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寶貝毒筆梁起超，康有為成了流浪狗4(1)

日本寶貝毒筆梁起超，康有為成了流浪狗

說起梁起超，人們就會聯想到他的“少年中國”，他的愛國熱情依然感染著現代的孩子們。 可是，曆史上真實的梁起超卻是個超級賣國賊，大漢奸，極品人渣。此人還被稱為“大儒”，可是他在清朝卻是屢次考試都不中舉，對於清代的書生，他什麽都不是，而對現代這些所謂的曆史學家，他卻成了大碗，感歎中國文化的倒退。

梁起超是怎樣成為大漢奸的呢？

因為他科舉受挫，投靠了一個英國人，這個英國人對中國沒安好心的。慈禧通常是賣國賊的化身，可曆史上的真實慈禧卻是個真正愛國者，她支持左宗堂打敗俄國收複新疆，支持趙爾豐在西藏打敗英國，從而擴大了中國版圖。她的做法不符合洋人的利益，洋人收買中國各類漢奸以推翻清朝。簡單說，中國曆史上賊喊捉賊的事情多了去了，而慈僖與康有為及梁起超，孫文等的鮮明形象對比，就是最佳的列證。

梁起超受到英國人的幫助，在中國進行各種顛覆清朝的活動，先是撒發日本人偽造的“揚州十日記”，後來，與所謂的維新六君子勾結，試圖把中國變成日本的勢力範圍，最後，慈禧出麵，製止了其陰謀。

梁起超這麽好的棋子，日本當然寶貝了，日本把他救出中國，從此在日本和孫文聯手，孫文用“民主”和“革命”顛覆清朝；梁起超通過支持“君主立憲”和“抹黑慈禧”以打擊清朝威信來配合孫文。通常，人們以為梁起超支持“君主立憲”，而孫文主張“民主共和”，兩個人觀點對立的，其實不然，二者是在演戲，就如同清末袁大頭和革命黨聯手演戲最後推翻清朝一樣。

梁起超和孫文，一明一暗的配合，不僅是對清朝，後來袁大頭上台後，梁起超和孫文依舊狼狽為奸，梁起超在袁的手下聲稱支持“君主立憲”，可後來，他搖身一變，和他學生蔡愕開始反對“君主立憲”，他們明明已經上書或者簽字支持“君主立憲”了，現在卻說是“恢複帝製”，是曆史的倒退，是反共和反民主；同時，孫文和黃興則在日本的協助下發起了所謂的“護國戰爭”，把剛剛幾乎統一的中國再次分裂，軍閥戰爭也從此開始，幾十年的軍閥混戰，把清朝留下的家底變得“一窮二白”。

日本人在中國無數偉大漢奸的協助下，達到了目的，中國自此一蹶不振，於是，有了後來南京大屠殺。最搞笑的是，幫助日本和英國人的中國漢奸們，卻成了聖人英雄偉人大儒。中國的所謂曆史學家們，沒見到有人出來指出這些無恥謊言，於是，中國的近代曆史實際上就是康梁的謊言的變體，因為都是謊言，有的人就說，“中國近代無曆史”。

梁起超這個大漢奸混的不錯，他的主子欣賞他，而康有為就慘了，真的成了流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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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逃亡 
毒筆(1)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北京城裏對新聞記者梁啟超的搜捕，在他成功地逃到日本與康野狐會合之後，也就草草收場了。一篇下令將其逮捕並就地正法的諭旨，將此兩人形容為“狼狽為奸”，這匹狼就是康有為。而梁啟超，這隻因為腿太短而騎在康有為背上的“狽”，當時仍在北京，城門已經關閉，為的是防止他逃跑。他隻好跑到日本公使館尋求庇護。危機期間，日本使館內唯一一名留在城內的高級外交官（其餘的人都去海邊或大山中度假了）是署理日本公使，他正忙著招待伊藤博文。在伊藤的吩咐下，梁啟超立即就得到了庇護權。

　　 伊藤博文在北京又呆了一個禮拜，直到9月29日才離開，其間曾多次和梁啟超會談，也聽說了六君子的被捕、審訊和就戮，這幾個人都是他在朝廷上的毫無保留的擁護者。與此同時，北京城裏一張針對梁啟超的全城搜捕網已經拉開。在伊藤博文的指揮下，梁啟超裝扮成一個日本人，被一個名叫平山周的天佑俠團密探秘密地帶到了天津。靠近大沽錨地的時候，這位密探和日本駐天津的領事官護送這位逃亡者安全地登上了“大島號”炮艦。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直接發來了密電，命令大島號起錨，駛向外海，沒想到竟被一艘中國水師的軍艦截住了。榮祿總督的密探一直在嚴密監視著日本人，不過嚴密得還不太夠。中國水兵登上了大島號，要求交出梁啟超，日本船長拒絕了。梁啟超這會兒正呆在中國水兵看不見的小艙裏，奮筆疾書，給家人和朋友寫最後的遺言（他相信這是自己最後的文字）。不過，他的幸運之神還在繼續庇護他。中國水兵兩手空空地回到自己的船上，大島號繼續它的航程。

　　

　　 在日本，10月22日的《神戶記事報》透露：大島號帶來了“一件非常貴重的禮品”。比起康有為來，他多半算得上是“非常貴重”了。這兩個人可算是博斯韋爾和約翰遜博士1的中國副本：康有為表演，梁啟超記錄。直到此時為止，比較起來，梁記者還隻是個為康有為出謀劃策的無足輕重的角色，一隻“狽”（正如那個成語所暗示的），對於昂首闊步來說，自己的腿還太短了。他缺少康有為的攻擊性，寧願通過自己的筆拐彎抹角地達到自己的目的。日本人的營救把他推到了世界舞台上，並使他成為他那個時代最有殺傷力的抹黑宣傳員，一位毒筆大師。他的主要靶子就是慈禧。

　　

　　 雖說他的腿很短，但他的天才卻很長。作為一位廣東農民的兒子，他聰慧異常。9歲時就能寫千字短文，囫圇吞棗地咽下了不少唐代詩人李白那些含堿量很高的詩歌。16歲就中了舉人。不過他討厭專橫的形式禮儀，抱怨道：“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1890年，他赴北京參加會試，铩羽而歸。回到廣東後，他拜見了康有為，成為康有為的“學堂”裏最早的弟子之一，而後又成了“學堂”的一位老師。1892年、1894年和1895年，他三次努力通過科舉考試，康有為倒是僥幸通過了，而他卻依然名落孫山，最後決定放棄。

　　

　　 由於一次最重要的外事接觸，梁啟超成了傳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書。落入李提摩太的圈子是一次意外的運氣，命運從此逆轉（原文為拉丁文）。梁啟超幫著李提摩太向名士們投懷送抱，並接近翰林院中專搞陰謀詭計的那一派。作為回報，李提摩太一直不遺餘力地在外國人當中為梁啟超樹立一個聰明的年輕改革家的形象，說他將領導一個嶄新的中國。

　　

　　 有了這樣的鼓勵，梁啟超成了許多維新報紙和雜誌的撰稿人。憑著他筆頭的力量，1897年，梁啟超應湖南巡撫（張之洞總督的親信）之邀，出任新近創立的“長沙時務學堂”首席講師，那是一座維新派的溫床。在那兒，他加入了另外一些在相同想法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維新學會，並成了譚嗣同的朋友，此人將會成為皇上寵信的維新顧問和六君子之一。

　　

　　 恰好在百日維新的前夕，梁啟超去了北京，以便幫助康有為推開紫禁城的大門。通過張蔭桓爵士出麵，梁啟超也接受了一次皇帝的召見（在召見康有為之後不久），留下了比較好的印象，得到的獎賞也是一份差事，比光緒先前給康有為的那份可要強多了：他被安排負責新政府的譯書局，雖說那些個外國字他一個也不認識。梁啟超安靜地做著他的後台工作，直到9月慘案突然發生，在伊藤博文的營救下，才免於被劊子手收割。

　　

　　 大島號炮艇駛進了內海的宮島港，許多日本外務省的人正在那裏等著把梁啟超帶到預先安排的東京住處。10月底的時候，康野狐在宮崎滔天的護送下，也從香港趕到這裏，和梁啟超會合。

　　

　　 幾個月之前，日本人也為共和運動的領袖孫逸仙博士提供了庇護，那是在他廣州起義失敗之後，而且已經在橫濱為孫博士安排了舒適的住處。雖然康野狐的狂妄自負和政治見解，都與孫博士水火不容，但天佑俠團還是為他們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日本的知識分子、政客和天佑俠團的頭頭們，都將康梁二人視為他們實施長期戰略的很有價值的馬前卒，這一戰略就是：將西方殖民勢力（尤其是俄國）趕出東方，並將整個東亞置於日本的勢力範圍內。在這個計劃中，天佑俠團是一個危險的合夥人。10年之前，當他們認為大隈重信侯爵帶給外國政府太多自由的時候，他的一條腿就丟在了一位自稱刺客的人的手裏。新近出任外交大臣的大隈重信和天佑俠團又一次展開了合作，這一次的合作，撮合者是康野狐的排滿宣傳和孫博士的共和密謀。

　　

　　 康有為一到日本，就被介紹為：一個權威的消息來源、一位朝廷的密友、中國皇帝的一位親信。他告訴每一個人：他的死裏逃生，完全是因為李提摩太和竇納樂爵士的迅速行動，以及英國駐上海領事官和英國皇家海軍艦隊的施以援手。這使得他說什麽比要他是什麽更重要。他自吹自擂，說倫敦《泰晤士報》的通信記者濮蘭德已經親自對他進行過審查，並向全世界證實：他是一位偉大的知識分子，一位誠實正直的改革家。

　　

　　 打那時起，康有為的誇張宣傳就在普天之下廣為流傳，極大地扭曲了他對中國維新運動的影響，從而導致西方政府不得不對他認真看待（如果他們知道真相的話，沒準就會避之唯恐不及）。幾乎每個人都上了他的老當。

　　

　　 從1898年到1900年，外國報紙對中國的維新，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鼓掌歡迎，熱心讚助。他們不斷發表康梁二人正在熱火朝天地創作的那些宣傳材料。最主要的材料來源是梁啟超的《清議報》，這份雜誌由日本人資助，1898年12月23日（也就是他被秘密帶出中國的三個月之後），開始在橫濱出版。那些文章首先在《清議報》上發表，對北京的人和事給出了一個虛假或扭曲的版本，後來又被梁啟超選輯收集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1899年，此書經過修訂在上海和橫濱再版，成了百日維新的被普遍接受的版本，是維新運動的《聖經》。

　　

　　 中國的英文報紙——比如《字林西報》和它的每周增刊《北華捷報》（出版於上海國際租界，所以不受滿清政府審查機構的影響）——也采用了《清議報》上發表的虛假陳述。《北華捷報》經常刊載康梁的文章（都是被他們當作權威材料披露的）的譯文，從而使這些文章完全合乎英美報紙的口味。《北華捷報》上所表達的那些觀點，很少歸到康有為或梁啟超的名下，但其相似性是如此驚人，顯然是從同一隻杯子裏吸吮來的。《北華捷報》的編輯先生們毫不隱瞞他們對慈禧的厭惡，以及對維新運動的支持，如今，康有為自稱是這一運動源頭。《北華捷報》在上海出版的那些貨色，又被濮蘭德轉運到了倫敦的《泰晤士報》，接下來又被《紐約時報》所摘拾，這兩家報紙在整個英語世界擔當著紀錄日誌的角色。（關於慈禧太後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報道，可以毫不費力地順藤摸瓜：從美國的地方報紙到《芝加哥論壇報》，再到《紐約時報》，然後到倫敦的《泰晤士報》，到上海的《北華捷報》，最後，自然就摸到了梁啟超在橫濱辦的《清議報》。）

　　

　　 梁啟超的排滿雜誌自然受到了海外華人的歡迎。1899年3月發表的一篇文章指斥慈禧、榮祿和剛毅是中國滅亡的設計師，梁啟超寫道：有人“謂西後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樹之不能生花，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強，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後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嚐一毫以國事為念哉？”接著，梁啟超又補充道：“彼其愚迷，至死不悟。”他將一大堆讚頌之詞給了光緒皇帝：“天生聖人，以拯諸夏。……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誌，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強敵之謀。”2（此時此刻，梁啟超知道得很清楚：光緒既沒有被“幽”，也沒有被“廢”。）

　　

　　 不管朝廷對這份雜誌怎樣努力地圍追堵截，它們還是在中國內地廣為流傳。高級官員，包括維新派曾經的支持者張之洞總督，讀過這份雜誌也不免義憤填膺。張之洞警告總理衙門，它正在毒害百姓的頭腦。據說，軍機大臣剛毅拿了一本給慈禧，而她“非常氣憤”。無論按什麽標準，這都是大逆不道之罪。1899年2月發表了一篇諭旨，懸賞捉拿康梁二人，“不論死活。”這篇諭旨是由光緒簽發的。

　　

　　 很不幸，對於他們來說，滿洲人從骨子裏就對國際宣傳缺乏理解，也完全不懂得如何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對諸如此類的宣傳加以利用，或者進行反擊。他們反應遲鈍，他們似乎從來就不懂得：這樣一些通過報紙、雜誌和圖書發表的聲明對他們所造成的深刻而持久的損害，是能夠提出質疑、進行反駁的。在滿清統治集團中，李鴻章是個顯著的例外，在拳亂期間，他將繼續極其有效地利用新聞媒體的宣傳和操縱，不過，李鴻章的犧牲品又還是滿洲人。最後，慈禧的全部傳說演變成了抹黑宣傳，而在促使大清王朝衰落和崩潰方麵，說謊成了最主要的武器。如果滿洲人認識到了這樣的危險，那麽事情可能會大相徑庭，但他們卻奇怪地對此熟視無睹，就像那些守衛秦始皇陵的陶俑大軍，以其輝煌而緊湊的編隊在地底下埋藏了好幾千年。

　　

　　 張之洞總督（六君子中有三個人曾經受他的保護）是那些追求朝廷獎賞的人之一。為了讓康梁被逐出日本，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派出殺手佯裝成學生去東京。康有為和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給予回擊，指斥張之洞是個“見風使舵的官吏”，是個事先知道鐵帽子們的陰謀卻讚同這一陰謀的反動分子。《清議報》出版僅僅一年之後，它在橫濱的印刷廠神秘地毀於一場大火。

　　

　　 一點也不奇怪，日本人很快就對扮演吹牛大王康有為的東道主感到厭倦了。他成為大隈重信的座上賓僅僅5個月之後，大隈外相就說服了他去歐洲或北美旅行以進行籌款。康有為當然也沒有兩手空空地上路，大隈外相和天佑俠團給了他至少9,000塊大洋的零花錢，作為路上的開銷，1899年3月，他乘船前往加拿大。他沒能訪問美國，因為美國移民局需要滿清政府的擔保，所以就去了英屬哥倫比亞。在那兒，他受到加拿大官員的認真對待，而他的荷包，則被海外華商塞得滿滿的。他接著去了倫敦，在那裏，自由派領袖查爾斯·迪爾克爵士3在英國下院就英國因為慈禧“腐敗而愚蠢”而應該幹涉中國的觀點提出辯論。保守派（他們對自己的外交報告心知肚明）反駁說：康有為本身有“誤導”之嫌。

　　

　　 習慣於靠別人的鈔票過優裕生活的康有為，很快就將他的小金庫揮霍一空，不得不搬到新加坡，在那兒，有一位受過良好教育、具備跨文化背景的闊人林文慶為他買單。康有為不得不做點什麽，要不然很快就要被人們忘得一幹二淨。林文慶在新加坡的合夥人很樂意支持一次武裝起義。憑借著如此激動人心的前景，康有為又從海外華人那裏弄到了30萬美元的進項，條件是他必須保證新政權的善意。他選擇湖北省的漢口作為一個靶子，因為天佑俠團已經在那兒開設了他們的連鎖藥店的分店，可以用作軍事行動的前哨站。從此以後，漢口的許多鄉紳和富商都被策反了，於是康有為便設想：有了他們的支持，要發動一次起義大概不是什麽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