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人口真相 多爾袞致史可法書

明末清初的人口真相  多爾袞致史可法書
 

最近網上一些文章，出於特定的政治目的，對明末清初的曆史肆意歪曲，在毫不具備人口史常識的情況下，妄言滿清入關時對漢人進行種族滅絕，漢人人口一度下降到一兩千萬。本人曾對這些文章中的理論錯誤予以駁正，又遭到一些網民的質疑、反對甚至辱罵，現特轉載中國最權威的人口史著作，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第四，五卷中相關內容，以供參考。該部分由著名學者曹樹基教授撰寫。相信一定能給大家以有益的啟迪。如果能用理性的思索代替民族主義的情緒，將更有助於我們了解這個國家的曆史和現狀。
　　
　　該部分長約三萬字，為簡明起見，本人先給出相關的摘要：
　　摘要：明萬曆年間，中國人口已經達到約1。9億。崇禎年間，中國北方爆發大規模鼠疫和旱災，引起農民起義。戰火波及整個北方和南方部分地區，共造成約4000萬人死亡。中國人口下降為1。5億左右。後清軍入關，在北方罕遇抵抗。到康熙初年為止，造成了約700萬人的損失。中國人口進一步下降為1。4億多。此後北方人口開始穩步增長，南方又經曆了三藩之亂，又造成1000萬以上的人口死亡。到康熙17年，中國人口約為1。6億，此後進入高速增長期。
　　
　　二、崇禎年間北方人口的銳減
　　 崇禎災情要比萬曆災情嚴重得多。與萬曆年間相比，崇禎年
　　間北方旱情延續時間長，覆蓋範圍大，與旱災同時發生的還有波及
　　北方及長江流域的大蝗災。此外，崇禎年間的鼠疫的流行範圍和
　　為害程度也大大超過了萬曆年間，再加上明代末年的大戰亂，北方
　　人口的死亡也就大大超過萬曆年間了。
　　 1．北直隸
　　 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河間府均有大疫①。雖沒有患者臨床症
　　狀的記載，但大名府的資料顯示，此年的瘟疫可能是烈性傳染病的
　　流行，“十一月大荒，鬥粟價至一千四百文，瘟疫傳染，人死八
　　九”㈤。崇禎十四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滑縣，“春無雨，
　　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時鬥米一千七百
　　文，草木樹皮無有存者，人食菜子，苟活旦夕，骨肉相食，遍野榛莽，
　　有數村不見一人者”③，人口死亡的比率相當高。又有記載說這一
　　年大名府：“大旱，飛蝗食麥，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④在廣平
　　府，“大饑疫，人相食”⑤；該府曲周縣，“十四年自春至秋乃雨，無麥
　　禾，鬥米至銀一兩三錢，大饑。瘟疫大行，人死大半”。順德府，
　　“連歲荒旱，人饑，瘟疫盛行，死者無數”⑦；該府南和縣，“人相食，
　　瘟疫大行，死者枕藉”⑧。在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饑，夏大疫”⑨；
　　該府安平縣，“大旱，瘟疫大作，人相食，盜賊充斥’⑩。在保定府，
　　崇禎十七年“秋大瘟，自東鄉及城內，人多疫死”⑾。順天府的良鄉
　　①《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20《順德府部紀事》；康熙《阜誌》卷下。
　　②同上書卷148《大名府部紀事(三)》。
　　③順治《滑縣誌》卷10《紀事》。
　　④《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48《大名府部紀事》。
　　⑤乾隆《廣平府誌》卷23。
　　⑥順治《曲周縣誌》卷1《戶口》。
　　⑦乾隆《順德府誌》卷16《祥異》。
　　⑧康熙《南和縣誌》卷l《災祥》。
　　⑨乾隆《正定府誌》卷7。
　　⑩康熙《安平縣誌》卷10《災祥》。
　　⑾康熙《定興縣誌》卷1《機祥》。
　　
　　縣，“瘟疫，歲饑”，第二年則“大瘟”①；“崇禎十四年七月，京師大
　　疫”②；疫情向北京城中發展。
　　 這些簡單記載的後麵其實隱藏著人世間最淒慘、最殘酷的圖
　　景。如在衡水縣，時人謂：“崇禎十四年大旱，鬥米千文，民益困，婦
　　女之無賴者，插標於市，人莫之顧。炊骨啖肉，民多以速死。為幸
　　衣錦幣，每餓於荒煙斷垣之中。至有因盜正法，群逐如膻，相屠而
　　食者；有暮行餓於街巷，曉視之則骨者；有誘之於家掩殺而食者；有
　　死而不葬，葬而盜發而烹食者。比鄰隱一敵國。甚則婦食其夫，父
　　食其子，人而禽獸殘止矣。”③
　　 災荒和社會動亂引起鄉居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成為疫病的
　　易發區和高傳染區。如滑縣，“崇禎十三年春，雨上多風，麥盡枯，
　　歲大凶，四境寇生……秋大荒，鄉民……多避居城內，鄉民畏盜，多
　　攜資糧避居城內者數千人，房一楹賃銀數兩，多有疾病而死者。冬
　　土寇竊發，各鄉烽火相接，人相食”④。雖然滑縣的鼠疫流行始於
　　崇禎十四年，但縣城中環境惡劣，人口密集，一旦流行鼠疫，後果就
　　是災難性的。
　　 北京城的情況就是如此。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
　　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
　　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
　　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⑤。北京城已成一座疫城。駱養性
　　在天津督理軍務，就提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師
　　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崇
　　禎十七年天津爆發肺鼠疫流行，“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
　　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一
　　人染疫，傳及闔家，兩月喪亡，至今轉熾，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
　　①康熙《良鄉縣誌》卷8《災異》。
　　②光緒《順天府誌》卷69。
　　③康熙《衡水縣誌》卷6《事紀》。
　　④順治《滑縣誌》卷10《紀事》。
　　⑤抱陽生《甲申朝事小記》卷6。
　　
　　甚，以致棺蒿充途，哀號滿路”，一片悲慘淒惶。駱養性將天津的鼠
　　疫流行歸結為李自成部隊的活動，他說：“該職看得災異流行，史不
　　絕書，往往人所召致”，天津之疫正發生在李自成部經過之後，“斯
　　民甫遭闖逆蹂躪之後，孑遺幾何，寧再堪此災疹也耶?”①李自成部
　　進人北京是在崇禎十七年三月，北京城的鼠疫不是李部帶人的。
　　 所以，當李自成的一支部隊從山西、經河南再經大名府北上
　　時，北直隸各縣備受鼠疫困擾，政府在北直隸境內根本組織不起稍
　　具規模的圍剿或抵抗了。在北直隸疫區各地，關於“人死八九”、
　　“人死過半”和“人死大半”的記載要比萬曆時期多得多。具體地
　　說，在廣平府曲周縣，“崇禎兵荒大疫之後，千家之村，人不能以百
　　計，數十家之村，直比屋而盡耳”②。人口死亡的比率高達十分之
　　九以上，這就是前引文中所說的“人死大半”之真實含義，不能將此
　　視作誇大事實的空語。在河問府阜縣，崇禎十三年、十五年連續遭
　　到災荒、瘟疫的襲擊後，“死亡枕藉”，“又十五年兵變屠掠，雖地冊
　　粗存，其實田地已太半荒蕪，無人承種矣”③。人口的死亡肯定超
　　過了半數。
　　 再以北京為例，明朝首都的居民至少有半數死於瘟疫，時人
　　稱：“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
　　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並
　　死。”④所以在時人的筆下，北京也就可能成為一座“鬼城”。再如
　　天津，鼠疫傳人後，“排門逐戶，無一保全”，甚至有“全家全亡不留
　　一人者”，據此可以推測，天津的人口死亡也有可能超過了總人口
　　的50％。因此，依前例，即使考慮到北直隸可能有部分地區沒有
　　遭受鼠疫的襲擊，我們仍然可以認為崇禎年間鼠疫對北直隸的危
　　害要比萬曆年問嚴重得多。鼠疫至少造成了北直隸的疫區內
　　40％以上的人口死亡。
　　 如前所述，在經曆了萬曆鼠疫的侵襲後，在此後的幾十年中，
　　①台灣《曆史語言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B383A1—162。
　　②順治《曲周縣誌》卷1《戶口》。
　　③康熙《阜誌》下卷《田賦》。
　　④劉尚友《定思小計》。
　　
　　北直隸人口經曆了恢複和發展。崇禎年間，清兵入關，對華北數省
　　有過幾次大規模的人口掠奪和掃蕩。除了戰爭中死亡的人口外。
　　北直隸、山西和山東三省大約有100萬以上的人口被擄北上，其中
　　北直隸地區的人口至少達50萬人以上。清兵入境主要涉及北直
　　隸的北部地區，且不發生於同一年份，若以一個標準時點進行計
　　算，所造成的損失可能並不很大。因此，對於這類人口損失暫不考
　　慮。本卷第七章證明崇禎三年北直隸人口多達1095萬，人口損失
　　三分之一，剩餘人口約為730萬。清代北直隸地區的人口發展，就
　　是從這一基礎上開始的。
　　 2．山西
　　 崇禎年間山西地區的鼠疫流行多發生於大荒或大亂之後，如
　　沁州沁源縣，崇禎六年“歲荒，鬥米錢半千，複遭瘟疫，死者不計其
　　數”①。如遼州，“崇禎五年流賊陷城，殺戮屍積如山，滅絕者數百
　　家。六年大疫”②。如太原府，“崇禎六年平定州流寇亂，村落燒
　　毀，百姓逃亡八千餘戶。樂平縣流寇攻陷城，殺傷人民三十餘口。
　　後瘟疫傷亡大半”③。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要多於戰亂。
　　 上引資料說，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
　　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孑遺。百姓驚逃，城
　　為之空”。這是典型的肺鼠疫流行，也與戰爭有關。崇禎十年以
　　後，大同府也開始爆發瘟疫。如在大同渾源，“崇禎十六年渾源大
　　疫，甚有死滅門者”④；在靈邱，“崇禎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過
　　半”⑤。這兩條資料揭示的高死亡率，都可以看作是鼠疫流行的結
　　果。據此亦可知，崇禎年間的鼠疫已經擴散到了大同府與北直隸
　　毗鄰的地區，且是疫區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
　　 上引順治《潞安府誌》卷15說崇禎十七年“秋大疫”，患者“吐
　　淡血而死”，是腺鼠疫轉為肺鼠疫所致，也表明鼠疫已經從山西中
　　①雍正《沁源縣誌》卷9《災祥》。
　　②康熙《遼州誌》卷7《祥異》。
　　③《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306《太原府部紀事》。
　　④同上書卷350《大同府部紀事》。
　　⑤康熙《靈邱縣誌》卷l。
　　
　　 部流傳到南部。在傳統時代，鼠疫幾乎是不可救治的。所謂“雖親
　　 友不敢問吊”，是民間避疫的最常見的方式。在高傳染率和高死亡
　　 率的威脅下，民間人情往來的一切禮儀都被廢除了。
　　 除了瘟疫外，饑荒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平陽府榮河
　　 縣，“崇禎十三年大饑，草根木皮俱盡，人相食，死者十之六七。
　　 僵屍橫野·皆取而食之，鬥粟值一兩餘，六畜絕種。從來未有之奇
　　 荒也”①。另一資料則稱：“崇禎十三年歲大荒，民人相食，餓斃者
　　 過半，流離散亡，幾乎丁倒戶絕。後又加以闖寇蹂躪，兵變殺戮，
　　 戶之存者十之七，計口僅三之一矣。”②整個山西，“自十三年大
　　 饑，到處木皮草根，剝捌既盡，複食人，至有父子、夫婦、兄弟相食
　　 者”③。
　　 很顯然，即使我們不認為山西全省都像榮河等縣一樣有十分
　　 之七的人口死亡，但至少可以肯定山西全省有40％的人口在鼠
　　 疫、饑荒和戰亂中死去。在本書第五卷《清時期》的有關章節中，我
　　 們推算光緒大災造成的山西人口死亡比例即為當時全省人口的半
　　 數左右，而光緒大災的發生，尚未有戰爭和瘟疫伴隨。本卷第七章
　　’證明崇禎三年山西人口約有1024萬，經曆大疫和戰亂以後，山西
　　人口隻剩620萬左右。
　　 3．河南
　　 河南是崇禎年間的重災區。《豫變紀略》卷3對此有詳盡的描
　　述。崇禎十二年大旱，“川澤皆竭”，“禾之未收者半，民間遂歉……
　　歲乃大饑，人益不敢糶穀，穀以踴貴，米、麥鬥值錢三千，禾二千七
　　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無獨行之客，雖東西村亦
　　不敢往來。其顛頓死於溝壑者，群聚而到割之，頃刻而骨骸相撐
　　矣”。河內縣知縣王漢上《災傷圖》說：“臣以崇禎十二年六月初十
　　日，自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奪民稼，又數日，蝗奪民稼。自
　　去年六月至今，十一閱月不雨，水、蝗、旱，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既
　　①康熙《榮河縣誌》卷8《災祥》。
　　②同上書卷3。
　　③康熙《山西通誌》卷30《祥異》。康熙《榮河縣誌》卷8《災祥》。
　　
　　太甚，不得種麥，而蝗蟲乃已種子，亡慮萬頃。冬，無雪，蝻子計日
　　而出。去年無秋，今年又無麥，窮民食樹皮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
　　夫妻相食，皆黃腮腫頰，眼如豬膽，餓屍累累。”靈寶縣，“崇禎十一、
　　十二、十三年天道亢旱，赤地千裏，寸粒不收，民饑死者十之四
　　五”①。地方官於是失去對地方的控製，民變洶湧，“其桀黠不逞
　　者，遂相率為盜。於是鼠竊狗偷千百為群者不可勝數”；所謂“土寇
　　大起如蝟毛，黃河南岸上下千裏中，營頭不下百餘”。再加上李自
　　成、張獻忠部與政府軍的拉鋸作戰，河南愈發變得殘破不堪了。
　　 在明代末年的華北各省中，河南經曆的戰爭最多，戰況最慘
　　烈，屠城的記載也最多。僅據鄭廉《豫變紀略》卷4、卷5的記載，
　　就可知之大概：
　　 崇禎十四年四月，“張(獻忠)、羅(汝才)賊方至，又大焚殺，信
　　陽之民幾殲焉……先是賊嚐圍信陽，其坊廂焚殺甚慘……”。
　　 崇禎十四年五月張獻忠破商城，“屠之三日而後去。賊既去，
　　巷無煙矣，溝中伏屍猶有活者，止一人焉”。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部破許州，“殺掠甚慘”。
　　 李自成、張獻忠以外其他起義者亦占地為王，如在南陽府，“土
　　賊周加禮據南召。攻劫焚殺，殺人為食，南陽幾無孑遺”。
　　 崇禎十五年正月，李自成陷襄城縣，“闔城屠戮”。
　　 又破陳州，“賊盡銳攻三日，多所殺傷。城破，民猶戰於巷。賊
　　怒而屠之，幾無存者”。
　　 繼而屠太康，又屠歸德府城。“是時多盜，百姓皆人保，內外城
　　無隙地，居民數萬人，守最堅”。城破後，“乃俘數萬人於城西，不論
　　貴賤，盡殺之”。
　　 又據彭孫貽《流寇誌》，崇禎八年底，李自成等部破光州後，“屠
　　戮官民無算”；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部圍洛陽，破城後，“士民被戮數
　　十萬”。同年又屠項城、商水、扶溝、臨潁等城。
　　 地方誌中關於屠城的記載也很詳細，如商水縣城，崇禎十四年
　　“十月初四日夜，闖賊自項(城)抵商……鄉民死義者甚眾，男女數
　　①光緒《靈寶縣誌》卷8《視祥》。
　　萬，屍骸枕集，血流成渠”①。同一資料還記載，在屠城之前一年，
　　商水縣已是“百姓壯者皆從賊套，其餘老弱相食，甚有父子、兄弟、
　　夫婦自相啖者”；“崇禎十四年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無數，初猶棺
　　斂，繼買薄卷，後則闔門皆死，競無一人能斂者。至六月間，街少人
　　跡，但聞蠅聲，薨薨而已”。再如禹州縣城，崇禎十四年十二月“闖
　　寇克城……良民被殺以萬數”；十六年十月“土賊”繼而屠之，“殺人
　　為糧，折屋充薪。凡晏會膾炙，無不以人為之烹調，割切一如豬羊
　　肉式，居六十三日始去，城中白骨成堆，瓦礫滿地，晡時即聞鬼哭，
　　三十餘日無一人跡，為曠古未有之變”②。如長葛縣，崇禎十四年
　　十二月初八日，“賊前鋒寇葛……賊複人城，大肆屠燒，其慘古今罕
　　有”③。如太康縣，崇禎十五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破城，“男婦被屠
　　十餘萬人，屍填街巷，城內外井水盡赤，屠戮之慘世所罕見”④。如
　　陳州，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同曹寇共百餘萬眾攻，陷陳城，屠戮殆
　　盡，焚毀房屋百不存一”⑤。
　　 所以，個別城市未被屠戮，反倒成為奇觀。崇禎十五年四月，
　　李自成別部數百騎至蘭陽縣(今蘭考縣)，“自南門入圍梁宦宅。梁
　　宦之家蓋亦先走河朔矣。宅中虛無人，賊至圍之，闃如也，乃縱火
　　焚之而去，未嚐血刃”。鄭廉於是評論道：“世以為流賊在中原所經
　　城邑，蓋未有如此行事者。而不知是役乃牛金星所遣，特甘心於梁
　　氏一家者。梁氏既不可得，彼區區白屋蒼生，固不足以辱其牛刀
　　也……論者遂謂流賊亦有不殺人之時，豈其然乎!”對於河南人來
　　說，城破未屠者何其少。偶有一城未屠，也足以令人感慨不已。崇
　　禎十六年，河南巡撫秦所式奏：“闖、曹蹂躪中原，中州五郡八十餘
　　城盡為瓦礫。”⑥到崇禎十六年，在巡撫秦所式看來，已經不存在未
　　被屠過的城市。戰爭之殘酷，於此可見。
　　①順治《商水縣誌》卷8《紀事誌》。
　　②順洽《禹州誌》卷末《災祥》。
　　③ 民國《長葛縣誌》卷3《政務誌》。
　　④ 民國《太康縣誌》卷3《政務誌》。
　　⑤ 民國《淮陽縣誌》卷8《雜誌》。
　　⑥彭孫貽《流寇誌》卷7。
　　
　　戰爭並不僅僅發生於城市，鄉村遭到的破壞亦很嚴重。如鹿
　　邑縣，“崇禎十年十一月流賊數百萬至鹿邑，連營五十裏，殺村民十
　　數萬”①。如葉縣，“……加以明寇擾，屠掠靡遺，戶口田廬者，十僅
　　存一二”②。
　　 戰爭造成的破壞，並不完全是“賊”之所為。鄭廉在同書卷2
　　中論及崇禎六年事日：“其渠帥有闖天王者，尤桀黠，所部最強，能
　　合群賊而並將之。嚐數支如雁行，或由許、洛趨南、汝，或由光、羅
　　趨潁、毫，徐、泗、陳、蔡間，一歲嚐再三過，過則焚殺無噍類，火光照
　　數十裏，昏夜如白晝，朝聚落而夕邱墟，一望皆是。而官軍隨其後，
　　淫掠亦與流賊等，豫人苦之。故其時民間有賊梳兵篦之謠焉。蓋
　　梳、篦皆理發之器也，而篦則密於梳。梳猶有所遺，而篦則無所留
　　也。意謂兵慘於賊也，疾之也。”彭孫貽《流寇誌》卷2也稱官軍如
　　“至賀人龍等，到處淫掠，所謂賊梳而兵篦也”。
　　 戰爭帶來的破壞還不在於戰爭過程中對人口的屠殺。以李白
　　成圍攻開封之役為例，崇禎十五年五月，李自成部第三次圍攻開
　　封。圍攻數月後，城內缺糧，守城官軍人民家搜糧，有糧交糧，無糧
　　折銀。開初每石折銀80兩，以後增至130兩。糧絕之時，官軍競
　　然以人為糧③。九月初，人肉每斤賣價白銀五兩④。至九月，雙方
　　軍隊決黃河大堤企圖淹死對方，開封及附近地區化為澤國。開封
　　城積水深達三丈餘，官舍民居全部遭沒頂之災。城中百姓大多死
　　亡，據記載，“城中男女百萬”，“得出者萬人而已”⑤。當時在鄉人
　　民總以為城市有城牆圍繞，堅不可摧，一旦有警，鄉中地主或其他
　　居民總是向城中集中，故城中集聚的人口往往多於平時。開封城
　　中所謂“百萬人口”中，應包括來自鄉間的避難者。隻是按照彭孫
　　貽的觀點，“士民溺死數十萬”，“百萬人口”可能還包括鄉城人口。
　　 大規模的軍隊人口對糧食的需求，以及為了破壞敵方的糧食
　　①光緒《鹿邑縣誌》卷8《兵事》。
　　②同治《葉縣誌》卷4《賦役誌》。
　　③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第143～144頁。
　　④樊樹誌《崇禎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頁。
　　⑤周在浚《大梁守城記》。
　　
　　供應而進行的毀糧活動，都是人為的災難。鄭廉稱：“臣鄉自賊中
　　來者，皆言百萬。今且以人五十萬，馬五十萬計，人食日一升，馬食
　　日三升，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原赤地千裏，望絕人
　　煙，自茲以往，安所致之哉!”①又如崇禎八年，張獻忠等出潼關，與
　　官軍左良玉部對峙，“賊從張茅硤石乾濠諸路截燒糧草，諸軍乏
　　食”②。如果加上官軍對糧草的需求，河南災區百姓的負擔更重。
　　如崇禎十二年四月，“草寇一條龍袁老山等作亂，焚掠縣境。閣部
　　楊嗣昌奉命征剿，迫經杞(縣)，供億煩擾，居民苦之”③，即是一例。
　　以前常有論者批評李自成等農民軍不懂得建立根據地，采取了錯
　　誤的“流寇主義”的作戰方針，殊不知在當時北方大災的背景下，任
　　何建立根據地的企圖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唯有四處取食式的流動
　　作戰，方能保證兵糧的供給和部隊的戰鬥力。隻是這種流動式的
　　作戰，消耗(包括浪費)的糧食更多。對於災區百姓而言，則是一場
　　更大的災難。
　　 關於人口死亡的比例，地方誌中有不少記載，如新安縣，“(崇
　　禎)十三年，旱、蝗，大饑，野絕青草，鬥米二兩九錢，以樹皮、白土、
　　雁矢充饑，以至以柿蒂、蒺藜、牛馬皮為市，骨肉相食，死者相繼，村
　　舍十空其九”④。如淆川縣，“崇禎十三年大饑，城市中饑甚，鬥米
　　千餘，雖食弱肉，民之存者百僅一二”⑤。如輝縣，一份《掩骨碑記》
　　在敘述完該縣人食人的慘狀後說：“輝之四周村落並無居人，十存
　　一二者，皆住郊關。”⑥如項城，崇禎“十三年大饑，道饉相望，人相
　　食，死者大半”⑦。至於陽武縣，“崇禎十四年春，瘟疫大作，死者十
　　九，滅絕者無數”⑧。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崇禎年問河南人口
　　死亡的比例相當高，似乎超過北直隸和山西兩省。然而，比較而
　　①鄭廉《豫變紀略》卷5。
　　②彭孫貽《流寇誌》卷2。
　　③康熙《杞縣誌》卷1《災祥》。
　　④康熙《新安縣誌》卷17《災異》。
　　⑤康熙《淆川縣誌》卷7《災祥》。
　　⑥康熙《輝縣誌》卷18《災祥》。
　　⑦康熙《項城縣誌》卷8《祥異》。
　　⑧康熙《陽武縣誌》卷8《災祥誌》。
　　
　　言，在山西和北直隸，鼠疫造成的人口損失要遠遠多於河南，河南
　　死於戰爭中屠殺的人口要多於山西和北直隸。在時人的著作中，
　　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很容易被忽略。據此分析，河南人口死亡比
　　例不可能超過晉、冀兩省太多。以死亡人口的比例約占總人口的
　　50％if，崇禎末年河南人口隻剩大約820萬。
　　 雖然陝西是明末農民戰爭的發祥地，但戰爭中的人口死亡卻
　　似乎遠少於河南。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大多由饑荒和瘟疫所造成。
　　 在延安府，嘉慶《延安府誌》卷6《大事年表》記載，崇禎三年，
　　“又旱饑，人相食，各縣掘萬人坑”；四年，“春夏大旱，冬大雪，色黑
　　深丈餘，人畜死者過半’，①；“十六年七月府城瘟疫大作”。同書又
　　記載府屬各縣的情況，崇禎二年，“安定(按：今子長縣地)盜賊四
　　起，民不得耕，鬥米六錢”。四年，由於“賊亂”，該縣“雞犬一空，鬥
　　米一兩二錢，鹽一錢二分，剖人食者甚眾”。五年，“安塞大荒，鬥米
　　八錢，民始掘草根柳葉樹皮，繼搗石啖之，腹墮而亡，人相殘，僵屍
　　遍野”。十六年，“靖邊大疫……疫死者甚眾。提學道按臨不入而
　　去。李自成遣千人別攻安定，官民大掠，婦女盡避山中遠寨”。在
　　清澗縣，“崇禎三年大饑，盜起，鬥粟六錢，人相食，死者遍城野，掘
　　萬人坑痤之，發帑金數十萬，命禦史賑焉。自是連歲皆饑，至十五
　　年方稔，，②。與清澗縣相似，從崇禎元年開始，中部縣就一直為災
　　荒所困擾，“十四年鬥米三兩，絕糶罷市，木皮食麵皆食盡，十死八
　　九，一。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災荒而非戰爭。
　　 在平涼府，民國《鎮原縣誌》卷17《大事紀》所載最嚴重的一次
　　兵災為“崇禎十五年冬十月環縣許申陷鎮原，十月十三日申率眾陷
　　鎮原，屯據七晝夜，搜掠殆盡……環賊王老虎大掠鎮原，在縣屠殺居
　　民，焚毀廬舍，財物人畜為之一空”。鎮原不見有人口大量死亡的記
　　載。靈台縣的記載證明當地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饑荒。民國
　　① 民國《橫山縣誌》卷2也有相同記載，說明雪災主要發生於延安府的北部地區。
　　②道光《清澗縣誌》卷I《災祥》。
　　③嘉慶《中部縣誌》卷2《祥異》。
　　《靈台縣誌》卷3稱：“崇禎子三年庚辰四月隕霜，二麥盡枯，夏秋旱，
　　禾盡枯。八月後麥米騰貴，鬥麥值銀八錢。十四年辛巳春，麥米騰
　　貴，鬥麥值銀一兩六錢。四月鬥麥銀二兩。民有父子相食，夫婦相
　　食者。十村九空，城外積骨如山。是年麥秋頗熟，競無人食。”在山
　　西、河南等地的地方誌中，特大旱災年份的米價一般不超過每鬥銀
　　一兩，而在陝西平涼一帶，鬥麥值銀竟然超過了一兩，甚至達到了二
　　兩。僅從糧價上估計，人口死亡可能超過了50~,4。
　　 戰爭也造成了靈台縣的人IZl損失。上引資料稱崇禎七年“流
　　賊wt陷我舊城，屠殺無數，凡官民房舍焚毀殆盡”，於是“移城於土
　　堡之上”，在以後的動亂歲月中得以保存。到順治二年，“賀賊連圍
　　三晝夜，縣城雖資無恙，而四境人民逃亡，村落皆空。縣屬一百餘
　　裏之地，僅有六百一十餘戶，男女大小共有五千六百九十餘丁EI”。
　　這五千餘男女大小，不像是清代前期的“丁數”，即納稅單位數，應
　　看作戰後調查的實際人口數。查嘉靖《陝西通誌》卷33《戶口》，
　　嘉靖年間靈台縣有“一萬八百四”13，從本卷第六章的分析中可知，
　　對於陝西省而言，這一時期所謂的“口數”已不是真正的“人El”數，
　　真正的人口數應遠比這一數據為高。隻是在經曆了嘉靖年間的大
　　地震和萬曆年間的大饑荒後，崇禎初年靈台縣的人口也有可能僅
　　有此數了。靈台與西安、鳳翔兩府毗鄰，所反映的應是西安府一帶
　　的人I：I損失。
　　 關於西安府和風翔府的情況，隻查得乾州、同官和岐山三地的
　　饑荒記載，而無兵災。在乾州，“崇禎十三年麥穀全無，饑死者屍橫
　　遍野”①；在同官，崇禎二年，“歲大饑，鬥米五錢，四年旱蝗，鬥米七
　　錢，民饑死者無算……十二年大旱……歲大饑，鬥米一兩，人相
　　食，，②；在岐山，“崇禎十三年至十四年大饑，鬥麥千錢，死者枕藉。
　　又大疫’…。陝西地方誌中之所以不見有與河南類似的大屠殺記
　　載，其原因可能在於雖然陝西長期處於戰亂當中，但在崇禎六年以
　　①雍正《乾州新誌》卷3《災祥》。
　　②乾隆《同官縣誌》卷1《祥異》。
　　③ 民國《岐山縣誌》卷10《災祥》。
　　
　　印陽u—二塵L二!_型
　　言，在山西和北直隸，鼠疫造成的人口損失要遠遠多於河南，河南
　　死於戰爭中屠殺的人口要多於山西和北直隸。在時人的著作中，
　　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很容易被忽略。據此分析，河南人口死亡比
　　例不可能超過晉、冀兩省太多。以死亡人口的比例約占總人口的
　　so％計，崇禎末年河南人口隻剩大約820萬。
　　 4．陝西
　　 雖然陝西是明末農民戰爭的發祥地，但戰爭中的人FI死亡卻
　　似乎遠少於河南。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大多由饑荒和瘟疫所造成。
　　 在延安府，嘉慶《延安府誌》卷6《大事年表》記載，崇禎三年，
　　“又旱饑，人相食，各縣掘萬人坑”；四年，“春夏大旱，冬大雪，色黑
　　深丈餘，人畜死者過半’’①；‘‘十六年七月府城瘟疫大作”。同書又
　　記載府屬各縣的情況，崇禎二年，“安定(按：今子長縣地)盜賊四
　　起，民不得耕，鬥米六錢”。四年，由於“賊亂”，該縣“雞犬一空，鬥
　　米一兩二錢，鹽一錢二分，剖人食者甚眾”。五年，“安塞大荒，鬥米
　　八錢，民始掘草根柳葉樹皮，繼搗石啖之，腹墮而亡，人相殘，僵屍
　　遍野”。十六年，“靖邊大疫……疫死者甚眾。提學道按臨不入而
　　去。李自成遣千人別攻安定，官民大掠，婦女盡避山中遠寨”。在
　　清澗縣，“崇禎三年大饑，盜起，鬥粟六錢，人相食，死者遍城野，掘
　　萬人坑痤之，發帑金數十萬，命禦史賑焉。自是連歲皆饑，至十五
　　年方稔”。與清澗縣相似，從崇禎元年開始，中部縣就一直為災
　　荒所困擾，“十四年鬥米三兩，絕糶罷市，木皮食麵皆食盡，十死八
　　九，～。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災荒而非戰爭。
　　 在平涼府，民國《鎮原縣誌》卷17《大事紀》所載最嚴重的一次
　　兵災為“崇禎十五年冬十月環縣許申陷鎮原，十月十三日申率眾陷
　　鎮原，屯據七晝夜，搜掠殆盡……環賊王老虎大掠鎮原，在縣屠殺居
　　民，焚毀廬舍，財物人畜為之一空”。鎮原不見有人口大量死亡的記
　　載。靈台縣的記載證明當地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仍是饑荒。民國
　　① 民國《橫山縣誌》卷2也有相同記載，說明雪災主要發生於延安府的北部地區。
　　②道光《清澗縣誌》卷1《災祥》。
　　③嘉慶《中部縣誌》卷2《祥異》。
　　《靈台縣誌》卷3稱：“崇禎十三年庚辰四月隕霜，二麥盡枯，夏秋旱，
　　禾盡枯。八月後麥米騰貴，鬥麥值銀八錢。十四年辛巳春，麥米騰
　　貴，鬥麥值銀一兩六錢。四月鬥麥銀二兩。民有父子相食，夫婦相
　　食者。十村九空，城外積骨如山。是年麥秋頗熟，競無人食。”在山
　　西、河南等地的地方誌中，特大旱災年份的米價一般不超過每鬥銀
　　一兩，而在陝西平涼一帶，鬥麥值銀竟然超過了一兩，甚至達到了二
　　兩。僅從糧價上估計，人口死亡可能超過了50％。
　　 戰爭也造成了靈台縣的人口損失。上引資料稱崇禎七年“流
　　賊陷我舊城，屠殺無數，凡官民房舍焚毀殆盡”，於是“移城於土
　　堡之上”，在以後的動亂歲月中得以保存。到順治二年，“賀賊連圍
　　三晝夜，縣城雖資無恙，而四境人民逃亡，村落皆空。縣屬一百餘
　　裏之地，僅有六百一十餘戶，男女大小共有五千六百九十餘丁口”。
　　這五千餘男女大小，不像是清代前期的“丁數”，即納稅單位數，應
　　看作戰後調查的實際人口數。查嘉靖《陝西通誌》卷33《戶FI》，
　　嘉靖年間靈台縣有“一萬八百四”口，從本卷第六章的分析中可知，
　　對於陝西省而言，這一時期所謂的“口數”已不是真正的“人口”數，
　　真正的人口數應遠比這一數據為高。隻是在經曆了嘉靖年間的大
　　地震和萬曆年間的大饑荒後，崇禎初年靈台縣的人口也有可能僅
　　有此數了。靈台與西安、鳳翔兩府毗鄰，所反映的應是西安府一帶
　　的人口損失。
　　 關於西安府和風翔府的情況，隻查得乾州、同官和岐山三地的
　　饑荒記載，而無兵災。在乾州，“崇禎十三年麥穀全無，饑死者屍橫
　　遍野”①；在同官，崇禎二年，“歲大饑，鬥米五錢，四年旱蝗，鬥米七
　　錢，民饑死者無算……十二年大旱……歲大饑，鬥米一兩，人相
　　食”②；在岐山，“崇禎十三年至十四年大饑，鬥麥千錢，死者枕藉。
　　又大疫’…。陝西地方誌中之所以不見有與河南類似的大屠殺記
　　載，其原因可能在於雖然陝西長期處於戰亂當中，但在崇禎六年以
　　①雍正《乾州新誌》卷3《災祥》。
　　②乾隆《同官縣誌》卷1《祥異》。
　　③ 民國《岐山縣誌》卷10《災祥》。
　　
　　前，農民軍大都是零星的小股部隊，戰鬥力不強。洪承疇清剿之
　　後，農民軍入晉。以後的歲月裏，農民軍雖然不時進入陝西活動，
　　但活動的主要區域是在漢中山區，其他地區則少受擾攘。崇禎十
　　六年十月李自成率百萬大軍人陝，克西安之前，有屠渭南、商州之
　　舉①。西安守將降。農民軍入城，“大掠三日”後，下令禁止。以後
　　李自成軍橫掃陝西境內，所向披靡，雖有屠鳳翔、慶陽和榆林之
　　舉②，但在大多數地區仍屬過路的性質。如在同官縣，上引書的卷
　　10《紀事》稱：“劉宗敏率賊眾數十萬攻延綏道，經邑境，居民逃
　　竄，閭閻一空。”居民多逃竄而非遭到屠殺。李自成人陝之初，因陝
　　西為其故鄉，不讓部下“侵暴”百姓，雖不足一月，“抄掠如故”，然抄
　　掠的對象主要是富戶③。與河南的戰事比較，李自成在陝西實在
　　是太順利了。戰事不激烈，戰爭中的人口死亡也就不多。四個月
　　後，即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部入晉，戰爭的重點轉移至山西、
　　北直隸境內。正因為如此，陝西漢中府以外地的地方誌中沒有留
　　下什麽戰爭中人口死亡的記載。
　　 漢中府及相鄰的西安府屬商州一帶的情況例外，關於這一區
　　域的人口損失，我在有關移民史的研究中作過細致的研究。如在
　　雒南縣(今洛南縣)，清人的記載說：“國初時而田園長田蒿，行百
　　裏間絕人煙矣。”④戰亂使“漢沔間幾無寧日”，“民死於鋒鏑、饑
　　饉、瘟疫者十分之五”⑤。很多地方“較昔之盛時尚不及十分之二
　　三，一。就具體數據而言，康熙《山陽縣誌》卷2記載了康熙三十
　　三年全縣1443戶居民的居住點，顯然，這一數據就不是納稅的
　　“丁”，而是“戶”，查嘉靖《陝西通誌》卷33《戶口》，嘉靖年間山陽
　　全縣的“戶”數為“四千三百五十四”，“口”數為“二萬三千三百”，戶
　　均口數竟然達到5．4。要知道，明代中期的“戶”數和“口”數已經
　　①彭孫貽《流寇誌》卷8。
　　②《明史》卷309《流賊傳》，彭孫貽《流寇誌》卷8。
　　③《明史》卷309《流賊傳》。
　　④乾隆《雒南縣誌》卷4《食貨·土田》。
　　⑤民國《漢陰縣誌·大事記》。
　　⑥嘉慶《漢陰廳誌》卷9。
　　蛻變為納稅單位，絕大多數縣份的“戶”均“口”數多得離奇。據本
　　．卷第六章，從弘治四年開始，陝西省的整個戶口統計係統就已出現
　　紊亂。至明代中期，似乎隻有山陽一縣還保持著洪武時期的戶口
　　調查製度。即使認為嘉靖《陝西通誌》中山陽縣的戶數就是崇禎初
　　年山陽縣的戶數，經過崇禎大亂，山陽縣的人口也損失了三分之
　　 據此可知崇禎年間的人口死亡率，漢中府可能超過50 %，延
　　安府中部受害極其嚴重，但因其北部和南部受災輕，戰爭破壞也不
　　嚴重，因此，人口損失可能為40 9／6左右，西安府因商州殘破，可將
　　人口死亡比例定為30％，鳳翔、慶陽、平涼可能為lO％。鞏昌、臨
　　洮等府可能無損失。如果認為崇禎三年陝西各府的人口比例大致
　　與洪武二十四年相同，依此比例，就可以測算出明代末年陝西各府
　　的人口數。合而計之，陝西人口尚餘740萬左右，人口損失比例達
　　到26％。
　　 正是在這一人口背景下，才會有清代初年陝西西南部地區對
　　四川北部地區規模不大的移民，才會有清代中期東南各省對陝西
　　南部地區的大移民。也正是因為如此，關中地區既不需要向外移
　　民，也不需要接納外來移民。
　　 5．山東
　　 左懋弟陳奏河間府靜海至山東臨清一帶的情形時說：“人民饑
　　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糧二十四兩，人死取以為
　　食。”①從每鬥米的價格來說，可以說是除了被圍的開封城以外最
　　高的糧價了。與此相對應，大約60％的人口死亡了。
　　 地方誌的記載更為詳細。如丘縣，崇禎十二三年“連荒，顆粒
　　不收，穀價沸騰，每鬥麥價銀一兩八錢，米價銀一兩九錢，人食樹皮
　　草子根，甚至人相食。加以瘟疫，各村男婦死者十不存一”②。如
　　茌平縣，“崇正十四年大饑，蝗蟲遍野，瘟疫橫生，死者十之九，赤地
　　①《明史》卷275《左懋弟傳》。
　　②民國《丘縣誌》卷7《災祥》。
　　
　　千裏，人相食”①。如夏津縣，“崇禎十三年大饑，鬥米兩銀，人相
　　食”②。如陽穀縣，“崇禎十四年大疫，人煙幾盡”③。山東的類似記
　　載僅見於東昌府境內，與左懋弟所陳吻合。東昌府境的人口大都
　　是死於饑荒和瘟疫的，與戰爭並無關係。
　　 山東的災荒也是全局性的，時人謂：“時山東寇盜充斥，徐
　　(州)、德(州)數千裏白骨縱橫，又遇荒旱，大饑，父子相食，人煙斷
　　絕。”④這不僅包括山東西部，也應包括山東東部。如萊州府高密
　　縣的一條資料就說：“崇正十三年旱蝗，大饑，人相食。”⑤災荒是造
　　成山東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地區性的“寇亂”也導致人口
　　死亡。除上引彭孫貽所言之外，在濟南府長清縣，“崇禎十六年，賊
　　攻城急，先是省城失陷，調王邑侯去，代治曆城。賊遂肆並力破真
　　城，士民屠戮殆盡”⑥。然而，在地方誌的記載中，受到明末戰爭影
　　響較大的縣份屈指可數，死於戰爭的人口並不很多。加上迄今未
　　發現崇禎年間山東境內有大的傳染病流行，因此，山東的人口損失
　　可能小於北直隸和河南。
　　 依照第七章的論述，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山東人口即達
　　1482萬左右，萬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大旱使山東人口蒙受損失，
　　若至崇禎三年(1630年)恢複至災前水平，則是年有人口也是1482
　　力人。崇禎三年以後，清軍人關擄掠，山東有數十萬人口被掠北
　　上，從崇禎三年開始，山東人口不可能有什麽增長了。
　　 就崇禎年間的旱情來看，山東東部明顯要高於山東其他地區。
　　據表7一l，洪武二十四年東昌府人口僅占全省人口的2％。如果
　　加上洪武二十六年以後遷入的移民，這一比例可以增加至3％。
　　即使由於移民區域人口增長速度快於非移民區，以7‰的年平均
　　增長率計，萬曆四十二年，東昌府人口大約為85萬，占全省總人口
　　①民國《茌平縣誌》卷11《災異誌》。
　　②民國《夏津縣誌55卷9《災祥》。
　　⑧民國《陽穀縣誌》卷9《災祥》。
　　④彭孫貽《流寇誌》卷5。
　　⑤民國《高密縣誌》卷l《總紀》。
　　⑥道光《長清縣誌》卷16。
　　的5．7％。山東東部的災情較其他地區更為嚴重，設崇禎末年東
　　昌府人口損失率與相鄰的北直隸相同，也是40％的話，則有34萬
　　左右的人口死亡了。其他各府死亡人口以10%計，全省死亡人口
　　可達174萬之巨。明代末年，山東人口總數約為1308萬。
　　
　　崇禎年間南方人口的損失
　　 1．四川
　　 有關明末清初四川地方殘破的記載，用一句話概括，便是“張
　　獻忠屠蜀”。不少研究者不相信這一說法，他們搜集大量的資料來
　　證明張獻忠所屠主要為地主階級，而屠蜀者也有政府軍隊或其他
　　地方武裝。這一爭論的結果已經結集出版①。在這一討論中可以
　　看出，無論是“張獻忠屠蜀”還是其他人屠蜀，明末戰爭之後的四川
　　的確是殘破不堪了。
　　 關於張獻忠屠蜀的記載很多。張氏不僅屠重慶，屠成都，而且派
　　兵搜山屠殺一般的老百姓。關於此事，《流寇誌》卷13有如下記載：
　　 城中人殺盡，令所部搜山，每屠一路，冊報某日某部殺人
　　 數。次日山上有煙，謂搜山不盡，一部賊兵盡斬。以首級重不
　　 可致，成斷右手以報功。每搜山，賊至山中，與百姓相向哭，
　　 日：“我與爾無仇，令吾至此!爾輩斷手後，不可飲冷水，一飲
　　 即死。以秫麵灑之，裹創口，立生肌，或得全命。”成都、重慶、
　　 巫、夔、敘州數千裏絕人煙。
　　 據此進行死亡人口的推測不免粗糙。在《中國移民史》第六卷
　　中，我采用根據文獻記載人口死亡比例的方法進行推測。如在川
　　東地區，大量的記載類此：如廣元縣，“苟全性命者十之一”②，如西
　　充縣，“土著民人，十去六七”③等等。估算的結果，四川人口可能
　　損失了90％。
　　 在以前所作移民史的研究中，我估計明代四川人口的年平均
　　①《張獻忠在四川》，社會科學叢刊，1981年。
　　②民國《廣元縣誌稿》第五編。
　　③光緒《西充縣誌》卷6。
　　
　　增長率約為5‰。參照安徽鳳陽、廬州和安慶三府的情況，這一估
　　計可能是偏低的，對於一個人口稀少且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國來說，
　　合理的年平均增長率應當達到7‰。直到萬曆二十六年(1598
　　年)，“全蜀諸郡邑大疫”①，“人民死亡甚眾”②。人口增長的勢頭才
　　停了下來。萬曆三十七年，四川出現全省性的大旱③，在《中國近
　　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中，四川有廣元、萬縣、成都、康定、重慶、西
　　昌六個觀察點，萬曆三十七年，萬縣、康定和西昌三地缺載，廣元和
　　成都為5級旱災，重慶為4級旱災。次年，除廣元記為5級旱災
　　外，其餘各觀察點均缺載。由此可見，萬曆三十七年和三十八年確
　　實是四川的特大旱災發生期。據此，在本卷第七章中，我將從明代
　　初年至崇禎三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定為6‰。崇禎三年四川
　　人口總數(含播州、四川行都司等)大約達到了735萬人，同年因全
　　省性的瘟疫流行而減少。十一年以後，全省性的特大旱災進一步
　　使人口減少。災後和平的發展時間並不很長，從崇禎初年開始，四
　　川全省陷入無休止的戰亂當中。在這一過程中，大約有685萬人
　　口死亡，殘存的居民僅50萬左右。
　　 2．湖廣
　　 自陝西農民軍進入湖廣後，湖廣西北部就成為他們和明軍拉
　　鋸的主戰場。鄖陽遭受的破壞最重，如“竹山自(崇禎)七年陷，被
　　屠，八年十月應鵬至，僅棲草舍，至是(按：指崇禎九年)複為空
　　城”④。然而，由於鄖陽一帶山深林密，居民完全可能避入山中，因
　　此，隻要不存在對居民的刻意追殺，鄖陽一帶的人口損失不會太
　　多。
　　 崇禎十二年農民軍與官軍在鄂東麻城一帶對壘，山中寨民既
　　苦於“賊”，也苦於兵。“寨民嘹見柄襠持械者，不問為兵為賊，堅壁
　　拒之。藥弩虎槍，憑險而施，莫可誰何。”⑤又如崇禎十四年，在應
　　①光緒《射洪縣誌》卷17。
　　②道光《大足縣誌》卷8。
　　③道光《樂至縣誌》卷16。
　　④彭孫貽《流寇誌》卷3。
　　⑤同上書卷4。
　　
　　山縣，“應山多山氓，習射虎豹，藥矢傅人肉沸爛立斃。賊數攻，
　　不能克”①。山中居民與平原地區的居民不同，他們在兵亂之
　　時，不太可能逃入城市避難，因此，也就可能免去屠城之禍。所
　　以，崇禎十六年二月，“麻城民亂，焚死青衿數人，士民空城走”②。
　　看來，在山區，死守縣城並不是最後的逃生策略。類似的情況在江
　　西地區也有發生，如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部入贛，“時江西袁州、臨
　　江、吉安三郡人民多徙山穀”③。類似記載則不見於華北平原
　　地區。
　　 然而，鄖陽一帶的戰爭持續的時間實在太久了。明軍與農民
　　軍之間來來回回的拉鋸，將近持續了九個年頭，經常性的逃亡導致
　　的農事荒廢，也會導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加上雙方軍隊籌集軍糧，
　　鄖陽的殘破就是可以想見的了。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作為明守軍的左良玉部擁眾20萬，自河
　　南潰，屯聚襄陽。他們“餼於官者僅二萬五千，餘皆因糧村落，襄人
　　不堪”④。官軍的就地取糧引起襄陽人的不滿，襄人遂與“流寇”聯
　　手，所謂“襄洛之民牛酒迎賊”即是。僅從這一記載來看，襄陽地區
　　並不如河南地區一般殘破不堪。“襄人因怨其(按：指左良玉)淫
　　掠，焚其舟，良玉怒，掠荊襄巨估船，載軍資婦女，身率諸軍營樊城
　　高阜”，直到崇禎十五年，襄陽之民尚有力量反抗騷擾他們的官軍，
　　焚其舟船，而官軍也能夠迅速地掠奪到“荊襄巨船”⑨，說明至少在
　　此之前，這一區域的商業貿易尚未中斷，人民生活還算太平，人口
　　數量也未大幅度減少。也正因為如此，崇禎十六年，李自成選擇在
　　襄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
　　 崇禎十五年之前，湖廣首府武昌尚未遭受兵燹，且因城池堅
　　固，“富家巨室，多渡江依棲焉”⑥。是年年底，左軍突至漢口鎮，在
　　漢口大肆劫掠。左兵“而仇於鎮人亦甚勇，於是居其居，因薪之；食
　　①彭孫貽《流寇誌》卷5。
　　②同上書卷7。
　　③同上書卷8。
　　④⑤同上書卷6。
　　⑥同治《江夏縣誌》卷5《兵備誌》。
　　
　　其食，因糞之；財其財，婦其婦”①。又向楚王索要二十萬人軍餉，
　　不允，左部大掠武昌城，“宗室士民奔竄山穀”。次年四月張獻忠部
　　占領武昌，《流寇誌》卷9稱：“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裏。”卷7則提
　　及被屠殺者的數量，“屠戮士民數萬，投屍於江。尚餘數萬，以騎圍
　　而蹙之，盡跳江中，浮觜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上引《竹中
　　記》還稱：“自王府至庶民，殺戮以數十萬計，被驅於江者，又十餘萬
　　人。”有人評論道：“數十萬加十餘萬，起碼得三十萬，恰與計六奇
　　《明季北略》相符。可是把當時三鎮人口都殺光還湊不足這個
　　數。”②相對而言，《流寇記》的記載倒是大體可信的。
　　 崇禎十六年，張獻忠在攻取武昌之前，還在鄂東南地區活動了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黃州府南部，曾有蘄州和蘄水兩城之屠。攻
　　取武昌後，張獻忠於城中隻停留了兩個多月，遂揮師南下，攻占湖
　　廣南部，占領長沙。長沙“城中盡被屠戮”⑧。
　　 至於湖廣北部其他地區，據《流寇誌》卷5，崇禎十四年“曹操
　　陷隨州，知州徐世淳死之……吏民屠戮無遺，街中血流成渠”。同
　　年在宜城，李自成部攻城，環攻八晝夜，破城，“城堡廬舍焚盡，殘
　　戮士大夫無噍類”④。相信類似的屠城事實還有許多。因為按照
　　慣例，“望風降者不殺；守一、二日殺之三四；三日之外，則必屠
　　矣”⑤。
　　 長江沿岸的情況更為糟糕。尤其是荊州府地，因地處川鄂孔
　　道，大兵往來，人口損失甚巨。如公安縣，“自明季大亂，死亡殆盡，
　　版籍無存’’⑥；如巴東縣，“崇禎七年流賊過巴東，時流賊自楚人蜀，
　　有一鬥粟、整十萬等號，江北居民遭其屠掠者大半。自是陸續往
　　來，歲十數起，百姓流離失業……十七年二月張獻忠盡驅荊州民人
　　蜀，男女扶攜，魚貫而進，越數月始畢，餓斃者積屍滿道，巴東亦被
　　①魏晉封《竹中記》。轉引自範鍇《漢口叢談》卷4。
　　②範植清《明末農民大起義與漢口鎮的發展》，《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第四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嘉慶《長沙縣誌》卷3《城池》。
　　④同治《宜城縣誌》卷10《雜類誌》。
　　⑤彭孫貽《流寇誌》卷7。
　　⑥民國《公安縣誌》卷3《民政誌》。
　　掠千餘人”①。這批被擄掠人川的人口，以荊州府民為大多數，他
　　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死於赴川途中。
　　 同治《宜昌府誌》卷5《賦役》記載長陽縣“明季煙民戶口五萬
　　餘，崇禎十六年後疊遭兵火，猶有萬戶，繼以土司連年擄掠而輾轉
　　溝壑者十之三四，罹難於鋒鏑者十去二三，逃散於四方者十僅存一
　　矣”。同一記載還稱“長邑原額人丁三千二百有奇”，故此“戶口五
　　萬餘”絕不是作為納稅單位的“丁”數，而是實際“戶口”，隻是到底
　　是“戶”還是“口”，則不清楚。據此可知，在明代末年的動亂中，長
　　陽縣損失的人口約占當地總人口的80％。
　　 因此，就湖廣北部各府而論，筆者估計鄖陽府的人口損失可能
　　占總人口的40％，襄陽、德安、黃州、武昌、漢陽、承天六府的死亡
　　人口可能占10％，荊州府可能占30％。根據本卷第六章、第七章
　　所作研究，可以大致推測出崇禎三年的各府人口總數約為800萬
　　人，並進一步據此測算出戰爭中的死亡人口約為120萬人。死亡
　　人口占總人口的16％。
　　 在湖廣南部，除了張獻忠部的屠戮之外，其他地方性的“寇亂”
　　也造成人口的死亡。如崇禎十年，“臨(武)藍(山)二處土賊焚劫湘
　　潭十二日，賊船蔽江而下，抵郡城，圍攻甚急。所曆諸邑，焚掠一
　　空，荒煙百裏，又分黨至瀏陽北境……剽掠無算，轉醴陵去袁州”。
　　又如崇禎十七年正月，“左良玉自武昌至長沙，初擊獻賊，既而肆
　　虐，較賊倍慘，民甚苦之。時大饑，士兵互相仇殺……自是湖南日
　　屯重兵，長(沙)寶(慶)間蹂躪尤甚”②。湖廣南部究竟遭到了何種
　　破壞，史載不詳。然我從移民史的資料看，清代的“湖廣填四川”，
　　主要指湖北麻城人和湖南南部人口的西遷。湖南南部的人口多來
　　自永州和衡州兩府。他們不僅西遷四川，而且也大規模地遷入了
　　陝西南部地區。與此相對照，長沙、寶慶及麻城以外的其他地區則
　　少有西遷的。
　　 3．南直隸(安徽部分)
　　①光緒《巴東縣誌》卷4《賦役誌》。
　　②乾隆《長沙府誌》卷37《災祥》。
　　 皖北西部地區是明代末年旱災和瘟疫流行的主要區域。在鳳
　　陽府西部的潁州地區，“崇禎十三年潁州、潁上縣、霍邱縣、蒙城縣
　　大旱，蝗。七月大風拔木，鬥米千錢。毫州大疫。十四年春潁州、
　　潁上縣、霍邱縣大饑，四月疫，秋末方止。青蠅大如棗，丁盡戶絕者
　　無數”①。這次大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一份來自蒙城縣的記
　　載說：“崇禎十三年旱，大饑。十四年正月礦寇攻城三日，總兵劉良
　　佐敗賊，全城三月大疫，十死其九。”②盡管關於大疫的月份，兩份
　　資料相差一月，但並不妨礙分析。據此可知，蒙城大疫並不是戰爭
　　所引起，且死亡率高達90 %，隻能認定為鼠疫。
　　 一份來自阜陽縣的資料稱此次大疫始於十四年夏天，“十四年
　　春大饑，人相食。夏大疫至秋末方止”③。阜陽即潁州，比上引資
　　料所稱疫病流行時間稍晚。在鳳陽府東部的五河縣，有記載稱：
　　“十三年大旱，民饑，草木根皮食盡。十四年蝗生，大饑，繼以疫，民
　　死甚眾。”④據此推測旱情和疫情波及了整個鳳陽府。
　　 廬州府西部六安一帶的災睛也相當嚴重。崇禎十三年夏，“六
　　(安)、霍(山)大旱，飛蝗蔽天，人相食，至有父母自殘其子女者，雖
　　重典繩之不能禁。十四年辛巳春餓殍枕藉，民采草樹為糧，以待麥
　　秋。麥未登而疫作，囂市晝靜，巷無行人，城中出骸如蟈。二麥雖
　　稔，收棄相半，民有絕戶，而不得刈者。夏複大旱，蝗蝻所至，草無
　　遺根……十五年壬午春霍山大饑，人相食”⑤。旱災、蝗災、瘟疫共
　　同肆虐，造成了這一區域的殘破。
　　 在安慶府潛山縣，“崇禎十四年辛巳，大旱，蟲，疫。人死者枕
　　藉，饑者剮人為食，無敢獨行者。十五年壬午，大饑疫”⑥。宿鬆縣
　　也有相似的記載⑦。
　　 戰爭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以亳州為例，“崇禎八年正月
　　①乾隆《潁州府誌》卷10《祥異》。
　　②康熙《蒙城縣誌》卷2《祥異》。
　　③道光《阜陽縣誌》卷23《機祥》
　　④光緒《五河縣誌》卷19《祥異》。
　　⑤乾隆《六安州誌》卷24《祥異》。
　　⑥乾隆《潛山縣誌》卷24《祥異》。
　　⑦康熙《宿鬆縣誌》卷3《祥異》。
　　十七日，流賊李自成破北關，殺擄男婦萬餘，焚掠一空……十一年
　　小袁營流賊一條龍、萬小仙寇境內，不時焚掠，人畜俱入城庵觀雜
　　處。十三年秋礦賊袁老山人寇，連營五十裏，焚掠殆盡……十五年
　　四月十五日李自成破毫州，殺掠無算……賊時中……大殺掠，雞犬
　　無所遺，村落一空，闖、曹之殘虐不如也……十六年土賊盤踞民莊，
　　市無居人”①。再如崇禎十六年，官軍“左良玉擁兵二十萬下九江，
　　舳艫百裏……遂自九江下營池口，分遣步騎沿江行南岸，焚劫池
　　州、安慶……貴池、繁昌所至為虛”②。然而遺憾的是，在所見記載
　　中，迄今未見有關人口損失比例的報告。
　　 依據本卷第六章的論述，明代風陽府和廬州、安慶兩府的人口
　　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7‰和4．5‰，至崇禎三年，三府人口可能達
　　到570萬，設其中人口損失率為20 %，則有110萬人口死於災荒、
　　瘟疫和戰亂。
　　 明代末年北方鼠疫傳至太湖流域，蘇、鬆兩府人口死亡約230
　　萬，杭、嘉、湖三府人口死亡約370萬，論證過程詳見《中國人口史》
　　第五卷第二章。
　　四、小結
　　 茲將崇禎三年(1630年)及崇禎十七年(1644年)中國分省人
　　口列如如表11-1。（表略）
　　①道光《毫州誌》卷26《武備·兵事》。
　　②彭孫貽《流寇誌》卷7。
　　
　　 合而計之，崇禎末年，中國人口大約尚存15250萬，與崇禎三
　　年相比，中國人口減少了大約4000萬。這實際上是一個相當粗略
　　的估計，例如江西，張獻忠部及棚民武裝在贛西北的活動以及贛南
　　西部地區棚民武裝的活動，都造成一定數量的人口損失，由於計算
　　困難，此處從略。清代的人口變遷，大致在這一人口基礎上進行的。
　　
　　 17世紀的人口銳減並未因明代末年的戰爭、旱災和鼠疫流行
　　的結束而終止。清兵人關以後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康熙
　　十七年(1678年)的“三藩之亂”，中國境內的戰爭少有停息，某些
　　區域的人口持續地減少。本章對清代初年的戰爭進行了盡可能詳
　　細的討論，重點則在估計戰爭對人口的影響。
　　 何炳棣對清代前期“丁”的研究，所用資料大都為零星的縣級
　　數據。本章以省級數據為基礎加以進一步的研究，證明除了個別
　　地區外，清代前期的“丁”是納稅單位，與人口無關。40多年前何
　　炳棣所作研究是正確的。
　　 在《中國人口史》第四卷《明時期》中，我對明代末年人口的銳
　　減作了詳盡的分析和估算。明代末年，在戰爭、災荒和瘟疫的三重
　　打擊下，中國人口大約減少了4000萬，中國人口大約尚存15250
　　萬，清代的人口變遷，便是在這一基礎上進行的。
　　 明代末年的戰爭、災荒和瘟疫主要發生在中國北方、南直隸的
　　安徽、蘇南、浙北、湖廣北部和四川，即包括長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區
　　和長江以南的部分地區。清兵人關，並不意味著社會動亂的結束，
　　卻標誌著新一輪社會動亂的展開。李白成領導的大順軍自北京退
　　出後即喪失與清軍作戰的能力，攻占北京前那支英勇剽悍的農民
　　軍似乎變得不堪一擊。大順軍與清軍的對抗，實際已變成大順軍
　　的逃亡和清軍的追擊。北方地區雖受幹擾，卻沒有受到太大的損
　　害。事實上，這一時期的北中國已經殘破不堪了。清兵南下過程中
　　遇到的對手也不是南明的軍隊，南明軍人派係林立，相互掣肘，
　　也談不上什麽戰鬥力。因此，就全國抗清形勢而言，清兵入關與南
　　下過程中遭遇到的抵抗，很難與明代末年的戰爭相比，最有力量的
　　抵抗發生在若幹城市當中。清兵入關以後的戰爭對人口的影響是
　　據點式的，而不是全局性的。
　　
　　第一節 清兵南下對南方人口的影響
　　 已有的研究已經足夠清晰地描繪出清兵南下的整個過程。茲據
　　蕭一山、司徒琳(L,ynn A．Struve)及顧誠三位的大作①，敘述如下。
　　一、圍城和屠城
　　 1．“揚州十日”
　　 從北方南下直至揚州，清兵一路未遇上真正有力的抵抗，於是
　　揚州成為南明弘光政府組織抵抗的第一個據點。圍城之役進行得
　　十分順利，清軍用大炮轟擊揚州城牆，次日城破，清兵湧入。揚州
　　是江南頑強抵抗清軍的第一座城市，清兵欲殺一儆百，下令屠城，
　　屠殺持續了十天以上。王秀楚依據親身經曆撰成《揚州十日記》，
　　書中稱：
　　 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餘處，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
　　雷電，辟卜聲轟耳不絕。又隱隱聞擊楚聲，哀顧斷續，慘不
　　可狀。
　　 諸婦女長索係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滿
　　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注聲盈野。行過一
　　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碧水赭，化為五色，塘為
　　①蕭一山《清代通史》，中華書局1986年版，此據台灣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影印。
　　 [美]司徒琳《南明史》，李榮慶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顧誠《南明史》，
　　 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之平。
　　 殺聲遍至，刀環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
　　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頸受刃，無
　　一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
　　日向午，殺掠愈甚，積屍愈多，耳所難聞，目不忍睹。
　　 到底有多少人死於揚州屠城?蕭一山分析道：“人民之遭兵
　　者，兵民莫辨，凡十日間，查《焚屍簿》所載，已有八十餘萬之多。其
　　被擄與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①如此算來，可能有百萬
　　之眾。顧誠則認為這一數目有可能誇大，當時揚州城內未必有這
　　麽多居民②。可是，蕭一山引揚州守將史可法城陷後被俘時所說
　　的一段話，可為佐證：
　　 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劈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百
　　萬生靈，即屬於爾，當示寬大，萬不可殺。
　　揚州人口可能多達百萬。《明季南略》卷3稱：“揚州煙爨四十八
　　萬，至是遂空。”指的是城市常住人口，不應包括守城的軍人及其家
　　屬，以及逃難人城的人口。看來，根據《焚屍簿》記載得出的80萬
　　死亡人口的結論是大體可信的。
　　 在嘉靖年間的抗倭戰爭中，揚州城曾因其城牆高大而得以保
　　全。在明末清初的戰爭中，鄉村居民總想憑藉城牆獲得庇護。有
　　記載稱：“初，高傑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遷湖瀦避之，多為賊所害，
　　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皆相扶攜人城，不得人者，稽
　　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③然而，以往的經驗這次卻
　　行不通了，清兵憑借紅衣大炮很快攻破城牆。人城的鄉民多死於
　　屠城。在本書第四卷中筆者曾經指出，在明代末年的戰爭中，河南
　　地區的百姓也總是遷入城中避難，結果釀成了開封城數十萬人口
　　①蕭一山《清代通史》，第290頁。
　　②顧誠《南明史》，第186頁。
　　③戴名世《揚州城守紀略》，中國曆史資料研究叢書，上海書店1982年版，第32頁。
　　
　　死亡的大慘劇，也釀成華北，尤其是河南地區許多類似的屠城
　　慘案。
　　 2．“嘉定三屠”和江陰屠城
　　 清兵攻克揚州城後，很快下南京，克杭州，望風披靡。在長江
　　中遊地區，清兵的進攻也相當順利，湖北等地大都降服。但也有不
　　少地方的民眾，在明朝官吏和地方士紳的領導下，固城自守，反抗
　　清兵。不久，清廷下剃發易服之令，並以武力相威脅，所謂“留頭不
　　留發，留發不留頭”即是。清政府的這一措施，傷害了漢族人民的
　　感情，各地人民的反抗遂在反對剃發的名義下展開，而明朝的各級
　　官吏和地方士紳，在各地充當了領導者的角色。
　　 各地領導反清起義的領袖人物，鬆江有給事中陳子龍、總督沈
　　猶龍、吏部主事夏允彝、水師總兵黃蜚、吳誌葵等；吳江有兵部主
　　事吳易、舉人孫兆奎等；蘇州有副總兵魯之嶼等；嘉定有通政使
　　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等；江陰有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等；崇明有主
　　事荊本徽、員外郎沈廷揚等；昆山有副總兵王佐才和顧炎武等；
　　嘉興有吏部尚書徐石麒、總兵陳梧等；在宜興、長興、新城(治今浙
　　江餘杭市)、餘姚、會稽、常熟、太倉、寧國、徽州等地，還有一批類似
　　的明朝官吏領導各地的抗清鬥爭。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嘉定、蘇州、昆山、江陰、嘉興和寧國
　　的涇縣等地反清與屠城。南京亡後，吳淞總兵吳誌葵自海人江，
　　結水寨於泖湖；黃蜚也擁千艘戰船自無錫至，與鬆江、嘉定兩地
　　守城軍民，互為聯絡。吳誌葵與黃蜚軍在攻蘇州城時被清兵所
　　伏，兵敗。清軍下昆山、宜興、常熟、崇明，圍嘉定，侯峒曾堅守，
　　吳誌葵馳援兵敗。七月四日，清軍破嘉定城，三次下令屠城。
　　“兵丁遂得肆其殺戮，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葦叢
　　棘，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
　　麵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藉，彌望皆是，亦不下數幹
　　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屍滿河，舟行無下篙處。”“城內
　　外死者二萬餘人”①，農村人口遭殺戮者更是不計其數。這就是
　　①朱子素《嘉定屠城紀略》，中國曆史資料研究叢書本，第264～268頁。
　　
　　史載的“嘉定三屠”。
　　 昆山縣紳民殺清委知縣，起兵反清。顧炎武、歸莊等積極參
　　與。七月六日，清軍破城，繼而屠城，士民死難者達數萬人①。
　　 順治二年清兵抵達蘇州時，蘇州城不戰而降。剃發令下，“時
　　有福山副總魯之嶼者，字瑟若，首先倡拒。鄉兵四起，頭纏白布”。
　　義軍攻人蘇州城內，“六門堅閉，城中人死無算。未幾，都督李公
　　至，土國寶必欲屠城。李知西北民居稠密，與土國寶分鬮，二鬮俱
　　寫東南，土國寶拈得東南，遂由盤門屠至飲馬橋”②。以蘇州人口
　　之稠密，雖然所屠僅有半城，但人口死亡當以數萬計。
　　 清兵南下之際，江陰百姓推舉前朝典史閻應元人城，主守城
　　事。江陰人民在閻的領導下，堅守孤城長達兩個多月，城破被屠。
　　關於江陰縣城的人口數量，有閻應元的絕命詩為據，隻是這一絕命
　　詩有兩個不同的版本。許重熙《江陰城守後紀》雲：“八十日帶發
　　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裏江山。”
　　以此詩為“時為之語日”雲雲。韓莢《江陰城守紀》則說此詩為閻氏
　　在城破後親筆所提，後一聯雲：“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裏
　　江山”⑧。清軍於八月二十一日破城，屠城至八月二十三日午後才
　　“出榜安民”，城內外死亡者17．2萬以上，城內百姓僅剩“大小五十
　　三人”而已④。
　　 破城以後，江陰城外的百姓繼續受到蹂躪，趙曦明《江上孤忠
　　錄》記日：
　　 八月二十三日，清軍於江陰城外一帶地方，每村落鐵騎飛
　　來，逼各家獻寶，推跌老者，擲死少者，擄掠壯者，水行扯船，陸
　　行挑行李，稍不如意，兵棍交加。其十歲上下男女，掠買甚多。
　　其二十內外略有姿色婦女，擄去者尤多。略不如意，殺棄河
　　幹。跟隨不上，槍刺路旁……將領恨江陰打仗三月，殺傷無
　　①顧誠據顧炎武《歸莊年譜》雲昆山城破，“死者四萬人”。《南疆逸史》卷36《王佐才
　　 等傳》作“士民男女死者數十萬”，F~iCi),為有誇大。見顧誠《南明史》，第239頁。
　　②南園嘯客《平吳事略》，中國曆史資料研究叢書本，第112頁。
　　③顧誠《南明史》，第236頁。
　　④韓菱《江陰城守紀》卷下，中國曆史資料研究叢書本，第78頁。
　　
　　，故不禁約。師行帶至山東、山西、口外遼東、盛京去者甚
　　多，至河南、陝西者甚少。所掠之人，或不服水土而亡，或不得
　　其所而死，或脫逃而歸者，間亦有之。
　　 有號翁洲老民者，著《海東逸事》，記明末清初浙江史事。該書
　　卷2稱：“北兵相謂日：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
　　而三耳。”雖然“北兵”所言，僅指清兵攻城戰爭的難易程度，但守城
　　者如堅守不降，破城後被屠則是不可避免的。據此可知除揚州、嘉
　　定和江陰三城外，至少還有涇縣和舟山兩縣縣城遭到屠戮。
　　 1645年寧國府屬各縣士紳起兵，八月十六日，清兵破涇縣，清
　　軍將參與守城的三千餘名民兵全部處斬①。除民兵外，是否還有
　　普通百姓大批被屠，史載不詳。石埭、青陽等城為清兵占後，義兵
　　仍然四處活動，準備重整旗鼓，東山再起。直到十月中旬，義軍為
　　清軍剿滅。這一長時期的糾纏，可能造成山區人口較大規模的
　　死亡。
　　 順治八年，清兵進攻舟山，舟山“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
　　十餘日，城破”②。此指城中居民，不包括鄉村人口。鄭成功部收
　　複舟山，清守軍降。順治十三年，清兵反攻，“北師複取舟山，英義
　　伯阮駿、總製陳雪之並赴海死。北人以舟山不可守，迫其民過海，
　　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③。清兵第一次破舟山後，不知是否屠城。
　　第二次克舟山後，因懼怕海上作戰，故放棄之，並將舟山島上的百
　　姓全部內遷。名為內遷，卻驅海溺死。實際上，這也可看作一次大
　　屠殺。
　　 浙江境內諸府、縣城對清兵的抵抗，值得一提的還有嘉興府
　　城。南園嘯客在《平吳事略》中指出，順治二年六月清兵抵嘉興，嘉
　　興城降。至閏六月初五日，下令剃發，總兵陳梧與鄉紳屠象美率民
　　反清。“象美袖出偽詔開府，道署示諭城內外二十四坊居民，每家
　　①顧誠《南明史》，第244頁。
　　②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10，明末清初史料選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
　　 48頁。
　　③同上書卷2，第18頁。
　　
　　出兵一人……數日間，聚眾三萬餘，無將領……”，於是有圍城之
　　役。“二十六日……黎明，傳大兵逾城已入，郝千戶開東門，百姓喧
　　擠而出，踐踏而死，嚎啕震天，接踵而行，首尾數十裏不絕……時城
　　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之七八，間有削發為僧避於佛寺者，
　　有自係獄中詭稱署囚者，僅三百餘人，其餘盡行殺戮。血滿溝渠，
　　屍積裏巷，煙焰漲天，結成赤雲，障蔽日月，數日不散。”僅以鄉兵人
　　數推測，此次屠城之役中的死亡人口不會少於10萬。
　　 朱大典領導的金華守城之役可歌可泣。“閣部金華朱大典，號
　　未孩。乙酉，北兵至杭，退守金華。方國安潰師欲人，先生不許，相
　　持久，國安精銳大半耗於城下，金城得全。以是國安陳師江上，朱
　　師不出金城一步，隻自料守備之具。至是國安降，欲首先效力，導
　　北兵以大炮攢打。七月十六，城破屠城，朱合家焚死。”①另一記載
　　也說：“至是，以巨炮攻是門，即陷，恣屠戮，以報檄逐之恨，大典自
　　焚死。”②由此可知，屠戮金華城的清兵是與朱大典結怨的方國安
　　部。朱大典守城三月後，城破。清軍進入金華，借口“民不順命，因
　　屠之”③。
　　 徽州府城可以作為上述各例的反證。蕭一山稱：“是時，清軍
　　驃騎及降將武夫，乘機煽虐，所至地毛為洗。惟張天祿故史可法部
　　將，尚有承平節製，營徽州山上，嚴戒軍士人城。比至次春，淫雨浹
　　旬，父老固請，天祿恐騷擾，堅不下山；與三軍暴露，徽人感泣……
　　故徽州既未遭屠戮之慘，複未罹擾虐之暴，亦雲幸矣。”④城池不
　　守，清兵占城後也就沒有屠城之舉。看來，明末清初南直隸及浙江
　　兩省罹屠的城市僅有揚州、嘉定、昆山、江陰、涇縣、舟山和金華七
　　城。如果嘉定的死亡人口接近江陰，其數目可能多達10萬之眾。
　　涇縣、舟山、金華三縣人口以每縣死亡5萬人計，九城(縣)死亡人
　　口可能達到140餘萬人。如果加上半屠的蘇州城，死亡人口可能
　　①徐芳烈《浙東紀略》，明末清初史料選刊本，第129頁。
　　②張道《臨安旬製記》卷3，同上，第177頁。
　　③康熙二十二年《金華府誌》卷25《祥異》附《曆朝變亂》。在引用這一資料的同時，顧
　　 誠指出道光《金華縣誌》卷12《兵燹》在記載清軍攻破金華之時，刪去“屠城”一句。
　　④蕭一山《清代通史》，第299～300頁。
　　達到150萬。
　　
　　 3．從南昌到贛州
　　 順治二年，左良玉部降於安徽東流。左部總兵金聲桓降清後
　　率兵攻江西。金部到達九江後，派人持牌前往南昌，聲稱滿洲大兵
　　馬步二十餘萬將至，隻有迅速歸降才可免遭屠城，南昌不攻而下。
　　江西北部其他各府州幾無像樣的抵抗，清兵一路望風披靡。次年
　　八月，金部在攻下吉安後，進抵贛州。
　　 集結在贛州城周圍的明軍不下4萬，然軍無鬥誌，一觸即潰。
　　清軍占領南康、上猶等縣後，包圍贛州城，贛州守城軍隊大約6000
　　人，止一日，城破。易學實記贛州屠城事日：“十月初四夜，清兵襲
　　陷贛城，贛士民巷戰，清兵屠之。”①蕭一山描述清兵人城後的屠城
　　情況，“屠戮數十萬，士女被俘者數萬。焚室廬殆盡”②。然依本書
　　第四卷的論述，贛州城中的常住居民僅數萬人，城外避難遷入的人
　　口似乎不可能達到“數十萬”人。康熙《贛州府誌》卷34稱：“贛當
　　明季戶籍十萬八千，丙戌十月城破，存者三千戶。”如果以為此處所
　　指“贛”為贛州城的話，就意味著贛州城市人口可能多達50餘萬，
　　這絕無可能。因此，此處“贛”應指贛州府，而所謂“戶籍”，指的也
　　隻是在冊居民而已，並非實際人口。贛州城破之後，清兵除了屠城
　　外，還包括對贛州府人口的屠殺。如贛縣的章水鄉，“兵燹以來，十
　　不存一”⑧，即可為證。然而，這並不僅僅指順治三年的屠殺，也包
　　括自順治三年至以後幾年圍繞贛州城發生的圍城與屠殺。清代前
　　期，大量客家移民遷人以贛州為中心的章水、貢水流域，即是對大
　　屠殺後死亡人口的補充。
　　 順治五年(1648年)正月，金聲桓反正歸明，江西境內戰火又
　　起。在金聲桓的江西之役中，贛州重新成為戰爭的焦點。三月，金
　　部20餘萬集結於贛州城下，贛州城中的清兵不足萬人。金部圍
　　城，重挖深濠，重築營城，層層圍困，意在不克不休。城內米價高達
　　①易學實《犀屋文集》卷20《劉伯仲孝廉傳》。
　　②蕭一山《清代通史》，第311頁。
　　③康熙二十三年《贛縣誌》卷3《風俗》。
　　
　　四十五兩銀子一石①，清兵殺戰馬充饑。如果贛州城中還有老百
　　姓的話，在這場圍城之役中，恐怕難以存活了。所以，贛州城及贛
　　州地區的人口死亡，不僅由清兵屠贛所引起，也包括金聲桓部對贛
　　州的圍城。總之，明清之際的戰爭是導致贛州人口死亡的根本
　　原因。
　　 閏四月底，清援兵迫近南昌，金聲桓部回師省城，贛州解圍。
　　七月初十日，清兵包圍南昌，分兵四出，掃除外圍，切斷省會同其他
　　州縣的聯係，驅迫數以十萬計的附近鄉民挖掘濠溝，顧誠引徐世溥
　　《江變紀略》稱當時正值炎暑，“上暴旁蒸，死者無慮十餘萬”，八月
　　初九日左右，挖濠工程完畢，“所掠男女一並斤賣”，南昌“附郭東西
　　周回數十裏問，田禾、山木、廬舍、邱墓一望殆盡矣”。城中米價先
　　漲到一石要六十兩銀子，以後更高達六百兩，最後斷糶。守城者向
　　外投放百姓，皆為清兵所殺。至順治六年正月十八日，清兵破城。
　　雖見屠城記載②，但推測除了軍人之外，城中恐怕已無太多人口可
　　屠了。
　　 南昌、贛州之間的人口損失也很多。如吉安，順治二年清兵下
　　吉安，明將鄧武泰戰死，當年明將楊廷麟、劉同升督師收複吉安。
　　順治三年清兵再取吉安。兩年後金聲桓以吉安等府歸明，順治六
　　年，清兵再次攻占吉安。在經曆了反複多次的攻戰之後，地方社會
　　秩序紊亂，群盜並起，奸宄猖獗。順治六年山寇劉京陷泰和，張士
　　舉擾永新，張和尚掠永寧。七年劉金等掠永新、泰和，又陷安福、龍
　　泉、永寧三縣。八年明將劉文煌複永新、安福，為清吉安守將擊潰。
　　時人評價：“案自金、王亂後，逃兵潰將互相嘯聚，豪民悍仆，與主
　　為難。官軍連年攻剿，戎馬絡繹，加以水旱遊臻，民嗟流離，蓋吉安
　　之罹鋒鏑者，近十年矣。”⑧此所謂十年，指的是崇禎十六年張獻忠
　　軍隊攻打吉安以來未曾停息過的戰爭和社會動亂。據此估計在順
　　治初年及以後的戰亂中，南昌、贛州兩地及其沿途的死亡人口至少
　　①順治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南贛總兵胡有升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冊，A10—52
　　 號，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②彭孫貽《茗齋集》卷4。轉見顧誠《南明史》，第495頁。
　　③光緒《吉安府誌》卷20《軍政誌》。
　　可達百萬餘眾。
　　 撫州府的情況尤值得一提。因為，從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撫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隻有0．5‰，
　　是一個相當低的增長速度。仔細考察清代初年的戰爭史，可知撫
　　州府人口的低增長實由戰爭導致的人口大量死亡所造成。清兵進
　　入江西後，明建昌益王曾募兵數千，試圖以撫州城為據點進行抵
　　抗。清兵至，明兵潰散。順治二年秋天，“永寧王自閩率峒寇萬餘
　　人入據撫州，大兵圍之，三月始克。近城民居悉被焚毀，數十裏外
　　皆被掠，自是受兵無虛日矣”。順治五年，金聲桓叛清，“其帥張自
　　盛等駐撫州，招募亡命，眾至十萬，深山窮穀無不搜掠者”①。人口
　　損失也相當嚴重。
　　 在贛東北地區的饒州府，雖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但民變
　　造成的地方殘破仍是相當嚴重的。如崇禎四年“樂平奸民吳士玉、
　　何長庚等率眾倡亂，四鄉多應之者，焚毀郭內衙署及居民室廬幾
　　盡，已複抄掠四鄉，旋遇官軍討平之，餘黨皆誅”；五年“(潘)永禧
　　脅掠餘幹，盜四起，民無所逃，村落為墟”②。廣信府一帶殘破更
　　甚，廣信府與浙、閩毗鄰，軍隊往來，是為通途。司徒琳引順治十一
　　年(1654年)一位商人路經此地留下的記載：
　　 予自江右入浙，過鄱陽湖，進舟上饒江，所曆安仁、貴溪、
　　 弋陽、廣信、玉山諸郡縣。入其城，大都不過數十家，而江中行
　　 舟競日罕見。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鎮將者，河南人，
　　 日率健兒入村落，係鄉民以歸，指為山賊，屠掠殆遍。廣信一
　　 府，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餘以業鹽，持
　　 引穿橫卒而過，無敢嗬者。入貴家大族，皆閉戶團坐以待死，
　　 得吾升粟撮鹽，則大喜；唯吾所欲而不較。予聞此言也，掩耳
　　 急去。③
　　 大戰之後，贛東北信江沿岸地區人口損失嚴重。以後，這一區
　　①康熙《撫州府誌》卷13《兵氛》。
　　②同治《饒州府誌》卷8《武備誌》。
　　③李介《天香閣隨筆》卷1。
　　
　　域又成為“三藩之亂”的主要戰場，人口繼續大量死亡。在清代前
　　期的移民運動中，從福建沿海遷入廣信府的移民，大都集中於中部
　　的河穀地帶，其中尤以分布在廣信府城四周為密集。清代前期的
　　移民，是對清代初年戰爭造成破壞之彌補。
　　 限於篇幅，對於江西境內各地的戰爭和叛亂，茲不一一列舉。
　　總的說來，相對於其他省份，順治年間的江西境內戰事要多得多。
　　其主要原因，除了明朝軍隊在此組織的抵抗外，還與金聲桓的叛清
　　降明有關。金聲桓本為明軍將領，降清後率清軍進攻江西。江西
　　剛平，金聲桓本人又叛。金聲桓叛清，許多降清的江西地方官員隨
　　之而叛，清軍的鎮壓隨之而至。一批軍政官僚在明與清之間反複
　　搖擺，帶來的是江西的殘破和江西人口的大量死亡。
　　 可以根據丁額的缺失來推測人口的損失。萬曆六年江西省的
　　田土額是401151頃，丁額是5153005，順治十三年，“殺戮逃亡人
　　丁七十餘萬口，拋荒田土一十七萬餘頃”①，損失的田土額為43％
　　左右，損失的丁額為15 9／6左右。雖然此中的“人丁”不是實際的人
　　口數，而是納稅的“丁額”，地方官在奏減丁稅時，仍可能根據當地
　　人口的損失比例要求減免，即有15 %的應收的“丁額”無法征收。
　　從這個意義上講，“人丁”死亡絕對數沒有意義，但相對比例仍是可
　　用的。也就是說，經過順治年間的大屠殺，江西全省人口大約有
　　15％損失了。
　　 據本書第四卷，崇禎三年江西人口約為1940萬。若以損失
　　15％計，損失人口達到290萬。
　　
　　 4．從南雄至廣州
　　 順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清軍在李成棟的統率下，由福建
　　經潮州、惠州向廣州前進。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闖入廣
　　州。明朝的軍隊正在肇慶方麵內戰，來不及回調，廣州失陷。李成
　　棟率兵西進肇慶、廣西，追逐明永曆帝。永曆朝廷在廣西境內東奔
　　西藏，李成棟部緊緊追隨。從兵力上看，李成棟率領的清軍隻有
　　① 王新命《請除荒疏》，雍正《江西通誌》卷118《藝文》。
　　
　　4100名，加上從福建帶來的原鄭芝龍舊部，也不過數千人①。少量
　　清兵的快速突襲和明軍的不抵抗構成這一連串軍事行動的特征，
　　對於普通百姓的影響應該不大。
　　 李成棟部收複廣東其他府州的戰役，也進行得十分順利。順
　　治四年正月，廣東十府之地全部落入清兵之手。其後雖有廣東義
　　兵揭竿反清，但規模太小，並未對清兵構成大的威脅。
　　 順治五年，清兩廣提督李成棟反清複明，廣東境內戰事又起。
　　為解金聲桓南昌之圍，李成棟馳兵援贛，卻兵敗贛州。以後再次人
　　贛，又兵敗信豐。李成棟死於是役，“大軍屠信豐”②。贛州繼續
　　殘破。
　　 順治六年十二月底，清軍尚可喜、耿繼茂率軍從贛州越嶺抵達
　　廣東南雄，並於除夕之夜破城，“城內居民，屠戮殆盡”③。南雄並
　　非軍事或商業重鎮，且此次破城帶有突襲的性質，故人口死亡最多
　　不會超過城中常住人口數，即不會超過2萬人。破南雄後，清軍未
　　遇任何抵抗即占領韶州，直逼廣州。
　　 順治七年正月初六日清兵進抵廣州郊外，圍城。清軍一方麵
　　掃清外圍，一方麵鑄造大炮，另一方麵等待援兵。清軍的各項準備
　　工作就緒後，十一月一日開始攻城。城破，清兵大肆屠殺。
　　 司徒琳引外國傳教士的觀察：
　　 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淒慘景象，每個兵士
　　開始破壞，搶走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哭
　　聲震天；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各處街道所聽
　　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
　　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
　　些滲無人道的屠夫之手。最後，在冬月的六日，總督及清軍統
　　帥下令，即日起不得再從事如此慘酷的殺戮。我得到確切的
　　消息，在(八十)十八天之內，被韃靼人殘忍地屠殺的，在八萬
　　①顧誠《南明史》，第4lO～411頁。
　　②康熙《西江誌》卷33。
　　③乾隆《南雄府誌》卷16《雜誌》。
　　
　　 (千)人以上。
　　顧誠引文獻記載，“再破廣州，屠戮甚慘，居民幾無噍類。浮屠真修
　　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募役購薪聚醬於東門外焚之，累骸燼
　　阜，行人於二三裏外望如積雪。因築大坎痤焉，表日共塚”。番禺
　　人王鳴雷寫了一段祭文，描述屠城後的慘狀：
　　 ……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
　　 街，螻蟻聚食。饑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骷髏。
　　 或如寶塔，或如山邱。便房已朽，項門未枯。欲奪其妻，先殺
　　 其夫；男多於女，野火模糊。贏老就戮，少者為奴；老多於
　　 少，野火轆轤……①
　　 《清史稿》卷234《耿精忠傳》稱：
　　 初(耿)繼茂、(尚)可喜攻下廣州，怒其民力守，盡殲其
　　 丁壯。
　　 《清史稿》卷234《尚可喜傳》稱：
　　 (清兵)克廣州，俘承恩等，斬六千餘級，逐餘眾迫海濱，溺
　　 死者甚眾。
　　 司徒琳大概不敢肯定屠城的數量會達到“八萬”人之眾，故改
　　作“八千”。但這八千隻是守城軍人數。從上引各種文獻的記載來
　　看，廣州城大屠殺的死難者不可能隻有八千人。明代末年的廣州
　　城可能在20萬人以上，屠城中死亡8萬餘人，占總人口的40％以
　　上，是為丁壯男子。
　　 順治十年，明軍李定國部從廣西攻廣東肇慶，清潮州總兵郝尚
　　久舉兵反清。李定國部在肇慶失手後退回廣西，鄭成功部在籌得
　　糧草後退回福建。孤立無援的郝尚久部與清軍在潮州城下相持一
　　個多月，清軍“屠城，斬殺無算”②。潮州作為府城，城內外至少有2
　　萬居民被殺。
　　①九龍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卷l《王鳴雷傳》。
　　② 乾隆《揭陽縣誌》卷7《事紀·附兵燹》。
　　
　　外援無望的情況下，薑壤部下一總兵變節，並帶領600餘名官兵叛
　　變，殺死薑壤與其兄弟，持首級出城投降。清兵人城後，下令除投
　　降的官兵家屬外，其餘“官吏兵民盡行誅之”。這一命令執行得相
　　當徹底，如大同和大同左衛兩座城裏的監獄有重犯5名，由於“城
　　破盡屠，無憑究擬”。以後，清軍大舉進攻，九月，陝西清軍攻克運
　　城，明義軍官兵1萬餘人戰死，“屍滿街衢”。清軍破汾州後將城中
　　百姓屠戮一空。十月，清軍用紅衣大炮攻破太穀縣，雖未言及是否
　　屠城，但從抵抗必屠這一原則出發，太穀縣似乎難以幸免。類似的
　　城池可能還有沁州、潞安(今長治市)、澤州(今晉城)等。如順治七
　　年十二月的一份報告說：“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
　　人民不存。”雍正《朔州誌》卷8稱：“城破，悉遭屠戮。”如乾隆《汾
　　州府誌》卷26《李節婦傳》說：“己醜，城屠，被虜，至濠次，撲馬下，
　　擊石碎首死。”清代中期行“文字獄”，地方誌的作者對於記載清初
　　屠城事有所顧忌，正式的記載難見於誌書。汾州府城被屠一事從
　　李節婦的遭遇中透露出來，使我們相信順治六年山西大批城市的
　　抵抗，可能導致大批屠城事件。
　　 同年清兵在陝西圍剿義師。如清軍攻蒲城，城中居民固守數
　　日，城破，“遂屠之，殺戮萬餘人，匕筋無遺”①。一個縣城中的居民
　　及四鄉逃難人城者為萬餘人，這大概是山西、陝西縣城人口的規
　　模，據此計算，山西一省至少有半數以上的縣城進行過抵抗，死於
　　屠城的人口當不會少於40萬人。
　　 康熙《五台縣誌》卷8記：“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年)，
　　人民死徙，地土荒蕪，迄今三十餘年，流亡尚未全複，土田尚未盡量
　　也。”清代初年的屠殺不僅包括對抵抗城市的屠殺，還應包括對鄉
　　村人口的屠戮。所以，戰爭結束後三十餘年，五台縣人口和耕地都
　　未恢複到戰前的水平。
　　 陝西的抗清鬥爭也有一定的規模，其中以甘肅回民的抗清
　　①康熙五年《蒲城縣誌》卷2《祥異·屠城》。光緒《蒲城縣誌》卷13《雜誌·兵燹》卻
　　 引《屈複詩序》：“三桂怒，揮眾力攻，初五日城陷屠之。死者十餘萬人。”一個縣城中
　　 屠殺十餘萬人，似太多，此不據光緒誌。 、
　　鬥爭尤富特色。此外，各種“土寇”蜂起，也造成很大的人口損
　　失。．如白河縣，“順治三年丙戌，劉二虎諸寇屠城，居民十不存
　　一，城為之墟”①。所以，遲至順治五年、六年，陝西人口仍處於
　　減少當中。北直隸地區因地近京畿，清兵入關後大肆圈地，造成
　　大批百姓流離失所，人口的恢複也就無從談起。然而，在清代初
　　年的北方五省中，河南、山東等地已進入了和平的發展期，人口
　　應該有所恢複和增長，兩相抵消，大約在順治中期，北方人口應
　　該進入增長期。
　　 ’
　　第二節東南沿海的戰爭與遷海
　　一、福建戰亭與鄭成功部抗清
　　 順治三年，由於鄭芝龍的投降，清兵輕鬆地越過仙霞嶺，進入
　　福建。八月，南明隆武帝在汀州遇難。九月，清軍未遇任何抵抗，
　　占領福州。
　　 順治四年，福州府濱海的海口、鎮東等城，遭到清兵的屠殺。
　　有名海外散人者，著《榕城紀聞》，記載了這一時期福州城及福建
　　其他地方的情況。先是清兵屠海濱，“以海濱不可測，屠海口、鎮
　　東等城，虜婦女無算”②。順治四年，福建各地義師起，反清複
　　明，一時閩境騷然。義軍包圍省城，城中缺糧，人口大量死亡，
　　“有四五十家之街巷無一人行者，見有門庭整麗、器具精好，人
　　門，而十餘堆白骨委地者，比屋皆然。死屍棄地，片時割盡，竊抱
　　小兒，瞬息就烹，甚至自食其子，親割其夫者。凡死亡十之八九。
　　米雖小鬥，價六錢”。五年春天，福州城中“疫大起。城外雖未乏
　　食，死大過半，與城中等”。福州雖未經屠城，但順治四年、五年
　　的圍城之役與瘟疫，使城中人口大部死亡，周圍郊區也損失半數
　　①光緒《白河縣誌》卷13《雜記》。
　　②海外散人《榕城紀聞》，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
　　 一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6頁。
　　
　　以上的人口。
　　 在其他地區，戰爭也使人口大量死亡。順治四年，義軍攻福寧
　　州城圍城時間長達七個月，城中糧盡，餓者無數①。明軍一度收複
　　平海衛，後為清軍複奪，平海衛百姓慘遭屠戮。又如在興化府城莆
　　田，義師攻打莆田，相持數月，城中原有百姓27萬，因長期受困，大
　　批死於饑餓和殺掠，隻剩下三分之一②。莆田城中的27萬百姓，
　　也應當包括四鄉避難遷入者。
　　 順治五年，鄭芝龍之子鄭成功逐漸擁有了一支強大到足以與
　　清軍對抗的軍隊。七月，清兵攻同安，鄭氏軍隊援助不及，八月十
　　六日城破，清兵屠城，“血滿溝渠”。
　　 順治九年正月，鄭成功率軍直抵海澄港口，清守城將降。鄭氏
　　進而圍攻漳州城，時間長達十餘月，“城中人盡餓死”③。顧誠引福
　　建巡按王應元的一份題本詳細描述了城中的慘狀：
　　 八九兩月，每石米價貴至五百五十兩，草根木葉鼠雀牛馬
　　 搜索食盡，繼之人肉。父子相食，爨不煙火者月餘，病死、餓
　　 死、投水投碾而死，兵丁威取強奪簍楚而死，日以千百計。屍
　　 骨山積，穢聞數裏。嗟此殘民靡有孑遺矣。
　　清軍援兵趕到，遂解漳州之圍。
　　 總之，以興化府城的情況推論，截止順治九年，福建人口至少
　　死亡100萬左右。
　　
　　二、遷海
　　 順治十七年(1660年)，鄭成功部退守台灣，欲以台灣為根據
　　地，反清複明。滿兵不習海戰，為了阻隔鄭成功部與大陸人民的聯
　　係，頒布沿海遷界令。涉及範圍包括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山東
　　和北直六省。由於鄭成功的主要據點是在福建，因而，對清政府威
　　①乾隆《福寧府誌》卷43《祥異》。
　　②林佳磯《閩記》，見抄本《明季稗史》第三種。轉引自顧誠《南明史》，第382～
　　 383頁。
　　③海外散人《榕城紀聞》，第8頁。
　　脅最大且遷海令執行得最徹底的也就是福建、廣東兩省。時人稱
　　清政府的遷海，“江浙稍寬，閩為嚴，粵尤甚”，順治十八年八月，清
　　廷派出官員前往各省視察，各地遷海相繼展開。
　　 一般規定，遷海以三十裏為限，但也有說四十裏、五十裏甚至
　　更多的。究竟遷海多少裏，這要依當地的地形與辦事官員而定。
　　遷海之事，在地方文獻中，留下了許多記載。
　　 1．福建
　　 海外散人在《榕城紀聞》中稱：
　　 福建、浙江、廣東、南京四省近海處各移內地三十裏。令
　　 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
　　 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石之糧，餓殍
　　 已在目前。如福清二十八裏，隻剩八裏。長樂二十四都，隻剩
　　 四都。火焚二個月，慘不可言，興、泉、漳三府尤甚。
　　所述主要為福州府沿海之情形。陳鴻在《清初莆變小乘》中提及莆
　　田一帶的情況：
　　 (順治十八年)十月，部文下，著附海居民，搬入離城二十
　　 裏內居住，二十裏外築土牆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閑
　　 行，出界以違旨立殺。武兵不時巡界。間有越界，一遏巡兵，
　　 登時斬首。
　　莆田一帶的遷界並不以距海岸多少裏為界，而是將海濱之民遷入
　　離城20裏範圍之內。興化府城距海最近處僅20裏，最遠處可達
　　70～80裏，如將全部海濱之民遷入距城20裏範圍居住的話，遷界
　　範圍可達50～60裏。如上所述，在順治年間的戰爭中，興化府城
　　及周圍人口被屠者多達27萬，遷界之民填入，似乎可以彌補了這
　　一區域的人口。
　　 然而，這決不意味著興化府的遷民可以在府城周圍地區獲得
　　耕地而安居樂業。同一資料繼續說：
　　 (康熙四年)各上憲捐俸賑濟遷民，令每人給米五斤，五日
　　一放。道、府、廳、縣亦行捐俸，並會紳衿士庶，勸殷實者量力
　　 樂輸。五月初一日，在萬壽宮分給。男女數千人紛紛道路，形
　　 容枯槁，衣衫藍縷。少婦含羞，手遮麵而捉襟見肘。老人喘
　　 息，欲定神而前擁後推……共放米四次乃止。遷民冷落，已經
　　 五載。有盡室尋親浙省，有望空奔竄四方。重廉恥者，父抱子
　　 投於水，夫同妻縊於堂；重性命者，或聽妻兒跟他人遠去，或
　　 將一己充權門廝養。夫視妻死，而無力收埋；母任兒啼，而恝
　　 然徑去。我生不辰，逢此鞠凶，其是之謂乎!
　　遷民人口的死亡者多。餘飆在《莆變紀事》中也有詳細的描寫：
　　 瀚海波飛，以為濱海接濟之路，生其心也。時有滿大人蘇
　　 達海巡曆形勢，定為清野之議，將邊海居人盡移內地，燔其舍
　　 宅，夷其壇宇，荒其土地，棄數百裏膏腴之地，蕩為甌脫。刻其
　　 十月內不遷，差兵蕩剿……方其時，蹴居城鄉，填門塞巷，有親
　　 戚者興采葛依居之歎，無親戚者盡離鴻中澤之哀。糗糧薯麥，
　　 富者足支一年，貧者日月可計。於是流離轉徙，死亡蕩析，鄭
　　 俠所上之圖繪之不盡矣。
　　餘飆在同書中繼續議及明代中期至清代初年莆田人口的變化：
　　 自倭寇擾亂十年，生齒損耗。嘉靖壬戌至崇禎甲申，一百
　　 餘年休養生息，他不可知，即如霞林，是吾母外家，吾常遊其
　　 處，一年報新生子多至數十人，一姓如是，他姓可知，一鄉如
　　 是，他鄉可知。故吾鄉生聚之盛，未有過於崇禎時也。國變以
　　 後，丁亥、戊子之亂，山海糾合，鄉樹一幟，家興一旅，鄉與城
　　 仇，南與北敵，山與海哄，殺戮如草，白骨盈郊……至於官兵一
　　 出，或對陣，或洗塞，鄉村雞犬為之一空，計此時人民之死者已
　　 一半矣。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遺，逃亡流竄，遍野哀
　　 鴻，不可收拾。加之庚[甲]辰、乙巳，水旱為災，百役並至。界
　　 內之民死於力役，死於饑餓，死於征輸，至有巷無居人，路無行
　　 跡者。而招安賊夥又複橫加欺淩，土著殘黎又無一聊生矣。
　　 吾鄉人民至是真九死一生矣。
　　 福建一省“福州、興化、泉州、漳州等四府，福寧一州，所屬十九
　　州縣，原遷界外田地共二萬五千九百四頃零”①。按照上引記載，
　　假定福清、長樂二縣的遷界水平代表這19個州縣的平均水平，即
　　此19個縣中有70％～80％的人口列於遷界之列，即大約有14個
　　完整的縣被全遷了，占福建縣總數的約24 %。如果遷民中有三分
　　之一的人口死亡，福建全省人口的8％死於遷界。按照我在第四
　　卷第七章中的論述，明代末年福建約有人口2360萬，扣除順治年
　　間沿海縣份死亡的人口，遷界中死亡的人口至少可達180萬。如
　　果按照莆田的情況進行推論，死亡人口可能更多。據本書第四卷
　　第七章，明代初年，興化府的人口密度最高，清初的情況也應如是，
　　該府人口死亡眾多也在情理之中了。
　　
　　 2．廣東
　　 康熙元年，清廷派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裏，
　　以絕接濟台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
　　次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②。康熙三年春天，“續遷番
　　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⑨。
　　 顧誠引香山縣例說明遷海過程中清軍對人民的屠殺：
　　 初，黃梁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穀邃，藏匿者
　　眾。平藩(平南王尚可喜)左翼總兵班際盛計誘之，日點閱，報
　　大府即許複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勒兵長連埔，按名令民
　　自前營入，後營出。入即殺，無一人幸脫者。複界後，枯骨遍
　　地，土地叢葬一阜，樹碣日木龍歲塚。木龍者，甲辰隱語也。④
　　然而，光緒《新寧縣誌》卷14《事紀略》則有不同的說法：
　　 香山橫石磯口子宜撤也。當年遷立邊界之時，以香山必
　　不可遷，議設官兵防守此土。香山之外，原有澳彝，以其言語
　　不能，不事耕種，內無駐足之處，況居香山數百年，遷之更難，
　　時已奉命免遷矣。是縣與澳皆為內地也。所宜防者，防其通
　　①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轉引自顧誠《南明史》，第1073頁。
　　②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清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7頁。
　　③鈕瑗《觚剩》卷7《徙民》。轉引自顧誠《南明史》．第1067頁。
　　③ 道光《香山縣誌》卷8《事略》。
　　
　　 外海耳，當時奉行者反於橫石磯立一口子，日食米糧計口而
　　 受，每幾日放一關……計縣與澳共戶口數萬，斷絕往來，生業
　　 坐養致困，悉愁苦難言，論其地未遷，則為界內之人，其橫石口
　　 子似宜免設，使其人得以貿易於內，以通有無。
　　 香山縣因轄有澳門之緣故而予免遷，隻設卡嚴查人民往來。
　　其理由是，澳門為夷人居住數百年，一旦香山遷海，勢必造成澳門
　　地方的孤屈，導致澳門人口的生活困難。澳門的存在使香山免去
　　了遷界之苦。上引《香山縣誌》所說可能發生於遷界之始，不久因
　　澳門故，香山免於遷界，香山的形勢也就安定下來。在移民史的研
　　究中，我也發現，複界以後，香山鄰縣皆有客家移民遷入，獨香山無
　　規模性移民遷入。這也說明香山並未遷界。
　　 東莞縣的遷界強度特別大，康熙元年(1662年)的遷界就達50
　　裏之多，次年內遷加30裏，合計遷界達80裏。不僅民眾皆往內
　　遷，連駐守在虎門附近的護衛兵丁也一律內遷①。一縣遷界80
　　裏，很難想象還能剩有多少地方了。
　　 新安縣的遷界較之東莞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康熙元年二月
　　“行邊立界，邑地遷三之二”，次年“續立界，邑地將盡邊焉。總督盧
　　以邑地初遷已多，會疏免續遷，止遷東西二路共二十四鄉”②。新
　　安縣被遷去三分之二後，還被強行遷去24村。由於土地大部分被
　　遷入界內，故被撤縣並入東莞。因遷海而被撤縣，這在康熙遷海史
　　上也是罕見的。直到康熙八年才隨複界而複縣，才有客家移民的
　　大量遷入。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指出廣東遷界的死亡人口：
　　 先是，人民被遷者以為不久即歸，尚不忍舍離骨肉。至是
　　 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夫妻相棄，痛哭分攜。鬥粟一
　　 兒，百錢一女。豪民大賈致有不損錙銖、不煩粒米而得人全室
　　 以歸者。其丁壯者去為兵，老弱者展轉溝壑。或合家飲毒，或
　　 盡帑投河。有司視為螻蟻，無安插之恩；親戚視如泥沙，無周
　　①民國《東莞縣誌》卷32《前事誌》。
　　②康熙二十七年《新安縣誌》卷3《地理誌》。
　　全之誼。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
　　 據時人稱，廣東遷界範圍包括“廣州、惠州、潮州、肇慶、高州、
　　雷州、廉州等七府所屬二十七州縣、二十衛所沿邊遷界並海島港洲
　　田地共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二頃”①，所涉範圍及州縣衛所數大大超
　　過了福建，納稅田畝也大大超過了福建。然而，由於廣東沿海人口
　　稀少，據本書第四卷第七章，洪武年問廣東的人口密度僅及福建的
　　一半，其中惠州、高州、廉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裏為4～10人。加
　　之香山因澳門而免遷，因此，遷海對於廣東人口的損害可能輕於福
　　建。據屈大均語，遷海造成廣東數十萬人口的死亡，其數量遠遠少
　　於福建。鑒於東莞、新安兩縣的高強度遷界，遷界之後大規模招人
　　移民，因此，我估計僅此兩縣因遷界而死亡的人口不會太少，可能
　　多達數十萬人。屈大均稱“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若以福
　　建遷民死亡的半數計，可達90萬人。
　　
　　 3．浙江
　　 顧誠引康熙年《溫州府誌》卷9《貢賦》的記載，溫州府屬原額
　　田、園、地24613頃，康熙八年展界複業之後，實存田地數也隻有
　　16499頃，其中平陽縣的775l頃田地園在遷界時全部“棄置”，康
　　熙九年以後部分展界，招民複業，直到康熙二十年編審時各則田地
　　園還隻有3263頃。據康熙《台州府誌》卷4《屯賦》，台州府屬臨海
　　縣順治十八年奉文遷界，棄田199293畝，寧海縣也棄去民田1150
　　頃，另有221頃塗田也全部放棄②。如此大規模的遷海不可能不
　　造成人口的死亡，即使浙江死亡人口少於廣東，但死亡人口在10
　　萬左右總是可能的。
　　 如此，在清代初年即從順治元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的21
　　年間，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江西、湖南六省死於戰爭、屠城和
　　遷界中的人口可能達到700萬人。
　　
　　①杜臻《粵閩巡視紀略》。
　　②顧誠《南明史》，第1074頁。
　　
　　下麵討論三藩之亂，略，附該節總結：
　　“三藩之亂”對福建、廣東、I~UII乃至陝西等地的人口產生一定
　　的影響，茲不詳述。總起來說，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南方地區
　　大規模的戰爭已經結束，人口進入了恢複和發展的新時期。據本
　　書第四卷第十一章，明代末年，北方(含四川)人口大約4700萬，此
　　一狀況可能保持到順治中期。從順治中期至康熙十七年，以7‰
　　的年平均增長率計，北方人口可達5600萬。如上文所述，從順治
　　初年至康熙十七年，南方人口大約損失2000萬。明末南方人口約
　　10500萬，按5‰的年平均增長率計，康熙十三年約有人口12250
　　萬。人口的增長與人口損失大抵相當。由於人口死亡與增長同時
　　發生，所以這一估計還是相當粗略的。大致地說，康熙十七年南
　　方、北方人口合計約為1．6億。康熙十七年以後，中國人口走出明
　　末以來的低穀，開始了新的發展。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清初由於明清戰爭而導致的人口損失，和明末的瘟疫，饑荒及農民戰爭所造成的損失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對人口的影響是很局限的。那麽，為什麽有很多人都會將明末以來的人口損失都算到滿清頭上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由於傳統大漢族主義思想的作祟。秦漢以來，兩千年中，中國人口銳減差不多有八九次，這些人口減少分兩類，一類主要是漢族政權之間的攻戰所導致的，例如兩漢之際，漢末三國時期，隋唐之際等，人口損失據記載都在75%以上，保守估計人口減少也有一半左右。但是這些時期，往往被人當作英雄割據爭霸，真龍天子出世的輝煌曆史而歌頌，很少有人想到作為背景的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即使提到民生疾苦，也是為了給新朝的合法性作論證，把一切罪名都歸結到倒黴的前朝頭上。
　　另一類，是五胡，宋金，宋元，明清之間的交替，人們對這些時期的選擇性記憶就大不一樣了。將一切災難都歸諸於“異族”的破壞和屠戮，而記憶尤其深刻。舉個最近的例子，人們對日本侵華時期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的記憶，就顯然比二十年後非正常死亡三千萬人的記憶深刻……
 

當然，提到日本侵華，並不是說少數民族進入中國內地和日本侵華可以相提並論。但比如說，在金兵入寇，或者元滅南宋的時候，漢族政權內部並沒有發生大的動亂，因而所造成的人口損失，歸結為胡族的入侵也並無不可。但是明清之際卻相當特殊。事實上，明朝已經在農民軍的打擊下亡了一半。但為什麽農民軍在中原的殘暴殺戮會被遺忘殆盡或避而不談，而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卻記憶猶新呢？因此，第二個原因就在於，明末饑荒瘟疫以及農民戰爭打擊的主要是北方地區。而清兵入關，在北方幾乎沒有遇到激烈抵抗，主要的抵抗發生在南方地區。南方的經濟文化較為發達，而清軍的破壞又隻限於部分大中城市，因此有更好的條件把清軍屠戮的史實保存下來，並加以傳播。後來清末起義的革命黨人主要都出自南方，與此不無關係。在革命黨起義時期，出於反滿的政治需要，對於清初滿清屠戮的史實大加發揮並誇大其辭，而對此前的農民軍暴行避而不談，也就可以理解了。我們看革命黨人將純粹邪教的太平天國，愚昧落後的義和團都引為同道，甚至有人鼓吹漢人是從巴比倫來的文明種族，滿人等民族是東亞的野蠻土著，便可知革命黨人追溯的曆史譜係是多麽靠不住。
 

第三點，是建國以來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對農民軍的殺戮史實避而不談。事實上，隻要清楚當時的環境，就知道在中原千裏赤地的條件下，農民軍想文明都文明不起來，大肆屠殺掠奪是必然的事情。一些史學家，如顧誠的《明末農民戰爭史》，雖然不能完全回避諸如“張獻忠屠蜀”等問題，卻首先設法降低被殺的人數，對於很多相關史料，都毫無根據地當作是“封建文人的誣蔑”，實在抹不掉的記錄，就歸諸農民軍領袖自身的階級覺悟不高等滑稽理由。試問，李自成，張獻忠等人農民出身，固然覺悟不高，難道從白山黑水出來的滿洲人覺悟就應該很高？既然可以對後者大加痛斥，為什麽對前者不能加以徹底否定？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是對曆史的歪曲。
　　
　　至於目前網絡上由於大漢族主義泛濫，一些人玩弄類似的手法炮製網文，混淆視聽，其惡劣當然更在前人之下。在此茲不贅論。
 

 

 

 

　　犯罪尚且要講犯罪動機
　　　　
　　　　張獻忠李自成都已經建立了政權,他們不忙著造基地造兵,反而無緣無故殺自己的兵
　　　　這有可能嗎?
　　　　
　　　　反而滿族為了壓服民族反抗,必須大量殺人
　　
　　————————————
　　純粹是主觀臆測，張獻忠等的政權從來沒有一天穩固的，甚至沒有一個穩固的基地，什麽叫流寇主義，這就叫流寇主義。缺乏長遠的計劃，唯一的目標就是劫掠。
　　滿清的目標是成為統治全中國的政權，其屠殺並不是為殺而殺，而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把漢人都殺光了對他們有什麽好處？壓服反抗也不需要大量殺人，殺一儆百難道沒有聽說過麽？
 

 

 

-------得了吧。多爾滾進京時說能占多大地就占多大地，他根本沒想到會統一天下。清的統一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爾袞什麽時候這麽說了？有正史的記載麽？
　　範文程是明確提出入主中原的計劃的。
　　即使進京之初目標還不明確，1645年滅亡弘光政權後還不明確麽？大規模的屠城正是此後才發生的吧？
 

 

多爾袞致史可法書
　　
　　　　予向在沈陽，即知燕京物望，鹹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讬其手書奉致衷緒，未知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愛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後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鹹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天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時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蔽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謂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為明朝祟，未嚐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旝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製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仗義，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群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
　　
　　　　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盡意。
　　

 

　　清世宗雍正二年 1724 　
　　 12,611.0000
　　 　
　　 16.46%
　　 　 　
　　清高宗乾隆六年 1741 　
　　 14,341.1559
　　 　
　　 0.76%
　　 　 高宗實錄卷157
　　清高宗乾隆十六年 1751 　
　　 18,181.0000
　　 　
　　 2.40%
　　 　 　
　　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 1764 　
　　 20,550.0000
　　 　
　　 0.95%
　　 　 　
　　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 1776 　
　　 20,809.5795
　　 　
　　 0.10%
　　 　 　
　　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 1790 　
　　 30,148.7115
　　 　
　　 2.68%
　　 　 　
　　清宣宗道光十四年 1834 　
　　 40,100.8574
　　 　
　　 0.65%
　　 　 宣宗實錄卷261
　　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 1844 　
　　 41,944.1360
　　 　
　　 0.45%
　　 　 　
　　清德宗光緒十三年 1887 　
　　 37,763.6000
　　 　
　　 -0.24%
　　 9.1197億畝 光緒會典卷十七
　　清德宗光緒二十七年 1901 　
　　 42,644.7325
　　 　
　　 0.87%
　　 　 　
　　清遜帝宣統三年 1911 9,269.9185
　　 34,142.3867
　　 3.68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