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
關鍵是上層10%的人問題
A. 連續用人失誤，軍閥割據是事實。國民政府是在軍閥割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各派軍閥與中央征服完全是貌和神離，國民政府幾乎是一盤散沙，而共產黨從農村發家，有一套嚴密的政權組織。老蔣在敗退大陸時說了一句話，大致是，“我不是被共產黨打敗的，是被自己的同誌打敗的”。日本侵略，隻是讓蔣成為表麵上合法的中國領袖，當然，我黨以抗日取得蔣應允合法化， 國民黨自己內部混亂， 人心渙散。
B.在孫文軍政、訓政、憲政革命程序三階段理論的名義下，國民黨以黨治的形式壟斷了全國的權利資源，限製了社會各階層最低水平的政治參與權力，形成了一黨獨大的政治霸權秩序。甚至把“清史稿”都列為禁書，得罪了很多知識分子。當時我黨的口號之一就是民主問題。當年, 毛發表《論聯合政府》，是中共對全社會的政治承諾，得到廣泛讚譽。
民盟在抗日後期漸漸發展了，它主要體現以英美為理想樣式的中國知識界對民主、自由、憲政和國家強盛的政治訴求。隨著國際的反法西斯同盟的節節獲勝，英美的意識形態開始在中國占到上風。國民黨失去了民盟支持，宣傳不及共產黨，還有打入敵人內部的本事也不及共產黨。
國民黨反清的君主立憲，反北洋的君主立憲， 而國民黨取得政權後，卻沒有兌現對民主的承諾，反而言論自由程度不如北洋政府，更不如晚清。 此時，國共和談，知識分子更多地站在毛的“聯合政府”口號下。
回答樓主:
這裏隻說滅亡，沒談興起
國民黨滅亡，北洋民國，清朝滅亡都是軍閥割據
當時老蔣畢竟是國際公認的，老百姓也承認的正牌
老蔣得到的百姓支持不一定比毛少
老蔣手下的兵將素質並不差
關鍵是軍閥割據，老蔣不信任別的人，而對自己的嫡係又亂指揮
腐敗麽？
腐敗是個萬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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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4樓回帖時原來第一句話是：“樓主露出狐狸尾巴了，你是台灣人吧？ ” 後來把我這句話改了！
蔣介石在二十年代末期完成北伐時的確隻是各路軍閥中比較大的一個。但請問共產黨當時有多少軍隊，有多大地盤，共產黨軍隊是什麽樣的武器裝備？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有多少軍隊，有多少美械裝備師？這些部隊中蔣係中央軍與地方雜牌部隊各占多少？當時共產黨有多少軍隊？有多大地盤？
你說的那些所謂軍閥割據勢力是反共的還是擁共的？閻錫山、李宗仁、馬步芳是與蔣介石合作打共產黨還是與共產黨合作打蔣介石？
既然共產黨能夠在你所說的軍閥割據的情況下統一全中國，蔣介石在“得到的百姓支持不一定比毛少，手下的兵將素質並不差，國際公認的、老百姓也承認的正牌 ”的行情下反倒丟了天下，這說明什麽？是他沒巴結好你所說的10％上層階級？
你認為《李宗仁回憶錄》說的下述腐敗與蔣介石集團的滅亡沒有關係？
凡事必須行賄才能辦，這是“國軍”的“潛規則”之一。當時由於戰鬥激烈，各軍消耗很大，如何才能得到及時、充分的補給，是部隊指揮官最念茲在茲的事。李宗仁記錄了這麽一件事：第29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拿著“委員長親批手令”，卻無法從軍械倉庫中領出槍械來，而一位新編師長王認曲，後來得到手令，卻很快就領到了。“總司令”便向“師長”請教其中的“竅門”。王認曲說，其實也很簡單，“他奉批得到新槍一千支，他決定賣掉二百支，就以這筆款項向經管倉庫人員行賄，如此他尚可實得八百支，比王纘緒一支也得不到強多了。”
問題在於，這種現象並不是孤立的。李憶起傅作義也曾告訴過他一件類似的故事：某次傅奉蔣親批彈械一批，可是倉庫主任卻老實不客氣地說，有手令也不行，要領武器，就一定要出錢。傅說，錢當然付，不過可否給一收據。那倉庫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給傅寫了一張收據。“傅有證據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員長那裏。果然，委員長一怒之下，把這位倉庫主任撤職了。可是不久之後，他又當了另一倉庫主任”——行文至此，李宗仁不由的感慨萬千：“軍隊為國捐軀。武器損失，彈藥消耗自所難免，尚須行賄才可得到補充，實為千古未有的怪現象”。
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往往把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國民黨的失敗，有兩個大的原因。
一個是在農村無所作為。在20世紀的中國，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從國民黨到共產黨，都意識到了農民和土地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就國民黨來說，無論是在孫中山時期，還是蔣介石時期，都曾有過相當完備的解決農民與土地問題、使中國農村實現現代化的理論構想和方案，並且在一些地區部分地實行過。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的主張、扶助農工的政策、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綱領，無不是這一思想的體現。國民黨在其執政的20多年裏，雖然排斥工農運動，但是對農民與土地問題並沒有放棄控製權。在1936年明確規定實施《土地法》之前，從中央到各省、市就頒布過240餘種有關土地政策的法規及單行章程。但是，由於國民黨中有大量的黨員與地主豪紳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使國民黨政權不可能真正有膽識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與土地問題，加之一些客觀因素的影響，它在抗戰全麵爆發前真正付諸行動的土地改革隻是限於土地整理、田賦整頓及租佃改良等三個方麵，而且收效甚微。1937年後，土改則已經完全不在國民黨的議事日程表上了。
既然農村問題在中國如此重要，那它自然會引起許多人的關注。閻錫山在山西搞自治，辦村治研究院，桂係在廣西搞模範省，都表示自己有一套治理農村的辦法。這些改良都沒有真正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隻是依靠地主豪紳階級做點滴的純粹的技術性改良，比如平民教育、鄉村建設、發展合作社和農業銀行、興修水利、改良農作物品種等。這些改良由於都依賴社會上層政治力量的支持和鄉村地主豪紳階級的合作，所以在實踐中並沒有對農民產生多少實效，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國民黨、蔣介石在農村問題上、土地問題上毫無作為，這樣實際上就把廣大農村讓給了共產黨，其失敗是必然的。
國民黨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真正發展資本主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一件進步的事情，而且在近代中國有兩次機會可能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都被蔣介石集團斷送了。
一次是1927年國共合作。按照國民黨一大的綱領，反帝、反封建，實際上是要發展資本主義，不過有一點限製。蘇聯鮑羅廷這些人，當時認為中國沒有什麽無產階級，要共產黨人幫助國民黨搞國民革命：搞成功了，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了，共產黨再起來革命，搞社會主義。國共合作後，國民黨的麵貌發生了大變樣，呈現出勃勃生機，如果一直搞下去，可能會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可是大規模的工農運動一起來，國民黨就害怕了，感到了致命的威脅。工農運動也嚇壞了隻讚成有秩序的政治變革而反對劇烈社會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和中間勢力。當國民黨發動反革命政變時，資產階級、中間勢力絕大多數倒向了國民黨一邊。蔣介石上台後，人們以為他能發展資本主義，可是抗戰前十年，他隻熱心於打內戰，消滅異己，圍剿紅軍，並沒有真正去搞資本主義。國民黨在1927年至1937年所實施的一係列改革，大多數隻是在形式上滿足了資產階級的要求，在實質上卻反過來限製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另一次是1946——1947年舊政協的協定。中國共產黨當時做了國民黨實行這個協定的準備，所以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如果國民黨不撕毀協定，那就勢必成立聯合政府，如果協定實現了，政權當然還是以國民黨為主，隻能搞資本主義，裏麵可能會有一點新民主主義成分，因為共產黨參加進去了，但這種成分肯定很少。舊政協的種種規定，還不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但它有利於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和實行民主政治，有利於和平建國，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中間勢力尤其對此感到振奮。中國共產黨是準備嚴格履行協定的。政協會議閉幕後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國際上，美英蘇等也讚同中國建立聯合政府，宣稱，必須在國民政府之下建立一個團結而民主的中國，必須由民主分子廣泛參加國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門。但是，蔣介石集團認為，不僅人民民主主義，就是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也是不能行之於中國的。結果，國民黨撕毀了政協協定，中國又一次失去了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良機。
國民黨不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這就使許多本來指望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也拋棄了國民黨，因為他們已經看出，這樣一個與封建地主階級相結合、依靠帝國主義的官僚資本勢力，是不可能使中國走上獨立的自由的資本主義道路的。國民黨在中國人民中徹底孤立，它不能不失敗。
......
直到今天，我們離民國時代已經過了好幾代人的時間，曆史的真實畫麵仍未聚焦。一些狂熱歌頌***時代的崇***派們，仍然不厭其煩重複著毛時代所刻意營造的謊言：解放前中國連火柴、鐵釘都不會造，隻有***才改變了這一切。為了頌揚***，當年火柴大王劉鴻生等人的業績，統統都被一筆
勾銷了。當他們胡說舊中國連鐵釘都不會造的時候，大概也不知道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趙爾陸在1958年說的話：“我們工廠生產的衝鋒槍，隻打了十幾發子彈，擊針尖就斷了，還不如閻錫山兵工廠生產的好。”
然而，對一個時代的客觀評價，絕不可能建立在刻意貶低前朝的基礎上。在這一點上，馬思樂似乎未能免俗。他過於輕視***以前的中國，損害了他的長程曆史眼光。試想，如果我們連民國時代的經濟軌跡都不能公正了解，又如何給毛澤東時代一個正確的曆史定位呢？
在新世紀開始的時候，回顧一下上一個百年的中國經濟發展記錄，探討一下***時代在這百年增長中的地位，應當是蠻有意思的。
表一 20世紀中國經濟增長記錄
單位：%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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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36 1952-76 1957-76 1978-99 ------------------------------------------------------
人均GDP 1.1 3.7 2.9 7.8
GDP 1.8-2.0 5.8 5.0 9.4
農業增加值 1.4-1.7 2.0 1.7 4.8
工業增加值 9.4 11.5 9.5 11.6
發電量 18.4 15.4 10.6 7.8
生鐵 20.2 13.4 7.2 6.3 (
鋼 22.8 13.3 7.3 6.7
水泥 11.6 12.3 10.6 10.9
紗 9.1 4.7 4.5 4.2
布 17.5 8.7 7.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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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hang (1969)，Rawski(1989)，中國統計年鑒2000
表一列出了抗戰前的民國時代(1912-36年)、***時代(1952-76)以及改革開放時期(1978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記錄。從人均GDP的增長看，民國時代僅1.1%，增長極慢；毛時代不過3-4%，仍屬於中低增長，隻有到了改革開放時期，人均GDP才達到了7.8%的高增長速度。由此看來，民國時代似乎毫無足道。是這樣嗎？
其實不然。民國時代分部門的增長速度，特別是其工業增長速度，一點也不比後來慢多少。它的農業增長為每年1.4-1.7%，大致與毛時代的1957-76年相差不大。它的工業增長達到每年9.4%的高速度，絲毫不亞於毛澤東掌控經濟後的1957-76。電力、鋼鐵、紗、布等工業產品的發展速度，甚至還大大超過了以後的時期。 那麽，為什麽民國時期GDP增長慢呢？原因僅在於剛剛起步的現代工業部門所占比重極低(表二)。我們知道，在經濟發展初期,傳統農業部門增長潛力極低， 經濟發展速度取決於現代工業部門的發展速度和所占比重。民國時期，雖然工業發展速度很快，但由於工業占GDP的比重非常小，1912年民國肇始時僅8%左右，因而其對GDP增長的影響不大。 隨著工業比重上升影響擴大，GDP增長勢必加速。 民國時代的經濟發展，將工業比重提高了一倍有餘。毛時代的分部門增長速度，其實並不比民國時期快多少，其GDP增長提高，主要是這個工業比重提高的結果。
表二 工農業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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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33 1952 1957 1976 1999
工業 11.7% 17.6% 25.4% 40.9% 42.7%
農業 62.9% 50.5% 40.3% 32.8% 17.7%
資料來源：Rawski(1989)，中國統計年鑒2000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教授，是位十分有成就的經濟學家。在他即將出版的新著《醒過來的亞洲巨人：中國經濟轉型》(Asia's Awaken Gia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Blackwell Publishers, January
2002)中，鄒教授觀察到上個世紀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所遺憾的是，由於戰爭、政治不穩定和錯誤的發展策略，本來可以在40年左右實現的目標，我們卻花費了整整百年時光，才能達成。
下麵這張工業增長圖，清楚地顯示了鄒教授的遺憾所在。中國現代經濟史 上兩大災難，其一是抗日戰爭及其後的內戰，其二就是***發動的大躍進和文革，這兩者將中國經濟的加速增長，推遲了將近三四十年！
從這個圖也可以看出，在***時代，工業化確實取得了進展，但這些進展，似乎並未超出民國時代發展趨勢自然延伸的範圍。可以說，在上一個百年的增長記錄中，***時代的表現並不能說是特別突出。相反，這時期所發生的大躍進和文革，更是造成了隻有日本入侵和慘烈內戰才能比擬的大災難、大衰退。我相信，後人們在指出這個時代所達到的經濟成就的同時，也會客觀地指出， 與它所應有的進步相比，這些成就其實是相當有限的。
還是把國民黨法幣改革的前後經過弄明白再來說話；為什麽日本軍國主義對國民黨的法幣改革如此恐懼；如果事情不往好的方向甚至是強國的方向發展；日本人會提前發動戰爭嗎。國際形式給予國民黨的時間太少。
黃仁宇先生的《黃河青山》，精辟的多。
『中共』成功秘笈：
這個秘笈就是“主義”與“道義”之關係。為了通俗，以“生存經費”為主線，諸位先仔細學習一番中共成功經驗。
想當年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皮包裏的“草”，那可是威力無窮的，孫文、馮玉祥、蔣介石等人，都大大用了一把。別的不說，沒有蘇俄的金錢和武器加顧問，北伐不可能那麽快勝利，可能打都不敢打。二十年代的工人運動、革命運動、軍事行動，沒有這個“草”是萬萬不行的。列寧沒有德皇的錢大概也不能成功。
當時的這些共產黨人或者說革命知識青年，即便在中國社會，也不過是二三流人物罷了，馬列理論，到底知道多少皮毛，也是大可以一問的，隻要稍稍看看那些留蘇人士的記述就不難了解。他們固然有旺盛的精力，疾惡如仇，要把他們聚集起來，讓他們行動起來，大錢不要，每人每月三、四十塊大洋的零花錢總是要有的。搞一項自己又喜歡、又有錢掙的事業，當然是人生的愉快了，對於他們來說，也沒有太多別的指望了。不論對革命組織還是革命黨人來說，金錢真是很重要的。黃興為錢的事幾乎與孫中山鬧翻。阿拉法特一死，他掌管的幾億美金讓巴解組織那些英雄們在阿翁妻女前彎下了腰。
問題是，為國為民那些高高在上的大道理（小農稱主義）和飲水思源的財務（小農稱道義）萬一鬧個不痛快，怎麽辦？所以，管錢就兩個辦法：要麽徹底學習痞子治黨，把財務信息全部封殺，（估計現在不容易）；要麽，就痛痛快快地對募捐行為做一個規範。這個主義與道義的問題不解決好，“民運”諸君的日子以後也不會好過。
金錢不是萬能，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想想偉大領袖當年，兩次去北京，第一次去北京想發展新民學會會員，結果自己弄到幾乎餓飯，八個人躺在一個四合院一張坑上，翻身都不容易，隻好返回長沙，由楊家接濟。第二次去北京，沒錢，隻好到北大當校工，結果還是一無所獲，悻悻然離京返湘，要錢沒有，想在北大發展會員，也沒有作到。他非常之懊惱。相比之下，陳獨秀，李大釗有豐厚教授津貼、張國濤等富家子弟的好日子（不單自己好吃好住，還能夠拿自己的錢來接濟朋友），如何讓毛不寒心？
中共那個時期全靠共產國際給的錢活動，自身的籌集，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大家都是職業革命家嘛，所以都等著領“工資”。後來臨時中央在上海鬧出內亂時，對所謂“托派”分子鬥爭，最靈的辦法就是中斷其“工資”和費用，那些人立即陷入困境。
這個時期到1927年“八.七”會議之後，就開始變化了。這時候黨分成兩塊：中央機關轉入地下，到上海租界暫棲身，這是一塊；另一塊就是去各地組織暴動，搞武裝鬥爭。這兩塊，經費也都是由共產國際提供。事實上，1927年幾乎全年的重要會議都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的組織下召開的。幹你讓幹的事，當然你就得拿錢，否則又如何幹得了啊。但在暴動這一塊，有兩條線索：一是當時中共傾全黨之力主抓的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從頭到尾都是同共產國際的經費有關。南昌起義的戰略很清楚，運用兵變，南下廣州，然後如同國民黨北伐一樣，在廣州港口同蘇俄的槍和錢接上頭，再來一次中共的北伐，所以南昌起義就是一錘子買賣，拿上當時幾乎全部的錢壓下去，結果賭輸了。從一開始就沒有作長期打算，一下輸了，結果就潰散。雖然說賀龍有吃有喝有轎子躺，但那是他自個兒的錢，他不會拿來供給革命的，最多讓他看的順眼的人來陪吃幾頓而已。但部隊就一哄而散了。恩來就一走了之，去上海，過黨的“白領”生活，賀龍自個兒有錢也做不了職員生活，就自己走了。朱德高不成，低不就，誤打誤撞，碰上了老朋友範石生，靠他的接濟才存活的。所以南昌起義是靠撥的經費來搞的，是賭注。而不那麽重要的秋收起義，隻拿到了少許的幾塊錢，毛也有點兒三心二意，錢太少，能幹成什麽事呢？毛也沒有把握，等秋收起義草草起事，草草收場之後。（小農按：中共湖南省委在毛回長沙之前就把毛開除出黨，毛隻好逃上井岡山。這種侮辱讓老毛幾十年依舊念念不忘，一旦在中央撒潑，就要重上井岡山。）
毛帶人進入湘贛邊界時，他的經費沒有了。他也不像朱德、有範石生這樣的富朋友接濟。毛帶人就走上了沒有上麵“撥款”的時代。無論是否做了土匪，“革命的邏輯”還是得變成“生存的邏輯”。
打土豪，分田地，挖浮財，嘿嘿，讓袁文才、王佐之類的小土匪看花了眼，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你糊弄不了湖南省委和中央。所以才有特派員和指示信，對毛有所敲打，讓他不要忘了革命。其實，毛又何能忘掉革命呢？他是在廣州武漢搞過高級政治活動的人，他隻為革命才可能上山受這份罪的。隻不過彼時彼地，他邊幹邊摸索罷了。在遠處看的人，替他著急，怕他忘事，倒也可以理解。問題在於，這種浮光掠影式的打土豪，像一陣風吹過，即不深入鄉村結構中實現革命轉換，又無法拿到被農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這裏要承認，毛是先於別人看透了這一點。
於是，他提出“經營永新”這個思想時，他應當就看透了這一點，即光從鄉村第一塊財富資源上搞，隻能維持土匪式生存。要從第二塊資源上打主意。他事實上也進行了各種嚐試，當他率朱毛紅軍向贛南轉戰過程中，他一舉解決了這個難題。一句話，他把“分田地”、“打土豪”和打仗建立紅區這三件事給合成一件事了。他搞了個“三位一體”。他持續地推進分田地，以此充分深入地“打土豪”，徹底動搖鄉村結構，形成在新的鄉村治理基礎上的穩定的紅色區域，以此不斷地獲得人、財、物的輸送，支持紅軍部隊大規模擴大。
在瑞金方式之下，紅軍雖然說不上財源滾滾，但確實經費夠用。從1929年4月毛在興國搞《興國土地法》起算，前麵算井岡山方式，後麵算瑞金方式。1927年9月到1929年4月，有一年半多時間，毛手上的紅軍數量幾乎沒有增加，就3000多人。但到1931年8月第三次反“圍剿“勝利時，不過才二年多一點時間，毛手下紅軍正規部隊人數已達4到5萬人，中央蘇區有縣城21座，紅區人口達250萬人。兩下相比，高下立見。袁文才、王佐這些小土匪死得早，要不然，那一定是五體著地，服了。
瑞金方式是以鄉村中的“浮財”為對象的。就是前麵講的鄉村第二塊資源，它既然是存量，那麽終歸是有限的。而且，“挖”的程度是越來越大。開始的時候，好挖，後來存量越來越少了，自然挖的難度就增加了。“挖”的邊際成本越來越高。
當時瑞金方式之下，大體上有三個方向，一是“打城市”但是在實際打中心城市時損失很大。第二個方向，就是擴大“挖浮財”對象的麵。紅軍有口號叫作“向一切剝削者籌款”。剝削者自然有個定義，但實際執行的時候，就給擴大了。中農也算進去了，可能有些貧農也給算進去了。這是一方向，這個方向效果比較明顯。但負麵的東西也多。有很多文獻記載。第三個方向，則是在對外擴大不行的時候，轉回頭，把已有蘇區重新再打一遍土豪，這個時候手段很硬，很殘酷。這主要是通過查田運動搞的，這時候，什麽成分之類，就隨便定，目的就是任何可以拿走的東西拿走，以維持能夠革命和紅軍作戰經費。查田運動從1933年夏到1934年初夏，搞了一年，各級蘇維埃幾乎使出吃奶的力氣，最大程度的動員起來了。這期間還搞了很多的競賽，都有指標的，發公債、建穀倉、收糧食等等，層層下壓。但不論你怎麽動員，反正數量有限，100%動員，也就那麽大。
事實上，在老蔣開始五次“圍剿”的時候，中共全麵失敗的跡像已經出來了。因為進到1934年，老蔣自己已渡過最困難的時期。他對全國的掌控力達到了最好的程度。
到了1934年初夏，4月廣昌戰役失敗，就更加不可收拾了。這之後，就發生了好幾件事情，要聯係起來講。一是查田運動終於搞不下去了，在3月15日發布中字第一號訓令《關於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做了最後一把努力之後，在5月就草草收場了，此為第一件事。這件事表明蘇區民間的全部曆史積蓄已經挖光了，瑞金方式走到頭了。蘇區政府和紅軍經費要斷了。第二件事，是在5月，中央局那幾個人，決定“戰略轉移”了。當然他們嚴格保密。這件事，表示中共中央已然認識到必須考慮生存問題了；第三件事，是分別於6月2日決定征糧24萬擔；7初又決定搞“借穀運動”，借穀60萬擔。動員稻穀100萬擔，大體到9月底就完成。這件事表達，在“浮財”已盡的情況下，蘇區政府和紅軍已經完全在打鄉村財富中的第三塊資源的主意了。直接從當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糧食。而且講是“借穀”；第四件事，就是在借穀到手之後，10月上旬，一支近九萬人的大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當然，他們一定帶著這100萬擔糧食。
他們根本就沒有打算還。為什麽羞答答地叫“借穀”，我也不清楚。反正當時中央蘇維埃成立了武裝保衛秋收委員會，你一望可知，這個委員會是幹什麽的了。當時領導這場借穀運動的人是陳潭秋。我猜測他不清楚10月的長征計劃。
但一直被後人視為書生的中央局那些年輕的領導人，這個夏天的所作所為可是一點都不書生，道行深了去了。首先，從決定長征到出發，這段時間，正好是兩季水稻收獲的時節。早、晚都不行，必須在6~9月這個時段裏，拿到兩期的穀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農民拿回家給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時拿，才拿得到手。所以，這個長征的時間就有這樣一個確定的緣由，同水稻的收獲季節有關。其次，他們5月有了這個決定之後，是嚴格保密的。他們那個時候還連續出一大堆文件和口號，一副要幹到底的架勢，還在高喊全國勝利的口號。
如何保全“主義”的大業了。當時中央這些書生們激情澎湃，但卻也是十分清醒。他們要保全“主義”，就必須生存。那就要以蘇區百姓的生活作交換，這容不得一點溫情脈脈。更重要的，你光心狠還不行，你還得手辣，你一定要算計好了，讓所有人出其不意，才能拿走百姓活命的東西。這中間籌劃過程，這幾個人，展現的絕對不僅是求生者的冷酷，更多的恰恰是“革命者”的深謀遠慮。
這是“主義”和“道行”的關係，你光有“主義”，沒有“道行”，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沒有主義，說實在的，你也修練不出如此深的“道行”。雖然講，博古他們以後與毛相比“道行”還差得遠，但至少在1934年夏天，博古的“道行”是足夠了，他們一點書生氣都沒有。洛甫在此期間的文章，絕對不是有意哄騙誰，他隻是“道行”很深罷了。
1934年夏天中共故事的本質。它恰如其分地表明了所謂“革命”的真相。也表達了一個真正“政治痞子”的標準。他可以是個人道主義者，他可以是眷顧家庭的大好人，但他必須“主義”和“道行”兼備。他不必在內心深處給予如此道行以道德譴責，這個不必。他隻要有“主義”在胸，則一切的殘酷，都有了消解和升華的通道。這就是“革命大義”。所謂大義滅親，否則你就畜生不如。
接上文，從秋收起義到長征結束就算是中共黨史的第三階段了。這個階段的特征是中共開始了屬於自己的革命運動，另一個特征是毛澤東逐步走出前台，成為中共的教宗。
從“四一二”政變、5月21日的“馬日事變”、到七月中旬汪精衛分共、到八一南昌起義失敗，這幾個月當中發生了一係列強烈刺激中共的事件。中共這幫滿腦子空想的年輕人在這期間，從巔峰到深穀，曆經了絕望、幻想、瘋狂的精神狀態。特別是被寄予很大希望的八一起義失敗，讓中共陷入瘋狂狀態中。這期間，有各種各樣根本就沒有成功可能的起義計劃就紛紛出籠了。秋收起義隻是其中很小的一個部分。與此同時，更大企圖的廣州暴動也在醞釀中。此種情況下，秋收起義開始之前的計劃，大部分就是湖南省委一些空想而已。中央也是如此，所以他們的爭論就是空對空。
毛這個時候也沒什麽特別的不同於別人的表現，不過他倒是不緊不慢的。他性格中有這麽種閑庭信步的東西。起義的大部分組織工作是湖南省委做的，毛隻是掛帥執行計劃而已。他在去安源指揮起義之前，還在楊開慧的家鄉板倉過了一個星期，不緊不慢地搞了一通調查，才回到長沙參加省委的會議。多多少少讓人感到，毛澤東對此次秋收暴動並不熱心。戲劇性的變化是在9.9起義到失敗的這一周內發生的。要注意到，起義隻持續了很短的一個時間，幾天罷了。但這幾天，毛突然間就變了，變成了主角，唯一的主角了。
他突然有了方向，這個方向就是逃生，生存的方向。他帶著失敗的隊伍，四處試探，很快就向邊界地帶衝去。他有了簡單而堅定的想法：找到落腳點，生存下來。他當時不會有太多的想法，也來不及想。
你可以列出他上山見到袁文才、王佐之前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表，他幾乎天天在跑路。更嚴重的是起義時的重要幹部，死的死、跑的跑、叛的叛，最後都是些小角色留在他身邊。照一般人的看法，那是無法堅持的鬥爭。
這種困難局麵反倒是讓毛身上的超人意誌第一次被喚醒了，更進一步，他的超凡魅力顯現出來了。
隨後的這三年多時間裏，毛的魅力支配了全部過程。不管是上山做土匪；還是擴軍、建政、反圍剿。獲勝也罷、失利也罷，毛本人是整個井岡山的支柱。這種特殊的能量，一定在當時被很多在場者深深感受到了。所以，朱毛會師時，朱德、陳毅帶的隊伍力量比毛那幾個人強出十倍、二十倍都不止吧，結果沒有任何爭議，朱、陳當時都認毛為第一把手。彭德懷平江起義上山時也是如此。即便是三月失敗時，湖南省委代表杜經修傳達有誤，開除了毛的黨籍，似乎也沒有影響毛在起義者中的地位。袁文才、王佐就更是隻認毛，別人都玩去。中共的許多高級領導人，都具有超人的意誌力。但是，具備超凡魅力的僅毛一個人吧？
你不能因為這支隊伍後來成功了，就來分析這段曆史中的各種因素，然後找出一定成功的因素來，好像真有什麽必然性似的。講什麽革命的火種是撲不滅的，其實革命的火種最容易撲滅的。沒有成功的因素，他們生存下來了，就是個奇跡，就是因為有毛這樣一個具備超凡魅力的人，沒有別的原因。
這個的超凡魅力同他是個共產黨沒有任何關係，就象拿破侖、希特勒、列寧都是超凡魅力，他們各有不同的政治取向，這個同個人有關，是個純個人的東西。
當時毛也有沒有別的選擇，根本上是選擇餘地不大。秋收起義三四天就失敗了，中央和湖南省委還沒有等到毛的報告，就決議追究了毛的責任，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給解職了。湖南省委就更不客氣，幹脆給他開除黨籍。雖則是弄錯了，後來也糾正了，但也說明黨內高層對毛是失望和排斥的。黨內不少人認為，湖南農運過火行為太多，導致國民黨分共，毛要負主要責任。所以對毛是內心對中共的埋怨很深的。毛不會再去貼那個冷屁股的。隻是他更不可能選擇共產黨之外的機會，他內心是把自己同國民黨那幫“上等人”分開的。
總之，毛的超凡魅力貫穿於整個井岡山時期，盡管這期間失利很多，特別是三月失敗、八月失敗、紅五軍失守井岡山，等等，不斷發生。但毛總是鼓勵隊伍頂住了。超凡魅力並不能保證你戰鬥勝利，因為敵人感受不到這個東西。超凡魅力在你大失利時，危在旦夕時更起作用。後來毛經常教導部下所謂“最後一下的努力之中”就是這個意思。畢竟中國曆史上大的農民起義，都有個領頭的人，或多或少有這樣的超凡魅力吧，這就是毛在井岡山上革命的實質。
三月失敗、八月失敗都同中央、湖南省委的幹預有關，但這個時期還有很多個月呀，不隻有三月、八月呀。你看朱毛會師，朱帶來了將近一萬人和大量的裝備，其中後來組成的紅四軍主力，主要靠朱帶來的人組成的，林彪、粟裕、陳毅這些人都在其中。
這個會師大大的增強了井岡山革命的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朱毛會師並非毛的安排和計劃，那時中共全國一盤棋的一個部分。中共中央當時連續發動了廣州起義，湘南暴動。這些計劃都同毛無關、同井岡山沒有關係，而是全國方案的各部分。毛並不掌握這些個方案，但他卻是這些方案的“受益人”。因為這些方案無例外的都快速失敗了，一路潰敗，才跟毛會合。彭德懷的平江起義就更是如此，三次會合才成功，活下來的人才二三百人。
從這裏可以看到，毛同中央的全國一盤棋的關係，並不隻是中央幹涉了毛。你總不能因為毛後來是黨中央的化身，就把這個影響帶到井岡山時期，好像有兩個中心，一個中央，一個毛似的。實事不是如此的。毛那時對中央是很謙虛的。毛把自己的地位沒有弄錯。但確實有一點，即使是當時也看得清楚，要不是毛在邊界地帶搞了個落腳點，搞出了個武裝割據的成功案例出來，那麽所有的起義都沒有意義了，都不過是一些瘋狂計劃和慘痛失敗而已。是毛和他的井岡山讓這些起義有了歸宿，使之有機會重整隊伍。
上麵講的是偶然事件，在毛的身上自然還有必然的因素讓他成為領袖。那到底是什麽呢？
毛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實讓毛找到最有效率的社會動員模式。你根本就不用任何堂皇的口號，你就從當下的利益和本質出發，就有可能造成底層社會的大分裂。到抗日時，彭真同誌搞土改，就簡單一句話“地主家飯桌上的白麵饅頭是從你這兒剝削去的”。你搶就是天然正當的。
你可以利用人性中那些最本原的東西，引發出力量來。對一鄉村流氓來講，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滾一滾，要比別的滿足更加爽，更加願意企求。
所以，中共搞的這種社會動員，是一種全新的大規模的革命手段，它並不必然地被其目的製約。它自有其奧妙在裏頭，我總結就叫革命黨社會動員的效率定律。就是講，革命黨實行的社會動員的政策所含的知識的專門化程度同這項政策對社會力量動員的效率成反比。
在當時，什麽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翻身解放的民主、自由、反專製等等，相對於你要動員的社會力量來講，都是高度專門化的知識，他弄不懂，也就很難被你動員起來。相反，你鼓動一個二流子專搶富戶的財富，讓他有一種搶的正當性的感覺，那他就跟你走，聽你指揮，打土豪，挖浮財之類的口號為什麽有力量就是這個道理。
基於民主自由的社會革命理論為什麽總是掀不起風浪來。就是對民眾來講，他搞不懂。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原因就是秀才的革命總是從他那個情懷、知識、概念出發的，同民眾的當下利益無關。你動員不起來，你還造什麽反呀。這確實可以找到很多例證來證明這個定律。
為什麽中國曆史上的結成正果的叛亂總是由一些看似很下層的人物發動的，就是這個動員的效率在起作用。與此更進一步，中共在湖南看到了一種不同的東西，即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也照樣可以發動大規模的叛亂活動，關鍵是你要掌握這個社會動員的秘密。所以毛澤東的考察報告中對當時造反了的鄉村流民的性情狀況的描述就是意味深長的，即便是我們這些人在70年代上中學讀到這份報告時，也對老師解說的到小姐牙床上打滾的情節十分感有趣，不免還有些向往那熱鬧的場景。這個東西是催生毛澤東這樣十分草根化的人物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毛澤東考察報告裏甚至頗有些不雅的語匯。有些老同誌回憶毛澤東當年是髒話連篇。所以朱德講“老毛懂那些舊社會的旁門左道”，連朱德這種老兵油子都這麽講，可見毛身上的江湖氣。這些東西使毛頗為理解底層人物，特別是那些鄉村裏的邊緣性人物的心理。所以他的東西就更加能被這些人理解。
所謂政治家大概有些獨特的能力，就是能把理論家的東西換成大眾能懂、而且還可以同自身利益、訴求掛上鉤的政治口號吧。即便是大眾素質及教育水平提高了也是一樣。所以，這個社會動員的效率定律可以用來分析很多政治曆史的。
湖南農運時代，中共同被動員起來的農運之間，是分離的兩個不同的東西。中共更大程度上是利用農運以逞其政治主張，結果出了大問題，這個被動員起來的社會力量有了某種自主性，與中共而言，似乎失控了。而當國民黨分共時，這個農運並不具備為中共火中取栗的作用。
所以中共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講要搞武裝鬥爭，可是拿槍的社會力量，怎麽控製呢？這就是革命的知識結構。這個結構演進成黨軍合一。即當時中國社會裏的一大批極其能幹的政治激進的知識分子投身於早期的革命過程中，直接的同紅軍融合在一起了，構成了獨特的知識結構。這個就把中共的革命同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區別開了。農民起義沒有這個結構。它就是個軍事組織而已，隻是到了起義已成規模，接近勝利的時候，起義領袖才尋找社會精英分子入夥，但僅限於治國的知識而已。而中共則不同，它根本就是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自己的革命，它是拉農民入夥，接著，它就變換自身，同農民結合，形成這個黨軍合一。毛在這個裏頭，起了先導者的作用。
毛在秋收起義後，隻能來實的，他是第一個想到並去做這件事的人。秋收起義頭一個月，各位隻要稍為留意一下看各種資料，就能發現是起義部隊的逃亡率極高。秋收起義的幾個團，主力還是舊軍隊。剛起事，就有團級軍官叛變，營連級軍官在一周之內，差不多一半都逃亡了。整編後，打出了第一師的番號，後來原師長餘灑度也給不辭而別了。有威信的盧德銘，起義不到20天就中彈身亡。原來朱德、陳毅帶的那支起義部隊，也是同樣，林彪當時好像是個排級軍官，也逃跑了一次，沒成又回來了。彭德懷平江起義，最後到井岡山才300多人，原來有2000多人，大部分在途中被打散了，也就是在戰鬥中一哄而散了。毛澤東此前未帶過兵，這個時候，我想，他最苦惱的大概就是如何控製住這些大兵吧。如果士兵們都跑了，還搞什麽武裝鬥爭呢？那時，農民參加起義部隊也一樣，也需要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的辦法是設立士兵委員會。
作為一個政治幹部，毛必須思考如何控製部隊的辦法。在秋收起義的初期，他是一籌莫展的，簡直毫無辦法。他隻認得幾個人，自己又非軍人出身，打仗火力配置等又完全不懂，他那時不過是一個《三國演義》的熟讀者，低級的軍事理論愛好者。並不是因為僅僅看到部隊紀律差、軍官打人、士氣不高、或者共產主義教義讓他萌生成立“士兵委員會”念頭的，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夠控製這支部隊。有了“士兵委員會”，就有了官兵平等的基礎，分肥體係才不能施展，軍官才不能象以前那樣克扣士兵，或靠幾個親信就拉了隊伍嘩變，最重要的是黨才能深入到基層。要不然軍官不買帳，士兵隻能聽軍官的。軍隊的費用才能降得下來，無需支付軍官高薪水，才不必去額外寵絡軍官。在二十年代的軍隊當中，有著比較分明的兩個階層：士兵、長官及長官的親信兩個階層。長官可以找小老婆、抽大煙，繳獲來的東西長官享用，地區上人們的進貢也主要流入他們的腰包；他還有打罵甚至槍斃士兵的權力。軍餉他也可以適當地貪汙。你要組織“士兵委員會”，士兵們當然是非常讚成的，他們雖然不一定能獲得什麽，但肯定不會失去什麽，至少在經濟利益上是為此。還不用挨長官的鞭打，而且還有機會抽一抽長官的白屁股，感覺很好呀！說到這裏，我們就必須想一想：這個士兵委員會更容易聽誰的、受誰的擺布？當然是提倡的那個人，以及會說話的人，會用他們的語言說話的，他們愛聽的人。這時候毛和他的小知識分子黨員們終於有了用武之地、控製之法了。說話不簡單呀！
毛和他的同事們恰恰是說話藝術的高手。兵權和忠誠就從長官那兒到了共產黨手裏了，這才可以開始整頓部隊。作為一個士兵，都是吃糧打仗，你願意參加哪支部隊？你會忠於誰？這些情形有點類似於毛在部隊裏邊進行了一場社會動員。士兵委員會就像是農會通過不間斷的監督鬥爭，形成一種“脅迫”式的氣氛。軍官們就逐步地老實了。在此基礎上，通過毛及黨員的政治工作，這個部隊就基本掌握住了。這個士兵委員會向前再發展，等到毛搞支部建在連上時，支部，政治指導員之類的純政治組織就代替了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就不需要了，就會讓它消亡。這個，就是毛以後成為中共主教的另一個強有力的支持。
實際上當時的中共似乎更不重視外在的規則，它更加的從主體性上下功夫，更加相信信仰、拯救苦難這樣的靈性的東西。所以，中共開展了的很多活動，首先是主義的原教旨化，即所謂正確的路線，以及國際指示的理解。這個過程，很長時間伴隨著中共。
就是講，看誰更有說服力，更能把那個不在眼前的神聖的革命教義宣講的更加大眾化，更加強有力。當時，三大根據地都發生了中央代表隻身前往指導工作，短短幾十天就可以掀起“肅反”高潮，大批的殺人或解職。這並不是後來中共組織龐大以後出現的那種權力鬥爭，而是這個主義的教化過程。三大根據地，鄂豫皖殺掉了3500人，中央蘇區不小於1萬人，湘鄂西更殺到最後隻剩70幾個黨員了。要在其他朝代，這是非反了不可的。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政治解釋顯然是蒼白無力的，隻有宗教解釋才有一說。
從當時的情形看，並沒有對立的兩個派別在互相鬥爭，而是有個中央代表，有個政治保衛局，前者是主義的化身，後者則執行前者對革命隊伍成員的政治鑒別。有點類似牧師和宗教裁判所的樣子。而那個主義，就是遠在天邊的共產國際，與根據地的人們而言，那簡直就是上帝，就是聖經了。主義、牧師、信眾是我們理解中共組織的好方法。中央特派員、上級特派員就是使徒，你是不能違背的。否則你如何夏儀一人有那麽大的權利，而且無人反抗，殺誰是誰。劉誌丹、高崗也差一點玩完，如果不是毛早到一步的話。
基本結構就是這樣的，這種純潔化反複的進行造成人們內心深處的緊張感，形成一種靈魂上的驅動力。特別注意，按當時的環境講是異常艱苦的，犧牲是天天在發生。苦難的環境，往往產生一種宗教式的崇高感和使命感。你是為大眾的未來而贖罪，受苦、犧牲自然就有了解釋，就有了彼岸性。這種情形經過了根據地失守，隊伍人數從幾十萬下降到幾萬以後，就達到了完滿。在這個意義上，我有時也把這個時期稱為中共的宗教時代。先是原教旨化，然後，在延安時代，毛取代了天國裏的共產國際而成為身邊的上帝，中共就完成了市俗化，從宗教時代轉化到世俗時代。
中共在這個時期裏，發生了各種各樣的黨內鬥爭和分歧，大體是圍繞著這個純潔化進行的。牧師、宗教裁判所、信眾，這樣的“宗教結構”，一般農民起義和叛亂組織是沒有的。要達成這樣的純潔性，一方麵你要有完全經得住各種知識水平的人們駁難的理論。就是說，你要有一本“聖經”，這個恰好，在當時的中國，隻有中共才有；另一方麵，你要有極其能幹的知識分子在做教化的工作。而一般的發展信眾的方式，已經被中共在湖南農運時超越了。中共發展出了更加瘋狂和莊嚴的社會動員方式，喚起農民千百萬。
純潔化，更多的體現在內心。凡是完成了內心教化的人，都成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們構成了革命的基幹力量。隻要這批人能保存，壯大，則革命就是有力量的。到延安那一萬多人，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人。你看他們多厲害。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認為西安事變救了中共。當時中共原本也有計劃到外蒙，這幫人隻要人還在，心不死，就可以殺回來，照樣驚天動地。
可以舉個例子，劉伯堅和他的妻子王淑振，劉在國共合作時作過國民聯軍的政治部長，王是西安婦女協會總幹事。劉夫婦在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被安排留下就地堅持，他是軍委秘書長，她是中央局秘書科長。劉在被捕後，被槍斃前寫了兩份遺書。給王的遺書裏，要她不要傷心，繼續幹革命，帶好三個孩子繼承革命-----。而他的妻子沒收到信。過不久，蘇區保衛局因為要轉移，擔心這個二十九歲的婦女落到敵人手裏受不了嚴刑，她知道的東西太多了，要殺她滅口。她申辯無效後，服從了。為革命的利益去死，這是她唯一的安慰，她提出的要求是臨死前喊句“共產黨萬歲”。還有就是大家熟知的“刑場上的婚禮”——“就讓敵人的槍聲成為我們婚禮上的禮炮吧！”。還有我們經常談到的曾誌，在黨組織無錢花的時候，賣掉她的孩子換取經費，曾誌一聲不吭的同意了。大量的被定性為敵人的人自掘墳坑被埋，僅僅是要節省子彈。這些人的行為散發著一種聖潔之光，這同聖徒有相似的意涵。當然，活下來後來又深居高位的人，許多是個人道德極其敗壞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主義的忠貞和虔誠，可能也不妨礙他們去為信仰而死，在某種意義上，他們認為自己是超越世俗道德的，隻有信仰和黨才能審判他們。
這些基幹力量，都有個特征：上帝在他的心中。這就是革命的知識結構進一步演化成一種分布式的知識結構，即每一個幹部內心都有了完整的革命方案，他不需要更詳細的指示。這樣，中共的黨組織的效率就變得很高。這就是第三個結果：中共組織的高效化。這個同科層化組織對比下，很明顯效率奇高。那時中央往往隻是派幾個人到一個地方去，很快就搞大。通訊和交通很不便利，所以中共中央很難真正及時的發出指令，往往隻是事後才加以評價。所以沒有即時的指令中心，全靠這幾個人憑自己的理解幹。張國濤在鄂豫皖最明顯。後來在抗日戰爭時期，幾個大根據地，如山東、蘇北、冀中等地，從延安隻是派幾個小部隊去而已，不出三、四年，均擴大了幾百倍。真所謂“革命的火種”。
黨軍合一，到隊伍純潔化，到組織高效化。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因素：最先進的革命知識、激進的知識青年、殘酷的環境、扣人心弦的政治教化、異於常人秉賦的鄉村邊緣人物、屠殺的狂熱與被殺的恐懼、等等等等，都在這個時期激活了、匯總了，融入那個知識結構裏，鑄成一支神奇的力量。
這個神奇的地方就在於它是兩個極端的東西給天衣無縫的結合在一起了。一頭是具有無比的道德自信的共產主義及蘇聯的榜樣；另一頭則是窮鄉僻壤裏那些麵目含混不清的人物、以及人性中那些負麵的東西。這兩頭結合在一個高效率的革命組織中了。共產主義的政治教化通過十分罕見的“肅反”形式迅速的教化了這些山野異人，或者更準確地講，是從大群的山民中篩選出這樣的人來，然後教化了這些人，他們就成了死心塌地的信徒。他們同前麵的那幾個例子是不同的，那是知識分子青年，他們相當自覺的成為共產主義信徒，他們不同於這些山野之人，他們是牧師，是傳教者，他們犧牲的方式，更加使共產主義教義具有教化山民的效能。信徒是透過這些青年“傳教士”的所作所為來感知那個主義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終其一生也沒有真正弄懂那個主義，但千真萬確，他們也沒有動搖過。
瑞金時代，中共就這樣同被它動員起來的鄉村力量結合在了一起。無論如何，它是空前絕後的，確為神奇之師。這一點在長征中就充分體現了。長征是中共這個革命組織達致圓滿的最後一刻。所有革命成功因素都是在這將近一年的苦難曆程中經受住了考驗。長征是一次由中共演繹的現代的“朝聖”之旅。
與其講長征是軍事逃亡，不如講長征是這些共產主義信徒通向心中“天國”的征程。當時，石達開覆滅是否會在紅軍身上重演，一直像片陰雲籠罩在這支部隊的上空。毛很堅定的講，我們不做石達開，我們一定能避免石達開的命運。其實，看上去這兩支部隊差不多，山窮水盡，漫無目的，但紅軍心中是有目的地的，那就是北上，北上。靠近蘇聯，靠近共產國際，靠近共產主義的聖地，就是朝聖之旅。它沒有什麽秘密可探。如果說有，那就是蔣軍的圍追堵截成全了中共，最終中共活下來到達陝北的一萬多人，那都變成了聖徒啊。老蔣用苦難成全了中共。用毛的話講，這一萬多人就是一萬多革命的火種啊。
上文提到長征。其實江西這地方，應當講是當時蔣政權比較有效的控製的一個省。當時蔣政權有效統治轄區，江、浙、滬、鄂、贛、豫這幾個地方，其它地方都處於其他軍事強人集團的控製之下。30年到34年，正是老蔣做了主席後試圖以武力一統天下的這個混戰時期。所以江西省，經常是個調兵一空的地方。
毛的邊界割據，正對應此時的根據地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從30年到34年，被後人吹得驚天動地的遊擊戰術，其實局限性非常大，或者講，遊擊戰術自身形成的矛盾。
首先，遊擊戰本身是個自我消亡的東西。當你壯大起來之後，你的隊伍就龐大起來，支撐係統就要建立。這個同遊擊戰的要求就是矛盾的，幾千人的隊伍可以搞那個十六字決，十萬大軍就不行了。所以大概到32年時，就提出了從遊擊戰到運動戰的轉變。於是一批高級軍事幹部從蘇聯回國加入了紅軍，擔任指揮任務。另外，當圍剿的國軍人數達到某個界限之後，誰也搞不成遊擊戰了，運動戰其實也是成問題的。
其次，遊擊戰同社會動員是不相容的。有效的社會動員依賴於較穩定的政權建設基礎，你整天跑來竄去的，地方政府就立不住，這樣你的各項政策就不可能取信與民。
再一個就是邊界割據的局限性。當你利用特殊的形勢和政經格局，在各方利益衝突的夾縫中尋求生存的空間，也就局限了你隊伍壯大的數量，以及運動的空間展開。這從後來四、五次反圍剿中看的就比較清楚了。你搞邊界割據，就勢必也限製了自身的伸展空間。
最後，就是當割據的最重要條件：軍閥之間的矛盾衝突降低，老蔣基本做到一統天下時，這個割據的條件就沒有了。圍剿一次比一次強度大，一次比一次厲害，到第五次，中央軍的精銳幾乎都來了，你就不好辦了。這幾樣東西是擺在那裏的。所以中央蘇區及湘鄂西，鄂贛皖兩塊的失利都是這個原因。
遊擊戰和割據戰略自身的局限性，這是個常被忽略的視角。我們不能從抗日時期開始的成功，倒推瑞金時代，認為第五次反圍剿有成功的可能。其實，30至34年這期間，中國社會的大趨勢，是國家統一、穩定、工業化初步起飛，這樣的大趨勢下，江西這個江浙滬地區的軟腹部，他是不會放過的。他騰出手來，紅軍就艱難了。我們可以看看毛澤東的兩篇文章《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毛在文中列舉了紅色政權存在的理由，有五點。一是封建割據；二是邊界地區發生過國民革命，群眾覺悟搞；三是全國革命形勢好；四是有強大的紅軍；五是黨內有力量，並有正確的方針。這幾條是經不住分析的。文章大概也經過胡喬木、陳伯達的修飾。第一點成立；第二條不成立，張國燾在的鄂豫皖，劉誌丹在的陝北都不是什麽經過革命的地方；第三條也不成立，革命形勢好，如果指割據，等同第一條，真實趨勢是不好的；第四條、第五條就是假設了，不是事實。這兩篇文章中有效的論述，就兩條，一是軍閥之間必須不斷的打仗；二是一直打到紅軍也有力量同他們對打。就這兩條，別的是講講而已啦。如果軍閥不打了，紅軍就隻有跑了。
再補充一點。遊擊戰同政權的關係，政權同百姓的關係。不論如何你都要對當地的百姓提供一個能讓他們最低限度生存下去的辦法。曾誌就講到燒殺政策，結果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被農民用梭標紮死了，所以這個政策不能輕易大範圍的用。那你就必須把他們轉移出去，前三次反圍剿就用了這個辦法，但隨著對方軍隊越來越多，你的軍隊也在增加，沒法采用。所以，百分之百的可以肯定：任誰指揮打第五次反圍剿都要輸。對中共來說，長征是一個最不壞的決策，博古他們這次做得很正確，而且幾乎很及時，兵力才被打掉不到五分之一時就撤是英明的。張國燾同誌可能是給他們做了好榜樣。至於說什麽分兵去杭州、福州都是不值一提的胡鬧說法。要是真去了，很可能也就真完蛋了。
長征可能是除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外最著名的苦難之旅吧。它本身就是奇跡。在長征的盡頭，中共看到的是它要創造的新曆史。當然，我們必須看到：它是政教合一的。政教合一如果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段內、相對嚴酷的環境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一旦變成一個完整的政權後，就必定出問題，出大問題，除非政教分離。這是題外的話了。
中共在內戰時期完成了自身的鍛造，這一點，毛澤東當時就看得很清楚。感謝皇軍，在7.7事變後，中共及時地獲得了一個適宜的環境，結果那些包含著中共革命勝利的一係列秘密種子就發芽成長起來。
原來常講，西安事變挽救了中共。現在看，隻能講，抗日使中共有了成長的適宜環境，用毛自己的話叫做外因是條件。
整個抗日時期中共成熟起來，仔細的分析這個環境。首先，是抗日戰爭造成的一個獨特的超級割據局麵。我們知道，中共武裝鬥爭發端於地方割據的政治局麵，中共這個初生的力量就在不到十年的時期內，生存發展起來。
當這個割據的條件減弱時，中共生存的環境就惡化了。那麽，抗日時期，就全國而言，忽然又有了一種割據局麵，那就是日本入侵造成的淪陷區與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割據。這個不是地方武裝割據，而是民族國家衝突造成的，所以小農把它叫做“超級割據”。
恰巧，中共身處陝晉邊界，這是接近日本敵占區同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邊界地帶。其實不是恰巧，而是肯定會如此。超級割據局麵的出現，同日本對中國的企圖和戰略有關。中日兩國的關係，幾乎就是中國百年史的最重要的國際因素了。這也不奇怪，畢竟是相互為最大的鄰居嘛。
但製約兩國關係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什麽呢？是中國絕對的安全感和日本的絕對不安全感。這個是從絕對意義上講，而不是相對意義。因為，從地理環境、人口、資源和文化傳統上看，中國盡管國力瀛弱，但是其戰略位勢卻具有絕對優勢，而日本則處於絕對劣勢。從一城一地的得失上看，日本可以獲勝。但這個獲勝有個限度，就是日本你無法全部占領中國，或者是象英國人對印度那樣徹底征服；而中國盡管敗仗連連，幾十萬人打不過幾萬人，但失敗卻有個底線，就是中國總有新的部隊投入戰鬥，而日本無法打穿中國的全部縱深。所以，即便是在中國最弱的20年代，中國軍事家如蔣百裏先生都還是認為日本無法征服中國。這點隻怕是日本人也很清楚。
日本人的絕對不安全感是很根深蒂固的。在二戰前，也沒有地區整體安全的保護傘，這個感覺就更明顯。這個因素顯然支配了日本對中國的戰略。而中國這頭，從蔣介石日記裏，似乎蔣也從來沒有設想過最終亡國的情況。他雖然憂憤於十戰九敗的軍事局麵，但你也確實看不出他有徹徹底底的危機感。相反，似乎有一種從容在裏頭。蔣在日本學的軍事，應當是知日派吧。
中日之間在安全感上的兩極化，是製約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到今天為止都是如此。即便有日美安保條約，但在中國擁有核武之後，這個優勢又被抵銷了。為什麽日本在台灣問題上持十分可疑的態度，就有這個安全感在裏頭做崇。小農現在基本上認為台灣問題不是中美問題，而是中日問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更多的是意識形態方麵的考慮。日本則不同，即便大陸不是共產黨執政，它仍然會阻擾台灣回歸大陸的。大陸目前對台的政策是大可以批評的，這是其中的一點。另外，還有日本為什麽在曆史問題上曖昧，也是可以從安全感的角度予以大部分解釋的。中國的外交戰略製定人似乎沒有重視這個安全感問題。
扯遠了，再說回來。日本對中國的戰略總是遊移不定的。進，不能全部拿下，退，又多半一瀉千裏。李宗仁在回憶抗日初期中日兩國戰略得失時，特別指出：日本是漸次投入戰力，結果消耗太大，無以達成真正戰略主動權。這個軍事上的被動就是日本拿不準對中國的企圖以及達成企圖的戰略。所以日本在中國，總是得而又失，失而又圖。你看日本在遼東半島下了那麽大功夫，結果還是丟掉了。在山東經營多年，結果還是得歸還中國。滿洲國弄得太勉強，在蘇軍重壓下，始終未起到重要作用。
回到我們的主題。由於日本知道無法圖謀全中國，日本就企圖建立起地區霸權控製係統，即“大東亞共榮圈”，以增強其安全感。在這個架構下，日本認為隻要做到在中國扶植起一個親日的穩定的政權就可以了。當蔣介石通過策動張學良東北易幟後，日本人基本上對蔣失去了耐心。所以，以打擊的方式引發出中國政局重組，就成為日本的侵華的政治戰略。這種情況下，當時華北地區是蔣力量最為薄弱的地方。
所以，日本首先從這裏這手，試圖建立起一個親日本的、“自治”的華北政權。這樣一來，就形成前麵講的“超級割據”。一方麵日本人隻從軍事角度占住點和線，而把麵分給華北偽政府。另一方麵，蔣的力量全放在長江流域以及西北，華北沒有蔣介石的力量。而偽政權對麵的統治在道義上講不通，它畢竟是外敵支持的政權。於是華北就出現了廣大的鄉村地區、非戰略要點的地區這樣的巨大空白區域。日本人的一個大錯誤是在華北建政後，他又打封閉之省的山西，可能是要獲得能源煤礦吧。
天知道，當時遼寧的煤礦夠用了吧。弄不懂日本為什麽分兵山西，對閻老西作戰。是不是日軍當時想保留從山西出發，進漢中、寶雞，打垮蔣政權的選擇呢？可是它雖然投入了兵力，但很快又撤走了精銳部隊，這確實同日本對華的戰略不穩定有關。
總之，日本打山西，又沒有決心徹底打下。結果在中共身邊就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發展空間。這點很重要，要是日本不打山西，則中共無法同抗日的地區便捷地溝通。那麽你就隻好按蔣委員長的指令，繞過山西，到河南東北地區同日本對壘。那中共的機會就不大了。中共是以抗日取得蔣應允合法化的。否則，胡宗南仍然有力量打垮紅軍那一萬多人的隊伍的。所以，既然日軍打了山西，紅軍就可以不聽從蔣的指令，堅決的隔河抗日。自山西出發，占領空白地區，棋局到此，毛就看透了。
山西這個地方是挺有意思的。在曆史上，由於它地理上的封閉性，所以相對戰亂較少。在抗戰之前的一段時間內，山西已經被閻錫山治理的比較有特色、有秩序、有相當大的自治性，很象那麽回事。
抗戰之初，閻非常在意他這個一畝三分地，堅持要保持獨立性，所以他不許中央軍進入布防。他為了維持自己的實力，更願意把事態複雜化。所以引中共入晉，以共同抗衡蔣介石。另外閻受日本教育，而當時的日本，社會主義思潮也是比較主流的，所以他對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共產黨有親近感。再加上當時中共分子確實很有能力，很能吃苦，富有犧牲精神。於是，在共產黨人的襄助下，他搞新軍、犧盟會。但是過不久，他發現有問題了，這些人慢慢控製了這些組織，他好像不算數了。而這些組織就為以後的根據地的建設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假如當時按蔣的意圖，中共去河南，是很難立住腳的。中共在河南沒有什麽基礎，河南又是戰略要道、平原地區。至於後來的幾個根據地都是從山西發展開去的，且多為山區。
那時，毛如何看抗日呢？
就對日戰略而言，毛同當時大部分戰略分析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持久戰，中國終將獲勝。我們講過，這不是他的真知灼見。毛的厲害，是在於山西抗日局麵一旦形成，毛就知道紅軍的機會在哪裏了。你看，西安事變後，毛把大部分紅軍派到山西，同時又緊緊的控製住前方指揮部，堅決不打正麵戰，隻做遊擊戰。當時紅軍大部分領導人和黨內同誌對此思想不通，所以，毛的指示在語氣上很硬。隨後中共就在山西形成了四個根據地。這樣一年後，中共人數就達到了15萬人，緊接著又在冀中、冀南和山東建立了根據地，這些根據地都是在割據條件下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政治上、戰略上似乎靈感很多，觀察深遠，無人能比。
應該說，看到持久戰並不難。可是能抓住山西的機會，連續走出六大根據地的棋，則是他的過人之處。這就是中共開始壯大的第一個戰略環境條件。
第二條就是中共放棄蘇維埃政權，變成國民政府的一個地區政權，取得合法性。這個同第一個條件是相聯係的。也是同中共一係列的政治路線的改變相關聯的。
7.7事變以後，似乎共產國際以及中共都開始進行調整了。首先是共產國際進行調整，當時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八一宣言”，是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中央當時也還處在到延安之前那段十分琢磨不定的時期。好像閉塞得很。但是，事實上張國燾是第一個明確的反對蘇維埃政權形式的，他在川北搞的那個西北聯邦政府，實質上已經是打著抗日的旗幟，搞的多種社會力量的聯合陣線，類似後來的統一戰線。
抗日統一戰線，這個政治戰略的形成，毛在初期沒有直接的貢獻。王明和張國燾應當講在理論、實踐上是領先的。但毛隨後就調整自己的看法，毛這個人經常是隨機正確的，他可以迅速的調整自己的看法，以符合棋局的變化。但不管怎麽樣，毛後來是掌握統一戰線的本質和主動權的。
中共政治上這個變化，就為與革命對象國民黨合作提供了依據。國民黨同意與中共合作，絕不會僅僅是蔣被扣押的西安事變。
國民黨接受中共還是同當時整個國際戰略格局有關，就是蘇聯在這個格局中處在一個相當有利的位置上。一方麵，蘇聯曾經幹淨利索地在諾門坎戰役中擊敗關東軍，由此，日本人相當畏懼蘇軍；另一方麵，蘇聯又試圖同德國修好、引誘歐美內亂。在這個格局下，與日為敵的中國必然非常看重蘇聯的作用。此種情況下，隻要中共放棄蘇維埃革命，蔣當然就可以接受中共，以取得蘇聯的幫助。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如果講第一次國共合作，僅僅是孫中山與蘇餓聯手，中共是被迫參加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兩黨合作，但以蘇聯為保人。所以蔣才下這個決心的。以後人的眼光看，隻是老蔣沒有流氓到家，他要做聖人。所以，會執行西安的協議。
如果有這個因素的話，也是個次要因素。關鍵是當時這個戰略格局，在德國同美英開戰之前，中國隻好依靠蘇聯這張牌。你還要想到：中國近、現代外交是從聯俄抗列強開始的，從李中堂那兒開始的一個外交傳統，就是同俄國修好，抗擊日本。這條傳統到7.7事變後不是減弱，而是加強了。所以，中共是蘇俄支持中國時搭售的一個附件，蔣必須接受。再者，蔣那時大概認為中共也沒什麽力量造反了吧，萬把人，能成什麽氣候。
結果蔣就容納了中共，給其合法性。這樣中共就同以前不一樣了。它利用這個合法性展開了自身的全麵發展。中共在這個合法性下，作了三篇大文章，一氣嗬成。
一是異常出色的宣傳工作。這個從八一宣言到西安事變，大體經過半年左右時間完成的。這個宣傳工作的結果是中共從一個久已被忘卻的黨一躍成全國性政治力量，它把這個合法性變成了它存在的正當性，從而讓自己成為中國高級政治事務的參與者。這在過去二十年中，是不可能的。中共真正從四一二事變被逐出中國政治舞台後，第一次重返政治中心。這期間的宣傳工作是值得好好寫寫的。因為，這之後在皖南事變、重慶談判、重開內戰、48年和談等等曆史事變中，中共在宣傳上始終勝國民黨一籌。
二是在合法條件下，主要是在山西的幾個根據地，把中共的看家法子，鄉村社會動員同合法的基層政權建設結合起來了。這點要特別給予注意。因為在農運時代，中共在鄉村進行了動員，但並沒有掌握住被動員起來的鄉村基層力量，結果這個力量將中共也給衝垮了。到了蘇區，中共則致力於將這個力量轉化為有效的軍事力量，但在遊擊戰和運動戰條件下，無法建立起穩定的基層政權。同時即便是在某些地區建立政權，也缺乏正當性，得不到社會主流的認同。隻好軍政合一，以軍領政，行為方式就同叛匪無異。這樣，被動員起來的鄉村基層力量中隻有少部分加入紅軍，大部分則在紅白之間擺動。到了抗日時期則不同，中共有合法的政權形式，有抗日的正當性。同時，在超級割據條件下，各根據地相當穩定，政權可以穩定存在。這個時候中共呼應其合法性，在政權人員組成上搞三三製、土地問題上放棄革命，選擇改良道路、依照國民政府的法案，進行減租減息，這樣以一係列溫和的社會政策作輔助，使中共的鄉村動員手段豐富起來。同時也徹底掌握了將被動員的社會力量組織起來的技巧。這個時候，中共就不僅僅是從鄉村中發現那些可以參加革命的邊緣力量，它還借此力量形成對鄉村進行全民動員，使中共在鄉村主體力量上同樣獲得支持。這種情況出現以後，中共就可以合法的獲得根據地民間財政的支持。
在合法性和正當性條件下，其實老百姓可以忍受更大的稅收負擔。在西歐，革命的法國政府就不能征收太多的稅，否則，就同你的與民的承諾相矛盾，革命者也深恐由此失去民意。相反，英國保守政府卻可以有比法國高得多的稅收，這個使英國人過海高成本作戰，一樣可以打敗拿破侖。這個例子也可以在中國根據地看到。
中共在這方麵的工作，我們以前也談到過。例如彭真、高崗、薄一波這些人做出了傑出貢獻。李井泉、康生也有貢獻，當然這兩個人經常是保持張力的另一端，他們在發展鄉村動員手段上，經常越界，滑向激進革命的一邊，這個也是必要的。毛就從來沒有認真的批評他們，雖然經常的糾他們的偏。
此階段的中共鄉村動員形成了一個劇場效應，很有解釋力。說到底，中共本質上還是革命黨，所以社會動員是他們必須進行的。可是隻有中共在鄉村的黨員們，似乎看清了鄉村基層結構裏的邊緣力量的人性當中的那點負麵的東西，如何可以被引誘出來。所以這個社會動員，在合法政權外衣下麵，就成熟了。
毛當然知道這個東西的意義。彭真從山西根據地到延安本來是準備參加七大的，七大推遲以後，彭就留在延安學習。他給毛講根據地的政權建設，毛就說“你再給政治局的同誌講”，後來毛講“那麽好的馬列主義，不能就這麽幾個人聽，讓延安的同誌們都來聽”。彭就連續作報告，後來幹脆留在中央黨校，主管教學。中央黨校主要就講這個社會動員與政權建設。七大時，彭真、高崗都進政治局同這個直接有關。
劉少奇在這個時候也冒出來，他的地位在中共內部方麵也迅速上升，他自己對中共的經濟建設的理論也開始成型。
劉少奇除了黨內鬥爭中挺毛這一條之外，在社會動員和根據地建設以及這個過程中，黨員的地位作用等等方麵，有大貢獻。特別是加以理論化。這成套的理論成果，後來在解放戰爭和解放後，都派上大用處。最有意思的，劉在六十年代搞四清，簡直就是以前土改的翻版，什麽紮根串聯之類的東西。
從湖南農運到蘇區，到抗日華北根據地建設，確實可以看到社會動員這條主線，這是一個很好的曆史脈絡。可以觀察到一個革命黨的成長史。當然，它也是獨一無二，大概也是空前絕後的。
中共的第三篇文章就是人才聚集、培訓和參與基層動員的精英動員體製的建立。這個是在以前沒有的。中共是少數激進青年知識分子通過社會動員改造國家的革命組織。從一開始中國知識精英是對共產主義有疑慮的，大部分政治力量和知識階層是不讚成中共的，所以，中共的人員組成，就由兩極構成：一頭是少數激進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在蘇聯受訓洗腦的；另一頭是鄉村被動員的力量。中間是沒有東西的。到蘇維埃時期，社會精英就完全不讚成中共，甚至持反感的態度。這個局麵到延安時期就變了。這時中共成為這個政治平台的主角，而且由於傑出的宣傳工作，使中共在山西華北的抗日根據地成了抗日的象征。延安獨特的精神氣氛，也同國統區很不一樣。國民黨那時已當政十多年了，整個黨政不分、黨軍不分，結果已成為一個金字塔形式的分肥體製。這個體製一方麵造成很多失意者，另一方麵，又使有誌青年沒有信心加入這個體製。因為是官僚體製，有很多東西讓知識青年厭惡。記得有個後來做到部長的人回憶講，剛開始時跑到南京，找政府參加抗戰，後來左等右等，被這幫老官僚給耗在那裏，一轉念就來到延安。這個故事很典型。
這個也同共產黨本身那種類似傳教士的純潔、高尚、理想等等精神符號的吸引力有關。就是講，當時抗日初期有那麽種精神提升的味道，就象五四前後的那種社會氛圍。這時候一部分知識分子和知識精英開始接觸中共，到延安去成為一種時尚。毛和蔣相同的地方就是都喜歡辦培訓班。毛在延安大辦教育，吸收知識精英主辦各類學校，培訓到延安的知識青年。
國民黨那個分肥體製，人才是向上流動。而中共的培訓、分派人才是向下擴散。因為從一開始就為理想而來，當然就要到鄉村去，才能施展身手。有意思的是，在延安的培訓生活，很多人回憶，並不是那麽的浪漫，而非常接近清教徒的生活。這個生活方式加上思想方式，是在抗日和革命名義下進行的。有些青年不知怎麽回事就被拉進黨內鬥爭的激流中，也變得異常殘酷。
這是一種全方位的訓練，有些人就抗不住，跑了。但部分人留下來了，他們產生了對革命的依附性，對中共組織的歸屬感。我相信當時是有一種宗教似的氣氛，中共這些長征過來的人的故事，就象聖經故事。
中共對中國社會的分析，38年，39年好像也成係統了。這個立足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革命理論同陳腐的不成體係的三民主義形成對比。
對知識分子的培訓和使用，又和中共的知識結構，和它的扁平化的組織體係結合了起來。它使青年下鄉村後，真的是有大的作為。這個就不再是陳腐的官僚了，培訓你是專做鄉村動員和組織的，不是做官僚。
這個很成功啊。當時中共開始建政，需要大批知識分子才滿足需要。所以到45年日本投降時，很多民主黨派的大知識分子也講中共人才多。
所以中共及時因應了兩大環境的變化，連續做了這三篇大文章，走向康莊大道。這以後，就沒有力量可以消滅中共了。我看到一些數據，37年到了38年，八路16萬人，新四軍2.5萬人，到41年，已有100萬人之多了。到抗日結束，中共實際力量已在300萬以上，統治區人口已在5000萬以上。這是不可能消滅的力量，而隻能去設想如何與之共處，並改造之。想不到這點，你就完蛋。老蔣想消滅中共，於是把重慶談判當緩兵之計，讓毛給將計就計，再起戰端時，合法性和正當性全跑到中共這裏了。而當初這可是國民黨給中共的。
這時期，毛也成熟起來了。毛在這個時期成為黨內主流的。那個重點是毛在黨內的精神領袖地位的確定。而毛作為一支全國性政治力量的統帥地位的確定，是毛同中共一起在全國棋局中走出來的。
這個特別體現在兩件大事的處理上。一個就是紅軍在山西的抗日策略，這個前麵已經講過了。毛在這件事上，體現了軍事統帥的無情性格特征。他根本就不為空洞的抗日口號和民族大義的衝動所左右，他把這個完全看成是個軍事沙盤推演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他一切的目的就是在這個階段上完成中共軍事力量的再造。所以，他對八路軍司令部那幫人的“輕浮”是很不滿意的。一時的軍事勝利沒有任何意義。平型關根本就擋不住日軍占領太原的步伐。毛澤東沒準還希望這些大城市被占呢，這樣閻錫山就隻好低下身段，容納中共和八路軍。這個時期，顯示了毛作為軍事統帥的大局觀和戰略眼光。這之後，毛有次還專門講到什麽叫領導，他有一大段話：在指揮台上的人，必須看到桅杆時，就能判斷出事物變化的方向、趨勢，並且掌握之，才叫領導。
這期間，在處理相關人員和決策時，毛完全是獨斷專行，充分發揚了他身上的統帥性格。抗日時期遊擊戰術又獲新生。這當然同超級割據和華北地區的特點有關。當時僅僅在一年多前，紅軍還在中央蘇區時，象劉伯承、彭德懷這樣的人，就已經放棄遊擊戰，改打野戰軍比較規範的運動戰了。到了洛川會議上，中央討論如何製定抗日戰爭中紅軍的戰略時，毛就同將領們有分歧。林彪當時還滿不在乎的講，打小日本，照樣勝。果然在隨後幾個月就有了平型關戰役。但毛澤東根本沒有動搖，他堅持不能同日本人正麵作戰，要打遊擊戰。他在37年9月，離7.7事變才兩個月，就致電在前線總部的彭德懷“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作用，要有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個拿手好戲上，要自己能起決定性的作用”。他堅決製止總部的人去打大仗的。
這個同那些軍閥的保存實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是一個戰略家進取的深遠眼光。毛澤東在這期間多次告誡那些幹部，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是唯一取勝的辦法。而正規的正麵作戰，是不可能發動群眾的，隻有分散作戰與發動群眾相結合才能打勝仗。他警告那些頭腦發熱的人，不可回想起過去內戰的味道。你看看，毛澤東這個人的辯證法那是到了家，他居然在抗日開始幾個月就看清抗日的遊擊戰同內戰時的戰爭區別。內戰時遊擊戰很難發動群眾，當時中央因為這一點，相當冷淡毛的經驗。而到了抗日就變了，隻有遊擊戰才能發動群眾。這裏起作用的因素就是那個超級割據，同內戰時的格局完全不同。因為日本人沒有占住麵的打算和決心，所以事實上，你隻要在麵上發動群眾，你就很穩固，時不時的出擊一下，打點打線，這可以壯大自身的力量，又建立起根據地。這同內戰時，政府軍一定要占住麵，讓紅軍沒有辦法再打遊擊戰就不同了。所以毛的辯證法很靈。
到在山西形成四大根據地時，八路軍將領們就完全服氣了。這遠比什麽四渡赤水之類的小戰鬥更能體現毛的統帥能力。另一件大事的處理，就是皖南事變之後的半年內，中共在中國政治迷局中的搏奕，異常出色。這件事的處理，顯示了毛澤東全國性傑出政治家的眼光、手腕。從此以後，毛就不僅僅是中共的領袖，而是僅次於蔣介石的全國政治領袖了。這是中共史上無前例的。
皖南事變起因還是國共之爭，中共叫做反共高潮。這個磨擦本身到不奇怪，畢竟是兩個黨，所以國共合作，從一開始就是不順利的，時好時壞。
國民黨內部一直有很大力量在反對容共的政策，而鼓吹限共的政策。這個同大革命時代很近似。但是這次國共合作的環境不同。一是中共始終沒有交出自己的領導權給國民黨，而是黨際合作。二是中國政治結構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抗日戰爭，使得幾次摩擦都是和平解決了。但從蔣的本意上講，在39年，40年，他很強調“統一意誌，領袖意誌”等等東西，講法西斯精神。所以給中共施壓，不斷的測試中共的底線，就是他的一些親信的策略，不斷的生事，借題發揮。這個情況到40年底的時候，就開始走過頭了。他想一舉拿掉江南的新四軍，看看中共怎麽辦。
從軍事上講，確實機會很好，誘惑力很大。項英他們在江南遊來蕩去了近一年，就是不過江，向蘇北發展，結果孤懸江南沒有力量去策應，同時又遠離抗日前線，這很容易誘使蔣的反共親信們發動一場攻擊。事實也證明，這是一次很利落的伏擊戰，兩天就結束戰鬥了。但這個軍事勝利，根本就沒有轉化成政治的勝利。
當時有幾股力量都在起作用，一個是抗日力量，這個不用說。另外就是親日力量與主和派。當時中共好像也很擔心蔣與日本人講和，當時日本人開始表露出不想占領中國的意思，也主張廢除殖民製度，亞洲人自決等等溫和的口號。有一部分對知識界的人是有一定吸引力的。所以這個講和的方案在國民黨內部還是有市場的。
再一股就是美國人。美國人那時全力支持蔣，但同時又很讚同中共的社會政策。認為中共參政可以抑製蔣的獨裁傾向。所以美國的力量正在上升，而且有利於中共。中間力量，則不希望看到抗戰演變成內戰。因此，隻要說清楚你是反對內戰的，你就可以獲得中間力量的支持。當然，有一點是不用多說的，在抗日來說，中共是沒有多少力量的，也沒有出同他力量相當的力氣。蔣說的“遊而不擊”不是沒有道理。
中共在這個時期明確的提出了中間力量的爭取。再有股力量，那就是各種雜牌的正在消亡的地方軍事集團，正在以各種名義苟延殘喘，有的依靠日本人、有的靠抵消中共取悅國民黨。這些力量交織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個極為複雜的政治格局。這個格局，黨內的領袖們以前不曾遇到。但毛的反映很快。他同負責華北地區工作的劉少奇一道，製定了“政治反攻，軍事守勢”這樣一種策略，就是大打政治牌，借題發揮，以哀兵形式，訴諸與全國政治團體，要求以和平解決皖南事變為發端實行全國政治和解，推進民主化。中共提出了一個十二條政治主張，通電全國，蔣就被動了。中共並不就事論事，而是一付不與你爭一時之長短，我看重的就是民族大義的樣子。這個姿態很高，中共一下子搶到先手了。然後，在參政會問題上，主動發難。提出有條件參加參政會，讓參政會這個民主形式成為要挾手段，扯進美國人。美國人是這個民主化的熱心人，現在一看中共的這個態度，就反過來指責國民黨。於是各種力量就傾向於同情中共。中共不失時機，又發了一個“新十二條”，更加具體的對國民黨的政治統治提出修正意見，作為參政會的政黨主張。
這期間，還有一個力量起了作用，日本人為服從其太平洋戰爭的戰略安排，結果在41年元月中旬，發動了豫南戰役，把國民黨的主力部隊，15萬人打的幾乎全軍覆沒。這個舉動打消了與日講和的可能性，所以，蔣就隻能徹底抗日。
這個因素很重要的。毛當時講，中國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這個矛盾製約了蔣的行動。所以，中共敢於冒這個險，以軍事損失換取政治同情。第一次就全國政治綱領發表了實質性、建設性的意見。迫使蔣在參政會向與會者承諾不會再有皖南事變了。這個期間的政治鬥爭，實質上等於蔣替中共安排了一場苦肉計，中共以近萬人的代價，換回了中共的清白之身。在此之前，中共在政治上很被動，是被很多政治人物當作投抗日之機謀反的匪黨。相當一部分上層中間人物，也持相近的觀點。但皖南事變，顯示出中共博大胸懷，深遠眼光，和為民族擔當的負責任的政黨形象。就一下子取得了全國主要中間力量的認同。在此之前，各種反共浪潮，並沒有引起社會輿論的反對。這之後，反共成了一種“政治不正確”。這個東西到重慶談判時，還在起作用。毛在這個中間的那種縱橫家的作派，真是讓人佩服。而且，41年3月初，參政會還沒有開，毛就預言：“從此以後，國共力量對比就將開始發生對我有利的變化”。
有意思的是，毛並沒有安排這麽一場事變，他碰到了，就將計就計的利用了。在黨內，基本上王明、項英這些反對派在41年3月之後就沒有了。就象西路軍一樣。中共某些地區力量的損失加強了毛的地位和權威。
毛差不多總是下明棋，他自己講是陽謀，至少在49年前，他一直如此。他搞陽謀，總是大手筆，遇到一個局麵，他就靈活調整。西路軍讓他滅了張國燾，但西路軍的形成恰恰是張國燾自己辦的事。皖南事變也是如此。所以你講得不錯，毛在這之後，就變成全國政治領袖了。這是蔣身邊那幫反共親信根本沒有想到吧。
皖南事件的處理其實非常重要。我認為，就全國政治流變而言，皖南事變之後，除重慶談判之外，就再也沒有什麽可值一提的故事了。
皖南事變之後的中共政治策略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毛當時的判斷與黨內其他同誌的張惶與無奈就形成了對比。這個時候主義是不起什麽作用的。毛把握住日本人不會給蔣留下回旋餘地這個要害，冒險在這政治上同國民黨攤牌，打出全國民主化的牌，上綱上線，兩個12條，招招中的。以軍事失利換得政治主動，這個高超的政治運作堪稱中國現代政治史最精彩的一頁。彼時彼地而言，這個運作能力比主義會給人更加深刻的印象，行動家是不屑於在事後言說個中秘密的，於是理論家就拔高了理論的重要性。所以就中共這個組織在整個抗日時期的曆程，它在組織效率上，最大限度的激發了它在瑞金時代所獲得的成長因素。
從這個角度看，《三國演義》確實比馬列主義管用。
抗日勝利到內戰發生之間差不多有一年半時間吧。這段時間有兩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它對中共的影響並不大，但對中國曆史影響很大。
一件是重慶談判，對中共而言，不過是一次最高規格的統戰實踐而已。原先都是周恩來做，這次改毛澤東，老蔣也親自出麵。結果雙方的政治秀各自表演完，就回到原來的路上去了，就像兩個路人，路口相遇交談幾句“天氣不錯，哈哈哈”，就各自走路啦。中共的正統說法是老蔣根本就沒有和平的誠意，談判是爭取時間，倒是不無道理。
另一件事，就是中共同第三力量的關係。第三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是民盟。這力量在抗日後期，就漸漸地發展了。它主要體現以英美為理想樣式的中國知識界對民主、自由、憲政和國家強盛的政治訴求。隨著國際的反法西斯同盟的節節獲勝，英美的意識形態開始在中國占到上風。在此之前，先是左傾的思想占上風，比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比較傳統的民族主義等等，是知識界的主流，大革命失敗到30年代就異端化了。30年代老蔣比較傾向於右傾思潮，如賀衷寒這些青年國民黨人借了德國在法西斯統治下迅速崛起的東風，鼓吹法西斯蒂，模仿德意誌的法西斯民間組織形式，在中國成立複興社、藍衣社之類的東西，對思想駁雜的蔣氏產生了很大影響。西安事變以前，這股法西斯主義占據了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當然這個東西，抗戰一起就不合適宜了，就消失了。這時候思想界出現空白，就興起了以英美為現代化榜樣的思潮。這種情況下第三力量才起來。這在現代史上，是第一次純粹的知識分子參政能夠達到如此的規模。中共也一下抓住這幫人，大耍政治手段，將計就計，逼老蔣在政治上放開。於是，才有毛澤東在45年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在政治上奪了先聲，讓老蔣很被動。中共提倡聯合政府，就像是要搞個股份公司，其實同蔣氏搞參政會一樣，都隻是一個意思，就是借個民主的外殼罷了，並沒有觸及到民主自由的實質內容。但民盟這幫人沒有政治觀察力，他們沒有看透這一點。他們本來就是書生，隻是因為政治家們不成氣，他們才不得已從書房裏跑出來的。
中共提出搞聯合政府，當時看上去，國民黨、中共是大股東，民盟是小股東，三方合組公司。這三方股東對公司的組成是有不同想法的。國民黨內心是希望在現有攤子上略加改組，你們兩人參加入股就是了。中共希望組成一個新公司，但要大家夥兒先談好條件再合組公司。民盟是怎麽都可以，隻要公司的宗旨合他們的意就行。但到46年，形勢就不對了，合組公司基本無望，中共這時候本錢已經不少了，掂量掂量之後，就決定與老蔣硬抗。此時中共的聯合政府的想法就悄悄變了，那就是拔掉蔣氏的攤子另起爐灶，以中共為主吸收社會散戶入股。這種情形下，民盟就有點左右為難，於是就有民盟呼籲和平，實質支持了國民黨。所以周恩來痛心疾首，失聲痛哭。這件事，也沒有什麽特別之處，隻不過書生幹了一件可笑的事情。但解放後，這件事的惡果在反右時顯示出來了。
當年, 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是中共對全社會的政治承諾，得到廣泛讚譽。中共49年建國後，也沒有公開背棄這個承諾。那時的中央人民政府，後來的國務院從人員組成上，含有聯合執政的意思。但從合股公司的經營上講，完全是中共絕對大股東說了算。民盟那幫人插不上話。到57年時，本來隻是毛澤東讓公司員工起來批評公司管理層，不成想，民盟那幫人，以股東自居跳出來指責大股東專政，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是合資經營。所以你看那些用語，輪流做莊，黨天下，政治設計院之類的，不管你事後如何講，就是那個意思。這把中共給弄火了，因為在中共看來，46年底你們這幫人呼籲和平，我們就此了斷了。那個合資經營的承諾給對衝了。你們解放後參政，那隻不過是中共虛懷若穀，讓你們參加管理層而已。你們居然還以為有你們的股份，要分紅還是怎麽的呀？這下子，反右就轉了向，這就是毛那篇《形勢在起變化》一文的背景，這就是反右的實質。章伯鈞的女兒最近寫一文章，回憶她的父親，批評很多作者大寫反右，而不知道反右的要害是民盟同中共的關係。說到點子上了，章有這樣的女兒，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反右這件事是鄧指揮的。鄧這個人簡單，直接，是個行動人。他關心的是行動的結果。鄧同民盟這幫人是沒有什麽好談的。鄧要講的是貓捉老鼠的效果，民盟這幫人要講的是老鼠的權利，他們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及。鄧終其一生也沒有改變這一點。
毛讓鄧來指揮反右，選對了人。貓捉老鼠是一捉一個準。總之，反右之後，就是獨資公司了，大家都踏實了，不鬧了。所以講，46年的這件事是深深影響了解放後的政治製度變遷史的。但這兩件事對中共49年的獲勝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影響。
從46年底開始的內戰呢？這期間中共就兩個字：獲勝。別的就沒有什麽了，這三年期間就是軍事鬥爭了。中共的軍事戰略要比蔣軍成功。蔣氏的戰法有問題，整天救來救去。既怕失城池，又怕失部隊，結果全中了中共運動戰的下懷。毛講可以調動蔣介石，絕非虛言。
大家講得比較多的是華中七戰七捷。問題是，七戰七捷之後呢？是蘇南、蘇北那些最富庶的地方都丟掉了，新四軍原來是供應最好的。粟裕退到山東了。國軍將中共的山東部隊和華中部隊壓在魯南。這個你能講錯了嗎？不能講。在東北，四平丟失，總不能說是毛或林深謀遠慮，主動放棄吧。劉鄧千裏躍進，外線作戰，連金也承認，外線作戰是根據地經濟形勢所迫，遠不是什麽毛心中一有個所謂"品"字形戰略。這個說法同前一段時間有些經濟學家的地圖經濟學是一泡貨色。威懾南京？總有點兒搞笑。劉鄧到大別山以後情形，究竟起到什麽威懾的作用，我看不出來。所以，從戰略局麵上講，兩者的角度不同，各有盤算，不是像書生們想象的那樣兩個棋手一起坐下來，你一手，我一手，從布局上就見出高下了，這才是書生論道。國共之爭，不能這樣看。當時，各有各的問題，老蔣要壓縮共區，形成一點或若幹點上的決戰。中共是被動的一方，他原本並沒有什麽既定的戰略，他隻能因國軍的戰略變化而變化。他被迫給壓縮在一起了。當然，格局形成時，蔣達成了他所要的決戰態勢，毛隻好從中看出也有機會，就是中共的力量集中了，可以有一拚。這就是山東戰場1947年的局麵。
這個時候，當然全麵進攻就轉入重點進攻。這個轉變是很自然的，因為中共的核心部隊給壓縮到山東戰場了。首腦機關在陝北，重點打著兩頭就行了。後來講什麽千裏躍進大別山，把這個啞鈴中間給打斷了，那是兒戲啦，那有這回事。
重點在山東，山東的部隊是中共當時的主力。東北的部隊的大部分也是山東運去的。所以，決戰就在山東了。幾仗打下來，形成了孟良崮戰役，這是關鍵了，實際上形成決戰。 所以，過去講，中共在戰略上避免形成決戰，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這固然是不錯的。但是，形勢比人強……，不管你如何盤算，反正是到47年某月你還是要進行決戰了。你不能籠統的講，戰略上中共高明，國軍不行的。其實雙方都下明棋，布局上不會有什麽太大的差別。否則，就不會形成在1947年山東的決戰態勢。因為就這決戰的態勢而言，對中共並不有利，而且可以講還是相當危險。
這可以視作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並沒有什麽因素使中共更有利。什麽人心向背，戰略英明之類，並不存在。而國軍在付出很多代價後，倒是達到了他的戰略目標：進行決戰。從這個決戰上，就可以觀察到很多被忽略但都是有決定性的東西。我們可以拿反麵的平津戰役相比較，那也是個戰略決戰。但那裏沒有什麽懸念了，隻是時間早一天晚一天，多死一萬人，少死一萬人的事情。但在1947年的山東，則不同。這是分水嶺。早一小時，晚一小時，多一個營，少一個營，都是大不一樣的。
勝者，事後總要將自己的勝利歸之於"天"的，要敘述勝之必然的。但這不是我們所要的曆史敘述。要注意的是，在1947年五月，粟裕圍住74師，是十幾萬人圍住三萬人，國軍在外麵又圍住粟裕，是四十幾萬人圍住十幾萬人。到這時，就是戰役和戰鬥了。國民黨將領同中共將領的高下之分，就是在這個層麵上講的。雙方軍隊也就是在這個層麵上有高下之分的。絕不在於雙方將領的戰役領導能力，而是在於雙方將領及背後的統帥部的戰役決心和毅力。
戰役領導能力，同將領的素養、經驗、知識等等相關。這一點，雙方將領都是久經曆練的。應當講差距不大。關鍵在於戰役決心。我們可以比較一係列的戰鬥事例，為什麽在形成戰役對決的時候，大部分都是中共獲勝呢？濟南戰役、黑山阻擊戰、千裏躍進大別山、碾莊之戰、圍殲黃維兵團之戰，等等，都是形成相持的拉鋸戰形勢，結果大部分是中共獲勝。這些戰役的獲勝，總結起來，就把國軍優勢給衝銷了。
問題在於為什麽共軍獲勝的幾率高呢？這個問題以前沒有提出過。我們講是戰役決心。這個戰役決心又是什麽呢？
就是敢於犧牲，不是戰士們敢於犧牲，而是戰役指揮官敢於犧牲戰士，大規模的、成建製的犧牲戰士的生命，這就是中共軍事勝利的秘密。
敢於犧牲部隊。在這一點，雙方統帥部的心態是不一樣的。我以前就講過，國軍的戰略是救來救去，中共是圍點打援，這就有個心態在裏頭。國軍是國民政府之軍，蔣介石不能隨意犧牲，它一旦被圍，就必須去救。而中共則不同，犧牲就犧牲了，為了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當時重慶談判的時候，劉少奇催促山東部隊進東北時，講即便丟掉了華東，隻要有東北，也可以最終獲勝。劉鄧進軍大別山的時候，鄧講就是全犧牲了，別的地區解放軍也可以解放全中國，劉、鄧一氣衝殺，死傷大半，沒有任何兄弟部隊進行救援策應，這種心態下，你的戰略騰挪空間就放大了。本來講，戰略上，國軍占80%，共軍占20%，這種心態下國軍優勢給減少了，大體上55%對中共45%。在戰役進行時，共軍的犧牲，又把這個對比給倒過來了，共軍占優。
在孟良崮戰役中，中共俘獲一萬多人，其中有7000人整體在一條山溝裏被俘，是整建製，隊伍很整齊，軍械完整，就是沒有子彈了，他們靜靜地投降了。這個事實很重要，張靈甫在沒有了子彈的情況下，並沒有要求部隊全部投入最後的戰鬥，他隻能要求自己犧牲。而中共則不同，他一定會要求最後一名戰士投入戰鬥的，不論你有槍沒有槍。淮海戰役時，圍殲杜聿明的時候，要部隊跑步前進，吃飯也是跑動中吃，後來跑不動了，幹脆讓戰士把槍都丟掉，也往前跑。你看看，槍都丟掉了，也要跑到位置上去，去幹什麽呢？那隻能以血肉之軀相拚了。劉、鄧過黃泛區的時候，也是丟掉了大部分裝備。這個張靈甫做不到，那7000人整編製，換給粟裕，肯定是沒有槍也要向前衝，用手，用石塊，用身體，也要向前衝。他張靈甫做不到。濟南戰役時，到關鍵時，殺紅了眼，白天也攻城，死傷慘重，照樣攻。王耀武抗日時，曾經打的日軍沒有辦法，結果守濟南卻輸了，關鍵也在這裏。宋時輪、許世友這些人，不斷地把部隊投入，壓上去，屍體填滿了河溝也向前衝，王耀武就架不住了。中原野戰軍圍住黃維兵團時，對付火焰噴射器，也是拿部隊壓上去。鄧給毛打電報，一天就拿下黃兵團，結果碰上火焰噴射器，仗打的不理想，一方麵打電報講要十天拿下，另一方麵就命令部隊一定壓上去，直到黃兵團沒有汽油了，火焰噴射器打不響了部隊就衝上去了，那個死人很慘。有些回憶文章都提到這一點。但隻是錯誤的認為是戰士勇於犧牲，沒有認識到那是將領們敢於犧牲戰士的生命。這個就概括為人海戰術。可是人海戰術決非那麽學術化的名稱那樣輕巧。我講就是敢於犧牲的決心更大。
解放戰爭期間，中共軍隊高級將領犧牲被俘很少，華東一個縱隊司令犧牲，東北炮兵縱隊司令朱瑞犧牲。除此，戰鬥中犧牲的高級軍官沒有，連師長這一級犧牲的也很少。而國軍那裏，高級將領被俘被擊斃和自殺的就很多。這個也同中共軍隊的一些特點有關。幹部很寶貴，要活著，就有辦法補充兵源，繼續打。軍官無從補充。所以非常重視指揮官的安全。孟良崮戰役時陳毅就對高級將領們說過死傷多少補充多少的話。所以不是什麽國民黨部隊的軍官怕死。再一個，就是兵員補充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國民黨軍是國軍，所以是後方補給係統給補充，而中共軍隊沒有這個條件，他是就地補充。其中一條是俘虜兵補充，這個俘虜兵就幾天時間，轉為解放軍戰士。靠思想教育，那樣短的時間，是不可能辦成的。一定是有個辦法的，不是思想辦法。沒有什麽資料，按常理猜測，同連隊官兵關係結構和戰場上的經濟條件有關。關鍵是這種資料難以看到，主要要靠訪問。
這個軍事勝利的秘密，其實也不是什麽秘密。國共兩邊的人都提到了。在朝鮮戰爭中，美國人也注意到了。還是那個宋時輪，當時率領九兵團入朝作戰，冬裝都來不及換，十二個師單衣單褲單鞋就進到朝鮮東海岸設伏，凍死凍傷好幾萬人，讓美國人嚇一大跳。所以就命之謂"人海戰術"。但從來都沒有從決戰勝利的原因這個高度來看。而我看，這個比戰略、政治層麵都重要。至於說戰士不怕死，那就根本沒有這回事，國共兩邊都有不怕死的士兵，那終歸是少數，多數都怕死。但怕死是一回事，戰役中注定要送死又是另一回事。中共將領在此問題上是從不含糊的，不論林彪、粟裕、彭德懷還是鄧小平，當年在這個關頭上，都是"英雄本色"呀。
這隻是講個例子啦。我們的意思是你不能簡單的講似乎從一開始誰就占了上風，另一方就終歸是沒落的。華北戰場的情形，還是一係列具體的戰場因素湊在一起，相持在那裏了。這就是戰場的決戰態勢。最終敢於大膽無顧忌的投入年輕戰士的生命方勝出了。這裏我們排除那些事後的一些對比、分高下的說法。而著重看那些現場中更加說的通的做法，或者講更加有效的做法。這樣經過若幹戰役的積累，戰略對比的優勢就開始逆轉了。
所以，我們隻能講"合理的曆史"。這個史觀其實也是無奈之舉。但至少可以將不真實的假的曆史打破吧。再舉一例，大家常常提到的情報工作，國共高下之分更加明顯。《1947》提到蘇中會戰時，粟裕第二天就知道了李默庵的作戰計劃。還有一係列的類似事件都曾在戰場決戰時起到作用。濟南戰役時吳化文的起義，碾莊之戰時廖運周起義等等。這些工作非常出色，也影響了國軍戰略優勢的發揮。愛黨賊們似乎由此更加認為人心向背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有這樣簡單嗎？
關於人心向背，至少講整個解放戰爭期間，沒有一次可值一提的民眾起義，就足以說明這個推理站不住腳。單一情報而言，中共能夠取得情報是一會事，國軍取不到情報則是另一回事。
從唐縱的日記裏就看到早在1944、1945年他就講搞不到延安的情報。唐縱是蔣身邊負責情報的幕僚長，雖說可能對專責中共情報的中統有偏見，但大體也差不多。比較一下，紅軍時期，中共在城市裏的領導層屢受打擊，那時做中共情報工作似乎比較有成果，中統在那時就成長起來了。後來進到40年代，情況就變化了。他們搞不到有價值的情報，中共在國統區的組織沒有再遭到較大的破壞。除了皖南事變之外，中共軍、政的各種活動沒有因為情報泄漏而遭受損失。這究竟是為什麽呢？抗日的時候，你總不能也解釋成人心向背吧。畢竟那時蔣及國民黨還是民族解放的象征和希望吧。你得另外看看是什麽原因。
這就涉及到高華那本書《紅太陽》了。高華對延安整風做了全麵的研究。我想大概也不會再有太多的新史料出來，給出一個新的全景吧。但是我們以前就多次討論過，毛和中共到延安，基本上合法化以後，他們麵臨著什麽樣的管理問題呢？一是如何留住人，一是如何避免被敵對者鑽了空子。這肯定是當時毛這幾個人想得最多的問題，這個就擺在你的麵前，你回避不了，就像是財政問題往往影響一個組織或者一個軍隊的戰略戰術一樣，可事後你往往看不見這個因素了。研究延安整風的人，不管是貶是褒，都有個問題沒有注意到，當中共從叛亂組織一下子轉化成一個合法性地方割據政權時，他一定會麵臨那些最細致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特務問題和叛徒問題。這個你回避不了，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呢？你不能像現在國家政權在手，搞個鐵桶陣，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這個不可能。當時實際上延安同西安等國統區之間的通道是暢通的。中共的很多高級人物的同學、同事等等，都有在國民黨那邊工作的，有的還是直係親屬。抗日開始後，大批左傾青年到延安時，也是一下子湧進來的，一是你不會有更好的辦法去甄別他們。地下黨一些失散的小組織和個人也在這個時期會到延安找黨中央。總之，紛至遝來，恐怕也難免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另一方麵，中共中央這邊也很鬆懈，高級領導人很隨意四處動，各種會議大都是很公開的。那麽在這種情形下，毛肯定會有一大堆擔心的。他找到康生來想辦法，康想出了辦法。這個辦法同黨的一係列傳統有關，也同康生這些人在蘇聯經曆的肅反及人類曆史前所未有的專製統治的體驗有關。
蘇聯斯大林發展的那套專製，真是人類曆史前所未見，任什麽樣的專製國家和曆史都不能與之相比。這個專製的特征在於對思想、心靈、靈魂的專製，試想想吧，有誰做到這個了。這套做法看來康生這樣的聰明人是看在眼裏，記在心中。這個同中共成長過程中那個宗教時代的一些東西就結合起來。康生這個人你不能講從那個時候就"是鬼不是人"了。他那樣高的智力水平，也不是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在上海時也遇到過危險。但他沒有出什麽問題，一心一意的搞地下工作。從一些很零散的回憶看，這個人一直很沉著，對危險的環境也很適應。毛與他合作，搞這個整風，隨後又有搶救運動。平心而論，大概是毛的主意，而搶救運動肯定出之於康生之手。高華的書，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給出一個統一的解說模式，用毛澤東內心那個權欲之心作為內驅力，套上法家的"術", "勢", "法"，來解說在延安的一切，這無論怎樣是有問題的。
最低限度，毛的整風和康生發動搶救運動是完全不同的。毛的整風，那時自有其內心的盤算，是不是有些常人尚難企及的想法，可以另說。但搶救運動，則不同，這完全是對周圍環境的一種本能反映和深謀遠慮的應對。這裏完全無意為康生或是搶救運動講什麽好話，而是在中性的基點上來談這個問題的。
奇怪的是說毛的整風似乎左右好壞都可以，說到康生和搶救運動，現在眾口一詞，算是有定論。而且說整風的負麵的東西，就是說搶救運動。
兩件事放在一起，沒法講了。必須分開講，從一個革命組織在當時對環境的自然反映裏頭你可以看看嘛，從一個組織自保自衛的角度，他是一定要有動作，有對應的。這個東西後來很殘酷，傷了一大批無辜之人，但這是另一回事。但就這個搶救運動的發起而言，估計康生一定有個考慮，而且這個考慮完全打動說服了毛澤東和黨內最高層的幾個人。要注意到，整風，幾乎除了毛，其他人都有份，搶救運動，則把最高層的幾個人排除在外，軍隊將領排除在外，這些人都經過考驗了，有份的全是那些看上去可能會有問題的人。
搶救運動實際上就是抓特務、反間諜、抓叛徒。這個在當時，怎麽能夠不進行呢？是必須進行的，是當務之急的，你不論誰來領導這個組織，你都得趕緊做這項工作。延安辦了那麽多的學校，就是洗腦，好聽講是革命教育。康生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認識到，那些學校、報告等等正麵手段，對各色人等隻有加分減分的作用，絕對不能指望有脫胎換骨的作用。他是不相信這個東西的。他認為，必須造成一種特定心理環境，讓每一個人在靈魂深處變成一個下意識的革命者，一個對自己靈魂都深懷警惕的人。隻有這樣，才能解決隊伍的純潔性。
康生大概也看不上蘇區時的肅反。他要解的方程式裏未知數個數比較多，他不能像打AB團那樣，你就把人給嚇跑了，那也不行。井岡山時代，就像個黑社會一樣，你們都殺過人了，你即便是跑到敵人那裏，大概也會被人殺掉。所以，除了特別高級的人物外，一般人是不敢跑的。但延安時期則不同，那些到延安而又沒有參加過長征的人，是可以跑的。所以就必須兼顧兩頭，一頭是把人留住，一頭是把人改造了。別對革命造成內部危害。
這是當時中共必須同時解決的兩個問題。隻解決一個不行。就在這個兩難的處境中，給康生搞了一個傑出的創造，就是搶救運動。
這個搶救運動，是人類曆史上沒有過的一種東西，它是一種事先的懲罰，它讓每一個革命者事先經曆一個背叛的心路曆程，然後再來對自己的這個純然是假設的或者講預設的當叛徒的場景進行自我啟示式的罰懲，如果你對這個預設的場景沒有那種自我啟示，那麽就來用外在的你的親愛的同誌們的力量，立馬給你造一個"真的"場景，啟發你對自己的靈魂進行拷問、鞭墶，再不行，就真的打你，鞭墶你，告訴你，你就是一個背叛了自己的理想的人，背叛了你自己的誓言的人，讓你深切的體會到如果背叛組織，那你就是背叛了自己靈魂，你就在道德上徹底破產了，你而且會在肉體上受到打擊，你會受到一切以前你都不曾設想過的毫不留情的懲罰，形成一種心理暗示，你靈魂深處站了個警察。
搶救運動的大部分對象是青年知識分子，這種靈魂的自我虐待，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心理學依據的。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康生這個人, 在中共曆史上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 此人智商奇高，也有所有共產主義戰士所需要的那種鋼鐵般意誌力，從某種邏輯上講，他更像是個純正的俄羅斯式的布爾什維克。這個人內心深不可測，我相信他是個很"通靈"的家夥。他太知道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東西了，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洞若觀火。隻有這種了解，他才能創造出這種自虐式的搶救運動。你看，當時被搶救的人的比例如此之高，幾乎是人人過關。
在人類曆史上，對個人罪行的懲罰都是在事後進行的。大清的文字獄，西歐的宗教審判都是如此。但搶救運動創造了一種辦法，就是事先的懲罰，預設你的罪行。對人的心靈、情感、思想、言論進行全麵的控製，隻是在斯大林之後才開始發展的。這種控製模式，完全不同於人類曆史任何專製製度和獨裁者。納粹、希特勒也沒有發現這種人的靈魂深處的秘密。斯大林感覺到這個秘密了，但他做得太粗暴，日丹諾夫細致一些，貝利亞之流大概也有貢獻吧。但他們都不能同康生比。可笑的是蔣介石想學蘇聯或希特勒，結果十三不靠，四不象，畫虎不成反類犬，落個專製獨夫之罪名，卻沒有專製之實利。那裏像中共，在其內部大搞特搞，結果外麵看不出，那幫美國大兵和外交官還以為裏頭是中國民主的希望。毛到重慶去，轉一圈，就有了判斷，認為老蔣搞"獨裁"的勁不大，他大概有內行人看外行人的那份清楚吧。
這個搶救運動一搞，"無產階級先鋒隊"就真的塑造出來了，也就成了鐵板一塊，任你用盡辦法也挖不開。所以這以後，中統就是打不進去。陳立夫那兩下子那是康生的對手。因為，他沒有看到，康生搞搶救運動是在那種環境下一個革命組織非常成功的一種創新，雖然這個創新本身就是泯滅人性的。但它解決了當時毛和黨所麵臨的問題。你脫離了當時毛麵臨的問題，就無法解釋毛為什麽支持搞搶救運動，你就不知道毛最後的脫帽的那份虛情和真意。康生最終一定會被重用的。
從搶救運動這裏，才可以解釋為什麽中共情報國民黨搞不過去。這個道理講了，就可以知道中共的隊伍給塑造成鐵板一塊。這也就是為什麽同樣是青年知識分子，到中共是一個樣子，到了國民黨那裏又是一個樣子。中共地下黨可以相當方便得在國民黨上層或是核心機構大肆運動，而少有被破獲的。《1947》把這個區別簡單歸結到正義與非正義或是人心向背，當然經不起追問。這又是一個例子。我的看法就是，黨史家們，你必須給出合理的解釋。你不能想當然的設想了一個完美的正麵，然後對照著講敵對方的不可收拾，似乎從一開始就勝負確定。這是很典型的從事後來看曆史。它一定會"漏掉"更多的曆史判斷。
高華在分析延安整風時，著眼點放在毛的地位的確立過程。他非常正確的用"紅太陽是怎麽升起來的"來命名他的課題。因為恰恰這個書名包含了共產黨組織的"神性"代替"黨性"這樣一個過程。但是他又用毛澤東追求、維護、玩弄權力作為敘述的主線，結果高華就又偏離開這個中共組織的自身演化的過程，用毛澤東本人的"個人史"來代替"革命史"，關注權力，關注毛個人的行為。這個同黨史中，那種用路線鬥爭拚裝一切與此不直接相關的曆史環境和曆史素材，又用路線的代表人物來抹煞曆史人物的多樣性，結果，黨史就成為正確路線的代表---毛同名，與那種錯誤路線的代表的鬥爭。
中共獲勝的原因不一定對應著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不管怎麽樣，抗戰後，國民黨的失敗，在經濟上肯定是有關係的，是不是當時接收敵產和長期的戰時經濟體製“哐”的一下轉到市場自由交易體製時，出現了某種並發症造成國家經濟解體。
中共從一出世那天起，就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組織出現的，而首先是作為一個民族主義的團體出現的。那就是在中國極端“落後”的狀態下，一批具有崇高使命感的青年知識分子，根據俄國革命的榜樣，試圖設計一個中國富強的方案來。這就涉及一個問題，到底當時中國落後在什麽地方呢？百年中國的所謂落後，並不是別的，它的全部意涵乃是中國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滿清而後中國的命運分別是由兩大鄰國----日俄來左右的。英美等國隻有經濟利益在中國，而日俄則不僅有經濟利益，還有更加重要的安全利益，也即地緣政治利益在其中。所以英美可以傾向於門戶開放就行了，但日俄則著力幹預中國內政，想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權。於是中國政治就變得很複雜。
中國政黨，政治人物，軍事強力集團，無不以此為背景參與了中國的政治設計和政治建設。結果就一團糟。
日俄兩國的地緣政治的角逐就成為中國政治演進的最大外因。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共的成立，孫中山的聯俄，滿洲國的成立。這一係列的事件都有這個影子在裏頭。這就帶來了一個局麵，一個持續不斷的局麵，就是中國總是處在“分裂”的狀態中，處在各種力量的角逐狀態中。這個狀態，當著毛這些人揭竿而起的時候，他就從政治策略上，看到了他自己和他的隊伍的活動的可能性空間，他把這個局麵準確的叫做“割據”。
前期，在湘贛邊界地帶；後期，則有抗日時期形成的“超級割據”。這就是中共這樣的革命組織取得政權的可能性空間。而我們就著力研討了這個可能性是如何演變成了現實性的。我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共取勝的原由。
就中共來說，曆史的看，它也是曆代王朝之一員，它的現代性是嚴重不足的。這個不足不是體現在個別領導人的自覺基礎上，而是體現在不同參與者的不自覺和下意識之中。
以現在觀之，執政五十年，它的形態幾與曆代王朝不相上下，整個官僚體係毫發未損，而且，似乎愈加強大。但是，這些相似並不能使我們誤會，因為它具有非常獨特和鮮明的非傳統性格。這個性格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就其根本而言，是一個主觀的運動，而不是客觀的運動；是“英雄”創造的曆史，而不是“奴隸”創造的曆史。這是它同曆朝曆代的根本不同之處。
概括而論，一部中國革命史，是中國共產黨風雲際會，審時奪勢，走向勝利的曆史，也是一個無關經濟形態、民眾利益的曆史。它不是別的意誌的反映，它僅僅是自己意誌的反映。
中共的意識形態，本是中共少數中堅分子的精神支柱。在它從弱到強，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以後，外化為一種國家存在的客觀形態，變成了中共統治正當性、合法性的根由。
中共完全是以其“主觀能動性”創造了這個曆史。其實，中共的執政方式，就是講，國家製度、政體、國體、憲政等等都是嚴重的“現代性不足”。近年來學界盛行的“憲政熱”,許多學者們都是從幾條經典的“合法性來源”作為立論的出發點，然後加上一個粗略的憲政的“技術設計方案”。這差不多是“與虎謀皮”，但又似乎不知道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所以以極為隱晦的語言，想指出某種“不合法的過去”。貌似建設性的進言想補足這個合法性。殊不知，中共從一開始就坦白得很，“造反有理”，革命就是合法性，“翻身”就是正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