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王曾瑜：空頭主編與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評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彩圖版
時間:2005年6月12日 作者：王曾瑜（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研究員） 來源:往複
筆者曾在《中華讀書報》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５日《主編癮和廣告熱》一文中斷言：“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齡段的治史者的學力而論，任何人也不具備對自先秦到清的古史進行貫通的實力，他們怎麽能夠勝任大部頭古代通史、專史等的主編？”這個論斷對史學內行而言，當然不是什麽秘密。這個年齡段的人，由於不正常的外部原因，大致都學問荒疏十年多，其學力自然有限。筆者說這句話的目的，無非是為提醒外行，特別是媒體和行政的外行，不要上當，不要瞎起哄，不要做名實不符的虛假廣告而已。
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海燕出版社的彩圖版《中國通史》，其上署名為“白壽彝總顧問，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史學會編”。對於兩位主編，素無一麵之交，但對兩位的學問，還是有所耳聞，知道他們並無對全書進行質量把關的學力。於是就費力地尋找，到底誰是握筆者，找了多時，竟找不到，我也不敢妄測，是否列名文字編輯的八位即是握筆者。既然尋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就順手翻閱一下自己本行的宋代部份，隻感到四個字，太不像話。記得筆者曾為某先生私下評論四句話：“一要名，二要利，三不肯出氣力，四不願負責任。”筆者至此才意識到，兩位主編顯然也與此先生同流，以空頭主編為樂。
時隔一年有餘，有一些參加對此書提意見的中年學者向我敘述了情況。據他們說，其實就是一位主編所在單位的人民大學也全然不知此書出版的經過，隻知出版社臨時找了一些全未經過史學訓練者，將今存的各種通史之類胡亂傳抄，拚湊成書。但他們的一致看法是此書豈止錯誤百出而已。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來此書是空頭主編和南郭先生輩合作之結晶。
現在借到手頭的，是此書的2002年7月第三版，其上又加了一個醒目的新榮譽：“本書最新榮獲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在動手撰寫文章時，才對此書大略地翻閱了一遍。
此書畫了不少人物畫，但作畫者顯然沒有各個時代的服裝、兵器之類頗有不同的史學常識，不管哪個時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飾。此書第１卷２３３頁題為“華佗為關羽刮骨療毒”，還有其旁的畫，無疑是依據《三國演義》的。《後漢書》卷８２，《三國誌》卷２９《華佗傳》均不載此事，而《三國誌》卷３６《關羽傳》確有他“刮骨去毒”的記載，但並無醫生姓名。《三國演義》將兩事捏合，固然是小說家的巧妙，卻非曆史。
第２卷第１０頁的“蜀漢桓侯張飛像”，又是仿照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形象而畫，黑臉虯髯，腳踏馬鐙，躍烏騅馬，手挺丈八蛇矛，給人一種勇猛威武、所向披靡的古代英雄形象。然而《三國誌》卷３６《關羽傳》和《張飛傳》隻是說關羽“美鬚髯”。至於關羽紅臉、臥蠶眉、丹鳳眼，張飛黑臉、豹頭環眼、燕頷虎鬚之類，又屬後世小說家流的藝術虛構。作畫者顯然不知三國時至少還未發明馬鐙。至於丈八蛇矛、青龍偃月刀之類兵刃， 也是後世小說家按元明時代的冷兵器杜撰者。從考古實物看來，商周時代的青銅兵器尚可保存，後世的鐵兵器反而容易朽爛。史稱張飛在當陽“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擋住曹操追兵。依東漢孝堂山畫像石和沂南畫像石中的矛的形製，與商周時的矛相近，應非蛇矛。傳世最早的兵器圖已晚至北宋的《武經總要》，也不見蛇矛的兵器，刀有一種“掩月刀”，應是後世所謂“偃月刀”的鼻祖。史稱嶽飛當小軍官時，曾“持丈八鐵槍”刺死金將黑風大王，但也無以考究是否即是後世所稱的丈八蛇矛。
最荒唐可笑的也許還是宋代部份。第３卷第２６頁有一標題稱“儒將曹彬”，這是筆者聞所未聞的新發明，然而查遍《宋史》卷２５８《曹彬傳》，也未見有他喜讀儒經的記錄，“儒”字又從何而來？
第３０頁特別記載了楊宗保與穆桂英喜結良緣，破天門陣，作為信史，介紹給讀者。其實，已故前輩學者餘嘉錫和聶崇岐先生早已作了考證。楊家將的傳世史料十分有限。楊業是一員勇將，但地位隻相當於今一個戰區的副司令。其妻折氏，後世訛為佘氏，杜撰了佘太君百歲出征的離奇故事。人類史上至今還未出現過百歲老將出征的吉尼斯世界記錄。楊業之子有楊延朗等，後因宋真宗迷信道教，裝神弄鬼，捏造傳說中的道教皇帝趙玄朗是自己祖先，楊延朗不得不避禦諱，改名延昭，這還是楊業死後二十六年的事。楊延昭的兒子就是楊文廣，其妻慕容氏。曆史上本無楊宗保和穆桂英一代，更沒有荒誕離奇天門陣。
第３７頁上有“宋代開始恩蔭製度”，其中說恩蔭始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我倒願意在此考問一下兩位主編先生，依你們的學識，曆史上的恩蔭製度應始於何時？
第９３頁上有“梁紅玉的傳說”，書中還特意為所謂“梁紅玉”畫像。其中一位主編的老師，也是筆者的先師鄧廣銘先生早已考證，韓世忠妻梁氏史書無名，紅玉係後人杜撰。知此位主編讀過老師的韓世忠年譜否？你們倒不妨以鄧先生的考證對照一下大作中的“傳說”，又合了多少史實？
第９４至９７頁是的嶽飛事跡，也多半是傳說，什麽嶽母刺字、風波亭之類，全不見於宋代史籍。他書寫的出師表、還我河山之類，又屬後人偽托。“大鬧朱仙鎮”竟全抄《說嶽全傳》的虛構故事，竟將“八大錘”作畫，又按《說嶽》稱完顏兀術為“金兀術”，須知曆史上的金朝都元帥兀術從來也不姓金。此書既印有南宋的中興四將圖，圖上有真實的嶽飛臉相，卻又在作畫時將他畫成京劇中的鬚生，自相矛盾。
以上的一些簡單舉例，說明此書往往將傳說誤作曆史，甚至連傳說也無據，如曹彬是儒將之類，實為信口雌黃。傳說與曆史必須嚴格區分，不過是現代史學的啟蒙常識。可知作者並未踏入現代史學的門檻，卻大膽地任意創作，信口胡謅，誤導讀者。故稱之為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輩，應非冤枉。當然，如要追究責任，又非兩位名人主編莫屬，出此等作品，難道不感覺羞恥？
一次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前所長林甘泉先生相遇，談及此書。林甘泉先生當時已被人盛情邀請，為主持此書修改的主任之類，他自然關心此事，後又與筆者通了電話交談時沒有錄音，如今大致可將筆者的談話整理為以下幾點：
第一，《說嶽全傳》的虛構故事居然成了信史，此書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低劣產品。說得文雅一點是未入流，說得粗野一點是在穿開襠褲水平之下。既是兩位“名教授”主編，不能不成為中國大陸史學界的醜聞。
第二，此書動用了堂堂中國史學會的名義。中國史學會是不是主編開的店鋪？結果當然是醜上加醜，又成了中國史學會的醜聞。
第三，中國圖書獎的評委們是吃乾飯的嗎？既然評上此書，自然又成堂堂中國圖書獎的醜聞，三重出醜。
第四，共產黨的三大作風之一，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主編身為黨員，該不該公開做個象樣的檢討？
方今史學界的歪風邪氣固然不少，但筆者思考再三，最壞莫過於趨炎附勢風、空頭主編風、拚搶名位風、剽竊風等，而趨炎附勢風又勢必占據首位。在正常的學術環境中，本來應被人們嗤之以鼻，而視同棄物者，反而榮獲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為之吹喇叭，不惜動員和組織人力修補，為之抬轎子，聊以遮醜。人們不禁會問，此類咄咄怪事是怎麽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強調事物的必然性，此類偶然性的醜聞中又有何必然性？其故非他，蓋空頭主編風與趨炎附勢風相得益彰耳！這正是當前史學界學術道德水平嚴重下降的一麵鏡子。
古代盡管是等級製社會，但正派的古人十分強調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律己。按照馬克思設想的新社會，當然是人民在上，公仆在下。如果對人民即使能夠做到上交諂，倒不是壞事，可惜在許多事物過份權勢化的現實中，往往把馬克思規範的新的倫理關係顛倒過來。不少古代士大夫，甚至近代如陳寅恪那樣知識分子，十分看重“清高”兩字。然而似乎是與時俱進，“清高”兩字在現代史學界中簡直就很難占據應有的地位，唯勢利是視，唯實惠是撈，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學。
風氣所開，一位主編提出驚世駭俗的一大發明，就是“盛世修史”，不僅在傳媒上出盡風頭，將來也無疑會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鋪陳濃墨重彩的一頁。但筆者亦願借此機會向這位主編提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何謂盛世，盛世應有哪些標準？治史積年，總不至於連盛世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吧。
皇天不負苦心人，以盛世修史上交的結果，還是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一位蒙古族的朋友得知此事，特別給筆者打來長途電話，勸我一定要盡力而為，關注隨便揮霍民脂民膏的行為。我聽後確實十分感動，就在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文匯報》上寫了篇《編纂〈清史〉的兩點芻議》，善言規勸一位主編要吝惜民脂民膏。然而事隔不久，就請來一批台灣專家，共商大計，給他們每人一間五星級賓館的高檔消費。台灣同行的財富當然非大陸可比，但他們卻發表看法，認為接待過份奢華，他們出外，住三星級飯店已經足夠。當然，誰也不可能否認，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國民財富有了很大增長。但中國仍然是窮國，大部分家庭一次出手那怕一百元，也相當不易，甚至艱窘。有什麽資格和理由，應當如此闊綽地、大手大腳地揮霍民脂民膏。麵對全社會大部分生活不寬裕的人們，你們難道就不虧心嗎？這難道就是共產黨員為世人樹立的榜樣？《北京晨報》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載，一位清華大學學生王紅球連續三年，用各種方式資助湘西貧困學生升高中。當地一個女孩僅因缺少三元，“不得不放下了自己心愛的書包”。我倒要奉勸這位主編大人，去讀一下這份報道，對照自己，不知當如何感想？
隨著世風日下，人們做壞事愈來愈多，愈來愈大，並且互相攀比，就不免產生另一個嚴重的社會道德問題，就是人們的臉皮愈來愈厚，說得文雅一點，是不知羞恥為何物。過去羞於啟齒的話，現在變得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了；過去羞於動作的事，現在變得可以明目張膽地做了。據若幹參加此書修改討論會的中年學者說，一位主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麵對一批後輩，仍然是居高臨下，麵無愧色。也許在一種意義上，也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是出錢者，猶如資本家雇了一批傭工，為我修改，就是天經地義。但學界畢竟還是學界。筆者曾自問一下，如若自己也主編此書，隻怕還是在一年半載之間，就羞於見人了。
據說，一位主編盡管個人的專著甚少，而由他主編的書竟然達一百數十部，這倒可能開創空頭主編的世界吉尼斯記錄。前麵說到榜樣，人們常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主編又為後輩學者樹立了什麽榜樣？是不勞而獲的榜樣（記得筆者在中學上政治課，其中的重要教導就是不勞而獲可恥，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是當空頭主編，就有理由對質量不負責任的榜樣？是竊取中國史學會的名義，在世上招搖撞騙的榜樣？此種榜樣難道就應當在學界代代相傳，而發揚光大？
最後還不妨提一件舊事。多少年前，我的老師，當然也是一位主編的老師張政烺先生，與這位主編同去山東，參加研究生論文答辯。張先生當然以學識淵博、治史嚴謹著稱，內行人無不欽敬。這位主編在那裏發表演講，雖是口才極佳，縱論上下數年史，卻是謬誤接連不斷。張先生向來極少臧否人物，但這次卻因他不懂裝懂，忍不住發表評論：“此人沒有學問。光從他對研究生的選題看，叫人家做《四庫全書》，他自己讀完《四庫全書》沒有？自己沒有讀完，怎麽指導別人？”筆者聽到老師的評論，也不免發表些感慨：“天地之大，學問之大，再高明的學者，在某種意義上可稱知之甚少，並不足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如果不知而強以為知，或不免淪為騙子。”
按照中國尊師重道的傳統，這位主編得知老師的批評，不知是否會有幾分汗顏？針對我提出公開檢討的問題，有人說，所謂自我批評，不過是說說而已，生活中又見到幾人能做誠懇的自我檢討。我說，此斷言不必下得過早，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共產黨員是怎麽履踐本黨的宗旨和作風，挽回給史學界、中國史學會和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
後記：本文原載於《曆史學家茶座》第１輯，但被刪去了關於榮獲中國圖書獎等內容。分明是學術垃圾，卻加之以中國史學會編和榮獲中國圖書獎的金色包裝，也足見目前的學術腐敗進展到何等地步。如果將一些帶頭搞學術腐敗的人尊為太師爺，由他們引導“時代的新潮流”，中華學術又將滑向何方？唯其如此，我隻能被迫出這個頭，是非曲直，應有公論。
又本文原作“一位主編提出驚世駭俗的一大發明，就是‘盛世修史’”，被改為“一位主編接過古代文人的所謂‘盛世修史’”。據本人查閱一些古籍電腦軟件，有“盛世”二千八百餘處，卻無一處“盛世修史”。可知“盛世修史”非古人之唾餘，而是一位主編之專利，此處改動不妥。
附1：王曾瑜的“學問”：
王曾瑜先生的所謂"學術批評" 吳大兵
編者按：本壇先後刊載了王曾瑜先生對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彩圖版的批評、《新京報》的采訪報道、餘世存先生的感想、吳大兵先生的反批評和戴逸先生的回應。此文是吳大兵先生今日中午寄來的修訂稿，我們作了一些編輯上的處理。根據吳先生的意願，以此取代他在7月8日淩晨寄來的文章。我們希望不同意見的各方能夠更加心平氣和地討論該事件涉及的學術和學風的有關問題，並從中得出有益的教訓。
一個宋史專家，寫文章斥責兩個"未曾謀麵"的清史,近代史專家為"空頭主編"、"南郭先生"。說他們修出了"錯誤百出的學術垃圾"。王曾瑜先生在網上批評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彩圖版"一文經新京報轉發，並加上"‘中國圖書獎’獲獎書被指為學術垃圾。"成了史學界的一道新聞。
驚詫之餘，翻閱此書，並參照王曾瑜先生指出的錯誤逐條閱讀查對。覺得宋史專家王曾瑜先生的這種"批評"有失偏頗，現列舉如下：
1，王曾瑜先生認為《通史》中稱北宋"儒將曹彬"是"信口雌黃"，"最為荒唐可笑。"因為《宋史·曹彬傳》中"未見有他喜讀儒經的記錄，"儒"字又從何而來"？
《宋史·曹彬傳》中確實沒有曹彬讀儒經的記錄。但《宋史》記載曹彬攻南唐時，"諸將欲屠城"，曹彬突然稱疾，部下問疾，他說："餘之疾非藥石所能愈，唯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征戰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有圖畫衣裘而已"。時人稱其"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嚐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根據以上記載，《通史》說他是個儒將，並不為過。
2，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中對恩蔭製度的敘述有錯誤。認為"恩蔭開始於漢代."《通史》按照編年敘述曆史。以"宋代開始恩蔭製度'為標題。把詞條放在北宋初年。《中國曆史大辭典》《恩蔭》條目稱："此製始於北宋初"。這和《通史》的敘述是一致的。而《中國曆史大詞典》宋史編委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王曾瑜先生。到底是《通史》錯了？王曾瑜曾審訂過的《辭典》條目也錯了？還是二者根本都沒錯？《通史》說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恩蔭之濫始於此"。文字雖可能會引起歧意。卻算不上錯誤。
3，王曾瑜指責《通史》關於"嶽母刺字"的敘述"全不見於宋代史籍"。查《宋史·嶽飛傳》記有嶽飛被誣受審，"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裏"。
關於研究"嶽母刺字"來曆的討論也早已有之。有人說宋代實行募兵製，為了加強對士兵的管理和控製，要求"刺字為兵"，嶽飛背上的刺字來源於此。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遊彪通過對北宋兵製，以及刺字內容和部位的分析，斷定嶽飛的刺字不是源於兵製的規定："極有可能的是，他母親為了鼓勵他放心去戰場打仗，請人在嶽飛背上刺的。" 《通史》采用遊彪先生一家之言，又結合了民間廣為接受的說法，此處無可厚非。
4，王曾瑜指責《通史》采用了兩幅嶽飛畫像有錯。
《通史》把南宋最早的嶽飛畫像和民間普遍接受的嶽飛彩繪像放在同一頁。讀者可以此參照對比，算不上"自相矛盾"。
5，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張飛畫像上的矛錯了。
不要說至今無人考證出張飛究竟用的是什麽矛。指責此矛非彼矛，這個批評本身就瑣碎無聊。
6，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中的梁紅玉"史無其人"。可《通史》中已經注明了這是"梁紅玉的傳說"。
7，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楊家將不符合史實。《通史》中也已經注明那是"楊家將的故事"。
8，王曾瑜先生指責《通史》采用偽托的"出師表",還我河山"。姑且不論偽托說是否一定可靠。包括"滿江紅"在內嶽飛的詩詞遺墨，數百年以來一直被人們普遍接受。《通史》沿用習慣說法，當不至於就是"製造垃圾。"
綜上所述：王曾瑜先生沒有在《通史》中挑出一個硬傷。令王曾瑜先生不能容忍的所謂"學術垃圾"，都是《通史》中旁引的那些傳說。
那麽，到底是不是《通史》編撰者把傳說當作了曆史，在以訛傳訛呢？
我大致粗略翻閱了全書。該書為縮微，通俗性曆史普及讀物。《通史》采用了一些正史以外的神話，傳說等資料。如女媧造人，伏羲的傳說，燧人氏，嫦娥奔月，誇父追日，大禹治水，後羿射日等。就是在宋史部分，也有諸如"楊家將的故事"，焦讚臉譜圖，門神秦瓊，尉遲恭，狄青招親木版圖，京劇裏包公圖片，蘇小妹故事，蘇東坡創名菜，宋江招安圖，汴河客船，梁紅玉的傳說，李清照畫像，中秋風俗的玉兔搗藥，嶽母刺字，辛棄疾挑燈看劍，陸遊的沈園情深等等。按照傳統的治史方法，這些圖片和文字是不大可能收錄載入的。通史采用了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曆史故事和民間傳說。追求全書圖文並茂，生動可讀，並在敘述曆史時引用部分神話，傳說為補充。編撰者在體例，風格，選材角度上試圖有所創新，其用意十分明顯。
這裏姑且不說《通史》究竟是屬於學術著作，還是普及讀物（該書由一家兒童出版社出版）。曆史編撰利用和引用部分神話和傳說，古已有之，不足為怪。民間故事和傳說是曆史典籍和資料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的"正史"采用口碑傳說的曆來不乏其例。古有"三代以上，述而不作"之說。二十四史的各類誌，傳大量記載了那個時代的傳聞。其中包含著很有曆史價值的資料。司馬遷筆下"鴻門宴"的人物繪聲繪色，呼之欲出，被譽為史家妙筆。其來源就是口碑傳說。
中國通史應該怎麽寫？用什麽體例？用那些史料？史學家們見仁見智，可以有不同的主張，寫出不同風格的版本。遺憾的是建國以來中國通史的各種版本大部分艱澀枯燥，千人一麵，令人不忍卒讀。這部《通史》用簡潔的文字結合大量圖畫敘述曆史，且引用了很多神話和傳說，打破傳統修史的模式，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肯定。至於普及性讀物能不能，以及如何引用相關神話和傳說，也還是個可以商榷的問題。在我看來，《通史》的錯誤僅僅在於沒有在前言部分對此加以說明，在引文和圖畫中有的缺少相應的注釋。
宋史專家王曾瑜先生至少曾仔細讀過《通史》宋史部分。他應該不會對《通史》在對傳說上的特殊處理方式視而不見。（書中已經注明的"傳說"，"故事"，"據說"等字樣。）他沒有對《通史》的體例取材做任何批評。卻從中選取了幾個例子，批評《通史》"把傳說誤作曆史，"並斥之為"錯誤百出的學術垃圾。"如果讀者沒有對照《通史》原書的話，讀到王曾瑜先生的批評，一定會以為《通史》編者由於無知或疏忽把傳說寫成了曆史。
"嚴謹"是一個曆史學者最基本的治學操守。王曾瑜先生割裂《通史》全書體例與選材上的有機聯係，隨意選擇了幾個有關引用傳說的例子，草率認定，危言聳聽。並武斷指責為"學術垃圾"。這對《通史》的編撰者顯然很不公平。隻要稍稍瀏覽一下此書。任何一位讀者都不會否認這是一部曆史通俗讀物。王曾瑜先生以學術批判的姿態，甚至用並無說服力的論據去全麵否定一部曆史通俗讀物。說輕了是有些迂腐，說重了就是不夠厚道。
讓我感到疑惑的還有：
王曾瑜先生用點名道姓的方式，以"想當然"指責另外兩個曆史學家為"空頭主編"，這在網上不負責任的說說也就罷了。但當媒體轉載報道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究竟掌握著什麽實在的證據？有沒有想過作為一個學者的身份，有沒有想過做人說話需要十分的慎重和那怕是一點點待人的寬容？
王曾瑜先生稱："憑我對學界的了解，六七十歲上下的學者中沒有一個人具備對自先秦到清的古史進行貫通的實力，戴逸、龔書鐸是做清史、近現代史的，怎麽能夠勝任大部頭古代通史、專史等的主編？"
王曾瑜先生的這段話，大概就是典型的所謂"目中無人"了。
曆史學從來不是玄學，治史也沒有那麽神秘。司馬遷，班固，郭沫若在修史以前都不能算是曆史學家。可是他們編寫了《史記》，《漢書》，《中國史稿》，又是這些著作使他們成為曆史學大家。我國史學界有一大批德才兼備的老，中，青學者。他們勤於治學，著述豐厚。很多學者具備了駕馭和統籌編著中國曆史，專門史的能力。在學術麵前，沒有權威，也不該有尊卑，他們都可以不斷攀登更高的學術境界。最後的結果永遠是著述成就大學者。
按照王曾瑜先生的說法，兩位年近八旬的清史，近代史專家不但沒資格當一部通俗讀物的主編。而且連當清史，近代史專史主編的能力都不具備。讀上述文字，不禁愕然。突然想起王曾瑜先生回憶文章裏有他的老師陳慶華當年說的一段話："王曾瑜同學看來驕傲，其實不值得驕傲。且不說你現在還沒有學問，就是將來有學問，也不值得驕傲。"
王曾瑜先生說到張政烺先生私下批評《通史》某主編的一段話："此人沒有學問。光從他對研究生的選題看，叫人家做《四庫全書》，他自己讀完《四庫全書》沒有？自己沒有讀完，怎麽指導別人？"
《四庫全書》包括三千餘種書目，共79039卷，浩如煙海，總字數將近10億。是《二十四史》的二十五倍。任何人都沒必要也不可能讀完全書。退一步說，即使某學者沒讀完全書，難道他就不能指導學生研究這個課題，超越他的老師嗎？說這段話出自張政烺先生，讓人難以置信。即使是過世的張政烺老先生真的說過，作為學者私人之間隨意談話，王曾瑜先生也不該拿出來貽笑世人。
需要提出的還有，學者王曾瑜先生的這篇文章其實已經不是什麽"學術批評"，而是地道的"學術罵街"了。他的通篇文字乖張刻薄，無所顧忌，甚至用出"騙子"、"不知羞恥"、"臉皮厚"、"開襠褲"等漫罵之詞。兩位與王曾瑜先生"未曾謀麵"的學者也算是學術界有頭麵的大專家了。王曾瑜緣何如此出語傷人？書及於此，深為曆史學界學人無德，學風惡劣之現狀感到悲哀。感慨係之，作此文說幾句公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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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到底”－答戴逸等先生
《中國通史》彩圖版的錯訛頗多，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將傳說誤為曆史的笑話，戴逸先生等全部予以回駁，以至撰文《２０－２０＝０》等。但雙方也有一個共同處，都承認“傳說畢竟不同於史實，應該嚴格分開”（陳新：《正確開展學術批評》）。我們就從此開始吧。
我批評說：“先師鄧廣銘先生早已考證，韓世忠妻梁氏史書無名，紅玉係後人杜撰。不知此位主編讀過老師的韓世忠年譜否？”我已明示，梁氏史書無名也是他的先師早年的考證。但戴逸先生在《文匯讀書周報》回駁說：“至於梁紅玉、嶽母刺字全不見於宋代史籍，請王先生再讀《宋史》。”我後來說：“戴逸先生的學風十分浮躁，習慣於不讀書，不懂裝懂，信口亂說。”此為一例。看來他甚至不屑於自己查一下《宋史》，也根本拒絕承認紅玉之名確係後人杜撰。且不說李錫厚先生的駁文，從戴先生方麵的反駁文章看來，一些人利用了古籍的電腦軟件，我也用“紅玉”兩字查對電腦軟件，結果隻能證明鄧先生的考證不可動搖，且不說《宋史》，其他宋代史料中也根本沒有所謂“梁紅玉”之名。所謂嶽母刺字亦然。
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近日蕭鳴先生的文章又說：“《通史》中都已明確注明那是‘梁紅玉的傳說’。”請讀者們分辨一下，此語與戴先生之說是同一口徑嗎？不妨將通史此段文字抄錄於下：“梁紅玉是宋高宗時大將軍韓世忠之妻。她原為京口的妓女，遭鴇母虐待，為韓世忠所救。她感戴韓的恩義而以身相許。當時韓世忠隻是一名下級軍官，不敢貿然答應，後來他晉升為將軍了，才敢正式迎娶梁紅玉。在黃天蕩戰役中，梁紅玉親自上陣，擂鼓助威。”此段文字的關鍵，還是隻字不提紅玉之名係後人杜撰。本來梁氏不值得上史書，如果真要區分傳說和曆史，就須以“韓世忠妻梁氏的曆史和傳說”為標題，首先說明紅玉之名係後人杜撰，然後說傳說雲雲，史實雲雲。上段文字能說是將傳說和史實“嚴格分開”嗎？史學同行與廣大讀者當有明鑒。
書中類似實例不少，隻談傳說，卻偏偏不講曆史真情，這像不像一部準確介紹曆史知識的，如戴先生所說的“曆史普及讀物”？請廣大讀者和史學同行評議吧。有位學者說，戴先生說 “通俗讀物應該和民間傳說相銜接”，這其實應有更高的規格，而不是降格以求。要把深入研究的成果，用淺顯的語言加以表述，用史實明辨民間傳說的真偽。隻談傳說，不講曆史，算不算是“相銜接”？也請廣大讀者和史學同行評議。
更有甚者，當然是所謂奇妙的顏色框架處理。最早，據《新京報》的報道：“海燕出版社副總編輯喬台山稱，‘像寫楊宗保、穆桂英的《楊家將的故事》是加框出現的，就表明是傳說。”但對史學說不上是內行的記者也提出質疑：“然而，在《中國通史（彩圖版）》第一冊的體例介紹中，卻並無這樣的說明。”戴逸先生卻又在此後另立新說：“全書或標明是‘傳說’，‘故事’，或用黃色框架，將它與真實曆史分開。”兩說之差異，在於喬台山先生隻是單純用“加框”“表明是傳說”，戴逸先生卻隻說是“黃色框架”，而非他色，並強調了隻消使用“故事”一詞，即算是傳說。用“故事”一詞即可表示純屬虛構，而非史實，本人對此不作評論，請史學同行和廣大讀者評議吧。
此書第３卷第３０頁“楊家將的故事”一欄是用淡黃底色，外加黑框。據我們粗略統計，全書一模一樣的淡黃底色，外加黑框欄共計２５０處以上，包括大事記，也包括大量曆史記述，此處姑且不論所載史實的準確性。譬如同卷第１４頁的“劉崇建北漢”欄，第７１頁的“大理國”欄之類，都是淡黃底色，外加黑框。應當如何評判喬說，本人對此也不作評論，請史學同行和廣大讀者評議吧。
此處先引“楊家將的故事”的全文：“北宋時期，遼國侵擾中原，朝廷派抗遼名將楊延昭為帥，鎮守瓦橋三關。楊延昭打敗了遼軍的數次進攻，遼軍不甘心失敗，又調集三十萬人馬，在龍穀口擺下天門陣。楊延昭因不識‘天門陣’，派人去五台山請哥哥楊五郎。為了修複楊五郎的兵器，孟良前去穆柯寨強取降龍木，被穆桂英打敗。楊延昭之子楊宗保爭強好勝，不把穆桂英看在眼裏，拍馬挺槍來戰穆桂英。兩人各自施展自己的本事，一時打得難解難分。穆桂英看宗保年輕英俊，武藝高強，又是忠臣之後，頓生愛慕之情。於是，穆桂英佯裝敗退，智擒楊宗保，從而成了一段好姻緣。”這段記事純屬傳說虛構，這是大家沒有異議的。
再引第１卷第２３３頁同樣是淡黃底色，外加黑框欄“華佗為關羽刮骨療毒”的全文：“關羽攻打樊城時，被毒箭射中右臂。將士們取出箭頭一看，毒已滲入骨頭，勸關羽回荊州治療。關羽決心攻樊城，不肯退。將士們見關羽箭傷逐漸加重，便派人四處打聽名醫。一天，有人從江上駕小舟來到寨前，自報姓華名佗，特來給關羽治傷。關羽問華佗怎樣治法？華佗說：‘我怕你害怕，立一柱子，柱子上吊一環，把你的胳膊套入環中，用繩子捆緊，再蓋住你的眼睛，給你開刀治療。’關羽笑著說：‘不用捆。’然後吩咐設宴招待華佗。關羽喝了幾杯酒就與人下棋，同時把右臂伸給華佗，並說：‘隨你治吧，我不害怕。’華佗切開皮肉，用刀刮骨。在場的人嚇得用手捂著眼。再看關羽，一邊喝酒，一邊下棋。過了一會，血流了一盆，骨上的毒刮完，關羽笑著站起來對眾將說：‘我的胳膊伸彎自如，好像從前一樣。華佗先生，你真是神醫呀！’華佗說：‘我行醫以來，從沒見過像你這樣了不起的人，將軍乃神人也。’”
有五個問題看來是無法回避的。
第一，本書第１卷序言和“怎樣使用這本書”，隻字未提及本書對曆史和傳說是如何作處理的。既無喬說，又無戴說，是何緣由？
第二，同一本書，竟有兩種區分曆史和傳說的規格，互相抵牾，這已是咄咄怪事。何況數月以來，竟仍是兩說並行，各無更正。如最近出版的《史苑》重刊戴先生之說，沒有更改。何以有此怪事？
第三，若按喬氏標準，２５０處以上的淡黃底色，外加黑框欄的大部分記事，又如何與“楊家將的故事”、“華佗為關羽刮骨療毒”欄劃清曆史和傳說的界線？
第四，若按戴氏標準，“楊家將的故事”盡管已極其勉強，而 “華佗為關羽刮骨療毒”一無“黃色框架”，二無“標明是‘傳說’，‘故事’”，則又何以算傳說？但是，戴逸先生在答辯中卻承認：“書中寫了一些民間傳說，如華佗為關公刮骨療毒，穆桂英和楊宗保破天門陣等等。”承認是傳說，卻無戴先生親自頒發的傳說身份證，何以自相矛盾？
第五，更重要者，既然在序言和“怎樣使用這本書”中，隻字未提區分曆史和傳說的問題，我所以不憚贅引上麵兩段引文，而後一段引文，還另外配上了依據《三國演義》，而非正史《三國誌》的“刮骨療毒圖”。廣大讀者，也包括史學同行，能領會上引兩段文字的作者的意圖，不是在講曆史，而是在講傳說嗎？
由此可見，所謂區分曆史和傳說的規格，到底是胸有成竹，早先設定，還是因別人批評，臨時胡亂編造，一說不圓，又另撰一說，這隻能是一本除了傻瓜之外，大家心知肚明的良心帳了。其實，史學同行誰不清楚，如真要區分曆史和傳說，又何需兜那麽大的圈子，設那麽多的啞謎，隻消簡單明快，說曆史為何，傳說為何，以曆史之真，明傳說之真偽即可。如此簡單的常識和處理方法，戴先生身為“史學家”，不至於懵無所知吧？如果知曉，又為何拒絕使用？
上引兩段文字的要害正在於隻字不提楊宗保、穆桂英、天門陣之類全屬子虛烏有，為關羽刮骨療毒的醫生史書無名，不是華佗，因而隻能以假亂真。這是出於對曆史的起碼無知呢？還是對傳說作了令人根本不可捉摸的、高深莫測的奧妙處理呢？是否足以成為現代史學的標準笑料呢？請廣大讀者和史學同行明鑒吧。
有幾位不願公開姓名的史學同行雜議說，對王曾瑜、金生歎等人的批評，用得著一句老話，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龔書鐸行上策，而戴逸取下策。戴逸居然自誇他的書“是一部好書，休想封殺”。好書隻能別人說，哪有自己公開自誇之理，這不是怪事？不是笑話？何況事到如今，除了幾篇用筆名的文章外，又有哪位史家，使用真名實姓，敢公開說戴逸的書是“好書”，而王曾瑜和金生歎全屬汙蔑不實之詞。既然是一部榮獲中國圖書獎的“好書”，大家分享榮光還來不及，而林甘泉、辛德勇等人又怎麽不願在“好書”上署名？誠如金生歎所說，王曾瑜無權無勢，如何封殺？但他既然將別人枚舉一些最尖端的、最足以成為笑料的硬傷一概回絕，再要出書，突破封殺，此類硬傷就一條也改動不得，豈不是繼續給自己出醜，給中國史學會出醜，給中國圖書獎出醜？至於所謂顏色框架處理，要不要來一場顏色革命呢？王春瑜雜文中曾引陸遊《老學庵筆記》卷３，說是在北宋宣和時，出現一種新款式的鞋，名“錯到底”，看來戴逸隻能穿這雙鞋行走，脫不掉了。
因為工作忙，加之報紙篇幅所限，本人暫時無法對全部爭論問題作答，容本人到明年再答。當然，如果另有人撰文，而說得透徹，本人就無須另外撰文了。此外，關於張政烺先生對學生戴先生的學問評價和批評，我是聽人轉述的。為鄭重起見，已請直接聽到此語的學者寫了書麵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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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複論壇 > 史學 > 史林雜識 > 嶽飛北伐的神話----質疑王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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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曾瑜先生的學術批評 王曾瑜先生對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彩圖版的批評。 一個宋史專家，寫文章斥責兩個"未曾謀麵"的清史,近代史專家為"空頭主編"、"南郭先生"。說他們修出了"錯誤百出的學術垃圾"。王曾瑜先生在網上批評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彩圖版"一文經新京報轉發，並加上"‘中國圖書獎’獲獎書被指為學術垃圾。"成了史學界的一道新聞。
二。從【宋史高宗本紀】看儒教的春秋筆法
據說孔子編寫《春秋》，在記述曆史時，暗含褒貶。行文中雖然不直接闡述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卻通過材料的篩選，委婉而微妙地表達作者主觀看法。後人考證，《春秋》並非孔子的原創。但這不是本文重點，本文以從【宋史本紀第二十九 高宗六】來欣賞一下儒林弟子出神入化的“春秋筆法”。
以秦檜當時的職務，涉及秦檜的事件應該遠遠多於嶽飛，嶽飛在四大將中排在末尾，而且，嶽飛性格暴躁，幾乎和任何人都處不好關係，這可以從其下獄後和少有人為他說話看出來。但是，儒林弟子卻在高宗本紀中選擇的嶽飛相關事件遠多於秦檜。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元朝修宋史時候就定了調子：醜化秦檜，神化嶽飛；其手段有，大肆簡化金史，讓你難以從金史中看到宋朝軍隊的敗績；宋史中則選擇有利於宣傳儒教主旨的材料。儒教常常臭罵秦始皇焚書坑儒，但中國曆史上真正焚書坑儒的最大惡人，恰恰是儒教。
秦檜在【宋史】 本紀第二十九 ○高宗六:
八年三月壬辰，複以秦檜為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十一月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秦檜以未見國書，疑為封冊。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
丁醜，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令尚書省榜諭。”庚辰，帝不禦殿。以方居諒陰，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塚宰，受書以進。是歲，始定都於杭。
十年六月壬子，兀 及宋叛將孔彥舟、酈瓊、趙榮等帥眾十餘萬攻順昌府，劉錡率將士殊死戰，大敗之。初，秦檜奏命錡擇利班師，錡不奉詔，戰益力，遂能以寡勝眾。甲子，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嶽飛軍諭指班師，飛不聽。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諭韓世忠罷兵。時秦檜專主和議，諸大帥皆還鎮。
冬十月戊寅，秦檜上《重修紹興在京通用敕令格式》。
十一年六月乙亥，造克敵弓。加秦檜特進，進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秋七月戊戌，秦檜上《徽宗實錄》，進修撰以下各一官。丁未，加秦檜少保。甲寅，罷劉錡兵，命知荊南府。
嶽飛在【宋史】本紀第二十九 ○高宗六
壬戌，嶽飛乞增兵，不許。
壬辰，加嶽飛、吳玠並開府儀同三司，楊沂中太尉。
丙子，賜李顯忠軍錢十萬緡。是月，嶽飛入見。
六月甲辰朔，以韓世忠太保，張俊少師，嶽飛少保，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丙辰，嶽飛將牛皋及金人戰於京西，敗之。
甲子，撒離曷攻青溪嶺，鄜延經略使王彥率兵戰敗之，撒離曷還屯鳳翔。命士亻褭主奉濮王祠事。張俊遣左護軍都統製王德援劉錡，德暫至順昌，值圍已解，複還廬州。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嶽飛軍諭指班師，飛不聽。
庚午，以劉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韓世忠遣統製王勝、背嵬將成閔率兵至淮陽軍南，與金人遇，擊敗之。是月，金人圍慶陽府，權守臣宋萬年固守，金人不能下。嶽飛領兵援劉錡，與金人戰於蔡州，敗之，複蔡州。
壬辰，嶽飛遣統製張憲擊金將韓常於潁昌府，敗之，複潁昌。
丁酉，嶽飛遣統製郝晸等與金人戰於鄭州北，複鄭州。
秋七月癸卯，嶽飛遣將張應、韓清入西京，會李興複永安軍。
己酉，嶽飛及兀 戰於郾城縣，敗之。
甲寅，嶽飛遣統製楊再興、王蘭等擊金人於小商橋，皆戰死。乙卯，金人攻潁昌，嶽飛遣將王貴、姚政合兵力戰，敗之。壬戌，飛以累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軍皆潰，金人追之不及。潁昌、蔡、鄭諸州皆複為金有。甲子，以釋奠文宣王為大祀。乙醜，增收州縣頭子錢為激賞費。金人圍淮寧府，趙秉淵棄城南歸。辛未，金人犯盭厔縣，王俊逆戰於東洛穀，卻之。
丙子，趣嶽飛會兵蘄、黃。王德等敗金人於含山縣東。
庚辰，嶽飛發鄂州。
三月庚子朔，張俊進鬻田及賣度牒錢六十三萬緡助軍用。壬寅，韓世忠引兵趨壽春。癸卯，複張俊特進。金人圍濠州。嶽飛發舒州。甲辰，張俊、楊沂中、劉錡議班師，乙巳，沂中、錡先行，俊以輕兵留後。丙午，詔釋淮西雜犯死罪以下囚。丁未，金人陷濠州，執守臣王進，夷其城，鈐轄邵青死之。戊申，張俊遣楊沂中、王德入濠州，遇金伏兵，敗還。己酉，韓世忠至濠州，不利而退。辛亥，嶽飛次定遠縣，聞金兵退，還屯舒州。楊沂中歸行在。壬子，金人渡淮北歸。癸醜，張俊歸建康府。丁巳，劉錡歸太平州。甲子，行營統製張彥及金人遇於汧陽之劉坊砦，第八將張宏戰沒。
辛巳，以王次翁兼權同知樞密院事。韓世忠、張俊、嶽飛相繼入覲。壬辰，以世忠、俊並為樞密使，飛樞密副使，命三省、樞密院官複分班奏事。
癸未，張俊、嶽飛至楚州。
己未，加張俊太傅。癸亥，大雨。是月，命張俊複如鎮江措置軍務，留嶽飛行在。
八月戊辰，立祚德廟於臨安，祀韓厥。甲戌，罷嶽飛。
冬十月丙寅朔，金人陷泗州，遂陷楚州。乙亥，兀 遣劉光遠等還。 下嶽飛、張憲大理獄，命禦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壬午，遣魏良臣、王公亮為金國稟議使。乙酉，虛恨蠻主曆階詣嘉州降。癸巳，韓世忠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是月，金人陷濠州，邵隆複陝州。
十一月己亥，範同罷。責降李光為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辛醜，兀 遣審議使蕭毅、邢具瞻與魏良臣等偕來。丁未，範同分司、筠州居住。罷判大宗正事士亻褭、同知宗正事士撙，申嚴戚裏宗室謁禁。己酉，雷。壬子，蕭毅等入見，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辛酉，以張浚為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是月，與金國和議成，立盟書，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界之，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詔川、陝宣撫司毋出兵生事，招納叛亡。駱科餘黨歐幻四等複叛桂陽藍山，犯平陽縣，遣江西兵馬都監程師回討平之。十二月丁卯，責降徽猷閣待製劉洪道為濠州團練副使使、柳州安置。癸酉，命尚書省置籍勾考諸路滯獄。乙亥，兀 遣何鑄等如會寧見金主，且趣割陝西餘地。遂命周聿、莫將、鄭剛中分畫京西唐鄧、陝西地界。癸巳，賜嶽飛死於大理寺，斬其子雲及張憲於市，家屬徙廣南，官屬於鵬等論罪有差。
“甲子，.....軍都統製王德援劉錡，德暫至順昌，值圍已解，複還廬州。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嶽飛軍諭指班師，飛不聽。 ”
為了催促嶽飛主力部隊出發，支援劉琦，宋高宗一連發了九道禦劄（相當聖旨），命令嶽飛出兵。由於路途關係，其中一道嶽飛出兵後收到，其它八道，均是在嶽飛出兵前送達的。
當然，這不是最多的一次。最多的一次是紹興十一年的援淮中，宋高宗係先後發了十三道禦劄，命令嶽飛火速援淮。鑒於種種原因，嶽飛沒有完成援淮任務。
皇帝的惱火是可以想象的。
禦劄如下：
一、近據諸路探報，虜人舉措，似欲侵犯。卿智謀精審，不在多訓，更須曲盡關防，為不可勝之計，斯乃萬全。朕比因傷冷作疾，凡十日不視朝，今則安和無事。慮貽卿遠憂，故茲親詔，想宜知悉。
付嶽飛。 禦押
二、金人過河，侵犯東京，複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付卿親劄，想宜體悉。
付嶽飛。 禦押
三、（不祥。據下劄中“，已委卿發騎兵......”推定，先有此劄。）
四、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歎，況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至陳、許、光、蔡，出奇製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候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封，急置來上，朕所虛佇也。遣此親劄，想宜體悉。
五、金賊背約，兀術見據東京。劉崎在順昌，雖屢有捷奏，然孤軍不易支吾。已委卿發騎兵策應，計已遣行。續報撒離喝犯同州，郭浩會合諸路，扼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相接，況卿忠義謀略，誌慕古人，若出銳師邀擊其中，左可圖複京師，右謀援關陝，外與河北相應，此乃中興大計。卿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不乘。付此親劄，想宜體悉。
付嶽飛。 禦押
（注意：“見據”，即已占領，不同“來犯”。）
六、【六月六日】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賊，雖屢殺獲，其賊勢源源未已。卿依已降詔旨，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頃刻住滯。六月六日巳時。
付嶽飛。 禦押
七、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來，策應劉錡，以分賊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剉衂，即於國體士氣，所係非輕。卿當體國，悉力措置，無致少失機會。付卿親劄，想宜體悉。
付嶽飛。 禦押
八、 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緣張俊親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揮，委卿統兵並力破賊。卿可疾速起發，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虛佇也。付此親劄，想宜體悉。
付嶽飛。 禦押
九、【六月十一日】覽卿親書奏，深用嘉歎，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複陷，日夕愴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備變故，果致俶擾。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掎角擣虛，或斷後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難遙度，卿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引望。已進卿秩，並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勳，垂名竹帛，得誌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曾諭旨，今首以詔卿，蔽自朕意，想宜體悉。十一日。
付嶽飛。 禦押
十、【六月十二日】累降詔旨，令發精銳人馬，應援劉錡。今順昌與賊相對日久，雖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益其數，星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卿體朕此意，仍具起發到彼月日奏來。六月十二日。
付嶽飛。 禦押
十一、【六月十九日】劉錡在順昌屢捷，兀術親統精騎到城下，官軍鏖擊，狼狽遁去。今張俊提大軍在淮西，韓世忠輕騎取宿，卿可依累降處分，馳騎兵兼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決勝，冀有大功，為國家長利。·稍後時，弓勁馬肥，非我軍之便。卿天資忠智，誌慕古人，不在多訓。十九日三更。
付嶽飛。 禦押
十二、金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麵議。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機禦敵之事，卿可一一籌畫措置，先入急遞奏來。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利。其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審處。遣親劄，指不多及。
付嶽飛。 禦押
上述十二道禦劄中，第一、二道屬預先號令，無令出兵。
從第三道禦劄開始，就是出兵詔了。可以看出趙構急得象猴子屁股一樣，嶽飛不急不忙，直到六月二十二日左右才出兵。
第十一道詔，嶽飛是在出發後路途上才收到的。
第十二道詔是李若虛自己帶去的。寫成時間約在五月下旬，送達時間六月二十二日左右。李若虛從行在到鄂州一路搖搖晃晃走了近一個月，不知起馬還是坐轎。由此，又創造了一個嶽飛“違詔”出征的神話。好像宋高宗不支持嶽飛出征一樣。殊不知這次是宋高宗逼著嶽飛出征的。
禦劄是最原始的資料，不容篡改，是推定曆史真相的依據。
傳記和傳說，就難說了。
時間：
紹興十年：
五月初六日乙卯，金人叛盟，宗弼等分四路入寇。
十三日丙戌，宗弼入東京。
十四日丁亥 ，劉琦（金旁） 至順昌府。
十六日已醜 ，金人陷西京。
二十五日戊戌，高宗詔諸路進討。
順昌府急報杭州，不需十天，二十五日左右高宗作出援救順昌的決定是順理成章的。不久，劉光世帶領的援救部隊在泗水附近就潰散了。嶽飛接到出援命令，嶽飛的主力最後出發中間隔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嶽飛首先派出張憲姚正的騎兵部隊支援，援兵2000餘騎占嶽家軍總兵力的2％，奇怪的是鄂州到蔡州600餘裏地，張憲的騎兵部隊晝夜兼程倒走了十二天！六月二十三日才在蔡州接戰。每天平均50餘裏！嶽家軍的身經百戰的精騎部隊，一天才走50餘裏，除了消極避戰外，做不出任何解釋。事實上等張憲趕到蔡州時，順昌之戰早就結束了。如果劉琦戰敗被殲。張憲等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撤退了。
南宋的各支大軍都有不相救的習慣。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三指出：「（紹興九年二月）吉州布衣周南仲上書，書曰：“今之諸軍將帥，相視若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軍深入，其誰為應，一軍陷陣，其誰為援?劉光世竊琳館之清名，張俊負跋扈之大惡，嶽飛、吳玠、韓世忠之流，裹糧坐甲，首鼠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陛下曩年躬擐甲胄，親冒煙塵，詔書具在，誰不聞知......今日諸將尾大不掉，陛下已失於初矣，尚此不決，何耶?......欲馭諸軍，不可不將將。”
高宗的這些禦劄說明，嶽飛的這次北征，是在趙構的極力催促下成行的，根本不存在高宗不讓嶽飛北征，嶽飛“違詔”北征的事情。李若虛送的那個詔，早就過期了。【宋史高宗本紀】把它兜出來到處招搖，而不提高宗發出的數道禦劄，如此，給人的印象是嶽飛堅決要求北伐，皇帝不同意，嶽飛愛國愛的不顧自己的性命。 而事實是，嶽飛先是不救劉琦，耽誤時間遠超過三天，宋朝法律規定，超過三天就該殺。看到沒有， 儒林弟子的春秋筆法多麽的神妙，本來嶽飛是死罪，是嶽飛後來被殺一大罪證，但經過儒教的微妙處理，嶽飛的不忠反而成了比忠臣還忠臣。
“甲寅，嶽飛遣統製楊再興、王蘭等擊金人於小商橋，皆戰死。.....累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軍皆潰，金人追之不及。”
“軍皆潰”，是說嶽飛的北伐慘敗，而“金人追之不及”是因為劉琦出兵救了嶽飛一命，劉琦出兵在這裏卻不提。先是嶽飛不救劉琦，後來劉琦救了嶽飛，對比起來，誰才是真英雄？最後，高宗製定的計劃是第一防守，第二第三還是防守，而嶽飛先是不協助劉琦守城，後來又自說自話的要北伐，因此得不到大本營和其他友軍的支援，結果慘敗。北伐沒錯，但是，成功的北伐至少要事先得到皇帝和友軍的同意配合才行吧？嶽飛為了貪圖功名，孤軍北伐，如何擔當得起偉大的軍事家戰略家的稱號？
三。王曾瑜的學術
王曾瑜，1939-，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 著名宋史學者，在遼金史方麵亦有所建樹，《嶽飛新傳》是王曾瑜的力作。
王曾瑜《嶽飛新傳》指出張俊受命解圍，一直遷延不行，而嶽飛也一樣，而王曾瑜卻不批評嶽飛。王曾瑜說的“違詔北征”更是不成立。高宗的禦劄說明，嶽飛的北征是在趙構的極力催促下成行的，根本不存在高宗不讓嶽飛北征。李若虛送的那個詔，早就過期了。《嶽飛新傳》的錯誤還有很多，而王曾瑜卻公開指責別人是學術垃圾，他自己又是什麽呢？什麽時候王曾瑜會謙虛一下，寬容一下。
以下文字摘自《嶽飛新傳》:
違詔出師
六月下旬，宋廷特遣往嶽飛軍中“計事”的司農少卿李若虛來到鄂州，當時嶽飛已率大軍北上，李若虛趕到德安府(治安陸，今湖北安陸市)，方與嶽飛會晤。嶽飛見到前任參議官，這本是高興的事，然而李若虛傳達宋高宗的旨意，卻是“兵不可輕動，宜 且班師”！嶽飛斷然不從，據理力爭。北伐的計劃已經延擱三年， 機不可失，豈容一誤再誤。李若虛本來就是違心地執行皇命，他激於大義，毅然主動承擔了“矯詔之罪”，在關鍵時刻支持了嶽飛。⒄
李若虛目送一隊隊雄赳赳、氣昂昂的健兒奔赴前線，不由得心潮起伏。他的故鄉洺州尚是淪陷區，胞弟李若水殉難已有十四年，看來雪國恥、複家仇的時機終於來臨，他衷心祝願嶽家軍的旌旗直指北疆，早傳捷報。⒄《會編》卷202，《要錄》卷136紹興十年六月乙醜，而《金佗稡編》卷8《鄂王行實編年》隱諱了嶽飛違詔出師的史實。
順昌大戰時，張俊受命解圍，一直遷延不行。完顏兀術（宗 弼）退兵後的第十一天，即六月二十三日，王德領數千騎兵姍姍來遲，抵達順昌府，算是盡了策應之責，旋即還軍。《會編》卷20l，《要錄》卷136紹興十年六月丙寅。
05-01-2007 11:32 AM 編輯 引用
於菟
能做到“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人，屈指又能數出幾個？？？！！！
然從中國文化傳承上講，王曾瑜的質疑與質疑王曾瑜者都值得表彰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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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珂(1183---1234),南宋哎,還沒亡呢.誰有膽子直指皇帝啊?他的＜桯史＞揭露的＂南宋問題（官場）＂很嚴重的，值得一看．有點＂宋將亡＂的感覺．很難得！討厭嶽珂對趙構的包庇，明明是趙構在害嶽飛，在他筆下，完全成了秦檜一手安排，趙構到半點事情也沒有了，頂多一副昏君的樣子，那更是為他的脫罪了，趙構的＂聰明才智＂要比秦檜高的多了哪．嶽珂最嚴重的罪行有兩條，第一條是賣了秦檜去保趙構，以訛傳訛禍害千年！第二條麽，我就不想說了。總之他是個混蛋加無賴，要不是他死了幾百年，我非扁死他！他根本就是無恥文人的典型。討厭嶽珂，甚於討厭秦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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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畫皮：嶽飛神話的虛假之處
《宋史》中的《嶽飛傳》，實際上是根據嶽飛的孫子嶽珂在嶽飛死後幾十年為他撰寫的私傳《鄂王行實編年》所改編，根本沒有什麽可信度，這個道理就好比前次毛澤東的孫子在媒體上宣稱是他爺爺領導取得了二戰勝利一樣荒唐。
該傳記中記載的很多“史實”都已經被考證出是杜撰偽造的，如：紹興十年（1140）七月十四日宋金穎昌大戰，嶽飛部將王貴在《王貴穎昌捷奏》中說殺敵“五百餘人”，而嶽珂杜撰為“殺敵五千”，而這實際上就是嶽家軍對金軍所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而這次戰鬥中“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裏這個“夏金吾”也是嶽珂自己杜撰出來的，根本不見於其他史料記載；
所謂的“兀術遺檜書”也是嶽珂自己杜撰出來的，也不見於其他史料記載，是條孤證，而且也不符合情理，因為跟秦檜訂約的是金國主和派大臣撻懶，不是兀術，兀術是死硬主戰派，正是他殺了主和的撻懶與南宋重開戰端，故不會無緣無故地遺書秦檜求和；
而所謂“嶽飛以五百騎破金兵十萬”（其實光看這個數字對比就知道是胡編意淫）的“朱仙鎮大捷”，經考證，曆史學界認為根本不存在，純屬嶽珂杜撰出來的，所謂一天連發十二道金牌催嶽飛回師也是戲劇化的描寫；（見鄧廣銘《嶽飛傳》）
所謂“嶽飛大破拐子馬”中的“拐子馬”，並不是嶽珂胡亂編造的用鏈子連在一起所謂“連環馬”，隻不過是“兩翼而出”的側翼騎兵而已，是宋人的一種俗稱，這個經考證早就已有定論。這段事跡的描述也早有人指出純屬謬誤。清康熙皇帝就說過，女真人沒有馬批鐵甲的習慣，當時女真人也沒有如此生產能力，更荒唐的是，把幾匹馬用鏈子連在一起，馬跑起來就很容易摔倒，這都是沒有騎過馬沒有軍事常識的人胡亂猜想。其實隻要自己想想就能明白，騎兵的優勢就在於機動力和速度，把幾匹馬用鏈子連在一起，不僅起不到加強攻擊力的作用，反而導致速度的下降，這都是不合情理的。
嶽飛也不是什麽百戰百勝，如《金史.王伯龍傳》中就記載“軍渡采石，擊敗嶽飛、劉立、路尚等兵，獲芻糧數百萬計。”。《金史.完顏昂傳》也記載“宋將嶽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兵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為疑兵，自以精兵陣於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金史.仆散渾坦傳》記載“天眷二年，與宋嶽飛相拒。渾坦領六十騎，深入覘伺，至鄢陵，敗宋護糧餉軍七百餘人，多所俘獲。”。《金史.完顏宗秀傳》記載“宗弼複取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任使。宋將嶽飛軍於亳、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逆擊敗之。”
X書院,文學論壇,圖書,戰略,裝備,遊戲,投資,理財,股票,網絡,證券,SOHO,虛擬文學,中文論壇,春秋中文,貼圖,小說,曆史,戰爭曆史,中國曆史而《宋史》站在宋的立場，就一味吹噓宋軍的戰績，敗仗隱而不提，這都是中國史家的通病。
另外，史書上動不動就說嶽家軍殺敵“數千數萬”，甚至如上文提到的“以五百騎兵破金兵十萬”的胡編，除了上麵澄清了的偽造之外，其實這裏麵還有一個偷換概念的問題，實際上，嶽家軍在大部分戰鬥中所殲滅的敵人，並不是真正的女真“金兵”，而隻是“偽齊”政權的“偽軍”，以及被金兵抓壯丁來的“簽軍”，這種“簽軍”，隻是作為一次性使用的炮灰性質的部隊，用來在交戰時擋在前麵消耗對方的箭石，是從漢人老百姓中抓來的壯丁，蒙古人後來也經常使用這種手段。甚至很多都不算是軍隊，連“簽軍”的名義都沒有，所謂嶽家軍的赫赫戰功很多就是靠殺這些沒有什麽戰鬥力的本民族的“簽軍”和“偽軍”建立起來的。大家應該記得，當時“金兵”中有人稱嶽飛為“嶽爺爺”，這些人就是“金軍”中的漢人“偽軍”“簽軍”部隊，這是當時漢人的口語。從情理上來說，女真金人也根本不可能去稱呼異族敵人而且是自己手下敗將為“爺爺”。
還有，嶽飛的軍隊也劫掠百姓，見諸於很多史料。如陳亮的《中興遺傳》就有記載。《三朝北盟匯編》也記載：嶽飛部將韓順夫攻討曹成時“輒紮營解甲，以所擄婦人佐酒”，結果大意之下吃了敗仗，嶽飛大怒之下“盡誅其親隨兵”。
還有嶽飛所謂的《滿江紅》一詞，也是明代人偽作，寫作年代不早於明代中葉，此事史學界早有定論。該詞從未出現於宋元人的任何著述中，即使是嶽飛子孫收錄的家集裏，也沒有收錄，連相關記載也沒有，一直到了明代才突然出現在徐階所編的《嶽武穆遺文》，是根據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學副使趙寬所書嶽墳詞碑收入的，且趙寬碑記中提及的嶽飛另一首詩《送紫岩張先生北伐》經明人考證也是偽作。詞中“踏破賀蘭山闕”就是一個破綻。賀蘭山不同於前人泛稱邊塞的“玉門”、“天山”之類，其入於史書，始於北宋。唐宋人以賀蘭山入詩，都是實指，賀蘭山在今內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時屬西夏，並非金國土地，而金國黃龍府，在今吉林省境內。嶽飛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內的“賀蘭山”來比喻攻打金國黃龍府的誌願，這是牛頭不對馬嘴。實際上是，明代北方韃靼族常取道賀蘭山入侵甘、涼一帶，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將王越曾在賀蘭山抗擊韃靼，打了一個勝仗，因此，有學者推測“踏破賀蘭山闕”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歌頌勝利的詩詞。(──這段是我直接摘錄自網上資料，隻稍做修改)
還有，嶽飛的性格也不是象大家想象的那樣和藹可親，他的舅舅就是被他親手殺掉的，而且是親手挖出心髒。雖說是他舅舅作亂在前，但是這手段也太狠了一點。另據《三朝北盟匯編》記載“先是飛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轄趙秉淵飲，大醉，擊秉淵幾死”，和別人喝酒，喝醉了就打人，差點打死，可見脾氣很暴躁。
嶽飛對下屬也很苛刻刑峻，他的一個幕僚出於好心為他向上表功，他為了刻意顯示自己“無私”，就找借口把別人打了五百鞭子。他手下的士兵僅僅因為買東西粗心地多找回了幾文錢，就被他小題大做斬了首，這種借別人腦袋來樹立自己權威的作法跟曹操的借糧官的人頭來穩定人心和割發代首的陰謀手段是性質完全一樣的。
嶽飛手下部將傅慶，想去投奔南宋另一支軍隊的首領劉光世，嶽飛知道後就殺了傅慶。
嶽飛跟同為抗金力量的友軍也經常火並，如劉涇,與嶽飛同為統製，有人向嶽飛告發，說劉涇陰謀吞並嶽飛的軍隊。嶽飛先下手為強，殺了劉涇，吞並了它的軍隊。
其實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嶽飛為了擴充實力是有點不擇手段的，嶽飛以及他的“嶽家軍”是很帶有點軍閥性質的，他的“嶽家軍”相當於是一隻私家軍隊，如果任由他的勢力坐大，很難說他不會演變成唐代的藩鎮割據，這也是他受到趙構猜忌，導致被殺的重要原因。
崇拜嶽飛的人都是葉公好龍，所謂距離產生美，如果你真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也許就不一定還會喜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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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graphy in Running Script by Favous Sung Dynasty General Yue Fei (1101-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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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飛(1101-1141) 書法軸
嶽飛(1101-1141)
(宋)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北湯陰)人。封武昌郡開國公，加檢校少保，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為秦檜所害。淳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工書法,金沙寺有己酉歲留題刻石，詞甚壯。請糧手跡小楷精妙，絕類顏真卿。世傳所書出師表，氣勢雄偉，筆力堅強，似其為人。有嶽武穆集。卒年三十九。
[宋史本傅、汎舟錄、居東集雜纂]
似乎是：
瑤台少紋理，隻餘山水情。
葉立石床上，風過時一鳴。
由此想起了嶽甫的一首詩：
石門莎徑綠回環，月掛虛簷滴露寒。
自有鬆風時度曲，我琴高掛不須彈。
似有某種承繼意味。古人精神風度，概可想象。
一看就是假的，這字書法拙劣之極，反正我看著拙劣，嶽飛的水平沒這麽臭。另外，書寫風格和嶽飛其他傳世的作品相比差距太大，特別是與“還我河山”、“出師表”差距大，不過這兩者假冒的可能性也大，尤其是《出師表》，一多半不是嶽飛寫的。
據說現在民間發現的所謂嶽飛、文天祥手跡沒一張是真的。
不過堅持認為“石崖”應為“石床”。
瑤琴不複理，空餘山水情。
棄置石床上，風過時一鳴。
隻怕與嶽甫《淩丹亭》詩中表現的意境更加接近。
如果結合《小重山》來看，就更有意味了。
書法是不是真跡，我是不懂的。總覺得書家的風格應會隨心情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嶽飛的詩詞墨跡出於種種原因多有散逸，不好一概視為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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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飛是南宋抗金事業的搗亂者》
看了CHENJING的《毛澤東是蘇式體製經濟建設的搗亂者》，有很大啟發，結合近些時看的宋史，可以接近於事情的真相。
有一種傾向是全盤否定嶽飛的抗金成就，由於水平不高，不難駁斥。但是也不能就此認為嶽飛抗金一片光明，明顯地淮西兵敗與不聽指揮大大影響抗金的事件就回避不了。包括許多主戰派在內，持平的觀點一般是認同這兩次是大失誤，但是認為不影響整體抗金成就的偉大意義。
本文認為，嶽飛抗金成就的最大原因是，采用南宋軍政體製進行抗擊的。以南宋軍政體製為基礎，再加上趙構和秦檜集體的組織能力，嶽飛抗金本應取得更大經濟成就。但主要是因為嶽飛本人對抗金突發奇想式地搗亂，嚴重影響抗金順利發展，造成巨大損失，也對日後發展也留下了巨大隱患。嶽飛指導抗金的水平遠不如秦檜，甚至可以說他個人是起破壞作用的，所以本文認為他是“南宋抗金事業的搗亂者”。當然，嶽飛的其它領導才能是相當好的，組織、哲學思想等方麵都是超天才類型，應該強過秦檜。同時趙構和秦檜領導集體一定程度上能夠消除嶽飛錯誤戰爭指導的影響，仍然取得了巨大抗金成就。
本文提出這一思路，具體的黑材料整理如下。
1 援淮西接受十餘道命令，逗留不進，導致淮西兵敗。
2 對友軍不友好，搞破壞。當眾說，對張俊軍，某某隻要帶1萬人就收拾了；對韓世忠軍，某某不要帶1萬人就收拾了。
3 嶽飛無視組織，罵皇帝“不修德”
4 公然作亂，破壞抗金，他當眾問張憲“天下的事該怎麽辦”，張憲答“你想怎麽辦就怎麽辦”
5 蔑視體製，公然說“三十歲建節，與太祖一樣”
我順著CHENJING的套路，給嶽飛整了不少黑材料。有看官說了，這是剽竊秦檜的知識產權，給嶽飛的判決書就是這麽整的。難道CHENJING是看了秦檜整的黑材料激發的靈感？
嶽飛的班底是河北農民出身，他自己也是農民。他打擊迫害殺害了不少能人誌士知識分子，可以列出很長一串名單。萬俟卨很有才華，後來做到了丞相，差點遭嶽飛毒手。嶽飛權勢熏天時，秦檜被免職，永不錄用。秦檜雖然沒有三起三落，但堅韌性格不輸任何人。由於嶽飛不重視知識，對軍隊幹部的培養顯然做得很差。很多將軍文化水平低，對軍事技術成長很不利。讓青年將軍（比如對嶽雲）上山下鄉去種地，種地也沒什麽技術實踐機會，對軍事技術成長沒什麽幫助。有建設經驗的幹部隊伍也有很多人被整（比如萬俟卨和王俊被整），無論經濟還是軍事技術成長都受影響。
種種情由，導致嶽飛與金國相比，多項關鍵技術進步緩慢。當初從金國獲得了鐵浮圖，拐子馬等技術項目，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大規模技術轉移事件，實際上給了一個很好的技術起點，不能認為嶽飛是完全從無到有發展。如果以鐵浮圖，拐子馬為起點，會發現多個領域技術進步不象想象的那麽大，許多戰役還是傳統的以步製騎，多年就很少升級。這裏的黑材料不少，如堰城大捷，還是麻斬刀等步兵，搞了許多年發展都不大。
秦檜主政以後技術上仍然發展不大，與嶽飛時代技術發展體係的重大缺陷有很大關係，當然，也與主和派政府的一些失誤有關係。這裏也需要補充具體領域的黑材料。
南宋抗金的其它關鍵人物似乎相當情有可原。他們總的來說相當適應南宋體製，能力可以得到發揮，如趙構、張俊、秦檜、萬俟卨這些關鍵人物都有相當的長處。淮西兵敗的災難他們實在不能說有大錯，至少不是主要過錯，除了不能抵製嶽飛的瞎指揮。由於嶽飛的絕對威望，抵製不了也在情理之中。朝廷作為一個領導集體，在抗金上還是相當有水平的。所以在嶽飛時代，幹成了抗金與軍事技術意義上的大事，嶽飛時代結束後，也能夠成功轉型，走出新局，不致於翻船。
本文自信已經相當接近於事情的真相，目前來看，與各派觀點都有不同。願意從這方麵想的可以想想，不願意的，可以繼續唱讚歌或者唱衰。
附錄：
毛澤東是蘇式體製經濟建設的搗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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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成就是巨大的，這一點有大量數據證明，特別是與舊中國相比。
有一種傾向是全盤否定毛時代的建設成就，由於水平不高，不難駁斥。但是也不能就此認為毛時代的經濟建一片光明，明顯地大躍進與文革兩次大大影響經濟建設的事件就回避不了。包括許多左派在內，持平的觀點一般是認同這兩次是大失誤，但是認為不影響整體經濟成就的偉大意義。
本文認為，毛時代經濟成就的最大原因是，采用蘇式體製進行工業化技術追趕。以蘇式體製為基礎，再加上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的組織能力，毛時代本應取得更大經濟成就。但主要是因為毛澤東本人對經濟建設突發奇想式地搗亂，嚴重影響經濟建設順利發展，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對日後發展也留下了巨大隱患。毛澤東指導經濟建設的水平遠不如斯大林，甚至可以說他個人是起破壞作用的，所以本文認為他是“蘇式體製經濟建設的搗亂者”。當然，毛澤東的其它領導才能是相當好的，軍事、政治、組織、哲學思想等方麵都是超天才類型，應該強過斯大林。同時中共領導集體一定程度上能夠消除毛澤東錯誤經濟指導的影響，仍然取得了巨大經濟成就。
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建立起強大軍事政治組織力量革命成功，他的領導作用是無可質疑不可替代的。許多人包括我都相信，換了別人，共產黨很大可能會被國民黨消滅。他建立起來的強大政治組織力量，對於經濟建設，無疑是非常有益的。但就具體經濟政策而言，這種不可替代性就不好找，甚至經常讓人產生沒有他也許更好的感覺。
全麵采用蘇式體製搞經濟建設，似乎是全黨的共識。如果能順利進行工業化技術追趕積累，那麽成就將是非常可以預期的，蘇聯現成的例子已經在那了。從毛時代結束時的結果來看，成就仍然可以說是巨大的，但是比起蘇聯來，還差很多。特別是軍工技術上的差距，非常大。一些文章列舉毛時代技術成就的例子，當然的確是有一些可列的，但與蘇聯取得的那麽多獨創性全球領先的技術成就相比，實在不能說幹得好。與日本相比也是如此。
本文認為，斯大林發明的蘇式體製發展技術實在是有相當大的威力，在蘇聯、日本（如果認為日本受蘇式體製影響）、中國一再得到證明。但中國取得的技術成就遠遠不如蘇聯與日本，其原因與毛澤東是有關係的。
本文提出這一思路，具體的黑材料可以慢慢整理。大躍進與文革兩次運動對國民經濟造成重大損失，從增長曲線上看一目了然，已經可以定論。無論毛澤東發動這兩個運動的動機如何，即使可以美化其動機，至少在操作手法上犯有無可質疑的巨大失誤。另外，技術人員的組織上長久受政治運動的影響，不是說沒有成就，但是比蘇聯日本差很多。高等教育上，對基礎科研、研發人員的培養顯然做得很差，大學教育有時甚至倒退，對技術成長很不利。青年學生上山下鄉運動，到農村也沒什麽技術實踐機會，對技術成長沒什麽幫助。有建設經驗的幹部隊伍也有很多人被整，無論國民經濟還是技術成長都受影響。
種種情由，導致毛時代與蘇聯日本相比，多項關鍵技術進步緩慢。由於當初蘇聯援建了一百五十六個技術項目，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這樣主動的大規模技術轉移事件，實際上給了一個很好的技術起點，不能認為新中國是完全從無到有發展。如果以蘇聯援建項目為起點，會發現多個領域技術進步不象想象的那麽大，許多廠多年就是一種產品很少升級。這裏的黑材料不少，如飛機是有蘇聯的圖紙，搞了許多年發展都不大。
改革開放以後技術上仍然發展不大，與毛時代技術發展體係的重大缺陷有很大關係，當然，也與改革派政府的一些失誤有關係。這裏也需要補充具體領域的黑材料。
在毛澤東之下領導中國經濟建設的其它關鍵人物似乎相當情有可原。他們總的來說相當適應蘇式體製，能力可以得到發揮，如高崗、陳雲、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這些關鍵人物都有相當的長處。大躍進文革初期的經濟災難他們實在不能說有大錯，至少不是主要過錯，除了不能抵製毛澤東的瞎指揮。由於毛的絕對威望，抵製不了也在情理之中。共產黨作為一個領導集體，在經濟上還是相當有水平的。所以在毛時代，幹成了許多經濟與技術意義上的大事，毛時代結束後，也能夠成功轉型，走出新局，不致於翻船。
本文自信已經相當接近於事情的真相，目前來看，與各派觀點都有不同。願意從這方麵想的可以想想，不願意的，可以繼續唱讚歌或者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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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檜夫婦跪像知多少
提起秦檜夫婦跪像，人們就想到了杭州嶽飛墓前的那一對。其實，大陸上的秦檜夫婦跪像尚存有七對：
浙江秦檜夫婦跪像：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西湖邊棲霞嶺下嶽王廟中側嶽飛墓前。像為鐵鑄人像，秦檜夫婦反剪雙手，麵墓而跪，形象沮喪。
江西秦檜夫婦跪像：位於江西省九江市株嶺山東端、老虎山西側嶽飛母姚氏墓前。像為石質，今巳殘損。構形略與杭州嶽飛墓前之鐵鑄跪像同。秦檜夫婦似有求饒之勢。
河南湯陰秦檜夫婦跪像：位於河南省湯陰縣城西南隅嶽飛廟施全祠前。湯陰宋時為嶽飛故鄉，後人在此設廟並鑄秦檜夫婦鑄像。因遊人多用手抓摸，使鐵像上部錚然發亮。
河南朱仙鎮秦檜夫婦跪像：位於河南省開封市西南朱仙鎮西北隅嶽飛廟前。朱仙鎮在宋時是嶽飛北伐駐軍並大戰金兀術的地方。像為鐵鑄，成赤身綁跪狀。每逢正月十四至十六日，鎮民紛紛前來這裏，置自造秦檜夫婦紙像於柴草中，放火焚燒,以解心中之恨。
河南淮陽秦檜夫婦跪像：位於太吳伏羲陵內，跪像為生鐵鑄就，像上身赤裸，雙手反剪，似有求饒之勢。
江蘇泰州秦檜夫婦跪像：江蘇泰州嶽墩嶽飛祠的殿外西牆腳，為石雕秦檜夫婦跪像，經曆代遊客香火焚熏，白石變成黑石，頭焦額爛，其狀亦慘。
湖北武昌秦檜夫婦跪像：位於武昌縣南大東門外鄂州嶽飛廟內，宋乾通六年鐵鑄，綁跪屏下，相傳凡疾病者，以石擊為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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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構致嶽飛：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嶽愛卿，有些話是該告訴你了。你們父子被斬，不怪秦檜。實話說，若沒有我的手諭，莫說你的罪名“莫須有”，就是大大的有，秦檜他也不敢動我大宋元帥一根毫毛，這你應該心中有數。但也不能怪我，我揮淚斬XX，大義滅“卿”，實是不得已而為之。你是差不多要對自己的死負完全責任的。
你雖然對我忠心耿耿，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起初，我對你是很欣賞的。曾記否，抗金前期你平定各地農民鬧事和叛亂朕對你褒揚有加，親書“精忠嶽飛”四字賜你。然而後來你高舉主戰大旗，抗金不止，頻傳捷報，“迎靖康”的決心，“直抵黃龍府”的豪氣，都令人深感不安，哭笑不得。我心裏有兩個矛盾：一個是國事。金國侵犯我大宋掠我父兄，此為國仇不可不報，否則我作為一國之主不但沒有感召力，也可能被掠；另一個是家事。在眾皇子中，我排行老九，若論資排輩恐怕下輩子也輪不上我當“一把手”。時勢造皇帝，我是由於金國入侵靖康二帝被劫才得以君臨“天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金國又是我的恩人。兩種矛盾交織，決定了我內心傾向於主和。這倒不是說我真心感謝金狗，主要是因為若你把金國亡了，迎回二帝，那也許就是我下台之時，這豈是我願意看到的？抗金隻能是象征性的，是手段，旨在以戰求和，維持帝位才是目的———順便告訴你吧，當皇帝的感覺真他媽好！我真的還想再當五百年，哪怕是一個兒皇帝也“在所不辭”。一國容不得二君，何況三君？更可氣的，據信使說金國還講人道主義，給靖康二帝的生活待遇還不錯。我實在無意取得抗金鬥爭的徹底勝利。而你卻不懂我的心，不聽我見好就收的旨意，置我令你退兵的十道金牌於不顧，步步緊逼，硬要趕“金”殺絕。你這哪裏是剿滅金國，分明是在趕朕下台嘛。天下有你這樣的忠臣嗎？
要說忠臣，秦檜才是大大的忠臣。他腦子聰明，倒不是說他憑本事考上狀元有真才實學，也不是說他發明了現在中國人還在用來批判他的宋體字，而是說他最先領悟了我的心事，於是堅決主張議和。他大公無私，大忠似奸，忍辱負重，勇於為朕分憂，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有人罵他是投降派，是金國的走狗，他不自辯；有人說他是殘害你的罪魁禍首，是千古罪人，他寧願當替罪羊。所有問題都自己扛。這樣的人不是忠臣誰是忠臣？這樣的人，靠得住，我放心。
所謂忠臣，就是忠於國君之臣。有些話我是不能拿到朝堂上講的，但你作為下屬怎麽不設身處地仔細揣摩，深刻領會，認真貫徹？實話說，你也忠，但你不知道怎樣忠，你隻埋頭打仗，隻知道慷慨激昂地上書“唾手燕雲”，卻不知道我聽了心中有多煩；你隻曉得“精忠報國”，卻不知道“報朕”比報什麽都重要。
你說，你不怪自己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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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檜書法 《偈語》 行書
筆法率意自然，結體不板不滯，藝術水準不在宋四家之下。說實在的，嶽飛的字稍遜一籌 字押不見得每幅字都有啊，再說他寫的是一段偈語，估計是抄的，除非送人，不一定要畫押啊。這上麵除了他自己的兩枚印章，還有幾個鑒藏章，應該不太會是假的吧。嶽飛”遙望中原”在哪裏可以看到啊？
字如其人 秦檜的字巨棒！ 如此柔和端麗！能寫出這樣字的，多半屬於情感細膩的人。寫這樣字的人，是不是也比較懼內啊？懼內是一種美德，其實沒有哪個男人真正怕老婆，因為心中有柔情、心中有愛，讓著老婆，才怕老婆。
嶽飛為什麽不怕老婆呢？嶽飛的字豪放堅硬許多，武人風格，感情粗線條。
秦檜《偈語》帖23行，行2—5字不等，計110字，殘5。首題“秦檢書 偈語”尾落朱文“秦”、“檜”二印，另有鑒藏數枚，足見其真。用筆率意自然，鬆脫舒暢，結字順勢而就，不滯不板，其筆意結體與蔡京兄弟非常相似，但氣勢之開張稍不及之。
重要的筆跡特征：整篇筆跡給人的感覺是深沉、穩重，書寫速度徐緩，整篇筆跡布局尚好，但是筆跡大小不一致，有的字大如：“秦、書、興”等字，有的字小如：“十、五、日、壬”等字，每個字的收筆都比較小心、拘謹。
從以上的筆跡特點可以知道書寫者性格屬於內傾型，平素不苟言笑，不喜歡交際。興趣愛好雖然狹窄，但在自己感興趣的方麵精深。行事謹慎小心，即使外界環境處在混亂中，也能靜觀事變。思考周密，一個問題可能會反複思考，行事穩重，力求萬無一失。有很強的野心，但善於隱忍，不事張揚，因此別人很難覺察到這點。善於察言觀色，揣摩別人的心理，也善於利用別人的缺點。內心情緒波瀾起伏，但善於克製自己的情緒，喜歡少說多聽，別人很難知道他內心真正在想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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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四將圖】 縱26厘米、橫90.6厘米，劉鬆年繪。自右至左為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嶽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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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開展學術批評
——讀錢大昕文與觀《通史》風波有感
陳新
在學術批評問題上要反對兩種不良的傾向：一種是不積極開展學術批評，不同學術觀點不交鋒、不切磋，各說各話，各行各路；對錯誤的觀點、不良的風氣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之任之，或者為親者諱，為尊者諱。另一種是不正確開展學術批評，批評者對不同的觀點和批評對象采取輕蔑挖苦的態度，或者棍棒交加，窮追不舍，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被批評者則老虎屁股摸不得，對批評意見動輒反唇相譏，惡語相向；學術批評成了相互攻擊，觀點之爭成了意氣之爭。健康的學術批評和反批評本來是推動學術發展的有力杠杆，但如果不能正確地開展，反而會對學術研究和學術隊伍造成傷害。
近日重讀錢大昕的一些論說，感觸良多。在清代學者中，錢氏的學問和人品都是一流的。他既勇於對古人和同時代學者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相互切磋，展開爭辯，又謹慎謙和，給對方以充分的尊重，這種對待學術爭辯的態度，堪稱楷模。錢大昕的姻兄王鳴盛恃才傲物，指責別人往往言詞偏激，錢氏在《答王西莊（鳴盛）書》中予以規勸，其文曰：
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需平允，詞氣需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雲，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爾。鄭康成以祭公為葉公，不害其為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為鄭公子，不害其為良史。言之不足傳者，其得失固無足辯。即自命為立言矣，千慮容有一失；後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貽累於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諍友不樂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誠誤也，吾雖不言，後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所掩之。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駁之。此則無損於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
錢氏又有《弈喻》一文，一並抄錄於下：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為不逮己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
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不若已。
這些話說得很好，可以為我們今天開展學術批評提供有益的參考。
要正確開展學術批評，我看起碼要注意以下三點：
一是與人為善，心存厚道。學術批評是為了推動學術發展，不是為了整人，不應“別有所圖”。即使你認為你要批評的人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畢竟是你的同行、同誌，前輩、同輩或晚輩，而不是敵人。如果是敵人，就不屬於學術批評的範疇了。而學術批評是不能用揭露、打擊、搞臭、置人於死地這些對待敵人的辦法的。
二是平等討論，尊重對方。不要把自己放在裁判員的地位，擺出一副教師爺的架勢。平等討論就應該采取謙和而不是輕蔑的態度，隨時準備認真聽取對方的意見。謙和不等於模棱兩可，為了解決問題，批評不但應該觀點明確，有時也需要尖銳潑辣，但不應高居臨下、咄咄逼人、惡語相向。
三是實事求是，言必有據。批評是要負責任的，不能不注意影響。說話要憑證據，證據要核實，不能憑臆想。有證據也要講分寸，不能說過頭話。下結論尤應謹慎、留有餘地——不但避免對別人的傷害，自己也有以轉圜。因而，絕對需要的是冷靜，而不是情緒化。如果基本事實還沒有搞清楚，道聽途說、捕風捉影，就胡亂指責一氣；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無限上綱，輕易地給人戴上嚇人的大帽子——痛快是痛快了，但終究站不住，結果隻能把事情搞砸。
當前的學術批評和反批評，有些是健康的或比較健康的，但也有些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
例如最近關於《中國通史（彩圖版）》的爭論，我認為，批評者在以上幾個方麵是有欠缺的，甚至是出格的。《通史》存在缺點錯誤，當然可以批評；《通史》對某些問題的處理方式是否得當，對《通史》應該如何評價，也完全可以討論。但批評者擺出審判官的架勢，高居臨下地以咄咄逼人、斬釘截鐵、不容置辯的口氣宣判該書為“學術垃圾”，宣判編寫人員為“南郭先生”，宣判主編是“竊取史學會名義”“招搖撞騙”的“騙子”。這顯然超出了正常學術批評的範圍，不能認為是慎重的。批評者有的意見可能是對的，所提出的問題有些是存在的，但從討論中所披露的情況看，批評者其實對該書的性質、編寫體例、策劃組織過程以及中國圖書獎的性質等並不那麽了解，批評因而出現錯位，況且，批評雖然調門很高，似乎是鐵板釘釘，提出的證據卻不那麽充分和可靠（起碼部分如此），不那麽絕對正確，這就難免引起反彈，給人抓住把柄，使自己陷於被動。我們不能要求批評者把所有情況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才發表意見，但起碼不要把話說得那麽絕、那麽損，給別人、也給自己留點伸縮的餘地。
批評者的眼睛盯著書，也盯著人，而且主要是人——通過全盤否定《通史》其書，來全盤否定主編其人。學術批評一般應“對事不對人”；涉及到人的時候應該加倍慎重。批評者反其道而行之，這就難免流於人身攻擊了。
“竊取史學會名義”——這不但是學術的宣判，而且是道德的宣判；批評者不會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麽。批評者無非是想告訴人們：某人當該書主編和將該書掛上史學會的名義，都是他利用中國史學會會長的身份謀取私利、非法運作的結果。證據呢？難道隻是因為某主編當過中國史學會的會長嗎？我們知道，某主編的確當過中國史學會的兩任會長，但任期到1998年秋為止；而《中國通史（彩圖版）》的出版是在2000年1月，也就是說，《通史》編寫出版時，某主編已不是中國史學會會長了。他怎麽能夠“竊取史學會名義”？除非你能證明該書的策劃和編寫是在1998年秋天以前，沒有經過史學會常務機構的商議，是某主編為了個人私利自行決定的，而且該主編把他的非法決定強加於他的後任，或者與他的後任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否則，“竊取”雲雲反有誣陷之嫌了。這些都是剛剛發生的事情，應該容易搞清楚，起碼不會比考證誰在嶽飛背上刺字更困難些。批評者主張學術研究要嚴謹，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這當然是很好的。令人納悶的是，批評者對別人的論著要求很苛刻，一有差失就說成是垃圾；自己批評別人的時候卻不提供最基本的事實，不作最起碼的論證，怎麽刻薄怎麽說，怎麽痛快怎麽說，把“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要求扔到爪哇國去了，這不是“雙重標準”又是什麽呢？
批評者是研究宋史的，而他要否定的這位主編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並非批評者熟悉的領域。我們不知道批評者究竟讀過他的多少論著，但從批評文章看，對某主編的學問，批評者所了解的充其量隻是“耳聞”和“據說”而已。根據批評者自己定下的規矩，是不容他置喙的。但批評者巧妙地搬出已故的張政烺先生來。據說，張政烺先生對這位主編的評價是：“此人沒有學問。光從他對研究生的選題看，叫人家做《四庫全書》，他自己讀完《四庫全書》沒有？自己沒有讀完，怎麽指導別人？”張先生也是某主編的老師，老師都對你下這樣的結論了，你還有什麽好說的！而且有了張先生這話，什麽該主編的講演“謬誤接連不斷”、“不懂裝懂”，都可以不用舉證，也不用負責了，因為一切責任都是張先生的了。正如討論中不少先生指出的，《四庫全書》份量那麽大，任何人窮畢生的精力都讀不完，難道這部著作就不能進行研究，誰要研究就是“沒有學問”？這豈非笑話！張先生的話究竟是怎麽說的，已經死無對證。所謂某主編“叫人家做《四庫全書》”，應指黃愛平的“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黃愛平的另一位指導老師告訴我，答辯委員會對黃的論文給予高度的評價，該論文出版後，獲得多項獎勵，成為黃愛平先生的成名作。張政烺先生當時是答辯委員會的成員，並沒有對答辯委員會的高度評價提出不同意見。張先生怎麽會說出批評者告訴我們的那樣的話呢？退一步講，即使張先生真的講了這話，這話也不能成立，黃愛平論文的成功已證明了這一點。這隻能是在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情況下的私下交談，並沒有打算公開發表，也絕不能以此為臧否人物的標準。張先生什麽時候授權批評者公開發表這個講話？什麽時候請批評者作為他的代言人？批評者不但私自公開這一講話（如果不是編造的話），而且進一步引申出某主編是“騙子”的駭人結論。這樣做，不但是不負責任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但對被批評者是不道德的，而且對張政烺先生也是不道德的。而此風斷不可長。如果誰都可以隨便引用某人無法對證的話去詆毀別人，學術界就非亂套不可。
批評者的眼睛不但盯著書，盯著人，而且也盯著事——通過全盤否定《通史》其書、主編其人，進而全盤否定正在進行的大型清史編纂工程。批評者告訴我們：大型清史的編纂是《通史》某主編提出“盛世修史”口號討好上方而獲得的豐厚回報。對於大型清史是否修，如何修，一開始就有爭議，現在還有爭議，這並不奇怪。如果是正常的提意見，完全用不著“借題發揮”。但批評者自以為掌握了一件致人死地的最新的武器——他已經通過全盤否定《通史》“論證”了該《通史》的主編是一位“騙子”，循此繼進，就可以把該主編“攫取”編纂清史的權利定性為“騙子”行徑的延伸。經過長期醞釀和多年論證才上馬的這一大型文化工程，竟被說成是個人行為，竟被說成是一種騙局，套用批評者的一句話：真乃“驚世駭俗”之論也。事體茲大，尤須謹慎。這位主編是如何“上交”行騙的，而上麵又是如何因為愛好奉氶而上當受騙的，批評者是否給我們作些起碼的論證呢？沒有！除了帽子和棍子以外，什麽也沒有！這能算是一種正常的學術批評嗎?
要正確開展學術批評，並不需要高深的學問和獨特的修養，關鍵是要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別人。學問如大海，個人終其一生頂多隻能舀取其一瓢飲而已。人的認識主觀上和客觀上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人人都會形成自以為正確的一些觀點、看法，並以此觀察別人、觀察世界。但如果把自己的認識絕對化，難免要出岔子。不要以為真理都裝在自己的口袋裏，而別人的口袋裏隻有謬誤。不要讓一些先入為主的成見遮擋自己的視野。應該像錢大昕那樣經常問問自己：“吾果無一失乎？”批評者曾以高分貝的調門一口咬定《通史》稱曹彬為儒將是“最荒唐可笑”的“聞所未聞”的“信口雌黃”，但討論中人們已經用明白無誤的史料證明，不但曹彬的言行堪稱“儒將”，而且事實上也被宋人稱為“儒將”了。可見，在這個問題上“荒唐可笑”不是別人，反而是批評者自己。其實，這並不需要什麽高深和專門的研究就能搞清楚。一位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很篤實、很有造詣的學者，就在自己研究領域的範圍內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實在不應該，也令人難以置信。但細細想來，其實這也不難理解。除了批評者過於自負外，還由於他早已心存成見，認定《通史》主編是不學無術的騙子，而被一種偏激的情緒所支配。正是自負、成見和情緒化壓縮了他的聰明，使他不能冷靜地正常思考，逮著一條“證據”急不及待地無限發揮，而不願去再想想，不願去查核一下最基本的事實。戴震有句名言：“不以人蔽已，不以已自蔽。”這大概就是“已自蔽”的典型例子吧！
我不讚成批評者張狂輕率的態度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我認為某些批評沒有搞清基本事實、缺乏充足的根據，是站不住腳的。但我並不全盤否定他的批評，批評中有些意見值得考慮，批評中提出的某些問題值得重視。我並不懷疑批評者對學術界腐敗風氣深惡痛絕出自真誠，就像我不懷疑他是一位篤實而有造詣的學者一樣。錢大昕說：“不可效宋儒所雲，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爾。”不但適用於對待被批評者，也適用於對待批評者。
我沒有研讀過《通史》，不可能對它做出全麵的評價。但從討論中所披露的情況看，它是有缺點錯誤的。這一點，主編也沒有否定。該書初版不久，編者即廣泛征求意見，著手全麵的修訂。這固然說明編者發現問題以後，采取了負責任的態度，批評者把這說成掩蓋錯誤，並不公允。但同時也說明了初版存在問題不少。由於這本書是以史學會的名義編的，又獲得了大獎，人們對它抱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這些問題理所當然引起各方麵的關注。《通史》初版在組織編纂方麵，確有值得總結和正視的經驗教訓。
一本曆史普及讀物，如何處理史實和傳說的關係也可以研究。從討論情況看，編者為了提高該書的可讀性，有意加入了一些民間傳說，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將嚴格的史實和民間的傳說相區別。批評者把這說成是編者由於無知將史實和傳說混淆起來，根據不足。但傳說畢竟不同於史實，應該嚴格分開，起碼應在編寫體例中予以說明，否則容易造成誤導。
筆者同意不少先生提出的“名家掛名主編應三思而後行”的意見。名家掛名主編是多方麵的原因造成的。有的是出版社或教學研究單位為了擴大影響，為了能夠動員更多的人力物力，請求名家出麵主持某一課題；有的是名家利用其掌握的資源，較輕易地獲得課題和經費，自己當包工頭，找別人撰寫。這裏確實存在腐敗，但未可籠統地一概斥之為腐敗。不可否認，有些多人協作或很多人協作的項目，往往需要名家作為組織和凝聚力量的中心。名家對其擔任主編的著作盡責盡力的程度也各不一樣。但不管出於什麽原因，名家一般是忙人，往往不能對他掛名主編的書親力親為，這就難免流為“空頭主編”。由於不能親力親為，手下的人在編纂過程中難免出錯，甚至會有人利用主編和該書的名義以售其奸。這樣，不出問題也就罷了，出了問題隻好由主編兜著。這無論對學術發展，或者對主編個人，其實都是有害無利的。這種“空頭主編”不但存在，而且有蔓延之勢，這是一件值得憂慮的事。批評者以尖銳的方式提出這一問題，雖然不無偏頗之言，但同樣不乏合理的因素，應該引起各方麵的重視，以尋求解決的辦法。
批評者是一位有學問的、多才多藝的學者，他的學術地位不是吹出來的，而是以他紮實的研究和卓越的成績博得學界的公認。批評者痛恨學術界的不正之風，為此發表過不少好的意見。即使某些批評由於偏激和片麵而引起反彈，也應看到其中包含的合理的內核，而批評者主觀上仍然是真誠地為學界的純淨而戰的。不應因此將批評者的批評和批評者本人全盤否定，一棍子打死。筆者尤其不願看到，在否定批評者輕率的態度和某些不實的批評的同時，掩蓋了人們對學術界確實存在的某些不良風氣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