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蘇區“肅ＡＢ團”

蘇區殺人有個演變過程，這在我看來大概可分三階段，其實跟蘇聯發生過的演變過程也差不多。

第一個階段是共匪暴動初期，大約發生於１９２７年晚期至１９２８年中期之間。此期中共忠實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令紅軍在暴動後對當地居民不分貧富，一概亂燒亂殺，企圖使全民化為無產，絕了他們的想頭，以此逼迫他們上梁山。

在此期間，毛與莫斯科以及傀儡中央保持了嚴格的政治上的一致，忠實執行了國際方針。誠如張書介紹的那樣，毛自上了井岡山後，召開殺人的萬人大會便成了當地居民的生活常規。張並引用了廣為流傳的毛所著千古一聯（建議邋遢老道將其收入佳聯集萃）：

“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
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有幸被押到萬人大會受死的國府被俘人員或“土豪劣紳”，不是被群眾以梭鏢戳死，便是被亂刀分屍，這英雄剽悍的古風成了官方政策， 一直延續到30年代初的“反愛Ｂ團鬥爭”中去，例如贛西南特委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發布的《緊急通告第２０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ＡＢ團》文件中不但規定：

“ＡＢ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ＡＢ團組織， 以期根本消滅”， 而且命令：

“對於首領當然采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ＡＢ團殺無赦。……工農份子加入ＡＢ團有曆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轉引自 高華：《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ＡＢ團”的曆史考察》，《二十一世紀》）

毛的業績並不是很突出，比起彭湃 、朱德等人來頗為遜色。對此史實，張戎采取了相當客觀的態度，指出：

“這個時期共產黨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那裏還修了‘紅場’，入口是個俄式的花哨大門。領袖彭湃把此地變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這樣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麽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麽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彭湃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這樣的語言：‘準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

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一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

這些蘇聯人指導的奪權掌權均以失敗告終。毛澤東的井岡山幾乎是碩果僅存。毛不是狂熱分子，當部隊要燒天主教堂和豪華大宅時，他製止他們，說與其燒掉不如留起來自己享受。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連自己也站不住腳。”

最後這段話特別能反映毛的“求實精神”，尤其是“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連自己也站不住腳”，簡直就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殺人當然要殺，不殺不足以發動群眾，不殺不足以控製民眾，不殺不足以使得民眾人人自危，讓他們發現自己的小命捏在“大救星”手中，因此產生對掌握了自己命運的大救星的由衷敬畏甚至愛戴（這在心理學上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不殺不足以奪取政權，遑論維持和鞏固政權，但不能殺得連自己都站不住腳，成了自傷行為。從這句偉大語錄中，不難窺見後來延安整風那偉大發明的萌芽。

第二個階段則是針對“階級敵人”的肅反，算成第二階段其實很不準確，因為它貫串了整個中國革命，延伸到中共建國以後，直至今天。此乃國際共運最醒目的一個特點，是俄國十月革命創造的光輝模式，是列寧同誌的偉大發明。可笑的是，毛澤東將“民主革命三大法寶”總結為“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卻竟然忘記了或不敢提這最重要的一大法寶，而黨史學者們到現在似乎也沒有發現這一不能原諒的重大遺漏。

上引彭湃同誌語錄，充分表明該同誌確實是列寧的好學生。偉大革命導師列寧在建立了紅色政權之後，最重要的施政措施之一，就是下令建立超越一切法律和黨政機構，隻對政治局負責的“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接著又下令在俄國邊遠地區建立大規模的“懲罰營”（後來改稱“勞改營”），遠遠早於納粹集中營之問世。列寧並多次在其公開演講和著述中明確無誤地通知大眾“無產階級專政”是怎麽回事。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間發表的《論專政問題的曆史》一文中，他明確宣告：

“給我一勞永逸地記住這點：專政意味著基於力量而不是法律的毫無限製的權力……以無產階級專政名義行使的暴力，本身就是革命正義。”

列寧本人在日理萬機之際，還對契卡的日常工作投注了極大的興趣和關切。在他的親切關懷過問下，契卡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他逝世之前短短五年中，契卡連放高產殺人衛星，處決了至少２０萬人，而原始反動落後的沙皇政權在１９１７年垮台前的５０年內，也才處決了一共１萬４千人。（據 Hitler and Stalin - Parallel Lives.  Allan Bullock, Fontana Press, 1998）

斯大林全麵繼承並發展了列寧留下的政治遺產，鞏固和發展了秘密警察恐怖統治這無恥階級專政的強大支柱，並將這套“列斯革命工藝學”擴散到全世界去，使得所謂“社會主義陣營”成了警察國家集群。

中共革命既然是十月革命的強製性注入，當然隻能是蘇式革命的拷貝。中共革命早期搞的當然隻可能是這一套，但功臣並非毛澤東而是周恩來、董必武、鄧發、康生等人。毛的獨特貢獻（或許也是他對列寧創立的“革命工藝學”的唯一貢獻），乃是發明出了延安整風，把由歐式專業隊伍從事的技術活，改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戰爭。但在毛死後這套又廢除了，如今偉大社會主義祖國又回歸到前蘇聯的專業化上去。這在我看來算是一個偉大進步吧。這問題我準備在《毛澤東是怎樣煉成的》中詳加討論，在此按下不表。

第三階段則是針對自己人的狗咬狗，亦即動用秘密警察肉體消滅革命同誌，使得這無恥階級專政支柱進一步發展為個人獨裁的支柱，這就是為大眾熟知的斯大林主義。它和列寧主義的區別，在於列寧同誌善

正如張戎在書中正確指出的那樣，毛澤東完成這個從列寧主義到斯大林主義的戰略轉變，其實比斯大林本人還早，他不愧為國際共運中打響“黨內階級鬥爭”第一槍的偉大發明家。

如所周知，斯大林３０年代的大清洗，以基洛夫於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被刺為借口。但哪怕是在基洛夫案件發生後，斯大林也並沒有立即舉起屠刀。最初清黨還是相當溫和的，無非也就是開除出黨，直到１９３７年才掀起殺人狂潮，曆時約一年。所有的老布爾什特除了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寥寥數人之外，悉數倒在血泊之中，就連斯大林本人多年的老戰友奧爾忠尼啟則也死得不明不白。那剃刀之鋒利，便全世界的“階級敵人”加起來也比不上萬分之一。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毛澤東其實捷足先登，早在此前就發明出“黨內階級鬥爭理論”來了。根據高華先生的研究，１９３０年２月間，毛澤東在贛西南主持召開所謂“二七會議”，將毛不服從毛的領導的贛西南方麵的負責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２月１６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誌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高華：《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ＡＢ團”的曆史考察》，《二十一世紀》）

如高先生指出，“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在當時完全是個新提法。他沒有指出的是，即使從國際共運的範圍內看，這也是個嶄新的理論突破。

在二七會議精神指引下，蘇區迅速出現肅反高潮。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ＡＢ團宣傳大綱》，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鬥爭矛頭迅速指向黨內，進而從黨的基層組織發展到上層領導。如高華先生的大作披露的，１０月１４日，毛在給中央報告中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ＡＢ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ＡＢ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引文來源同上）

凡是文革過來人都能看出，此話在３０多年後再一次回蕩在神州大地上空。６０年代毛對全黨發出警告“我看全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黨組織不在我們手中”，其實就是從這兒來的。

“毛委員，指航程，光輝照耀天哪，天地明哪！”毛首先在其親率的子弟兵一方麵軍下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從４萬多將士中清理出４，４００多名“愛Ｂ團”，其中有數十名“愛Ｂ團總團長”，悉數被處決。緊接著，毛又派出親信李韶九作為欽差大臣，將江西行委以及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悉數逮捕，並以毒刑逼供，短短五天內就處決了４０多人，終於逼反紅二十軍，釀成著名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件於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爆發，逃出虎口的紅二十軍團長劉敵發動兵變，逮捕了該軍軍長，率軍攻占富田縣城，釋放了所有冤枉被捕人員，並逮捕了李韶九以下當地政府人員（後經陳毅調解後全部釋放），並把隊伍拉過贛江，宣布脫離一方麵軍，並派人向上海中央告狀，要求逮捕毛澤東。

中央對此事件的處理一波三折。項英代理中央局書記時，將該事件定性為“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隻開除了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等人黨籍，餘人免予追究。可惜不久後王明掌權，將其與李立三的權力鬥爭擴大到下層去，為此譴責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動，免了項英的職，以毛澤東代之。毛掌權後便大開殺戒，先以談判為名誘捕了２０軍兵變領導人，將其全體處決，又將２０軍調入紅一、三軍團的埋伏圈，將其包圍繳械，該軍自軍長、政委以下７００多名副排長以上幹部悉數被屠。該軍被取消番號，殘部歸入紅七軍。

此乃我黨黨史上第一次 “革命兵變”。我到現在也想不通，為何紅２０軍嘩變之後還要保持對黨中央的忠誠，不去棄暗投明投老蔣？興許官兵們手上染的“土豪劣紳”的鮮血實在太多，自以為無從自贖了吧。

富田事件後，中央蘇區反愛Ｂ團鬥爭如火如荼，先後有７萬多革命同誌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以上事實，確如陳院士所說，如今已經成了專家們和業餘愛好者們耳熟能詳的常識，張戎的巨著雖作了比較係統詳細的介紹，但並沒有發掘出多少不為人知的史實來。

盡管如此，該書第二作者哈利戴畢竟有著比較遼闊的世界視角，熟悉蘇俄血腥曆史，因此在該書中特地強調指出，毛發明的這種血腥的黨內自相殘殺，甚至早於斯大林的大清洗。用張樸先生的大白話來說，便是“毛澤東做了斯大林的老師”。國內學者高華先生雖然也看到了這點，惜乎畢竟未能明確指出。竊以為，能指出毛澤東在這方麵為共產革命工藝學的完善發展作出的卓越貢獻，這一史識是很了不起的。

遺憾的是，作者的洞察力似乎也就隻局限在這點上，因而不但忽略了蘇區肅反的高層權力鬥爭背景，而且竟對在其他蘇區大致同時發生的大屠殺視而不見或隻是一筆帶過，這就在客觀上形成了“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重大失誤。

首先，毛當然是黨內大規模血腥鬥爭的始作俑者，率先提出“打倒機會主義領導”的響亮戰鬥口號，在黨內打“ＡＢ團”也是他的走狗劉士奇的發明，但他的政敵李文林也不是什麽好東西。上引高華的同一篇論文說得很清楚，李文林是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與毛及紅四軍的關係一度十分密切，但後來李反對毛吞並他領導的地方武裝，並反對毛推行“沒收一切土地”的極左政策，雙方關係破裂。在二七會議中，李文林被整，調到地方工作，此後取代劉士奇，打愛Ｂ團比劉還積極。在他領導下僅兩個月內，在贛西南三萬多黨員中就開除了“地主富農”一千多人，消滅了一千多“ＡＢ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１/４被打成“ＡＢ團”，也大多被殺。（請參考上引高華論文）

李非但不是毛的嫡係，完全就是他的眼中釘，但人家照樣創下了如此之高的殺人記錄。可惜這事實卻被張戎忽略了，最後難免給讀者造成一種“蘇區肅反都是毛犯下的罪行”的錯覺。

張書忽略了“黨內肅反”的上層權力鬥爭背景。誠然，毛澤東是將這個新概念引入中共乃至整個國際共運的第一人，但在他發明出這新武器來之後，卻被王明迅速接了過去。如上所述，項英本來對嘩變的２０軍采取明智的息事寧人的態度，但隻因為紅２０軍支持過王明的權力鬥爭對手李立三，王明便不但將該事變定為“反革命暴動”，派欽差大臣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三人去蘇區宣布之，而且罷了項英的官，以毛代之，支持毛以鐵腕解決２０軍，甚至不惜使出誘捕殺降的卑劣手段來。這當然首先是毛的罪行，但背後指使支持的王明也難逃其罪。可惜作者卻沒有指出這點。

中央將毛的發明推廣到了所有的蘇區去，其中以賀龍所部紅二方麵軍所在的湘鄂西蘇區蒙受的血雨腥風最為慘烈，可惜發生在其他蘇區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卻被張戎忽略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失誤。

蘆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