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駕崩與顧命八臣

鹹豐駕崩與顧命八臣

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正殿。清文宗鹹豐皇帝即駕崩於此殿寢宮


鹹豐十一年（1861）七月，皇帝的病情迅速惡化，生命垂危。但是，年僅三十一歲的青年皇帝顯然不願意麵對自己真的這麽快就會“棄天下”（意指皇帝的死亡）的事實，因為直到他駕崩之前，也沒有遵照清朝祖宗的“家法”親筆書寫立儲詔書。而是一直拖到七月十六日半夜，已進入彌留狀態時，才急召隨扈承德的內廷王大臣入覲，安排後事。
所召見的這些“內廷王大臣”，據現藏中國曆史檔案館的《隨手登記檔》記載，他們分別是：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禦前大臣額駙景壽，禦前大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軍機大臣、吏部左侍郎匡源，軍機大臣、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等八位大臣。
關於召見前後的具體情形，當時一位沒有留下姓名的目擊者（我分析大概是一位軍機章京）對這個關鍵的曆史性時刻作了詳細記述：皇帝於十六日午後即進入昏迷狀態，一直到晚上才醒過來，然後於子初三刻（半夜十一點到十二點間）召見上述八大臣，其間皇帝仍然時昏時醒，一旦清醒時則趕緊將後事安排向八大臣傳諭清楚（這期間當然經過禦醫的竭力“搶救”。但以當時的情形判斷，禦醫們所謂的“搶救”，也不外乎是給皇帝喝一些帶興奮劑性質的湯藥而已，這些湯藥當然不能起死回生，卻可以讓已經油盡燈枯的皇帝盡可能的有精力來完整的安排後事）。八大臣請皇帝按“家法”親筆書寫立儲等重要的遺詔時，皇帝已經不能執筆，無奈隻好命八大臣“承寫”，皇帝審查批準後立即發鈔。

汝佳按：這則記載見於清史研究中一份重要的史料《熱河密劄》，係當時在承德的恭王一派的親信所寫。這些“密劄”除了日記的功能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功能則是為了向恭王等“留京王大臣”報告承德的情況，尤其是肅順等人的活動。因為寫這些密劄的人既是“事件親曆者”，又是為了向恭王等提供準確的情報，所以其可信度和史料價值都非常的高。具體作者雖不能十分確定，但現在史學界很一致的看法是，其中相當部分可能就是出自政變成功後當上軍機大臣的曹毓瑛的手筆。此公原來與焦佑瀛同為“小軍機”（其時官場俗稱軍機大臣為“大軍機”，軍機章京為“小軍機”），都是軍機大臣的助手，而且曹的“班次”（排名）尚在焦之前。但焦佑瀛因得肅順的奧援，得以越過曹毓瑛而當上軍機大臣。

八大臣“承寫”的遺詔共有兩道，現錄原文如下：
第一道：鹹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諭：皇長子禦名（載淳），著立為皇太子。特諭。
第二道：鹹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諭：皇長子禦名（載淳）現立為皇太子，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盡心輔弼，讚襄一切政務。特諭。

汝佳按：原諭中既有“奉朱諭”字樣，也足以說明此“朱諭”並非皇帝親筆。這點至關重要，後來慈禧太後與恭親王所以敢於公開否定並推翻第二道遺詔，主要的一個原因即在於此詔並非皇帝親筆，設若此詔真的是鹹豐皇帝親筆朱諭，則肅順等人的“合法性”固然增加不少，而皇太後與恭王至少也不敢加給八大臣以“矯詔”的罪名，既被誣以“矯詔”，則罪同篡逆，肅順等人當時既已不能自辯其誣，也無人敢出來替他們分辨，則雖欲不亡也不可得了。

第一道遺詔是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這自然沒有任何爭議。前麵講過，外廷雖稱載淳為“皇長子”，那也隻是一種製度上的稱呼，其實鹹豐皇帝就隻有載淳這麽一個兒子，既無他子可立，則載淳父死子繼，本是天經地義的成法。第二道遺詔從形式上來講也應該沒有爭議。因為清朝“祖製重顧命”，凡皇位授受之際，必有先皇派定的顧命大臣輔政。

汝佳按：比如當年鹹豐皇帝的父親宣宗道光皇帝駕崩時，與立儲詔書同時宣示的就還有道光皇帝的另一份親筆朱諭，全文如下：“皇四子奕詝著立為皇太子，爾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讚輔，總以國計民生為重，無恤其他。”這個實際上就是給當時在場王大臣的顧命詔書。
當時入受道光皇帝顧命的王大臣中，除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兩人外，還有宗人府宗令（皇族的族長）定郡王載銓，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即有名的僧王，他是鹹豐皇帝的表兄，當鹹豐時已晉爵為科爾沁親王），軍機大臣穆張阿（其時為軍機處領班）、賽上阿（鹹豐初年他因剿太平軍不力，被削職。到同治年間，他的女兒和孫女雙雙被選入宮，而且孫女晉封同治皇後，女兒則封為珣嬪，當時他尚健在。看起來是老來紅，可惜好景不長，同治皇帝“天子出天花”早夭了，同治皇後亦隨即薨逝，珣嬪則青年守寡。禍福旦夕，由此可知）、何汝霖、陳孚恩（此公後來也成了肅順的“鐵杆粉絲”）、季芝昌（他即是曾國藩會試時候的老師）以及總管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文慶（後來當恭王被鹹豐皇帝逐出軍機處時，文慶一度成為軍機處的領班）等十人。

但是鹹豐皇帝的這份顧命詔書所以受到很大程度的懷疑，甚至被徹底否定，除了上麵提到的不是他親筆書寫以外，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裏麵沒有恭親王的名字，而代之以與恭王同母的妹夫、載淳的姑父景壽。景壽這個人很老實，根本沒有什麽主見，拉他來入受顧命，在鹹豐皇帝當然是為了平衡恭王不在顧命之列的缺陷，在肅順等則是為了掩蓋獨攬大權的事實，在景壽則是無端的做了個倒黴的“冤大頭”。其時皇長子載淳虛歲方六歲，一旦即位，則成主少國疑之勢。顧命大臣中沒有近支親貴（前麵已經講過，載垣、端華、肅順等皆為“疏潢宗室”），倘若其中有人懷“不臣之心”，則“祖宗社稷”勢必動搖，康熙年間鼇拜之禍可為殷鑒。
第二，詔書中有令顧命大臣“讚襄一切政務”一語，將顧命大臣的權力無限擴大化。這無異於宣布在載淳成年親政之前，顧命大臣就是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我想肅順等人之所以被朝野普遍猜忌，最大的原因就在這裏。後來當太後與恭王發動政變之時，即在曆數八大臣罪狀的上諭中，以嗣皇帝載淳的名義公開否定鹹豐皇帝的這道詔書說：“載垣、端華、肅順... ...以讚襄政務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按：指鹹豐皇帝）彌留之際，但麵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並無令其讚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讚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 ...”。
有的記載上說，鹹豐皇帝的這兩份遺詔均出自八大臣之一的杜翰之手。此人即是鹹豐皇帝的“師傅”杜受田之子，在八大臣中才具僅次於肅順。鹹豐皇帝臨終之際口宣末命，其實隻說到令八大臣“盡心輔弼”一句，而杜翰在“承寫”的時候擅自加了“讚襄一切政務”六字，以為日後攬權張目。我的分析，這個說法可能不是空穴來風：首先，“讚襄一切政務”六個字的利害關係太大了，鹹豐皇帝就算對八大臣再信任，從一個帝王的基本常識上來講，也不可能說出這幾個字。其次，事實上鹹豐皇帝早在此之前，就曾分別授予皇後“禦賞”印章一枚、皇長子“同道堂”印章一枚（鹹豐皇帝的書房名“同道堂”），以作為行使君權最終有效的憑證，其意當然也在於裁抑八大臣可能的“不臣之心”（其時載淳年幼，“同道堂”印章自然由其生母懿貴妃替他“保管”），可見他對八大臣並非完全的放心。再次，當時的情形是皇帝時昏時醒，神明雖然未衰，畢竟也是垂死之人，即便是發現杜翰“承寫”的遺詔與自己的意思有很大出入，倉促之間恐怕也沒有精力去糾責了，以致於讓杜翰看準了這點而鑽了個不小的空子。
不過，平心而論，無論這六個字是不是皇帝的本意，總之是經皇帝最後批準認可了的，應該都是有效的，強行算作“矯詔”，實在有些說不過去。
第三，鹹豐皇帝托付後事之時，除了八大臣以外，沒有別人在場作證。首先，我同意多數研究者的看法，相信這份“顧命”的名單是鹹豐皇帝此前就曾經與載垣、端華、肅順等人、至少是和肅順研究過很多次才敲定的。裏麵沒有恭親王等皇室近支親貴，本身就很不合理。當然這主要是因為皇帝對恭親王的不信任，這與早年的兄弟失和密切相關。其次是肅順等人抓住了皇帝的這個心理，加以利用，有意排斥恭王。當時“隨扈”在避暑山莊的近支親貴還有“老五太爺”惠親王綿愉（宣宗道光皇帝的親兄弟，鹹豐皇帝的胞叔）、皇帝的五弟惇親王奕誴、七弟醇郡王奕譞等。按說這些人縱然不在顧命之列，作為皇帝的叔父弟兄，這麽重要的時刻也應該在場。但反過來分析，若這些人在場，則一旦發現顧命大臣的名單裏沒有恭王，就算奕誴、奕譞兄弟或因避嫌不敢、或因無用不能提出什麽異議，則“老五太爺”綿愉以皇帝親叔父而齒德俱尊的身份，也必會站出來“主持公道”，這在皇帝和八大臣來講，都是極不願意發生的事情。

汝佳按：也有的筆記上記載說綿愉等人當時在場。我認為這是絕無可能的。絕無可能的原因，第一，上麵引用的現藏中國曆史檔案館的《隨手登記檔》，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裏麵所載被召見者的名單很簡潔明確，連一個“等”字都沒有，可見當時的確隻有載垣等八大臣奉旨入覲。第二，設若綿愉等人在場，則杜翰就斷不敢擅自添改皇帝口述的末命，即便發生這樣事關國本的事件，在當時就勢必會發生極嚴重的爭執，也不至於等到後來發動政變時才拿出來理論。而且後來以嗣皇帝載淳名義發布的上諭裏，也隻是籠統的說鹹豐皇帝“並無令其讚襄政務之諭”，此諭乃是八人“造作名目”，卻並沒有舉出一點有力的證人證據。垂簾聽政的體製本就不合“祖宗家法”，其先天的“法理基礎”相當薄弱，如有一絲證據證明八大臣“讚襄一切政務”的身份乃是非法的，則“垂簾”的合法性自然就會增加不少，所以在上諭中勢必會詳細舉出，既無舉證，則肯定是因無證可舉。

 

（十）鹹豐駕崩與顧命八臣（下）

恭親王奕訢著朝服相片



鹹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寅時初刻，傳諭禦膳房“伺候冰糖燕窩”，因咳嗽劇烈，皇帝沒有用，又急傳取鹿血進呈，但還未等到新鮮鹿血取來，皇帝就在卯時（早晨六點鍾左右）駕崩於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終年三十一歲，享國十一年。
同日，內閣即恭頒大行皇帝“哀詔”，相當於今天的訃告，宣告鹹豐皇帝已經駕崩。七月二十日，內閣再頒“喜詔”，宣布皇太子載淳秉承大行皇帝遺命，即位為嗣皇帝。

汝佳按：此處所說的“哀詔”是由內閣、軍機處或是詞臣等在皇帝駕崩之際，按慣例以駕崩皇帝的名義所擬定的、向天下公開發布的詔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先帝遺詔”。其實曆史上這樣的“遺詔”大都為臣下所代擬，最多是經“先帝”審查過，很少由“先帝”本人親筆書寫的。事實上相當多的“遺詔”都是在先帝駕崩以後，才由皇太子來主持擬定的，所以表達的大多是皇太子的意思。遺詔的內容則主要是以先帝本人的名義對他從即位以來到駕崩之前的工作、以及生病的緣由、病情的惡化過程等進行全麵的自我總結與描述，主要是讓天下臣民知道朝廷“大事已出”，新舊交替已經開始，同時對即將即位的皇太子提出綱領性的政治要求。這與前麵所提到的皇帝臨終前本來應該由皇帝親筆書寫，而改由八大臣所“承寫“的皇帝立儲和顧命大臣的詔書是兩碼事。

汝佳按：清沿明製，凡皇帝駕崩後，在沒有“恭上”廟號、諡號之前，為了區別於“今上”（指剛剛即位的嗣皇帝），統稱“大行皇帝”；皇太後皇後也是如此。而當大行皇帝初崩之時，皇太子還沒有正式登基，更沒有年號。但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所以一般等皇太子在大行皇帝的靈柩前即位之後，即稱之為“嗣皇帝”（意思大概和“準皇帝”差不多），其實嗣皇帝隻不過是接收了皇帝的權力，嚴格講起來其身份仍然隻是皇太子而已，因為此時他還沒有正式在太和殿舉行登基大典。由於當時具體負責典禮儀製的禮部官員大都在北京，顧命八大臣大概又因倉促之間來不及查閱“舊典”，以至於鬧了一個被李慈銘（其時為大學士周祖培家的西席）譏刺為“貽笑萬古”的笑話：八大臣既未在鹹豐皇帝駕崩的當天（也就是七月十七日）立即奉皇太子於柩前即位，卻從七月十七日鹹豐皇帝駕崩當日，到七月二十日皇太子柩前即位前的三天時間裏，就已經開始以“新皇帝”的身份下“上諭”，而且稱“朕”，晉封嫡母（鹹豐皇後鈕枯祿氏）和生母（即鹹豐懿貴妃葉赫那拉氏）為皇太後（嚴格講起來，由於八大臣的疏忽，在這三天裏，清王朝應該是處於一個“沒有皇帝”的時段裏）。

為了有效的“分化離間”新皇帝的嫡母與生母，顧命八臣一開始就製定了一個方針——即尊崇新皇帝的嫡母（鹹豐皇後），抑製生母（鹹豐懿貴妃），這在鹹豐皇帝駕崩的當天就體現出來了。本來，新皇嗣位，則皇考（即父皇）生前的皇後以皇考元配的身份，固然應該立即尊為皇太後，而母憑子貴的新皇生母，也應該同時尊為皇太後，這就是所謂的“兩宮並尊”。而八大臣卻偏偏在這上頭耍了個花招——鹹豐皇帝駕崩的當天，就以嗣皇帝的名義（實際上此時還隻是皇太子）傳旨：“鍾粹宮皇後晉封為皇太後”，等到了第二天才又傳旨：“儲秀宮懿貴妃晉封為皇太後”。雖然也算是“兩宮並尊”，但在時間上卻有一日之差，以示嫡庶終究有別。在這一天的時間裏，皇後已改稱為“皇太後”，而懿貴妃卻隻能“循例”稱為“懿貴太妃”，仍居“妃位”而非“後位”，這就是肅順等人有意減殺懿貴妃的“威風”。

汝佳按：肅順等人的這一招的確非常厲害，對平生極要麵子的懿貴妃打擊非常大。以至於後來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之時，明明慈禧太後決定了的事情就已經是“板上釘釘”了的，在手續上卻仍然不得不征得慈安太後的同意後才能生效。甚至時不時的還有些大臣還說出“如今雖是兩位太後，當初（指鹹豐皇帝在生時）卻隻一位皇後”這樣對慈禧幾近侮辱的話來，無形中使得慈禧的威權受到極大的損害。
說到這裏，忽然想到到另外一個流傳頗廣、在史學界也影響頗巨的傳說，李翰祥先生的曆史正劇《垂簾聽政》裏就采用了這個傳說：據說當鹹豐皇帝病重期間，想到自己死後，繼位的兒子僅隻六歲，而作為嫡母的皇後鈕枯祿氏太老實，兒子的生母葉赫那拉氏卻偏偏又生性喜歡攬權，恐怕將來有朝一日會重演唐朝武則天的故事，鹹豐皇帝彷徨無計之餘，便問肅順應該怎麽辦。肅順就建議鹹豐皇帝“效鉤弋故事”，即仿照漢武帝處置鉤弋夫人的辦法：當年漢武帝想傳位給幼子弗陵（即漢昭帝），卻又擔心弗陵的生母鉤弋夫人恃子為帝，臨朝亂政，毀了漢家天下，於是就在自己生前將鉤弋夫人處死，以絕可能的後患。這一招極其狠毒，但也極其有效。可惜鹹豐皇帝稟性怯懦優柔，下不了這樣重大的決心，肅順也隻好作罷。關於這件事的真偽，現在已無從考證，但以當時的政治環境，以及鹹豐皇帝和肅順、懿貴妃等諸人的性格、關係來分析，皇帝與肅順君臣有過這樣的商量，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兩宮皇太後的稱謂上，則援用前明神宗萬曆年間“兩宮並尊”的故事，稱新皇嫡母為“母後皇太後”、生母為“聖母皇太後”。又因母後皇太後住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東暖閣，故稱“東太後”，“聖母皇太後”住西暖閣，故稱“西太後”（注意，此時尚無“慈安、慈禧”名號）。
從大行皇帝駕崩之時起，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為首的顧命八大臣，就正式接收了皇帝的權力。他們給自己安了個新名目，叫做“讚襄政務王大臣”，淩駕於軍機處之上。
但是，實際上他們的身份很尷尬，具體的說起來，他們雖然接收了皇帝的權力，但畢竟不是皇帝，處在一種半君半臣的境地。這樣，他們如果想要合法有效的行使自己手中已經掌握的權力，就必須與嗣皇帝和皇太後“合作”，因為嗣皇帝和皇太後畢竟才是“君權”的合法象征，否則，政出無名，就一切都是枉然。更何況皇帝與太後還有兩件“法寶”，一是清朝祖製，皇帝的“權柄絕不能下移”；二是大行皇帝在此“法理”基礎上留給東太後與嗣皇帝的兩枚印章——“禦賞”和“同道堂”（前已說過，“同道堂”印實際上掌握在西太後手中）。
這樣，顧命八大臣與嗣皇帝和皇太後之間、實際上就是八大臣與西太後之間不得不進行一場“艱苦卓絕的談判”。開始，肅順等提出，凡“上諭”等重要文件，均由八大臣擬定，皇太後隻管蓋章，不能作絲毫改動（這大概就跟所謂的“橡皮圖章”一個意思了），下麵各級官員的升降任免等皇太後也無權幹涉，所有奏章也不必送皇太後過目。這些方案當然遭到西太後的拒絕。在經過長達四天的談判以後，雙方終於達成了如下妥協：（一）奏章送呈皇太後禦覽；（二）凡“上諭”皆由八大臣擬定，皇太後批準後蓋章，文首蓋東太後的“禦賞”印，文末蓋西太後“同道堂”印，缺一不可；（三）任免高級官員，由八大臣提名，皇太後裁定；一般官員的任免，則仍由八大臣提名候選人，然後在皇太後的監督下，由小皇帝用類似“抓鬮”的辦法決定，先抓中者為正，後抓中者為副（聽起來有些象兒戲）。
皇太後與顧命八臣的權力分配，就這樣暫時確定下來了——盡管這對雙方來說，都覺得很委屈。事實上此時已經形成“垂簾與輔政”兼而有之的局麵了。
在此期間，八大臣還於七月十七日大行皇帝駕崩當天，公布了一個由十人組成的大行皇帝“治喪委員會”（當時叫“恭理喪儀王大臣”）名單：“著派睿親王仁壽、豫親王義道、恭親王奕訢、醇郡王奕譞、大學士周祖培、協辦大學士尚書肅順、尚書全慶、陳孚恩、綿森、侍郎杜翰恭理喪儀。”這十個人中，肅順與杜翰兩人原是“一夥”，自不必說，仁壽、奕譞、綿森本來就在避暑山莊，也不必說。剩下義道、奕訢、周祖培、全慶、陳孚恩等五位都在北京“留守”。肅順等人又耍了個“花招”，除命屬於肅順一派的陳孚恩“星速前來行在”外，其餘四位均“著在京辦理一切事宜，無庸前赴行在”。
這個意思很明顯，就是不要恭親王奕訢來承德。因為他們清楚的知道，一旦恭王來承德與兩宮皇太後有所接觸，則難免有叔嫂聯手之虞，果真那樣的話，必將對他們的權力產生嚴重的威脅。
但是，不管怎麽說，無端阻止大行皇帝的親兄弟到哥哥靈柩前一抒痛喪手足之哀，畢竟是一件於情於理都很難講得過去的事情，這也是肅順跋扈的一個確證。

 

（十一）皇太後與恭親王間的秘密聯絡

北京恭王府照片


盡管顧命八大臣充分的意識到兩宮皇太後與恭親王一旦聯合起來，對他們來講可能意味著將麵臨毀滅性的打擊，他們也確實費盡心機的在采取各種措施手段來阻止皇太後與恭親王之間可能的聯絡。但事實證明，他們所采取的這些措施與手段都是失敗的。
其實，兩宮太後與恭王之間一直就保持著不止一條有效聯絡的渠道。如前麵提到的軍機章京曹毓瑛等，他們就不斷以“密劄”的形式向恭王報告承德的情況。他們的活動相當隱秘，所寫的“密劄”不明底細的外人根本就看不懂：比如有的極其重要的內容，為了防止泄密，他們都用一種叫“套格”的方式——就是在一張紙上密密麻麻的寫滿了文字，但這篇文字真正的意思絕不是你從平常字裏行間能看出來的，還必須要用另外一個“輔助工具”——就是另外一張在不同位置挖滿小孔的、同樣大小的白紙，閱讀的時候必須先將這張白紙覆蓋在那篇文字上，然後再把小孔裏麵露出來的字連貫起來讀，才能明白作者真正寫了些什麽。還有，這些“密劄”裏凡提到顧命八臣等重要人物的地方，皆不直書其名或正式的“官稱”，而是用一種類似於外號的“代號”，比如他們提到顧命八臣時寫作“二四”（這裏用了乘法，取“二四得八”之意），稱肅順為“宮燈”（因肅順的“肅”字用隸書寫起來其狀若宮燈），稱怡親王載垣為“心台”（這是用拆字法將“怡”字拆了開來），稱鄭親王端華為“老鄭”，稱焦佑瀛為“麻翁”（因為此公臉上有麻子），而當提到東太後時則稱“東邊”、西太後自然就是“西邊”了（此後在私下裏王公大臣們對“東邊”“西邊”的稱呼一直沿用到光緒初年慈安太後去世，隻剩慈禧太後“一邊”時為止），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不過這些人能掌握的也隻是外廷的大局變化，或者說更多的是一些關於顧命八臣活動的情形，而對處於深宮之中的兩宮皇太後和嗣皇帝的情形與想法，他們就沒辦法了解了。對這些情況的掌握，就必須依靠更為得力的“內線聯係”了。
至於有哪些人充當了兩宮太後與恭王間內線聯係人，有很多種說法，比較可靠的說法主要有：醇郡王奕譞、西太後跟前的首領太監安德海、和時為禦前侍衛的榮祿三人。其中尤以兩宮太後的小叔子、兼恭王的同父異母弟的醇郡王奕譞這條渠道是最為主要和穩妥的。奕譞不僅和恭王一樣是皇太後的小叔子，而且還是西太後的親妹夫。鹹豐九年，當時還是懿貴妃的西太後的親妹妹，就奉旨與奕譞成婚，親上做親的做了醇郡王福晉（“福晉”為滿語，意同漢語的“夫人”），並於第二年三月生有一女，後來穆宗同治皇帝載淳駕崩無子，醇王夫婦年僅四歲的兒子載湉，就是在西太後的蠻橫主持下，過繼給鹹豐皇帝為子，並繼統為德宗光緒皇帝的，因為在西太後想來，載湉不僅是鹹豐皇帝的親侄子，還是自己妹妹的親兒子，一則肥水不流外人田，二則將來載湉成人親政，自己以親伯母、過繼母兼嫡親姨母的三重身份，自然易於掌控，可惜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光緒皇帝親政以後並不象慈禧太後想象中的那麽容易就範，這才有後來著名的“戊戌政變”。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鹹豐十年八月，當英法聯軍逼近北京之際，醇郡王奕譞夫婦即隨同鹹豐皇帝逃難承德避暑山莊。
此時，醇郡王夫婦自然就成了兩宮太後與恭王之間最好的“傳聲筒”了。因為顧命八臣嚴格以“祖製禮法”來挾製太後，兩宮太後自然不能召見外臣，就是連奕譞也不能隨意召見，因為在禮法上來講，叔嫂當避嫌疑，何況太後還是奕譞的寡嫂，當然不能隨意召見。但奕譞的福晉是西太後的親妹妹，親姐妹見麵聊天，卻是任何人都無法提出異議的，何況是姐姐剛死了丈夫，情緒悲痛，妹妹就更應該去時時勸解安慰了。當然，這姐妹倆一旦見麵，就絕不僅僅是勸解安慰那麽簡單了。這些，肅順等顧命八臣當然心裏清楚，可也確實是無技可施了。據王闓運在他的《祺祥故事》裏記載，兩宮太後有一次跟醇王福晉述說肅順等八人如何的目無君上、跋扈不臣，西太後講到動情處，不由得哭了起來，說：“他們八個這樣欺侮我們孤兒寡母，難道我們家就沒有人能出來主持公道了嗎？”古訓雲：“君憂則臣辱，君辱則臣死”，如今居於“君位”的皇太後竟然淚眼巴巴的說出這樣的話來，醇王福晉勢必要對自己夫婦的“忠誠”有明確的表示，何況兩宮太後中還有一位是自己的親姐姐呢？於是，醇王福晉就代表自己的丈夫表態說：“有七爺在這裏，兩位太後隻管放心”（醇王行七）。東太後一聽這話，馬上就說：“那就明天早上召見七爺吧”。
這實際上是兩宮皇太後的一個激將之計。不過東太後太過忠厚老實，此計絕非是她能想得出來的，則兩宮太後所以能出此舉措，必是西太後的主意無疑。

汝佳按：有人說三國時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其實西太後的江山同樣也是哭出來的。垂簾聽政本是違背祖製的大忌，而所以能得能成功施行，與西太後的善於“煽情”，有密切關係。其實綜觀西太後一生，每當她在政治鬥爭中處於相對劣勢時，幾乎都要上演一番哭哭啼啼的“悲情戲”，這回除掉顧命八臣時是如此，同治年間打擊恭王時也是如此，光緒年間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皇帝時更是如此。相反，當她在鬥爭中處於相對優勢時，則必定是雷霆萬鈞的“乾綱獨斷”了——二十三年後的光緒九年（1884），政治上已經羽翼豐滿的西太後，為了徹底擺脫恭王的掣肘而獨攬大權，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悍然發動“甲申政變”，將以恭王為首的全班軍機大臣盡數革退，不但使恭王從此徹底離開權利的中樞，也使西太後的權力從此完全失去製約，清朝的國事，從此“不可為”。那個時候，她表現出來的就絕不是一個“淚眼巴巴的婦道人家”了。至於後來戊戌年（1898）她再次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時，所以又當廷痛哭，則是因為其時光緒名義上已親裁大政數年，作為早已撤簾歸政退居深宮皇太後，要公然重奪帝權臨朝訓政，在祖製家法麵前自然又處於絕對的劣勢，所以“不得不哭”，以表示自己之所以這麽做，實在是因為光緒皇帝“不爭氣”“不孝順”，有負自己多年撫育教導，自己出於“萬不得已”才再次臨朝訓政。

不過，醇王夫婦的義憤與同情雖然激發出來了，可兩宮真要召見醇王，也不那麽容易。第二天，當醇王來到宮門口時，肅順就問他要幹什麽？他說：“皇太後召見。”肅順笑著說：“怎麽會有這樣的事？必是老七你弄錯了，還是快回去吧”（肅順與醇王同輩而年長許多，所以按規矩可以叫他“老七”）。醇王其實是個誌大才疏的人，加上當時年紀很輕，所以連肅順這樣蠻橫而簡單的一句話他都不知如何應付，隻是在那裏磨著不走。幸好西太後料到他必定對付不了肅順，打發了一個太監來正兒八經的“傳懿旨”：兩宮太後傳七爺。肅順不敢公然“忤旨”，才無可奈何的放他進去。
見麵時兩宮太後聲情並茂的把昨天跟醇王福晉說的那些如話再複述一遍，意思是要這位“七爺”拿個主意該怎麽辦。這其實是在擠兌醇王，因為他當然不知道該怎麽辦，所以隻好說一個於他來講不是主意的主意：“這事非恭王不能辦”。不過兩宮太後要的也正是他這句話，所以當即命他馬上回京召恭王入覲，醇王領旨後出來。
但醇王和很多少年親貴一樣，少不更事且極沉不住氣，因為對肅順跟他為難的這個“過節”一直耿耿於懷，以致於後來當太後與恭王已經達成政變的默契、並準備回京後發動政變時，他竟然在一個很公開的場合公然揚言：“一切等回京再說。”大有叫肅順等人“走著瞧”的意思。嚇得他的親叔叔“老五太爺”惠親王綿愉趕緊訓斥他。這也是醇王不能“辦大事”的一個表現。
不過醇王此次也確實不辱使命，據宮中奏事檔記載：（鹹豐十一年八月）初七日，醇王定郡王到行在（皇帝駐蹕之處稱行在，此處指承德避暑山莊）。定郡王為醇王的遠房侄兒溥煦。前麵說過，醇王本來就一直就在行在“隨扈”，而此處在記載他“到行在”，則說明他之前確實離開行在一段時間。這段時間裏，他必然是回京見他的六哥恭親王去了。

 

（十二）恭親王的承德之行

北京恭王府湖心亭


在與兩宮皇太後達成“權力分配”之初，顧命八臣雖然對“奏折送皇太後禦覽”等條件不滿，但他們辦起事來總的感覺還是頗為順手。最主要的當屬擬定新皇年號。鹹豐十一年（1861）七月二十六日，顧命八臣擬定“祺祥”二字為新皇年號，經兩宮太後批準，交內閣頒上諭予正式確定。可惜這個年號還來不及等到明年使用，就在六十九天後的十月初五日，被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等以“詞義重複、且不吉”為由給明令廢止了，代之以“同治”二字。史學家們習慣稱這次政變為“祺祥政變”，所本在此。

汝佳按：這裏順便說一下中國的年號。年號製度始於漢武帝，但曆代皇帝好像都沒有考慮到紀年上是否方便的因素，動輒“改元”，新皇帝登基固然要改元，皇帝或國家遇到什麽大事也要改元，以資慶賀或者紀念，就是什麽事沒有也要改著“玩”，甚至在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前一次改元的事情天下臣民還未盡知，後一道改元的詔書又出了宮門。如唐高宗皇帝李治（女皇武則天的丈夫），他在位三十三年，改元卻竟然有十四次之多，成為曆史上年號最多的皇帝。一直到了明朝，才基本規範為一帝一號，不過仍有一個例外，就是明英宗皇帝朱祁鎮，他的年號先為“正統”，後來因發生“土木堡之變”，英宗被蒙古瓦喇部俘虜，他的弟弟郕王朱祁鈺以奉太後懿旨的形式即位為帝，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改元景泰；八年後，武清侯石亨、左副都禦史徐有貞及司禮監太監曹吉祥等人發動“奪門之變”成功，擁英宗重登大位，廢景泰皇帝仍為郕王，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天順”二字遂成了英宗的第二個年號。到清朝入關後，則始終是一帝一號正常。一般新皇即位的當年，仍用舊皇年號，新年號都是從即位的明年起使用。如本年載淳已經為皇帝，但本年仍為鹹豐十一年。

但是，不順手的事情馬上就接二連三的來了。首先是恭王置顧命八臣於鹹豐皇帝駕崩當日命他“在京辦理一切事宜，無庸前赴行在”的上諭於不顧，正式具折“奏請前赴熱河叩謁梓宮”（汝佳按：皇帝的棺木稱“梓宮”）。前麵說過，顧命八臣無端阻止恭王赴承德叩謁梓宮，本身就於情於理都講不過去，現在恭王又正式提出這個要求，顧命八臣雖極不情願，也不好再強行攔阻。所以，八月初一日早上，恭王終於來到承德避暑山莊。這當然是醇王奉兩宮太後密旨到北京聯絡的結果，否則恭王既不知太後的態度，貿然赴行在，除了徒招顧命八臣的無端猜疑外，於事絲毫無補，倒還不如不來。恭王到承德以後，首先叩謁大行皇帝梓宮，據熱河“密劄”記載：當天正好趕上大行皇帝的殷奠禮，恭親王“伏地大慟，聲徹殿陛，旁人無不下淚”。從七月十七日鹹豐皇帝駕崩以來，還沒有見過象恭王這樣傷心的人。恭王所以這樣傷心，我想除了出於與大行皇帝天生的手足之情以外，原因還很複雜：他可能想到了當初與這位哥哥“爭奪帝位”失敗的不甘心，可能想到了哥哥對自己的猜忌與疏遠，更可能想到了哥哥臨終給自己如此不公的政治待遇——輔政顧命大臣有八個之多，卻竟然沒有自己的份。
叩謁結束後，恭王就與顧命八臣見麵。肅順等人覺得此時自己的地位已十分穩固，所以認為恭王已不足畏。當談及兩宮太後有意召見恭王時，杜翰說了這樣一番話：“六爺（指恭王）與皇太後乃是叔嫂，叔嫂自古當避嫌疑，何況大行皇帝賓天不久，皇太後新喪，當此之時，尤其不宜召見六爺。”杜翰這話說得既冠冕堂皇又十分厲害，以致於肅順當時就誇他“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也。”連恭王也不得不承認此話有理。可惜恭王與兩宮太後間早通過醇王等人達成默契，所以正當他們相談甚歡之際，太後竟然當眾傳旨召見恭王，恭王於是作出很為難的樣子，說你們看看，說著說著懿旨就來了，見又不合適，不見又是違旨，怎麽辦呢？要不就勞駕四哥（此指鄭親王端華，他既行四，又與恭王同族同輩，所以恭王叫他“四哥”）相陪，一起覲見如何？鄭王不知所措，隻看著肅順，意思是問他怎麽辦。肅順一方麵是因太大意了，一方麵是因知道無法阻擋，所以索性說了個漂亮話：“老六，你跟兩位太後誼屬至親，既要見麵，何必我輩相陪？”正因為肅順的話說得“漂亮”過了頭，恭王與兩宮太後終於見麵了，而且是長達一個時辰的“獨對”，顧命八臣失敗的命運，到此幾乎就成了定局，這不能不說是肅順的一大失策。

汝佳按：皇帝單獨召見某位臣工，無須禦前大臣等引見，稱為“獨對”，實際上就是秘密談話

關於這次談話的內容，據當時事件的親曆者和參與者、與肅順關係極為密切、被稱為“肅門六子”之一的王闓運在他的《祺祥故事》中的記載來看，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皇太後再次向恭王控訴了顧命八臣飛揚跋扈的情況，並取得恭王的同情與支持，一致做出了發動政變、除掉顧命八臣的決定；二是確定了發動政變的時間和地點，恭王認為“非還京不可”，因為承德已被八人控製，隻能等到北京才能動手；三是恭王解除了太後的思想顧慮，當時可能是受鹹豐皇帝的影響，兩宮太後對洋人十分顧忌，怕洋人幹預中國內政。這個擔心當然不無道理，但其時恭王已經取得了洋人的絕對支持，所以他向兩宮太後保證說：“外國不會有異議，如果洋人方麵有什麽為難的地方，請惟奴才是問。”
由於這次“獨對”的時間太長，，所以肅順等人非常緊張。但他們顯然又無可奈何，隻能加緊對太後與恭王的監視，使得兩宮太後縱使在深宮之中談及“秘事”時，也不得不躲在一口巨缸後麵低語。
其實很多人都看出這次“獨對”對於顧命八臣來講非常不利，就連恭王的親五哥、經常“犯糊塗”的惇親王奕誴，這時候大約是因為站在肅順這一邊，反對太後垂簾的緣故，有一天與肅順、恭王等人一起吃飯的時候，竟然當著弟弟恭王的麵，用手提起肅順的辮子大聲說：“人家要殺你哪。”肅順隻好低著頭說：“請殺，請殺。”後來醇王奕譞不滿他這位五哥公然向著外人，甚至公開泄漏政變的重要信息，據此向太後參劾惇王，西太後表麵上雖不做任何處理，但惇王終身不獲重用，除了本身的才具有限之外，不能不說與此有關。
眼見消息已經泄漏，肅順等人已經起了極嚴重的戒心，恭王心裏很焦急，怕夜長夢多，所以想盡快把鹹豐皇帝的梓宮和皇太後皇帝恭奉回京，以便盡早發動政變。肅順顯然意識到恭王的用意，所以指使直隸總督文煜在來承德叩謁梓宮時，當著恭王的麵匯報說，恭奉梓宮和皇太後皇上回京的蹕道還沒有修好，暫不能回京。同時，又通過文煜指使密雲縣令把修蹕道的事情，拖到中秋後再辦，有意拖延時間。
這回輪到恭王無可奈何了。他隻好於八月初六日向兩宮太後辭行，同時請太後無論如何要堅持已經商定的方針，並盡早想辦法回京，以杜絕肅順等人可能的“奸謀”。八月初七日，恭王啟程離開承德（注意：上文已經說過，據宮中奏事檔記載，醇王也正好是這一天到承德的。兄弟倆同一天內一到一走，顯然是刻意規避“有所勾結”的嫌疑，目的當然是為了麻痹肅順等人）。一路上曉行露宿，對沿途各州縣為他準備的休息處所，“皆不輕居”。顯然，他怕肅順等人有於他不利的舉動。

 

（十三）八大臣“痛駁”董元醇（上）

北京恭王府戲樓

在兩宮太後與恭親王“見麵”之後，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內以西太後為首、外由恭親王主持的堅固聯盟，這個聯盟的宗旨就是通過政變的方式，廢黜鹹豐皇帝臨終前確立在清朝祖製基礎上的、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輔政製度，代之以皇太後垂簾、恭親王議政的全新製度。其實這種製度本身就是一個皇太後與恭親王之間相互交換條件的結果——皇太後以給與恭親王極大的議政權力為條件，換取他對嚴重違反清朝“祖宗家法”的皇太後垂簾聽政的必不可少的支持。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樣的條件交換無論對西太後還是恭王來講，實際上都是迫於當時的政治形式和各自的政治需求，不得不采取的一個“權宜之計”：首先，這在恭王來講，支持垂簾聽政本身，一方麵是對祖宗家法和其兄鹹豐皇帝的公然背叛，在自己的良知上就過意不去。另一方麵，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他當然也跟肅順一樣，不願意權力被人分享，尤其是在那種“絕對男權”的時代裏，與一個極具政治野心的女流之輩分享。所以恭王當國伊始，就著手裁抑太後的權力。在垂簾聽政最初的近四年時間裏，其實皇太後的權力並不比顧命八臣輔政時期大多少，隻不過是在不用受肅順等人的“惡氣”的同時，可以名正言順的臨朝聽政，從而在政治地位上得到較大改善而已，說白了皇太後所得到的，也就是在以皇帝名義所下發的上諭開頭，加上“朕欽奉慈安皇太後、慈禧皇太後懿旨”的字樣，以及可以代表皇帝公開召見臣工、和臣工的奏折在“皇上”之前多加“皇太後”三字而已，真正用人行政大權仍然掌握在恭王的手裏。當然，本性專斷、權欲極強的西太後也絕不會就此滿足，所以到同治四年（1865）三月，當她已經具備更加成熟的政治經驗和一定政治能量的時候，就反過來裁抑恭王，以恭王被禦史蔡壽祺彈劾為突破口，用一篇別字連篇的親筆手諭，一舉革了恭王的“議政王”頭銜，雖然當時還不能徹底打倒恭王，但恭王與太後在權力分配上的主從之勢，至此已經倒置。等到光緒九年（1884），政治上已經羽翼豐滿的西太後，再次發動“甲申政變”，將恭王和他的黨羽從權力中樞徹底驅除時，恭王已經到了束手無策、隻能任由宰割的地步。這不能不說是恭王自食其果。
這些都是後話了。此時的恭王，卻正與西太後進行著積極而緊密的政治合作，他們彼此都明白，如果他們之間不進行這樣的合作，則西太後固無法實現公然臨朝的野心，恭王也萬難當國秉政。於是，當恭王剛與兩宮太後達成垂簾聽政的政治默契，人還沒有離開承德時，就有位山東道監察禦史董元醇上了個《奏請皇太後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輔政折》，公開向顧命八臣宣戰，從而引發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汝佳按：如前所述，恭王是八月初七離開承德的，董元醇的折子則是八月初六發出，八月初九送到承德的，這個的時間拿捏得非常巧妙。

董元醇，河南洛陽人，鹹豐二年授翰林，十年改禦史，大學士周祖培是他鹹豐二年會試時的閱卷總裁，按當時官場的規矩，董元醇就算是周祖培的門生。前麵講過，周祖培在與肅順同掌刑部的時候，肅順很瞧不起周祖培，幾乎到了一點麵子都不給的地步，不但常常譏刺他是“老八股”，而且還當著周祖培的麵，故意把他在文件上已經簽署的意見一筆劃掉，讓周祖培以堂堂“相國”之尊而顏麵丟盡，卻又毫無辦法。因而從感情上來講，周祖培可以說與肅順已經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所以當皇太後與恭王都露出有垂簾聽政的意思時，周祖培活動得非常積極，一麵請他的西席李慈銘幫他收集曆朝曆代女主臨朝的先例，為皇太後垂簾聽政尋找曆史依據；另一方麵就是指使董元醇上這個折子，從而打響了垂簾聽政“第一槍”。垂簾聽政在周祖培看來，無疑是扳倒肅順，一舒胸中惡氣的絕好時機。為泄一己私憤而置國家大局於不顧，書生意氣誤國，於此可見一斑。

董元醇的折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的內容：
一、明確提出請皇太後垂簾聽政。他首先以“事貴從權”來為自己違背祖製的主張開脫。他對於“事貴從權”的解釋是，如今皇帝年幼不能親理大政，情況特殊，應該明降諭旨，一切政務皆由皇太後“斟酌盡善”，“暫時權理朝政”，並且“左右不得幹預”，從而使得“人心益知敬畏”，讓文武臣工不敢稍肆蒙蔽，等皇帝長大後再“親裁政務，躬理萬機”，那時候皇太後歸政而“以天下養”。並且辯解說，“雖我朝向無太後垂簾之儀，而審時度勢，不得不為此通權達變之舉，此所謂事貴從權也”。
二、以“理宜守經”為由，認為“自古帝王莫不以親親尊賢為急務，此千古不易之經也”，因此要求在現有顧命八臣輔政之外，“更當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這“一二人”與八大臣一起，來“同心輔弼一切事務”，認為如此就可以“庶、親、賢並用，”達到“既無專擅之患，亦無偏任之嫌”的效果。他這裏所說的“庶”顯然是指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親”則是指嗣皇帝的胞叔恭親王奕訢，“賢”則當是指肅順了。這一條表麵看起來是一個讓顧命八臣與恭王都“皆大歡喜”的建議，實際上隻不過是為恭王秉政張目罷了，同時直指顧命八臣有“專擅之患”，難怪八大臣要火冒三丈了。
三、建議為嗣皇帝添派一位師傅“以擴聖聰”。這一條看似冠冕堂皇且無關緊要，實際上則是為親近恭王的大學士們提供接近嗣皇帝途徑，從而達到影響並掌控嗣皇帝的目的，所以也被八大臣一體拒絕了。

以上三條，其核心內容其實就是請皇太後垂簾聽政的同時，另行派參與恭王輔政，說穿了就是欲以“皇太後垂簾於上，恭親王輔政於下”，代替現行的八大臣“讚襄政務”體製。我曾仔細揣摩過肅順等八臣的心思，他們此時之所以要“旗幟鮮明”的反對垂簾聽政，其實反對的恐怕不是“垂簾聽政”本身，主要是反對恭王參與輔政行列。
前麵講過，事實上他們八個早在鹹豐皇帝駕崩之初，就與皇太後進行了長達四天的艱苦談判，達成了包括奏折呈皇太後“禦覽”在內的幾條妥協條件，實際上當時就已經變相形成了一個“垂簾與輔政兼而有之”的體製。因為他們清楚的知道，如果不與太後進行有條件的合作，他們必將難以合法有效的行使手中的權力。並且在肅順目空一切的眼光看來，兩宮太後終究不過是女流之輩，而且東太後出了名的忠厚老實，剩下西太後一個人再怎麽厲害，處於深宮之中，總也是孤掌難鳴，斷無自己控製不了之理，更何況自己還有大行皇帝遺命在身？我的分析，恭王之所以能與西太後達成前麵的默契，多少也有和肅順一樣的考慮在內。在對待西太後的問題上，恭王與肅順都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那就是太小看這個女人了。等他們意識到這個錯誤的時候，都已經為時晚矣。而現在董元醇的這個折子卻公然在太後垂簾的前提下，更提出讓恭王參與輔政，這就讓肅順等人斷難接受。雖然董元醇說是讓恭王與八大臣“同心輔弼”，但明眼人不難看出，這實在隻是個障眼法而已，因為一旦恭王加入輔政行列，則以他皇帝親叔父的身份，於情於理都應該列於首位，勢必成了顧命八臣的“領導”。這無異於是讓顧命八臣、尤其是肅順將已到手的權力拱手讓人。而且，從董元醇上這個折子的時機，以及他與周祖培的關係、周祖培與恭王和肅順的關係，還有這個折子本身透露出的訊息等種種跡象分析，肅順不難得出結論，此時兩宮太後與恭親王之間，已經有了相當深的默契。因此，一貫雷厲風行的肅順斷然決定，對這個折子進行全力還擊，在“以儆效尤”的同時，達到徹底打消恭王等人的“政治幻想”，從而進一步鞏固自己既得權力的效果。

 

 

（十四）八大臣“痛駁”董元醇（下）

北京恭王府錫普齋

其時肅順等顧命八臣的權力極大，他們甚至可以先於皇帝和皇太後看到臣工的所有章奏。清高宗乾隆皇帝晚年，由於皇帝“倦勤”，加上他對軍機領班和珅的極度信任，曾令所有章奏在呈皇帝禦覽的同時，均需另錄一副本送軍機處，使得軍機大臣（實際上大概就是和珅一人）能與皇帝同時知曉所有奏折的內容。這其實已經是嚴重威脅君權的舉措，和珅之能成為“權臣”，這實在是一個重要原因。可惜乾隆皇帝一生自負，以為和珅萬不敢蒙蔽自己，所以慮不及此。後來當仁宗嘉慶皇帝親政，和珅事敗時，這條“規矩”立即被嘉慶皇帝明令廢止。其實即便是和珅，他所能看到的也隻是“副本”而已，且頂多是與皇帝同時看到，而現在的顧命八臣卻能先於皇帝看到奏折原件，其權之重，可見一斑。
不過此時顧命八臣在看到董元醇這個折子後，並沒有立即做出非常舉措，隻是按先前與皇太後約定的“規矩”，將這個折子和當天的其它奏折一起，呈兩宮皇太後禦覽。當然，他們既已知道這個折子的內容，並充分了解它的嚴重性，則此時必然已有一番應對的策劃。
反倒是兩宮太後采取了一個在八大臣看來非同一般的舉措。按常規，頭一天“呈覽”的奏折，皇帝（此處當然是指太後了）在批閱之後或朱筆批示，或等第二天召見軍機大臣商議後再作處理，但無論如何，也要趕在第二天召見軍機之前將原折發給軍機處，以便軍機大臣事先知道內容後，好先商定好處理意見，於“見麵”垂詢時有所準備。汝佳按：清朝的皇帝都十分勤政，尤其是自世宗雍正起，除皇帝臥病不起外，更無一日不召見軍機大臣，久而久之，這樣的召見，就有了一個聽起來十分親切的說法，叫作“見麵”。不過皇帝還有個從明朝傳承下來的“特權”，就是把一些自己認為或內容敏感，或此時尚不便處置的折子留下來不發給軍機處，以表示對這個折子不予處理或暫不處理，這有個專門的術語叫作“留中”。而在軍機處，凡被“留中”的折子就叫“淹了”，意思是這個折子好像被大水淹沒一樣，不必去探尋下落，軍機處當然也不必為此去負任何責任。這樣的作法，在皇帝自然是一種特權，在臣下卻難免會產生皇帝對所“淹了”的折子到底是什麽態度的各種揣摩。
兩宮太後采取的措施就是把董元醇的這份折子給“淹了”。
這樣的做法雖說是君上的特權，但此時八大臣卻萬難接受。因為這份奏折的內容太敏感了，皇太後“淹了”它，在八大臣看來，一則無疑是暗示太後對董元醇的提議多少不無興趣，可能是恪於“祖宗家法”和顧命八臣的權威才不置可否；二則若董元醇這個折子如果沒有做出明確嚴厲的處置，大小臣工就不難揣摩出皇太後的意思，此後“效尤”者必眾，一旦形成風氣，則顧命八臣就難以控製局麵了。
於是，他們在略作商議後，肅順決定在這天“見麵”時，無論如何也要對董元醇的折子做出明確嚴厲的處置，為此不惜給兩宮太後、尤其是西太後一點顏色瞧瞧。
不料“見麵”伊始，西太後卻先聲奪人，宣布全盤接受董元醇的建議：命令將董元醇所請的太後垂簾權理朝政等事宜，立即交王公大臣會議決定，還要求這個會議同時要開出簡派親王參與輔政與給嗣皇帝添派師傅的具體名單，等候皇太後裁決。肅順等人這時才明白，原來太後不是要“淹了”董元醇的折子，而是要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這當然比“淹了”更厲害。果然，不等顧命八臣有所表示，西太後即要八人按上述意思“寫旨來看”（也就是“擬旨”）。怡親王載垣大概覺得自己以首席顧命大臣的身份，此時應該對太後的懿旨有所辯駁（其實我分析以他的才具，當此突然之際，恐怕實在也不知道該如何有效辯駁），卻被肅順製止了。於是，八人假裝“奉旨”，退出殿外再議。再議的結果，是決定對皇太後的懿旨完全不予理會，按既定宗旨另起爐灶，擬旨“痛駁”董元醇。
一般來講，軍機大臣負責“承旨”，而草擬諭旨卻是軍機章京（軍機大臣的助手）根據軍機大臣轉述所承之旨的內容寫就，交由軍機大臣審查潤飾後，再呈皇帝裁定頒行。所以顧命八臣立即找了個值班軍機章京叫吳兆麟的來，由八大臣按他們的意見“述旨”，命他草擬。但吳兆麟雖然是吃這碗飯的，卻畢竟是局外人，所以擬的旨在肅順看來有些不痛不癢，遠不夠嚴厲，達不到“痛駁”的效果。於是，肅順決定把這份旨稿棄而不用，並點名要“麻翁”焦佑瀛親自動手。焦佑瀛本來就是軍機章京出身，擬旨在行，加上此時要討好肅順，所以格外賣力，按肅順的意思洋洋灑灑，一揮而就。
焦佑瀛擬的旨稿，徑直以“我朝聖聖相承，向無皇太後垂簾之理”這頂大帽子開頭，索性將此前顧命八臣與皇太後之間已經達成的“顧命與垂簾兼而有之”的權力分配協議一筆勾銷，說“朕以衝齡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禦極之初，何敢更易祖宗舊製？”同時強調，“且皇考特派怡親王載垣等讚襄政務，一切事件，應行降旨者，經該王大臣等繕擬進呈後，必經朕鈐用圖章始行頒發。”其實這不但是公開否認了八大臣與太後之間的協議，使得太後與皇帝重回到“橡皮圖章”的地位，而且還瞪著眼睛說瞎話，因為無論是“禦賞”印還是“同道堂”印兩枚圖章，都一直掌握在兩宮太後的手裏，六歲的小皇帝哪裏有過什麽“鈐用圖章”的行為？照此看來，則連皇太後“橡皮圖章”的資格也給否定掉了。並據此斷然駁斥董元醇“奏請皇太後權理朝政，甚屬非是！”
關於董元醇奏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參與輔政一節，則以”伏念皇考於七月十六日子時召載垣等八人，令其盡心輔弼，朕仰體（皇考——汝佳按）聖心，自有深意，又何敢輕易增添？”而董元醇“必欲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以“所奏尤不可行。”同時嚴肅指出，“以上兩端，關係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議！”這就是說，以後誰也不準再提垂簾聽政與另簡親王輔政這兩件事。
將“以上兩端”予以嚴辭駁斥也就罷了，甚至連給小皇帝添派師傅這樣冠冕堂皇的事情，也絲毫不加解釋的以“亦毋庸議” 加以拒絕，就讓天下臣工都難免要覺得肅順等八人實在太過跋扈了，因為添派師傅“啟沃聖聰”，到哪兒說都是不過份的。
而且焦佑瀛這道旨稿中 “奏請皇太後權理朝政，甚屬非是”一語，痛快倒是痛快，卻實在太過狂悖，因為這無疑是在煌煌上諭中以小皇帝的口吻訓斥皇太後，這在“以孝治天下”的清朝，是絕不能容許發生的。還有“是誠何心”四字，無疑的是暗責恭王等近支親貴有不臣之心，所以年輕的醇王在讀到這四個字以後，也不僅要勃然大怒了。
當然，其時因這道旨稿而勃然大怒的，首先還不是醇王，而是西太後。八大臣與西太後之間，一場絕大的公開衝突，遂由此爆發。

 

（十五）八大臣與西太後徹底決裂

北京恭王府“蝠殿”

西太後當然會料到肅順等不會就這樣按自己的意思乖乖就範，因為起碼這不是她所了解的肅順的性格。但當八大臣將焦佑瀛執筆所擬的“上諭”呈給兩宮皇太後“禦覽”時，西太後還是嚇了一跳。嚇一跳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她根本不會想到肅順等人會公然的“矯詔”，不但把自己以皇太後之尊當麵交代的話當成耳旁風，而且還擬了這樣一道與自己的原意背道而馳、甚至假借自己六歲兒子的名義訓斥自己“甚屬非是”的“上諭”。
準此，則這次兩宮皇太後與顧命八臣“見麵”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兩宮太後理所當然的拒絕承認這道“上諭”，而顧命八臣則脅迫兩宮非得在“上諭”上加蓋印章，雙方陷入十分激烈的爭吵。在《熱河密劄》及後來政變成功時曆數顧命八臣罪狀的上諭裏，對此次八大臣的“悖逆”態度均有比較詳細和一致的描述，但因“為尊者諱”的緣故，對皇太後皇帝、尤其是西太後的言行記錄則較略。為了便於大家能充分了解當時的具體情形，現在我就根據《密劄》及相關可靠史料的記述，結合我自己的分析判斷，在不違背“曆史可能性”的原則下，對這次“見麵”的情況略作整理並簡要敘述如下需要說明的是，為了盡可能的還原曆史的真實場景，關於人物的對話語氣，我都盡量按他們各自的“款式身份”和性格脾氣，以及在廟堂之上君臣間奏對時的“規矩”，為他們“量身定做”，相信這是今天很多影視劇本所做不到的：
西太後先問：“這道上諭，是誰讓這麽寫的？”（汝佳按：八臣所擬上諭，與先前兩宮當麵交代的意思大相徑庭，所以西太後當然有此一問）
怡親王載垣回奏：“回聖母皇太後的話，是奴才等共同擬定的。”（汝佳按：載垣乃顧命八臣之首，所以照例該由他先回話）
西太後又問：“你們擬得好！我問你們幾個，什麽叫‘上諭’？”
載垣回奏：“皇上說的話就叫‘上諭’。”（汝佳按：以載垣的才智，大約也隻能做這樣的回奏）
西太後抓住把柄，指了指偎依在旁邊東太後跟前的小皇帝，說：“六歲的皇帝會說什麽話？誰來替他說話？”（汝佳按：清沿明製，皇太後稱皇帝就叫“皇帝”，根本不象現在很多影視劇所描述的那樣也稱“皇上”。這裏藏在西太後的話中的潛台詞，當然是應該由皇帝的母親皇太後來替他說話）
肅順眼看載垣招架不了，忍不住越次回奏：“回聖母皇太後的話，正為了皇上年幼，不能親裁大政，所以大行皇帝才派定奴才幾個讚襄皇上。”意思當然是該由他們幾個來替皇帝說話，沒有皇太後置喙的份兒。
話說到這裏，肅順的意思已經很明白，在他那裏，皇太後垂簾聽政已成妄想，而且隱隱然再度將此前雙方已經達成的權力分配協議全盤推翻。不過肅順到底義正詞嚴，所以西太後不但無可辯駁也無可奈何，隻好退一步轉移話題：“那我問你，董元醇奏請簡派近支親王跟你們幾個一起辦事，也錯了嗎？”（汝佳按：喜歡看曆史劇的朋友這裏再請注意了，真正皇太後說話並不是一口一個“哀家”，就是自稱“我”這麽簡單。西太後這句話的意思，就算你們說垂簾聽政不合祖宗家法與大行皇帝的遺命，但要小皇帝的親叔父一起秉政，總無可厚非吧？）
西太後這話問得十分厲害，厲害就厲害在她抓住董元醇奏折上的“理宜守經”一條，如董元醇所說，“自古帝王莫不以親親尊賢為急務”一句話，恭王是小皇帝的嫡親叔父，若要“親親”，則無論如何也不能沒有他參與輔政。載垣、端華、肅順等以“疏潢宗室”的身份，此時自然不好回答，否則就有“攬權”的嫌疑了，所以杜翰覺得以自己的身份（他是鹹豐皇帝的師傅杜受田的兒子，杜受田助鹹豐皇帝與恭王奪位有功，所以他的身份自然與眾不同），應該出來替他們說話：“回聖母皇太後的話，臣等奉大行皇帝的遺命讚襄政務，皇太後若聽信人言，臣等不能奉詔。”（汝佳按：杜翰不是旗人，所以隻能自稱“臣”，不能稱“奴才”，須知在清朝，隻有旗人才夠資格“當奴才”。他這話說得已太過激烈，“不能奉詔”雲雲，儼然抗旨，論律已屬大逆；而“皇太後聽信人言”雲雲，則直指恭王與皇太後有所勾結。難怪日後事敗論罪，這句話成了顧命八臣“悖逆”的鐵證之一）
話說到這個地步，雙方已無轉圜的餘地，西太後就是再厲害十倍，當此情勢，也不能不顧自己皇太後的臉麵來與大臣相罵於殿庭之上。我的分析，當是在僵持片刻之後，由“老實人”的東太後出來“打圓場”，其實也就是沒話找話：“不管怎麽說，給皇帝添派師傅，總是應該辦的吧？”
肅順趁此機會趕緊接茬，其實他的意思也是想化解僵局，可惜不能見好就收：“母後皇太後說的是，奴才等也不是不想辦這件事，隻是給皇上添派師傅，啟沃聖聰，所關匪細，容不得半點疏忽。如今又是在行在，倉促之間若所派非人，奴才等雖萬死也不能辭其咎。況且皇上方當啟蒙，一位師傅，也盡夠了。等回鑾以後，奴才等商議妥當，自當請旨，那時候就好從容辦理了。”
話雖說得婉轉，但到底還是給拒絕了，西太後覺得忍無可忍，大聲訓斥：“連給皇帝派個師傅都不行，你們八個也太跋扈了，你們眼裏還有皇帝跟太後嗎？”
肅順也氣往上衝，同時覺得應該借此“教訓”一下這位極難對付的皇太後，所以馬上聲色俱厲的說：“回聖母皇太後的話，奴才等親承大行皇帝臨終付托，輔弼皇上，讚襄一切政務，不能聽命於太後，就是此前請太後看折子，原本也屬多餘的事！”
肅順的聲音響徹殿庭，猶如平地風雷一般，情形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長於深宮之中的六歲皇帝，哪裏見過這個陣勢？突然嚇得大哭起來，同時一泡尿撒在了東太後的身上。
肅順等人的“悖逆無人臣之禮”，至此已表現得淋漓至盡。
兩宮太後和八大臣都沒料到會出現這種局麵，雙方的這次“見麵”，就這樣在君臣間惶惶然的氣氛中草草結束了，而雙方幾天前才剛剛勉強建立起來的合作關係，也同時在這煌煌然的氣氛中徹底破裂了。

 

 

（十六）聳人聽聞的中央政府“集體罷工”事件

北京恭王府雪景

君臣之間一番撕破臉麵的激烈爭吵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第二天，雙方對峙的情況進一步惡化，兩宮太後不但依然拒絕在顧命八臣擬定的痛駁董元醇的旨稿上蓋章，而且還拒絕再與八人“見麵”，隻是將頭一天送上去的其它奏折和上諭發給軍機處，卻獨缺“痛駁”的那道旨稿。此時肅順對兩宮太後、尤其是西太後的態度已不止是不滿，簡直是惱怒之極。於是，經過與其他七位會議以後，肅順斷然決定采取一個更為極端的措施，來逼迫西太後就範，那就是顧命八臣集體“擱車”。
所謂“擱車”，其實是一個極形象的比喻，指行使中的大車下閘不走，形同癱瘓，換句話說，就是顧命八臣“集體罷工”了。清朝的製度，自雍正皇帝設立軍機處以來，所有政務均出自軍機處，因此軍機處又有“樞廷”之稱，軍機大臣又稱“樞臣”。現在處於深宮中的兩宮太後還沒有取得完全代替皇帝的權力，根本不能越過軍機處直接指揮包括六部在內的中央政府的運作。而此時的軍機處事實上已經完全被顧命八臣所盤踞，所以，八大臣一旦罷工，就意味著整個中央政府陷入完全癱瘓的狀態。
肅順這個舉措極其狠毒，也極其厲害，好比死死的掐住了兩宮太後的脖子一般。一時之間，上自皇太後皇帝、下至文武臣僚，乃至兩宮太後身邊的太監宮女和政府的小吏雜役，莫不人心惶惶，整個承德避暑山莊似乎都籠罩在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陰霾之中。兩宮皇太後與顧命八臣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旋即公之於眾。
於是，在東太後的勸解下，也是在西太後將自己與八大臣的實力對比做了一番反複權衡之後，她終於做出了痛苦的讓步。西太後之所以能成功掌控清朝的最高權力達四十七年之久，就在於她能在任何複雜的情況下，都能對自己的權力極限有準確而清醒的判斷，並能把握好自己絕不去試圖超越這個極限。金庸先生說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必須要會適時的運用一個字，那就是“忍”字，這個字有兩麵，一麵是非常的會“忍耐”，一麵是絕對的能“殘忍”。西太後就把這個字運用得很好很恰當，她現在就做到了“忍耐”。這樣的忍耐不但讓她在弱勢之下保護了自己，而且還讓她爭得了朝野上下十分難得的同情，因為誰都看見了肅順是如何跋扈不臣的，是如何欺負深宮中的孤兒寡母的。
正如醇王所言，此時西太後所抱定的宗旨，就是“一切等回京後再說。”
而肅順之所以失敗，也可以說恰恰是因為他不會運用這個字的緣故，他既無法忍耐，也不能做到絕對殘忍。他的這個舉措其實也是一把極其狠毒、極其厲害的雙刃劍，西太後躲過去了，他卻因此而受到十分沉重的傷害——盡管當時表麵上看起來他是成功了，其實他是在“找死”。試想如果沒有發生“擱車”這樣嚴重的事件，則無論他與太後的關係決裂到何種程度，哪怕他曾在殿庭之上“毫無人臣之禮”的“公然咆哮”，大概都不至於會掉腦袋。因為那畢竟都是在極其機密的場合，“究非臣民所共見共聞”，既無“實跡宣揚餘外”，從而造成惡劣的影響，也就易於為人所見諒。汝佳按，後來在同治四年慈禧太後打擊恭親王時，就曾親筆寫了一道上諭指責恭王“妄自尊大，諸多狂傲”，“每日召見，趾高氣揚”，“（召見時）言語之間，許多取巧，滿口胡談亂道”等，恭王的五哥惇親王奕誴針對這些指責在給皇太後上的奏折中，就曾以“究非臣民所共見共聞”一語來替他辯護開脫，而且取得了成功加上垂簾聽政本身就不合清朝“祖宗家法”，而且違背了鹹豐皇帝的臨終遺命，其法理基礎十分薄弱，細論起來，肅順等人還是站在有理有利一邊的，如此則即使日後成了敗寇，也必然能獲得很大的同情，起碼論罪之時，無論如何也罪不至死。現在他不計後果的搞出了這樣一個令朝野震驚的事件，在皇權不振的明朝或許無所謂，在清朝則已形同公然造反，為開國二百年來所無，不但讓“天下臣民共見共聞”，而且足以讓“天下臣民共憤共棄”。因此，在《熱河密劄》當天的記載中，就有“（肅順等）諸公之禍，肇於擱車”的政治預言。
但載垣、端華、肅順等“諸公”，此時卻顯然沒有意識到這點。在罷工一天之後，兩宮太後終於按八大臣的意見，在那道“痛駁”的旨稿上痛苦的蓋了圖章，並發交下來。八大臣以為他們勝利了，以為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來挑戰他們的絕對權威了，於是，他們“笑聲徹遠近”，沉浸在一片勝利的喜悅之中，全然不知殺身之禍，正在向他們步步緊逼。

 

（十七）梓宮回鑾（上）

肅順等顧命八臣在“痛駁董元醇”一事上，采用非常極端的舉措占了上風，他們有些飄飄然了，以為皇太後與恭親王“也不過如此”。因此，盡管接下來就發生了握有兵權的都統勝保“違製”給皇太後上請安折（清朝沒有大臣給皇太後遞請安折的先例，無例則屬“違製”），並自請來承德叩謁梓宮的事情，也沒有引起他們的足夠重視，隻是沒話找話的以上諭訓斥勝保在大喪期間不該擅遞黃折子。清製，國喪期間大小臣工的奏折均隻能用白折子，不得用黃折子，但既是請安的折子，則自應當別論，因為假如以白折子請安，顯然含有詛咒“在上者”的意思，屬於“大不敬”，若是在雍正、乾隆兩朝，簡直是殺頭的罪名。所以八大臣訓斥勝保的上諭除了讓人覺得他們是在“故意找茬”之外，簡直沒有任何意義。其實這在肅順也有“難言之隱”，雖然明知勝保給皇太後遞請安折也是對垂簾聽政的一種試探，而所謂的自請叩謁梓宮更是向自己炫耀武力的一種表現，但一則因為臣下給皇太後遞請安折雖屬“違製”，但人家既一片“孝心”給皇太後請安，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你總不能讓皇太後不識抬舉不近人情的給予訓斥吧（前麵已經講過，其時凡上諭均須經皇太後蓋章才能生效）？再則勝保的驕橫跋扈也不在肅順之下，他處處學漢朝的周亞夫和雍正年間的年羹堯，常說些什麽“軍中但聞有將軍令，不知有天子詔”之類的話（就在肅順等人“事敗”後不久，勝保也同樣因驕橫跋扈被誅殺），此前甚至公然揚言要率軍“清君側”，所以肅順對他頗為忌憚，也不敢過份的得罪他。而且在痛駁董元醇一事上取得勝利以後，肅順自我感覺地位已經十分穩固，加上他相信正在前方與太平軍作戰的湘軍統帥曾國藩、胡林翼等手握重兵的重量級疆臣，感於自己對他們的識拔維護之恩，一定會全力支持自己，有這些人作自己的堅強後盾，他認為此時西太後與恭王指使勝保搞這些花樣已經毫無用處。
汝佳按：據王闓運的《祺祥故事》和其他可靠史料記載，當時作為“肅門六子”之一的王闓運，的確曾秉肅順之意給曾國藩寫過信，要這位份舉足輕重的“前敵總指揮”親自入朝覲見，以“申明祖製，庶母後不得臨朝。”雖然曾國藩內心對垂簾聽政是持反對意見的（後來他在寫給兩個弟弟曾國潢、曾國荃的信中，就有“皇太後垂簾聽政，中外怵肅”“可怵可畏”的話），但曾國藩素來常懷憂讒畏譏之心，因此雖然明知肅順於己有大恩，且垂簾聽政也為自己內心所反對，但在收到王闓運的信以後卻沒有作任何表示。可惜肅順卻自以為對曾國藩謹小慎微的性格十分了解，誤認為曾國藩的不作表示，其實就是與自己達成了某種默契。有了這張王牌，所以他才不把皇太後與恭王放在眼裏。當然，如果曾國藩真的能公開站出來旗幟鮮明的維護祖製，反對垂簾的話，則以他的身望地位，皇太後與恭親王的確不能有任何作為。但這樣做的話他就不是曾國藩了。
西太後趁著肅順得意忘形之際，再次提出盡快恭奉大行皇帝梓宮回鑾，以便能及早在紫禁城太和殿給嗣皇帝舉行登基大典，使“大位不至久虛”，從而能安定天下人心、穩定朝野大局。雖然肅順的得力幹將如侍郎黃宗漢等人清醒的意識到，如果此時倉促回京，局麵將對顧命八臣很不利，希圖再繼續推延，但沒有引起肅順的重視。於是，在八月十三日明發上諭：定於九月初九日甲子卯時，舉行嗣皇帝登基大典。第二天再發上諭：定於九月二十三日辰時，“恭奉皇考大行皇帝梓宮回京”。
這兩件大事的日期確定了，對於兩宮太後和恭王來講，顧命八臣徹底失敗的日期也就同時確定了，隻是顧命八臣自己不知道而已。
當然，顧命八臣也並非完全沒有任何布置：八月十八日，肅順等就擬定了回鑾的具體安排，由載垣、端華等人護送兩宮皇太後和皇帝，在辭別大行皇帝梓宮後，由間道先行回京，以便梓宮回京後小皇帝能在東華門跪迎靈駕。而大行皇帝的梓宮，則由肅順親自護送，“從容回京”，以昭鄭重。其實這個安排是另有目的的，一是即便回京後皇太後與恭王縱使有什麽不測的舉動，則顧命八臣最壞也不至於被同時一網打盡；另一層意思就是有意將皇太後皇帝與大行皇帝的遺體隔離開來，有肅順親自控製著先帝遺體，在他的分析，皇太後與恭王縱使事先有什麽“異謀”，也斷不能成功。當年清聖祖康熙駕崩於暢春園，諸皇子爭奪大位十分激烈，而世宗雍正所以能順利即位並迅速掌控局勢，使得他那些滿心不服的兄弟不得不就範，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雍正皇帝牢牢的控製住了大行皇帝康熙的遺體。
肅順認為所有事情都安排妥當之後，還做了一件讓兩宮皇太後皆大歡喜的事情——鹹豐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恭上兩宮皇太後徽號（也稱尊號）：母後皇太後（即大行皇帝的皇後、小皇帝的嫡母“東太後”）徽號為“慈安皇太後”，聖母皇太後（即大行皇帝懿貴妃、小皇帝的生母“西太後”）徽號為“慈禧皇太後”。以內閣名義對這兩個徽號的解釋是，“慈為福本，共欣仁惠之滂流，安乃壽征，永卜康強之葉吉；綿慈暉於天上，化日方長，延禧祉於宮中，祥雲普蔭。”
至此，按例在我的敘述中，也就正式開始分別以“慈安太後”、慈禧太後”來稱呼她們了——盡管正式上徽號的典禮是在明年（即同治元年）的四月二十四日才舉行的，那時候兩宮皇太後早就臨朝聽政，載垣、端華、肅順三位也早就一命歸西了。
這個時候，顧命八臣與兩宮太後的關係表麵上似乎也大大的緩和了。而肅順大概也意識到自己先前的那出“集體罷工”的戲唱得太過火了，使得內外臣工都知道自己與皇太後公然決裂，對自己非常不利，想趁此機會有所彌補，從而再製造一個兩宮太後與顧命八臣其實是上下一心、精誠團結的政治假象，以迷惑天下臣民。於是他走了一著自認為“絕妙”的好棋，可惜他遇到慈禧太後這樣一個幾乎天生就非常高明的政治家，以致於他的這著得意的“妙棋”在慈禧太後麵前竟然變成了一著臭不可聞的“臭棋”，而且因為這一著走錯，最終導至滿盤皆輸。

 

 

（十八）梓宮回鑾（下）

肅順自以為得意的這著棋是，先於九月初四日發一道上諭：“端華調補工部尚書，並補授步軍統領，行在步軍統領，亦著端華暫行署理”。這本身就是自己封自己的官，目的是為了將兵權抓在手裏。但肅順的意思尚不止於此，他還想籍此假惺惺的向兩宮皇太後表功。因此第二天在與兩宮太後“見麵”時，他和載垣、端華二人奏稱，自己三人現在所兼領的差使實在太多，簡直就是日理萬機，忙不過來，懇請皇太後將自己三人的部分兼職“酌量改派”，言下之意實際上是要太後下詔公開表揚他們三個，並肯定三人自入受顧命以來的工作。按照從前皇帝處理類似問題的慣例，則皇太後一定是要他們擬發一道上諭，對他們三人大加表揚和肯定，不僅要“溫旨慰留”，而且上諭的末尾一定還會加上這樣一句語氣堅決的話：“載垣、端華、肅順等毋庸固辭”。上諭煌煌，布告天下，這樣一來，天下臣民莫不知皇太後對顧命八臣信任甚深，倚重甚深。如此，則既不會再有人再說他們八位攬權，更多少可以向外界厘清關於皇太後與顧命八臣不和的“傳言”了。
誰知肅順的這套把戲卻被慈禧太後一眼看穿，她不但並沒上當，反而裝作“不懂規矩”，不按牌理出牌，一點都不跟他們三個“客氣”，馬上“著照所請”，麵諭“載垣著開鑾儀衛、上虞備用處事務；端華著開步軍統領缺；肅順著開管理理藩院並向導處事務。”慈禧太後的這著“將計就計”不但讓肅順等人後悔不已，而且也讓他們吃驚不已——他們根本沒料到這個處於深宮之中的年輕寡婦竟然會有這樣厲害的政治手段。
現在肅順等人就已經不是“偷雞不成蝕把米”那麽簡單了，因為他們蝕得實在太多了——步軍統領下麵管轄兩鎮總兵，正如雍正年間的隆科多所言，“一呼即可集兩萬兵”，擔負保衛京城的重任，是極重要的兵權，這也正是肅順三人為什麽要自己給封自己這個官的緣故。現在沒了這份兵權，顧命八臣就成了真正的赤手空拳，惟有傻嗬嗬任人宰割了（這個職務隨即被慈禧太後委派給了她的妹夫醇郡王奕譞）。鑾儀衛掌管皇帝的儀仗車駕，如台灣高陽先生所言，一旦發生政變，如果將鑾儀衛抓在手裏，就能擺得住場麵，示臣工以“天命”所在，自己處於“正統”的一方，對方則理所當然的成了“叛逆”；管理理藩院事物是專門負責與蒙古王公打交道。在清朝，蒙古王公對朝廷的影響非常大，如果當政者沒有蒙古王公的支持，簡直就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向導處專門負責皇帝出巡時“打前站”的工作，沒有這個差使，難怪後來回鑾時護送梓宮在後的肅順，對前方、尤其是北京發生的事情懵然不知，甚至連北京的政變已經發動，先回京的載垣、端華已經被捕，兩宮太後逮捕自己的命令已經發出這樣嚴重的情況也一無所知，終至於他自己還在睡夢中就成了階下囚，除了被捕時罵些於事無補、且“喪盡天良無人臣之禮”的“悖逆之言”，給自己再徒增點罪名之外，就隻有讓人綁到菜市口砍腦袋的份了。

肅順等人吃驚的嘴巴還來不及合攏，預定回鑾的日期就到了。九月二十三日一早，兩宮皇太後率小皇帝，在大行皇帝梓宮前行完奠酒禮，就由載垣、端華等扈從，匆匆從間道先回北京。剩下肅順、醇王奕譞、陳孚恩等護送梓宮在後麵緩緩而行。顧命八臣此時已無可調之兵，所以承擔沿途警戒護衛的軍隊，表麵看起來有好幾支，其實最關鍵的還是醇王剛剛從端華手裏接掌過來的步軍和勝保控製的部隊。
九月二十九日，兩宮皇太後和小皇帝安然抵達北京德勝門，恭親王奕率“留京”的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前麵說過，去年（鹹豐十年八月）秋天，英法聯軍打到通州，鹹豐皇帝從圓明園倉惶逃往承德，當時是為了逃命，尚且花了八天時間才走完這段路途，而此時在後無追兵的情況下，兩宮太後與皇帝居然隻用了六天時間就趕完這段路程，可見他們回京的心情是多麽急迫。
急迫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思念北京的“舊居”和百姓，而是因為他們急於要跟留京的恭王匯合，迅速除掉顧命八大臣並徹底廢黜顧命大臣製度，實行皇太後垂簾於上，恭親王秉政於下的全新製度。
就在這一天，還沒有等進入紫禁城，兩宮太後就迫不及待的緊急召見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前麵講過，此公是恭王的老丈人，現在位居文華殿大學士，是內閣的首輔）、賈楨、周祖培和惟一留京的軍機大臣文祥等重臣。在慈禧太後的煽情感染下，兩宮皇太後對著這幫重臣痛哭流涕，曆數顧命八臣如何的跋扈不臣，如何的欺負孤兒寡母。本來就與肅順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且早有預謀的周祖培，忍不住打斷皇太後的話，說：“皇太後何不重治其罪？”慈禧太後要的正是他這句話，但此時她卻裝作不懂而且可憐的樣子問：“他們既是大行皇帝的顧命大臣，又是讚襄政務王大臣，也可以治他們的罪嗎？”周祖培心中早有辦法，於是說：“皇太後可先降旨解除他們的職務，就可治他們的罪了。”慈禧太後點頭稱善。於是，第二天（鹹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西曆1861年11月2日），一場改變清王朝乃至整個中國命運的政變，就正式發生了。
我真不能相信，兩宮太後如此重要的一次“違規”召見“外臣”（這在以前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情），隨扈在旁的載垣、端華等人竟然既不能設法阻止於前，也沒有及時向護送梓宮的肅順報告於後，這樣的政治水平，居然也能位居樞要。

 

（十九）發動政變

鹹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西曆1861年11月2日），在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訢的授意下，大清朝的重量級人物，武英殿大學士賈楨、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等一齊“閃亮登場”，聯名上疏，公開籲請皇太後“親操政權以振綱紀”。同一天，按預先的布置，兩宮皇太後在按慣例召見完已到京的顧命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七人之後，立即再次越過顧命大臣，直接召見恭親王奕訢，內閣首輔文華殿大學士桂良，以及大學士賈楨、周祖培，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諸重臣。

綜合各種可靠史料記載，我現在將當時的情形大致還原如下：
載垣、端華等七個顧命大臣下朝，回到紫禁城隆宗門內的軍機處“值廬”（就是軍機大臣們的辦公室）時，正好碰見恭親王帶領上述諸重臣經過，載垣、端華意識到非比尋常，立即上前詢問緣故，恭王徑直回答“奉旨覲見”。載垣至此雖已明知恭王此舉乃有備而來，事態已是十分嚴重，卻也還能故作鎮靜的說：“六叔（宗室排行，他比恭王小一輩，故有此稱呼）這不是開玩笑嗎？我朝的家法，皇太後不能召見外臣，六叔想必也是知道的。”恭王笑笑不答。正在這時，有宮內太監適時的出現，鄭重傳諭召見恭王等人。載垣此時已然氣極敗壞，顧不得自己親王的儀製身份，一把抓住傳諭太監的衣領，厲聲喝問：“給我說清楚，你傳的到底是皇上的‘上諭’，還是太後的‘懿旨’？”因為皇帝才六歲，自然不會傳什麽“上諭”，但若說傳的乃是皇太後的懿旨，則就明顯違反祖製，所以他情急之下次有此一問。太監自然不知所措，於是載垣一把摔開那太監，轉身再次向恭王等重申：“祖宗家法，皇太後不得召見外臣，否則與垂簾聽政有什麽分別？”端華也用手指著恭王警告說：“外廷臣子，不得擅入宮禁！老六你可要想清楚了。”恭王冷笑著說道：“這些話，你們幾位還是留著明天給皇太後當麵說去。”語畢，即帶領諸重臣揚長入內。載垣等七人氣急敗壞之餘，卻實在無計可施，可也不甘心就此罷手，隻好一齊到軍機值廬靜觀其變。

恭王等與皇太後見麵後，慈禧太後再次對著這幫重臣痛哭流涕，曆數肅順等顧命八臣在承德飛揚跋扈，矯詔攬權的種種罪狀，在獲得諸重臣的一致支持後，立即頒布三道事先早已擬好的上諭，主要內容如下：
一、諭內閣及王大臣等妥議皇太後親裁大政並另簡近支親王輔政事宜具奏；
二、諭內閣解除讚襄政務王大臣職務，並派恭親王奕等會議皇太後垂簾聽政事宜；
三、諭將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革去爵職，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
四、特諭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譞將扈從梓宮的肅順立即革去爵職，並即行逮捕，押解來京，同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

恭王等人奉詔出來，直接來到軍機處。載垣等在屋裏遠遠望見他們來者不善，也不甘示弱的迎了出來。此刻已是圖窮匕現，恭親王鐵青著臉宣諭：“上諭，載垣、端華、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接旨！”載垣昂然而立，冷笑著說：“凡上諭須均經我們幾個承旨擬定，如今我們幾個不曾承旨，六叔的這道上諭，從何而出？”端華也氣勢洶洶的威脅說：“未經我們幾個麵承的上諭不是‘亂命’就是‘矯詔’！老六，你既是宣宗成皇帝（道光）的皇子，又是大行皇帝（鹹豐）的胞弟，自然知道‘亂命’跟‘矯詔’的後果！”
汝佳按：端華在這裏給恭王扣了一頂大帽子：所謂的“亂命”，是指皇帝在非正常的情況下發出的、或不符皇帝本意、或違背情理邏輯的命令。而“亂命”是臣下所能拒絕執行的，當然，是否是“亂命”，也是靠執行者自己主觀的判斷來分析的。後來，當清朝向八國聯軍宣戰時，慈禧太後就曾下詔命令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兩江總督的劉坤一、湖廣總督的張之洞，立即將轄區內的交戰國外交人員或驅逐或逮捕，同時派兵北上護駕勤王。李鴻章等即以“此乃‘亂命’，非我皇太後皇上本意”為由，拒絕執行。並且聯合起來，以清朝地方政府的名義，轉而與各交戰國簽訂《（中國）東南互保條約》，承諾中國東南地區不卷入在北方的戰爭，並保護各交戰國在該地區的所有利益不受侵害，從而避免了使中國全麵卷入戰爭的局麵出現。清朝戰敗後，慈禧太後為了在各國麵前推卸戰爭責任，保住自己在清朝的統治地位不受影響，甚至幹脆將發動戰爭的所有上諭都說成是端郡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等“戰犯”的“亂命”，不是自己的本意。而所謂“矯詔”，則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假傳聖旨”。不管是蒙蔽、脅迫皇帝下發“亂命”者，還是“矯詔”者，論律都是造反的罪名，隻要坐實一條，恭王都是吃不消的。

恭王此時也沒功夫去跟他們呈口舌之利，眼見載垣、端華並無絲毫奉詔就範的意思，為了免生事端，早有布置的恭王便不跟他們廢話，甚至連上諭也不跟他們宣讀，隻吩咐侍衛將載垣、端華二人拿下，早就準備好的侍衛一擁而上，載垣、端華大喝：“沒有王法的王八羔子，我等乃大行皇帝顧命的讚襄政務王大臣，你們哪個敢拿？”眾侍衛也不理會他們，三下五除二的就將兩人禠奪衣冠，擁出隆宗門，載垣、端華回頭還想找尋自己的隨從，卻早已被驅散了。就這樣，這兩位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爺”，被押進宗人府關押起來。
這邊，恭王回過頭來再問穆蔭等其他五個顧命大臣奉不奉詔，他們幾位既群龍無首，也就唯有乖乖就範的份兒了，規規矩矩的跪下來仔細聽恭王宣讀完上諭，然後再規規矩矩的回家閉門待罪。

 

（二十）政變中的兩道重要上諭

恭親王當眾宣讀的這道上諭，對清朝、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都至關重要，所以我特別全文抄錄於下，並就其中要緊處略作按語分析（紅色字體為我的按語）：

內閣奉上諭：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此即指鹹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進犯北京。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方所致。這就等於是把外敵入侵的責任，完全歸咎於當時“在事之王大臣”，也就是載垣、端華、肅順等。載垣等複不能靜心和議，徒誘捕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這是說當時在通州主持議和的載垣、穆蔭逮捕英軍參讚巴夏禮一事，導至議和決裂，才有日後的“巨禍”，其實這件事責任並不完全在載垣、穆蔭二人，因為一則這個事件的處置方法事先是奉有鹹豐皇帝諭旨的，再則當時參與議和的還有一位大佬，就是恭王的老丈人、位居內閣首輔的文華殿大學士桂良，而事實上執行逮捕巴夏禮任務的，則是當時鹹豐皇帝的姑表兄，也就是有名的“僧王”僧格林沁，如若真要秉公論罪，不能單追究載垣、穆蔭二人，至少桂良跟僧王也難逃幹係。澱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實聖心不得以之苦衷也。所謂“澱園”，即指圓明園，因為圓明園地處北京海澱，所以稱“澱園”。這是把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和鹹豐皇帝逃難承德的責任全部栽到載垣等人頭上。
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將各國應辦事宜，妥為經理，都城內外，安謐如常。這是明顯的為恭王等“留京”的王公大臣表功，也是為即將開始的新政府布局張本。
皇考屢召王大臣等議回鑾之旨，而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總以外國情形反複，力排眾議。指載垣等三人“專權”。皇考宵旰勤勞，更兼口外嚴寒，以致聖體違和，竟於本年七月十七日龍馭上賓，朕呼地搶天，五內如焚，追思載垣等從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實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這是將鹹豐皇帝駕崩這樣一個重要的責任，也一並加在載垣等人身上，這在當時是最大的一款罪狀，也是最“莫須有”的一款罪狀。有此一條，則載垣、端華、肅順等，就非隻被黜，就是縱欲不死也不能了。
朕禦極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係顧命之臣，故暫行寬免，以觀後效。這是強詞奪理的替“朕”開脫，因為既然禦極之初就已洞察顧命八臣的“罪”，則縱使寬大，也必應以上諭的形式對八臣進行“訓戒”，既然根本沒有這樣的舉措，又怎麽說得上是“暫行寬免，以觀後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載垣等八人，因禦史董元醇敬陳管見一折，即指董元醇奏請垂簾、而被八大臣擬旨痛駁的那個折子。內稱皇太後暫時權理朝政，俟數年後朕能親裁庶務，再行歸政；又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輔政；又請於大臣中簡派一二人充朕師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其實是“深合皇太後與恭王”之意。雖我朝向無皇太後垂簾之儀，這是不得不承認垂簾聽政乃違背祖製之舉。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國計民生為念，豈能拘守常例？這實在是為垂簾作狡辯，既明知此舉是不守常例，而發此上諭者捫心自問，垂簾聽政又豈是真正的以“國計民生”為念？此所謂事貴從權，還是在為垂簾狡辯。特麵諭載垣等著照所請傳旨。
該王大臣等奏對時，嘵嘵置辯，已無人臣之禮，平心而論，“該王大臣等”也無非是在“堅持真理”之際，態度過火而已。但挑起這一事端的，無論如何也不是“該王大臣等”。擬旨時又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作為朕旨頒行，是誠何心？“是誠何心”四字，正是當初顧命八臣痛駁董元醇上諭中的話，這話說得是很過份，此時正好被照搬到此，也是皇太後與恭王向世人昭示此一時彼一時的意思。世間“報應不爽”四字，於此可見一斑。且載垣等每以不敢專擅為詞，此非專擅之實跡乎？載垣等的確有此把柄，也不能全怨他人。
總因朕衝歲，皇太後不能深悉國事，任伊等欺蒙，能盡欺天下乎？這頂帽子也不小，而且此語也有望能搏天下臣民同情之意在內。然則皇太後與恭王為達到垂簾目的而欲加之罪的企圖，也能盡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負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對在天之靈？卻不知公然置祖製於不顧，全盤推翻“皇考”臨終末命，又何以仰對在天之靈？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任！這就是周祖培“老相國”的主意——先解除其職務，後治其罪。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伊等應得之咎，分別輕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後應如何垂簾之儀，一並具奏。
特諭！

以上是政變的第一道上諭，這道上諭雖然隻是將顧命八臣解職，但因為垂簾聽政本身就沒有“法理基礎”，所以不得不長篇大論的給八臣羅織罪狀，以示“朕”實在有“不得以”的苦衷，不如此則不能掙脫祖製的束縛，不能掙脫祖製的束縛則不能解除八臣之職，不解其職則不能治其罪，不能治其罪則談不到垂簾。所以這道上諭算是一份“長諭”。
而接下來根據周祖培的建議，恭王身上同時還有的另外一道上諭，就直截了當得多了——那是專門為載垣、端華、肅順三個“主犯”“量身定做”的，恭王先前所以能幹脆的將載垣、端華兩人直接“拿問”，正是以這第二道上諭作為依據，隻是因二人有“抗旨”的跡象，為了免生事端，恭王才沒有當場宣讀。現在，我也把這道上諭抄錄於下：

內閣奉上諭：前因載垣、端華、肅順等三人，種種跋扈不臣，朕於熱河行宮，即命醇郡王奕譞繕就諭旨，將載垣等三人解任。可見前麵那道上諭是早在承德就為八大臣準備好了的，可惜八大臣竟一直懵然不知茲於本日召見恭親王奕訢，及大學士桂良、周祖培，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乃載垣等肆言不應召見外臣，擅行攔阻，其肆無忌憚，何所底止？前旨僅予解任，實不足以蔽辜，著恭親王奕、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傳旨：將載垣、肅順、端華革去爵職拿問，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
特諭！

至此，政變的關鍵一步，也就是推翻顧命製度的主要程序實際上已經完成，接下來就應該是另外一個“重頭戲”了——那就是逮捕顧命八臣的主腦人物、正護送梓宮在途的肅順。

 

 

（二十一）逮捕肅順

 

恭親王奕訢在鹹豐十年（1860）與英法聯軍議和時，攝於怡親王載垣府中的照片

其時肅順與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譞等人，正護送鹹豐皇帝的梓宮行至密雲縣，距離北京僅有一百餘裏。如前所述，他完全不知北京已經發生極其嚴重的政變，他所代表的顧命輔政製度已被皇太後與恭親王等人聯手徹底推翻，包括他在內的顧命八大臣已被解職，他本人和他的同黨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已被革去爵職，載垣、端華已鋃鐺入獄，而逮捕他的上諭也已快馬由北京發出等重要情況。
事實上當逮捕肅順的上諭遞到密雲的時候，已經是半夜，肅順擁著他的兩個小妾酣睡正甜呢（國喪期間護送梓宮而私帶妾侍，是為不忠不孝，光憑這一條肅順就是個死罪，所以這後來理所當然的成了肅順的“大罪”之一）。根據恭王的部署，負責此次行動的正是與肅順一同護送梓宮的睿親王仁壽和醇郡王奕譞二人。年輕的醇王接到命他逮捕肅順的上諭時，高興得不得了，因為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大顯身手的時候。於是，他立即通知睿王仁壽，興師動眾的帶領大隊人馬將肅順的住地包圍起來（其實由於肅順以前所犯的一係列策略性錯誤，加上恭王已做了很周密的布置，現在肅順和先前的載垣、端華等人一樣，已經成了甕中之鱉，所以逮捕肅順雖然是政變中重要的一個步驟，但到此時卻已是絕無懸念之事，醇王本可不必大動幹戈）。
肅順從睡夢中被叫起來，桀驁不遜的聽著比他還要緊張的醇王結結巴巴的宣完上諭，自然也跟載垣、端華一樣拒不奉詔，並大肆咆哮，稱此乃“亂命”、“矯詔。醇王竟有些不知所措，隻好請教睿王，睿王的辦法其實也跟恭王一樣，就是不理他，徑直將他拿下。於是，在肅順的一片破口大罵聲中，他被連夜押解回京，跟他同父異母的四哥端華以及載垣一起，被關押進宗人府。而二十一歲的醇王奕譞，也終於算是完成他人生最得意的一件“大事”。

據奕譞的孫子、末代皇帝溥儀（即宣統皇帝）在他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記載，終醇王奕譞一生，都把逮捕肅順這件事視為自己最值得驕傲的手筆：醇王晚年的時候，有一天王府內演戲，演的是《鍘美案》最後一場，他最小的一個兒子載洵，在看到陳世美被包公鍘得鮮血淋漓時，嚇得坐地大哭，醇王大怒，當眾聲色俱厲的斥責道：“太不像話！想我二十一歲就親手拿過肅順，像你這樣，將來還能擔當國家大事嗎？”

據《清史稿》和另一位與當時一些重要人物如曾國藩等均來往密切的人物薛福成的記載，肅順被押進宗人府一見到載垣、端華二人，就罵他們是廢物，並說“如果早聽我的話，何至於有今日？”（由此可知，肅順此前的確有對慈禧太後“先下手為強”的計劃，隻是不知何故沒有被載垣、端華采納。）載垣也正氣不打一處來，回敬肅順一句：“得了吧，若是不聽你的話，我這個‘鐵帽子王爺’還當得好好的呢。”端華則勸解說：“事已至此，還吵些什麽？老六，你還是快想個法子挽回補救是正經。”
我分析肅順此時雖然已淪為階下囚，其實心裏並不象他老兄跟載垣一樣十分懼怕。他的辦法雖然隻有一個，但在他看來卻是十分管用的，那就是一個字——“拖”。按慣例，審判他們這種案子，絕非三兩天就能結案定罪的。此時已是十月初一日，而早有上諭明定於十月初九日舉行嗣皇帝登基大典，在大典期間是萬不能殺人的，何況像他們這樣的顧命大臣？且如何處置像他們這樣的國家重臣，料來皇太後與恭王也必定會循例征詢各重要疆臣的意見，如兩江總督曾國藩、湖廣總督官文等，就算皇太後與恭王必欲置自己於死地，采取非常手段，並不征詢曾國藩等人的意見，則在這段時間裏，罷黜顧命大臣及拿問他們的上諭也必已布告天下，以肅順對曾、官等前方將帥的提拔維護之恩（其時湖北巡撫胡林翼剛剛去世，左宗棠雖也自領一軍在與太平天國作戰，但畢竟資曆太淺，所以肅順還沒有考慮他們），他們在見到這道上諭後，縱使不能帶兵入京實行“兵諫”，也必定會聯名上一道奏折，切切實實的申明祖製，替顧命大臣辯護。其時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剛剛從太平天國手裏收複長江重鎮安慶，與太平天國的戰事正到了決戰的緊要關頭，朝廷對湘軍倚重之深，也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尤其曾國藩乃湘軍統帥，更是總攬全局的“前敵總指揮”，他們兄弟的帳，慈禧太後與恭王無論如何不能不買。另一位湖廣總督官文，更是被朝野視作旗人中的佼佼者，實際上他這個“佼佼者”完全是仰仗湘軍成事，所以，假如曾國藩找他一起上疏穩定朝局，回護顧命八臣，他也不能不買曾國藩的賬。若果然有此一滿一漢兩大重臣領銜相救，肅順等三人縱使不能免除一切處罰，恢複昔日“讚襄政務王大臣”的職務，至少也能重出與恭王等“新貴”一起“辦事”，頂多就是自己做個讓步，讚成垂簾聽政而已，再不濟也不至於會喪命。
肅順的這些推測其實也很有道理，可惜慈禧太後與恭王，以及滿朝親貴大佬對他皆恨之入骨——他平日結怨太多了。慈禧太後是恨他把持朝政，對自己諸多“無君臣之禮”的蔑視與欺淩，恭王是恨他對自己的排斥與打擊，顧命大臣有八個之多，卻硬是沒有自己的份，雖說是鹹豐皇帝親自裁奪的名單，但顯然也是肅順從中作梗的緣故；滿朝親貴大佬，如桂良等旗人貴族，是恨他從來瞧不起旗人，不但常常公開罵旗人都是飯桶，還借“戊午科場舞弊案”執意殺了旗人中的代表人物文淵閣大學士柏葰；而如周祖培等漢人大佬，則恨他飛揚跋扈，目中無人。有此三端合流，肅順就非死不可了，不但他非死不可，而且還非速死不可，不給他一點翻盤的機會。而且還連帶著他那位老兄鄭親王端華，以及怡親王載垣也都跟著倒了大黴，因為在顧命八臣的名單上，他們二位的排名在肅順之前，名義上是領頭的，既要置肅順於死地，他們也就斷無活命之理。

 

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始末（二十二）新桃換舊符

一九八三年，已故李翰祥導演執導的電影《垂簾聽政》劇照。此人物即為著名演員劉曉慶飾演的慈禧皇太後

其實，皇太後與恭親王此時還真挪不出手來處理顧命八大臣，因為擺在他們麵前的當務之急是組成一套新的政府班子，以便在對權力進行再分配的同時，及時接收八大臣的權力，以免形成權力真空。顧命八臣全部去職，軍機處原來的五個組成人員中，除了一個文祥外，就有四個在顧命大臣之列，所以作為中央政府的行政中樞，此時的軍機處事實上已經癱瘓。當然，人事安排的根本原則是早就定了的，那就是這個新政府班子必須是以恭王為首的，這正是慈禧太後與恭王之間的“交易”所在——恭王既已實現諾言，全力將顧命八臣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製度推翻，把兩宮太後扶上垂簾聽政的寶座，現在“革命成功”，就該兩宮皇太後來兌現自己的承諾了。
因此，恭親王無可爭議的要成為新政府的首腦，也就是俗稱的“軍機領班”。但光是個“軍機領班”，也還不足以“酬庸”他的勞績，於是又想出個名目，那就是“加授議政王”，以示皇太後皇帝對恭王的“倚重之深”。為什麽不直接封個“攝政王”呢？了解清史的人都知道，世祖順治皇帝即位之初，皇帝的叔父多爾袞不就是封的攝政王嗎（後來還被稱為“皇父攝政王”）？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正是考慮到多爾袞的前車之鑒，多爾袞雖然權傾一時，是個真正的“無冕之皇”，但其身後的下場卻實在太不好了。他剛死的時候甚至被追尊為“成宗義皇帝”，可是，僅僅一個月後，他就遭到順治皇帝的徹底“清算”——不但廢黜剛給他的皇帝尊號（含廟號、諡號），還被削去原有睿親王的封爵，甚至黜去愛新覺羅的宗籍，貶為庶人。直到乾隆年間，才被部分“平反”。有這樣一個“攝政王”的先例在，恭王自己就無論如何不會對“攝政王”三個字感興趣；還有一個原因，“攝”者“代”也，攝政王是代行天子之權（肅順就想完全代行天子之權），如今皇太後既然臨朝聽政，代行天子之權的自然就是皇太後了，準此，恭王也隻能“議政”，不能攝政。
不過，此時兩宮皇太後、尤其是慈禧太後，對朝廷的人事並不熟悉，幾乎就是“睜眼瞎”，想插手也無從下手，滿朝文武誰的資曆背景怎樣，誰的德行才能怎樣，你都不了解啊。因此，在罷黜顧命八臣的第二天，也就是鹹豐十一年（1861）十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所宣布的這個軍機處新班子組成名單，可以肯定是恭王一手擬定的，他們是：

加授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和碩恭親王奕訢
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桂良
戶部尚書沈兆霖
戶部右侍郎寶鋆
戶部左侍郎文祥
鴻臚寺少卿曹毓瑛

其實這個名單本身也證明它是恭王主持下的“產物”：這六個人中，把恭王除外，起碼有四個人跟恭王有密切的關係——首先，打頭一個的文華殿大學士桂良，就是恭親王的老丈人。唯一一個由“舊班子”留任的文祥，則跟桂良同旗同族，文祥雖然也是旗人中極其少見的能員，後來還成了恭王最得力的助手，但此時受到重用，卻一定是出於桂良的引薦無疑。再一個寶鋆，這個人沒什麽本事，但他跟恭王的私交非常的好，好到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隨便開玩笑的地步。至於曹毓瑛，前麵講過，至少他還在承德當軍機章京的時候，就與恭王有機密書信往來，將避暑山莊肅順等人的活動情形，及時的密報給恭王，讓恭王能知己知彼，及時應對，為政變的成功立下汗馬功勞。此時恭王論功行賞，就讓他取代原來“肅黨”的焦佑瀛，成了“打簾子軍機”（對排名最末的軍機大臣的俗稱）。這樣，就剩下一個沈兆霖，身份還算是比較“中立”的。
當然，皇太後對恭王個人的酬庸還不止於此。鹹豐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也就是小皇帝在太和殿正式即位的前一天，內閣奉上諭：恭親王奕訢“著以親王世襲罔替”。就是封他一個“鐵帽子王”。前麵講過，清朝開國之初，隻封了八個“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子子孫孫，襲爵永不遞減，那是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端華和肅順哥倆的祖上濟爾哈朗就是其中的一位，以太祖的侄兒而得封世襲罔替鄭親王；到雍正年間，世宗雍正皇帝與他的兄弟們因所謂“奪嫡”的緣故，關係搞得非常僵，弟兄間幾乎到了以死相拚的地步，唯獨世宗的十三弟怡親王胤祥，與世宗極為相得，聖眷極隆，所以得蒙非常之恩，也被賞予世襲罔替，這已經算是難得的“異數”了。載垣就是胤祥之後，他的這個“怡親王”的爵位就是世襲來的。因此，到恭王為止，清朝僅有九個“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也正因為此，恭王無論如何不敢受此非常之恩，以至於在兩宮皇太後和小皇帝麵前聲淚俱下的堅辭不受，兩宮太後沒辦法，隻好降旨，這個事情暫行緩議，同時許諾，等皇帝親政的時候再行辦理。
盡管如此，兩宮還是堅持要給恭王“賞食親王雙俸”，“以示優禮”，就是給他親王的雙份工資。到此地步，恭王也不好再不接受了，因為若再不接受的話，就成不識抬舉了。
等新政府班子一確定，緊接下來，就要對肅順等顧命八臣進行處置了。

 

 

 

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始末（二十三）對肅順集團的“一審判決”

2007-01-15　20: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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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已故李翰祥導演執導的電影《垂簾聽政》時的拍攝現場照片。左為著名演員梁家輝飾演的鹹豐皇帝，中為劉曉慶飾演的慈禧皇太後，右為陳燁飾演的慈安皇太後。新華社記者張桂玉攝，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新華社發 聲明：新浪銳博客在首頁推薦時搞錯了，我這篇連載並非曆史小說，而是細述和還原曆史事件的真相。 由於以慈禧太後和恭王為首的“勝利者”一方必欲置肅順於死地，所以，就在新政府宣布組成的第二天，便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開始了對“階下囚”的徹底清算，而且一點也不拖泥帶水。鹹豐十一年（1861）十月初二日，諭令熱河都統春佑，將肅順在熱河的財產“密速查抄”，“毋令稍有隱匿”，第二天，再傳諭將肅順“在京家產，著即派西拉布前往查抄，毋令稍有隱匿”，這隻是第一步。 十月初五日，奉旨由內閣牽頭，恭親王親自主持，召集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在宗人府開會討論對顧命八臣的處置（汝佳按：載垣、端華、肅順三人都係愛新覺羅家族的近支親貴，也就是“宗人”，因此，若按律處置，這個會議應該有宗人府官員參加。但載垣被捕前是宗人府“宗令”，也就是皇族的族長，新當政者為“公正起見”，所以未令宗人府與會）。由於要處置的畢竟是大行鹹豐皇帝臨終顧命之臣，因此幾乎所有當朝重臣都參與了這個“曆史性”的會議。惟其如此，定罪和處分也久議不決。主要大概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主張持重。這部分人中有的是顧及祖製和大行皇帝遺命，因為無論八臣怎麽跋扈，到底也是大行皇帝的托孤之臣，如今大行皇帝屍骨未寒，就要殺托孤之臣，不但於心不忍，而且也顯得繼位的嗣君絲毫不給皇考大行皇帝留餘地，不是為繼者之道；有的則是念及為首的載垣、端華二人乃是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符合朝廷“議親議貴”之條，況且清朝開國至今，還沒有公開殺“鐵帽子王”的先例；當然，也有人頗能對肅順看法持平，認為他雖然狂悖跋扈、目中無人，但對朝廷的莫大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他一手維持的、以曾國藩為統帥的湘軍，剛剛從太平天國手裏奪下長江第一重鎮安慶，安慶是太平天國首都江寧（太平天國建都於此，改稱天京，即今天的南京）的最後一道屏障，奪回安慶，則打下江寧也就是指顧間的事了。此正當肅順功勞彰顯的時候，卻被處以極刑，難免會讓局外人想起“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話來，也說不定就會寒了前方浴血奮戰的湘軍將領的心，再激出什麽意想不到的變故，局麵就真的不好收拾了；而且要處置顧命大臣這樣的重臣，不征求曾國藩等前方重要疆臣的意見，也實在很難說得過去。當然，這樣的意見，此時也隻是腹誹而已，當此情勢，是無論如何不能拿到桌麵上去講的，否則就會有“附逆”之嫌。總之這部分人是主張從輕處罰的。 還有一種意見則是主張對顧命八臣、尤其是對載垣、端華、肅順三人（這三人中又以肅順為主）進行嚴厲處置。這部分人中大多數是不滿肅順等人的跋扈，當然，也有些人是揣摩到慈禧太後有必欲置肅順於死地的意思，“聞風希旨”，拍皇太後的馬屁，對肅順落井下石的；更有一種人是公報私仇的，前麵講過，肅順為政的風格嚴厲，得罪了很多人。如鹹豐八年，肅順處理“順天科場舞弊案”時，就曾經堅持殺了當時的文淵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柏葰，柏葰的門生故吏眾多，這些人當然對肅順恨之入骨，比如參加這個會議的刑部尚書趙光，就是柏葰的門生。刑部掌管“秋曹”，所以趙光的意見當然至關重要，他強硬堅持要殺掉肅順，為他老師報仇的意思，幾乎是盡人皆知的。而主持會議的恭王以及大多數王公大臣都並不反對，則那些隱隱為肅順抱屈的人，也就無可奈何了。所以會議的結果，是給載垣、端華、肅順三人擬了個淩遲處死的處分，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說的“千刀萬剮”。其餘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諸人，皆擬革職，並發往新疆效力贖罪。而擬定上奏的罪狀則主要有下列九條： 一、載垣等在與英法聯軍談判時，不能盡心和議，以至失信各國，造成圓明園被毀，鹹豐皇帝逃難承德； 二、阻止鹹豐皇帝回鑾北京，致使鹹豐駕崩於承德； 三、公開反對太後垂簾，擬旨時又陽奉陰違，擅自矯詔，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假傳聖旨”； 四、肅順請分開陛見兩宮皇太後，而且在詔對時，對兩宮太後互有抑揚，意在搆釁，居心叵測； 五、公開阻止皇太後召見親王，肆無忌憚，而且時常暗中離間； 六、矯大行皇帝遺詔，捏造“讚襄政務”名目，並借此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 七、肅順接到革職拿問的上諭時，咆哮狂肆，目無君上； 八、肅順護送大行皇帝梓宮回鑾時，私帶妾侍； 九、肅順擅坐皇帝的禦位，擅用行宮內禦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務，宮內傳取應用物件，肅順不但違旨不遵，而且聲稱，有旨亦不能遵。 我逐條分析上述“罪狀”，發現大多是很牽強的“愈加之罪”，即便真的是罪，若持平而論，以肅順三人的身份地位，也無論如何罪不至死：首先，跟英法聯軍議和的宗旨是鹹豐皇帝欽定的，也就是借議和來跟聯軍拖延時間，以便於朝廷調集軍隊進行抵抗，這有當時鹹豐皇帝給恭王、載垣、桂良以及軍機處的上諭為證。如此，則縱使造成“失信各國”和圓明園被毀、皇帝逃難的後果，主要責任也應該由鹹豐皇帝來負，載垣等當事之人充其量也隻能算是個“錯誤政策的執行者”。而且當時在通州參與議和的，除了載垣跟穆蔭外，還有一個位居內閣首輔的文華殿大學士桂良，就是恭王的老丈人，而具體執行逮捕英國參讚巴夏禮的，致使“失信各國”的，則是鹹豐皇帝的表兄、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就是有名的“僧王”。如今“秋後算帳”，卻單論載垣、穆蔭的罪，其餘二人不但無事，桂良甚至還沾著女婿的光進了軍機處，成了名實相符的“真宰相”，其有失公允之處，自不待言。 說阻止鹹豐皇帝回鑾，那顧命八臣倒確實有這個意思，但鹹豐皇帝本人不願意回鑾，才是不能回鑾的真正原因。鹹豐皇帝當時很害怕金發碧眼的洋人，甚至怕到“談洋色變”的地步，其時戰事雖然已經結束，但仍有大量金發碧眼的洋人逗留在京城，皇帝特別忌諱這個，所以極不願回鑾。而把鹹豐皇帝駕崩的責任也推到顧命八臣的頭上，則明顯是對他們“致命的誣陷”，說因熱河（承德）“口外嚴寒”，才導致皇帝“聖躬不豫”，其實熱河的氣候跟北京差不多，而且那是很休閑的行在，環境比氣象森嚴的紫禁城更適合養病；再者，當時皇帝的病已經十分嚴重，誰敢說他回鑾以後就能痊愈？ 至於反對垂簾聽政根本就不能算是錯，不但不是錯，而且還是站在“維護祖宗家法”的正義立場。說顧命八臣“擬旨時又陽奉陰違，擅自矯詔”一句，顯然是指八臣“痛駁”董元醇的那道上諭，前麵專門講過，這個事情本身很複雜，顧命八臣當然做得很過火，但所擬上諭最後畢竟還是經兩宮太後認可蓋章了的，如此則算不得“矯詔”。 說到肅順請分見兩宮太後，當然有將兩宮隔離開來，以便於控製的意思。但究其實也不過是召見儀製上的問題，拿到桌麵上說也不過是小節而已；而在詔對時，八大臣對兩宮太後互有抑揚，雖然挑撥的意思很明顯，其實也很正常，慈安太後乃小皇帝嫡母，慈禧太後是小皇帝生母，早在鹹豐駕崩之初，肅順就定下了“尊東（慈安）抑西（生母）”的方針，這其實也是封建時代“嫡庶有別”的一種體現，因此把這條算作罪狀，多少也有些勉強； 關於顧命八臣是否是矯大行皇帝遺詔，捏造“讚襄政務”名目的問題，我在前文已經仔細分析過，這裏就不再重複。不管怎麽說，“讚襄一切政務”六字既經鹹豐皇帝最後審閱通過，就不能算作“矯詔”；第七、八兩條乃是後來之事，也是一切失敗者都逃不了的清算，此不足論；而肅順擅坐皇帝的禦位，擅用行宮內禦用器物，當然是“大不敬”的罪名，但終究也非外臣所能得見，也隻好“人家怎麽說就怎麽算”了；至於肅順克扣宮內傳取物件，這肯定是有的，而且可以肯定他所克扣的一定是慈禧太後傳取的物件，這跟慈禧太後的“需索無度”有關，後來恭王掌管內務府，也曾多次克扣慈禧太後“違例”傳取的物件，同樣也遭到她的絕大報複，不過遠沒有肅順遭到的嚴厲而已。 總之，肅順等人現在已經身陷牢籠，本來，象他們這樣的高級政治犯，按例應該“出庭”，也就是所謂的“過堂”，最起碼也應該讓他們作個“書麵辯護”，即所謂的“遞親供”，如今這些手續竟一概全免，並不給他們任何自辯其誣的機會，這也是當政者必欲置其於死地的明證。加上又沒有人敢出來為他們切實辯護，所以隻好按照“成王敗寇”的規律，由人宰割了。 當然，嚴格說起來，這還隻是個“一審判決”，因為最終的量刑權還在兩宮皇太後那裏。

 

 

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始末（二十四）“顧命大臣命難顧”

 

一九八二年，已故著名導演李翰祥拍攝的電影《火燒圓明園》劇照。照片中人物為著名演員梁家輝飾演的鹹豐皇帝，和劉曉慶飾演的慈禧太後（其時尚為鹹豐皇帝“蘭貴人”）。

恭王主持的這次中央政府各部門聯席會議的結果奏上，兩宮皇太後立即批準。並在第二天，也就是鹹豐十一年（1861）十月初六日，正式頒布上諭，公告天下，曆數會議所定的顧命八臣的罪狀，並同時宣布對他們最後的“判決”。此時上距九月三十日他們被逮捕僅六天時間，下離原定的十月初九日小皇帝登基大典，也僅隻三天。肅順原來幻想拖到皇帝登基的大喜日子（因為大喜的日子朝廷照例不能殺人），然後再等曾國藩、官文等重要疆臣出麵來營救他們的計劃，至此完全泡湯。曾、官等人甚至根本還不知道北京已經“變了天”，更談不上營救他們了。

汝佳按：其實，以曾國藩一向堅持明哲保身的處事風格，會不會出麵來搭救肅順，實在也還在未定之天。在曾國藩看來，無論是肅順當國還是恭王秉政，此時都非全力仰仗他的湘軍不可，因此他和他的湘係將領，都大可不必去淌這個混水。

這道上諭的開頭，即采取公開否認鹹豐皇帝臨終遺命、汙蔑顧命八臣“假傳聖旨”的手段，說：

載垣、端華、肅順，於（鹹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汝佳按：“皇考”是繼位的小皇帝對父皇鹹豐皇帝的諱稱，有如民間稱故去的父親為“顯考”一樣。所謂“升遐”，則是對皇帝駕崩的另一種諱稱。即以讚襄政務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麵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並無令其讚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讚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
然後將會議所定的九條罪狀逐一公布。等公布完罪狀，則惺惺作態，以示“聖德無邊，皇恩浩蕩”：

據該王大臣奏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於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人，汝佳按：所謂“宗人”，即愛新覺羅家族的人。遽以身罹重罪，悉應棄市，汝佳按：“棄市”，也就是公開處決，具體的方式則是砍頭。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擅跋扈情形，實屬謀危社稷，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淩朕躬為有罪也。
在載垣等未嚐不自恃為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宥；豈知讚襄政務，皇考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即照王大臣所擬，均即淩遲處死，實屬情真罪當。
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尚可從量末減，姑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汝佳按：意同“棄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即派肅親王華豐、刑部尚書綿森迅即前往宗人府傳旨，令其自盡。此為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
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亟應淩遲處死，以申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不忍，肅順著加恩改為斬立決。汝佳按：即今天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所不同者今天是用槍斃的法子，當時則是用砍頭的手段，比之千刀萬剮的淩遲，畢竟人道了不少。即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為大逆不道者戒。

處置完載垣等三名“主犯”，接下來自然是處置其他五名“共犯”了：
至景壽身為國戎，緘默不言，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於載垣等竊權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汝佳按：此指穆蔭擔任軍機大臣的時間最長，是軍機處的“領班”。情節尤重。該王大臣等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均屬咎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凶焰方張，受其鉗製，均有難於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
禦前大臣景壽，著即革職，加恩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尚書穆蔭，著即革職，加恩改為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載垣、端華、肅順這三個曾經權傾朝野、紅極一時的“讚襄政務王大臣”，就有了另外一個稱呼——“三凶”（有時又稱為“三奸”）。這個稱呼甚至屢屢見諸於朝廷的官方文件。

前麵講過，清朝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曆來臣下所擬的給犯罪大臣的處罰，都要比最後該大臣所得到的實際處罰要重。這有個講頭，就是便於皇帝在做最終裁定的時候，“充好人”來減刑，以示“皇恩浩蕩”，而且“恩出自上”。對顧命八臣的處罰就是玩的這個把戲：原來會議給載垣、端華、肅順三人擬的都是淩遲處死，現在“加恩”改為載垣、端華自盡，肅順斬立決；給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擬的都是發往新疆效力，現在也“加恩”改為景壽僅僅革職，仍留公爵和額駙品級，其餘四人中，也僅穆蔭改為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其餘三人均免其發遣。
其實這道上諭對八臣的處置，很有些門道。最倒黴的莫過於載垣、端華二人，他們本可以不死，因為這兩人都是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清朝開國至今，還沒有殺鐵帽子王的先例，為“國體起見”，也應該赦其死罪。而且端華直到被捕前都還兼著鑲藍旗的旗主，處置稍有紕漏，清朝統治的根基——滿洲八旗都可能會有分裂之虞。但慈禧太後與恭王既執意要置肅順於死地，就不能不殺載垣、端華二人，因為在顧命八臣中，他們的排名在肅順之前，如果免了他二人的殺身之禍，肅順也就斷無死理。所以，載垣、端華二人實在是受了肅順的拖累。
還有一個既倒黴又幸運的人物就是景壽。說他倒黴，是因為他是個老實人，自己本沒有什麽主見，這個顧命大臣的職位，純粹是被肅順拉來湊數的，簡直就是個“冤大頭”。拉他湊數的目的，既是為了平衡恭王不在顧命之列的缺陷，又是為了掩蓋肅順獨攬大權的事實，因為他是恭王同母的嫡親妹夫。可以說當初他是糊裏糊塗的當上顧命大臣，現在又糊裏糊塗的跟著受了處罰。但也正因為他是恭王妹夫的身份，所以相對來講他也很幸運，因為慈禧太後與恭王自然會對他網開一麵，因此在八臣中他所受的處罰最輕。而且不久以後，他又複出，得了個“照料弘德殿”的差使，負責監督小皇帝讀書。
還有一個倒黴的就是位列軍機大臣之首的兵部尚書穆蔭了。此人為官頗為謹慎懦弱，但惟其謹慎懦弱，才以軍機大臣領班的身份，被肅順一路挾持。雖然上諭中也承認他是受到肅順等人的“鉗製”，因而“有難於爭衡之勢”，認為“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但因他是軍機大臣之首的身份，對肅順的所作所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被發往軍台效力贖罪。
顧命八臣中最幸運的一個當數杜翰了。此人的才具並不在肅順之下，在八大臣中的實際地位也僅次於肅順，肅順的很多主張其實都出自他的謀劃。按理，他也應該是個“斬監候”的罪名，大概相當於今天的“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至少也應該是個充軍的處分。但他的父親是鹹豐皇帝的師傅杜受田，所以在皇太後與恭王來講，都不會重懲於他。前麵講過，鹹豐皇帝當年之所以能戰勝六弟恭親王登上皇位，杜受田厥功至偉，所以鹹豐皇帝待“杜師傅”極厚。如今，在兩宮太後、尤其是性格忠厚的慈安皇太後，念及“杜師傅”對大行皇帝的恩德，推恩及子，自然不忍治杜翰以重罪。而在恭王，為了避免給人以“打擊其子以報複其父”的印象，自然也不願重懲杜翰。所以，杜受田澤及子孫，杜翰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因此，我的分析，載垣、端華之所以受死，很大程度上是拜肅順所賜；而匡源、焦佑瀛兩人之所以獲罪不重，僅隻革職，並不是慈禧太後與恭王仁慈，而是多少沾了景壽、杜翰兩人的光。因為如果要重治他們，則景壽與杜翰就無論如何說不過去。
現在，上諭明發，就標誌著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八大臣徹底失敗，載垣、端華、肅順活命的妄想，也跟著成了泡影。就在發布這道上諭的當天，三人便分別斃命於宗人府和菜市口刑場了。

 

 

 

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始末（二十五）太後臨朝（完）

 

一九八二年，已故著名導演李翰祥執導的影片《垂簾聽政》劇照。此照中人物為梁家輝飾演的鹹豐皇帝和劉曉慶飾演的蘭貴人，即後來的慈禧太後 前麵講過，早在逮捕顧命八臣的當天，也就是鹹豐十一年（1861）九月三十日，朝中諸重臣如大學士賈禎、周祖培，刑部尚書趙光，都統勝保等人，就秉承恭王的意旨，公開跳出來鼓吹太後垂簾，親王議政。這當中又以周祖培最為活躍，因為他當年與肅順積怨甚深，現在一意要出一口“惡氣”，非要打倒肅順不可，而支持太後垂簾，顯然又是打倒肅順的不二法門。所以，凡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舉措，這位“周老相國”幾乎都是無條件的支持。惟其如此，所以他才早在肅順當權之際，就指使他的門生禦史董元醇上了那個懇請皇太後垂簾聽政，並在親王中另行簡派一二人參與輔政的折子，從而向肅順集團打響了垂簾聽政的“第一槍”；同時還讓他的家庭教師李慈銘收集整理曆代皇太後垂簾聽政的典章，為當今皇太後臨朝尋找曆史理論依據。 因為有了這些重臣的明確支持，所以當天內閣即奉上諭，就有關皇太後垂簾聽政事宜舉行高級會議，要求將皇太後“應如何垂簾之儀，著一並會議具奏”。在這個過程中，還做了一件與罷黜顧命大臣“相配套”的工作，就是廢棄了原來由顧命大臣主持擬定的新皇年號“祺祥”，理由是“祺祥”二字不但文義不順、意思重複，而且還“不祥”。“不祥”的原因則是因為曆朝曆代從無一個皇帝的年號用過“祺”字，而“祥”字也僅南宋少帝用過“祥興”二字，而宋少帝恰恰又是宋朝的亡國之君。所以“祺祥”二字就斷不能用，內閣奉旨另擬用“同治”兩字。 汝佳按：其實用“祥”字作年號的絕不僅宋少帝，僅在宋朝就還有真宗皇帝曾用過“大中祥符”四字做年號，而真宗卻是宋朝少見的有為之君。之所以改用“同治”，據說是因為這兩字不但為恭王所激賞，而且更深合慈禧皇太後之意。這個兩個字光字麵上的講頭就極多：首先在恭王看來，這兩個字含有“上下一心、君臣同治”的意思；而在慈禧太後看來，除了上麵那層意思外，更又有兩宮皇太後同治天下，平起平坐，不分嫡庶的意思，她那個沒有當過中宮皇後而母以子貴的“偏庶”身份，可以借此稍作抹煞。 鹹豐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內閣奉上諭公布了兩宮皇太後如何聽政，以及處理各部、省奏折和“緊急軍務的程序：凡是各部、省所上應該請旨辦理的文件，均先呈給兩宮皇太後審閱，然後再發交議政王、軍機大臣商量處理意見，再於當天“見麵”時將處理意見奏報兩宮太後做最後裁決；遇到緊急軍務，則照例及時呈交兩宮太後處理。 汝佳按：這其實就是兩宮太後與恭王之間達成“權利交易”，由此，皇太後取得了國家大事的最終裁定權，恭王則取得了議政權和最高行政權。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垂簾聽政最初的幾年裏，準確的說就是在同治四年以前，由於兩宮太後、尤其是慈禧太後對朝政還很陌生，想攬權也無從攬起，因此大凡恭王主持擬定的大政方略就成了最後的決策，皇太後很大程度上仍處於“橡皮圖章”的地位，大權實際上還是操持在恭王手裏。 鹹豐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六歲的嗣皇帝載淳在紫禁城太和殿舉行登基大典，正式成為大清朝的第十位皇帝。此時上距載垣、端華、肅順等“三凶”被殺僅三天，而第二天，即十月初十日，“恰巧”又是大清朝當今“聖母皇太後”（慈禧）的生日。剛剛擊敗政敵，取得大清朝最高權利，兒子又在頭一天正式做了皇帝，第二天就過自己的生日，真是喜慶連連、春風得意，做皇太後做到這個份上，也算是從古未有了。 十月二十六日，皇帝欽奉慈安皇太後、慈禧皇太後懿旨，布告天下，正式宣布實行垂簾聽政，廷臣上垂簾章程十一條，主要內容如下： 一、 召見大臣的章程。召見內外大臣的地點在養心殿，兩宮太後、皇帝一起出席，皇太後麵前垂簾並設一桌案。每次均在議政王或禦前大臣中派一個人帶領晉見，俗稱“引見”。 二、 召見外官員的章程。地點仍在養心殿，仍是兩宮太後、皇帝一起出席，垂簾及設案也均不變。而“引見”工作卻必須由議政王和禦前大臣同時負責，不是輪流選派。 三、 關於任免官員的章程。各級官員的任免和派放各項差使，先由議政王和軍機大臣擬定名單和意見，在“見麵”時呈遞給兩宮太後做最終的裁定。 汝佳按：恭王之所以能在同治四年以前實際操持政柄，其中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慈禧太後對各級官僚隊伍的情況不熟悉不了解，連哪個人的操守才幹怎麽樣都弄不清楚，當然也就無從置喙，隻好由著恭王怎麽說怎麽算了。 今天很多影視劇在描述垂簾聽政的場景時，都想當然的在太後座位前麵掛一道簾子就算了事，以為既然是“垂簾聽政”，隻要掛個簾子就行了。真實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的。據曾經給同治和光緒兩個皇帝當過師傅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記中記載，所謂“垂簾”，其實是在皇太後前設八扇黃色紗屏，皇帝的寶座設在紗屏前麵。這八扇紗屏就是“簾子”。 關於垂簾時的真實情形，結合翁同龢和曾國藩兩人的日記來分析，應該是這樣的：負責“引見”的議政王（即恭王）站在養心殿階下的左上角，如另有禦前大臣與議政王一起負責“引見”，則該大臣站在右上角（翁同龢日記中所舉的例是恭王跟醇王一起負責“引見”）。皇帝麵朝西坐，皇帝身後紗屏裏麵則是兩宮太後並肩坐，其中慈安太後靠南，慈禧太後靠北。 行文至此，一場對中國近代史影響深遠的重大政變就算是結束了。不過，終慈禧太後一生，兩次垂簾聽政，兩次“訓政”（其實質跟垂簾聽政是一回事），一共發動了三次大政變，這隻是第一次。由於這一年（即清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是中曆辛酉年，所以史稱“辛酉政變”；又因肅順等顧命八臣所擬的“祺祥”年號，以肅順集團的失敗而遭廢止，所以史學家們又習慣稱此次政變為“祺祥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