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華是對自己國人失望而死

陳天華是對自己國人失望而死

 

摘要：陳天華通常被稱為革命家，對其自殺的解釋是因為反抗日本，並被國民黨大肆宣傳。但這是謊言，根據陳天華的遺書，陳天華是對自己國人失望而死，因為他深感當時留日學生道德卑劣，為了貪圖功名甚至出賣國家利益，他希望中國人要依靠自己奮發自愛，他反對激進的流血革命。非常有諷刺意味的是，他試圖用自己的死來告訴同胞的道理，非但沒有達到任何效果，反而被革命黨人歪曲利用，為後來的流血革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完全違背了他的遺願。更可歎的是，直到今天，依然很少人人直到他到底為什麽而死，更有人試圖繼續歪曲他的死因，以實現其個人目的。

日本報紙並沒有汙蔑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因為當時留日學生和留歐美中國學生比，素質是最差的。到底有多差？明明日本人稱清朝為支那，是對整個中國人的侮辱而不是特指清朝或者滿族當權者，因為支那在日本一直使用，直到二戰失敗才停止。但是，我們的偉大“革命家”們，卻公開稱自己的是支那，其中包括陳天華自己。他們的自辱行為難道不算卑劣麽？他們的自賤會得到日本或者任何其他國家人的真心尊重麽？不可能的，這就如今天你身為中國人卻拚命歪曲誣蔑中國而得不到別人的敬重一樣。陳天華的死是反省自己和他的革命同伴的言行，他已經看穿日本政府支持他們的革命並沒安好心，他悔悟自己過去的暴力革命行動不是真的有利於國家，因此，他的死是愛國的，盡管被後人歪曲利用。

 

陳天華（1875年－1905年），早年就學長沙嶽麓書院，1903年留學日本，參與組織拒俄義勇隊和國民教育會，從事反清活動。1904年與黃興、宋教仁等在長沙創立華興會，策劃武裝起義，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民報》編輯，以通俗的說唱體著《警世鍾》、《猛回頭》《獅子吼》等文，影響“較之章太炎《駁康有為政見書》及鄒容《革命軍》有過之無不及”（馮自由《革命逸史》）。同年12月在東京參加反對日本《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的鬥爭，留下絕命書五千言，勉勵同學“堅韌奉公，力學愛國”，並致留日學生總會一信，請求援助；12月8日晨，在日本大森灣投海自盡。12月25日，黃興為《絕命書》作跋，孫中山稱讚其為“熱心血性的革命黨”，其作品後人收集整理有《陳天華集》。

 

一。國際背景

 

1905年 乙巳年（蛇年）；清光緒三十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越南成泰十七年
1月2日——日俄戰爭：被圍困157天後駐紮旅順口的俄羅斯軍隊向日本投降。
1月22日——俄羅斯軍隊在聖彼得堡血腥驅散三萬人的和平遊行。
2月21日——日俄戰爭：奉天會戰開始，經過三周後俄羅斯敗北。
3月5日——日俄戰爭：奉天會戰，俄軍在三天內喪失了十萬士兵，開始從奉天撤軍。
3月10日——日俄戰爭：日軍占領奉天，奉天會戰結束。
3月10日——《申報》首次使用記者這個名詞。
5月7日——在日托米爾（當時屬俄羅斯，現屬烏克蘭）爆發對猶太人的迫害，整個事件持續三日，許多人死亡。
5月27日——日本艦隊在對馬海峽海戰中擊敗沙俄艦隊。
7月30日——孫中山等在日本東京召開“同盟會”籌備會，17省代表參加。
9月2日——清朝廢除科舉製。
9月4日——複旦大學成立。
9月5日——日俄戰爭：樸茨茅斯和約結束了日俄戰爭，在日本導致了日比穀燒討事件。
9月24日——清朝派出考察立憲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陽門車站遭到自殺性炸彈襲擊。
11月26日——孫中山在《民報》創刊詞中首次提出三民主義。

12月8日——陳天華，華興會、中國同盟會會員，因參加反對日本《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的鬥爭，留下絕筆書，投海自盡。
12月22日——日本和中國簽署《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及附約》（《滿洲善後協約》）。

 

二。陳天華的遺書

 
說來誰相信,陳天華是對自己國人失望而死;誰相信,陳天華還認為,他要是不自殺,十年後他的國家還是會被人家滅亡,還是一死,與其晚死,不如早死,還可能喚醒睡著的人.這就是陳天華死因的真相

 

如果陳天華活在今日的中國,他的肉體不會去自殺,他的精神必會去自殺一過了.

 

陳天華(1875-1905)，字星台，號思黃，湖南興化人。戊戌變法期間，考入湖南實業中學堂。1903年，由該學堂資助赴日留學，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師範，赴日期間，先後參與了華興會、同盟會的創建工作。同時參加了《新湖南》、《遊學譯編》、《民報》等雜誌的編輯出版，宣傳和介紹歐美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的文字，其中有著名的《猛回頭》、《警世鍾》兩書。1905年，日本政府頒行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正在此時，陳天華蹈海自殺。現在的史書和教科書一般都將陳天華的自殺的原因歸咎於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可是陳天華的遺書後來發表在11月出版的《民報》第二期上。然而陳天華真正的死因，陳本人在他的遺書中是這樣說的：

近來每遇一問題發生，即群起嘩之曰：此中國存亡問題也。顧問題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學而皆放縱卑劣，即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矣，二十世紀之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麵：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為取締規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須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後，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惟須亟講善後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此段話讀來，今天還有蕩氣回腸的感覺。
按陳君在此，明確告訴我們“慎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為取締規則而死”，而從今天陳天華的後人之後人的做法看，陳天華直可謂死不足惜了。陳天華直言他“原重自修，不重尤人”，將自己的死因歸因於他人，本不是他的作風。所以，他對日本文部省的取締規則，持的態度是相當理性的，“可了則了，切勿固執”，然而，這些尚隻是從消極一麵設法應避免的，我們切不可將注意力僅集中在此一麵。雖然，他力圖消極避免的東西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不很理想。
當時日本文部省之所以出台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據陳在同一封遺書中說“近該國文部省有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之頒，其剝我自由，侵我主權，固不待言。鄙人內顧團體之實情，不輕予發難”。日本的作法當然是霸道的，可是中國留學生“團體之實情”有理虧的地方卻是重要的事實，此實情，陳天華並沒有具言，但大體的原因，遺書已經提及，那就是當時一部分中國留日學生“學問未事，私德先壞，其被舉於彼國報章者，不可縷數”，因為私德不謹，而曝光於日本社會，致使當時日人對中國學生的觀感極壞，因此貽口實於《朝日新聞》，使該報罵中國學生“放縱卑劣”。而此一罵，直接觸及陳天華靈魂最深刻處，內憂外患的方方麵麵的問題，以及國人對此危機的應對方式及省思，又如何地不對路，不貼題，長此下去，中國除卻必亡之命運，沒有其他結局，而對此問題的危機意識，以及激切於喚醒國人的意識，遂使陳天華有自殺之舉。換言之，陳之死，非死於日人，而死於國人，死於國人之“放縱卑劣”而不見省。在陳看來，如此長此下去，“則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矣，二十世紀之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乎？”對如此嚴重之局，不有人倡言之，或雖有人倡言而無足於醒國人耳目，其後果，在陳天華看來，遠重於他一人之生命。他願以已身來喚醒時人“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中國積弱之餘，國人往往將自己的積弱歸因於別人的侵淩，而不圖振作，所以當時所謂“救國”，都在如何排斥外力，與外人爭強，在陳天華看來，如此，中國終不免於一亡。陳在遺書中說：
“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於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嚐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
在陳看來，如果國人不警醒，中國按照當時的情形持續下去，將在十年之內亡國，而救國之道，在方法得當，措置得宜，而絕不能以當時中國所舉之政治，經濟方略。當時革命黨人盛倡革命，陳天華也講革命，但陳之於革命，“有與人異其趣者，則鄙人之於革命，必出之以極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在陳看來，革命在當時應當“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如漢人的排滿革命，要在使漢人皆認革命為必要，如果做到這樣，就可以一紙書通過，而無須流血。如果多數人不明此義，而即實行，“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以亂中國”，在他看來，當時革命黨人的革命就攙雜了太多的功名心，為革命而革命，“已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則外恃外資”，自己力量不足，就利用黑社會或外國勢力，這樣的革命當然和陳天華異趣。
陳也在遺書中提到了當時國人極力爭取“利權回收”問題，但他同時提醒國人利權回收後，如果“無所設施，則與前此之持鎖國主義者何異？”所以，關鍵的還在“善用之，於此數年之間，改變國政，開通民智，整理財政，養成實業人才，十年之後，經理有人，主權還複，吸引外國資本，以開發中國文明”。“否則爭之甲者，仍以與乙，或遂不辦，外人有所借口，群以強力相壓迫，則十年之後，亦如潰堤之水，滔滔而入，利權終不保也”。
陳在遺書中對當時主張的親日和排日明確表達了他的意見，“鄙人以為二者皆非也”，親日以賣國固不可，為什麽不可排日呢，排日的理由是日本要亡我，可是“吾無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對外排日，而在對內如何自強，是在我們也能像日本治國一樣治理我國。他還提及了當時令國人蒙羞的日俄戰爭，“平心而論，日本此次之戰，不可謂於東亞全無功也。倘無日本一戰，則中國已爪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戰，而中國得保殘喘，雖以堂堂中國，被保護於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實已如此，無可諱也。”這種“無可諱”要需要比“愛國”多多少的勇氣，怕隻有當事人自己才可以知道。今人大可以對此聲辯說事實不是“已如此”，事實是不是如此，並不是重要的，即使是事實，也不必恥，“如恥之，莫如自強，利用外交，更新政體，於十年之間，練常備軍五十萬，增海軍二十萬噸，修鐵路十萬裏，則彼必與我同盟。”此意見，對今日中日關係言之，怕亦不無啟發吧。

在遺書之最後，陳天華重語時人，“凡作一事，須遠囑百年，不可徒任一時感觸，而一切不顧。一哄之政策，此後再不宜於中國矣。如有問題發生，須計全局，勿輕於發難。”大約大家還記得與康有為主張激進變法的同時，有王照（小航）先生，他有《賢者之責》一文，末段中曾言“朋友朋友，說真的吧！”這八個字曾經使胡適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感動。王先生在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前的兩年即1898年就有“國人知能遠遜彼族，議論浮偽萬難圖存”的反省言論。1930年，王作《實心救國不暇張大其詞》一文，主張根本之計在於普及教育，他在裏麵講了一段故事：
戊戌年，餘與老康（指康有為）講論，即言“我看止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一天地改變，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說：“列強爪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如此，真正的愛國，求自強，“貼題”的說法與做法應是如何，自然可得一結論，而在這個過程中，自稱愛國的人士，第一重要的是要私德先有所樹立，陳天華在遺書最後告語吾儕，“近來青年誤解自由，以不服從規則，違抗尊長為能，以愛國自飾，而先犧牲一切私德，此之結果，不言可想。”居今，以複興中華民族相標榜者，可不以此自警乎！

 

 

 

 

三。看看此文對陳天華的繼續歪曲

 

魂兮歸來，陳天華  ● 傅國湧 

最初知道陳天華還是少年時代在曆史課本上，特別是插圖中的《警世鍾》、《猛回頭》封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讀到一些思想史、哲學史資料匯編以及陳天華的選本都收有這兩篇。但我認為這隻是陳天華反帝、愛國的一麵，沒有反映出陳天華追求民主理想的一麵。最能體現他民主思想的是他在《民報》上發表的《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等文，我看到的大多數有關選本都沒有收入這一篇。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隻強調他反帝、愛國的一麵，對他的民主思想一字未提。陳旭麓50年代寫的《論陳天華的愛國民主思想》一文倒是專門論述了他從愛國到反君主專製的民主革命思想，但似乎一直沒有引起近代史和思想史學界的注意。      

1904年，俄國瓜分東三省，朝野束手無策，陳天華咬破手指寫了幾十幅血書，寄到國內各學堂，“聞者莫不悲憤”。同年，他與黃興、蔡鍔等成立了“軍國民教育會”。年底回國和黃興、宋教仁等創立“華興會”，起義失敗後，不得不返回日本，又與宋教仁等一起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      
    麵對清末嚴峻的內憂外患，他憂憤交加，談天下事常常痛哭流涕，日益憔悴。1905年春盛傳各國要瓜分中國，他提議由留學生全體選派代表回國，向清政府請願，立即頒布立憲，以救危亡。同時決定單身赴京，不惜一死，被同學極力勸阻。 
    1905年7月下旬孫中山來到日本，7月28日就約陳天華、宋教仁等在《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會麵商談革命力量的聯合問題，可見當時陳天華在華興會裏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29日，宋教仁、陳天華一同到黃興那裏商議孫中山所提的問題。陳天華首先讚成與孫中山聯合，黃興則主張形式上聯合、精神上保存華興會。陳天華還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陳天華跳起來大叫“中山先生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他的態度對推動華興會與孫中山的聯合成立同盟會無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同盟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與宋教仁、馬君武等一同起草章程、文告，其中《革命方略》就是他寫的。 
     
    由黃興提議將《二十世紀之支那》作為同盟會機關報，後來改名《民報》，主要由陳天華編輯。他在11月出版的第一期上一個人就發表了5篇文章，幾乎占《民報》創刊號的一半內容，影響很大。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駁斥了中國不可以言民權、不可以言民主的論調，鮮明地指出“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之以開明專製，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豫備；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湖南人民出版社《陳天華集》18頁）這一說法雖然顯得有些混亂，但主張民主共和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 
     
    在《中國革命史論》裏他說“革命惟問當世宜不宜，不必複問曆史，自我作始可也。”認為當時的革命已經不是“湯武革命”或朱元璋、劉邦式的革命，而是要在“革命之後，宣布自由，設立共和”。 
     
    同時，他認識到隻有“中等社會”主導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在他的心目中代表“中等社會”的留學界人數漸多、“風氣漸開”是一線希望所在。對舊的會黨力量他以為“可以偶用，而不可侍為本營”。      
    他在《絕命辭》中也說自己“重政治而輕民族”。說革命“不可有絲毫取巧之心”，革命有出於責任心，也有出於功利心，出於功利心的“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則外恃外資”，他顯然是出於責任心才主張革命。所以他讚成“以一紙書通過，而無須流血”的革命。“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眾響應，其於事何難焉。若多數猶未明此義，而即實行，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以亂中國也。此鄙人對於革命問題之意見也。”（《陳天華集》156頁）因此主張“凡作一事，須遠囑百年”，不能鼠目寸光。 
     
    從後來辛亥革命的結局我們驚訝地發現陳天華的先見之明。他之所以強調從中等社會開始、然後向下等社會普及，就是強調啟蒙的重要性，在民智未開、人民普遍隻知道有皇帝、而不知民主共和為何物的情況下，僅僅利用人民普遍的反滿情緒實行革命，即使把滿清王朝推翻了，得到的也隻能是一個更混亂的中國。民國長期的軍閥混戰局麵已經證明陳天華早年的論斷沒有錯。難怪1908年《江漢日報》上連載的《革命黨史》中就把他列為“民族民權主義的漸進派（他死後，則由宋教仁“執其牛耳”），同孫中山、胡漢民等的“民族民權主義的急進派”有一定區別，那就是他們主張“不徒用武力，俟黨勢十分擴張，國民程度稍為發達，而後徐圖成功。”（轉引自《陳旭麓文集》第一卷423頁）這一說法未必都符合曆史事實，但從上述陳天華的觀點看，從宋教仁後來的一些主張和行動看，這一判斷也未嚐沒有見地。也難怪梁啟超在陳天華死後要引用他的一些觀點與同盟會論戰，事實上他們倒也有不少一致的看法（順便說一句，梁啟超在堅持憲政民主、反對專製獨裁的立場基本上是一貫的，雖然也寫過《開明專製論》這樣的文章，但不是主流）。 
     
  
    陳天華主張民主、民權救中國，他的《獅子吼》以小說的形式，通過一個夢描繪了他心中的民主共和國：
    他走到一處，看見“共和國圖書館”的牌子，裏麵不知有幾十萬冊的書，其中“有一巨冊金字標題《共和國年鑒》”，列舉了全國有30多萬所大小學堂、6000多萬男女學生；陸軍、海軍，軍艦、潛艇、空中戰艇等；鐵路，郵局，輪船，等。陳旭麓說他提出的這個民主共和國的藍圖大大超過了洪仁幹的《資政新篇》。 
     
    然後他虛構了當年張煌言的抗清基地舟山群島上的一個民權村，塑造了留學回來的老師文明種以及他的學生孫念祖等人物。借文明種之口，他說“國民教育”就是“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實於國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國民的權利，把那皇帝官府殺了，另建一個好好的政府，這才算盡了國民的責任。” “照盧騷的《民約論》（今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講起來，原是先有了人民，漸漸合並起來遂成了國家。”（《猛回頭——陳天華 鄒容集》119頁） 
     
    他借孫念祖提倡自治闡述了自己對自由的看法：“‘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沒有界限，即是罪惡，如今的人醉心自由，說一有服從性質，即是奴隸了，不知勢力是不可服從的，法律是一定要服從的，法律也不服從，社會上必定受他擾害，又何能救國呢？”因此要立一個自治會，擬一個自治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擔當國家的大事。”（同上124頁）又借他們的口表達了對美國民主的向往，他們中學堂畢業就紛紛選擇到歐美、日本留學，隻有繩祖要留下來辦報，他說民智不開，有千百個華盛頓、拿破侖也辦不出一點事，所以他要在內地辦一種新報，開通風氣。文明種也在漢口辦報、辦學堂，搞革命...... 
     
    小說中宣揚民主、提倡革命，“是有血有淚之言”，尤其是強調了開民智即啟蒙的重要性。1905年開始在《民報》連載，從第2號直到第9號。這部小說還沒有寫完，而且剛開始在《民報》發表作者就已蹈海。所以我們看到的隻是一部殘缺的《獅子吼》。因此，和他的《猛回頭》、《警世鍾》相比，這部小說並沒有產生巨大的影響，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成立，11月《民報》創刊，用孫中山的話說“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清政府為了扼殺海外革命活動，請求日本政府驅逐中國留日學生中的革命黨人，日本政府11月頒布了有關取締中國留學生的規則，8000多中國留學生奮起抗議，罷課、罷學，準備回國。陳天華本來不主張全體罷學歸國，但大家一經決定，他就認為必須堅決實行，否則將為日本所恥笑。當時中國留學生總會的負責人卻不想負起責任。他因此憤而蹈海自殺。希望以他的死使同胞“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嚐膽，刻苦求學”。希望留日學生總會的幹事負起責任來。他在自殺前給他們的信中說：“聞諸君有欲辭職者，不解所謂。事實已如此，諸君不力為維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學界耶？”（《陳天華集》158頁） 
     
    他在《絕命辭》裏指出日本報紙汙蔑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如果留學生真的都是“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已，二十世紀之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乎？”他為此提出作為這四個字反麵的“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如果有人念及他，則勿忘他今日的話。他說自己不是為取締規則問題而死的，要求他死後“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隻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來，不要被日本報紙言中了。則他“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對於生死陳天華一直看得很輕，所以他多次說過不惜一死，“吾實不願久逗此人間世也。”（宋教仁《陳星台絕命書》跋，《宋教仁集》20頁）《猛回頭》最後說：“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孫，永遠不忘；這目的，總有時，自然達到。”梁啟超評論“君既已一死欲易天下，則後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誌，亦義所宜然。”他終身未娶，有人曾勸他，他回答：“匈奴未滅，何以為家！” 
     
    陳天華蹈海後，留日學生在公祭時，黃興宣讀他的絕命書，“聽者數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同上25頁）隨後，不少人憤而回國（秋瑾等就是那一次回來組織武裝起義的）。他的死在國內也引起巨大震動。香港舉行追悼會，有千餘人參加。1906年5月23日，他的靈柩從日本歸葬於故鄉湖南長沙的嶽麓山。送葬隊伍萬餘人，綿延十裏，“全城學生製服行喪禮，萬人整隊送之山陵”，嶽麓山上縞素一片，清政府雖然派出大批軍警，麵對民眾悲壯的氣勢也無可奈何。但禹之謨、寧調元因為經營葬事觸怒了當道。禹之謨又為了反對鹽稅、向當局力爭而被捕下獄，竟死於獄中，臨終欲求流血都不得，被活活絞死。寧調元逃到上海才得以幸免。 
     
    20世紀終於走到了盡頭，陳天華的墓依然在嶽麓山上靜靜地注視著湘江水，注視著中華大地和這片大地上的人民。魂兮歸來，陳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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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　　

蔣介石評傳

圖書簡介：
　　 蔣介石飛黃騰達之後，日理萬機，仍不能忘懷傳統宗法意識，對尋根認祖，興趣極濃，以至於一再修譜，甚至於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已打得不可開交、蔣政權已搖搖欲墜時，仍要循例大修特修，聘吳敬恒為修譜總裁，陳布雷為總編纂。此次修譜在寧波找到一個祖宗頭，並一直追到公元前十二世紀的周公。

目錄

編者的話 《蔣介石評傳》序/汪榮祖 《蔣介石評傳》序/李敖 曆史天平上的蔣介石/汪榮祖
上 　　　　　冊 
第一章 發跡以前
第一節 溪口鹽鋪之子 第二節 與日本士官無緣 第三節 革命神話舉例 第四節 大哥陳其美
第五節 槍殺陶同誌 第六節 反袁掠人之美 第七節 拜老頭子炒股票 第八節 愛上陳潔如
第二章 粵海波瀾多
第一節 向孫中山討價還價  第二節 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三 用暴力鏟除廣東的反對勢力 第四節 中山艦浪裏乾坤
第三章 槍杆子出政權 
第一節 綁鴨子上架的北伐  第二節 抗命中央  第三節 喊著革命反革命  第四節 下野為晉身之本 
第四章 內鬥內行 
第一節 蔣宋政治婚姻  第二節 有名無實的統一  第三節 比舊軍閥更黷武  第四節 中原大戰誰之過 
第五章 金陵夢魘 
第一節 大搞特務  第二節 也是五省聯軍總司令  第三節 蔣介石與“一·二八”  第四節 胡漢民討蔣抗日 
第五節 黃金十年雲乎哉  第六節 星星之火逐漸燎原     
第六章 被迫抗戰 
第一節 為何遲遲不抗日  第二節 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第三節 如何領導抗戰  第四節 失掉最好的半壁江山 
下　　　 冊 
第七章 蜀中無大將 
第一節 蔣汪雙簧之謎  第二節 國共鬩牆之故  第三節 蔣美關係之奇  第四節 夫人魅力之大 
第五節 毀滅種子之根       
第八章 還都前後 
第一節 吃掉龍雲  第二節 判岡村寧次無罪  第三節 誰廢除不平等條約  第四節 出賣外蒙古 
第五節 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第九章 打不過毛澤東 
第一節 自知之明在哪裏  第二節 老本愈打愈小  第三節 搞假民主的惡果  第四節 文膽陳布雷之死 
第五節 杜魯門不肯出兵保蔣     
第十章 作弄李宗仁 
第一節 我打敗，你悔禍  第二節 怎樣謀殺楊虎城  第三節 從巧取黃金到豪奪黃金  第四節 非法複職 
第十一章 孤島上的父與子 
第一節 亡命又亡國  第二節 老美又來幫忙了  第三節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第四節 屈辱的對日和約 
第五節 擋不住的經濟起飛       
第十二章 朝代的終結 
第一節 不能兌現的時間表  第二節 希望漸滅油盡燈枯  第三節 論定蔣經國  第四節 扶不起的蔣三世 
 
 

文膽陳布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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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突然自殺身死，乃是蔣政權在風雨飄搖之際，極為震驚人心的消息。蔣介石為死去的左右手題了“當代完人”橫匾，然而完人為什麽會這樣地完蛋了呢？陳布雷之死為什麽會引起震撼呢？

陳布雷原名訓恩，字彥及，號畏壘，在浙江高等學校讀書時，同學看他臉蛋胖嘟嘟的，戲呼他是“麵包孩兒”，由麵包而英文Ｂrｅａｄ，再由譯音改為布雷，於是他就幹脆叫陳布雷了。他生在一八九Ｏ年?穴清朝光緒十六年?雪，十五歲?穴一九Ｏ四?雪中秀才。十七歲?穴一九Ｏ六?雪時候在寧波府中學堂念書，因為鬧學潮，自動退學。二十二歲?穴一九一一?雪在浙江高等學校畢業。民國成立後，曾加入同盟會，從事教育與新聞工作。自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初見蔣介石，加入國民黨後，成為蔣氏身邊極為顯赫的人物。

陳布雷的顯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黨中央要職，而在他是蔣介石的侍從頭子，得到蔣之信任，他從三十八歲到五十九歲，前後二十一年間，一直是蔣介石貼身的文字侍衛官，一直是首席秘書、首席幕僚長，這樣一個近水樓台的地位，他的顯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麵上的黨中央要職所能概括的了。蔣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風範》?穴《傷逝集》?雪裏說：“侍從室這一製度，在編製係統上是屬於軍事委員會的。但是真正的性質，曆史上所罕見，勉強的做一比較，清代的軍機處有一點仿佛相似。”像軍機大臣那樣，處理最高當局的一切機要事件和棘手事件。?穴參閱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蔣君章《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雪陳布雷身為“軍機處”的頭頭，他的顯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陳布雷除了成為“軍機處”的頭頭外，還一直是蔣介石的文膽。蔣的作品，從早期的《告黃埔同學書》、《祭告總理文》，到中期的《報國與思親》、《西安半月記》，直到後期的文告講稿，都是陳布雷的傑作。這種“兩位一體”的君臣關係，在民國史上是頗為罕見的。

在陳布雷死後兩周年，國民黨內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說他“一九四八年?穴民國三十七年?雪十一月十三日以心髒病突發逝世於南京”，這種“心髒病突發”的說辭，顯然是瞞天過海的。但這一瞞天過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所刊載：

陳布雷氏昨日心髒病逝世

總統夫婦親往吊唁明大殮

明明是自殺，卻說“不料竟因心髒衰弱，突告不起”，為什麽這樣扯謊呢？這原來也是有所本的。陳布雷死前留有遺書給秘書蔣君章、金省吾，怕“反動派捏造謠言”，就先自己捏造謠言，把自殺造成病死了。蔣君章在《傷逝集》裏言及如何發布死訊的困惑，感覺到說謊與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經程滄波、邵力子等人極力反對為了反宣傳的宣傳。最後治喪委員會決定發布真相，就這樣的，四天?穴十八日?雪以後的《中央日報》上，做了大轉彎，承認陳布雷不是死於心髒病了：

陳天華先烈之後一人

陳布雷以死報國

治喪會搜集遺書發表

大家都知道陳天華是蹈海自殺的，然而國民黨雖然總算承認陳布雷是自殺了的，但是對自殺的原因，卻有不同的解釋，隻說他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這種說法太避重就輕了。事實上，陳布雷的自殺，來龍去脈卻不簡單，這一來龍去脈，不但國民黨有所隱諱，即使陳布雷自己，也是欲說還休，看了他對自己自殺後發新聞的關切，不惜以說謊來掩飾真相，就可思過半矣?選

陳布雷遺書中，最能引起來龍去脈的索隱的，是他留給蔣介石的信：

介公總裁鈞鑒：

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係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麵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敢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夫人前並致敬意。

部屬 布雷 負罪謹上

介公再鑒：

當此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之時，而布雷乃忽傳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憂勞，反貽公以刺激，實萬萬無詞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動於數年之前，而最近亦起於七八月之間，常誦“瓶之傾兮惟壘之恥”之句，抑抑不可終日。黨國艱危至此，賤體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無補危時，韓愈有一“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布雷自問良知，實覺此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艱之身，長日回皇，慚憤無地。昔者公聞葉詆總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不知凡幾。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即此一端，又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疾，出於此無恕諒之結局，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敢再為公陳之。?穴載《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雪

這封信寫得哀婉無比，十足顯示出一個忠心耿耿的大內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態。細看這封信的重點，可歸納出幾個脈絡：

一、他表示“追隨二十年”中，因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來，正是國民黨兵敗山倒的時候。在這一“目睹耳聞”之下，雖然他一邊說“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一邊又不得不承認“黨國艱危至此”，顯然是婉轉預言什麽了。?穴陳布雷所謂“今春以來”的事，照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所列：“一月九日，沈陽淪陷，以後東北漸失，華北震動。三月，山東、河南激戰。四月，陝北匪軍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開封失陷。七月，襄陽失陷。八月，東北匪軍進犯熱河。九月，濟南失陷。十月，長春失陷。十一月，徐蚌會戰開始。十一月一日，物價管製解凍，金圓券崩潰，物價狂漲。失敗主義到處流行，和談空氣極為濃厚。北國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氣爽，京滬交通混亂。”事實與信中所說，正好相反?選?雪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將最後一命，作為“感激輕生之士”，以報知己。

四、他表示他對“敵人之反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無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負國負公”之“負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證起一些旁證，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來龍去脈，都不是空穴來風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蔣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穴《傷逝集》?雪中這樣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當局決心推行總動員以“剿匪”，囑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與洪蘭友先生等研擬，尚未做最後呈稿之決定，而最高當局催索甚急，數次以電話相促。先生在電話中高聲答曰：我不會辦，此為先生對最高當局之失態。即召我上樓，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並，速成一案，語氣間頗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當時傳言：先生受最高當局切責，因而厭世，實為無稽之談。時局急變，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盡燈枯”之歎，無力輔弼，此為先生厭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當局器重先生，尊禮有加，對人常稱“布雷先生”為一特例，絕無責怪先生之事。

陳布雷在電話中跟蔣介石“失態”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態”後第二天，就自殺了。可見他的自殺，“傳言”中“受最高當局切責”一事，至少有“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的效果。蔣君章這裏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選

在給蔣介石的信以外，陳布雷給潘公展、程滄波的遺書，最含隱痛，他說：

公展滄波兩兄大鑒：

弟以百無一用之書生而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疏脫怠惰，盜竊寧靜之虛譽，十餘年來，誤國之罪，百身莫贖，而近三四月來，健康日損，腦力益壞，思慮日益紛難，自驗身心，已無一絲一毫可為非常時期之貢獻，累旬自譴自責，致陷極度嚴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製，茲病患已不治，將與兄等長別矣。二十餘年舊交，謬承愛護，有如兄弟，尚祈於無可原宥之中，體念弟萬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諒之。拙荊衰年孤苦可憐，而居滬別無可托之人，並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臨書愧甚痛甚。諸惟心鑒。

弟 布雷 謹上十一月十一日

這信所說，顯然是充滿了自恨自悔的“自譴自責”，他說他“以百無一用之書生”想救國，“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結果“十餘年來”，國沒救成，結果竟是“誤國”?選“誤國之罪，百身莫贖”。他在給洪蘭友信中說他“憂心如焚，自責自譏”；給陳方、李惟果、陶希聖信中說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在公為不可諒恕之罪惡，但在私則有其無可奈何之苦衷”。……陳布雷在遺書裏口口聲聲“自責自譏”、“無可奈何”。他在給陳訓慈、陳訓念、陳叔同三個弟弟的遺書中說：“精神之痛苦非言語所能形容?穴最近工作關係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實絲毫無能為役，焦急不可言喻?雪”，這些將死之言，其實都是有深刻的環境背景的。這就是陳布雷給蔣中正遺書中所說的“目睹耳聞，飽受刺激”。這種現象，從蔣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風範》?穴《傷逝集》?雪的追憶裏，也可略見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緒非常不寧，影響他的健康極大。當時最大的問題有二：一為軍事情勢的逐漸逆轉；一為發行金圓券而實施後的限價政策，逐漸動搖。前者使各方麵龐雜的意見，紛然而起，他們很多想經由先生而上達蔣主席。有的用書麵陳述，有的當麵請見，也有的直接以電話互談。凡是要見先生的，除一二具備排闥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見；書信也向來由我代拆代複?穴必須先生核準?雪。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對我信任，所以我有膽量接受各方意見或看到各方建議，把它壓下來，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難免聽到一些不樂聞的議論，所以居恒鬱鬱不樂。有的根本瞞不住的，例如當時食品已造成黑市，鄉間至城市的糧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複進入城內，城內糧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搗亂，山西路一帶發生搶米風波，先生辦公室距山西路不遠，呐喊人聲時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後窗遙望，表情凝重，無語而退。

當時國民黨以戒嚴來對付搶米的老百姓，每天槍殺沒飯可吃鋌而走險的老百姓，朝夕不絕。這種現象，對陳布雷說來，不再是遙遠迷濛的流民圖，而是近在咫尺的現實畫了。

更“目睹耳聞，飽受刺激”的，最引起陳布雷無奈之感的，還在他自己的家裏。陳布雷共有七子二女。這九個孩子中，陳璉?穴憐兒?雪最早做了共產黨。陳璉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她的母親是楊夫人，生她以後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頻，氣血虧竭”而死。陳璉長大後進入師範，讀了一年就轉入杭州高中，後來進了西南聯大地質係。一九三九年，她加入了共產黨，後來又轉入中央大學曆史係。抗戰勝利後，她在北平貝滿女中教書。一九四七年，國民黨保密局破獲了中共北京地下電台，又在保定、西安、蘭州發現中共組織和地下電台，大肆搜捕，發現了陳布雷的女兒陳璉竟是共產黨，蔣介石為之大為驚訝、震怒。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在大抓特抓之餘，很感慨地說：“我們這樣抓、這樣殺，還是有這樣多的人敢提著腦袋闖進來，真不知是為什麽？”其實國民黨永遠不會知道為什麽。陳璉被捕時，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動人聽聞。

不但女兒做了共產黨，小兒子陳遠?穴積樂，後改名為陳力?雪也過去了。陳遠是一九二六年生的，他的母親是王夫人。一九四六年，北平發生美軍強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穴美方亦不否認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報告中說是“個別美國人的惡行”，（見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９４—９５?雪陳遠參加示威，被國民黨“青年軍”毆打。他在一九五二年正式加入共產黨，後來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讀物組負責人。不但兒女發了紅，連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陳訓惠也出了問題。陳布雷死後，除長子陳遲?穴積泉?雪學農，在台灣做農業專家外，夫人和子女們都“投共”了。三子陳適?穴積皓?雪同濟大學畢業，學工，是鐵路工程師，原被國民黨派到奧地利工作，後來“回歸”大陸了。長女陳繡也入了共產黨。

陳布雷死前寫遺書，給兒子們的信中有所自辯，這種自辯，他不對國民黨同誌說，而隻對兒子們說，事有蹊蹺。他寫道：

泉兒、皋兒、皓兒、皚兒、明兒、樂兒：

父素體荏弱，遭時艱危，知識暗陋，而許身國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時宜，積是因緣，常患嚴重之腦病，夏秋以來，病體益複不支，今乃中道棄汝等而去，如此下場，可謂不仁不智之至，內心隻有悲慚，汝等不必哀痛，當念祖父逝世時僅四九歲，而父之年已過之矣。

國家遭難至斯，社會浮動已極，然我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此點汝等或不詳知，為父則知之最稔，汝等務必盡忠於國族、自立於社會，勤儉正直，堅忍淡泊，以保我家優良之家風，汝等現在已長大，當無待我之囑咐。

汝母今後之痛苦不忍預想，汝等宜體我遺意，善為侍養，曲體親心，皚兒最好能轉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護持，明樂仍修畢學業，汝兄弟務宜友愛互助。

彥及 手書

這信中說“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顯然是一種自辯，但這種自辯的結構是很勉強的，他已明白承認自己“知識暗陋”，對照起其他遺書中自覺“誤國”與“自譴自責”的話，陳布雷對他子女“前進”反國民黨，自己卻“進退無措”做國民黨，一定有他內心的矛盾、衝突與隱痛。這一現象，正因為發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衝突與隱痛就大為嚴重。他最後以一死來解脫，主要原因，是對自己“無可奈何之苦衷”、是對自己一個現實與理想對立的交代?穴參閱程滄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雪，這種交代，不是對“反動派”的外人的，而是對“反動派”的家人的，對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這是何等哀呼?選陳布雷最後的以死自懺，正是在回應這一哀呼?選

半生隨陳布雷共患難的陶副官陶永標，在回憶?穴《屍諫——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自殺經過》，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雪裏說：

關於促使陳布雷自殺的最後一個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極少。那就是陳布雷曾經勸告蔣介石罷兵，同共產黨舉行談判，兩方早日結束內戰，讓百姓安養生息。但蔣介石不僅沒有聽從，而且事後表示不滿。陳布雷感到徹底失望，百念俱灰，於是以身殉職，示己忠貞，免得蔣介石猜疑。從這一點來說，陳布雷的自殺也可謂屍諫。

陳布雷對蔣介石的最後哀呼，也正是他矛盾、衝突與隱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後以“感激輕生之士”收場，要以一死來證明他知道做的是什麽——終於用他所能做對的一件事，了結了他做錯了的許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陳布雷回憶錄》前記中，說陳布雷最後感到“徒耗國力，愧對民眾，生不如死。故遺書中，力勸朋友及時努力國事，勿使老大傷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絕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蓋其誌在以一死勵大眾也”。這種解釋是不妥當的。陳布雷並非“誌在以一死勵大眾”，我們研究整個來龍去脈的結果，發現他以死所勵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終於用一死證明了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盡瘁。

關於陶永標的“屍諫”之說，撤退到台灣的許多國民黨人不以為然，卻說不出一個道理來，國民黨大員胡健中在《我與布雷生先的交往》?穴《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雪中，談布雷先生的死因，說是：

第一個原因是當時共匪猖獗，政局飄搖，總統蔣公十分憂鬱，而中樞大員大都是鄉願，出風頭享權利之事如蟻附膻，很少有人能夠替國家元首分憂分勞，布雷先生看在眼裏，極為悲憤，所以他上總統的遺書中，曾引韓愈的兩句詩：“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徒?選”他不滿意當時國家大員及所謂要人之顢頇誤國，悲憤無已，這是他死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他精神體力已瀕崩潰，他既有很嚴重的失眠症，體力又日感不支，而憂國傷時，覺得以他的精神體力，已不能再為總統分憂分勞，留此殘軀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實的國民黨黨員，而子弟卻有人“左”傾。又當時實行金圓券，他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點積蓄都換了金圓券，通貨狂貶，連家庭生活都發生了問題?選綜此數因，他便成了一個孤憤難抑，隻有一死以謝國家和領袖的人?選

胡健中是國民黨重慶《中央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台北《中央日報》社長，所謂金圓券使陳布雷倒賬的事，原來是誰說的，豈不一清二楚了嗎？台北《中央日報》主持人曹聖芬提供了更為奇特的死因，說陳布雷之死，乃是“對於當時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的一種屍諫”?選乖乖，天下可有這種屍諫法?選照中國傳統解釋，“屍諫”的對象一定是對統治者，《大戴禮》記衛靈公時不用賢?穴蘧伯玉?雪而用不肖?穴迷子瑕?雪，大臣史?穴史魚?雪數諫不聽，臨死前告訴他兒子，他“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要他兒子“置屍於北堂”。衛靈公去吊喪，弄清楚了怎麽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因而說：“衛國以治，史之力也?選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選”?穴這段話，在《孔子家語》中，變成孔子之言：“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選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選可不謂直乎？'”?雪照曹聖芬的說法，陳布雷的“屍諫”，諫的對象不是“領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這不是太離奇了嗎？

蔣君章在《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標認為陳布雷之死，乃是對蔣介石的“屍諫”大不謂然。說是“最刺眼的是題目，稱為‘屍諫'，那不但與事實完全不合，而且以吳可讀一類的學究式之愚忠視布雷先生，對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穴見《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號?雪但是，蔣君章看了曹聖芬的這本《懷恩感舊錄》，又該怎麽說？曹聖芬說陳布雷一死所諫，乃是國民黨中的牛鬼蛇神，試問這與事實合嗎？這不是“大不敬”嗎？老實說，蔣介石在兵敗如山倒，眾叛親離，美國佬在旁譏訕之際，有這樣一位瘦骨嶙峋、兩袖清風的陳布雷肯替他“屍諫”，可真是一種造化呢?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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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改革都沒有教育變革產生的那種長遠意義。中國從古典思想向近
  代思想轉變，從傳統的標準和注重傳統向西方的標準和注重西方轉變，在這
  些方麵，日本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某些人對西學的詆毀，曾經使甚至容
  閎的一小批學生在 1872 年留學美國之事也有了爭議，並且在 1881 年迫使學
  生歸國和撤銷留學生團。但在日本戰勝中國以後的十年中，這種態度讓位於
  重視出洋留學，其重視程度使留學不但對一個人在官場的晉升有好處，而且
  最後成了晉升的關鍵性的條件。日本似乎為這種訓練提供了最誘人、最經濟
  和最不出亂子的來源。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中，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的
  活動很可能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它產生了民
  國時期中國的第一代領袖。①在規模、深度和影響方麵，中國學生留日遠遠
  超過了中國學生留學其他國家。因此，經過最近的調查研究可以這樣說，“從
  1898 年到 1914 年這段時期，人們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國的曆史進程中的重大
  影響”。②
       學生的出國始於甲午戰爭以後。1896 年，第一批十三名學生來到日本。
  在東京神田區專門為他們辦了一所學校。他們不懂日文，因而他們初期的課
  程主要是語言課。不到幾個星期就有四名學生離學。單調乏味、難以下咽的
  食物以及現實的或想象的陋習，使他們灰心失望。但是有七名學生完成了學
  業，並且成了第一批日本問題的專家。他們開始用中文寫作有用的日語教科
  書和留學日本的指南。
       歐洲帝國主義在中國下一輪的侵略始於 1897 年德國侵占膠州的行動，
  這一輪侵略又引起了學習現代製度的緊迫感，同時也使日本成了一條更易被
  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上麵已經談到，隨著百日維新的失敗，主要的維
  新派及其信徒們逃往日本避難。雖然清廷試圖利用導致 1900 年義和團災難
  的蒙昧主義的潮流，但象張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總督以及象康有為、梁
  啟超等在維新運動中受挫的知識分子仍然繼續重視去日本留學。
       張之洞早已在他的《勸學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經從西方翻譯了所需要
  的大部分內容，由於他們的語言與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國學生所掌握，所以應
  該利用日文書籍。他強烈地支持出國留學。“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
  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經
  驗教訓。“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

 

① 這方麵的權威著作有實藤惠秀的《明治時期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特別

應重視《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學史》1960 年版的材料；有關的論述取材於第 140

頁和第 110—111 頁。

② 費正清等編：《東亞的近代化改革》，第 631 頁。

  學生毋忘其國①；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
  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
  談到從中取得的經驗教訓時，他說：“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
  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②
      於是一批批學生陸續出洋。1899 年，在日本的留學生超過一百名。張之
  洞派出的使者還調查那裏的學習設施。在他的指示下編寫的一本留學指南，
  在 1898 年完成，在 1899 和 1900 年重新出版，它從此一直是標準的指南讀
  物。張之洞這時還派出少數軍事專家前去學習。熱情提倡的人並不限於官
  員。梁啟超總結了日文的幾個優點：它發音少，所有發音在中文中都有；文
  法不複雜，大部分詞匯與中文有關；　60—70％的語言都用漢字書寫。
      日本的領導人也開始看到中國派學生到他們國內留學的重要意義。象上
  田萬年等學者和大鳥圭介等外交家都開始就教育其鄰國子弟而出現的機會
  和責任問題向其同胞們寫文章和發表演說。大隈重信就是在這種氣氛下製訂
  出由日本向其大陸鄰國償還曆史債務的“主義”的。上田等教育家號召：采
  取行動，專門為中國學生準備教育計劃；設立專門的語言學校，以便使他們
  在到達後兩三年內可以為攻讀大學水平的課程作好準備。他還意識到民眾的
  愛憎心理以及可能對中國人進行侮辱，堅持撥專款興建足夠的宿舍，以防止
  可能對學生進行無禮、利用或“誘使腐化墮落”的行動。假期到日本重要地
  方的旅行也應作出安排，以便使學生們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個方麵。①
      在此期間，義和團的災難以及愚昧的排外主義的失敗，使張之洞和劉坤
  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總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並且使他們的教育和製度改
  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緊迫感。對出國留學的重視迅速加強，為去日本受教育
  提供機會的出版物也激增。這時，去日留學和出仕二者開始掛上了鉤。與此
  有關並且最終發展而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 1905 年科舉考試製度的改革
  和最後取消。出國留學代替了經典著作的基礎訓練，成為進政府工作的基本
  條件。
      對東京學生的人數也有直接的影響。到 1905 年底，中國的留日學生的
  估計數已增至八千到一萬人，1906 年是人數最多的一年，估計人數為六千至
  兩萬人，估計數的懸殊如此之大，說明在護照、簽證、學校或課程注冊等統
  計數字不可靠的情況下，是難以計算人數的。研究這一留學動態的第一流學
  者實藤利用當時保守的估計數，算出的總數如下：

 

① 根據《張文襄公全集》卷 203 中的《勸學篇·遊學二》，應為：“一去華近，易考察”。——譯者

② 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41 頁。

① 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45 頁的摘錄。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1901 年                                 280 人

                       1903 年                              1，000 人

                       1904 年                              1，300 人

                       1905 年                              8，000 人

                       1906 年                              8，000 人

                       1907 年                              7，000 人

                       1908 年                              4，000 人

                       1909 年                              4，000 人

                       1912 年                              4，400 人

                       1913 年                              2，000 人

                       1914 年                              5，000 人

                                    留日的中國畢業生

                       1901 年                                 40 人

                       1902 年                                 30 人

                       1903 年                                  6 人

                       1904 年                                109 人

                       1905 年                                 15 人

                       1906 年                                 42 人

                       1907 年                                 57 人

                       1908 年                                623 人

                       1909 年                                536 人

                       1910 年                                682 人

                       1911 年                                691 人

                       1912 年                                260 人

                       1913 年                                416 人

                       1914 年                                366 人

                       1915 年                                420 人

  在留學風達到最高峰時，學生中也有舉家赴日的，如父親陪著兒子，年輕的
  中國姑娘和纏足的婦女也前來學習。其中隻有少數人來日準備正式學習，或
  者能夠正式入學，所以在日本學校的畢業生雖然人數仍較可觀，卻大大低於
  駐留在日本的人數。①
       很少教育機構有能力應付這種洶湧而來的人潮。日本當然也不例外。為

① 數字根據上引著作第 545 頁正麵的表。他找不到估計 1909—1912 年和 1915 年學生數的根據。各學校畢

業生的按校統計（上引著作第 138—140 頁）顯示學生畢業的學校從帝國大學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學校。關於

1901—1939 年的數字，實藤列出中國畢業生總人數為 11，966 人。

  了應付中國學生的湧進，采取了種種措施來提供指導。設立了許多的專門學
  校。成城學校一開始是訓練日本士官生的軍事預科學校，也接納中國學生並
  培養了許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學校有日華學堂（建於 1898 年）、高等
  大同（建於 1899 年）、東亞商業（建於 1901 年）和弘文學院（建於 1902
  年），而同文書院東京分院（也建於 1902 年）的作用尤為重要。例如，弘
  文學院前後共收 7，192 名中國學生，其中 3，810 人畢業，學生中有黃興、
  魯迅和陳獨秀。許多私立學校，特別是早稻田，新開辟了外國學生區，以供
  應新收學生的夥食。為了培養未來的現代母親，還開辦了女子學校。開學典
  禮常滔滔不絕地提起孟母和華盛頓之母，因而生色不少；這樣的典禮又使張
  之洞相信在“東洋”留學的好處。②
       盡管作了這些努力，大部分學生的情況毫無疑問是很不好的。他們之中
  的絕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學，象日本學校接納他們一樣準備不足。許多學生上
  填鴨式的課程，他們看重節約時間和強調集中精力於關鍵性學時上。多數學
  生根本不上正規學校。他們在日本的時間因此變得更短了；他們的急躁和不
  滿情緒直接傳到了中國的親友那裏。但是象這樣規模的造就民國時期中國第
  一代領袖人物的運動，必須被認為對整個這一代上層人物的經曆有著關鍵性
  的重要意義。東京和中國之間的通訊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響
  遠遠不限於在日本學校學習的人。因此，學生們的經曆和所受的影響這兩者
  的質量問題最能吸引人們的興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
       關於中國人在日本的經曆，可從留學生的回憶錄和自傳中看到典型的情
  況。這種經曆還作為文獻資料被收在中國和日本當局編的調查和報告中，並
  且反映在許多學生出版物中。①旅日往往從一些已去日本或正準備去日本的
  人的鼓勵開始。學生們往往回國鼓勵其他人學他們的樣。他們一旦到達東
  京，神田區就成了他們的家。學生們寄宿在神田區，在那裏的商店購物，在
  那裏的飯館就餐。出現了專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印刷所、食品店和當鋪。象
  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為專門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譯文以及刊物
  和教科書的企業而開設的。理發師不厭其煩地使他們的辮子在一定程度上符
  合現代化樣式，結果湊合成一種向後梳得直而高的發型，稱為富士發式。②

 

② 關於學校、專業和日期的情況，見同上著作，第 64—79 頁。

① 實藤準備了一套中國人寫的日記目錄。到 1902 年已有 57 份旅日日記；有一名官方視察員李宗棠記錄了

這個時期九次去日的見聞（見同上著作，第 313、425 頁）。1906 年以後，中國政府出版指導性的月報供

在日本留學之用。還有不少小說，其中最出名的為《留東外史》。實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

一書中對它進行了研究，此書有 1944 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由張銘三翻譯。

② 見孫伯醇（1891— ）的回憶。孫伯醇於 1905 至 1914 年在東京學習，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國外交界工作

了一段時期後回到東京，在外國語大學和東京都大學當講師。見他的《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載《中

國》，第 30 期（1966 年 5 月）第 24—33 頁。特別可看他的《留學生、學校教育和發辮》，載《中國》第

31 期（1966 年 6 月）第 28—33 頁。

  隨著中國的地方組織把更多的學生輸送到日本，各省同鄉會紛紛在東京成
  立，以便在留學生到達時接納他們並加以指導。雖然留學生來自中國各地，
  但未來的革命中心廣東、湖南、江蘇和浙江諸省最具代表性。
      這種經曆常常充滿著矛盾和諷刺。這可以從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的記述
  中看出，他從 1903 年起開始在日留學。他在日本小客棧的第一夜充滿著令
  他驚奇的事。“不過日本更有一種特別的情形，就是旅館都是板屋席地，進
  門要先脫鞋的。出洋留學，本為維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複古。”①
  留學生可能會收到告誡他們在日本社會應怎樣待人接物的指導性傳單。交通
  是靠左行走，不大聲呼叫，不無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
  和大廳的拖鞋要分開使用，要尊重婦女，在擁擠的街車中向老幼婦女讓座，
  注意珍貴物品，保持衣著整潔，不問他人年齡，不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飯。
  ②

      這種名義上一切為了留學的實際留學經驗，常常是勞而無功的。日本的
  教師和作家樂於使留學生們相信，他們的國家麵臨著日本在明治初期的處
  境。他們的事例中充滿了過去出國在外留學的日本人的經曆。各專業的代表
  人物都準備提供保證，使他們相信，這個專業的成果對中興之治的成功是必
  不可少的。

 

① 景梅九然後回顧了漢代的一些風俗，那時中國人也席地而坐，並且提醒讀者這些風俗以及過分的禮貌準

則仍在日本流行。見《留學回顧》。此書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譯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

太郎翻譯。

②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192—195 頁）轉載了這種《留學生自治要訓》的傳單，並且指

出，當時的中國小說有時把歸國留學生描寫為文靜而有禮貌的人。

                                 民族主義及其反應

        看來，大部分留學生已經學到的主要教訓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義的重要
  性。他們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們在同鄉觀念中增添了一種日益強烈的中國
  人的意識。在神田，由於中華民族和中國特點這兩種覺悟的鼓舞，一個全國
  性組織開始形成。神田的中國學生會起了使學生團結一致的重要作用。辛亥
  革命前不久，美國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也設在神田）能夠利用它不受日本
  人約束的地位，使其規模超過了日本人辦的早期的學生會館。但它們都被用
  作集會場所，都促使同鄉觀念與民族主義相融合。同鄉意識從未喪失過，大
  部分留學生首先與本省人集會結社。對革命組織的詳細研究表明，它們招收
  成員和做報告都是通過設在東京的各省同鄉會進行的。但留學生的聚集地與
  革命一樣，也把同鄉淵源與民族覺悟融合在一起了。①
        日本在許多方麵為加強留學生的民族意識做了工作。恩施態度和民族歧
  視當然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對中國和中國人長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
  甲午戰爭中表現的自負心麵前煙消雲散，關於這場戰爭，日本政府和人民都
  認為是文明與中世紀精神之間的一場鬥爭。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麵前經過了幾
  十年的長期耐心等待之後終於戰勝了中國，這件事產生了影響日本社會和思
  想意識等一切方麵的沙文主義。民間的印刷品、傳說和詩歌以及狂熱的歌
  曲，都被用來灌輸和加強突然爆發的廉價和嘩眾取寵的愛國主義。到日本的
  中國留學生必然首當其衝。他們的國家已被視為一個弱國，一個無準備的和
  非現代化的國家。幸德秋水指出，“在對華戰爭時，日本人的愛國主義空前
  極端地發展起來了。他們藐視中國人，罵中國人軟弱無能，還痛恨中國人。
  而且這些不隻是用言辭來表達；從白發老人直到幼童都對這四億人滿懷著血
  腥的敵意。”②留學生就這樣深受嘲弄和蔑視。街上的頑童集中嘲弄他們的
  發辮，並且跟在他們的後麵高聲叫喊“清國佬”。
        這種環境經常提醒中國人，叫他們不要忘記自己的弱點和失敗。一部敘
  述中國留學生的小說描寫說，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車轉身問乘車的
  中國留學生是否知道日本剛打敗了俄國，還問這個勝利是否使他們產生嫉妒
  之意。①
        可以預料，其後果是激怒了留學生，促使他們剪辮子，易西服，自充現
  代化。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幾次與同校的日本人用漢字筆談的情況。他們說：

① 鄭冼秀蘭（音）：《1905—1912 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財政狀況》（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 年），

第 116—117 頁。注意 K.S.劉在《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書第 40、59 頁敘述的地方關係。實藤惠秀的《中

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515 頁提到學生會在 1902 年接收了向中國出口日本書籍的機構。

② 幸德秋水：《帝國主義》，第 35 頁。岩波書店重印了 1901 年的這部名著。

① 《傷心人語》，這是夢芸生寫的一部論戰性小說，在 1906 年出版。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

第 213 頁。

  “辮子不好看，剪了好，我們稱豚尾。”在羞辱的驅使下，他直奔理發館，
  打著手勢要剪辮子。②
        這種蔑視的態度終於與中國一詞聯係了起來。“支那”一詞可以追溯到
  唐代，當時此詞通過從印度傳入的佛經而在中國語匯中使用。雖然此詞日本
  人已在德川時代後期和明治時期用得很多，但仍與“清”交替使用，中日甲
  午戰爭仍被稱為日清戰爭。此後，日本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支那”一詞；在
  學生運動初期，因為它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
  名，所以學生曾被此詞所吸引。但隨著“支那”逐漸與在街頭嗬斥追逐中國
  人的孩子們聯係起來時，它就使人聯想到中國的虛弱。在民國時期發生的一
  些災難和二十一條要求以後，中國人的憤怒變得愈加厲害了。但在明治時
  期，這個過程還剛開始。③
        日本通過示範，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作出了更積極的貢獻。明治時期的最
  後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產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漲的十年，它明顯地表現在
  與英國的結盟和對俄戰爭的勝利上。日本的民族主義對一些甚至非常不關心
  政治的留學生也有深刻的影響。一個年輕的河南人在日記裏對他的學業或環
  境不怎麽關心，但對日本人的愛國主義卻感到驚奇。乃木將軍在旅順口喪子
  的故事贏得了他的欽佩；他寫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愛國，以致她們之中
  很少有與中國留學生結婚的。①梁啟超描寫了上野青年參軍時其親戚朋友熱
  烈歡送他們的場麵，他說他看到一麵旗上寫著“祈戰死”三字。他寫道，見
  此情景，不禁為之矍然肅然，不能忘懷。日本人有“大和魂”，對中國來說，
  最緊迫者莫過於發展“中國魂”。梁啟超隨即強調，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確立
  自愛心和愛國心，這樣國民就會愛其祖國。要分享強盛隻有起而仿效日本人
  的自愛和愛國心。日本法學家穗積八束的《國民教育：愛國心》剛問世，就
  立刻被北京大學堂官書局作為教科書翻譯出版。許多論述愛國主義方麵的日
  本著作和傳記很快都有了中譯本。②
        由於學生運動充當了培養中國民族主義的溫床，所以留學生的人數自然
  而然地隨著政治情緒的高昂或挫折，時而增加，時而減少。從數字看，留學
  生在 1906 年以後銳減，雖然人數依然很可觀。人數減少的另一個原因，是

 

② 景梅九：《罪案》，第 34 頁。

③ 例如，郭沫若在 1936 年寫的文章中說，“日本人稱中國為‘支那’。本來支那並非惡意，有人說本是‘秦’

字的音變，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則比歐洲人稱猶太還要下作。”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224

頁引了這段話。實藤作了長篇討論，並對使用此詞表示歉意。竹內好在《中國》第 16 期（1965 年 3 月，

第 34—36 頁）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詞。1930 年國民黨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

不再使用這個名詞。

① 關於用注音符號拚成“Sokoman”音的年輕人的日記，見實藤惠秀：《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

第 277—336 頁。關於乃木，見 317 頁。

②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512—513 頁。

  對許多人在東京所受教育的質量越來越不滿。有些觀察家認為，這種不滿情
  緒似乎是與那些受教育者質量下降的狀況相符合的；事實上，日本刊物開始
  覺察到，優秀的中國學生正被送到其他國家，隻有不很合格的才來日本。這
  些看法也許有些根據；美國首先免除了義和團之亂的賠款，作為 1908 年中
  國學生的教育經費，而日本人直到 1924 年才開始這樣做。對準備差的學生
  不加控製地湧進日本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中國政府的調查報告和它的代表
  們開始表示驚慌不安，於是清政府的章程開始規定選拔學生和選修課程的標
  準，同時禁止受短期訓練。日本的教育當局會同執行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
  學生。這樣，又轉而引起留學生對本國政府和東道國的憤怒。根據學校畢業
  生的數字，教學質量可能改進了，但學生組織和不滿情緒也隨之加強。1907
  年兩國達成協議：日本最好的國立高等學校將向中國留學生開放，讓他們學
  習正規課程；因此在以後兩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國留學生在這些學校入
  學。1911 年 6 月，中國政府安排在北京開辦一所預科學校，以便培養到日本
  高等專門學校求學的學生。到中國的月本教師的人數也有增加，他們有的自
  辦學校，有的也在中國學校任教。①
        東京和北京的觀察家們和官府的憂慮，因留學生變得日益自覺、激動和
  警覺而與日俱增。對他們的每一次冒犯隻會更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並且使
  他們的東道主和讚助人感到不便，往往還感到惶懼。1902 年，章炳麟等人預
  定組織一次集會來紀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後時刻被日本當局取消了。
  同年，中國公使蔡鈞決定拒絕為九名自費留學生在成城學校入學提供必要的
  保證。一批留學生拒絕在公使接見他們以前離開公使館，這時公使館就召來
  日本警察抓人，這就給留學生以口實來指責中國當局使用日本警察，要他們
  把本國國民從享受豁免權的中國使館中趕出去。由於學生們早已聽到蔡鈞已
  經上疏北京，說他們中間有人傾向革命，所以他們的憤怒更趨於白熱化。被
  捕和被驅逐出境的吳稚暉在被押送經過東京的鍛冶橋時，企圖跳河自殺。梁
  啟超也卷進了這場糾紛，他在他的《新民叢報》中譴責公使是“文明之敵”。
  實藤調查了當時的十四種報紙，除了兩種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學生。經
  過日本官員和私人的廣泛調解，達成了放寬學生保證這一規定的妥協。同
  時，中國公使館任命一名官員擔任學生監督。此後不久公使被替換，這九名
  留學生即進入成城學校就學。①
        第二年，中國政府把攻讀軍事的留學生轉到一所為入日本軍事學校而新
  辦的預科學校。這是中國政府針對新公使的呼籲所作的相應措施，因為新公
  使提出，日本陸軍著重忠君愛國，服從長官，無不服管教或反對政府之危險。

 

① 關於 1907 年協議，見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106—107 頁。關於在華的日本教師情況，

見第 96 頁。到清代後期，在華的日本教師約 600 名，甚至在來華熱潮衰退以後很久的 1909 年，中國學校

邀請的 356 名外籍教師中，有 311 人是日本人。之所以這樣，主要原因當然是費用問題。

①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424—460 頁。

  清政府作出規定，將選派一百名十八至二十二歲的官費留學生去受軍事教
  育。同時，東京大學教授寺尾亨辦了一所學校，使自費留學生也得以受軍事
  教育，盡管北京政府抵製這種學校。②
       1903 年中國留學生成功地組織了一次行動，反對把中國少數民族和福建
  人的產品放在大阪博覽會的人類館中展出。大阪商人也參加抗議。但到那時
  為止，這些糾紛都沒有導致中日對抗。由於這些年來日本反俄思潮泛濫（寺
  尾亨教授就是積極推動戰爭的“七主戰論者”之一），所以下一個事件，即
  發生在 1903 年 4 月和 5 月以拒俄為主要內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發生對抗
  了。這次運動的引起是由於俄國拒絕按期撤出滿洲和俄國對華提出了它開始
  否認後來又承認的“七條要求”（奇怪的是它們竟先於 1915 年日本的二十
  一條要求），因為俄國人想長期在滿洲盤據。中國的留學生從日本的報刊收
  集情報，這些報刊對將會長期危害日本在滿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沒
  有明顯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動學生舉行示威的跡象，而且事實上日本政府還因
  害怕造成外交麻煩而加以阻撓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動無疑與日本的輿論是一
  致的，並且還受到後者的歡迎。留學生自己在神田學生會中組織起來，組成
  第一個拒俄義勇隊，後來又組成學生軍。留學生在慷慨激昂的場麵中簽名發
  表他們視死如歸的聲明，並且派代表回國敦促袁世凱總督宣戰。不過袁世凱
  的屬員反而勸他們再去讀書。中國政府在英國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絕了俄國
  人的要求。①日本外務省在接見北京的代表後，警告留學生說，他們的活動
  正在給日本帶來外交上的麻煩。正在這個時候，運動夭折，其組織改為毫不
  掩飾其革命意圖的軍國民教育會。這一連串事件對利用各省刊物和學生會主
  要學生組織來調動各省學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留學生中象黃興和陳天華等
  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機進一步進行民族主義的和反滿的煽動。②
       到此時為止，留學生的活動名義上是針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蔑視中國
  的民族尊嚴和主權，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現了日益強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傾
  向。與上海幾個不滿分子中心的聯係是密切的；而東京各省同鄉會發行的刊
  物，使全中國都惶惶不安。鄒容撰寫並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滿小冊子《革
  命軍》1903 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時有香港和東京的版本。馮自由認為它的
  發行總數達一百萬冊。③最近的研究已把這本著作與其他三本書（即章炳麟
  對康有為改良主義的抨擊，以及陳天華在拒俄運動後不久寫的《猛回頭》和

 

②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68—71 頁。

① 關於英國人看到的危機發展以及中國外交部把“七條要求”秘密透露給英國代表的情況，見倫森編：

《1895—1904 年處於俄國和日本之間的朝鮮和滿洲：英國駐日和駐華公使薩道義爵士聞見記》，第 213—

217 頁。

② 關於詳細的分析，見永井算己：《關於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第 4 期（1954 年 9 月）第

57—83 頁。

③ 鄒容：《革命軍》。約翰·勒斯特介紹和翻譯此書，並加注釋，見英譯本第 152 和 84 頁。

  《警世鍾》）列為革命時期最重要的小冊子。①
        1905 年發生了留學生與日本教育當局的衝突。那年 11 月，日本文部省
  公布了一套《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其中第九條和第十條專門規定學校應
  保證留學生住在具體分配的寄宿舍中，並對他們進行管理；學校要監督學生
  的行為，拒絕可疑的人入學，並停止犯規學生的學籍。這一規則體現了中國
  人和日本人的關注，因為張之洞已經因學生的鬧事和激進主義而變得十分驚
  慌，所以他警告說，八千多名留學生的思潮充滿了革命的危險；但他又說學
  生十之九受脅迫，煽動肇事者不足什一。②留學生立刻抗議，說此項規則是
  對他們的歧視，因為規則單單不給他們享受日本人享受的憲法自由，並且指
  責規則具有政治目的。原來推動留學生來日本的各省同鄉會和出版物馬上又
  煽動他們退學以示抗議。大批學生歸國，沒有歸國的幾千名留學生則罷了四
  十天課。為了解決這場糾紛，日本駐北京公使內田康哉和張之洞還進行了幾
  次談判。
        在談判進行時，日本當局開始擔心留學生的騷亂。12 月 7 日，《朝日新
  聞》認為罷課是由於留學生對規則及其目的的誤解引起的。它一開始就指
  出：“東京各地區學校的八千多名中國留學生的罷課成了一大問題。罷課的
  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它是由於留學生對文部省規則進行了極為狹隘和片麵的
  解釋而引起的不滿造成的；它還起因於中國國民似乎特有的放縱卑劣的意
  誌”。當時尚未積極參加罷課的陳天華花了大半夜寫就一份遺書，號召同胞
  們永遠不要忘記“放縱卑劣”這四個字。“惟留學生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
  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殺，這就使他的遺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遺
  書中寫道：“時時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麵，堅忍奉公，力學愛國。”
  結果，幾乎有兩千名留學生返回了中國。隨著罷課的深入發展，日本議會議
  員和其他領導人介入了討論，於是學生運動再也沒有恢複它早期的勁頭。對
  學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鬆了，到 1906 年 1 月罷課開始緩和下來。
        罷課為中日兩國學生一起行動這一少有的大規模嚐試提供了機會。雖然
  許多人私人之間結成友誼，但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很少有機會在任何社交或非
  正式場合了解他們的日本同學。1906 年 1 月，發起了成立中日學生會的活動。
  成立大會有一千五百名學生參加，他們聽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
  人士的演說。大隈又把中國與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並且指出中國學生留學

 

① 島田虔次：《中國革命的先覺者》，第 64 頁。此書包括陳天華的政治小說《獅子吼》的日譯文，見第

81—121 頁。島田還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書中刊載了《警世鍾》的譯文，見 83—144 頁。又見歐內斯

特·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第 13 期（1959 年）第 113—162 頁。關於陳

天華，又見《中國革命的先覺者》，第 61—79 頁。

② 引自永井算己：《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第 2 期（1952 年 7 月）

第 31 頁。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461—511 頁也詳細敘述了這場鬥爭的經過。

  日本的必然性。馬相伯號召中國留學生愛國勿忘學習，學習勿忘愛國。①有
  些留學生獲得了更有意義的個人感受。魯迅後來在讚揚他的導師藤野教授時
  說，藤野在借給他筆記和檢查他的筆記本時的關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他
  擔心其他學生會指責藤野偏心。但中國留學生回憶錄中更常見的，是對日本
  人傲慢的憤慨和對本國軟弱的體會的記載。北一輝後來指出，弱者和強者很
  少能成為朋友；很明顯，最近才弱起來和最近才強起來的人們，在象中日兩
  國那樣關係複雜的情況下，似無成為朋友之可能。
        盡管留學生人數稍有減少，並且入學的人逐漸隻限於更加合格和認真學
  習的學生，但學生運動逐漸成為產生動蕩、不滿和行動的重要源泉。在清代
  的最後幾年中，在東京的中國各省的和全國性的留學生組織一直警惕地注視
  著對中國主權尊嚴或真或假的侮辱。和其他列強一樣，日本人在這些事情上
  常常有些過錯，甚至為了革命者的利益（這些利益可能更合學生的口味）而
  去冒犯北京的尊嚴時也是如此。在連續發生的鐵路借款和爭奪勢力範圍的糾
  紛中，留學生發現不乏可以用來保持他們政治覺悟的事件。①

 

①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492 頁。

① 關於鐵路爭端，見永井算己：《江浙鐵路事件與清末的民眾》，載《信州大學紀要》，第 11 期（1957

年）第 1—25 頁。這是一篇研究在 1907—1908 年抵製江浙鐵路的英國借款的文章，抵製運動從東京的江浙

學生集會上開始。關於借款談判，見孫任以都：《1898—1911 年的中國鐵路和英國利益》，第 61—68 頁。

                                    翻譯的影響

      留學日本所產生的文化方麵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紀五十
  年代總結說：“我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在學習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襲
  的同時，這種學習還有助於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②學生運動首先被想加
  快求得西學的願望所推動。早期的學生刊物和報紙都為譯文開辟專欄。早在
  1896 年，梁啟超就指出中國的翻譯活動進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譯文。
  中國人馬上利用日本的各種簡編或書籍以尋求西學以外的知識。最早被翻譯
  的日文著作之一（在 1899 年）是一本東亞史。到 1900 年，一批中國留日學
  生（其中包括兩名未來的總理，兩名未來的駐日公使）已經成立了一個翻譯
  和出版組織。在幾年內，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經收集了各種學科的成百種
  日文書籍進行翻譯。據郭沫若回憶，他在四川高等學校學習的書籍包括日本
  科學著作的中譯本。對日本現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還會導致翻譯許多日本的
  近代史，在二十世紀最初幾年翻譯的一係列著作中，明治時期領袖人物的傳
  記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數量多得驚人。翻譯作品還包括當時日本的政治學研
  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論帝國主義的著作。
      中國之轉向日本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發生在中國對外國作品的
  興趣從純科技轉向製度和政治方麵的時候。錢存訓教授曾經提出，隨著二十
  世紀的來臨，“興趣的變化反映在翻譯作品方麵，因為對過去幾個世紀的自
  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熱情轉到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麵。新的著重點對以
  後幾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起著重大影響。自 1902 至 1904 年，幾乎一半
  翻譯書籍與曆史和製度有關。對製度改革的興趣以及日本的影響是本世紀最
  初幾年翻譯作品中的決定性因素。”在 1880 至 1940 年期間，約有 2，204
  種日文著作被譯成中文，其中幾乎有一半是社會科學、曆史和地理方麵的。
  一篇研究翻譯動向的文章指出，在總的影響方麵，自 1850 至 1889 年，從日
  文翻譯的作品隻占總翻譯作品的 15．1％，自 1912 至 1940 年，占 18．2％，
  但自 1902 至 1904 年卻達到了 60．2％。①很可能那個十年中的其他幾年也占
  這個比例。
      日本的影響還擴大到了對西文著作的選譯和詞匯使用方麵。中文借用日
  文術語的情況是大量的。在各個方麵都是如此。這種情況在十九世紀八十年
  代浪漫主義的政治小說象《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的通俗譯本（都由
  梁啟超翻譯）中十分明顯，並且蔓延到席卷中國的整個新知識潮流方麵。根
  據近來作的一次統計，在那幾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國新詞匯來源於日
  文，通過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漢字詞組傳入。日本的影響不但涉及書的內容，

② 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245 頁。

① 錢存訓：《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載《遠東季刊》，卷 13 第 3 期（1954 年 5 月）第 318—319

頁。

  而且也涉及書的形式。日本的現代印刷大約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夥伴
  岸田吟香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上海采購印刷機的時期。半個世紀以後，中
  國留學生在日本發現了新的印刷技術以及西式裝訂方法，就把它們用於刊物
  和翻譯著作，轉而輸入中國。①因此，學生運動在清末民初傳播文化技術的
  知識及經驗的每一個方麵都留下了它的痕跡。

 

① 關於傳入詞匯的統計數，見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 378 頁）。作者認為 1905 年是留學

生翻譯作品采用西式裝訂的轉換時期。1867 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記連同一篇導言載於《中國》第 24

期（1965 年）第 5—16 頁。

                              日本和中國的革命派

      除了知識和教育方麵的影響外，日本和中國的革命運動之間還有個人的
  和政治的直接接觸。對這種接觸，西方和日本的學術界所傾注的注意要比中
  國對它的研究多得多。由於回憶錄和原始材料的出版，這種接觸的範圍也更
  明晰了。②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許多理由要保持對中國政局的直接關心。中日甲午戰
  爭以後，滿洲政府垮台的危險和列強瓜分中國的威脅是日本論述民族安全和
  國際政治著作屢見不鮮的題旨，而加劇的國際競爭和對抗給明治時期的政治
  家們提出了結盟和選擇的問題。在他們看來，他們還必須抓緊時機去影響中
  國事態的發展。他們理所當然的優先選擇是通過對合法政府提供指導和援助
  來做到這一點。通過派軍事使團和訂教育計劃向中國提供援助，日本無可辯
  駁地證明在實現現代化的競賽中已經超過了中國，並且使人們真正看清楚日
  本人在領導亞洲的複興。另一方麵，日本在趕超西方和與西方聯合方麵取得
  了成就，所以許多日本人認為，繼續遵循福澤提出的與亞洲分道揚鑣的意見
  是符合他們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這種關心至少在整個日俄戰爭時期一直
  保持著，當時之所以不讓中國人卷入，是因為怕西方從白種和黃種的種族角
  度來看待那場鬥爭。從此以後，日本完全與帝國主義政策纏在一起，這就使
  得以亞洲人姿態出現的那種趕超西方的緊迫感和吸引力進一步衰退了。
      但是還有一種普遍的意見，即東方與西方（黃種人和白種人）之間的最
  後對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時期的最後十年，這種論斷是很流行的，當時
  西方許多論述種族鬥爭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紹給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
  這種看法，即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證明沒有能力
  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麽日本人就必須考慮
  支持另一個政權來代替滿洲政權。
      這種成為明治時期特點的種族之爭的悲觀觀點以及畏懼西方統治的心
  理，在大部分各種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盡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戰術策
  略多種多樣，但根深蒂固的血緣感和對亞洲事務的責任感——表現為“同文
  同種”——卻很少被人否認。1895 年日本解決了獨立和與列強平起平坐的主
  要問題，從此，它就有可能麵對亞洲的問題了。這一步對中國維新派和革命
  派的實際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領導層的結構。在二十世紀開始時
  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時期的主要領導人，總的來說對走與西方聯合的道
  路的信念是堅定的，因為這條路對他們來說走得很順利。其中有些人（特別
  是山縣有朋）非常關心未來的種族衝突，但是執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們注重
  西方的海軍和工廠這個方麵，並且使他們投身於這方麵的事業。山縣的觀點

② 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及《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載《中國近代史考察》，第 163—

189 頁。

  與以他為首的軍事專家們的觀點一致。軍事領袖們特別意識到中國缺乏遏製
  西方的力量，並且迅速地自己負擔起在朝鮮、遼東和“南滿”爭奪大陸地盤
  的責任，從那些地方，他們可以彌補其鄰國的弱點。對中國北部邊境以及那
  裏的俄軍的關心促使他們渴望訓練中國的新軍。象福島安正等個別軍官個人
  大膽地偵察了偏僻的中亞內陸，因而成了浪漫主義的和傳奇式的人物。①
      與這些擁有實權的上層人物相反，也有人對與西方的關係表示憂慮，厭
  倦於本國在國際秩序中明顯地處於二等國的地位，他們是民族主義和亞洲主
  義的旗幟鮮明的鼓吹者。這些日本人既無執政重任，也不指導國務，因而能
  夠指責本國的謹小慎微和外交活動。這些人以消息靈通的民族意識衛士自
  居，是繼其前人負喚醒民族之責的重要人物，他們主張擁護天皇，捍護國家
  和文化民族主義。這一類集團包括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黨派形成時期的民族
  主義組織，如 1881 年頭山滿的玄洋社和 1901 年內田良平的黑龍會。作為自
  封的民族主義和道德論的提倡者，這些民族主義領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
  戶豪門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製造天皇和國家的新正統理論，
  對他們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製。在他們的隊伍中湧現出了一批朝鮮、中國
  和滿洲方麵的活動家，似及在國內政治中進行恫嚇和宣傳的代理人。
      與這些組織有關但見解不盡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們相信日本的經濟
  前途在於發展對華貿易關係。隻有在亞洲，日本才能指望應付西方的挑戰，
  因為它擁有地理近便、情況熟悉等有利條件。進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的一
  段時期，在一個堅決要與西方站在一起的社會中，這類情緒仍隻為少數人所
  有，但這個事實卻助長了熱情和道德優越感，使這些亞洲主義者能借以號召
  同胞們完成自己應完成的使命。荒尾在陸軍參謀工作中嶄露頭角後於 1886
  年去漢口。他各義上設立一個商號，分派他的下屬到各地區作調查，從中收
  集中國全國各地的情報。雖然他的指導思想是要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建立日本
  霸權，但當它施行於中國時，他堅決認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賴其鄰國的安
  全。因此，日本必須改造和加強清帝國。①
      民族主義運動和亞洲主義運動與以近衛篤麿（1863—1904 年）為代表的
  最高層人士結合起來了。由於他受到社會的普遍愛戴，由於他的國際經驗、
  早期在德國受的教育以及貴族院的領袖身分，近衛擁有發言和行動的至高地
  位。他以讚助和加強亞洲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為己任。他主持、資助和
  領導了在 1898 年成立的東亞同文書院。東亞同文書院通過設在中國的教育
  機構和設在日本的研究機構，對作為它主要任務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
  獻。它創辦於 1898 年，這也是大隈提出“大隈主義”的那一年。從當時帝

 

① 黑龍會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編的《東亞先覺誌士記傳》，在最後全麵地歌頌了這些東亞先驅者生平的

光榮作用。

① 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傳記。又見入江晃（音）：《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日本帝

國和中國》，載古德曼編：《對日本帝國和亞洲的再估計》，第 35 頁。

  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以及從日本公眾對中國虛弱的厭棄中，近衛感到了一
  種危險的傾向，即有人主張放棄中國和參加西方進行帝國主義的爭奪。在
  1898 年 1 月《太陽》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號召密切中日合作
  和聯合。他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
  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其他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隻是事關他人的
  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
  與中國人交往，隻有到那時，他們才能夠采取適當的政策以應付兩國麵臨的
  危險。②就象近衛的活動與 1898 年政府的活動相一致那樣，他的活動在 1901
  年又與民族主義的活動合流了。1901 年是黑龍會（它力圖使日本在黑龍江站
  穩腳跟）和近衛的國民對俄同誌會成立的時間。
      不屬於權勢圈子但仍處於執政上層集團邊緣的勢力，是與自由民權運動
  有聯係的明治時期的自由派人士。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認為，他們在日本進行
  爭取政治自由主義的鬥爭與亞洲其他各國人民的自由主義者的鬥爭休戚相
  關。他們大部分人雖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立憲思想，但在抵製西方
  的衝擊這一點上仍是熱誠的“亞洲主義者”。早期的自由黨作者和社論撰稿
  人都敏銳地了解朝鮮的狀況，並且要象在日本那樣也在朝鮮提倡自由主義。
  大井憲太郎在 1885 年為了自由的目的對朝鮮發動了一場異想天開的對外擴
  張的遠征，在同一時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締的東洋社會黨的創辦人樽井藤
  吉寫了一本小冊子《大東合邦論》，號召日本和朝鮮合並成一個稱為“大東”
  的國家。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樣，都認為種族戰爭正在迅速降臨，再也不能采
  取不徹底的措施了。必須建立亞洲的團結。這些計劃既包括狹隘的地區觀念
  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義和信仰；它們既吸引著最壞的明治時期本國至
  上論者和沙文主義者，也對最優秀的明治時期普遍拯救論者有號召力。同
  樣，象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論家堅持把中國的維新和日本的維新結合起來，
  並且早在 1881 年，植木枝盛已經組織了興亞會。甚至隨著 1889 年頒布明治
  憲法從而使爭取議會自由運動的主流更加靠攏明治政府以後，主流中的激進
  派，即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利用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熱烈
  興趣去維護其先驅者的亞洲意識，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了。①
      日本的自由主義左派提供了他們私人與中國革命派合作的鮮明例子。宮
  崎滔天被孫中山稱頌為“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
  心，發拯危扶傾之誌。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宮崎及其幾個弟兄從
  早期自由主義運動中脫穎而出，他們試驗了基督教，陶醉於亨利·喬治的單

 

② 在《中國》第 21 期（1965 年 8 月）第 7—22 頁中，可以看到關於東亞同文會和東亞同文書院的曆史和

貢獻的權威性簡明概述。

① 對某些這類事情的討論，見詹森的《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第 163—189 頁。關於宮崎的全集，見宮崎

龍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編的《宮崎滔天全集》。

  一稅解決法，並且獻身於中國的革命事業。①
        由於這些關於危機、信仰和覺悟的論旨在明治時期的環境中是如此重
  要，所以那些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獻身的人能與上麵簡單介紹過的許
  多集團有著多方麵的融洽關係，就不足為奇了。許多重要事件的關係純粹出
  於命定的巧合。例如，政黨運動的兩個領導人大隈重信和犬養毅執政時正值
  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張造成的危機觸發了戊戌變法之際。宮崎滔天的終生事業
  的開始、孫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見、北京的百日維新、大隈和板
  垣的憲政黨內閣的產生、同文會的成立、中國維新派的逃亡日本、學生運動
  的發起等事件，於是都接踵而來了。
        上麵已經指出，在政治避難中自然地成為上層人物的中國維新派受到了
  高級日本人士的照顧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層人士提供了幫助，使
  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日本。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會的領袖近衛親王穿針引
  線，而且他暗中參與了此事的全過程。康有為會見了日本領袖人物，受到大
  隈伯爵的殷勤接待，並與近衛本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在談話中近衛把明
  治中興的長期準備與百日維新表麵上的倉促進行作了對比。近衛強調了他一
  貫的主張，即關心中日兩國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認為必須實行亞洲門羅
  主義。但是近衛集團感覺到，康有為名聲太大，不宜長期留在日本；於是在
  1899 年春季，近衛籌集了外務省的秘密經費，供康有為前往加拿大的溫哥
  華。梁啟超也與近衛及其他地位顯赫的日本人會過麵。1899 年近衛親自來中
  國。他在中國幾次與具有維新思想的官員進行長談。張之洞就日本讓康、梁
  避難以及梁的著作對中國的留日學生可能產生害處之事表示抗議。近衛不同
  意這個抗議，也不同意把維新派說得那麽重要，他寧願把話題扯到他愛談的
  中日合作和共同關心的事務方麵。在此以前不久，近衛還在香港會見了接受
  日本政府的經費的宮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華南的政治形勢。①
        象宮崎和平山那樣活躍的自由派，在中國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國的維新
  派或日本的貴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1900 年，宮崎大力促使康有為和孫
  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為的懷疑，以致最後他被新加坡當局所捕，
  而近衛在他日記中提到此事時，罵他的同胞［宮崎］為“陰謀者”。發展與學
  生運動的關係也需要時間。在早期，當留學生仍被謹慎地資助並且偏重於學
  術活動時，孫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國留日學生的支持還比較少。但後來
  隨著留學生人數的增加、人員的日趨複雜以及政治活動的日益加強，革命的
  情緒蔓延滋長起來了。同時日本的民族情緒因為事實上正掉頭去反對俄國，
  所以對上述情況並沒有立刻引起不舒服。結果中國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

 

① 根據孫中山為宮崎的《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所寫的序言。

① 從近衛日記對一係列事件的敘述中，可以研究他與其他人的正式關係和非正式關係的脈絡。他在 1898

年 10 月 16 日策劃康有為來日，1898 年 11 月 12 日與他會麵，1899 年 3 月 14 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資金，1899

年 10 月到香港，1899 年 11 月 4 日與張之洞會麵。見《近衛篤麿日記》，第 2 卷。

  國留學生中間找到了為他們的活動作了較好準備的場所。
        孫中山在 1895 年廣州第一次起義的嚐試失敗後，已經逃到了日本。他
  在橫濱剪掉了辮子，留了小胡子，並且穿了日本人裁製的西服。他後來回憶
  說：“中日戰爭後，日本人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
  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他從日本前往倫敦，在那裏，中國公使館對他的
  扣留和幾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閱讀的《倫敦被難
  記》一書中作了詳細的敘述。他在 1897 年 8 月又到日本。這時他結識了宮
  崎和平山。他們原先應犬養毅的要求去中國調查政治，在那裏從孫中山的朋
  友處聽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孫中山很快對他的新朋友產生了吸引力。雖
  然他們聽命於犬養，並且確實把孫中山介紹給他，但他們卻忠於孫中山，忠
  於與孫共同持有的振興亞洲的觀點。
        他們第一項合作事業就是通過購買和運輸武器以及小股冒險者去援助
  阿基納爾多的菲律賓革命的計劃。象那艘陳舊不堪的船隻因超重運輸槍炮而
  沉沒那樣，這次行動也失敗了，使幾個日本冒險者喪了命。在第二個行動中，
  日本人試圖在百日維新的災難性失敗以後使中國的革命派和維新派聯合起
  來，但也毫無成果。雖然革命派和維新派同樣依靠日本人的庇護，而且接觸
  同一批日本人（宮崎曾與康有為在香港會晤過，平山曾陪同梁啟超到橫濱），
  但中國的維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認為他們的文化和社會地位不如自己。早
  期得到犬養和近衛幫助成立的學校，很快就處於維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製
  之下。在此期間，日本人中間的自由派冒險家卻傾向於活躍的革命派，而不
  傾向於維新派。1900 年，唐才常在漢口發動的未遂的起義名義上都得到這兩
  派中國人的支持，但此後，在急於進行變革的中國人中間就長期出現了分
  裂。①
        1900 年夏末，孫中山試圖在廣東省策動一次革命，發動時寄最大希望於
  日本的介入。起義的基地是當時已被日本人占領的台灣島。這樣就在一定程
  度上產生了一種期望，即日本將利用華北義和團之亂而進入華南。廈門事實
  上一度被日軍所占領，這是為了對付一場策劃好的反日“挑釁”。孫中山計
  劃成立一個有幾名日本人擔任要職的臨時政府。他的一個夥伴搜羅了廣東省
  的秘密會社成員，開始領他們前往廈門，以迎接預期來自日本的人員和武器
  供應。在開始的幾次戰鬥中，造反者所向無敵。但到起義開始兩個星期後，
  當孫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會來到時，就傳話放棄這一嚐試。帶著最
  後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軍手中並且被殺害。孫中山在為山田良政
  建碑的紀念詞中寫道：“君不以政府忻厭為意，銜命冒險，雖死不辱，以殉

 

① 關於早期革命運動及其興衰，見薛君度：《孫中山、楊衢雲和中國早期革命運動》，載《亞洲研究雜誌》，

卷 19 第 3 期（1960 年 5 月）第 307—318 頁。郝延平：《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之間流產的合作》，載《中

國論文集》，第 15 期（1961 年）第 91—114 頁。蘭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

  其主義，斯其難能可貴者。”①
      1900 年的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試圖以來自印度支那和美國的支持來進行
  革命，但都沒有成功（法國總督曾經邀請他在 1903 年前去訪問印度支那；
  在美國，他曾試圖支配三合會的領袖）。這些失敗，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過
  去為他提供大部分追隨者的華南秘密會社的成員無紀律和不可靠而產生的
  失望，使他相信他應從中國的留日學生（特別是從軍事學校的留學生）中吸
  收人員。當孫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國逗留期間，學生運動明顯地發展了。日
  本反俄情緒的高漲也很重要。黑龍會會員們看到他們的民族主義順應著亞洲
  出現的機會，並且認為隨著清朝的垮台，中國人對滿洲的統治就將失去理論
  根據。因此，在黑龍會的正史中寫道：“日本人在援助華南革命的行動中，
  同時發揚了愛國心和俠義精神。”②在此期間，原在 1903 年因抗俄組成的學
  生義勇隊又為革命增添了力量。例如，黃興回湖南企圖發動一次起義。他開
  始時擔任一所日語學校的教員，但同時還印刷和分發陳天華的革命小冊子。
  實際上，在他創辦的早期革命組織華興會中活動的每一個成員，都已經是或
  者即將成為留日的學生。但是在這個組織策動一次計劃在 1904 年爆發的起
  義之前，清當局襲擊了黃興的住所和他的日語學校，主要人物勉強沿著危險
  而困難的路線返回日本。在日本，曾經幫助過孫中山的這幾個日本人立刻與
  他接觸。他與孫中山一樣，接受了“同文同種”的論點，並且與宋教仁一起，
  也成為日本人鼓勵和援助的對象。①
      孫中山回東京時正是 1905 年夏末學潮高漲之時。他的革命綱領和口號
  已被製訂出來。這時所缺乏的就是一個新的組織，但經過他和日本朋友給他
  介紹的黃興的共同合作，這種組織出現了。經過一係列籌備會議以後，1905
  年 7 月 30 日在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家中組成同盟會。約有七十人出席，實
  際上全是中國留學生，他們代表了十八個省中的十七個省。正式的成立大會
  定在 8 月 20 日舉行，這次是在阪本金彌家中舉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宮
  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長知——是正式會員，宮崎在 1907 年被授予代理權，
  以便作為該會的日本代表談判武器給養。同盟會在留學生原在東京成立的各
  省同鄉會的基礎上組成；它另外還有傳統秘密會社的宣誓儀式和秘密活動的
  特點，這些都是以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在西方學習時擬訂出來的）和五個
  口號（其中之一是號召中日友好）的名義進行的。這樣，同盟會最大程度地
  體現了中國通過留學日本以尋求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具體成果。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 82—104 頁。惠州起義的失敗促使宮崎寫了《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

② 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 111 頁。關於孫中山與留學生的來往以及他與秘密會社的關係，見

鄭冼秀蘭的《同盟會》第 36 頁。又見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 300 頁以下。

① 不過宋教仁從來沒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這些論點。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載《中國

論文集》，第 21 期（1968 年）第 189 頁。關於黃興，最詳盡的材料為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對

宋教仁最充分的論述是 K.S.劉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書。

      關於同盟會宣傳的思想內容及其與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思想的政治
  鬥爭，另有論述（見第九章）。同盟會的領袖有時麵臨一種艱巨的任務，即
  要對付某些革命派，因為後者不大相信日本輿論中的溫和路線。胡漢民在《民
  報》撰文，為大隈伯爵的“善意”中隱隱流露出來的恩賜觀點和傲慢態度以
  及日本政府更為明顯的冷遇進行解釋和辯護。①在 1907 年以後，當日本政府
  在一係列安排亞洲各國邊界線的協定中選擇正式與帝國主義合作，並要求孫
  中山離開日本時，甚至這些解釋也不夠了。孫中山的離日，象康有為八年前
  一樣，也得到外務省秘密資金的安撫，這樣就可以防止公開破裂或者他的日
  本民族主義友人的憤怒；但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們的東京根據地，從
  而使同盟會的活動中心逐漸轉移到了靠近中國的其他地方。孫中山離開後，
  留學生因同盟會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識而產生的離心傾向，削弱了它
  的團結和力量。但是隨著中國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義和不滿情緒的
  不斷增長而出現的更重要的傾向，卻一如既往地向前發展，最後給革命運動
  帶來了好處，雖然這些傾向並不直接給革命增光。
      隨著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響衰退了。宮崎和萱野等革命黨的代理
  人卻成了政府監視和懷疑的目標。他們的秘密訪問日本的中國友人也受到同
  樣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漸變成了一個特別危險的帝國主義強國
  的形象，而它鄰近中國和容易到達中國的有利條件也更加令人擔心。辛亥革
  命爆發時，人們發現孫中山從美國啟程，不是回中國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
  國，這是因為他希望遏製可能發生的日本幹涉；而東京政府本身也對事態的
  發展一點沒有把握，所以它疏遠了幾乎所有可能在中國取得政權的候選人。
  在滿洲，受日本軍隊支持的冒險家們最早企圖成立一個獨立的親日緩衝國。
  在其他地方，孫中山的［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動，但卻不能提供或保證提供其
  同胞們的支援。社會主義者兼民族主義者北一輝與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
  設法每天向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打電報，報告混亂的政治局勢。他後來退隱
  著書立說，頗有創見地解釋了日本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社會為什麽不能在
  重要的良機中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為什麽不能與一個為誕生而奮鬥的中華
  共和國建立信任關係。包括宮崎和萱野在內的其他人士與孫中山的關係如此
  密切，以致他們在革命政府失敗後也與孫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孫中
  山在短暫的成功之後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時他表明比過去更願意
  作出關於日本在滿洲享有利益的諾言。①
      日本人還在近代中國更長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著作用。當日本政府
  在桂太郎首相（1901—1906 年；1908—1911 年）強調高壓的帝國主義政策

 

① 島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 193—194 頁）中討論了大隈的幾次演說。大隈在鼓吹中國必須

采納日本意見這一點上采取了十分強硬的路線；胡漢民在《民報》試圖把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區分開來。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喬治·威爾遜：《日本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北一輝》，第 45—53 頁。關於北

一輝從中國拍的電報，見高橋正雄編：《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 4 冊第 424—480 頁。

  和西園寺（1906—1908 年；1911—1912 年）執政下的較溫和的路線之間進
  行更替時，社會主義左派知識分子偶爾也找機會在演說和出版物中表達他們
  對議會製度不抱幻想的意見。宮崎滔天的弟兄宮崎民藏是亨利·喬治單一稅
  理論的堅定擁護者，並在革命刊物《民報》中發表了兩篇文章。沒有理由可
  以懷疑這類觀點和人事往來對孫中山土地問題觀點產生的影響。②
      在無政府主義思潮中可以找到更為直接的影響。早在十九世紀八十年
  代，日本就出版了關於俄國虛無主義的著作。日本的激進派後來認為他們在
  1882 年成立短命的東洋社會黨之事即與這些著作有關。1902 年以後，對無
  政府主義的興趣在日本不斷發展。早稻田大學的一位教授寫了一本關於俄國
  革命運動的有影響的著作，它著重談了三個階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學、宣傳
  鼓動和暗殺恐怖活動。這本著作對中國革命派有影響。日俄戰爭進一步助長
  了日本人對俄國的興趣，象二葉亭四迷那樣受歡迎的小說家和成為戰爭化身
  的民間英雄廣瀨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國的價值觀和文化的影響。無政府主義
  這個術語和概念是在 1903 年通過日譯文傳入中國人的語言和思想中的。就
  在這幾年，俄國革命派中的個別英雄人物開始成為非常適合中國留學生仿效
  的典範。這十年中在個別愛國的自殺行動中，在留學生以先驅者自任的意識
  中，在他們對其政府的暴政的厭惡情緒中表現出來的激情，似乎都與俄國的
  事例有關。
      經過 1905 年的短暫革命後，一批俄國的避難者和革命派前往長崎。啟
  程前往安南的孫中山通過黑龍會和萱野的介紹會見了他們。宮崎-萱野集團
  和這些俄國人一起辦了名為《革命評論》的雜誌，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國革命
  和俄國革命的進程。雖然這個雜誌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締，但它是在日本的左
  翼出版物大量湧現的氣氛中產生的。《光》、《平民新聞》、《直言》等等
  刊物都可以從它們的名稱中看出社會批判的潮流。當幸德秋水在 1906 年宣
  布他轉奉無政府主義時，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發生的重大轉
  折的情況。有一個時期，《民報》和《革命評論》互相借鑒，互相標榜。《民
  報》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張繼等人的手中，他們甚至在孫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
  就對無政府主義發生興趣。這些人根本不親日（章炳麟對日本的文化和日本
  人的抱負確實有強烈的批判傾向），也不親西方。但他們與日本的處境相同
  的人一樣，也處在激進知識分子的大潮流中。他們譴責西方以及資本主義社
  會和製度方麵的弊病；他們道德上的責難和審判雖然是以無政府的激進主義
  表達出來的，但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他們自身傳統中反對資產階級物質主義
  的哲學思潮。
      關於日本對近代中國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響這個大問題，不屬於

 

② 伯納爾：《1906—1907 年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 116 頁。

希夫林：《孫中山的土地政策》，載《亞洲研究雜誌》，第 26 卷第 4 期（1957 年 8 月）第 549—564 頁。

  本章討論的範圍。①中國人在借鑒思想意識方麵，越來越直接取材於西方的
  材料，而在從日文譯成的中譯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難以確定的。但是
  兩國的激進思潮顯然不能孤立起來加以考慮。對留日的一代中國留學生來
  說，日本的激進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記明確地指出，對一
  個有影響的中國留學生來說，聽到象幸德秋水和大杉榮的講話是多麽重要。
  日本人的激進主義在東京的華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日本的影響當然不是決定性的，但它補充和強化了中國人經曆的更大的
  變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劃第一次革命時也不是決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瑪
  麗的說法：“他們創造了一個傳統，而不是一次革命。”③要衡量中國領袖
  人物個人在與日本人交往時所受的影響是困難的。但在交往中卻常常容易了
  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經曆。“中國浪人”（人們對宮崎及其友人
  的稱呼）在他們的一生中就被認為是這種日本人。對他們來說，建設一個新
  東亞的鬥爭是一項超越個人或超越民族界線的事業。但是在中日兩國，國際
  主義的經驗都證明是難以容納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想潮流的。①

                                                                       （楊品泉譯）

 

① 伯納爾的《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提出了這個問題的幾個方麵。又見石母田正：《幸德秋水

與中國》，載竹內好編：《亞細亞主義》第 9 卷：《現代日本思想大係》，第 384—410 頁。關於俄國人和

無政府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見唐·普賴斯的《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和加斯特的

《中國知識分子和辛亥革命》。

② 關於會晤和接觸，見竹內善作的回憶《明治末期中日革命運動的交流》，載《中國研究》，第 5 期（1948

年 9 月）第 74—95 頁。但還可見斯卡拉皮諾和希夫林：《孫中山和梁啟超的對抗》，載《亞洲研究雜誌》，

卷 18 第 3 期（1959 年 5 月）第 321—342 頁。其中所選的例子和論點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③ 《革命中的中國》的導言，第 45 頁。

① 黃興在東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學生組織新入會的總部，宮崎滔天的兒子是該會的創辦人之

一。見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進派學生》，第 5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