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正文
老田歪曲了毛澤東引用《張魯傳》的目的
老田關於吳冷西回憶廬山會議的貼中，對於田家英對毛澤東提《張魯傳》的評論，提出了批評。老田的批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田家英的話是：“主席在武昌跟我們談話，提到東漢時張魯搞的‘五鬥米道’，很同情農民追求溫飽。主席這種心理狀態，由來已久，早在合作化時期他就多次談過。趕快實現民富國強的理想，在主席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無數誌士仁人為之舍身奮鬥的，無可非議。但其中也包含著一種危險，即過急、過快、過大的要求可能帶來嚴重的禍害。我們列舉了合作化時期的過快推廣高級社、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15年趕超英國、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事例，指出它們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一種‘左’的思想傾向。但最早發覺這種傾向並最先作自我批評的都是毛主席。”田家英這段話基本上是正確的。
而老田對此的批評是：“毛澤東引發《張魯傳》，是為了提醒高級幹部不能沉湎於農民的思維成為群眾的‘尾巴’，而是要超越這個農民的本能要求而加以正確引導，更不能把人民公社理解為去迎合農民的樸素願望。田家英對於毛澤東的這個理解是錯誤的，非毛化時期曾經把這個引發張魯傳的事件，作為毛澤東思想境界很低的關鍵證據之一，新出的《毛澤東傳》對此有一個很具體的辨正。”
老田對新出的《毛澤東傳》的引用如下——
“曾希聖：‘我們發現這樣一個問題，單是糧食生產地區，貨幣很少，沒有貨幣流通了。經濟作物地區貨幣多，貨幣比較容易流通。’
“毛澤東：‘必須使每個公社，並且使每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西安會議⑥（⑥西安會議，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開的農業協作會議。會上有人提出取消商業、消滅貨幣的意見。）沒有提倡這個事，他們一心一意要取消商業。”“每一個人民公社除生產糧食以外，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能夠賺錢的，能夠交換的，有農業品，有工業品，總之是生產商品。這個問題不提倡，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哪有這個事？生產總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業、農業。既有分工，搞工業的就不能生產糧食、棉花、油料，他就沒有吃的，隻好交換。”“三國時候，張魯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長的，因為他不搞工業，農業也不發達。”
從上述可以看到，老田關於毛澤東引用《張魯傳》的按語，完全是無的放矢的“顧左右而言它”，完全是對毛澤東的曲解。
《毛澤東傳》中關於《張魯傳》，隻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三國時候，張魯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長的，因為他不搞工業，農業也不發達。”這句話隻是說不搞工業不行，並沒有作任何“辯正”，我們看不到在老田按語中所說的“高級幹部沉湎於農民的思維成為群眾的‘尾巴’”，“把人民公社理解為去迎合農民的十分高興願望”，也沒有看到毛澤東“提醒”高級幹部“要超越這個農民的本能要求而加以正確引導”。所以老田批評“田家英對於毛澤東的這個理解是錯誤的”，完全是文不對題。
封建社會的張魯的主張，當然和三大改造後搞的社會主義不同，這不言自明，而毛澤東引用《張魯傳》的目的，是要從中找出搞人民公社化的曆史依據，為搞人民公社找理由。從主要方麵來說，對於張魯的做法，不是要加以否定，而是要加以肯定。這從毛澤東關於張魯的言論中可以明確地看到這一點。
“1958年8月24日上午，毛主席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第二次談吃飯不要錢的問題時，就是聯係東漢末年張陵（張魯的祖父）的五鬥米道而談起來的，說張陵的道，出鬥米就有飯吃。”（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775頁）
毛澤東在1958年“11月3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再談吃飯不要錢時，又講了五鬥米道的傳人、張陵的孫子張魯的故事。他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滅了。他也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的人，在飯鋪裏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這不是吃飯不要錢嗎？他不是在整個社會上都搞，而是在飯鋪裏搞。他統治三十年，人們都高興那個製度。’”（同上）
老田引了毛澤東1958年12月10日為印發《張魯傳》寫的批語。毛澤東為什麽此時要印發《張魯傳》，而不印發《紅樓夢》、《三國演義》、《馬克思傳》？就是因為在《張魯傳》裏能找到支持毛澤東搞人民公社的材料。這在批語中說得清清楚楚。比如——
“這裏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隻好用神通。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其後，曆代都有大小規模不同的眾多的農民革命鬥爭，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
“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曆史來源的。”
正是由於這些思想嚴重地影響著毛澤東，所以他在1958年8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會說：“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同上，第742頁）大躍進急於向共產主義窮過渡，結果欲速不達，反而導致三年嚴重困難，其源蓋出於此。
田家英說毛澤東“提到東漢時張魯搞的‘五鬥米道’，很同情農民追求溫飽”，“但其中也包含著一種危險，即過急、過快、過大的要求可能帶來嚴重的禍害。”這確實反映了當時毛澤東的實際思想狀況，使我們後人對田家英的精辟分析不得不佩服。
思聞
老田關於吳冷西回憶廬山會議的貼中，對於田家英對毛澤東提《張魯傳》的評論，提出了批評。老田的批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田家英的話是：“主席在武昌跟我們談話，提到東漢時張魯搞的‘五鬥米道’，很同情農民追求溫飽。主席這種心理狀態，由來已久，早在合作化時期他就多次談過。趕快實現民富國強的理想，在主席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無數誌士仁人為之舍身奮鬥的，無可非議。但其中也包含著一種危險，即過急、過快、過大的要求可能帶來嚴重的禍害。我們列舉了合作化時期的過快推廣高級社、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15年趕超英國、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事例，指出它們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一種‘左’的思想傾向。但最早發覺這種傾向並最先作自我批評的都是毛主席。”田家英這段話基本上是正確的。
而老田對此的批評是：“毛澤東引發《張魯傳》，是為了提醒高級幹部不能沉湎於農民的思維成為群眾的‘尾巴’，而是要超越這個農民的本能要求而加以正確引導，更不能把人民公社理解為去迎合農民的樸素願望。田家英對於毛澤東的這個理解是錯誤的，非毛化時期曾經把這個引發張魯傳的事件，作為毛澤東思想境界很低的關鍵證據之一，新出的《毛澤東傳》對此有一個很具體的辨正。”
老田對新出的《毛澤東傳》的引用如下——
“曾希聖：‘我們發現這樣一個問題，單是糧食生產地區，貨幣很少，沒有貨幣流通了。經濟作物地區貨幣多，貨幣比較容易流通。’
“毛澤東：‘必須使每個公社，並且使每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西安會議⑥（⑥西安會議，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開的農業協作會議。會上有人提出取消商業、消滅貨幣的意見。）沒有提倡這個事，他們一心一意要取消商業。”“每一個人民公社除生產糧食以外，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能夠賺錢的，能夠交換的，有農業品，有工業品，總之是生產商品。這個問題不提倡，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哪有這個事？生產總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業、農業。既有分工，搞工業的就不能生產糧食、棉花、油料，他就沒有吃的，隻好交換。”“三國時候，張魯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長的，因為他不搞工業，農業也不發達。”
從上述可以看到，老田關於毛澤東引用《張魯傳》的按語，完全是無的放矢的“顧左右而言它”，完全是對毛澤東的曲解。
《毛澤東傳》中關於《張魯傳》，隻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三國時候，張魯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長的，因為他不搞工業，農業也不發達。”這句話隻是說不搞工業不行，並沒有作任何“辯正”，我們看不到在老田按語中所說的“高級幹部沉湎於農民的思維成為群眾的‘尾巴’”，“把人民公社理解為去迎合農民的十分高興願望”，也沒有看到毛澤東“提醒”高級幹部“要超越這個農民的本能要求而加以正確引導”。所以老田批評“田家英對於毛澤東的這個理解是錯誤的”，完全是文不對題。
封建社會的張魯的主張，當然和三大改造後搞的社會主義不同，這不言自明，而毛澤東引用《張魯傳》的目的，是要從中找出搞人民公社化的曆史依據，為搞人民公社找理由。從主要方麵來說，對於張魯的做法，不是要加以否定，而是要加以肯定。這從毛澤東關於張魯的言論中可以明確地看到這一點。
“1958年8月24日上午，毛主席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第二次談吃飯不要錢的問題時，就是聯係東漢末年張陵（張魯的祖父）的五鬥米道而談起來的，說張陵的道，出鬥米就有飯吃。”（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775頁）
毛澤東在1958年“11月3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再談吃飯不要錢時，又講了五鬥米道的傳人、張陵的孫子張魯的故事。他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滅了。他也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的人，在飯鋪裏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這不是吃飯不要錢嗎？他不是在整個社會上都搞，而是在飯鋪裏搞。他統治三十年，人們都高興那個製度。’”（同上）
老田引了毛澤東1958年12月10日為印發《張魯傳》寫的批語。毛澤東為什麽此時要印發《張魯傳》，而不印發《紅樓夢》、《三國演義》、《馬克思傳》？就是因為在《張魯傳》裏能找到支持毛澤東搞人民公社的材料。這在批語中說得清清楚楚。比如——
“這裏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隻好用神通。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其後，曆代都有大小規模不同的眾多的農民革命鬥爭，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
“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曆史來源的。”
正是由於這些思想嚴重地影響著毛澤東，所以他在1958年8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會說：“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同上，第742頁）大躍進急於向共產主義窮過渡，結果欲速不達，反而導致三年嚴重困難，其源蓋出於此。
田家英說毛澤東“提到東漢時張魯搞的‘五鬥米道’，很同情農民追求溫飽”，“但其中也包含著一種危險，即過急、過快、過大的要求可能帶來嚴重的禍害。”這確實反映了當時毛澤東的實際思想狀況，使我們後人對田家英的精辟分析不得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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