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苦命天子：鹹豐皇帝奕詝
作者：茅海建
茅海建 男 職稱:教授 生活剪影：
學位或學曆：
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曆史學碩士，1982年10月
中山大學曆史係畢業，1980年2月
任職簡曆：
1982年11月-1989年10月，軍事科學院百科全書編審室助理研究員
1989年11月-1999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99年4月至今，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所屬機構：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
擔任本科教學：中國現代政治製度史
主要論著：
◎著作與教材：
《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論文集），32萬字，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42萬字，三聯書店，1995年
《苦命天子：鹹豐帝奕詝》，22萬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清代全史》第七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合著，撰寫其中第一章及第四章第三節，約10萬字）
《國民黨抗戰殉國將領》，26萬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主編
◎論文：
《戊戌變法時期司員士民上書研究》，160千字，《明清論叢》第五輯，紫禁城出版社，2004
《日本政府對於戊戌變法的觀察與反應》，90千字，《曆史研究》2004年第3期（與鄭匡民教授合作）
《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對外觀念的調適》，45千字，《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戊戌政變的時間、過程與原委：先前研究各說的認知、補證、修正》，155千字，《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5、6期
《1898年張之洞召京與沙市事件的處理》，26千字，《中華文史論叢》2002年第1輯
《清末帝王教科書：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講義-以周自齊〈外交講義〉為中心》，23千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文選集》，2001年3月
《50年來的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1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與劉統合作）
《公使駐京本末》，65千字，《近代的史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入城與修約：論葉名琛的外交》，30千字，《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大沽口之戰考實》，4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試析浙東之戰》，11千字，《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6期*
《鴉片戰爭經費考》，4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三元裏抗英史實辨證》，15千字，《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伊裏布與浙江停戰》，20千字，《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第一次中比條約的訂立及其評價》，4千字，《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鴉片戰爭時期廈門之戰研究》，20千字，《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龔自珍與他的時代》，6千字，《社會科學》（上海），1993年第1期
《關於廣州反入城鬥爭的幾個問題》，22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
《鴉片戰爭與不平等條約》，18千字，《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定海之戰考實》，17千字，《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841年虎門之戰研究》，22千字，《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842年吳淞之戰新探》，11千字，《曆史檔案》1990年第3期*
《南京臨時政府軍製初探》，15千字，《軍事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也談湖湘文化》，10千字，《湖南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
《論劉韻珂：兼評鴉片戰爭時期的主和思想》，16千字，《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清軍的裝備與訓練》，13千字，《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指揮人員芻論》，11千字，《曆史教學》1986年第11期
《中華民國軍製述略》，6千字，《曆史教學》1986年第4期
《論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清海防奏議》，8千字，《貴州社會科學》1985年第9期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與英法軍兵力考》，17千字，《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鴉片戰爭初期英軍對廣州、廈門軍事行動問題》，2千字，《曆史教學》1983年第7期
《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英兵力》，29千字，《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雲南陸軍講武堂與辛亥雲南起義》，16千字，《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是一大戰略錯誤》，8千字，《曆史教學》1981年第3期
《論張居正綜核名實的思想和他的考成法》，12千字，《中國古代史論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輯
（以上有*號者收入論文集《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
2001年1月以來參加的國際國內學術會議：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2002年1月，東京，日本女子大學
"東亞四國校長會議分會：東亞遭遇美國"，2003年10月，東京，東京大學
2001年1月至今從事的國際國內項目：
《晚清政治曆史與人物：以戊戌變法為中心》，國家社科基金，2001-2003
《康有為〈我史〉鑒注》，國家社科基金，2003-2005年
鹹豐帝當政的年代，1850一1861年，正是中國曆史的重要轉折年代。
太平天國興起，撚軍、天地會的反叛遍及南北，湘軍由此而起，厘金隨之而生；英國與法國組織聯軍，再次入侵中國，俄國趁火打劫，美國充當幫凶，新的條約一一簽訂；中國後來的許多變局，實肇始於斯。曆史關鍵時刻的關鍵人物鹹豐帝，竭盡心思，卻無力回天，自歎且自棄。
本書展開了那段曆史歲月，引領讀者閱讀其中的種種情事，曲折幽深。作者描寫了曆史群像：杜受田、曾國藩、葉名琛、肅順、恭親王、那拉氏(慈禧)，決定國運的重要人物，栩栩如生。
一部傳記，一段曆史，一種人生與家國的思緒。
皇帝雖和常人一樣都是肉體凡胎，但是天子，在凡人麵前，他是一尊至高無上的神，舉手投足都需要有個不同凡響的樣子。和平年代中，這樣的皇帝還能安安穩穩在紫禁城呆上一輩子，而多事之秋，則到處尷尬……
鹹豐皇帝正是這樣一個可憐的苦命人！從他父親道光皇帝開始，中國就處於內憂外患交雜的時代。自1850到1961年，鹹豐當了11年皇帝，可他沒有安穩過一天。1850年至1864年太平天國戰爭，1856至1860年之間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再加上此期間發生的天地會、撚軍等起義造反，使得坐在龍椅上鹹豐如坐針氈，並非像其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樣聰靈睿智的他真正感受到了時代的動亂。他忙起來了，忙得不可開交，忙得幾乎到了哭天喊地的地步。盡管有像曾國藩那樣的“中興大臣”在力保大清，但這並不能完全解除皇上對國家時局的憂慮。在滿洲親貴眼中，畢竟滿漢不一心。在《苦命天子》中，作者用十分細膩的筆法，撥動了傳主——鹹豐皇帝的心靈。
茅海建教授寫的這本通俗性曆史研究著作，其通俗性不亞於讀一部曆史小說，其學術性更不亞於他的其他曆史學專著。但是，雖然他內心的目的是想寫一部“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學術著作”，到頭來，他還是有點心裏沒底，不僅沒有像他的其他曆史學著作那樣依照學術著作的規範，對史料大量嚴格注釋並做詳盡的附錄，而且在導言中還不得不添上一句他這本書不過敞開來說說，讀者也不妨隨便看看這類多少有點讓人泄氣的話。
導言 ／1
一 皇四子與皇六子 ／5
二 良師藎臣杜受田 ／21
三 射偏了的箭 ／36
四 “上帝”之禍 ／55
五 虧得湘人曾國藩 ／81
六 新財源：厘金 ／105
七 “造反”、“造反” ／123
八 外患又來了 ／156
九 公使駐京問題 ／177
十 圓明園的硝煙 ／202
十一 真正的宰相 ／228
十二 京師與熱河之間 ／247
十三 笑到最後的人 ／279
結語 ／306
後記 ／310
三聯版後記 ／313
茅海建，1954年生於上海，先後畢業於中山大學曆史係，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碩士)。曾任軍事科學院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現任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主要著作：《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鹹豐帝奕詝》(1995)，《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1998)，《戊戌變法史事考》(2005)。
第六章 新財源：厘金湘人
苦命天子：鹹豐皇帝奕詝 作者：茅海建 出版社:三聯書店
曾國藩及其創建的湘軍，在清朝鎮壓太平天國的主戰場——湘鄂贛皖等省的頑強表現，幫了鹹豐帝的大忙，緩解了其極為頭疼的兵力不足的難題；但是，另一個問題又凸現在鹹豐帝的麵前，這就是軍費問題。清朝的財政體係是一種相當落後的製度：每年的財政收入是固定的，約銀四千萬兩，主要來源於地丁錢糧；每年的支出也是固定的，近四千萬兩，主要用於官俸兵餉。其基本特點就是量入為出，而由此引出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彈性。一切都是固定不變的，為政者沒有錢去開辦新的事業，而一旦遇到天災人禍，如水災、旱災、蝗蟲、
戰爭、瘟疫，政府的收入銳減，支出劇增，往往會引起財政危機。但這種製度最初推行時，似乎效果還不錯，康熙、雍正兩朝明主的精心管治，使戶部的存銀最高時達到七千萬兩，但經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大手筆開銷，到嘉慶帝時，存銀已經不多了。川楚白蓮教起義、張格爾叛亂、鴉片戰爭，再加上黃河多次決堤，清政府的財政已陷於窘境。鹹豐帝一上台，就想清清自己的家底，管理戶部事務的大學士卓秉恬向他報告：國庫存銀僅八百萬兩，而且“入款有減無增，出款有增無減”，入不敷出，為數甚巨。
戰爭是吃錢的怪獸，其消耗量大得驚人。可清政府財用的匱乏，似乎沒有影響鹹豐帝鎮壓太平天國的決心。他從戶部銀庫中支撥，從各地封貯銀中調解，從內務府“私房錢”中發給。與先前和之後的列朝皇帝不同的是，鹹豐帝動用皇家私產時毫不顧惜、毫不心疼。兵部尚書桂良奏稱，內務府存有金鍾三口，重兩千餘斤，值銀數十萬兩，請銷熔以補軍費。他立即命令內務府查明，派六弟奕訢親自監熔。結果這三口乾隆年間由宮廷工匠精製，鐫有乾隆帝禦製銘文，分別重八百斤、七百斤、五百八十斤的世界超級工藝品，被熔為金條、金塊共計兩萬七千餘兩。?戶部奏請將宮廷園林中多餘銅器發出，以供鑄造銅錢。他又命令內務府查明，結果圓明園等處存放的今天絕對是上等級文物的銅瓶、銅爐、銅龜鶴等228件，化成了8747斤銅料。
? 對於鹹豐帝多次從內務府發銀的諭旨，使總管內務府的各位大臣都處在不理解的也要堅決執行的思想境界。到了1853年9月，內務府終於向鹹豐帝亮出了紅燈，存銀僅四萬一千兩，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開支了。
? 年輕的鹹豐帝似乎第一次知道，富甲天下、金碧輝煌的皇家也有財盡用窘的時候。到處羅掘，千方籌措，使鹹豐帝從1850年至1853年7月，總共弄到了近三千萬兩的銀子供應前線，換來的是太平天國定都南京。而到了此時，鹹豐帝已經山窮水盡，戶部存銀僅29萬兩，就連京官京兵的俸餉也都發不出來了。至此，鹹豐帝再也沒有什麽招術了。後來的情況表明，鹹豐帝在財政問題上隻能是聽任臣子們的擺布。而為了救急，臣子們的建策無不毒辣萬分。鹹豐帝隻能一一照辦不誤：
一、官兵減俸減餉從1853年起，根據戶部的提議，鹹豐帝先後批準將京內外文官武弁營兵的俸餉扣發兩成。以後又多次扣減。我在這裏具體地一一說明此類扣減的比例和時間，會是毫無意義。因為已經減少的俸餉，也經常欠發（尤其是京外）。到了後來，俸餉中又搭發大錢、銀票、寶鈔，那更是名不副實了。官弁的俸餉減少，決不會使他們自甘生活無著。於是，他們更變本加厲地朘刮百姓。早已腐敗的吏治更是壞到無以複加。長期欠餉的清軍士兵，多次因鬧餉而起事，不少人幹脆幹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勾當。這一切，加劇了全國的動亂局勢。
二、大開捐例，賣官鬻爵開捐是清政府應付財用不足的傳統手法，自康熙朝開創後，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鹹豐帝的父親道光帝對此種手段頗為痛恨，每次召見捐班官員皆容色不悅，曾經發生過因捐納官員應對粗俚而退捐罷官的事例。他在私下場合對一名科舉出身的官員坦露過心跡：“捐班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無不肖，究竟禮義廉恥之心猶在，一撥便轉。”
道光帝雖對此不滿意，但為了財政之需仍不得不為之。鹹豐帝沒有他父親的那種道德上的顧忌。他需要銀子，管不了那麽許多。為了吸引富紳大商投資官秩官位，他根據臣子們的意見，來了個減價大拍賣。1851年，他將1846年的捐例核減一成，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戶部收賬為銀三百萬兩。1853年，再減一成，按八折收捐，當年戶部收得六十七萬兩。1854年，再減半成，按七五折收捐，戶部得數甚少。戶部所獲捐銀的減少，並不是當時收捐總數的縮小，這主要是捐銀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個中的原因，我在後麵還會介紹。
三、鑄大錢、發銀票、製寶鈔當時中國的貨幣是白銀、銅錢雙製式。銀按成色以重量為計，錢由清政府鑄造。為了用更少的成本獲取更大的財富，鹹豐帝批準了臣子們鑄大錢的奏議。
1853年4月25日起，戶部開始鑄造當十銅大錢（即1枚抵10枚製錢）。在此後的一年中，又添鑄了當五十、當百、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當五百，甚至當千的銅大錢。除了中央的戶部外，又有13行省先後獲準開局鑄造大錢。為了直接獲利，各處並不全是開礦煉銅或進口洋銅，而是往往熔毀原值一文的製錢，改鑄大錢。即便如此，鑄銅錢仍嫌成本太高，當時的銅資源十分有限。
1854年2月28日，鹹豐帝又批準了鑄造鐵錢，甚至批準了鑄造當五、當十的鐵大錢。是年9月，鹹豐帝還批準了鑄造鉛錢。銅大錢、鐵錢、鐵大錢、鉛錢，畢竟還用金屬鑄造，更能獲利的是紙票。1853年4月5日，鹹豐帝批準發行銀票，即“戶部官票”，麵額有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不等。是年12月24日，鹹豐帝又批準戶部印製寶鈔，即“大清寶鈔”，又稱“錢票”，麵額有一千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除戶部外，由戶部監督的官銀錢號，也發行了數量驚人的京錢票，麵額有高達一萬千文者！這種近乎無成本的紙幣，獲利驚人。如寶鈔一張，工本費僅製錢一文六毫，造百萬即可獲利百萬，造千萬即可獲利千萬。除了戶部外，京外16省區也開設官銀錢局，發行“局票”。
從世界金融史來看，從以重量為計的貴金屬貨幣，發展到以數量為計的貴金屬或金屬貨幣（如金圓、銀圓、銅錢等），再發展到紙幣，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從清代的經濟規模和商品交換的總量來看，紙幣的出現本非壞事。事實上，民間錢莊票號發行的各種票據也彌補了此種不足。但紙幣的發行須有完善的金融理論來指導，須有周密的設計，其中相當數量的保證金及嚴格控製的發行額，已是今日使用紙幣的人們耳熟能詳的決定性原則。
可是，鹹豐帝也罷，奏請發行銀票、寶鈔的官員也罷，他們並無近代金融知識，更無改造清朝落後的貨幣體係的構思。他們隻是為了應付本無能力承擔的財政開支，而濫用行政權力發行根本不準備兌現的大錢、銀票、寶鈔。毋庸多言，如此無限量空頭發行毫無保證的紙幣，其後果必然是惡性通貨膨脹，這與直接掠奪人民無異。濫發通貨的後果，立刻就顯現出來，鹹豐帝也不是不知道，但裝著看不見。為了挽救財政危機，他一意孤行。戶部用白銀與票、鈔、大錢搭放的方式支付財政用度，如兵餉，往往銀、票對半，這實際上減少開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銀二票八，這實際上減少開支八成。從1853年至1861年鹹豐帝去世，清中央政府發行的大錢、銀票、寶鈔、京錢票高達六千餘萬兩，占這一時期國庫總收入的69.5%。
鹹豐一朝，是清代曆史上貨幣製度最為混亂的一朝。鹹豐一朝金融體係的動蕩，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鹹豐帝似乎對這一切並不在意，為治眼前瘡，已不顧心頭肉了。因為，他也實在想不出別的辦法來了。然而，從以上敘說中，我們又可以看出，鹹豐帝的舉止有如被臣子們操縱的木偶。萬能的皇帝已在臣子們麵前顯露其無能，至上的皇權也受到臣子們的侵蝕，這可是一種不祥的征兆。
大錢、銀票、寶鈔的強製推行，隻不過緩蘇了中央政府的財政危機，而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並沒有因此有了著落。自1853年中央財政危機大爆發之後，前方將帥們再也收不到由戶部撥來的實銀，頂多不過是一紙他省協餉的公文。而各省對此種非分且無休止的指撥，根本沒有能力完成，隻能是推諉不辦。久而久之，此種皇皇的指撥協餉的命令，成了一紙並無效用的具文，將帥們別指望憑著它就可以弄到銀子。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中央的財政命令已經不靈光了。至於戶部發下的銀票、寶鈔、京錢票，民間往往拒收，並不頂用。在這種情勢下，籌集軍餉似乎已不再是中央政府的義務，而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戰區地方官的責任。鹹豐帝在國庫一空的現實中，隻讓前方將帥打仗，不肯管也沒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給了。
於是，既然中央不負責軍費，地方如何籌餉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央管不著也管不了的事了。於是，在戰區各省，籌餉成了地方官諸般政務中的頭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數省份用整理本省財政的方法，增加財政收入，許多省份的辦法是利用各種名目加捐加稅，其中有：四川的按糧津貼和隨糧捐輸；江蘇、安徽等省的畝捐；廣東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糧折色。這種新增加的捐稅，集中於土地，也為地方官開辟了“浮收”的新管道，往往實征是其定額的數倍，多收的款項成為各級官吏“中飽”的淵藪。在國庫日虛的同時，許多官員腰包日盈。戰爭給他們帶來了發財的新機會。然而，農業生產的技術和規模，限定其產出。農業稅再怎麽增加，畢竟數量有限。過度的搜刮使小民賠累不起隻得鋌而走險，全國都陷於戰爭狀態（詳見第七章）。
於是，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轉向富紳大商。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勸捐。按照原來的捐例規定，各省將捐銀數額交到戶部後，再轉行吏部，最後經皇帝批準發下標明捐得何種官爵的憑照。這種辦法需時多日，往往銀子交上去後，很久沒有下文，還要花銀子打點以催促辦事胥吏。為了提高效率，鹹豐帝應地方官的請求，命吏部直接下發空白憑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匯總上報。從此，捐官捐爵成為一手交錢一手發照的直接生意。這種高效率一時性地促發了“官爵消費者”的購買興趣；同時，地方官握有空白憑照，不必再等戶、吏兩部轉文，
也以軍需為由將賣官鬻爵的捐銀截留。
1854年以後，捐銀成為各地軍餉的主要來源之一，早期的湘軍糧餉，基本是靠這些空白憑照解決的。而戶部自然再也收不到捐銀了。但是，捐來的官爵大多是空銜，即便多繳銀兩捐補實缺，也須等待數年後方有機會授職。花兩三千兩白銀，捐一個七品知縣的頂戴，最初的自我感覺是能夠跟縣太爺平起平坐，但等到鄰裏中知縣滿街走，甚至知府、道員的頂戴日日相見時，反襯托出真正的縣太爺的八麵威風。虛銜又怎比得上實缺？投資是要講效益的。當這種官場投資不能換來原來期望的實際效益時，捐納市場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熊市。然而，龐大的軍費開支不能容許捐銀數量的下降。於是，原來標榜為“自願”的捐納，在實際操作層麵“自願”的成份越來越小。
上門勸捐已屬給麵子的客氣，不給麵子的帶兵勒捐也已見多不怪。許多紳商畏懼官府的權勢，隻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銀子去換幾張空頭官銜的黃紙。紳商遍遭勒索之後，又有官員將目光注視到在外麵做過大官發過大財的回鄉在籍官員身上。這些做過真官的家庭，本來就看不起捐班，對空頭名銜毫無興趣，可無奈於地方官一再勸勒，也不得不交出部分家產。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曾國藩對前兩江總督陶澍家的逼捐，使陶家的女婿左宗棠大為光火，埋下了日後曾、左仇隙的種子。事情仍未到此為止。軍費的需求使在職官員也難於幸免。這方麵最生動的事例是，1853年，太平天國北伐軍逼近北京，清軍軍費無出，戶部尚書孫瑞珍（前兩江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孫玉庭之子）被視為富戶，王公大臣在集議中派孫家捐銀三萬，孫瑞珍聞此變色，自報家產僅七萬，“若有虛言，便是龜子王八蛋”。這一場爭論幾乎弄到老拳相向。幾代儒學一品大員竟以粗俚的“龜子王八蛋”自誓，可見其惱羞成怒，也在史籍中添一笑料。
? 京官不比地方官可以刮地皮，京官的俸祿已經一減再減。如此逼勒使這位負責全國財政的高官也受累不起。第二年，孫瑞珍以病告退。當官原來是一樁賠錢的生意。盡管開捐已成為地方官斂集軍餉的主要手段，但時間越長，收益越低。道光朝中期捐一監生需銀一百餘兩，到1857年僅十七兩，捐者仍不踴躍。戰區內富紳大商已受太平軍的打擊，複遭官軍的劫搶，根本無力應付再三再四的逼捐，此處的羅掘畢竟有窮盡之時。更何況還有兩點需地方官作考慮：一是開捐終究掛著“自願”的名義，總不能帶兵入室抄尋，諫台對勒捐多有微詞上聞，雖說鹹豐帝基本不管，即便管也是裝裝門麵，但畢竟不能做得太過分；二是捐銀的數量極不穩定，有時多一些，有時根本沒有，但前方軍營的開支是一個常數，不能吃了上頓還不知下頓在何方。有沒有一種強迫性且具穩定性的新財源呢？厘金由此而產生。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輸的變種，稱為厘捐。首行區域為蘇北，創辦者為雷以諴。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幫辦揚州江北大營軍務，主要任務是籌餉。這可是一件極難辦頂費力的差使。可他的一個幕僚錢江，當時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個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陸要衝去設關卡，對通過的貨物按其價值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品過境稅，當時又被稱作“行厘”）；另對開店銷貨的各商人按銷售額強行派捐（這實際上是商業稅，當時又被稱作“坐厘”）。厘捐的交納者亦可同其他捐納者一樣，領到捐得何種功名的部照，隻不過這裏麵再也沒有自願的色彩了。
1853年10月，雷以諴首先在裏下河設立機構，向揚州城附近的仙女廟、邵伯、宜陵、張網溝各鎮米行派厘助餉，最初的標準是，每一石米，捐錢五十文。雷以諴一開始抱著試一試的念頭，哪裏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錢兩萬串。次年4月，他向鹹豐帝報告（先斬後奏）：此種方法既不擾民，又不累商，數月以來，商民無事。他還看出了此種方法的長期穩定性，奏折中稱：“且細水長流，源源不竭，於軍需實有裨益。”於是，雷以諴一麵宣稱自己將在裏下河各州縣推行此法，一麵提議由江蘇巡撫和南河總督在各自防堵的區域裏，“照所擬捐厘章程，一律勸辦”。
鹹豐帝收到這一奏折，並沒有立即認識到此中的特別意義。他隻是例行公事地認可了雷氏的做法，諭旨中說了一段極為含混的話： 粵逆（指太平軍）竄擾以來，需餉浩繁，勢不能不借資民力，曆經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奏請設局捐輸，均已允行……（雷以諴）稱裏下河一帶辦理有效，其餘各州縣情形，想複不甚相遠……?
從這段諭旨來看，在鹹豐帝的心中，厘捐與當時各省的捐納捐輸並沒有什麽區別，並用
“想複不甚相遠”一語，對雷以諴之前之後的行為予以承認而已。至於雷氏的建議，鹹豐帝下旨江蘇巡撫、南河總督等各就當地情形安當商酌，若事屬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變通辦理。這是鹹豐帝第一次對厘金一事的表態。
1854年5月，雷以諴收到諭旨後，便在泰州設立分局，大張旗鼓地抽厘助餉。厘金的範圍從大米一項擴大到各類糧食、家禽、牲畜、油、鹽、茶、糖、堿、棉、絲、布、衣物、酒、漆、紙、藥材、鍋碗及各類雜貨，可以說，沒有一種商品不抽厘。此外，對銀號、錢莊亦按其營業額抽厘。江蘇巡撫、南河總督大約也在是年下半年開始設卡抽厘。其具體做法今人限於史料還難以考證清楚。但到了1855年初，有人向鹹豐帝報告“大江南北捐局過多”，可見其發展規模之迅速。
1854年底，欽差大臣、降調內閣學士勝保發現了厘金的特異功能，上奏宣揚其種種好處，並請下旨各地仿行： 可否請旨飭下各路統兵大臣，會同本省鄰省各督撫，會同地方官及公正紳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勸諭章程，悉心籌辦。官為督勸，商為經理，不經胥吏之手，自無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隨收隨解，他省亦暫存藩庫，為協撥各路軍餉之需。
勝保的建議中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以統兵大員為主，各地方官隻是會同（他此時正任欽差大臣，為軍費所苦，頗想自行征收）；二是以公正紳董經手（由此可擺脫地方官吏的種種牽製和侵漁）；三是以濟軍需為名，隨征隨解（由此可不讓戶部插手，也可不上交中央財政）。其核心是在清朝國家財政稅收網絡之外，另辟新的稅收體係。智商平常知識有限的鹹豐帝，看到了這一奏折，似乎沒有弄清楚勝保的真意，隻是慣常地發下交戶部議複。而戶部一不識厘金之意義，二不知厘金征收之實額（各處多有瞞報甚至不報），因而對其發展前景並不看好，隻是同意各省可以試一下。
由此決定，戰區各省督撫可以針對本省情況定奪，酌量抽厘。朝廷的這一決定，將征收厘金的權力下放到各省督撫手中，這對勝保的建策是一種修正，但對征收的方法及標準，均無明確的規定。戶部對此並無通盤的設計，鹹豐帝更是懵懂不清。他腦子裏想的隻是要弄到銀子來應付缺口極大的軍費，至於銀子的來由，他不想過問，也弄不清楚。由此，各省紛起仿辦厘金。走在前列的又是創建湘軍的湖南。
1855年5月，湖南巡撫駱秉璋奏準設厘金總局於長沙，委本省鹽法道為總辦，本地紳士為會辦。湖南的做法與勝保的建策頗有相通之處，即繞開府州縣的各級官僚體係，官督商辦，將抽厘的收入直歸省級財政。繼湖南之後，以侍郎銜領湘軍在江西作戰的曾國藩，也於1855年10月奏請在江西試辦厘金。兩個月後，湖北巡撫胡林翼亦仿行於湖北。曾、駱、胡都是湘軍集團的頭麵人物，為湘軍的餉需費盡了心思。他們最先看出了厘金的種種優長。此後辦行各省日多，最後發展到全國，可見下表： 1856年 四川 新疆 奉天 1857年 吉林 安徽 1858年 福建 直隸 河南 甘肅 廣東 陝西 廣西 山東 1859年 山西 1860年 貴州 1862年 浙江 1874年 雲南 1885年 黑龍江 1886年 台灣其間勝保於1857年7月所上一折，奏請各省普遍抽厘，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按照當時的實際做法，各省督撫隻需將該省厘金的收入數與支出數，按季報戶部核查即可。也就是說，誰征誰用，怎麽征，甚至怎麽用，朝廷都管不著。
這下子可為枯竭的省級財政輸了血。按照清朝的財政製度，一切財政收入均歸於中央，各省、府、州、縣要弄點錢，隻能在“耗羨”等名目上打主意。自1853年夏天之後，中央財政已撥不下軍費，本無正當財源的省級財政卻要負擔為數甚巨的各軍營軍費。現在總算有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征收渠道，誰也不肯將此交到中央財政去。厘金由此成了不受中央控製的大財源，由各省督撫所把持。也就在這一時期，厘金漸漸脫離了“捐”的範圍，明確了“稅”的身份。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財經理論來劃分，厘金當屬於商稅。它的出現，有著曆史的必然。盡管在中國古代的曆史中，商稅經常成為國家的主要稅種，特別是宋代，商稅超過一千一百萬貫，成為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之一。但我們仍須看到，自明代之後，這種情況有了變化。朱元璋出身於農家，限於其個人的經曆，認識不到商業的意義，國家稅收主要為地丁錢糧，即農業稅，商稅反而減弱了。
清承明製，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二來自於地丁。永不加賦的祖製，又使之失去了擴張性。此外雖有鹽、茶、礦、關、酒、當、契、牙諸稅，但除鹽稅外，其餘稅目征收額很小。這種落後的稅收製度，使國家財政依賴於農業。本來產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種種名目的加增（大多為中飽，中央財政沾潤很少）受到越來越多的榨取，農民甚至地主都無力承受。而利潤頗豐的商業，卻長期處於輕稅甚至無稅的狀況。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產生了兩大嚴重後果：一是國家在商業中獲利甚微，為保證其財政收入，一直采取重農輕商的政策，傳統的農本主義
的經濟思想一直占主導地位，商業得不到國家扶植反備受打擊。二是獲利的商人成為各級官吏搜刮的對象，各種陋規和攤派多取自於商人，一些商人也結交官府，謀取超經濟的優勢，如廣州的行商、揚州的鹽商即是，這使得正常的商業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來。與宋代已經取得的城市經濟和工商業興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業未能達到其應該達到的水準。
雖說曆史不能重演，但我們也不妨試想一下，如果明清兩代能有合理的商稅，國家從日益擴大的商業中獲得越來越多的收入，是否會對商業采取保護或扶植的政策？在鹹豐朝財政大危機之際，許多官員也有征商稅之議。1853年，戶部也獲準擬定了具體辦法，準備先在北京試行，然後推廣到全國。但北京的商人們聞訊後紛紛以關閉相抗，市井蕭條，民眾不便，最後不得不取消。這一計劃的流產，反映了清政府主管經濟部門的官員才智低下和辦事低能。厘金的出現，應當說是彌補了商稅的不足。
從以後幾十年的曆史來看，它和關稅的蓬勃發展，使清朝財政的基礎由農業轉向商業。就這一點而論，應當說是有意義的。但是，正如紙幣代替貴金屬貨幣符合曆史方向，而無限量空頭發行“銀票”、“寶鈔”、“京錢票”卻是極大禍害一樣；在這一時期出台的厘金，以最大程度地榨取商人而填彌巨額軍費空洞為目的，失去了合理性，對商業的發展有著種種不利的後果。其一，各種征發機構龐雜，名目繁多。如厘金的發源地蘇北，在鹹豐一朝，抽厘機構有江北大營、江南大營、南河總督、袁甲三軍營（為鎮壓撚軍而設）四大係統，名目有卡捐、餉捐、房捐、鋪捐、船捐等近二十種，彼此雷同，重複抽取。其二是厘卡林立，密於市鎮。如江西厘金卡局達56處，湖北厘金卡局竟曾高達480多處。
幾裏幾十裏即遇一卡局，商旅難於行路。其三是各省自行規定稅率，從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十不等，一般都達到百分之四、五。由於是重複征收，商人望而卻步，嚴重影響了商業規模的擴大和全國市場的形成。由此我們可下結論，厘金是一種惡稅。 盡管厘金是商業的毒瘤，但對各省級財政來說，卻是一大幸事。萬分窘迫的軍費難題由此得到了緩蘇。最先推行厘金的江蘇省，相當長時期內缺乏實收額的統計數字。但據當時辦理上海抽厘事務吳煦的檔案來看，僅上海一地每年就超過一百萬兩白銀，其中最大一項是對當時的禁物鴉片的抽厘，其公開的名義是“廣捐”。
湖南本為一財政小省，開征厘金後，銀浪滾滾。湖南巡撫駱秉璋自稱每年厘金收入七八十萬至一百二十萬兩之間，但經手其事熟悉內幕的郭嵩燾卻稱超過一百四十萬兩，今人估計為近二百萬兩。?湖北的厘金更為出色，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稱，1857年至1862年，平均每年有128萬兩，曾國藩稱“歲入二百數十萬兩”，湘軍大將劉蓉稱“舉辦鹽貨厘金歲五六百萬兩”（包括鹽稅等項），今人估計為三百萬至四百萬兩之間。江西是個窮省，且長期為主要戰區，其1859年的厘金收入達一百六七十萬兩，此後四年共計為七百萬兩。
準確地估計當時厘金的絕對數額，今天已無可能性，因為當時的官吏為免得戶部提取或恐戶部在報銷軍需中作梗，有意壓小數字，且即便是壓小上報的數字，也是各時各人自報一賬。但是，如果我們注意當時官員之間的私人信件，可以看出，西戰場上的湘軍和東戰場上的江南大營、江北大營，每月幾十萬兩的開支，主要靠厘金支撐著。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究竟花去多少銀子？今天的曆史學家有一個統計，即向清中央財政正式奏銷數為1.8億兩，實際開支數字可以肯定超過2.5億兩，如果再加上鎮壓撚軍等其他軍費開支，僅鹹豐一朝的軍費遠不止3億兩。這麽大一筆數字，沒有厘金的支持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後來的曆史學家不停地對厘金的數額進行猜測。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羅玉東在《中國厘金史》中的估計，自1853年至1864年，平均每年1000萬兩，共計1.1億兩。這一說法當然缺乏嚴格的史料支持，但也能揭示真相，說明事實。就我個人的估計，此一時期的厘金總額似乎超過1.1億兩。從清朝的社會經濟結構來看，要搜斂這麽一大筆資金，隻可能從商業中榨取，在農業或手工業中絕無可能性。這是一種曆史的必然，鹹豐帝個人或戶部對此有何想法或設計，一下子就顯得不那麽重要了。
同湘軍一樣，厘金的出現也非源於旨意，而是由統治集團內部由下而上地興辦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一、在清朝國家體製之外自創製度；二、朝廷的監控權很小。這顯示了統治集團中某些個人的出色才華，也反襯出朝廷及整個官僚機器的無能無力。客觀地說來，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真正想辦一點事，依靠舊有的國家機器和行政關係幾乎寸步難行，隻能憑借某些個人的膽識、毅力和關係。遵製守法的結果，我在第四章中已作了說明，那必將一敗塗地。要做非常之事，須靠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法。非常一旦行久，又變成了正常。從此，
各省督撫在辦理軍需的名義下，不僅把持了捐銀，而且控製了更為重要的厘金，就是原來由中央財政管理的地丁錢糧，戰區各省也時常以各種理由進行截留。這一變動，完全顛倒了原來中央集權的財政體係。
中央斷了來路，各省督撫自行執掌銀錢流向的開關：可以上交中央，可以自行留用，甚至可以付給其他省份或地區與己關係密切的軍營。湖南、湖北兩省政權由湘係控製，搜斂到的銀錢便大力支援湘軍。而上海等處的收益，又解往賴以為屏障的江南大營。中央關於調度銀錢的命令，他們可聽也可不聽，往往找一個理由拒付。天底下動聽的理由又有多少，更何況中央也並不掌握他們手中銀錢的實際數額，退一步說，那些好不容易弄到銀錢的督撫也不願將之上交，腐敗的中央政府無識無能，與其讓他們揮霍，不如留下來辦點實事！也就是由於這種情勢，曾國藩才處心積慮地上演了我在第五章中介紹的向鹹豐帝要江西巡撫的一幕。掌握厘金等款項的督撫職缺太重要了，無此即無餉，又如何能練兵打仗。待到後來，曾國藩柄政兩江，湘軍征戰八省，其總兵額最高時達到五十萬！與清朝八十萬經製兵已相距不遠，而戰鬥力遠遠勝之。厘金與湘軍，是鹹豐一朝的兩大變局。
銀與兵，是鹹豐帝當政之初日夜焦慮耗盡心力的兩件事。厘金和湘軍正是應朝廷之急而生，可以說它們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可是，財權和兵權，這兩項在任何國度中都極為重要的權力，漸漸地落到了地方督撫手中，朝廷的權力也慢慢地隻剩下任官命將一項（這一項權力後來也受到了侵蝕）。厘金和湘軍開始了晚清中央權輕、地方權重的新格局，原來的統治秩序從內部開始了變異。隻是僅僅看到其最初幾幕的鹹豐帝，還沒有明白劇情會向何處演變。 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在湘軍的創建過程中，鹹豐帝多次與曾國藩鬥法，而在解決財政危機上，鹹豐帝卻身影不顯。我在這裏用了這麽多的篇幅，介紹鹹豐帝根本沒有插手或形同傀儡的諸如減俸、開捐、大錢、厘金……等項事務，似乎遊離了傳紀的本體。但是，要知道，無所作為也是一種作為。在像厘金這般重要的大政上，鹹豐帝居然毫無己見，一切放手，這本身也就說明了許多、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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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造反”、“造反”
今人稱湘軍和厘金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鹹豐帝死後許多年的曆史結局，然而身在廬山之中的鹹豐帝，一時間還感受不到春江水暖，依舊處於渾身寒冷之中。他的那雙驚恐的眼睛，緊緊盯著撲麵而來的太平天國北伐軍。
1853年5月，由太平天國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等人，率軍兩萬“掃北”，目標是攻取北京，將鹹豐帝推下皇位。
這支部隊雖然人數不多，卻是從廣西到南京一路打先鋒的精銳，其中兩廣來的老兄弟就有三千人之多。他們從浦口登岸後，進軍安徽，連克滁州、臨淮關，於6月攻克河南歸德（今屬商丘）。軍事的勝利，使之信心大增。此時太平軍鎮江守將羅大綱致書英國駐上海領事稱：“依揆情勢，須俟三兩月之間，滅盡妖清。”?雖說鹹豐帝在太平軍尚未北伐之前，為防其北上，於4月29日批準了山東巡撫所奏防堵計劃，5月2日又命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擇要加強防禦，但觀其主旨，是以黃河下遊為天然屏障，在徐、淮一帶阻截太平軍。太平軍攻占歸德後在劉家口渡黃河不成，似可視作此一計劃的成功之處。
哪知擅長乘虛蹈隙的北伐軍又向西進擊，在黃河中遊的鞏縣，用了8天時間渡過黃河，於7月8日進圍懷慶府（今沁陽）。懷慶府的圍攻戰進行了56天，動作緩慢的清軍終於在外圍的南、東、北三個方向完成了反包圍，可是，隻見北伐軍向西一躍，徑入山西，二十餘日連克十餘城。9月29日，太平軍攻入直隸，至10月7日，連下任縣、柏鄉、趙州、欒城、槁城。這一勝利的消息傳到天京，洪秀全從楊秀清之請，封林鳳祥為靖胡侯、李開芳為定胡侯。“靖胡”、“定胡”，不僅表明了他們的決心，似也說明了他們的信心。前後五個月，征戰五個省。如此迅速的攻勢，又如何不使鹹豐帝坐臥不寧。在這五個月裏，他調動了盛京、吉林、黑龍江、密雲、察哈爾、綏遠城、陝西、甘肅、河南、山東、直隸……
幾十處數萬兵馬，任命出征的將領不下數十人。如此頻頻下旨，今天來看他出招的套路可謂零亂無序。比如頂頂顯赫的欽差大臣一職，他先是授於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個月後因戰爭失敗，改授因過失而降調的前內閣學士勝保，命其節製直、晉兩省各路兵馬。他又恐勝保不副名望，授其康熙年間安親王所獻的神雀刀，許以副將以下先斬後奏之權。至於訥爾經額，先是解任戴罪，再是革職逮問，最後又定為斬監候。此一場景，如同先前之向榮、賽尚阿一幕之重演，不過節奏更快而已。在危急的日子裏，鹹豐帝可能已經想到了亡國。稗史中有這麽一段記載，稱他曾對恩師杜受田的兒子杜翰說道： 天啟當亡國而弗亡，崇禎不當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殘破，賊已渡河，明代事行見矣。設在不幸，朕亦如崇禎不當亡而亡耳。
“天啟”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號，“崇禎”是明思宗朱由檢的年號。鹹豐帝將此局勢比擬亡明，雖自認為“不當亡”，但又自比“崇禎”，可見對局勢悲觀至極。上引這一條材料屬前人的道聽途說，今日曆史學家認為不可盡信，但當時在華的外國人幾乎全認為清朝行將滅亡。這種風聲之大，以至遠在倫敦正致力於理論建設的馬克思都聽到了。馬克思寫道： 最近東方郵電告訴我們：中國皇帝因預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經詔諭各省巡撫將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現在的行宮的所在地熱河，該地距萬裏長城東北約八十英裏之遙。
外電的說法仍然是一種道聽途說，我在檔案中找不到相應的記載。至少可以肯定，《起居注》中沒有這一道諭旨。而中國的一則筆記，也談及出逃北京一事，但角色完全顛倒了，鹹豐帝成了鎮定自若的統帥。該筆記稱，鹹豐帝在局勢的危急關頭，召集王公四輔六部九卿會議，各位大臣皆涕泣喪膽，眼眶腫若櫻桃。鹹豐帝喝道：“哭不足濟事，要準備長策。”於是，有人建議北逃盛京，有人建議遷都西安，有人建議下詔各省興師勤王，有人建議派王大臣督兵出戰，有人建議閉城與民死守。鹹豐帝聞此，下了最後的決心，謂： 棄大業而出奔，古所恥；諭各省勤王兵，勢無及。國君死社稷，禮也。然與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賊。惟遣師督兵，戰而捷，則長驅直搗，滅此小醜而還；不捷，則深溝高壘，待勤王之師不遲。 說罷，命查前朝拜大將軍儀製，準備遣師出征了。
盡管這一則筆記描寫得有鼻子有眼，但越是完整的材料，越有可能添油加醋地摻入記錄者的想象。這段筆記寫了鹹豐帝的英武明斷，也透露其心虛如草。“國君死社稷”一語，似乎在宣布將效法崇禎帝朱由檢。“戰而捷”、“不捷”的選擇性判斷，似與賭徒孤注一擲的心理並無二致。除去上述難以驗證的記載外，在宮廷的皇家檔案中留下正式記錄的是鹹豐帝拜將出征的悲壯場麵。1853年10月10日，前方誤傳太平軍已攻占距北京僅180公裏的定州（今定縣），鹹豐帝意識到，僅靠一個勝保，無法指揮如此龐大的軍事。11日，他在紫禁城乾清門外舉行儀式，授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將軍，頒給銳建刀，授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為參讚大臣，頒給訥庫尼素光刀。12日，又命其六弟恭親王奕訢參加辦理京城巡防事宜。
在文華殿大學士賽尚阿、文淵閣大學士訥爾經額先後革拿後，鹹豐帝此時選用的是清一色皇親。惠親王綿愉是道光帝的五弟。由於道光帝諸兄弟除綿愉外皆先於道光帝去世，綿愉作為唯一健在的叔叔，鹹豐帝登基後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原為蒙古貴族，因過繼給下嫁蒙古王公的道光帝姐姐莊敬和碩公主，而襲封郡王。他長年在北京擔任禦前之職，道光帝去世時為顧命大臣之一。
恭親王奕訢因皇位之爭與鹹豐帝有隙，在此危急關頭不能再計前嫌。一位是親叔叔、一位是過繼的表兄，一位是親弟弟，自家人總比外人可靠，總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子們更多一份忠誠，他們的生死榮辱早已與愛新覺羅家族結成一體。鹹豐帝此時更看重血濃於水的親情。強自打氣的命將儀式，絲毫無補於京城內的慌亂氣氛的改變。自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北京城內就有不少官員請假出都，以求苟全性命於亂世。就連後來在洋務運動中名聲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約其同作走避之計。待到此時，京內官員甚至有不待請假便倉皇出城者。
由於命將儀式，鹹豐帝下旨，令吏部排定的新任官員帶領覲見的儀式向後推遲，不料這些官員也有不少抽身出都。
又有誰願陪亡國之君做亡國之臣？久為傳頌的“家貧出孝子，國亂出忠臣”，此時被翻新為“家貧出忠臣，國亂出孝子”。意即譏諷那些家貧而無資逃亡的官員，隻能留在京城，故雲“出忠臣”，而此時請假出都者，不是托辭歸養，就是借名迎親，作出萬般“孝子”狀。
“樹倒猢猻散”是曆史的結局，但就過程來觀察，不待樹倒而隻是樹搖，猢猻們早已紛紛逃散。因此，盡管命將儀式後頒布的諭旨立即發出邸鈔，多作勝券在握之詞，“天戈所指，自可剋日蕩平”?，但前門外最為繁華的大柵欄商業區已如荒郊，罕見人跡。
隻是車馬行前人頭攢動，車資馬費的價格一路高揚，比平日翻了幾個跟頭。逃亡的也罷，留京的也罷，此時他們最最關注的是鹹豐帝的神情，但隻有最親近的人才能體會到鹹豐帝此時心亂如麻。
猶如強弓射出的疾箭，飛得甚速甚遠，但畢竟有力竭墮地之時，太平天國北伐軍一路掃蕩，兵力最多時擴充到四萬人，但10月30日攻至天津以南十裏處，便無力繼續向前了。他們隻能在天津近郊的靜海縣城和獨流鎮紮營固守，等待天京再派援兵。盡管太平天國北伐聲勢甚壯，但今天的曆史學家幾乎一致認為，他們難免悲劇的命運。這不能不從定都天京說起。太平天國定都天京時，總人數有五十萬，這是將男女老少一並計算，而真正能征戰者不過十多萬。北伐去了精兵二萬，保衛天京及附近地區用兵四萬，其餘大多用於西征。這種兵力分配，在當時是形勢使然，別無選擇。太平天國北伐軍威脅到清朝的首都之前，天京就已受到了清軍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的威脅，鹹豐帝頻頻給江南大營的統帥向榮下達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則汝功最大，前罪都無；若仍吃緊時巧為嚐試，則汝之罪難寬，朕必殺汝！
向榮受此嚴旨，不得不全力攻擊雨花台、太平門、朝陽門、漢西門、神策門，雖未能奏效，卻是太平天國的腋肘之患。與天京的鞏固不同，作為北部屏障的揚州在江北大營的攻擊下，岌岌可危。鹹豐帝同樣也給江北大營主帥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琦善老而無誌，如再不知愧奮，朕必用從前賜賽尚阿之遏必隆刀將汝正法！
到了1853年，揚州太平軍已陷於絕境，最後在援軍的救助下突圍而出。太平天國的江北據點僅剩下瓜洲。天京的東部屏障鎮江，雖未如揚州那般失守，但也長期處於敵強我弱的圍攻之中。除了天京、揚州、鎮江三地的戰守外，為了首都的供給，太平天國又開始了西征。這次戰役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皖贛根據地，使得太平軍能堅持長期的戰爭，但要保住這片根據地，隻能與湘軍為主的清朝各類武裝反複廝殺。西戰場由此成了主戰場。此處的情節，我在第五章中已有交代，此處不再詳言。由此可見，既然定都天京，保衛首都就成了太平軍軍事戰略的重中之重，太平軍的主力應堅守此地；為了保住首都，保證供給，西征成了太平軍軍事戰略的另一個重點，楊秀清對此極為重視，先後派出了石達開、賴漢英、羅大綱等重將，也多次抽調精兵增援。這樣一來，北伐處在第三的位置上了。盡管楊秀清後來在1854年2月派出援軍近萬人，也已進至山東臨清州，但因主將不力，部眾發展過濫，三個月後便敗亡了。已到天津的北伐軍，隻是一支孤軍。讓這麽一支孤軍去推翻清王朝，失去了現實的可能性。
太平天國派軍北伐，犯了孤軍深入的戰略錯誤。曆史不可能重演。但是，曆史學家為了研究的必要，也為太平天國設想了種種方案：或從武漢直接北伐，經河南直撲北京；或從天京全師北進，盡早與清朝進行戰略決戰；或定都後全力經營江南，先圖南中國，廓清後方再北上……每一種方案都各有利弊，但看到曆史結局的“事後諸葛亮”們一致斷言，無論采用哪一種方案，都會比偏師北伐的結局要好許多。太平天國的戰略錯誤，白送給鹹豐帝一個戰略勝利。
尊貴的皇叔綿愉出為奉命大將軍，那隻是借重聲望掛名而已，真正出征的是參讚大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這一條蒙古漢子做起事來卻粗中有細，率軍出京後，並不急於進攻，卻擇要防守。這種慎戰與欽差大臣勝保的浪戰形成對比。對於勝保的多次敗績和怠誤，鹹豐帝的手法一如對待向榮和琦善： 若執意玩視，必以汝身家性命相抵！
在天津近郊靜海、獨流駐守待援的北伐軍，此時最大的對手似乎不是“清妖”，而是氣
候。習慣於在溫暖的山嶺中赤足行走的兩廣“老兄弟”，難抗北方冰天雪地的嚴冬。他們沒有保暖的衣被，也沒有禦寒的知識。刺骨的寒風成為他們難以克服的大敵。除此之外，與南方的稻米相比，他們的腸胃也不適應於北方的麥粟，至於玉米、高粱之類更使他們難以下咽。如此的饑寒交迫，非戰鬥減員超過了戰場上的死傷。在困守三個多月後，1854年2月5日，北伐軍被迫從靜海、獨流南退，一路遺屍。2月7日退至河間束城鎮。參讚大臣僧格林沁率馬隊當日趕到束城，北伐軍再度被圍。
一個月後，待援無望的北伐軍再次突圍南下，被僧格林沁、勝保兩部困於阜城。北伐軍在天津的停頓，使鹹豐帝看到了轉機。原先的保守京師的戰略，轉變為消滅北伐軍的戰略。可是，天津近郊與河間束城的兩次突圍，雖減輕了京師的壓力，卻又不能不使鹹豐帝生氣，諭旨中充滿著斥責。怎能讓這些“長毛”來去自由，如入無人之境。哪知痛罵的聲音尚未消失，僅剩下數千殘兵的北伐軍又從阜城突圍了，於5月5日占領了東光縣的連鎮。不久，林鳳祥聽到北伐援軍的消息，遣李開芳領兵一千人南下山東高唐。連鎮是一個運河邊不大的鎮子，卻在近代戰爭史上留下了美名。林鳳祥率兵數千，頑強抗拒僧格林沁的兩萬大軍。原本以為戰事會很快結束的鹹豐帝，在僧格林沁的奏折上毫不掩飾地寫下這樣的朱批： 朕數日未閱軍報，即覺煩悶難堪。今早忽接軍報，以為必可得手。及細閱情形，仍屬敷衍。若不趕緊滅盡，何日是了！又藉口冰雪皆融，若早能殲滅，焉致今日之費力，斷不能再寬時日！
可是寬不寬時日的決定權，並不掌在鹹豐帝的手中。林鳳祥孤軍在連鎮堅守了十個月，以一當十，以至彈盡糧絕。1855年3月9日，鹹豐帝終於接到僧格林沁的紅旗捷報，臉上出現了多年不顯的笑容。這勝利雖然來得太晚，但直隸境內的“長毛”滅絕，畢竟是一個天大的勝利！看來新年之後數度齋沐祭拜終於有了效驗。當日，他下了兩道諭旨，一是皇恩大開，晉僧格林沁為博爾多勒噶台親王，命其移軍高唐，撲滅北伐軍李開芳部，並命將師老無功的欽差大臣勝保押解北京；二是下令各衙門作好準備，一個半月後將親駕西陵，祭拜其父道光帝和各位列祖列宗，感謝他們的保佑。北方的軍務使他兩年未親赴山陵了。僧格林沁率軍至高唐後，改變了勝保先前大兵強攻的戰法，而是網開一麵誘李開芳出城。李開芳見僧部至，知林鳳祥已敗，於3月17日乘夜率騎八百人向南突圍，據守茌平縣的馮官屯。僧格林沁雖有馬步萬餘，然對一座小小的村莊也不肯死攻，而是挖溝引水浸灌。馮官屯成了一片澤國，水深二尺至五尺不等。
至5月31日，僧格林沁誘捕了李開芳，北伐軍全軍覆沒。鹹豐帝聞此喜訊，頒賜恩賞大得驚人，居然讓僧格林沁以親王“世襲罔替”。按清代製度，皇帝之子可封親王，而親王以下的子孫，一般都要降襲，如親王之子降襲郡王，郡王之子降襲貝勒，貝勒之子降封貝子，貝子之子降封鎮國公……這種製度是吸取了明朝封王過多的教訓，避免數百年後親王遍布天下的局麵。因此，清朝的親王是不多的，因而顯得極尊貴。但是，這種降襲製度也有例外。鹹豐帝的曾祖父乾隆帝規定，清初開國定基的八位王爺，即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肅親王豪格、承澤親王碩塞（後改號莊親王）、克勤郡王嶽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的子孫可有一人“世襲罔替”，即不必降爵而按原爵襲封。此八人，即民間俗稱的八位“鐵帽子王”。除此之外，乾隆帝僅特批一人，那是康熙帝第十三子、雍正帝的弟弟、乾隆帝的叔叔怡親王胤祥，他因輔佐雍正帝有功，被乾隆帝列入“世襲罔替”之類。僧格林沁以蒙古貴族進封親王，已屬特恩，此次再獲“世襲罔替”的破格待遇，反映出來的是鹹豐帝對時局的估計：僧格林沁擊滅北伐軍之功，有如再造大清王朝。
1855年6月23日，紫禁城內乾清宮前熱鬧非凡，鹵簿儀仗全設，鹹豐帝為此次勝利舉行盛大的慶典。惠親王綿愉、博爾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率領出征將弁擺隊排列，在禮樂聲中向鹹豐帝恭交“奉命大將軍”印信和參讚大臣關防，恭交銳健刀和訥庫尼索光刀。鍾鳴罄響，一切如儀。可是，若要細究清代製度，此一凱旋慶典當在大獲全勝後才可舉行。當此南方軍務吃緊之際，鹹豐帝卻展開了一招一式皆如祖製的儀式，難道是強作精神自我打氣？當日頒下的諭旨僅稱“現在北省軍務告蕆，河北一律肅清”。那麽，黃河以南呢？鹹豐帝就不再顧及了？ 乾清宮前的慶功儀式，向我們述說了什麽？無論以當時的戰況和後來的作用來看，北伐作為太平天國的偏師，不能視作至關重要的行動，或者說，撲滅北伐軍距撲滅整個太平天國的火焰，還十分遙遠。而我在這裏連篇累牘地介紹，忽略了更為重要的西征和天京周圍的戰事，那隻是跟著鹹豐帝的視野轉；他此時隻看重鎮壓北伐一路，將其作為工作重點或中心，在兵力、軍費、調將等項上采取了傾斜政策；至於其他戰場上的戰事，他似乎已經放鬆了，甚至有點放任了。
從《清實錄》中，我們可以看出，自1854年之後，鹹豐帝對前線的戰事（北伐一路除外）不再充滿信心了，顯得有些厭倦。他想不出辦法，找不到能臣，放著一個曾國藩還不敢重用。雖說每日依舊勤奮地披閱軍報，但下達的諭旨多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軍機處例行公事，所作的朱批隻是痛罵加催勝，看不到先前在命將、調兵、戰略乃至戰術上的果敢的大動作。看來在他挖空心思策劃的計謀一一破產之後，已經認識到力不從心。他不再細心製定新的作戰方略，而是將之下放到前方統兵大員。
好在湘軍和厘金已經創辦，兵與餉的難題開始緩解。聰明的六弟恭親王奕訢，在北京危急時參與組織防禦，不久入軍機，為首席軍機大臣，也為他分擔了不少政務。對於前方的統兵大員，他時常以殺頭相威嚇，但此類話說多了說久了，效果也越來越不顯。要是真的將這幫將軍都殺了，朕又到何處去找別人替代他們？於是，前方的將帥們也看出這是虛張聲勢，聽任鹹豐帝一道道催命般索討勝利的嚴旨，自行作主，自行其事，隻是在奏折上大耍筆頭子功夫。下級員弁，更是無功無誌無求。
南京城下江南大營的兵勇，離家已久，也娶了當地的民婦，過起養兒賭錢做買賣的和平生活。與北方的勝利相反，長江流域出現了軍事危局。湘軍攻九江不克，反在湖口大敗，曾國藩尋死不成。太平軍隨即進擊湖北，攻占省城武昌。鹹豐帝調僧格林沁所部大將、鎮壓北伐軍立有戰功的察哈爾都統西淩阿為欽差大臣，率得勝之師前往湖北。哪知西淩阿開戰不利，在德安一役中幾乎全軍覆沒。
四個月後，鹹豐帝隻能換將，以湖廣總督官文為欽差大臣，主持湖北軍務。官文好財好色，無才無德，靠的是署理湖北巡撫胡林翼所部湘軍。鹹豐帝十分明白，對此頗有心計，就是不將全部權柄授予湘軍，堅持在胡林翼頭上加了一蓋子。如此用將，自然使官、胡矛盾一時激烈。胡林翼欲出奏彈劾官文，手下謀士勸道，若是去了官文，皇上必派新總督來，處境未必更好。胡林翼這才明白鹹豐帝的心思，此後將功勞銀子盡行輸於官文，官文亦放權讓胡林翼大幹，兩人反見融洽。鹹豐帝也將計就計，雖授胡為頭品頂戴湖北巡撫，丁母憂時也堅決不讓胡去職，讓其盡心出力，又時常給官文加爵（賞戴花翎，授協辦大學士等），試圖以官文品級尊貴來壓胡林翼一頭。
到了1856年，局勢再度變化。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巧施妙計，從西戰場上抽調精銳，編組強大作戰兵團，解圍鎮江，擊破江北大營、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向榮驚駭病死。太平天國達到其最盛時期。正如蚤子多了不覺癢，敗仗吃多了反倒處變不驚。遠在京城的鹹豐帝，對於南方的戰事覺得越來越遙遠。他早已不在乎長江流域一城一地的得失，隻看重京畿地區的安定。北伐軍被消滅之後，他鬆了一口氣，但時時關注太平軍是否會再度北上。湖北一危急，他立即在河南布兵設防。江南大營曾因兵力單薄而無力攻破天京，向榮向鹹豐帝請調江北大營兵力助攻。鹹豐帝恐太平軍北上，破口大罵：“汝必欲江北兵，可將汝首送來！”
此時江北、江南大營俱破，鹹豐帝注重的並不僅僅是此次慘敗，而更警惕太平天國下一步的動向。也就在此時，鹹豐帝的好運氣來了：太平天國內部發生了激烈的權力鬥爭。東王楊秀清逼宮謀權，北王韋昌輝奉詔殺楊，翼王石達開聞訊領兵“清君側”，天王洪秀全殺韋迎石回京輔政。整整一秋季，天京城陷於血腥恐怖之中。前線的將領放棄戰守返回，第一線的主力亦不待勝利而抽回，卷入了這場大殘殺之中。據保守的估計，死於此事的新、老兄弟不下三萬。這等於白白送給鹹豐帝一大勝利。
有了這一喘息機會，被擊潰的江北、江南大營重整旗鼓，恢複建立。琦善的手下大將德興阿被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北軍務；向榮的手下大將和春也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太平天國剛獲得的軍事優勢瞬間消退，從它的巔峰上跌落下來。天京內訌的消息，對懈怠政務的鹹豐帝也是一個刺激。他一開始還將信將疑，特意去瀛台涵元殿拈香。隨著奏報增多，消息被證實，鹹豐帝也越來越興奮。他下令欽差大臣和春、德興阿“乘此機會”“迅奏朕功”?；又下令欽差大臣官文和湖北巡撫胡林翼“乘此內亂，次第削平”。在給官、胡的諭旨中，還有一段話： 所望克複上遊，即可移師東下，由九江而至安慶，由安慶而至金陵……兵餉可不加增，而勝利庶幾有望。他已經陷於勝利的狂想之中……
太平天國雖說已被削弱，但仍有相當的實力。在石達開的主持下，逆勢很快扭轉。清軍的攻勢再度受挫。鹹豐帝又失望了。到了這個時候，太平天國內部再一次爆發權力鬥爭。天王洪秀全恐石達開成為楊秀清第二，暗施多種鉗製之策。1857年6月，石達開負氣出走，沿途發布告示，各路精兵多聽從石氏召喚隨之而去，輾轉贛、浙、閩、粵、桂等省，太平天國統治區內，僅剩下一些老弱殘兵。鹹豐帝的心中重又點起勝利的希望。他曾經命令曾國藩設法招降石達開，然曾氏卻已看出石氏不成氣候。
胡林翼肅清了湖北，德興阿攻陷瓜洲，和春占據鎮江，到了1858年5月，湘軍攻克太平軍的重要據點九江。這一係列的勝利，使鹹豐帝認為離製服太平天國的時日已經不遠。然而，太平天國方麵此時又出現了兩位年輕的傑出軍事將領：陳玉成和李秀成。他們在危機中展現了非凡才華。1858年8月，陳玉成部攻克當時安徽的臨時首府廬州（今合肥），鹹豐帝急命勝保為欽差大臣，主持皖北軍務；9月，陳玉成、李秀成合軍摧毀江北大營，鹹豐帝立即將欽差大臣德興阿革拿，並撤銷江北大營，江北軍務由江南大營的和春兼理；11月，李秀成、陳
玉成再次聯手，在安徽三河殲擊湘軍主力李續賓部，挫敗其東進的圖謀。
太平軍在這兩位青年將領的指揮下，再次走向振興。鹹豐帝的美夢又破滅了。每一次都從充滿希望開始，以極度失望告終。一而再，再而三，反複多次。誰又能忍受如此峻烈的心理挫折？希望值越高，失落感越大。心理失衡的狀況可以想見。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抱著“治國平天下”的一廂情願，結果落到這種地步。亂世出英雄，是指那些打破常規的人，可誰又想到過在亂世中最最難受的，正是要維護常規的皇帝？然而，對於鹹豐帝說來，他要承受的還遠不止這些。 就在清朝與太平天國作生死較量之時，各地民眾亦紛紛揭竿而起，頻頻“造反”。
其中影響最大的有：撚軍（1852—1868） 在鹹豐帝出生之前，皖、豫、蘇、魯四省交界處私鹽販子、遊民及貧苦農夫中早就有一種分散的組織，稱為“撚”。鹹豐帝上台時，“撚”子們已十分壯大，多有起事。太平軍的北伐，實為鼓動他們“造反”的樣板。如此暗無天日，不反更待何時！各路“造反”的“撚”子們，匯成了一支支撚軍。1855年秋，豫皖邊地區各撚軍首領在雉河集“會盟”，推出盟主，建立五旗軍製。
1857年，撚軍接受太平天國的封號。此後，他們活躍於淮河南北，不時進擊豫東、蘇北，總兵力超過十萬。直至鹹豐帝死後七年方被撲滅。天地會 天地會的淵源比撚軍更早。天地會自己的文獻稱其肇始於康熙年間，而今日曆史學家手中的證據最早為乾隆年間。“反清複明”是他們的旗幟，做起事來全憑著一股“忠義”。其支派甚多，有小刀會、紅錢會、三合會、三點會等名目，內部又自稱“洪門”，在南中國有極大的勢力。太平天國起義時，廣西天地會已經紛起。太平軍入湖南，湖南天地會又大作。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前後，東南沿海的天地會起義進入高潮。其中規模較大的有：
——黃德美等人領導的福建小刀會起義（1853—1854），曾占領漳州、廈門等地，後退往海上，堅持與清朝對抗。
——林萬清等人領導的福建紅錢會起義（1853—1858），有會眾數萬，曾占領德化等十餘縣。 ——劉麗川等人領導的上海小刀會起義（1853—1855），有會眾數萬，曾據上海、嘉定等縣城。
——何六、陳開、李文茂領導的廣東天地會起義（1854—1864），有會眾十萬，號稱“紅軍”，圍攻廣州達半年之久，後移師廣西，占領潯州，改稱“秀京”，建“大成國”，年號“洪德”，控製廣西四十餘州縣。鹹豐帝死後三年才被鎮壓下去。
——朱洪英、胡有祿領導的廣西天地會起義（1853—1854），有會眾數萬，轉戰湘桂邊，建“升平天國”，奉“太平天德”年號。除這幾股較大的外，各地小股起義多到難以統計。以廣西一省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從1851至1868年，見於清朝官書的有組織名號的天地會“反叛”多達175支。?
貴州各民族起義 從1854年起，貴州各族民眾紛起造反，其中最大的有：
——楊鳳等人領導的齋教（白蓮教的一支）起義（1854—1855），有部眾兩萬餘人，據桐梓等地，建立“江漢”政權。
——張秀眉、包大度領導的苗民起義（1855—1872），有部眾數萬，控製了黔東南地區。
——號軍（白蓮教的一支）起義（1855—1868），分紅號、白號、黃號等，各擁兵數萬，控製了黔北地區。
——張淩翔等人領導的回民起義（1858—1868），控製了黔西南地區。
——陶新春等人領導的苗民起義（1860—1867），控製了黔西北地區。整個貴州，除幾個中心城市外，化作一片“造反”的海洋。直至鹹豐帝死後十一年方才平定。雲南各民族起義 自1856年起，雲南如同貴州，各族民眾紛紛造反。其中最著名的有：
——杜文秀領導的滇西回民起義（1856—1873），有部眾數萬，稱號“總統兵馬大元帥”，開府大理，占據二十餘州縣。
——馬德新、馬如龍領導的滇南回民起義（1856—1862），有部眾數萬，控製滇南地區，並三度進攻省城昆明。
——李文學領導的彝民起義（1856—1872），控製了蒙化（今魏山）等十餘州縣。雲南各族人民的“造反”，持續時間很長，直至鹹豐帝死後十二年才被鎮壓下去。李永和、藍朝鼎起義（1859—1865） 以煙幫（為鴉片販子護送走私的團體）為基礎在雲南起義，後轉入四川，據州占縣，兵力最盛時有數十萬，鹹豐帝死後四年才告失敗。
所有這些起義，配合太平天國，形成了全國範圍的動亂。從《清實錄》中來看，關內18
行省，已有14省戰火正熾，相對稍顯平靜的直隸、陝西、甘肅、山西，也不時爆發一些較小規模的聚眾抗官事件。“造反”、“造反”，清王朝出現了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混戰局麵。僅僅是一個太平天國，就使得鹹豐帝心力衰竭，麵對這麽多的反叛該施以何策？我們從鹹豐帝的眾多諭旨中，發現他心中有一條警戒線，那就是黃河。他最害怕黃河以北的動蕩，那將危及京城。至於黃河以南的造反，他又根據地理遠近分別處理：撚軍就在黃河邊上，雖組織鬆散，形不成多大氣候，他仍先後命將調兵予以壓製；東南沿海的天地會，亦嚴旨各督撫全力平之；至於雲貴川地區，本來就“天高皇帝遠”，鹹豐帝無心顧之，除在諭旨中說一些嚴厲的話外，並無實際的對策。
盡管上麵提到的“造反”，每一股在平常的朝代都已是大患，朝廷都應作出極大的反應，就在鹹豐朝初期的李沅發起義，規模小許多，鹹豐帝也沒有放過手。但到了此時，他已經管不了那麽多，也不想管下去。隻要不打到黃河以北，他似乎已經不太在乎了。此時鹹豐帝的心中，似乎已求偏安。鹹豐帝一放手，責任便落在各省地方官身上。兵要自己調，勇要自己募，餉要自己籌，朝廷是一點兒也靠不著。權利和義務從來就是對等的。既然皇帝不盡其義務，權利也同樣受到侵蝕。皇上諭旨經常被地方官擱置一旁，或虛假地應付一下。
曆來在九重之上的至聖至睿，讓臣子們仰慕不止，此時也露出了真相，原來皇帝也是如此無能無力。他們在奏章上依舊歌頌“英明”，但在心底裏對這種“英明”開始懷疑。他們隻是從儒家的教義出發，忠君盡力，已體會不到鹹豐帝本人那種領袖的人格感召力了。天子本應是神，而他們心中的神壇開始塌陷。一些聰明的官吏，見此情勢，不再求助於朝廷，而是求助於鄰省。最典型的是廣西。
1858年，廣西巡撫因無力維持局麵向湖南呼救，結果湘軍蔣益澧部開入，成為當地清軍的頭號主力。一些跨省的官僚集團也開始形成。如曾國藩、胡林翼、駱秉璋的湘係集團，兩湖成為其基地，勢力已擴大到周圍數省；又如何桂清、王有齡、薛煥的江浙集團，憑借從上海搜刮的銀子，維持江南的局麵。他們所寫的二指寬的條子，效能大於堂堂聖旨十倍！對於這些變化，鹹豐帝不知道嗎？看來他是在裝糊塗。天下的事情不必弄得那麽清楚，多一分糊塗便可多一分幸福。此時的鹹豐帝，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按照中國的傳統，皇帝貴為天子，理所當然地可以享有人間一切福樂。衣錦食肥，華廈幽院，自然不在話下。而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就是可以擁有近乎無限的性夥伴。森嚴的後宮，從來就是激發文人們想像力的地方。“三千粉黛”，“五千佳麗”，既有想像的成分，也有事實的依據。鹹豐帝17歲成婚，不久後福晉就去世了。他剛禦位，便選了一次秀女，後來出名的東、西兩太後，皆於此時入宮。
1853年，依照慣例，又一次選秀女，京內滿族官員家中13歲到15歲的女孩均應入宮候選。這些年輕的孩子哭別父母，一大早便在紫禁城坤寧宮前排班候駕。哪知一直等到午後，仍不見車駕到來，鵠立甚久，饑渴難忍，加之對前景感到惶恐，一時欷歔聲與嗟怨聲並起。這一類聲音最富於傳染性，女孩子們一片混亂。守兵們大聲喝道：不許哭，一會兒皇帝駕到，會發怒挨鞭子的！眾女子一聽，更是嚇得渾身戰栗。在這隊列中，有一個是八旗驍騎校之女，識文字，工針黹，平日有空竟教鄰家童子識字，換取升米鬥糧之值（這在當時極為罕見）。
她此時挺身而出，說了一番大義凜然的話：“我輩離父母，絕骨肉，一旦入選，幽閉終生，就像囚徒一樣。生離死別，在此一刻，誰又能忍得住此種傷感。我不怕死，又何懼於鞭子。廣東的長毛起於田壟，據長江，入金陵，天下已去大半。身為君主，不知求將帥以能戰守，保住祖宗的大業，卻迷戀女色，攫良女幽深宮，使之終生不複見天日。棄宗室於不顧，而縱一己之欲，還算得上什麽英明君主！”此語一出，聞者大驚，欲加以顏色，而鹹豐帝已駕臨。守兵們將該女縛起，牽到鹹豐帝麵前，令她下跪請罪，該女就是不肯屈服。鹹豐帝問其原因，該女竟然當麵將剛才說的話又重複了一遍。鹹豐帝歎道，“奇女子也”。結果，這個女孩由鹹豐帝指婚，嫁給了某位親王，這次選秀女之事作罷，所有女孩都被放回家去。
上麵這一故事，見之於野史。從這一條記載來看，鹹豐帝禦位之初，對私生活還是注意檢點的。然而，這樣的事情僅此一例。野史中對清代皇帝私生活的記載，就數鹹豐帝最多。從清宮史料來看，從鹹豐帝登基到去世的十一年中，封貴人以上者共計14人，答應、常在人數今無可考。這些都可視作皇帝應有的待遇，從來也沒有人對此指責過。可在野史中描寫的情況，卻讓人吃驚。按照清代製度，後宮佳麗雖多，卻是清一色的旗人，乾隆帝的香妃，可以視作例外。宮中是不應當有漢女的，以此保證皇室血統的純正。可是，那些大腳的旗女已
在鹹豐帝眼中失去了新鮮感，那些纏足的漢女更能引起他的興趣。據野史中稱，發現鹹豐帝這一性偏好的某位大臣，以重金到蘇浙購妙齡女子數十人來京。由於小腳女人不得入宮，便以“打更民婦”的名義進入圓明園，每夜以三人在鹹豐帝寢宮前輪值“打更”，鹹豐帝聽到梆鈴聲便召幸之。在諸多漢女中，有四人最受鹹豐帝的喜愛，被稱為“四春”，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羅春（一作武陵春）。
除這四人外，再加上號稱“天地一家春”的那拉氏（詳見第十三章），野史中稱為鹹豐帝的“五春之寵”。
受寵的四名漢女，也留下不少的傳說。牡丹春，江蘇人，最為豔麗，入園後多思逃歸之計，後在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時，改服逃走，嫁江南一士人。海棠春，大同人，曾在天津演戲，工青衣，曾與某士人相戀，入園後終日思念那位士人，鬱鬱致疾，玉殞香銷。杏花春為某大吏之婢，為大婦所不容，入園後曾為主子謀得封疆大吏，又為主人之子說項，也謀得一官。陀羅春原是北京宣武門外一孀婦，後入尼庵，為鹹豐帝看中後再入圓明園。每當鹹豐帝臨幸時，她便跪地不肯起，入園八個月，未讓鹹豐帝得手。後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她投池自殺。
受寵的“四春”，皆在圓明園分居亭館。西郊的圓明園經此裝點，自然比城內的皇宮更具魅力。清代的皇帝來自黑山白水，經受不住關內的盛夏，每年為避暑而遷居圓明園，已經成為製度。但鹹豐帝住園，似乎不是為了避暑。他時常一過了新年就遷往圓明園，一直到了冬至，才肯搬回紫禁城的養心殿。鹹豐帝的風流韻事，野史中還有兩則記載。其一是說他在後宮藏了一個來自民間的寡婦： 有山西籍孀婦曹氏，色頗姝麗，足尤纖小，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為底，襯以香屑，履頭綴明珠。入宮後，鹹豐帝最眷之，中外稱為曹寡婦。
以理學為本，號召天下民女“節”、“烈”的天子，居然做出如此“害理”之事，實在讓人們吃驚。另一則記載更是駭人聽聞，稱圓明園內藏有春藥。晚清名臣丁寶楨在鹹豐朝曾任職翰林院，一日上奏言談軍事，鹹豐帝讀之大喜，召見於圓明園。丁寶楨早早入園靜候，見室隅玻璃盤，內有果子十數枚。丁氏吃了一枚，覺得甘香異常，複食兩三枚，突覺腹中發熱，陽具暴長，窘狀萬分。此時鹹豐帝已升殿，即將召見，丁寶楨靈機一動立即撲地抱腹喊痛，詭稱痧症驟發，方得以出園。後內務府一官員告訴他：“此媚藥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藥數十種，以此為第一。”丁寶楨急延醫診視，困臥十餘日始起。
從野史中得知，鹹豐帝此時酗酒也很厲害。他不僅嗜飲，而且每飲必醉。醉後又必大怒，而又必有一二內侍或宮女遭殃。待他酒醒之後，自覺失態，對受辱受撻者寵愛有加，多有賞賜。然不久又醉，故態複萌。為此，鹹豐帝曾告誡後宮，當他醉時不要隨侍左右，免得皮肉吃苦。可是，等到醉皇帝宣召時，又有誰敢不上前呢？如此這般，幾乎要鬧出人命案子。而“四春”之中的杏花春似乎是一個例外，等到鹹豐帝大醉時，隻要杏花春綽約而前，必狎抱之，曰：“此朕如意珠也。”結果，凡遇鹹豐帝酗酒，後宮必膜拜頂禮，求杏花春為代表，以免譴責。杏花春為此獲得兩個外號，一日“歡喜佛”，一日“劉海喜”。?野史中的傳聞，雖不能一一細究對證，隻能姑且聽之，但對鹹豐帝如此之多的議論，在清朝皇帝中實為罕見。在正史中，有一條材料耐人尋味。
1855年初先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請鹹豐帝住在皇宮，不要去圓明園，鹹豐帝讀之龍顏大怒，以“無據之詞，率行入奏”為名，將王茂蔭交部議處。不久後，掌福建道禦史薛鳴皋，見圓明園修理圍牆，認為鹹豐帝又要去住園，上奏諫止，稱言“逆氛未靖”，不要“臨幸禦園，萌怠荒之念”。鹹豐帝見之怒不可遏，由內閣明發上諭，加以駁斥： 圓明園辦事，本係列聖成憲，原應遵循勿替……
敬思我皇祖（指嘉慶帝）當蒞政之初，適值川陝楚教匪滋事，彼時幸圓明園，秋彌木蘭，一如常時。聖心敬畏。朕豈能仰測高深。設使當時有一無知者妄行阻諫，亦必從重懲處……
鹹豐帝搬出祖製來為自己辯護，以封殺一切諫阻他去圓明園的言論。為了殺個雞給猴子看看，他下旨將薛鳴皋從掌福建道監察禦史，降為一般的監察禦史，並交部議處。?皇帝住園本來就是製度，王茂蔭、薛鳴皋為何連續上奏勸阻？他們是否聽到了圓明園內的種種風流韻事？今天的學者並不能對此下結論，但可以肯定地說，自從薛鳴皋受懲後，鹹豐帝的耳邊安靜了，誰也不敢再對此事說三道四了。醇酒婦人，從來就是凡夫俗子的一種追求。可所有的凡夫俗子都知道，沉迷於此，不得善終。
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不知深淺，一時性亂而不知自製，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長時間的樂此不倦，並對祖製家法破壞極大，這就不能不使人心生疑問：鹹豐帝為什麽要這麽做？難道他在自尋死路？如果將此時的荒唐，與鹹豐帝登位之初的慎勤相比，更讓人加深此種疑問。有一則筆記稱，1850年時，鴻臚寺卿呂賢基曾對友人說： 聞上（指鹹豐帝）常居飛雲軒倚廬，而雲貴人常依康慈皇太妃（鹹豐帝養母、奕訢生母）居慎德堂，中隔一湖，相距二裏許。飛雲軒僅三楹，上寢食其中，讀《祖訓》、《實錄》，閱章奏及內廷冊檔，召見大臣皆於是。除恭奠幾筵及恭詣康慈皇太妃宮請安外，無他適也。 這種端莊的姿態，使得臣子們從內心中發出了“今上聖德”的讚歎。?
僅數年間，卻判若兩人。為什麽當年的英發果毅之姿，轉變為此時的風流滑稽之態？鹹豐帝在逃避，逃避現實中一切理應由他解開而他卻無能為力的難題。天下危局莫奈之何，隻有美酒。從酒中尋找片刻的麻醉，一時的安寧。皇帝喝的禦酒，肯定是上品。但我們可以想見，那酒在鹹豐帝口中是苦的。?
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唯有美女。從女人身上顯示自己的能力，驗證自己的雄風。皇帝看中的女人，肯定是絕色。但我們可以想見，那裏麵鹹豐帝隻有性的征服，而沒有情的纏綿。鹹豐帝的這種心態，就連當時的野史作者都已看了出來： 鹹豐季年，天下糜爛，幾於不可收拾，故文宗（指鹹豐帝）以醇酒婦人自戕。?
他確確實實需要一種片刻的歡娛，解脫心中的煩悶。朕當政這許年了，沒有過一日舒心的日子；既然這一天都不可得，那麽有一刻也是好的。他是在找樂，也是在找死。就連他自己都已感受到，他那本不健壯的身體越來越虛弱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過一天算一天吧…… 除了醇酒婦人這些流品低俗的歡娛外，鹹豐帝此時還迷上了兩門高雅藝術。其一是繪畫。琴棋書畫本是舊式文人的一種風雅與瀟灑。鹹豐帝受業於杜受田，染上一些文人病也是不足奇的。而他的繪畫，似乎主要是繪馬。野史中稱： 嚐見文宗所畫馬，醇邸（指鹹豐帝七弟醇親王奕?）恭摹上石，神采飛舞，雄駿中含肅穆之氣，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擬也。?
這一條史料所指是鹹豐帝死後畫作經奕?臨摹後刻石，雖經轉過兩手，仍然“神采飛舞”。當時在鹹豐帝身邊的軍機大臣彭蘊章親眼見過畫作，曾在詩中對鹹豐帝所繪馬作以下評價： 揮毫尺幅英姿壯，屹立閶闔依天仗。?
對於皇帝的禦作，臣子們不敢不恭維，這是必然的。但讚美之辭高到“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擬”、“揮毫尺幅英姿壯”，可見決非信手塗鴉之作了。今天，我們找不到鹹豐帝繪畫的原作，也難以判斷他的水平，但從上引兩條材料來看，其成就已經不俗。而他於此究竟花了多少時間和心思，今天更難考證。?
但誰都知道，學畫決非是三朝兩夕便可有成的。其二是聽戲。“漢王好高髻，郭中高一尺。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專製君王的好惡引導著文化流派的興衰。昆曲在此時牢固確立了優勢地位。除了一般的聽戲外，鹹豐帝似乎也有一般戲迷的嗜好——捧角。野史中也有一段記載： 有雛伶朱蓮芳者，貌為諸伶冠，善昆曲。歌喉嬌脆無比，且能作小詩，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時傳召。有陸禦史者（相傳即常熟陸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見，遂直言極諫，引經據典，洋洋數千言。文宗閱之，大笑曰：“陸都老爺醋矣。”即手批其奏雲：“如狗啃骨，被人奪去，豈不恨哉！欽此。”不加罪也。?
君臣為一優伶而爭風吃醋，風流滑稽至如此，實屬罕見。據史料作者稱，他是聽同狎朱蓮芳的龔引孫所言，看來還不完全是無稽之談。很可能受鹹豐帝的影響，其妃那拉氏後來也成了有名的戲迷。由此看來，繪畫和觀戲成為鹹豐帝苦中作樂的另兩種方法。 退一步說，醇酒婦人是當時上流社會的習氣，繪畫觀戲更是上流社會的時尚。前者無可厚非，後者更應褒揚。即便是在那動亂的歲月，王公貴族也從未停止過這樣的享樂。若以此為標準，鹹豐帝自己沉迷於聲色犬馬之中，也不當遭致物議。可是他的身份不同。他是皇帝，是皇帝就應當宵衣旰食勤政憂民！正因為如此，鹹豐帝與陸禦史同狎朱蓮芳時，那位陸禦史就可以引經據典地批評他。也因為如此，盡管一般王公貴族、富紳大賈的各種風流和雅趣，都可以成為史籍上的佳話，但皇帝就是不能。官方史書絕無其沉湎於酒色的記錄，而千方百計地將之塑造成為千篇一律的以天下為重而無任何個人情趣的標準的皇帝形象。一個社會對於不同社會等級的人，有著不同的道德標準。皇帝是天子，一切應按神的標準來行事。也就是說，如果奕詝不做皇帝，僅是一名親王，一切都可別作他論。野史中對他的各種非議，皆可變作另一種欣賞。可是這麽一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鹹豐帝的一切痛苦，都可以歸咎於是他做了皇帝，尤其是一個亂世的皇帝。若非如此，他可以不必為此類天下皆反的危局而心煩，過一種平靜、無爭、自然的生活，他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不必為力不從心而苦惱。真要出現了這一種局麵，他還會借酒澆愁嗎？他還會以女色傷身嗎？他又會過一種怎樣的生活呢？
今天的曆史學家找不到任何心理的痕跡，去判斷鹹豐帝奕詝是否後悔過做了皇帝；但可以肯定，如果他不做皇帝，他個人會多一分平常，也就是多一點歡樂。“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托爾斯泰的這句名言，道出了人生哲學的真諦：幸福就是平常，不幸來源於非凡。站在人生各類巔峰上的人們，有著與他們的歡樂同樣尺碼的哀傷。這又是指成功人士而言的。鹹豐帝作為一個不成功的皇帝，又有多少歡樂？又有多少悲傷？然而，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將自己的悲傷傾訴於密友、家人、幕僚，以減輕內心的
壓力，但中國的皇帝則不然。他絲毫不能流露出來，必須以鎮定自若的神態來統禦天下，隻能將一切苦衷伴著冷酒，全部吞到自己的肚子裏去。
別忘了，他當皇帝時隻有十九歲，此時才二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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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來了
正當鹹豐帝在內戰的泥淖中苦苦掙紮、擺脫無計時，外患又來了。這就是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和法國入侵中國，俄國與美國趁火打劫。不過，對於這一次戰爭的到來，鹹豐帝毫無知覺，一點未做準備。他受了兩廣總督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葉名琛的蒙蔽。在他最不願意開戰時，又卷入對外戰爭。
鹹豐帝對內對外兩麵作戰，而葉名琛恰恰又是他最為信賴的寵臣。 葉名琛，字崑臣，湖
北漢陽人。1809年出生於一詩書官宦人家，長鹹豐帝22歲。其早年經曆與當時中國許多年輕人相同，在科舉途上一路奮鬥。
1835年，葉名琛26歲時中進士，入翰林院。1838年散館，外放陝西興安知府，1839年擢山西雁平道。1840年調江西鹽法道。1842年初升雲南按察使，當年底晉湖南布政使。1844年丁母憂去職。1846年服闋，授廣東布政使。1847年擢廣東巡撫。從這麽一份簡曆可以看出，葉氏是一名“火箭式”幹部，出翰林院不到十年，已升至省級大員，在此期間還丁憂守製二十七個月。這麽快的速度，在清朝的漢族官員中實不多見，可謂飛黃騰達。葉名琛在官場上—路搭快車，主要原因有兩點：
一是他辦事幹練。如29歲時外放興安知府，將這一三教九流匯集、號稱“難治”的地區，整理得有條有序，博得善治的能名。
二是他理學、文學修養俱深。其祖輩頗有文名，著作等身，他從小耳濡目染，也很有造詣。他的上司、同僚、部屬經常被他的學問功底所折服。理學和文學在當時是最崇高的學術。能辦事、學問好，使葉名琛在官場甚有好評，因而幾乎一年一遷。
不過，這些都是道光朝的事。鹹豐帝之所以賞識他，是因為這兩件事：本書第三章中提到，1849年廣州反入城鬥爭時，廣東巡撫葉名琛堅決支持兩廣總督徐廣縉，斷然拒絕英人入城要求，其中葉氏的主要功績是組織團練，準備武力相抗。這一在今人看來無關輕重的事件，在當時被視為極大的外交勝利。葉名琛因此受封男爵。鹹豐帝上台後，對外持強硬路線，對敢於與“西夷”相抗的葉名琛特別青睞。此為一。
本書第四章中提到，1850年9月太平天國領導層下令“團方”，準備起義。然而此時拜上帝教的勢力不僅僅在廣西，在廣東的會眾由淩十八率領，也準備參加金田起義。因為受阻，淩十八等人占據廣東高州羅鏡，部眾達一萬多人，與太平軍占據的廣西永安，遙相呼應，兵力不相上下。兩廣總督徐廣縉率軍久攻一年，師老無功，後被鹹豐帝調往廣西，接替欽差大臣賽尚阿。葉名琛隨即趕至高州前線，調整部署，僅用了一個半月，便攻占羅鏡，全殲淩十八起義軍。此一戰績加上此前此後平定廣東各地反叛的軍功，使葉氏連獲太子少保、加總督銜的殊榮。此為二。外能折衝尊俎，內能戈馬平定，在鹹豐帝的心中，很自然地將他與耆英之流比較，與李星沅等輩對照，從而看出葉名琛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徐廣縉調廣西後，鹹豐帝讓他署理兩廣總督。
1853年2月，徐廣縉被革拿，葉名琛奉旨改實授。就在葉名琛柄政廣東不久，更大的考驗到來了。1854年6月，廣東天地會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紅兵大起義，先後占據東莞、佛山、花縣、三水、順德，以十萬餘眾圍攻廣州。廣東境內能征善戰的部隊早已調往外省鎮壓太平天國，葉名琛手中僅兵勇一萬餘人。在此危急時刻，他一不靠外省相援，二不要國帑相助，硬是靠自己的本事，沉著應變，謀定後動，居然也能嬰城自固。
經過半年多的戰鬥，他竟將紅兵逐出廣州地區，隨後又迫使他們退往廣西。到了1855年夏天，廣東全省的戰火大多已平息下來，雖說還有幾處仍在交戰，但在烽火連天的南中國，有如世外桃源。我們若將廣東與廣西作一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廣東的反叛規模一點也不亞於廣西，而鹹豐帝對廣東的關照又少得多，幾乎是漠不關心。而在廣西局勢糜爛之際，廣東卻能擺脫危機，鹹豐帝對此特別滿意。
另外，除了本省事務外，葉名琛還為湘軍購買洋炮，派紅單船入長江，主動派兵援江西，表現出與其他省區大吏不同的慨然以“天下”為責的風度。對於葉名琛所做的一切，鹹豐帝也報以實際的獎勵。1855年10月，授葉為協辦大學士。
1856年2月，再授體仁閣大學士。鹹豐帝沒有調他來北京，仍留他在廣東，為鹹豐帝看好嶺南的這一份家業。還有什麽比一名信得過靠得住的官員更讓鹹豐帝感到寬慰的呢？尤其是在懈怠政務之後。葉名琛成了鹹豐帝的南方一柱，一切提議建策，鹹豐帝無不言聽計從。
自1844年起，兩廣總督例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務的欽差大臣。由於當時清朝自認為與“西夷”的關係僅僅是“五口通商”，管理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也成了清朝與西方各國打交道的最高外交官員。作為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平叛中表現出治績，為鹹豐帝所倚重；作為通商事務欽差大臣，葉名琛也鎮定自若，頗有“計謀”，為鹹豐帝所信賴。事情就壞在這裏。
1854年春，包令（J.Bowring）繼文翰出任英國駐華公使，根據本國政府的訓令，於4月25日照會葉名琛，要求修約。修約是指修正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和1843年的《中英虎門條約》及其附件。英國提出修約的外交依據是：
一、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第34款： 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麵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
酌辦。
二、1843年《中英虎門條約》第8款： ……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準英人一體均沾，用示平允。?
按照英方的說法，雖然《望廈條約》12年的修約期限至1856年才到期，即便按《中英虎門條約》，也是要到1855年到期，但《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粘”條約，12年的修約期應當從《南京條約》算起，1854年到期。既然英國提出有權在1854年修約，那麽享受最惠國待遇的美國與法國，也有權在這一年提出修約。
這有如連環套，一環扣著一環，可問題的要害在於，按照國際法，中英虎門條約所規定的最惠國待遇，隻是針對“英人”，並不包括政府，更何況修約不應在最惠國待遇之內。對於這些理由，英方緘口不言，清方毫不知曉。葉名琛長期浸於傳統學術，對外部世界並不知曉。他不怕“西夷”的恫嚇，也不願直接引起衝突。他就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後，對付西方使節的辦法有兩個：一是以軍務倥傯為由，拒絕與西方外交官相見。多見麵多麻煩，少見麵少麻煩；二是對於西方使節各種外交文書，都以最快速度答複，而且每次都用溫和的語言，對西方的各種要求一律拒絕，早一點結束這種糾纏。此次，他收到包令的長篇照會，依然如舊，對包令提出的各項具體要求一律拒絕；而對修約一事，小心地不作回答；至於包令提出的到廣州城內兩廣總督衙署進行會談一事，葉名琛敏銳地覺察到英方企圖由此實現入城。
於是提出了反建議，在城外仁信棧房會麵。?葉名琛的答複，自然不能讓包令滿意。他於5月11日又一次照會葉名琛，稱其對修約一事“默然不論”尤其不滿，再次強調了他的各項要求，並堅持在廣州城內兩廣總督衙署內進行會談。?由於曆史文件保存不全，我們今天已不知道葉名琛對此如何作複的，但當時的局勢已使在廣州的繼續交涉成為泡影。自1849年廣州反入城鬥爭後，徐廣縉、葉名琛從未對西方的要求讓過步，曾任廣州領事的包令，對葉名琛的行事方式可謂知根知底；更何況此時正是廣東紅兵大起義的前夜，廣州城也在風雨中晃動。包令北上了。他準備到上海和天津，繞開葉名琛，另辟與清朝交涉的渠道。葉名琛似乎也掌握了包令北上的情報，1854年5月23日，他在一份奏折後附了約二百字的夾片，輕描淡寫地匯報了英國等國的修約要求。在這份簡短報告的最後，說了一句充滿自信的話：“臣惟有相機開導，設法羈縻。”?
如果僅僅從葉名琛的報告來看，誰也弄不清楚“修約”是怎麽一回事，更何況對外部毫無知識的鹹豐帝，對此似乎根本沒有放在心上。既然葉名琛對此甚有能力且不乏自信，那麽一切都交給他去辦理吧，下發給葉名琛諭旨中，寫了這樣的話： 葉名琛在粵有年，熟悉情況，諒必駕馭得當，無俟諄諄告誡也。?
按照清朝官場用語的習慣，這段話意思是，皇上本人並無定見，葉名琛可全權處理。 1854年6月，包令來到上海，與先前到達的美國公使麥蓮（R.M.Mclane），向江蘇官員交涉修約一事。鹹豐帝得知這一消息，下旨江蘇官員，讓英、美公使南下，一切與葉名琛商談辦理。在鹹豐帝的心中，葉是辦理外交的最佳人選。 1854年8月，英、美、法三國公使在香港舉行會議，討論下一步的行動。他們一致認為若與強硬的葉名琛交涉，決不可能有任何進展，於是聯合行動，再次北上。9月，三國公使到達上海，要求修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看出三國決不會善罷甘休，而葉名琛已與三國公使勢同水火；更見此一時期三國外交官紛紛前往鎮江、南京，恐已與太平天國暗通款曲；遂向鹹豐帝提議，“可否欽派重臣會同兩廣總督妥為查辦”，其意是削去葉名琛辦理外交之權，結果遭到鹹豐帝的嚴詞駁斥。?
1854年10月，英、美、法三國代表到達天津海河口外。經過一番交涉，英方向清政府正式提交了修約要求18條，美方亦提出修約要求11條。?
從內容來看，已不是望廈條約中的“量為變通”，而是另訂新約了。鹹豐帝本來就對西洋事務不甚明了，看到這些密密麻麻的要求更難弄清其中的真意，遂下旨：除在三項枝節問題上可到廣東與葉名琛繼續商辦外，其餘堅予拒絕。?此時英、法兩國正與俄國進行克裏米亞戰爭，無力東顧，美國官員見太平天國勢強，清廷可能垮台，主張再觀望一段時間。三國代表在北方轉了一大圈，毫無收獲，不得不南下香港。但他們都沒有去找葉名琛繼續交涉修約之事。三國第一次修約活動失敗了。葉名琛費盡心力與圍城的紅兵交戰之際，突然想起北上的“西夷”。這些隆鼻凹眼的“醜類”肯定在極力詆毀我，殊不知在“天朝”裏，“夷人”的咒罵就是對我的讚揚。話雖如此說，但到底放心不下。11月18日，葉氏上奏： 該夷酋等（指三國代表）如果徑抵天津，無論要求者何事，應請敕下直隸總督仍令該夷酋等速行回粵，臣自當相機開導，設法羈縻，以期仰慰聖廑。?
這段話的口氣很大，請皇上將一切都交給奴才來辦吧。此奏上呈後不久，葉名琛收到鹹豐帝先前的諭旨，一切仍交給他處理。皇帝的信任增加了葉氏的信心，這些“夷人”想繞過我與朝廷打交道，連門都沒有！葉名琛的自信並沒有能維持多久。12月7日，在紅兵圍攻廣州甚急之際，他給包令發了一份照會，最後有一句話：“惟得悉貴國兵艦此刻亦泊省河護衛，為此照會貴公使，通力剿匪。”?
不管葉名琛發此照會的動機是什麽，包令卻看出其中有可乘之機，一麵照會葉名琛表示英國的中立態度，一麵乘軍艦直入珠江，來到廣州城外，要求到城內總督衙署會談。又是入城。反入城是葉名琛起家之本，他決不會答應包令入城商議的要求。於是，他派了兩名知縣與包令交涉，會麵在城外任何一地都可以。包令也不肯讓步，過了近一個月，廣州局勢緩和，包令也自覺無趣，返回香港了。一直到了1855年9月8日，葉名琛突然發現去年鹹豐帝給他的酌量變通三條的諭旨，既沒有執行，也沒有報告，於是他上了一道長達四千字的奏折，詳細分析情況，提議將鹹豐帝已同意商辦的三條也一一推翻。鹹豐帝看到這份奏折後，十分感慨，朱批道： 覽卿所奏各夷情狀，實屬明晰，亦能善體朕意，示以鎮靜，不但杜其無厭之求，並免另生不測，以致擾亂大局。卿其永勵斯誌，忍待軍務悉平，彼時餉裕氣複，朕斷不任其狡獪嚐試，時存窺測。?
每一個時期都有其特定的語言習慣，曆史學家應當切入那時的語境。如從當時的語言習慣、尤其是皇帝用語習慣來看，鹹豐帝的朱批，有著四層意思：一是讚揚葉名琛對外強硬的態度；二是要求對外強硬的態度不能發展到中外決裂，不能“擾亂”鎮壓太平天國的“大局”，因此要求葉名琛還需“忍”一下；三是批準了葉名琛的建議；第四點最有意思，即“彼時餉裕氣複，朕斷不任其狡獪嚐試，時存窺測”，這實際是鹹豐帝對其去年允諾商辦三條的自我辯護（已經認識到不應當讓步），這可看作鹹豐帝婉轉地向葉名琛作檢討！ 1856年，《中美望廈條約》已到12年，美國駐華委員伯駕（P.Parker）聯絡英、法，再次向葉名琛提出修約，被拒絕後，又提議北上。英國公使包令認為此舉不過是白費力氣，拒絕同往；法國公使因尚未奉到政府訓令，隻是在外交上予以支持。結果第二次北上修約，成為美國的單獨行動。葉名琛得知伯駕北上後，立即上奏鹹豐帝，要求不論三國公使行抵何省，如有交涉事件，仍令其回廣東“聽候查辦”，而他本人將“堅持定約”，“設法鉗製”。鹹豐帝因太平軍擊破江南、江北大營，正處於鼎盛時期，口氣軟了下來，令葉名琛“可擇事近情理無傷大體者，允其變通一二條，奏明候旨，以示羈縻”，並告各省，對外交涉事件歸葉名琛辦理。?
葉名琛收到此諭，心裏十分清楚，稍為變通的方法不會使英、法、美三國代表滿意，反會讓這些得寸進尺的“夷人”掀起更大的波瀾。於是，他仍舊我行我素，不作任何退讓。從後來的曆史可以看出，“修約”是英、法、美侵略中國的重要步驟，它們必然會使用一切手段來達到此目的。就在美國全權委員伯駕北上交涉之時，包令正在香港向倫敦要求炮艦。他的結論是，若要實現修約，“一支代表締約國各自國家的威武艦隊，應於明年五六月間會同於北直隸灣（指渤海灣）”。?
包令在這裏不僅要求戰爭，而且提出了戰爭的時間和地點了。火藥桶已經打開了蓋子，空氣中充滿了火藥味，稍有火星，即刻就會爆炸。主管外交事務的葉名琛沒有看出這一點，他正在為一再挫敗英國等國公使的修約要求而自鳴得意。此時正迷戀聲色的鹹豐帝更沒有覺察這一點，他肯定在為有這麽一位能獨擋一麵分擔憂慮的得力幹臣而高興。戰爭一步步逼近了。 1856年10月8日，廣東水師根據舉報，在廣州江麵上檢查了一條名叫“亞羅號”的船，帶走船上12名中國水手。英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S.Parkes）以“亞羅號”曾在香港登記為由，要求釋放全部被捕水手，為水師官員所拒。於是，巴夏禮一麵向公使包令報告，詭稱水師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國國旗，汙辱了英國的尊嚴；一麵致函葉名琛，要求道歉、放人並保證今後不發生此類事件。 “亞羅號”事件隻是一件小事，且內中疑問叢叢?，但包令卻一味擴大事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希望能在渾水中摸一些魚”?。
10月10日，即事件發生的兩天後，葉名琛允放水手9人，但巴夏禮拒收。10月16日，包令照會葉名琛：“如不速為彌補，自飭本國水師，將和約缺陷補足。”? 由此可見，英方不僅準備動武，而且將提出事件之外的要求。10月21日，巴夏禮限葉名琛在24小時內滿足英方要求。葉名琛允諾釋放全部被俘水手，但因未扯落英國國旗，不允道歉。於是，包令下令香港英軍進攻廣州。戰爭就這麽打了起來，很明顯，“亞羅號”事件隻是導火索。
1856年10月23日，英艦三艘越過虎門，攻占廣州東郊的獵德炮台。葉名琛此時正在閱看武鄉試，聞報後宣稱，“不會有事，天黑自然會走的”，並下令水師戰船後撤，對入侵英艦“不必放炮還擊”。24日，英軍攻占廣州南郊鳳凰崗等處炮台，葉仍不動聲色，繼續閱看武鄉試。25日，英軍占領海珠炮台、商館等處，兵臨廣州城下，葉的對策是中斷對外貿易。27日，英軍司令照會葉名琛，要求允許外人自由進入廣州城，葉名琛不予答複。當日起，英軍每隔五至七分鍾，便炮擊一次葉氏官署，署內兵弁逃避一空，但葉毫無懼色，端坐在二堂的官椅上，當日發布宣示，要求廣州軍民協力剿捕，殺英軍一人，賞銀三十元。英軍見仍不能奏效，便於28日起集中炮火轟擊廣州城南的城牆，當晚轟塌了一個缺口。29日下午，英軍一百餘人攻入廣州新城，衝進兩廣總督衙署。多年的入城要求，終於在炮火下實現。正巧當日上午葉名琛去舊城文廟行香，遂避居舊城巡撫衙門，未被英軍捉住。此次開戰的英軍，隻是香港駐軍，兵力不足，很快從廣州城內撤退，然仍繼續炮火射擊，保持軍事壓力。
與炮彈同時發來的還有英軍司令的三份照會，要求道歉、入城，皆為葉名琛所拒。英國公使包令也趕來，要求入廣州城與葉會談，仍被拒絕。盡管軍事行動的規模不算太小，廣州城也一度被攻破，但葉名琛表現出超常的沉著鎮定。他為什麽這麽沉得住氣呢？葉名琛自以為窺破英方的底蘊。 “亞羅號”事件不久，雙方照會的中心內容很快便由“道歉”轉向“入城”。原來英“夷”的真正目的就是藉此機會實現多年的入城願望，葉名琛一下子就充滿了信心。對付此事，他有經驗，也有招數。
1847年葉氏初任廣東布政使，正逢英方為一細故發兵攻入珠江，一直打到廣州城邊的商館，當時的兩廣總督耆英嚇破了膽，立即同意兩年後開放廣州。1849年，兩年期滿，英人要求踐約，葉名琛協助徐廣縉堅決頂住。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葉皆親身體驗。此次英方行動的規模有如1847年，這可要硬著頭皮頂下去，決不能重犯當年耆英的錯誤。於是，他開出賞格，鼓勵軍民殺敵。葉名琛當然知道，軍事上的抵抗根本靠不住；可他還有製敵招數。“夷”人最嗜利，萬裏來廣州，不就是為了做生意賺錢？於是，他又下令斷絕通商，絕其財路。此舉頗有今日經濟製裁的味道。他要讓包令掂掂分量，入城與通商，孰重孰輕？因此，葉名琛一點也不慌張，堅信一定能挫敗英方的入城圖謀，隻不過需要一點時間罷了。“鎮靜”不僅是他對時局的態度，而且變為他的對策了。
從廣州到北京，當時的加急公文需時約16天，即便以普通速度交付驛遞，也不過40天。可是，一直到了1856年12月14日，鹹豐帝才收到葉名琛報告事件的奏折。此時距“亞羅號”事件已經兩個多月了。緩報軍情，已是膽大包天之舉，更讓人驚駭的是，葉名琛竟然謊報軍情。他宣稱，清軍兩次大敗來犯英軍，擊斃擊傷敵四百餘人，就連英軍的總司令西馬縻各厘（M.Seymour）也被當場打死。?
他還宣稱，他已調集兵勇兩萬餘人，足敷防守；美國、法國及西方各國均認為英國無理而不會相助。葉名琛送來了一枚定心丸，但鹹豐帝吃後仍有所擔心：此次兵釁已開，不勝有傷國體，勝則英方必來報複，或竄犯其他口岸，當此中原未靖之時，沿海豈可再起風波。他在為“勝利”而喜悅的同時，又決定不擴大事態，下旨給葉名琛： 倘該酋（指包令）因連敗之後，自知悔禍，來求息事，該督（指葉名琛）自可設法駕馭，以泯爭端；如其仍肆鴟張，亦不可遷就議和，致起要求之患。
這真是滑稽，失敗的一方等待著戰勝者來“悔禍”。在這篇諭旨中，鹹豐帝還授予葉名琛處理此事的全權：“葉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駕馭之法，著即相機妥辦。”?廣州附近的水陸戰事，打打停停。英軍雖戰無不勝，終因兵力不足，於1857年1月先由城邊十三行退往南郊鳳凰崗，不久後又退出珠江。葉名琛以為他的“鎮靜”之計已有效驗，得意洋洋地向鹹豐帝報告：“防剿英夷水陸獲勝，現在夷情窮蹙。”鹹豐帝聞之甚為歡喜，讓葉名琛全權處理，“朕亦不為遙製”。盡管如此，他仍擔心會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在諭旨中提醒葉名琛：從前林則徐誤聽人言，謂英吉利無能為役，不妨懾以兵威，致開釁端。迨定海失後，即束手無策。前車之鑒，不可不知。? 他讓葉不要做第二個林則徐，不要光想到廣東防守得勝，還要考慮到全國的情況。兩個月後，葉名琛又報來了好消息：清軍在戰場上節節獲勝，英國政府不滿意包令、巴夏禮所為，另派新使前來定議。鹹豐帝聞此，以為事件很快會結束，指示葉名琛見好就收，“弭此釁端”?。又過了一個多月，一直沒有廣東的消息，在北京等得心焦的鹹豐帝，於1857年6月4日急命葉名琛，速將近況“詳細具奏，以慰廑懷”。?
盡管此時廣東水師在珠江上又一次被英軍打得大敗，廣州外圍炮台全部失守，廣州城已經處在內江無戰船、外圍無屏障、孤城困守的局麵，但葉名琛依舊報喜不報憂。鹹豐帝在這份奏折上寬慰地朱批：“該夷乘機起釁，天褫其魄，理宜然也”，“俟新酋到後，設法妥辦，總宜息兵為要也”。?
鹹豐帝的全部指示，可以概括為兩條：既不要引起大戰，又不準對英方作任何讓步。 由於葉名琛的誤導，鹹豐帝對真情實際上是一無所知。而真相又是如何呢？ “亞羅號”事件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首相巴麥尊決計擴大戰爭，但議會裏有不同意見。1857年2月，上院一議員提出議案，譴責英國在華官員擅用武力，結果以110∶146票被否決。此時，下院一議員又提出了類似的議案，以263∶247票獲得通過。巴麥尊立即解散下院，重新大選，結果巴麥尊一派在大選中獲勝。3月20日，英國政府派額爾金伯爵（Lord Elgin）為高級專使，準備對華正式用兵（此即葉報告中的新使）；並與法國、美國頻頻聯絡，籌劃聯合行動。 “亞羅號”事件發生前，法國傳教士馬賴（A.Chapdelaine）非法潛入廣西西林縣傳教，於1856年2月被當地官員處死。
法國駐華官員多次要求賠償，道歉，葉名琛或置之不理，或予以拒絕。法國政府早已計劃對華用兵，此時英國政府提出聯合出兵，遂與英結成同盟。1857年4月，法國派葛羅男爵（J.B.L.Gros）為高級專使，領兵東來。 “亞羅號”事件發生後，正在上海交涉修約的美國駐華委員伯駕立即趕回香港，準備參與行動。盡管美國駐華外交官一再呼籲戰爭，建議侵占台灣、舟山，然美國對外用兵權屬於國會，國內又因黑奴問題而南北對立，勢如水火。美國政府婉拒了英國的出兵要求，但允在修約問題上與英、法“一致行動”。1857年4月，美國政府派列衛廉（W.B.Reed）為駐華公使。俄國此時正在武裝航行黑龍江，在黑龍江下遊建立了許多軍事據點。由於黑龍江、吉林的駐軍已大多調入關內鎮壓太平天國，東北的軍事局勢已經主客易位，雖沒有發生正式的交戰，但俄軍的數量已遠遠超過清軍。?
1857年2月，俄國政府派普提雅廷（E.B.Путятин）為全權代表，要求與清朝締結條約，以獲英、法、美在鴉片戰爭後所獲得的侵略權益。普提雅廷在恰克圖等地入境被拒後，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絕，最後南下上海、香港。他不顧在克裏米亞戰爭中俄國與英法結下的怨仇，參加了英、法、美的行動。這樣，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四個國家——英、法、美、俄聯手對付中國。清朝的危機空前嚴重。
1857年7月，額爾金到達香港，然而此時印度發生了土著士兵起義，侵華英軍不能如期到達。額爾金遂返回印度，並將香港英軍與正在途中的英軍撤回印度，鎮壓土著士兵起義。額爾金的行蹤，為葉名琛偵知，盡管他並不知道額爾金離去的背景。他不免自以為得計，認為英國的伎倆不過如此，“以靜製動”的方略大獲成功。到了１１月，英國已控製了印度的局勢，額爾金重返香港，法、美、俄三使也已先期到達。此時，英法聯軍已大體集結完畢：英軍有戰艦４３艘、海陸軍兵力約１萬人，法軍亦有軍艦１０艘。１２月１２日，額爾金、葛羅分別照會葉名琛，提出了三項要求：一、準許進入廣州城；二、賠償“亞羅號”事件和馬神甫事件的一切損失；三、清朝派“平儀大臣”與英、法進行修約談判。該照會限葉名琛十天內允諾前兩項，否則將進攻廣州。
這無疑是最後通牒。但是，葉名琛卻不這麽看，中英爭端以來，他在香港等處派有大量探子，收集情報。從史料記載來看，他的情報數量非常之多。可是他不會用國際戰略的眼光去分析，仍用陳腐的觀念去判斷。他最信賴的情報有四個：一是英國女王的“國書”已經送到香港，令“中國事宜務使好釋前嫌”，“毋得任仗威力，恃強行事”；二是英國在克裏米亞戰爭中被打得大敗，賠俄國軍費７８００餘萬兩，因而要求入城，每日在城內、城外各收地租１萬兩，另每日收貨稅１萬兩，合計每月收銀９０萬兩；英國又因鎮壓印度土著士兵起義，財用耗盡，軍餉都發不出來了；三是額爾金在鎮壓士兵起義之中被打得大敗，陸路奔逃，被士兵追擊到海邊，適遇法國軍艦經過，連開數炮，嚇退了亂兵，額爾金幸免於難；四、法國國王在葛羅臨行時指示，中英交戰，法國“隻在守約通和，不準助勢附敵”。?
所有這些，都是子虛烏有之事。真不知葉名琛是從哪裏弄來這些情報的，或許他的探子都是送假情報的雙重間諜？憑借著這些情報，葉名琛氣壯如牛，竟然認為額爾金的最後通牒是英方技窮之後的“求和”行動！其目的是想訛一些銀子，就如１８４１年廣州被圍時靖逆將軍奕山付給贖城費６００萬兩一樣。他還認為葛羅發出照會是受英方慫恿所致，並非出自本心，受到美國的揶揄已自生慚恧。因此，葉名琛於１２月１４日複照額爾金、葛羅，拒絕了英法的要求。１０天的期限過去了，英、法並未進攻。又過了兩天，１２月２４日，中方才收到英、法的照會，聲稱已將事務移交給軍方。同日，英法海陸軍總司令亦發出照會，限兩天內廣州清軍退出９０裏之外，葉名琛仍複照拒絕。兩天的期限又過去了，英、法仍未攻城。葉以為英、法不過是虛辭恫嚇而已，此外他相信扶乩，這兩天的讖語無不大吉大利。現實和天意都預示著，最難過的一段日子就要過去了。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即收到額爾金最後通牒的第１５天，葉名琛興致勃勃地給鹹豐帝上了一道長達七千餘字的奏折，聲稱“英夷現已求和，計日準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惡盈貫之際，適遇計窮力竭之餘”，將英方的曆次要求“一律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這一份奏折整整在路上走了２１天。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７日，鹹豐帝收到此折，心中懸慮甚久的中英爭端，竟能得到如此圓滿的結局，葉名琛不負朕望，不辱君命。當日發出的諭旨更是不乏堅定的信心： 葉名琛既窺破底蘊，該夷伎倆已窮，俟續有照會，大局即可粗定。務將進城、賠貨及更換條約各節，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
鹹豐帝完全在重複葉名琛的話，完全受了葉名琛的蒙蔽。如果他知道此折在路上的２１天內廣州城發生了什麽，即使他殺了葉名琛都不會解恨。在鹹豐朝，臣子們哄騙皇帝司空見慣，不是什麽新鮮事。局勢那麽壞，君上的要求又那麽高，若不行欺瞞延宕之術，哪一位官員都不可能混下去。葉名琛主持對外事務，許多事情我行我素，不請示不匯報。“亞羅號”事件後的一年多時間裏，中英已經開戰，他僅上了六篇奏折，可謂少得不能再少。而且他完全顛倒了廣州的戰況，明明是一敗塗地，竟被他說成是屢挫敵焰。葉名琛並不能一手遮天。
鹹豐帝若勤於政務，早就能發現破綻。曾在鴉片戰爭中彈劾琦善私許香港而名噪一時的怡良，此時在兩江總督任上。他通過上海這一窗口，了解了廣州戰況。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他上一折，因見葉名琛為鹹豐帝所寵信，不敢明言直陳，隻是婉言透泄。鹹豐帝對此全然不信，稱此為“英夷造言聳聽”，下旨讓怡良“勿為所惑”。?當然鹹豐帝也作過一些調查。曾在１８５６年秋外放廣東鄉試正、副考官的鴻臚寺卿王發桂，掌陝西監察禦史張興江，“亞羅號”事件時正在廣州。他們的奏折對戰況的描述相對真實一些，但在基調上卻肯定了“該夷始有卻誌，民心亦漸次安定”?。進京覲見返粵的廣東巡撫柏貴也於１８５７年８月有一折，但與葉名琛同出一調。?
官官相護本是官場上的規矩，鹹豐朝尤其如此。這兩份偽詞也使鹹豐帝誤入歧途。與當時絕大多數官員粉飾作偽還有所不同，葉名琛謊報的僅僅是戰況，而對局勢的未來發展，卻是出自內心的判斷。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處理危機，又為何用這些微小敗仗去幹擾聖聽！他早就看出鹹豐帝是左右搖擺並無定見的主子，一旦報告真相，很有可能被撤職。新派大臣主持其事，很有可能對外示弱，局勢豈不變得更糟？再說，轟破了城牆，損失了幾條戰船，傷及了幾名士兵，又有什麽了不起？當年十萬紅兵圍攻廣州，局勢比這嚴重多了，自己不也硬挺過來了嗎？按照傳統道德，葉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諳傳統道德精義的葉名琛卻認為，他胸懷著另一種忠誠。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葉名琛敢於作偽，不僅是一種自信，而且也因看出鹹豐帝的心思。在廣州城陷時，他終於說了一句心中的真話，“有人勸我具疏請罪，不知今上聖情，隻要爾辦得下去，不在虛文請罪也”。?
強烈的責任感，使得他擅權自專。本是主管對外事務的欽差大臣，正是利用鹹豐帝的過分寵信，利用鹹豐帝倦怠政務，成了清朝對外政策的決策人。在廣州的外國觀察家稱這位太子少保、世襲一等男爵、體仁閣大學士、兩廣總督、管理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是大清朝的“第二號人物”?。且不論此說是否可靠，但從前麵已介紹的修約、亞羅號事件等交涉來看，鹹豐帝已被他牽著鼻子走，至少在這些事務上，他是大清朝的第一號人物。 “將將”、“將兵”，正是統帥與將軍的區別。 “用人”是天下君主的第一大政。在鹹豐朝的漢族官員中，曾國藩是鹹豐帝最為疑忌的重臣，葉名琛是鹹豐帝倚為長城的疆吏，兩人正好形成對照。我在這裏不厭其詳地描繪這兩位人物，不僅因為他們處於曆史漩渦的中心，而且正是通過這些描寫說明鹹豐帝的用人之道，同時也想借此機會說明鹹豐朝地方政治的實情。
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即葉名琛上奏英方技窮的第二天，英法聯軍以戰艦２０艘、地麵部隊５７００餘人進攻廣州。密集的炮彈如雨點般地落到了兩廣總督衙署，兵役再次逃匿一空，而葉名琛依舊鎮靜地在署內尋檢文件，並聲稱：“隻此一陣子，過去便無事。” ２９日，英法聯軍攻入城內，廣州城陷。逃難的市民擠滿了街道。葉名琛仍居住在城中，並不避逃。對於部屬各種議和的要求，他仍堅持不許英人入城之定見，隻同意給一些銀子。１８５８年１月５日，英法聯軍搜尋廣州各衙門。葉住在左副都統署之第五院，敵軍第一次來搜，未至第五院，家丁勸其趕緊離開，葉仍不肯。不久敵軍複至，將其捕去，送上英艦。直至此時，他仍保持欽差大臣的威儀，準備與英、法專使進行麵對麵的談判！此後，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蘇武”自居，三個月後客死於加爾各答威廉炮台。葉名琛的所作所為，被時人譏諷為：“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
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葉名琛被捕後的第三天，以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為首的廣東全體高級官員聯銜上奏，報告廣州城失陷的消息。二十天後，１月２７日，這份奏折送到了禦前。十天前剛剛看過葉名琛大報平安的鹹豐帝，聞廣州又來奏折，以為有了上好消息，哪知竟會出此等事情，頭腦一下子轉不過彎子，用朱筆在該折尾寫了幾個大字： 覽奏實深詫異！?
鹹豐帝得知懷慶未失守，寫“喜報紅旌”四字，命做成匾額。今故宮博物院軍機處堂內依舊掛著鹹豐帝所書“喜報紅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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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使駐京問題
盡管第二次鴉片戰爭最初階段的一切失策，都可以歸罪於葉名琛，鹹豐帝至多不過落下個“用人不當”的罪名，這也是儒家史學為君主辯護的常用套路；但是，從此之後，鹹豐帝被迫走向前台，親自主事，一切責任都應由他來負了。鹹豐帝久讀孔孟聖賢之書，熟於性理名教之義，唯獨對外部世界一片茫然。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俄羅斯當時都不是生詞，可“天朝”大皇帝不屑於過問“夷”人之事，對當時的國際社會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更是聞所未聞。因此，鹹豐帝一接手對外事務，舉措之可笑一點都不亞於葉名琛。廣州城失陷後， 鹹豐帝將葉名琛革職，以前四川總督黃宗漢繼任，黃未到任前，由廣東巡撫柏貴署理。他發給柏貴的第一道訓令竟是：英國等國所恨者為葉名琛，現在葉名琛已經革職，柏貴與英人“尚無宿怨”，正可以出麵“以情理開導”。如果英國退還廣州，請求通商，“可相機籌辦，以示羈縻”；如果英國仍肆猖獗，“惟有調集兵勇與之戰鬥”。?
從近代國際觀念來看，鹹豐帝的對策完全荒謬，但在中國的傳統中卻並非沒有來曆。本來朝廷對於各地的反叛和邊患，不外乎“剿”、“撫”兩手。“剿”即武力鎮壓，不必多說了，而“撫”的常用手法就是以主辦官員當作替罪羊加以懲辦，再作一些讓步，以能恢複常態。由此觀之，鹹豐帝的諭旨是“剿”、“撫”兩手並用。他將前來侵華的英軍當作傳統的邊患，將中國的傳統治術運用到對外關係上了。可是，現實恰恰相反。就“開導”而言，鹹豐帝似乎忘記了1854年英方修約要求18項，他的那些“情理”又何能打動“夷”人之心？就“戰鬥”而言，葉名琛曆來對外強硬，又何嚐不想武力相抗？然在全國陷於內戰的困境中，又何來可戰之兵可籌之餉？葉名琛“以靜製動”的方略，不正是苦於無兵無餉嗎？鹹豐帝的這道諭旨，今人一看便知無法實行。不過，廣州局勢又有變化，柏貴即便想遵皇命，也已無可能。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後，急於恢複秩序，以防民眾小股騷擾，襲擊英法士兵。
1858年1月9日，被英法聯軍羈留於觀音山的柏貴，在刺刀的簇擁下回到巡撫衙門“複職”，與所謂的“英法總局”共同治理廣州。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由西方殖民者建立的傀儡政權。柏貴盡管名為“巡撫”，卻已無行動自由，別人也無法探視。廣州政治實由“英法總局”的英方委員、英駐廣州領事巴夏禮一人操縱。可以肯定，柏貴收到了鹹豐帝的諭旨，隻有苦笑而已。1858年2月11日，與鹹豐帝設想的英國請求通商的情景相反，英法聯軍自行宣布解除封鎖，恢複了中斷一年多的對外貿易。由於湖南巡撫駱秉璋等人的奏折，鹹豐帝得知柏貴已被“脅製”。於是，他命令駱秉璋派專差去廣東，將一密詔送交給廣東在籍侍郎羅惇衍等人，要求他們“傳諭各紳民，糾集團練數萬人”，將英軍（直至此時鹹豐帝尚不知法國已對華開戰）逐出廣州，“然後由地方官出為調停，庶可就我範圍”。?
鹹豐帝以為，英軍隻有數千，團練能集數萬，以十當一，又何不勝之？鹹豐帝又錯了。這裏且不論以鬆散的團練來正麵攻擊訓練有素的英軍，在軍事上是多麽失策，結局隻能是一敗塗地；更荒唐的是，在鹹豐帝的心目中，中英兩國之間的戰爭，可以轉化為民、“夷”之間的戰爭，清政府竟然可以充當中立者，出麵調停“交戰雙方”的衝突。這種手法，鹹豐帝在此前此後皆有運用。毫無疑問，我們仍舊可以在傳統治術的武庫中找到它的原型。在專製社會中，天子的聖旨是絕對正確的真理，誰也不能對此有絲毫的懷疑。到了鹹豐朝，聖旨因破綻百出雖已自我動搖了神聖的地位，但抗旨仍是臣子們不敢為之的事情。於是，羅惇衍等團練大臣在頌揚聖明之後又以軍費無出而延宕時日，新任兩廣總督黃宗漢不斷隱瞞實情，似乎在安撫鹹豐帝。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廣州周圍的團練在奏折公文上的數字已經達到數萬，但始終沒有發起對廣州城的進攻。廣州一直為英法聯軍所占領，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 廣州城陷的消息，隨著南來北往的商船，很快就傳到上海，引起了一陣小小的恐慌。此時的兩江總督何桂清恐戰火北延，主動派下屬去與英、法等國領事聯絡，宣布了一項讓英、法都感到詫異的消息：“粵事應歸粵辦。上海華夷並無嫌隙，應當照常貿易。”?
“粵事應歸粵辦”，反映出何桂清等一班沿海疆吏的觀念。他們將英法兩國在廣州的軍事行動，看作是廣東省與英、法之間的戰爭。既然江蘇官員與英、法關係尚好，上海就不應當開戰而成為第二個廣州。何桂清也將此想法向鹹豐帝報告，提出了具體的理由：一是每年約百萬餘石漕米由上海放洋，上海已成南漕海運的中心；二是上海每年對外貿易的關稅達數百萬兩；三是上海的厘金也有相當大的數額。?前一項牽涉到京城的糧食供應，後兩項實是江南大營等處清軍的軍費所在。除此之外，還有一項何桂清此次沒有說，但江蘇的官員曾多次上奏過，那就是上海一旦開戰，清朝勢必陷入兩麵作戰，若“夷人”與“長毛”聯手，東南局勢將不可收拾。何桂清的主張居然得到了鹹豐帝的批準，上諭中赫然寫道：上海“為海運關稅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上海華夷既無嫌隙，自應照舊通商”。?
與何桂清持同樣看法的還有當時的閩浙總督王懿德。他在奏折中稱，如果英國軍艦前來“窺伺”，“惟有責其恪守和約，析之以理”。?
也就是說，隻打算堅守條約維持和平，而不準備與之交戰了。他的這種做法也得到了鹹豐帝的批準。由此而出現了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觀。中國的一部分與英、法兩國處於戰爭狀態，而另一部分卻與英、法和平共處。本來按照國際慣例，兩國交戰，應該撤退平民、中斷商貿、向對方封鎖港口、並在一切陸地和水域進行全力拚死的戰鬥；而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卻出現另一番景色，酒杯照舉，生意照做，一切與平時並無二致。它們是交戰國中的“和平區”。而上海尤其突出，清朝的官員與英、法官員往從甚密，有時還稱兄道弟，上海港依舊向英、法軍艦張開懷抱，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侵略軍北上南下的中轉站和補給基地。這些在今人看來不可思議之事，鹹豐帝卻看不出有什麽不妥。 廣州是英法聯軍的占領區，鹹豐帝既不派兵也不撥餉，隻是讓當地官紳“自救”，因而大體處於和平狀態。上海等四個口岸又是鹹豐帝特批的“和平區”，英法軍艦和部隊可以自由地進進出出，沒有任何戰爭的跡象。那麽，戰區又在哪兒呢？在北方，就在鹹豐帝頂頂恐懼的天津一帶。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國使節先後來到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國使節照會清政府，限六天內派大員前來談判，否則采取必要手段。強盜已經打上門來了，鹹豐帝仍不欲還手，諭旨中稱：“現在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騷動，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
而他在天津的“柔遠之方”、“羈縻之計”，仍如其在廣州和上海等地的對策，距近代國際觀念十分遙遠。鹹豐帝派直隸總督譚廷襄出麵，與各國交涉，其“錦囊妙計”是行分化瓦解之策：對俄國表示和好（中俄和誼已達百年，俄國不應幫助宿敵英國和法國，若能助順，可在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口之外，另開兩口，以合五口之數）；對美國設法羈縻（廣州之戰時美國未助惡，大皇帝嘉爾守信秉義，若提出的要求無傷體製，可以懇大皇帝開恩）；對法國進行勸告（上海小刀會起義時助清軍攻剿，曾蒙大皇帝嘉獎，若今後不助英“夷”為害，仍可通商如舊）；對英國嚴詞詰問（廣州攻城禍及商民，現在廣東百姓齊心忿恨，如仍想在廣東通商，必至受虧）。鹹豐帝自以為，如此說辭必可拆毀四國同盟，孤立英國，然後再請俄國、美國出麵調停說合，即可迫英國、法國以就範圍。他還恐譚廷襄辭不達意，讓軍機大臣代擬了在談判中答複各國的詳盡辭令。?
從未辦理過對外事務的譚廷襄，嚴格遵旨行事，結果處處碰壁。英、法兩國高級專使或以照會格式不合而拒收，或以譚氏無“欽差全權”頭銜而拒見，其派頭一如當年廣州的葉名琛。譚廷襄能夠說上話的，隻有以偽善麵目出現的詭計多端的俄、美公使。六天的期限過去了，英法因兵力尚未齊集，尤其是能在海河中行駛的淺水炮艇不足，英法聯軍推遲了進攻。鹹豐帝一計未成，未能再生一計，而是固守舊策了：他一方麵對四國的要求一概拒絕，隻同意可以酌減關稅；另一方麵又不準譚廷襄決裂開戰。這種不死不活的決策難死了承辦人員。由於英、法專使始終拒絕會晤，譚廷襄隻能去求俄、美從中說合，而俄、美卻乘機提出了譚廷襄不敢答應、鹹豐帝也不會答應的要求。在此等交涉中，就連譚廷襄也都看出俄、美與英、法沆瀣一氣，“外托恭順之名，內挾要求之術”，決不會為清朝向英、法“說合”。於是，在交涉不成、一籌莫展之際，譚廷襄鼓足勇氣向鹹豐帝提出自己的“製敵之策”：上海、寧波、福州、廈門等通商口岸全部閉關，停止貿易；兩廣總督黃宗漢“速圖克複”廣州，使英、法等國“有所顧惜震懾”；然後由他出麵“開導”，使各國漸就範圍。在這份奏折中，譚廷襄還流露出不惜一戰的情緒。?
且不論譚廷襄的建策是否能行果效，但鹹豐帝就連這種長江以南地區的反擊也不敢批準。他認為，若上海等處閉關，海運的漕糧正在途中，恐激之生變；若克複廣州，黃宗漢尚在赴任途中，柏貴已被挾持，虛張聲勢隻能徒增桀驁。他看出譚氏有自恃大沽軍備完整、不惜一戰的念頭，則警告說：“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啟兵端。”他的辦法，仍是讓譚廷襄對各國的要求予以駁斥，並下發了軍機大臣代擬的駁斥理由。?如此一來，退兵之策僅剩下譚廷襄的兩張嘴皮子了。但英、法高級專使拒不相見，譚廷襄即便渾身是嘴也無處說去。
1858年5月18日，英、法專使及其海陸軍司令會商，決計武力攻占大沽，前往天津。5月20日，英、法發出最後通牒，限清軍兩小時交出大沽，被拒絕後，遂以炮艇12艘、登陸部隊約1200人進攻大沽南北炮台。兩個多小時的激戰，守軍不支而潰。5月26日，英法聯軍未遇任何抵抗，進據天津。5月30日，四國使節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權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談判，否則將進軍北京！大沽炮台的失陷，極大地震動了清王朝。自1850年鹹豐帝上台未久英使文翰派翻譯麥華陀北上天津投書後，大沽一直是清朝修防的重點。該地設有炮台四座，平時守軍約三千餘人。
鹹豐帝得知廣州淪陷後，立即考慮了大沽的安全，另派援軍六千餘人。然而，因距前一次戰爭時日久遠，清王朝隻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記憶。從未領教過西洋兵威的鹹豐帝，沒想到精心設防號稱北方海口最強的大沽，竟會如此輕易地落於敵手。天津可不同於廣州，距北京近在咫尺，雖說“長毛”四年前也打到過天津，可這次來的“逆夷”凶過“長毛”。鹹豐帝似乎聽到了敵軍火炮的轟鳴，感到身下皇位的微微顫搖。再也不能固守舊計了，這次得作一點讓步了。他於6月1日授東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與各國談判。桂良、花沙納麵聆聖訓後，出京赴難去了。惠親王綿愉的提醒，又使鹹豐帝想起一個人，那就是前文淵閣大學士耆英。
6月2日，他召見了這位謫臣，秘密部署機宜。當日授這位已革工部員外郎為侍郎銜，命赴天津參與談判。6月3日，鹹豐帝又下旨，命直隸總督譚廷襄主持“剿辦”，命侍郎銜耆英主持“議撫”。鹹豐帝在桂良、花沙納之後又派出了耆英，是想利用耆英當年主持對外事務時與英、法的老交情，在談判桌上討一點便宜。為此，他於6月7日密諭桂良、花沙納，和盤托出了他精心謀劃的機宜： 耆英諒已馳抵天津，即可往見英、佛（法）、米（美）三國，將所求之事，妥為酌定。如桂良、花沙納所許，該夷猶未滿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準幾條。或者該夷因耆英於夷務情形熟悉，可消弭進京之請，則更穩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漏泄。此時桂良作為第一次準駁，留耆英在後，以為完全此事之人。?
鹹豐帝是讓桂良等人唱白臉，讓耆英來扮紅臉。紅臉白臉，有恩有威，在這位年輕的皇帝心目中，“駕馭外夷”幾與哄弄兒童無異。鹹豐帝的這一計謀又破產了。桂良、花沙納到達天津之後，會見了四國使節。英、法、美態度強硬，俄國公使卻設下了一個圈套：若同意應允俄國的條件，可以代向英、法說合。而鹹豐帝寄予厚望的耆英，英、法專使一點也不照顧昔日的情麵，卻以其無“便宜行事”頭銜，隻派出兩名翻譯接見。英法聯軍攻陷廣州之後，劫掠了兩廣總督衙署的檔案，對耆英當年陽為柔順、實欲鉗製的底牌了解得一清二楚。會見時，這兩名年輕的翻譯手執檔案，對耆英譏諷怒罵，大肆淩辱。耆英此時已年近七旬，在政壇上已被冷落了八年，對此次因鹹豐帝看重而複出喜出望外。他本以為憑著他先前多年辦理“夷”務的老經驗，憑著他當年與英、法等國使節的老交情，此行一定會有收獲，自己也可藉此東山再起。他萬萬沒有想到竟會遭到此等羞辱，實在不堪忍受。兩天後，便從天津返回北京了。還剩下桂良和花沙納。他們手無可戰之兵，更無權屈和。麵對英、法的凶焰，他們忍氣吞聲，行“磨難”功夫。他們曾多次請求態度相對溫和的俄、美使節出麵說合。俄、美乘機偽飾調停而最先獲利。1858年6月13日，《中俄天津條約》簽訂。
6月18日，《中美天津條約》簽訂。中俄、中美簽約後，鹹豐帝原以為俄、美“受恩深重”，必然會知恩圖報。6月14日，鹹豐帝又收到黑龍江將軍奕山的奏折，得知奕山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簽訂了《璦琿條約》?，竟然在對條約內容尚未作出判斷前，指示桂良，讓他勸說俄國公使普提雅庭： 今俄國已準五口通商（指《中俄天津條約》），又在黑龍江定約（指《璦琿條約》），諸事皆定，理應為中國出力，向英、佛（法）二國講理，杜其不情之請，速了此事，方能對得住中國。?在鹹豐帝看來，幾千裏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咫尺的軍事威脅，自然算不上什麽。哪知這些沒有良心的“夷”人，受恩不報，表麵上敷衍，背後裏卻幫助英、法，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跡未幹的中俄、中美《天津條約》，皆有措辭嚴密的無限製最惠國條款，英、法搶到的一切利益，俄、美都可“一體均沾”。 1858年6月22日，英國專使額爾金照會桂良，如若繼續遲疑不定，即進軍北京。6月25日，英方提交和約草案56款，“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鹹豐帝聞此消息，準備決裂開戰。桂良等人心知，開戰必遭失敗，到時更不可收拾，便不顧旨意，於6月26日與額爾金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又於6月27日與葛羅簽訂了《中法天津條約》。條約簽訂之後，桂良才上奏，力言“戰之不可者”五端，宣稱“天時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隻好姑為應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
事情已經如此，鹹豐帝仍欲討價還價，桂良的奏折又到了，轉告英、法要求援照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之先例，由皇帝在條約上朱批“依議”二字方肯退兵。到了這個時候，鹹豐帝感到無力抗爭了，隻能拿起朱筆，在桂良進呈《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上，分別寫上了“依議”兩個字。炮口下的談判，結果隻能如此。鹹豐帝胸口積鬱著一股怒氣，隻能將氣撒在替罪羊身上。他下令耆英自盡，罪名是“擅自回京”。
《中俄天津條約》共有12款；《中美天津條約》共有30款；《中英天津條約》共有56款，另有一專條；《中法天津條約》共有42款，另有補遺6款。從條約的內容來看，《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危害中國甚烈。由於各國條約中皆有片麵無限製最惠國條款，一國所得，它國可以“均沾”，因而俄、美亦可享有英、法的同等待遇。綜合四國條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
一、公使駐在北京、覲見皇帝時用西方禮節。
二、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即蓬萊，後改煙台）、台灣府（今台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今海口）、鎮江、南京為通商口岸；並約定在平定太平天國後，長江中、下遊另開三埠為通商口岸。
三、外國人憑“執照”可往中國內地遊曆、通商、傳教，“執照”由各國領事頒布，由清朝地方官蓋印。
四、修改海關稅則，減少商船船鈔。
五、賠償英國銀四百萬兩、法國銀二百萬兩。
六、對片麵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清政府保護傳教等項，各國條約較之舊條約有了更加明細、詳備的規定。
從這麽一張單子來看，若以當時和今日國際通行的慣例和準則為標準，這些不平等條約損害中國利益最為嚴重者，仍是第四、五、六項，即片麵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降低關稅和船鈔、戰爭賠款等內容；損害中國利益較小者，是第二、三項，即增開通商口岸、準許外國人到內地等內容。至於公使駐京，雖隱含直接向清廷施加壓力的意味，但畢竟符合國際慣例。可是在鹹豐帝心目中，情況卻正好顛倒過來。他認為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駐京，其次是內地遊曆，再次是增開口岸。所謂天津談判二十多天，鹹豐帝指示桂良一爭再爭，最後不惜於決裂開戰，就是為了廢置公使駐京等項。至於那些損害中國最為嚴重的條款，鹹豐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脅下倒是比較痛快地接受了。鹹豐帝的觀念為何與國際慣例如此格格不入呢？
這須從當時人的世界觀念說起。在中國古代，依據儒家的經典，皇帝為“天子”，代表“天”來統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相對於周邊的“蠻荒”之地，為“天朝上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經》中的這兩句話，經常被人引用說明當時的土地製度，實際上也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觀念，即“天下”的觀念。由於交通等原因，中國文明的圈子，主要在東亞地區，因此，中國皇帝始終自以為是“天下共主”。?這種情勢在清朝，具體表現為“天朝上國”、藩屬國、“化外各邦”的三重關係。由於清王朝前期的強盛，使周邊各國的君主，出於種種動機紛紛臣屬於中國，受清王朝的冊封，向清王朝納貢，成為藩屬國。?
對於藩屬國以外的各國，包括英國等西方國家，清朝一概視之為“化外蠻夷之邦”，在官方文書中稱為“夷”，如英、法、美三國，分別被稱為“?夷”、“?夷”、“咪夷”。根據傳統的禮儀，清王朝拒絕與非朝貢國進行正式的官方交往，隻與它們有通商關係。由此，清朝在對外關係上，自認為是“天朝”，不承認有平等國家的存在，用當時人的語言，即所謂“敵國”。清政府也沒有專門辦理外交事務的機構。藩屬國的朝貢、冊封等事宜，由執掌王朝典儀的禮部來主管。而管理蒙古、西藏等事務的理藩院，其事務擴展至俄羅斯、廓爾喀，在清朝皇帝的眼中，這些國家似乎是藩部的延伸。乾隆末年、嘉慶末年的英使馬戛爾尼（G.Macartny）、阿美士德（W.P.Amherst）來華，清政府依其慣例，當作“貢使”來接待，結果鬧得不歡而散。這裏似乎說得遠了一些，但要真正了解鹹豐帝的真實思想，卻又是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
鴉片戰爭失敗後，原來的中外格局已經破壞，鹹豐帝的父親道光帝僅僅做了一些修補：他讓兩廣總督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務的欽差大臣，這既避免了中央朝廷直接與不肯朝貢的外國打交道時的難堪，也避免了外國與禮部或理藩院交涉時可能會引起的不快。而且“五口通商”的字樣，也反映出道光帝力圖將與西方各國本應多樣化的關係，限製為“通商”一項，區域上又限製於“五口”。時代變了，清朝麵對的外部世界不同了，但統治集團的觀念依舊不變。鹹豐帝比起他的父祖輩，在觀念上沒有進步。如果從傳統的觀念出發，我在前麵提到的鹹豐帝那些讓今人不可思議的舉措，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既然中國大皇帝“君臨萬國”，那麽廣東的團練與英法軍的交戰，當然可以由大皇帝所派官員出麵調停。既然“天子”為“天下共主”，那麽英、法等國的地位不會高於“天朝”的一個省，廣東省與英、法交戰，江蘇省與英、法交好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就是鹹豐帝輕易允諾的片麵最惠國待遇等不平等條款，也可以用傳統的觀念解釋成為“天朝”大皇帝“懷柔遠人”而施予的“恩惠”，鹹豐帝也不會因此而感到過多的痛苦。公使駐京，則不然。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沒有平等國家的概念，須分清天子與諸侯的關係。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即使出現了群雄並立的政治格局，那也必各自稱“正統”，視對方為“賊”，表現出“漢賊不兩立”的氣派。
因此，盡管中國曆史上也出現過蘇秦、張儀、晏嬰等有名的外交使節，但辦理的都是諸侯之間的外交，並且是為解決危局而臨時派出的差使；中國從來沒有過西方模式的“常駐使節”，當時的中國人甚至沒有這種概念，因為這從根本上就違反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果我們再仔細從曆史中尋找，又會發現，常駐在對方國家京城的，隻有“監國”之類的太上皇或“質子”之類的抵押人質。而這些帶兵要挾常駐北京的“夷”使，又讓鹹豐帝歸於哪一類呢？如果僅僅是公使駐京，鹹豐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許也會忍了，但更要人性命的是這些駐京的公使要求麵見皇帝，親遞國書！這可牽涉到自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以來一直爭執不休的禮儀問題。當時的西方人認為，對中國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是一種汙辱，表示著臣服性的宗藩關係，因而堅持用西方使節見君主的三鞠躬禮。這種禮儀之爭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個小問題，但在當時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牽涉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則問題。中國以儒家學說立國治國。而儒家政治學說的核心就是“禮”。“禮”在當時具有絕對重要的作用，“禮”的準確含義在今日已無對應的概念，它表示著上下等級秩序，是統治的標誌。
由於它的功能特別，以致在政府六部中專門有一個“禮”部，主持王朝的典儀。三跪九叩的確是藩使見宗主的禮儀，但又不是藩使見宗主的專用禮儀。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禮，不用此禮，不是對中國皇帝輕慢嗎？鹹豐帝或許已聽說了西方臣子見君主也不過三鞠躬而已，但從心底裏認定，那隻是沒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亂的“夷”俗。讓朕麵對一個鞠了三個躬便站著說話的“夷”使，這不僅僅是對朕個人的褻瀆，而且是對大清朝的汙辱。若讓此等事情發生，朕又何顏以對列祖列宗；若讓此等事情錄於史書，豈不遺臭萬年。讓那些飽讀經書的臣子們見到這樣的光景，朕今後還有什麽威信？中國的皇帝決不能麵對一個不肯跪拜的人，不管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那是對“禮”的破壞。
“禮崩樂壞”是王朝滅亡的征兆。根據這種思路想下去，我們還會發現，“天朝上國”的對外體製的重要內容就是對外封閉，隻有關起門來才可以放膽自吹自擂。通商口岸的增加，正是對封閉的破壞，更何況外人到內地遊曆，華“夷”混雜，不易控製，種種叛逆思想的傳播，最容易發生“天朝”專製統治者們最為擔心的裏通外國、圖謀叛逆的事件。由此觀之，鹹豐帝此時並不是被個人情感所左右，他考慮的是另一種“國家利益”。隻是他心中的“國家利益”與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天津條約》還遺下兩案：一是中英條約規定，清政府應派出官員至上海與英方談判修訂關稅則例，降低關稅；法國、美國援引最惠國待遇條款，也要求與清政府談判。二是中英、中法條約規定，條約批準後一年內在北京互換，美國援引最惠國條款，也要求在北京換約。前者使鹹豐帝萌生一線挽回權益之念；後者埋下了一顆炸彈。 1858年7月15日，鹹豐帝授桂良、花沙納為欽差大臣，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在上海與英國等國談判修訂關稅則例。桂良在英法聯軍退出津沽地區後，回京向鹹豐帝請訓。鹹豐帝當麵布置了上海談判的機宜。桂良等人到達上海後，首先向英、法使節宣布大皇帝的“新恩”——全免一切海關關稅，鴉片開禁合法輸入，讓“各夷感服”，然後再談判取消公使駐京、長江通商、內地遊曆等《天津條約》載明的條款。“夷”人最嗜利，唯有以利誘之。有如此獲利無窮的浩蕩皇恩必起震撼性的驚喜作用，那些視利如命的夷人豈能不感恩戴德。在此氣氛下再談判取消公使駐京，自然是易如反掌之事。退一步說，一切爭端的根子還不是為了利，有此恩惠，爭端自然消弭，“夷”人也不必一次次北上天津訴說冤屈，公使就沒有必要駐在北京。鹹豐帝顯然對他的這一計謀非常得意，宣稱“此為一勞永逸之計”?。
為了消除政治上的禍害，經濟上受一些損失，鹹豐帝是不在乎的。君子講究的是“義”，隻有小人才注重“利”呢。這真是驚人的誤國之舉！鹹豐帝竟然以現實中最大的國家利益來換取他心目中最大的“國家利益”！未遵君令擅自簽訂載明公使駐京條約的桂良等人，很可能在麵聆聖訓時便對鹹豐帝的主張不以為然，但他已是待罪之身，又怎敢公然當麵頂撞？兩江總督何桂清從先期南下的京官口中，聽到了這一消息，覺得茲事體大，便冒著抗旨的風險，立即上奏：輕改條約，必起風瀾；關稅決不可免。他還指望從上海的關稅中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呢。桂良等人到上海後，也與何桂清進行了商議，同樣出奏抗旨，宣稱免稅隻不過是讓商人得利，若以此來罷《天津條約》，勢不可行。尤其是先宣布免稅，再談修改條約，很可能稅是免了，而條約則改不成。鹹豐帝收到這兩份奏折，依舊固執己見，下旨命桂良、何桂清仍按在北京麵授的機宜辦理。桂良等人亦一再上奏陳述理由。至10月18日，鹹豐帝終於同意不談免稅之事，卻又發下一道嚴旨，命桂良等人“激發天良，力圖補救”，將《天津條約》內的公使駐京、長江通商、內地遊曆、賠款付清前由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四項規定，一概取消，否則“自問當得何罪”！?
相對於當今動輒經年累月的關稅談判，在上海進行的關稅交涉，進展可謂神速。自10月14日開始，至11月8日，桂良與英、美簽訂了《通商善後章程：海關稅則》，11月24日，桂良又與法方簽訂《通商善後章程：海關稅則》。這三項條約明確規定了值百抽五的稅率（這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低的關稅）；並規定隻需付2.5%的子口稅，外國貨物即可轉運內地而不抽稅（中國貨物卻要受厘金之累）；鴉片每百斤納稅銀30兩，即可合法進口（條約中寫作障人眼目的“洋藥”）。桂良等人一切按照對方的開價，沒有半點斤斤計較，此種談判又焉能不順利。但是鹹豐帝要求挽回的四項權益，卻使桂良費盡心機。他明知此乃虎口奪肉，可能性極小，但不得不勉力為之。
桂良出生於世家，宦曆嘉、道、鹹三朝，是恭親王奕訢的嶽父。他早已摸準鹹豐帝的心思，認定公使駐京為首害，於是專在此項上下功夫，並不顧及其他三項。公使駐京雖是西方各國的慣例，但英國提出這一要求，卻有鑒於徐廣縉、葉名琛的強硬態度，尤其是葉名琛拒見西方使節的行為。對於當時注重商業利益的西方各國說來，也並不認為該項要求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四國的《天津條約》中，唯有中英條約寫明公使常駐北京，覲見皇帝用西方禮節；中美、中法條約僅規定公使有事可以進京暫住，但清朝允諾他國公使駐京，美、法可援例辦理。因此，消弭公使駐京一項，關鍵在於英國一方。於是，桂良等人一再照會英國專使額爾金，要求重議公使駐京。
為此，桂良也提出了一個方案：清朝辦理外交事務的欽差大臣一職，由原來的兩廣總督兼任例駐廣州，改為由兩江總督兼任例駐上海，以後的中外交涉改在上海進行，英國公使也不必常駐北京。英國高級專使額爾金經曆此等懇求，覺得英國侵華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而讓公使常駐在充滿敵意的北京不僅沒有實際意義，而且會有危險，於是也作了退讓，同意公使另駐他地，有事可進京暫駐，就如中美、中法條約之規定。但是額爾金堅持一條，即《天津條約》的批準書必須在北京互換。此時的鹹豐帝一直在發脾氣，一再申斥桂良辦理失宜，令其挽回全部四項權宜，並聲稱英國等國若至天津，必將開戰。
見多識廣的桂良等人似乎並不因此而懼怕，依舊按照自己的設想辦理交涉。專製社會中，臣子的功過不在於辦事的成效，而在於是否合於主子的好惡，不必去談什麽客觀效果。就這一點講，揣摸君主的內心活動是臣子們的真功夫，是升官保官的秘訣。盡管桂良的交涉活動今天看來毫無意義，盡管鹹豐帝仍舊怒罵不停，但桂良心裏明白他已經獲得了成功，因為鹹豐帝已經在事實上批準了他的方案，旨命以兩江總督代兩廣總督兼任欽差大臣，其頭銜也從“管理五口通商事務”改為“辦理各國事務”?。
桂良還從鹹豐帝大量的諭旨中發現，他此時的首要任務是阻止英、法、美三國公使進京換約，改在上海互換。互換條約批準書，隻是一個程序問題。英、法、美等國之所以堅持要在北京互換，是因為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在兩廣總督衙門發現了《中英南京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中美望廈條約》等鴉片戰爭後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批準文本，對這些重要的文件不是由中央朝廷保管而是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驚奇。如果英、法、美等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會更加驚奇，因為這些條約的正式文本從來也沒有到過北京，且不說這些英、法、美蓋璽的文本互換後一直存放在廣州，就是英、法、美收到的由清朝蓋璽的文本，也是根據兩廣總督的請求，由軍機處將蓋有國璽的黃紙送到廣州，再由兩廣總督貼在條約正式文本上的。“天朝”的大皇帝決不會，也不該去看這些不光彩的東西，他們隻看見過按照一定格式抄錄的抄件。清朝之所以不願意在北京互換條約，是因為聽說公使們到了北京後要按照西方的慣例、用西方的禮節覲見皇帝、親遞國書！
1859年初，英、法、美三國派出新任駐華公使。英國專使額爾金、法國專使葛羅也照會桂良等人，新任公使即將到來，前往北京換約。桂良等人百般努力未獲效果，也隻能向鹹豐帝報告。鹹豐帝至此，態度開始軟化，同意進京換約，但條件是：一、隨行人數不得超過十人；二、不得擺轎排列儀仗；三、換約之後立即離京南下，不得在京久住。鹹豐帝的諭旨中，有一句非常關鍵，“到京後，照外國進京之例”，即按中國以往的成例辦理。?
在這種“原則”問題上，他是決不讓步的。桂良繼續留在上海，準備與英、法、美新任公使商議換約事宜。一直等到1859年6月初，英、法、美三國新任公使抵達上海，但他們根本不願意在此事上再作糾纏，不理會桂良等人的一再照會，掛帆北上，直趨天津了。桂良聞訊，知情況不好，立即馳驛回京了。
自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後，津京一帶的防禦已經擺上了鹹豐帝的議事日程。在此危難之際，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立即想到了上次幫他克服危機、鎮壓太平天國北伐軍、戰功赫赫的科爾沁博爾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 1858年5月21日，即大沽失陷的次日，鹹豐帝即命僧格林沁率軍前往通州，著手京城防禦。 1858年6月2日，鹹豐帝授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節製京津一帶的軍務。
1858年7月10日，英法聯軍離津南下，鹹豐帝命僧格林沁回京，麵授機宜，讓他負責大沽、天津一帶籌防事宜。 1858年7月14日，僧格林沁聆訓後立即出京開始策劃津沽防務。 1858年8月，僧格林沁料理完畢通州大營的軍務後，前往天津、大沽一帶。他在大沽一帶修複炮台五座，安設重炮數十位，小炮上百位，並在海河中架設木筏、鐵戧等攔河防禦設施，手下的部隊達到一萬人，其中四千人駐在炮台上。可以說，在僧格林沁的指揮下，大沽口的防衛力量大大加強。從僧格林沁的奏折中，鹹豐帝感到有了自信。到1859年4月，鹹豐帝允英、法、美公使入京換約，並派了他的親信怡親王載垣到大沽見僧格林沁。載垣帶來了鹹豐帝的密諭：“如果夷人入口時不依規矩行事，可以悄悄擊之，到時候隻說是鄉勇，不是官兵。”? 此種掩耳盜鈴的技巧，僧格林沁商酌再三，覺得難以執行。僧格林沁也有他的麻煩。幾個月來，他在海河中層層設障，已使大沽口成為無法通航的口岸。若允英、法公使由水路從大沽前往天津，須得減撤已設的防衛設施。因此，僧格林沁便奏請鹹豐帝，讓各國公使轉道大沽以北三十裏的北塘，由陸路進京。
1859年6月18日，鹹豐帝諭令新任直隸總督恒福，告訴英、法公使勿入大沽，須走北塘。從後來發生的情況來看，鹹豐帝的這一諭令似乎太晚了。就在此道諭旨發出的前一天，6月17日，英侵華海軍司令何伯（J.Hope）已率先行艦隊來到大沽口外，橫妄地要求三天之內撤去口內的木筏鐵戧。6月20日、21日，英、法、美三國公使到達大沽口外，英國公使命令何伯用武力清除大沽口內的水中障礙。6月23日，直隸總督恒福照會英國公使，告知在北塘登岸。6月24日，何伯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通過大沽，當夜，英軍艦船一部已闖入大沽口。大沽口的形勢空前緊張起來。盡管中英、中法條約規定條約批準書在北京互換，也規定了互換的時間（期限一年，英國於6月26日到期，法國於6月27日到期），但沒有規定進京換約的路線。就法理而言，英、法完全應當遵從清政府的要求避開軍事禁區，正如它國艦隊不能以換約為由硬從泰晤士河闖進倫敦一樣。我們不知道英、法公使不願走北塘，硬要從大沽口進京是否出於時間上的考慮，恐怕清政府會以換約期限已過為由而製造麻煩。若是如此，那麽他們肯定過慮了。因為鹹豐帝頭腦中根本沒有國際條約的概念，更不會利用條約條款來自我保護。很可能在他頭腦中印象最深的，是前一年桂良在天津議訂條約時說的一句話： 此時英、佛（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隻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
正因為如此，盡管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已經簽字，鹹豐帝也朱批“依議”二字，但他仍不甘罷休地讓桂良在上海挽回公使駐京等項權益。他似乎不知道已經簽字的國際條約是不能輕易改變的，似乎真的以為隻要將桂良等人治罪，便可將條約當作“廢紙”。
1859年6月25日，天氣晴朗，英、法炮艇從清晨起就在大沽口內清除水中障礙，開辟通道。僧格林沁在炮台上命令偃旗息鼓，不得作任何聲響，嚴密注視敵方的行動。這種安靜的場麵加上和煦的陽光，使英、法士兵們以為闖入了無人之境，昔日一再勝利的榮光更使他們從心底裏看不起清軍的防禦能力。他們高興地唱起歌來。到了下午兩點，情況突變。據僧格林沁奏折，是英、法首先向其炮台開炮；又據英、法的報告，是清軍首先向其炮艇開炮。辨清事情的真相在今天似乎沒有什麽意義，因為是英、法非法闖入軍事禁區。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大沽清軍在僧格林沁的統率下，鬥誌高昂，第一次齊射便擊中英軍旗艦，英海軍司令何伯當即受傷。英、法軍見炮戰不能取勝，便調整兵力，登陸攻擊，仍被清軍挫敗。美國軍艦在一旁見英、法敗勢，在“血濃於水”的口號下投入戰鬥，仍未奏效。戰至日暮，英、法軍敗退海上。此戰，清軍共擊沉英、法炮艇3艘、重創3艘，斃傷侵略軍484人。這是鴉片戰爭以來清王朝在對外戰爭中獲得的第一個勝利。
紅旗捷報飛奔北京。鹹豐帝打開黃匣，捧讀僧格林沁的奏折，心中卻是一片混亂。終於殺了殺這群可恨的“逆夷”威風，似乎幫他出了胸中的一股惡氣，使他感到痛快了許多。可是轉念一想，若是英、法不肯罷休，豈不是又要在家門口打仗。從來駕馭西“夷”的方法，終究要歸於羈縻，大清朝武威再揚，也不能天天打仗。更何況多事之秋應以和夷為上策。想到此處，他似乎看到了某種不祥。仗雖然勝了，但條約仍應互換，此不正是恩威並舉一張一弛之道？
於是，他多次下旨，讓直隸總督恒福勸說英、法、美公使進京換約，甚至讓美國公使代為向英方說合。英、法公使對此毫不理睬，率領艦隊南下上海，準備調兵再戰。這一次戰爭看來讓美國人得利了。本來《中美天津條約》根本就沒有進京換約的規定，美國公使跟著英、法一起行動，是打算援引最惠國條款。當恒福詢問美方是否願意從北塘進京換約時，美國公使華若翰（J.E.Ward）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立即同意了。
鹹豐帝絲毫沒有覺察到若英、法公使不進京美國公使根本無權要求進京；他需要一個榜樣、一個範例，說明外“夷”順昌逆亡的道理。他希望美國公使的舉動會使英、法公使回心轉意，早早換約，了結一年前就已結束的釁端。英、法公使走了。美國公使進京了。既然進京，一切都按照“天朝”的規格從優寬待。不準坐轎，但代為安排了騾車；不願行跪拜禮，便由大學士桂良接受了國書。
從7月20日至8月18日，華若翰受到了嚴密監視下的熱情款待，其中在北京待了十七天。但換約儀式並沒有在北京舉行，而是在華若翰即將南下前在北塘舉行。鹹豐帝也有自己的打算，美夷的目的在於換約，若早早地將換約儀式舉行了，到時候賴在北京不肯南下又怎麽辦？大沽口的勝利，使鹹豐帝對清朝的軍事實力產生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英、法公使不作任何抗辯便南下，更使他誤以為對手的心虛。1859年8月1日，他諭令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何桂清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條約》“作為罷論”，英、法若“自悔求和”，隻能按照《中美天津條約》另訂新約，而且隻能在上海互換！?很可能鹹豐帝此時對以往隻是草草閱過的條約仔細地進行了研究，他發現《中美天津條約》隻不過多開放了兩個口岸（台南、潮州），沒有開放長江，沒有內地遊曆，沒有賠款，更沒有公使駐京。鹹豐帝感到自豪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