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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證如山：李鴻章的受賄和賣國
光緒帝
鐵證如山：李鴻章的受賄和賣國
摘要：李鴻章確實在洋務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功於國家，但也有利於自己，他有四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財產，民間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說，意思是，李鴻章富有了，天下的百姓卻窮了。天下百姓怎麽窮的呢？除了李鴻章家族的官商斂財，還有出賣國家利益得到俄國等的賄賂，他在日本有產業，因此，甲午避戰，導致中國慘敗，之後，他又簽訂了大大有利於日本的條約，巨額賠款當然由天下百姓承擔。
有了錢有了兵權的李鴻章，自然不滿足於普通的享受，他要當皇帝，要當總統。八國聯軍侵入中國，他和另一個野心家袁世凱，不但不和其他愛國將領及義和團抗擊
侵略者，反而鎮壓義和團，並同時和革命黨聯係，差點成了中國的第一位總統，遺憾的是，他沒有皇帝命，光緒和慈禧大難不死，他的皇帝夢破滅了。
最讓人驚詫的是，李鴻章這樣一個貨真價實的賣國賊卻不斷得到同情甚至翻案，先是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梁啟超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後是現在一些媒體和網絡寫手，比如南方周末。真正的愛國者左宗棠，無論是曆史學界還是網上，都鮮有人研究或者讚美。
因為種種原因，光緒皇帝是被中國曆史最高估的皇帝，實際上，他腦袋就“一根筋”，熱情有餘而才略不足，這和他的老師有關係。他基本是被主張改革的書生給利用了，維新中最出格的行為是把他老師給開除朝廷，這在當時，違反儒教的尊師重道，也違反了清朝的一貫規則。不僅如此，他聽了一群書生的蠱惑，開始改革大躍進，命令每個行省都要建立一所大學，要知道，當時的清朝連個高中都沒有呢，他竟然下了這樣一個荒唐的聖旨。梁啟超的君主立憲，表麵上看是對中國有利，但是，政治體製的改革要漸進，激進改革的結果就是蘇聯的大分裂。
梁啟超不但對清朝沒安好心，對後來的袁世凱政府也沒有好意，清朝和袁世凱的民國滅亡，梁啟超的鼓動宣傳都有偉大貢獻。誰給了梁啟超的“毒筆”發揮的舞台？是日本等列強，梁啟超不是在革清朝和袁世凱的民國的命，而是在幫助洋人革中國的命。中國之後戰亂數年，日本侵華得逞。五四運動就是梁啟超發起的，目的是打擊北洋民國的合法性，還鼓動學生抗議取銷日本用支那來稱呼中國，而梁啟超自己當年在日本就叫自己為支那，他的筆名就是“支那少年”。
至於廣州的南方周末，某些主張民主的人士，和當年的梁啟超沒有本質差別，為了自己的理念或者私利，不惜犧牲國家利益。
因此，中國從古到今，中國的很多問題都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和儒教弟子引起來的，而這些人卻不檢點自己，還自以為是，似乎他們才是中國的救世主。什麽時候中國的教育有了相當提高了，這些自命不凡的“精英”的禍國行為才會有所收斂吧？
毒筆梁啟超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1926年梁啟超忽患便血病，3月16日，劉瑞恒為梁啟超割去右腎一枚，但病情末獲改善，後又拔牙七顆，病情依舊。後檢查發現為醫療事故，功能正常的左腎被切除，不正常的右腎仍留在體內。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終年五十七歲。
| 梁啟超與光緒和康有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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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0月16日，在日本人的幫助下，梁啟超抵達日本東京；康、梁抵日後不久，孫中山等與之建立聯係，12月23日，梁啟超在橫濱創辦的《清議報》出版；該年冬，梁啟超撰寫《戊戌政變記》，陸續刊登在《清議報》上。1899年3月，康有為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其後，孫中山等多次與梁啟超接觸，商談兩黨合作；12月31日，梁啟超離開日本抵達檀香山。1900年初，清政府再命各省嚴拿康、梁；梁啟超忙於保皇會與勤王起義事宜；其間，與他的英文翻譯何蕙珍女士產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戀”；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保皇會”）；7、8月間唐才常策劃、發動自立軍起義，梁啟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國；自立軍起義事敗，梁啟超經香港前往新加坡與康有為會麵，後應澳洲保皇會邀請前往澳洲；1901年春，梁啟超返回日本；著《南海康先生傳》；開辦廣智書局；12月21日《清議報》停刊。1901年6月，發表《立憲法議》一文，主張君主立憲。1902年初（正月初一），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在橫濱出版；2月至7月，梁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新民說》；創辦的《新小說》，發表《新中國未來》。1903年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邀請赴美洲遊曆，先後抵達溫哥華、紐約、波士頓、華盛頓、費城、匹茲堡、聖路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後經溫哥華返回日本橫濱，此次遊曆長達八個月，在華盛頓期間還拜會了美國外交部長約翰海和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返日後撰《新大陸遊記》。1904年清政府特赦戊戌黨籍，但康有為、梁啟超二人仍未寬免。
1905年11月26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論戰。1906年，梁啟超代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國憲政報告》，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梁啟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梁啟超在東京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但後因遭清政府查禁而告解散。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逝世，梁啟超生活困難。1911年清政府責成袁世凱組閣，任梁啟超為司法副大臣，梁辭而未就。同年作《中國六大政治家》，將張居正與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同列。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告中華民國成立；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活，9月28日離開日本返回中國。
回國後，梁啟超曾任民主黨首領，後民主黨、共和黨與統一黨合並為進步黨，他被選為理事。1913年進步黨熊希齡組成“人才內閣”，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1914年“人才內閣”僅存在五個月便宣告解散，梁啟超辭去司法總長職務，任幣製局總裁。1915年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進行猛烈抨擊。其後梁啟超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經越南赴兩廣參加反袁鬥爭，梁啟超的反袁舉動使得他同老師康有為徹底決裂。1916年6月袁世凱在全中國人民的反對中羞憤而死。從進步黨中演變出“研究係”，梁為領袖。為1917年7月段祺瑞內閣成立，梁啟超任財政總長；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下台，梁啟超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沒有皇帝命的李鴻章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李鴻章的先祖本姓許，李鴻章的八世祖許迎溪將次子慎所過繼給姻親李心莊。李家到父親李文安（1801年—1855年），在1838年考取進士。李鴻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因此，有人叫他李二先生。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後來也官至總督；三弟李鶴章、四弟李蘊章、五弟李鳳章、六弟李昭慶（1835年—1873年），後來也都非富即貴。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歲的李鴻章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編修。
鹹豐三年（1853年）受命回籍辦團練，多次領兵與太平軍作戰。1858年冬，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
1860年，統帶淮揚水師。湘軍占領安慶後，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帶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編成淮勇五營，曾國藩以上海係“籌餉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國輪船抵達上海，自成一軍，稱為淮軍。旋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在掌握地方實權後，在江蘇大力擴軍，采用西方新式槍炮，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後來的淮係軍閥集團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李鴻章到上海後，同外國雇傭軍（後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鎮壓了太平天國。接著李鴻章又鎮壓了撚軍，因此被譽為“中興名臣”。
李鴻章於1870年繼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後又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鎮北洋，遙執朝政”。
清季籌辦北洋艦隊，創辦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輪船招商局、電報局、唐胥鐵路、開平礦務局等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參與。
馬關條約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戰爭中，李鴻章重用了陸軍統帥葉誌超和水師提督丁汝昌, 淮軍近乎李鴻章的私人武裝，重要官員均為李鴻章的同鄉，葉誌超是安徽合肥人，丁汝昌是安徽廬江人。
保護日本間諜的李鴻章和洋人對日本的支持
中國是保船避戰，而日本卻一直積極準備應戰，戰爭爆發前和爆發時，日本在中國搜集了大量重要情報。 1886年，戰前日本在華最龐大的間諜機關樂善堂成立，樂善堂以經營眼藥水、書籍、雜貨作為掩護，逐步將觸角伸向中國各地，相繼在北京、長沙、重慶、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眾多分支機構，組成了一個遍布中國主要城市的間諜網，把觸角伸展到中國的廣大農村。1890年，另一個重要間諜機構是日清貿易研究所成立，設在上海英租界內，是以培養“中日貿易人才”為名的間諜訓練機構。 日本的駐華使館武官神尾光臣也是參與者。間諜宗方小太郎因為成績很大，受到日本天皇的召見，陸軍大將本莊繁評價宗方說：“日清戰爭之時，他密行威海衛軍港，詳細偵察敵情，對君國作出極大貢獻。” 甲午戰爭爆發不久，清軍搜出日軍俘虜進攻山東半島時攜帶的一張地圖，上麵村、路、炮台、營房、山、河、井、樹都畫得十分清楚、詳細。對於日本間諜的活動，清朝也進行了反間諜，比如禁止日本人剃發改華裝，破獲了幾起間諜案。
遺憾的是，兩國交戰之時，仍有清政府官員為謀求個人私利置民族利益於不顧，為日本間諜提供情報或其他幫助。李鴻章的外甥、天津軍械局總辦張士珩為牟取暴利居然盜賣彈藥給日本軍隊。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通過上海候補道張鴻祿向日本軍隊出售大米等糧食。李鴻章本人在處理日本間諜的問題上，也明顯的袒護，對清軍抓獲的間諜，李鴻章不僅不殺，還以殺了要賠錢為由，送給他們路費，釋放他們回國。 從這些事情上看，李鴻章被稱為漢奸和國賊是有道理的。
此外，英美等西方國家卻保護日本間諜，日本間諜躲在租界內得到各國尤其是美國的袒護。因此，甲午戰敗也可以說是日本和西方國家聯手的結果，正如先前西方支持太平天國一樣，搞垮中國是他們共同的目標，後來，西方支持袁世凱逼迫清朝退位也是一個道理，還有，袁世凱上台後，日本又支持蔡鄂和梁啟超等推翻袁世凱。日本和洋人成功了，最後，中國的外蒙獨立出去了。
清政府為緊急購買艦船大舉借債，而西方國家的戰艦不是緩不濟急，就是故意延宕，甚至以次充好，乘火打劫，勒索高價。李鴻章向德國伏爾鏗造船廠訂購的鎮遠、 定遠、濟遠三艘裝甲巡洋艦在中法戰爭爆發時本已建造完畢，但是德國政府以中法爆發戰爭為由，下令暫緩交貨，以免對法國不利，影響德法兩國關係，致使三鐵甲在中國最需要它們的時候卻不能發揮作用。
在陸地上，清軍武器裝備並不弱於日軍，平壤一戰，當時駐守的清軍三十五營共一萬七千人，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人數也相當。左寶貴知道葉誌超貪生怕死，所以以下犯上派人監視葉誌超控製局麵，但左寶貴戰死後葉誌超臨陣脫逃，致使入朝清軍潰敗，而葉誌超逃跑當時清軍的傷亡小於日軍。在海洋上，丁汝昌“隻識弓馬”，不懂海軍建設和海戰，致使北洋艦隊喪師黃海，一敗塗地。
豐島海戰和黃海海戰兩次遭遇日本聯合艦隊，北洋艦隊被擊沉多艘大型艦艇，但未能擊沉一艘日艦，也無發射魚雷打擊日艦的戰績。傳是丁汝昌“隻識弓馬”，一幹管帶也全用錯了炮彈，不用海戰時的開花爆破彈，用了穿甲彈甚至訓練彈（雖實際狀況是，日本的海軍指揮原先也隻是陸軍軍官，因此雙方實際指揮皆為“副帥”——劉步蟾與東鄉平八郎兩位海軍軍官，而未用爆炸彈的原因是，當時並未攜帶足夠爆炸彈）。
豐島海戰中，日本吉野號被一枚濟遠艦150毫米口徑火炮擊中右舷，擊毀舢板數隻，穿透鋼甲，擊壞發電機，墜入機艙的防護鋼板上，然後又轉入機艙裏。可是由於彈頭裏麵未裝炸藥，所以擊中而不爆炸，使吉野僥幸免於報廢。
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藥中“實有泥沙”，有的引信中“僅實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當時在鎮遠艦上協助作戰的美國人麥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畢業）認為，吉野號能逃脫，是因為所中炮彈隻是固體彈頭的穿甲彈[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 ]。據統計，在定遠和鎮遠發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徑炮彈中，半數是固體彈頭的穿甲彈，而不是爆破彈頭的開花彈[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 ]。
在直隸候補道徐建寅的《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之後附有《北洋海軍各員優劣單》、《北洋海軍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種彈子數目清折》、《北洋海軍存庫備用各種大炮彈子數目清折》中統計，參加過黃海大戰的定遠、鎮遠、靖遠、來遠、濟遠、廣丙7艦的存艦存庫炮彈，僅開花爆破彈一項即達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徑炮使用的炮彈有403枚，210毫米口徑炮彈952枚，150毫米口徑炮彈1237枚，120毫米口徑炮彈362枚，6英寸口徑炮彈477枚。黃海海戰後，又撥給北洋海軍360枚開花彈，其中305毫米口徑炮彈160枚，210、150毫米口徑炮彈各100枚。在3431枚開花彈中，有3071枚早在黃海海戰前就已撥給北洋海軍。
蘇小東《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驗北洋海軍考察》猜測：“至於這批開花彈為什麽沒有用於黃海海戰，惟一的解釋就是它們當時根本不在艦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順、威海基地的彈藥庫裏。由此可見，造成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彈藥不足的責任不在機器局，也不在軍械局，而在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身上。”
在中日雙方開戰後，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製敵”的方針，消極避戰，“仍心存僥幸，出海護航時竟然連彈藥都沒有帶足，致使北洋海軍在彈藥不足的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結果極大地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
如果考慮到上麵所提到的庫存彈藥可能是因為無法使用而擱置的，則丁汝昌責任就較小，但李鴻章的責任並無減輕。
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負責軍需供應的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被指責供給海軍的彈藥不合格。
在黃海海戰前半個月李鴻章上書光緒帝要求“保艦”的秘折上陳述中日軍事實力時，寫道：“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僅定遠、鎮遠兩艘’……”，另外他致電駐英公使龔照瑗“急速搶購四千噸以上的大型巡洋艦”與“搶購智利鐵甲艦兩艘”，顯示出了焦慮。但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艦速射炮的優勢，需銀六十萬兩。李鴻章聲稱無款。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後，他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和以前的說法矛盾。
時人認為李鴻章對甲午戰敗的責任，是無可推托的。 李鴻章在整個甲午戰爭中都極其消極，陸軍且戰且退，海軍棄戰保船，而一直為人所詬病。1895年，翰林院張謇等聯名向朝廷奏參李鴻章，稱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島開設洋行之所”。李鴻章和日本之間有私利作祟，並非馬關和談之合適人選。而日本方麵，也確實點名隻和李鴻章談，而拒絕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選。
李鴻章對甲午之敗這樣說：「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糜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船，縣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至一發不複收。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 。這是在推卸責任， 李鴻章自己就腐敗，他的北洋也腐敗。甲午戰爭的產生和李鴻章簽定的《天津會議專條》有關，規定“從朝鮮撤出中日雙方的一切軍隊；勸促朝鮮建立自己的軍隊，中國人和日本人均不得擔任教官；將來朝鮮有事，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行知照對方，一俟目的達到，應立即撤回。”《天津會議專條》為日本出兵朝鮮提供了借口，也就說， 李鴻章要為甲午戰爭的產生負一定的責任。甲午戰爭之前4年（1890年），北洋海軍擁有7艘2000噸位以上的戰艦，總噸位達到27000多噸，比當時的日本海軍還要強大。 自己實力夠強，卻保船避戰，然後說什麽“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李鴻章的人格實在不敢恭維。
戰敗後在各方指責之下，原本紅極一時，堪稱疆臣首領的李鴻章，亦從此不再有以前的風光。慈禧太後六十大壽之日，破格賞予李鴻章漢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隻有滿族貝子或以上貴族獨有，曾國藩亦隻獲授雙眼花翎)。甲午兵敗後，李鴻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奪。不久，李氏受命赴日本媾和，在赴馬關前向朝廷要求而再獲三眼花翎。馬關交涉期間遇刺負傷，最後訂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並賠償二萬萬兩白銀。依照當時日方全權大臣伊藤博文強勢的態度，以及日軍進逼山海關的不利戰略形勢，不簽訂馬關條約繼續戰爭的話，北京可能會被攻下；但是，甲午戰爭是回擊日寇的窮兵黷武，可以全國同心同德奮戰到底，將日本拖垮。日本當時的國力即將用盡，伊藤博文已無法繼續戰爭，但從馬關條約的二億兩白銀中一下子得到相當於當時日本四年的財政收入，立刻得到巨額報酬渡過難關。以後日本變本加厲，以戰養國，直到二次大戰攻擊整個西太平洋，和馬關條約中李鴻章的錯誤關係密切。
因甲午戰敗簽約，在輿論指責下，李鴻章調離直督要缺，改督兩廣。
甲午戰敗，李鴻章引為奇恥，乃力主拉攏俄國共同對付日本，結果產生中俄密約，於中國利權做出相當程度的犧牲。
沙皇東宮檔案資料證明，李鴻章與俄方簽訂《中俄密約》並受賄確有其事。密約簽訂後，維特和李鴻章訂下私人協議，隻要《密約》能夠順利執行，李鴻章便能得到300萬盧布（約合190萬美元）的酬謝。李鴻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25萬盧布。
據華俄道勝銀行董事長德米特裏·烏赫托姆斯基回憶錄《對清國戰略上的勝利》記載：“《中俄密約》簽字後的第二天，財政部辦公廳主任羅曼諾夫與烏赫托姆斯基、總辦羅啟泰在一份向李鴻章付款的協定書上簽字。協定書規定，頭一個100萬盧布在清帝降旨允準修築中東鐵路後付給，第二個100萬盧布在簽訂鐵路合同和確定鐵路路線後交付，第三個100萬盧布則等到鐵路工程全部竣工後才支付。這份議定書並沒有交給李鴻章本人，而是作為絕密文件由俄國財政部收藏起來。”這筆錢作為一個專項基金存在華俄道盛銀行，歸財政部總務廳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鴻章基金”。華俄道盛銀行用微德自己的話說，那就是“鞏固俄國在華的經濟勢力，以便與英國人主要由於實際攫取了海關管理權而在中國占有的極重要地位相抗衡。”
《中俄密約》簽署後，俄國支付給李鴻章、李經方父子第一筆，後來又陸續給過兩筆，其中一筆是俄國專使吳克托穆親王到北京交給李鴻章的。據《沙俄財政部檔案匯編》(中國人事出版社出版)記載，李鴻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國170.25萬盧布的賄賂，有李鴻章派人提取款項存條和當日提款的記錄。
沙俄一些官員的回憶：“《中俄密約》簽字後的第二天，財政部辦公廳主任羅曼諾夫與華俄道勝銀行董事長烏赫托姆斯基、總辦羅啟泰在一份向李鴻章付款的協定書上簽字。協定書規定，頭一個一百萬盧布在清帝降旨允準築路後付給，第二個一百萬盧布在簽訂鐵路合同和確定鐵路路線後交付，第三個一百萬盧布則等到鐵路工程全部竣工後才支付。這份議定書並沒有交給李鴻章本人，而是作為絕密文件由俄國財政部收藏起來。”（《對清國的戰略上的勝利》俄羅斯德米特裏·烏赫托姆斯基回憶錄）
據《我所知道的李經方——北洋雜聞錄》記載，民國時期，由於沒有得到俄方許諾的全額款項，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曾抱怨說：“俄國人花小錢辦大事，最不講信義，老爺子為了他們挨了多少罵，最後跟打發要飯的差不多”。 李經方（1855年——1934年9月28日），李鴻章六弟李昭慶之子。同治元年（1862年），李鴻章年過40仍膝下無子，李經方過繼給李鴻章，稱之為“大兒”。光緒三年（1877年），李經方與李經述在天津直隸總督衙門讀書，以洪汝奎為師，1890年任駐日公使。1895年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為交割台灣全權委員，6月2日偕同翻譯盧永銘、陶大均在基隆三貂嶺外海的日本輪“西京丸號”上，與日本駐台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簽署《交接台灣文據》。文件規定：“‘台灣全島、澎湖列島之各海口及各府縣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屬公物件’，全部交給日本。”樺山資紀曾問李經方為何不上岸，李經方表示台民非常憤慨，怕被暗殺。1905年任清廷商約大臣。1907年出任出使英國大臣。1911年調任郵傳部左侍郎，在與洋人極力爭取後，由李經方兼任中國第一任郵政總局局長。晚年轉向實業，1933年立下遺囑，明定遺產分配方案，在合肥、巢縣、六安州、霍山都有大量田產，1935年去世。
令人費解的是，李鴻章收受此賄之時，中國的普通百姓正在為李鴻章簽訂的《馬關條約》買那二萬萬兩白銀的單。
中俄密約
甲午戰敗，在輿論指責下，李鴻章調離直督要缺，改督兩廣。此後，李鴻章力主聯俄國抗日，結果產生中俄密約，又稱《禦敵互相援助條約》或《防禦同盟條約》，於中國利權做出重大犧牲。1896年5月初，清政府欽差頭等出使大臣李鴻章赴彼得堡，慶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沙俄以中俄共同防日為名，利誘賄賂李鴻章與其財政大臣維特、外交大臣羅拔諾夫秘密談判，並於6月3日簽訂此約。主要內容是:
1。如果日本侵占俄國遠東或中國、朝鮮領土，中俄兩國應以全部海、陸軍互相援助；
2。締約國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不得與敵方簽訂和約；
3。戰爭期間，中國所有口岸均對俄國軍艦開放；
4。為使俄國便於運輸軍隊，中國允許俄國通過黑龍江、吉林修築一條鐵路至海參崴。
5。鐵路的修築和經營，交華俄道勝銀行承辦；
6。無論戰時或平時，俄國皆可在此路運送軍隊和軍需物資；
7。本約自鐵路合同批準之日起，有效期15年，期滿前雙方可商議是否續約。
此約與後來的八國聯軍入侵而簽訂的辛醜和約完全不同，中俄密約是在沒有戰爭卻簽訂了如同戰敗的恥辱條約，這是無法諒解的賣國行為。有人說，這是因為俄國人的外交手段高明，李鴻章愚蠢，但這是解釋不通的，李鴻章多精明，怎麽會上這個當？有人說是因為俄國人行賄李鴻章，李是有貪汙的行為，但是，民間有李合肥之說，可見其有多富有，李會為了承擔罵名而收取俄國人的錢麽？到底是什麽原因讓李公然賣國呢？中俄密約的結果，中國東北三省逐漸變為沙俄的勢力範圍。
中俄密約後北滿逐步成為沙皇俄國的勢力範圍。1898年3月22日，沙俄給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張蔭桓各五十萬元的賄賂（張蔭桓實得25萬），旨在盡快簽署《旅大租地條約》和稍後的《續訂旅大租地條約》。李鴻章在俄國人指定的時間之內完成了“任務”。這兩個條約的主要內容如下：
(1)中國將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水麵租與俄國，租期二十五年，“但限滿後，由兩國相商展限亦可”。旅順為中俄共用的軍港，大連則開放為通商口岸。
(2)在租借地以北，劃出幾乎包括整個遼東半島的其餘部分為“隙地”(中立區)，在此地區內，中國軍隊非經俄國官吏同意不得進入。這個地區內的土地不得讓予他國人使用，其東西沿海口岸不得開放和他國通商，築路、開礦和其他工商利益也不得讓與他國。這樣，整個遼東半島實際上即成為俄國的獨占殖民地。
(3)準中東鐵路自幹線展修至旅順口、大連灣支路一條，“此支路經過地方，不將鐵路利益給與別國人”。南滿從此也成為沙俄獨占的鐵路投資範圍。（引自《中國近代外交實錄》）
中俄旅大租約的訂立，使俄國的侵略勢力從北滿伸展到南滿，整個東三省成為沙俄的勢力範圍。不但如此，沙俄既據有旅大，便控製了渤海灣的門戶，從而加強了它在華北的侵略地位。（引自《中國近代外交實錄》）
中國當時一些比較清醒的官員指出李鴻章使俄的目的所在，如張百熙給慈禧太後的奏折說道：“李鴻章決無禦侮於樽俎之心……李鴻章此行，必陰托於俄矣。”
中國當時的另一位官員許景澄在負責中東鐵路交涉過程中，俄國人許以一萬五千兩銀子每月的辦公費，可以自行隨意支取，旨在中東鐵路上大做文章，被許堅決拒絕，並且把已經到帳的一萬兩銀子提交總理衙門。許當時不過是三品頂戴，而李鴻章以首輔大臣的身份居然受賄而無愧。
一些為李鴻章翻案的文章對李鴻章受賄一事絕口不提，李二先生竟然惑於私利把中國的權益出賣給俄國人，這樣的人不算是賣國賊？
1900年八國聯軍進圖京畿之際，李鴻章與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等督撫協議東南互保，甚至與革命黨人接觸，試探帝後兩宮萬一罹難後之可能政局；帝後抵達西安的消息傳出後，共和之議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麵多次敦促之下，不願北上收拾殘局的李鴻章方不得已而受命，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國所提條件簽訂辛醜和約。
李鴻章簽約不久便即去世。兩宮“哭失聲”，慈禧太後稱讚他是“再造玄黃”之人。贈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諡文忠。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李鴻章謝世時留下四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財產，民間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說。但因其家產被分，無法確定具體數目。
李鴻章過於避戰和重視海防而願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簽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朝鮮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特別是“蘇州殺降”事件，招來不少批評，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洋務運動和他的一係列措施並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並不顯著。
左宗棠與李鴻章素來不睦，在是否收複新疆的問題上，李鴻章希望放棄新疆的做法雖然是依其重視海防的道理，但如果當時若采取了這個決策，則新疆會落入俄、英兩強之手。在中法戰爭中，中國軍隊在陸戰戰場上取得鎮南關大捷，法國總理茹費理（Jules Ferry）下台，法國內閣以306對149的票數否決向中法戰爭中的法軍追加軍費[France: History:"On the 30th of March 1885, on the news of the defeat of the French troops at Lang-Son, the Chamber refused to vote the money for carrying on the campaign by a majority of 306 to 149." ]，法國已無力再戰的情況下，李鴻章卻以簽訂了一個有利於法國的中法天津條約結局。左宗棠對李鴻章批評：“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李鴻章惱怒之餘，決定拿左宗棠的下屬開刀，指使親信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台灣兵備道劉璈，使他們失去軍權。左宗棠上書為屬下鳴冤叫屈，但因為一個月後於7月27日（陽曆9月5日）去世，以至於湘軍中無人再可製約李鴻章。[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軍炮擊鎮南關，提督馮子材在鎮南關築長牆三裏多，築壘扼守。二月八日，馮子材親自督戰與法軍大戰，王德榜率部於甫穀布下伏兵，大勝法軍。但按《清史稿》不久即“移疾去”，實際上被除官。光緒十六年(1890年)，王德榜才受補受貴州布政使，實際上是流放邊疆地區。光緒十九年(1893年)春，卒於任內，終年57歲。 ]
張伯駒曾著有《紅毹紀夢詩注》一書，回憶自7歲以來，70年間所經曆過的菊壇史料，吟哦成詩199首收錄其內。詩中記載，《馬關條約》簽訂後，招致民間物議沸騰。當年在京城唱蘇昆曲的，有一個飾演醜角的名演員劉趕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戲時，就敢公開嘲罵李鴻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詞：“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鴻章的侄子也在場看戲，聽後大怒，立即上台打了趕三好幾個耳光，經人勸阻方罷。趕三遭此侮辱隻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鬱在心，不久竟因而棄世。時人就此事而作聯嘲諷曰： 趕三一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 由於"趕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對不上，經過輾轉相傳後，就變成了楊三。
李二先生是漢奸 楊三已死無蘇醜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嚐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嚐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不定裏麵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這個評價是明顯的推卸他的責任，李鴻章大權在握，朝廷也給了你足夠的金錢，你應該對北洋、南洋、福建和廣東四支水師艦隊不團結負責任吧？你至少應該為北洋的消極避戰負責任吧？李鴻章的這個自我的評價，從側麵證明了他的心虛，不是個敢承擔的好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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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
難為李鴻章
南方周末 範福潮
李鴻章自1870年參與中日通商談判至1895年馬關訂約，折衝樽俎，縱橫捭闔，經營中日、中朝外交25年。其間，他派員留學，興辦工業，籌建海軍，擴充武備，盡其所能，革故鼎新，在晚清，他是一位最有國際視野、外交經驗和改革意識的大臣。甲午一役，訾議轟?，百年毀譽，豈無公論？
光緒十九年(1893)正月，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70壽辰，慈禧太後賜他“調鼎凝厘”匾額，親書壽聯“棟梁華夏資良輔，帶礪河山錫大年”，有清一代，他得到了人臣的最高禮遇。次年(甲午，1894)四月，李鴻章檢閱北洋海軍，南洋之南琛等6艦、廣東之廣甲等3艦亦前來會操，30多艘軍艦經大沽、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呈威海上，曆時半月。二十一日回到天津，二十八日，朝鮮東學黨舉事，清軍應朝鮮國王乞援入朝平亂，日本趁機入侵朝鮮，不久，兩國開戰，清軍水陸皆敗……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李鴻章赴日簽訂《中日講和條約》(又名《中日馬關條約》)，半生功業，毀於一旦，從此，蒙羞忍辱，留下千載罵名。
初辦交涉，條約甫訂，日本即侵台灣
同治九年(1870)，47歲的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是年(日本明治三年)，日本遣柳原前光使華，商請通商立約之事，朝廷命李鴻章與日使談判，從此涉入對日外交。
翌年，日本又遣大藏卿伊達宗城前來議約，柳原前光為副使，朝廷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之在天津談判。柳原去年所呈約稿以兩國互利、平等通商為辭，伊達卻欲廢前稿，參照清朝與英、法等國簽訂的通商條約，擇其有利於日本的條款另立新約，李鴻章嚴辭拒絕，迫使伊達讓步，七月，簽訂了“中日修好條約”18條，“通商章程”33款，附以兩國海關稅則。這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與中國簽訂的頭一項條約，因未達到日本的期望，伊達宗城回國後即被免職。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柳原前光奉使來天津要求改約，李鴻章不允，諷其朝三暮四，背盟毀約，柳原慚愧而去。日本不肯甘休，非要得到與英、法等國對華通商的同等權利不可，十一月，再以外務卿副島種臣出使，力求改約，朝廷竟許之。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李鴻章在天津與日本換約。經過三年的不懈努力，日本終於達到了目的，自此輕視清廷，蓄意尋釁。
同治十二年五月，因琉球漁民遭台風漂至台灣被原住民殺害一事，日本派專使柳原前光來京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署”)交涉。總署大臣毛昶熙答道：“‘番民’之殺琉民，既聞其事，害貴國人，則我未之聞。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相殺，裁決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過問？”柳原前光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山縣漁民的證據，並力爭琉球屬日本版圖，且問：“貴國已知恤琉人，而不懲台‘番’者何？”毛昶熙答：“殺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蝦夷，美國之紅番，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柳原前光威脅道：“‘生番’害人，貴國舍而不治，我卻將問罪島人，為盟好故，使某先告。”毛昶熙答：“‘生番’固我化外民，伐與不伐，亦惟貴國所命，貴國自裁之。”柳原前光歸國後，日本抓住中方答問中的失誤，借機興師。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二日，日軍1600人乘軍艦3艘兵發長崎，三日後在台灣登陸，屠殺台民，盡毀村落，後又派艦一艘，增兵至3000。因遇台民抵抗，戰事不利，又值夏季，士兵不服水土，傷員漸增，日軍開始修軍營、建醫院、造橋梁、開荒地，做長期駐守的準備。李鴻章電告總署，清廷急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督福建水師赴台灣觀察敵情，抵台後，沈命福建藩司潘蔚、台灣道夏獻綸與日軍交涉。日將氣焰囂張，反複爭辯：“我國暴師海外，糜財勞師，為貴國開草萊，鋤頑梗，費用耗損，豈可勝計？”潘蔚當即表示：“若然，則將為日本償軍費。”當日即擬約三條：一、中國償日本軍費；二、中國嚴馭“台番”，令日本漁民因風漂台時不受傷害；三、立約後，日軍撤出台灣。
與此同時，柳原前光以公使銜來京與總署交涉，談判氣氛不洽，兩國皆知難免一戰。日本急從英國購軍艦，清廷則修築澎湖炮台，架設大陸至台灣的海底電線，購毛瑟槍3萬支，向丹麥議購軍艦。福建巡撫王凱泰準備率兵二萬五千渡海，日本聞之大驚，急派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前來與李鴻章談判。日使七月來京，先辯論台灣與日本的疆界劃分，兩月未決，日使以回國相要挾，陰使英國公使威妥瑪居間調停。其實，日使此行，原本隻為賠款，索要軍費300萬元。沈葆楨堅持不許，奏稱：“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彼非不知難思退，而謠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遷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反進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必貼耳而去。姑寬其稱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願堅持定見，力為拒卻。”沈葆楨又致書李鴻章：“大久保之來，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範圍，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於行成。”(本節引文見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中日戰爭》，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總署欲息事寧人，以賠償50萬元與日本成議，九月十一日換約。
日軍從台灣歸國，戶戶掛國旗，行凱旋大禮，政府褒獎大久保利通。日本由此看出清廷懼戰，一遇戰，便求和，終以賠款了事。此番得誌台灣後，日本即把目標移向朝鮮，開始謀求更大的利益。
日本使臣森有禮說：“國家舉事，隻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以後恐不免要打仗”
光緒元年(1875)九月，日本軍艦往朝鮮沿海測量，朝鮮炮台開炮轟擊，遂致交戰，日艦擊毀朝鮮炮台。十二月初，日本駐清全權大臣森有禮到京，與總署晤談此事，想以此為由，逼迫清廷承認朝鮮為獨立國。當時，總署擔心日本借機再啟事端，在對時局判斷不明的情況下，拿不出適當的對策，既不願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又怕承擔宗主國的責任代人受過，語意閃爍，自相矛盾，又被日使抓住把柄。日本照會清國：“據貴王大臣雲：朝鮮雖曰屬國，地固不隸中國，以故中國曾無幹預內政，其與外國交涉，亦聽彼國自主，不可相強等語。由是觀之，朝鮮是一獨立之國，而貴國謂之屬國者，徒空名耳。彼既為鄰，加我暴戾，而今不得不遣使以責之，且為我國人民自盡保安海疆之義。因此，凡事起於朝鮮、日本間者，與清國與日本國條約上無所關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日本使臣往來照會等件擬谘送禮部轉行朝鮮摺》附件一：日本國照會，《中日戰爭》，一，P294)清廷自知失語，亦複照會日本予以辯駁：“朝鮮為中國屬國，中外共知。屬國有屬國分際，古今所同。本王大臣前次照會所稱朝鮮實中國所屬之邦之一，即中國之自任也，豈得謂屬國為空名？豈得謂於條約無所關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日本使臣往來照會等件擬谘送禮部轉行朝鮮摺》附件四：複日本國照會，《中日戰爭》，一，P296)兩國反複照會，爭辯朝鮮“屬國”、“獨立國”之事。此後，一遇朝鮮有事，中日兩國的談判和外交照會中，雙方就要呶呶不休地爭辯此事，直到光緒二十一年日本將“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故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製，即如該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寫入《馬關條約》第一款為止。
森有禮自幼出洋，在英國留學3年，又在華盛頓當過3年欽差。52歲的李鴻章第一次會見30歲的森有禮，聽他談了對中西文化、世界局勢、中日關係的看法，感受到了明治維新後日本年輕一代外交官的新思維。
李問：“中西學問如何？”森雲：“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隻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係舊樣，已無用了。”李問：“日本西學有七分否？”森雲：“五分尚沒有。”李問：“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鄭署使雲：“這是外貌，其實在本領尚未盡學會。”……森雲：“據我看來，和約沒甚用處。”李問：“兩國和好，全憑條約，如何沒用？”森大臣雲：“和約不過為通商事可以照辦；至國家舉事，隻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在談到朝鮮問題時，森有禮說：“以後恐不免要打仗。”李雲：“高麗與日本同在亞細亞洲，若開起仗來，高麗係中國屬國，你既顯違條約，中國怎樣處置？我們一洲自生疑釁，豈不被歐羅巴笑話？”森答：“歐羅巴正要看我們的笑話。”李雲：“為甚麽要給他笑？”森答：“這也沒法，日本百姓要去打仗，恐國家止不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日本使臣往來照會等件擬谘送禮部轉行朝鮮摺》附件八：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略。《中日戰爭》，一，P299－303)
李鴻章寫了“徒傷和氣，毫無利益”8字忠告送給森有禮，經過6年與日交涉，他已看清了日本的戰略——西爭朝鮮，南奪台灣，征服中國，稱雄東亞，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他深知明治維新後崛起的日本比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威脅更大，而清朝政治保守，經濟落後，不改革無以自強，不自強無力戰勝日本，他在奏摺中道出了內心的憂慮：“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不變通，則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時拘謹之儒，多以交涉洋務為恥，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開風氣，破拘攣之故習，求製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日後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國之大，而無自強自立之時，非惟可憂，抑亦可恥。”(《清史稿》李鴻章傳)
“壬午事變”後，日本利用中法戰爭之機，陰謀策劃“甲申政變”，清軍平叛，擊敗日軍
光緒八年(壬午，1882)六月，朝鮮發生內亂，亂民包圍日本使館，死傷數人，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乘英艦逃回本國，六月十七日，日本兵船載水陸軍先後赴朝鮮，外務卿井上馨親隨督辦，幾天後，日軍以平亂之名占領王宮。當時，李鴻章丁憂在籍，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請奏出兵平亂，六月二十四日，上諭派兵入朝。六月二十五日，張樹聲查清朝鮮內亂之首實為大院君李應後，密函總署，請旨急調李鴻章平亂：“……詎料朝鮮禍機早伏，變出非常。實非一介使臣、一旅偏師所能勝此重任。以李鴻章之宿望，不獨朝鮮倚以為重，即日本亦久懾其名。值此危疑之際，似非李鴻章不能戡定。如蒙俞允，應請旨速賜施行，大局幸甚。”六月三十日，上命提督吳長慶率淮軍入朝，拘大院君李應送回國，很快平定了動亂。
李鴻章深知，在朝鮮問題上，日本絕不服輸，還會再啟事端，“壬午事變”後，麵對複雜的局勢，他開始籌劃久安之策。光緒十年(甲申，1884)九月二十五日，李鴻章接到袁世凱密報朝鮮國情的信後，憂心忡忡，立即呈報軍機處：“朝鮮君臣執迷不悟，欲乘中法有事，引強鄰自衛，即可稱雄自主。鴻章上年以朝亂甫定，日兵仍駐王城，必須留營鎮撫，以杜狡謀。夏間海防戒嚴，遵旨將慶軍撤半回駐金州，僅留三營在彼，兵力漸單。該國國王暗弱性成，其新舊黨人趨向不定，近見法禍方亟，知我勢難兼顧，難保不觀望成敗，以為向背。日人又從旁煽惑，萬一該君臣墮其術中，浸蒙異誌，肘腋之間，隱患甚大。”(《中日戰爭》，二，P22)
果不出所料，僅過了20天(十月十七日)，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就策劃了一場宮廷政變，一夜殺害了6位大臣，日軍占領王宮，軟禁國王，親日大臣洪英植、金玉均等人自署官職，他們自知清兵必將幹涉，密謀將國王幽禁在江華島，而竹添欲將國王幽禁在日本東京。第二天，應朝鮮臣民的請求，清軍包圍了王宮，致信竹添，令其撤出，竹添接信後不予理睬，清軍在爭取王宮禁衛士兵倒戈之後，打進王宮，解救了國王，日軍大敗。
中日撤兵朝鮮：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訂立天津條約
光緒十一年(1885)正月，日本以清軍平叛傷及日兵等事，派特命全權大使伊藤博文來華交涉。二月，上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在天津與伊藤談判。二月十八日首次會談，伊藤提出兩項議題：一、清軍從朝鮮撤出，二、懲辦打傷日軍的清軍官兵，對受害的日本商民賠償損失。當時，清軍駐朝1000多人，日軍駐朝僅100多人，伊藤提出，或撤清軍，或增日軍。李鴻章指出：朝鮮是清朝的“藩國”，清軍駐“藩國”與日本無幹；對平亂時傷及日兵一事，他堅稱，根據調查，責不在我，而對伊藤提出的清兵傷害了日本商民，他說查無實證，對賠償的要求據理駁回。
至二月二十二日，雙方各持己見，會談三次仍無結果。伊藤派他的隨員本武揚(時任駐清公使)來詢問中方可以接受日方的哪幾項議題，李鴻章答道：“彼此撤兵一節，事關永遠息爭，尚可酌商妥辦；至議處營官，償恤難民二節，或非情理，或無質證，礙難允行。”本武揚隨即傳達伊藤博文的話，以罷談相要挾：“互商撤兵，駐京公使盡可議辦。茲特派頭等使來商，何等鄭重，不能專為此一事。若僅允此件，伊藤擬於二十五日會議後，即啟程回國。”李鴻章厲聲示以剛強：“朝鮮事，中國並未辦錯，其錯處全在竹添，若因此決裂，我惟預備打仗耳！”
此時，中法言和，李鴻章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力對付日本。伊藤見機會已失，清軍又牢牢控製著朝鮮，日本短期內難以扭轉局麵，中斷談判，並無好處，隻好回到了談判桌上。
李鴻章致信軍機處：“日本自改用西法後，日浸強大，久有輕視中國、並吞高麗之誌；前與朝鮮立約，明認為自主之國，即暗唆其不屬中國之意也。厥後美、英、德各邦與朝鮮議約，朝鮮雖另具照會聲明為我屬邦，而各國皆置不答，亦由於日本一氣溝通，但不便明與我爭耳。”琉球已失，安南已失，朝鮮也在暗爭獨立，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爭朝鮮的“屬國”地位，已無實際意義，但清廷君臣囿於傳統觀念，朝鮮的“屬國”地位不容置喙，李鴻章在談判中不能不堅持。可是中朝、中日關係亟須調整，一要防止再度陷入朝鮮的“黨爭”和內亂，二要避免與日本在朝鮮發生軍事衝突，三要適應國際形勢承認朝鮮為獨立國，他想到了撤軍，隻有先在朝鮮與日本脫離接觸，才能走出進退兩難的境地。當然，久安之策，還需從長計議。二月二十五日第四次會談結束時，李鴻章開誠布公，亮明了中方的觀點：“我有一大議論，預為言明。我知貴國現無侵占朝鮮之意，嗣後若日本有此事，中國必派兵爭戰……緣朝鮮關係我兩國緊要藩籬，不得不加顧慮，目前無事姑議撤兵可耳。”伊藤答道：“中堂所論，光明正大，極有遠見，與我意相同，當謹識勿忘。”
李鴻章擬交條款四項：一、限期四月中，日之兵盡數撤回本國；二、中國教習10至20人定立年限，期滿撤回；三、朝鮮與中日兩國商民有爭端，兩國派員前去查辦，均不帶兵；四、“朝鮮本國如有亂黨滋事，該國王若請中國派兵彈壓，自與日本無涉，事定之後，亦即撤兵回國，不再留防。”
日方擬交條款有五項：一、嗣後中日均不得駐軍朝鮮；二、“前條約款，仍與中日兩國戰時之權無幹。若他國與朝鮮或有戰爭，或朝鮮有叛亂情勢，亦不在前條之例”；三、中日兩國在朝鮮如有交涉事端，應和平解決；四、兩國均不得在朝鮮教練兵士，由朝鮮選用他國教習；五、訂約四月之內中日兩軍盡數撤回國內。
二月二十七日，李鴻章與伊藤第五次會談。李問伊藤：“日方第二條為何意？”伊藤解釋道：“謂如兩國交戰時，各有自主之戰權，係照萬國公法，與第一條所說不派兵之話不相幹涉。”在談判中，隻要李一提到朝鮮的“屬國”地位，即被伊藤駁回：“若論朝鮮與中國交接之道，更費唇舌，不若不議為妥。”李提議修改日方的第二條：“貴大臣所擬第二條，宜酌改，如他國與朝鮮有戰爭之事，中國一定派兵相助，不在此例。”伊藤狡猾地窺探中方的底牌：“中堂之意，如他國欲攻朝鮮，或恐其假道來攻中國，故中國必派兵往援？”李答：“無論他國之意是否與中國為難，但攻朝鮮，則中國必派兵助之。……萬一朝鮮有內亂之事，該國來請兵，中國必派兵前往，為之定亂。此次約內必得說明。”伊藤也為日本力爭出兵的理由：“如果朝鮮亂民有殺害日本官員等事，日本亦可派兵否？”李答：“如有必應派兵之事，日本亦須知照中國。”
三月四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訂約三條：
一、議定中國撤駐紮朝鮮之兵，日本國撤在朝鮮護衛使館之兵弁，自畫押蓋印之日起，以四個月為期，限內各行盡數撤回，以免兩國有滋端之虞；中國兵由馬山浦撤去，日本國兵由仁川港撤去。
二、兩國均允勸朝鮮國王教練兵士，足以自護治安；又由朝鮮國王選雇他國武弁一人或數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後中、日兩國均勿派員在朝鮮教練。
三、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本節引文見《中日戰爭》，一，P489－538)
伊藤竊喜，他迫使中方撤兵、撤教習，為日本爭取到了“朝鮮有事即可出兵”的權力。
中日備戰，爭奪朝鮮
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中說：日本“大開互市，宗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鐵路、電線、機器之屬，不遺餘力，國債至兩萬萬以外，近又購鐵甲船於英國。西人嘖嘖稱許，而彼之氣焰益張。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費經營如此甚勤者，必曰有所取償也……數年之中，一入台灣，再議朝鮮，三廢琉球，今其兵船且遊曆至福建，隱有耀武之意。蓋彼自謂富強之術，遠勝中國，故欲迫中國以所難堪，使我怒而啟釁，而彼乃得一試其技。幸而獲勝，彼固可任其取求；萬一不勝，彼恃西人為排解，決無虧損於其國：其為謀亦狡矣。”(《中日戰爭》，二冊，P342)薛福成是李鴻章的重要幕僚，他對日本的洞見，也正是李鴻章的一塊心病。
李、伊“約款”，實質上否定了清朝在朝鮮的特權，事後，連朝鮮都看出清國已無力保護它，於是陽奉陰違，謀求獨立，日本則公開扶持，“屬國”論，從此成了清朝的自說自話。保護朝鮮，抵抗日本，維護國家利益，別無他途，惟有一戰。
訂約半年後(1885年九月)，朝廷設海軍衙門，以醇親王為督辦，以李鴻章為會辦。先前從德國訂製的鐵甲艦鎮遠、定遠陸續交貨，李鴻章開始實施龐大的籌建海軍計劃。十月，李鴻章入京覲見慈禧太後，詳細稟告了當前局勢和亟需辦理的事項，請將朝鮮電線與奉天電線相接，以便通消息，他提出的一切武備計劃，均獲批準。
此後的幾年間，日本也在擴軍備戰，但他們的視野已比清朝開闊，目標也更明確。1891年，俄國開始建設橫跨西伯利亞的鐵路，日本認為，西伯利亞鐵路的建設對它是一個重大威脅。這年5月，訪日的俄國皇太子被護衛的日本巡警砍傷，傷害了俄國人的民族自尊。第二年，俄國就開始建設符拉迪沃斯托克軍港，從此常派艦隊在日本海炫耀武力，令日本深感不安。為了應對形勢的變化，日本修改了外交戰略，中期目標已不是中國，而是俄國。而為了擊敗俄國，必先征服中國，朝鮮隻是一根導火線，何時有了必勝的把握，就會點燃它。
山縣在1893年提出的《軍備意見書》中認識到，歐洲現在保持著勢力均衡，所以沒有立即發生戰亂的危險，列強雖然都在一心計劃侵略東方，但侵略成為現實問題的時候，“是今後10年內開通西伯利亞大鐵路”之日。為了應付這種局勢，“應在八九年內充分準備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禍害，並在有機可乘之時準備獲取權益……到那時候，可以成為我國敵手的國家不是中國，不是朝鮮，而是英法俄等國。”他主張，“如今後不出十年關係破裂”而發生對俄戰爭，則為了事前確保戰略要地朝鮮，就必須早點尋找機會發動對清戰爭。陸軍已有了7個師團和後備隊，從而完成了對清戰備。海軍已由英國購進兩艘裝備有速射炮的巡洋艦，從而補充了戰艦上的巨炮不足。在山縣看來，這樣終於可以同北洋艦隊決一雌雄了。(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97)
一年後，日本等來了機會。1894年(光緒二十年，甲午)，“6月2日內閣會議決定乘東學黨之亂向朝鮮出兵，陸奧外相、林董外務次官和川上操六參謀次長三人當夜就坐在一起決定了出兵方策。這個方策的結論是：清國在朝鮮的兵力不會超過5000人，日本有兵力6000－7000人就能必勝；這些兵力到達京城(漢城)和其近郊而一戰即勝，清國必然求和；如清國再派兵增援，日本再增派一個師團並在平壤戰勝，則講和的成立將是定局。因此，“做好了再派一個師團的準備，並先派去一個混成旅團”。據林董說，他們討論的“不是研究如何和平解決問題，而是研究如何發動戰爭和如何取勝”。(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97)
大廈將傾，一木難支
上兵伐謀。戰事果如所料，僅用半年時間，日本就勝了這場蓄謀已久的戰爭。清軍的慘敗可以找出1000條致敗之因，罪責可以歸咎於帝、後、將、相、官、兵、士、民任何人，李鴻章隻是其中的一個因子。馬關簽約之後，朝臣咒罵、彈劾、要求懲處李鴻章的奏摺無計其數，但沒有一篇切中時弊。1895年正月二十三日，日軍兵臨威海衛，日本海軍總司令伊東?亨致信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勸降，直指清朝戰敗的根源：
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使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以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陛擢。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夫濟足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複能行於今日乎？
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製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威海衛中日海軍將領函牘》：“日本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亨致中國海軍提督丁軍門書”，《中日戰爭》，第一冊，P196)
光緒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四日，李鴻章以戰敗求和的特命全權大使身份在馬關與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會麵，問答之語，頗值深思：
李：亞細亞洲，我中、東兩國最為鄰近，且係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為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與東有益也。
伊藤：中堂之論甚愜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
李：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力為變革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雲：“中國地廣人眾，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慚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談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
伊藤：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為耳。(蔡爾康輯：《中東戰紀本末》，五、馬關條約商訂始末。《中日戰爭》，五，P366－367)
在這屈辱的場合，73歲的李鴻章麵對55歲的伊藤博文含蓄地道出了致敗之由，他把更多的感悟和深思埋在心底，留給了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