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嶽母刺字與風波亭在曆史上不存在
嶽母刺字不見於嶽飛孫子編寫的曆史，這就足夠了。因為，嶽飛孫子為了光耀他爺
爺嶽飛，編造了很多故事，比如500 嶽軍破金兵10萬，戰報上說殺敵500被他誇大成
5000，還有編寫的金國如何害怕嶽飛的對話等等。在這麽神化的嶽飛曆史中沒有嶽
母刺字，就是沒有了。而元朝儒林子弟編寫的“宋史”，不但繼續散布嶽飛孫子的
謊言，而且更進一步，製造了“嶽母刺字”的故事。
後人試圖繼續維持“宋史”的謊言，其中包括“宋史”泰鬥王曾瑜，王先生作為中
國宋史學會的會長，他也說什麽嶽母請別人刺字。遊彪教授乃王曾瑜先生的高徒，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遊彪認為，嶽飛的母親姚氏是一個農家婦女，識字的可能
性不大，所以不可能親手在嶽飛背上刺上‘盡忠報國’四個字。但極有可能的是，
他母親為了鼓勵他放心去戰場打仗，請人在嶽飛背上刺的。”請吳不要斷章取義，
“嶽母不可能刻字”是班先生講話的前提，而且“請人”也隻是“可能”。而且，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見《宋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四》）曾經與嶽飛分別的農家婦女嶽母，
身體一直有病，如何刻字，又如何“深入膚理”？
中國曆史謊言很多，古代的謊言就這麽多，近代更是基本扯謊，所以有“中國近代
無曆史”的說法。有趣的是，這些所謂的曆史學家現在開始互相指責，真是一場鬧
劇，下麵是所謂的爭論。看了一些所謂的曆史大家的書，感覺都有撒謊的地方，包
括台灣的李傲，大陸的更別提了，唯一讓我佩服的是顧誠的“南明史”，但是，顧
誠的“南明史”也引用偽書“揚州十日記”。說“揚州十日記”是偽書，不單是說
其誇張的80萬屠殺，而是內容多有致命傷，比如，當時稱朝鮮，而作者卻叫高麗，
作者被認為是史可法的隨從，但卻不知道史可法從來沒去過某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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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conomy.guoxue.com/sort.php/191
一 , “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似無出典
在該書的第 96 頁 , 共有兩處先後寫道 :
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 , 大力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
( 漢武帝 ) 在思想上采納董仲舒建議 , “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的大一
統封建統治 思想。
且不說後一句話句子不通 , 在語法結構上“‘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的大一統封建統治思想” 這個賓語缺少一個“實行”之類的動詞。其實 , “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這句話本身也似無出 典。出於後人的歸納。《漢書》卷六《武帝紀》的班固讚語 , 記作“罷黜百家 , 表章六經” , 而卷九六的《董仲舒傳》則記作“推明孔氏 , 抑黜百家”。所以可以這樣說 , “罷黜百家 , 獨 尊儒術”並不見於漢代史料 , 僅是出於後人根據上述史料的歸納。《彩圖版中國通史》沿襲通 說 , 加上引號使用這樣沒有出典的話 , 實有貽誤後人之虞。
二 , “嬙”與“昭君”非王昭君之名與字
在該書的第 103 頁寫道 :
王嬙 , 字昭君 , 南郡秭歸人 ( 今屬湖北 ) 。幼時被選入宮做宮女。當得知朝廷 選宮女與匈奴和親的消息 , 昭君慷慨應召 , 願遠嫁匈奴。
在此 , 也且不說“昭君慷慨應召 , 願遠嫁匈奴”這句話是否有將今人的認識強加於古人 之嫌 , 因為古來即有“當時枉殺毛延壽”之異論。就說“王嬙 , 字昭君”這五個字 , 也似 大有問題。古有宋代吳曾的《能改齋漫錄》指出“嬙”非為昭君之名 , 而是宮中女官之 稱。近有王瑞來者 , 曾先後於八十年代的《江漢論壇》及《人民日報》重申吳曾之說 , 並通過考證漢代的宮廷製度與班固《漢書》的書法 , 認為“嬙”與“昭君”均非王昭君 之名與字。王氏比較了昭君出塞前後的《漢書》的寫法。發現在出塞前均記作“嬙” , 表明其為漢宮之女官 , 而出塞後則均記作“昭君”，表明與漢室已無關涉。這反映了班 固作為史家的謹嚴。其實 , 直至近代 , 中國的普通婦女 , 包括像王昭君這樣的低級女官 , 能有名有字或留下名留下字的 , 實在是很少 , 大多是隻冠以姓氏 , “張氏”、“李氏” 地稱呼。王氏的考證已指出了當時《辭源》《辭海》之誤記 , 而十多年後的《彩圖版中 國通史》 , 仍沿襲舊說 , 將不確之說繼續傳播於世 , 令人扼腕。
三 , 西晉非始於公元二六五
在該書的第 103 頁寫道 :
泰始元年 (265) 十二月十一日 , 司馬昭長子司馬炎改魏為晉 , 史
稱西晉。
此外 , 在同頁的年表等另外三處 , 亦均記西晉開始於公元二六五年。如果僅記西晉開始 於泰始元年，毫無問題。並且 , 將泰始元年的大部分時間換算為公元二六五年也不誤。 但進行曆法換算時 , 對於和年末年初有關之人與事 , 則當留意新舊曆之時間差。泰始元 年的十二月十一日 , 換算為公曆 , 則為二六六年二月二日。可知此記西晉開始於公元二 六五年為 誤 。進一步考察下來 , 此記“泰始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 亦不知何據。檢《晉 書》卷三《武帝紀》 , 司馬炎受禪即位在“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是年十二月庚 戌朔 , 十一日為庚申 , 與《晉書》所記不合。丙寅當為十七日 , 即公曆二六六年二月八 日。包括《彩圖版中國通史》在內 , 今人的西晉開始年份記述多數不確。於此 , 不禁想 起了鄧廣銘先生所強調的治史者須掌握的四把鑰匙之說。四把鑰匙 , 年代即是其一。其 實曆法換算 , 舊有陳垣先生之《二十史朔閏表》及《中西回史日曆》可查 , 今有網上軟 件可用。使用起來 , 均為舉手之勞。看來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 , 而尤其是麵對史實並 要取信後人的治史者 , 更需要認真二字。
以上所指 , 均非《彩圖版中國通史》首創之誤 , 而是其沿襲成說而誤。那麽 , 這樣的失誤 , 是不是《彩圖版中國通史》的編者就沒有責任了呢 ? 尚祈編者自問與讀者明察。 由於《通史》把北宋的曹彬稱為儒將，攻之者斥為“信口雌黃”，說它是《通史》“最為荒唐可笑”處；因為遍查史書，也找不到曹彬讀儒經的記載。辯之者則說，史書中雖然沒有曹彬讀儒經的記載，但他道德高尚，反對屠城，也可以稱為“儒將”。
古代文獻中所提到的“儒將”，確實不乏通儒經、習儒術的，但僅僅把“儒將”理解為習儒的武將，則未免褊狹了。就拿《太平禦覽》卷 277 所輯“儒將”諸例看，武將中有儒者之風的，或通儒經、或能詩文、或善謀略、或重仁德，而能禦軍輯眾的，均可以“儒將”稱。《宋史》對曹彬的評價是：“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為宋良將第一。”曹彬的言行符合古人所稱“儒將”的標準。
事實上，宋人已有稱曹彬為“儒將”的。南宋李心傳《舊聞證誤》卷一（四庫本）引《建隆遺事》雲：
上（按指宋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以沈倫為判官。臨行朝辭，赴小殿燕餞。酒半，出一黃帕文字，顧彬曰：“ 汝實儒將 ，潘美、曹翰桀悍，恐不能製。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香啟之，自有處置。”諸人惶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劫，及江南城破，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麵縛之。曹王以所授敕欲宣讀，事遂解。如此者數四。功成還朝，曹王麵奏沿路及至軍前將佐皆用命一心，乞納所降特敕。後有旨宣赴後苑，酒半，諸人起納敕。上令潘美啟封，曹翰執讀，執政環立，展示乃一張白紙。眾皆失色。上笑，再命飲。極歡而退。
按，《宋史·藝文誌二》載錄有王禹偁《建隆遺事》一卷。該書記述宋太祖時事，然多有舛誤，論者或疑非出自王禹偁之手。對於上述引文，李心傳指出：“此一事 諸雜記多言之 ，互有不同。然以史考之，有可疑者。”如據《太祖實錄》，曹彬、潘美、曹翰並非同時出征江南，平複江南後曹翰沒有立刻回朝，故文中敘述的情節與事實有出入。但李心傳並沒有否定宋太祖有此旨意，並沒有懷疑宋太祖對曹彬“汝實儒將”的評價。即使此事純屬虛構，曹彬在宋人的心目中（起碼是在“諸雜記”作者和李心傳心目中）是一位“儒將”，則是沒有問題的。那麽，今人稱曹彬為“儒將”又有何不可呢？
| 學者需要自尊自愛 | |||||||
|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7月1日11:34· 來源： | |||||||
現代史學中，對嶽飛研究最為著力的當屬鄧恭三廣銘先生和王曾瑜先生。王先生除了《盡忠報國 嶽飛新傳》外，還有《嶽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以及六卷本兩宋之交的係列曆史小說以及大量論文問世。可以說王曾瑜先生是在世的當之無愧的公認的嶽飛研究第一人。請問作者，您能在宋代史籍上尋得“嶽母刺字”的史料依據嗎？遊彪教授乃王曾瑜先生的高徒，遊教授所言隻是說明存在著這種可能性，這樣的說法並沒有錯誤。但作者作為一位史學研究者一定應該知道，沒有真實史料依據的推測是不能作為信史的。曆史可能性決不等於曆史的必然性！遊教授之言也不可任有您的打扮！王先生作為中國宋史學會的會長，居然沒有讀好《宋史》！作者的大膽想象著實的讓我們感覺到了你的“無畏”。王曾瑜先生在宋史學界的史料功底，可是所有宋史學界的晚輩們不能企及的呀！按照您的評價，那中國宋史學界真是慘不忍睹了！可笑！ 文化大革命前夕，討論和批評吳晗先生的“海瑞罷官”最初在學術討論的範圍進行。當時的很多學者都參加了討論。沒有人能夠意識到討論是一場政治風暴的序幕。由於戴逸先生早在 1964 年寫過“論清官”一文，頗受好評。所以被中宣部借調參加四人集體寫作班子【龔育之，林甘泉，邢賁思，】以筆名“方求”撰寫『“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麽思潮』一文。關於組織寫作這些文章的背景和經過，可參見龔育之“幾度風雨憶周揚”，餘煥春“文革前夕的 [ 人民日報 ] 等文章。【見附件】。 這篇文章發表後，康生在 1965 年 12 月 9 日的《大事記》中指責說：“《人民日報》發表中宣部主持寫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題為《〈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麽社會思潮》，這篇文章關於‘清官’的觀點是很錯誤的。”江青、張春橋說這篇文章是“假批判真包庇”。 後來，中宣部被毛澤東主席定性為“閻王殿”。劉少奇，彭真，陸定一，周揚被打倒。戴逸作為中宣部的“筆杆子”也被打為“黑幫”“反動學術權威”“閻王殿走卒”。戴高帽遊街批鬥，受盡屈辱，成為文革的受害者。 據我所知，文革之後，戴逸先生是最早為平反吳晗先生冤案呼籲奔走的學者。他在擔任北京史學會會長期間，為此做了許多切實的工作。 秋白獨秀列舉戴逸先生的文章著述，始見於這個網頁： http://www.cmp3.net/applications/sysapp9/aboutInfo.php?id=704 查閱列表可以看到，第一，由戴逸先生提供的文章列表收集了他在文革前後直至 2004 年的全部學術文章，磊落坦然，並無任何隱諱或刪除。 第二，文革十年，戴逸先生在“批儒”“批林批孔”，“批鄧”等曆次運動中從未發表過任何批判文章。保持了一位正直學者的學術尊嚴和道德操守。 中國史學傳統的兩個側麵：盛世修史與亂世著史 ——兼與王曾瑜先生商榷 向若虛 王曾瑜先生視“盛世修史”為當代人“驚世駭俗的一大發明”。 [1] 這種說法值得商榷。 漢四百年，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盛世。被譽為“中國曆史學之父”的司馬遷，正是於西漢國力極盛的武帝時期完成《史記》，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史著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部著作。東漢“光武中興”，班彪續司馬遷之業，作《太史公書》“後篇”數十篇，為其子班固作《漢書》奠定基礎。班固深得明帝賞識，被任命為“蘭台令史”，積二十餘年心力，終成《漢書》。《漢書》被史學史家認為是中國史學“正史格局形成的標誌”。 [2] 唐朝是中國曆史上又一個常為史家津津樂道的輝煌盛世。貞觀三年（ 629 年），唐太宗李世民命房玄齡、魏征等人主持修前代史，並對修史機構作了重大改革，正式設立史館，並移史館於禁中。貞觀十年（ 636 年），五代史書（《梁書》《陳書》《齊書》《周書》《隋書》）同時修成。貞觀二十年（ 646 年），太宗下詔重修《晉書》，房玄齡、褚遂良為監修，兩年後，《晉書》修成。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唐朝設立史館及完善史館製度，為後世沿襲，對保存正史起了重要作用。 康雍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清朝統治者在入關第二年（ 1645 年）即設立明史館，但直到康熙十八年（ 1679 年），在全國形勢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史館才開始修《明史》的工作。曆經數十載，《明史》於雍正十三年（ 1735 年）修成。梁啟超認為“現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馬、班、範、陳四書外，最為精善”。 [3] 以上隻是盛世修史活動的犖犖大者。其他如元朝，雖然談不上是什麽盛世，但中國疆域於此時達極盛，有史家稱元朝是“一個盛大的朝代”，也沒有什麽不可以。元朝並修《宋史》、《遼史》、《金史》，體現出開放包容的思想特色，也屬別具一格。因此，說盛世修史是中國史學的一大傳統並不為過。 當然，中國史學傳統還有另外一個側麵，即亂世著史。 春秋戰國時期，“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4] 《春秋》一書被認為中國史學開始的標誌。 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是一個動蕩不已的時代。這個時代史風大盛，史家輩出，史書數量急劇增多。除去官修史書外，私家撰史蔚然成風。“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 [5] 陳壽、沈約、範曄、魚豢、王荃、吳均、崔鴻等都是一時的名家。後世學者認為中國成為史學之泱泱大國，“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 [6] 唐代安史之亂，整個社會遭到嚴重的破壞。安史之亂結束後的第三年（ 766 ），杜佑開始寫《通典》。自稱“所撰《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 [7] 兩宋立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不時困擾。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入史”。 [8] 以便於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在此背景下，產生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顧炎武的《日知錄》。鴉片戰爭前後，帝國主義勢力進入中國。魏源編寫《海國圖誌》，徐繼佘撰《瀛環誌略》，何秋濤編《朔方備剩》，他們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史學的代表人物。 清末民國初年，天下紛擾，梁啟超等人大力倡導新史學，成為中國近代史學的先聲。 盛世修史與亂世著史代表著中國史學傳統的兩個側麵，共同體現了中國人濃厚的曆史意識。二者在指導思想、承載著的曆史內容等方麵又有著較大差異。盛世修史多為朝廷組織，其旨大抵出於以下幾端：一，保存曆史的軌跡。太史司馬談臨終前對司馬遷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統一，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也，汝甚念哉！” [9] 司馬遷秉承父意，修成《史記》。這種曆史意識為後世繼承。二，宣揚帝王的聖功明德。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便建議：“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且恐歲久漸至遺忘。…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矣”。 [10] 元世祖甚重其言，遂命國史附修遼金二史。三，通過修史來表明本朝的正統地位。班氏父子表現出太多為本朝辯護的意識，他們以五德終始說為依據，反複申言“劉氏承堯之祚”“漢紹堯運，以建帝業”。 [11] 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有這種指導思想。以上出發點決定了正史常有諸多不足。 梁啟超謂二十四史為“二十四帝王之家譜”，所言極是。但絕不能因此認為正史就缺少曆史價值。二十四史盡管有這樣或者那樣的缺陷，受到過或此或彼的指責，仍然是其他史書所無法取代的。以頗遭非議的《元史》為例，朱元璋即位之初便迅速下詔修史，固然有其政治目的，《元史》體裁內容上也多有重複混亂之處，但仍舊是我們研究元朝曆史的第一手材料。黑格爾曾經說，“中國曆史作家的層出不窮，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亞細亞人民雖然也有遠古的傳說，但是沒有真正的“曆史”。印度的《四吠陀經》並非曆史。阿拉伯的傳說固然極古，但是沒有關於一個國家和它的發展。這一種國家隻在中國才有，而且它曾經特殊地出現”。 [12] 倘若沒有朝廷的組織，這種曆史紀錄的連續性與完整性是不可以想象的。 與盛世修史相比較，亂世著史多為個人從事。大抵亂世的朝廷自顧不暇，更無心力去勞師動眾修纂史書。常懷治平使命的的知識分子，卻不能對此無動於衷。血性一點的，慷慨悲歌，投筆從戎。文弱一些的，則窮究經史，探尋擺脫困境的辦法。所以亂世所著史書更多地表現出探求曆史治亂之道的色彩，包含著更為濃鬱的經世致用思想。因較少朝廷約束之故，這類史著也往往容易有“超曆史之立腳點”， [13] 自由度更大，思想性更強，更富於曆史批判精神。試想，如果不是生活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際，黃宗羲何能發出君王為“天下之大害者”的黃鍾大呂之聲？如果不是生活在清末民初，梁啟超何能向舊史學猛烈開火？ 無論是“盛世修史”還是“亂世著史”，都不過是今天研究者基於對中國史學傳統認識後的一種提煉和概括。當然，我們也還可以從其他角度進行不同的概括。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何種概括，王先生用電腦對古籍數據庫“查閱”，都查閱不到。曆史研究者難道是“吃幹飯”的嗎？不“檢索”古人就不能說話？ 曆史學從來不是脫離曆史進程而獨立存在的純學問，曆史學家也從來不是脫離曆史時代而獨立的局外人。愛德華·卡爾說，時代決定我們研究什麽和如何進行研究。這句話一方麵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曆史學家所做工作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說明，任何曆史學家都會不可避免地帶有所處時代的局限性。清人有句話說得好，做學問之難，就在於一人求之不得，千萬人求之，則莫有不得；一時求之不得，千萬時求之，則莫有不得。對待曆史學家，以偏概全、求全責備的態度是不可取的。 優秀的曆史學家往往具備共同的優秀素質。王先生在寫文章時曾經提到“偉大的唐朝曆史學家劉知幾提出史才、史學和史識三個概念，……可以說治史成才的三要素”。 [14] 可見，王先生對曆史學家的素養是很在意的。但王先生不該忘記，劉知幾的“史才三長”經過清代史學家章學誠的發展，已經變成眾人皆知的“史才四長”了。不知是王先生不知道，還是知道了但認為不重要，王先生在文章中少了章學誠所疾呼的第四長——史德。 何謂史德？“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章學誠進而感歎“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15] 今天看來，普及這種認識仍然非常必要。 -------------------------------------------------------------------------------- [1] 《曆史學家茶座》第 1 輯，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5 年。 [2]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第 211 頁。 [3]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 1996 年，第 109 頁。 [4] 《孟子·滕文公下》。 [5] 《隋書·經籍誌》史部後序。 [6]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5 頁。 [7] 杜 佑：《通典·自序》。 [8] 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 [9] 司馬遷： 《史記·太史公自序》。 [10]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內翰王文康公》。 [11] 班 固：《漢書·敘傳》。 [12] 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 年，第 123 頁。 [13]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6 年，第 76 頁。 [14] 《學林春秋》三編下冊 686-701 頁，王增瑜《我和宋遼金史研究》。 [15] 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 2001 年，第 219-220 頁。 | |||||||
嶽母刺字與風波亭在曆史上不存在
嶽母刺字不見於嶽飛孫子編寫的曆史，這就足夠了。因為，嶽飛孫子為了光耀他爺
爺嶽飛，編造了很多故事，比如500 嶽軍破金兵10萬，戰報上說殺敵500被他誇大成
5000，還有編寫的金國如何害怕嶽飛的對話等等。在這麽神化的嶽飛曆史中沒有嶽
母刺字，就是沒有了。而元朝儒林子弟編寫的“宋史”，不但繼續散布嶽飛孫子的
謊言，而且更進一步，製造了“嶽母刺字”的故事。
後人試圖繼續維持“宋史”的謊言，其中包括“宋史”泰鬥王曾瑜，王先生作為中
國宋史學會的會長，他也說什麽嶽母請別人刺字。遊彪教授乃王曾瑜先生的高徒，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遊彪認為，嶽飛的母親姚氏是一個農家婦女，識字的可能
性不大，所以不可能親手在嶽飛背上刺上‘盡忠報國’四個字。但極有可能的是，
他母親為了鼓勵他放心去戰場打仗，請人在嶽飛背上刺的。”請吳不要斷章取義，
“嶽母不可能刻字”是班先生講話的前提，而且“請人”也隻是“可能”。而且，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見《宋史·列傳第一百二十四》）曾經與嶽飛分別的農家婦女嶽母，
身體一直有病，如何刻字，又如何“深入膚理”？
中國曆史謊言很多，古代的謊言就這麽多，近代更是基本扯謊，所以有“中國近代
無曆史”的說法。有趣的是，這些所謂的曆史學家現在開始互相指責，真是一場鬧
劇，下麵是所謂的爭論。看了一些所謂的曆史大家的書，感覺都有撒謊的地方，包
括台灣的李傲，大陸的更別提了，唯一讓我佩服的是顧誠的“南明史”，但是，顧
誠的“南明史”也引用偽書“揚州十日記”。說“揚州十日記”是偽書，不單是說
其誇張的80萬屠殺，而是內容多有致命傷，比如，當時稱朝鮮，而作者卻叫高麗，
作者被認為是史可法的隨從，但卻不知道史可法從來沒去過某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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