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杜車別《明朝的滅亡原因》硬傷舉隅
看到某個網友為了說服網友“老實人”，提供了資料，他這樣說的，“你可以參考杜車別對明清的一段評論：。。。。”
杜車別和趙豐年一樣，是漢網的超級寫手，但也是本人的手下敗將，我不是吹，不信你把他叫來，就說Lovesue 在這裏。
漢網的人有兩種，一類是寫手，貌似引經據典，實際是斷章取義，甚至編造曆史，手段下流之極；漢網的另一類人，是罵手組和宣傳組，把垃圾文章反複的到處張貼。
此文是網友“白下”的作品。杜車別這個人的所有文章都有很大的毒害。他的文章粗粗一看，貌似很有道理；他用來推論的方式表麵上看很雄辯，很容易就把人唬住了。他蒙人還真的是一把好手。但實際上，他的論據和論證方式都經不起哪怕是輕輕一下的敲打，論點就更不用說了。就他的一貫表現，他說個謊，捏造個什麽東西，什麽有利用什麽，不利的裝看不見，早就不是什麽新鮮事兒了，杜車別在稍有曆史知識的網友眼中不過是個笑話，某人卻把他當寶貝來現世，可憐啊。當然，杜車別的垃圾文章得到左派網站的青睞，左派越來越墮落了。
======================================
網絡寫手杜車別刊發了《明朝的滅亡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的超前發展（初稿）》一文，該文承襲了此人一貫三真七假，虛虛實實，斷章取義，移花接木，混淆視聽，狂熱煽情的風格，頗有一定誤導和煽動性。
基本上來說，這篇文章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和無恥的謊言。這並不是說文中所有的論點論據都是錯的，而是說作者通過對一些本來正確或有道理的觀點的歪曲或不適當的利用，推出了一係列荒謬可笑的結論。當然，其中各種各樣的硬傷更是不勝枚舉。本人春假回鄉，手頭材料不夠，不可能就每個問題提出質疑和反駁，事實上其他網友已經做過一些。所以隻舉出幾個明顯的錯誤以揭露此人歪曲史料，捏造史實的手法。
（《明史.宦官二》中的相應記載是“自馮保、張誠、張鯨相繼獲罪，其黨有所懲，不敢大肆。帝亦惡其黨盛，有缺多不補。迨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帝常膳舊以司禮輪供，後司禮無人，乾清宮管事牌子常雲獨辦，以故偵卒稀簡，中外相安”[30]）
就這樣，事實真相是萬曆時期，司禮監冷落到幾乎無人，東廠荒涼的生滿青草，到了閻崇年那裏，居然變成了，宦官肆虐，太監權力越來越重，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到這個地步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極。隻是不知道這個閻崇年在百家講壇上信口雌黃，誤導欺騙世人的時候，是不是也覺得一些愧疚，是不是也受到一點自己良心的譴責？
++++++++++++++++++
杜車別，肆意扯謊騙人，斷章取義，你就不覺得良心的譴責？
引這段話就是斷章取義！原文是：
自馮保、張誠、張鯉相繼獲罪，其黨有所懲，不敢大肆。帝亦惡其黨盛，有缺多不補。迨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帝常膳舊以司禮輪供，後司禮無人，乾清宮管事牌子常雲獨辦，以故偵卒稀簡，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實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怨，尋致禍亂雲。
這段話前麵對你有利，你就引用，後麵一句完全駁倒了你的謬論，你就不引，世界上哪有這麽便宜的事情？出來混是要還的！
而且原文寫道，“迨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
你自己卻大筆一揮，改成了“就這樣，事實真相是萬曆時期，司禮監冷落到幾乎無人，東廠荒涼的生滿青草，”
萬曆晚年和萬曆時期是一回事麽？萬曆在位近五十年，晚年最多也就十來年，十來年能代表五十年麽？萬曆晚年能代表整個萬曆麽？
而且萬曆晚年在明朝曆史中也不過是一個小插曲，到了熹宗朝，太監麽不就又得勢了麽？
再比如萬曆三十四年雲南民變，同樣是在地方官員的參與縱容下，一些暴徒把礦稅太監楊榮處死後投入烈火中。結果是神宗氣的幹瞪眼，隻能用絕食數天來表示抗議[2]p577。近代的西方國家是政府鎮壓反政府分子暴動，然後反政府者用絕食來表示抗議示威，而在明朝的中國則是顛倒過來了，皇帝用絕食來向大臣文官表示抗議，這也真是隻有明朝才會出現的奇觀。
——————————————
從這段話也可以看出杜車別歪曲史實的醜惡用心，所依據的原文是：
榮由是愈怙寵，又誣劾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皆下詔獄。已，誣劾雲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問。百姓恨榮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弗悛，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至是怒指揮使樊高明後期，榜掠絕觔，枷以示眾。又以求馬不獲，係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於是指揮賀世勳、韓光大等率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投火中，並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大學士沈鯉揭爭，且密屬太監陳矩剖示。帝乃止誅世勳等，而用巡撫陳用賓議，令四川稅使丘乘雲兼攝雲南事。
首先這個楊榮根本是罪有應得，和地方官員的衝突不說，杖斃數千人應該都是平民百姓，為百姓所不容可想而知。怎麽反過來挺身反抗就成了暴徒？為神宗翻案，竟然不惜為他手下每一個親信太監說話，真可謂愛屋及烏到了極點。
這點還算次要，重要的是杜車別大加發揮的所謂絕食，原文清清楚楚的意思是因為楊榮被捕殺而難過吃不下飯，怎麽就成了絕食抗議？杜車別是自己看不懂古文還是欺負大家看不懂？再說，神宗難道沒有追究株連的意思麽？但是一來是楊榮無理，二來是牽連太廣，不便下手，隻有不了了之，這難道說明神宗的寬厚仁慈？
閻崇年在百家講壇中說“沒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辦，整個中央機構，幾乎停止運作。上自尚書，下到知縣，缺員得不到補充，辭職也得不到批準，使得衙門無法辦公”[8]，根本就是連基本常識都沒有的一派胡言！
事實上“《明史選舉三》說‘在外府州縣正佐在內大小九卿之屬員皆常選官選授遷除一切由吏部’，《大學衍義補》第10卷‘公銓選之法’條目下說‘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麵者則先定其職任然後奏聞’，這兩條史料基本明確了部選的適用範圍，即吏部在法理上有權自己決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方官的人選。”[28]
這個閻崇年所謂的“下到知縣，缺員得不到補充，辭職也得不到批準，使得衙門無法辦公”，真是天大的笑話！真不知道這種人是怎麽混上學者教授的位置的？事實上即便是硬汙蔑萬曆放棄自己職責的黃仁宇也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製程序。……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簽的方法來決定。……對於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準”[24]p81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萬曆皇帝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所謂怠政，退一步說，即便真有所謂的怠政，那麽這種怠政也不會對國家政治的運行造成什麽實質意義的影響。
————————————————
什麽叫一派胡言，杜車別才叫一派胡言，萬曆年間缺官不補是明朝有名的問題，居然想用輕描淡寫幾句話帶過去，未免太天真了。
明史，方從哲傳：
從哲昵群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舊製，給事中五十餘員，禦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禦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
這不叫“整個中央機構，幾乎停止運作”，什麽叫停止運作？
杜車別引的材料，隻能說明皇帝還肯履行一些簡單的，例行公事的職能，但是對於比較複雜的，需要花費精力時間去處理的具體問題，卻大都不聞不問。而對高級官員的任命更是不管，以至於近一半政府機構主持無人，朝政廢弛，這不叫怠政，什麽叫呆政？
杜車別先把怠政定義成植物人，躺在床上什麽都不幹，然後說萬曆並非植物人，於是萬曆沒有怠政，試問這種邏輯說得通麽？
失敗的消息傳來以後，神宗馬上下令“逮捕此次戰敗的主要責任者楊鎬，將他關入錦衣衛詔獄論死”，同時下令“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2]p767，來對付遼東局勢。
————————————————
杜車別又在歪曲曆史了，還好我對明清之際的曆史熟一點，要不然豈不又被你忽悠了 ？
按楊鎬傳的記載，"敗書聞，京師大震。禦史楊鶴疏劾之，不報。無何，開原、鐵嶺又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獄，論死。崇禎二年伏法。"
事實上薩爾滸戰敗，主要責任誰屬是有爭議的，楊鎬就把一切責任推到杜鬆身上，當時朝議紛然，萬曆本來還在猶豫是否要嚴懲楊稿。所以楊鶴上疏而不報，後來開原，鐵嶺相繼丟失，局勢進一步惡化，不殺楊稿無以平民憤，所以才下定逮捕下獄，這時離薩爾滸戰敗已經接近半年了！什麽馬上下令逮捕，豈非癡人說夢？而且楊稿在監獄裏呆了八九年，到崇禎年間才處死刑。看來還是遼東戰局日益惡化的結果，假如明軍收複失地，多半還能逃過一劫。神宗處理此事，哪有半點雷厲風行的樣子！
再看看神宗在薩爾滸之戰前後的表現，據明史方從哲傳：
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
未幾，大清兵連克開原、鐵嶺。廷臣於文華門拜疏，立請批發，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從哲乃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帝終不報。俄請帝出禦文華殿，召見群臣，麵商戰守方略。亦不報。請補閣臣疏十上，情極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從哲複連請，乃簡用史繼偕、沈紘，疏仍留中，終帝世寢不下。
就這樣一個昏聵皇帝，還有人千方百計，不惜歪曲史料為他翻案，不亦可笑也與！
失敗的消息傳來以後，神宗馬上下令“逮捕此次戰敗的主要責任者楊鎬，將他關入錦衣衛詔獄論死”，同時下令“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2]p767，來對付遼東局勢。
————————————————————
又查了一下神宗本紀，薩爾滸戰後的措施時間是這樣的：
四十七年春二月乙醜，經略楊鎬誓師於遼陽，總兵官李如柏、杜鬆、劉綎、馬林分道出塞。三月甲早，杜鬆遇大清兵於吉林崖，戰死。乙酉，馬林兵敗於飛芬山，兵備僉事潘宗顏戰死。庚寅，劉綎兵深入阿布達裏岡，戰死。辛醜，賜莊際昌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癸酉，盔甲廠災。六月丁卯，大清兵克開原，馬林敗沒。癸酉，大理寺丞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經略遼東。
甲戌，廷臣伏文華門，請發章奏及增兵發餉，不報。秋八月乙卯，山東蝗。癸亥，逮楊鎬。
由上可知，三月初，薩戰慘敗，到了六月，開原淪陷，明軍再度慘敗之後，才任命熊廷弼為經略。又過了兩個月，才逮捕楊稿。遼東和北京不算遠，交通條件也不算差，就這樣還要好幾個月才能任命一個經略，逮捕一個罪臣，神宗對此事處理的遲緩顯而易見。杜車別硬說他雷厲風行，辦事果斷，不是笑話是什麽？
再次，滿清編寫者給日軍當時失敗找的理由是“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虜”，而實際上“查《宣祖實錄》，當時蔚山一帶隻下雨並未下雪”，所謂的“風雪裂虜”，顯然是臆測之詞。而且日本許多地方冬天苦寒，而明軍中有不少是從浙江等南方調去的士兵，要說耐寒能力，對寒冷的適應能力，那日軍顯然也在明軍之上，如果冬天真能造成什麽優勢，那優勢也在日軍一方。退一步說，即便真有所謂的風雪，這風雪大概也不會向定向導彈一樣，隻去裂虜，不去裂明軍吧？用這種借口為日軍失敗尋找理由，竭力貶低醜化明軍成就，真是可笑到極點！
——————————————
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杜車別的文章，凡是引了原始史料的，隻要去參照原文，十有八九是和杜的意思完全不一樣甚至相反的，上麵的引文又是一個例子：
明史 楊鎬傳：
賊乃閉城不出，堅守以待援。官兵四麵圍之，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士無固誌。賊日夜發炮，用藥煮彈，遇者輒死，官兵攻圍十日不能下。賊知官兵懈，詭乞降以緩之。明年正月二日，行長救兵驟至。鎬大懼，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襲擊，死者無算。
原文中說得清清楚楚，“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士無固誌”是指明軍而言，關日軍什麽事？正是因為有這些問題，所以“官軍圍數十日不能下”，明明是給明軍的失敗找借口開脫，哪裏是為日軍開脫？
稍有曆史常識就知道，天氣，地形的不利條件一般對圍攻一方不利而不是相反，所以原文的說法文從字順，很容易理解。杜車別怎麽連這個道理都不懂呢？連起碼的古文閱讀能力都沒有，還在這裏煞有介事地大放厥詞，說別人可笑到極點，本身就可笑到了極點。
可以說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完全不是常規的軍事手段能夠解決，暫時的軍事勝利幾乎毫無意義，隻要政府的財政危機不解決，那無論打多少次的勝仗，都無濟於事。（注意我說的是常規性軍事手段，為什麽這麽說？這是相對於滿清獸兵而言的。如果是滿清的話，同樣的局麵之下，用軍事勝利就能解決問題？為什麽呢，因為滿清采取的是殺光搶光的策略，一個城市發生反抗就把一個城市的人一個不拉的全部殺光，物資全部搶光，一個地區發生叛亂就把一個地區的人全部殺光，物資搶光，遼東大屠殺，揚州大屠殺，廣州大屠殺，四川大屠殺都是如此.其中的四川大屠殺是把一個省的人全部殺光，這樣當然就不必擔心什麽叛亂卷土重來的問題，更不必擔心什麽饑民作亂的問題，人都全部殺光了，還怕這個地方的人因為糧食不夠吃而變成饑民作亂嗎？明朝政府自然不可能采用這樣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
這段話完完全全是胡說八道，毫無邏輯關係可言：
不要說這些屠殺大都誇大其詞，或是以偏蓋全，就算都是真的，除遼東外，請軍進行屠殺的地域主要是江南，嶺南，四川地區，而這些地方本來就不存在或幾乎不存在饑荒問題。殺了這些地方的人能解決什麽問題？要屠殺以解決饑荒問題，也應當屠殺陝北，河南之類的地方。可惜，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記載。這個推理牙根不能成立。
滿清建立統治之後，全國的耕地麵積比起明朝時期有急劇的減少（至於由人口大量損失造成的農業人口的損失更是難以估量，保守估計，明代崇禎時期，全國人口在兩億左右，而滿清在康熙初期的人口可能不到五千萬，人口損失四分之三以上）。
——————
杜車別又在造謠了，我早已轉貼過曹樹基的文章，指出明末大亂人口減少4000萬，清初戰亂加遷海減少約700萬。人口總共下降了5000萬不到，損失約4/1，絕大多數還和清朝沒有關係。你反複貼這些真偽莫辨的數據能說明什麽呢？
即使按你的說法，崇禎時期災荒連年，戰亂不斷。怎麽可能人口不減少還有兩億之多？事實上，兩億雲雲是人口學家對萬曆時期人口峰值的最低估算，而所謂5000萬不到隻是順治時期的官方記載，將二者移花接木然後嫁接在一起。一句話得出中國人口下降4/3的結論，也隻有杜車別這種無恥的文化流氓能幹的出來。一句話殺死1億人，杜先生大概很有指點江山強奸曆史的快感吧？
滿清建立統治之後，全國的耕地麵積比起明朝時期有急劇的減少（至於由人口大量損失造成的農業人口的損失更是難以估量，保守估計，明代崇禎時期，全國人口在兩億左右，而滿清在康熙初期的人口可能不到五千萬，人口損失四分之三以上）。
——————
杜車別又在造謠了，我早已轉貼過曹樹基的文章，指出明末大亂人口減少4000萬，清初戰亂加遷海減少約700萬。人口總共下降了5000萬不到，損失約4/1，絕大多數還和清朝沒有關係。你反複貼這些真偽莫辨的數據能說明什麽呢？
即使按你的說法，崇禎時期災荒連年，戰亂不斷。怎麽可能人口不減少還有兩億之多？事實上，兩億雲雲是人口學家對萬曆時期人口峰值的最低估算，而所謂5000萬不到隻是順治時期的官方記載，將二者移花接木然後嫁接在一起。一句話得出中國人口下降4/3的結論，也隻有杜車別這種無恥的文化流氓能幹的出來。一句話殺死1億人，杜先生大概很有指點江山強奸曆史的快感吧？
至於袁崇煥究竟應不應該殺，我的看法是當時的情況下確實不應該殺。但之所以不應該殺， 並非是袁崇煥罪不至死，若論罪過，判處袁崇煥三次死刑，也不算冤枉他。妄殺毛文龍這一點就夠判處他死罪的了；此外賣大批糧食給和後金勾結的蒙古部落，在崇禎皇帝嚴令斥責後，還以各種借口支吾搪塞，這一點又夠的上死罪；還有後金繞道薊門入關，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調動，他在事前竟然一無所知，完全如同瞎子一般，直到別人在關內打了起來，才連忙回救，也不知道他這個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究竟是怎麽當的？在情報間諜工作方麵，幾乎全部是空白！如果毛文龍在的話，絕對不至於如此。這一點又足夠以瀆職罪判處他死刑了。
————————————
這也是胡說八道，殺也有不同級別，袁崇煥這些罪狀，瀆職之類，最多也就是個斬監候，結果卻是以謀逆的罪名淩遲處死，在北京街頭被千刀萬剮，比楊鎬，王化貞要嚴厲得多，這個罪名能成立麽？這種處置方式，能叫公允麽？這種判決能叫人心服麽？虧杜車別還聲嘶力竭地為崇禎開脫。你不覺得良心有愧麽？
杜車別羅織的袁的罪名，無非主要就是殺毛文龍，但袁吉有尚方寶劍，又經略遼東，殺所監管的一將領在法理上當然有依據，就策略是否妥當不說，作為罪狀是顯然不妥的。
這段話裏說的很清楚，說出“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這個話的並非是朱賡，而是朱賡的同鄉給事中喻安性，而喻安性說這話的背景是因為“給事中若霖先嚐忤賡，及是見黜”，導致一大批新進的言官對朱賡進行瘋狂的彈劾攻擊批鬥，人數多達五十餘個！而喻安性為了支援自己的同鄉，這才說：“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意思是為朱賡推卸責任，但顯然其他言官不是傻瓜，根本不相信他這個明顯違背事實的話，反過來一起彈劾他，同時也不放過朱賡：“遂交章劾安性，複侵賡”，這才是事情的整個經過。這樣一個事情，到了閻崇年嘴巴裏，居然變成了“首輔朱賡沉痛地說：‘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作為一個所謂的學者教授，所謂的曆史學家，居然連最基本的曆史資料中哪一個句話是哪個人說的，都分不清楚，也真可算是一大奇觀！
言官本來就有肆意撒謊，任意誇大其詞的傳統。這個喻安性的話，在當時都沒有人相信，而現在的曆史學家居然奉為至寶，這也真可算是奇哉怪哉！
————————————
嗬嗬，你以為說“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這類話的隻有喻安性一個人？太寡陋了吧，還有人說得更詳細呢：
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不亦並傳 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 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
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 乎？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 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增其職掌 ，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
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 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為其人之相業矣。故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閣下之賢者，盡其能事則曰法祖， 亦非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 ，以塞宮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當，宮奴之黠者又複條舉其疵 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論荒矣。使宰相不罷，自得以古聖哲 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
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麵， 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麵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 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禦前，轉發閣中票擬，閣中又繳之禦前，而後下該衙門，如故事住返，使大權自宮奴出也。
請問這話是誰說的？
各位，再看看杜車別對播州之亂混淆是非的記敘，為讓大家看明白點，我多引用他的原文：
我們先來看萬曆三大征中的第一個平定寧夏哱拜叛亂的經過。萬曆二十年二月，哱拜、劉東暘、許朝等人在寧夏發動叛亂。一開始萬曆皇帝做出的部署是由三邊總督魏學曾作為平叛的總指揮，令禦史梅國楨為李如鬆監軍出征寧夏，還有甘肅巡撫葉夢熊以原官提兵協助魏學曾平叛。
然而做出這一平叛部署之後，形勢卻沒有好轉。攻城受挫，糧餉被搶，甚至連魏學曾本來都差點被叛亂分子圍截抓去。一直拖到六月份，平叛仍毫無進展。此時神宗對魏學曾已經非常不滿，但仍相當克製。認為也許是其他一些客觀條件限製了魏學曾的手腳，以致不能盡情施展,應該再給他一個機會。於是萬曆在下諭斥責的同時又給予鼓勵和支持“魏學曾討賊數月未平，且容胡虜助逆，漫無經略，多是諸將怠玩，中間又有希功忌能觀望的，念係用兵之際，都且不究”，他下令“賜魏學曾尚方寶劍一把，從新申明軍令，將帥有不用命的，便於軍前斬首示眾”[36]。然而這個魏學曾在受到如此督促之後，不但依然拿不出什麽辦法，一籌莫展，反而提出了招安這種主意，被神宗當即狠狠訓斥了一通“這招安事情不得輕信……秋高馬肥，事在須臾，若複延遲怠誤，罪有所歸”[36]
這時神宗已知魏學曾此人不行，加上這時候他接到監軍禦史梅國楨（梅國楨是當時思想家李贄的知心好友）報告，了解了魏學曾種種劣跡“軍中無旌旗、無金鼓、無號令、無行伍，糧餉斷絕，戰馬餓死過半，弓箭奇缺”[2]p441，於是當即下令派錦衣衛逮捕到京師接受審訊，下令提拔葉夢熊以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賜尚方寶劍，負責平叛總指揮，並再次做出五大部署，其中第一條就是嚴明軍紀，原話是“主帥軍令不嚴，何以督率軍士！梅國楨既具疏前來，可即馬上傳與葉夢熊知，著他申明前旨：總副官及三品以上，有抗違妒功的便指名參來重治；其三品以下的，以軍法從事”[37]。
這一係列措施可謂雷厲風行，剛決果斷，毫不拖泥帶水！當時的兵部尚書石星，還試圖支吾反對，認為不能臨陣更換督臣，希望神宗收回命令，結果被神宗駁斥的體無完膚，神宗批複說“寧夏討賊無功，皆因主帥軍令不肅。葉夢熊既受新命，軍中事宜受他節製，聽他便宜行事，諸將不用命的，就以軍法處斬”[38]
就這樣，在萬曆皇帝的斬釘截鐵的調整部署之下，明軍迅速從不利形勢中擺脫出來，文武協力，將帥齊心，兵士用命，馬上掌握了戰爭主動權。從八月份作出調整部署，九月初就發動總攻，到九月十七日日叛亂禍首哱拜就被逼自焚，首級被斬，其他叛亂分子也都被殺的被殺，被活捉的活捉，九月十八日叛亂就已經被徹底平定。
————————————
大家看到沒有，按照杜車別的講法，是萬曆皇帝雷厲風行，剛毅果斷，才保證了平叛的勝利，可事實是如此麽？
首先，我們看到事實的梗概是，萬曆用了魏學曾，然後發現他不行，猶豫了一段時間後，最後決定換人，換了個人，終於打贏了。實際上，播州之亂是一次規模不大的叛亂，用了大半年時間評定，不算長也不算短，沒有什麽可以吹噓的。神宗用錯了人，後來及時改正，用對了人，雖然不能苛責，可是也算不上英明神武，試想要是一開始就用對了人，豈不是更好？但是杜車別卻處處加上些虛頭的讚語，什麽雷厲風行，剛決果斷，斬釘截鐵，給人一種強烈的心理暗示，讓人不知不覺中覺得這好像確實很了不起，其實沒有多少具體依據。打仗不順利換主帥，古往今來是很平常的事情，杜魯門用艾森豪威爾換了麥克阿瑟，不能說換得不對，可有人認為這很英明神武麽？拋開這些催眠術，我實在看不出這有什麽英明偉大之處。除非認為，打贏了仗，一切功勞都是皇帝的，才能這麽肉麻地歌頌神宗。
但這還隻是一個小問題，更有趣的在後麵，杜車別對於播州之役的論述，竟然根本就是錯的！我們下麵再說。
明史中對魏學曾在寧夏之亂中的作為是如此記載的：
七月，學曾與夢熊、國楨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水抵城下。時套寇卜失兔、莊禿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用土昧鐵雷為前鋒，而別遣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為拜聲援。麻貴擊之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學曾令遊擊龔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搗土昧鐵雷巢，斬首百三十餘級，寇大驚引去。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賊援遂絕。學曾益決大壩水。八月，河決堤壞，複繕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東西城崩百餘丈。著力兔、宰僧複入李剛堡。如鬆、貴等擊敗之，追奔至賀蘭山。賊益懼求款，未決，會學曾得罪罷。朝命以夢熊代，夢熊遂成功。
——————————
這裏寫得很清楚，寧夏之亂的平定，主因是魏國曾和葉夢熊等人共同定策，決黃河大壩，水淹城池，叛軍支撐不住了，最後投降。不巧的是那時候魏已經被逮捕了，於是葉夢熊揀了個現成便宜。
應該說魏在寧夏之亂中是有功勞的，那為什麽那位李卓吾的好朋友梅國幀又要彈劾他呢？原因不過是私人的意氣之爭：
初，學曾之遣人招東暘、朝也，留固原十餘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昫渡河又稍遲，鬆山、河套寇先入，官軍用是再失利。學曾嚐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帝為飭國楨如其言，國楨頗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而頗以玩寇為學曾罪。給事中許子偉亦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國楨又言僉事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學曾至京。然學曾逮未逾月，城壞而大軍入，賊竟以破滅。
——————————
魏學曾小有失利，就被指責為玩寇，又要梅國幀不要插手軍事決策，和梅有了私怨，於是梅國幀上書，正好萬曆對魏學曾不滿，於是就罷了他的職。這是不是《明史》編撰者的一麵之詞呢？不可能，因為後來梅國幀和萬曆也承認了是自己的不是：
學曾任事勞勩。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見大學士趙誌皋、張位，誌皋、位力為學曾解，尚書星以下多白學曾無罪。國楨亦上疏言：“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曾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如鬆亦言：“學曾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曾。帝初不聽，既而複其官。居家數年卒。
——————————
魏學曾被逮捕，大家都知道是冤案，所以紛紛為之鳴冤，連始作俑者梅國幀也不得不承認是自己過甚其詞，請皇帝翻案。最後，萬曆皇帝也承認了魏的功勞，複了他的官職。但是皇帝當然是永遠沒錯的，所以魏學曾不得不提早退休。
也就是說，萬曆這次陣前易將，是徹頭徹尾易錯了的，是一個決策失誤，幸好由於魏學曾事先安排得當，才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後果。杜車別鼓吹的什麽英名神武，什麽剛毅果決，最後是打了他自己的嘴巴。連這麽明白的一件事情都能胡扯瞎掰，此人對史料的一知半解，肆意顛倒可想而知。
這裏表麵敘述的似乎都是毛文龍一連串的敗仗，對毛文龍在天啟三年，奪取金州的勝利，隻字不提，以達到編者對毛文龍醜化的目的。但即便如此，從這些描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僅僅是這一小段文字，就包括毛文龍六七次對滿清的騷擾牽製。表麵上似乎都是毛文龍損兵折將，但實際上真正頭痛叫苦的卻正是後金方麵。有毛文龍在，後金方麵就不得不隨時提防他的偷襲，不知道什麽時候，什麽地方就有毛文龍的軍隊士兵鑽出來，給滿清來一下子。毛文龍在暗處，而滿清卻在明處；毛文龍可以隨時主動的挑選騷擾攻擊滿清的地點時間，而滿清是明知道毛文龍就在那個皮島上，卻看的見，摸不著，拿他沒有辦法，因為一到海上水中，滿清的騎兵優勢就半點發揮不出來，想要攻打毛文龍，隻能是自找麻煩。而且還有一點，毛文龍的兵員補充幾乎是無限的，那些在遼東受到滿清迫害殘殺的漢族人民幾乎都可以成為毛文龍部隊的潛在兵源，而滿清則不然，被殺掉一點就是少掉一點。可以說在毛文龍和滿清的對峙中，毛文龍是占盡優勢便宜，而滿清則是啞巴吃黃連。正因為這個道理，滿清是把毛文龍當成眼中釘，肉中刺，恨之入骨，卻又拔之不去，有苦說不出。既然拿毛文龍沒有辦法，就隻能遷怒朝鮮出氣，這才有了所謂“時大清惡文龍躡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為兵端”。這淡淡一句，就可以看出這個大清“惡”文龍，“惡”到了什麽地步？
——————————
這段話的邏輯也是漏洞百出，不值一駁。
首先說明史貶低毛文龍是因為毛對後金威脅大，這個推理真是莫名其妙。“表麵上似乎都是毛文龍損兵折將，但實際上真正頭痛叫苦的卻正是後金方麵。”這個把失敗說成是勝利的驚人之論卻沒有半點史料的支持，完全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象。什麽“有毛文龍在，後金方麵就不得不隨時提防他的偷襲，不知道什麽時候，什麽地方就有毛文龍的軍隊士兵鑽出來，給滿清來一下子。毛文龍在暗處，而滿清卻在明處；毛文龍可以隨時主動的挑選騷擾攻擊滿清的地點時間，而滿清是明知道毛文龍就在那個皮島上，卻看的見，摸不著，拿他沒有辦法，因為一到海上水中，滿清的騎兵優勢就半點發揮不出來，想要攻打毛文龍，隻能是自找麻煩。而且還有一點，毛文龍的兵員補充幾乎是無限的，那些在遼東受到滿清迫害殘殺的漢族人民幾乎都可以成為毛文龍部隊的潛在兵源”，這種論調，和共產黨說八路軍是抗日主力有什麽區別？基本都是想象和煽情的空話。
所謂“既然拿毛文龍沒有辦法，就隻能遷怒朝鮮出氣”更是一望而知的一派胡言，打一個國家，一個東北亞大國是多大的事情，隻是為了出口惡氣？後金統治者還有沒有腦子? 靠這樣的昏聵決策能統一中國？笑話！所謂““時大清惡文龍躡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為兵端”其實和毛文龍並沒有多大關係，根本上還是處於對朝鮮不臣服的疑懼。朝鮮這樣的國家，一旦全力戰在明朝一邊和後金作戰，無疑會帶來極大的威脅，這才是征朝的主因，助毛文龍隻是一個政治信號而已。
而且就算杜這一步把失敗說成勝利的推論說得通，毛文龍對後金帶來很大的麻煩，後金方麵當時固然對他恨之入骨，但有必要過了一百多年再在史書中詆毀麽？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等人對後金就沒有很大威脅，清朝怎麽不詆毀這些人呢？按照杜車別的邏輯，隻能說熊，袁等人都是後金的好朋友，所以清朝才褒揚他們吧。
事實上，後來和毛文龍有些相似的鄭成功給清朝帶來的麻煩更大，但清史稿中也評價頗高，和毛文龍不可同日而語。這從一個側麵再次證明了杜車別的造謠誣蔑。
通過上麵這些摘引的資料來看，明代中晚期，農業人口的不斷流失，工商業人口相應的不斷增多，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明代初期的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家，那麽到了明代中晚期的中國，本質上已經是一個工商業國家。工商業的產值占據了國家總產值至少一半以上。而農業人口實際上也已經少於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五十。
各位用正常人的頭腦來思考一下，你認為這話可能麽？
我國現在的農業人口，估計還有七八成，明朝居然比21世紀的中國工商業還要發達，世界上還有比這更不可思議的事情麽？
杜車別的依據是什麽呢？不過是這麽幾句話：
比如明人丘浚說：
“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糴以食者什七八矣。農民無遠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變穀以為錢，又變錢以為服飾日用之需。”[210]
何良俊說“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則空一裏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誰複有種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汙萊，民不土著，而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可不為之寒心哉。”[211]
明人林大欽指出：‘遊民眾則力本者少，異端甚則務農者稀。……，小民無所利於農也，以為逐藝而食猶可以為苟且求全之計。……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八九也’[213]
林希元說：‘今天下之民從事於商賈技藝遊食者，十而五六’[214]
朱國楨說“近年（萬曆天啟間）農夫日貴，其直增四分之一，當務農者少，可慮！可慮！” [216]
————————————
大家不要被杜車別的博學嚇倒了，仔細看注釋可知，這些材料不過轉引自幾本經濟史料匯編，是最簡單的剪刀漿糊功夫。
我手頭沒有原書，無法核對杜的引用是否合乎作者的原意，僅從幾個省略號看來就不無可疑。這一點暫且不論，就說從這幾個人的說法能否推出這個驚世駭俗的結論？
明人說話浮誇，這杜車別自己也是承認的，前麵還多次用這種說法駁斥過幾個對他不利的論據，現在倒好了，把這些都視為當時的實錄。可是大家想想，就算這些人沒有有意誇大（事實上，所有論者都是反對這種現象的，當然會變本加厲地誇張其嚴重程度），但他們既不懂得現代的統計科學，也不可能就明朝全國的農業人口非農業人口做過調查，最多隻是根據身邊的一些現象作出這種判斷，又有多少可信度？試問這些人有幾個知道明朝人口有多少？
打個比方說，假設你生活在中國的大城市，不看電視也不看報紙，對現在的民工問題一無所知，某天跑到火車站，一看熙熙攘攘的民工潮，會不會覺得好像所有的農民都跑到城裏來了？明人的印象大抵如此而已。這些明人隨口說的“數據”根本毫無價值可言。
杜車別的“推理”方式，大都不過如此而已。
前幾天，本人在《杜車別<明朝的滅亡原因>荒謬之處舉隅》一文中列舉網絡寫手杜車別文中的多處問題錯誤，絕大多數都是難以否認的硬傷。但杜車別此人不但不承認自己的錯誤，還百般狡辯抵賴，企圖靠攪渾水的功夫蒙混過關，在本人的嚴厲批駁下最後裝聾作啞，故作不屑。但問題並不是這樣就能夠抹殺的。這幾天，本人又找出了杜文中大量的問題，在在觸目驚心，將在本貼中陸續貼出，歡迎大家關注並提意見。
在此有一個問題要澄清：一些網友提出，本人所指出的似乎大都是一些瑣碎的地方，好像不能駁倒杜文的根本理論。這種意見不無合理之處，但是卻忽略了人文科學特別是史學的特殊性。對於史料的掌握和解讀永遠是第一位的，是不能拿任何新穎有趣的理論設想來代替的。如果史料基礎不充分，任何理論大廈就隻能建立在流沙之上，這是一個基本功的問題。而杜車別首先就缺乏這樣一個基本功，因此本人對他的文章論點也就缺乏起碼的信任。
另外，在杜車別的推理過程中，罔顧起碼的史學方法論，存在著多處邏輯跳躍，以及自相矛盾之處，使得他的理論充滿了拚湊和臆斷。我將在文中一一指出。當然，由於本人手頭資料匱乏，也由於本人對杜文中所涉及一些專門領域不很了解，因此出於嚴謹求實的態度，將暫不涉及。所以也可以看成是本人對杜文中個別問題的質疑，這些質疑無論如何是不能用所謂整體的思路，理論來回避的。
至於萬曆三大征中第三征,平定播州楊應龍叛亂,則更顯順利,從萬曆二十八年初,政府正式派兵征伐,到當年六月,叛亂就已經平定!這和神宗反應迅速,調度指揮得力也是分不開的。一開始的時候，楊應龍“以八萬兵力分頭進犯南川、江津，攻陷綦江。重慶守臣驚恐，……厚加賄賂，以遏其攻勢”[2]p471
————————————
看，是非黑白都是杜車別自己說的，半年就平定叛亂，多麽神速！
可是對比一下呢？寧夏叛亂的平定是從二月到九月，時間也長不了多少，怎麽就成了一開始很不順利，後來才擺脫困境的呢？
說白了很簡單，因為後者中神宗替換了魏學曾，為了證明我神宗顯皇帝的偉大光榮正確，當然得多潑魏學曾的汙水，多渲染局勢的不利，反正，有問題就歸諸下麵的將帥，有成就就歸於皇帝，按這個邏輯無論怎麽打，皇帝都是英明偉大的。
（萬曆還不算什麽，後來談崇禎就更可笑，明明是自己一籌莫展，硬說是下麵沒有人才，真是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啊）
但事實如此，杜車別又玩了一個障眼法，對不起，這次還得搬出他深惡痛絕的明史：
萬曆二十五年：秋七月癸巳，誡諭群臣。丁酉，詔赦天下。是月，楊應龍叛，掠合江、綦江。
二十七年春二月壬子，分遣中官領浙江、福建、廣東市舶司。是月，貴州巡
撫江東之遣兵討楊應龍，敗績。三月己亥，前兵部侍郎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
軍務，討楊應龍。……六月己亥，楊應龍陷綦江，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戰死。
二十八年春二月戊寅，京師地震。丙戌，李化龍帥師分八路進討播州。夏六
月丁醜，克海龍囤，楊應龍自縊死，播州平。
看看全過程就是這樣，朝廷先後出兵好幾次，規模越來越大，最後一次才徹底討平。中間官兵幾次敗績姑且算是“滿清統治者”的誇大，但是戰事維持了好幾年是鐵板釘釘的事實。這比寧夏之亂的時間要長多了。
現在再看杜車別所謂的“從萬曆二十八年初,政府正式派兵征伐,到當年六月,叛亂就已經平定!”是何其可笑，為了掩蓋曆史真相，居然連楊應龍什麽時候造反都不敢說，隻含糊其辭地說了一個“政府正式派兵征伐”的時間，言下之意是政府非正式的派兵征伐就有好幾次了！
當然為了公允，我要指出，當時正在和日本打仗，明廷一時難以分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畢竟不是沒有出兵過，但是卻沒有什麽功效。像杜車別吹得那麽神乎其神，是大可不必的。
再看這段：
神宗接到報告後，非常憤怒，當即“下旨追奪前四川巡撫譚希思、貴州巡撫江東之官職：‘譚希思雖準聽調，尚在地方，何得怠玩軍情，致貽大患。江東之貪功浪戰，損威辱國，都著革了職為民當差，用不敘用’”這是對一些的人的責罰。
————————————————
按照杜車別的邏輯，神宗有一個傭人的方法，敗了一次不要緊，敗了第二次才撤你辦你。可是譚，江二人何辜，敗了一次就給革職查辦，永不敘用了？楊鎬的罪不比他們小吧，怎麽又給第二次機會了？杜車別可又無法自圓其說了，可見什麽神宗的用人策略都是他自己頭腦中的產物，再拿史實牽強附會上去而已。
二十七年春二月壬子，分遣中官領浙江、福建、廣東市舶司。是月，貴州巡
撫江東之遣兵討楊應龍，敗績。三月己亥，前兵部侍郎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
軍務，討楊應龍。……六月己亥，楊應龍陷綦江，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戰死。
二十八年春二月戊寅，京師地震。丙戌，李化龍帥師分八路進討播州。夏六
月丁醜，克海龍囤，楊應龍自縊死，播州平。
————————————————
特別指出一點，李化龍上任是二十七年三月，最後平定是二十八年六月，花了一年零三個月。
當然，我不讚成什麽事情都按時間來評價，但是恰恰是杜車別之流，喜歡把這些時間掛在嘴上，當成是什麽重大的證據，再引用杜的原文：
萬曆二十年二月，哱拜、劉東暘、許朝等人在寧夏發動叛亂。一開始萬曆皇帝做出的部署是由三邊總督魏學曾作為平叛的總指揮，令禦史梅國楨為李如鬆監軍出征寧夏，還有甘肅巡撫葉夢熊以原官提兵協助魏學曾平叛。
然而做出這一平叛部署之後，形勢卻沒有好轉。攻城受挫，糧餉被搶，甚至連魏學曾本來都差點被叛亂分子圍截抓去。一直拖到六月份，平叛仍毫無進展。
——————————————
看看，說的真是唾沫橫飛啊，實際上距離叛亂，不過四個月沒有進展而已。朝廷事務千頭萬緒，交通通訊條件又差，調個兵哪有那麽容易？薩爾滸之戰就準備了一年！
大多數讀者，不一定很了解當時的情況，讀文章也不會很仔細，因此杜車別這些自己渲染得花頭就可以大行其是，起欺騙的作用，可是萬一有個把人如白某者去較較真，仔細核對一下時間，這些虛虛實實的花招就再也騙不了人了。
說中國工商業人口已經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杜車別的依據是什麽呢？不過是這麽幾句話：
比如明人丘浚說：
“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糴以食者什七八矣。農民無遠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變穀以為錢，又變錢以為服飾日用之需。”[210]
何良俊說“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則空一裏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誰複有種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汙萊，民不土著，而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可不為之寒心哉。”[211]
明人林大欽指出：‘遊民眾則力本者少，異端甚則務農者稀。……，小民無所利於農也，以為逐藝而食猶可以為苟且求全之計。……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八九也’[213]
林希元說：‘今天下之民從事於商賈技藝遊食者，十而五六’[214]
朱國楨說“近年（萬曆天啟間）農夫日貴，其直增四分之一，當務農者少，可慮！可慮！” [216]
————————————
大家不要被杜車別的博學嚇倒了，仔細看注釋可知，這些材料不過轉引自幾本經濟史料匯編，是最簡單的剪刀漿糊功夫。
我手頭沒有原書，無法核對杜的引用是否合乎作者的原意，僅從幾個省略號看來就不無可疑。這一點暫且不論，就說從這幾個人的說法能否推出這個驚世駭俗的結論？
明人說話浮誇，這杜車別自己也是承認的，前麵還多次用這種說法駁斥過幾個對他不利的論據，現在倒好了，把這些都視為當時的實錄。可是大家想想，就算這些人沒有有意誇大（事實上，所有論者都是反對這種現象的，當然會變本加厲地誇張其嚴重程度），但他們既不懂得現代的統計科學，也不可能就明朝全國的農業人口非農業人口做過調查，最多隻是根據身邊的一些現象作出這種判斷，又有多少可信度？試問這些人有幾個知道明朝人口有多少？
打個比方說，假設你生活在中國的大城市，不看電視也不看報紙，對現在的民工問題一無所知，某天跑到火車站，一看熙熙攘攘的民工潮，會不會覺得好像所有的農民都跑到城裏來了？明人的印象大抵如此而已。這些明人隨口說的“數據”根本毫無價值可言。
杜車別的“推理”方式，大都不過如此而已。
我們再隨便看看杜文中論證不充分或自相矛盾的地方，最明顯的就是在所謂文官集團是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這一論斷上。杜車別隻能拿出一堆個別的例子，而缺乏任何統計意義上的，有根有據的數據。
杜文：
政府的放縱以及工商業這本身的強烈願望，使得政府權力的天平在明代急劇向資產階級傾斜。在這裏我可以大膽的斷言一句，在明朝中後期，整個政府幾乎全部控製在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的利益代言人手中，這決非是誇張的說法
從事實來看，也印證了這一點。明朝文官的相當大一部分成員都是出身於工商業家庭，而他們在政府內的言論作為也確實不遺餘力的在他們自己的階層效勞賣力
——————————————————
這就是典型的偷換概念了，即使“明朝文官的相當大一部分成員都是出身於工商業家庭”，這一點可以通過哪些具體的例證得到證實，但是從相當大一部分到“整個政府幾乎全部控製在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的利益代言人手中”這個推斷是從哪裏來的呢？這裏顯然有一個邏輯上的跳躍，相當大一部分可以指20%-90%，但是你不能把它直接等於90%。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再明顯也不過了。
再看杜車別對明朝官員經營工商業的描述：
（1）借貸。從戈謙的《恤民疏》中，我們知道洪熙時官吏已普遍於所部內經商借貸
（2）質鋪 嘉靖萬曆年間的大文人，官員王世貞的父親祖父就從事這個行業，‘元美席有先業，家亦巨萬’‘一年子錢三十萬，尚不若往年也’
（3）官肆，（引者注：這應該相當於現在的銀行，辦理存款取款業務）。徐階家開有乃授之官肆。範濂記載：
'先是，蘇克溫聽選，以父恩善文貞公，故客其門。時有裏人馬姓者，攜資客於京，克溫覘知之，往納交，敘鄉情甚密，其人已篤信克溫。克溫乘間紿之曰：『聞君將以某日歸，而孤身涉數千裏，得無患盜乎?我當為君寄資徐氏官肆中，索會票若券者，持歸示徐人，徐人必償如數，是君以空囊而齎實資也，長途可帖然矣。』馬姓乃深德克溫，即以一百五十金投之，克溫佯入徐肆，若為其人謀者，出持贗票示之日：『資在是矣。』其人亟持歸，付徐人，徐人以為贗，不與。'(有學者根據這則資料說“會票的使用，是信用票據的使用。在晚明以會票結賬，假票不能兌現。”)
（4）店鋪 嚴嵩在南昌開有‘鋪店二十八間’，……，在臨川縣有‘房屋鋪店（共四十六間半）’，……，黃曾省說‘吳中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若京師乃授之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興販鹽酤，其術倍克於齊民’
（5）商業貿易，比如大學士陳文，販賣食鹽，其門生弟子稱其為閻王 。較之尚晚的吏部尚書屠庸‘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民以食為天，官紳當然忘不了販米牟利。成化中，福建‘各官亦有親戚子侄原籍販米貨物’。也有販紙的：‘括蒼樊鬥山獻科，任廣東撫按巡史。居艱日，正值大造版籍，自家販紙至溫貿利’
（6）海外貿易，王文祿說‘……閩廣隸浙沿海大造樓舡，公行貨販，仕宦豪右為之聚藪’，陸容也說：‘近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受其雇之直耳’朱紈為打擊倭寇而嚴禁海，結果被閩中鄉官林希元等人“故簇言官劾其擅殺，而是時言官莫為之申救者’，結果朱紈被罷官自殺，“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
（7）手工業，明代紡織業空前發達“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明朝內閣首輔徐階“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而霍韜家經營窯冶、炭鐵、木植，各有專人負責，‘歲入利市，報於司貨者，司貨者歲終谘廩家長，以知功最’還有經營印刷業的，‘近時大家多鐫活字銅印，頗便於
7）種植業，戶部員外郎畢一銜‘廣置廢山，稍地種木，……而郡遂以貲饒一時’（事實上，徐光啟也曾經在天津種植大量荒地，進行農學實驗，獲得大量收入，改善了家庭經濟.）
————————————————
當然，大多數人都會認為這是官商勾結，以權謀私，所以杜車別立即為之辯解：
在這裏有一點需要特別加以說明，按照一般人的觀點，或者大部分傳統學者的觀點，明代官員從事工商業活動，是所謂的官商勾結，是以權謀私，是明朝政治腐敗之表現，官員利用手中權力謀取工商業利潤，是破壞了正常工商業的發展，是損害了平民工商業者的經濟利益。
但事實上這樣的觀點根本就是想當然，經不起事實的考辯。許多情況下，不過是舉出個別的例子，然後以偏概全。
不能否認，確實個別情況，個別的明朝官員依靠自己的權位來為自己從事工商業活動謀取更高的利潤。但大部分時候，明朝官員從事的工商業活動都是以他們的私人身份來進行的，和他們的官職地位沒有任何關係。許多情況是繼承他們父兄的產業，在沒有做官的時候就已經從事了這一行業。官固然是官，商卻是不折不扣的私商。更何況明代的官員職位分工相當嚴格，這在客觀上也使得官員大部分情況下不可能依靠自己所在職位的權力去為自己家族從事的工商業活動獲取具體的好處，和其他一般的平民工商業者相比，並沒有格外的優勢，更不可能依靠官勢在商業競爭中獲取決定性優勢。再有一點明代的言官就如群狼一樣虎視耽耽，他們存在的價值就是靠他們對其他文官以及皇帝的彈劾而顯示出來。所以那些從事工商業活動的文官大可不必為了一點額外的利潤而冒被彈劾的風險，明代即便權勢大到如嚴嵩等人對言官的彈劾都是相當忌憚，時刻如屢薄冰，小心翼翼，惟恐一個不慎就有把柄落入政敵手中，更不必說他人了。
不難看出這個辯解是極其無力的，全部是想當然的臆測，而沒有絲毫史實的根據。什麽個別情況如此，大部分時候都是好的，這和現在政府的論調，什麽個別官員腐敗，大多數都是廉潔的，倒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說到言官的彈劾的製約作用，就未免更無力了。照這個邏輯，明朝官員基本不存在腐敗問題了，嚴嵩那麽怕言官，也不存在貪汙問題了？天水冰山錄裏那些查抄的東西都是從哪裏來的？言官編出來誣蔑嚴嵩的？根本不能自圓其說。現在檢察院天天雙規，月月判刑，怎麽人民公仆們還照談不誤呢？何況杜車別還忘記了，馬克思說資產階級隻要有500%的利潤，就甘願冒上絞刑架的風險。你明朝的文官都是資產階級出身了，怎麽就沒有一點資產階級的階級覺悟？
而且更妙的是，杜車別自己引得史料裏就打了自己的耳光：
（1）借貸。從戈謙的《恤民疏》中，我們知道洪熙時官吏已普遍於所部內經商借貸
4）店鋪 嚴嵩在南昌開有‘鋪店二十八間’，……，
（6）海外貿易，王文祿說‘……閩廣隸浙沿海大造樓舡，公行貨販，仕宦豪右為之聚藪’，陸容也說：‘近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受其雇之直耳’朱紈為打擊倭寇而嚴禁海，結果被閩中鄉官林希元等人“故簇言官劾其擅殺，而是時言官莫為之申救者’，結果朱紈被罷官自殺，“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
正德初年，鳳陽人孫幼真出任江西參議，費宏即以同年身份為其贈言，告以‘江西地方千裏，大率土狹而人稠，閭閻小民雖力作嗇，用不能自給，操末技以食於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稱‘大過之時而求大壯之才’，寓寄勤政愛民之盼。”
這顯然是利用自己的政治關係，希望即將到自己家鄉的地方官能夠對自己家鄉以及相關階層多多照顧。
此外費宏為了自己家鄉和相關階層的利益，甚至對地方知縣都要拉攏歌頌一番
“如費宏《慶太守杜公世美七十序》雲‘……’。費宏以宰輔之尊，對桑梓七品縣令及其老父極盡頌揚之能事，當不是一個簡單的禮賢下士問題”[197]
——————————————————————
這不叫官商勾結或以權謀私，什麽叫官商勾結，以權謀私呢？
真是越看毛病越多，這段話的詭辯也是近乎無恥了：
明代思想家何心隱有一段話
“商賈之大，士之大，莫不見之，而聖賢之大則莫之見也。農工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商賈。商賈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士。商賈與士之大，莫不見也。使聖賢之大若商賈與士之莫不見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憑以憑之耶？”[151]p139
這段話的意思是在強調聖賢之大，而其隱含的前提卻是“商賈之大，士之大”在當時的社會已經是眾所周知，已經到了“莫不見之”，也就是沒有人不曉得不明白的地步。而士和商賈的關係是什麽？何心隱說的很清楚“商賈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士”，士就是商賈的利益代言人，就是商賈在政治上的代表。
——————————————
首先明朝的商品經濟確實比較繁榮，說商賈之大也沒有什麽奇怪，但是得出以下的一係列結論，實在令人瞠目結舌。
史記貨殖傳也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也是商賈之大，莫不知之，莫非戰國親漢時工商業發展就和晚明是一個水平麽？當然不是，實際上這種文學性的比喻修辭的意義相當有限。說白了就是商人很有淺，大家都羨慕，如此而已。
然後再看杜車別的推理：
而士和商賈的關係是什麽？何心隱說的很清楚“商賈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士”，士就是商賈的利益代言人，就是商賈在政治上的代表。
真是有趣，可惜杜車別忘記了，上文還有“農工欲主於自主，而不得不主於商賈。”兩句話明明是銜接的，那麽按照這個邏輯，莫非商賈是農工的利益代言人麽？那麽說到底，士也不過是農工的利益代言人了？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實際上，稍有古文閱讀水平的人都能看出來，這個"
主"的意思是主宰，也就是說農工被商賈主宰，商賈被士主宰的意思，哪有什麽利益代言人的意思？如果有這個意思，應該反過來說士不得不主於商賈才對！
杜車別讀古文的水平，就此再一次得到了驗證。
再說兩句：杜文：
再比如崇禎初期當戶部尚書的畢自嚴說：“今日思開節之法，欲開礦而慮得不償失……欲加關稅而關稅已增，徒撓商旅。至於間架門攤均屬苛細……今日之計，求其積少成多，無愈加派一途’”[203]。
在他看來，增加商業稅根本不在考慮範圍之內，所謂“欲加關稅而關稅已增”，那究竟已經增加了多少，還有多少可以增加的潛力，是全然不顧的，所以弄來弄去，還是隻能打農業收入的主意。當然我們不必懷疑象畢自嚴這樣的人的真誠，不必懷疑他對國家的忠心。他之所以這麽說話，可能就是他這麽真心認為的。但問題就處在類似畢自嚴這樣的文官，由於其自身所屬利益格局的關係，潛意識的思維就已經陷入了盲區誤區，增加商業稅成為了他們思維上的一個死角。
——————————————
這是典型的抓住一點材料胡亂發揮，畢自嚴其實恰恰是主張增加商業稅的：明史本傳：
自嚴擇其可者，先
列上十二事，曰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核隱田，稅寺產，核牙行，停修倉廒，
止葺公署，南馬協濟，崇文鋪稅，京運撥兌，板木折價。已，複列上十二事，曰
增關稅，捐公費，鬻生祠，酌市稅，汰冗役，核虛冒，加抵贖，班軍折銀，吏胥
納班，河濱灘蕩，京東水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
據識貨誌，這次增加商稅的結果是：
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
所以畢自嚴某次不主張增加關稅並不等於他就反對這麽做，隻是出於現實可行性的考慮。
再看這段話，也是左支右絀，含糊矛盾：
當然我們不必懷疑象畢自嚴這樣的人的真誠，不必懷疑他對國家的忠心。他之所以這麽說話，可能就是他這麽真心認為的。但問題就處在類似畢自嚴這樣的文官，由於其自身所屬利益格局的關係，潛意識的思維就已經陷入了盲區誤區，增加商業稅成為了他們思維上的一個死角。
————————
姑且不論畢自嚴是否主張增加關稅的問題，杜車別的這種邏輯也是絕對說不通的。假設說我是一個文官，我家裏是商人，國家要增加商業稅，我怎麽可能沒有意識到對我的損害，我怎麽可能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利害關係，而要通過一個潛意識的思維，通過一個什麽死角，盲區去思考問題呢？這是根本說不通的。
其實道理很簡單，杜車別一方麵要把文官說成是工商業的代表，代理人，就得反對黃仁宇認為文官出於傳統思維，儒家思想反對增加商稅的理論，但他又不能說當時大多數文官就是有意識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而不肯增加稅收，因為這樣即沒有史料依據也違背常理。所以要設計一個什麽潛意識裏的思維來自圓其說，事實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在明史中還有這麽一段記載
“無何，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
下刑部提問，帝不許，同官溫體仁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
乃疏言：‘自陳啟新言事，擢置省闥。比來借端幸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
璡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
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
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
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嚐無益於國。
《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
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
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不驅天下之民胥
為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搖人心，豈直借端幸進已哉！’疏入，
而璡已下法司提問。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67]
李璡的建議不失為當時情況下解決明代財政危機的一種手段，然而這樣的建議自然不可能在當時由代表商人富人利益的文官集團控製下的政府中通過。結果僅僅因為李璡提了這麽一個建議，這些文官（如當時的內閣成員錢失升）就恨之如骨，滅之後快，就要把他“下刑部提問”，而在崇禎的上疏中更是偷換概念，辯說江南的富人田地都不多，確實江南的那些大富田地真的不錯，但問題是他們大部分都是大商人，根本用不著那麽多的田就積聚了大量資本錢財。崇禎在這些文官集團的控製之下，最後還是迫不得已，把李璡“下法司提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看這段話，對史料的解讀和論證也異常荒謬。
人家說的明明是富人，富戶，沒有半點提到商人，你杜車別硬解釋成商人，還此地無垠三百兩地說什麽“商人富人”。按傳統的解釋，這段史料無非是說明朝廷被大地主大官僚把持，腐敗到了極點，不肯令有錢人的利益稍有損失。你卻硬和商人掛鉤，把這反而說成是明朝先進性的標誌，卻又沒有半點依據。這樣隨心所欲地解讀史料，和做文字遊戲有什麽區別呢？虧他杜車別還有臉用極其惡毒的語言辱罵當代的史學家。
嘉定三屠是李成棟，廣州屠城是尚可喜，哪裏說錯了呢？所以，至少說嘉定三屠，廣州屠城是漢人幹的，有錯麽？一點錯也沒有。
某次屠殺是誰幹的，根本不是什麽推論問題，而是事實問題。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人幹的，沒有問題，因為曆史查不到有任何中國軍隊參與；嘉定三屠等是漢人幹的，也沒有問題，因為曆史上查不到有任何滿洲軍隊參與，懂了麽？
由此他推出嘉定三屠是漢人做的
各位思考一下此貼是應該刪除的
本想看完的，也並不是花不起這個時間和耐心，可是我想了想，有必要看完麽？
我多次說過，政治和曆史，就是一個妓女，不能認定是誰的老婆。
過去發生的事情，有沒有一個真正的原因存在？有！但是，經過傳播者的有意和無意的傳播過程，早已找不到本來麵目了。
凡是曆史傳播者，無論他們多麽強調自己不帶偏見，多麽公正，事實上，他們從來都是以一麵鏡子照耀事物的。
我們知道，即使鏡子中的事物看上去有立體感，但是，它仍然屬於一種平麵觀察，缺乏其他方麵的視角。
久遠的事情不說了，僅僅說20多年前的事情。
文革才過了多少年？毛才去世多少年？
看看現在人們對文革的描述和對毛的描述，與實際情況差別太大了。幾乎是麵目全非。
凡是曆史記載，沒有逃避政治鬥爭的需要的，政治鬥爭中的記載，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
共產黨可以把國民黨醜化成妖怪，國民黨也可以把共產黨醜化成怪胎。
任何一方的資料都不能作為參考，雙方的資料合並後仍然是一個荒唐。
我們想公正的評判曆史，無法做到，因為我們無法找到事物的真實存在。
一個20年前人人歌頌的領袖，20年後論壇上變成了人人咒罵的壞蛋，這曆史還有公正性了麽？
特別是一些曆史學者，100%的都患有事後諸葛亮的毛病。
所謂靠不住的明史你們的精神領袖杜大師照樣在引，我引用明史大多數情況下是說明杜車別對明史的理解根本錯誤或歪曲，和明史本身的可信與否沒有直接關係。這麽簡單的道理你不會看不出來吧？
大家可以看一看魏菲德的《洪業》，對於一些晚明與南明的大事件有比較客觀扼要的敘述。
杜車別被我打得一個多禮拜都不敢出頭，剛開始還強辯兩句，現在強辯都不敢了，直接來個充耳不聞。暗黑油光你們幾個小嘍羅就別再這裏死撐了。又指不出我論證有什麽錯誤，翻來覆去就是那些空洞的人身攻擊，有什麽意思呢? 隻能讓別人鄙視而已。
轉載superyi對杜車別論證的有力駁斥：
對所謂"賦稅過低"發表點意見:
明朝百姓負擔除稅收外,還有徭役.農民負擔的徭役是地方分派,這其中可由腐敗官員上下其手的地方太多了.役就是供驅使的免費勞動力。役的存在證實了所謂稅收低隻是虛偽的假象。役為國家行政機關的管理開支，大抵是驛站、差役、軍役等等。政府對他們隻提供基本的糧食供應，老百姓的勞動力和技術都是免費供國家使用的。毫無疑問，這種額外的、人身的徭役有很多弊端，而且往往加諸於窮人和本分人身上。額外的征派不定期，又無法抵製，危害遠遠大於正常的賦稅。根據黃仁宇的計算，役銀約為1000萬兩。
因為有了役，來源於田賦正稅的開支主要用於軍事開支、皇親國戚費用和官員俸給。這些都是作為個人消費分發給他們。即使是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建設，諸如維修宮殿、修長城這些，開支也是用於為勞動力提供保障生活的基本食物。所以戶部被認為不需要支配大筆金額。
在古代，交通不發達，糧食的運輸是困難的，損耗很大。大部分的糧食並沒有到中央就進行了分配。稅收都幹嗎了?
明朝當權者，本來就缺乏通過生產性積累擴大社會再生產能力的卓識遠見。明代中後期的統治者，隻顧消費，不管積累。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占有明一代的三分之一，
先看田賦收支情況:
據方家統計，嘉靖時每年田賦收入平均為二千二百餘萬石，隆慶時為二千四百餘萬石，萬曆時為二千八百多萬石。其支出是:
第一，地方存留糧約一千萬石，其中八百萬石作宗室祿米，其餘為地方行政開支，80%用來養活越來越多的朱家子孫;
第二，每年起運糧中四百萬石折金花銀一百萬兩，少部分作軍官傣祿，大部歸宮廷消費;每年皇宮消費是大頭;
第三，每年槽糧四百萬石，供京軍、薊州駐軍和中央各衙門官僚消費，養官為大頭;
第四，白糧十七萬石，供內宮消費;
第五，南京歲費糧一百萬石左右，
第六，“九邊”歲費軍糧三百萬石至八百萬石。上述六項支出約二千三百萬石至二千八百萬石。換言之，嘉萬之際田斌收入幾乎全部用於軍事、行政和宮廷消費。
從《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補編》第七一至七二頁表中可以看出，嘉靖二十八年財政收入中銀三百九十五萬二千七百餘兩，支出四百零七萬八千二百餘兩，赤字十二萬五千五百餘兩。支出中隻有防秋銀是用於防治秋季洪水泛濫，竹囤修船銀用於潛運，共計九十餘萬兩，其他三百萬兩的花費均與生產無關。嘉萬時期財政分配數字還表明，在公共消費中，軍事消費、宮廷消費和宗室消費比例過大。宮廷消費每年八十餘萬兩，相當於三百餘萬石本色糧，宗室祿米八百萬石，軍糧在三百萬石至八百萬石之間，三者合計一千四百萬石至一千九百萬石之間，占全年田賦收入百分之六十八以上。
在整個明代，權力階層對國民財富的貪婪日益不可抑製，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權貴們貪汙聚斂金銀的規模達到了天文數字，比如太監王振家的贓物是：金銀六十餘庫，玉百盤，其它珍玩無算；劉瑾家的贓物有金銀數百萬兩，其他寶貨不可勝記；權臣嚴嵩家藏黃金１萬３千多兩，純金器皿重１萬１千多兩、家藏白銀２０１萬３千多兩；張居正家藏黃金１萬多兩、白銀１０餘萬兩；其政治靠山太監馮保家贓物有金銀１００餘萬兩，珠寶瑰異以萬計。又由於專製權力的腐敗已經充分製度化，所以權貴公開標價售官以聚斂金銀，例如嚴嵩當權時，某舉人以２２００兩銀子購得知州一職；某刑部主事行賄１萬３千兩銀子轉為吏部主事；各地屬官賄賂嚴嵩的金額在上千萬兩白銀以上，朝中大臣的賄賂數額則多至無法統計的程度。這些賄賂高出當時的財政收入,官員們的錢肯定不是來之薪水,那麽是怎麽來得?
明代後期以後，這種貪婪變本加厲，所以萬曆時，采木、織造、宮室等每項弊政都要都耗費白銀數百萬兩，為修造宮室而進口的珍貴木料原定價格是每棵１千兩白銀，但由於層層貪汙，運到北京時的花費已在每棵１萬兩以上！貪婪成性的萬曆皇帝利用一切機會搜刮，僅他生一女兒，即"詔戶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兒子福王大婚的費用是３０萬兩銀子，為他修建洛陽宮室的費用是２８萬兩銀子，都超過國家法定數額的十餘倍；由於萬曆皇帝聚斂的珍寶"山積"、而金銀數額以"億萬計"，經手官員可以放膽從中貪汙自肥，所以一個這樣的肥缺需要行賄數萬兩白銀才能謀到；萬曆時其他藩王"冠婚"，內廷宦官們同樣借機貪汙，因此所需銀子都在數十萬兩以上，所需珠寶的銀價也有此數。在天啟時情況依然如此，比如僅各地給權臣魏忠賢修建"生祠"所費白銀即在幾百萬兩以上。
即使所謂低稅的商戶也並未有什麽可樂的,明朝商人地位低下, 明中葉後統治集團為了購買消費品，政府強迫城鎮鋪戶編入“市籍”，承擔“當行買辦”搖役，將其經售的商品賣給官府。官府依仗權勢，從商品價格、貨物交納、貨幣支付等各個環節，刁難勒索鋪戶，使鋪戶破產(《明代的鋪戶及其買辦製度》)。如應天府鋪戶，“占籍未及數年，富者必貧，貧者轉徙”。北京“有數萬金之家，一掛‘四司’鋪戶，無不蕩產罄黃”。。統治集團消費與商品經濟聯係加強，同時也加深了商人的苦難。
統治集團消費的惡性膨脹，必然會導致勞動者消費狀況的惡化.
一方麵，它把財政收入用光吃光，毫無生產性積累，從而影響了社會擴大再生產，限製了生財之道。另方麵，統治集團消費惡性膨脹，財政支出口子越開越大。這是造成昵中期以後財政危機逐步加深的基本原由。為了彌補財政虧空，統治者生財無道，加派有策。但這是飲鳩止渴，其結果隻能造成消費膨脹—財政危機—賦稅如派—社會矛盾尖銳惡性循環的社會問題。在這惡性循環中農民受害最烈。明末農民戰爭能以“不當差、不納糧”’、“均田免糧”口號，動員起千百萬農民群眾絕非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明代統治集團腐朽性消費惡性膨脹的產物，也是對明代財政分配製度的否定。
嘉靖後期何良俊說：“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為鄉官家人者，已十倍於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蠶食於官府者，已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四友齋叢說》卷13“史九”〕。 "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這是當時人的說法,沒理由不信.
根據全漢升、李文華:《明中葉後太包歲入銀兩的研究》載明代財政收支的主要機構大包銀庫的記錄來看，也晚期太包銀庫歲入白銀是呈上升的趨向，如1570年是230萬兩，1577年增至440萬兩，以後的40年保持穩定，每年平均約在300萬一400萬之間，1618年是600萬兩，1630年增至900萬兩，1631年增至1220萬兩，1639年增至2000萬兩，1642年增至2300萬兩。這種持續不斷的增長，也應歸功於明後期“一條鞭法”的逐步推廣，以及名目繁多的加征，加派;70年間稅收增加近10倍,要知道這時期明朝人口趨勢是減少,也就是是說納稅人口減少而稅收增加10倍,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出明朝的滅亡和稅收的關係了.
而且,明朝武宗時期劉瑾的家產，大概是黃金3360公斤、白銀725萬公斤。清代趙翼《廿二史劄記》也提到劉瑾有黃金250萬兩，銀5千餘萬兩，他珍寶無算。於是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既然十倍於明代歲收入的財富能夠被劉瑾大貪官據為己有，當朝皇帝要搜刮到同樣數量的財富，難道會很難嗎？這些出自哪裏?難道不是出自與百姓身上????
於是我們大抵明白，明代的“歲收入”並不是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財政全部收入”，甚至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百姓所承擔的壓力,絕不僅僅是法定的稅賦而已,否則黃宗羲就不會整出個"黃宗羲定律’了：“田土無等第之害，所稅非所出之害，積重難返之害。”所謂"賦稅低"完全是虛幻的假象.
“隆慶開海”月港開放海禁後，是否一切打算出海的中國各地商人都可以由此出海進行海外貿易?哪些地區的商民可以通過月港出海到海外進行貿易呢?這是一個直接關係到如何評估月港開放效果的問題。似乎各地商民隻要申請到出海船引，便都可以從月港出國貿易。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首先看“出海船引”製度是怎麽回事；月港開禁後，凡是可以在月港出海的商人，根據規定，首先要在自己所在裏鄰勘報保結，然後向所在道府提出申請，在批準後由海防機構發給船引。但實際上，往往由牙商(中介商人)、洋行(專門經營海外貿易的中介商人機構)出麵作保，代海商申請船。所謂“船引”，也稱商引，它是海商合法出海的憑據。明朝政府規定：
“商引填寫限定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向往處所、回銷限期，俱開載明白，商眾務盡數填引，毋得遺漏。海防官及各州縣仍置循環號簿二扇，照引開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向往處所、限期，技日登記。販番者，每歲給引，回還責道查覆，送院複查；販廣、浙、福州、福寧者，季終食道查覆．送院複查。”（〈明經世文編〉轉引於〈華人華僑曆史研究〉）
凡是申請獲準領得“艙引”的海商，都必須交納“引稅”。所謂“引稅”，實際上是海商向政府交納的出海貿易經營稅。最初規定每張船引納稅銀3兩，後來增加到6兩。另外明朝政府對船引總量進行控製，也就是說限製出海船隻數量-----起初每年發放的船引總量為50張，1575年增加到100張，但對領持船引的海商所出航的國家還設有固定限製。1589年，福建府開始把前往東西洋商船的總數各定為44隻，每隻需領引一份。後來由於申請出海者太多了，又將船引擴大到110份。根據船引所限定的地點．當時從月港出國的中國海商，可以前往東、西洋的一些港口與國家，但禁止前往日本。這時的“東、西洋”的地理範圍分界線是以文萊為界，“文萊，即婆羅國，東詳盡處，西洋所自起也。”
曾當過袁崇煥上司的明遼東經略王在晉曾任福建興泉道，他寫的書中轉載了當時一個案件：
1609年，浙江地方官員所處理一件涉及到浙江商民參加月港貿易的走私案件:幾個杭州人搭附月港出海商船去遏羅、呂宋賣絲織品獲利豐厚，回國後被以“通番律”論罪。
這一事實，說明了浙江沿海商民是不能隨便出海貿易的，再看“船引”的規定：“販番者，每歲給引，回還責道查覆，送院複查；販廣、浙、福州、福寧者，季終食道查覆．送院複查。”
從這一規定可見，就連福建的福州和福寧州商民也被排斥在船引的發放範圍之外，要不這一製度中就不會載明“販廣、浙、福州、福寧者，季終食道查複，送院複查”了。有學者認為隻有漳、泉兩府通番在合法的範圍之內，而其它地區都未包括在這一通番的合法範圍之內。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3中說到：“。是時漳泉民販呂宋者，或折關破產及犯壓各境不得歸，流離土夷，築廬舍操傭雜作為生活;或娶婦...”大批移民呂宋的就是這些能夠有機會出海的漳泉二府的百姓。
另外，象硝黃、銅、鐵也不許越海私販，且不許前往日本。
“月港開放”實際對浙閩直等地海商很不公平，明朝政府甚至不認可近在眼前的江浙商人到海澄貿易以及從月港搭船出海的合法權利，看起來匪夷所思，實際正是 “於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原則的體現，明朝政府對漳泉海商規定了十分苛刻的出海貿易待遇。福建巡撫許孚遠有段話精確概括了這種政策：“凡走東西二洋者，製其船之多塞。嚴其往來之程限，定其貿易之貨物，峻其夾帶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責，行保甲之連坐，慎出海之盤詰，禁番夷之留止，厚舉首之賞格，圖反誣之罪累”。（〈明經世文編〉轉引於〈華人華僑曆史研究〉）由此可見，從出海船隻到貿易路程，從出海時間到貿易貨物，明朝政府都有嚴格的限製。這樣，中國海商在海外貿易與西洋商人的角逐和競爭中，就處於十分不利的被動局麵。
僅就規模而言,1542年到達琉球的有漳州人陳貴等7人的26艘船，還有廣東潮陽的21艘商船也在當年抵琉，船上水手達 1300人之多,琉求一地中國船就有47艘,加上去日本呂宋等地的船隻,當有百艘以上。這時還是海禁時期----開了海禁,出海的船反而少了??而且,中日之間走私貿易一直未停過.日本史家岩生成一在<近世日中貿易數量的考察>一文中依據日中兩方資料考證,僅萬曆39年(1611年)去日本的唐船就達70艘.
嘉靖後期何良俊說：“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為鄉官家人者，已十倍於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蠶食於官府者，已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四友齋叢說》卷13“史九”〕。 "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這是當時人的說法,沒理由不信.
——————————————————
事實上，這段材料，杜車別也引過，但是卻截頭去尾了一番：
杜文：
何良俊說“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則空一裏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誰複有種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汙萊，民不土著，而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可不為之寒心哉。”[211]
杜文用他來證明工商業繁榮，把農業人口都吸引走了，卻有意刪去了前麵的“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等話。這樣一來就把整個意思給歪曲了。原文說的無非是苛捐雜稅繁多，百姓困苦，無法繼續務農，這和曆朝曆代末年農業人口減少，流民增多本質上是同一類現象。所以才有“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這樣痛心疾首的表述。而且原文中也並未特別突出工商業的地位，
杜車別歪曲史料，斷章取義的本領又一次得到了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