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鬥爭的嚴重後果

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鬥爭的嚴重後果在7月23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後，劉少奇曾主張把反右傾的決議隻發到省一級，另搞一個繼續糾正“左”傾錯誤的決議發到縣以下單位。這個主張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能在黨中央提出來。反右傾決議逐步傳達到全黨，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一大批幹部、黨員遭到錯誤的批判，不少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不應有的組織處分。11月中央規定反右傾鬥爭隻在黨內幹部中進行，因而沒有涉及民主黨派和黨外知識分子。在農時中批判了大批農民黨員和黨外群眾，不過沒有戴帽子。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反右傾”鬥爭在政治上帶來嚴重的後果。毛澤東認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這個論斷，把廬山會議上黨內關於方針政策的不同意見的正常討論，當作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來看待和處理，這就使反右派以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進一步升級，並且引伸到黨內和黨的高級領導層中來。與此相聯係，這場鬥爭使黨內從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大批敢於實事求是地向黨反映實際情況、提出批評意見的同誌受到打擊，助長了不敢堅持原則，不敢講出真話，明哲保身，但求遠禍的不正之風，甚至給一些投機取巧、阿諛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機。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不良傾向在黨內更加發展。這些都使黨難以防止、抵製或者及時糾正後來發生的更人失誤。“反右傾”鬥爭在經濟上打斷了糾“左”的積極進程，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許多已被指出、有待糾正的錯誤重新發展起來。不久前已被認識到的問題，仿佛又不成為問題了。比如，大躍進的一個主要教訓是沒有搞好綜合嚴衡，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在反右傾中，把這種正確認識當作“謬淪”加以批判，硬說“我國國民經濟中主要比例關係是協調的、正常的”。對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緊張狀態，視而不見，硬說“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1959年上半年降低一些過高指標的正確措施，被指責為“由於右傾機會義分子“興風作浪”而製造的一個“小小馬鞍形”。在整頓人民公社過程中出現的包工、包產到戶的創造，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給壓下去了。中心的口號是；反右傾，鼓幹勁，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廬山會議確定1959年鋼指標調低為1200萬噸。作為政治任務。靠拚設備、拚資源的蠻幹，到年底完成1387萬噸。1960年要求實現“比上年更好的大躍進”，鋼指標定為1840萬噸，也不顧一切地“保住”了。還提出三年、五年、八年實現農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的設想。為促進這種過渡，用平調生產隊的勞力和財物“大辦”各種社有經濟的做法又在盛行。農村公共食堂，作為有助於“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大事，要求全國大辦，不要例外。城市人民公社也在許多中小城市掛起了牌子。總之，以高指標、浮誇風、“共產”風和瞎指揮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再度泛濫，並且持續更長的時間，造成更大的危害。堅持以鋼為綱的的大躍進，使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局麵繼續加劇。首先是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失調。1958年到1960年三年，積累率分別達到33.9％、43.9％、39.6％，大大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已經較高的平均積累率24.2％。這當然為一大批工礦的建沒打了基礎，但是，隻有經過調整才能形成可靠的生產能力。其次是工農業比例失調，重工業畸形發展。從1957年到1960年，重工業增長2.3倍，而農業卻下降22．8％。再次是工業內部各部門比例失調，鋼鐵生產擠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使其他部門無法正常生產。由於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增加大量職工和投資，造成財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會購買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嚴重失調，出現了巨大的財政赤字和市場緊張。最嚴重的是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主要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傾錯誤的一再發展，尤其是高估產高征購，嚴重挫傷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加上從1959年起，我國農田連續幾年遭受大麵積自然災害，農副產品產量急劇下降。1959年的糧食產量僅為3400億斤，比1958年實際產量4000億斤減少600億斤，而當時卻被估計為5400億斤，認為比廬山會議公布的“經過核實”（其實還有浮誇）的1958年產量5000億斤增加8％。由於估產偏高，當年征購糧食反比上年增加173億斤，達到1348億斤，超過實際產量的1／3。1960年糧食產量進一步降為2870億斤，比1959年又減少530億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國時水平。輕工業生產急劇下降。黨和人民麵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鄉人民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減少了19.4％，其中農村人均消費量減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23％。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70％。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麵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實。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最嚴重的後果和教訓。* 本貼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七章第五節第二部分全文，原標題為《“反右傾”鬥爭的嚴重後果》，第379-381頁思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