕?帶著滿身的塵土，跟頭踉蹌地跪撲在鹹豐帝的梓宮靈柩之前，頗動感情地“伏地大慟，聲徹殿陛”。自從鹹豐帝崩逝以後，從沒見過誰悲痛到這種地步，在場的人都被感動得落下眼淚。
到底是親兄弟，感情不一般啊！僅就此而言，恭親王奕?就不虛此行。他爭得了部分人心。
恭親王奕?之所以如此的痛哭傷心，不外有五個原因或目的。到底是什麽原因和目的，是一個？是二個？是三個？是四個？還是五個都有，請讀者自己體會。
第一，確是出於兄弟手足之情。盡管鹹豐帝與恭親王奕?原來的確有過芥蒂嫌隙，但是，現在已是人隔陰陽兩個世界了，還有什麽齟齬不能化解，有什麽疙瘩不能解開呢？俗話說，“人死債爛”，“人死不記仇”，更何況是同胞兄弟呢？恭親王奕?想起自己的哥哥雖然做了皇帝，但也沒有過過一天舒心的日子，剛剛31歲，就辭世而去，說來也的確令人痛心，悲痛真的發自肺腑。
第二，故作姿態，帶有表演的色彩。恭親王奕?一方麵是希望借此向朝臣們表明，隻有自己才是與鹹豐帝有著特殊血緣關係的親兄弟，與鹹豐帝的感情最深、關係最近。其他別的什麽人，如讚襄政務八大臣等，在血緣關係上實在無法與自己相比較。另一方麵是力圖借此向肅順等人示意，自己此次前來，完全是出於與鹹豐帝的同胞之情，隻是奔喪哭奠，並無其他政治意圖，以便麻痹讚襄政務八大臣。
第三，怨恨哥哥糊塗。盡管自己與哥哥有過一些不愉快，有些事情自己也做得有些過分出格，但無論如何畢竟也是親兄弟啊！哥哥怎麽能輕信肅順等人的讒言，竟然糊塗到先是拒不肯回鑾北京，後又不肯原諒自己，毫無手足之情的地步，寧肯將大權交給異姓他人，也不肯托付給自己呢？
第四，深感自己的委屈。恭親王奕?或許仍在想，本來皇位應該是自己的，但後來卻陰錯陽差地成全了哥哥；自己的母親雖已被尊封為皇太後，但自己為此卻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啊！哥哥生前既然已經做了皇帝，自己也就認命了，並無異心異誌地甘心為臣。外國夷人打進北京的危難時刻，身為皇帝的哥哥逃走了，卻命自己留在北京與英法議和。曆經千難萬險，好不容易才與英法簽訂了和約，使之退出了北京。自己雖不敢自矜有安社稷之功，但辛勞、苦勞總是有的吧？僅就此而言，論功行賞，自己也不應被排斥於清廷的最高權力之外。但是身為皇帝的哥哥，欽定了八位讚襄政務大臣，竟然沒有自己的份，感到實在是太窩囊了，太委屈了。
第五，由假及真。本來恭親王奕?僅僅是逢場作戲，做做樣子給朝廷大臣們，給肅順等八大臣看，但後來越想越委屈，越想越傷心，真的是發自內心地痛哭起來。
恭親王奕?初至熱河，即成功地將肅順等人蒙騙了過去。接著又繼續他的以柔克剛之術。表麵上對載垣、端華、肅順等人恭恭敬敬，客客氣氣，特別卑遜。因此，肅順等人頗為蔑視他，於是放鬆了對他的警惕。
叔嫂合謀：親情與利害之間
兩宮太後聽說恭親王奕?來到熱河，可算遇到親人了，立即傳旨接見。這可引起了肅順等人的緊張與警惕，他們出麵予以阻攔。特別是軍機大臣杜翰，公開“昌言於眾，謂（年輕）叔嫂當避嫌，且先帝賓天，皇太後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聽罷，哈哈大笑，鼓掌稱讚說：此論大妙，“真不愧杜文正公(杜受田)之子矣”。
這話可真是夠厲害的，也夠正大堂皇的，男女有別嘛。年紀相仿的小叔子（指奕?，時年30歲）與寡婦嫂嫂（指慈安太後，時年25歲；慈禧太後，時年26歲）在後宮相見，難免瓜田李下之嫌，好說不好聽。鹹豐帝剛剛賓天棄世，正在遵禮成服之期，皇太後理應深居簡出，在宮內為其守喪，才合皇太後的尊君敬夫之禮。兩宮太後此時卻要召見親王，於情、於理、於禮均不合。
奕?當然明白自己此次來熱河的目的與任務。自己不但要親自觀察鹹豐帝死後的熱河政局，而且一定要與兩宮太後會麵，商談天大的機密要事。此時恰恰又有太監出來傳旨，兩宮太後命奕?趕快入見。奕?故作木訥，實則欲縱故擒地對鄭親王端華說：既然年輕叔嫂不宜後宮單獨相見，請鄭親王與我共同進見兩宮太後如何？端華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連一向精幹敢為的肅順也一下懵了頭，轉了向，反倒有些左右為難，進退維穀了。不陪同奕?一起進見吧，實在有些不太放心；陪同奕?一起進見吧，似乎又沒有什麽充分而堂皇的理由，隻能連忙略帶自我解嘲地打哈哈說：“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於是，奕?得以一人單獨進見。
以上是時人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的記載，可謂繪聲繪色，如見如聞，使人有如親臨其境一般。時人《熱河密劄》的記載與之略有不同。該密劄稱：奕?祭奠鹹豐帝以後，兩宮太後召見。“恭邸請與內廷偕見，不許。遂獨對”。也就是說，是恭親王自己首先主動要求端華等與自己同見兩宮太後，但太後不同意，而後才獨自進見的，而不是如薛福成所說，是奕?出於無奈而被迫邀請端華共同進見的。
無論事情的細節如何，讓恭親王奕?一人獨自與兩宮太後會麵，這是肅順等人繼同意兩宮太後閱看官員奏折後，犯下的又一個重大錯誤。
兩宮太後與恭親王奕?的這次形式公開而內容秘密的會見，進行了“一時許”，即現在的兩個小時左右。由此可見，此次會見，決非一般的叔嫂團聚會麵，所談的也決非一般的家務瑣事。兩宮太後與恭親王奕?談話涉及的內容必定很多，也會很深入。因其涉及高度的機密，外人很難知其詳情，但從一些片斷的史料記載中，我們還是可以窺見其基本要點的。一是兩宮太後向恭親王奕?哭訴肅順等人對她們的輕侮，獲得了恭親王奕?的同情與支持，雙方密商對付他們的策略。二是恭親王奕?向兩宮太後反複說明，要想徹底解決肅順等人的問題，不能在熱河動手，“非還京不可”。奕?與兩宮太後做出回到北京以後再發動政變的決定。三是恭親王奕?向兩宮太後保證回鑾北京後，外國勢力不會有任何異議，從而解除了兩宮太後有關外國是否會幹涉宮廷政變的顧慮。
兩宮太後與恭親王奕?緊急結盟，共同對付肅順等八大臣。其中既有雙方早已存在的信任基礎，又有叔嫂、叔侄間的血緣親情。
慈禧太後與恭親王奕?聯合結盟首先是有著信任基礎的。
如前所述，早在鹹豐十年八月，時為懿貴妃的那拉氏，即曾向鹹豐帝進言：“事危急，環泣何用，恭親王素明決，乞上召籌應付。”由此可見，慈禧太後早就認為恭親王明白事理，且有決斷，決非庸碌無為之輩，對恭親王奕?的辦事能力是充分信任的。
另外，鹹豐帝生前向奕?表示對慈禧的不滿，欲行“鉤弋故事”時，恭親王奕?以懿貴妃生育皇子載淳，請求鹹豐帝對懿貴妃網開一麵，給其留一生路。對此，慈禧當然是要感恩的，這也是她對恭親王奕?信任的情感基礎。
由於一直在外朝當差辦事，不太受鹹豐帝的信任，特別是鹹豐帝北走熱河後，奕?再也沒有與兩宮太後接觸的機會與可能。接觸少，矛盾自然就少。人們至今還未發現此前兩宮太後與恭親王奕?之間有何矛盾與不快。身為嫂嫂的兩宮太後與小叔子雖有上下尊卑之分，小皇帝載淳與皇叔雖有君臣之別，但與肅順等遠支親王或異姓大臣相比，還是多了一些血緣親情。在兩宮太後和奕?看來，“血總是濃於水的”，清廷最高大權掌握在載淳手中，總比掌握在肅順等人手中要好得多。“肥水不流外人田”，更何況赫赫皇權呢？
就眼前的現實來看，兩宮太後與恭親王奕?之間並不存在相互的威脅，而肅順等人則不然。退一步來說，即使肅順等人尚不至於成為自己勢同水火的生死對頭，但至少在他們掌權時期，自己則很難有出頭之日。隻有共同對敵，才能為自己衝出一條光明之路。
然而，政治就是政治，政治鬥爭畢竟是政治鬥爭。兩宮太後，特別是慈禧太後與恭親王奕?之間的緊急結盟，又並非完全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親情基礎之上的，既有基於共同對敵的利害關係，同時又有貌合神離的互相利用。
慈禧太後雖被尊為太後，但畢竟與清廷官員聯係極少，力量有限，她要想取得政權，就必須借助恭親王奕?及其他朝廷勢力。她的內心盤算是先抬出奕?，共同除掉肅順等八大臣，然後再由奕?來抬自己。
奕?不但此時決意爭權的意圖更為明顯，而且沒有了其他政治上的顧忌。鹹豐帝在世時，他必須小心謹慎，不宜稍露戀權之跡，否則不但容易引起鹹豐帝的疑忌，也容易引起其他某些朝臣的懷疑。現在情況不一樣了，他既不是與自己死去的哥哥爭皇位，也不是與自己的侄子爭皇位，而是與遠支親王及其他大臣爭權，不但自己無任何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嫌疑，而且至少是得到了北京的一般王公大臣的真誠支持。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自己也不具備單獨與肅順等八大臣抗爭的必勝條件與能力，必須借助兩宮太後的地位與影響，直接向肅順等八大臣奪權，才能為自己進入權力中樞開辟道路。也就是說，恭親王奕?抬轎子給兩宮太後來坐，隻不過是為了日後由兩宮太後來抬自己。
恭親王奕?去熱河之前，曾有過較為成熟的設想。
當時在北京的部分官員也意識到，無論是從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方麵考慮，還是從維護大清朝祖宗家法的角度而言，女主臨朝，終非國家之福，並不希望出現兩宮太後垂簾的局麵。但是，恭親王奕?及另外一些親信則認為，中國曆史上女主臨朝垂簾之事，各朝各代均或有之。至於其是否為禍為害，關鍵在於輔政大臣。隻要輔政大臣牢牢把握住大權，就可化害為利。經過反複的權衡利弊，奕?決定，為使兩宮太後，特別是慈禧太後能夠堅定地與自己結盟，除了動之以情，曉之以利外，還必須給她們以尊崇的地位和權理朝政的虛名，而自己則可以親皇叔的身份與地位掌握輔政實權。兩宮太後出麵垂簾，隻不過是自己掌握清廷大權的一塊基石而已。
惇親王奕之孫溥雪齋分析恭親王奕?此時的心態時，指出：“鹹豐死後，怡、鄭二王和肅順的權勢日益擴張起來；同時奕?等對他們的妒恨也隨之日益增長。奕?內心的如意算盤是，太後垂簾，容易對付，於是便和太後定下了誅除肅順的密謀。”這在董元醇的奏折和李慈銘的日記中可以得到充分的體現和印證，具體內容詳見下一節。
金蟬脫殼：奕?返京
恭親王奕?的影響和勢力雖在北京，但熱河也並非肅順等人的一統天下，也有一心歸附恭親王奕?之人，曹毓英等人即是。
曹毓英原為鹹豐帝在位時的漢人領班軍機章京，如軍機大臣有缺，論資排輩他應是第一人選。鹹豐十年（1860）六月首席軍機大臣彭蘊章因故出缺，肅順等人卻鼓動鹹豐帝補授焦祐瀛為軍機大臣，這使曹毓英極為怨憤不滿。在熱河期間，他看到肅順等人與兩宮太後、恭親王奕?矛盾很深，判斷朝局必變，遂秘密“棄暗投明”，主動向恭親王奕?等人輸誠。
奕?到達熱河後，這些歸附之人或者與奕?秘密會見，為其提供熱河的各種情報；或者是密囑恭親王奕?隨時小心，以防耳目；或者為奕?盡心籌劃，隨時保護。他們認為，如果兩宮太後與奕?能很快改變政局，將清廷最高權力順利奪回是再好不過的事，如其不能，奕?應盡快回北京。奕?若與兩宮太後頻頻會見，必將引起肅順等人的懷疑，反而不妙。
肅順等人也擔心兩宮太後與奕?可能會有所密謀，於己不利，因而急於將奕?趕回北京，於是便迫不急待地強行代替奕?向兩宮太後請示，詢問何時可以回京。既然奕?與兩宮太後已商定了發動政變的具體辦法，也的確沒有必要再長期滯留熱河，否則，不但會引起肅順等人的疑忌，同時也擔心北京的那些王公大臣們會做出些什麽事情來。
鹹豐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兩宮太後傳下旨意，令奕?第二天請安。當天晚上，奕?與一名化名樵客的同夥進行了密談。據《熱河密劄》記載，他們至少談了三個重要問題：一是要奕?明日請安時，再次向兩宮太後說明早日回鑾北京的必要性，切莫猶豫不決，坐失機會；二是要利用兩宮太後的風水迷信心理，及星占凶吉之說，促使她們下決心早日回鑾；三是無論是熱河還是北京方麵，都要暫時有所克製，切不可操切魯莽從事，一切等回京再說，小不忍則亂大謀。
八月初六日，奕?利用請訓回京這一公開而又堂皇的機會，再次會見了兩宮太後。他除將昨晚與樵客的談話內容做了匯報外，還特別請兩宮太後立即傳旨，確定回鑾北京的具體日期，以免肅順等人借故阻攔。這是兩宮太後目前在熱河要辦、能辦的最重要的事情。
初七日，奕?要離開熱河回北京了。不知是因為奕?與兩宮太後密謀了推翻輔政八大臣的計劃而有些“做賊心虛”，還是對肅順等人的防範過於敏感，他一路上快馬急馳，好像肅順等人隨時都會派兵追來，又好像沿途隨時都會出現肅順等人派出的刺客殺手。時人薛福成的《庸庵筆記》記載說：奕?在沿途各州縣準備的打尖住宿之處，都不敢輕易居住，害怕肅順等派人來行刺。溥雪齋後來也回憶說：恭親王奕?當時的確加了萬分的小心，使用了聲東擊西的障眼法。他先秘密命自己的隨行、護衛等，準備好馬匹等物，到承德外八廟之一的普陀宗乘廟後門等候。自己則對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佯稱，他想去普陀宗乘廟參佛拜廟，但自己的隨從未到，請他們將轎子暫借一用。載垣等人不知其中的奧妙，便欣然答應，連聲說：“請爺坐！請爺坐！”奕?坐著他們的轎子，到了普陀宗乘廟前，從前門進去後，立即從後門出來，會同自己的護衛，向北京疾馳而去。
上述的回憶，雖多少有些傳奇色彩和小說家的渲染成分，但由此可見當時的形勢之緊張。
恭親王奕?很快便回到了北京，開始了政變前的準備活動。與此同時，在熱河的慈禧也加緊了與肅順等人的鬥爭。
後記
慈禧太後是中國曆史上的著名人物，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因為，慈禧太後自祺祥政變(又稱辛酉政變、北京政變)後，統治中國長達47年之久，統治時間僅比清代的康熙帝、乾隆帝，西漢的武帝和明代的神宗略短。
我們不是英雄創造曆史論者，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在某種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某些英雄人物的確深深影響，甚至決定著曆史的發展方向或進程。慈禧太後未必是英雄人物，但卻是極其重要的曆史人物。
清王朝覆沒後，有一個傳說不脛而走。即清太祖
努爾哈赤在平滅葉赫部落時，葉赫首領曾發誓說，即使葉赫氏隻存一女子，也要複仇雪恨。後來，大清帝國在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後統治時期，國勢日敗，風雨飄搖。慈禧太後死後僅及三年，其親侄女葉赫那拉氏隆裕太後，在養心殿接受了退位條件，頒布了清帝退位詔書，終於完成了葉赫家族向愛新覺羅家族複仇的遺願。
這一傳說，不是曆史的科學分析，但卻反映出部分民眾對於慈禧太後掌權與清廷覆亡關係的認識和理解。深悉清末宮廷內幕的惲寶惠在分析清王朝覆亡原因時曾說：正是因為鹹豐帝死於熱河，才導致了讚襄政務八大臣肅順等人與慈禧太後的矛盾衝突，繼而發生了祺祥政變，開太後垂簾聽政之惡例。後來光緒初年與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的再次、三次垂簾，“何嚐不由是而來”？祺祥政變與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實是“造成清室迅速覆亡之遠因”。
由此可見，祺祥政變與慈禧太後的垂簾聽政，不但深深影響著清王朝的政局、朝局及其生死存亡的命運，而且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社會發展方向與速度。人們希望了解祺祥政變，渴望了解慈禧太後。
然而，對於絕大多數的人來說，祺祥政變的始末因由未必十分清楚，而對於慈禧太後的了解，主要來自於稗官野史的傳說演義，更多的則是某些“戲說”之類電視劇的介紹，甚至是隨意的編造渲染。可以說“趣味又休閑”矣，但卻遠離真實的曆史，真實的慈禧太後。
筆記野史中的諸多傳說趣聞，固然是人們所感興趣的，也是本書所要分析和澄清的。但我們更感興趣和要予以揭示的則是：
當時年不過26歲的慈禧太後，為什麽能夠推倒具有合法輔政地位的讚襄政務八大臣，成功地與恭親王奕?策劃了宮廷政變？
牝雞司晨，不祥；女主當權，國危。這是封建社會中的一種偏見，但卻又是一種普遍的認識。那麽，慈禧太後做為一個女人，是怎樣一步步地走上曆史前台的？為什麽能夠把持清廷最高權力，統治中國長達47年之久，使得清廷的滿漢王公大臣，及中國的四億之眾拜倒在其腳下？
清王朝的最後覆滅與慈禧太後的長期掌權，是否存在著某種必然的因果關係？
慈禧太後陵隆恩殿前丹陛上巨大石雕及漢白玉欄板、望柱上，雕刻的鳳在上、龍在下的“鳳壓龍”圖案，隱寓著慈禧太後怎樣的心理意願？
正是出於以上的種種考慮，中華書局大眾讀物編輯室宋主任誌軍、李君洪超，約我就慈禧太後是如何從後宮的嬪妃，通過祺祥政變，走上大清朝最高權力寶座的曆史過程予以說明和分析。他們提出的原則和要求是，本書不是“戲說”或“演義”式的休閑書籍，首先應該具有曆史真實的科學性，但同時又必須避免內容與語言的程式化，使之具有較強的知識性、趣味性和可讀性。
這話說起來容易，但真正做到卻是十分不易。當時我即感到這將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有意推卻。但是，承宋、李二君的盛情相邀與鼓勵，另外個人於這一段曆史又確有興趣，於是便不知深淺地應允下來。
一旦動手開始撰寫，愈加切身體味到其間困難重重。其困難並不在於相關史實的了解與把握，而在於如何改變數十年來形成的史學工作者的傳統思維模式與語言表述程式。
要想寫好這本小書，首先要避免個人情感偏好或價值取向的幹擾，不能將史學界已有定論的肅順、慈禧、奕?等人臉譜化、模式化，而應盡可能客觀地再現當時的曆史，保持曆史人物的具體鮮活；其次，要把握好宏觀敘述與細節描寫的關係。宏觀敘述不是枯燥幹癟的嘮叨，細節描寫也不等同於瑣屑小事的堆砌，而是為了使讀者能於宏觀中去總體把握這一曆史，於細節中去感悟理解相關的曆史事件與人物。如通過對慈禧親自書寫的“上諭”中的語言語氣、文字書寫的優劣、文字的錯字別字等的介紹，使讀者對慈禧太後的文化水平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判斷；另外，還要特別注意正史資料與稗聞野史的關係。既要堅持正史史料的核心基礎作用，又要重視其他筆記野史的記載。本書中利用了相當數量的野史，決不僅僅是為了增加所謂趣味性，滿足部分讀者的獵奇心理，而是為了補充正史資料之足，使所述內容更為具體、生動、鮮活。
“開弓沒有回頭箭”，經過數月的努力與磨難，終於可以交差了。至於是否達到了中華書局的要求，特別是能否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可，則完全由讀者“上帝”們來卓裁評議了。
可以稍感欣慰的是，自己在曆史學走出學院書齋，從學術專業化轉向通俗大眾化方麵，又做了一次嚐試。書中也對有關慈禧太後等的諸多傳說及某些相關的曆史問題，如道光帝是否曾立奕?為皇太子、慈禧奕?成功發動政變的原因等，結合史實從曆史學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分析與判斷。
本書的可讀性、趣味性或有不足，但其知識性、科學性，則大致不會有重大問題，至少不會將讀者引入歧途，使之與真實的曆史愈走愈遠。
本書的撰寫，參考了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限於體例原因不能一一注出，特此致謝致歉。中華書局大眾讀物編輯室諸君為本書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李君洪超更是出力尤多，在此一並致謝。
王開璽
2006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