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中國抗日戰爭 八月風暴行動
中國抗日戰爭
1940年時的日軍占領區
中國抗日戰爭，是指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由於日本入侵中國導致的中日之間的戰爭，主戰場在中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與期間，最終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
這場戰爭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名稱。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國民間稱其為八年抗戰、中日戰爭等等，簡稱抗戰，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其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日本稱其為日中戰爭（日語：日中戦爭）另一稱：支那事變，西方國家多數稱其為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 Sino-Japanese War）（相對於第一次中日戰爭，參見中日甲午戰爭）。
抗日戰爭結束於1945年8月15日，但對於其開始的時間存在爭議。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全麵的抗日戰爭起於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結束，曆時九十七月又八天，共為八年，八年抗戰名稱因此而來。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這場戰爭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這是政府私下主導的局部抗戰的開始，因此又有十四年或十五年抗戰之說。也有觀點認為，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兩天，中華民國政府才公開宣布正式同日本宣戰，如果這樣算，抗日戰爭曆時不到4年。在這段時間裏，戰爭擴大到整個太平洋地區，中國和美國、英國等同盟國共同抗擊日本，而中國的抗戰也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
習慣上，中國人所說的“抗日戰爭”一般指稱“中國抗日戰爭”。但各地華人習慣上也將各自國家或地區同時期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稱為“抗日戰爭”，並將其和中國抗日戰爭視為一體，或作為它們的總稱。“中國抗日戰爭”在中國大陸地區也被稱作“八年抗戰”（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中正於7月31日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宣告全麵抗戰開始算起），但在世界其他地區一般被稱作“十四年抗戰”（於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算起）。這場戰爭在日本被稱為“日中戰爭”。日本也習慣把“珍珠港事變”爆發以前的中國抗日戰爭稱為所謂的“支那事變”或所謂的“日華事變”，原因是當時日本帝國並未和中華民國相互正式宣戰，因此“技術上”並非一場戰爭。“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後的中國抗日戰爭，則被日本視為“大東亞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和印緬戰場）的一部分。
從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
日軍占領沈陽
在中日甲午戰爭（又稱“第一次中日戰爭”）以日本獲勝告終，日本利用從中國奪得的賠款2.3億銀其中的80%利用來發展軍事，從此日本開始加強對中國的侵略。1900年，因為庚子事變問題，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主力之一，占領天津、北京，並利用《辛醜條約》在京、津一帶駐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把俄國辛苦建立的旅順口要塞攻占，並於對馬海戰中重創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從俄國手中奪取了在中國東北的特權，更加加強了日本的野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國宣戰，入侵膠州灣的德國勢力，進而占據山東。1915年，跟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徹底取代德國在山東的特權。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濟南城，與中國北伐軍發生交戰，造成濟南慘案，殺害了中國的蔡公時等十六人。最後，在蔣中正表麵懲辦參戰主要軍官之後，日軍退出濟南。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趁東北軍閥張學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駐華北之機，由司令本莊繁親自策劃，在沈陽附近的柳條湖破壞了一小段南滿鐵路，誣蔑此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所為，當夜向沈陽北大營之國民革命軍發動進攻，標誌著“柳條湖事變”，又稱“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駐防沈陽的中國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奉張學良“不抵抗”之命嚴禁部下對日作戰，但團長王鐵漢等仍率部進行了抵抗，因作戰失利，翌日晨全城即告陷落。東北主要軍事負責人張學良引咎降職，後赴歐洲躲避輿論譴責。
事變兩個月內，日軍占領中國東三省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龍江遭到馬占山部等的強烈抵抗之外，並未遭受重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民眾自發組織了大量義勇軍抵抗日本軍閥侵略，這些抵抗私下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關內民眾同情和聲援。部分中國學者視九一八事變為抗日戰爭的開始。1932年2月，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其傀儡政府名義上的領導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這政權其實是關東軍擁有，他們以日満親善大使作占領東北的借口，以繼續進行侵略。
日本加緊侵華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駐守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粵軍）在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蔣中正也立即派張治中率第五軍（中央軍）增援上海，雙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介入調停。5月5日，中日雙方簽署《淞滬停戰協議》，規定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得駐紮上海，隻能保留保安隊，日本取得在上海駐軍的權利，參與抗戰的主力國軍第十九路軍不得不離開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軍則撤退至蘇州、南京一帶，日本曆來以壓迫蔣中正懲辦抗日軍隊的手段來打壓中國軍民抗日士氣。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並將軍隊開進長城一線，進犯熱河、察哈爾兩省，史稱“長城事變”。1933年1月，日軍進占山海關，開始向中國關內進攻。熱河省會承德遭到襲擊，僅10餘天即告陷落，駐守熱河的國軍主要是東北軍萬福麟等部，抵抗意識極差。蔣中正即令駐守平津的西北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率部抵抗，並派中央軍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率所部3個師北上參戰。同年5月，日本軍閥向察哈爾進攻，並一度占領察北重鎮多倫，然而不久馮玉祥和吉鴻昌發起組織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經過5天的激烈戰鬥，奪回多倫，並成功將日本軍閥驅趕出察哈爾，保證了長城一線戰事的基本穩定。二十九軍、十七軍等部隊雖然奮勇抵抗，終不敵裝備精良的日軍和偽滿部隊，長城抗戰失利。5月31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國民革命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了通往華北的大門。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總領事館稱其副領事藏本英明失蹤，隨後揚言“應由中國政府負完全責任，如無生還之希望，則日方將撤回僑民發動自衛。”並將上海的日本憲兵派往南京，日艦雲集下關江麵。由於領事館的一名從事抗日組織情報收集工作的中國人員詹長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廳調查課長趙世瑞於紫金山一山洞中尋獲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稱“藏本事件”。1935年5月，日本中國駐屯軍聲稱天津兩名親日報刊主編被殺是中華民國政府所為，不久又誣指受中國政府援助的東北義勇軍進入《塘沽協定》中規定的非武裝區（實際上當時的東北義勇軍為獨立的武裝），再次出兵南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派遣何應欽與日方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在表麵上部分滿足日本要求的情況下，表麵上保證“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同年9月，日本再度製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山東）自治”，因應這個事態，日本軍閥政府不久發表《鼓勵華北自主案》，扶植當地的漢奸殷汝耕設立冀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
在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中國駐屯軍借口一個兵士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要求。日本軍閥遂開槍開炮猛轟北平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亦有說，根據“辛醜條約”駐紮的日本軍閥在宛平附近演習時遭到國民革命軍的槍擊，而向中國守軍進攻。打響全麵抗戰第一槍的是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團。
7月16日、17日，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中正在廬山先後發表談話，表示：“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至此表明了對日本軍閥挑釁的退讓底線7月28日、30日，日本軍閥相繼占領北平、天津，第二十九軍退守保定一線。平津一帶的大學紛紛遷移。7月31日，蔣中正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和平既然絕望，隻有抗戰到底”，宣告戰爭已經全麵爆發。
正麵戰場的展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大方針，為了把日本侵略重點吸引到日本機械化部隊難以施展的中國東南山川河流眾多的地區，利用東南山川河流眾多的地形抵消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盡量消滅日軍有生力量，避免在利於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發揮的地勢平坦的華北平原與日軍作戰，改變日軍戰略進攻方向，使中日戰爭按中方的戰略意圖行進，蔣中正決定在上海發動戰爭。中國國民革命軍扮作保安隊進入上海市區。日軍則以保衛租界為名，占領租界外的地區。8月13日，衝突爆發。但中國普遍的說法是，由於華北地區的日本陸軍大勝的刺激，日本海軍躍躍欲試，主動挑起了上海方麵的戰事。上海作戰最初參戰的日軍都是屬於日本海軍係統的。由於海軍部隊作戰不力，才不斷增援陸軍到上海方向。
日軍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軍（三個月後增加到50萬人），開始向上海進攻；中華民國則共派出中央軍精銳和大批內地省份部隊（但由於蔣介石與這些部隊的司令關係惡劣，所以裝備極差。而參加者包括川軍、滇軍、桂軍、粵軍、湘軍等）合計70萬人，與日軍血戰三個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華”之戰略，此即為淞滬會戰。指揮凇滬會戰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先是馮玉祥，後蔣中正親自兼任。11月20日，中國國民革命軍在傷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於下達撤退命令過於倉促，後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加上中國抗戰初期的軍隊訓練素質極低，引致撤退演變為潰敗。同一天，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宣布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則是先遷往武漢直到武漢會戰後再遷往陪都重慶。雖然第二次淞滬會戰中國方麵在戰術上是失敗的，但是在戰略上卻成功的將日本軍隊吸引於中國東南，打破了日本希望蠶食中國的戰略意圖。上海國民革命軍的持久抵抗，掩護了黨政機關、學校和大批工商企業轉移內地，為抗戰保留了元氣。在上海遭到約4萬傷亡的日本軍隊，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於守將不久便棄城逃亡，所以南京城於4天後陷落。日軍以持續數月的南京大屠殺作為摧殘中國民眾士氣的手段，由於戰爭前夕中國國民革命軍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結果間接導致約三十萬無辜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殘暴地殺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統計為26萬）。下令進行南京大屠殺的日軍上海派遣軍（後改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是鬆井石根，殺戮最嚴重的第六師團師團長是穀壽夫。
遭日軍轟炸的上海南火車站同年9月，日本為奪取山西豐富的煤炭資源，派出10餘萬陸軍展開進攻。國民政府因應組織展開了太原會戰，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總部位於不遠的延安。根據9月的國共合作協議，共產黨派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協助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防禦。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節節抵抗。但是因為山東省主席韓複矩臨陣脫逃，致使黃河防線失守，山東大部失陷，交通要點僅剩魯南的滕縣、台兒莊。於是，1938年1月14日，蔣中正總統將其槍斃。
1938年2月，日軍華北方麵軍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中國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會戰。3月，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令川軍王銘章所部防守滕縣，因無援兵，滕縣失守，王銘章師長自殺殉國。李宗仁隊以西北軍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在徐州以北的台兒莊與日軍反複爭奪，以西北軍張自忠部五十九軍和龐炳勳軍團掩護台兒莊的右翼臨沂戰場，以中央軍湯恩伯軍團卷擊台兒莊日軍側背，最終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以斃傷日軍一萬多人的戰果成為中華民國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日軍精銳第10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精銳第5師團遭到重創。但是南北兩線日軍源源不斷增兵，這次勝利沒有扭轉徐州戰場的局勢。
黃河花園口決堤，導致黃河下遊部分地區交通全部中斷，起到了阻礙日軍的推進的目標，同時造成數百萬居民遭受水災。
5月19日日軍占領徐州，6月6日占領河南省會開封。6月9日，蔣中正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南岸大壩，史稱黃河花園口決堤。此舉雖然暫時阻擋了日軍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黃河下遊的大規模水災，造成上百萬民眾直接死亡或間接因饑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當地民眾對國民黨的不滿。戰後蔣中正調撥了大量資金修複黃河大堤，史稱“黃河歸故”，即恢複故道。參與會戰的國民革命軍分路撤退，粉碎了日軍的合圍企圖，至此，徐州會戰結束。會戰後，有一部分國軍留在魯南蘇北敵後戰場，後蔣中正下令組建蘇魯戰區，以東北軍於學忠為戰區司令。這部分國軍堅持到1943年，被日偽軍壓迫，與中共軍隊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魯南蘇北。華北日軍除以主力進攻山東津浦線方向外，還以一部向河北平漢線追擊，宋哲元率部節節抵抗，最後退至黃河以北的豫北地區。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中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會戰，參戰日軍達30多萬人，中國軍隊達110萬人，戰爭中日本損失8萬人，因病減員8萬人，由此喪失了戰略進攻的能力。國民革命軍大部脫離戰場，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別山區敵後堅持遊擊，主要是桂係軍隊。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最大的勝利是兵團司令薛嶽指揮的萬家嶺大捷，日軍第106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陣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亞灣登陸的日軍占領廣州，第七戰區司令餘漢謀部退至粵北地區。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國民政府的作戰中心遷往重慶繼續抵抗。
日軍在占領武漢和南方的廣州後，戰線拉長，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轉入休整。在會戰期間，以盧作孚為首的民族企業家運送了大批軍隊及作戰物資到前線，並將武漢地區的大批工業裝備和人員轉移到四川，在敵機狂轟濫炸下的川江航線為抗戰勝利立下了殊勳。此外，蘇聯航空誌願隊參加了保衛武漢的空戰。武漢會戰迫使日軍大本營不得不重新調整對華戰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戰略，以求盡快結束所謂的“中國事變”。政治誘降的主要對手是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但到了1940年日本發現汪精衛政府在中國國內影響力甚小，且無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強的黃埔係軍隊，於是將蔣中正選定為誘降對手，但終未成功）。在曆時4個多月的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傷亡40萬人，中國軍民以巨大的犧牲迎來了戰爭的戰略相持階段。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領軍
鑒於綿延上千公裏的戰線與所剩無幾的戰略資源和後方的不安定因素，日本知道它沒有能力管理所有占領了的中國國土，所以在這段時間中日本支持中國人成立傀儡政權。先後於1935年11月25日，操縱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兩年後,於1937年12月14日，再操縱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隔年，於1938年3月28日，又操縱梁鴻誌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並與日本訂立條約，發行鈔票。雖然日本又在占領區設立了親日的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分化中國的士氣與國際影響力，但在蔣中正總統的堅持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最終都沒有向日本投降。
同時日本的作戰方針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華”，轉變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的“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口頭利好，並且日本也聲稱隻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占領區的實業投資[來源請求]。麵對這些因素，中國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時日本也將投入正麵戰場的兵力轉移到華北地區，用以針對抗日根據地[來源請求]，到1939年為止，華北地區已聚集62%侵華日軍與近乎全部傀儡政權的軍隊，對抗日根據地展開攻擊[來源請求]。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除了更為溫和的語氣外，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分擔給中國，藉以從側麵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
1940年夏，蒙古族展開了自發的抗日鬥爭以保護自己的家園。圖為蒙古騎兵在抗日戰爭時進行的訓練。
日本態度的轉變引起了包括歐美國家與中國的注意，其中歐美研判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這樣的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的戰火燃燒到蘇聯的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說團進行勸說，希望蔣中正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來源請求]。
受此影響，主張與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由於事後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介石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於是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豔電”響應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複和平”。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在戰爭最為緊張之時的這番言論，被視作公開的叛國投降，中國抗戰的士氣受到巨大打擊。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3月，汪精衛在軍統策劃的刺殺事件中生還，這使得他徹底投向日本，並於5月在上海與日方開展秘密談判，年底秘密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30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同時日本發動了掃蕩武漢外圍的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希望國民政府能盡速投降。在這場危及戰時陪都重慶的戰役中，國民革命軍第33集團軍司令張自忠將軍殉國。
敵後戰場的發展
進入相持階段之後，日軍由於軍事進展過於迅速，兵力和後勤補給均不敷使用，隻能保證對主要城市和軍事據點，以及主要交通線的占領。其他敵後地區隨之成為各抗日武裝的勢力範圍。這些部隊除了反對日軍之外，也經常出現各種摩擦，有些甚至加入被占領區的軍隊，同日軍合作。在這些摩擦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三分抗日，七分擴紅”的戰略[來源請求]，極力避免與日軍磨擦，結果實力得以擴大[6]
1939年9月，納粹德國軍隊向波蘭不宣而戰，引發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標誌著綏靖政策的破產，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歐美列國放棄了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談的態度，支持中國國民政府進行抗戰。但德國軍隊進展超乎人們預料，連當時的歐洲強國法國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國迅速組織力量對英國展開襲擊。世界各地的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這一時期中國也出現了廣泛的悲觀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展開了不同形式的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長沙會戰和1940年底的百團大戰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0年彭德懷殲滅日本軍及傀儡政權軍隊4萬多人，其中日軍傷亡2萬多人；1941年薛嶽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5萬多人。這些大捷一度改變了當時中國國內的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兩黨直接指揮的民兵組織（如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也開始逐步壯大。至1940年7月，第18集團軍已發展至近40餘萬人，並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萬的民兵組織，成為華北方麵日本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
百團大戰後，侵華日軍將視線轉移至它們的後方——共產黨控製的華北地區。開始將前線作戰的日本軍閥抽調至華北，以斷絕對美、對華戰爭物資的流通，1941年底，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萬[來源請求]，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為應對共產黨方麵的遊擊戰術，采用了“保甲製”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三光政策來壓製八路軍的活動空間。為達到這個目的，日本軍閥為了震懾抗日力量，在華北進行了大量的無差別屠殺，有時更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其中1942年的冀中“五一大掃蕩”，八路軍和冀中根據地遭到最嚴重的損失，八路軍傷亡1萬多人，日本軍閥也傷亡2萬人之多，有1萬多無辜的青壯年被日本軍閥抓走充當苦力，戰後八路軍主力被迫撤離冀中，日本軍閥暫時控製了冀中平原。1942年太行區反掃蕩中，八路軍司令部遭到巨大損失，副參謀長左權犧牲，副總司令彭德懷驚險突圍。
抗戰期間的共產黨軍隊主要抗日根據地：
陝甘寧邊區
晉察冀邊區
晉西北根據地
晉冀豫邊區
山東根據地
華中根據地
反法西斯同盟協作與戰略反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變為美國。翌日，美國向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製裁。12月9日，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不久之後，除了與日本保持中立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向日本宣戰。從此中國不再獨立對日作戰，抗日戰爭正式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通過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從緬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了大批作戰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戰。
世界各國的介入對中國而言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也是因為英美出於本身利益考慮希望中國拖住日本陸軍主力。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協定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國際地位上升。
日軍於1941年12月26日在香港皇後大道進行入城步操，領先騎馬敬禮者為酒井隆。
香港時間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閥從深圳向香港發起進攻，香港保衛戰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駐港英軍投降，香港淪陷。同時，日本在國內進一步征兵動員，將戰場擴大致荷屬婆羅門（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英荷美殖民地，奪取當地產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隊進攻，接連攻克英國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羅灣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誌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日本方麵不滿足於控製東南亞的油氣資源，日本軍閥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轉而出兵緬甸，想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英國在遠東的軍隊已無力抵抗日本軍閥的進攻，轉而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求援，羅斯福與蔣中正磋商組建了盟軍中緬戰區，由蔣中正兼任司令，中國派代理司令長官杜聿明率10萬集合中國精銳力量的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與日本作戰，進入緬甸的主要是第5軍和第66軍。中英兩國軍隊預定在曼德勒籌劃會戰，但日本軍閥在同時奪取了英軍控製的仁安羌，並領兵迂回至國民革命軍背後。英軍開始向印度方向逃避，令中國遠征軍右翼暴露，結果聯合作戰失利，遠征軍第5軍被迫撤退到印度，第66軍撤退回國。這次戰鬥中，黃埔將領戴安瀾師長犧牲。杜聿明被召回，負責在印度編練國民革命軍的是美軍史迪威將軍（兼任中緬戰區參謀長）和第5軍的師長孫立人、廖耀湘。最終緬甸被日本占領，滇緬公路中斷，10萬遠征軍經血戰隻有4萬餘人安全撤離。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元首在埃及開羅開會，通過《開羅宣言》，要求戰後日本歸還占領中國的所有領土，包括台灣及其附屬島嶼。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物資緊缺到驚人的程度：橡膠、鋼鐵被列為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決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為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打通中國沿岸的航線，日本發起了豫湘桂會戰。日本軍閥華北方麵軍輕易擊潰湯恩伯在河南省的大軍，湯的下屬川軍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陣亡，日本軍閥打通了平漢線河南至武漢段。之後，華中日本軍閥乘勝追擊，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擊敗薛嶽，一路追擊至湖南南部重鎮衡陽。黃埔將領方先覺率部頑強抵抗47天，最終城破，方先覺自殺未遂，後被俘。華中日本軍閥與華南日本軍閥又聯手發起桂柳戰役，一路狂飆，占領廣西，打通湘桂鐵路，一直打到貴州獨山，震動重慶，另一路則從衡陽南下與廣州北上的日軍打通了粵漢鐵路。全國輿論嘩然，各界痛斥日軍事先精心準備，兵力也經過大大補充。國民革命軍一方麵因為長期的相持局麵放鬆了警惕，另一方麵精銳部隊被史迪威調往西南戰場，導致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日軍最終打通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將“大陸交通線”最後打通。
豫湘桂潰敗的同時，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發動了滇西緬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衛立煌將軍指揮的中華民國遠征軍強渡怒江，發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本軍閥堅固防守的鬆山、騰衝、龍陵，收複西南失地。
日本戰敗（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1945年2月，英、美、蘇簽訂《雅爾塔協定》，規定在歐洲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應對日宣戰。由於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權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這也被稱為“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雖然日本軍閥在豫湘桂會戰時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由於大陸交通線經常受到來自於內地的美國飛機的攻擊，再加上太平洋戰場已日益吃緊，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為了消滅美國在中國大陸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本軍閥先後發動豫西鄂北會戰和湘西會戰。在河南，日本軍閥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防線以東向防線以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衝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閥向湖北西北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之後國民革命軍發動反攻，收複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占領的地區；在湖南，日本軍閥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標，於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在國民革命軍奮力抵抗下，西犯日本軍閥遭受大挫敗，然後退回原陣地。之後國民革命軍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於5月27日收複南寧，6月29日收複柳州，7月27日收複桂林，8月收複廣西全境。此外，國民革命軍原本預定於8月收複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日本投降而未能實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共同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予以日本“最後之打擊”。蘇聯對這個公告的發表頗為不滿，因為既未與他協商，在最後署名中又沒有他。而根本原因在於，此時美國的原子彈已試驗成功，同時美國新總統杜魯門對於蘇聯的參戰並不抱太大興趣。
1945年8月6日，為在軍事上領先蘇聯一步以便於爭奪日本，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3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也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於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時的關東軍兵力僅有70萬人，部署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防禦，蘇聯紅軍投入到遠東戰場多達150萬人，關東軍的裝備和蘇軍相比也相差太遠，已經完全不是蘇聯紅軍的對手，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
由於，美國核打擊與蘇聯軍隊的參與，中國內部開始有人感覺到抗日戰爭終結之日的到來，共產黨由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戰》，在其抗日根據地內發動了所有力量向已被長期遊擊戰困縮在大都市的日本軍閥展開全力進攻。將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據地一一連通。國民黨方麵也有所動作。在美軍空運、海運幫助下，國民革命軍迅速占領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產黨軍隊接收經營許久的中小城市、鄉村地區，但八路軍在蘇軍協助下也收複了一個省會城市，就是張家口。而且八路軍、新四軍因為長期敵後抗戰的緣故，控製了大量鐵路幹線，這增加了遠在西南方麵對敵正方的國民革命軍光複日占領區的難度。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無條件投降。 1945年8月16日，蘇軍總參謀部發表聲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發表的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並未向武裝部隊發布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繼續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實際投降……遠東蘇軍將繼續對日攻勢作戰。”此段時間，由於日軍的敢死隊出動，導致蘇聯傷亡頗為慘重。戰事直到8月23日蘇軍占領旅順港口才真正結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蘇裏號上正式簽署投降書。9月9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投降書。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了。
外部援助
美國
美國對中國的抗日戰爭進行過大量的援助。抗戰初期，美國奉行中立政策，對中日雙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為日本工業基礎強於中國，此舉實際上有利於日本。初期的美國援助，包括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和2000萬美元的錫貸款。1940年汪精衛偽政權成立後，為堅定重慶政權的抗戰意誌，美國大幅度增加對華援助，同時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國提供武器。美國共向中國提供了超過8億美元的援助，是二戰期間中國最大的援助國。美國武器主要在遠征軍、駐印軍的滇西緬北戰場派上用場；八路軍和新四軍沒有得到美援武器。（盡管史迪威主張他們應該得到一部分，但蔣中正總統以中共並非真心抗日為由堅決反對，最終作罷。）
1941年，美國人陳納德組建了著名的美國誌願航空隊“飛虎隊”幫助中國人民抗戰。由於早期飛虎隊不論飛機或人員素質均較日軍惡劣，因此早期曾出現了一段被日軍不斷轟炸卻完全無反擊能力的黑暗期。及後飛虎隊後來擴編為美軍第14航空隊。14航空隊漸漸取得了中國上空的製空權，共擊落日機2600架。極大的支援了中國的抗戰。陳納德的妻子陳香梅是中國記者，後移居美國，是促進中美交往的重要政治人物。
1942年，日本軍閥斷絕滇緬公路。為保證中國的物資供應，美軍開辟了飛越喜馬拉雅山、橫斷山脈等高寒山區的駝峰航線，開始了曆史上空前的大規模持續空運。在三年多時間裏，向中國空運了超過70萬噸物資。駝峰航線的地理和氣候條件極端惡劣，在運輸過程中，損失了近500架飛機，有1579名美國飛行員遇難。1944年6月，轟炸日本本土的美國飛機從成都多個機場出發，出擊了900多架次，為抗日戰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美國在外交上也對中國給予極大支持，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美國對日本反複提出抗議，並力圖促成中國和日本的和談。1941年，由於中日和議始終難於達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國對日本實行石油和鋼鐵禁運。斷絕了石油和鋼鐵來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險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導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蘇聯
1937年8月21日，蘇聯同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協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以施行。”蘇聯先後與中國簽訂了三次貸款協議，總額為2.5億美元，實際到位1.7億美元。蘇聯允許中國使用這些貸款從蘇聯購買武器裝備，這成為抗戰初期，中國軍事裝備的主要來源。抗戰初期，蘇軍還曾派蘇聯航空誌願隊直接參加空戰，不過由於素質的差距，結果並未能阻止日本取得中國境內的製空權。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蘇日在張鼓峰（今中朝俄邊境)發生衝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蘇日在中國領土諾門坎（今中蒙邊境）發生衝突，兩次衝突都以蘇軍重創日軍結束。
蘇聯繼1939年與納粹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定《蘇日中立條約》，背叛了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日中立條約》宣稱“蘇聯政府和日本政府莊嚴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日中立條約也違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蘇協定》，該《協定》第四條規定：“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和約及協定。”。蘇日簽約後，斯大林親往火車站送日本外相鬆岡洋右，並破例與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車送行。4月25日，蘇聯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東京交換條約批準書，宣布《蘇日中立條約》正式生效。條約的有效期為5年。根據《蘇日中立條約》，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
1945年4月5日，蘇聯在《蘇日中立條約》到期前單方麵宣布《蘇日中立條約》失效。並於8月8日對日宣戰，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島和朝鮮半島北部。
德國
德國也是抗戰初期中國的重要援助國。德國顧問團在中國國民政府中服務。從1936年起，德國和中國簽訂了2.82億馬克的軍火銷售協議。希特勒曾經希望將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蘇聯的聯盟當中，並積極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本步步進逼，始終未能成功。[1]1938年，在日本的抗議下，德國召回軍事顧問，並中止同中國的軍火合同。但德國軍火在中國抗戰初期依然起了重大作用。中德合作，令國民革命軍的裝備大大改進。此外，德國人也曾參與救助中國平民，比如南京大屠殺過程中，卡爾·京特博士就挺身救助過中國難民，約翰·拉貝更建立“南京安全區”，保護了數十萬難民，魏特林女士（華小姐）保護了大批中國難民。
英國
英國在十九世紀時曾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遠東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英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援基本上隻限於道義上的。對中國的幫助行動包括開通滇緬公路和為駝峰航線提供基地。
華人華僑
抗戰期間，世界各地華人華僑為中華民國抗戰捐款了超過13億元。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當時全國殲擊機飛行員中華僑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華僑機工隊活躍在滇緬公路上，保證了抗戰物資的運輸暢通。八路軍120師騎兵營教導員李林是南洋華僑，在戰場上光榮犧牲，犧牲時還懷有身孕。僑領陳嘉庚在國民參政會上的提案對漢奸提出了最嚴重的警告，大漲軍民抗戰士氣。
林雲穀於1938年發表了小冊子《抗戰與華僑》，黃警頑編寫了的《華僑對祖國的貢獻》，長達339頁，由上海棠棣社於1940年出版，這兩本書都詳細介紹了華人華僑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貢獻。
日本失敗原因
日本軍閥仰仗日本國內的工業能力，裝備高於國民革命軍，並且訓練有素，戰術能力又高於國民革命軍，整個軍隊長期灌輸武士道亡命精神，作戰意誌堅決，但仍沒有獲得侵華戰爭的勝利，並在各個戰場同盟國的打擊下輸掉了整個戰爭。抗日戰爭開戰後，中共領導毛澤東等人分析了日本軍閥的軍事戰略錯誤：
添油式逐漸增兵。由十幾個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個，最大的出兵數和進攻點受到限製。原因：對中國實力估計不足；日軍兵力不足。
主攻方向不明。華中、華北平分兵力，華北方向，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平分兵力。
缺乏戰略協同。華中、華北兩方麵軍無戰略戰役協同。
錯過最佳戰略時機。占領南京、太原後進攻停頓，缺乏戰略追擊隊。
擊潰戰而非殲滅戰，包圍多殲滅少。上海、南京、滄州、保定、南口、忻口、臨汾等戰役，擊潰中國軍隊居多，殲滅俘獲少。侵占中國這樣的大國，不殲滅國民革命軍的有生力量而忙於占領大中城市，無法摧毀中國的抗戰意誌和力量。
日本軍閥侵華的軍事戰略錯誤有對中國實力估計不足的戰略錯誤判斷，也有其兵力不足、資源有限的內在不可克服的困難，還有戰役指揮、戰略思路上的錯誤，使得中華民國最終打敗日本軍閥，取得最後勝利。
戰後
在七七事變原址建造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戰後，盟國在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但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所以隻對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宣判有罪，而不少真正犯下戰爭罪行的戰犯卻無罪釋放（當時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中國戰區則成立南京軍事法庭對日本乙級戰犯和漢奸進行了審判。
中日和約
1951年，美國主導並邀請52個國家召開舊金山和會，中國因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會的結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簽訂的對日《舊金山和約》，但與會的越南、朝鮮、蒙古宣布不承認該條約。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也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與日本單獨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媾和。在中日和約以及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放棄台灣、澎湖列島、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之主權，中華民國政府則豁免了日本的戰爭賠款義務。但後來有推動台灣獨立者據此認為因為條約沒有指明名割讓給任何特定國家，所以引起台灣主權未定論的產生（參見台灣問題）。但是也有人認為，既然條約是與中華民國簽定的，那麽當然是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的。還有人認為，日本沒有指明特定割讓給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直到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和日本建交，於是建交時聲明放棄向日本提出戰爭賠款要求（當時毛澤東甚時公開稱“感謝日本皇軍的侵略，因為日本的侵略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誌。”，“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7]。至此，這場中日戰爭在法律形式上結束。
領土變化
與七七事變前相比，中國收回了被日本占領的東北地區、甲午戰爭中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澎湖地區。蘇聯則以戰後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以及不支持新疆獨立為條件換取了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並占領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但是由於蘇聯當局違背諾言，蔣中正的中華民國政府於1953年2月24日，依聯合國通過的“控蘇案”，由中華民國立法院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拒絕承認“蒙古獨立”。此外，蘇聯還在中國東北獲得了中東鐵路和旅順港的使用權。
戰役列表
中國國民革命軍（國軍）抗戰大型戰役列表： 37年盧溝橋事變全麵抗戰之前：
戰役名稱 時間 中方：日方部隊及主要將領 中方：日方傷、亡人數
江橋抗戰 1931年10月—
1931年11月 馬占山：張海鵬及關東軍
淞滬抗戰 1932年1月—
1932年3月
長城抗戰 1933年1月—
1933年5月
熱河抗戰 1933年2月—
1933年2月
綏遠抗戰 1936年11月—
1936年12月
中國國民革命軍（國軍）抗戰大型戰役列表： 37年盧溝橋事變全麵抗戰之後：
戰役名稱 時間 中方：日方部隊及主要將領 中方：日方傷、亡人數
平津作戰 1937年7月
太原會戰 1937年9月12日—
1937年11月8日 閻錫山（總司令）、衛立煌、朱德、傅作義，六個集團軍，約580,000人：筱原純一郎、板垣征四郎（總司令），五個師，約140,000人 中方逾100,000人：日方近30,000人
淞滬會戰 1937年8月—
1937年11月 總司令長官：蔣中正、副司令長官：顧祝同；
右翼軍：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下轄第八集團軍（司令張發奎（兼））、第十集團軍（司令劉建緒）； 中央軍總司令朱紹良，下轄第九集團軍（司令朱紹良（兼））、第二十一集團軍（司令廖磊）； 左翼軍總司令陳誠，下轄第十九集團軍（司令薛嶽）、第十五集團軍（司令羅卓英），總計中國戰鬥序列五十餘師，戰鬥兵員總數700,000上下
南京戰役 1937年12月 唐生智、劉湘、顧祝同，約100,000人：鬆井石根，八個師 中方軍人約50,000餘人（包括平民估計超過300,000人喪生）：日方傷、亡人數不詳
徐州會戰 1938年2月—
1938年5月 李宗仁（總司令）、湯恩伯，600,000人，六十個部隊：磯穀廉介、板垣征四郎，240,000人，八個部隊 中方約20,000人：日方超過16,000人
台兒莊戰役 1938年3月—
1938年4月 李宗仁（總司令）、湯恩伯，十個師，約100,000人：磯穀廉介、板垣征四郎，兩個師（板垣第五師團、磯穀第十師團），約三萬人 中方約20,000人：日方超過16,000人
蘭封會戰 1938年5月—
1938年6月
武漢會戰 1938年8月—
1938年10月 蔣介石、薛嶽、李宗仁，一百二十個師總兵力約1,100,000人，飛機100餘架，軍艦40餘艘：岡村寧次，官兵350,000，飛機500餘架，軍艦120餘艘 中方不詳：日方140,000人
廣州戰役 1938年10月
南昌會戰 1939年3月—
1939年4月
隨棗會戰 1939年5月
第一次長沙會戰 1939年9月—
1939年10月 薛嶽，30多個師和3個挺進縱隊共約240,000多人：100,000
桂南會戰 1939年11月—
1940年2月
昆侖關戰役 1939年12月—
1940年1月
棗宜會戰 1940年5月—
1940年6月
豫南會戰 1941年1月—
1941年2月
上高會戰 1941年3月—
1941年4月
晉南戰役 1941年5月—
1941年6月
第二次長沙會戰 1941年9月—
1941年10月
第三次長沙會戰 1941年12月—
1942年1月 薛嶽、李玉堂，兵力300,000：阿南惟幾，兵力120,000 中方傷亡28,116人：日方傷亡6,000餘人
香港保衛戰 1941年12月 莫德庇（總司令）、羅遜（加拿大軍司令），11,299官兵：酒井隆，約60,000官兵 2,233人陣亡、2,448人受傷：日方683人陣亡、1,413人受傷
滇湎路戰役 1942年3月—
1942年9月
浙贛戰役 1942年5月—
1942年8月
鄂西會戰 1943年5月—
1943年6月
常德會戰 1943年11月—
1943年12月
豫湘桂會戰 1944年4月—
1944年12月
豫中會戰 1944年4月—
1944年6月
長衡會戰 1944年5月—
1944年8月
第四次長沙會戰 1944年5月—
1944年6月
衡陽保衛戰 1944年6月—
1944年8月 中方17,000餘人（其中5,000餘人陣亡）（中國官方數字：6,000餘人）：日方19,380餘人（含瘟疫傷亡總計30,000餘人）（日軍陸軍部官方數字：12,186人）
桂柳會戰 1944年8月—
1944年12月
緬北滇西戰役 1943年10月—
1945年3月
密支那戰役 1944年5月—
1944年8月
強渡怒江戰役 1944年6月—
1944年7月
湘粵贛戰役 1945年1月—
1945年2月
豫西鄂北會戰 1945年3月—
1945年5月
湘西會戰 1945年4月—
1945年6月 何應欽（陸軍總司令），兩個方麵軍及若幹集團軍，美國空軍：板西一良（第二十軍司令官），七個師團約七至八萬官兵 中方不詳：日方20,000人
桂柳反攻戰役 1945年4月—
1945年8月 中方死傷不詳：日軍4,000人死亡，5,000人被擊傷
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共軍）對日作戰役列表：
戰役名稱 時間 中方：日方部隊及主要將領 中方：日方傷、亡人數
平型關戰役 1937年9月 閻錫山，第一一五師林彪：阪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後衛輜重部隊 殲滅日軍數百或千餘人
百團大戰 1940年8月—
1940年12月 彭德懷，120師、129師105個團及民兵約40萬人（正規軍逾20萬人）：多田俊-華北方麵軍、獨立師、航空兵力與滿洲國軍隊約830,000人 中方約17,000人：日方2萬餘日本軍人，約5千偽軍（日方：日軍與皇協軍傷亡失蹤總數約3千人）
戰爭統計
國民革命軍將官陣亡名單（師級以上）
佟麟閣上將（追授），29軍副軍長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趙登禹上將（追授），132師師長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郝夢齡上將，9軍軍長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劉家麒中將，54師師長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吳克仁中將，67軍軍長 1937年11月9日 上海鬆江
高誌航空軍少將（追授），空軍驅逐機司令 1937年11月21日 河南周家口
夏國璋中將，172師副師長 1937年11月21日 江蘇吳興
吳國璋中將，75師副師長 1937年11月26日 浙江湖州
饒國華上將（追授），145師師長 1937年11月30日 安徽廣德（自殺）
肖山令中將，憲兵副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江蘇南京
姚中英少將，156師參謀長 1937年12月12日 江蘇南京
司徒非少將，160師參謀長 1937年12月12日 江蘇南京
劉震東中將，第五戰區第二路遊擊司令 1938年2月22日 山東莒縣
王銘章上將（追授），122師師長 1938年3月17日 山東藤縣
鄒紹孟少將，124師參謀長 1938年3月17日 山東藤縣
趙渭濱少將，122師參謀長 1938年3月17日 山東藤縣
範庭蘭少將，豫北別動隊第五總隊總隊長 1938年3月28日 河南修武
劉桂五少將，騎兵第六師師長 1938年4月22日 內蒙黃油幹子
周元中將，173師副師長 1938年5月9日 山東蒙城
李必藩中將，23師師長 1938年5月14日 山東菏澤（自殺）
黃啟東少將，23師參謀長 1938年5月14日 山東菏澤（自殺）
方叔洪中將，114師師長 1938年6月 山東荷澤馮家場
付忠貴少將，魯北遊擊司令 1938年9月23日 山東
馮安邦中將，42軍軍長 1938年11月3日 湖北襄陽
林英燦少將，152師副師長 1939年1月13日 廣東清遠
李鞏良中將，軍訓部輜重總監 1939年3月7日 陝西西安
張諝行中將，第一戰區副參謀長 1939年3月7日 陝西西安
王禹九少將，79軍參謀處長 1939年3月26日 江西高安
陳安保中將，29軍軍長 1939年5月6日 江西龍裏
唐聚五少將，東北遊擊司令 1939年5月18日 河北遷安
韓炳宸少將，山東第十三區保安副司令 1939年1月9日 山東萊陽
馬玉仁中將，江蘇第一路遊擊司令 1940年1月3日 江蘇望鄉台
丁炳權中將，197師師長 1940年1月25日 江西武寧
鄭作民中將，2軍副軍長 1940年2月3日 廣西昆侖
鍾毅中將，173師師長 1940年5月9日 湖北蒼台（自殺）
張自忠上將（追授），33集團軍總司令 1940年5月16日 湖北番瓜店
張敬少將，33集團軍高參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戴民權中將，豫南遊擊第五縱隊司令 1940年5月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將，新27師師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砦
梁希賢少將，新27師副師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自殺）
陳文杞少將，新27師參謀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
唐淮源上將，3軍軍長 1941年5月12日 山西懸山（自殺）
寸性奇中將，12師師長 1941年5月13日 山西毛家灣（自殺）
金崇印少將，17軍參謀長 1941年9月16日 山西橫水鎮
石作衡中將，70師師長 1941年9月6日 山西絳縣
賴傳湘中將，190師副師長 1941年9月24日 湖南梁家段
朱實夫少將，新3師副師長 1941年9月25日 甘肅
李翰卿中將，57師步兵指揮官 1941年9月27日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將，98軍軍長 1941年9月29日 山西東峪
朱世勤中將，暫30師師長 1942年5月4日，山東潘莊
郭子斌少將，暫30師副師長 1942年5月4日 山東潘莊
戴安瀾中將，200師師長 1942年5月26日 緬甸茅邦村
王鳳山少將，暫45師師長 1942年6月23日 山西張翁村
胡義賓少將，96師副師長 1942年7月 緬甸埋通
張慶澍少將，魯蘇戰區高參 1942年8月 山東唐王山
周複中將，魯蘇戰區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山東城頂山
張少舫少將，113師參謀長 1943年2月21日 山東城頂山
高道先少將，山東鐵道破壞總隊長 1943年5月 山東
江春炎少將，114師參謀長 1943年7月4日 山東鄒縣
彭士量中將 （追授），暫5師師長 1943年11月15日 湖北石門
許國璋中將，150師師長 1943年11月21日 湖北諏市（自殺）
孫明瑾中將，預10師師長 1943年12月1日 湖南常德
盧廣偉少將，騎8師副師長 1944年5月5日 安徽潁上
李家鈺上將，36集團軍總司令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陳紹堂少將，104師步兵指揮官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周鼎銘少將，36集團軍副官處長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王劍嶽少將，8師副師長 1944年6月10日 河南靈寶
王甲本中將，79軍軍長 1944年9月7日 湖南東安
闞維雍中將（追授），131師師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自殺）
陳濟恒中將，桂林防守司令部參謀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自殺）
呂旃蒙少將（追授），31軍參謀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
齊學啟中將，38師副師長 1945年5月13日 緬甸仰光
胡旭盱少將，第三戰區第一突擊隊司令 1945年6月 浙江孝豐
[編輯] 授國民革命軍銜八路軍將官
左權少將，18集團軍副總參謀長，1942年5月25日，山西遼縣
[編輯] 東北抗日聯軍
王德泰，第二軍軍長，1936年11月，吉林省蒙江縣
夏雲傑，第六軍軍長，1936年11月26日，黑龍江省湯原縣
陳榮久，第七軍軍長，1937年3月5日，黑龍江省饒河縣
李延平，第四軍軍長，1938年11月20日，黑龍江省五常縣
王光宇，第四軍副軍長，1938年12月，黑龍江省五常縣
侯國忠，第一路軍第三方麵軍副指揮，1939年8月24日，吉林省安圖縣
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吉林省蒙江縣
曹亞範，第一路軍第一方麵軍指揮，1940年4月8日，吉林省蒙江縣
陳翰章，第一路軍第三方麵軍指揮，1940年12月8日，吉林省寧安縣
汪雅臣，第十軍軍長，1941年1月29日，黑龍江省五常縣
張忠喜，第十軍副軍長，1941年1月29日，黑龍江省五常縣
趙尚誌，第二路軍副總指揮，1942年2月12日，黑龍江省鶴崗
許亨植，第三路軍總參謀長，1942年8月3日，黑龍江省慶城
陣亡日軍將領
與國民革命軍作戰
林大八，陸軍少將，1932年3月1日，死於上海。
倉永辰治，陸軍少將，1937年8月29日，死於上海吳淞。
家納治雄，陸軍少將，1937年10月11日，死於上海。
淺野嘉一，陸軍少將，1937年11月14日， 戰傷致死天津。
加藤仁太郎，海軍少將，1938年7月31日，死於長江下遊 。
杵春久藏，陸軍少將，1938年8月2日，死於山西運城。
飯塚國五郎，陸軍少將，1938年9月3日，死於江西德安。
小笠原數夫，陸航中將，1938年9月4日，坐機於湖北孝感被擊毀。
飯野賢十，陸軍少將，1939年3月22日，死於南昌。
山田喜藏，陸軍少將，1939年5月12日，死於湖北大洪山。
田路朝一，陸軍中將，1939年6月17日，死於安徽南部。
小林一男，陸軍少將，1939年12月21日，死於內蒙古安北。
中村正雄，陸軍中將，1939年12月25日，死於廣西昆侖關。
秋山靜太郎，陸軍少將，1940年1月23日，死於山東。
左藤謙，陸軍少將，1940年3月2日，死於江西鄱陽湖。
木穀資俊，陸軍中將，1940年3月20日，死於江西。
水川伊夫，陸軍中將，1940年3月22日，死於內蒙古五原。
前田治，陸軍中將，1940年5月23日，死於山西晉城。
藤堂高英，陸軍中將，1940年6月3日，死於江西瑞昌。
大塚彪雄，陸軍中將，1940年8月5日，死於晉東南。
井山官一，陸軍少將，1940年10月16日，死於湖北宜昌。
大角芩生，海軍大將，1941年2月5日，坐機於廣東中山被擊毀。
須賀彥次郎，海軍中將，1941年2月5日 坐機於廣東中山被擊毀。
上田勝，陸軍少將，1941年5月13日，死於山西中條山。
山縣業一，陸軍中將，1941年12月25日，死於安徽。
酒井直次，陸軍中將，1942年5月28日，死於浙江南溪。
塚田攻，陸軍大將， 1942年12月18日，死於安徽太湖。
藤原武，陸軍少將，1942年12月18日，死於安徽太湖。
淺野克己，陸軍少將，1943年5月，死於廣東東江。
仁科馨，陸軍少將，1943年6月1日，死於湖南。
黑川邦輔，陸軍少將，1943年6月28日，死於雲南。
布上照一，陸軍少將，1943年11月23日，死於湖南常德。
中畑護一，陸軍少將，1943年11月25日死於湖南常德。
下川義忠，陸軍中將， 1944年4月19日，死於湖北應城。
橫山武彥，陸軍中將， 1944年6月11日，死於浙江龍遊。
木村千代太，陸軍中將，1944年6月11日，死於河南。
和爾基隆，陸軍少將 ， 1944年7月21日，死於湖南衡陽。
大橋彥四郎，陸軍少將，1944年7月25日，死於湖南長衡會戰。
左治直影，陸軍少將，1944年7月27日，死於湖北荊州。
誌摩源吉，陸軍中將，1944年8月6日，死於湖南衡陽。
藏重康美，陸軍少將，1944年8月16日，死於雲南騰衝。
南野豐重，陸軍少將，1944年9月8日，死於雲南芒市。
與野山壽，陸軍少將，1945年2月9日，死於華中。
山縣正鄉，海軍大將，1945年3月7日，死於浙江椒江。
與八路軍、新四軍作戰
沼田德重，陸軍中將，1939年8月12日，被八路軍擊傷死於山東。
阿部規秀，陸軍中將，1939年11月7日，與八路軍作戰死於河北淶源。
吉川貞佐，陸軍少將，1940年5月17日 被共產黨員刺殺於河南開封。
飯田泰次郎，陸軍中將，1940年11月28日，與八路軍作戰死於華北。
吉川資，陸軍少將，1945年5月7日，與八路軍作戰死於山東半島。
注：
1.以上全為戰鬥死亡， 不包括病死，自殺，飛機失事，死於蘇蒙軍、中美聯合航空隊和抗日民眾之手(無資料分別國共)。
2.日軍陣亡者軍銜皆追贈一級。例如陣亡於常德的布上照一生前軍銜為大佐，陣亡後追贈少將。[2]
中國軍隊戰鬥序列
戰區 所轄地區
(1937年8月底) 司令長官
(1937年8月底) 所轄地區
(1939年初) 司令長官
(1939年初) 所轄地區
(1945年2月) 司令長官
(1945年2月)
第一戰區 河北北部、山東北部 蔣中正
(9月改為程潛) 河南、安徽北部 衛立煌 陝西南部 胡宗南
第二戰區 山西、察哈爾、綏遠 閻錫山 山西、陝西北部 閻錫山 閻錫山
第三戰區 江蘇、浙江 馮玉祥
(後由蔣中正兼) 浙江、福建、
江蘇及安徽南部 顧祝同 顧祝同
第四戰區 廣東、福建 何應欽 廣東、廣西 張發奎 -- --
第五戰區 山東南部、江蘇北部 蔣中正
(後由李宗仁任) 安徽、湖北北部
及河南南部 李宗仁 劉峙
第六戰區 湖北西部 孫連仲
第七戰區 廣東 餘漢謀
第八戰區 綏遠、寧夏、
甘肅、青海 朱紹良 朱紹良
第九戰區 湖北南部、湖南、
江西 陳誠
(薛嶽代理) 薛嶽
第十戰區 陝西 蔣鼎文 安徽 李品仙
數字
抗日戰爭期間，在華日軍人數最多時有近200萬，協助日軍的中國偽軍最多時超過100萬（整個抗戰期間偽軍總人數約為210萬）。據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後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為44萬人。（不包括印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和美英協同殲滅的約16萬日軍。）
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革命軍兵力最高時達500萬人。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28931次。國民革命軍陸軍死亡、失蹤321萬1914人，空軍陣亡4321人、損失戰機2468架，海軍幾乎全滅。加上因病減員等非戰場損失，國軍總損失400多萬人。不過，亦於大小會戰中，讓日軍損失48萬3708人，而傷者更達193萬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將官陣亡於與國軍會戰中。（中日戰爭中，共129名日本將官陣亡，隻有其中3名是陣亡於與八路軍會戰中。）除此，由共產黨領導的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根據地民兵在內主要以在日本占領區內遊擊戰為主。
中國平民則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金。
另有估計中國抗戰直接人口損失可累計之估計數為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最低限為3480萬人；同時，我們認為，中國抗戰直接傷亡人口合計應在4100萬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項數字，戰爭直接給中國造成的死亡、傷殘及失蹤等項人口損失共計超過4500萬人；而從人口損失的角度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應在5000萬人以上。
日軍暴行
南京大屠殺
731細菌部隊
慰安婦
三光政策
重慶大轟炸
曆史意義
中國以2000萬人的犧牲，拖住了日本陸軍在亞洲和太平洋的進攻，從而使蘇聯避免了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不利情況(但事後顯示日本根本沒打算對蘇聯進行夾擊)，也減少了美國在太平洋戰區的壓力，從而使美國能大量派兵往歐洲戰場及保證了同盟國在西線的勝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現代史的曆史研究曾因為冷戰和意識形態的原因較為忽視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戰場的作用，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東西方文化的不斷交流，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作用正在被西方學者所重視，相關研究工作也逐漸有所增加。
影響
由於日本的入侵，也迫使中華民國政府放棄對共產黨的圍剿。在經曆了八年抗戰後，國共兩黨的軍事實力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共產黨由戰前的四萬人急增到一百二十萬人。由於中國國民黨全力參與抗戰，引致精銳盡失。但共產黨卻在毛澤東“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的原則下不斷擴大自己的實力及侵占領土，戰後更從蘇聯手中取得大批日本關東軍所留下的武器，成為抗日戰爭中最大的得益者。因此抗日戰爭對於日後國共內戰的結果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深刻影響了中國戰後的發展。
1.中國保有東北主權，實際上是喪失外蒙古和東北控製權。中蘇外交關係造成了外蒙古獨立。
2. 中國方麵大約5,600,000人，包括共產黨八路軍。
3.日本方麵大約4,100,000人，包括汪兆銘主持的"和平"軍等，以及其他投降的偽軍。
4.中國方麵1,319,958人陣亡，1,761,335人受傷，《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不包含598,107逃亡人數。17,530,000平民死傷。另有4100萬直接傷亡估計，中國4100萬直接傷亡估計
5.日本方麵 483,708人陣亡，1,934,820人受傷，《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不包含依附日軍的中國部隊，偽軍等等。
6.是故台灣不少史料均認為中共在抗戰時的行為是不斷扯中國政府後腿，以從中得益[來源請求]。大陸史料則指出，1939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對共產黨新方針。並將部分前線軍隊調往山西、甘肅，由胡宗南進行調遣，對陝甘寧邊區及其他抗日根據地展開封鎖與進攻。[來源請求]
7.這一言論可能是出自對毛澤東與黑田壽男的對話，原文為“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麵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八月風暴行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衛國戰爭之一部份
蘇聯紅軍進駐滿洲國首都長春。
日期： 1945年8月8日至9月2日
地點： 滿洲、內蒙古、庫頁島、千島群島、朝鮮半島
結果： 同盟國全麵勝利，這場戰役加上廣島和長崎原爆，逼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參戰方
 蘇聯 蒙古 |  日本 滿洲國 蒙疆 |
蘇聯 蒙古
日本 滿洲國 蒙疆
指揮官
華西列夫斯基
山田乙三
兵力
1,577,225人
26,137門火炮
1852門大炮
3,704輛坦克
5,368架戰機 1,040,000人
6,700門火炮
1,000輛坦克
1,800架戰機
1,215輛車輛
傷亡
(蘇聯估計:)
8,219人陣亡
22,264人受傷
(日本估計:)
20,000+人陣亡
50,000+人受傷 (蘇聯估計:)
83,737人陣亡
594,000人被俘
(日本估計:)
21,000人陣亡
?被俘
滿州國戰役
哈桑湖 – 諾門罕 – 八月風暴
八月風暴行動，或稱滿洲之戰、蘇日戰爭，由1945年8月8日開始。蘇聯在這場軍事行動中消滅了日本、滿洲國和蒙疆，並占領了朝鮮半島北部、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這標誌著蘇聯撕毀蘇日中立條約，履行雅爾塔會議中的協定，在納粹德國投降後三個月內，對日本宣戰，加入太平洋戰爭。
蘇聯的軍事行動在1945年8月8日開始，即德國於5月8日投降的三個月後。另外，這是在8月6日廣島原爆及8月9日長崎原爆之間。
在日本人知道蘇聯軍事行動的規模之前已經作出投降的決定。蘇聯在美國投下原子彈之後仍進攻日本，主要是希望趕在美軍發動奧林匹克行動登陸九州之前搶先登陸北海道，以免日本被美國獨占。[1][2] 這場戰役主要發先在滿族的發源地—滿洲，所以又稱作滿洲之戰，另外也有中國北部戰役、滿洲國之戰、蘇日戰爭等稱呼。八月風暴這個名稱是蘇軍的行動代號。
軍事力量
蘇聯
蘇聯的遠東司令部在華西列夫斯基領導下，發動大規模的進攻。蘇聯紅軍主要分成三個戰線：
外貝加爾山脈方麵軍，由馬林諾夫斯基（en:Rodion Malinovsky）領導，進攻蒙疆和滿洲國西部，包括：
第十七軍
第三十六軍
第三十九軍
第五十三軍
第六坦克軍
蒙古機動騎兵團
第十二空軍
第一遠東方麵軍，由梅利茨科夫（en:Kirill Meretskov）領導，進攻滿洲國東部，包括：
第二紅旗軍
第十五軍
第十六軍
第十空軍
第二遠東方麵軍，由普卡爾夫（en:Maksim Purkayev）領導，進攻滿洲國北部，包括：
第一紅旗軍
第五軍
第二十五軍
第三十五軍
Chuguevsk行動集團組
黑龍江小型艦隊
蘇聯紅軍集結在蒙古，準備進攻滿洲
每一個方麵軍都由前線部隊直接加入方麵軍[1]。
蘇聯紅軍分成最少80個分支，共有約150萬人，超過5,000輛坦克 (包含3,700輛T-34坦克)，超過28,000門大炮和4,300架飛機(包括3,700架第一線戰鬥機 )。大約三分一的力量是作為戰鬥支援隊伍。海軍方麵，包括12艘水麵艦艇，78艘潛水艇、數艘水陸兩棲船，以及黑龍江小型艦隊，包括炮艦和一些小型船隻。這些艦隊大多在對德戰爭中汲取了經驗。
日本
日本皇軍屬下的關東軍由山田乙三領導。關東軍是日本在滿洲和朝鮮的占領軍，分成兩個地區軍隊和三個獨立軍隊：
第一地區軍(滿洲國北部)，包括：
第三軍
第五軍
第三地區軍(滿洲國南部)，包括：
第三十軍
第四十四軍
獨立軍隊
第四軍(主要負責滿洲北部)
第三十四軍(主要負責第三軍和第十七軍之間的地區)
關東防務軍(負責蒙疆)
第十七地區軍(主要負責朝鮮)
每個地區軍團都有一個總部單位和在軍團之外直屬於地區軍隊的單位。除了日本人之外，另有40,000滿洲國防軍，包括8個較弱、軍備和訓練都較差的偽軍，以及朝鮮籍日本兵。
關東軍有超過600,000人在25個支部(包括兩個坦克支部)和6個獨立混合隊。這裏包括1,215輛裝甲部隊 (主要是裝甲車和坦克 )、6,700門大炮(主要是輕型)及1,800架戰機。
日本皇家海軍並沒有參與滿洲國的防務，對滿洲的占領主要依靠陸上步隊。大部分日軍的力量都低於認可水平，而且大部分重型武器都投放於太平洋戰區，結果造成關東軍裝備不足，無論機動性和經驗都不及蘇聯紅軍，雖然滿洲有大量可用的工業和原材料供日本人使用。另外，日軍的戰略是優先防禦朝鮮，軍隊主力放在滿洲東麵和北麵邊界，但西麵邊界隻有小量哨站。
會戰
蘇軍成鉗狀地包圍著和西歐大小相若的滿洲地區，紅軍分別從西麵、北麵和東麵進攻滿洲。在西線，紅軍穿過蒙古的山脈和沙漠，遠離他們的鐵路補給線。這出乎了日軍對蘇聯後勤學邏輯的估計。日軍未能預計蘇聯會這麽快便對日宣戰，他們預計蘇聯最快要在10月才可出兵。在開戰後的最初18小時，日方將領幾乎不能作出有效率的指揮，而且部隊和指揮部的通訊也出現問題。另外紅軍使用了運輸機把步隊空降到各大小機場和城市中心，以及透過空軍為超出陸上補給線的步隊提供補給。紅軍的陸空夾擊之下，日軍毫無招架之力。
一名日本人向蘇聯紅軍投降
紅軍以高度機械化的絕對優勢迅速擊敗關東軍和滿洲國軍。8月11日，溥儀及滿洲國政府官員開始乘火車撤退。13日晨到達通化市臨江縣大栗子車站。主要的戰鬥持續了約一周。在8月15日，日皇裕仁在電台宣讀終戰詔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並在翌日開始停火。滿洲國皇帝溥儀也在8月17日宣讀《滿洲國皇帝退位詔書》，宣布滿洲國政府解散，滿洲國正式滅亡。8月18日，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下令滿洲地區及朝鮮北緯38度線以北的日軍解除武裝，停止戰鬥。同一時間，蒙疆也被紅軍和蒙古軍隊占領。
日本投降後，軍事行動已演變成美蘇兩國爭相搶占日軍控製的土地。8月18日紅軍越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半島北部，同日並攻占了庫頁島和千島群島。8月19日，溥儀等人在奉天機場被紅軍俘虜。
8月20日，紅軍占領新京、奉天、哈爾濱、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蘇軍占領旅順、大連。
然而，陸上的推進在紅軍越過鴨綠江後不久便停止了，因為空中補給線暫時中斷。就在紅軍等候補給期間，麥克阿瑟帶領美軍在9月8日於仁川登陸，占領了朝鮮半島南部，蘇美兩個以北緯38度作為雙方占領區的分界線。
9月2日，日本在美國戰艦密蘇裏號上正式簽署投降書，自此八月風暴行動以至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勝利作結。
另外，由於美國搶先占領日本本土，蘇聯並沒有如計劃般占領北海道。
重要性和影響
八月風暴行動以及廣島、長崎原爆，打破了日本主戰派和主和派間的僵局。當時日本仍有過百萬陸軍在中國，主戰派認為日本仍有一絲勝利的希望，但日軍在滿洲和朝鮮的迅速潰敗使他們的幻想撤底破滅，他們明白日本已無勝利希望，包括在本土四島。日皇裕仁最終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長穀川毅的研究指出，原子彈並不是日本投降的最主要原因，反而蘇聯能在一星期內迅速擊敗關東軍和滿洲國軍，占領滿洲全境以至朝鮮半島北部，使日本不得不在8月15日宣布投降。[3]
蘇聯占領滿洲也提供了根據地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武裝，四年後中共擊敗中國國民黨，贏得了中國內戰。事實上，軍事上的成功使蘇聯確保得到雅爾塔會議中西方列強同意給予蘇聯的利益，如外蒙古的獨立、旅順港、日俄戰爭後失去的領土等。
蘇軍在滿洲各地進行針對平民的搶劫、強奸等犯罪活動。
在蘇聯撤出滿洲前，大規模拆運滿洲地區的工廠、機器、鐵路設施，並將滿洲各公私銀行的貴金屬、債券、紙幣運往蘇聯。根據日本資料統計，蘇聯從滿洲拆運的資產價值合1946年的5,340,714,845日元，相當於當時的1,363,484,499.92美元。
並且曾在東北發行軍用票60億,變相讓中國人民提供軍費.[2]
此外，蘇聯在戰役中攻占了整個庫頁島、千島群島、旅順口和大連，以及南滿鐵路的控製權。其後蘇聯把在中國的利益於1955年交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其餘所占領的土地到今日仍然歸蘇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所擁有。日本至今仍然堅持擁有南千島群島 (北方領土)的主權。
朝鮮半島北部被蘇聯占領，但由於補給受阻，未能奪取其餘半個朝鮮半島。美國在紅軍能重新動員之前搶先在仁川登陸，從日軍手上接管北緯38度以南的朝鮮半島，自此朝鮮南北分裂直到今天。在1948年金日成在蘇聯占領區建立共產政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北朝鮮)，李承晚則美國占領區建立大韓民國 (南朝鮮)，為兩年後韓戰的原因之一。
1. David M. Glantz, "The Soviet Invasion of Japan," Quarterl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 no. 3, Spring 1995, pp. 96-97, discusses new information indicating that Stalin was ready to land troops on Hokkaido two months before the scheduled American landings in kyushu. (Information from The Smithsonian and the Enola Gay. The National Interest; 6/22/1995; Washburn, Wilcomb E. footnote 15)
2.Frank, Downfall, p. 323–4, citing David Glantz, "Soviet Invasion of Japan".
3.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 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