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保全中國非賴皇帝不可 梁啟超

1899年   清光緒二十五年；日本明治三十二年；越南成泰十一年
俄羅斯租借旅順口。
日本電氣株式會社成立。
甲骨文被發現。
1月1日——西班牙對古巴的統治結束。
1月21日——歐寶公司開始生產汽車。
7月20日——康有為創立保皇會。
7月29日——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在荷蘭海牙簽定。
10月12日——布爾戰爭爆發。

布爾戰爭，是英國與南非布爾人建立的共和國之間的戰爭。曆史上一共有兩次布爾戰爭，第一次布爾戰爭發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爾戰爭發生在1899年至1902年。

甲骨文是中國的一種古代文字，被認為是現代漢字的早期形式，有時候也被認為是漢字的書體之一，也是現存中國最古的一種成熟文字。商朝人用龜甲、獸骨占卜後把占卜時間、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邊，有的還把過若幹日後的吉凶應驗也刻上去。

保皇會，是康有為等人在中國清朝末年創建政治團體，以鼓吹君主立憲製為主要綱領。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國外。光緒25年六月十三（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設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保皇會計劃在北美、東南亞、香港、日本等地設立分會，機關報為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保皇會初期目的是營救光緒帝，鬥爭對象是慈禧、榮祿、剛毅等守舊派為宗旨。1900年，義和團興起引致庚子戰爭爆發後，八國聯軍進軍北京，保皇會遂計劃以此為契機，爭取各國支持以營救光緒帝，並與國內的唐才常聯係，擬在武漢發動自立軍起義。由於保皇會的經費未能及時到位，自立軍起義被迫推遲，並於8月21日被破獲，唐才常死難。此後，由於清政府對於立憲的態度逐漸軟化，保皇會開始在國內與岑春煊等人互相呼應，推進合法的立憲運動。其鬥爭對象也逐漸轉向針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1906年清政府宣布實行預備立憲，康有為遂宣告保皇會任務完成。1907年，保皇會改組為帝國憲政會。

唐才常（1867年—1900年），生於清同治六年(1867年），與譚嗣同同鄉，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與熊希齡、譚嗣同、蔣德鈞、陳三立等創湖南時務學堂。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與譚嗣同等發起創立南學會，擔任議事會友。八月應譚嗣同電召赴京，行至漢口，聞政變發生，嗣同等就義。遂南返，旋往上海，曆遊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回到上海，主編《亞東時報》。秋，再赴香港、南洋、日本，與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接觸，圖謀武裝勤王。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事起，唐在上海與沈藎、畢永年等組織“正氣會”，對外托名“東文譯社”，後改名為“自立會”，自任總司令；七月一日，在上海張園邀集維新人物，召開“中國國會”（又名中國議會），由葉浩吾主席，宣布：“不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保全中國自主”等事項；並由容閎以英文起草對外宣言，謂“決定不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會中推舉容閎、嚴複為正副會長，才常任總幹事，參加者八十餘人，孫寶瑄、汪康年、章太炎、畢永年等與焉。會後決定自立軍分七路大舉，定七月十五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因保皇會匯款不至，擬延於二十九日發難。自立軍前軍統領秦力山在安徽淮南大通，未得情報，仍按期起事，迅遭失敗。
清政府聞風聲，沿長江戒嚴。湖廣總督張之洞對於唐才常的活動早有所聞。唐肄業於兩湖書院，算是他的門生。後有理發師向都司告密，張之洞派兵搜索。七月二十七日晚，漢口總機關被破獲。

岑春煊（1861年—1933年），清末民初中國政治家。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雲貴總督。少年時放蕩不羈，與瑞澄、勞子喬並稱“京城三惡少”。光緒五年，捐官主事，十一年中舉人，任候任郎中。父死後，蔭賞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光緒二十四年，岑春煊對策稱旨，被光緒親自破格提升為正兩品的廣東布政使，但岑曆官不及三月，便與兩廣總督譚鍾麟發生矛盾，改任甘肅按察使。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與光緒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獲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陝西巡撫，後調任山西巡撫，期間與李提摩太等人籌建山西大學堂。光緒二十八年，調任廣東，未及上任，四川總督奎俊因鎮壓四川義和團不力而去職，岑春煊遂赴川署理總督。在任期間，他嚴肅吏製，建立警察製度，一舉彈劾四十餘名官員，人送綽號“官屠”，與“士屠”張之洞、“人屠”袁世凱並稱“清末三屠”。

光緒二十九年，岑調任兩廣總督，1904年，他上書請求立憲，1905年，又同袁世凱、張之洞等人上疏請求廢止科舉。1906年，他又支持張謇等人在上海組織預備立憲公會，並派幕僚鄭孝胥出任會長，一時儼然成為立憲運動的領袖。

岑因有慈禧支持，在各地為官期間不懼權貴，彈劾並處罰了一大批買官而來的官員，尤其是逼令荷蘭引渡裴景福和查辦廣州海關書辦、駐比利時公使周榮曜兩案尤其引人注目，但也因此開罪了這些官員的後台慶親王奕劻，自此岑便聯合軍機大臣瞿鴻禨與慶親王及其黨袁世凱展開黨爭。

光緒三十二年，奕劻以雲南片馬民亂需要處理為由，將岑調任雲貴總督，驅離權力中樞。岑遂稱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觀望政局。不久，袁世凱在朝政傾軋中失利，自請開去本職以外一應兼差。岑認為時機已到，不再稱病，於光緒三十三年5月3日(農曆三月廿一)，突然從漢口上京晉見慈禧，獲授郵傳部尚書，得以留京。一時岑、瞿聲勢大盛，隱然有獨攬朝政之意。

但旋即奕劻即陷害岑，密使人偽造岑與梁啟超等人的合影，稱其意圖為戊戌變法翻案。形勢自此一轉即下，岑於四月二次被放為兩廣總督。途經上海時，岑重施故伎，稱病不就職，不料慈禧旋即下旨，將其開缺。至此，黨爭以奕劻、袁世凱完全勝利告終。

論保全中國非賴皇帝不可
1899年3月22日

作者：梁啟超

 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也，不知國危則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臥，故於時無所謂保全之說。自甲午以後，情見勢絀，東三省之鐵路繼之，廣西之士司繼之，膠州灣繼之，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繼之，各省鐵路、礦務繼之，工江左右不讓與他國，山東、雲貴、兩廣、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紛紛繼之，於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國之議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間，憂國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議論其事而講求其法者，雜遝然矣；然末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號，東西馳步，而莫知所湊泊。當時，四萬萬人未有知皇上之聖者也。自戊戍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國之事，始有所著，海內喁喁，想望維新矣。僅及三月，大變遽起，聖君被幽，新政悉廢，於是保全之望幾絕。識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鄰，耽目而視，僉曰：是固不可複保全矣。哀時客曰，籲！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哀時客曰，吾聞之議論家之言，為今日之中國謀保全者，蓋有三說：

    甲說曰，望西後、榮祿、剛毅等他日或能變法，則中國可保全也。

    乙說曰，望各省督撫有能變法之人，或此輩入政府，則中國可保全也。

    丙說曰，望民間有革命之軍起，效美、法之國體以獨立，則中國可保全也。

    然而吾謂為此談者，皆暗於中國之內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說之意，謂西後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免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樹之不能生花，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強，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後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嚐一毫以國事為念哉？語以國之將危亡，彼則曰，此危言聳聽也，此莠言亂政也。雖外受外侮，內生內亂，而彼等曾不以為守舊之所致，反歸咎於維新之人，謂其長敵人之誌氣，散內國之民心。聞友邦忠告之言，則疑為新黨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雖土地盡割，宗襯立隕，豈複有變計之時哉？故欲以變法自強望之於今政府，譬猶望法之路易十四以興民權，望日本幕府諸臣以成維新也。且彼方倚強俄以自固，得為小朝廷以終其身，於願已足，遑顧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則為甲說者，殆非本心之論，否則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說之意，謂政府諸臣雖不足道，而各省督撫中如某某、某某者，號稱通時務，素主變法，他日保全之機，或賴於此。

    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數十年，其所辦之事，豈嚐有一成效？彼其於各國政體，毫無所知，於富強本原，膛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習氣，而又不欲失新黨之聲譽，於是摭拾皮毛，補苴罅漏，而自號於眾曰，吾通西學。夫變法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隻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舊黨之聲譽，豈肯任之？夫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謂其不愛國也，然愛國之心究不如其愛名之心，愛名之心又不如其愛爵之心，故苟其事於國與名與爵俱利者，則某某必為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國事者，眾謗所歸，眾怨所集，名爵俱損，智者不為也。馮道大聖，胡廣中庸，明哲之才，間世一出，太平潤色，正賴此輩。惜哉，生非其時，遭此危局，欲望其補救，寧束手待亡耳。此外餘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國民之有識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說之意，以為政府腐敗，不複可救，惟當從民間倡自主獨立之說，更造新國，庶幾有瘳。辨之曰：此殷憂憤激者之言，此事雖屢行於歐美，而不切於我中國今日之事勢也。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義，然當孩提之時，則不能不借父母之保護。

    今中國尚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時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於中國，徒取亂耳。民皆蚩蚩，伏莽遍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戶竊號，莫能統一，徒魚肉吾民；

    而外國借戡亂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滅裂之也。

    故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為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聖德之記，具詳別篇）。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易）曰：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誌，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強敵之謀。勿謂一簣小，積之將成丘陵；勿謂涓滴微，合之將成江海。人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國將賴之，四萬萬同胞將賴之。

　1898年9月11日（變法第93天），徐致靖上《密保統兵大員折》，請光緒皇帝提拔袁世凱。根據康有為的日記，這個折子是康有為寫的。光緒皇帝當即答複：召袁世凱來京陛見。
　　這天還有2件大事發生，都是足以改變未來變法走向的驚天之事。
  
　　我們還是從光緒皇帝號召天下官民踴躍上書言事，也不準各級官員阻撓上書。為此，在戊戌變法期間，官民上書達數千件。其中內容及作用我們稍後再說。在1898年9月11日（變法第93天），湖南舉人曾廉的上書，卻尤為引人注意。
　　曾廉的上書既不是談如何改革，也不是自薦要當官，而是要彈劾人，彈劾康有為。
　　彈劾康有為還不算狠，最要命的是，曾廉在上書中揭發康有為等在湖南辦理時務學堂時，有反清言論，奏請光緒皇帝掉康有為。
　　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原來，在去年（1897年），康有為等到處宣傳變革，開辦保國會、強學會等，其中，梁啟超、譚嗣同等在湖南開辦的時務學堂是其中的一個。
　　梁啟超是湖南時務學堂的總教習。他在批改學生們的作業時，有這樣的五條批語。
　　一是評價《揚州十日記》的。（譯文）：屠城屠邑，都是獨夫民賊的做法。你們讀一下《揚州十日記》，那真是令人發齒。
　　二是評價清朝的賦稅：凡是要百姓賦稅的國家，隻要它為百姓做事，人民即使多交一些也不會怨恨，這是今天西方的情景。如果賦稅很輕，但不為百姓辦事，人民也會怨恨。
　　還有三條是評價議會製度的：議院雖然創建於西方，其實，翻翻我們的古籍，隨處可見創建民主議院的意思。可惜，我們的君主統治時間太長了，沒人敢說建立民主製度啊！何謂君，何謂臣？就像開個鋪子，君是鋪子的總管，臣就是鋪子的掌櫃。都是為人民辦事的人，有什麽不可以推翻的呢？今天，我們要變法，一定要從天子降尊開始，不先把跪拜之禮廢除，還保留這種虛禮，我們中國人一動，外國人就要笑話了。
　　
　　如果我們不知道這是梁啟超所述，還以為是洪秀全、孫中山等人的思想。
　　這些東西，在當時看來，都是攻擊朝廷攻擊皇帝的大罪，罪不容誅。康有為等就不要想什麽做官了，想想怎麽保住小命吧。
　　
　　曾廉上書很長，有近八千字。它的附件，就是梁啟超的批語。這應當是戊戌變法期間攻擊康有為等最有力的上奏了。
　　
　　康有為等很幸運，按照皇帝才改革的體製，這個上書是先到了軍機四卿手裏。
　　我們現在有理由相信，康有為梁啟超在第一時間知道了曾廉的上書。因為軍機四卿中這天值班的是譚嗣同和劉光第，第一個看到這個上書的是譚嗣同。
　　譚嗣同大膽銷毀了曾廉上書的附件，同時請劉光第和自己一起上書，保康有為。
　　按照軍機四卿的職責，他們應該在各種上奏到皇帝麵前的奏章寫上批語。在曾廉的上書後麵，譚嗣同寫的批語是：臣譚嗣同如果有一百張嘴，願意用一百張嘴保證：康有為和梁啟超是忠誠的。如果曾廉的奏折屬實，臣譚嗣同懇請皇上先殺了我。
　　劉光第的批語是：如果屬實，臣劉光第也情皇上殺了我。
　　譚嗣同看到劉光第的批語，非常吃驚，因為劉光第並不是康有為等的核心成員，他們僅僅是剛剛認識不久。
　　劉光第說：“我也應該救這些改革的誌士，何況還有你的指示呢？”
　　譚嗣同的膽子更大了，他又寫了個奏折，以“曾廉誹謗新政”，懇請皇帝殺曾廉。
　　
　　光緒皇帝當天看到了曾廉的上書和譚嗣同劉光第二人的批語。因為譚嗣同銷毀了附件，所以他當然認為這是曾廉有意汙蔑康有為。但光緒皇帝也認為譚嗣同請求殺曾廉太過分了，沒有應允。
　　
　　光緒皇帝的仁慈，替曾廉保住了小命。
　　
 

  
　　也在1898年9月11日（變法第93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達天津。
 

  
　　伊藤博文此次來中國，並非他宣稱的所謂“遊曆”，而是另有隱情。
　　伊藤博文在自己寫的日記中說，在前往中國之前，他特意到明治天皇處密談3個多小時。雖然具體談什麽，我們無從得知。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伊藤博文身上必然背負著重大的使命。
　　這重大的使命是什麽？
　　我們過幾日便知。
  
　　1898年9月12日（變法第94天），光緒皇帝命刊刻所有新政改革諭旨，布告天下，使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
　　
　　也在這一天，譚嗣同的一個好朋友－－畢永年來到北京。這將是康有為等在變法期間出現的最晚的一個人物。
　　譚嗣同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官居湖北巡撫），年輕時好結交江湖豪俠，畢永年、唐才常、還有民間傳說猶多的大刀王五等，都是他的好朋友。唐才常本來在戊戌變法期間也要來北京的，隻是尚未到達，政變已經爆發。所以唐才常在戊戌變法中並未表現。但他在2年後的八國聯軍侵華時期，將有精彩華章。
　　大刀王五就我目前收集的史料來看，在戊戌變法中參與事情並不多，但他在2年後的八國聯軍侵華時期，也將有精彩華章。
　　這裏先說畢永年。
 
　　畢永年和唐才常是湖南人。畢永年是聽說好友譚嗣同在京得誌了才到北京來投奔好友的。在後麵的幾天，他參與了戊戌變法最重要的一環－－密謀刺殺慈禧太後。但是，在1985年之前有關戊戌變法的著作中，並沒有畢永年的出現。
　　原來畢永年自戊戌變法失敗後，倉皇逃離中國，把他在戊戌變法期間的日記留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後來該日記又被作為日本外務省檔案帶到日本存檔。而畢永年本人，後來成為革命黨，但目睹革命黨內訌不已，便憤然削發，到普陀山當和尚去了。自此，畢永年便淹沒於曆史長河中。
　　知道曆史學家湯誌鈞先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去日本查檔案，才把畢永年的日記找到，從此，畢永年其人才大白於天下。
　　1898年9月12日（變法第94天），畢永年來京，住在廣升店。
　　在第二天（1898年9月13日），畢永年見了康有為，從此搬到康有為的住處南海館。
 

　　1898年9月13日（變法第95天），光緒皇帝擬開懋勤殿，設外國顧問官，慈禧太後不允。
　　現在相信大家都知道伊藤博文的目的了吧.
　　按照康有為等的計劃，伊藤博文就是外國顧問官。當然，還有別人，包括前幾天應康有為邀請來京的英國人李提摩太。
　　伊藤博文在日本明治維新中出力甚多，又擔任多年日本首相。自甲午戰敗，其知名度在國內日益高漲。從現有的資料看，康有為等與伊藤博文在以前並沒有見過麵，也沒有什麽交情。但是，康有為等的改革樣本就是東邊的日本。他們想，伊藤博文在日本的經驗一定能給中國的改革帶來很多好處。
　　於是，當時京津的報紙都或深或淺地報道了伊藤博文就要當清朝新政的總顧問了。
　　但伊藤博文是否能夠如同康有為等希望的那樣，“不遠萬裏來到中國”，“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幫中國人民搞改革？
　　康有為等是如何打算和伊藤博文共同擔任改革大任的呢？從現在的資料看，當時康有為等的意思是－－“合邦”，就是中國和日本合成一個國家，這樣，我們就不被外國西洋所欺負了。
　　我們今天看，康有為啊康有為，你們是何等糊塗，居然妄想和日本侵略者合作，提前進行“大東亞共榮”。當然，康有為和伊藤博文的聯合，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看到，戊戌變法就結束了。
 

　　1898年9月14日（變法第96天），這一天，有2個人進京。一個是伊藤博文，還有一個就是9月11日接到皇帝召見命令進京的袁世凱。
　　袁世凱進京後住在法華寺。
 

  
　　光緒皇帝見到袁世凱，詢問了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的情況，特賞袁世凱二品候補侍郎。袁世凱本來是三品。獲此獎賞，大喜過望。
　　按照袁世凱日記的記載，在這天，他至少還拜見了慶親王和李鴻章。
　　
 

  
　　按照畢永年的日記，康有為和他在這天，還商量了一個驚天陰謀－－刺殺慈禧太後。
　　曾廉的上書，讓康有為膽戰心驚，雖然由於譚嗣同的大膽，暫時搪塞了過去，但這終究是自己捏在別人手中的把柄。一旦曾廉或者別人把曾廉的資料遞到慈禧太後那裏，他們這幫人就什麽也沒有了。
　　於是，康有為找住在一起的畢永年，商量利用袁世凱殺掉慈禧的事情。
　　
　　康有為說：“你知道現在的情形有多麽嚴峻嗎？太後想在（農曆）九月天津閱兵時殺掉皇上，這該如何對付呢？唐朝張柬之有廢武後之舉，我很想效仿他。不過，皇上手無寸兵，很難辦成大事。我已經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想讓他成為幹掉慈禧太後的刀斧手。”
　　畢永年說：“袁世凱是李鴻章之黨，李鴻章是太後之黨，恐怕不可用吧。而且袁世凱也不是可以和我們一起密謀此事的適宜人選啊，聽說他在高麗的時候，自請撤回，是個極沒有膽量的人。”
　　康有為說：“我六月派徐仁祿（徐致靖之子）到天津見袁世凱，使反間之計，現在他已經特別恨太後和榮祿了。而且，我已奏請皇上，賞賜袁世凱。袁世凱一定會對我們生感激之心。至於你嘛，我還有要重用你的事情呢！”
 

  
　　1898年9月15日（變法第97天），皇帝因昨日去頤和園向慈禧太後請安，太後態度冷淡，光緒皇帝感覺大事不好，便寫了到密詔，交給楊銳，讓楊銳找其他幾位軍機章京商議對策。
　　密詔的內容是：“近來朕7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不欲將此輩昏庸大臣罷黜。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皆有此輩所誤。然朕一旦痛卻降旨，革除此輩，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爾速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誌籌商，密繕封奏。特諭。”
　　光緒皇帝知道慈禧的秉性，感覺到自己的地位飄搖，於是發下此詔，希望軍機四卿能夠幫他。
　　楊銳這天沒有把密詔給譚嗣同等看，而是自己寫了回複。這封密詔也就是光緒皇帝政變前的第一道密詔。
 

  
　　這天，畢永年找到譚嗣同，談到昨天（9月14日）康有為所說的利用袁世凱幹掉慈禧的事。
　　譚嗣同對畢永年說：“這件事情根本不可行，而康先生一定要這麽幹，而且要皇上麵諭，我能怎麽辦呢？我是決定了，你能在此助我，非常好。但我不知道康先生打算如何使用老兄你啊？”
　　
　　當天晚8時，忽然聽到上諭說，袁世凱以侍郎候補。康有為正和梁啟超吃晚飯，聽到這個消息，說天子聖明。
　　康有為隨即讓畢永年到內室，商議以後如何行動。
　　畢永年說：“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但當定計而後行。不過，我始終認為袁世凱不可用。”
　　康有為說：“袁世凱肯定是可以用的，我已經得到他答應給我們幹活的證據了。”
　　於是康有為拿出袁世凱給他的信，信中竭力感謝康有為對袁世凱的舉薦，並說：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康有為說：“你看，袁世凱說'赴湯蹈火，亦所不辭',難道還不可以使用嗎？”
　　畢永年說：“好，袁世凱就算可用。可康先生您打算讓我幹什麽？”
　　康有為說：“我打算把100人交給你率領，怎麽樣？等袁世凱統兵頤和園時，你就率領這100人，奉詔前往，把慈禧太後抓起來，然後廢掉，就可以了。”
　　畢永年說：“不過，我要在那一天去見袁世凱呢？”
　　康有為說：“這個我們再商量。”
　　這時，康廣仁、梁啟超進來了，一起入座。
　　梁啟超對畢永年說：“這件事，你就不要再懷疑了，隻要你努力擔當此任就行了。不過，你敢幹這件事情末？”
　　畢永年說：“這有什麽不敢？可我得深思熟慮後再決定。而且我沒有見到袁世凱，還不知道他肯不肯幹呢？”
　　梁啟超說：“袁世凱肯定幹。你說你幹不幹吧？”
　　畢永年說：“這件事我不敢一個人扛著，我們為什麽不急催唐才常到北京來，和我們一起策劃這件事情呢？”
　　康有為梁啟超一聽，都很高興，說：“那更好。但我們的意思，是想在這幾天就發動這件事，如果等唐才常，就要耽誤好多天。這可如何是好？”
　　於是，康有為、梁啟超、康廣仁、畢永年一起到譚嗣同的屋內商量。譚嗣同說：“稍緩幾天不要緊，如果催得唐才常來，事情就全妥了。”
　　梁啟超大加讚歎，說：“畢永年沉毅，唐才常深鷙，可以說是當世得兩大英雄啊。”
　　康有為於是拍板說：“計謀就這樣定了。你們速去調兵遣將。”
　　於是畢永年等一起擬定了兩份電報，催促唐才常立刻到北京。
 

　　　　1898年9月14日（變法第96天），這一天，有2個人進京。一個是伊藤博文，還有一個就是9月11日接到皇帝召見命令進京的袁世凱。
　　　　袁世凱進京後住在法華寺。
　　
　　

 
　　1898年9月16日（變法第98天），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命袁世凱開缺以侍郎候補，官職正二品。專辦練兵事務。
　　按照慈禧太後在1898年6月15日，變法第5天的諭旨，新任二品以上官員需要到頤和園謝恩。袁世凱這天還去了頤和園。慈禧太後詢問了皇帝召見袁世凱的情形。
　　同日，伊藤博文在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見中國外交官員。
　　主持會見的中方代表是慶親王奕劻。慶親王奕劻是慈禧太後的親信，在以後還當了領軍機大臣（首席軍機大臣）。
　　伊藤博文和慶親王的談話，其中多是禮節性的交談。我們稍後再提。
　　
 

 　1898年9月17日（變法第99天），光緒皇帝再次接見袁世凱，命袁世凱與榮祿以後各辦其事。
　　這天楊銳把前日（9月15日）光緒皇帝的密詔寫了回複意見，交給皇帝。
　　楊銳的意見是：一、皇上遇事要順從皇太後，不要固執己見；二、變法應該有輕重緩急；三、提拔新大臣，撤職舊大臣，不宜太急太多。
　　光緒皇帝收到楊銳的回複，立即召見楊銳。並且之後發了道諭旨－－命康有為立刻離開北京，到上海督辦官報（《時務報》）。
　　由此可見，光緒皇帝和楊銳商議的結果是：為了緩解當前的局勢，康有為再呆在北京是不行了。現在可行的是令康有為迅速離開北京這個是非之所。這樣，所有守舊官員的“靶子”就不在北京了，那麽守舊官員的攻擊就不會這麽激烈，這樣就有利於平息時局。
　　當天當班的是楊銳和林旭（軍機章京4人分兩班當值，譚嗣同劉光第一班，楊銳林旭一班），光緒皇帝命林旭把這個上諭交給康有為。這救就是戊戌政變前光緒皇帝的第二道密詔。
　　
　　但我們現在根據康有為的日記記載，這天，康有為在好朋友禦史宋伯魯家宴飲，席間康有為興致上來了，還唱了幾曲昆曲。顯然，這天，林旭沒有把光緒皇帝下給康有為的密詔交給康有為。
　　
　　我們再看畢永年的日記，這天，畢永年考慮昨天（9月16日）幾人商議的刺殺慈禧的計劃欠妥。就去找康有為商量。康有為沒找到（康有為去宋伯魯家喝酒去了），畢永年隻找到了康廣仁。
　　康廣仁聽了畢永年的意見，大怒，說：“你們這些人，都是書生氣。平時高談闊論，到了幹實事的時候，又拖泥帶水，退避不前。”
　　畢永年說：“康先生命我率100人去抓慈禧太後，這件事切不可冒昧。您想，我是南方人，您讓我到北方的軍隊去，率領那些我不認識的士兵，不過幾天工夫，我如何能讓他們變成我的心腹，讓他們為我赴湯蹈火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呢？就是孫子吳起重生也辦不到啊！”
　　康有為聽了，很不高興。
　　當天晚上，從宮中傳出消息：催促康有為火速出京。
　　畢永年找到康有為，說：“完啦，事情一定要敗露啊，不知道袁世凱那裏有什麽消息？”
　　康有為說：“袁世凱那裏有個幕僚叫徐世昌，和我是好朋友。我將命令譚嗣同、梁啟超、徐仁祿三人，到袁世凱那裏去一趟，挑明了和他攤牌，成敗在此一舉。”
　　
　　
 

  
　　1898年9月18日（變法第100天），這將是戊戌變法中最熱鬧的一天。
 

　  
　　我們先看康黨的活動。
　　楊銳這天把9月15日皇帝寫給自己及軍機四卿的密詔用紙墨謄寫一遍，原來的朱諭（皇帝的原詔是寫在布上的，紅筆寫成）交給自己的兒子楊慶昶秘密保存。紙墨謄寫的密詔，楊銳交給了康有為。這就是以後康有為滿世界宣傳勤王的密詔的原型。至於康有為宣稱的密詔，和光緒皇帝的密詔有什麽區別，我們稍後再論及。
　　後來，楊銳之子楊慶昶在1908年把這個朱諭交還給朝廷。
　　也在這天，林旭把昨日（9月17日）皇帝命康有為離京的密詔交給康有為。
　　康有為收到2份密詔，決定組織康黨人物討論對策。
　　參加這次絕密會議的有：康有為、康廣仁、梁啟超、譚嗣同、林旭。這其中，一個是康有為的親弟弟，三個是康有為的弟子，可以說，參加者都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跟隨康有為的康黨。
　　討論的議題是如何應對時局。也就是如何不激怒慈禧太後，把改革的桂冠戴到慈禧頭上，以利於進一步改革，如果還是不能實現妥協，那隻有發動“廢後”了。
　　會議的內容，5個與會者在幾天後三個死了，活著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在生前的著作中都沒有談及此事。
　　但根據曆史學家的考證和時候情形的發展看，這次鐵杆康黨會議的結局是－－譚嗣同夜訪袁世凱。
　　會議後，林旭寫了首詩，雲：
　　伏蒲泣血知何用？
　　慷慨何曾報立恩。
　　願為公歌千裏草,
　　本初健者莫輕言。
　　
　　詩中用了千裏草的典故，熟悉三國的也應該知道：何進為了清除宮內的宦官，向“千裏草”董卓借兵，最後導致董卓專政。
　　由此可見，林旭對會議決議的遊說借兵袁世凱，不以為然。
 

　　這天晚上康黨的活動，就是大家在各種書籍和影視作品中看的很多的了－－譚嗣同夜訪袁世凱。
　　譚嗣同夜訪袁世凱這一段，梁啟超在《譚嗣同傳》和袁世凱自己的日記中都有詳細記載，大家在影視作品中看到的也多。但是，根據現在發現的資料，我來做些補充。
　　譚嗣同來到法華寺，見到袁世凱，先說了當前的時局，對皇帝大大不利。榮祿將於今年九月（農曆）天津閱兵時殺掉皇帝，要袁世凱（農曆）八月初五（1898年9月20日，戊戌變法第102天）到光緒皇帝處要朱諭一道，令其帶兵在天津殺掉榮祿。然後帶領手下兵馬入京，一半圍住頤和園，另一半守住宮門。
　　袁世凱一聽，魂飛魄散，追問圍頤和園幹什麽？
　　譚嗣同說：“不除掉慈禧那個老朽，國家不能保。這件事情我負責。”
　　袁世凱說：“皇太後聽政三十多年，深得人心。我對部下，常常教導說忠君愛國。現在你讓我作亂造反，必不可行。”
　　譚嗣同說：“我已經雇了好漢數十人，還給湖南發了電報，一定會召集好多人，沒幾天就可以到了。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需用你。你隻需要幹兩件事：殺榮祿、圍頤和園。你如果不答應我，我立刻就死在你麵前。你的性命在我手，我的性命也在你手。今晚必須決定。決定後，我馬上進宮，到皇帝那裏請旨辦理。”
　　袁世凱說：“這件事關係重大，不可以草率決定。而且你想今晚去皇帝那裏請旨，恐怕皇帝也不會應允的。”
　　譚嗣同說：“我自有說服皇帝的辦法，他不會不批準我們的計劃的。你等著，後天（農曆八月初五，1898年9月20日）你到皇帝那裏請訓時，皇帝一定會給你一道按計劃行事的朱諭的。”
　　袁世凱說：“天津是各國聚處之地，如果忽然殺了總督榮祿，中外官民，必然轟動。而且駐紮在天津的北洋軍，還有宋慶、董福祥、聶士成各軍。北京城內，還有八旗兵不下萬人。而我袁世凱的軍隊隻有七千，如何能辦？”
　　譚嗣同說：“你可以動兵後，馬上把皇帝的諭旨給各個將領看，同時照會各國，看他們誰還敢動？”
　　袁世凱說：“本軍糧食器械子彈，都在天津營內，存的不夠。必須先把糧食彈藥運足，方可用兵。”
　　譚嗣同說：“那這樣，你可以先請皇上把朱諭交給你，等你布置妥當了，一麵密告我日期，一麵立刻動手。”
　　袁世凱說：“我個人，死不足惜，隻是恐怕一旦泄密，必將連累皇上。你千萬別讓皇帝給我朱諭。你先回去，容我熟思，布置個十天半個月，再告訴你我準備怎麽辦。”
　　譚嗣同說：“皇帝早就急了，已經給了我一份朱諭在手，我們今天必須擬定一個辦法，我才能到皇帝那裏複命。”
　　說完，譚嗣同出示了楊銳墨寫的光緒皇帝的密詔。
　　袁世凱說：“這不是皇帝的朱諭，而且上麵沒有殺榮祿、圍頤和園的說法啊？”
　　袁世凱當然知道朱諭是什麽樣子的。現在譚嗣同手裏的當然不是朱諭。
　　譚嗣同扯謊說：“對，朱諭在林旭手中，這一份是楊銳抄給我看的。我跟你說，皇上確實有此朱諭，在三天前就發出來了。林旭等極可惡，不立即交給我，差點兒誤了大事。諭旨內所說的議良法，就是指殺榮祿和圍頤和園。”
　　袁世凱聽後，認為這簡直是天方夜譚。又說了些別的把譚嗣同打發走了。
　　
 

這天晚上，康黨其他人物也沒有閑著。康有為和楊深秀、宋伯魯在一起，他向二人出示了《瓜分圖》。這個圖現在的曆史教科書還作為插圖，圖上用熊、鷹等動物代表個列強，伏在中國版圖上。圖邊還有2行字：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康有為向二位禦史大人討論這張圖，是有他的深意的。
 

個人認為光緒隻是想利用變法派來獲得實權而已,一旦成功除掉慈嬉,他就不會容忍變法派把自己變成一個立憲政體下的掛名皇帝,到時候隨便找個罪名(如康有為曾要求剪辮子等)就可以把康黨幹掉。而在滿清的曆史上，觸動旗人利益的改革者都以慘敗告終（早先的肅順很大程度上也是倒在這一點上的），這是和滿清政權的特殊性和先天不足有關的。換了是明朝搞君憲改革，阻力可能小點，但成功的幾率依然不大（根源是中國沒有日本的薩長一樣可以和中央對抗的諸侯）
　　
　　啟功先生（愛新覺羅家族）就曾說光緒其實是沒有什麽雄才大略，隻是不甘心作亡國之君而已。光緒高大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後來康黨到海外的宣傳，以及百姓對他不幸遭遇的同情而已，就他在親政前後的所作所為看來，他的才能和報複遠不能和日本的明治相比，更何況他的對立麵更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