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洋鬼子 葉赫那拉氏(1.1)

 

鴉片戰爭   洋鬼子  葉赫那拉氏(1.1)

 

鴉片

在倫敦，威廉·格萊斯頓4在國會譴責了這次攻擊：“一次比其起因更加不義的戰爭，也更是一次使帝國永遠蒙羞的戰爭，空前絕後，聞所未聞。英國國旗被升起來，為的是去保護不光彩的貿易……麵對這樣的戰爭場景，我們應該驚恐地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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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 
洋鬼子(1)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當所有虛構的帷幕被揭開，我們看到：正是少數英國人的蓄意搗亂導致了道光皇帝與兒子鹹豐的屈辱和死亡，皇權也因此落入了一個女人之手，這在最近一千多年來的中國，是前所未有的。這一搗亂的成功使得西方人看待中國的某種古怪心態大受歡迎，這種心態慫恿了巴克斯等人歪曲事實、偽造檔案，我們至今仍在為此付出代價。

　　 19世紀中葉，大英帝國的勢力如日中天，中國卻跌入了自1644年滿清執政以來的最低穀。貪腐盛行，百弊叢生，道光皇帝的姑息縱容被視為軟弱可欺，從而導致了更多的弊端。在南方，廣州和澳門的外國商人壓根就沒把法律放在眼裏，他們大量走私廉價的印度鴉片。就像在樹心中紮入一顆釘子，鴉片從此成為滿清政府的一個符號，不管外國人是否會心血來潮地冒犯它，腐敗的滿漢官員參與鴉片買賣的事實，卻是早已欲蓋彌彰。每一回，總是洋人激怒中國人，而當中國人回擊時，他們又向當地官員要求妥協。妥協不成，戰艦就來了。這已經成了西方人最拿手的遊戲。中國發現自己之所以麵臨戰爭，往往是因為那些憑空捏造的爭端，以及被極度誇大（或者純屬想象）的事件。有不少洋人就是靠恫嚇中國人而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他們當中，就有《泰晤士報》的莫理循，當然還有巴克斯爵士。不過，要說最早將這套手藝耍得嫻熟自如的，還得算是那些領事官們。他們利用航海時代的通訊不暢，在未經本國政府批準的情況下就轉向武裝對抗。這一外交學派的首要倡導者，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1，他的外交策略是建立在衝突的基礎之上的。19世紀的倫敦遠離事發現場。巴麥尊和他的閣僚們在最糟糕的關鍵時刻，不得不依賴（或者幹脆就是利用）領事官們的直覺本能和快速果斷。領事官當中，有很多人不過是野心勃勃的商人，臨時來充當領事而已，他們並未受過外交慣例和權衡調停方麵的訓練。這些臨時領事們心知肚明：由於政治方麵的原因，他們的政府通常會認可他們在緊急情況下所采取的行動。在麵對衝突的策略中，突如其來的意外被視為不可錯失的良機，而武力，則是成果的保證。至於國內公眾，他們將會得到恰當的引導，從而相信這一切都是一個偉大計劃的組成部分。

　　

　　 武力恫嚇之下的鴉片走私，加之臨時領事們蓄意炮製的謊言，最終導致了1860年英法聯軍對華北的侵略。鹹豐皇帝拖家帶口逃到了關外的韃靼荒原，華麗堂皇的圓明園被付之一炬。就這樣，鴉片政治最終將葉赫那拉推上了寶座。

　　

　　 為了控製鴉片上癮，1729年，滿清政府建立了專賣製度，對鴉片征收高得嚇人的關稅，使得這種毒品被限製在少數特權階層中。英國商人看到：以極低價格傾銷印度鴉片將在中國窮人中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這就導致了煙癮在中國的爆發性擴散，不斷侵蝕家庭生活的基礎，加劇了政府的衰弱。就連皇帝自家的太監，也成了癮君子。到了1839年，鴉片的年進口量已攀升到了360萬鎊。中國所有的茶葉加起來，也不足以抵償這筆開支。中國的白銀儲備消耗殆盡，物價飛漲，民怨沸騰。

　　

　　 沒有哪個洋鬼子會正兒八經地相信滿清政府有采取嚴厲措施的道德力量。因此，當道光皇帝決定禁止洋人的鴉片貿易時，每個人都大吃一驚。廣州是當時唯一對西方商人開放的港口，而且隻有在11月至次年5月的貿易季期間，才允許他們在此居留，他們的常設機構則設在葡屬澳門。道光皇帝，身材高挑瘦削，光著腦袋，有一張神情憂鬱、瘦骨嶙峋的臉，他的忍耐看來已經到了極限，不由得仰天浩歎：“嗚呼，倘不能驅此惡魔，雖死矣，亦何顏見先帝及列祖列宗於地下！”

　　

　　 1839年3月，欽差大臣林則徐奉旨抵達廣州。身為湖廣總督的林大人下令：任何拒絕戒毒的癮君子將切除其上唇的一部分，以防止他再用煙槍。一開始，林則徐便直接向維多利亞女王溫和地提出了道義上的籲請。在給女王的信中，他寫道：

　　

　　 廣東自開海禁以來，通流貿易，凡在內地民人，與外國番船，相安於利樂者，百數十年於茲矣……乃有一種奸夷，製為鴉片，夾帶販賣，誘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謀其利。從前吸食之人尚少，近則互相傳染，流毒日深……此為人心所共憤，亦屬天理所難容……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即應與內地民人同遵法度。

　　

　　 但沒有收到答複。

　　

　　 林則徐警告廣州的外國商人：鴉片是非法商品，要求他們交出各自庫存的鴉片，並保證日後不再從事這一非法貿易。

　　

　　 義律總監2受英政府委派督察廣州及周邊地區英國商人所有貿易方麵的事，他試圖偷偷地接應三大煙販之一、寶順洋行的頭頭顛地3出港，然而中國人在河道上設置了障礙以防止他們開溜。義律隻得投降，交出了20,283箱英國自產的鴉片，但他卻指控林則徐“蠻不講理地扣押了廣州的全部外國僑民。”

　　

　　 義律很快被允許前往澳門，並帶上了所有尚未離開的英國人。接下來，他們上書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請求回擊，要求對他們的鴉片損失進行賠償，同時還提醒巴麥尊，他們的貿易是得到了英國政府許可的。

　　

　　 丹麥、德國、美國和西班牙的船長們向林則徐簽署了保證書，從而得以進入黃埔自由地從事其他商品貿易，而憤怒的義律總監卻將保證書撕成了碎片。隨後宣布：所有的英國商船將在澳門卸貨。作為回應，林則徐也同樣禁止了中國在澳門的一切貿易，這樣一來，英國商船隻能直接和中國走私販子進行離岸交易。

　　

　　 緊張的形勢因為一次酒後鬥毆而進一步惡化，此次事件中，一名英國水手殺死了一位中國平民，還打傷了另外幾個人。義律給了幸存的受害者一筆封口費，讓他們聲明這隻是一次意外，隨後又上演了一場裝模作樣的審判，宣告凶手無罪。凶手和他的同夥乘船回了國，從此逍遙法外。義律告訴中國人，說他實在找不出“此一不法行為之元凶”。很顯然，義律是個“滑頭哲學”的信奉者。

　　

　　 不幸的是，中國誤解了英商個人和倫敦政府之間的特殊關係。國會受到了來自國內商界的強大壓力，他們要求向這種挑釁自由事業的行為開戰。而北京方麵，也未免低估了英國的軍事力量和它的破壞力，此種力量主要以現代化大炮為表現形式。

　　

　　 外交部則另有一個發動戰爭的動機：他們想以此強迫北京的朝廷和英國政府之間建立直接的官方交往，這是滿清政府一直拒絕的。

　　

　　 英國軍艦很快封鎖了廣州灣。在林則徐提出抗議的時候，“窩拉疑”號和“海阿新”號這兩艘英國軍艦就開了火，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在倫敦，威廉·格萊斯頓4在國會譴責了這次攻擊：“一次比其起因更加不義的戰爭，也更是一次使帝國永遠蒙羞的戰爭，空前絕後，聞所未聞。英國國旗被升起來，為的是去保護不光彩的貿易……麵對這樣的戰爭場景，我們應該驚恐地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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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 
洋鬼子(2)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讓中國大吃一驚的是，英國並沒有繼續攻打廣州，而是沿著海岸線北上，直取長江口的定海，那兒的中國守兵毫無準備。大約一萬名訓練有素的英國士兵排好了陣勢，他們所麵對的是毫無作戰經驗的中國軍隊，他們除了自己窩裏鬥，還從來沒跟任何外國人打過仗，而且也沒見過現代化的大炮。其他戰鬥接踵而至，廣州、寧波等口岸相繼失守，直至北京投降。

　　 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被迫在英國皇家戰艦康華裏號上簽署，這是中國曆史的一個轉折點。條約中開放了五個對外通商口岸；香港被割讓給了英國；賠償了被林則徐燒毀的鴉片款600萬兩；清償了廣州商人欠英國商人的債款300萬兩，再加上給英國的1,200萬兩戰爭賠款。（兩年後，法、美兩國提出要求，並得到了同樣的協約口岸通商權。）

　　

　　 被打敗的滿清政府並不服氣。皇上那些好戰的謀士（被他們的死對頭稱為“八大臣”）仍然覺得在北京是安全的；許多年來，他們繼續割讓中國的小塊領土。這一切對於道光皇帝來說，實在是太過分了。他為了對付洋鬼子而忽視了國內問題和內戰隱患，結果弄得內外交困，兩頭失利。他的母親，他唯一覺得親近的人，也就在那時候駕鶴西去。道光皇帝失魂落魄，身體也垮掉了。他披麻戴孝，守在母親的靈柩旁，捱過了接下來的27天。他拒絕吃東西，隻喝少量的水。沒過多久，他也撒手人寰，跟著母親一起去了另一個世界。

　　

　　 他19歲的兒子鹹豐繼承了皇位。更大的災難，就要降臨在鹹豐和他的後妃們頭上，葉赫那拉亦在其中。

　　

　　 從一開始，西方人就認為，鹹豐要麽是個無能的花花公子，要麽是個白癡，甚至連他父親那樣的榮譽感也沒有。不管這是因為他的年少無知和缺乏經驗，還是因為他與世隔絕的成長環境，無論如何，他都不合適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為國家這艘大船掌舵。他似乎沒法認清形勢，在關鍵時刻則束手無策。

　　

　　 西方人所無從了解到的（他們沒有合適的觀察位置）是：鹹豐完全被八大臣捆住了手腳，這幾個好戰分子是他從父親那裏繼承來的。是這八個顧命大臣而不是鹹豐，在指揮著中國的行動。

　　

　　 每位皇帝都會指定一幫保守的大臣來輔佐他的繼任者，他們中的核心成員是幾個被稱為“鐵帽子王”的滿族親王，他們是這一階層中最反動的代表人物。在19世紀中葉，朝廷上的鐵帽子小集團被4個滿族貴族所控製，他們是：戶部尚書肅順、他的異母兄鄭親王端華、怡親王載垣和禦前大臣景壽。他們是滿清軍隊的將領，極端排外。這4個權勢貴族控製了皇帝的4個軍機大臣，湊成了所謂的“八大臣”。

　　

　　 肅順5是這個小派係的主導者，並且是北京城裏除了皇帝之外權力最大的人，膽大妄為，野心勃勃，他比鹹豐大16歲，年輕的皇帝對他的印象是：年富力強、血氣方剛。從一個小小的十品貴族開始他的事業生涯，但他得到了他的異母兄長鄭親王的庇護和支持，鄭親王在鐵帽子王中權力最大。正是鄭親王將肅順引薦給了皇帝，並巧妙地讓他進入了核心圈，從此，肅順逐漸找到了操控別人的感覺。到30歲時，肅順已經負責打理所有的皇家遊戲場，包括西苑三海，圓明園和熱河行宮。一連串的晉升接踵而至。他被任命為內閣學士，旋升副都統，並且爬上了中國最令人敬畏的位置之一：左都禦史，國家官僚機構的監督者，這個官職使得他可以通過恐嚇來勒索銀子。1859年擢戶部尚書，使他能染指每個人的飯碗。他為了拍皇上的馬屁而不惜介入他的私生活，成為皇上的皮條客，利用共同的性冒險把鹹豐和自己綁到了一起。慫恿皇帝放縱自己，粗心大意的年輕皇帝身體被淘空了，精神也變得恍恍惚惚了。肅順的對頭們相信他是故意要毀了皇上的身體，從而讓他更容易被控製。

　　

　　 肅順樹敵原因實在太多。他粗魯無禮，咄咄逼人，殘忍苛酷，為了維護一種恐怖統治，濫施刑罰，動則得咎，稍違禮教足招殺身之禍。而他自己的行為舉止，則殊乖德教。為了掩蓋財政虧空的醜聞，他索性一把火燒掉了戶部，以此毀滅證據。在殿試中，他收受賄賂，讓一幫失利的舉子順利通過。這些考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徑，所以也是一種獲取官職的最佳手段。很多人終其一生，努力通過一輪又一輪的考試，為自己鋪平通往高官厚祿的坦途。盡管肅順的起點相對較低，但他最終還是斂集了一筆巨額財富。

　　

　　 1854年，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漸次平靜10年之後，英國開始向鹹豐皇帝施壓，提出了新的要求：擴大貿易權，重新厘定關稅，在北京設立英國公使館，開放天津作為北方的貿易港口，外國人有權購買中國內地的土地，鴉片貿易的完全合法化。法國、俄國及美國政府也都摻和了進來，提出同樣的要求，並給中國設置了最後的協商期限。

　　

　　 鹹豐皇帝對此的回應，就是將所有涉外事務全一股腦地交給廣州的漢人總督，一個名叫葉銘琛的脾氣暴躁的胖子。作為一個鄉村藥劑師的兒子，葉銘琛完全憑著冷酷無情而爬上了兩廣（廣東和廣西）總督的位置。他受命鎮壓當地的太平軍叛亂，屠殺了華北一大半人口而使自己名聲大燥，他想當然地認為大多數農民都是反政府的，所以都是叛亂者。他將整個城鎮夷為平地，吹噓自己不到6個月的時間殺掉了70,000名“逆賊”。

　　

　　 在廣州，葉銘琛拒絕會見外國使節，對他們的要求置之不理，並盡量避免與洋鬼子接觸。他被認為是一個嗜血者，可以跟包令爵士及巴夏禮6相媲美。包令，60多歲，是個能幹人，但過於自負，毫不理會顧全大局的政治法則。他是一位作家兼前議員，迫於經濟需要才開始了外交生涯；1849年出任駐廣州領事，1854年成為香港總督。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夢想著國王能委任他為首任駐華大使；成年之後，他渴望實現這個夢想，至於別人將會為此付出怎樣的代價，非所計也。盡管他的首相屢次三番地警告：沒有預先得到倫敦的正式批準（這可能需要9個月的時間），不要對華動武。但包令對此毫不理會。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他不惜以一場虛構的爭端讓大英帝國又一次卷入對中國的戰爭。

　　

　　 包令的這種想要迫使中國臣服的衝動，他的部屬巴夏禮也有。巴夏禮是個年輕的翻譯，臨時擔任英國駐廣州的代理領事。他26歲，中等身材，橄欖色皮膚，有著一頭金發和絡腮胡子；不安的眼神和抽搐的嘴巴將他的極度緊張袒露無疑。他傳奇般的職業生涯（正如一個讚佩他的傳記作者所寫下的）“主要是憑借著決不讓步，決不允別人輕視自己，一直在中國人麵前堅決維持自己國家的尊嚴和榮譽。”巴夏禮成了中國所憎惡的西方人的一切特性的一個象征。

　　

　　 他們把鹹豐皇帝拖入戰爭的借口，竟然是廣州一艘破爛不堪的舊船，這艘叫“亞羅號”三桅船，船體是葡萄牙的，船桅和船帆是中國造的。她曾經風光一時，現在東家是一個居住在英屬香港的華人走私老板。為了發展英屬殖民地的貿易，包令爵士隨意給中國船隻發放執照，允許走私船和海盜船懸掛英國國旗。這些船隻（中國人戲稱為“混龍”）在迎風飄揚的聯合王國國旗下繼續他們紅紅火火的鴉片貿易，成了中國政府最為頭疼的事。為了保護“亞羅號”不會被中國海岸巡查人員查封，這艘船於1855年9月27日在香港注冊，但是一年之後，也就是1856年9月27日，她的執照就到了期。船主忘了重新注冊，亞羅號的船員都是中國人，卻雇用了一個整天泡在酒裏的愛爾蘭船長，以便讓這艘三桅船看上去有一副可信的洋模洋樣。1856年10月8日的早上，亞羅號受英國保護的權利終結後的第11天，停泊在珠江口，而這會兒她的愛爾蘭船長在港口的另一艘船上“與一位友人共進早餐”。這時，4名中國官員和60名水兵登上了亞羅號，為的是搜捕一個臭名昭著的海盜，這家夥很容易辨認：穆斯林頭巾，缺了的門牙。這天早上，有人在亞羅號上看見了一個符合這些特征的家夥。盡管他已經不在船上，但船上的華人船員還是被逮了起來。

　　

　　 那位愛爾蘭船長向巴夏禮發誓說：他們登船的時候，亞羅號仍然是在英國注冊的，並且飄揚著聯合王國國旗。中國人否認船的後桅上掛著旗子，當時在港口的其他歐洲船長也證實這一點。就連包令爵士私下裏也表示懷疑：“看來，”他說，“經過檢查，亞羅號無權再掛英國國旗；她這樣做的許可已經在9月27日就到期了，從那時起她就不再受保護。”但他向中國人隱瞞了這些，還自我安慰說，是那些中國人自己對這一事實懵然不知，因此也就喪失了任何法律意義上的主張權。

　　

　　 巴夏禮既不是英國外交官也不是國家公務員，他隻是個臨時擔任代理領事的翻譯。但他擅自認定：這是一次中國軍隊侵犯英國主權、侮辱英國國旗的惡性事件。他登上中國軍艦，要求釋放亞羅號的所有船員。指揮官拒絕了他。巴夏禮後來對葉銘琛抱怨說，在他登船的時候，中國水兵曾對他進行暴力威脅。（按照自己一慣的行事方式，巴夏禮試圖親自動手放掉那些船員，一位中國官員給了他一下。他告訴朋友，那些水兵“嘲笑我……用武力威脅我，而且我還真的挨了那麽一下，雖說是這樣的情形，我也不曾做過任何官方暗示，就像我所希望的，能將任何個人因素置之度外。”）

　　

　　 為了照顧自己受傷的自尊心，巴夏禮不屈不撓地就此事向葉銘琛施壓，堅持認為亞羅號有資格受到英國的保護，任何在中國水域的英國船隻也就是“在英國的領土上”，享有充分的治外法權。包令也加入到了這場遊戲中來，他指示巴夏禮，要求“對所發生的事情道歉，並確保今後英國國旗會受到尊重。”兩周後，葉銘琛釋放了全部12名船員，但拒絕道歉。巴夏禮將此次爭端移交給英國皇家海軍，由此引發了所謂的“亞羅戰爭”。

　　

　　 炮艇編隊在海軍上將西馬縻各厘7爵士的指揮下轟擊廣州6天，隻有周日那天因為基督教禮拜而暫停。出於兄弟情誼，美國戰艦也加入了炮擊的行列。中國對美國人進行了還擊，打死了一名美國水兵。阿姆斯特朗準將決定好好給中國人上一課，他對準守衛廣州的要塞一通狂轟濫炸，用每發50磅火藥的炮彈徹底摧毀了這些要塞。

　　

　　 威廉·格萊斯頓再一次在國會義憤填膺地仗義執言：“你們將一個領事（巴夏禮）變成了一個外交家，而這位變身領事倒是真的不慌不忙地引導英國的全部力量去對付那些毫無反抗之力的人民。”這一次的議會鬥爭中，巴麥尊勳爵的內閣（他在1855年搖身一變，成了首相）被擊敗了，大選重新開始。然而，多虧媒體連篇累牘的沙文主義言論，一時間群情洶洶，巴麥尊東山再起，重掌大權。乘著大選勝利的好勢頭，他向中國派遣了一支由詹姆斯·卜魯斯（也就是額爾金勳爵8）統領的討伐大軍。（正是這位布魯斯的父親從帕台農神廟運走了大部分的石刻，一多半掉入了大海，剩下的全都賣給了大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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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 
洋鬼子(3)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這真是一個天賜良機，法國人也興衝衝地來了，他們的借口是數月之前一場毫不相幹的凶殺案，被殺者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傳教士，他違反中國的法律深入內地傳教。法國遠征軍在格羅男爵9的指揮下登上了戰艦，作為一名外交官，格羅男爵有30年的外交經驗。

　　 額爾金勳爵得到指示：要求獲得英國公民在最近炮擊廣州期間所受傷害的賠償；還有對此次事件中英國全部費用的賠償；要求保護英國外交使節定期訪問北京朝廷的權利；還要求將貿易權擴大到北方的天津、長江及中國內陸其他幾大河流的沿岸城市。法國政府給了格羅男爵同樣的指示。

　　

　　 矮矮胖胖的額爾金勳爵罩在他的黑色長禮服裏，和一支雪茄的粗頭頗有幾分神似，雖說如此，但事實上他是一個聰明而敏感的家夥。在他漿得硬邦邦的衣領上麵，是一張慈祥的臉，被花白的絡腮胡子所包圍。行將50之年，他依然足夠年輕，以至於人們認為他未來有可能成為大英帝國的首相。作為牙買加總督和英國在北美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人們批評他的脾氣未免太好了，是個和事佬。意識到有必要改變一下自己的溫和形象——加之意識到公眾對於“印度兵變”10（當即就被鎮壓下去了）期間英國男人、女人和孩子們所遭受暴行的憤怒——額爾金勳爵決心這一回要改變一下工作作風，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實際上就是要中國人當冤大頭，為印度人的殘暴付出代價。

　　

　　 美國派來了一個觀察員，俄國也跟著來湊熱鬧。沙皇的特使是海軍上將普提雅廷伯爵11，他的秘密使命是在滿清與歐洲諸國之間斡旋，“以防止清王朝的垮台和滿清政治中心由北向南轉移，”這樣的轉移會有損俄國的利益而讓英法受益。

　　

　　 英、法、美、俄的特使們聚集在廣州灣的軍艦上。1857年12月2日，額爾金勳爵和格羅同時向葉銘琛遞交了外交照會，用“冷靜而莊嚴的措辭”，要求履行在廣州條約義務，保障進入港口的權利，賠償迄今為止的損失。他們給了葉大人10天時間來考慮這些要求。英國戰艦編隊在廣州城外嚴陣以待。

　　

　　 “一生中我還從未感受過這樣的自慚自愧，”額爾金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在災禍、瘟疫和饑荒之後靠念經混飯吃的家夥。”但他沒有逃避自己的責任。

　　

　　 中國拒絕了聯軍的要求，經過長時間的炮擊，廣州於1858年新年前兩天淪陷了。這個城市“一片荒涼，”被一個純屬捏造的借口（那艘該死的亞羅號）毀於一旦。一個由巴夏禮控製的占領政府成立了，在接下來的3年裏，巴夏禮成了廣州握有絕對權力的軍事首領。

　　

　　 廣州一安定下來，聯軍就沿海北上直搗大沽，直接向北京城裏的皇帝發難。在肅順的影響下（他控製了上達天聽的所有消息），鹹豐仍然相信聯軍是來向他祈求恩賜的。於是，他指示他的談判代表：去逗弄逗弄這些“蠻夷”。

　　

　　 額爾金勳爵的如意算盤被這些推諉戰術弄得快要撥不下去了，便索性下令：武力拿下大沽炮台。韃靼騎兵全都部署在炮台之外，衣服穿得花裏胡哨，而武器裝備卻隻有弓和箭。額爾金寫道，這個國家的軍事狀況實在太可憐了，以至於“隻須24個鐵了心的漢子，再帶上左輪手槍和足夠的子彈，就可以縱橫中國，從一端打到另一端。”

　　

　　 大沽要塞上的大炮都是被錨定了的，聯軍充分利用這一點，讓炮艇駛到大炮的最短射程以內，三下五除二地解決了戰鬥。額爾金和格羅趁熱打鐵，接著下令拿下了附近的城市天津。攻下天津後，他們離北京就隻有70英裏了。被敵人的進展嚇得驚慌失措的皇帝趕緊派出了新的談判代表，包括上了年紀的耆英12，他早年曾參加過《南京條約》的談判。

　　

　　 至此，額爾金勳爵已經習慣於扮演巴夏禮那種“桀驁不馴、凶狠殘暴的蠻子”的角色。他指示部下也照此行事，因為，這些“愚蠢的”中國人，“除了恐嚇，是決不向任何別的東西低頭的。”除非中國人現在就滿足他的要求（而且還要快），否則英國人就會一路開到北京，（對於這一點，他們不必有任何懷疑。）

　　

　　 他將談判的事交給了他的弟弟弗雷德裏克·卜魯斯13，和26歲的翻譯李泰國14（“最狡詐的蠻夷”），之所以把他帶來，就是因為他恰好也有虛張聲勢的愛好（巴夏禮無法分身），再加上他漢語流利，能夠準確告訴額爾金：中國人的底線是什麽，並做出相應的回應。當半瞎的耆英大人用恩撫並舉的慣用伎倆（過去他總是這麽幹）對聯軍發表致辭的時候，李泰國打斷了老先生的話，拿出一份耆英寫給皇上的秘函，在他鼻子底下晃了晃，這封信是廣州淪陷時被發現的。信中，耆英向皇上吹噓：自己能夠通過“安撫”和“遏製”來對付這些“蠻夷”。“我們不得不用表麵上的真誠來和他們周旋，”他在信中寫道。

　　

　　 當李泰國大聲讀出這封信時，老耆英羞得涕泗橫流，隻好落荒而逃。他被枷解至京，最後被勒令服毒自殺了。

　　

　　 鹹豐皇帝的談判代表向他提出忠告，說：正是耆英的密折落入夷人之手，才使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皆由窺破中國虛實，故致大肆猖獗。”1858年6月25日，議和代表上奏說，李泰國“來公館，將自定條約五十六款，逼奴才等應允，驕狠之情，有目共見。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設法（使）當場決裂，京兵遠在百裏以外，何以為情，該夷兵船近在咫尺，狡焉思逞，已非一日，若聽其自主，是否不致決裂，奴才等實無把握。”15結果就是，談判代表極不情願地簽署了《天津條約》。

　　

　　 該條約向外國開放了10個新的沿江貿易港口；允許外國人到中國內地旅行；允許新教和天主教傳教士在全中國自由傳教；將對外進口的關稅限定在百分之二點五；向英法賠償白銀600萬兩。（1兩約合1.3盎司，共約800萬盎司白銀。）並且，自條約生效之日起，允許西方人進口和出售鴉片。

　　

　　 鹹豐皇帝被迫批準天津條約，因為這是讓洋鬼子離開華北從而解北京之危的唯一途徑，盡管一年後他們還會回來以獲取條約的最終批準。這期間，皇帝命令蒙古將軍僧格林沁（是他最重要的軍事將領）重修大沽炮台，準備自衛。

　　

　　 1859年6月，到了交換條約批文的日子，聯軍在弗雷德裏克·卜魯斯的領導下，帶著數千士兵和為數不詳的戰艦，又回來了。

　　

　　 僧格林沁正告外國使者：禁止從大沽進入白河。皇帝本人的希望是，他們應該“暫泊攔江沙外，酌帶適量隨從（由陸路）來京換約。”這並不是故意挑釁。在北塘口另有一個港口恰好通向北方，外國人被邀請從那兒登陸。美國特使華若翰16同意了這個請求，取道陸路往北京換約，他的條約沒任何麻煩就得到了批準。

　　

　　 盡管中國的立場是正當的，但英國代表還是第三次站到了敵對中國的立場上，所依據的事由不過是一個技術錯誤，而且，他們也並沒有得到倫敦的批準。卜魯斯絲毫不理會鹹豐皇帝並非無理的諭示，下令攻打大沽炮台。

　　

　　 麵對這樣的場景，傳教士語言學家丁韙良寫道：“看到文明世界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錯，這真讓我很痛心。”聽到進攻的消息，馬姆斯伯裏勳爵（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在他的日誌中寫道：“來自中國的報告很糟糕，如果是真的，卜魯斯先生應該受到譴責。”

　　

　　 僧格林沁已經讓大沽炮台大有改觀；現在的防禦工事構建得很不錯，這一次封鎖白河，用的是鐵鏈而不是竹子。卜魯斯命令海軍少將何伯爵士17清除封鎖；1859年6月25日退潮的時候，大約有600名士兵和工程師被派去清除障礙物，他們要穿越一片開闊的泥灘。正當他們在齊腰深泥潭裏奮力移動時，大沽炮台開火了，準確得令人吃驚。在這支登陸部隊中被炸死的超過400人，何伯少將受了重傷。

　　

　　 卜魯斯被這樣的失敗給打懵了，將聯軍撤到了上海。風水輪流轉，這一回中國贏了。北京的滿清政府歡欣鼓舞。成功地打跑了英國人，這使得大沽方麵相信自己能夠重振軍威。不過，這是一次他們很快就會後悔的勝利。

　　

　　 在倫敦，媒體嚷嚷著要複仇。公眾則被商業利益激勵得熱血沸騰，他們瞅準了這是一個天賜良機，可以好好地給中國上一課，這一課定叫他們永誌不忘。英國人相信，他們在白河三角洲泥潭的失敗，是那位狡詐的蒙古將軍不光彩的偷襲的結果，並且，操作那些大沽大炮的，並不是“愚蠢的中國人”，而是熟練的俄國炮兵。額爾金勳爵再一次臨危受命，率領一支新的討伐大軍前往中國，要給年輕的皇帝一點顏色瞧瞧。他們要求鹹豐親自道歉，連同對士兵、水手和船隻的損失作出巨額賠償。法國也再一次派出了格羅。

　　

　　 1860年夏，額爾金第二次遠征中國的討伐大軍出發了。這一回，聯軍並沒有直逼大沽炮台。他們沒遇到抵抗，在北塘海岸3英裏處登陸，從背後襲擊炮台。炮台失守後，聯軍再一次占領了天津城。到1860年8月，英法聯軍到達大運河的源頭——通州，這裏離北京的東城門隻有5英裏。一路上，每走一步滿清都要發表抗議。

　　

　　 此時，鹹豐皇帝和他的家眷並不在紫禁城，而是在西北郊的圓明園，在禦林軍的保護之下。洋人對華北的入侵使得朝廷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派別。比較有勢力的是八大臣和他們的支持者——鐵帽子集團，他們仍然拒絕妥協，不計後果，極力主張有必要撤退到中國內地去。他們在皇帝周圍形成了銅牆鐵壁，把他和其他閣僚隔絕開來，即使是他的家庭成員也難以和他接近。八大臣想讓鹹豐帶著他的後妃們（包括葉赫那拉和她的兒子，他隻有4歲，理所當然的皇位繼承人）離開北京，逃到遠在長城以北110英裏之外的熱河行宮。八大臣當然會陪著他們去熱河，並繼續幫他們拿主意。在那裏，朝廷將是安全的，可以免遭蠻夷的報複，直到衝突得以解決。這樣，也就可以放手讓僧格林沁的部隊集中精力去消滅北京城周圍的洋鬼子了。

　　

　　 與八大臣作對的，是一群更加務實的滿族王公和漢族大臣，他們認識到：隻有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才能使滿清政權免於災難。長期以來，滿清政府嚴厲禁止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所以，這些現實主義者們總是處於危險的境地。他們隻能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否則就要冒殺頭的危險。他們由皇帝寵信的異母弟恭親王領導，他力勸鹹豐留下，靜觀待變。隻要皇上在場，他的決定就能被立刻執行；假如皇上去了熱河，每一個決定都會被延遲好幾天。

　　

　　 在鹹豐皇帝為是去是留而扯皮的時候，滿清代表和巴夏禮（此時他是額爾金勳爵的代言人）之間的談判緩慢而穩定地進行著。8月18日，巴夏禮發現一支大約由50,000人組成的蒙古軍隊正部署他和北京城之間，嚴陣以待。當他提出抗議的時候，清軍便把他和他的幾個夥計扣押了起來。

　　

　　 這一下，鹹豐皇帝總算拿定主意了，決定去熱河，好為軍事攤牌留下一塊幹淨的場地，他相信自己的軍隊會贏。這使得此前所有與巴夏禮達成的一致化為泡影，額爾金勳爵被激怒了。他命令英國指揮官何伯將軍率兵向北京進發：“中國人的失信讓我們不必再為任何義務而束手束腳了”，並且，“巴夏禮先生和隨行人員的安危是下一步行動中最值得考量的事。”

　　

　　 亞羅戰爭及其荒唐可笑的結果，皆直接起因於巴夏禮和包令關於亞羅號的謊言。明白了這一點，再聽聽額爾金勳爵指責滿清政府的“失信”，就不免感到滑稽了。聯軍炮兵立即開始轟炸蒙古兵的陣地。高大的愛爾蘭軍馬衝向矮小的蒙古馬，把它們撞得人仰馬翻，密集的霰彈攔腰掃射，馬和步兵倒下一片。蒙古人像桌子上的麵包屑一樣，被打掃得幹幹淨淨。

　　

　　 失敗的消息迅速傳遍各地。離京城不遠的圓明園裏，宮廷貴婦們驚慌失措、亂作一團。匆忙收拾了數百輛馬車，裏麵裝滿了後妃及王公大臣的家眷們的金銀細軟。許多珍寶——主要是宮裏的東西——都不得不棄置身後。要花一周以上的時間才能到達相對安全的長城，因此沒有時間去浪費。禦林軍被匆匆忙忙地編成一組，隨同軍需官去給皇帝神聖的戰車清道。禦道上的亂石必須清理幹淨，路麵要灑上明黃色的粉灰。鹹豐皇帝諭令恭親王留守北京、相機行事：“你要設法周旋、拖延時間，和夷首交涉隻需以你的名義就行。”並指派內閣大學士桂良（他是恭親王的老丈人）和軍機大臣文祥18擔任他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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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 
洋鬼子(4)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9月21日拂曉時分，皇帝和他的宮人還在打點行裝時，聯軍已經沿著大運河行進到了八裏橋，法軍發現他們的路給阻斷了，一群蒙古騎兵封鎖了石橋。緊接著就是一場恐怖的戰鬥，有1,000多名蒙古兵被打死。到目前為止的5場戰鬥中，聯軍隻不過損失了20個人。

　　 如果他們繞著北京城往北，朝著圓明園的方向行進，那麽，他們就能切斷皇帝的逃路並將宮裏所有的人一網打盡，但額爾金並不清楚這一點。他下令停止前進，等待從天津傳來的圍攻的炮聲，而那大概需要一星期。北京城的牆有80英尺厚。

　　

　　 1860年9月22日淩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鹹豐皇帝和他的大隊人馬——包括“鐵帽子”怡親王、鄭親王和肅順；皇後和嬪妃；葉赫那拉和她的兒子——坐著轎子和騾車離開了圓明園前往熱河，隊伍足足有5英裏長。禦林軍、馬車隊和三千太監前呼後擁，全都穿著綾羅綢緞，彩旗招展，簾帷飄飄，就好像是要去野餐一樣。

　　

　　 額爾金的部隊在八裏橋停留了差不多兩周的時間，這期間，新任首席談判代表恭親王則盡可能地拖延時間。當攻打北京城的槍聲終於在10月5日響起時，聯軍們聽信了一個錯誤的傳聞，說皇帝還在圓明園。他們商量好了從北京的北麵分路進軍，第二天在圓明園會合，抓住還在那兒的人。英軍因為要擺脫糾纏不休的蒙古騎兵而耽擱了時間，所以法軍搶在了前麵。

　　

　　 第二天（10月7日），額爾金發現法國人已經搶先了一步。“今天早上，我們聽說法軍已經趕在我們的騎兵之前拿下了圓明園。所有大人物都溜掉了。”

　　

　　 圓明園是京城西北部丘陵群山之中的一處園林，位於昆明湖的邊上的一大片林子裏，亭台樓閣，錯落其中。北京城中心的紫禁城，是王朝權力的底座，圓明園則是皇帝的行宮，一年中有6至10個月這裏是朝廷真正的所在地。將近一千年以來，為了逃避北京夏季的風沙和酷熱，皇上們總是來到昆明湖，處理政事，尋歡作樂。在過去的三年裏，這裏也是葉赫納拉的家。在圓明園，紫禁城裏那種嚴肅刻板、令人窒息的日常功課完全被寬鬆悠閑所取代。作為一名年輕的妃子和未來的太後，她有時會溜到禦膳房裏幫著煮五香茶葉蛋，也會花去幾個小時的時間打理她的花園，忙著把食品和鮮花作為禮物送給自己的朋友和寵信的人，樂此不疲。下午可以到湖上泛舟，24個太監搖槳劃動皇家的畫舫，一隊小船尾隨其後，帶著甜食、水煙和烹茶的爐子。

　　

　　 園子裏的第一座宮殿始建於12世紀，其他的亭榭、花園、魚池都是後來元、明兩朝陸陸續續添加的，亭台樓閣掩映在山間密林之中，蜿蜒的小路曲徑通幽。到了18世紀，乾隆皇帝耗費巨資對這個迷宮樣的宮殿群進行了擴建，數以百計的亭榭樓台遍布在數千畝的土地上。在乾隆的旨意下，這裏被全國各地的珍寶、藝術品填得滿滿的。到了乾隆執政的末期，圓明園無論其規模之宏大還是陳設之奢華，都足以讓世界上其他的皇家宮邸相形見絀。它不像凡爾賽宮那樣的彰顯天下，圓明園一直是個神秘的地方，直到1860年，英法聯軍有幸到此一遊，眼前的一切讓他們大吃一驚。

　　

　　 10月6日的黃昏時分，法國人到達圓明園，並立即進駐（“進攻”這個詞太嚴重了）這座被人遺棄的莊園，裏麵隻有一小夥留守的太監。幹淨利落地解決掉這幾個太監之後，法國人突破了最外麵的宮門，黑暗中，先遣隊占領了第一個庭院，對於接下來到底該做什麽，一時間毫無主意，宮殿裏靜悄悄的，顯然已經人去樓空。他們從裏麵鎖上門，保持警戒，就這樣提心吊膽地過了一夜。

　　

　　 7日淩晨，法國人被眼前的景象驚得目瞪口呆。就在這時，英國騎兵疾馳而來，和法國人一樣，他們也被這非凡的場景驚呆了。圓明園的富麗堂皇難以描繪。哈裏森伯爵，法軍指揮官的秘書，他陪著將軍和上校們暢遊了一番圓明園後，這樣描繪皇帝的行宮：

　　

　　 牆壁，天花板，梳妝台，椅子，腳凳都是金的，鑲滿了寶石。一排排的小金神像雕刻得栩栩如生，技藝精湛，他們的藝術價值遠遠超過了它們本身的價值。挨著大殿的一間屋子裏，滿是天子的日常用品……他的茶具，他的杯子，他的煙槍（煙盞是金銀做的，長長的煙杆上鑲嵌著珊瑚、翡翠、紅藍寶石），還有五顏六色的絲穗子，他慶典時戴的皇冠上那成排成排的像堅果那麽大的珍珠……不知不覺地，我們全都壓低了聲音說話，踮起腳尖走路，看著麵前如此巨額的財富，為了擁有它，多少人為之爭鬥甚至送命，它們的主人卻為了逃命而將它們棄置不顧，就像一個平頭百姓關上自家的大門出去避難一樣稀鬆平常……這一切，對他來說太自然、太熟悉、太平凡了，以至於根本不願意為保全這些財寶而哪怕是稍稍費些心機。

　　

　　 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大廳有40英尺高，30英尺寬，120英尺深，排滿了極其珍貴的手稿和抄本。

　　

　　 法國指揮官，庫辛·德·蒙托邦將軍下令不許進入宮殿。然而，誘惑實在是太大了，他的士兵們衝了進去。

　　

　　 “士兵們把頭埋在皇後的紅漆櫃子裏，”哈裏森說，“還有人將半個身子埋在繡花織物和絲綢堆裏，有人一直不停往自己的口袋、襯衫和軍帽裏塞紅藍寶石、珍珠和水晶片。”抽屜被刺刀撬開，吐出了成堆成堆的珠寶和名貴寶石。士兵們撿起琺琅鼻煙盒、瓷瓶、鮮豔亮麗的景泰藍、玉雕、紅木桌、精致的青銅器、雕花漆器、珠寶八音盒，還有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機械玩具和鍾表，他們開始了一場刺耳的交響樂。不能被搬走的東西，則被打碎、捅破或用開槍打爛。一名法國軍官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自從羅馬遭野蠻人洗劫以來，像今天這樣的場景前所未見。”

　　

　　 英國騎兵也加入了進來。他們被眼前如此多的黃金給弄得暈暈乎乎，一個軍官在自己的日記裏寫道：“我們不相信那些是真的，因此扔掉了其中的一大部分，真是很糟糕。”

　　

　　 英國主力的先頭部隊10月7日晚一些時候到達，圓明園已是一片狼籍。趕在所有東西被洗劫一空之前，英格蘭人、愛爾蘭人、威爾士人，還有蘇格蘭人，以最快的速度打掃戰場，打撈還剩下的任何東西，一些人甚至穿著女人的絲綢長袍。

　　

　　 下午5點，額爾金勳爵趕到。“天哪！”他長歎一聲。“如此荒涼的景象……我看到的房間中，沒有哪一間還能剩一半東西，它們不是被拿走了，就是被砸爛了。洗劫這樣一個地方已經夠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浪費和破壞，戰爭是令人憎惡的事情。一個人看到的戰爭越多，就越憎惡戰爭。”他其實應該再補上一句：尤其是那些以錯誤的理由而發動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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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葉赫那拉氏 
洋鬼子(5)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譯注】

　　 1巴麥尊勳爵，即亨利·約翰·坦普爾·帕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出身於愛爾蘭貴族，畢業於劍橋大學，1807年踏上政治舞台，任英國海軍部部務委員。1809-1828年任英國軍務大臣，其後擔任內政大臣。曾兩度任英國外交大臣（1830-1841、1849-1852），又兩次組閣（1855-1858、1859-1865），連續擔任英國首相近十年。1830-1865年間，他幾乎一手包辦英國的對外政策，是兩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對華侵略政策的主要製訂者。

　　

　　 2義律，即查爾斯·埃裏奧特（Charles Elliot 1801-1875），出身於英國貴族。1815年入海軍，在印度和牙買加服役多年。1822年升少佐。1830-1834年在英國殖民地圭亞那充高級官員管理奴隸。1834年7月他以大佐軍銜隨英國政府派駐廣州第一任商務監督律勞卑來華，任秘書。第二年任第三商務監督，同年升第二商務監督，1836年升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督。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因主張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為巴麥尊所信任。

　　

　　 3顛地，即蘭斯洛特·丹特(Lancelot Dent，生卒年不詳)，英國人。他在廣州與查頓相齊名，也是當時最著名的鴉片走私販子。他開設的寶順洋行，僅次查頓、馬地臣開設的怡和洋行。

　　

　　 4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國政治家，曾作為自由黨人四次出任英國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

　　

　　 5肅順（1816-1861）， 滿州鑲藍旗人，愛新覺羅氏，鄭親王烏爾恭阿第六子。字雨亭，一字豫庭，或作裕亭。鄭親王端華之弟。曆官至戶部尚書、禦前大臣。鹹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侵入北京時，隨鹹豐帝逃往熱河，次年遂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鹹豐帝死，受命為讚襄政務王大臣。未幾，慈禧太後與恭親王奕?合謀發動“祺祥政變”，被殺。

　　

　　 6包令爵士，即約翰·鮑林（John Bowring, 1792-1872），又譯寶寧、寶靈、保陵。英國人。1842年任《威斯敏斯特評論》編輯。曾任英駐比利時等國商務使節，兩次當選英國下議院議員。1849 年任英駐廣州總領事、駐華商務總監。1854年4月任香港第四任總督兼駐華公使。1855年曾派遣英軍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1856年借口“亞羅號事件”、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1859 年辭職回國。受封爵士。著有《邊沁生平及其著作》等。巴夏禮，即哈裏·史密斯·帕克斯（Harry Smith Parkes 1825-1885），英格蘭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喪父，由其叔父撫養成人。1841年來華謀生，並在澳門學習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國駐華公使濮鼎查的隨員，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56年代理廣州領事，因入城問題與廣東居民起正麵衝突。“亞羅號事件”發生後，極力擴大事態，力主對中國出兵。1858年後，巴夏禮跟隨英軍北上，任專使額爾金的中文秘書。1883後出任英國駐華公使。

　　

　　 7西馬縻各厘爵士，即邁克爾·西摩（Michael Seymour 1802-1887），英國皇家海軍上將，1856年作為英國海軍艦隊司令，參加第二次鴉片戰爭。

　　

　　 8額爾金勳爵（Lord Elgin），即詹姆斯·卜魯斯·額爾金（James Bruce Elgin，1811-1863），出身蘇格蘭貴族，英國外交官。1857年任英國全權代表，奉命統軍來華，擴大侵略戰爭，1858年與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1860年侵入北京，下令燒毀圓明園，並簽訂《北京條約》。

　　

　　 9葛羅男爵，即讓·巴普蒂斯特·路易·葛羅（Jean 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或譯作葛曆勞士，法國外交官。曾在法駐葡萄牙、西班牙、埃及等國使館供職。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兩度被任命為法國侵華軍全權代表。1858年（鹹豐八年），英法聯軍占領大沽後，葛羅以特使的身分來華，強迫清廷簽訂《中法天津條約》。1860年再度來華，簽訂《中法北京條約》。事後，又主動表示要幫忙鎮壓太平天國叛亂，聲稱“所有該國停泊各港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被清廷婉言謝絕。1862年（同治元年）調任駐英大使，次年退職。

　　

　　 10印度兵變，指1857-1858年間印度士兵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而爆發的塞波伊起義。

　　

　　 11普提雅廷伯爵，即瓦西列維奇·普提雅廷（Vasilevich Putiatin 1803-1884），俄國海軍上將，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俄國全權代表，1859年12月被任命為俄國駐華公使。

　　

　　 12耆英(1790-1858)，字介春，愛新覺羅氏，滿洲正藍旗人，宗室貴族。以蔭生授宗人府主事，遷理事官，累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護軍統領。自道光二年至十八年(1822-1838)曆任理藩院侍郎、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禮部、工部、戶部尚書和熱河都統等要職。鹹豐八年(1858) 參與天津和談，稍後以“欺謾”罪被鹹豐皇帝勒令自盡。

　　

　　 13弗雷德裏克·卜魯斯（Frederick Bruce 1814-1867），英國外交官，1863年以後接替額爾金勳爵出任英國駐華公使。1865年後任駐美大使，直至去世。

　　

　　 14李泰國，即霍雷肖·納爾遜·萊（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第一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是赫德的前任。

　　

　　 15參見《欽差大學士桂良等奏英法條款要求太奢條約未能議妥折》，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三冊4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版。

　　

　　 16華若翰，即約翰·埃裏奧特·沃德（John Elliot Ward 1814-1902），1859年夏任美國駐華公使。

　　

　　 17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 1808-1881），英國侵華艦隊司令。

　　

　　 18 桂良（1785-1862），字燕山，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閩浙總督玉德子。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中方的主要談判代表。文祥（1818-1876），字博川，瓜爾佳氏，滿州正紅旗人。1845年進士，1858年職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1860年隨奕?在北京與英法議和，次年參與祺祥政變。力主實行洋務新政，為洋務派首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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