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與光緒 作者 : 美國 黑德蘭
中國宮廷和達官貴人的家庭都極為封閉,一個男性外國人,不管身份如何,想要踏入這種禁地顯然鞭長莫及,就是對於普通的外國女性恐怕也不一定可能,但對一位西醫女內科醫生來說就兩樣了……
第一部分
少數幾個見過這位太後的人將她敘述為一位身板挺直、麵目秀麗的高個子女性。她長著一雙鷹眼,有著明顯的韃靼人特征。她態度高貴而傲慢,嗓音中帶有不可動搖的權威和絕對的威嚴。
·譯序 ·序
·慈禧太後的早年生活 ·慈禧太後曆練的年代
·作為統治者的慈禧太後
第二部分
同治夫婦的婚姻生活極短。他們結婚大禮的三年之後,尚未留下子嗣,年輕的君王就感染了天花,撒手西歸了。而過了不久,他那年輕的妻子一點不打折扣地聽從了他們女教師的教誨,不久也跟了去。女教師告訴她,她要與自己的丈夫“共甘苦,同貧富”,“生則同衾,死則同穴”。
·作為反動派的慈禧太後 ·作為改革家的慈禧太後
·作為藝術家的慈禧太後 ·作為女人的慈禧太後
·光緒的自我發展
第三部分
即使不說在世界曆史上慈禧太後絕無僅有,至少在中國曆史上她是獨一無二的。她不僅在近半個世紀裏把握著國家的航船,而且把握得很好。她將中國政治家設想出的一切重大改革都付諸了實施。與她的人民比起來,她遠遠高出任何一個蒙古種的女性。
·作為皇帝和改革家的光緒 ·作為囚徒的光緒
·中國的王公大臣
第一部分
譯序
作者 : 何德蘭
本書作者是美國人依查克·泰勒·黑德蘭(1859~1942),中文名字何德蘭。他是美國美以美會教士,1888年來華,任北京匯文書院文科和神科教習,親眼目睹了清朝的全部最後歲月。他留華既久,又與上層社會多所接觸,依據自己的見聞所寫的此書頗能增進我們對那個時代的了解,也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史料。比如對於光緒的喜歡看書和慈禧的書畫曾有不少材料提及,但書中披露的那些詳盡細節卻是前所未聞。
不過此書的關鍵還在於作者的妻子,作者在自序中承認:“這本書中許多材料的取得都受惠於我的妻子。”情況是這樣:
“二十多年來何德蘭太太一直是慈禧太後的母親、隆裕皇後的妹妹以及北京的許多格格福晉和貴婦的家庭醫生。除行醫之外她也去她們家裏作客,還帶她的朋友同去,而這些格格福晉對這些朋友都非常客氣,她們自己也常常來我家拜訪。”(作者原序)
中國宮廷和達官貴人的家庭都極為封閉,一個男性外國人,不管身份如何,想要踏入這種禁地顯然鞭長莫及,就是對於普通的外國女性恐怕也不一定可能,但對一位西醫女內科醫生來說就兩樣了。
於是就有了書中最精彩的部分:與慈禧的交談、與大公主的接觸、與隆裕的妹妹的交往、與肅親王善耆的福晉和妹妹的交往等等。
作者對當時的一般社會情況也時有生動的描述,比如滿漢婦女的不相往來、貞節思想的流毒、辦學熱潮的轟轟烈烈等。作者這些是寫給外國人看的,但時至今日,我們對這方麵的陌生可能也不亞於當時的外國人了,閱讀一下至少是會覺得很有趣的。
第一部分
序
作者 : 何德蘭
就在十年之前,對中國的宮廷生活作研究還是不可能的事。光緒皇帝、慈禧太後和嬪妃們都深居紫禁城之內,與世隔絕,盡管他們急切地想見到世界,而世界也急切地想見到他們。接著,光緒實行了改革,慈禧太後從幕後走了出來。這樣,宮廷與歐洲人開始了社交關係。
二十多年來何德蘭太太一直是慈禧太後的母親、隆裕皇後的妹妹以及北京的許多格格福晉和貴婦的家庭醫生。除行醫之外她也去她們家裏作客,還帶她的朋友同去,而這些格格福晉對這些朋友都非常客氣,她們自己也常常來我家拜訪。所以這本書中許多材料的取得都受惠於我的妻子。
有許多人認為慈禧太後被歪曲了,人們是在她加入義和拳運動這一最大錯誤的基礎上對她加以評判的,這似乎有欠公平,也沒有把那場隻有她才能設想出來並推行下去的大規模改革考慮進去。中國的高官們一致承認任何情況下她都是主宰,與她接觸密切的外國人都對她表示好感,而對她懷有敵意的批評者大部分限於那些從來不認識她的人。就是為了這一緣故,我對她的生活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同樣,人們也認為光緒皇帝被世人誤解了。因為他那特殊的想法和特殊的性格,有的人高估了他,有的人低估了他。說他不同尋常,沒人會否認;說他是中國許多偉大改革舉措的創始人,也同樣正確;但缺乏實施他的設想的權力和挑選傑出的政治家來輔佐自己的能力似乎是他最主要的缺點。
對我妻子在本書準備過程中所給予的幫助,以及我的嶽父文科碩士威廉·辛克萊先生的建議,我表示極大的感激。
何德蘭
第一部分
慈禧太後的早年生活
作者 : 何德蘭
1861年以來的晚清曆史應該稱為慈禧統治時期,這是一個比此前244年的時間都更為動蕩的多事之秋。這一時期始於一支侵略軍在她的首都鑒定和約之後,始於太平軍叛亂大獲全勝之時……
少數幾個見過這位太後的人將她敘述為一位身板挺直、麵目秀麗的高個子女性。她長著一雙鷹眼,有著明顯的韃靼人特征。她態度高貴而傲慢,嗓音中帶有不可動搖的權威和絕對的威嚴。
——伊萊紮·魯哈馬·西德摩《中國,長壽帝國》
有一天,有位福晉來我們家作客,我向她打聽太後是在哪裏出生的。她以一種怪異的表情看了我一會兒,這才帶著一絲幾乎看不出來的微笑說:“我們從不說太後早先那些個事。”我也對她笑笑,接下去道:“我聽說她出生於一幢小房子,就在元故城東門——就是庚子年日本人進北京時炸毀的城門——內一條小巷裏麵。”這位福晉點點頭。“我又聽說她的父親姓趙,是名小軍官(她又點點頭),後來因為玩忽職守被殺了頭。”聽了這話,福晉再次點了點頭。
幾天之後,北京某位名聲顯赫的學者的幾個女兒——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姑娘——來看我妻子,我又接著打聽起來。“你對慈禧太後早先的生活知道些什麽嗎?”我問老大。她麵帶與先前那位福晉相同的茫然表情猶豫了一會兒,接著十分謹慎小心地答道:“是的,人人都知道,可沒人談起。”顯然這就是為什麽這位最偉大的蒙古女性——而且如那些最熟悉她的人所認為的,是19世紀最不尋常的女性——的早年生活一直包裹在神秘之中的緣故。太後是否是希圖通過拒絕讓人們談論自已的少兒時代來使它銷聲匿跡,這我不知道,不過我對自己說:“人人都知道的東西,我也能知道。”於是我就著手去了解了。
慈禧太後朝服像我發現她出生於1834年左右,有幾個兄弟姊妹。由於家庭經濟狀況並不很好,她還是孩子時就得幫著照看更小的孩子,就像一般的中國姑娘們那樣把他們背在背上,用街上兜售或是店裏買的一兩個銅板的簡單玩具逗他們。她和弟弟妹妹們跟鄰居的孩子在一起以捉迷藏、抓俘虜、踢彈子、放風箏取樂。早年她喜愛木偶戲和逗鼠、逗熊的表演,其程度並不亞於後來喜愛在宮裏招待客人的舞台表演。在需要時她不得不為母親跑跑腿,上街去買每天吃的食油、洋蔥、大蒜和別的蔬菜,這些構成了她們食物的大部分。我還發現,她孩提時曾被賣作丫環並被帶到南方的說法沒有絲毫事實根據。
她所過的戶外生活、她所玩的遊戲,加上因為沒有仆人而不得不幹家務活,使這個小姑娘有了發育良好的身子和健壯的體格,也使她積累了豐富的閱曆和見識。這種閱曆和見識是別無其他途徑可以獲得的。她屬於龐大的中產階層,知道窮人的疾苦,也感受過饑餓的痛苦。她同情成千上萬雄心勃勃的女孩子。她們企圖掙脫無知的束縛和過去千百年來的傳統——這是種戰鬥,因為必須在悄無聲息中進行而顯得更真實。誰能說不是這場鬥爭和她少兒時代的窮困使得她在晚年產生了讓自己國家裏的女孩子都能上學的希望?
當這位趙小姐長到了十四五歲,她的父母就帶她到北京皇城北邊一個衙門裏,將她的姓名、年齡、長相、大致的文化程度和可能有的能力都登記了下來,像其他的滿族姑娘一樣。這種奇怪的程序為的是到了皇上選皇後或妃子、或者宮裏挑選宮女的時候,那些負責這項工作的人可以知道到哪裏去找合適的女孩。
這項習俗並未被滿族人視為純粹的福音。他們中的許多人如果敢的話,是很想避免把自己的女兒送去登記的。但這規定是強製性的,隸屬於八旗的每一個人都必須送自己的女兒去登記。他們對這項習俗的反感在以下這件事中反映得很清楚:
北京的一個女子學校裏有個漂亮的孩子,是一位守了寡的滿族婦女的女兒。有一天,這位婦女來到學校的校長那裏,說道:“宮裏來了話,讓我們族裏的姑娘去見官,預備著送到宮裏當差呢。”“她什麽時候去?”校長問道。“本月十六那天,”那婦女答道。“看來你是很想讓她入選的吧,”校長說道,“不過學校失去了她我會感到遺憾。”“才不是呢,”那婦女說道,“她要是選中了我還不得傷心死了,我來就為了和您商議著看能不能花錢找個人頂替。”校長大吃一驚,問這是為什麽。“我們的閨女要給送進宮,”那婦女說道,“那對我們來說可不就跟死了一個樣,要到二十五歲才準回家呢。要是呆頭呆腦或不會辦事,那就少不了時不時的挨頓毒打。說不定什麽時候生場病死了,就是死了也不告訴家裏人。要是能幹,讓上頭看上了呢,她們就出不來了,也就一輩子甭想再見上一麵。”
一開始校長想讚同雇人頂替的做法,不過再一想這樣會違反法律,就勸她還是讓孩子去好。但那婦女總想讓孩子落選,就讓她蓬頭垢麵、穿著髒衣服去見官,好使她盡量顯得難看點。
妃子的命運比起宮女來更糟糕,因為她一進宮之後就很少有離開的希望了。她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仆人,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婢女,隻不過是玫瑰園一百株蓓蕾之中的一株,很少有開花或被采作宮廷用花的希望。所以當紫禁城的城門在進去當皇妃的年輕姑娘後麵關上時,她們就遠離了宮外喧鬧、美麗而誘人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滿是男人和女人、姑娘和小夥子、孩子和家庭、綠色的田野和豐收的年成。她們被限製在了一平方英裏磚鋪的、由二十五英尺高三十英尺厚的牆圍繞的狹窄範圍內。這裏麵隻有一個不是父親、不是兄弟、不是丈夫、不是朋友的孤獨的男人,再說這個男人她們可能根本連見也見不到一眼。
所以,當鹹豐帝選妃的時候,我們的趙小姐被帶進宮中,她父母完全可能像其他許多人一樣,認為自己家裏厄運降臨。未來會怎麽樣,他們誰也說不清楚。紫禁城圍著高大的帶雉堞的城牆,似乎不像皇宮而更像是一所監獄。不錯,他們還有別的孩子,而且她隻是個女孩子,可俗話說,“女孩子也是父母的福氣”。她已經長大了,家裏用得著,而且他們無疑已有了鹹豐帝朝服像把她許給什麽商人或官員的兒子的打算,這樣可以給家裏增添財富或榮譽。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沒有人會想到這姑娘以後可能享有權力、榮譽甚至輝煌,而最後他們不論作為個人或作為一家子都將因之受惠。他們當時再異想天開也想不到自己能成為承恩公和親王福晉,而自己的女兒能成為皇後、福晉,或者宮中的侍從女官。可事情後來就是這樣。
第一部分
慈禧太後曆練的年代
作者 : 何德蘭
太後慈恩寬似海。
太後有若天人。
膽識過人,起寒微而母儀天下,
拯危難於不測。
——袁帆①(何德蘭譯)
①袁帆,不詳,現音譯。詩也不可考,這裏從英文轉譯。
洪秀全像我們的趙小姐進宮那年是中國曆史上難忘的一年。約三年之前(1850年)興起於南方的太平天國已經在長江邊上的南京建都,並派出“長毛”叛軍一路向北攻城略地,目標直指北京。他們一路摧枯拉朽,留下滿目瘡痍,1853年底已到達離京師不足一百英裏的地方。
他們的成功實在非同尋常。從西南起兵時是一支一萬人的隊伍,當到達南京城下時,他們已經有八萬之眾了。他們是一群烏合之眾,沒有軍需部門,沒有經過訓練的軍事領導人,但卻有不顧一切的膽量和勇氣,使官軍望風披靡,根本不敢跟他們打照麵。他們每攻克一處新的地方,一般的小偷和強盜就懷著搶劫和發財的動機蜂擁加入。每一個村莊裏都謠言四起。他們逼近京師時,城裏從紫禁城內年輕皇帝的宮殿到城牆根下最窮的乞丐的席棚,每一個角落都流傳著荒誕不經的故事。
我妻子說:“我記得剛到中國時,一天晚上和一個老護士銀媽坐在炕上,惟一的燈光來自一根浮在油盞中的燈芯。銀媽的年紀跟慈禧太後差不多,但她和太後不同,頭發已經全白了。當我走進這昏暗的屋子時,有一群婦女和姑娘——都是醫院裏的病人——圍在她旁邊,屏著呼吸聽她講太平軍叛亂時的恐怖。
“‘嘿!’銀媽說道,‘長毛往北京打來,一路上要做的不過是想剪多少紙兵就剪多少紙兵,放在盒兒裏,遇上官兵往上麵吹口氣,它們就成了了不得的兵將,真是銳不可擋。待會兒打完仗,他們得了勝,隻要再往它們上麵吹口氣就完了。它們會化作紙人,仍舊給裝在盒子裏,不用吃飯,也不用穿衣。真的,長毛的魂兒到處都是,饒他是誰,隻要剪了紙兵,它就真能變成兵。’
“‘可是,銀媽,你並不相信那些個迷信,是嗎?’
“‘那可不是迷信,大夫,是真的,那時人人都信。那時女的不能讓人看見有紙和剪子,就怕街坊鄰居去官府告密說她給長毛剪紙兵呢。謠言多得什麽似的,每個人幹什麽說什麽都得處處小心,要不就被加個通匪的罪名給抓了去。’
“‘可是,銀媽,你真的見過什麽紙人變成士兵?’
“‘沒,我自己是沒見過,可離我們不遠住著一個老婆子,人們說她通長毛來著。一天晚上我爸看見有兵進了她家,就跟了進去,見裏麵盡是紙人。你們美國不一定有這些個事,可在那些兵荒馬亂的日子裏不少人見過。’”
中國各地每逢戰亂動蕩的時期都會流傳這類故事。老百姓走到哪裏都麵帶恐懼、聲音不安地悄悄告訴其他人據說什麽人在什麽地方看見或聽見什麽。這些迷信也不是僅僅普通老百姓才有,上層社會的許多人也都相信,怕得不得了。太平天國禮拜堂
太平軍叛亂是在趙小姐十五、六歲時發生的,那麽在進宮之前的兩三年,她一直聽說過這些故事。她被送進紫禁城之後肯定仍會聽到太監帶進來的這些故事。這些故事不僅在宮中所有的婦女中,也在太監的夥伴中流傳,而且對於這些與世隔絕的人來說,它們顯得更神秘、更嚇人,就像鬼故事在夜色朦朧中講聽起來會更恐怖一樣。這個在某種程度上不正可以說明慈禧太後對1900年的義和拳迷信,以及對他們所稱的能隨意召喚天兵天將而自己則刀槍不入所持的態度嗎?
被稱為“鴉片戰爭”的那場戰事結束時趙小姐是十歲。據說當時的皇帝在接到批準鴉片進口的請求時答道:“禁例一開,終為國家之害,斷難允準。”不過不管這話是真是假,大家都承認中央政府強烈反對在中國境內銷售和使用這種毒品。退一步說,中國同歐洲政府的第一次衝突就是在這樣一種事情上。光榮歸於中國的欽差大臣,引起爭端的兩萬箱鴉片移交給他之後,他就下令將其傾倒在巨大的桶內,混合在生石灰之中徹底銷毀,以免毒害百姓。中國官員可能表現出了對國際法的無知,他們可能顯示了一種不聰明的對外國人的蔑視,但他們鴉片吸食者寧可承擔巨大的財政損失而不肯以危害自己的臣民為代價獲取稅收,而英國投入戰爭的目的就是為被銷毀的鴉片索取賠償,這些都是抹殺不掉的曆史事實。
中國人一般將鴉片稱為洋煙。我的妻子說:“訪問中國家庭時,他們常常向我遞上煙槍,婦女們見我拒絕就會表示驚訝,說她們還以為所有外國人都抽大煙呢。”
從中國人的觀點看來,鴉片戰爭的結果是什麽呢?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對此印象如何?英國要求兩千一百萬兩白銀的賠款、將香港——南部海岸的一個島——割讓給他們,以及五個港口城市開放對英貿易。中國在東方民族中喪失了宗主國地位,第一回見識了來自西方的白禍。
吸鴉片的滿清官員雖然慈禧太後那時還隻是個十歲的孩子,但對外國人也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那是一個來搶奪他們財富的海盜,來盜取他們的土地,來他們的國家橫行無忌。不論對於男人、女人和孩子來說,外國人都成了真正的妖魔,“洋鬼子”這一語詞即由這種印象具體化而成,大部分中國人對外國人都是如此稱呼的。一天我在北京的街上散步,遇上一名婦女抱著個兩歲的孩子。我從她們旁邊過去的時候,那孩子拍拍母親的臉,悄聲說“洋鬼子來了”,驚恐的母親連忙用手捂住了孩子的眼睛,免得它們看見後受傷害。
有一次,一位朋友在中國各地周遊,有一個身穿綢緞、頭戴官帽的中國紳士去他住的那個客棧拜訪他,對他深鞠一躬,稱他為“老洋鬼子先生”。
我妻子說道:“我被上層社會的家庭第一次請去出診時,常常看見小孩子邊從外麵的院子裏跑進屋裏邊嚷著:‘洋鬼子大夫來啦!’我甚至聽見婦女和我的助手說話時用這一名詞稱呼我,直到我表示反對了她們還驚訝地問道:‘敢情她不喜歡讓人叫洋鬼子?’”所以慈禧太後對外國人的第一印象肯定是惡鬼。
丹比上校告訴我們說:“一個法國人和他的妻子被躲藏在中國的匪徒從東京①抓走了,中國政府接到營救這兩個人並使他們恢複自由的請求,於是派出一協軍隊追到了匪徒的老巢,把被抓的人救了出來。法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協助表示感謝,並獎給了那位協統一枚榮譽軍團勳章。可過了不久,他們又以中國耽擱了營救的實施為由要求就這一暴行得到一筆巨額賠償。中國人目瞪口呆,可他們還是支付了這筆款子。”
①東京,越南北部一地區的舊稱。
這一事件並不孤立,中國政府與歐洲列強的關係中類似的經曆還有不少。赫爾科姆、貝雷斯福德、戈斯特·科爾科豪恩等作家在試圖說明中國人對我們的情緒時,對這些都報道過。所有這些都發生在趙小姐作為妃子而受曆練的年代裏。
要記住,對許多選來的妃子,皇帝從來沒費心去看一眼。到了宮裏之後,她們的脾氣性情被仔仔細細地記錄了下來。我們將會看到,她們對分派給她們的職責的忠誠,她們執行任務時的勤謹,她們禦下之寬、對上之恭,以及同列間的相處,所有這一切再加上許多其他方麵是她們獲得提拔的全部依據。
趙小姐進宮的時候也像她那個階層的大多數姑娘,並沒受過多少教育。她也許學過《女誡》,從中學到:“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她也許被進一步要求:十五歲,過二十;辭親人,別家裏;嫻婦職,①從英文轉譯。習婦事。①要不她也許讀過《女孝經》,從裏麵了解到對地位比她尊貴的人采取什麽態度並非小事。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她沒受過什麽教育。
但她有比受過教育還要好的東西——對學習的愛好。所以當她有幸——或者可以說是不幸,因為我們看到有人對此是有不同看法的——進宮之後,就在那裏發現了專教後宮的都是一些受過教育的太監。她聰明,有魅力,而且我想還可以順理成章地認為,她野心勃勃,當然這裏麵沒有貶義。她以全副精力投入了學習之中,非常勤勉,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引起教師的注意,而且也是為了把自己造就成一位還過得去的學者、一位不錯的書法家、一位傑出的畫家。沒過多久,她在眾多嬪妃中脫穎而出,不但贏得皇後的讚賞和垂青——也許說感情更合適一點——而且得到皇帝本人的賞識,於是被選為貴妃。從那時開始直至皇後的死亡,這兩名女子都一直是最堅定的朋友。
這位新的寵妃小時候經曆過不少戶外生活,是個健康而生氣勃勃的姑娘。不久,她就成了鹹豐帝獨子的幸福母親了。於是她就被稱為母後。過沒多長時間她就升到太後的位置,得到了西太後的封號,因為另外的那位是被稱為東太後的。從那時之後,這兩名女子的地位就相等了,而且在世人的眼裏權力也相等。
東太後是嬌慣的富室千金,既沒有旺盛的精力,也沒有堅定的主張,隻想得到安逸和舒適,對政治權力並不在乎。慈禧太後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內一直是皇帝的幸運母親,又在權力上遠遠高於她上麵的那位,卻絲毫未引起後者的羨慕、妒忌、憤怒或敵意。這一事實最能令人信服地體現出慈禧太後的真正偉大之處。現在在看這本書的任何女性不妨設身處地想一下,假如她處於這兩人當中某一人的位置,作為慈禧她是否能不輕視不那麽幸運的、愛舒適的東太後,作為東太後她是否能不恨權力比她大的慈禧?兩個女性相處超過二十五年的這種融洽狀態在曆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兩廣總督葉名琛像給她留下最深印象的事件,也許是1860年發生的作為“亞羅號戰爭”載入史冊的那次戰事。這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幾年之前幾個擁有一條名為“亞羅號”的船的中國人把船在香港注了冊,因此被允許懸掛英國國旗。看來這些人無疑是幹起了海盜的勾當。鑒於這種行為是數百年來南部沿海動蕩不安的原因之一,當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就決定為國家除去這一蟊賊。注冊過期九天之後,船上的英國旗依然非法地懸掛著,這時總督將船扣下,逮捕了所有的船員,扯下了英國旗。這一侮辱是英國不能也不想容忍的,所以英國人命令該總督釋放被關押的人——這些人全是中國的臣民——要是他拒絕就炮轟他的衙門,把他轟得粉身碎骨。
總督麵對這一威脅害了怕,又想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果,就把關押的人捆著送到了英國領事館,不過對侮辱國旗的事並未妥善地加以道歉。英國領事惱火了,他把這些人又送還了總督。總督連審判的樣子也不做一做,立即將他們砍了頭。英國當時正急於打開中華帝國對外貿易的每一扇門戶,又將此用作了發動戰爭的借口。
英國發動了戰爭,總督被俘虜了,帶到印度,從此再未釋回。英國似乎羞於第二次單獨進行一場沒有理由的不義戰爭,便邀請法國、俄國、美國和它聯起手來。法國為了增強自己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很願意這麽做,它僅以有個傳教士在廣西被謀害為借口就將一支軍隊投入了戰場,其規模使得它足以在事關緊急和符合自己利益的時候打敗英國或羞辱中國。美國和俄國沒有宣戰的理由,沒有要求賠償的借口,也不想要領土,拒絕像英國一樣派遣軍隊,但給了英國足夠的同情和支持,使英國在中國能獲得更滿意的利益——就是說更能使英國滿意,而不顧中國的願望,雖說不一定不顧中國的利益。
我們都知道,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了北京,知道圓明園是因為一連士兵在休戰的旗幟下遭到殺害而被報複性地燒成了一片廢墟,也知道鹹豐帝和他妻子以及他獨子的母親即後來慈禧太後被迫第一次在外國入侵者麵前逃走。他們藏身之地熱河是荒涼而崎嶇的山口上一個設防的重鎮,處於中國同韃靼地區交界處,在北京東北一百英裏。這位皇帝就在這地方死了,是由於疾病、憤恨或者傷心,還是這些加在一起的作用,就很難說得清楚了。這時京城和皇位第一次處於西方野蠻人的控製之下,慈禧成了流亡者加寡婦。
這是慈禧太後生活的兩個重要方麵——她的苦難和她的權力——的開始,她的偉大既反映在她如何運用後者上,也反映在她如何承受前者上。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女人死了丈夫會傷心過度,以致忘記了國家事務,或在那段時間把國家事務交給別人去處理。這位偉大的女性卻不是這樣。鹹豐的弟弟恭親王被留在北京與歐洲人商談條約,最後這條約以中外雙方全都滿意的方式達成了。
鹹豐帝死後,有兩位親王組織了一個攝政班子,其中不包括恭親王,也對兩位太後視而不見。一時間對恭親王來說仿佛是大勢已去。但他嶽父是與外國人辦過交涉的老政治家,催促他在兩位太後回京時先行進言。他就這麽做了。因為攝政班子和軍機處似乎是專門為壓倒兩位太後和小皇帝而設,結果這些人立即遭到逮捕,為首的砍頭,別的或被流放,或被賜以自裁。小皇帝即位時的年號是“祺祥”,可現在由兩位太後和恭親王聯手的新攝政班子形成了,年號於是改為“同治”。慈禧曆練的年代就這麽結束了,從此登上政治舞台。
第一部分
作為統治者的慈禧太後
作者 : 何德蘭
作為一個滿族女人,慈禧太後能得知事情真相的機會非常少,但她在每個場合都能做到堅持自己的立場,從不被周圍的反對力量所壓倒。這迥然不同於東方宮闈中那些隻會紡紗織布的女子。這現象本身就隻有對這位半專製主義中國的統治者身上個人特點的影響也予以充分承認才能解釋。
——阿瑟·H·史密斯《動蕩中的中國》
康、乾二帝共在位一百二十一年。慈禧像從慈禧攝政之後所采取的政策看來,人們不會不感到她完全明白自己曾經做過鹹豐皇帝的妻子、現在是同治皇帝的母親的這個皇室正在腐爛。她那個朝代統治的二百一十八年之中,有一百二十年是由兩位皇帝當政的,曾在位的君主隻有七人,與整個中國曆史上相同時間內出現的君主人數比是最少的。這兩位皇帝,第二代的康熙和第四代的乾隆,每人在位六十年①。如果不把慈禧當政的最後六年算在內,這一百二十年是大清朝最輝煌的時期,號稱“康乾盛世”。剩下的九十八年中有五位統治者起起落落,在性格和體格上一個比一個弱。等到她兒子同治死亡,這個朝代就連個直接繼承人也沒有了。
①康熙帝在位時間為六十一年,作者所記有誤。
皇室的腐爛、外國的蠶食,再加上漢人對滿族統治的反抗,使慈禧太後意識到如想保住她的人民和這個朝代,必須要由一隻比她丈夫有力的手來掌舵。在中國傳教十三年的丹比上校說:“可以強調,慈禧太後是滿族人中第一個懂得中外關係問題,以及運用這種關係來增強王朝力量、推進物質進步的人。”她攝政時幸運地得到了恭親王的合作。恭親王長得英俊,身材修長,體態莊嚴,是乾隆以後皇室中所出現的最偉大的政治家。
恭親王像這裏就顯示出慈禧太後作為統治者的主要特點。她能從成千上萬、不管是進步還是保守的中國官員中挑選最傑出的政治家、最聰明的顧問、最安全的領導人以及最好的向導。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裏,恭親王是中國首都除紫禁城之外的的首要人物。他二十六歲時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那時他參與對一位未能履行其說服額爾金勳爵及其戰艦1858年退出天津的諾言的軍機大臣的審判。第二年他進入管理“夷狄”事務的理藩院。再過一年當朝廷逃跑之後,他被留在北京同已占領了北京的英國和法國人商訂和平條約。傑爾士教授說:“在那種棘手的情況下,恭親王的老練機智嬴得了他的對手們的欽佩。”當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剛成立時,恭親王就成了它的第一任長官,這一職務他連任多年。
我們已經看到,他在他的兄長鹹豐死後靠智謀成功地推翻了僭越的攝政班子。他與慈禧太後一起將她年幼的兒子扶上了皇位。恭親王與兩位太後聯合攝政。這樣的情況持續多年,其間東太後並不行使任何權力,而恭親王的權位日隆。這樣的安排似乎各方都能滿意——除了慈禧太後。在她看來,他正越來越快地大權獨攬,她和東太後卻在以同樣的速度向後退卻,而實際上當時的計劃是讓他和她們一起“同治”的。朝廷在接見官員時,每一次都隻有恭親王能與他們麵對麵,而兩位太後不得不留在簾子後麵聽他們商議,除提一些建議之外無法親自參與其間。
恭親王是出頭露麵的政府首腦,而且加官晉爵不能不通過他,所以難免就受到中國官員們的阿諛奉承。這使得他妄自尊大起來,而且有意無意地在兩宮太後麵前也不再顯得那麽恭敬了。可是某天早晨他一覺醒來,發現他被褫奪了所有的職位和權力,連走出自己府第的大門也不可能了。兩位太後聯合發了道懿旨,責備他“目無君上”。恭親王立即認罪告饒,這樣他的全部榮譽以及相應的尊嚴都得到了恢複,但他此前作為聯合攝政者之一的權力卻蕩然無存了。就這樣慈禧太後除去了她重建清王朝的第一個障礙。不過為了向恭親王表明她們對他並無惡意,兩位太後將他的女兒收作義女,授予固倫公主銜。盡管恭親王早已去世,他的女兒仍然健在,她在過去十年與外國的交往中,是宮廷圈子裏僅次於慈禧太後的主要人物。
驅逐了一起攝政的恭親王之後,慈禧太後在同治帝親政之前逐漸把握了國家大事的權柄,而那個東太後慢慢退居幕後。慈禧太後的目光很遠。她隻有一個兒子,而生活中又有許多不確定因素,所以她開始進行一個確保皇位繼承局限於自己家族的計劃。為了這一目的,她安排了自己妹妹和一般稱為七王爺的鹹豐小弟弟之間的婚姻。慈禧希望萬一她自己的兒子同治死後無子,他們這一結合可以產生一個夠格的兒子來坐龍床。她覺得這個國家需要能激起信心並能消除不穩定的核心人物,需要強有力而又穩健、氣量大而又能克己奉公的國家首腦。她想要製造一個這樣的人物。她能成功與否隻能俟諸未來,但命運布置給她的一大任務是,讓夠格的繼位者準備好公開而明智地麵對並解決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對她的前任們來說由於過大、嶄新和複雜而無法解決。雖然對她來說,並不是這樣。
同治帝十七歲時娶了京城名門出身的滿族年輕女人阿魯特氏,名義上親政,但實際上對國家事務的最高控製權仍然掌握在他強有力的母親手中。英、法、德、俄、美等歐美國家的公使當時已經長駐北京,覺得這是個提出覲見新皇帝的好時機。經過與恭親王和慈禧太後長時間的討論,這事果真就安排好了。公使們再也不像以前覲見皇帝那樣必須跪拜了。
同治夫婦的婚姻生活極短。他們結婚大禮的三年之後,尚未留下子嗣,年輕的君王就感染了天花,撒手西歸了。而過了不久,他那年輕的妻子一點不打折扣地聽從了他們女教師的教誨,不久也跟了去。女教師告訴她,她要與自己的丈夫“共甘苦,同貧富”,“生則同衾,死則同穴”。
人們認為阿魯特氏的死裏麵有“貓膩”,但她的娘家人並不相信,因為她父親的官位一直未倒。拳民之亂時,他跟朝廷逃到保定府後聽說京城已落到可憎的外國人手裏,於是傳話給家裏人說他寧願自殺也不會去吃外國人的東西。家裏人得到他這一口信後就吩咐仆人們在他們的院子裏挖了一個大坑,然後他們全都躺在坑裏,命令這些苦力們把他們埋了。開始這些人不肯這麽幹,後來沒辦法,也就服從了。這麽一來,她父親家裏除一個孩子被一名忠實的奶媽救下來之外,所有男性成員全都死了。
李鴻章像同治死的時候,宮裏一個有勢力的集團反對兩位太後,力圖推翻太後集團,把恭親王的一個浪蕩子扶上皇位。不過慈禧太後就在宮裏,自然能很快知道同治的死亡並選好和宣布即位的嗣君,在外麵的人要想捷足先登,非絕頂聰明不可。慈禧太後先是派人把同治的病情秘密通知在八十英裏之外天津的直隸總督李鴻章,並督促他帶著他的軍隊火速進京,以應付同治死亡和宣布即位嗣君時可能引起的任何動亂。
李鴻章接到命令之後,立即著手付諸實施。他帶領最可靠的四千名淮軍,步、騎、炮兵全都裝備精良,開始秘密地向北京急行軍。八十英裏路程三十六小時走完,他計劃午夜到達。李鴻章和他的精良部隊按時進入北京,他們在死一般的寂靜中開進了紫禁城,人銜枚,馬摘鈴。進紫禁城之後,各城門的八旗守軍就被李鴻章的淮軍兵勇所代替了。慈禧太後這時已派出太監指認了宮中有反叛之嫌的和公開支持叛逆分子的禁衛軍,這些人就被解除了武裝,綁起來送進了監獄。炮兵奉命把守紫禁城城門,騎兵在城中巡邏,步兵則緝拿零星的叛逆分子。一支戰鬥力很強的分遣隊被布置在慈禧太後和她挑選的嗣君四周。當早晨的太陽在紫禁城上空輝煌而明亮地升起的時候,一覺醒來的叛逆分子們驚訝得發了傻。剩下的那些,有的被投入了監獄,有的被永遠流放到了滿洲原先的荒野裏。當慈禧太後宣布她兒子同治死亡的消息時,也宣告由她妹妹的兒子光緒入繼大統,並在其未成年期間由她和東太後垂簾聽政。一切安排好之後,李鴻章跟阿拉伯人似地卷起了帳篷,像來時那樣悄無聲息地走了。
慈禧太後的聰明和偉大之處就表現在這裏,她把京城裏和外省傑出人士都聚集到了自己周圍。李鴻章在太平軍叛亂時期獲得了能幹之名,並由於他在最後殲滅太平軍中所起的作用而被授予伯爵。從那時候起她就把他放在離京城足夠近的顯要位置上,以便能很方便地得到他的效力。他二十四年來一直呆在直隸總督的位子上,手上掌握著中國曆史上最大和最訓練有素的軍隊。但是,他也一直清楚地知道,他是被一雙鷹的眼睛緊盯著,看他是否有任何叛逆的跡象露出來,而他的侄子則被留在京裏當作人質。當他的權力達到頂峰,或者被外國當權者李鴻章及其家人招待得忘乎所以時,他就會被善意而堅決地褫奪黃馬褂和頂戴花翎,以提醒他北京有一個強權人物才是他所依靠的。
李鴻章的傑出才能導致自己樹敵太多——他的敵人包括那些敗在他手下的人,那些他不想或無法幫助的人,那些受過他處罰或被他罷了官的人,以及那些因為妒忌他而懷恨在心的人。中日戰爭結束之後,中國政府派了張蔭桓前往談判和平條約,但日本人拒絕接受他,而且除非“李鴻章主要以其對政府的巨大影響及所受民眾的愛戴而被任命為特使”,不然對此事不予考慮。我們都知道他是怎麽去的,臉上又是怎麽挨了一個日本狂人的槍子的。子彈嵌入他左眼下部,到死都沒取出。我們都知道他是怎麽恢複的,又是怎麽因為他的不幸遭遇而談成了比較好的條款。接著他回了國,可是照丹比上校的說法,“隻是由於太後與他的友誼和他個人的不幸遭遇,他才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因為“這項新的條約在中國遭到了”吹毛求疵者的“強烈譴責”。他們正是那些不被日本承認為特使的人。
1896年他被派到莫斯科去參加沙皇的加冕儀式,接著進行環球旅行。李鴻章每到一個國家都受到熱情的款待,這對中國的政治家或者親王來說都是所沒有享受到過的禮遇。他將要起程時,我應他要求讓人在一柄團扇上替他畫了幅地圖,一麵是東半球,另一麵是西半球,上麵清清楚楚地標明了他旅行時車船將要經由的全部航線和鐵道,以及他預定逗留的港口和城市。他同格萊斯頓①一起合影留念,被西方人稱為“東方的俾斯麥②”。但在他回到北京之後,僅僅出於妒嫉,人們把“他當作死火山對待”。慈禧太後邀請他參觀頤和園。太監帶著他到處遊覽,招待他喝茶抽煙,把他領進隻有太後才能進去的樓閣,接下來他就下了無人不與他作對的刑部。現在這位被許多國王和宮廷尊崇、被許多皇帝和總統優禮、就是我國政府也化了三萬美元來招待的大學士再一次被褫奪黃馬褂和頂戴花翎,並罰沒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薪水半年,數目是有趣的四十五兩金子,約合三十五美元。當時在北京,人們傳說僅僅是由於慈禧太後的幹預才使他免遭監禁和進一步受辱。
① 格萊斯頓(1809~1898),英國自由黨領袖,曾四度擔任英國首相。
② ②俾斯麥(1815~1898),普魯士王國首相和德意誌帝國宰相,以戰爭擊敗法、奧,統一德意誌,有“鐵血宰相”之稱。
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期間在軍機大臣領班的職位上呆過的隻有兩個人——恭親王和慶親王。前者被貶黜過許多次,其榮譽被剝奪殆盡,而後者在三十年裏則始終是個“不倒翁”,所得到的榮耀全都原封未動地保存了下來。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這三位傑出的總督、大學士也是這樣,慈禧太後從來都讓他們擔任重要職務,但他們從未遭過她的貶黜。用得著問理由嗎?答案並不難找。他們都是她的國家裏最進步的官員,但其中沒有一個人強大到足以危及她的統治,所以沒有必要提醒他們上麵有個強權人物。隻要她大筆一揮,就可以讓他們從天上掉到地下。不過,對袁世凱就不是這樣了——我們會在下麵的章節中講到他。
至此提及的所有傑出官員都屬於進步派而不是保守派,他們全是慈禧太後的心腹,被委以重任,全都為進步和改革而努力。可是歐洲作家一說到慈禧太後總認為她是反動派。正如我們所見,事實並非如此。不過,慈禧讓一些保守派官員仍呆在總督或大學士的位置上,因為這樣所有重大問題的正反方意見她全都可以聽到。
這些保守派中有一個是現在攝政王載灃的嶽父榮祿。當太後讓袁世凱負責北洋新軍的時候,她也將榮祿任命為直隸總督。一個是進步派,一個是保守派,不彼此通知,不得到對方的同意,什麽重大的行動都無法實行。慈禧太後是否預見到了可能會出現的危險,我們不知道,可是她已經做了防範。這個危險是指1898年那件事。當時皇上命令袁世凱帶領他的軍隊進入榮祿像北京,把慈禧太後軟禁在頤和園,並保護改革運動。這件事以後會講到,這裏提一下不過是為了顯示慈禧太後是如何以一位官員對付另一位官員、以一派對付另一派,來防止任何這類災難或突發事件的。袁世凱不論帶他的隊伍去北京幹什麽,不首先通知他的上司榮祿是不可能的,除非將他處死。而要袁世凱去幽禁慈禧太後那樣重要的人物則就更不可能了,因為他和榮祿的職位全都出自她的任命。
慈禧太後以一派對付另一派的另一個例子就是派端王兼管總理衙門。自從他的兒子一度被定為皇位繼承人以來,慈禧太後似乎認為為了他自己的教育和發展,應該讓他去接觸接觸外國人。大多數外國人鑒於端王的排外傾向,對這項任命很是反感,但羅伯特·哈德爵士說道:“可是照我看來,這沒什麽不好。慈禧太後很可能對端王說:‘你和你的一派人往這邊拉,慶王和他的那派人往那邊拉——我夾在你們中間怎麽辦好?可你是將來皇帝的父親,得為自己兒子著想。你還是義和團統領和九門提督,應該知道什麽可以做什麽不可以做。所以我就讓你兼管這個衙門,做你感到最最合適的事情吧,小心別讓祖宗的寶座傳給你兒子時給玷汙了,也別讓祖宗的疆土有所萎縮。權力是你的,責任是你的,主要的利益也是你的!’我可以想象出慈禧太後對端王采用了這種方法。以前有各種各樣的大臣進入總理衙門之前都極端排外,但以後就改變了,行為變得很有理智,我相信這種對國家的責任和與外國人的實際接觸對端王將是很好的經曆和有益的教育,他最終會堅定地支持進步事業和中外友好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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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作為反動派的慈禧太後
作者 : 何德蘭
毫無疑問,過去三十年來直到現在,中國最有趣的人物是我們稱之為慈禧太後的那位夫人。太後在垂簾聽政期間處於每一個帶有改革性質的運動的前列,其統治的性質隻能從這一時期的性質加以判斷。由於意誌和感覺缺乏一個賴以遵循的明確中心,外交是失敗了。它的杠杆找不到支點。於是在中國獲得成功的永遠隻有依靠軍事力量。與太後這麽一個女人就真的不大可能打交道嗎?
——《布萊克伍德氏雜誌》
在1897年11月1日至1898年4月16日之間,德、俄、法、英從光緒皇帝無力的手中攫取了中華帝國四個最好的港口,弄得中國連集結一個艦隊的地方也沒有。整個國家都憤怒地沸騰起來,甚至我們的教會學校裏,每篇文章、每場演說、每次對話或辯論也都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某個方麵:“如何改革中國和增強中國的軍事力量”。學生們、青年改革者們和外國人都認為光緒的路走對了。但中國的大官卻疑慮重重。也正是因為他們的疑慮——進步的和守舊的都一樣——慈禧太後才被要求重新訓政。
慈禧太後的敵人不妨問問他們自己看,在遭到列強的巧取豪奪之後,如果是由他們當政,他們會怎麽做呢?你們說她是排外的,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下,你們會和德、俄、法、英諸國眉目傳情嗎?必須坦白地承認,她將自己置於保守派的掌握之中並與迷信的拳民結盟,那是太不明智了,但如果是你又會怎麽樣呢?處於她那種幾乎要被淹死的情形之下,愛國的拳民好像是一根巨大的原木,你難道就不會——當然嘍,如果你的理智還相當健全的話,你是不會——你難道就不會用手去抓嗎?
某位批評她的人說:“一般人認為,康有為向光緒帝提出,要是皇上想確保自己的地位,他就必須讓慈禧太後退休,並將榮祿斬首。”這似乎合情合理。但它如果是真的的話,情況一定十分危急,使改革派不得不開始殺他們最大的對頭、並幽禁那些曾給改革派大權的人了。然而當時還沒有人要對改革派動一隻手指頭。不知你注意過沒有?我們對手所做的受到我們強烈譴責的事,如果我們這邊的人做了,很快就會得到原諒。譴責慈禧太後殺害六位青年改革者的人,對光緒帝下令殺掉榮祿和囚禁他的養母就很樂意加以寬恕了。
北京有兩個勢力強大的派別:以慶親王為首的進步派和以榮祿為首的保守派。慈禧太後也許是這麽想的:“進步派和改革派過時了。他們已經試過他們的法子,可失敗了。他們所得到的結果隻有和平——可那和平總是疆土換來的。現在我想試試另一個法子。我不想再把港口送人了,麵對每一回侵犯,我都要抵抗到底。”於是她對謀殺德國傳教士一案時在山東巡撫任上被革職的李秉衡大加青睞,任命他為巡閱長江水師大臣。李秉衡無疑保證過在那片疆土上對外國人的侵犯抵抗到最後一刻。同時,而榮祿作為直隸省和北洋三軍的統帥則被留在了北京。隨後慈禧太後又任命另一名與李秉衡同樣排外的保守派剛毅巡視全國的防守情況,並為枯竭的國庫籌集巨款。去南方各省活動的剛毅這時籌集到了不下二百萬兩銀子,顯然都用在購買槍支彈藥和備戰上了。慈禧任命另一個同樣守舊的滿族人毓賢接替李秉衡的山東巡撫一職,後來的拳民之亂就是由他造成的。當他由於外國人的反複請求被從山東巡撫任上撤換時,她還在北京接見了他,對他進一步加以恩賞,並派他擔任鄰近的山西省的巡撫。後來的屠殺,幾乎全都是在那裏,在他的管轄之下發生的。甚至可以認為,毓賢就是整個義和拳運動,因為殺盡洋人似乎就是他的計劃。
但是在如此深結保守派的同時,慈禧太後並未與進步派一刀兩斷。李鴻章被任命為兩廣總督,袁世凱被任命為山東巡撫,端方被任命為陝西巡撫,而劉坤一、張之洞、奎俊也都留在他們原來的位置上,所以這兩派當中的精英人士又一次全都為她服務了。接著她開始發出諭旨,收回那些光緒帝早先所發改革詔書。這些諭旨中,1898年9月26日以光緒帝名義頒布的下麵這道措辭最為得體、最能體貼皇上的情緒了:
“即如裁並官缺一事,本為淘汰冗員,而外間不察,遂有以大更製度為請者。舉此類推,將以訛傳訛,伊於胡底。若不開誠宣示,誠恐胥動浮言,民氣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圖自強本意。
“所有現行諸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門,原議將應辦之事分別歸並,以省繁冗,現在詳察情形,此減彼增,轉多周折,不若悉仍其舊。著將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祿寺、太仆寺、鴻臚寺等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並。其各省應裁並局所冗員仍著各督撫認真裁汰。至開辦時務官報及準令士民上書原以寓明目達聰之用,惟現在朝廷廣開言路,內外臣工條陳時政者,言苟可采,無不立見施行;而疏章競進,轉多摭飾浮詞,雷同附和,甚至語涉荒誕,殊多龐雜。嗣後凡有言責之員自當各抒讜論,以達民隱而宣國是,其餘不應奏事人員概不準擅遞封章,以符定製。時務官報無裨治體,徒惑人心,並著即裁撤。
“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師及各省會業已次第興辦外,其餘各府州縣議設之小學堂,著地方官斟酌情形,聽民自便。其各省祠廟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著一仍其舊,毋庸改為學堂。方今時事艱難,一切興革事宜總須斟酌盡善,期於毫無流弊。”
我請讀者研究一下,如果還不明白就抄寫一遍,看看改革的精華是否真讓慈禧太後給抹殺了,即:“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師及各省會業已次第興辦外,其餘各府州縣議設之小學堂,”“著地方官斟酌情形,聽民自便”。要是不幸的傳教士、遭黜貶的官員以及可以“自便”的民眾意識到這一點,可以省去多少是非!
前麵的諭旨頒布三天之後,就是9月29日,慈禧太後又假借皇上的名義下了道詔書,命令懲處康有為及其同黨。如果康有為真無緣無故地建議皇上殺榮祿、囚太後的話,要是你處在她的位置上你又會怎麽對待他?詔書說道:
“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為學術乖僻,其平日著作,無非離經畔道、非聖無法之言。前因其素講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官報局。乃竟逗留輦下,構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並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禦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係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連,是以未俟覆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這個詔書以及處決了一、兩個別的官員,可以算是慈禧太後最大的罪——確實罪行不小——不過完全不能跟“好女王貝絲”①的那些罪過比。
①好女王貝絲,指英國都鐸王朝的女王伊麗莎白一世(1533~1603),在位時期厲行專製統治,初步確立了英國的海上霸權。
現在我們來談談據說是慈禧太後發給她的督撫、將軍和提督的一封密詔,日期為1899年11月21日。我將此視為這位偉大女性所實施的一件最偉大、最勇敢的事情。
慈禧太後複出訓政之後,意大利步別的列強的後塵,要求割讓浙江的三門灣。但它遇到的掌權者變了。它和每個別的人都驚訝地發現,中國對此的回答是斷然拒絕, 而且開始為抵製這種欲望作準備。不久事情時局圖變得很清楚,意大利想要取得三門灣的話,就必須通過戰爭。可它對戰爭並沒有興趣,所以要求就收回了。這件事對理解前述11月21日的密詔(見下)是很有幫助的。
“現在時事艱難,各國虎視眈眈,爭先入我堂奧。以目下中國財力兵力而論,斷斷無釁自我開之理。惟是事變之來實逼處此,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惟有理直氣壯、敵愾同仇,勝負情形非可逆料。各省督撫每遇中外交涉事件,往往預存一和字於胸,遂至臨時毫無準備。此等錮習,實為辜恩負國之尤,特嚴行申斥。
“嗣後遇萬不得已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如業經宣戰,萬無即行議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督飭將士,殺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諸口,並且不可存諸心。以中國地大物博、幅員數萬裏、人丁數萬萬,苟能各矢忠君愛國之忱,又何強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幹戈為玉帛,專恃折衝樽俎也。”
某個批評她的人指著上述詔書的最後一句問道:“這話不是挑戰嗎?”我們答道:是的。慈禧太後渴望通過抗爭來拯救先人的家園和墳墓,使其免於受到破壞和劫掠。北美十三州不是為了比這更小的事就向英國挑戰嗎?日本不是為了比這更小的事就向俄國挑戰嗎?慈禧太後不惜一戰,不是為征服,而是為自保;不是為榮耀,而是為家園;不是為鄰居的嘲笑,而是為“強敵”的“憑陵”。她的不明智,不在於不惜一戰,而在於把迷信的拳民這種烏合之眾當作結盟和依靠的對象,在於相信她“數萬萬”毫無約束的“壯丁”可以抵擋西方來的數千或數萬名指揮有方、訓練有素的聰明士兵。
1902年法國明信片慈禧太後不惜一戰,而不是軟弱地屈從歐洲列強的領土要求,這可以從以下總理衙門發給督撫們的詔書中進一步得到證明:
“如各國不肯踐言,則釁自彼開,該督等須相機行事,朝廷不為遙製。萬勿任令長驅直入,貽誤大局,是為至要。”
為了增強自己的地位,她派了兩個特使去日本,希望與其就西方來的白禍達成一項防衛聯盟。但這一次千慮一失,她在人員的挑選上犯了個錯誤。這兩位使臣跟我們一般所見的黃種人不同,對他們的使命泄露得太過分,最後被不體麵地召回,而條約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部分
作為改革家的慈禧太後
作者 : 何德蘭
慈禧太後在其以權位性命為賭注的保守做法遭受失敗之後得了教訓,轉而實行進步政策。實際上,她做得超過了她的外甥。“千秋萬歲!”“長治久安!”在她的有生之年,是可以指望她將她如此熱情支持的事業進行下去的。她實行鐵腕統治。她充滿勇氣,在許多嶄新未知的道路上駕馭國家戰車而毫無動搖之意。她知道她可以依靠她那些總督巡撫——由她任命的人——的支持。她也知道改革思想在國內已經深入人心,人民的心是向著她的。
——W·A·P·馬丁《中國的覺醒》
1902年6月,朝廷從西安回到北京後沒多久,就向駐華各使館的外交官太太們發出了去宮裏覲見慈禧太後和赴宴的邀請。外交官太太們於是到一處使館開會,一起進行磋商如何應對此事。許多出席者的動機跟普通旅遊觀光的人差不多,隻想進宮看看而已。除了一、兩個人曾到過宮裏之外,這些太太從未覲見過太後。其中有幾個人在1900年使館被圍期間被困在英國使館,度過了從六月到八月令人難熬的八個星期。她們眼見皇城城牆上的槍炮向使館傾泄,出來以後就有了一肚子火。當中有一個人還因為表現勇敢而獲得了本國政府的授勳。當時她和她的丈夫躲在防禦工事裏。她的丈夫被爆炸的地雷掀起的塵土蓋在下麵,又被另一處爆炸震了出去,居然沒有受傷。還有幾個是新近來北京的,沒有這些辛酸的經曆,但對慈禧太後卻聽說過不少,她們叫她“雌龍”,急於一見。
慈禧回鑾圖
主持會議的人在北京呆得最久,是外交官夫人中的元老了。第一個要決定的問題是乘什麽交通工具去紫禁城。結果沒怎麽討論就決定了坐轎子,因為那樣顯得最尊嚴,而且在中國隻有貴婦人才坐轎。接著會議主席要求就引見的禮儀形式發表意見。一個人提出不要規定什麽禮儀,而是大家一齊湧上前去,這樣就沒有人可占先,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隨意觀察這條母龍。還有一個人說:“六月的天氣,那天一定會火烤一樣。離她遠點的好。而且她還要叫衛兵保護著,烤我們的還不僅是火呢。”會議主席聽了這些提議看上去很擔心,但依然很有尊嚴,保持著冷靜。隨後有個溫和的聲音提出一般所有的覲見都要行屈膝禮的。“屈膝禮!”立即就有另一個聲音憤憤地說,“要我們向她行屈膝禮,還不如讓她跪拜在我們麵前,求我們原諒她想開槍打死我們。”不過到最後,還是決定按照宮內接待公使們的形式辦。在這第一回覲見時,北京有些公使館的外交人員之間普遍存在的情緒從這些小事中可見一斑。
“幾天之後,當我們跟著那些華麗的格格福晉走進朝會大殿時,一切都改變了。我們抬眼望去,慈禧太後坐在丹陛之上的寶座中,左邊是皇上,旁邊跪著軍機大臣,儀態萬方的格格福晉們行禮時膝部彎曲到碰在地上。我們忘記了前幾天會議上的那種憤慨情緒,感受到了她尊嚴的舉止和環境所引起的敬畏,於是不由自主地行了三下覲見帝後時必須行的屈膝禮。我們由衷地感到,這位坐在寶座上的莊嚴女性真不愧為標標準準的女皇。她的手裏操著全人類三分之一人口的禍福。她明亮的黑眸仿佛能猜透我們在想些什麽。事實上她也頗以能一眼就看出眼前出現的每個人的性格自豪。”
外交官夫人們按照級別站好後,帶隊的夫人就向太後表達了她們美好的祝願,而太後也和藹地回答了一、兩句。接著每位夫人的名字被一一唱出。被正式引見時,她走上丹陛,行屈膝禮,而慈禧太後就伸出手來,與她握握手。然後她來到左邊,被以同樣方式向皇上引見。
慈禧太後就是這樣開始對宮廷習俗進行改革。直到那時,這種習俗還使她不得不呆在簾子後麵,難以在台前行使她的統治權。外界無法看見她,她也無法得知百姓的實際需要。在她之前,國家和百姓都是古老習俗的奴隸。可是在她掌權之後禮儀變成了民眾的仆人。照詩人的說法,她似乎認為:“規則是好東西,但別永遠不敢拆散他人的腳手架;它不是搭來讓你攀的,雖然它也許對你有用。”
皇上引進鐵路、電報電話、新的教育製度和其他一些改革措施,自然有其功勞。但是不得不承認,是慈禧太後的個性、權力,以及政治才能將他的夢想變成了現實。另章敘述的婦女教育運動則應該永遠歸功於這位偉大的女性。自從她從幕後後麵走出來,讓畫家繪製自己的肖像,婦女的自由就確立了。
一天我去美國使館時,他們給我看了兩幀太後的大幅照片。一幀約三英尺見方,準備送去給羅斯福總統①,另一幀是給康格少校的禮物。同樣的照片也送給了每個國家的駐京公使和該國的當政者。我對自已說:“慈禧太後真精明。她知道自己已被歪曲地描繪了,她知道自己的肖像畫得遠不如相片真實,所以就想讓所有的文明政府都保存著她真正的形象。”這精明不一定生而有之,是那些勸她讓外國人替自己畫像的人促成她這麽做的。
①羅斯福總統,指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1858~1919)。
幾年之前慈禧太後有一個夢想,夢想在中國實施君主立憲製度。這就像她所有的行動一樣,比她那位聰明的外甥偉大得多。當然,政府是滿族人的,真的要給也得由滿族人給,任何激進的改革都得由當政者實施。不過慈禧太後想自己享有這一榮譽,希望它能在她的有生之年成功實施。
這遭到了不少阻力,最強烈的反對來自她推翻光緒時自己所在的保守派。保守派把這看成有史以來最瘋狂的冒險,竭力來製止這一改革。但慈禧太後召來了滿人中最傑出、最進步的端方,派他帶領代表團周遊世界,去仔細考察各種各樣的政府,以便回來對在中國實施憲政的可能性這一問題上向她提供建議。
一列專列撥了出來,就停靠在皇上居所前的宮門外麵的車站上,準備將代表團從北京送到天津。代表團已經進了車廂,旁邊狹長的過道上擠滿了來送行的人群。這時嘭的一聲,發生了爆炸。車廂炸開了,有幾個人受了傷,其中包括某些受了輕傷的代表團成員,而那個拿炸藥包的人則被炸得麵目全非。有好幾天城裏是一片混亂,所有的城門上都派了衛兵,尤其那些通往宮裏的城門更是戒備森嚴。那個恐怖分子的身份也在被想方設法予以查證。但一切努力都未收效,沒有再發生任何事可以顯示他是有同夥的。於是代表團分散開來,獨自悄悄地出發,到天津會合後再踏上出國考察的旅程。
代表團所到之處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他們經過的國家都盡量為他們提供了考察該國憲政的便利。回到北京之後,這次行程的報告以一百二十卷的篇幅發表了出來。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以日本憲政為藍本,準備盡快在中國實行憲政。
率領這一代表團的是端方閣下,他是當今滿人中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他像袁世凱一樣,在拳民運動期間保護了他所轄境內所有外國人。他感激美國人在促進中國開放中所做的工作,這一點很明顯地見之於1906年二月他在華爾道夫大酒店的講話中,他說道:
“今晚吾人在此榮幸地見證美國教士推進中國人進步之功。彼等將西方文明之火光帶進中國每一角落。彼等以中文翻譯泰西宗教、科學著作,殫精竭慮,功德無量。彼等建醫院、辦學校,助吾人拯苦濟貧。現今我國的覺醒隱隱在望,實與彼教士啟導之功關係甚大。對此我國銘感無已。”①
一些人或許以為這隻不過是在這一特殊場合發表的觀點,因為他周圍當時正巧全是秘書和其他對這一事業感興趣的人。但此後他在兩個不同的場合參加了南京大學的畢業典禮,更進一步地表明了事情並非如此。其中的一次他對學生們是這麽致辭的:
“這是兄弟我第二次參加你們學校的畢業典禮了。這裏的良好秩序叫兄弟佩服。見到你們禮儀精熟,學問湛深,操守優秀,甚為欣慰。總教習及列位師長對我們的學生關愛有加,令兄弟萬分感激。處處可以見到這種關照。兄弟希望這些學生將來出仕,不可忘記師長之愛,處處力行此種美德。無論東西方,良師之道在於仁愛,列位畢業後當老師總以身體力行為要。如此,則你們的知識就切實可行,才能就有用了。”②
①②從英文轉譯。
我引了以上這些,是用來證明這樣一位皇太後挑選來帶領代表團的人是多麽寬容開明。代表團中另一名重要的成員是貴族載澤。許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娶了皇後葉赫那拉氏的一個妹妹,因而是慈禧太後的外甥女婿。太後與端方的君臣關係決定了他無法像一個親戚那樣把旅行的細節一五一十地詳細告訴她,而要日理萬機的太後把他們回來後出版的那份一百二十卷的報告從頭至尾看上一遍也同樣不可能。但是,如果太後將這位外甥女婿叫到跟前,讓他詳盡地將一路所見說上一說,那也不失為一件樂事。她急於在她的有生之年把憲政交到百姓手中,可是沒法做到。這憲政製度是否能在規定的時間之內實行還是個未知數。
鴉片煙館慈禧太後發起的第二個偉大改革是抵製鴉片。隻有在考慮了這種毒品在中國是如何地泛濫成災之後,才能對這一改革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認識。中國人告訴我們,吸鴉片成癮的人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有一天,我在北京的街頭散步,走過一個大門,裏麵衝出一股不但難聞而且令人惡心的氣味。我又往前走了幾步,進了這城裏最好的一家古董店,發現街上那種氣味增強了十倍,因為店裏的一個夥計剛抽完煙。我離開了這家,又來到另一家店裏,那裏的店主已經吸鴉片吸得把生意全給敗光了。差不多就在這期間慈禧太後頒布了以下的詔書:
“鴉片煙盛行以來,流毒異常慘烈。染斯疾者,破其財產,夭其壽命,習為偷惰,職業全廢。且令神州故國,種類日弱,誌氣日頹,自強更複何望?近來官紳士庶,多知悔悟,爭相結社勸戒,即素嗜鴉片者亦未嚐不痛心疾首,自怨自艾。各國善士尚多倡設公會,勸禁栽賣,廣施方藥,每以中國鴉片不除引為深憾,則身受其害者應如何淬厲奮發,力拔根株。
“前經降旨,頒布禁煙章程,期以十年,使洋藥與土藥同時禁絕。著民政部度支部迅即會訂稽核章程,嚴定考成,請旨頒行。”
民政部立即製訂了一些執行這個詔書的細則,其中有:
所有吸食鴉片的人都必須登記,並申領執照。
吸食鴉片的官員被分成兩類。年輕的必須在六個月之內戒斷,而對老人則沒有規定期限。但這兩類人在戒鴉片期間都必須自己掏錢雇合適的人來代替他們執行公務。
所有的煙館都必須在六個月之內關閉,這之後無論煙槍還是煙燈都一概不準再製造、銷售。不過賣鴉片的店仍能再繼續營業十年,這是鴉片買賣可以存在的最長期限。
政府允諾為戒鴉片提供藥品,並鼓勵成立禁煙會,不過不允許這些禁煙會討論其他政治事件。
除中國之外,最受這場改革運動影響的是英國。在這份詔書頒布時,英國每年要運送五萬箱鴉片到中國市場,但它立即同意道,如果中國真心改革,並把自己國內的產量以每年百分之十遞減的話,英國也將以同樣的速度削減它的貿易。可惜慈禧太後沒等到這場改革勝利結束就死了。但不管這場運動的結果會怎樣,她的創始之功總是抹殺不了的。慈禧乘輿
這是慈禧所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但除此之外,她還得負責實現光緒皇帝建立鐵路局、礦務局以及采用西方教學製度的學校的努力。她不僅廢除了舊的考試製度,而且引進了一套新的運作方式,這樣所有從歐美大專院校畢業的人通過相應的考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根據他們所持的文憑——都可以獲得中國的學位,可以在政府中擔任職務。這樣的考試已經舉行過,一大批西方學校的畢業生——其中絕大部分是基督徒——得到了舉人或者翰林的學位。
第二部分
作為藝術家的慈禧太後
作者 : 何德蘭
中國的藝術家嚐試過所有的藝術體載。他們曾經處理過各式各樣的神話、宗教和曆史的題材。他們畫熟悉的日常生活場景,也畫那些從詩歌和浪漫故事中獲取靈感的場景。他們描畫靜物、風景和肖像。他們的最高成就也許當屬風景畫,那些風景畫透露了對大自然的熱愛。藝術家們精心描畫大自然的每個方麵,包括它迷人的魅力和真切而生動的詩意等等。曆朝曆代,藝術家們在畫動物和禽鳥的水平上都出類拔萃,尤其是畫花叢中的禽鳥和飛蟲。
——S·W·布舍爾《中國的藝術》
一天,順王福晉府中的總管太監來我們家,請何德蘭太太去給順王福晉看病。他坐在我的書房中,看著牆上掛的中國畫——其中有兩幅出自慈禧太後的手筆,說道:
“您喜歡中國藝術?”
“我真的很喜歡。”我答道。
“我看您這兒有些畫是老佛爺的真跡。”他接著說道,用北京盡人皆知的稱呼來稱呼慈禧太後。
“是啊,我有七幅她畫的畫。”我回答。
“您有書畫供奉繆先生的畫沒有?”他問道。
“很可惜,沒有,”我答道。“我好幾次想法要弄一幅,可至今得不到。我在琉璃廠所有最好的鋪子裏都問過,但他們沒有,也不能告訴我在哪裏可以買到。”
“那是,店裏怎麽買得到?她的畫不賣。”他解釋道。
“這真太可惜了,”我接著說道,“我很想得到一幅。據說她畫得非常好。”
“敢情,是畫得不錯,”他隨隨便便地說,“她住得離我們府裏不遠。我們有好多她的畫,不難弄到。”
“你們也許不難弄到,”我答道,“可是對我來說就不那麽簡單了。”
“您要是想要,”他自告奮勇道,“我給您弄幾張得了。”
“你真是太好了,”我答道,“可你怎麽去弄呢?”
“喔,我就偷上幾幅給您帶來。”
不用說,我告訴他我不能同意偷繆先生的畫。不過他一定是把我的愛好告訴了順王福晉。何德蘭太太下次去她們府裏拜訪時,福晉就給她看了慈禧太後畫的畫和一些繆先生的畫。
“這些畫真的是太後畫的嗎?”何德蘭太太話音中有些驚訝。
“是啊,”順王福晉答道。“我在現場看她畫來著,所以都是真品。”
幾個星期之後,何德蘭太太又被請去給順王福晉看病,沒想到繆先生也在,她跟繆先生和順王福晉在一起很愉快地度過了一、兩個鍾頭。當她將要離去時,順王福晉——她是皇後葉赫那拉氏最小的妹妹——拿出一幅雄雞啄蟲圖,說是她請繆先生畫的,要何德蘭太太收下來,作為畫家和她本人送的一個小禮物。
交談之間,何德蘭太太認為慈禧太後肯定學藝許多年了。
“可不是嗎,”繆先生說,“她才學那會兒我們都還很年輕。她給送到宮裏沒多久就開始讀書,拿起筆來多少有點消遣日子的意思,可主要還是因為喜歡藝術。她細細磋磨書上印的、宮中收藏的古畫,沒多久就顯出了難得的才能。我那時還年輕,弟兄都畫畫,丈夫過世了,就應召到宮裏供奉。”
“你是漢人吧?對不對,繆先生?”
“是啊,”她答道,“本朝沒有漢人女子到宮裏麵的規矩。我是鬆了腳,梳了滿式頭,還穿了她們的袍子,這樣才進宮的。”
“你每天去宮裏嗎?”
“年輕時每天去。萬歲(對慈禧太後的另一種稱呼)那時對畫畫挺起勁的。我們常常大半天不是畫畫就是學畫史,看書裏的畫,或是宮中收藏的古代名畫。您大概也知道,她最喜歡給人的禮物就是一幅自己畫的畫,上麵蓋了她的玉印,寫了日期,還題首署名如意館專作的詩。在她給的禮物裏,人家最看重的就是這些畫。”
我見過幾個親王府的牆上都有太後的畫裝點著,還有好幾個做官的朋友家裏也是這樣。我覺得其中有些畫很有魅力,似乎畫得不錯。它們的主人把它們當作寶貝,但我急切地想知道繆先生對太後的繪畫才能怎麽看,所以就問道:
“你覺得太後畫得好嗎?”
“太後是了不起的人。”她答道,“畫畫自然不是專門做的事,不過是空下來弄弄罷了。她要是把整個心思全撲上去,肯定會有很高的畫名。太後作畫時運筆準確有力,隻有那些有天分的人經過訓練之後才能做到這一點。她鑒賞的眼光非常好,就可惜沒人替她為國事分憂,讓她空下來施展天生的畫才。”
慈禧太後擁有十八位宮廷畫師,都是從全國最好的畫家當中選出來,並由她任命的。他們的全部職責就是為她作畫。他們被分成三組,六人一組,每個月要值十天班。因為我對中國藝術有濃厚的興趣,所以跟大多數宮廷畫師都混得很熟,知道他們的藝術特點。有一組領頭的是關先生。某一天,我知道他身體不太好,沒去宮裏當班,就到他家拜訪,發現他正在起勁地工作。他對我說,他的病痛並不妨礙他工作,隻是沒法去宮裏了,就像小孩子告訴母親說他病得上不了學,可也不用上床躺著。另外,我還聽說他的病也跟宮中使費太多而弄得囊中空空有關。
“太後許我不去宮裏時,”他解釋道,“要我一年至少給她畫上六十幅畫,約摸著在盛大的節慶日送去。這些畫再加上如意館的人專作的題詞,由她在上麵蓋了自己的印章,就在節慶日當作她自己的畫送出去。”關先生和我成了密友,他畫了三幅畫送給我收藏。
有一天,另一名宮廷畫師來拜訪我。交談間,他告訴我他正在畫一幅慈禧太後扮觀音像。我到那時為止還並不習慣於把她想像成觀世音,可是他告訴我她常常手抄觀音的福音,讓人把自己的肖像畫成觀音作為冊頁,再用黃色絲緞包好,作為禮物送給她寵幸的大臣。當然我馬上想到了我的收藏畫,就說道:
“我多想有一幅太後扮觀音像啊。”
“我給你畫一幅好了,”他說道。
慈禧扮觀音大士過了一會兒功夫我就發現,談的這些都不過是轉彎抹角的開場白,他真正前來要告訴我的,是他幾天以前在宮裏一直吃魚,不幸有一根魚刺卡在了喉嚨裏。他說宮廷醫生給過他化魚刺的藥,但沒有效果,所以他想要知道我國是否有大夫能除掉它。我將他帶到我住在附近的朋友霍布金斯大夫那裏,說了這一情況。霍布金斯讓他坐在窗前,張開嘴,然後看他的喉嚨,發現了一小塊紅塊,就拿鑷子把魚刺鑷去了。要不是霍布金斯提供的這一服務,恐怕我根本得不到他答應的畫。身為宮廷畫師而為朋友畫太後的像,他對這麽做是否妥當頗懷躊躇。但後來他發現他要常常請何德蘭太太去為他的妻子和孩子看病,於是得出這並無不妥的結論,有一天就把畫給我帶來了。
慈禧太後不但喜歡讓人把她畫成觀音,還穿上觀音的服裝,將某些宮廷女官打扮成龍女,而總管太監李蓮英則扮成韋馱。她命令宮廷畫師畫出專門的前景和後景,然後叫她的宮廷攝影師小裕按下照相機快門,讓太陽這位宇宙間最偉大的畫家將她如實畫下來。
有一天,去琉璃廠一家古董店時,店家向我推薦了慈禧太後畫的四小幅水墨桃花。這些畫原來是掛在頤和園太後居所兩個房間之間的隔板上的,所以我覺得能夠得到它們真是很幸運。
慈禧所繪梅花“您瞧,”他說道,“這些枝條一眼看得出來,每一部分都是一筆畫成的。這可是不容易的事。她得把筆蘸得能清清楚楚地鉤勒出樹岔,又要濃淡得當。就算是輪廓有毛病,她也不敢改;就算是太深或太淡,她也沒法減一分,或加一點,因為要這麽一來就是書法上的疵點了。畫是畫在紙上的,一落了筆,它就永遠在那裏了。這是中國藝術中最難的絕活。”
我得了這些畫後,把它們拿給北京幾個當今最好的畫家看,他們都說這幾幅是水墨花卉中的傑作。他們也都同意繆先生的觀點,認為要是慈禧太後把她全部的時間都投入到繪畫中去的話,她會作為本朝最傑出的畫家之一而名標青史。
某一天,有位宮廷畫師來訪時我把這些畫拿給他看。有關她筆底功力之佳,他同意其他人的說法,但向我指出其中一幅枝條像菱形一樣交錯在一起。
“這可以證明這些畫作的的確確是她畫的。”他說。
“為什麽?”我問道。
“因為專門畫畫的根本不會把枝條畫得像這麽交錯。”
“為什麽不?”
“他們不會這麽幹,”他答道,“那樣太礙眼。”
“她的朋友為什麽不把這一點向她指出來?”我又問道。
“誰會這麽做?”他反問說。
第二部分
作為女人的慈禧太後
作者 : 何德蘭
慈禧太後首次接見外交使團的七名夫人是外國公使們催促和努力的結果。1900年的危難結束之後,宮廷從西安回到北京,太後的態度轉變了,她主動地發出了許多接見的邀請,都被接受了。隨後我請宮中嬪妃用午餐,她們也還請我。這使宮外的公主福晉和高官夫人與我相互拜訪和宴請成為可能。許多情況下,通過我們共同的朋友何德蘭太太(她是不少中國上層家庭所接受的內科醫生和所鍾愛的朋友)從中安排。何德蘭太太天生老練,心胸開闊,而且總是樂於成人之美,所以我得以與中國許多貴婦人進行麵對麵的接觸。
——E·H·康格夫人《中國來信》
慈禧太後固然已經去世,但像那些在覲見和燕居時同她接觸過的人一樣知道些她作為一個女人的生活和個性,也許仍是有趣的事。她對外國習俗吸收得很快。我妻子詳詳細細地講起過前後覲見時她餐桌上擺設的不同,很能說明這一點。
“前幾回覲見時,有一次引見給太後和皇上的儀式結束之後,我們和宮廷女官們一起前往宴會廳。我們一人由一個格格陪著坐下之後,太後出現了。我們站起來,看她在餐桌頂端坐下,而光緒皇上就站在她左邊稍靠後一點。她坐下來後請我們也坐下,但格格、福晉和皇上都仍然站著,他們在太後麵前是不能坐的。接著穿長袍的太監們送上了豐盛的中國筵席,而那名侍候太後的太監給她上菜時總是跪著。
“我們吃了一會兒之後,我們領隊的問格格福晉們是不是也可以坐下來。慈禧太後先轉臉向皇上,說道:‘皇上,坐下吧。’然後向格格福晉們擺擺手,叫她們坐下。她們怯生生、很不舒服地坐在椅子邊上,可是對食物一動也不敢動。
“我們交談時話題多種多樣,其中談到了拳民之亂。有一個外交官夫人戴了枚勳章。慈禧太後注意到了,問這是什麽。
“‘陛下,’那人答道,‘這是我國皇帝頒發給我的,因為我在拳民叛亂中負了傷。’”
“慈禧太後雙手握住這位夫人的手,淚水盈眶,說道:
“‘那些日子出了這麽多麻煩,真叫我怪過意不去的。有段時間拳匪把朝廷也給壓下去了,連炮也帶進來架到宮牆上。這種事兒不會再有了。’
“餐桌上鋪著顏色鮮豔的油布,沒有正正規規的桌布和餐巾,我們把一方印度紮染印花大手帕大小的色布當作餐巾用。作為擺設的是大堆的糕和水果,沒有鮮花。我說這個是因為後來覲見時這一切全都變了,餐桌上鋪了雪白的桌布,放上了最漂亮的鮮花,顯得喜氣洋洋的。格格福晉和宮廷女官到美國使館赴康格太太設的午宴之後,情況尤其是這樣。這說明即使在餐桌的桌布和擺設之類小事情上,這些貴婦人也樂意接受新的主意。這些筵席從此就輪流著上中外兩種食物。
“除了一次例外之外,慈禧太後從此再也沒和她的客人一起在餐桌上出現過。但在正式的接見結束之後,她從寶座上下來,一邊跟以前見過的人說話,一邊就請她的客人和格格福晉們一起到宴會廳去享用酒席,並說在她們國家裏,要是她在場的話,她們是不能坐下或吃東西的。不過宴會之後,慈禧太後總會出現,和她的客人親切地交談。
“她不在餐桌上出現可能與以下一件事有關:一位身份頗為重要的女客顯然是急於想得到一件獨一無二的古董,請求慈禧太後把她吃飯的碗送給她。那碗跟客人所用的不同,太後吃東西所用的盤碟從來不跟餐桌上別的人一樣!
“她稍稍猶豫了一下,轉過臉來對一個太監說道:
“‘不能給她一個碗[中國的習俗,給人東西總是成雙作對的]。去,給她備上兩個。’
“接著她轉過臉來,對客人們歉意地說道:‘我很想給大夥兒都送兩隻碗,可外務部要我這回引見時別送禮。’以前,她的習慣是親手送給每位客人一件小禮物,以後再讓太監把禮物送到他們家裏去。
“還有一次,上麵提到的那位太太從一個裝飾櫃裏取了件擺設,拿著想走。這時負責這些東西的人請她放回去,說這間屋子裏每一樣都是由她管著的,要是少了什麽她會受責罰的。
“不隻是上麵發生的這些事。有的中國食物不怎麽適合外國人的口味,於是一些歐洲大陸的客人常會當著宮廷女官的麵就說些不中聽的話。當然她們認為中國人聽不懂這些話,雖說慈禧太後的餐桌上總有她自己的翻譯。這些夫人中有些人常常讓人覺得,在她們努力去看見一切、得到一切時,忘記了對自己的祖國應負有的責任和對太後所應有的尊重。
“中國宮廷禮儀規矩非常苛刻,即使它自己的臣民也隻有在禮部學上一周至六個月的宮廷禮儀才敢在太後麵前出現。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外交官夫人失禮的嚴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太後和格格福晉們也許對這些不會追究,但那是因為古老的信念在起作用,即她們認為外國人都是未開化的野蠻人。
“不過,參與覲見的外交官夫人並不是全都這樣。也有的人理解那些接觸對開放中國的重要意義,小心翼翼地努力去遵從這些苛刻無比的宮廷禮儀。在促進中國宮廷向西方開放這一方麵的貢獻上,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人及得上美國公使的妻子康格夫人。她能得到慈禧太後的親密友誼,肯定是因為太後明白康格夫人非常注意尊重自己。
慈禧與外國使節夫人“這位偉大女性的女人味、迷人的魅力以及待人接物之老練在不公開的接見時才會體現出來。她會拉著客人的手,十分關切地問我們來宮裏時一路是否勞累。她夏天會埋怨天太熱,冬天會埋怨天太冷。她會擔心點心不適合我們的口味。她會語氣真誠地告訴我們大家能走到一起真是太幸運了。她會對她的客人分別關注一小會兒,這使對她素有偏見的客人也會受到感染,顯示了她做女主人的大才幹。
“隻要一有機會,她總是很想了解外國的習俗和做法。有一天看戲時,她把我叫到她旁邊,給了我一把椅子,詳詳細細地詢問我美國的婦女教育製度。
“‘我聽說,’她說道,‘在貴國,女孩們全都讀書。’
“‘是的,陛下。’
“‘她們跟男孩子學的一樣不一樣?’
“‘在公立學校裏是一樣的。’
“‘我真盼望中國的女孩子也能讀上書,可百姓供男孩上學就已經不容易了。’
“於是我用幾句話稍稍解釋了一下我們的公立學校製度。她答道:
“‘眼下中國賦稅很重,要這麽著再增加開支是不行的。’
“但沒多久,就有一道獎勵女學的詔書頒布了下來。目前北京和全國出現了數百所私人辦的女學校。
“還有一次,外交官夫人們正在用點心,慈禧太後把我請到她的私人房間裏。除了一名太監在那裏用一柄孔雀毛的扇子打扇之外,就我們兩人。她要我講講教會。從她一開始的話中就可以清楚地聽出,她對羅馬天主教和新教不加區分,一概稱之為‘教’。我向她解釋教會的目的是開啟民眾的智力,促進他們道德和精神的成長,使他們成為更好的兒子和更好的臣民。
“很少有人像慈禧太後那麽迷信。她的整個一生都受她信命、信符咒、信神靈、信厲鬼惡魔的影響。
“當她第一次聽到讓人給她畫了肖像送到聖路易斯博覽會展出的建議時,簡直是目瞪口呆。康格太太和她進行了長談,向她解釋歐洲許多國家元首的肖像也會送去的,包括一幅維多利亞女王的,而且這像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抵製已經流傳到國外的她那些不真實的畫像。太後說西太後盛裝圖
(美國畫師卡爾繪)她會把這事跟慶親王商量一下。事情好像就這麽擱置起來了。可是沒過多久她就讓人帶話給康格夫人,請她邀請卡爾小姐到北京來為她畫肖像。
“我們都知道,這幅像一定要從某個吉樣的日子開始畫。太後一定要為此專修一段鐵路到外務部,而不是讓人像扛死人那樣把畫像放在肩上扛過去。她還為了禳災,六十九歲時慶祝她的七十大壽,以免她過生日時再遇上六十歲那年的災禍——當時喜慶被對日戰爭攪了。她衣服上綴著‘福’、‘壽’字樣,她送出的大多數禮物都象征著好運氣。她的宮裏擺設著大盤大盤蘋果,取其‘平平安安’的口彩,還有一盤盤桃子,意味著‘長壽’。她身上還佩戴護身符。康格夫人將離華時,她把其中一枚從脖子上取下來給她掛上,說她希望這能保佑康格夫人渡過重洋,就像它曾保佑她自己的西安之狩一樣。她不許任何人身上帶著喪哀標誌在她麵前出現。
“大家都知道,滿族女子是從來不纏足的,而慈禧太後也像其他女子一樣對纏足持激烈反對的態度,但她不允許她的臣民對她提出幹涉漢人風俗習慣的方法。有一位中國駐外公使的妻子,自己和兩個女兒的服裝樣式都是比歐洲還歐洲。有一天,她對太後說道:‘為漢人裹腳的事,洋人都恥笑咱們呢。’
“‘我聽說,’慈禧太後道,‘洋人有種習俗也不怎麽樣。今兒個這裏也沒外人,我倒想瞧瞧洋人女子是怎麽束腰的。’
“但那人很胖,樣子跟沙漏似的。於是她轉臉看著自己身材苗條的女兒,說道:
“‘來,讓太後瞧瞧。’
“那位年輕的小姐猶豫著遲遲未動,最後慈禧太後發話了:
“‘你知不知道我說的話就是命令?’
“好奇心得到滿足之後,她就派人去叫大學士,並吩咐給那人的兩個女兒找兩套像樣的滿族服裝,說道:
“‘洋人女子得遭的那份罪也真怪可憐的。這麽著讓鐵條裹著喘氣也真難。可憐!可憐!’
“第二天,那位年輕小姐未在宮裏出現,慈禧太後問她母親她為什麽不來。
“‘她今兒病了。’她母親回答。
“‘這也難怪,’太後說道,‘卸掉了外麵裹著的,再要擠進去總得要花點兒時間。’顯然慈禧太後以為外國女子睡覺時,腰跟漢族女子的腳一樣,也是裹束著的。”
二十年之前,我在中國度過的第一個冬天北京城裏頗不平靜。小皇帝已經長大,慈禧太後攝政的時期就要結束了。我以前說過如果彼此有親戚關係,一位親王娶一位格格為妻是不被允許的,即使是一介平民,也不能娶他的堂表姊妹。這是規矩。可是既有規矩,就總有打破規矩的。當光緒的訂婚期到來時,慈禧太後決定讓這個她妹妹的兒子娶她弟弟的女兒。至於年輕的光緒皇帝反對這一結合,想要另一個女子做妻子,那是沒有作用的。慈禧太後一心一意要辦成這件婚姻,她不會讓自己的計劃受到阻撓。於是一紙詔書頒了下去,叫老百姓某天晚上通通呆在家裏,因為要用紅轎把新娘從她父親的府上抬到宮裏來。無論這件事,還是其他事情,太後的意誌對她周圍的人來說就是法律。
慈禧聽戲處:閱是樓西明間慈禧身高中等稍矮,可是穿的鞋鞋底正中有六英寸高——不知這是不是可以算作鞋跟?這個,再加上她從肩部一直拖下來的旗裝,使她顯得修長而莊嚴,似乎骨子裏都是一個皇太後。她的身材無懈可擊,舉止敏捷而優雅,處處呈現出她作為一名傑出女性和統治者的豐姿。她的麵容與其說十分美麗,倒不如說是活躍動人。她的膚色稍帶橄欖色。照亮她的臉膛的是掩映在濃濃的睫毛後麵的漆黑的雙眸,其中潛伏著恩寵的笑容和盛怒的閃電。
坐在寶座上時,她顯得尊嚴無比;可是,一旦走下來,雙手將你的手握住,太後又極和藹地笑道:“又得您瞧我來了,深感幸運。大老遠地來,不累吧?”人們立即會感到她首先還是個女人,是個伴侶,是個朋友——不但如此,她更是一切場合的主人,不管該場合是外交場合、商業場合還是社交場合。
我真希望能像日本和其他攝影師給她照相一樣,可以把她精神上的特點完全敘述出來。但是,也許正因為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她才那麽令人感興趣。僅僅講述她一生之中的這麽幾件事,就足以顯示她為重建、延續這個朝代所付出的愛國心、政治才能、頑強意誌和雄心壯誌。我們已經看到,她的國家的敵人紛紛倒在她的刀劍之下。危險的政治家則倒在她的筆下,即使幸而東山再起,過去的實權已是被剝奪得幹幹淨淨。她前進路上的一切障礙都被用權術或用武力一一清除。
即使不說在世界曆史上慈禧太後絕無僅有,至少在中國曆史上她是獨一無二的。她不僅在近半個世紀裏把握著國家的航船,而且把握得很好。她將中國政治家設想出的一切重大改革都付諸了實施。與她的人民比起來,她遠遠高出任何一個蒙古種的女性。將她跟別的人種的偉大女性相比,我們該怎麽說呢?在性格力量和能力上,肯定沒人能超過她。所以我們不得不佩服那位年輕姑娘,她起初是為母親跑跑腿,後來通過進宮當皇帝的小妾而成為一位皇帝的妻子和另一位皇帝的母親;她立了一位皇帝,還廢了一位皇帝;她幾乎統治中國近半個世紀——而所有這一切發生在一個婦女沒有權利也沒有地位的國家。這麽看來,即使將她說成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偉大的女性也不過份。
第二部分
光緒的自我發展
作者 : 何德蘭
光緒皇帝身材瘦小,身體虛弱,看上去幾乎像個孩子。他的眼睛大而憂鬱,麵部微呈橄欖色。他的表情透著隨和,更多是表明了夢想而不是將夢想付諸行動的力量。蒙古部落的後裔中有這麽空靈的一個人是很奇怪的。不過光緒皇帝也許可以被當做運氣不佳的東方聖人的典型。
——查爾斯·約翰斯頓《中國的危機》
慈禧太後的兒子同治皇帝“龍馭上賓”那天,兩乘轎子出紫禁城西門,穿過皇城來到了元故城西部,一乘裏麵坐著東太後,另一乘裏麵坐著慈禧太後。街上燈光朦朦朧朧。兩乘四人抬的轎子被手持內置蠟燭的絲質大燈籠的衛兵前後簇擁著,一輛沉重的馬車殿後,裏麵坐的是供替換的轎夫。她們所要進行的是一項重要的使命——扶立一位皇帝——因為隨著同治的去世,這個朝代的皇位第一次沒有了繼承人。她們的目的地是七王爺也就是她們的小叔子府上。前麵已經說過,慈禧太後成功地將自己的妹妹嫁給了他,而這妹妹這時已經成了兩個兒子的母親。
慈禧太後將其中的老大,一個不怎麽結實的三歲多的男孩子,從他舒舒服服的床上拉起來立作皇帝。人們難免會想像他打著哈欠,在半睡半醒地哭哭啼啼:“我不要做皇帝。我要睡覺。”但她將小載穿戴整齊,從幸福的家庭之中、摯愛的父親和母親和快樂的小弟弟那裏帶走——光緒帝從此遠離了廣闊而美麗的世界,在那裏,他可以自由來去,有玩具可玩,有別的小朋友可以一起做遊戲,有富貴家庭中孩子喜歡的一切。為了什麽呢?她把他抱在懷裏,過繼為自己的兒子,帶進了紫禁城——對他來說顯然意味著“禁閉光緒帝”,裏麵他的世界是一平方英裏,空蕩蕩的高牆內沒有自由,沒有別的孩子。他是數千太監和女人當中惟一的男人。第二天早晨,當皇族齊集,就慈禧太後的喪子之痛表示慰問時,她把小載抱到他們中間,宣布道:“這就是你們的皇上。”
那時北京還未對外開放,在東交民巷坐落著兩家商店,都是未經中國政府允許而開設的。這兩家店為各使館提供大部分日常食品。它們與各使館離得非常近,而且又小,好像根本不足以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它們注定要對中國的前途發生重大的影響。有一家是一個丹麥人開的,賣些能讓北京的中國人喜歡或者少數幾個歐洲居民用得著的外國玩具、布料服裝、幹貨和蔬菜。也湊巧,滿城轉悠著想找什麽東西來討好小載的宮中太監不知怎麽正好就來到東交民巷的這家店裏,為這位小皇帝買了些外國玩具。
他們為找中國玩具已把城裏搜了個遍,去過所有的集市,到過所有的玩具店,找過所有的小販,把那些特地為小皇帝製作的精品高價買了來。它們中有啼鳴的公雞和咕咕叫的母雞,汪汪叫的狗和哇哇哭的孩子,八音球和八音車,鼓角、空竹和帳篷,還有布狗和布貓,駱駝、大象和猛虎,以及林林總總、數以千計的其他玩具。倘若有別的孩子和他一起玩,這些也就夠了。但他沒有一件看得上的,它們全都缺少能夠啟發這孩子天才的那種微妙的東西。
外國玩具中有一些是藏了彈簧的,它似乎一下子就使死的東西活起來了。旋緊彈簧,它們會自己動。這正是這孩子所需要的——能使他這種天生愛機器的人感興趣的東西,即使是布吉和托蒂①想知道“什麽東西帶動輪子轉”也不過就是小載那樣。玩著玩著,他的好奇心抑製不住了,於是像許多別的孩子一樣,把它們拆了開來,發現了藏在裏麵的彈簧。這不但叫這孩子開了眼,也叫太監們開了眼,他們跑去買來更奇異、更複雜的玩具。沒過多久,在那位富有事業心的丹麥人的慫恿下,歐洲的玩具廠商開始造起了為這位住在北京黃色琉璃瓦宮殿裏的杏眼小皇帝專門設計的玩具。
①布吉和托蒂,均為J·哈勃頓(生平資料不詳)的小說《海倫的孩子》中湯姆·勞倫斯上校的孩子。
隨著這孩子的長大,丹麥老板的生意也發展了。他的貨物數量和品種都有了增加,而載仍然是能讓他掙大錢的主顧。他的貨裏有八音盒和八音車——真正的八音車,不是中國店裏的那種——火車、輪船、自鳴鍾以及拔出轉柄就會報小時、半小時、一刻鍾的瑞士表,所有這些東西太監們都換個兒買了帶進宮去。隨著小皇帝漸漸長大,丹麥老板也從他不竭的貨源裏提供與之年齡相稱的玩具,直至歐洲適合孩子玩的複雜而奇妙的玩具全都被光緒玩過了——“光緒”這名稱就是“繼續明亮穎悟”的意思,而他似乎並不辜負這一名稱。
我們不想讓人以為光緒是個十全十美的孩子,他不是。倘若當時宮裏傳出的話可信,那麽他是有他的脾氣。如果他要什麽東西而得不到,就會躺倒在肮髒的地上又是蹬腿又是大叫,鬧得簡直“沸反盈天”,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我妻子告訴我,她去中國人的家裏訪問,當他們在她麵前放上她特別愛吃的食物,而她一邊放量吃一邊誇耀自己胃口多麽好時,女主人總要笑嘻嘻地問她:“我們要不要像太監對皇上那樣,跪下求您別吃得太多傷身子呀?”光緒沒有父母親的約束,成天受著太監和侍女們奉承,被慣壞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他沒有被慣得更壞。
1901年,朝廷去了西安,紫禁城的正門由我們的海軍士兵把守。有一天,我得到一張通行證,進去參觀了一下。皇上的居所是一係列中國式平房,磚地,上蓋瓦片,紙糊的窗子中間安著玻璃。房屋的東邊好像是臥室,大約20×25英尺。南麵全是窗戶,一頭到另一頭全擺著鍾。鍾是各式各樣的,從精巧的法國景泰藍鍾到有一個鳥跳出來報時的最為複雜的布穀鳥聲自鳴鍾,每座鍾都自顧自地滴答滴答作響。房間的許多地方都有桌子,每張桌子上都放著一座到三座鍾。牆上掛著造形極為奇異而獨特的瑞士表。還有的家具就是屋子中央背靠背放著的兩張沙發、一張放著他所收藏的鍾表精品的鍍金小桌和幾把套著毛絨和絲絨椅套的外國大椅子。那是個火熱的夏天,我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休息,身子底下即刻響起一個藏在椅墊底下的音樂盒發出的好聽的音樂。這不但出其不意,也讓人放鬆舒坦,這時即使什麽地方跳出一架電扇來扇著我入睡,我都不會驚訝。這屋子真是個東方神話。
當光緒是個少年時,聽說這個僅在孩提時見過的巨大神奇的世界上竟有種以雷電的速度向遠距離城市和省份傳遞消息的方法。幾個世紀以來他和他的祖先都是用信使和驛馬傳送他們的詔書和邸報——世界上最古老的報紙,而將它們一霎那就發送出去,這種可能性使他怦然心動。他是個喜愛實幹的人。我們以後會看到,他做事總想越快越好。於是他下令替他搞套收發電報的設備,又拿去像玩他那些極巧妙的玩具一樣“玩”了。就這樣沒多久,朝廷就在全國用上了電報。
一天幾位官員來匯文書院找我們,交談中他們說道:
“皇上聽說洋人發明了一種話匣子,是否有這回事?”
“不錯,”我們答道,“學校的物理實驗室裏就有一架,你們可以看看。”
我們有一架老式的腳踏式愛迪生留聲機,看上去十分像縫紉機。我們帶他們到實驗室裏,讓其中一人對著留聲機說話,然後用它把話複述出來。這些官員很高興,沒多長時間他們又來了,一定要把留聲機買下來當作禮物送給皇上。這是邀寵和升官的捷徑。
火車圖接著皇上又聽說外國人發明了一種“火輪車”,但他是否也聽到過他們曾在上海附近的吳凇造了一條小鐵道,結果被中國人買下來拆了丟進河裏,我們就不得而知了。許多官吏和老百姓做的事從來沒有傳到皇帝的耳朵裏去過。可是不管怎樣,光緒聽說了鐵路和用火開的車之後就想要,而且直到沿著紫禁城內的荷花池畔建成了一條窄軌鐵道才算滿意。歐洲的工廠造了兩節小車廂和一節機車,這麽一來他就可以帶領宮廷女官們乘坐這不同尋常的旋轉木馬一遊了。1901年我去紫禁城時,那鐵道、車廂和機車還在,但沒等到朝廷回鑾就被聯軍中的有些人當作寶貴的戰利品運到歐洲去了。
他聽說鐵道之後不久,又有人告訴他外國人還有“火輪船”。當然他又要的。我越過橫跨荷花池的美麗的白石橋時,就看見附近停泊著三艘小汽艇。顯然用過很久了。我在頤和園的湖中見過與此相似的汽艇。有人告訴我光緒未成年時,遇到放假的日子,常讓人把這些汽艇拴在龍舟上,帶了宮廷女官們在夏天傍晚的陰涼中去湖上遊覽,就像後來慈禧太後招待外國客人一樣。慈禧乘坐無篷平底船遊玩
那些日子裏,光緒皇帝注意著外國機械方麵的每件東西,他對一切發明都感興趣。這方麵他跟全部中國人的性格截然相反。他們的臉永遠是朝著後麵的,他們的最高願望是能達到過去時代的那種海晏清平,能有他們祖先那樣高尚的品德。在光緒帝即位的一百年之前,他的祖先乾隆統治滿一個甲子之後,將皇位禪讓給了自己的兒子,以免自己的在位時間比祖父康熙帝在位時間長。這種往後看的情緒之強烈於此可見一斑。所以光緒是第一個身坐龍椅而臉向著未來的人,他主要的目標是擁有和掌握使西方人得以淩辱他的人民的每一種方法。
當他聽說外國人有種跟十、二十、五十或者五百英裏之外的人進行交談的方法時,他並沒像那位老農民那樣說“不能吧,俺那小子約翰嗓子是這一帶最響的,可他也不能叫兩英裏外的人聽到啊”之類話。光緒卻相信,他馬上下令給他弄部電話來。
1894年,中國的基督教女教徒決定來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時送她一部《新約》。新的字模準備好了,最精致的洋紙搞到了,這本書的製作以最好的印本為目標刻意求精,金框金邊,銀質書皮上壓印出竹子的圖案,裝在一個銀盒子裏。然後把這銀盒子裝進一個紅毛絨——紅色象征著幸福——的盒子,而這紅毛絨的盒子又放入一個雕刻得漂漂亮亮的柚木盒子,柚木盒子外麵再套上一個普通的盒子,由英美公使帶著送到外務部去,讓他們轉呈太後。
第二天,皇上派人到美國聖經學會去要幾本《新約》和《舊約》,就是賣給他的百姓的那種。幾天之後,一位中國朋友——一位每天帶著花和蔬菜去宮裏的園藝師和花匠——像是知道了什麽重大秘密似的偷偷來找我,說道:
“宮裏發生了非同一般的大事。”
“是嗎?”我說,“你為什麽這麽想?”
“以前我去宮裏,”他說道,“太監們都對我抱著無所謂的態度。昨天他們忽然坐下來跟我極為親切友好地談起來,問我有關基督教的一切問題。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了他們,他們仍然跟我談著,直至過了午飯時間很久。最後我餓得肚子咕咕叫,站起來想回家。他們一再挽留我,送進來一桌飯菜,邀請我跟他們一起吃,就這樣一直把我留到晚上。他們中有一個人告訴我皇上正在學習《路德福音》。”
“他怎麽知道的?”我問。
“我正是這麽問他的。”他答道,“他告訴我他是皇上的貼身侍從,皇上每天都要叫人把一部分路德福音用大字抄在一張紙上,而他就坐在桌子前,把抄好了的攤在麵前學習。這名太監就站在他椅子後麵,看得清紙上的字。”
詳細詢問後,我發現那太監除了通過他說的那種情況,實在也不可能知道世界上還有路德福音。這人被一天連著一天邀請去和太監們一起吃飯,直到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有關基督教的一切全部給他們講了。這之後他們請他把他所屬教堂的教區牧師帶去和他們一起吃飯,再給他們講講路德福音。那教區牧師是我過去的一個學生,不太願意接受這一邀請,但禁不住一天連著一天地請,最後也就陪著園藝學家去了宮裏。
吃飯時教區牧師謝絕了敬酒,於是那太監說道:“喔,對了,我聽說你們基督徒是不喝酒的。”於是作為殷勤的待客之道,酒被放到了一邊,席上沒人再喝了。下午他們帶客人去參觀了宮中一些建築,借了筆三百元的款給園藝學家擴大他的設備,還送給教區牧師許多種禮物。
不過,不要據此推測道皇上正在變成基督徒,完全不是這樣。當然他對基督教教義的興趣使不僅北京,而且許多外省的民眾也開始學習它,這從當時基督教書籍的銷量可以看出來。早在1891年,他就頒布了一道具有感染力的諭旨,其中說道:“至泰西之教,本是勸人為善,即從教之人,亦即中國子民,仍歸地方官管轄。民教本可相安。”中國人說他有時候對太監進行考試,讓他們按班站成一排排,就讀過的書上內容對他們進行提問。
有一天,三名太監跟著上麵所說的那位園藝學家來拜訪我,目的顯然無非是看看外國人,對他的家瞥上一眼。其中的一個較其他兩個年齡小,智力超過他們那一類人的平均水準。幾天之後,園藝學家告訴我一件事,說明了皇上性格的另一個方麵,我們已經暗示過了的——即他衝動的性格和難以控製的脾氣。他要幾個小太監到他這裏來,但大家都有別的事,沒來,隻來了那個小太監一人。那個小太監跪下磕頭時,皇上飛起一腳,踢在他嘴上,不僅踢破了他的嘴唇,也造成了別的傷害。園藝學家又說道:“服從命令還要加以處罰,這種人還怎麽治國啊?”當時真有許多中國人覺得慈禧太後該像良母責罰劣子一樣責罰皇上,雖說從他所做的其他事來看,他這種來自遺傳又有所發展的性格與其該責備,還不如說該受到憐憫。
差不多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學英語。他下令任命了兩位教師,並一反所有的慣例,允許禦書房中的光緒帝他們在教他時坐著,而不是跪著。他挑選教師的時候,我正和其中一名教師的孫子互教中英文,故對他學業上的進步很了解。他匆匆忙忙地急於開始學習,等不及向英國或美國訂書了,所以官員們訪問了各個學校和宗教團體,以尋找適合初學者使用的初級課本。他們來拜訪我們時,我們徹底搜尋了一遍,最後馬科思·L·塔夫塔博士發現了一本漂亮的繪圖初級課本,是他為他的小女兒弗蘭西絲帶到中國來的,就給光緒送去了。
一天,有個太監前來拜訪我,說皇上聽說各種各樣的學習機構、教育協會、田徑以及其他團體用中文出版了一些書,都是從歐洲語言翻譯而來的。我當時是兩三個這類協會的監管人,手裏有許多種中文書籍。所以我就把當時我在書院教的天文學、地質學、動物學、生理學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科學書籍叫他轉送給光緒帝。
第二天他又來了,還帶了一個苦力替他提著禦膳房做的火腿以及一盒盒糕和水果,是送給我的。我向他表示了感謝,賞了苦力幾個錢。我本來不是什麽食量大的人,等到他走之後,就把這些轉送給了我們的仆役。他們告訴我說宮裏的肉確實非常好吃。連著六個星期,這太監天天上我這裏來,我不給皇上找本新書出來他就不會離開。這些著作也許是文學方麵的,也許是科學方麵的,也許是宗教方麵的。他對任何派別或機構出的書都一視同仁,一樣積極地加以搜尋。有時候我被弄得隻剩一本小冊子,最後不得不從我妻子的私人藏書室取出她的中文醫學書讓他給皇上送去。我知道別的太監也在訪問負責其他書籍的人。當時所有譯自任何歐洲語言的中文書籍都被光緒買了去。
有一天,這個太監看見了我妻子停在廊上的自行車,說道:
“這是種什麽車?”
“這是一種能自己動的車。”我答道。
“您怎麽乘坐呢?”他問道。
我把自行車從廊上推下來,在院子裏兜了一、兩圈。他在旁邊目瞪口呆地看著,等到我停下時突口而出道:
“這真奇了。它怎麽不倒下來呢?”
“一件東西在動時,它是不會倒的。”我答道。這也不隻是說自行車。
第二天他來時說道:“皇上想要那輛自行車。”我妻子同意了,讓他把車帶給光緒。這之後沒多久,就傳出消息說皇上曾試著騎過那輛自行車,他的辮子夾在後輪子裏了,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後他放棄了——就像其他許多中國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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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作為皇帝和改革家的光緒
作者 : 何德蘭
1891年,光緒皇帝發布了一份措辭十分嚴厲的上諭,要求善待傳教士。這裏麵他說了以下一些話:“至泰西之教,本是勸人為善,即從教之人亦是中國子民,仍歸地方官管轄。民教本可相安。”
——查爾斯·丹比《中國和中國人民》
作為男人,中國曆史上很少有幾個比光緒皇帝更令人感興趣。天才的那些個心血來潮及其相應的優缺點他全都有。他可以像凱撒那樣生氣勃勃地大筆一揮,威脅他的大總督,罷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員,引進中國人所想到的最全麵、最深入的改革。然而他卻在一個女人麵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惡鬼一樣那樣害怕。
有人認為他是天才,有人認為他是低能兒,有人認為他是笨蛋。我們不妨假定他並不聰明,我們不妨將他視為低能兒,那我們就要解釋一下他為什麽讓人把每一種巧妙的玩具以及每一種過去二、三十年內除X光和液態空氣之外的神奇而有用的發明和發現都帶進宮裏去;為什麽一個低能兒要買有關外國知識的每一本中文書,直至他被廢黜?我們不妨說說看,為什麽一個低能兒要在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時間裏把所有這些外國書買了來在一無幫助、二無助手、三無導師的情況下悉心研讀,然後開始頒發一係列東方君主在這麽短的時間內所能頒發的最引人注意的詔書?我們不妨解釋一下一個低能兒怎麽能在他兩三個月的詔書中把過去十年進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則全都包括了進去?
我懷疑是否有任何一位中國君主對這個國家年輕人思想的影響之深遠會超過1895年到1898年的光緒。這一影響的醞釀已在政府和各傳教團設立的教育機構之中進行了二、三十年。從這些學校裏已經出來了大批年輕人,所有的商界和政界部門都有這些人任職。他們向民眾和官員們顯示了外國教育的力量。海關設立了一所專門培養外交等人才的官學,出來的年輕人作為代表政府的領事或公使派駐各個歐美國家。
讀光緒所讀書籍的熱潮極為洶湧,港口城市的印刷廠商的供應能力達到了極限。有些印刷協會的領導人擔心已經出現了一種他們毫無準備的狀況。像阿倫、馬蒂厄、馬丁、威廉、萊奇諸博士等人寫的書都被上海的書店盜版複製出來,售價僅及原來的十分之一。作者們為保護自己的權益就強迫盜版者交出他們所製的鉛板,否則就要在官員們那裏提起訴訟。可是在皇上研讀這些外國書的三年裏,這個國家裏也在研讀的年輕學者何止成千上萬,都已為皇上在學習研究之後可能提出改革的緊急情況作好了準備。
早春的一天,一位年輕的中國改革家來我這裏,跟我要一份英國和美國發行的一流報刊雜誌的名單。我問他這一奇怪舉動的理由,他說道:“北京的年輕維新人士組織了保國會。我們中間有會英文的,有會法文的,有會德文的,還有會俄文的。這些個國家的主要期刊我們全都要買來研讀。我們租了一所房子,準備好了幾間屋子,打算辦個會所,也好得空隨時在那兒談談,討論討論,看看書,演講演講,或做點別的,做一些對達到目的有利的事情。”
“那目的是什麽?”我問道。
“在中國創造一個新政體。”他答道,“從最近我們被日本人打敗看來,要沒點根本上的改變,我們就要成為東方的二等民族了。”
“這在北京是一項新運動,對不對?”
“在北京新,”他答道,“在全國可不新。各大城市和省會都有了保國會。在西安,從省裏的巡撫到小小的學者都有買書的,有些貴族還辦了學堂,請來洋人教書。除幾個頑固的老學究,都知道要順應當今大勢,不再去抱殘守缺。如今人們是處在一場思想騷動中,新的中國會從中醞釀出來。我們得為這個做好準備。”
康有為這個改革派的領導人叫康有為,是位年輕的廣東人。他徹底研究了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以及近時日本的明治維新,將它們的曆史寫成兩卷書,上呈皇上。他在自己的家鄉享有現代聖人和改革家的名聲,被尊為“康聖人”。他被任命為工部主事。因為皇上和他的讀書研究是同一範圍,他就通過珍妃的兄長而被介紹給了皇上。他在總理衙門進行了三小時談話,其間一再要求學習日本,用充滿西方觀念的年輕人取代年老守舊的軍機大臣和總督。這些年輕人可以天天與皇上磋商一切改革措施。
這次會麵由慶親王和榮祿向光緒匯報。兩人都已上了歲數,其中一個還是最大的保守派,當然不能指望他們同意他的理論。不過康有為被要求把他的建議寫在一份奏折裏,接著又被皇上召見了一次,最後被皇上叫到宮裏協助他進行這項已在進行的改革。如果康有為作為政治家也像他作為改革家那麽傑出的話,光緒皇帝可能根本不會被廢黜。
危機是1898年夏季到來的。當時我帶了家人到海濱去度假,一位在書院學了幾年、並正在和我一起翻譯一本心理學著作的年輕中國學者——一位翰林——也跟我一起去。他訂了邸報,每天看,多多少少饒有興趣地作些評論。直至6月23日,一道詔書頒下,廢除了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代之以新知識的多個科目。“此次特降諭旨,”皇上說道,“實因時文積敝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張,以破拘虛之習。”
“這是目前為止跨出的最大一步。”他答道。
那位翰林並非激進的改革家,不過是許多一心想保存自己經受了這麽許多世紀的風風雨雨——這些風風雨雨已經傾覆了亞述、巴比倫、米迪亞①、埃及、希臘、羅馬,而中國雖未怎麽成長,卻還活著——的國家的官員之一。他是中華帝國中永遠處於極端少數的進步政治家中的一個。
①米迪亞,伊朗西北部的古王國,約建國於公元前八世紀。“你對此怎麽看?”我問那位翰林。
邸報仍然天天來,以下二十七份詔書是三個月的時間中頒布下來的。下麵列出這些詔書的梗概,以使讀者可以藉此清楚地看出光緒帝著手做了些什麽。它們大致是:
1)設立京師大學堂。
2)分遣宗親去外洋考察歐美的政府狀況。
3)獎勵藝術、科學以及現代農業。
4)皇上表示願意傾聽守舊派對進步和改革的異議。
5)廢除科舉考試中作為主要項目的八股文。
6)譴責那些希圖拖延設立京師大學堂的人。
7)催促盡快修築蘆漢鐵路。
8)倡導所有的八旗軍隊采用西式武器和操練。
9)下令在各省設立農業學校,教會農民改進耕作方式。
10)下令引進專利和版權法。
11)要求兵部和外務部就武舉改製作出報告。
12)對發明家和作家予以特別獎勵。
13)下令官員們鼓勵商業,幫助商人。
14)下令全國的每個城市都設立中小學堂。
15)成立鐵路礦物總局。
16)鼓勵記者對政治發表議論。
17)要求水師增添學額,購置戰船。
18)號召軍機大臣和各省地方當局協助——不,請求他們盡量理解——他在改革的努力當中所要做的事。
19)下令所有的駐外使館建立學校,以便於當地的華人兒童學習。
20)為了鼓勵商業,下令在上海設立商務局。
21)裁撤北京六個無用的部院。
22)準許一切人上書言事。
23)禮部的兩位尚書和四位侍郎因為阻格上書言事而被革職。
24)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因為冗費而被裁撤。
25)下令成立學校教授絲茶加工方法。
26)舉辦郵政,裁撤驛站。
27)同意建立西方國家式的預算製度。
開平礦務局以上列出了這些詔書的梗概,這樣所有關注中國這場改革運動性質的人士就可以就這位年輕皇帝的學習對他的影響有些了解了。誠然,這些詔書一個個出來得過急,但經過對它們的仔細研究之後,還是不得不承認,倘若它們得以施行的話,其中沒有一個不會給國家帶來最大限度的效益。倘若光緒皇帝得以放手去做,使這些措施像京師大學堂那樣得以一一落實,倘若軍機大臣和各省地方當局響應他的號召,費些心思來體察他的用心,那麽到現在這個時候,中國在采用西方觀念方麵也許就會緊隨日本之後了。
隨著詔書連續不斷地以這種快節奏頒下來,我的翰林朋友擔心起來。皇上譴責那些希圖拖延設立京師大學堂的人之後,有一天他來到我這裏,說道:
“我得回北京。”
“為什麽這麽快就要回去?”我問道。
“皇上的維新要是以這種速度進行下去,會出亂子的。”
這位年輕的中國政治家是在皇上頒布了他二十七份詔書中的第六份時說這番話的。如果他的心腹謀士能事先預見到如此冒失的最終結果,他們會不會勸皇上行動得慢一點?當人們想起中國是如何被日本打敗的,它的威望是如何掃地以盡,它是如何從東方國家的一家之長、被人爭相奉承或者被人畏如蛇蠍,到被剝奪了一切榮耀,變成一個無奈而又無權無力的巨人,人們也就能很容易理解這個二十七歲的小夥子使帝國重登榮耀地位的渴望了。
他行動倉促的另一個原因是歐洲列強對他的疆土的侵占。他開始改革的幾個月之前,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省被一夥不負責任的暴民殺害了。德國以此為借口在該省的膠州港口登陸了一營水兵,占領了膠州和膠州周圍五十英裏土地。仿佛這還不夠似的,它還要求得到這一省份的全部開礦修鐵路的權利,逼迫中國人向被害傳教士的家屬支付賠償金,並重建被暴民摧毀了的教堂和房屋。中國向曾答應保護它免受一切侵略的俄國求救,但俄國非但沒有趕來幫助它,反而要求得到它自己兩年之前反對讓日本占有的旅順、大連灣以及四周的土地。法國惟恐落後,也要求而且獲得了廣州灣的狹長土地。英國認為威海衛這個窩用來監視對岸的俄國熊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占領威海衛,而最讓光緒皇帝難以理解的是英國為什麽也有必要向中國要求香港周圍四百英裏的土地和水域。
當慈禧太後將政府的韁繩交給她外甥的時候,她很像一位教孩子駕駛一輛重要的馬車奔馳在危險的道路上而將韁繩遞在孩子手裏的父親——她坐在他後麵,手中的韁繩仍然沒有放鬆。那些個仍然保留的製度中,有一條是他必須每隔五天給她請安,不論她是在北京城裏還是在頤和園。她還留下了必要的印章,使所有的朝中大員除去皇上那裏謝恩外,也必須同時向她謝恩。這些個職責讓十八歲的光緒履行也許還沒說的,但到了他二十七歲時還這樣就變得討厭了,於是他要求自主地處理朝政。慈禧太後表麵上也答應了。
我們已經看到他是如何運用他的自主權——作為一名改革家,他也許運用得並不聰明,但中國改革的創始之功不能不歸於光緒。他完全不同於慈禧太後的丈夫鹹豐。據說鹹豐死之前,“朝政全部落入軍機八大臣之手,而他自己則以與一個強有力的大國君主完全不符的方式度著時光”。而光緒不管怎樣,總不能說他是傲慢和奢侈,並對他的國家和人民的福祉漠不關心。
鑒於讓那些反對他的觀點的人發表意見,從而得悉問題的正反兩個方麵並非易事,光緒就在第四份詔書中請求保守派呈進他們對他改革和進步計劃的反對理由。接著似乎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人們的意見,他將上海的一份叫作《時務報》的雜誌納入了官辦。但他怕這還不夠,又在第二十二份詔書中給每位官員上書言事的權利。
這時有位叫王照的禮部主事上了個條陳,主張:
1)廢除發辮。
2)將中國的服裝式樣改換成西式。
3)采用基督教為國教。
4)設立國會。
5)皇上和太後遊曆日本。
禮部拆閱之後,不免被其中言論的大膽弄得張皇失措,於是把這位上條陳的主事召來,要他收回。但他不肯。禮部的兩位尚書和四位侍郎就針對著寫了份奏折,向皇上指責此人的狂悖和謬妄。兩份東西一同遞交了上去。
一方麵因為他們拆閱了奏折,另一方麵因為他們阻撓言論自由,光緒又頒布了一份詔書,解釋他為什麽希望人們上書言事,並譴責他們向他解釋什麽是狂悖和謬妄,因為那好像他自己沒能力看懂那條陳似的。接著他把他們全都移交吏部處理,讓吏部對其定出適宜的處罰。他警告吏部,倘若處罰過輕,他的憤怒就會落到他們頭上。吏部決定把這些人降三級調用,但皇上改了這一判決,將他們全都革了職,而這也就成了他垮台的開始。
慈禧太後當時一直在頤和園度夏,光緒兩個多月拚命推行新政期間她並無言行表明自己反對他的什麽做法。據我看來,她從那時起直至拳民之亂結束後的行動完全不能由她被置於他的改革和進步理論的對立麵而加以解釋。
隻要皇上把心思集中在創造新的職位上,他就不會遇到保守派積極的反對,而改革派則在一旁全力鼓勵。這一運動的範圍是難以估量的。它打開了強烈排外的湖北省,把它轉變成了一個將要修建連通南北的鐵路的地方。它打開了巨大的礦業省份山西和巨大的原木區域滿洲。它開創了鐵路的建設,使它們今天成了整個國家的商業線。
當他頒布了第五份詔書,在考試中以西方科學代替八股文時,信和電報開始從這個國家的各個地區潮水般地向我們匯文書院湧來,請求我們在學校裏為他們留個位子。信裏都夾著學費。來的人裏麵有皇上師傅的孫子、各種學位的畢業生、有地位的人,以及富貴紳衿還未取得學位的兒子。有許多人來請我們的畢業生去官員們的家裏教英文,其中有一個受雇教李鴻章的孫子,還有一個教一位皇室親戚的兒子。
可是當皇上的改革像他第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份詔書一樣走到為了節省開支而裁汰繁冗的部門以及將抗命不遵的官員革職時,一聲哀號就傳遍了全國。第二十三份詔書中革了職的六位禮部尚書侍郎和一些他們的同情者去頤和園見慈禧太後,告訴她被她扶上皇位的那個小袁世凱夥子正在把國家這條船往死路上開,請求她再次出來掌舵。她以她那出了名的全神貫注和尊重的神態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然後並無任何表態地讓他們走了。
皇上聽說了他們的行動之後,火速派了個信使召袁世凱到宮裏會麵。袁世凱到來之後,他給他下了道旨,要他回天津去,除掉他的上司直隸總督榮祿,然後帶他手下的12500人的軍隊來北京,包圍住頤和園,不準人進出。這樣可以將慈禧太後困在裏麵,使他的改革能夠繼續進行。
從這裏就可以看出慈禧太後跟皇上政治手腕的不同。當太後讓兩位官員中一位自由派掌管軍隊時,她任命另一位守舊派為他的上司,這麽一來一個人不通知另一個人、不得到另一個人的同意就不能行動,像這樣的聖旨也就不起作用了。真要執行小皇帝這道聖旨的話,袁世凱就不得不犯下兩大罪行:謀害和背叛。前者針對一位上司,後者針對任命自己而且統治國家達三十七年的太後,不管哪一種都會使他遭中外人士的唾罵,在曆史上留下惡名。不但如此,倘若他執行了這道聖旨,就會引發保守派的叛逆,就會使他們征集起一支規模大十倍的軍隊,就會以袁世凱企圖叛逆為借口將他和他12500人的小小軍隊完全打垮。
新建陸軍訓練於是袁世凱做了他惟一可以做的聰明事。他來到自己的頂頭上司榮祿那裏,給他看了聖旨,請他定奪。榮祿要他把聖旨留下。等袁世凱一出門,他就乘上火車趕到北京,拜訪了慶親王,然後兩人一起來到頤和園,給慈禧太後看了聖旨,向她提出不妨回紫禁城,在治國方麵對皇上訓導訓導。
慈禧太後在當年夏季的這幾個月裏行動一向十分謹慎,已經放手讓皇上去表現他的統治能力,所以很難責備她為什麽不願意無緣無故就被關在頤和園裏。當這兩位重臣前來請求她再次執掌朝政時,她叫來了自己的轎子,上了去紫禁城的路。她沒帶軍隊,隻由她可以全力依靠的自己宮內那些太監護衛著,一旦出起事來也足夠可以抵擋皇上的那些太監了。從她訓政以後處死了他的一些仆從這件事看來,她當時帶著這隊人並不是毫無必要。
皇上聽說她已在路上的消息之後就派人送信給康有為,叫他逃走,並想辦法挽救時局,而他自己則想要躲進外國使館,但還未等到這麽做就被慈禧太後抓住了。於是,光緒結束了他的親政生涯,開始了囚徒生活。
第三部分
作為囚徒的光緒
作者 : 何德蘭
曆史應該為光緒皇帝這位一流叛逆者留有一席之地。他宣布,一個人的可用與否不能以此人寫一首詩的能力或此人書法的高妙為準,這使文人學士們從頭涼到腳。這太過分了。文人學士們指出這位皇帝照這種速度發展下去,也許會廢除筷子剪掉辮子。
——勞恩斯維爾·魏德邁《中國的門戶開放》
光緒即位那年,北京發生了一場極大的災難,天壇——最大的皇家寺廟,皇帝登基、悔過、祈禱和為五穀豐登謝恩的地方——被雷電擊中,夷為平地。皇帝在這裏祭祀時,是作為人民的代表。作為國家的大祭司,他是為他的國家祈禱,並不是為他個人。這座廟宇裏麵沒有偶像,他直接向最高的上帝祈禱。所以當老天爺不是降下甘霖而是發下窮凶極惡的閃電將天子用於祈禱的廟宇摧毀時,百姓們驚慌失措了。
婦女們蒼白的臉、男人們惴惴不安的點頭、我們的儒學教員的壓低了的聲音,都說明了他們對此事的關切。這裏有一個小孩被一個女人扶上了皇位,他跟大行皇帝同輩,無法將後者當作祖先祭祀。這既非皇帝本人之福,也非國家之福。所以小皇帝光緒就在一片凶兆之中開始了他的統治時代。
就在光緒名義上控製朝政的九年裏,一係列可怕的災禍降臨了這個國家:旱災導致的饑荒、黃河溢出引起的水災、同日本進行的戰爭、歐洲國家對疆土的侵吞,而各港口城市英文報紙還天天出現大意是由列強瓜分中國的社論。不僅如此,光緒也沒有子嗣,他並無給皇位提供繼承者的希望。
對中國人來說,時間和季節都有其特定的含義,元旦那天發生的任何不祥之事都預示著禍殃。我的一個朋友陳先生是違背他母親的意願成為基督徒的,他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姑娘,恰在元旦那天出生。他母親搖搖頭,看上去很不安,說是除了災禍再也不會有別的東西上他的門了。他的第二個孩子是男的,可老太太又搖搖頭,歎著氣說元旦那天第一胎生了個姑娘,單靠一個男孩是消不了災的。直到他連著生了六個男孩,她心裏才踏實了。
1898年元旦那天發生了一次日食,向皇上預示了災禍之警。那年夏天,他開始了他偉大的改革。到九月份,慈禧太後控製了國家事務,光緒被囚禁了起來,從此再未重登寶座。他的囚所就是他的冬宮。他一連許多個月被囚禁在某個小島上一所仿佛鍍金鳥籠的房子裏,由慈禧太後的太監看守著。看守的人每天一換,以免他們同情這位不幸的君主,想出辦法幫他逃走。每天看守的人換過之後,連通小島和陸地的吊橋就被扯起,使得皇上隻能在他宮室兼監獄前的院子裏漫步徘徊,或是坐在俯視荷花池的朝南的平台上等著,希望著,也許還預期著,他向康有為的最後一次呼救——其中說道:“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國求救,不可遲延。”——會帶來什麽結果。囚禁光緒的瀛台
這場監禁是否妨礙了皇上的健康,沒法說得清楚,但從一開始他就被作為病人對外亮相。隨著邸報上一次次說起他健康狀況惡化,外國人開始擔心太後的用意是想除掉皇上,於是向政府施加壓力,使清政府不得不同意讓法國使館所屬醫生進宮去給皇上作檢查。他發現光緒沒什麽大病,隻要透透新鮮空氣、鍛煉鍛煉就會好的,向政府保證道完全用不著緊張。從那時以後,我們就不再聽見他病情危急的消息了。
政變之後沒多久,有一天一名太監衝進我們的大院,他臉上劃破了,流著血,跪在我麵前如搗蒜般磕頭求我救他性命。
“出了什麽事?”我問。
“唉!讓我入教吧!”他懇求道。
“你為什麽要入教呢?”我問道。
“為活命。”他答道。
“可這一切都是怎麽回事?”我一麵扶他起來一麵催他說。
“您認識那跑您這兒來買書的太監吧?”他說道。
我對他說我的確認識。
“唉,”他接下去道,“我倆是好兄弟。太後把他罰去充軍了,他給皇上買的書全讓燒了,我也遲早要掉腦袋。讓我入教吧,這麽著能保住性命。”
我所能做的隻是告訴他這與教會無關。再談了一會兒之後他就走了,我從此再也沒見過他。
皇上呆在他那孤獨的小島上,日複一日地收到邸報,一次次獲悉他那夢寐以求的改革在他那威嚴的姨母旨意下化為泡影。更使他受不了的是,這些撤銷新政的詔書常常是以他自己的名義頒布。到他被帶去接待來宮廷裏的外國公使時,他所有的改革中除京師大學堂和各省的學校之外,幾乎什麽也沒留下了。所以他的沉默和沮喪也就不難理解了。即使他得到的這一點自由,也不知是如何保證了又保證一定要規規矩矩才換來的。
至此為止,除了普魯士的亨利親王之外,沒有其他外國人見過慈禧太後,但這一回接見公使之後,她決定再接待外國公使的妻子們。她做出這一新舉動是出於什麽動機,讓人無法猜透。她有可能是想弄清楚外國政府會怎樣對待她這個據說是不事聲張地廢黜了他們的“皇帝好朋友”——使節就是向他派出的——的人,也有可能是她希圖憑借這一外交手腕贏得對她作為政府首腦一定程度的承認。至少她可以知道自己是被怎麽看待的。
接見異常成功。她喝茶時向七位前來覲見的公使夫人肯定地說:“咱們都是一家子。”她們被這位女主人和藹可親的態度迷住了。而且至那時為止,她的一生中從未發生過任何可以表明她的情感不真實的事。正如馬丁博士所說,一直到戊戌政變,“她自己都是以進步的思想著稱”。“不會有人能夠否認,”丹比上校說道,他第一卷裏所敘述的那些“改良和進步”“主要是得力於攝政太後的權力和意誌。在她的全部生涯中,一直到這一階段,她對她的人民都是善良和仁慈的,而對外國人則是公正的”。從她1900年出逃後的回鑾直至她死亡那段時間內,她成了坐龍椅的偉大改革家之一,即使也許不是最偉大的。於是從情感的角度來看,人們不由自主地希望可以將她從1898年到1900年所做的許多事情忽略掉,而從維護事實的角度上看,這些又是不能不正視的。不過我們也不要忘記,她是因為外國人對她的疆域的侵占,因為迷信的的拳民及其頭目的胡言亂語,因為想保住她的國家,因而被逼無奈才出此下策。
她囚禁光緒以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懸巨賞捉拿他的謀士康有為,死活都要。既然沒有逮到康有為,“她就逮捕了他的弟弟康廣仁。康廣仁和另外五位品格高尚而又愛國的年輕才俊之士在9月28日被砍了頭,臨死之前他慷慨激昂地說,殺他們不難,但他們一死,千千萬萬個誌士仁人會繼他們而起。”一位曾在這些人被綁赴刑場時親眼目睹的年輕中國朋友告訴我——
“那場麵無法描述。那五個年輕的維新人士(在說了以上引自史密斯博士的那幾句話之後,)痛罵慈禧太後和保守派,罵得叫人膽戰心驚。”譚嗣同康廣仁
我先前說起過上條陳而導致禮部的全部尚書侍郎革職並間接導致皇上倒台的禮部主事王照,寫這份條陳之前某一天,他上我家來過,請何德蘭太太去給他母親看病。他母親病好之後被他送到了上海。政變時他沒來得及出城,躲了起來。這事過了些天之後,有一次一輛遮得嚴嚴實實的馬車來到我們家門口,他從上麵走了下來,叫我們大吃一驚。我們對他仍在北京表示驚訝,問道:
“太後停止搜捕你們這些維新人士了嗎?”
“還沒有。”他答道。
“她在幹什麽呢?”我們問。
“她殺了幾個人,別的充軍,把許多人趕得離京師遠遠的。還有些人不得不亡命國外。”
“皇上知道這個嗎?”我們問。
“那是自然,”他答道,“每個人都知道,他怎麽會不知道。”
“這樣的話他關在那裏就更加不好受了,”我們說道。
“誰說不是呢。”他回答。
“城裏普遍擔心就是皇上自己也會被除掉,你怎麽看?”
“誰知道?他在宮裏除了珍妃就沒有貼心的人,我還聽說珍妃也像他一樣給關了起來。皇後又是和她姑母慈禧太後一路,現在太監也都是太後的人。去宮裏上朝的都是守舊一派,心也不向他,可我捉摸著他們也未必會真見他的麵。”
“你認為他見過那些以他的名義頒布的詔書嗎?”
“沒這事。那是守舊派和太後背著他頒下的。”
“你想怎麽樣呢?”我們問道。
“我隻要一有機會可以安全離開,就去上海。”他回答。
這一年還未過去,慈禧太後就不知是被人說動了心還是被逼無奈,挑選了一位新的皇帝。因為有以下一些理由,使人很難相信這出自她自己的主意。首先,被選中的孩子的父祖都極端守舊。我們不得不相信,由於她已將自己置於保守派的掌握之中,這與其說是她的選擇,還不如說是他們的。其次,當她發現她為了讓皇位在自己家族之中延續下去而挑選來登基的自己外甥因為跟她已死的兒子是平輩而不能將他當作祖先供奉,因而也就不能合法地占有皇位時,肯定從此以後就感受到一種屈辱,雖說這種事情在中國曆史上也並非絕無僅有。
如果說她感受到了屈辱,那麽被她囚禁起來的光緒皇帝所受的屈辱要多許多倍,因為他不得不目睹一份以他的名義下達的詔書,說什麽他因為自己已經沒有產生子嗣的希望,就請求慈禧太後挑揀一名合適的人選來承繼他的前任同治,從而將他自己從皇帝世係之中剔除了出去。從她以後的行動也可以看出這事並不是她的主意:她剛剛重新獲得自己的權力,就杷除榮祿之外的大保守派都趕走了,在自己周圍換上了進步的官員。她還驅逐了端王的兒子溥俊,而且在臨死之前選中了她妹妹的孫子,在以下的詔書中宣布由他承嗣她的兒子,並兼祧光緒皇帝:“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儲貳,曾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為嗣。現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亦未有儲貳,不得已以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並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這與慈禧太後除那糟糕的兩年之外的一貫性格和做法非常一致。
1899年,隨著光緒被剝奪了皇位,許多詔書的字裏行間露出他不久就將為端王的兒子所取代之意。外國公使們的神情又開始嚴肅起來,他們公開地談論自己對光緒的日子已經無多的擔心,一再要求進行通常的元旦覲見。遭到幽禁的君主又一次被帶了出來,坐在寶座上接待他們。但外交官的夫人們請求覲見時就被拒絕了。因為慈禧太後正忙於國事,不能分身。她那舞刀的義和團員時正在認真地考慮朝廷是否要跟拳民們合成一氣,把所有的洋人和洋貨都趕出中國。
有一位福晉告訴何德蘭太太,下定這個決心之前,慈禧太後把鐵帽子親王和宗室親王召進宮裏,跟他們商議怎麽做更好一點。她坐在那裏,與他們麵對麵,皇上和端王站得離寶座很近。她向他們解釋了外國人的危害,如何漸漸地攫取了一塊又一塊的中國疆土。
“如今咱們有了這些忠義之民,”她接著說,“說是刀槍不入的。該怎麽辦呢?咱們要不要招撫了他們,一起把洋人全都趕出中國呢?”
接下去迷信、沒有文化,對洋務又一無所知的端王作為大阿哥的父親發言,他說道:
“臣見過拳民操練,聽到過他們念咒,相信他們準能辦成這件大事。要不殺了洋人,要不把他們趕了出去,從今往後誰也不敢再來,咱們也落得清淨。”
然後鐵帽子親王們發表他們的意見。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對外國和外國人知之甚少,而未來皇帝的父親端王又把話說到了那個份上,所以就都不願發表相反的意見。但肅王是個性格強烈的人,對洋務又極為熟悉,不喜歡人雲亦雲,輪到他發言時,他激烈地反對這種做法。
“這些拳民是什麽人?”他問道。“他們領頭的是什麽人?這麽一群烏合之眾,就敢說能殺敗洋人的軍隊啦?”
端王答道他們“念動咒語就能呼喚天兵天將”。
肅王將這種迷信斥之為兒戲。但他跟端王又爭論了一通之後,慈禧太後告訴他她曾將他們召到宮裏來過,親眼目睹過他們的神技,他也就不便再說什麽了。
有了肅王的前車之鑒,親王們或是讚成,或是不置可否。最後慈禧太後征求慶親王的意見,他回答起來就較那些年輕的親王們圓滑得多:
“臣以為這個事兒十分危險,不敢讚同。不過太後要一定主張招撫拳民,臣願意竭盡全力效犬馬之勞。”
一位主持總理衙門達二十五年之久的親王尚且對這麽大的事如此懦弱地不敢公然表示反對,慈禧太後被牽著鼻子搞了拳民運動那種蠢事也就毫不足怪了。
“那次沒讓光緒皇帝說話,”那位福晉說,“可他見統領義和團的那兩個親王得了勢,眼淚就出來了,走了出去。”
類似的會議宮中還舉行過兩次。這種時候皇上都懇求他們不要同外國開戰,他說道:“洋人無論財力兵力都強於咱們,士兵訓練有素,裝備精良。開戰必敗,敗了連講和也不能,國家就給瓜分了。”但他的苦苦哀求根本沒人聽,會議結束之後隻得回到他那小島上,一連八個星期不得不坐在那裏聽格格格的槍聲、轟轟轟的炮聲,以及乒乒乓乓的鞭炮聲。拳民們似乎希望用噪音來消滅外國人。他研讀過那些書之後,一定感覺得出來,這隻能給他的人民帶來災難。義和團運動
聯軍攻下北京之後,皇上被提出囚禁之所,不得不跟著朝廷逃亡。
“現在你對你那些刀槍不入的拳民怎麽看?”當他看著他那位威嚴的姨母剪去長指甲、穿上藍布衫,打扮成民間仆婦的模樣鑽進街上普通的馬車時,人們不由得想像他會對她這麽說。“當初要是肯聽我和許景澄、袁昶的話該多好,倒反把赤膽忠心拚命想救國的人給處死了。你那些個守舊派又怎麽樣呢?能把他們當作國家棟梁依靠嗎?”或者別的“我早說過”之類的話。
慈禧逃亡圖他們流亡西安期間,詔令繼續以他的名義頒發出來。隨著事情開始有所好轉,聯軍堅持廢除排外的端王和他兒子的一切權利並將端王永遠流放,皇上看上去很有希望恢複他的皇位。但使人失望的是,條約的製訂者僅僅滿足於“諸國欽差大臣覲見中國皇帝禮節亦應一律更改”這樣的條款,結果1902年朝廷回鑾之後光緒皇帝仍然是一個囚徒。
每一個寫過覲見慈禧太後一類文字的人都說“皇上坐在近旁,不過比她稍微低了一點”,但從未有人說出這是為什麽。其實原因很簡單。不能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宮裏的囚徒,要讓他們看見他離寶座不遠,可又不能讓他們跟他說話。公使們的致辭是由跪在地上的大巨們傳達給慈禧太後的,答辭也是這些大巨作出的。雖說皇上的健康狀況似乎很好,但沒有人注意他。朝政的重荷仍然由太後代他承擔,仍然由她“訓政”。
“我見過皇上許多次,”何德蘭太太告訴我,“許多時間裏光緒皇帝都在場。我們每次在宮裏時,皇上都陪著太後——不是在她身旁,而是落後幾步。她坐下後,他總是離著幾步在後麵站著,除非她叫他坐下,從來不敢坐。他麵容清秀而高雅,穿著深色的長衫。他是個孤獨的人,與阿諛奉承的太監、聰明伶俐的嬪妃和珠光寶氣的太後在一起顯得毫不起眼。沒有一個大臣在他麵前叩著頭壓低聲音顫顫抖抖地說話,慣於奉承討好的太監到他麵前也從不跪下。相反,我一次次看見他被太後這幫工於諂媚的仆人擠得靠在牆邊上。
“有一天我們在宮裏時,一個人高馬大的太監站到皇上麵前,把他完全擋住了。我看見光緒的手伸到那人肩頭,默默地將他撥過來,讓他看看他是站在誰的麵前。當光緒抬起頭來看這個身材高大的仆人時,臉上並無憤怒的跡象,隻顯出一副溫和而可憐的笑容。我以為那人一定會在皇上麵前撲通跪下的,沒想到他隻往左邊挪了幾英寸,依舊直挺挺地站在他前麵。在宮裏我從未見過有人向皇上屈過膝,除非是在外國人問候他或向他告別的時候。而大巨們和太監們每次跟太後說話都要跪下。這些事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第一次見過光緒皇帝之後,他那雙可憐而深沉的大眼睛在我麵前有好幾天久久不去。我無法忘掉它們,我決心隻要有機會就對他說幾句話,讓他知道全世界的人仍然在希望他能將他所開創的偉大改革繼續下去。但他被監視得很嚴,我從未發現和他說話的機會。而我們在宮中的全部時間裏,他也從未跟客人、嬪妃、慈禧太後或是侍從說過話。
“有位公使告訴我,有一天召見之後,太後和皇上已經下了丹陛,太後正跟他的一位同僚說著話,他因為皇上離得不遠,就對皇上說了句什麽。太後立即打住了跟剛才那人的話,代皇上回答了他。
“有一次宮裏隻有我們四個人,都舒舒服服地坐著,皇上站在太後後麵幾步遠的地方。她談起了拳民運動,為損失了她的長指甲和她所找到的各式各樣吉祥葫蘆而惋惜。皇上很可能是聽著這場沒有他的份的談話聽膩了,靜悄悄地出邊門去了戲樓,當時那裏正唱著戲。有一會兒太後並未覺察到他不在,但當她一發現他已經走了,臉上馬上顯得很是焦躁,轉過臉去聲色俱厲地問總管太監李蓮英道:‘皇帝去哪兒啦?’太監們急忙東奔西跑起來,被差到一處一處去問。過了一會兒他們回來了,說他在戲樓那裏。焦躁的表情這才像烏雲見太陽一樣從她臉上散開了——有幾個太監於是就留在了戲樓。
“我聽說有時太後邀請皇上和她一起進餐,這時他不得不跪在她的餐桌前,隻能吃她給他的東西。這種榮譽他並不企求,不過也不敢拒絕,因為怕惹她不高興。”
第三部分
中國的王公大臣
作者 : 何德蘭
在中國,對領導和控製輿論——各個方麵的輿論,從村落裏一群農民到最高級別的官員和皇帝自己——的力量進行的任何評價,都必須特別重視文人學士,即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他們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通過科舉考試又在逐年擴大之中。他們是社會階層中的最高層。這一帝國的每一位文職官員都必須從他們中間選拔。他們構成了一個複雜而製衡機製完備的行政係統的基礎。這一係統假如矯正完善並與現代生活和觀念聯係上,很容易就能博得全世界的豔羨。
——切斯特·霍爾科姆《中國的真正問題》
有一天,北京某大親王府上的總管太監坐在我書房裏的時候說道:
“快到新年了。貴國過不過年呢?”
“也過,”我答道,“不過過得跟你們這裏不是完全一樣。”
“你們放爆竹不?”
“放。放爆竹方麵,我們過年時跟你們倒是一模一樣。”
“你們也像我們這裏一樣把欠下的錢全還清嗎?”
“恐怕不。這個不是我們過年的內容。”
“我們王爺今年元旦要討兩房小。”他還沒等我問就說道。
“真的?他好像已經有三位側福晉了。”
“是有三個,可他可以有五個。”
“照我想起來,一個男人有那麽多女人,家裏怕會鬧麻煩的。”我試探著說。
他一麵用中國人說“別提了”的方式搖搖手,一麵答道:
“這就難說了。要是這個女的看見王爺跟那個女的說話,這個女的就會吃醋。”他這話使我們窺見了一點中國上層階級的某些家庭矛盾。不過有一點要記住的是,滿族親王除非有五個妾,每個妾又都生有兒子,要不他就得不到全俸。
新體製係統下主要的王公是慶親王、肅親王和溥倫。慶親王自從恭親王失勢以來就是滿人的首領,慈禧太後有權給的位置他幾乎個個都有了,雖說皇上不喜歡他。他1884年擔任總理衙門大臣,自那以後直至目前從來未受過貶黜或失去過任何形式的聖眷。他個頭矮小,一點沒有李鴻章、張之洞或者恭親王那種偉人因素,但他一向具有圓滑的特點,使他成為慈禧太後慶親王奕像身邊最有用的官員之一。而且外國公使館在1900年被拳民圍困期間得以保全,也完全是他的功勞。
肅親王是八大鐵帽子親王中惟一由於職務的關係而與外國人往來密切的人。拳民圍困使館期間,他將自己的府第讓給了當地的基督徒使用,事件結束之後被任命為崇文門稅關監督。擔任過這一職務的人上交稅款的比例從沒有像他那麽高,他的舉動引起了別的官員的妒忌,他們彼此間說道:“要是讓肅王再呆在這個位子上,那別人就什麽也別想再撈到了。”於是他們就找他的碴子,也真找到了。以他們守舊的眼光看來,他乘外國車,建洋式小樓而以洋式家具加以布置,又雇了英國人教他的男孩子,還如我們所見的那樣,為家中的婦女和姑娘們辦了個學校,所有這些都是罪名。這樣他就失去了他的職位。不過由於新攝政王醇親王和他的進步政策,肅親王成了海軍大臣,而慶親王隻不過是海軍衙門的一名會辦。
袁世凱像與新體製有關的王公大臣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凱。他是河南人,就是黃河這條幾乎年年泛濫的濁流之南那個省份的人。年輕時,他勤奮地學習中國典籍,學習翻譯成中文的外國書,但從未學過外語,也從未到過外國。這裏就體現了他的第一個過人之處——在對外國語言、外國法律、外國文學、政治學、進步史和文明史全都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他占據了國內最高、最重要的職位,駕駛著國家這艘船在一邊是保守主義、一邊是激進的改革這兩側險灘之間筆直地航行,直至將它開近安全的進步政策的港灣。
他一直是李鴻章的徒弟,一向得其賞識,政治才能有可能就是從他那裏學來的,而且他這麽平步青雲,仕途之初可能也多多少少會受惠於李鴻章的影響。其他官員無法同他相比。
他從朝鮮回來之後成為道員,然後又受命統率直隸的軍隊。在德國軍官的協助之下,他成功地運用歐洲方式訓練了一支12500人的軍隊。
差不多就在這時,皇上有了推行有史以來一場最為驚人的政府改革計劃——就是在數個月的短時期內改變四億人民四千年以來的保守主義。
讓連釘子也不會造一根的人民去造一條鐵路。
讓連犁地也不敢深犁、生怕觸犯相關神靈的人民去開采金礦、銀礦、鐵礦和煤礦。
讓四千年裏連好好的高中也未辦出一所的人民在首都和各省各自開辦一所大學。
與這三個問題同樣棘手的有二十來個,皇上就在雙倍於這個數字的天數裏著手解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頭腦發熱的激進年輕學者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這些人之中後來沒有一個成為政治家。他們有許多都是聰明的年輕人,但在改革的熱情中喪失了理智,忘記了掌握他們政府的保守勢力與四十個世紀以來的那些保守人士並無差別。
正如前麵所說,他們將康有為推薦給皇上作為私人顧問,而他也因此有了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機會——就是成為這場偉大改革的領導人。他被稱之為“康聖人”,不過他受到擁戴和推崇的時間並不長,因為他各項政治才能都不具備,竟至於聽任年輕的皇上在短短的幾十天裏頒下二十七份詔書、處理二十七個上麵說過的那種棘手問題。而就是這位頭腦發熱、毫無政治才能的“聖人”,因為袁世凱不肯加入下麵所說的陰謀而將他斥之為看風使舵和背叛之徒。
皇上罷免了某部兩名守舊的侍郎、兩個省的巡撫以及其他五、六個沒用的守舊派領袖之後,他們策劃了推翻他的方式,即喚起慈禧太後的野心,說服她廢黜皇上而重新執掌朝政。他們說他是她的養子,是她將他扶上皇位的,所以她對他的錯誤就負有責任。他們奉承她三十多年的垂簾聽政中所表現出來的智慧和政治才幹。對這一切,她聽得如饑似渴,但並無任何舉動。
這個時候皇上和他的康聖人清閑嗎?一點也不。他們想好了一個對策,決定用武力來做在政治手段和義正詞嚴的勸說下所無法做到的事。於是他們向操練和統領國內最精良的12500人軍隊的袁世凱下達了一道諭旨,催促他火速到京,將慈禧太後圍在頤和園中,使之無法幹預朝政,從而維護改革措施。
軍隊大部分控製在慈禧太後的一個守舊派朋友、也就是現在攝政王的嶽父榮祿手中。皇上知道沒有對它的指揮權什麽事都辦不成。袁世凱統領著一個12500人的軍團,但即使有皇上的諭旨,他如果不通知頂頭上司榮祿而將它貿然帶出,那就意味著即刻就會腦袋搬家。所以袁世凱該做的第一件事是帶著這道諭旨去見榮祿。袁世凱對改革是讚成的,不過他可能不讚成皇上所用的方法。榮祿火速來到慶親王那裏,兩人一起趕到頤和園去見慈禧太後,向她說明了一切。她匆匆回到北京,當麵激烈地斥責了皇上,取走了他的禦璽,將他在紫禁城內關押了起來。康有為這位“聖人”逃走了,但慈禧太後捉到了他的弟弟和另外五位愛國的年輕改革家,下令將他們在北京的法場當眾斬首。
慈禧太後對袁世凱這種保護她而不是監禁她、因而使她得以重掌朝政的舉動自然十分讚同,她將他任命為工部侍郎。當她不得不把組織義和團的山東巡撫撤職時,就指令袁世凱署理這一職務。阿瑟·H·史密斯說袁世凱跟去職的那位比起來“完全是另外一種人。如果他可以放開手腳去做的話,整個義和團用不了多久就會被他消滅幹淨。但他被宮廷裏來的‘密詔’所掣肘,除了發布發布音調鏗鏘的公告和斥責斥責下屬辦事不力之外也就不能再有別的什麽作為了”。
袁世凱成為山東巡撫時,幾位拳民領袖前去拜訪他,滿心以為他會和他的前任一樣同情他們。他們告訴他他們是如何地有能耐,如何地刀槍不入。袁世凱耐心而感興趣地聽他們說著,還邀請他們不久之後跟他和別的官員朋友一起用餐。
筵席上,袁世凱將話題引向拳民領袖和他們的技藝,讓他們對他那些個朋友再次談起他們的刀槍不入之功。他讓他們盡情吃喝,等到吃喝完畢,建議他們向他請來的朋友展示一下他們的神技。他們一通胡吹之後,很難拒絕這麽做。於是袁世凱讓他們排成一排,叫來了他最好的射手,將這場表演進行了下去。慈禧太後的那次王公會議因為相信拳民的超凡力量而討論加入他們的可行性,不用說,倘若當時袁世凱也在場的話,她或許就不會受到1900年的屈辱了。
我們不久就會看到,就袁世凱的政治手腕來說,他對慈禧太後的“密詔”看得並不比皇上的諭旨重。他惟一的職責就是治理和保護他那個省的百姓。由於他聰明的政治手腕和強烈的個性,在1900年那個動蕩不安的季節裏不但沒有外國人被害,即使別的地方普遍存在的那種苦難在該省相對來說也少得很。
張之洞像現在我們來說另一個可以表明袁世凱和另外兩名大總督——現在的大學士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個性的計謀。眾所周知,拳民叛亂期間,他們把外國人全都趕出去的諾言深深打動了慈禧太後,竟使她頒下了一些不明智的詔書,要求各省對外國人進行大屠殺。袁世凱和他的兩位同事私底下規定,隻要外國軍艦不靠近他們所在省份的港口,不管朝廷有什麽旨意,他們都將維持和平和保護外國人。所以當宮裏頒下屠殺外國人的密詔之後,為了拖時間,他們假裝不相信朝廷會下達這樣的旨意,說是拳民偽造的,於是就拒絕接受,要自己派專人一路前往北京,從太後那裏親手接到詔書,然後再帶回來。派去的人又受到密令,要設法弄清楚詔書的內容,如果它是與他們的願望相反,此人在回來的路上就必須盡量磨磨蹭蹭,直至拳民之亂結束,或者外國人全都離開了省境。就是三位漢族總督和一位滿族總督的這一類行動方式使中國在1900年避免了被列強瓜分的命運,慈禧太後不久就認識到了這一事實,並給予賞賜。
劉坤—像1900年,袁世凱被任命為山東巡撫,而朝廷被迫逃往西安。就在朝廷流亡西安期間發生了一件事,足以說明慈禧太後的多智和中國的全部社會習俗都具有彈性。袁世凱的母親去世了。在這種情況下,風俗習慣和孝道原則都要求一個人辭去一切官職,守製三年。於是袁世凱向慈禧太後遞上了辭呈,“泣血以聞”。
這個國家正在絕望的困境中,僅僅為了一點兒感情因素就失去三年它最傑出和最有力的政治家的服務,實在難以承受。而袁世凱不管對放棄這一才剛剛有聲有色地開始的輝煌前程是多麽痛惜,無疑也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當他接到太後那道慰諭的旨意後很出意外,其中高度讚揚他母親誕育了這麽一個聰明而有才幹的兒子,不過又說道在當前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接受他的辭職,因為這個時候他對國家的服務是不可或缺的。但她會派個人代他守製,這個,再加上他母親知悉自己生了個對朝廷和國家的安全如此舉足輕重的兒子,會使死者的在天之靈得到足夠的安慰。袁世凱不得不留在他一省巡撫的職位上,守製一天也不可能。在慈禧皇太後這樣的大師手裏,經久不變的東方法律和風俗習慣就是這樣通權達變和富於彈性。
人們可以想像,慈禧太後對袁世凱在無意中使她得以重登寶座這方麵顯示的政治手腕有多麽滿意,皇上就會因為這是自己被廢黜的根源而對之有多麽憤恨。不過這也並非單單對袁世凱一個人,對現今攝政王的嶽父甚至慶親王也一樣。從1898年直到他的死亡,整整十年裏,光緒皇帝在被囚禁期間都對造成他失勢的人心中充滿了仇恨。
直至1900年的拳民之亂結束,袁世凱因為巧妙地無視詔書而在保持安寧的同時保護和保全了他那個省中所有外國人的生命,這時候他才開始接連不斷地得到大量榮譽。而這下麵要說到,也並非沒有其理由。
1901年他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受太子少保銜。1902年他得到黃馬褂,被派為接收關內外鐵路督辦以及參預政務大臣。不管在什麽地方,他對城市治理都和對國家、對一省的治理同樣關心。盡管他未曾受過外國教育,卻開始在自己的省份之內建立起一套公共學校係統,這在全中國獨一無二。而且我們不要忘記,在整個這段時期當中,宮裏的一柄達摩克勒斯之劍時刻在他頭頂上方懸著,隨時都有可能掉下來。不過這個我們以後再解釋,因為它是這出戲的最後一幕了。
袁世凱到天津就任直隸總督時,在那裏發現了天津大學總教習丁家立博士。天津大學是李鴻章在十幾年前創建的,有良好的學習課程,造就了大批年輕的畢業生。這些人本該有比在天津和其他各個城市的商業事務所當翻譯更好的前程。於是他將丁家立博士叫了去,特意詢問整個美國的公共學校教育係統。
“本省有啥東西阻止推行這一套係統?”袁世凱問。
“沒有,”丁家立博士答道,“隻是要那樣就必須接受一定的條件。”
“有啥條件?”袁世凱問道。
“條件是要在每個主要的市鎮開辦一所學校,在裏麵安排受過良好教育、精明能幹的教師,支付給他們的薪水要同他們進企業所能得到的不相上下。”
“你願不願意把創建這麽一套的事擔起來?”他又問。
“有個條件。”丁家立博士答道。
“啥條件?”
“你允許我認為哪裏合適就在哪裏辦所學校,想到哪裏去征集教師就到哪裏去征集教師,覺得他們該拿多少薪水就付給他們多少薪水。完事後我把賬單給閣下送去,你要問也不問就付清。”
袁世凱和丁家立相識有年,對他的能力和忠誠都一向絕對信任,所以減輕了他在天津和保定府大學的事務,委托他建立可以稱之為中國第一個現代教育意義上的公共學校係統。即使他從未做過任何其他事,即使他“現患足疾”,單憑這一點,一位明智的攝政王就沒有罷免他的理由。不過攝政王這麽做也許有他情有可原的地方,這我們以後會談到。
拳民起事的有一個方麵未見任何書報雜誌好好介紹過。我們都知道歐洲各國政府的公使和他們的妻兒,以及海關官員、傳教士、商人和當時正在北京的遊客,再加上中國的基督教徒,都一起被困在了英國使館和肅王府裏麵;我們都知道他們如何修築防禦工事;我們都知道他們連著六星期遭到拳民領袖和董福祥帶領的保守派隊伍的日夜攻擊;但我們不知道、或者至少未聽見有人談得足夠多的,是慶親王等人所領導下的自由進步派為了挫敗慈禧太後與拳民領袖、保守派和他們的軍隊,保護這批名氣之大前所未有的使館區囚徒,秘密策劃了極為有趣的計謀。該計謀是這樣的:
當慶親王和他在北京的同事發現已無法用表決來壓倒附和拳民的王公時,他們不敢對之公然反對,而是私底下決定一定不可以讓列強的代表遭到屠殺,要不中國的厄運就難以挽回了。等到他們知道袁世凱和其他的大總督已決定冒著蔑視聖旨的風險以計抗拒拳民時,為了保護使館和保存這個國家,也就決計仿效了。他們給處在圍困中的人秘密運送食品,而這些人卻不敢食用,擔心其中投了毒。更重要的是,慶王他們在北京以衛隊的形式保持著自己的軍隊,準備萬一使館有被攻克的危險時就用作最後的手段。事實上,慶親王和他的同事的軍隊同拳民領袖和董福祥的軍隊之間常有激戰。一旦拳民獲勝,袁世凱、慶親王和他們的同事勢必頭顱難保,而現在既以拳民失敗告終,當然這些拳民也就難逃法場上的一刀了。
所以袁世凱處於兩股火力的夾擊之中。一者違背了皇上的旨意,未來北京,因而導致了他的失勢,招致了他的不快;一者違抗了慈禧太後,未將他那個省內的外國人處死。如果拳民得勝,他肯定會為此掉腦袋。但拳民沒有得勝,而因為他的抗旨有助於拯救這個國家,隻要權還在慈禧太後手裏,袁世凱就是安全的。
可是算賬的一天總要來的。慈禧太後年事已高,皇上正富於春秋,按照各種可能性來說,她總會先死,而袁世凱的惟一希望就在於她活得比發誓要向所有導致自己被監禁的人複仇的皇上長久。
我在北京有個朋友,他也是一位大官的朋友。這位大官過去十餘年來每天去宮裏,對這段時期裏這一與世隔絕的巢穴中策劃的各種陰謀沒有不知道的,不過他哪一件也未牽扯進去。他擁有這個國家最高的職位,一次也未遭到過貶黜。有一天,他在宮裏時,皇上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皇上認為自己所說的這些話決不會傳到敵人的耳朵裏。
“你壓根兒想不到我受的這份罪。”皇上說道。
“真的?”這位大官隻是說了這麽一句。
“可不是,”皇上接下去道,“跟外麵來的什麽人都不能說話。我沒權,沒伴,就連內監也像是不把我當回事似的。這宮裏最下等的人哪一個不比我強。”接著他又壓低嗓子說道:“可總有算賬的那一天。太後也不能總活著,我一旦再坐上龍椅,會讓那些叫我這樣的人也受受我那份罪。”
皇上的這些話傳到袁世凱耳朵裏並非沒有可能,在中國總是隔牆有耳。一切都有耳朵,大自然的每一部分都有舌頭。真是如此的話,皇上的一生這出戲裏所以有那最後一個情節,袁世凱的官場生活中所以有那倒數第二個情節,原因全在裏麵了。
問題是如何操縱自然規律來防止慈禧太後死而皇上還活著,同時又不讓外人知道那些神秘的力量已經被你玩弄過了。他必須是自然死亡,死得毫無可疑之處。他不可以比慈禧太後死得晚一天,這樣會引起議論。他應該比她早一點死。死亡的導火索燃起來要比我們想象中的長久得多——有一位英國國王說過“先生們,恐怕我死的過程持續得太長久了”——有時候它又燒得比計劃中的快。北京的紫禁城裏有兩根死亡的導火索在同一時間裏點著了。慈禧太後是“病勢陡重”的,她的死無疑出於自然的原因。但袁世凱的敵人告訴我們皇上有個中醫,袁世凱用三萬三千元收買了他。他們說慈禧太後實際上比皇上先死,雖說皇上的死訊是首先公布的,而太後的死訊第二天才公布出來。
那麽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什麽問題呢?皇上是被毒死的?就算這樣吧。當時日本人也這麽認為。不過是誰下的毒?肯定不是一個人。人們可以為他請個中國醫生,但袁世凱的醫生是皇上最不可能接受的。你我生病之後會允許讓我們吃盡苦頭的人為我們選擇醫生嗎?即使他的醫生真是袁世凱請來的,但他的死是慢性中毒的結果,袁世凱還能讓慶親王、攝政王(他是已故皇上的弟弟)、宮內嬪妃和那數千名太監全都在他慢慢地毒死皇上之前對慈禧太後的死保持沉默?不!如果皇上真是被毒死的——世人也都相信是這樣——那麽涉及此事的決不會僅僅是袁世凱一個人,要不回到老家的他也不會隻不過“患足疾”,早該是一具無頭屍體了。
那麽這件事怎麽解釋呢?也許是這樣:整個宮廷和官場都覺得讓皇上重登寶座不安全,與其亂了整個體製,還不如死一個人。他們甚至拒絕允許外國醫生去看他,說他完全是自覺自願的又喜歡讓中國人看病了。所有這些都表明,那決不是任何一個人就能實行的陰謀。
那為什麽袁世凱會成為宮廷和大臣們的替罪羊,在全世界麵前被稱作殺人犯呢?這可能又是一個陰謀。激進的改革派,那些康有為的追隨者,他們在皇上和太後死後將此事大做文章,宣揚必須有人為此承擔責任。他們說袁世凱背叛了改革事業,他不僅在1898年賣主求榮,而且現在害死了皇上。
為了安撫這些敵人,攝政王也許覺得暫且將袁世凱罷免一段時期是最好的辦法。他說明所以要這麽做的雞毛蒜皮的理由也支持這種看法——“現患足疾”,而後麵又加上“以示體恤之至意”——一句也許是嚴厲,也許是毫無意義的句子。等到暴風雨過後、天氣再次晴朗時,袁世凱有可能也會像以前李鴻章和其他人那樣又被推到第一線,倘若結局真能如此該多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