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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母刺字與風波亭在曆史上不存在

(2007-05-01 09:31:43) 下一個

嶽母刺字與風波亭在曆史上不存在

嶽母刺字不見於嶽飛孫子編寫的曆史,這就足夠了。因為,嶽飛孫子為了光耀他爺
爺嶽飛,編造了很多故事,比如500 嶽軍破金兵10萬,戰報上說殺敵500被他誇大成
5000,還有編寫的金國如何害怕嶽飛的對話等等。在這麽神化的嶽飛曆史中沒有嶽
母刺字,就是沒有了。而元朝儒林子弟編寫的“宋史”,不但繼續散布嶽飛孫子的
謊言,而且更進一步,製造了“嶽母刺字”的故事。

後人試圖繼續維持“宋史”的謊言,其中包括“宋史”泰鬥王曾瑜,王先生作為中
國宋史學會的會長,他也說什麽嶽母請別人刺字。遊彪教授乃王曾瑜先生的高徒,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遊彪認為,嶽飛的母親姚氏是一個農家婦女,識字的可能
性不大,所以不可能親手在嶽飛背上刺上‘盡忠報國’四個字。但極有可能的是,
他母親為了鼓勵他放心去戰場打仗,請人在嶽飛背上刺的。”請吳不要斷章取義,
“嶽母不可能刻字”是班先生講話的前提,而且“請人”也隻是“可能”。而且,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見《宋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四》)曾經與嶽飛分別的農家婦女嶽母,
身體一直有病,如何刻字,又如何“深入膚理”?

中國曆史謊言很多,古代的謊言就這麽多,近代更是基本扯謊,所以有“中國近代
無曆史”的說法。有趣的是,這些所謂的曆史學家現在開始互相指責,真是一場鬧
劇,下麵是所謂的爭論。看了一些所謂的曆史大家的書,感覺都有撒謊的地方,包
括台灣的李傲,大陸的更別提了,唯一讓我佩服的是顧誠的“南明史”,但是,顧
誠的“南明史”也引用偽書“揚州十日記”。說“揚州十日記”是偽書,不單是說
其誇張的80萬屠殺,而是內容多有致命傷,比如,當時稱朝鮮,而作者卻叫高麗,
作者被認為是史可法的隨從,但卻不知道史可法從來沒去過某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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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conomy.guoxue.com/sort.php/191

, “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似無出典

在該書的第 96 頁 , 共有兩處先後寫道 :

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 , 大力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

( 漢武帝 ) 在思想上采納董仲舒建議 , “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的大一

統封建統治 思想。

且不說後一句話句子不通 , 在語法結構上“‘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的大一統封建統治思想” 這個賓語缺少一個“實行”之類的動詞。其實 , “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這句話本身也似無出 典。出於後人的歸納。《漢書》卷六《武帝紀》的班固讚語 , 記作“罷黜百家 , 表章六經” , 而卷九六的《董仲舒傳》則記作“推明孔氏 , 抑黜百家”。所以可以這樣說 , “罷黜百家 , 獨 尊儒術”並不見於漢代史料 , 僅是出於後人根據上述史料的歸納。《彩圖版中國通史》沿襲通 說 , 加上引號使用這樣沒有出典的話 , 實有貽誤後人之虞。

, “嬙”與“昭君”非王昭君之名與字

在該書的第 103 頁寫道 :

王嬙 , 字昭君 , 南郡秭歸人 ( 今屬湖北 ) 。幼時被選入宮做宮女。當得知朝廷 選宮女與匈奴和親的消息 , 昭君慷慨應召 , 願遠嫁匈奴。

在此 , 也且不說“昭君慷慨應召 , 願遠嫁匈奴”這句話是否有將今人的認識強加於古人 之嫌 , 因為古來即有“當時枉殺毛延壽”之異論。就說“王嬙 , 字昭君”這五個字 , 也似 大有問題。古有宋代吳曾的《能改齋漫錄》指出“嬙”非為昭君之名 , 而是宮中女官之 稱。近有王瑞來者 , 曾先後於八十年代的《江漢論壇》及《人民日報》重申吳曾之說 , 並通過考證漢代的宮廷製度與班固《漢書》的書法 , 認為“嬙”與“昭君”均非王昭君 之名與字。王氏比較了昭君出塞前後的《漢書》的寫法。發現在出塞前均記作“嬙” , 表明其為漢宮之女官 , 而出塞後則均記作“昭君”,表明與漢室已無關涉。這反映了班 固作為史家的謹嚴。其實 , 直至近代 , 中國的普通婦女 , 包括像王昭君這樣的低級女官 , 能有名有字或留下名留下字的 , 實在是很少 , 大多是隻冠以姓氏 , “張氏”、“李氏” 地稱呼。王氏的考證已指出了當時《辭源》《辭海》之誤記 , 而十多年後的《彩圖版中 國通史》 , 仍沿襲舊說 , 將不確之說繼續傳播於世 , 令人扼腕。

, 西晉非始於公元二六五

在該書的第 103 頁寫道 :

泰始元年 (265) 十二月十一日 , 司馬昭長子司馬炎改魏為晉 , 史

稱西晉。

此外 , 在同頁的年表等另外三處 , 亦均記西晉開始於公元二六五年。如果僅記西晉開始 於泰始元年,毫無問題。並且 , 將泰始元年的大部分時間換算為公元二六五年也不誤。 但進行曆法換算時 , 對於和年末年初有關之人與事 , 則當留意新舊曆之時間差。泰始元 年的十二月十一日 , 換算為公曆 , 則為二六六年二月二日。可知此記西晉開始於公元二 六五年為 誤 。進一步考察下來 , 此記“泰始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 亦不知何據。檢《晉 書》卷三《武帝紀》 , 司馬炎受禪即位在“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是年十二月庚 戌朔 , 十一日為庚申 , 與《晉書》所記不合。丙寅當為十七日 , 即公曆二六六年二月八 日。包括《彩圖版中國通史》在內 , 今人的西晉開始年份記述多數不確。於此 , 不禁想 起了鄧廣銘先生所強調的治史者須掌握的四把鑰匙之說。四把鑰匙 , 年代即是其一。其 實曆法換算 , 舊有陳垣先生之《二十史朔閏表》及《中西回史日曆》可查 , 今有網上軟 件可用。使用起來 , 均為舉手之勞。看來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 , 而尤其是麵對史實並 要取信後人的治史者 , 更需要認真二字。

以上所指 , 均非《彩圖版中國通史》首創之誤 , 而是其沿襲成說而誤。那麽 , 這樣的失誤 , 是不是《彩圖版中國通史》的編者就沒有責任了呢 ? 尚祈編者自問與讀者明察。 由於《通史》把北宋的曹彬稱為儒將,攻之者斥為“信口雌黃”,說它是《通史》“最為荒唐可笑”處;因為遍查史書,也找不到曹彬讀儒經的記載。辯之者則說,史書中雖然沒有曹彬讀儒經的記載,但他道德高尚,反對屠城,也可以稱為“儒將”。

古代文獻中所提到的“儒將”,確實不乏通儒經、習儒術的,但僅僅把“儒將”理解為習儒的武將,則未免褊狹了。就拿《太平禦覽》卷 277 所輯“儒將”諸例看,武將中有儒者之風的,或通儒經、或能詩文、或善謀略、或重仁德,而能禦軍輯眾的,均可以“儒將”稱。《宋史》對曹彬的評價是:“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為宋良將第一。”曹彬的言行符合古人所稱“儒將”的標準。

事實上,宋人已有稱曹彬為“儒將”的。南宋李心傳《舊聞證誤》卷一(四庫本)引《建隆遺事》雲:

上(按指宋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以沈倫為判官。臨行朝辭,赴小殿燕餞。酒半,出一黃帕文字,顧彬曰:“ 汝實儒將 ,潘美、曹翰桀悍,恐不能製。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香啟之,自有處置。”諸人惶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劫,及江南城破,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麵縛之。曹王以所授敕欲宣讀,事遂解。如此者數四。功成還朝,曹王麵奏沿路及至軍前將佐皆用命一心,乞納所降特敕。後有旨宣赴後苑,酒半,諸人起納敕。上令潘美啟封,曹翰執讀,執政環立,展示乃一張白紙。眾皆失色。上笑,再命飲。極歡而退。

按,《宋史·藝文誌二》載錄有王禹偁《建隆遺事》一卷。該書記述宋太祖時事,然多有舛誤,論者或疑非出自王禹偁之手。對於上述引文,李心傳指出:“此一事 諸雜記多言之 ,互有不同。然以史考之,有可疑者。”如據《太祖實錄》,曹彬、潘美、曹翰並非同時出征江南,平複江南後曹翰沒有立刻回朝,故文中敘述的情節與事實有出入。但李心傳並沒有否定宋太祖有此旨意,並沒有懷疑宋太祖對曹彬“汝實儒將”的評價。即使此事純屬虛構,曹彬在宋人的心目中(起碼是在“諸雜記”作者和李心傳心目中)是一位“儒將”,則是沒有問題的。那麽,今人稱曹彬為“儒將”又有何不可呢?

學者需要自尊自愛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7月1日11:34· 來源:

著名學者、宋史研究專家王曾瑜撰文批評戴逸、龔書鐸主編的《中國通史(彩圖版)》為“學術垃圾”,是學術腐敗的產物,在學界引起了反響。本版特邀請學者餘世存著文對此發表觀點。  

  學術腐敗在行內行外並不是什麽新鮮事。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學術製度腐敗問題並沒有解決。在此之外,學者們對學術共同體建設、對良性的學術秩序、對獨立存在的價值評判係統也少有參與維護的意願。他們要麽是如傳統一樣一盤散沙,不建設秩序,少合作精神。就是說,把他們結構在一起的隻是官學體製;要麽是如傳統一樣黨同伐異,小圈子意識濃厚。就是說,把他們結構在一起的隻是利益。學術結構進而社會結構如此僵硬而脆弱,指望他們有豐富的個性,指望他們能表達出人的自由,實在是困難的。

  因此,今天以及未來相當長時期,我們得付出代價來消化這種學術腐敗帶來的精神潰敗。曆史是我們中國人的宗教,是我們的信仰情懷。我們今天正在承受這種信仰和曆史感喪失的代價。

  八十年代初的大學生們都記得,進入圖書館尋書,看到的多是五十年代突擊編寫的教科書、文革中的批判材料,那種學術垃圾讓人翻一眼的興趣都沒有:知識的含量低至為零。今天人們逛書店,書的種類不可勝數,可是真正的好書同樣是太少了。

  學術腐敗由學術製度、體製引起,又不僅僅涉及學術體製,它還涉及學者的自尊。當體製給了學者們足夠的腐敗空間時,惟一能夠使學者的言行“庶幾無愧”的就在於他的自尊了。人心道心惟危。如果學者們喪失了學術自尊,那麽學術腐敗即使被揭露,也得不到什麽有效的校正,它可能是如大眾眼裏的反腐敗一樣,成了某種利益之爭的工具;它也可能是如文革中的“揭老底戰鬥隊”一樣,成了某種例如發泄私恨的工具。

  遺憾的是,這種有學術自尊的學者太少了。學者的活動,有點兒像大宋變法後官員們說的話:“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以海燕版《中國通史》事件為例。學者本身的知識混亂不用說了,那麽多學者沒有阻止不合格產品的問世不用說了。王曾瑜先生站出來揭露後,曆史界同行們說的話倒更讓人心寒,什麽“我不想評論這事”、“我認為學術批評是好事”、“我認為做學問該怎樣”、“我認為批評方式要怎樣”———這個時候他們倒都立足於一己之得了。從這些話裏,看不出來曆史學者有什麽自尊、關懷和共識,有的是官腔、外交辭令,有的是犬儒、鄉願,有的是“正確表達”的廢話。




王曾瑜先生指責《中國通史》彩圖版關於“嶽母刺字”的敘述“全不見於宋代史籍”,實際上《宋史·嶽飛傳》明白無誤地寫明嶽飛背上刺的字是“盡忠報國”,至於是不是由嶽母所刺,作為通俗讀物的《中國通史》采用民間廣為流傳的說法,也應該說不為錯,因為該書畢竟不是嚴肅的學術性著作。同樣的道理,梁紅玉等人在宋史上並無其人,但在抗金隊伍中這樣的人肯定不少,一個通俗讀物把這樣的人作為代表人物,教育後代不能說是無中生有。

王先生曾著有《嶽飛新傳》(http://www.yuef.com/yfxz/0wzy.htm)建議戴先生看一看,隨便一章內容注明的出處就多達一百多條(那密密麻麻的注釋令人讚歎)。《宋史》中隻有“世忠妻梁氏”(《宋史·列傳第一百二十三》),沒有“紅玉”,好像有種西瓜叫“早春紅玉”。《宋史》中隻有“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宋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四》)(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history/songshiytt/sshi365.html)卻沒有嶽母刺字的說明,而且,“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見《宋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四》)嶽飛的母親曾經與嶽飛分別,而且身體又不好,再加上作為農家婦女,識字不多,那麽嶽母如何刻字,又如何“深入膚理”?


王文說“嶽母刺字、風波亭之類,全不見於宋代史籍”。於是吳就搬出了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遊彪,可是遊彪先生是如何說的?“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遊彪認為,嶽飛的母親姚氏是一個農家婦女,識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可能親手在嶽飛背上刺上‘盡忠報國’四個字。但極有可能的是,他母親為了鼓勵他放心去戰場打仗,請人在嶽飛背上刺的。”請吳不要斷章取義,“嶽母不可能刻字”是班先生講話的前提,而且“請人”也隻是“可能”。而且,“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見《宋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四》)曾經與嶽飛分別的農家婦女嶽母,身體一直有病,如何刻字,又如何“深入膚理”?

現代史學中,對嶽飛研究最為著力的當屬鄧恭三廣銘先生和王曾瑜先生。王先生除了《盡忠報國 嶽飛新傳》外,還有《嶽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以及六卷本兩宋之交的係列曆史小說以及大量論文問世。可以說王曾瑜先生是在世的當之無愧的公認的嶽飛研究第一人。請問作者,您能在宋代史籍上尋得“嶽母刺字”的史料依據嗎?遊彪教授乃王曾瑜先生的高徒,遊教授所言隻是說明存在著這種可能性,這樣的說法並沒有錯誤。但作者作為一位史學研究者一定應該知道,沒有真實史料依據的推測是不能作為信史的。曆史可能性決不等於曆史的必然性!遊教授之言也不可任有您的打扮!王先生作為中國宋史學會的會長,居然沒有讀好《宋史》!作者的大膽想象著實的讓我們感覺到了你的“無畏”。王曾瑜先生在宋史學界的史料功底,可是所有宋史學界的晚輩們不能企及的呀!按照您的評價,那中國宋史學界真是慘不忍睹了!可笑!




 1,吳根據曹彬的“仁敬和厚”認定其為儒將並不為過。不過,通常說的“儒將”指的是出身讀書人並具有儒雅風度的將帥,王先生以專業眼光看宋史,這讀書人讀得當是“儒經”(今天的“儒將”“儒商”讀的就不要求“儒經”了,但定是屬於讀書人)。如果根據吳的“仁厚”標準,那些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許世友等革命將領大多是“大儒將”了;有德就能稱儒,中國豈不是有無數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儒農”?而且以吳引用的“在朝廷未嚐言人過失”的標準看,廬山上的彭德懷自然不夠格,而劉伯承的曆史隻怕也要讓他落選了。 2,吳說:“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中對恩蔭製度的敘述有錯誤,認為恩蔭開始於漢代。”通讀王文,何處有“恩蔭開始於漢代”?當然,恩蔭製度很早,唐代也有。因為王先生參編的辭典出了問題,那麽戴先生主編的問題就不是問題嗎?   3,王文說“嶽母刺字、風波亭之類,全不見於宋代史籍”。於是吳就搬出了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遊彪,可是遊彪先生是如何說的?“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遊彪認為,嶽飛的母親姚氏是一個農家婦女,識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可能親手在嶽飛背上刺上‘盡忠報國’四個字。但極有可能的是,他母親為了鼓勵他放心去戰場打仗,請人在嶽飛背上刺的。”請吳不要斷章取義,“嶽母不可能刻字”是班先生講話的前提,而且“請人”也隻是“可能”。而且,“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見《宋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四》)曾經與嶽飛分別的農家婦女嶽母,身體一直有病,如何刻字,又如何“深入膚理”? 4,王文說“此書既印有南宋的中興四將圖,圖上有真實的嶽飛臉相,卻又在作畫時將他畫成京劇中的鬚生,自相矛盾。” 吳偏要說不矛盾。敢情“京劇中的鬚生”(京劇在同光年間才壯大)就是“民間普遍接受的嶽飛彩繪像”?最惡心的是吳不知道“通俗讀物”是什麽。曆史“通俗讀物”是說它講的曆史淺顯易懂,而不是用故事傳說和來曆不明的東西冒充曆史。 5,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張飛畫像上的矛錯了。而吳說:“不要說至今無人考證出張飛究竟用的是什麽矛。指責此矛非彼矛,這個批評本身就有些瑣碎無聊。”我見識了什麽是無聊文人:錯得無法辯解,就說別人無聊。法律上說:疑罪從無。明明是《中國通史》無中生有,卻說批評他的人無聊!! 6,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中的梁紅玉“史無其人”。吳說:“可《通史》中已經注明了這是'梁紅玉的傳說'”。笑話!“諸葛亮的傳說”是成立的,因為諸葛亮有其人,而“梁紅玉的傳說”的表述是不對的,可以改為“韓夫人的傳說”,開篇寫道:“韓世忠有一夫人,姓梁,傳說名為紅玉”。 7,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楊家將不符合史實。吳說:“《通史》中也已經注明那是'楊家將的故事'”又一個笑話!海燕出版社副總編輯喬台山稱,“像寫楊宗保、穆桂英的《楊家將的故事》是加框出現的,就表明是傳說。”而記者查明:然而,在《中國通史(彩圖版)》第一冊的體例介紹中,卻並無這樣的說明。明白嗎?杜撰的是“傳說”,“曆史故事”隻能是“曆史事實的加工”。 8,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采用偽托的“出師表”,“還我河山”。吳說:“姑且不論偽托說是否一定可靠。包括'滿江紅'在內嶽飛的遺墨,早已被人們普遍接受。《通史》沿用習慣說法,當不至於就是'製造垃圾'”。又是這個老論調:人們普遍接受。人們普遍接受就是“曆史”?那麽閻王、龍王也可寫本紀了。  無法明白,王先生挑的明明全是硬傷。吳文卻說:“王曾瑜先生沒有在《通史》中挑出一個硬傷,令王曾瑜先生不能容忍的“垃圾”,都是《通史》中旁引的那些傳說。”看來,吳聊文所指,根本上就是將曆史與“曆史故事與傳說”混為一談,全被“通俗”二字蒙蔽了眼睛。 其實,我個人是支持通俗性曆史普及讀物附上曆史故事與傳說的(但要注明),不過既然以中國史學會名義寫的,又正兒八經地叫《中國通史》,那就非常不妥了。 王先生批評《通史》“把傳說誤作曆史”,並斥之為“錯誤百出的學術垃圾”,吳文說:“這種批評說輕了是有些迂腐,說重點就是不夠厚道。”問題是,王先生將嶽母刺字、梁紅玉批評為“把傳說誤作曆史”何錯之有?一部有不少錯誤的通俗曆史讀物,一部不注明圖的出處的彩圖本(嚴重侵犯知識產權),如何就不是“錯誤百出的學術垃圾”呢?今天中國“聰明人”太多了,“迂腐者”太少了,要是有很多這樣“不夠厚道”的人,中國的學術就有指望了!!! 吳文還有很多疑惑 ,我再來解惑。 王先生提出:“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齡段的治史者的學力而論,任何人也不具備對自先秦到清的古史進行貫通的實力。”請吳注意“目前”二字,也指出是“由於不正常的外部原因”。吳文有點亂彈,“對於曆史學家來說,寫曆史就是寫書而已。”有這種觀點,難怪犯了以上的錯誤。還有,司馬遷寫得是通史 ,但隻寫到漢武帝時代;班固寫的是《漢書》,一部斷代史。兩位都不是從先秦寫到清,通史比較長的是《資治通鑒》,全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訖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司馬光主持,耗時19年,其所耗心血,史家共知。(而戴先生近年主編的有:《簡明清史》、《清代人物傳稿》(下)十卷、《中國曆史大辭典·清史》(上)、《中國大百科全書 ·中國曆史卷》清史部分、《二十六史大辭典》、《近代文史名著選譯》三十九冊、《中國近代史通鑒》十冊、《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清通鑒》等等二十種。) 至於“盛世修史”,耿耿於懷的豈止是王先生,那太多了,何謂“盛世”?史家提出“盛世修史”那是別有滋味的,豈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 至於《四庫全書》,說得可能有點重,但是,作為導師,“叫人家做”《四庫全書》,膽子也太大了,一般研究生充其量隻是某一角度的入手。那段話出於張政烺先生,不會讓治史的人難以置信。 至於吳文說王文“通篇文字用語刻薄,態度張揚,有的完全是在漫罵。”我覺得“態度張揚”一詞用得好,其餘的,我隻看到有人麵對拿出大量事實說話的王文,竟然被稱之為“學術罵街”! 至於“戴逸,龔書鐸先生以及《通史》編者們一直保持緘默,沒有發表任何辯解文字。”當然現在已不成立了。 至於“同樣是著名學者,在如何批評和如何對待批評的態度上風範有別,迥然不同。”確實如此,批評者用大量的事實說話,同時態度張揚。對待批評的人卻竟然說出“至於梁紅玉、嶽母刺字全不見於宋代史籍,請王先生再讀《宋史》。”我看大不必了,要人閉嘴,自己拿出《宋史》的證據來。



一位主編的學術簡曆(http://www.iqh.net.cn/faculty/daiyi.html), 看看大作吧:《批判吳晗同誌的唯心曆史觀》 (新建設1965.12期)、《《海瑞罷官》代表一種社會思潮 》(人民日報 1965.12)。再看幾篇:《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 ( 北京日報1978.12.30) 、《難忘的會見——懷念吳晗同誌》 (《吳晗紀念文集》1984.9)、《吳晗同誌和我談編篡清史》(北京市曆史學會成立30周年紀念文集1990.12)。 如果不知道《《海瑞罷官》代表一種社會思潮 》是一片什麽文章,請看龔育之的《幾番風雨憶周揚》,裏麵寫道:“組織寫這篇文章,總的說來,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評,並不是反對姚文元文章,這是非常清楚的。”誰最善於將學術與政治結合?我想是那位1980年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改革是曆史的必然》的作者吧。一個曆史學家,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表的“學術文章”遠遠高於在曆史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是否有點奇怪?“學術批評一定要與政治帽子聯係在一起”是誰?“文革時對吳晗的批判”是誰?如果在論壇上,對主編先生的不客氣(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13737)就嚴重多了。 看看某位主編的學術簡曆。1997年出版的有:《近代文史名著選譯》(39冊600萬字)、《中國近代史通鑒》十卷本( 1800萬字)、《中國人民百年奮鬥史叢書》(六卷100萬字) 、《中國人民百年奮鬥史叢書 》(100萬字 ),還有個人專著《繁露集》( 21萬字) 。1998年出版的有:《戊戌百年沉思叢書》(4 冊)、《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學者傳記叢書》(750萬字)《資政史鑒》(600萬字); 1999年出版的有:《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210萬字)、《當代學者自選文庫》( 60萬字 )、《二十世紀中華學案》( 100萬字)、個人專著《語冰集》( 20萬字),獲2000年中國圖書獎的《清通鑒》(700萬字)《中國通史(彩圖版) 》(100萬字,5000幅圖)也是在1999年舉行的發行儀式。這三年還有上百篇文章發表。一個七旬老者三年出版了5000萬字以上的作品(含主編),不簡單,真是才思敏捷,精力過人。與之相比,司馬光主編一部300萬字的《資治通鑒》要花19年,也太偷懶了!看看別人,從名字就可以判定,《資政史鑒》、《清通鑒》那也是響當當的著作呀!這樣的驚人紀錄是否有“空頭主編”之嫌? 戴先生年近八旬,主持國家投資兩個億、預計3000萬字的《清史》編纂工程,戴先生說:“纂修《清史》是新世紀一項標誌性文化工程。




昨天看到秋白獨秀文中涉及到戴逸先生文革期間的一段曆史。十分驚訝,筆者不想對這種“上查三代”的行為置評。僅就我所知道文革期間那段曆史做個簡單說明,以澄清事實。

文化大革命前夕,討論和批評吳晗先生的“海瑞罷官”最初在學術討論的範圍進行。當時的很多學者都參加了討論。沒有人能夠意識到討論是一場政治風暴的序幕。由於戴逸先生早在 1964 年寫過“論清官”一文,頗受好評。所以被中宣部借調參加四人集體寫作班子【龔育之,林甘泉,邢賁思,】以筆名“方求”撰寫『“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麽思潮』一文。關於組織寫作這些文章的背景和經過,可參見龔育之“幾度風雨憶周揚”,餘煥春“文革前夕的 [ 人民日報 ] 等文章。【見附件】。

這篇文章發表後,康生在 1965 年 12 月 9 日的《大事記》中指責說:“《人民日報》發表中宣部主持寫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題為《〈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麽社會思潮》,這篇文章關於‘清官’的觀點是很錯誤的。”江青、張春橋說這篇文章是“假批判真包庇”。

後來,中宣部被毛澤東主席定性為“閻王殿”。劉少奇,彭真,陸定一,周揚被打倒。戴逸作為中宣部的“筆杆子”也被打為“黑幫”“反動學術權威”“閻王殿走卒”。戴高帽遊街批鬥,受盡屈辱,成為文革的受害者。

據我所知,文革之後,戴逸先生是最早為平反吳晗先生冤案呼籲奔走的學者。他在擔任北京史學會會長期間,為此做了許多切實的工作。

秋白獨秀列舉戴逸先生的文章著述,始見於這個網頁: http://www.cmp3.net/applications/sysapp9/aboutInfo.php?id=704

查閱列表可以看到,第一,由戴逸先生提供的文章列表收集了他在文革前後直至 2004 年的全部學術文章,磊落坦然,並無任何隱諱或刪除。

第二,文革十年,戴逸先生在“批儒”“批林批孔”,“批鄧”等曆次運動中從未發表過任何批判文章。保持了一位正直學者的學術尊嚴和道德操守。








中國史學傳統的兩個側麵:盛世修史與亂世著史

——兼與王曾瑜先生商榷

向若虛

王曾瑜先生視“盛世修史”為當代人“驚世駭俗的一大發明”。 [1] 這種說法值得商榷。

漢四百年,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盛世。被譽為“中國曆史學之父”的司馬遷,正是於西漢國力極盛的武帝時期完成《史記》,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史著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部著作。東漢“光武中興”,班彪續司馬遷之業,作《太史公書》“後篇”數十篇,為其子班固作《漢書》奠定基礎。班固深得明帝賞識,被任命為“蘭台令史”,積二十餘年心力,終成《漢書》。《漢書》被史學史家認為是中國史學“正史格局形成的標誌”。 [2]

唐朝是中國曆史上又一個常為史家津津樂道的輝煌盛世。貞觀三年( 629 年),唐太宗李世民命房玄齡、魏征等人主持修前代史,並對修史機構作了重大改革,正式設立史館,並移史館於禁中。貞觀十年( 636 年),五代史書(《梁書》《陳書》《齊書》《周書》《隋書》)同時修成。貞觀二十年( 646 年),太宗下詔重修《晉書》,房玄齡、褚遂良為監修,兩年後,《晉書》修成。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唐朝設立史館及完善史館製度,為後世沿襲,對保存正史起了重要作用。

康雍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清朝統治者在入關第二年( 1645 年)即設立明史館,但直到康熙十八年( 1679 年),在全國形勢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史館才開始修《明史》的工作。曆經數十載,《明史》於雍正十三年( 1735 年)修成。梁啟超認為“現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馬、班、範、陳四書外,最為精善”。 [3]

以上隻是盛世修史活動的犖犖大者。其他如元朝,雖然談不上是什麽盛世,但中國疆域於此時達極盛,有史家稱元朝是“一個盛大的朝代”,也沒有什麽不可以。元朝並修《宋史》、《遼史》、《金史》,體現出開放包容的思想特色,也屬別具一格。因此,說盛世修史是中國史學的一大傳統並不為過。

當然,中國史學傳統還有另外一個側麵,即亂世著史。

春秋戰國時期,“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4] 《春秋》一書被認為中國史學開始的標誌。

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是一個動蕩不已的時代。這個時代史風大盛,史家輩出,史書數量急劇增多。除去官修史書外,私家撰史蔚然成風。“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 [5] 陳壽、沈約、範曄、魚豢、王荃、吳均、崔鴻等都是一時的名家。後世學者認為中國成為史學之泱泱大國,“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 [6]

唐代安史之亂,整個社會遭到嚴重的破壞。安史之亂結束後的第三年( 766 ),杜佑開始寫《通典》。自稱“所撰《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 [7]

兩宋立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不時困擾。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入史”。 [8] 以便於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在此背景下,產生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顧炎武的《日知錄》。鴉片戰爭前後,帝國主義勢力進入中國。魏源編寫《海國圖誌》,徐繼佘撰《瀛環誌略》,何秋濤編《朔方備剩》,他們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史學的代表人物。

清末民國初年,天下紛擾,梁啟超等人大力倡導新史學,成為中國近代史學的先聲。

盛世修史與亂世著史代表著中國史學傳統的兩個側麵,共同體現了中國人濃厚的曆史意識。二者在指導思想、承載著的曆史內容等方麵又有著較大差異。盛世修史多為朝廷組織,其旨大抵出於以下幾端:一,保存曆史的軌跡。太史司馬談臨終前對司馬遷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統一,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也,汝甚念哉!” [9] 司馬遷秉承父意,修成《史記》。這種曆史意識為後世繼承。二,宣揚帝王的聖功明德。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便建議:“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且恐歲久漸至遺忘。…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矣”。 [10] 元世祖甚重其言,遂命國史附修遼金二史。三,通過修史來表明本朝的正統地位。班氏父子表現出太多為本朝辯護的意識,他們以五德終始說為依據,反複申言“劉氏承堯之祚”“漢紹堯運,以建帝業”。 [11] 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有這種指導思想。以上出發點決定了正史常有諸多不足。

梁啟超謂二十四史為“二十四帝王之家譜”,所言極是。但絕不能因此認為正史就缺少曆史價值。二十四史盡管有這樣或者那樣的缺陷,受到過或此或彼的指責,仍然是其他史書所無法取代的。以頗遭非議的《元史》為例,朱元璋即位之初便迅速下詔修史,固然有其政治目的,《元史》體裁內容上也多有重複混亂之處,但仍舊是我們研究元朝曆史的第一手材料。黑格爾曾經說,“中國曆史作家的層出不窮,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亞細亞人民雖然也有遠古的傳說,但是沒有真正的“曆史”。印度的《四吠陀經》並非曆史。阿拉伯的傳說固然極古,但是沒有關於一個國家和它的發展。這一種國家隻在中國才有,而且它曾經特殊地出現”。 [12] 倘若沒有朝廷的組織,這種曆史紀錄的連續性與完整性是不可以想象的。

與盛世修史相比較,亂世著史多為個人從事。大抵亂世的朝廷自顧不暇,更無心力去勞師動眾修纂史書。常懷治平使命的的知識分子,卻不能對此無動於衷。血性一點的,慷慨悲歌,投筆從戎。文弱一些的,則窮究經史,探尋擺脫困境的辦法。所以亂世所著史書更多地表現出探求曆史治亂之道的色彩,包含著更為濃鬱的經世致用思想。因較少朝廷約束之故,這類史著也往往容易有“超曆史之立腳點”, [13] 自由度更大,思想性更強,更富於曆史批判精神。試想,如果不是生活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際,黃宗羲何能發出君王為“天下之大害者”的黃鍾大呂之聲?如果不是生活在清末民初,梁啟超何能向舊史學猛烈開火?

無論是“盛世修史”還是“亂世著史”,都不過是今天研究者基於對中國史學傳統認識後的一種提煉和概括。當然,我們也還可以從其他角度進行不同的概括。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何種概括,王先生用電腦對古籍數據庫“查閱”,都查閱不到。曆史研究者難道是“吃幹飯”的嗎?不“檢索”古人就不能說話?

曆史學從來不是脫離曆史進程而獨立存在的純學問,曆史學家也從來不是脫離曆史時代而獨立的局外人。愛德華·卡爾說,時代決定我們研究什麽和如何進行研究。這句話一方麵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曆史學家所做工作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說明,任何曆史學家都會不可避免地帶有所處時代的局限性。清人有句話說得好,做學問之難,就在於一人求之不得,千萬人求之,則莫有不得;一時求之不得,千萬時求之,則莫有不得。對待曆史學家,以偏概全、求全責備的態度是不可取的。

優秀的曆史學家往往具備共同的優秀素質。王先生在寫文章時曾經提到“偉大的唐朝曆史學家劉知幾提出史才、史學和史識三個概念,……可以說治史成才的三要素”。 [14] 可見,王先生對曆史學家的素養是很在意的。但王先生不該忘記,劉知幾的“史才三長”經過清代史學家章學誠的發展,已經變成眾人皆知的“史才四長”了。不知是王先生不知道,還是知道了但認為不重要,王先生在文章中少了章學誠所疾呼的第四長——史德。

何謂史德?“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章學誠進而感歎“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15] 今天看來,普及這種認識仍然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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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曆史學家茶座》第 1 輯,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5 年。

[2]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第 211 頁。

[3]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 1996 年,第 109 頁。

[4] 《孟子·滕文公下》。

[5] 《隋書·經籍誌》史部後序。

[6]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5 頁。

[7] 杜 佑:《通典·自序》。

[8] 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

[9] 司馬遷: 《史記·太史公自序》。

[10]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內翰王文康公》。

[11] 班 固:《漢書·敘傳》。

[12] 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 年,第 123 頁。

[13]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6 年,第 76 頁。

[14] 《學林春秋》三編下冊 686-701 頁,王增瑜《我和宋遼金史研究》。

[15] 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 2001 年,第 219-220 頁。

嶽母刺字與風波亭在曆史上不存在

嶽母刺字不見於嶽飛孫子編寫的曆史,這就足夠了。因為,嶽飛孫子為了光耀他爺
爺嶽飛,編造了很多故事,比如500 嶽軍破金兵10萬,戰報上說殺敵500被他誇大成
5000,還有編寫的金國如何害怕嶽飛的對話等等。在這麽神化的嶽飛曆史中沒有嶽
母刺字,就是沒有了。而元朝儒林子弟編寫的“宋史”,不但繼續散布嶽飛孫子的
謊言,而且更進一步,製造了“嶽母刺字”的故事。

後人試圖繼續維持“宋史”的謊言,其中包括“宋史”泰鬥王曾瑜,王先生作為中
國宋史學會的會長,他也說什麽嶽母請別人刺字。遊彪教授乃王曾瑜先生的高徒,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遊彪認為,嶽飛的母親姚氏是一個農家婦女,識字的可能
性不大,所以不可能親手在嶽飛背上刺上‘盡忠報國’四個字。但極有可能的是,
他母親為了鼓勵他放心去戰場打仗,請人在嶽飛背上刺的。”請吳不要斷章取義,
“嶽母不可能刻字”是班先生講話的前提,而且“請人”也隻是“可能”。而且,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見《宋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四》)曾經與嶽飛分別的農家婦女嶽母,
身體一直有病,如何刻字,又如何“深入膚理”?

中國曆史謊言很多,古代的謊言就這麽多,近代更是基本扯謊,所以有“中國近代
無曆史”的說法。有趣的是,這些所謂的曆史學家現在開始互相指責,真是一場鬧
劇,下麵是所謂的爭論。看了一些所謂的曆史大家的書,感覺都有撒謊的地方,包
括台灣的李傲,大陸的更別提了,唯一讓我佩服的是顧誠的“南明史”,但是,顧
誠的“南明史”也引用偽書“揚州十日記”。說“揚州十日記”是偽書,不單是說
其誇張的80萬屠殺,而是內容多有致命傷,比如,當時稱朝鮮,而作者卻叫高麗,
作者被認為是史可法的隨從,但卻不知道史可法從來沒去過某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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