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與狡猾的春宮作家 4(1)

英國政府和其打手是這樣幹涉中國內政的，而中國曆來不缺乏漢奸，和洋人勾搭的，先有李鴻章，後是袁大頭。這個記者為康有為造勢，於是，康有為一個無名之輩，被洋人和現在及過去的中國文痞捧成了聖人。同時，慈禧被中外勢力合夥醜化。清朝是怎麽滅亡的？是民主的毒藥害死的，說起來沒人信，卻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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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逃亡 
狡猾的春宮作家(1)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百日維新突然失敗的時候，莫理循已經在北京呆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即便是老資格的北京居民，對這樣突如其來的強烈鎮壓也毫無防備，一直試圖搞懂到底發生了什麽，以及康有為到底在扮演什麽樣的角色。羅伯特·赫德幾乎是唯一保持沉著冷靜、不慌不忙的人。

　　 夏天的大部分時間，以及在9月的流血犧牲期間，莫理循一直在黃河三角洲獵鳥，或者在西山僻靜的度假療養院獵豔。當他回來的時候，對於那些導致六君子被捕和就戮的事件，幾乎一無所知，隻好想方設法補課，不斷詢問他的消息內線，而所有的消息全都充斥著陰謀理論。作為《泰晤士報》駐北京的通訊記者，莫理循不得不踢掉他的長統雨靴上的泥巴，表演千裏眼的動作，為的是能夠在一夜之間搖身一變以預言家的身份出現，能夠像個飽學之士那樣慷慨陳詞，並且最後對假想中的政變及其參與者的方方麵麵都了如指掌。

　　

　　 關於康有為，莫理循一無所知。這個藉藉無名之輩也不知是從哪個角落冒出來的，如今被人們談及，儼然是維新黨的領袖，新中國傑出的知識分子，年輕皇帝的私人朋友，六君子的親密夥伴，太後的頭號死對頭，香港的名人，日本的朋友，中國的彌賽亞。至少，北京的那些更容易上當的洋人正是這麽說的。

　　

　　 人們都在設想：濮蘭德所知道的可能比他說出來的要更多，莫理循寫信給他在上海的同僚，詢問康有為的價值，他的問題暴露了他有多麽無知。“康有為煽動了這樣一場針對太後的痛苦反叛以及隨後的流血，隻不過因為他是一個和平的、學院式的非暴力改革家麽？您真的認為這是可信的麽？”

　　

　　 濮蘭德幾乎沒工夫去搭理莫理循，他正忙著用他在《泰晤士報》上的那些充滿偏見和錯誤的文章把康有為炒成國際名人。康有為那些謠言和虛構的混合物嚴絲合縫地契合了濮蘭德的排滿偏見。濮蘭德非但沒有像科伯恩和班德瑞那樣產生懷疑，反而對康有為告訴他的那些東西照單全收，並把自己關於太後的錯誤假想添油加醋地補充了進去。所以，濮蘭德對莫理循的啟蒙努力，其結果卻適得其反，他將那些虛假的前提再加上自己對慈禧的先天偏見，一股腦地塞進了這位高級記者的頭腦裏。莫理循馬上就得出結論，這一結論暴露了他思想中的基本缺陷。他的推論是對的：鎮壓維新運動，光緒出局，太後複出，選擇溥 為繼承人，這一切都是一個完整陰謀的組成部分。但是，他把這一陰謀和慈禧聯係了起來，而不是端君王和鐵帽子們。不管這是因為對這些晦暗不明的皇室成員的一無所知，還是因為沒能認識到滿洲王爺幹涉朝政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曆史，莫理循總歸是認為他們隻不過是慈禧的“後黨”，並且相信：是慈禧一個人在幕後操縱了光緒的廢黜並使他變成一個呆滯木訥的人。莫理循在一封信中寫道：“如今……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慈禧的死，這也絕非不可能。”他對這樣的觀點一定感到滿意：慈禧是所有這些不幸的起因，她的被殺將是一種解放。莫理循堅持自己武斷的觀點，也不管多德福醫生的證詞，這些證詞證明：沒有人做過任何損害光緒的事，也沒有人折磨或囚禁他，他的問題完全是身體上的（其次也有心理上的影響）。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他的姨媽也可能（像維多利亞女王一樣）是一個威懾性的形象，但那位法國醫生已經觀察到：她真心誠意地為自己的侄子擔憂，並且在醫生看來也沒有明顯恐嚇他的跡象。雖然莫理循自己也是一位醫生，並且親自報道過多德福的分析報告，但他毫無道理地憎惡慈禧，因而也憎惡這個法國人。所以，他的病態偏執使得自己完全曲解了正在真實發生的事情。他沒能認清端郡王和他的盟軍是些什麽樣的家夥，這是一支分散而危險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進入陣地，並將因為那個時代一個巨大的錯誤步驟而給中國造成可怕的損害。莫理循對於正在醞釀中的事情毫無準備，他看錯了所有信號，卻跌跌撞撞地退回到了“偉大”。

　　

　　 這樣一成不變的觀念，成了莫理循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報道中國和慈禧的基本原則。雖然他將會把自己個人的政治支持從李鴻章總督轉到袁世凱將軍，以和英國的政策相協調，卻從未重估過他對慈禧的譴責。在莫理循的頭腦裏，唯一的好太後，就是一位死了的太後。《泰晤士報》在它的字裏行間衷心地讚同這樣的觀點。

　　

　　 1897年，羅伯特·赫德爵士第一次見到莫理循的時候就喜歡上了這個年輕人，因為，一個聰明而孤獨的浪漫主義者總是會喜歡上另外一個同類的，但一個冷冰冰的事實慢慢顯露出來，赫德開始覺察到莫理循骨子裏的犬儒主義，他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藐視，以及他為了自己職業生涯的發展而不斷調整他的道德標準時的輕鬆自如。在1900年的拳亂中莫理循扮演操縱者的角色之後，兩個人就很少說話了。

　　

　　 和赫德所認識的許多其他帝國主義者一樣，莫理循也沒能領會到：他們給中國喉嚨強灌下的西方靈丹妙藥正在殺死這個患者，他們既不願意也沒能力改變一下藥方，他們更願意死死綁住這個老人，直到他停止亂踢。英國不願意通過簡單的吞並中國而使自己過度擴張，這種不情不願的態度助長了英國人當中那種凜然自製、自命不凡和躊躇滿誌的良好感覺，索性將這樣一樁勉為其難的事交給日本和俄國去接手好了。作為一個新聞記者，莫理循不得不盡力去理解這種曖昧的意義，不過他發現了一個更容易的辦法，那就是：把中國的所有事情，都歸咎於那個頑固倔強、不諳世事的太後，她對目前形勢的絕望完全懵然無知。

　　

　　 那時，人們對中國的了解甚少，也很少有人對它危險的內部有任何的經驗，莫理循似乎是《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的一個理想人選。其時，他26歲，個子很高，聲音嘶啞，膀大腰圓，相貌英俊，比漂亮的外表更可貴的是：他還膽子大、臉皮厚。他是個神槍手兼合格的騎手，他曾經徒步、騎馬穿越中國內陸，進入緬甸的北部邊境。這樣一次旅行，另一些人在自擔風險的情況下也嚐試過。通常是在半道就送了命。對莫理循來說，追求遠距離探險所帶來的危險和光榮，是一個終身的習性。而且，他的聰明、魅力、膽大和令人愉快的寫作風格，這一切結合在一起為他贏得了同儕的熱情信賴。出於對帝國的藐視，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到：自己從未費心去學習漢語。即便是亨利·科伯恩這樣的中文專家，也沒能脫除那些維多利亞時代的惡習，在他來華10年之後，也就是1906年，當他從北京離任時，科伯恩自吹：在這期間，除了他的仆人，沒有任何別的華人曾經踏進過他的房子，一次也沒有。

　　

　　 莫理循因為對這種語言的輕蔑，而使自己完全受製於口譯人員、文字翻譯和中間材料。他沒法直接報道或親自核實他自己的一則故事。《泰晤士報》雇傭莫理循的時候知道他不會說漢語，說句公道話，掌握這門語言將會需要數年的努力。無論是他自己，還是《泰晤士報》，都不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不足。因為在領事服務機構中，學習語言是比較低級的活。沒有哪位真正的紳士會有時間浪費在說外國話上，有足夠多的仆人來處理這種事情。莫理循一直在那兒報道那些對英國在華利益有影響的事情。作為大不列顛帝國主義的聯合鼓吹者，莫理循和他的編輯對中國的最高利益這個問題幹脆視而不見。他們和英國政府此唱彼和、步調一致。

　　

　　 初到北京的時候，莫理循完全依賴“萬事通”畢德格1，此人是李鴻章的美國秘書，專門傳遞秘密信息。莫理循總是急匆匆地乘火車去天津拜訪畢德格。這也解釋了他早期的一些獨家新聞為什麽那麽迅速而準確。羅伯特·赫德爵士一直被蒙在鼓裏，不知道畢德格不斷喂給莫理循關於李鴻章和俄國人做交易的內幕消息，並稱讚這位記者“從證據中提煉出真相的非凡技藝。”假如赫德知道了，他就能警告莫理循：畢德格並不是一個公正客觀的消息來源，而是李鴻章的一位忠心耿耿的代理人，而李鴻章，則是一位天才卓著的媒體操縱者。李鴻章和畢德格屢次三番地喂給莫理循很好的消息，為的是贏得他的信任，幫助他形成自己的看法，這樣一來，就能夠巧妙地對他和他的報紙施加影響。李鴻章還有別的記者可供利用，他能夠利用這些人直接撒謊或者聳動視聽。但莫理循和《泰晤士報》則有專門的用途。

　　

　　 至於中國人的日常閑聊和他們的所思所想，莫理循幹脆就依賴他的房東和男仆。他很少有機會在內部場合會晤滿人或漢人。令人驚訝的是，盡管他完全依賴於畢德格（沒準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和李鴻章卻隻會晤過一次。他見到慶親王幾乎是因為意外，當時，慶親王將他的宅第誤認作英國使館。

　　

　　 莫理循所需要的，是一個可靠的材料來源，一位北京的助手。在最初的18個月裏，他帶著自己的難題堅持不懈地奮鬥。他的工作是孤獨的，而他的個人天性、他的急於要報道一切事情的迫切需要，則讓他更加孤獨。

　　

　　 接下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所有在華的西方人中，他最終選擇了25歲的巴克斯，把自己的信任交給了此人。巴克斯一下子就滿足了莫理循的許多迫切需要：智力方麵的友誼，機智風趣的翻譯風格（口譯和筆譯），還有內線可以了解到滿清朝廷最幽深的秘密。

　　

　　 他們初次相識是1899年初在赫德爵士的一次草地晚會上。這個叫巴克斯的年輕人，在牛津鍍過金，有良好的漢語運用能力，曾申請加入海關服務部門。赫德爵士寫道：“巴克斯先生是個很優秀的候選人，剛到北京（帶著索爾茲伯裏勳爵、德文郡伯爵和張伯倫先生的介紹信），是巴克萊銀行一位董事的兒子，他懂俄語和漢語，隻有25歲。他會是一位令人滿意的新成員，但我不能提供這個職位給他。”海關服務機構早已人滿為患。

　　

　　 一周之後，巴克斯正和莫理循共進早餐。莫理循在自己的日記裏語無倫次地嚷嚷道：“巴克斯來早餐，一位溫徹斯特2學者。一個肖像刊登在最近一期《浮華世界》上的人的兒子。會說、會讀、會寫俄語、現代希臘語。認識2500個漢字。……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德語。天才人物。”打這以後，他們經常會麵，共進早餐或晚餐。對於被北京的日常事務累得半死的莫理循來說，這是一次令人興奮的改變。

　　

　　 巴克斯非常羞澀、內向，一張溫文爾雅的臉，像隻敏感的小白鼠。他和賽馬會及野餐會上那些雄赳赳的使館小醜呆在一起很不相稱，於是在北京城外的深山老林裏租了一間房子。那天，這兩個人一起進行了一次長途騎驢跋涉，為的是逃避城市的灰塵和燥熱。後來這成了莫理循的例行功課。早上9點，他就離開北京城，騎驢進山，來到巴克斯的村舍裏，再一起吃午飯。他們有太多的共同點：都是以知識分子自命的單身漢，對書籍和手稿都大有興趣，沉迷於各種性過失，兩個人都自稱對北京已經受夠了。37歲的莫理循實在足夠老了，又有足夠多的經曆，這使他可以自視為年輕人的守護神。而且，這個時候他所需要的並不僅僅是老婆，而是一個有用的受保護人。巴克斯是個完美的陪襯，他的羞澀隱藏著學識。兩個人都因為別人的關注而美滋滋的。

　　

　　 關於自己，巴克斯透露得很少。他說自己來自蘭開斯特一個教友派信徒家族，到19世紀，這個家族已經有一家自己的家族銀行，並對煤礦和鐵路很有興趣。他的父親喬納森，打破了家族中嚴格的教友派傳統，和康沃爾一個英國國教家庭聯姻，新娘叫佛洛倫絲，是約翰·索爾茲伯裏-特裏勞尼爵士的女兒。婚後，他就把家族的銀行生意轉讓給了巴克萊，自己則成了巴克萊銀行一位董事，一直過著一種鄉紳式的生活。他是一個政治積極分子，後來因為他對自由聯合黨的貢獻而被封為從男爵。

　　

　　 巴克斯是他們的長子。他的弟妹們混得都很不錯，兩個弟弟成了海軍將軍，而第三個也是一個成功的士兵，他的妹妹哈裏特嫁給了郡治安長官。巴克斯最初在溫切斯特受教育，後來則在牛津大學的默頓學院，在那兒，他閱讀經典作品並開始研究亞洲和歐洲語言。作為一個天生的模仿者，他在文學和語言方麵的才能幾乎接近於天才。他學習外國語毫不吃力，也用不著刻苦和勤奮，隻需自然而然地信手拈來，通過一種記憶怪癖以及眼睛、耳朵和舌頭的天賦。他最後聲稱，除了英語之外，他會說11種語言：漢語、日語、蒙古語、滿語、俄語、希臘語、巴利語、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和丹麥語，其中大部分他自稱都能讀寫。 　　

　　 莫理循無論如何都不算天真，事實上，他是一位苛刻的品德法官。他曾警告《泰晤士報》：“我們到這兒，已經雇用了一個因縱火而受到過審判的人（沒有足夠的證據能證明他確曾犯下的罪行），另一個家夥已經在大牢裏呆了7年，而第三個，則被判決為貪汙。”在世界的這個角落，要找到“好幫手”和優秀的特約記者，並不是樁容易事，這也是他為什麽對巴克斯如此滿意的理由之一。 　　

　　 巴克斯馬上就動手翻譯漢語的消息文章和官方文檔，莫理循再將它們編輯成通信或電稿，發給《泰晤士報》。莫理循終於有了自己的北京助手、現場采訪記者、翻譯和滿清秘檔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