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是怎樣意淫出來的------經濟篇

盛唐是怎樣意淫出來的------經濟篇

引用:

說盛唐是意淫──────連日本人都要罵你！！！ 作者：李諸侯 接下來說到經濟了 　　這方麵詆毀唐朝的人並不多，我也不打算廢口舌，借幾位公認的權威人士的數據來對比一下。大家心照不宣。 　　梁方仲 《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 　　　　漢代 13 　　　　唐代 近30 　　　　宋代 10～20 　　　　明代 6～12 　　　　清代 　　　　順治、康熙 7 　　　　乾隆 3～4 　　　　嘉慶至光緒 2畝多一點 　　　　 　　　　吳慧 　　　　朝代 糧食畝產（市斤/市畝） 勞動生產率（市斤/勞動力） 　　　　── ────────── 原糧 成品糧 　　　　戰國 216 3188 2027 　　　　西漢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027 2255 　　　　清中葉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項目 ──土地生產率產量 ──勞動生產率 　　　　時間 （市斤/市畝） 指數 勞動力年產量（斤） 指數 　　　　漢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後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範.謝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畝產研究的基礎上加以修改補充，結論是：“中國封建社會單產是幾度上升，曲線前進的。明清南方常產是占國的5.5倍，是漢代的將近4倍。其中單產增加有四個關節點：一是漢武帝後，較戰國增長43%，二是唐，較漢增長31%，三是兩宋，較漢增長106%，四是明清，較漢增長284%，較宋則增長41%強。胡戟對漢唐明清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行了推算：漢代每勞動力產糧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會頂點；明清之際江浙一帶4418斤，但這是地區性的；清乾隆以後人口增加，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 　　再補充一下：極大促進中國農業生產並沿用至今的工具曲轅犁發明自唐朝。唐朝後期出現的很多萌芽狀態的新事物，對此後千餘年的曆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租庸調到兩稅法的變化，不僅是唐代賦稅製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國古代稅製由稅丁到稅產的起始點。宋代的「二稅」、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都是唐代兩稅製的繼續和發展。

有人列出一些所謂專家的經濟數字，來證明唐朝經濟是最好的，唐朝比宋朝好，比明清都好。那些數字看起來好漂亮，可是，單從邏輯上看，中國的經濟以自然發展的角度，應該總體向前的，怎麽可能一代不如一代呢？ 怎麽解釋傳統農業的清朝以占世界~７％的耕地，養活占世界~30％的人口？清代農業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風，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是因為人口增加而平均數字顯得小了而已。封建時代是小農經濟的時代，小農經濟的充分發展，是中國封建社會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比歐洲封建社會更顯得光輝燦爛的根本原因。應當說，不論是明清時期的農民，還是唐宋時期的農民，還是秦漢時期，都曾為此作出了巨大的曆史貢獻。但是一些科班曆史學家和網上民間曆史學家卻玩弄數字遊戲，狂捧唐朝，貶低其他朝代，這是不應該的。

清代糧食生產最突出的成就卻是地區擴散，即平均畝產在全國廣大地區的普遍提高。這主要由於：多熟複種製度的推廣，各地複種指數提高；水稻、玉米、甘薯等高產作物的推廣，各地糧食作物結構得到調整；品種改良、栽培管理、肥料積製與施用等精耕細作先進經驗，由官府或民間推動，特別是移民的傳播，在各地得到廣泛交流；開墾荒地、改良土壤，改造低產田、興修水利和植樹造林等農民長期勞動積累的作用，在各地得到充分發揮。由於上述諸因素的作用，不論餘糧區，還是缺糧區，糧食畝產均有大麵積的提高。如陝西漢中地區，由於興修水利，推廣了一年二熟製，嘉慶間，“水田夏秋兩收，秋收稻穀，中歲鄉鬥常三石（京鬥六石）。夏收麥，城（固）洋（縣）澆冬水之麥，畝一石二三鬥。他無冬水者，鄉鬥六、七鬥為常。旱地以麥為正莊稼，麥後種豆種粟種高粱糝子。上地曰金地銀地，歲收麥一石二三鬥，秋收雜糧七、八鬥，興安漢陰亦然”（《三省邊防備覽》卷八）。由於糧食產量提高，有大量餘糧外銷。“郡城富商大賈”販糧，“歲下襄陽，其利數信”（嘉慶《安康縣誌》卷十）。

清代前期的糧食生產，養活了四億人口，同時，非農業人口增加，城市和市鎮經濟發展，經濟作物種植麵積擴大。盡管有許多缺糧地區，除了由於土地過於貧瘠之外，大多是由於人口密度過大，工商業發展，或經濟作物發展。整個糧價隻是持續緩慢上升，道光間還出現二十多年糧價下跌。這都說明，清代前期的糧食總需求與總供給是大體平衡的，或者說是偏緊的總量平衡。如果沒有糧食平均產量的普遍提高，與出現一批糧食高產地區，這是難以想像的。

康熙間，唐甄說，“四海之內，日益窮困”。“雖年穀屢豐，而無生之樂”（〈潛書□存言〉）。這段話常被人引來論證清代經濟的停滯與不景氣。實際上，這是康熙朝一個短時間內，因市場缺銀而引發市場蕭條，不是物資供給不足，特別不是由於缺糧，唐甄的話本身就說明這一點。但這個話被吳承明教授和日本學者稱為“康熙蕭條”。但是，這個情況持續時間不長，不久，特別是到雍正間，情況即完全變化。所謂“民窮財盡”之說，是沒有根據的。

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是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的雙重結合。這種雙重結合是農民經濟在生產上的基本特征，已經成為農民生產的內在結構。這種生產模式在清代臻於成熟。它能有效地利用各種生產要素，在維持我國眾多人口的生活，和開拓商品市場上，發揮了重大的曆史作用。

以下從幾個方麵論證清代農業經濟是中國的高峰，主要引用了方行的文章。

一。糧食生產總產量：糧食是農業國家經濟的基礎，中國的水平高於同時代的歐洲，後來引進糧食高產作物如玉米水稻等，清朝的糧食生產總產量更是高過以往曆代，否則，怎麽養活幾億人口？ 西歐中世紀的小麥產量是種一收五，而中國秦時小麥的種收之比就已達１：１５。當時精耕細作農業是更典型更先進的。所謂種收之比，就是種子量與收獲量之比，是反映糧食單位麵積產量的又一種指標。清代的指標：

在江南蘇鬆地區，《浦泖農谘》說，稻種“每畝需穀一鬥二升”。道光以前，“田有三百個稻者，獲米三十鬥，所謂三石稻田是也”。米三石按官定“一米二穀”比例折成穀，是為穀六石，其種收比例為１：５０。 在福建永春州，“土田膏沃，水泉灌溉，率一鬥而收六七石”（乾隆《永春州誌》卷七）。種收之比是１比６０、７０。 在湖南，林則徐說，“其田係以石計，布利一鬥，半年可得收毛穀六石，次四五石不等”（鄭光祖：《一斑錄》雜述卷二）該省安福縣，在洞庭湖濱糧產區，“富民買田召佃，鬥種歲取石租”。此“石租”應為米，而非穀，因後文說，“貧民五口之家，佃田二石，中熟之年，俯仰足以自給”（同治《安福縣誌》卷三十）地租率一般為秋糧產量的二分之一，如果為穀，是養不活一家五口的。這是鬥種收米二石，即收穀四石。據這些記載，其種收之比是１比４０、５０至６０。 清代中葉，外省移民大量湧入陝西南部山區，推廣了玉米種植，據長時間在此地作官的嚴如□說，玉米“種一收千，其利甚大”（《三省邊防備覽》卷一一）。


二。餘糧：
有的學者援引李悝《盡地力之教》說，說當時魏國“五口百畝之家”的農戶，一年生產的糧食中，口糧占６０％，餘下的糧食用來作製衣、交稅等開支，餘糧率為４０％。並說，豐收之年，餘糧率還要高，“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餘糧率分別是３４０％，２４０％，１４０％，是後世無法想像的。秦漢之際“五口百畝之家”的餘糧率比魏國還要更高。下麵按照這個餘糧率的思路，來考察一下清代的情況。

　　清代的南方：在湖南，洞庭湖區發展了雙季稻。同治間，黃彭年說，“湖田之稻，一歲再種。一熟則湖南足，再熟則湖南有餘粟”（《陶樓文鈔》卷二）。湖南省丘陵與山地占全省麵積的８０％以上，平原不到２０％，湖田地區更不到５％。洞庭湖區的餘糧率雖難以算出，很高卻是可以肯定的。
　　在台灣地區，雍正間，閩浙總督高其倬說，台灣產糧，“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七輯）。其鹿港是，“近山沃衍宜稻，一年耕有五年之食”（陳盛韶：《問俗錄》）。藍鼎元甚至說，台灣地區是“耕一餘七”（乾隆《重修台灣府誌》卷二四）。

　　在北方，河南省的糧產區，“原隰平衍，膏腴千裏，歲果有秋，粟支十年”
（同治《漢川縣誌》卷二十，嘉慶間記事）。其山區的嵩縣，“大抵嵩野中熟，產粟可供食年餘”（乾隆《嵩縣誌》卷一五）。豐收年餘糧會更多一些。

三。從農民耕地規模
有人認為，秦國和漢代，采用大畝製，“五口百畝之家”耕田合今６７市畝。而由於明請時代的人口增加，即使明清地主之家，多數也沒那麽多的田地，農民的耕地更是降到十畝以下。農民基本生產條件的這種變化，並沒有導致明清時期經濟停滯。


1。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以後，在封建社會的手工工具條件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卻會導致農民耕地規模趨向縮小。這是因為，耕作從粗放到集約化，複種指數的提高，糧食高產作物如水稻和經濟作物的發展，都要求在單位麵積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勞動力。農民一家所能耕種的土地麵積必然隨之縮小。由於人口的增加，再加上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清代個體農民的耕地規模，確比前代大大降低。換一種方式說，清代個體農民的耕地規模的降低也反映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

在南方各省，如江南地區，康熙間，靳輔經過調查，向皇帝報告說，“臣訪之蘇鬆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三畝”（《清經世文編》卷二六）。張履祥也說，嘉湖一帶，“吾裏田地，上農夫一人止能治十畝”（《補農書》）。淩介禧也說，“一夫之耕僅十畝，力或不及，雇工以助之”（《程德安三縣賦考》）。嘉慶間，章謙存還說到了佃農，他說，佃農“工本大者不能過二十畝，為上戶”（《清經世文編》卷三九）。光諸間，陶煦說，“上農不過任十畝”。“佃農而一家力作，夫耕婦??，視傭耕者力勝，或可逾十畝以外”（《租核》）。甚至到民國年間，情況也無多大變化。抗日戰爭前，費孝通在吳江開弦弓村調查，一個普通農戶的耕作能力為稻田七畝（《江村經濟》）。黃炎培在川沙縣調查，大概夫婦二人，兩三個幼童幫助，可種田十畝，但農忙時仍需雇工（民國《川沙縣誌》卷五）。

在北方各省，乾隆間，山東巡撫阿裏袞說，“北方多旱田，易種，一夫亦不過二十畝”。他反對廣種薄收的粗放經營，提出地主應多召佃戶，使“約計一夫二十五畝為率”（《乾隆實錄》卷三二三）。河南巡撫尹會一也是這樣，要求地主對佃農“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過三十畝”（《清經世文編》卷三六）。嘉慶間，朱雲錦也說，“一夫之力，耕旱田可三十畝，治水田不過十畝，而畝之所入，水較旱可倍增”（《豫乘識小錄》卷上）。河南南陽縣就是如些，“凡農治田人三十畝，水田則減三之一，而所收倍”（光緒《南陽縣誌》卷九）。這說明，種旱田，一個農戶力能種二十多到三十畝，種水田可十畝左右。


2。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糧食畝產提高，又加以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從事家庭手工業生產，附加值高，收益增加。因之農民養活一家人口最低限量土地也必然隨之減少。從南方各省專種糧食的農民來看，在江南地區，靳輔在上述奏折中說，種田十二三畝的農戶，“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六人”。這是說，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種肥地六畝左右，種瘠地十畝左右，即可解決一家的口糧。

　　例一，湖南桂陽縣，地屬山區，這裏上等田畝產穀四石，人有一畝，“八口之家得三十二石，易錢五六十千”，加上”桑麥魚萊諸物之利”（同治《桂陽直隸州誌》卷五），便可過活。

　　例二，在江南地區，“民力田，佃十五畝以上者稱上農，家饒給矣。次僅五六畝，或三數畝，佐以雜作，非凶歲亦可無饑。何者？男子力耕於外，婦人□織於內，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給於一人也”（薛福保文，《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一）。

四。農民收入：有的學者認為，據李悝的估計，當時農民為應酬廣泛的社交活動，要支出９００錢，占其全年收入的１／１５。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述的商品經濟發達的程度後代難以比擬，以致使一些曆史學家把秦漢視為商業資本主義。這兩段文字緊密相連，如果揣測不錯，作者是認為農民的商品交換活動，支持了當時繁榮的商品經濟。西漢初年，確有一段時間商品經濟繁榮。這主要是當時的豪強大賈，乘西漢政權崇黃老之術，少幹預經濟生活的機遇，利用“放流人民”、“亡命者”“奸猾”、“僮”以及“役貧”等廉價勞動力，進行大規模冶鐵、鑄錢、煮鹽和農牧業生產，以致可使“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這當然不是說農民的商品交換活動，對當時的商品經濟繁榮不起作用，但不可否認，在當時商品生產與交換中起主導作用的卻是豪強與富商大賈。

　　商品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村商品生產發展，是清代經濟超越前代的又一重大成就。首先是棉、絲、煙、茶、蔗、果、油料等農產品的商品生產有很大發展。其發展水平，因限於資料不足，難以量化。不過當時人對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也作過一些估計。康熙間，靳輔說，“凡方千裏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間有種棉花、蔬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有田二百七萬頃”（《清經世文編》卷二六）。他這是就，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約占全部耕地的２５％左右。對當時第一大經濟作物的棉花，嘉慶間，吳熊光說，自木棉之利興，田畝已去十之二三。然衣食並重，勢難偏廢”（《伊江筆錄》上編）。這是說，棉花種植麵積，約占全部耕地的２０－３０％。煙草，是當時第二大經濟作物，同治間，李榕說，“種煙之害，及於稼穡，不過十分之一二，民間之食，不盡出此”（《十三峰書屋全集》卷三）。這大約是說，煙草種植麵積不過是糧食種植麵積的１０─２０％。他們的這些估計，隻是平日所見所聞的一種概括，並無統計根據，當然很不準確的，實際上是偏高的。但也說明經濟作物確有很大發展，足以引起當政者的重視。其次，手工業生產也出現了一個與農民經濟相結合，向農村擴散的趨向。棉紡織、絲織、造紙、榨糖、編織等農民家庭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也有很大發展。這都使農民成為社會商品的主要供應者。

　　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增加了農民的收益。許多經濟作物的種植，要占用糧田，因此文獻記載中大都參照種糧來計算收益。如棉花，江南棉區是，“利在棉花梭布，較稻田倍蓰”（《安吳四種》卷二六）。河南棉區是，“收花之利，倍於二麥”（乾隆《鞏縣誌》卷七）。河北棉區是，種棉“歲無大水，其利倍入”（康熙《河間府誌》卷四）。山東棉區是，“五穀之利，不及其半”（康熙《兗州府誌》卷五）。四川棉區是，“民相習植棉，其利倍穀”（光緒《潼州府誌》卷九引道光《蓬溪縣誌》）。這都是說，種棉一般比種糧多一倍左右的收益。

總之，人口過多自然也不好，這個沒什麽可以爭議的。但是，古代人口的多少也是衡量一個朝代興盛與否的指標。總的來說，唐朝的人口數字是不高的，這不是好事情，但有人卻拿這個低人口來證明唐朝經濟第一，這就有點過份了。

隋統一全國時，全國大約有700萬戶。至大業5年（609年）戶口數為890萬戶。隋朝盛世南北合計大致共有1030─1040萬戶。

隋末至唐貞觀初，人口產生大跌落，唐武德年間比大業年間大為耗減。武德4年（621年），有200多萬戶。經長期恢複發展，玄宗天寶14年時戶口數達891.5萬戶。天寶14年（755年）安史之亂造成嚴重的戶口損失，“京畿戶口減耗大半”，“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唐代後期，由於政治動蕩，戰亂不停，人口隻是略有一定的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