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永遠的恥辱、世界軍校反麵教材——南京保衛戰

中國人永遠的恥辱、世界軍校反麵教材——南京保衛戰

中國人永遠的恥辱、被全世界軍校作為反麵教材
　　——南京保衛戰（1937.12）
　　
　　南京之戰，中國軍隊以15萬之眾抗擊日本不足五萬的疲憊之軍。中國軍事當局在戰役組織指揮上出現了重大錯誤。戰前未作周密部署，守軍分別扼守正麵很寬縱深淺短的外圍和複廓陣地，缺乏機動兵力。戰鬥中，消極防守，被動應付，致使本可作為首都屏障、鉗製敵人前進的金壇、句容、溧水等地輕易陷入敵手。負責策應作戰的部隊輕失蕪湖，使中國軍隊陸上退路斷絕，最後決定突圍時中國第五大肉頭將軍唐生智不僅率先逃跑，還事先燒毀了除他極少數高層軍官所用船隻外的所有渡船。又未擬定周密的撤退計劃，更沒有經過參謀作業，致使守軍在突圍中，自相踐踏，爭相奪路，損失特別殘重。12月13日，南京淪陷，不足五萬人的日軍入城，由此開始了連續八個多月對三十多萬戰俘平民震驚世界的大屠殺。遂成為中國人永遠的恥辱。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侵華日軍進攻南京的兵力部署
　　
　　目前，國內有關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文章和著作中，都有南京保衛戰的內容，但關於進攻南京的日軍兵力部署，有許多不同的敘述。如有的說：“日本二三十萬大軍圍攻南京”。究竟是20萬還是30萬，不很明確。有的說:”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營下達了《大陸命第八號命令》：華中方麵軍司令官鬆井石根指揮上海派遺軍(以朝香宮鳩彥為司令官，轄藤田進的第三師團、吉住良輔的第九師團、山室宗武的第十一師團、荻洲立兵的第十三師團、中島今朝吾的第十六師團和伊東政喜的第一〇一師團)和第十軍(以柳川平助為司令官，轄穀壽夫的第六師團、牛島貞雄的第十六師團、末鬆茂治的第一一四師團和第五師團國崎支隊)，協同海軍，攻占南京。鬆井石根接到命令後，除以第一〇一師團留駐上海外，集中全部兵力，分三路直撲南京：右路以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師團，沿京(寧)滬鐵路向西進犯，攻奪烏龍山要塞，並渡江北上，切斷津浦線和江北大運河，堵截南京守軍北撤之路；中路以第三、第九師團，循京(寧)杭公路攻擊南京，左路以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師團和國崎支隊，沿廣德、宜城一線西進，直取蕪湖，切斷南京守軍沿江西去的退路。”
　　
　　 但實際上《大陸命令第八號》極為簡單，原文是：“命令：中支那方麵軍司令官須與海軍協同，攻克敵國首都南京”。詳細部署則命令按“參謀總長指示”辦理活。而根據其實際進軍的情況來看，上述“右路”“第十一師團”，實際上隻有這個師團的天穀支隊(步兵第十旅團長天穀直次郎少將，以第十二聯隊為基幹)，協同第十三師團主力。在鎮江渡過長江，迂回中國軍。而該師團主力則開赴台灣(淞滬戰役時，日統帥部曾從台灣守備隊抽調兵力，組織重藤支隊，增援上海)。
　　第十三師團一部分在江陰渡過長江，主力則在鎮江渡過長江，堵截南京守軍北撤之路。但這個師團派出了山田支隊(第一〇三旅團長山田梅二少將，以第六十五聯隊為基幹)，沿長江南岸進攻，直到南京近郊的幕府山。
　　所述“中路”“第三師團”，實際上隻派出了“先遣隊”參加對南京的進攻，占領了南京的通濟門和武定門。而該師團主力則在蘇州方麵。所述的“左路”“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師團和國崎支隊”，並非全部“直取蕪湖，切斷南京守軍沿江西去的退路”，而隻有第五師團國崎支隊(第九旅團長國崎登少將，以第四十一聯隊為基幹)，在采石以北的慈湖鎮渡過長江，從烏江進攻並占領了浦口；第十八師團侵占了蕪湖。其餘均為正麵進攻南京的部隊。
　　
　　還有第一〇一師團，雖然在占領上海後擔任上海附近的警備，以後轉向杭州進攻，但其大島部隊(可能是一個大隊)，卻與十六師團等一起，從蘇州、江陰、常州向南京追殺，在其為炫耀武功所拍攝的眾多照片中，有在南京城外俘虜中國軍1.5萬人和在仙鶴門屠殺4000俘虜的兩張照片，成為其參與南京暴行的鐵證(見《支那事變紀念寫真帖—伊東部隊》，軍禦用達三益社，昭和十四年)。
　　
　　還有海軍第十一戰隊，從鎮江向烏龍山炮台和南京下關江麵進攻，在中山碼頭登陸。
　　從正麵進攻南京的日軍部隊有：第十六師團(從湯山、麒麟門到中山門、下關)、第九師團(孝陵衛以南到光華門)、第一一四師團(襪陵關、方山、雨花台、中華門)、第六師團(牛首山、板橋、雨花台、中華門、江東門、三汊河)及海軍第十一戰隊(從烏龍山至下關江麵)。加上上麵說的第十三師團的山田支隊，第三師團的“先遣隊”，第一〇一師團的大島部隊。而從南京外圍迂回的則有上麵說的第十一師團的天穀支隊，第十三師團主力、第五師團國崎支隊和第十八師團。
　　但這些部隊均在淞滬會戰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傷，減員在四萬-六萬人以上{包括生病住院治療}，並在會戰後大部回國休整，隻有三個師團爭先恐後地殺向南京若按這一標準推算，從正麵進攻南京的日軍約有5萬人，從南京外圍遷回的約有兩萬多人，共約七萬多人。在攻進南京前已傷亡兩萬多人。
　　
 

　　南京保衛戰17位殉國將軍
　　少將十一人
　　蕭山令（1892-1937） 憲兵司令部副司令兼代理首都警察廳廳長、南京市長等
　　字鐵儂，湖南益陽人。1910年入陸軍小學。次年畢業後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1916年畢業。回湖南蔡钜猷、賀耀祖部任連長、營長、團副、參謀等職。1928年任益陽縣縣長。1929年1月任首都憲兵司令部中校參謀，1930年升參謀處處長。1932年任總務處處長，主管全國憲兵的編製與訓練工作。1936年3月攫升為少將參謀長。1937年11月中旬憲兵司令穀正倫赴武漢就醫，升任憲兵司令部副司令，成為南京憲兵首腦。旋首都衛戍司令部成立，長官唐生智命令其代理首都警察廳廳長暨南京市市長，以便憲警協調行動。因積極組織修築野戰和城防工事、維持市內秩序等，頗受好評。12月，南京保衛戰開始，所屬1萬餘名憲警除負責防守城內重要據點外，還協助防守上新河、雨花台、光華門等處複廓陣地，光華門戰鬥最激烈時清涼山憲兵部隊曾被調遣馳援。12月12日上午城防危殆時，命令憲兵增築城內街壘工事，準備巷戰。下午奉命撤退，並殿後督隊。夜於儀鳳門外又指揮憲警與追敵激戰，渡江時為日軍汽艇機槍掃射身亡。後追晉中將。
　　
　　朱赤（1900-1937） 第八十八師二六二旅少將旅長
　　
　　字幼卿，號新民，江西修水人。小學畢業後於私塾任教。1925年7月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參加北伐，任見習官，隨部轉戰湖南、江西。因戰功升任排長、連長。1932年參加淞滬抗戰，因功升任營長。1935年，隨部進駐江陰、常熟一帶，構築錫澄線及吳福線國防工事。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任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三團團長，屢次請戰效命。8月，晉升為二六二旅少將旅長，率部參加淞滬會戰。曾在上海八字橋等地首戰日軍，攻占日本海軍司令部。8月下旬，退守蘇州河和江灣一線，多次擊退日軍進攻。11月初，奉命率部退往南京。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八十八師以二六二旅、264旅及一個補充團兵力守衛雨花台一帶。9日，日軍第六師團突破牛首山，先後以兩個聯隊向雨花台發起猛攻，均被擊退。10日以後，日軍於光華門附近攻擊受阻，遂以兩個師團在飛機、大炮、坦克的協同下全力猛攻雨花台。守軍奮勇血戰，反複肉搏，第一、二線陣地相繼被摧毀，仍率餘部退縮至核心工事頑強抗擊。12日下午，部隊損失殆盡，僅餘te務連，遂命士兵打開幾十箱手榴彈蓋子，用繩串連導火索，待日軍進至陣地前沿時全部引爆，敵人遺屍遍地。不久，因彈盡力竭全部壯烈殉國。
　　
　　高致嵩（1898-1937） 第八十八師264旅少將旅長
　　
　　號子晉，廣西岑溪人。岑溪縣立中學畢業，任鄉村高等小學教員。1925年7月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1月畢業後任見習官，參加東征、北伐諸役，曆任排、連、營長等職。1930年調南京衛戍司令部。1931年底，國民政府警衛軍第二師改編為陸軍第八十八師，任該師中校參謀。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2月，隨八十八師開赴上海支援十九路軍，作戰負傷。1933年調任湖北省保安團營長，參加“圍剿”工農紅軍。1934年，投奔浙江省保安處處長兼浙贛皖邊區“剿fei”司令官俞濟時，升任保安處補充團上校團長，旋改任第三團團長。參加“圍剿”方誌敏率領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1937年8月，率部參加淞滬會戰，被編入八十八師264旅。因功升任264旅少將旅長。11月，奉命撤退。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與二六二旅朱赤部協同防守雨花台陣地，連日頑強抗擊日軍進攻，斃敵數千。友軍陣地被突破後，三麵受敵，仍率部堅守陣地。12日下午，與全旅大部官兵壯烈殉國。後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中將。1986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作者：秦漢軍團　回複日期：2007-4-30　18:15:12　  
　　 易安華（1900-1937） 第八十七師二五九旅少將旅長
　　
　　 字福如，號濟臣，江西宜春人。江西省立第八中學肄業。1925年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憲兵科。次年畢業，任軍校憲兵教練所見習少尉隊長，後調任中央憲兵團排長，參加北伐。1927年升任浙江警備司令部第三補充團上尉連長。1928年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次年入中央教導隊。畢業後任教導第一師第一團上尉連長。1930年中原大戰後升任少校營長。次年，教導師改編為陸軍第八十七師，任該師第二六一旅五二二團中校團副。1932年赴上海增援十九路軍抗日。1933年冬，升任該團上校團長。 1937年參加淞滬會戰，隨八十七師圍攻上海市區日軍陣地，斃傷大量日軍，遂任該師二五九旅旅長。11月，奉命撤離上海。後於鎮江任戒嚴司令。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防守中華門右翼陣地。9日，日軍猛攻光華門、通濟門、雨花台。10日午後，第九師團部分日軍衝入光華門，占據沿街房屋。乃率部與該師二六一旅經過8個多小時血戰，全殲入城日軍。易安華與二六一旅參謀主任倪國鼎等30餘官兵在戰鬥中壯烈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羅策群（1893-1937） 第六十六軍一五九師少將副師長
　　
　　 廣東興寧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工科畢業。曆任參謀、營長、團長、師參謀長等職。抗戰爆發時任第六十六軍一五九師四七五旅旅長，參加淞滬會戰。9月在劉行與日軍血戰9晝夜。又於楊木橋指揮擊潰日軍勁旅久留米師團，因功升任一五九師副師長。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因師長譚邃有病先期過江，代行師長之職。曾率部在湯山阻擊從京杭公路北上之敵兩晝夜。12日夜，來自廣東的六十六軍、八十三軍集合部隊出太平門，沿京杭公路向皖南突圍，率一五九師奉命打前鋒，在紫金山北麓的岔路口遇敵阻擊，數次衝擊不果，乃親自率隊向敵衝鋒，不幸中彈殉國。
　　
　　 姚中英（1896-1937） 第八十三軍一五六師少將參謀長
　　
　　字若珠，廣東平遠人。1924年於平遠中學畢業，參加革命軍，旋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1925年參加東征。畢業後參加北伐。後入陸軍大學第八期，畢業後回廣東任陳濟棠部獨立第一師二旅六團中校團副、燕塘軍校上校教官等職。陳下野後，調任餘漢謀第四路軍教導旅上校參謀長。1937年，以上校團長職務由廣東韶關奔赴上海參加淞滬會戰，因功升為第八十三軍一五六師少將參謀長。後在鎮江設防。12月初，鎮江被日軍占領，撤往南京，扼守湯山一帶。8日，奉命率部與三十六師預備二團在紫金山以東的青龍山、龍王山一線，掩護第一線守軍退守複廓陣地，與銜尾猛攻的日軍連日激戰，後因傷亡慘重退入太平門。12日，指揮所部向日軍兵力薄弱處突擊，身先士卒，輾轉衝殺，不幸中彈，壯烈殉國。
　　
　　司徒非（1893-1937） 第六十六軍一六O師少將參謀長
　　
　　字嚴克，乳名榮，廣東開平人。早年在廣州販報為生，後入印刷廠，半工半讀。1917年入保定軍校第六期，1919年畢業。1922年，任遊擊總司令，協助孫中山討伐在廣州叛變革命的陳炯明。後曆任江門市市長、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廣東省政府參議員。1932年1月，任十九路軍獨立團團長參加淞滬抗戰，作戰英勇，被報章讚譽為“大膽將軍”。戰後，為十九路軍將領追悼陣亡將士撰寫挽聯：“揮戈比魯陽，及爾皆亡，淚落吳江湖猛士；掣挺擊倭奴，為民效死，傷哉血浦招英魂。”1933年11月，隨十九路軍在福建省組織“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失敗後，在香港經營禮香酒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任第四路軍少將高級參謀。一六O師參加淞滬會戰時，在該師協助指揮。11月，上海淪陷後，隨軍退守南京，任一六O師少將參謀長。12月6日至8日在湯山阻敵。10日所部剛撤至大水關，又奉命調入城內準備巷戰。12月13日隨部經太平門突圍至句容，身中數彈殉國。
　　
 

　　 李蘭池（1899-1937） 第五十七軍一一二師少將副師長
　　
　　 字錦卿，遼寧錦西人。1926年冬，入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七期步兵科。1928年8月畢業，入東北軍繆澂流部，曆任排長、連長、營長、團副、團長等職。1933年，隨部參加熱河抗戰和長城抗戰，旋即轉赴關內。1937年，以第五十七軍一一二師少將副師長之職參加淞滬會戰，駐防江蘇南通、海門等地，守備長江左岸。11月，率部渡江據守江陰要塞。在日軍第十三師團進攻下頑強抵抗，浴血苦戰，連連退敵。後日海軍參戰，陣地工事大部被毀，官兵傷亡甚多，乃於12月1日向鎮江突圍。10日開赴南京前線，在蔣廟一帶與日軍激戰，親上火線督陣，擊退日軍進攻。12日，南京城破，奉命突圍，率隊衝鋒時於太平門附近中彈陣亡。
　　
　　 劉國用（1898-1937） 第七十四軍五十八師一七四旅少將副旅長
　　
　　 號劍豪，廣東梅縣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畢業。1925年起任國民革命軍第五軍教導隊教官和第十五師二團排、連長。1930年起曆任第十六師一團少校營長、中央軍校南昌分校中校教官。1936年起任第七十四軍五十八師三四四團團副、上校團長。1937年8月任該師一四七旅少將副旅長。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防守牛首山。9日，在與敵激戰3日後，退守水西門以東地區為預備隊。繼續與敵激戰，13日於水西門外殉國。
　　
　　 藍運東（1899-1937） 預備第十師少將參謀長
　　
　　 字阜伯，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後升至軍事委員會軍務局專員。1937年10月由福建新兵編成預備第十師，任少將參謀長。12月於南京殉國。
　　
　　 萬全策（1902-1937） 教導總隊第一旅少將參謀長
　　
　　 廣西蒼梧人。師範生。入廣東西江講武堂，後進過中訓團研究班。1924年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隊，轉第二隊。1937年，任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第一旅少將參謀長。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第一旅防守紫金山南的工兵學校左側、孝陵衛、西山、中山門一帶，旅指揮所設紫金山第一峰。自8日起協助旅長周振強與敵交戰，主陣地始終未失。至11日戰事最激烈時陣亡。
　　
 

 
　　 追贈少將6人
　　
　　雷震（1901-1937） 教導總隊第3旅上校副旅長
　　
　　原名汝勤，四川蒲江人。先後就讀於邛來縣的邛大蒲聯立中學、成都法政學校及熊克武所辦建武學校。1924年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炮兵科，改名雷震。1925年畢業，留校任軍械處黨代表。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在蔡廷鍇部曆任連長、營長。1932年參加淞滬抗戰，時任團長。1937年抗戰爆發，調南京，任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第三旅上校副旅長。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堅守紫金山陣地。12日下午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撤離，雷震率部留守。13日，掩護軍民於下關火車站乘火車突圍，與連長雷天乙等上最後一節車廂殿後。日機空襲將列車炸斷，火車頭拉著前麵車廂開走，乃下車指揮官兵抗擊日寇，力戰陣亡。1938年9月追晉為少將，入祀蒲江忠烈祠。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謝承瑞（1905-1937） 教導總隊第一旅二團上校團長
　　
　　江西南康人。1927年10月入法國裏昂中法大學攻讀陸軍專業，1930年1月畢業。1937年時為教導總隊第一旅二團上校團長。所部與八十七師二六O旅防守工兵學校。9日，防守淳化的五十一師敗退回城，在尾追的日軍第九師團的猛攻下陣地失守，遂退入光華門與八十七師、一五六師、憲兵教導二團等堅守城垣，並迫退城外日軍。10日，光華門兩次被突破，但入城日軍均被殲滅，有少量殘敵隱藏於城門洞內。遂建議組織敢死隊清除殘敵獲準。半夜，從箭樓上將汽油桶摔到門洞口，點燃燒敵，並親率教導二團敢死隊打開城門，與從城上縋下的一五六師敢死隊前後夾擊，敵人悉數被殲，且俘獲一人，原本抱病參戰的謝承瑞為火焰灼傷。此後堅守光華門。13日淩晨始受命撤往下關，在挹江門因身體虛弱被擁擠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後追贈少將。
　　
　　華品章（1902-1937） 第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上校副旅長
　　
　　字榮袞，後改希平，四川西昌人。1924年赴成都考入國民革命軍軍士教導隊，畢業後在軍中服役。1926年入黃浦陸軍軍官學校第四期炮兵科，在校時即參加北伐。1927年6月畢業。先在第五十八師曆任排、連、營長，後調第七十二軍八十八師任軍士教育大隊長。因訓練有方，升任該師二六二旅五二四團中校副團長。1935年升任該旅野戰補充兵團上校團長，入川駐防灌縣。1936年秋奉調回南京，升任二六二旅副旅長兼野戰補充兵團團長，駐南京外圍。1937年8月開赴上海前線抗擊日軍，11月底撤至南京整補備戰，駐守雨花台陣地。12月9日，隨部先後擊退日軍兩個聯隊的進攻。後日軍主力在飛機、大炮、坦克的協同下連日猛攻雨花台，戰況激烈。12日下午華品章在拚殺中壯烈殉國。1939年8月追晉為陸軍少將。
　　
　　韓憲元 （1902-1937） 第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五二四團上校團長
　　
　　廣東文昌人。1925年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1937年時任第八十八師二六二旅五二四團上校團長，參加淞滬會戰，英勇拒敵，堅守四行倉庫掩護撤退的謝晉元即為其所部團副。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防守雨花台陣地，激戰累日。12日，在雨花台與旅長朱赤等壯烈殉國。後追贈少將。
　　
　　黃紀福（1902-1937） 第六十六軍一五九師四七七旅上校副旅長
　　
　　廣東梅縣人。1926年，加入國民革命軍，後入第十一教導隊學習。畢業後曆任排長、連長、營長等職，曾參加北伐戰爭。1936年在第六十六軍一五九師任團長。1937年率部在劉行、廣福等地奮勇抗擊日軍，予敵重創。12月，任四七七旅副旅長，參加南京保衛戰，在湯山拒敵。湯山失守後經麒麟門退大水關集結待命。10日隨一五九師調駐明故宮，策應增援光華門的一五六師。12日，南京失守，隨六十六軍經太平門突圍，沿途戰鬥中壯烈犧牲。後追贈少將。
　　
　　蔡如柏（？-1937） 第六十六軍一六O師九五六團上校團長
　　
　　廣西邕寧人。廣西陸軍幹部養成所畢業。曆任排長、營長等職。1936年任第一集團軍第十一師參謀長，後調任六十六軍一六O師上校參謀處長。1937年8月，參加淞滬會戰，負責一六O師作戰補給等工作。上海失守後，調任一六O師九五六團團長。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曾隨部在湯山阻敵。8日，湯山失守，隨六十六軍奉命退大水關休整。13日，隨部突圍至湯山時遭遇日軍第十六師團主力的攻擊，戰鬥中壯烈犧牲。後追贈少將。
　　
 

 
　　秦漢刀客：悼英魂
　　
　　戰死在疆場的先烈以他們壯烈的人生書寫了為民族生存而頑強不息的戰鬥篇章足令我們緬懷敬仰；七十年後的今天，曆史光榮地賦予我們發揚先烈們為民族解放獻身的英雄主義精神，徹底粉碎小日本一切癡心妄想和訛詐，用百倍的仇恨，萬倍的打擊力度去報70年前倭人欠下的血海深仇！
　　
　　六十歲一個甲子，日本若是聰明人早該向中國討教解決仇債的方法，老天偏偏給了他們死不認賬這樣的嘴臉等待著中華兒郎們一試身手。
　　
　　壯烈犧牲的英雄固然令後輩崇敬，即使那十數萬在南京保衛戰的突圍中被日軍俘獲的戰俘何曾不想在抗擊外侮的戰場上建功立業？是戰略高層的錯誤方略和戰場的城防司令唐生殖這個肉頭司令出賣了他們崇高的願望和“與南京共存亡”浴血奮戰的精神。尤其是戰場唐生殖的率先逃跑，斷絕後路的燒毀出他們乘坐的船隻外所有的渡船；高級長官扔掉部隊遞次逃亡，基層官兵遂成為待殺羊群。這種混亂使他們欲戰不能，欲走不通，最後被日寇以各種各樣殘忍地方式所殺害。在祭酒悼念將軍、烈士們的同時，也為死難的三十多萬同胞獻上一束花來安慰他們的冤魂吧-------------
　　

　　
揭開“堅守南京”之謎
　　
　　曾6赴台灣搜集史料的楊天石對當地的抗戰史料存放非常熟悉。據他介紹，目前保存在台灣且比較重要的史料包括：國民黨黨史館保存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檔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全會和常務委員會的速記錄，還有台灣“國史館”保存的蔣介石個人檔案，共有30萬卷，按照“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淞滬會戰”……整理好分成幾十個專題。此外還有蔣介石日記的摘錄(原件寄存在胡佛研究所)，摘錄分5種，全部對外開放，其中1937年到1943年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抗戰的史料。
　　台灣珍藏的抗戰史料可以為我們揭開許多抗戰中的不解之謎。楊天石在研究中就有很多新的發現。比如在1937年上海淞滬會戰失利之後，蔣介石為什麽明明知道南京守不住，還一度主張堅守南京？一般都能想到的原因是，南京當時是國民政府的首都，孫中山的陵墓也在南京，如果守不住蔣介石沒法向國人交待，但楊天石在台灣史料中發現了一個更隱秘的原因，就是蔣介石寄望於在南京堅守幾個月就能等到蘇聯出兵。　
　　據楊天石介紹，當時在國際列強中，蘇聯是唯一表示願積極支持中國的國家。1937年11月，蘇聯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伏羅希洛夫元帥告訴在莫斯科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在中國抗戰到達生死關頭時，蘇聯當出兵，決不坐視。11月30日,蔣介石致電伏羅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謝:“中國今為民族生存與國際義務已竭盡其最後、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甚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當時,蔣介石將蘇聯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為鼓舞身邊的高級將領，蔣曾電令新任命的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來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蔣所說的“內外形勢必一大變”的“外”，包含蘇聯出兵在內。　
　　台灣缺少研究抗戰的人
　　保存在台北的當時國民政府和蘇聯的電報往來、蔣介石給唐生智的命令等文件為揭開這一謎題提供了重要佐證。然而，作為抗戰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合，對這些檔案的研究在台灣卻受到冷落。榮維木說，由於台當局的去中國化政策，台灣研究抗日戰爭的人越來越少，很多人轉向台灣史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保持與大陸的交流，為台灣日益萎縮的抗戰研究提供了一塊重要的再生土壤。據榮維木介紹，現在每年都有學者互訪，學術交流會議也比較多，關於“戰時外交”“汪偽政權”兩岸都舉行過專門研討會。
　　
　　秦漢刀客評語：蔣肉頭一生倚仗洋人吃飯，與淞滬會戰一樣不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戰法，而是用一種自殺亡國式的堂堂之陣來迎合日軍的飽和轟炸。為的就是等來國聯洋大人們隔靴撓癢癢的對日譴責。這次南京保衛戰又把靠狗熊幹涉，靠狗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在欺辱我中華幾百年的蘇俄魔鬼身上，也不想想，斯大林是何等魔鬼？沒有特別巨大的利益，蘇俄會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讓蘇聯紅軍流血犧牲？曆史再一次提醒後人：在人類曆史上從不存在異想天開的拯救者。《國際歌》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唱出了這世界生存的真理和被壓迫民族的心聲--------
　　
 

將帥無能累死三軍的南京保衛戰：
　　1． 派誰守南京？
　　一說：蔣提出要守，唐生智讚同。其他人不作聲(基本就是反對守)或反對(明確反對的有白崇禧，劉斐) 。所以唐為司令。另一說：蔣提出要守，問誰可挑起擔子。眾人皆沉默。蔣怒，曰：那就我來守吧！老唐實在看不下去，就跳了出來。結果是可想而之的。唐是於11月19日成為衛戍司令，此時離正式開打隻有不到20天。另另一說(弟兄們，不是我羅嗦，都是當事人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聽。差別較大，不得不列出。在此再次提醒，回憶錄萬萬不可全信) ：
　　12月8日蔣拜陵時問眾人誰願守南京？無人答，蔣大怒，說那麽我來守吧，如果我犧牲了，你們繼續抗日。唐此時才跳了出來。(邱為達，74軍51師306團團長，回憶) 關於唐的目的是否是沽名釣譽，大家大可不必追究。別管他目的如何，打好仗就成(參考鄧公的貓論) 。但首都保衛戰實在是凶險，如他守不好，一世罵名就跑不了了。
　　2． 計劃守多久？
　　11月29日，蔣和眾人出城看了地形，蔣認為：至少可以守兩個月。12月7日蔣在師以上軍官會議上說隻要堅持到雲南援軍到，他必親自帶隊解圍。唐在會上說誓與南京共存亡。但會後又對蔣說：沒有你的命令，我決不會下令撤退，仔細分析一下蔣唐的講話就會發現，高層根本沒有具體的計劃。誰能保證雲南的援軍2個月就一定會到？蔣何時會下撤退命令？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名義上南京是死守，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防守計劃，隻能說守到蔣下令撤退為止。這讓部下如何去準備？
　　3． 準備工作怎麽樣？
　　我們已經知道，南京保衛戰的計劃不是死守(有蔣下令即可撤退這個活口) 。但實際執行時卻變成了死守。大概唐隻記得自己的豪言壯語了。唐下令：所有南岸的船(包括衛戍長官部)均交36師控製，以堅定死守的決心。城外的部隊不許退入城內，城內的部隊不許出城。北岸胡宗南的第一軍可以射擊偷渡江北的船隻。這方法盡管死板(有的軍軍長師長在城內，部隊卻在城外，隻能隔著城牆用無線電指揮) ， 如果真能貫徹，到也絕了大家撤退的念頭，一門心思的死守。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
　　其一，唐的長官部偷留了條小火輪，各師均偷留了船，但隻有師旅長們知道，所以高級軍官從一開始就給自己留好了後路。隻有前線的國軍士兵是真正抱定死守的決心。
　　工事準備：
　　先是準備堅守外圍工事(在複廓工事外)，花了很大力氣去修，多日後又說兵力不足，改守複廓。複廓有部分水泥構建工事。且一直在加強。12日夜守軍已散，居然仍有民工在趕工期澆鑄水泥構件。
　　居民準備：居民逃走很多，但衛戍司令部並沒有下令疏散市民。既然準備打巷戰，就應該把老弱病殘疏散出城，一來避免不必要的平民傷亡，二來可以節省城內的資源。不疏散居民帶來了巨大惡果。
　　物資儲備：較好。沒有彈藥不濟，糧食不夠的報道。“儲備相當豐富”。
　　4． 到底能守多少天？
　　大家都知道衡陽，常德是如何死守的。國軍的進攻不行，但依城死守相對較好，南京的守軍10萬餘，裝備也不錯，盡管多數是淞滬打殘撤下來的部隊，如果死守打巷戰，守一個月應該不是問題。真到巷戰是，雙方攪在一處，日軍的炮火優勢便沒有了。事實上，南京保衛戰12月5日打響(以外圍戰開始算) 到12月12日下令撤退時，南京的防守態勢並沒有極度惡化。真要是下定決心死守，日軍不損失幾萬人恐怕拿不下南京。
 

作者：秦漢軍團　回複日期：2007-4-30　18:28:25　  
　　
　　5． 誰下令撤退的？
　　11日蔣開始通過顧祝同下令撤退，老唐不愧是老生薑！怎麽會上這套，蔣隻好親自下令。唐不但向部下出示了蔣的命令，又讓各位軍師長們在下令各部隊撤退的會議記錄簿上簽字蓋章。讓大家捆在一起了。這裏唯一讓我奇怪的是為什麽隻守了7天蔣就下令撤退？當時的大盤並沒有崩潰，巷戰還沒有開打呢。我的推測：唐向蔣謊報了軍情，謊稱城防已經崩潰，要求撤退，蔣認為既然崩潰了，那就撤吧，至少還可以撤回些人來。唐又害怕事後真相被發現，罪責難逃，於是又讓軍師長們簽字蓋章，嗬嗬，集體討論的結果，蔣不會把大家都殺了吧？
　　據說，桂永清反對撤退：說左翼(他的防區) 沒有問題，光華門也守住了。隻有中華門有危險，但我們還有紫金山北麓的預備隊可調。(12日國軍還有預備隊沒有用！)
　　6． 下令撤退時南京被攻破了嗎？
　　12日南京城沒有被攻破，沒有！這是南京保衛戰最大的悲劇之一。12月12日南京城並沒有被攻破，日軍不但沒有攻進城，甚至沒有控製一半以上的城外地區。
　　12月12日淩晨的具體情況是(最好拿張南京地圖) ：
　　中華門方向：城外的雨花台陷落，但中華門沒有失守。守軍是88師，87師一部。12下午88師孫元良(也有人回憶是10日下午)想往下關撤退，被36師製止，命其返回陣地。12日上午唐的長官部幕僚開會討論撤退方案，孫可能得到了消息，所以開始撤了。如果唐根本沒有撤退的意思，孫敢帶部隊擅自離開陣地？唐可是定了連坐法的！
　　
　　 12日下午，中華門外還有國軍陣地，4時孫元良還在中華門城樓上！
　　另：葉肇的66軍一個旅12日已經受命入城增援中華門。
　　光華門方向：11日日軍進攻，城外的87師261，260旅的陣地“屹立不動” (261陳旅長語) 。12日日軍光華門的日軍“異常沉靜” 。陳旅長隻聽見雨花台槍炮聲比較密集，紫金山有稀疏槍聲。
　　日軍曾於10日“摸到了” 光華門，但突入日軍被全殲(當時的命令：恢複不了陣地拿頭來見！謝承瑞團長親自上陣消滅了門洞內的日軍，還俘虜了一個。可憐的謝團長竟然在後期的混亂撤退中被踩死在挹江門前) 。11日日軍隻進攻城外的261，260旅的陣地。沒有攻城，更不用提12日了。12日光華門連城牆上被日軍轟塌的缺口都堵上了，害的陳旅長抱怨：11日最大的問題是傷員不能通過缺口後送了(日軍的進攻不是最大的問題) 。
　　光華門城外的工兵學校的陣地，有說10日丟了，有說沒丟。我的感覺是可能地域比較大，日軍占了部分，國軍也控製部分。另：陳旅長說中山門外還有12門普福斯山炮，因為怕日軍炮火壓製而拒絕向他們提供炮火支援。不知真假？中山門方向：日軍猛攻城外桂永清的教導總隊四方城，衛崗陣地(日軍連城門還沒摸到！) ，日軍炮擊了中山門城牆。
　　87師的中山門陣地也沒有丟。
　　水西門方向：水西門在中華門的北麵，受到的壓力叫小。守軍是51師306團。12日下午日軍曾攻破中華門，水西門之間的城牆，但被306團敢死隊消滅。12日夜敵人也沒有攻入 (在王耀武12日夜命令303團撤退前，陣地都在手中，撤退會議就是在城牆上開的)
　　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均在我手中。烏龍山要塞也基本未遭攻擊(12日日軍的小炮艇剛到烏龍山附近水麵) 。
　　直到13日下午，江心洲(長江中的一個島) 的蘆葦叢中還埋伏著112師的一個團，準備伏擊日軍的登陸部隊呢。他們根本沒有得到撤退的命令。
　　12日從103師殘部在副師長戴之奇的帶領下從鎮江退入南京。被安排防守中山門太平門一線。(萬團長說是11日，但又說第二天中午唐已至浦口，我認為萬記錯了一天)。13日中午618團還在中華門戰鬥。
　　如果排除這些寫回憶錄的人串通好集體撒謊，我們不難得出結論：12日除中華門外，南京城防沒有大危險。通訊，組織都沒有太大的失誤。
　　
  
　　 7． 誰組織撤退？
　　 沒有高級將領組織指揮撤退，12日5時開完撤退會後各部隊即自行突圍。以至於12日城外的守軍發現葉肇的66軍在出中華門還蒙在鼓裏。最可恨的是部分高級軍官開完會後獨自悄悄逃過江，根本沒有通知部隊！教導總隊的部分將領們逃走時，底下的團長還在指揮戰鬥，一直到12日晚8：30，總隊的四個團長還在紫金山開會。直到夜裏12點才開始突圍。
　　71軍軍長王敬久，87師師長沈發藻12日下午逃走時，也沒有通知城外的部隊，直到12日傍晚261旅發現城牆沒有人防守了才明白過來。
　　萬式炯一直戰至13日中午， 也沒有接到撤退命令，後來聽說日軍坦克已經到了長官部門口，才知道頭頭們已經都撤了。(萬稱自己是南京保衛戰最後撤退的部隊)。
　　宋希濂部撤退是居然下令關城門，過江後又下令燒船。根本不管其他部隊。
　　8． 十數萬守軍的土崩瓦解
　　當時的命令是各部隊從正麵往外突圍，36師掩護衛戍長官部從下關過江突圍。
　　但實際上絕大多數部隊都往下關跑，為什麽？因為軍長師長們都知道，那兒有他們偷偷保留的船！所以都往下關撤，部下聽說長官往下關去了，自然也就跟過去了。就這樣，幾萬國軍，無數民眾便湧向了下關，可是挹江門的36師卻不放軍隊通過，因為按計劃，從下關撤退的隻是長官部和36師。於是發生槍戰，部隊混作一團。最後終於衝開了挹江門。但地上的屍體有好幾層！
　　多數部隊開始撤退時還能保持建製，但到了挹江門下就瓦解了。衝出挹江門的國軍隻能稱為是散兵遊勇，而不是部隊了。這些散兵以各種形式過江，少部分成功。
　　需要提出的是，北岸的胡宗南並不知道撤退計劃(既然要撤過江，衛戍長官部居然沒有通知北岸的守軍！) ，他們奉命向江中的船隻射擊，直到唐到了對岸，方才知道撤退已經開始。但不知已經誤殺了多少人。
　　並不是所有的國軍都擠向江邊，葉肇的66軍就是向東突出去的。教導總隊的第三旅12日夜還在紫金山上和日軍拚殺，“誤了” 時辰，等別人都撤走後，從日軍間隙中衝到了皖南。可見，各部隊從正麵往外突圍的計劃是正確的。日軍盡管圍住的南京，但後麵是空的。另：據說邱清泉很牛，非常冷靜，12日傍晚桂要邱和他一起走，邱說：你先走，我還要和團，營通話研究撤退方案(當時和各營團還有正常的通訊！) 。 數個人的回憶錄中都有評述。
　　後麵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說了，大家可以找些南京大屠殺的書看。
　　仔細分析南京保衛戰的資料可以發現，國軍真正在戰鬥中陣亡的不多。多數死於混亂的撤退中以及日軍的大屠殺中。日本鬼子應該千刀萬剮，但國軍的高級將領對此慘劇也負有很大的責任。
　　請參考以下參戰國軍軍官的回憶文章
　　譚道平：時任衛戍司令部參謀。後官至少將
　　陳頤鼎：時任87師261旅少將旅長
　　邱維達：時任51師306團上校團長
　　劉庸誠：時任教導總隊參謀
　　彭月祥：教導總隊2旅3團團副。
　　歐陽午：36師108旅216團營長
　　程奎朗：時任南京衛戍司令部參謀
　　萬式炯：時任103師618團團長
　　
 

　  
　　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點評：
　　
　　把敵人引誘到長江流域來，對中國軍隊有什麽戰略利益呢？日軍主力到了上海，就被政治中心的南京和全國心髒的武漢所吸引，被推向西進，從而也就扭轉了日軍主力自北而南的戰略進攻，迫使它自東而西。陳誠後來回憶：“淞滬抗戰轉變了敵‘沿平漢南下‘之原定計劃。”沿平漢線到武漢，一 馬平川，極利於快速部隊的運動，對我威脅極大。從上海到武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一、上海地區的軍隊和人民在一 二八便經受了戰爭的洗禮，國民政府在這裏進行了備戰，經營多年，耗費百數十萬，構築了三道鋼筋水泥之國防作戰線{可惜都被肉頭懦弱的肉頭政府廢棄了，根本就沒用上！}：第一道由上海至杭州，第二道由吳江至福山，第三道由無錫至江陰{可惜在肉頭指揮下皆成廢物}，全部工程已基本完成。淞滬地區對中國軍隊有很好的作戰條件。二、從安徽以上到武漢，長江兩岸是連接不斷的山地（大別山等）與汊港湖泊交錯的地形，極不利於機械化快速部隊和戰車、重武器、輜重的運動以及遠射程武器火力的發揮，對中國軍隊來說卻是打防禦戰的有利地區。三、由東到西的作戰線，中國軍隊可以利用有利工事和地形，節節 抵抗，消耗敵人，邊打邊循通至後方的補給線逐步撤退，同時也掩護了沿海地區人力物力的西遷，能夠比較從容地部署持久戰的後方。
　　軍隊之運用是實現戰略意圖的基本手段，是戰略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決定著戰略的實施成效。但是蔣介石在淞滬戰役中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他把主力轉移到華東地區的同時卻把全國兵力的精華都集中到了淞滬三角地帶作孤注的一擲。三角地帶河道港灣交錯、地形複雜、無險可守，戰場狹窄、兵力密集，中國軍隊在敵強大炮火下，“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極其慘重。１０月中旬，我軍已難支持，李宗仁曾向蔣介石建議：“淞滬三角地帶，不宜死守。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我軍在滬作戰宜適可而止。將第二十一集團軍和其它增援前線的部隊調至蘇嘉路國防線上的既設陣地，憑險據守，然後將滬上久戰之師抽調回南京整補，再相機向國防線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敵人的力量。”蔣剛愎自用，堅持死守淞滬三角地帶。１１月初，中國軍隊苦撐數日，陣容已亂，前線指揮官已無法掌握部隊，蔣才於１１月９日下令撤退。此時已潰不成軍，各軍倉惶後撤，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不久，南京即遭威脅。從戰略上說，敵人可從東、西、南三麵包圍南京，城北橫亙長江，無路可退，守軍又是從淞滬戰場剛潰退下來的部隊，背水坐困孤城，形勢極難久守。蔣介石又錯誤地決策以十餘萬大軍固守南京，結果激戰不過數日，便被唐生殖出賣全線潰敗。在戰略防禦階段，從一切戰爭都是為了達成持久戰以消耗敵人、保存自己為作戰之基本主旨來說，南京保衛戰並無多大的戰略意義。淞滬戰役和南京保衛戰潰敗的原因，除野戰戰略指揮的失當以外，另一重要因素是由於國民黨長期堅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而造成的舊軍隊的敗壞。
 

從戰略指導上蔣肉頭根本就不願意抗擊日寇，憑他所學軍事戰略戰役戰術學之原則，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作如上肉頭戰略部署，導致國軍精銳的幾乎喪失殆盡。日本軍部早年賦予蔣肉頭的秘密旨意已被肉頭忠實執行。再由南京保衛戰的潰敗引發日寇獸性大發，以此大屠殺來妄想徹底征服中國抗戰的信心。隻是在全國同胞的義憤填膺誓死與日寇拚到底的戰爭意誌麵前，蔣肉頭才被迫無奈地繼續了片麵抗戰。遂有一扒黃河，二燒長沙，三殘害四百多萬抗日壯丁，四賣外蒙才迎來抗日戰爭勝利的曙光。中國應該成立戰後法庭來檢討蔣肉頭政權的罪惡，他們比日寇又有何兩樣？一樣的視人民為豬玀，一樣的殺人如麻。{其實肉頭比日本人更殘酷，一次可以淹死近九十萬同胞，還可以用焦土抗戰的口號點燃半月大火燒毀滅長沙古城和十幾萬百姓，還可以殘害死四百多萬壯丁以討日寇的歡心。}
　　
　　 刀客曰：在二次大戰中被敵軍攻破首都的也不僅僅中國一家，但人家要麽早早地就不設防{如法國經過頓克爾克潰敗後}；要麽就堅決抵抗，告訴軍民沒有退路，唯有官兵一致殊死戰鬥別無他途{如莫斯科保衛戰、列寧格勒保衛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即使華沙、柏林被敵軍破城，波蘭、柏林軍民也盡到了他們作為一個軍人、男人以及公民的職責，麵對強大到足以征服世界的德國主力軍團的瘋狂進攻，波蘭軍隊知道自己守土有責，拚死抵抗直到戰死！盡管也有向德軍投降的，但波蘭軍人進行過殊死的戰鬥，他們雖敗猶榮。
　　
　　
 

　　有感於張學良在攝像鏡頭麵前對“不抵抗將軍”惡名說“我不服
　　作者 陟山
　　少帥豈能不認賬，罪名正是不抵抗。
　　十倍於敵做龜縮，六百倭寇敢囂張。
　　男兒羞慚少血性，自棄槍炮枉精良，
　　官兵引頸受殺戮，裝甲飛機落魔掌；
　　一天丟失十七城，四月淪陷三省亡。
　　守土有責將在外，何必事事賴老蔣。
　　當年爾若殺敵死，歷史也當翻新樣。
　　愧對佔山揮刀起，評陟柱國最恰當，
　　若非兵諫雙十二，善名難留惡名楊；
　　促成槍口齊對外，是非功過自昭彰。
　　後人切莫亂戴帽，“民族英雄”太荒唐！
　　
　　
 

  
　　日對華種族滅絕政策是南京大屠殺的淵源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八年八月發生的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是中華民族永遠巨大的恥辱。而提及南京大屠殺就不能不說南京保衛戰。最早對南京保衛戰提出異議的就是新桂係，李宗仁當時就反對固守南京，主張把南京設為不設防城市，而且也提出了南京之不可守的幾個觀點，白崇禧作為國民黨軍中的翹楚也持相同意見。作為蔣介石的嫡係，黃埔係將領中也不都是主張堅守的。但是，蔣介石則力主堅守，而現代中國的第四肉頭唐生智則做秀主動請纓擔任主官。可是這個舊軍閥根本就不具備擔任南京守衛司令的資格.我們從唐德剛為李宗仁撰寫的回憶錄中似乎得到一種認識，那就是假如南京保衛戰不是那麽激烈的話，也許日寇不至於出現那麽大規模的屠殺和報複，而且以後這種觀點擴大了，南京保衛戰的得失利弊混同蔣介石、唐生智等個人行為，成為一個比較滑稽的戰役出現，現在我們就有必要先來看看蔣介石為什麽主張死守南京。
　　蔣介石和李宗仁不同，李宗仁是作為方麵軍將領，他可以從純軍事角度考慮問題，白崇禧也是一樣，然而，蔣介石不行，他是當時中國抗戰時期的首領，就連我黨也在表麵上要承認他領導抗戰的責任，所以，他要考慮的是全局和政治影響，南京是中國那時候的首都，如果首都不放一槍搶先逃跑的話，那麽中國抗戰的軍心、民意應該作何解讀呢？再有，作為國民黨來說，創始人的陵寢還在南京，總理紀念周上的慷慨陳詞還言猶在耳，怎麽能就此撒手不管呢？最主要的是蔣百裏還在外間奔走，中國不拿出抗戰的決定和舉動來，特別是首都的保衛，怎麽能讓外人相信你中國是始終要抗戰的呢？一切國策的製定都要以洋人的感受為出發點和終極目的,這才是蔣介石一生的追求.也是是蔣介石必須的考慮，雖說他的這種考慮最後變成了廢墟，南京不但沒有守住，而且還蒙受了曆史上最大的浩劫之一，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否定蔣介石的堅守的初衷有著做秀的基本精神和京劇青衣花旦的表演藝術的精湛原理的。
　　回來再看唐生智，唐生智主動要求鎮守南京，可是，他當時手中沒有可以依靠的嫡係武裝，而緊急召集的部隊也是上海敗退下來的殘兵敗將，加之，唐生智本人的身體不堪繁劇{長期的陽痿折磨著這位湘劇太監和肉頭}，顯然不能擔當如此重任，那麽，唐生智除了一腔作秀表麵要抗日的激情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打算呢？蔣介石除了以上提到的考慮有沒有其他更深層次的依賴呢？
　　這裏麵主要的文章就在於蔣百裏（蔣方震）的歐洲之行了。蔣方震一生極其崇拜德國，其人早年在德國留學和德國軍界很多要人結成深厚的友誼，而中德在曆史上的交往也是極其複雜的，德皇威廉二世甚至主張成立中國、美國、德國的世界大三角的格局，從滿清到北洋政府再到蔣介石政權上層都對德國充滿了好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英國《泰晤士報》就公開指出：“同其他列強相比，中國對於德國顯然是有著獨特的情緒的，中國同德國的關係無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或者軍事上，都是十分密切的，德國在中國獨占鼇頭。“蔣介石一直希望通過德國、意大利的斡旋導致日本停火，以前有人說這是蔣介石的緩兵之計，其實，這是錯誤的認識，蔣介石在為了獲取德國的支持，十分賣力氣，蔣百裏的去德訪問本身就肩負著重大的使命。
　　蔣百裏在意大利和德國通過自己的艱難努力，終於見到了墨索裏尼和戈林，但是，作為可能扭轉中日戰局的關鍵人物希特勒，蔣百裏卻沒有見到，而蔣似乎也沒有從希特勒的避而不見中預知到一些苗頭，此前他在意大利的成功演說讓他以為德國人應該會念及舊情的。所謂的舊情就是中德空前的合作，希特勒上台之後，中國成為德國最大的鎢礦出口國，鎢是戰略資料來源之一，德國派出的大量軍事顧問團始終活躍在蔣介石的政權中，而德國的漢莎航空公司幾乎壟斷了中國的國內航線，一九三六年，德意誌第三帝國已經是中國的頭號世界貿易夥伴國。德國陣營中布龍堡等人也確實希望能夠依靠德國的影響避免中日開戰，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德國外交部通知日本，不要指望德國會讚成日本的七七事變的舉動。這樣的鋪墊讓蔣介石、蔣百裏等國民黨上層人士對於德國可能伸出的援助之手深信不疑。唐生智也 是在這種情況下站出來的，而蔣介石更是在這種情況下決定堅守南京的。
 

根據程思遠回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官邸開會，決定死守南京，而後，程思遠從國防最高會議第六部蔣介石的親信康澤、賀衷寒那裏獲知，蔣介石得到蔣百裏從歐洲發來的電報，相信日軍在德國的陶德曼、牛萊特等人的說服下，將不會大舉進攻南京，南京是有驚無險的。《詳見程思遠回憶錄《政海秘辛》，台灣李敖出版社出版，第156頁、157頁》程思遠的這個關鍵性回憶補充了南京保衛戰決策過程中的一些遺漏。{一生倚仗洋人被洋人斥賣是蔣肉頭的必由之路} 唐生智和蔣百裏的關係最深，唐生智是蔣百裏的最得意的學生之一，唐生智以打賭的形式打了蔣百裏兩個耳光而後服膺於蔣百裏的人格，而蔣百裏一生唯一的一次被捕就是因為唐生智，用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話說，蔣百裏肯為一個唐生智作出浙江人打浙江人的把戲。（蔣介石和蔣百裏都是浙江人）唐生智主動要求出掌南京部隊的首領也有重新掌握武裝的企圖，這是不容否認的，但是，他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提出來，也是因為蔣百裏的這封秘密電報。可以這樣認為，從蔣介石到蔣百裏到唐生智都認為南京可以一守至少不至於出現十分之大的危機。而這樣的背景作出的打算也正是多年以來李宗仁責備蔣介石和唐生智的地方。
　　而縱觀南京保衛戰，其倉促程度也是罕見的，國民黨軍在此前的抗戰中的大規模正麵和日軍接觸時，火力不談，至少在兵力上是壓倒對方的，然則這次對抗國民黨軍的兵力對比日軍沒有以往那麽大的優勢，這是十分令人感到不解的，而唯一可以解釋的通的就是戰爭背後的內情所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日寇已經進入南京外圍，而十二月二日，蔣介石還在陶德曼轉來的日寇逼迫中國請和的條件上兜圈子，日本人當時提出的條件是：1.宣布內蒙古自治。2.劃東北到平津為非軍事區。3.停止抗日的一切活動。4.以上條件滿足後，可以考慮和國民政府一起***。（以上條款引自程思遠回憶錄《政海秘辛》，台灣李敖出版社，第157頁）這裏的第一條內蒙古自治等於說變內蒙為日寇的勢力範圍，進而成為其殖民地，早在張作霖統治東北的時候，日寇就一直試圖染指內蒙，東北不領有內蒙，等於守江而不守淮，所以，曆來有滿蒙之稱，日寇的基本目的也是先囊括滿蒙，然後仿效清軍入關的模式進占全中國。而把華北非軍事化也是這個意思。至於不準抗日，那就更加無稽了，占領中國的領土還不準中國人反抗，這也隻有無恥的強盜才能想的出來的。就是這樣一個條件，當時在座的國民黨高級領導人是準備接受的，包括白崇禧也這麽認為，理由是日本人沒有提及承認滿洲國的事，而且也沒有提出賠款，不僅白崇禧同意接受，顧祝同、徐永昌、唐生智都同意接受，用白崇禧的話說：“既然條件就是這樣，那麽何必還要一定打仗呢？“雖說日本人沒有提出讓國民政府承認偽滿洲國一事，可也沒有說放棄東北，更沒有說不再染指華北，然而，在蔣介石看來這樣的條件至少是一個緩衝，於是，考慮接受。請記住一下時間，研究決定的日子是十二月三日，十天之後，日軍就攻陷了南京，更為主要的是身為調停人的德意誌法西斯他們實際在做的是什麽呢？
　　
　　
根據《中德關係史》披露，一九三七年十月，希特勒就明確表示要加強和日本的合作和全麵結盟，而同日本的戰略夥伴關係就必須犧牲中國。十月十八日，戈林按照希特勒的意見，停止對中國的援助，然而這時候希特勒還沒有完全拋棄中國則因為希特勒不想這時候就失去外貿上的來自中國的巨大利益，所以，他一麵討好日本人給予實際的不支持中國的承諾，一麵讓陶德曼進行曠日持久但是毫無實際影響的所謂的調停活動。在德國內部，戈林的命令讓當時的德軍領導人布龍堡、牛萊特等人打了折扣，布龍堡是親中的德軍首腦，他通過自己的權力把德國給中國的物質讓丹麥和新加坡的一家英國公司接手辦理，仍舊不耽誤送往中國。所以，中國當局接到的關於德國對於中國的真實態度始終是模糊和不完整的。這也就是蔣百裏之所以能夠輕信德國的調停之所在。十一月三日，蔣百裏會晤布龍堡，其後會見牛萊特，五日南京就接到蔣百裏的電報，以為日軍會在德國人的幹預下停止或者緩解對中國的壓力。
　　這裏有必要指出，中國從一八四零年以來延至國民黨執政，在曆次抵禦外來侵略的問題上，政府當局都不能擺脫一個倚仗洋人等靠要的童養媳基本原理，自己很少主動把握局麵，或者寄希望於列強的天良發現，或者寄希望於敵人的內部傾軋，然而，我們自己卻是在這樣的希望中一次又一次的受盡了侵淩，吃足了苦頭。蔣介石在抗戰之初寄希望於德國，可是，德國人耍了蔣介石；抗戰之中，蔣介石再次寄希望於美英，然而，雅爾塔會議上，中國外蒙、東北乃至香港的利益又在哪裏呢？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是，在戰勝之後，戰犯得不到應有的懲處，國土得不到基本的保存，不知道這樣的戰勝國是否居之泰然？蔣介石一度醉心於開羅會議上的所謂“四巨頭”名譽與地位，殊不知，這種空心湯團並不是外國人第一次給他吃的，他也不是第一個吃到這種東西的中國人，比如李鴻章，不就曾經被尊奉為“東方的俾斯麥”嗎？然而，俾斯麥怎麽回答李二先生的這一頭銜呢？他說：“可就是沒有人說我是西方的李鴻章。“毛主席在《論持久戰》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說到：“兵民是勝利之本。”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或者說少有通過列強的恩賜取得民族真正解放和獨立自由的範例，凡事都是要經過我們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才獲得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比蔣介石更加認清了抗戰的本質和動力。
　　蔣介石出於政治和對友邦人士的幻想的雙重心理決定固守南京，唐生智則出於對蔣百裏的電報的深信不疑和自己決心重掌部隊作秀抗日的決心來申請擔任南京守衛的最高長官。這兩個人的決策背景如果放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看待的話，他們的初衷可能是本著抗日的主線發展的。其中盡管有著可以進一步商榷的餘地，但是，他們的出發點都是有著很卑鄙恨齷齪的一麵的。這裏順便說一下，蔣介石其人在抗戰初期是很有一定決心的，然而作為一個最高當局僅僅有著決心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十分到位的軍事手段作為輔助，蔣介石所推行的焦土抗戰政策和扒河灌敵政策不但沒有有力的消滅敵人，反而讓我們自己的軍民死傷慘重吃足苦頭，我們以往習慣用蔣介石以後的倒行逆施來否定他的抗日第一階段的決心，這是片麵的，現在，又有人試圖用蔣介石第一階段抗日的決心來證明蔣介石在抗戰正麵戰場上的策略是完美無缺的，並愚蠢的樹其為民族英雄，這也同樣是十分可笑而又片麵的，不可取的。 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的誤導人民的觀點，那就是因為有了南京保衛戰才導致日寇的種種暴行，似乎南京的不可固守以及稍後的被屠城的罪狀之一就是南京保衛戰。
 

事實上，日寇殺戮我抗日軍民和有計劃的屠殺、滅絕我民族的精神文化是由來已久的。這些才是南京大屠殺最大的根源。以往，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段落“侵略者的屠殺並沒有嚇倒人民大眾，反而激起了他們更為強烈的反抗，鮮血讓人民更加覺悟。“這句話從理論上說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實際情況是屠殺的血腥讓很多人重新考慮抵抗的意義。我在翻看軍事 科學院編輯整理的中日抗戰曆史有關資料時發現，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中國淪陷的一些地方，往往一個縣城或數個縣城隻有十幾個甚至幾個日寇在駐紮，換言之，也就是十幾個日軍就足以控製十萬人以上的範圍。這是一個多麽令人不願意相信又不得不麵對的殘酷事實啊！一位曾經參與日寇受降工作的老同誌介紹說：“日本人要是能在一天之內殺光中國人的話，他們早就會那麽做了。“大規模的屠殺的背後是種族滅絕的既定方針，而麵對大規模的屠殺一方麵自然激起了反抗，一方麵則引發了相當程度的沉默和屈服。
　　日軍師法清兵南下的策略，以少數的兵力進攻中國的首都，誌在必得，而後在中國的首都開展大範圍的屠殺，其目的更是以此來恫嚇中國軍民，這就是挖心戰略。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曆史，清朝的乾隆在回沈陽祭祖的時候，對兩位祖先有過十分高的評價，一位是皇太極，乾隆說他是“我大清億萬年丕丕基業實肇乎此。“另一位則是多鐸，乾隆共有說他是清初軍功諸王中的佼佼者，其武功自開國以來無出其右。而多鐸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發動者、指揮者，也正是揚州十日、無錫慘烈的八十日、嘉定三屠的慘絕人寰的血腥屠殺徹底擊垮了南明的脊梁，揚州十日、無錫堅守八十日城破之後，來自明朝自己有生力量的抵抗已經日漸衰微，其後，南明政權不得不借重海上軍閥或者農民軍舊部，明末士大夫和官員的最後一點抵抗意識都在一次次大屠殺中泯滅了。
　　
　　
 

國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日軍12月13日入城，蔣12月16日才如花旦般登場作秀！)
　　此次抗戰，開始迄今，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三十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不可以數計，犧牲之重，實為中國有史以來抵禦外侮所罕覯。中正身為統帥，使國家人民蒙此钜大犧牲，責任所在，無可旁貸；中心痛苦，實十百倍於已死之將士與民眾，一息尚在，唯有捐糜頂踵，以期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以報黨國，以慰同胞。敵人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凶焰，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之野心，對於中國為鯨吞，而非蠶食，已由事實證明。就中國本身論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鯨吞之禍，顯而易見，蠶食之禍，緩而難察。敵苟持慢性之蠶食政策，浸潤侵蝕以亡我於不知不覺之間，則難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敵愾同仇之義，馴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後已；今則大禍當前，不容反顧，故為抗戰全局策最後之勝利，今日形勢，毋寧謂於我為有利。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鯨吞無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裏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製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能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茲為我同胞約舉其要義如下：
　　一、此次抗戰，為國民革命過程中必經之途徑，中國欲外求獨立，內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縛，完成新國家之建設，終不能不經此艱難奮鬥之一役。故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國際間勢均力敵之國家相互戰爭大異其趣。故抗戰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軍備一切物質力量遠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終不當以此為之屈撓。稽之各國史例，凡革命建國之大業，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經之險阻愈多，則所獲之勝利亦愈大；惟賴我革命精神無所撓屈，再接再厲，愈挫愈奮，則障礙摧毀之日，即最後勝利之時。敵人此次侵略中國，其最大目的，固不僅欲占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之精神；但是我革命精神一日不滅，即我國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尚未達到艱危之極度，若遂自甘退屈，則精神一弛，國隨以亡，奴隸牛馬之辱，有十百於今日戰爭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國同胞須知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將來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為國家民族與世世子孫計，犧牲雖钜，無可避，亦無可辭，所謂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者此也
　　二、既明革命過程中之中國當以抗戰到底為本務，到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蓋抗戰雖不能必勝，而屈服即自促滅亡；與其屈服而亡，固毋寧抗戰而敗。戰敗終有轉敗為勝之時，滅亡永無複興之望，國家獨立之人格一隳，敵人宰割之方法愈酷，萬劫不複，即永陷於沉淪。況戰爭成敗之關鍵，常係於主動被動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戰，綿亙五月，敵方最初企圖，實欲不戰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敵者，始終為戰而不屈，不屈則敵之目的終不能達，敵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之地位。敵如必欲盡占我四千萬方裏之土地，宰割我四萬萬之人民，所需兵力，當為幾何？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所謂當堅決抱定抗戰必勝之信心者此也。
　　三、日本侵略中國實為其侵略世界之開始。中國自抗戰之初，揭櫫二義，為民族生存與獨立而戰，同時即為國際和平正義而戰；數月以來，雖國際之製裁尚未充分發揮，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於天下。吾人對於此種偉大使命，既已毅然承當，則不問國際形勢前途如何，必當盡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賴；但使世界正義不終梏亡，則吾人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任重道遠，不容少懈，此尤全國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黨國，有進無退，當此存亡呼吸之際，願與吾同胞共勉之！
 

 

12月12日下午城防司令部即已人去樓空，13日日軍就已入城。蔣中正卻在16日即日軍早已開始瘋狂大屠殺後才像京劇花旦扭捏出場。這時肉頭們再慷慨激昂又有個屁用！不從戰略方向的嚴重失誤和戰役指揮上的低劣無能檢討，中國百姓和國軍官兵們仍將付出慘絕人寰的代價。仗打敗了要撤退，悲壯簡潔地告知同胞也無不可，但要及時而不能等日軍早已開始屠城了再來做戲。偏偏中國文化發達，明明被人打的丟盔卸甲慘敗狼狽不堪，卻還要長篇大論喋喋不休，找出幾條精神勝利法來表明自己是怎樣一條好漢。與宋高宗和謳歌宋朝的Q們有的一比。
　　
　　 某網友看不下去詼諧地譏諷道：哈哈,跟汪精衛的豔電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個投降書寫的官冕堂皇，理直氣壯；一個逃跑書也寫的官冕堂皇，理直氣壯。噢，不應該叫逃跑書，應該叫戰略轉移，或者戰略大撤退。好在中國的地盤大，東部沒了，可以往西部跑，大陸沒了，還有個海島可以跑。
　　
　　 刀客曰：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時期有兩湯一唐。即：1933年葬送熱河的肉頭湯玉麟。 1937年自告奮勇，作秀演戲，葬送了三十萬軍民和無數軍械物資的唐生殖。 1944年被日軍追著放羊，其警衛旅被河南民眾繳了械，自己化裝成夥夫才逃走的湯恩伯上將。
　　
　　前一個湯是大煙鬼的寶貝叔叔，不能動他結果葬了少帥前程；後一個湯，是蔣黃埔係浙江小老鄉，也可以說是委員長的嫡係至親，與胡宗南一起被欽定核心將軍。1954年死在日本東京，鬼子對其禮遇恩隆，以報其在華作戰期間的手下留情。其中多少日蔣勾結事，皆付笑談中。而唐生殖這個肉頭純粹就是為了作秀才釀成那麽大的災禍。兩湯一唐禍害民國不淺。
　　
 

都是個男人、軍人、將領差別卻是天壤之際，張學良與傅作義、張自忠、王秉璋、李宗仁、閻錫山、薛嶽等人相比實在是讓人無語。東北軍更是一群與桂軍、滇軍、晉綏軍、川軍等地方軍隊毫無可比性的酒囊飯袋。有那麽好的軍火工業，有諾大的地盤，有那麽好的曆史機遇，卻在花花公子的帶領下做了一群史無前例的大肉頭。
　　
 

 

徐州會戰補充（1938.1-1938.5）
　　
　　 由於國民政府戰略指導的失誤和軍隊戰鬥力上的差距，對日作戰基本上都以慘重的代價和失敗的結果而告終。當時，全國上下彌漫著失敗的悲觀情緒。
　　
　　 徐州會戰，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揮下，經全體官兵的浴血奮戰，共殲滅日軍2萬餘人，是抗戰開始後中國軍隊在正麵戰場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而且對手是日本的王牌師團，開了正麵戰場勝利之先河，使日軍遭到自新式陸軍組建以來的第一次慘敗。在此次戰鬥中,廣大愛國官兵激於民族的義憤和強烈的愛國心,與日軍頑強拚搏,湧現出眾多英勇悲壯、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為國捐軀者,不僅有一般士卒和下層官兵,而且有高級將領。這些眾多為國犧牲的將士,以自己的鮮血洗刷了舊日的民族恥辱,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堅定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念，極大地振奮了中國民族精神,對形成強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氣蓬勃的新氣象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成功地扭轉了國民黨軍屢戰屢敗的不利態勢，遏止了失敗主義思潮的蔓延，使中國人民從中看到了抗戰的光明前途。
　　
　　 徐州會戰，特別是台兒莊會戰，使國民政府及統帥部進一步認識到日軍並非不可戰勝，雖然短期內尚不可能，但中國的抗戰最終必將勝利，從而進一步堅定了持久抗戰的信心和決心。這時，希特勒對中國施加壓力，德國宣布對中國禁運軍火，5月間又下令召回駐中國軍事代表團，而英、美等國仍無實際上的援助，國民政府及統帥部感到依賴國際外力戰勝日本的希望暫時難以實現，認識到要靠自己下堅定持久抗戰的決心。1938年6月9日，蔣介石發表聲明，宣稱當前戰局的重點不在於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的防禦成功與否，今後的戰爭將在山嶽地帶進行等，並於同日下令在武漢的政府各機關、中央黨部、各大學及由滬遷來的工廠等向重慶、昆明轉移，最後完成以西南為大後方的戰略部署，貫徹執行“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方針，表示“始終保持我軍之戰鬥力，而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使我軍達到持久抗戰之目的”。
　　
 

桂係將領國家之幸，德鄰完美詮釋持久消耗戰略
　　
　　 徐州會戰之前，國軍所取都是單純陣地防禦戰，自己往往處於被動挨打之地位，加之武器裝備、士氣、民族覺悟等等不如日軍，所以屢戰屢敗。經過慘烈的淞滬會戰及南京保衛戰，中國統帥部接受了以往毫不利己，專門利日的教訓，開始改用攻勢防禦新方針，即將撅著屁股挨打的陣地戰之守勢與相機而動主動在我的運動戰的攻勢及專打敵人後勤補給和要害樞紐的遊擊戰的襲擾密切結合。在預選的戰場地區，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陣地，吸引和消耗敵人；以一部分兵力遊擊敵後，破壞交通，襲擾據點，牽製敵人；以主力兵團迂回敵軍側背，實施強有力的攻擊，從而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於被動中爭取主動。
　　
　　李宗仁{字德鄰}作為徐州會戰的最高指揮官，以自己成功的戰役戰術行動，給當時最高統帥部業已製定的“持久消耗戰略”作了完美的詮釋。早在抗戰初期，李宗仁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古老龐大而落後的國家，如何進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問題，就從戰略上作過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戰論》中，分析了當時中國工業、交通的落後狀況，指出：“從戰略方麵說，若日本侵略者實行堂堂正正的陣地戰，則彼強我弱”，“故敵人利在速戰速決”，“但吾人必須避我所短，而發揮我之所長，利用我廣土民眾，山川險阻等條件，作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到敵人被深入我國廣大無邊原野時，我則實行堅壁清野”，“發動敵後區域遊擊戰”，使“敵人疲於奔命，顧此失彼，陷於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５戰區司令長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從戰略上判斷：京滬戰事一旦結束，津浦線必然是敵人攻擊的目標。並根據對形勢的分析，提出抗戰的戰略重點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南京失守後，麵對日軍三路大軍以猛虎撲羊之勢，向徐州的夾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隊難與敵軍相火拚，他抓住敵軍驕狂之弱點，運用自己數萬之哀兵，與敵展開運動戰，“敵進我退，敵退我打”。
　　
　　 說到李宗仁指揮的台兒莊大捷就不能不說說桂係。
　　
　　 在地方軍閥中桂係是一個很獨特的範例，治理地方和訓練軍隊比閻老西做得好；論戰略謀劃，戰役指揮，戰術協調，戰役打的漂亮惟有傅作義堪比伯仲。傅作義有綏遠抗戰獨撐危局的驕人戰績，李宗仁則開創了日軍成軍以來首次大型戰役失敗的輝煌先河。不僅讓世界認識到中國軍人英勇頑強的抗戰精神，也極大鼓舞了全民族堅持抗戰的信心。
　　1928年蔣介石統一全國後，李宗仁和白崇禧隻能退出中原，紮根家鄉廣西。李、白二人以鄉土為根據地，在全國廣招人才，通過實行民團製度，實行軍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製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稱為“模範省”的廣西，“到處都可以聽到喊口令，看到軍事操演，進入廣西就像進入一座大兵營”。
　　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中國舉國動員抗戰，廣西在短短一個月左右時間便動員編成四個軍，共40個團，成為當時最迅速調動部隊奔赴前線作戰的省份。桂軍五個師後來參加“八一三”淞滬浴血抗戰，是全國地方軍隊中唯一戴鋼盔的部隊。桂軍精神飽滿訓練有素，裝備精良出手不俗。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廣西，功不可沒。然而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眼裏，如果不能結束軍閥的割據，中國實在沒有辦法抵抗外侮。
 

桂係軍歌（抗戰前後，廣西軍隊一流）
　　抗戰前的桂係軍歌
　　左右左,左右左
　　各路弟兄來入夥
　　穿黃皮背響火
　　草鞋皮鞋都認可
　　左右左,左右左
　　肯玩命就發財多
　　分賞銀 你和我
　　吃完米粉有火鍋
　　左右左,左右左
　　我們桂軍票子多
　　有肉吃 有酒喝
　　哈卵才不唱軍歌
　　左右左 ，左右左
　　one more two more左右左
　　哈哈哈哈謔謔謔（重複）
　　抗日時期的軍歌
　　廣西軍軍歌
　　誰能捍衛我國家，
　　惟我廣西國軍。
　　誰能複興我民族？
　　惟我廣西國軍。
　　我們有強壯的身體，
　　我們有熱烈的肝膽，
　　我們要保護民眾四萬萬，
　　我們要鞏固國防守邊關。
　　我們不會咬文嚼字，
　　我們隻會流血流汗。
　　我們不會哀求討好，
　　我們隻會苦幹硬幹。
　　流血流汗才是英雄。
　　苦幹硬幹才是好漢。
　　快奮起，
　　同誌們莫長籲短歎，
　　救亡救亂，
　　任重如山。
　　快努力，
　　同誌們莫偷閑苟安，
　　強國強種，
　　惟我廣西國軍！
　　
　　
 

王家典論述抗戰戰略的得失
　　
　　 國民政府統帥部在野戰戰略上卻錯誤地采取了陣地戰的方針，使其軍力部署不能很好地發揮消耗敵人、保存自己的效能。蔣介石在８月１１日的日記中寫道：“對倭取勝之要訣，在於深溝、廣壕、堅壁、厚蓋、固守、堅拒，乘機襲擊，大敵則避，小敵則戰，製敵死命，全在於此。”他的陣地戰方針，在南口戰役中經過實戰證明是失敗的。他在８月８日致湯恩伯的指令中說：“前電言注重據地，惟據點不可單獨孤立，必須有大小據地相連，形成如俗語所謂梅花陣者。以一個中間主據點，與其附近四周之子據點，構築交通壕，彼此聯係；但其彼此間距離之大小，應隨當地地形與敵軍重炸彈、炮彈效能之長徑而定其長度。……即使為其深入，則我各據點之守兵，得以四麵包圍齊射捕捉之，使其不能退出為主旨也。”蔣介石的計劃由於戰場廣大，日軍就以一部繞過南口側翼，進攻居庸關、懷來，另一部由沽源南下攻延慶、懷來，形成了對南口中國守軍夾擊的態勢。蔣不得不在８月１０日下令湯部：“南口至青龍橋、八達嶺一段之鐵路涵洞與山洞，須再經數度盡量之大爆破”，以阻止日軍繞過南口背後運動。
　　 毛主席當時就批評過這一戰略指導上的錯誤：“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回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戰就不能用為重要手段，更不待說用為主要手段。”毛主席還說：“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在整個戰略防禦階段，蔣介石總是堅持陣地戰為主的戰略方針，以致正確的戰略部署卻不能充分發揮其戰略效能。
　　
 

 

蔣肉頭喪盡天良的花園口決堤{1938年6月}
　　
　　1938年4月，台兒莊大捷後,由於蔣介石錯誤判斷形勢，匆忙把他的20多萬中央軍調到了徐州戰場，企圖和日軍在徐州決戰。中國軍隊在徐州地區的大量集結，日軍認為這正好是消滅中國軍隊主力的好機會。
　　5月初，日軍迅速集結10多個師團30多萬人向徐州地區夾擊。5月15日，日軍在徐州的包圍圈馬上要形成時，蔣介石發現自己的主力部隊有被包圍在徐州的危險，就決定放棄徐州。這樣，所謂的徐州會戰剛開始就失敗了。 　
　　正在這時，日軍土肥原14師團約二萬人卻強渡了黃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戰區的援軍增援徐州。這樣土肥原師團在隴海線附近就形成了孤軍深入之勢。 蔣介石匆匆飛往鄭州程潛第一戰區指揮部，決定親自指揮豫東戰役。此時豫東中國軍隊有6個軍，6個軍近15萬人包圍土肥原1個師團2萬人，程潛認為‘就是玩著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開始突圍，並把進攻的重點放在了蘭封。但守蘭封的卻偏偏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卻又貪生怕死的桂永清。他隻守了不到一天，蘭封就失守了。土肥原跳出包圍圈後，程潛不得不再次調兵布陣，圍攻土肥原。戰鬥正激烈進行，據程潛預計，再有兩三天的時間，就有全殲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守商丘的將軍心腹嫡係黃傑又逃跑了。　　
　　蔣介石這兩支嫡係部隊有恃無恐，不聽指揮，臨陣脫逃，徹底打亂了程潛的戰略部署，殲滅土肥原的寶貴戰機就這樣被兩位逃跑將軍葬送了。因蔣介石嫡係部隊將領貪生怕死，中國軍隊前後共投入15萬多人，沒能消滅土肥原的2萬人，連蔣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蘭封戰役是“戰爭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潛剛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領了蘭封，並立即向僅有５０公裏的開封進攻，開封失守已成定局。本來是中國軍隊圍殲日軍的戰略態勢，現在已倒了過來。鄭州岌岌可危。這麽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這是蔣介石根本沒料到的。 蔣介石決定孤注一擲，扒開黃河。6月3日，土肥原猛攻開封，蔣介石怕開封失陷，再扒黃河就來不及了，就急忙打電話命令程潛掘堤，並告誡他“要打破一切顧慮，堅決去幹，克競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猶豫。 　
　　
　　國防大學教授徐焰:應該說（扒黃河阻擋日軍）早就有想法，但下命令又是比較倉促的，決口的任務交給了守衛黃河的東北軍將領商震的部隊，地點首先選在了中牟縣境內大堤較薄的趙口，因趙口流沙太多，沒能扒開。蔣介石知道趙口無望扒開後，就指示再換地點重新決堤。經過緊急協商，駐守在黃河附近的新八師初步把地點選定在趙口以西的花園口附近。　
　　　
　　6月9日淩晨，經過兩天兩夜不停的挖掘，幾乎在距鄭州30公裏的中牟失守的同時，花園口也終於挖開了。花園口決口後，黃河水順著賈魯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黃河中上遊普降了一場暴雨，黃河水量猛增，花園口決口處被衝大，同時被淤塞的趙口也被大水衝開。趙口和花園口兩股水流匯合後，賈魯河開始外溢，漫溢的河水衝斷了隴海鐵路，浩浩蕩蕩向豫東南流去。
 

土肥原14師團先頭部隊1500人、另一支日軍16師團3000多人已經開始向鄭州進犯，這時突然陷入了黃水的包圍之中。但日軍已是久戰之師，對不太深的洪水還是應付得了的。在淹死了七個人扔了些重裝備後，僅僅遲滯了攻擊的時間，最終黃河水也沒有能抵擋的住日軍前進的鐵蹄。武漢最終還是被日軍順利占領。隻是苦了豫皖蘇三省交界的老百姓。花園口決口終究沒有挽救武漢失陷的命運，卻為蔣家王朝的覆滅埋下了驚天的伏筆。
　　
　　 蔣介石集團難道真不明白戰爭的目的是什麽？難道不是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筆帳後來中原人民用500萬輛獨輪小推車幫蔣家王朝算清楚了———美國的機械化裝備在淮海戰場敗給了小獨輪車推出來的人民雄獅。
　　
　　 國防大學教授徐焰:事實上來講，扒黃河沒有起到阻止敵人多長時間的作用，更何況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不在於多一天、多一個月，在持久戰中，多這幾天少幾天，那個是並不無關大局的，但是保存自己國家的實力，保存人民的力量來講，堅持長期抗戰，這是根本。 　
　　為阻止日軍進攻，經蔣介石批準，國民黨軍竟於6月9日炸開鄭州東北的花園口大堤，滔滔黃河水經中牟向東南方向奔瀉而去，平漢線以東中牟、尉氏、扶溝一線，直到安徽、江蘇，成為一片汪洋。花園口決堤造成黃河改道，使豫、皖、蘇3省40多個縣市的廣大地區淪為澤國，雖沒有淹死幾個日本鬼子卻有近90萬人葬身洪流，六千萬人流離失所，並形成了連年災荒的黃泛區。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可蔣禿子用的這算哪門子戰法？在人類史上還能找出第二例來嗎？？？！！！是不是這近90萬老百姓就該死？且不論花園口決堤對阻止日軍的西進是不是真的有效，一個國家的軍隊居然要靠決堤淹死自己的老百姓來阻止敵人的進攻，是何等的“有能”！日後的淮海戰場上黃泛區的人民決定了蔣家王朝的覆滅！
　　
　　 花園口決堤時，蔣介石以軍事機密為借口嚴密封鎖消息，沒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遷移，黃水下來後，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花園口決口，淹死和餓死的群眾多達90萬人，而日軍傷亡隻有1000多人，花園口決口造成了曆史上人為的一次大災難。
　　
 

肉頭政權扒黃河以抗戰資料
　　
　　世界比較公認的資料一般認為如下：
　　
　　資料一：國民政府河南省政府、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聯合編印《黃泛區善後建設會議紀錄》中說，河南泛區內人口因各種原因死亡已四十三萬餘人，逃亡者九十餘萬人，前後土地被淹者九百餘萬畝，已涸出者四百八十餘萬畝。
　　
　　資料二：國民黨行政院對黃泛區害的不完全統計，據稱:
　　
　　“甲、按淹沒耕地麵積來說，
　　
　　河南淹耕地450553公頃，占原耕地32%，其中扶溝占原耕地95%為最慘。
　　安微淹耕地284598公頃，占原耕地22%。
　　江蘇淹耕地109108公頃，占原耕地14%，
　　總共淹耕地844259公頃，占原耕地24%，
　　
　　乙、按人口逃亡來說，
　　
　　河南逃離人數1172639，占原人口17.3%，死亡人數435589，占原人口4.8%。
　　安徽逃離人數2536315，占原人口28%；死亡人數407514，占原人口4.5%。
　　江蘇逃離人數202400，占原人口5.6%；死亡人口160200，占原人口4.5%。
　　總共逃離人數3911354，占原人口20. 3% 死亡人數1003，303，占原人口4.7%。
　　丙、按動產與不動產損失來說，以戰前法幣折合人民幣計，
　　河南損失19328.5億元，占原財產22%。
　　安徽損失25265.8億元，占原財產23%。
　　江蘇損失3210.3億元，占原財產5.3%。
　　總共損失47806.7億元，占原財產18. 4%。
　　丁、按農業減收來說，河南省22452.7億,安徽18104. 6億元，江蘇6916.7億元，總共47474億元.
　　至於土壤變異，水利破壞等項損失，以資料缺乏，未能統計。
　　以上各項僅財產及農業減收兩項，即達95280.8億元，其損失之慘重至足驚人。
　　根據這些資料判斷，黃泛區淹死和之後死於黃泛區饑荒的一共大約九十多萬人，受災麵積二萬平方公裏左右，受災人口約一千六百多萬人。
 

孫文,國民黨(革命黨),蔣介石的帳一定要進行曆史的清算!
 

肉頭們禦敵無術，害民卻是人類史上的翹翹者。那位還能找出第二例如此卑劣的國家領導人來？先不說燒長沙和虐殺四百八十多萬抗日壯丁。
 

 

 

武漢會戰補充
　　
　　武漢會戰是我國抗日戰爭中規模空前的一次重要戰役。是役我軍先後投入一百二十餘個師，一百萬以上兵力，日軍也陸續投入十二個師團以上，近四十萬之眾，雙方在豫、皖、鄂、贛四省廣大區域激烈鏖戰達四個半月之久。其間日軍傷亡達二十萬人，占其參加此次作戰的總兵力的一半，我軍傷亡則倍之，由此亦可見戰爭的劇烈程度。盡管日軍最終占領了武漢，但並未達到其速戰速決，以奪取武漢來迫使中國屈服的戰略目的。相反，由於日軍戰線太長，兵力分散且消耗過大，加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敵後戰場積極襲擾敵人，使日軍一時無力再對我正麵戰場發動大規模進攻，抗日戰爭從此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武漢會戰點評
　　 蔡偉
　　
　　 淞滬和南京的教訓:“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
　　1937年底，在淞滬會戰、南京會戰結束後，日軍連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國核心城市，占領中國政治經濟最為重要的華北、華東要地，之後又占領山東半島。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於11月20日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布遷都重慶。但政府的軍政機關卻並沒有立即西遷入川，而是先轉移到武漢，使得武漢成為當時事實上的戰時首都。自從華北和華東的眾多大城市淪陷後，武漢已經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的尚未淪陷的大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後，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多次與德國軍事顧問研究有關防守武漢的決策問題。在淞滬、南京和徐州一係列規模巨大的對日會戰中，國民政府的作戰方式都是依托堅固工事下的防守，以至於日本人為了讓中國軍事失去德國的支援，聲稱“此次事變名為中日之戰，實為日本人與德國打仗”。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國民政府在武漢周邊開始修建作戰工事，然而淞滬和南京會戰，中國軍隊單純通過陣地進行防守遭致的慘痛教訓，讓一些曆經戰火的中國軍人產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國民政府第54軍參謀長郭汝瑰少將就表示，在武漢背水列陣“全不吸取南京保衛戰的教訓”。如果再依照淞滬和南京的作戰模式，聚集重兵於背水，“一旦環形防線被突破，幾十個師都有被壓迫於水際而被殲滅的危險”。在由陸軍上將陳誠主持的武漢衛戍司令部召開的高級將領軍事作戰會議上，郭汝瑰認為，“武漢會戰應置主力於外圍，首先利用幕布山脈和大筆山脈的有利地形與敵作戰，以空間換時間”。而當敵人接近武漢外圍時，中國軍隊在撤離武漢後，依然可以利用武漢的外圍山脈險阻與敵人周旋。 這一作戰核心，就是“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
　　此時的蔣介石在吸取了淞滬、徐州會戰的教訓，聽取了中共方麵以及國民黨內部許多將領的意見後，終於改變了以往死守一城一地的戰略。由蔣介石批準的《對武漢附近作戰之意見》指出:“武漢近郊尤以江北方麵之無險可守盡人皆知，更以中隔大將外雜湖沼，尤非久戰之地，故欲確保武漢，則應戰於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是為上策。”否則再按照南京的作戰模式，則武漢“僅一片焦土而已……” 在經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潰敗後，中國軍隊用巨大犧牲和勝利終於換來了戰略相持階段。
　　
 

 

話說川軍出川抗戰
　　
　　 在八年抗戰中，300萬川軍出川抗戰，64萬多人傷亡，參戰人數之多、犧牲之慘烈居全國之冠！“七七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劉湘即電呈蔣介石，同時通電全國，籲請全國總動員，一致抗日。8月7日，劉湘飛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慷慨陳辭近2小時：“抗戰，四川可出兵30萬，供給壯丁500萬，供給糧食若幹萬石！”
　　8月25日，劉湘發布《告川康軍民書》，號召四川軍民為抗戰作巨大犧牲：“全國抗戰已經發動時期，四川人民所應負擔之責任，較其他各省尤為重大！”
　　何應欽《八年抗日之經過》記載：抗戰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提供了近300萬人的兵源充實前線部隊，占全國同期實征壯丁1405萬餘人的1/5強。
　　
　　1937年10月15日，劉湘被任命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省政府秘書長鄧漢祥等人，勸多病的劉湘不必親征，留在四川。劉湘說：“過去打了多年內戰，臉麵上不甚光彩，今天為國效命，如何可以在後方苟安！”帶病出征的劉湘，在抗戰前線吐血病發，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紙上書寫“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兩句杜詩。1938年1月20日，劉湘去世，終年僅48歲。死前他留有遺囑：“抗戰到底，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劉湘這一遺囑，很長一段時間裏前線川軍每天升旗時，官兵必同聲誦讀一遍，以示抗戰到底的決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為劉湘舉行極隆重國葬典禮。劉湘抱病出征的壯舉，為他晚年寫下最光彩的一筆。
　　川軍出川後，最先進行的是川軍第43軍第26師和川軍第20軍在淞滬戰場的血戰。據何聘儒先生回憶：26師裝備可憐，“一個連僅有士兵八九十人，隻有一挺輕機槍和五六十支步槍。有的槍使用過久，來複線都沒有了，還有少數步槍機柄用麻繩係著以防失落”。但該師官兵英勇鏖戰，被譽為參加淞滬抗戰的70多個師中成績最好的5個師之一。全師4個團長，兩個陣亡；14個營長，傷亡13個；連、排長共傷亡250餘名。每個連留存下來的士兵僅三五人，最多不過八九人，全師4000多人，這場仗打完後僅剩下600多人。
　　
　　10月15日，20軍804團奉命收複失掉的陣地。團長向文彬率部當夜惡戰，奪回了陣地，但全團官兵，營長隻剩彭煥文1人，連排長非傷即死，無一幸免，排長剩下4個，士兵隻剩120餘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時內，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晉升少將”，被認為是川軍勇於臨危受命、誓死衛國的突出代表。
　　
　　台兒莊戰役中，122師師長王銘章，奉命駐守滕縣，王師長親自指揮巷戰，不幸遭機槍掃射壯烈犧牲。，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戰至最後一人。122師5000餘人幾乎全部傷亡，但也斃日軍4000餘人。李宗仁極感慨地說：“如無滕縣之固守，焉有台兒莊之大捷！以寡敵眾，寫成川軍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抗戰八年中，川軍為挽救國家危亡與日寇鏖戰，犧牲巨大。據何應欽的統計：四川出川將士傷亡人數約為全國抗日軍隊的1/5，即陣亡263991人，負傷356267人，失蹤26025人，共計64萬餘人，居全國之冠！而負擔的國家財政總支出也達30%以上。
　　
　　
 

川軍不僅在抗戰中犧牲巨大慘烈，在共和國立國之戰的抗美援朝戰爭中更是犧牲烈士最多的省份。川軍子弟為新中國的立國之戰效命疆場，踴躍殺敵，出現許多功勳級的戰鬥英雄，黃繼光、邱少雲、黃家富等等英烈鑄成我誌願軍煒烈軍魂。
 

抗戰中的地方雜牌部隊隻要有正確的戰略戰役指揮，都發揮出了凜凜大漢之軍魂，不僅晉綏軍有獨撐綏遠的保衛戰，桂軍淞滬血戰，就是一向不被重視的滇軍——國軍之六十軍在台兒莊大戰中受命阻擊日軍，也是血海搏殺打得日寇在陣地前屍橫遍野，六十軍遂一戰成名。
　　國軍的長處不在攻堅而在防守，加上基層官兵大多經曆了十年內戰的洗禮，國軍實戰經驗遠遠在日軍之上。可惜國軍戰略高層被一些庸才把持，中高級軍官不把基層官兵當人看，在戰役戰鬥中不能充分發揮國軍的長處。再說六十軍在長春起義後，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之五十軍加入解放軍戰鬥序列。不久即在共和國立國之戰中樹立耀眼功勳。
　　
　　　1950年10月25日，第50軍加入中國人民誌願軍序列開赴朝鮮，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第一、二、三、四次戰役。在第三次戰役中，全殲英軍皇家重型坦克營，解放漢城。在第四次戰役中，在漢江兩岸頑強抗敵50晝夜，沉重打擊和消耗了敵有生力量，保證了誌願軍主力休整、集結和糧彈補充，為準備實施戰役反擊爭取了時間 。1951年3月15日回國整補。同年7月，第二次開赴朝鮮，擔負西海岸防禦以及搶修機場等任務。10月至11月，奉命執行渡海攻島任務，在空軍和炮兵支援下，先後攻占南朝鮮軍盤的椴島、炭島、大和島、小和島、和艾島。1955年4月，第50軍從朝鮮撤軍回國。第50軍在入朝作戰的期間 ，湧現出二級戰鬥英雄、特等功臣鮑清芳，國際主義戰士、二級模範王永維等功臣、模範1.4萬人，有1個團、6個連、11個班、7個組獲榮譽稱號，有7000餘人獲朝鮮政府授予的勳章或獎章. ??
　　
 

廣州失陷（1938.10）
　　
　　
　　廣州作戰是在武漢會戰期間進行的。日軍占領廣州，控製了華南的部分地區，並為其以後的南迸作戰，建立了一個前進的基地。廣州失陷，使中國失去了重要的國際物資輸入線，給持久抗戰造成了新的困難。廣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蔣介石及軍事委員會在戰略上的判斷失誤，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團軍各部互不協同及抗擊不力，也是廣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點評：此戰，日軍實現了切斷中國由華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線，以及策應武漢作戰的目的。對中國來說，則不僅失去了重要的國際物資補給線，而且影響了全國戰局。
　　抗戰檔案確鑿記載細菌戰日寇給中國民眾打毒針
　　廣東省檔案館館藏的抗戰史料，總數在2萬卷、冊以上。信息時報報道，這批史料內容豐富、涉及麵廣，是華南抗戰時期曆史的真實記錄，其中，一些資料還記載了日寇強迫中國民眾打毒針的罪惡行為。
　　日軍占領廣東後，為炫耀軍威，還編寫了一些圖冊，收錄其進占廣東過程中拍攝的照片，如館藏《南支派遣軍》就收錄了日軍進攻廣東的照片及地圖300多張，其中有日軍空中轟炸及燒殺搶掠的殘暴行徑。由東江縱隊一戰士捐獻的《日本侵華曆史照片集》，共有首次公開的照片原件240餘張，為日本人拍攝，配有日文說明，反映了日本海陸空三軍自北至南攻占包括廣東等中國各地區的經過情形，集中反映了日本的軍事侵略罪行，十分珍貴。
　　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曾進行慘絕人寰的毒氣戰、細菌戰，本次公開的檔案資料中有確鑿記載。如廣東省政府的檔案中有1938年12月28日王家滑戰役中，日軍施放毒氣的調查表，詳錄了日軍施放毒氣時間、地點、施放方法、毒氣種類、施放麵積及中方傷亡人數等。
　　館藏檔案中還保存有兩份有關日軍在廣東進行細菌戰情況的材料。其一是1939年5月20日廣東省政府的訓令中提到：“近由東京運滬大批菌苗，指定福民醫院組織細菌培養裝置工場，共分鼠疫、霍亂、傷寒、白喉、赤痢之五種，製成如雪茄煙式之藍黃兩色玻璃管，已分送華中、華南各前方，令於放棄陣地時，投置於河、井及民房中，並令大批分發各特署機關，派遣漢奸散布各遊擊區內”。其二是1940年6月5日《抗戰旬刊》報道：“市橋日寇借名防疫，強迫我各地趕市同胞打針……連日慘死已達四人。謠傳此類毒針有斷種的、有癲癇的，有急性的，有慢性的，不一而足。” 在目前史籍較少有關記載的情況下，這兩份材料無疑具有珍貴的價值。
　　
　　
 

日軍進攻階段點評
　　
　　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會戰結束，共１５個半月的時間，這是日本戰略進攻、中國戰略防禦和戰略退卻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蔣介石政權抗戰的確不算消極，但打得太差，結果就是丟掉了大半個中國，還把大批毫無作戰經驗的日軍新兵打成了經驗豐富的骨幹，蔣肉頭指揮的所謂戰役被全世界軍校作為了反麵教材。從這個角度講，蔣介石政權的抗日起了負作用。在這個階段，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軍事上的無能，指揮上的低劣是很明顯的，決不是一句中日國力懸殊就可以搪塞過去的。中國派遣軍在前期確實有重炮優勢，但是這個優勢是有限的，重炮跟國軍比是強幾成而非幾倍，根本不能彌補日軍兵力上的劣勢。所以，隻要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戰略指導正確，軍事上指揮得當，充分發揮國軍兵力多，實戰經驗豐富，內線作戰等優勢，是能夠打贏的。可是在實戰中，由於蔣介石政權腐敗無能，戰略指導錯誤，具體的指揮也很低劣，水平實在是太差，導致國軍的長處得不到發揮，才被打的一潰千裏，短短半年丟掉半個中國。
　　武漢會戰之後，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中國的史書美其名曰：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這多少有點阿Q精神，半個中國被人家占了，兩億國民被人家統治，大量的資源被人家用來以戰養戰，還好意思說是勝利？至於為什麽會進入相持階段，是因為日本的戰略錯誤，沒有進行總動員。當時的日本決不是無力進攻。
　　參考防衛研究所戰史部編撰的日本戰史可見
　　40年時陸軍為135萬、海軍19萬，
　　44年時陸軍為410萬，海軍130萬。
　　41年12月至42年11月造船25萬噸，
　　43年12月至44年11月造船166萬噸。
　　陸軍44年夏季兵力分部為：南方軍41個半師團，中國派遣軍35個師團，
　　太平洋方麵15個師團，本土（含台灣、朝鮮）24個半師團，
　　關東軍11個師團。
　　１９４４年，日本的光生產的飛機就有２８０００架，
　　這還是在美國的大規模戰略轟炸下取得的！由此可見，若在太平洋戰爭之前進行總動員，以日軍44年的規模在華投入主力作戰的後果，就不是一個河南和打通交通線作戰，而是至少集南方軍和太平洋方麵50個師團的進攻；即使日軍後勤不足以同時維持70個師團的進攻，而將兵力分成兩、三部分投入，也足以從根本上摧毀蔣介石政權。可見，如果日本在“八一三”後就進行總動員，以1943、1944年的軍隊規模投入中國戰場，就憑蔣介石政權那種60萬打不贏24萬（徐州會戰），100萬打不過25萬（武漢會戰）的水平，早被消滅幹淨了！
　　1941年後日本戰略重心轉移，為對蘇作戰通過“關東軍特別大演習”將關東軍加強大最龐大、最精銳的戰略集團，作戰物資主要也往東北輸送，以致大連、釜山等港口物資堆積如山，“滿鐵”緊急動員組織車皮突擊搶運。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關東軍儲備的戰略物資陸續轉用於南方，但到戰爭結束時也還剩一半。在重點“北進”和“南進”的背景下，對“中國派遣軍”的物資供應則日益萎縮，連基本的保障也難以獲得。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在中國唯一的“攻擊軍”11軍也無正常的彈藥供應，例如從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個月中整個軍沒有得到過哪怕1發炮彈的任何彈藥供應！其記載的供應記錄是“零”。中國派遣軍中的頭等王牌軍尚且如此，其餘可想而知。
 

1939、1940年11軍兩年的彈藥供應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時11軍還有彈藥供應3300噸，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臨近，物資優先保證南洋大戰，到12月第三次長沙會戰時11軍隻有600噸彈藥，不足3個月前的1/5，也是這次會戰受挫的重要原因。實際上整個二戰中日軍無論兵力和物資的重心都有向北（東北的關東軍）、南（太平洋的南方軍）日益轉移的趨勢據統計八年中日本用於中國的戰費120億美元（含侵占東北的關東軍費用），占其整個二戰全部軍費的35%抗戰爆發4年後，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軍武器彈藥供應量還是綽綽有餘（但重點在關東軍和南方軍，而不是中國派遣軍）。1941年12月，日軍武器彈藥足夠裝備103個師團。而當時日軍戰鬥序列有51個師團和59個獨立旅團，以2個旅團折算為1個師團計，則相當於80個師團，武器彈藥量尚盈餘20多個師團裝備，所以日軍裝備是充足的，並沒有因為侵略中國4年的戰爭而經不起消耗至於日本武器生產，不但沒有因為侵華戰爭而萎縮，反而因為局部戰爭動員而大幅增長。
　　
　　1937年即侵華戰爭第一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234億日元，其中軍費33億日元；產鋼580萬噸，生產步槍4.3萬支，機槍2295挺，火炮744門，坦克325輛，軍用飛機1600架，軍艦5.2萬噸；1941年即侵華戰爭第4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449億日元，其中軍費125億日元；產鋼684萬噸，生產步槍73萬支，機槍4.25萬挺，火炮7300門，坦克1024輛，飛機3200架，艦艇19萬噸。可見經過4年侵華戰爭，日本無論國民生產總值、軍費開支、鋼產量和陸軍武器、飛機乃至艦艇均呈大幅度增長，可見所謂“中國對日本的抗戰使日本的國力被大大地消耗”完全是無稽之談。實際恰恰相反，日本通過侵華戰爭進行局部動員，並通過對中國占領區的掠奪，反而大大增強了戰爭潛力。日本國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戰爭中。需要說明的是，即使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4年，占日本國力一半的海軍主要盯著荷屬東印度（派往中國參戰的可以忽略不計），陸軍中最精銳，最強大的關東軍主要盯著蘇聯遠東地區，可以說即使是在1937到1941這4年，日本相當慶幸能碰到這麽一群肉頭呱唧的黨政軍戰略高層指揮的軍隊，這麽不經打？世界戰史專家們說“這哪裏是在打仗？簡直是在趕羊和趕鴨子！”這還是湯恩伯的配備了德械美械裝備的老蔣的嫡係軍！
　　
 

 

汪精衛叛國“豔電”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汪精衛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統，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誌均鑒：
　　今年４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７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２２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複，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幹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製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製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製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讚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日本政府１１月３日之聲明，已改變１月１６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 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曆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引提議，伏祈采納！汪兆銘，豔。
　　
　　
 

南京汪偽政府成立
　　
　　汪精衛公開叛國，與華北偽臨時政府、華中偽維新政府、偽內蒙自治政府一道，成為日本的爪牙。1940年3月30日， 醞釀了一年三個月的汪偽中央政權終於成立了。原來的國民政府的建築在淪陷中給日軍搗毀得支離破碎，故汪氏的“國民政府”，遷入了戰前考試院的舊址。這天清晨，禮堂擠得滿滿的，沒有熱烈高興的氣氛，全場一片冷靜。汪氏出現了，許多居高位的武官是軍裝，文官是藍袍黑褂，唯有汪氏穿著一套晨禮服，仍然如當年的豐采，但開始顯得有些蒼老和憔悴。
　　汪氏的演說，一向是充滿煽動性，生動而有力，可今天他聲音很低，講話無力，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失敗的一次演講。他講話的大意為： （1）大亞洲主義是中山先生北上過日時所提出的最後主張； （2）曆史上決元百年不和之戰(3)收拾山河，拯救蒼生。典禮在他講完以後，匆匆地結束了。在禮堂門口，全體合攝了一張照片。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國使節的祝賀形式都沒有，日本也並沒有象周佛海所力爭的派出了常駐大使。連日本駐華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是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汪政府的成立頗為淒涼。
　　同日．重慶國民政府發表了一百多人的通緝名單，自汪精衛起，包括汪政權的院部會正副長官以及所有次長在內，一網無遺。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衛為首的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同日，汪偽國民政府發布《華北政務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國民政府為處理河北、山東、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島三市境內防共、治安、經濟及其他國民政府委任各項政務，並監督所屬各省市政府，設置華北政務委員會。”還規定在防共、治安、開發資源、調節經濟、對外貿易等方麵均“得為便宜之處置”，“為維護華北治安得設置綏靖軍並指揮之”。
　　同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發表《還都宣言》稱：“國民政府改組還都宣布兩端，實現和平與實施憲政，均與臨時政府素所揭櫫並無二致，旨趣即屬相同，統一可期奠定，故3月30日國民政府還都典禮之際，即行宣言解消。”[15]華北政務委員會同時發表《成立布告》稱：“前臨時政府所辦事項，本會當繼承，暫維現狀”。
　　
 

抗日戰爭時期的“偽軍”和漢奸
　　
　　“二戰”中日本陸軍有四大戰略集團，即在日本本土的“國內軍”（含駐台灣、朝鮮的日軍），太平洋戰場的“南方軍”，以及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和關內的“中國派遣軍”。　　
　　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全東北，此時東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兩支。一支是東北義勇軍，高峰期達到30萬人，另一支是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最多時接近5萬人。但在關東軍殘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滅，少數退入關內；後者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後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殘部退入蘇聯編成1個旅，隻有1000多人。這就是說，中國八年抗戰的戰場，主要就是在關內與日軍“中國派遣軍”作戰的戰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戰爭的規模空前擴大，麵對美軍越來越猛烈的反攻，戰略重心逐漸轉移，“南方軍”自當成為最精銳的戰略集團。為抗擊美軍可能登陸本土，“國內軍”也通過總動員而使自己空前膨脹。關東軍全部精銳師團和“中國派遣軍”大部主力師團都調往太平洋加強“南方軍”和“國內軍”，成為戰略預備隊。此後的“中國派遣軍”隻有27個師團，而“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120個師團，不但占日本陸軍師團總數171個的70%，而且雲集了絕大部分精銳師團。
　　
　　至日本投降時，日軍總數為720萬，其中“中國派遣軍”105萬，不到15%；向蘇軍投降的關東軍68萬，占9%。在太平洋戰場向以美軍為首的盟軍投降的“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550萬，占76%。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軍部的部署中，中國戰場並不是日軍的主戰場，投放在中國戰場的軍隊，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也不是其精銳師團。許多戰鬥場合，中國人不是在與日本人打，而是中國人在打中國人，或者是中國人的“單打”在對中國人、日本人的“混合雙打”。淞滬會戰時就屢見這樣的場景—偽滿洲國的軍隊在坦克車前麵衝，日寇則跟在坦克車後，都穿一樣的軍裝，使一樣的武器。隻有當他們被俘後，我方士兵才清楚這些人高馬大的家夥是來自鬆花江畔的東北人。
　　
　　為“分而治之，漸之殖民化”，日本侵華後，先後在淪陷區扶植了五個較大的偽政權，即：偽滿洲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偽華北臨時政府、偽德王蒙疆政權和偽汪精衛政權。每個偽政權都有自己的軍隊。再有從1941年起，隨大批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丟失，國民黨敵後武裝開始急劇衰落，出現了被中共方麵稱之為的“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局麵，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原國民黨第69軍軍長、冀察戰區察哈爾遊擊總司令石友三的投敵。一時間，招牌林立，山頭各異，如治安軍、興亞同盟軍、蒙古軍、剿共軍、皇協軍、防共軍、綏靖自治軍、聯防救國軍、和平建國軍、綏蒙聯軍……據中共方麵的資料，偽軍總數由1941年的35萬人激增至1943年的80萬人。（莫嶽雲、郭鐵倉：《試論國共兩黨敵後抗日遊擊戰的關係》，載《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1期）在這亂世，中華文化裏“有槍就是草頭王”的綠林哲學，被各路宵小強人用得淋漓盡致。其中，華北的偽軍最多，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地雷一響，炸死三個鬼子，十八個偽軍。” 至八年抗戰結束，為日寇作戰的偽軍已超過一百六十萬之多。
　　根據不完全統計，華北方麵的偽軍的主要頭目有：華北偽治安軍總司令齊燮元，偽第二方麵軍總司令孫良誠，偽第三方麵軍總司令吳化文，偽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副總司令孫殿英，偽暫第十五軍軍長榮子恒，偽興亞同盟軍總司令王勝武，偽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偽東亞同盟救國軍總司令白鳳翔，偽山西“剿共”軍總司令×××（名字不詳），偽東亞皇協軍總司令蔡雄飛，偽綏靖警備隊司令丁其昌，偽綏蒙聯軍總司令王英，偽“剿共”第一軍總司令李英，偽滿軍總司令×××（名字不詳）；
　　
　　華中方麵，偽第一方麵軍總司令任援道，蘇北綏靖公署主任汪精衛所轄李長江第一集團軍，楊仲華第二集團軍及其他各部，偽武漢行營主任楊揆一，鄂中偽清鄉軍司令潘尚武，偽蘇皖邊區綏靖軍總司令胡毓坤，偽和平反共興亞建國第三軍軍長徐繼泰，偽第二軍軍長劉培善，偽護國救國獨立師師長劉夷；華南方麵：偽閩粵綏靖軍總司令黃大偉，偽廣州綏靖主任陳耀祖……
 

作者：秦漢軍團　回複日期：2007-4-30　20:14:51　  
　　 如阿Q身上的虱子，偽軍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麽程度呢？在阿Q的故鄉紹興，“漢奸之多，全省第一，偽軍之多，全省第一”。紹興的偽軍，在全盛時期有偽“陸軍第13師”、偽“南岸地區自衛縱隊”、偽“浙東自衛縱隊”、偽“中順部隊”及偽“浙東保安隊”，加在一起，有兩萬餘人，分布在日寇據點外圍的交通線上，番號林立，妖形萬象。一個叫黃阿寶的雞鳴狗盜之徒四處找來幾條爛槍，又請日軍一個上士曹長在信紙上劃了幾筆，便算是有了委任狀，也可以稱“司令”做“隊長”……
　　
　　站在前麵的是偽軍，躲在後麵的是漢奸。看得見的是偽軍，看不見的是漢奸。與偽軍比起來，漢奸的為禍之烈，從華北到陝北，從長江沿岸到東部沿海，從正麵戰場到敵後戰場，更是遍布國中！
　　1937年9月下旬，日軍西進一路主力在平型關慘敗後，改變了作戰部署，其先頭部隊在漢奸的帶領下，從平型關和雁門關之間的隘口—菇越口越過長城，置我軍防線於其後，而此地是晉北禦敵主陣地之要點。日軍突破後，一麵南下直趨太原，一麵威脅平型關、雁門關之後側翼。戰區內漢奸到處活動。他們給日軍指路，白晝發射帶煙信號彈，晚間亂照手電筒，暴露國民黨軍陣地與八路軍埋伏地點，致使堅守平型關一線的八路軍第115師連夜向五台、代縣一帶撤退，未能進一步擴大戰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據地最困難之際，侵華日軍大肆收羅漢奸，破壞中國抗戰，“除了軍事行動之外，日寇還暗地派特務到我們根據地活動。4月27日，集總（指十八集團軍總部）通報說，近日敵人正在收買大煙鬼和流氓，進行短期訓練，然後派他們到熟悉的地方散布鼠疫菌，刺探我軍情。保定日本特務機關開辦的‘日華訓練隊‘，為配合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已經提前畢業。據最近的情報，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學生。他們化裝成商人、難民和學生，潛入我根據地，任務是配合日寇的軍事掃蕩和散布慢性毒菌……據說，日本特務要刺殺的第一個，就是‘獨眼將軍劉伯承’，連相片、履曆書他們都印好。”後來，八路軍從繳獲的日軍文件中發現了一個袖珍折子，每一頁上都貼著129師主要負責同誌的照片。在鄧小平政委的照片下麵還加上了“在太嶽”幾個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絕大部份是準確的，隻是錯把盧仁燦的照片當成了羅瑞卿。（見李達著《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129師》）
　　
　　 潛伏在山西遼縣桐峪的特務漢奸要三壽、王獻林、閻祥雲等人，利用收買女色探刺軍情和暗殺八路軍首長。閻祥雲與當地婦女楊新蓮通奸後，以50元收買她加入特務，指使楊新蓮勾引警衛員王滿興，陰謀毒害彭德懷副總司令，並以“不執行任務，特務機關就暗殺”相威脅。被拖下水的王滿興不敢或不忍下手，又懾於漢奸特務的要挾威脅，不敢報告揭發，最後選擇了“自殺身亡”。楊新蓮、黃改香還腐蝕“軍民飯館”廚子王文福，要其假扮進步，以送飯菜之際與幹部接近，尋找機會到幹部住室或辦公地方偷竊文件，刺探秘密。當他被捕時，從他家中搜出各種機要文件20多種。由此，敵人“掃蕩”搜山時，往往拿著照片、地圖等重要資料，尋找八路軍活動的行蹤，給太行根據地軍民造成很大損失。
　　
　　在冀中平原廣為傳頌的抗日英雄甄風山，是晉察冀軍區三分區第一遊擊隊第五大隊隊長。日寇指示定縣偽縣長出麵收買甄風山，此計未成，敵人再選了一位20多歲頗有姿色的女人，充當特務，假裝到第五大隊參軍，企圖勾引甄風山，被甄識破。敵人又收買了五大隊的戰士杜長春，尋機謀害隊長。杜叛變後，一次見甄風山外出回來晚了，便假獻殷勤，在給甄做飯時偷偷放上毒藥。巧的是，這時來了客人，甄隻顧與客人談話沒顧上吃，司務長將涼麵條喂了狗，不一會狗就死了。杜的陰謀未能得逞，引起了甄的注意。同年的一天，第五大隊開慶功宴，杜長春乘夥夫不備將毒藥放在鍋裏，致使警衛連部分戰士中毒。甄風山馬上追查投毒藥的人，並派人到每個班逐一搜查，結果在杜的鋪下搜出一包毒藥。在事實麵前，杜隻好低頭認罪，後被執行槍決。
　　
1943年3月左權縣軍角等十餘村5000餘人曾發生集體中毒，時稱“軍角中毒案”。八路軍某師衛生部一次就破獲了20多名放毒的小漢奸。漢奸投毒一時弄得人心緊張，此後許多村莊的水井都得有專人日夜守護，極大地幹擾了根據地的建設和穩定。
　　1944年日寇的秋季“掃蕩”中，華北一些善於打“地道戰”的村莊裏，地道遭到了嚴重地破壞，就像突然長了一副狗鼻子，敵人很輕易地找出多個地道口，並在最要害的部位開挖引爆，造成了地道網大麵積地癱瘓。事後查找原因時，幹部和村民一致認為，如果沒有漢奸的告密破壞，日寇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見王曉華張慶軍編著《國共抗戰—肅奸記》）
　　針對日偽對抗戰部隊及根據地日益猖獗的漢奸特務活動，我方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鋤奸鬥爭。
　　僅一個太行區，1942年處理漢奸特務案2681件；1943年處理漢奸特務案1857件；1944年處理漢奸特務案1779件。1942年，山東清河、魯中、魯南、濱海四區鋤奸案達1149件。
　　在國民黨方麵，1941年在魯中一帶的鋤奸小組有2044個，共6755名成員。僅魯中一地，國民黨便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對付漢奸，其禍害之熾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陳賡日記》中的幾個片斷，可略知八路軍鋤奸鬥爭之一斑—
　　1937年9月12日：“最近幾天，漢奸到處活動，暗中挑唆我們戰士開小差，現在已經破獲兩起。”
　　1937年9月27日：“反對臨陣脫逃，甘心為奸的逃亡者……經軍事裁判所判決，槍斃組織逃跑及叛變紅軍的犯人各一名，大快人心。”
　　1937年10月5日：進芝川鎮。“此間漢奸活動甚獗，竟敢發出較強的電波擾亂我發報。”
　　1937年11月16日：“賴際發同誌率工人遊擊隊及教導五連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襲漢奸集團，即所謂‘榆次治安維持會‘，除舊太穀縣縣長及另一漢奸在逃外，全部捉獲，無一漏網。”
　　1938年4月30日：“漢奸申國棟率偽軍百餘人，槍約70餘支、輕機槍4挺，打著民訓處的招牌，到處擄人勒索，群眾痛恨已極。昨日我七七一團以17分鍾的戰鬥，將其全部解決，一人一槍未逃脫”。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團第一營出發洛陽鎮以東破壞鐵路，並摧毀鐵路附近之漢奸維持會。”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偵探機關，每日均有邢城之人來往。當令該團立刻帶隊逮捕，今日果捕來男女共八人，並有三瓦特半電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團來電，進到皇寺鎮後，先後共破壞鐵道四次，兩次襲敵之列車，捕拿漢奸二名，已槍決”……
　　軍隊鋤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積極行動起來。在陝甘寧邊區，自1937年10月起邊區各級政府建立了鋤奸委員會，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為“邊區民眾鋤奸委員會”，作為人民自願協助政府進行保衛工作的民眾抗日團體。在山東，《大眾日報》專門介紹了嚴防漢奸的幾種辦法，最主要的是加強站崗放哨，嚴格檢查行人，但對本地或本村的土產漢奸，強調要從以下幾個方麵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個窮光蛋，現在生活忽然闊起來，吃穿有明顯的改善；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現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時又晚來夜走，飄忽不定；平時不大接近人，現在忽然對鄰居街坊特別好起來了，見麵滿麵春風，有時還無故請客；時常出門不在家，朝出晚歸，拋棄了以往的職業，在街上總好多打聽諸如司令是什麽樣子，部隊開到哪裏之類的消息。
　　敵人來了不害怕，別人家堅壁清野藏東西，他偏不理。敵機來了別人去防空，他卻拿著目標清楚的東西，在街上亂跑。在談話時，無意中露出親日的口氣，如說什麽中國軍隊不行，不能打仗之類的話；對地痞流氓不務正業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為他們最容易被敵人收買…… 這些辦法並不深奧，無需多少專門的反奸技術，當時在民眾的鋤奸鬥爭中卻很管用。 漢奸，在北方多得像走進了一個管理不善的牧馬場，隨時都可能踏上的一腳馬糞。在南方，也歎為觀止，恍若黃梅雨天氣裏到處在滋生、蔓延的黴斑，尤其在兩次會戰裏給我方造成了巨大損失。
　　
 

老蔣的抗日是隨著時局的發展而由消極到積極的。東北，未放一槍；華北，競相潰逃；江淮，老蔣這才拚了老命，傻子也看得出來，這是動了老蔣的心肝了，這才有了一係列可歌可泣的“會戰”。公道點講，長江流域的一係列會戰對日本的“速亡支那”戰略是起到了阻遏作用的，滇緬抗戰也是可圈可點，這些不應該抹殺。
　　
　　說起來國軍失地，大致分為四種，白送的，如東北。裝裝樣子拱手的，如華北。有效抗擊浴血奮戰而不敵的，如太原忻口、徐州、武漢。消極抵抗一團糟的，如河南、湖南等老蔣的軍隊對抗戰態度也不一樣。有節省子彈的東北軍（不讓放），有堅決反戰的韓複榘（不想放）。有動了老窩才打槍的（晉軍），有什麽時候打槍什麽時候裝死的中央軍（得聽委員長的），有想打槍而不知道到哪去打的（川軍、滇軍）。還有幹脆跑到對方那裏去打槍的（偽軍），還有放了槍蔣總裁又喜有憂的（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八路軍、新四軍，把我黨部隊列入“老蔣的部隊”完全是響應蔣公全國一盤棋的戰略方針）。試想，這樣一個各懷心事的軍隊怎麽能打得贏實力高於我們的小日本？
　　
　　曆史不可以假設，今天我也假設一把，如果這些資源都掌握在共產黨手裏，戰爭會是這樣的打法嗎？你能想象中共不放一槍一彈扔掉東北嗎？會出現湯玉麟、韓複榘、安慶保衛戰那種比飛機跑得還快的潰逃嗎？會出現成建製的超過百萬的偽軍嗎?
　　
　　
蔣介石在1942—1943年期間推出"曲線救國"口號，許可國民革命軍指揮官在麵對戰局不利的情況下，"可為保存實力，暫時投降"的指令，經過統計，除偽滿洲國軍外駐華偽軍的數量大約200萬人。在華偽軍中62%左右是原國民軍部隊。
　　
　　抗戰時期國民黨肉頭高級將領投敵統計
　　
　　
　　時間 　 姓名 　投敵前之軍職 　　　 投敵情況
　　
　　1939年 何行健 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 在蘇南率部50000人投敵
　　
　　1939年 蔡雄飛 　　　晉綏軍副師長 　　　在晉西北率部投敵
　　
　　1941年2月 李長江 蘇魯戰區遊擊縱隊副總指揮 率所部8個支隊投敵
　　
　　1941年2月 丁叢堂 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一縱隊司令　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1941年2月 顧秀五 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二縱隊司令　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1941年2月 陳才初 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六縱隊司令 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1941年2月 秦慶霖 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七縱隊司令 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1941年2月 範傑 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第十一縱隊司令 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1941年2月 楊仲華 國民黨新編第5軍副軍長 　　率所部全部投敵
　　
　　1941年5月 公秉藩 國民黨第30師師長 率該師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軍共22000人投敵
　　
　　1941年6月 　畢澤宇 　國民黨第69軍軍長 　　　　率所部投敵
　　
　　1942年2月 　趙瑞 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1師師長 率所部在晉西投敵
　　
　　1942年2月 　楊誠　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5師師長 率所部在晉西投敵
　　
　　1942年4月孫良誠 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在魯西率69軍、暫3旅、特務旅全部投敵
　　
　　1942年4月 　王清浣 　　新編第6師師長 　　　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 　趙雲祥　　　 新編第30師師長 　　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 　陳光然　　　 新編第181師師長 　　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 　黃貞泰 　　　新編第13旅旅長 　　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 　郭俊峰 　　　特務旅旅長 　　　　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 　丁樹本 　冀察戰區遊擊第1縱隊司令 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 　夏維禮 　冀察戰區遊擊第2縱隊司令 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 　孫玉田　　　 警備處長 　　　　　　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6月 　徐繼泰 　　　蘇北四縣遊擊總指揮 　率所部投敵
　　
　　1942年6月 　景順陽 　　第3戰區遊擊支隊司令 　　率所部投敵
　　
　　1943年1月　 吳化文 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師長 率所部於懷安投敵
　　
　　1943年1月 於懷安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副師長 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1943年1月 　寧春林 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 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1943年1月 呂其賡 蘇北遊擊縱隊第1縱隊司令 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1943年2月 　厲文禮 　　山東遊擊隊第2縱隊司令 本人被俘投敵
　　
　　1943年2月 　王勁哉　　國民黨第128師師長 率8個將官及所部投敵
　　
　　1943年2月 　趙天時 　　　國民黨第381旅旅長 　隨王勁哉投敵
　　
　　1943年2月 　任蘭圃　　　 國民黨第382旅旅長 　　隨王勁哉投敵
　　
　　1943年2月 　薛豪平 　　　國民黨第383旅旅長 　　隨王勁哉投敵
　　
　　1943年2月 　潘勝富 　　　國民黨獨立第1旅旅長 　隨王勁哉投敵
　　
　　1943年2月　 蘇景華 國民黨獨立第2旅旅長 　　　隨王勁哉投敵
　　
　　1943年2月 　張海平 　國民黨獨立第3旅旅長　　　隨王勁哉投敵
　　
　　1943年2月 　蘇振東 　國民黨獨立第5旅旅長　　　隨王勁哉投敵
　　
　　1943年2月 　李德興 　　國民黨獨立第128師參謀長 隨王勁哉投敵
　　
　　1943年2月 　吳漱泉 　　　國民黨第351旅旅長　　被俘投敵
　　
　　
1943年2月 　韓子乾 　　　國民黨第113師師長 　　被俘投敵
　　
　　1943年3月 　金亦吾 第6戰區挺進總司令兼第2縱隊司令 率所部投敵
　　
　　1943年4月 　孫殿英 　　　新編第5軍軍長 　　　　率所部投敵
　　
　　1943年4月 　張良才 　蘇北遊擊縱隊第2支隊司令 　率所部投敵
　　
　　1943年5月 　龐炳勳 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24集團軍總司令
　　與孫殿英聯名通電判國投敵
　　
　　1943年5月 　趙星彩 　　　第24集團軍參謀長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李震汾 　第24集團軍第106師師長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侯如墉 　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司令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於光輝 　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副司令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楊誌稀 　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參謀長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楊汝賢（楊明清）　新編第5軍副軍長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馮養田 　　　新編第5軍參謀長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楊克友 　　　暫編第3師師長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王瑞慶 　　　暫編第3師副師長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王廷英 　　　暫編第4師師長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王瑞亭 　　　暫編第4師副師長　　　　隨龐投敵
　　
　　1943年5月 　齊子修　　　 山東保安第5師師長　　　被俘投敵
　　
　　1943年5月 　邱吉勝 　　　山東保安第8旅旅長　　　被俘投敵
　　
　　1943年6月 榮子恒 蘇魯戰區魯南112師副師長兼334旅旅長 率所部全部投敵
　　
　　1943年6月 　劉景良 　山東保安第4師師長 　率所部全部投敵
　　
　　1943年7月 　陳孝強 國民黨預備第8師師長 　率所部全部投敵
　　
　　1944年9月 　賀凱憲 渝方陳又新軍所屬第2旅旅長 率所部4個團12000人於河南投敵
　　
　　還有一點GMD是從來不提的！百多萬國軍投降成了偽軍！50多位中央委員隨汪精衛投降日本！
　　
　　
再來看看肉頭陣營中投向汪派體係的黨國要員：
　　
　　姓名　　　投敵前主要職務　　　　所屬派係　　所任主要偽職
　　
　　汪精衛　　國民黨副總裁（中央委員）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主席
　　陳公博　　實業部長（中央委員）　改組派汪偽國民政府立法院長
　　周佛海　　宣傳部長（中央委員）　CC　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
　　褚民誼　行政院秘書（中央監察改組派汪偽國民政府外交委員）部長
　　陳群　內政部次長（候補中央　　 汪偽國民政府內政委員）部長
　　陳璧君　 中央監察委員　　　　　 改組派　汪偽國民黨中央委員
　　繆斌江蘇省民政廳長（候補 CC汪偽國民政府軍委會中央委員） 委員
　　何世楨安徽省民政廳長（候補西山會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中央委員）議派 委員
　　徐蘇中　 粵漢鐵路局長　西山會　汪偽國民政府文官長議派
　　曾醒　　 中央黨部婦女部部長　改組派　汪偽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曾仲鳴　 鐵道部次長（候補中　改組派　河內被刺中央委員）
　　吳開先　 中央委員　　　　　　 CC　　　逮捕後釋放回重慶
　　陳中孚　 青島市長（候補中央　　　　　
　　陳銘樞　汪偽國民黨候補中央監察委員）派 監察委員
　　恩克巴　中央監察委員　　　　不詳　　汪偽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陳孚木交通部政務次長（候補改組派　汪偽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委員）
　　顧忠琛　中央監察委員　　不詳　　汪偽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
　　溥侗　　中央候補監察委員　　不詳　　汪偽國民政府委員[
　　羅君強　侍從室秘書　　　　　CC　　　汪偽國民政府安徽省省長
　　陶希聖　國民參政會改組派　曾在汪指定的“最高委員會”負責宣傳
　　梅思平　國民政府法製委員會　　CC汪偽國民政府實業委員　部長
　　董道寧　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 　汪偽國民政府外交部參事主席
　　湯良禮　外交專門委員會委員　　汪偽國民政府宣傳部政務次長
　　朱履ｈé＠①　立法院立法　　　 汪偽國民政府司法院委員 副院長
　　李聖五　外交專門委員會委員　 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教育部長
　　陳君慧　財政專門委員會委員　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建設部長
　　林柏生　立法院委員　　　　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宣傳部長
　　周學昌　陝西省教育廳長　　　CC　　　汪偽國民政府南京市長
　　陳耀祖　鐵道部財務司長　　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廣東省長
　　趙尊嶽　鐵道部參事　　　　青年黨　汪偽國民政府鐵道部次長
　　趙毓鬆　川康甘青設計委員會委員青年黨　汪偽國民政府農礦部部長
　　焦瑩　鐵道部官員（朱霽青）改組派汪偽國民政府考試委員會委員長
　　蘇體仁　綏遠財政廳長　　　　　不詳　　汪偽國民政府山西省長
　　陳春圃　僑務委員會委員　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中央組織部長
　　蔡培　　交通部航政司長　　　　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駐日大使
　　蔡洪田　上海特別市黨部秘書長　　　CC 汪偽國民黨中央委員
　　劉雲　　蘇州反省院院長　　　　　CC 汪偽國民黨監察委員
 

陳＠③　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副委員長　　　汪偽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陳錫康　外交部駐北平特派員　　　汪偽開封綏靖委員會機要組長
　　潘毓桂行政院冀察政務委員會政務處長汪偽國民政府天津特別市長
　　周龍光　外交部亞洲司司長　　不詳　 汪偽中日經濟協議會秘書長
　　陳錦濤　財政部幣製委員會主席不詳汪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財政部長
　　何炳賢　實業部國際貿易局長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陸軍經理總監
　　餘晉和　廈門市長　　　　不詳　　汪偽國民政府北平特別市長
　　朱樸　實業部農村財政整理委員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宣傳部副部長
　　周迪平　津浦鐵路局局長　　　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天津市長
　　許修直　內政部次長　　　　　　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北平市長
　　張一鵬　江西財政廳長　　　　不詳　　汪偽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
　　林康侯　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　　不詳　　汪偽中日貿易協會理事
　　戈定遠　行政院秘書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 改組派　汪偽國民政府淮海省秘書長
　　李芳　　外交部視察專員　　　不詳　汪偽國民政府湖北省政府委員
　　吳頌皋　外交部國際司司長　　　　 CC　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汪曼雲　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　 CC　　　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清鄉事務局長章正範　國民黨宣傳部駐滬特派員　　　 CC　　　不詳
　　黃香穀　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科主任 CC汪偽國民黨中央委員
　　劉坦公　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委員　　　 CC　　　不詳
 

 

漢奸孫良誠資料
　　
　　孫良誠，字良臣，天津靜海人，少投軍伍，入馮玉祥軍幕，曆直奉，國奉，北伐多役。為馮軍“十三太保”，又號“五虎將”之一。及馮敗，投南京，命為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抗戰軍興，時為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遊擊總指揮，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率所部萬餘，投汪府。授第二方麵軍總司令，移駐揚州。倭亂平，歸正，出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官兼第一零七軍軍長。
　　
　　孫良誠投誠後主動提出要去蚌埠爭取劉峙，並要我軍派一個負責幹部和幾個隨員一同前往，做劉峙的工作。當時，正好有我打入國民黨保密局（軍統）的周鎬同誌，因敵人有所察覺，而撤回解放區。領導就派周鎬帶隨員數人，跟孫良誠去蚌埠見劉峙。實際上是孫良誠勾結劉峙搞的騙局。他們一到蚌埠，周鎬等人就被劉峙關押，成為階下囚，孫良誠則成為座上客。不久，周鎬被押解到南京，關在保密局看守所，地址就是周鎬原住的南京寧海路保密局機關附近。後來周鎬被殺害在雨花台。雨花台烈士陳列館懸掛過周鎬烈士的照片。有篇<從保密將軍到革命烈士》 文章，就講的這件事。孫良誠及其所部，設騙局殺害革命幹部遠非這一次。1945 年春，駐上岡的孫部四十師，派出一個人找到建陽縣縣政府，聲稱有個營準備起義，投奔新四軍，營長派他來先行聯絡，並出示營長的印章為證，要求我軍派一名幹部，隨他到上岡和營長麵議，起義時派部隊在據點外接應。我們派到上岡西郊去接應的武工隊，無功而返。八一五日寇宣布投降後，鹽阜區大股偽軍工作委員會，派徐渠同誌給孫部第四軍送勸降書，經上岡即被四十師扣留，押送鹽城，為偽第四軍殺害。鹽城解放前夕，被捕的申德輝等12 人統統被殺害。孫良誠及其所部，對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孫良誠是個名副其實的戰犯。
　　
　　孫良誠最終下場如何呢？據了解，他由蚌埠來到南京向蔣介石請罪、請功，結果被投入監獄。他確在南京被關押過，以後又被保釋了。1949 年初，從無錫來到上海，住到小老婆處。寧、滬解放後，周鎬烈士的遺孀一直追尋孫良誠的下落。蒼天不負有心人，她到底找到了孫良誠，並向軍管會告發，孫良誠被捕入獄。以後孫良誠被押送到山東戰犯管理所，1952 年3 月病死，這就是戰犯孫良誠的最後結局。
　　
　　
這些個大大小小的肉頭漢奸吃軟飯的家夥們，不知他們麵對孤苦堅持，抵禦外侮的東北抗聯將領楊靖宇、趙尚誌該有何感慨？蔣肉頭麵對如此眾多的民族敗類、自己的得意門生，麾下戰將又該作何感慨？ 縱觀肉頭麾下，降將多，戰將少。庸才多，幹才極少。
　　
 

隨棗會戰（1939年5月初-1939年5月下旬）
　　　　1939年5月初，日軍第11集團軍為消除鄂北、豫南方麵中國軍隊對武漢的威脅，向隨縣、棗陽地區發動進攻，中國第5戰區軍隊與敵展開了為期20餘天的隨棗會戰。這次會戰，斃傷日軍1.3萬餘人，第5戰區也受到較大損失。因為第２１集團軍、右翼軍與江防軍使用兵力較少，行動不大膽、不堅決，未能動搖日軍的戰役決心，未能打亂其部署，未能取得預期效果。
　　棗宜會戰
　　宜昌是武漢和重慶間最大和最重要的內河港口，為進入四川的咽喉，其西即為地勢異常險要的三峽，因而宜昌實為戰時陪都重慶的門戶，並且是溝通大江南北各戰區的後勤補給樞紐，在宜昌東北方向隔漢水相望的是重鎮棗陽。1939年底，中國軍隊主動發動廣泛作戰的冬季攻勢，給日軍以相當大的打擊，日軍遂決定實施報複作戰，於4月中旬調集重兵，企圖將第5戰區主力圍殲於棗(陽)宜(昌)地區。
　　為阻止日軍進犯，第5戰區確定分為左、中、右3個集團軍，采取分路挺進敵後襲擊日軍，主力向兩翼外線轉移，相機與日軍決戰的方針，並調集6個集團軍，計21個軍56個師兵力參加作戰。會戰前後分為以棗陽為中心的作戰和以宜昌為中心的作戰兩個階段，由於中國軍隊的奮勇抵抗，日軍遭受沉重打擊，戰役幾起幾落。
　　第一階段，從5月1日至下旬，以棗陽為中心的作戰。中國軍隊激烈作戰，甚至達成了包圍日軍的預定戰略計劃，為了阻敵逃竄完成圍殲日軍隊任務，中國第33集團軍總司令親率一部深赴敵後，誤入日軍包圍，日軍對張部展開瘋狂的攻擊，企圖打開缺口，張自忠將軍率部血戰到底，不幸犧牲。張自忠將軍屢立戰功，一心抗戰，為抗日戰爭中集團軍總司令犧牲者之第一人，他的犧牲，是中國抗戰的重大損失。日軍隨後展開反撲，再陷棗陽及其以北一帶。中國軍隊退守。 　　
　　第二階段，從5月下旬至6月24日以宜昌為中心的作戰。日軍占領棗陽後，損失慘重，已無意再戰，但擔心完不成既定作戰計劃會失去“皇軍的麵子”，決心繼續實施第二階段宜昌作戰。經反複爭奪，在再次付出慘重代價後，日軍才於6月12日攻占宜昌，但中國軍隊收複了中間地帶，使日軍成為孤軍深入的狀態。日軍認為已經保全了“麵子”，決定撤退，16日，日軍將宜昌的軍事設施破壞一空後撤退，中國軍隊隨之跟進宜昌。不料日軍大本營因德國打敗了法國而激起瘋狂的熱情，命令日軍據守宜昌，業已退卻的日軍突然回兵，於24日再陷宜昌。此後，日軍無力繼續進攻，戰事漸止，中國軍隊與之展開新的對峙。
　　棗宜會戰曆時近兩個月，中國軍隊英勇抗戰，沉重打擊了日軍，戰役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以張自忠將軍為代表的中國愛國軍人偉大的抗戰精神給日軍以強烈震撼。
　　
　　
 

 
　　豫南鄂北會戰中隨棗戰役追憶
　　黃埔高教班 彭惠中 撰稿
　　1940年5月初，侵華日軍集中十餘萬兵力，分三路向我第五戰區進犯。北路由明港、信陽直趨桐柏、唐河；南路由京山、鍾祥指向宜城；中路由隨縣撲向棗陽、襄樊。此戰役曆時約50天，我方失守宜昌。
　　此次戰役被稱為豫南鄂北會戰。據筆者回憶，當時阻擊由隨縣進犯棗陽、襄樊一線敵軍的部隊有：第11集團軍總司令黃琪翔所屬的84軍(轄173、174、1893個師)第22集團軍總司令孫震所屬的4l軍(轄122、123、124三個師)和45軍(轄125、127兩個師)。在會戰中都在隨縣以西的棗陽、襄、樊地區作戰，故也可簡稱為隨棗戰役。筆者當時任123師參謀主任，參加了這次戰役，戰役結束後，即調任戰區步炮協同訓練班上校戰術教官。由於時隔已久，敘述起來困難不小，片斷史實僅供參考。
　　會戰開始前夕，我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作戰計劃是：以22集團軍配置於隨棗路上的厲山以南均川、潰、潭、柳林間地區。第41軍的123師在左(122、124師在襄樊地區整訓，戰役開始後即擔任守備襄樊的任務)。45軍在右。後山以北至高城一線則由第11集團軍擔任防禦，左與第2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部緊密聯係。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部配置襄河東岸之長壽店、張家集等地區，阻擊由京山、鍾祥進犯之敵。第29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部控製大洪山地區。第3l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部控製豫南葉縣東南地區，均為戰區的機動兵團。
　　5月1日開始，敵機不斷在我方上空偵察。3日，隨縣敵人外圍各據點，如擂鼓墩、獨崇山等地之敵不斷向我第一線陣地炮擊。4日拂曉，敵步兵在飛機炮兵掩護下向我防禦陣地進攻，我123師及45軍官兵與敵激戰數日，雖予敵以重創，但我陣地工事卻大部被毀。6日上午，敵突破我厲山、均川陣地，繼續西犯，敵機對我在轉移中的軍民狂轟濫炸，造成不小的損失。我45軍正由茅茨畈向資山轉移，擔任側擊厲山西進之敵。我33集團軍正在長壽店、流水溝與北犯之敵激戰。我第11集團軍在高城、天河口地區阻擊西進之敵，我123師一麵阻滯敵人前進，一麵向西轉移，靠攏本軍主力，守衛襄、樊。6日，123師到達棗陽南麵的興隆集，得知由流水溝分兵北上之敵正向雙溝前進，沿隨棗路西進之敵已侵占棗陽縣城。7日下午，我123師撤至棗陽、雙溝間的七房崗。此時，我122師擔任襄陽南關以下至歐家廟小河一段的防禦任務，並支援33集團軍作戰。我124師擔任襄樊守備任務，該師與敵激戰後亦轉移到七房崗與123師會合，副軍長兼123師師長曾憲棟與124師師長曾更元商定：根據“旋磨打圈”與敵周旋到底的方針，不再打雙溝之敵，決定北撤。8日轉移到七房崗以北之老街，收容整頓部隊。東(棗陽)西(雙溝)兩麵之敵利用其炮兵優勢，向我實行火力追擊。我兩師於黃昏後徒涉唐白河，經蒼苔鎮於9日到達新野，並決定到鄧縣集中部隊，再向上級請示爾後之行動。行軍中在新野西麵的桑莊，曾遇到敵騎兵的襲擊，於10日到達鄧縣，同日到達的還有84軍的189師。此時得知，5月6日桐柏方麵之敵向84軍左翼之173師猛攻，該師在戰況不利的情況下，逐次向西轉移，與該軍主力失去聯絡，8日退到湖陽鎮繼續抗擊敵人，9日彈盡援絕，該師師長鍾毅將軍壯烈犧牲，11日123師接到軍部命令，仍回到樊城東麵沿唐白河部署防禦陣地。這時各路敵軍正向唐白河東舉會師，我戰區長官部決定對當麵之敵進行反包圍，命令孫連仲、湯恩伯兩集團軍由北向南，王纘緒、張自忠兩集團軍由西向東實行反攻。孫、湯兩部11日重創敵人收複了桐柏、明港。13日我33集團軍與北上敵之主力展開血戰，總司令張自忠由宜城過襄河親赴前線指揮，將敵截成兩段，敵人急調援軍從南北兩麵夾擊我軍，激戰至16日，張總司令英勇犧牲於南瓜店戰場。同日，隨棗線上一度收複了棗陽。
　　
5月19日，襄河東岸之敵集中炮火向我歐家廟上下遊河防部隊122、124師沿岸陣地猛烈炮擊，並施放煙幕和催淚瓦斯，掩護其強渡西岸，直撲襄陽。我河防守軍分別向南漳及其以北之石門、泥咀、茨河轉移。我123師在樊城東北唐白河的防禦陣地形成孤立據點，師奉命撒至樊城西麵之竹筱鋪，以阻止敵人從襄(陽)花(園)公路西竄。敵人占領襄陽之後分兵向南漳進犯，我124師在南漳縣城殲滅了敵之一部。
　　6月1日我國空軍18架轟炸機空襲襄陽敵軍，城內外均被轟炸，敵人遇此意外打擊亂作一團。2日，敵隔河炮擊樊城，燒毀了河街。3日，我22集團軍及第ll集團軍克複襄陽，敵人向荊門南竄，我123師奉命追擊敵人到宜城，再東渡襄河威脅由漢(口)宜(昌)公路西進之敵。7日敵陷荊門，戰役重點已轉到當陽、宜昌，6月中旬宜昌失守。曆時月餘的這次會戰暫時結束，敵我又轉為對峙狀態。
　　
　　
 

鄂北肅穆,襄河哭泣, 張自忠將軍殉國
　　1940年4月上旬，中國軍隊從東西兩側頻頻襲擾平漢線南端，中國為加強第5戰區實力，進一步將6個師兵力移往棗陽，準備加強對日軍的襲擊。張自忠將軍親率僅剩的2個團加總司令部直屬特務營渡河作戰。張自忠率二千餘人東渡襄河後，一路奮勇進攻，在方家集將日軍第13師團攔腰斬斷，日軍遂以優勢兵力對張部實施圍攻。張自忠麵對人數比他多一倍半的日軍毫不畏縮，多次指揮部隊向日軍衝殺，但因寡不敵眾被迫退入南瓜店十裏長山。5月16日下午2時，張自忠身邊隻剩下高級參謀張敬和副官馬孝堂等8人，他掏出筆向戰區司令部寫下最後近百字的報告，交給馬孝堂並留下遺言說：“我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可告無愧，你們應當努力殺敵，不能辜負我的誌向。”激戰中，張自忠被日軍機槍子彈擊中倒在血泊中。為了不讓日軍俘獲，他舉槍自戕。一代名將，壯烈殉國。
　　蔣介石驚聞張自忠殉國後，立即下令第五戰區不惜任何代價奪回張自忠遺骸。繼張自忠任第59軍軍長的黃維綱率部再渡襄河，與日軍展開了激戰，終於在方家集尋得英烈墳墓，開棺將忠骸起出，重殮後將其運往重慶。靈柩運到重慶時，蔣介石率全體軍政委員前往碼頭迎接，並為之舉行了國葬。馮玉祥親自為張自忠題寫了“張上將自忠弟千古藎忱不死”的題詞。延安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題寫了“盡忠報國”的挽詞。
　　
 

南昌會戰補充
　　
　　日軍此次進攻南昌，在主攻方麵，兵力集中，形成優勢；在助攻方麵；采取佯動佯攻等手段，鉗製對方。日軍主渡河點選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對岸交通便利的地點，這既便於渡河前兵力調動和集結，又便於渡河後向縱深發展。而守軍在修水南岸防線，未能形成縱深，一點被突破，便全局被動。南昌會戰，中國軍隊既未能在防禦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奪回南昌。由於蔣介石和某些高級將領，或是理論與實踐脫節，或是缺乏優良的戰略戰術素養，以致在作戰指導和作戰指揮上產生不少失誤，在造成消耗敵人的同時，過多地消耗了自己，卻未能實現自己的戰役企圖。
　　
　　武漢會戰後，中國在長江南北分別以第9、第5戰區重兵形成包圍武漢態勢。南昌地區的戰略地位更顯突出，既掩護聯係第3、第9戰區的戰略運輸線即浙贛鐵路，又是中國方麵集結重兵的戰略基地，對日軍構成重大威脅。南昌還有飛機場，中國飛機經常前往轟炸日軍長江中的軍艦。為此，日軍積極準備進攻南昌。
　　1939年2月時，中國已判斷出日本對南昌的進攻企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三次指令第9戰區向日軍另一線南潯方向發動進攻以轉移敵人的進攻方向，破壞日軍的進攻部署，但是該戰區一直以準備不周為由拖延進攻。3月17日，日軍搶先展開進攻。中國軍隊與日本侵略軍在南昌地區展開激戰。然而，從3月17日到27日，中國守軍10內便丟失了南昌，守軍受到重大損失。這既因為日本占有武器裝備的優勢，也是因為中方的一係列失誤造成的。此後，日軍向西追擊，於4月2日陷重鎮高安。中國軍隊退守。此後日軍由於兵力不足，停止追擊，並從南昌地區撤走部分兵力，戰場相對穩定下來。
　　
　　然而日軍新勝之餘，沒有料到中國正在緊張醞釀旨在收複南昌的反攻，第3、第9戰區協力展開春季攻勢（也稱4月攻勢）。4月21日，反攻正式展開，中國軍隊主力向南昌發動奇襲，一時打亂了敵軍陣腳，連克南昌外圍陣地。25、26日相繼推進到南昌城下。然而由於另一路中國軍隊未能完成切斷日軍增援的任務，日軍海軍陸戰隊趕赴支援。中國軍隊對日軍展開將近一周的激烈進攻，但未能取得進展，5月1日，蔣介石限期必須攻下南昌。為此，2日，中國軍隊發起第二輪猛烈的攻勢，進一步向南昌逼近。但此時已失去奇襲性質，隻能進行攻堅戰，在敵之堅守下，中國軍隊傷亡慘重，為此，5月9日，下令停止進攻。而日軍也未能進一步反攻。南昌會戰結束。
　　
　　南昌會戰是正麵戰場進入相持階段後中日軍隊的首次大戰，也是武漢會戰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會戰的前奏。南昌失陷使得第3戰區與大後方的聯絡陷於困境，軍事補結隻能依賴浙贛兩省的公路線了，使東南各省未淪陷地區的處境更加困難。南昌會戰給以後的作戰也帶來了深刻的經驗教訓。中國官兵不怕犧牲、殊死作戰的精神，體現了抗日的高昂意誌。反攻南昌雖未成功，但主動反攻的行動表露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戰略指揮上有了某種進取意識。同時，也暴露出國民黨軍隊抗戰的戰略戰術的弊端：一味打正規戰、簡單陣線防禦缺少縱深的的陣地戰，輕視運動戰和遊擊戰，這和優勢裝備的敵人抗衡當然要吃虧。就此，中國共產黨多次向國民黨提出過意見和建議。國名黨也采納了一部分，給以後的會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一次長沙會戰（1939.9-1939.10）
　　
　　1939年9月14日開始的第一次長沙會戰，是歐洲大戰爆發後日軍對中國正麵戰場的第一次大攻勢。此次會戰，日軍傷亡2萬餘人，中國軍隊傷亡3萬餘人。國軍在會戰中采用以陣地防禦與運動攻擊、遊擊襲擾相結合的戰法，予日軍以相當的消耗，基本上是符合“消耗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的，但在關鍵時刻決心不果斷，行動不迅猛，往往失去戰機。如在甘坊、修水、撈刀河與汨羅江以南有多次殲敵的機會，都因決心遲疑、圍堵不嚴、追擊不力、協同不好而讓敵撤走，未能切實貫徹預定的作戰方針。
　　最為可笑的是肉頭們機械呆板地秉承焦土抗戰的聖旨，日軍尚在百公裏之遙即奉蔣介石之命放火燒毀了長沙古城。沒燒死一個日本鬼子，卻燒死燒傷十幾萬長沙市民！事後蔣介石嚴密封鎖消息，以燒傷民眾七八百人唐塞過去。這種畏敵如虎的恐懼心理像瘟疫般早已滲入蔣軍骨髓！ 民國時期的大大小小的肉頭們如：張學良{葬送東北熱河華北，將幾百萬平方公裏的國土，數十萬億資財資敵的人類有史以來的極品大肉頭大漢奸}、唐玉麟{葬送熱河的二等肉頭}、宋哲元{葬送平津的二等肉頭、無能統帥}、蔣介石{終其一生都在肉頭漩渦裏盼望洋人能給他多多地戴綠帽子的極品肉頭總裁}、陳誠{將日寇兵鋒引向淞滬南京地區的肉頭高參}、唐生殖{陽萎的做秀冠軍，葬送南京三十五萬軍民和數百億軍用物資的品牌肉頭}、胡宗南{抗戰期間沒向日寇打過一槍，沒殺死過一個日寇，卻在南京保衛戰的長江北岸殺死數萬退卻軍民的肉頭劊子手}、湯恩伯{每次戰役都要坐視雜牌部隊被消滅殆盡，才懶洋洋邁著方步上台、被河南人民頌為四害之一，最後投靠日寇送葬的肉頭將領}。
　　
 

國軍名將王耀武在長沙大火的劫後餘生中說：“長沙大火是一場浩劫，一夜之間幾乎全城人民的房屋財產統統化為灰燼，並造成一定的人員傷亡。此事引起的震動極大，各界紛紛要求調查事件原因。但是，後來調查的結果卻大大出乎我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場不幸的災變竟不是出自敵人的破壞，而是我們自己人造成的。原來，自武漢陷落後，最高統帥部分析日軍下一步可能要攻取長沙或南昌(以後敵人確向南昌進攻)，乃指示湖南地方軍政當局，長沙萬一不能守時，即實行焦土抗戰，將全城焚毀，免資敵用。但是，受命執行這項任務的保安團士兵因缺乏訓練，事前準備不周，聽到敵人迫近長沙的謠傳後，不待發出警報即在全城放火，以致釀成慘禍。事後，蔣介石先生親到長沙視察，下令槍斃了在此事件中負有直接責任的長沙警備司令酆悌，保安團長徐昆、長沙市警察局長文重孚三人，並指示采取措施安置災民，局勢才漸漸安定下來。”
　　
蔣政權為了實施“焦土抗戰”，會戰前在長沙城內遍布了幾十個用汽油桶和大量炸藥包軍火混合而成的矩陣，準備等日軍進城後讓長沙變成 一片火海。這個火燒日軍的主意是不錯的，可你首先是分析清楚長沙到底守的守不住？即使守不住也要把老百姓和軍政後勤機關轉移了日軍進來後再放火啊，要把龐大的戰略物資轉移後再放火也不遲吧？戰爭的目的要消滅的是敵人而非自己，最起碼的執行槍擊放火的必須是最後撤退的部隊吧？怎麽能隨便什麽人來執行呢？張治中安排的這些放火的人由於對日軍的極端恐懼對守衛長沙根本就沒有信心。在草木皆兵中慌裏慌張中開槍點燃了那幾十個汽油桶和炸藥組成的龐大矩陣，將十數萬傷兵居民葬身火海。由於長沙已經是武漢失守後，華南最大的軍事重鎮，戰略物資囤積基地，所以，軍火裝備的損失也很巨大，在數億元之巨。
　　最沉重的打擊還是在人心方麵。在扒黃河用黃水拒敵失敗後，火燒長沙對軍心民心的打擊尤為沉重，老百姓、以及蔣軍官兵對政府的失望達到了曆史最低點。這個戰之不能勝，靠扒河、放火、毀滅百姓生存以抗戰的敗績連連的軍隊，人民對他太失望了，誰還會參加這樣的軍隊？從此，兵員的補給不得不靠搶抓的方式，造成世界上罕見的壯丁災難{另有專輯}。
　　
 

閻錫山與第二戰區的“冬季攻勢”節選
　　雒春普
　　在武鄉和順遼縣（今左權縣）方麵，十二月十日，第一二九師陳賡旅與第一一五師徐海東旅分別在武鄉以南、沁縣東南地區斃敵四百餘名，嗣後，連續在白晉路伏擊敵運輸車輛，先後擊敵百餘名，毀敵汽車十餘輛；與此同時，第一二九師陳錫聯旅在皋落鎮西南地區斃傷敵兩百餘名，收複皋落鎮；一九四○年二月十日陳旅又於川口村、道佛溝、殿上村附近斃傷敵一百六十餘名。
　　以上說明，“冬季攻勢”在二戰區的實施確實有明顯成效。南路軍、東路軍按照統一部署，相繼發動了對各該戰略區之日偽軍的攻襲戰，持續三個月之久，據統計先後斃傷日偽軍逾萬名，這樣的戰果在相持階段的二戰區是絕無僅有的。蔣介石在“冬季攻勢”總結時就曾明確指出：“尤其在晉東南的部隊，因為經驗多，敵情明了，準備亦較容易，所以能達到攻勢相當的目的！”南路軍打退了日軍對中條山地區之第十次進攻的作戰，初步造成了對我有利的戰略態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軍事報告中指出：“當時晉南三角地帶之敵，為第三十七師團之主力，於我軍開始攻擊之前九次進攻中條山，全部被我擊退，斃敵在三千以上。十二月三日敵又向中條山中部作第十次之進攻，至十八日又被我擊退，殘敵退夏縣張店鎮，此時情況，於我最為有利。”
　　
　　“晉西事變”的發生及其對“冬季攻勢”的影響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來，國民黨在堅持抗日的同時確實也作了反共的部署。一九三九年一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既確認了南嶽軍事會議以來製訂的第二期對日作戰指導方針及戰略部署，也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就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正麵戰場發動“冬季攻勢”的同時，第一次國共摩擦的高潮也發生了。
　　
　　在這次國共摩擦高潮中，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閻錫山在全麵抗戰爆發前夕，在抗日大潮的推動下，選擇了“抗日聯共”的道路，並在抗戰時期和共產黨密切合作，迅速打開了山西的抗日局麵。然而，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入，山西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多為敵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卻在敵後日益強大，閻錫山感受到共產黨武裝發展對他的嚴重威脅。他認為：“我們現在已處於抗日的最前線，陷入日軍攻擊與八路軍的包圍之中，蔣介石不足畏；毛澤東……倒是個可怕的人物……處在這樣的環境下，隻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臨汾失守後，閻錫山就開始對實際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新軍進行限製：克扣薪餉，不再供給槍支彈藥，策劃取消政治委員製等。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閻錫山認為消滅新軍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他密謀策劃，在部署“冬季攻勢”的同時，決定“集中晉南的六個晉綏軍，先‘解決’決死二縱隊，得手後北上進攻駐紮在晉西北的決死四縱隊、衛工旅、暫一師和八路軍，同時借助駐紮在中條山的國民黨中央軍，‘解決’決死三縱隊；對於決死一縱隊則待機而動”。他密令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暗中部署。這樣，二戰區“冬季攻勢”中的西、北兩路軍，實際上主要被閻錫山用來對付新軍，對日作戰部署受到影響。
 

作者：秦漢軍團　回複日期：2007-4-30　21:55:13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閻錫山向駐紮在晉西的決死二縱隊發出大舉破襲同蒲路，實行“冬季攻勢”的命令。正當決死二縱隊準備執行命令時，閻錫山卻置原定同時向日軍發動攻勢的統一部署於不顧，不是命令西、北兩路軍配合南路軍、東路軍對日作戰，而是要晉綏軍六個軍向山西新軍發動進攻。在晉西，以第六十一軍、第十九軍分路進攻決死二縱隊；在晉西北，以第三十三軍和騎兵第一軍一方麵阻擊決死二縱隊等部北撤，一方麵監視中共晉西北新軍和八路軍行動，攔擊晉西北和決死四縱隊南下，威脅中共晉西北區黨委和八路軍彭八旅旅部機關；在晉東南，以中央軍配合獨八旅，以決死三縱隊一九七旅為內應，進攻決死三縱隊。上述行動釀成名為“討逆”、實則反共的“晉西事變”。
　　
　　“晉西事變”使西、北兩路軍的對日作戰計劃落空，從而嚴重地影響了二戰區的“冬季攻勢”，使其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擔任西、北兩路軍的晉綏軍，在關鍵時刻，非但沒有及時部署，如期發動對日作戰，反而掉轉槍口進攻山西新軍，使攻日戰略配合作用盡失，從而喪失了戰機。“晉西事變”雖然由於新軍的英勇反擊，中國共產黨“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使閻錫山的反共陰謀未逞，但是因此而失掉的對日作戰有利時機卻難以挽回。對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也不得不承認，“假使陳長捷集團能按原計劃由汾河北岸之稷山一帶渡河而南，乘勝夾擊，則敵第三十七師團不難殲滅，晉南三角地帶不難收複”。而實際陳長捷集團卻未能照原計劃行動，致使“晉南三角地帶之冬季攻勢”“完全破壞”。
　　
　　綜前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二戰區“冬季攻勢”戰績不容否定。但閻錫山在晉綏軍發動“冬季攻勢”的過程中，又發動反共的“晉西事變”，一部分軍隊，不打日軍，進攻新軍，嚴重地幹擾破壞了“冬季攻勢”的部署，這亦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我認為，這兩個方麵，都應當看到，不能偏執一端。
　　本文選自《抗日戰爭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由史軍錄入校對
　　
 

海南島、汕頭淪陷補充
　　
　　由於第4戰區作戰不力，海南島和中國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汕頭丟了。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日，日本南支派遣軍在惠陽大亞灣登陸，開始了對華南的全麵入侵。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後，長驅直入。大敵當前，國民黨廣東當局黨政軍首腦餘漢謀、吳鐵城、曾養甫等率部撤退；僅１０天時間，東江下遊及廣州地區大片國土相繼淪陷。當時，群眾怒斥當局：“餘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無譜”。２１日，日軍占領廣東省會、華南重鎮廣州，隨後，又占領佛山、虎門及珠江三角洲各地。日軍所到之處，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燒殺搶掠，強奸婦女，無惡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給華南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1938年10月下旬，日軍占領了武漢、廣州之後，由於軍力不足和政治上的孤立，被迫轉入對華的持久戰。為徹底切斷當時國際物資援華的重要通道———越南、緬甸通道，日軍決定占領海南島，把它作為對華南航空作戰及封鎖作戰基地。日軍認為，海南島除具有作為對華南航空作戰及封鎖作戰基地、切斷河內和緬甸援華通道、向西太平洋擴展的根據地等軍事價值外，該島還是天然資源寶庫，特別是“世界良質鐵礦（含鐵量57%）”，是建造艦艇用最好的鋼材原料。
　　1939年2月10日淩晨3時，由日本陸軍少將飯田祥二郎率領的日軍台灣混成旅團主力，在海軍艦艇的護送和空軍飛機的掩護下，趁著濃濃夜色，在澄邁灣東北角開始登陸。這是日寇鐵蹄踐踏我瓊島的開始，給我瓊島人民帶來了6年多腥風血雨的歲月。
　　
 

抗戰中的白崇禧
　　“七七”事變的隆隆炮聲，徹底摧毀了國民黨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求全的美夢。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軍民的一致呼籲下，宣布抗戰。8月2日，蔣介石電邀白崇禧去南京，共商抗日大計。其時，白崇禧的桂係幕僚都反對其入南京，因為蔣介石是一個出爾反爾之人，惟恐對白不利。白崇禧不顧眾人勸阻，毅然決然前往南京。他認為：“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負蔣公之德意，則往昔揭示之抗日口號乃是自欺欺人，必將為國民所唾棄。”第二天，日本的報紙即刊出《戰神到了南京，中日戰爭終不可避免》的文章。白崇禧飛赴南京後，即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一職，兼軍訓部長，在蔣介石身邊參與中樞決策。白赴任後立即投入到參與製定抗日計劃中，所製定的對日戰爭時期之指導大綱，根據敵我雙方的實力，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消耗戰）；第二期（持久戰）；第三期（反攻）。抗戰初期，國民黨軍一直運用正規戰術同裝備精良、準備充分的敵人拚消耗，蔣介石稱：“我們所到陣地，必須屹立如山，傷亡損失至何種程度，切勿後退一步。”結果每一會戰後，都導致國民黨軍隊損失慘重，並使國土節節淪喪，落入日寇之手。但是，自淞滬“八一三”抗戰以來，我軍民同仇敵愾，奮勇驅敵，有力地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徹底粉碎了日寇“速戰速決”的美夢。
　　1938年，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繼淪陷後，國民政府在武漢召開軍事會議期間，白崇禧審時度勢，提出了“遊擊戰與正規戰相配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對日戰略方針。當有人誣蔑遊擊戰是保存實力之作法時，白崇禧當即嚴詞反駁說：中共能打好遊擊戰，國軍也就能打好遊擊戰。打遊擊絕非為保存實力，“殊不知於敵後遊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曆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後來，白崇禧還專門編著《遊擊戰綱要》一書，發放各戰區作訓練遊擊隊之參照。對白崇禧提出的上述遊擊戰建議，蔣介石悉數采納。八年抗戰，白崇禧不僅參與製定了各階段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計劃，還多次奉命協助或親自指揮了若幹會戰，其中著名戰役有：淞滬保衛戰、台兒莊大捷、武漢會戰、桂南會戰、長沙會戰等。1938年3月24日，白崇禧奉命奔赴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了中國抗日史上著名戰役—台兒莊會戰。曆時20多天的台兒莊戰役，戰鬥空前慘烈。國民黨軍隊在麵對日寇大軍雲集、幾次攻破城池的情況下，從將軍到士兵，人人抱著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同驕蠻的日寇展開空前慘烈的戰鬥。子彈打完了，便同敵人進行肉搏，直至拚盡最後一滴血。在國民黨軍隊英勇頑強的抵抗下，使日寇最凶猛的師團之?一—?磯穀師團主力消滅殆盡。台兒莊大捷，是中國軍隊自抗戰以來所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
　　7月17日，李宗仁因病休養，白崇禧就任第5戰區代理司令，指揮武漢會戰。戰略部署為：同日寇在長江兩岸展開消耗戰。長江北岸為第5戰區作戰區，長江南岸為第九戰區作戰區，司令長官為陳誠。武漢保衛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分布於長江兩岸，或倚大別山、九宮山、廬山等山脈構築堅固陣地；或臨湖泊大澤布防，並發動大規模的遊擊戰。當時，國民黨軍隊主力大都集結於武漢周邊，以期達成消耗敵人之目的。是役，日寇糾集海、陸、空大批兵力雲集武漢外圍，旨在占領武漢，切斷我國南北交通大動脈，最終達成其侵占全中國的罪惡目的。第5戰區兵力主要部署於大別山及南、北麓三區。武漢會戰，經時五個多月，“大小戰役數十，傷敵陸軍5萬人以上，擊沉敵艦過百，毀敵機百餘架……”1939年底，桂南會戰時期，白崇禧奉命組建桂林行營，被任命為桂林行營主任，統轄長江以南第3、4、7、9四個戰區。白崇禧指揮和指導了桂南會戰和長沙三次會戰。在桂南會戰中，白崇禧指揮各軍同日寇在南寧、昆侖關展開數度鏖戰。因敵人來勢凶猛，致使南寧、昆侖關一度失守。白崇禧親臨前線，甚至深入到炮兵陣地，指揮收複戰鬥。昆侖關一役，中國軍隊以優勢步兵輔以特種部隊，經過十幾次衝鋒，終於取得昆侖關攻堅戰的勝利。也是抗戰以來所取得的首次攻堅戰勝利。殲敵5000餘人，其中一名是敵第5師團第12旅團長中村正雄。經一年多苦戰，在抗日民眾的全力配合下，1940年10月30日，白崇禧指揮第4戰區所部收複南寧，進而一舉追擊，日寇殘部隻得由海路退卻。
 

從北伐到抗戰，多年嚴酷的戰鬥生活，使白崇禧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害。先是早年在統一廣西的一次戰役中，白崇禧跌斷左腿鎖骨，他便躺在擔架上，繼續指揮部隊作戰，直到勝利結束後，才到廣州治療。因延誤多日，傷處已發生病變，回天無術，致使他的左腿終生都短一點。在武昌會戰時，白崇禧染上惡性瘧疾。但他仗著自己身體強健，仍在前線指揮。因未得到徹底醫治，其病轉為潛伏性瘧疾，折磨數月才得以治愈。後來在桂南會戰中，因久住潮濕的岩洞，又使他風濕病大發作。抗戰八年，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身份先後兼任軍訓部長、校閱部主任委員、桂林行營主任、海軍整建委員會主任等要職，運籌帷幄，指揮若定，還為國民黨軍訓練了20萬軍事指揮人員，為贏得抗戰作出了特殊貢獻。為了表彰白崇禧在抗戰中的業績，1945年8月，國民政府晉升他為陸軍一級上將。
　　作為一位著名的軍事家，白崇禧不僅有勇有謀，而且有理論，具備了一個著名軍事家的素質和條件。他天賦甚高，記憶力驚人。在行軍作戰之餘，“手不釋卷”，一麵學習各種軍事著作和理論，一麵總結自己帶兵作戰的經驗，並對軍事戰略深入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軍事理論，寫下了大量的軍事著作。其主要著作有：《現代陸軍軍事教育之趨勢》、《抗戰中敵我戰法之演變》、《遊擊戰綱要》、《全麵戰爭與全麵技術》、《軍事抗戰與政治抗戰》、《軍事戰與經濟戰》、《國民兵之建設教育》等，這些著作，不僅反映了白崇禧的軍事見解，也對研究民國時期的軍事、曆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參考價值。抗戰時期擔任軍訓部長期間，白崇禧還主持修訂各兵科典範令48種，作為各軍事院校的教材。
　　經過八年艱苦抗戰，中華民族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然而白崇禧向蔣介石提出了一係列強硬的反共建議，剝奪八路軍、新四軍接受日偽軍隊受降的權力，並力主內戰，充當蔣介石反共的急先鋒。1946年6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任命白崇禧為國防部部長，林蔚、秦德純、劉士毅為國防部次長，陳誠為參謀總長。實際上國防部的大權為陳誠獨攬，白崇禧成了一個空頭部長。1947年8月11日，劉伯承、鄧小平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的部署，率領晉豫魯冀野戰軍主力四個縱隊約12萬餘人千裏躍進大別山，像一把鋼刀狠狠地插入到敵人心髒。1947年11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大別山作戰檢討會議及湘鄂皖贛六省綏靖會議，決定成立國防部九江指揮部，由國防部長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揮部主任，負責圍剿劉鄧大軍，迫使劉鄧大軍將主力不得不調出大別山，進至淮北、豫西整訓。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蔣介石免去了白崇禧的國防部長職務，但又任命其為“華中剿匪總司令”，直接指揮新桂係部隊，使白崇禧擁兵自重，坐山觀虎鬥，並最後以武力逼宮，再一次迫使蔣介石下野，把李宗仁送上了代總統的寶座。
　　

 

虎將薛嶽與第二次長沙會戰
　　
　　第一次長沙會戰之後，湖南戰場沉寂了大約兩年。薛嶽利用這不到兩年的時間，大力發展湖南經濟，訓練軍隊與民眾，也不時出擊騷擾敵軍。特別是，第九戰區的部隊得到修整和補充，戰鬥力顯著增強，對武漢地區敵軍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日本的北進派徹底失利，蘇聯贏得東線的安寧。但此舉對中國人民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日本的南進派得勢，立即揮師南下，關東軍主力也陸續調出東北。日軍南下的直接結果，首先就是嚴重打擊了國民政府在中條山的軍隊與根據地。與此同時，日本決意侵占南洋，而侵占南洋必須有決心同美英等國開戰。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兵力準備是必須的，必須從中國戰場抽調兵力。日本確實這樣做了，1940年中國戰場有兵力77萬，1941年則降至65萬。其中駐守武漢地區的第11軍就必須抽調3個師團。如此一來，第九戰區的威脅更為凸現。為此，日本決定盡快解決“中國問題”。在另一方麵， 1940年8月2日，蔣介石約定與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阪垣征四郎的談判泡湯。日本方麵寄以很大希望的“桐工作”失敗，蔣所謂談判的計劃不過是延緩日本承認汪偽政權的計謀。日本認定和平解決中國問題已經絕望。而美國加強了對中國的援助，1940年10月英國對華貸款1000萬英鎊；12月美國國會批準對華貸款1億美元；次年3月美國《武器租借法案》對華生效；4月美、英分別增加對華貸款5000萬美元和500萬英鎊；美國為中國空軍配備500架飛機及美國技術人員；6月9日，陳納德誌願航空隊抵華；7月3日美國決定對華派遣軍事代表團。相反，美國增加了對日本的限製逐步升級：1940年7月26日，美國宣布《美日通商航海條約》無效；1941年3月開始的美日談判遙遙無期，卻始終堅持要求日本撤軍。6月22日蘇德開戰，蘇聯完全無力牽製日本。25日日本政府和軍部聯合通過《關於促進南方對策問題》，決定以武力進駐印支南部。7月下旬美國凍結日本在美資產；8月1日禁止對日出口石油。
　　
　　而1941年3月1日任命為中國派遣軍司令的畑俊六，8月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劃對長沙進行攻擊。在畑俊六任命時，日本第11軍司令部也相應改組，木下勇出任參謀長。4月阿南維畿出任司令官，他們確定了“加號計劃”，準備第二次長沙會戰。經過反複的空中偵查，阿南司令官認為上次戰役失敗在於兵力分散，此次計劃決定集中兵力進攻，力爭在汨水以南長沙以北地區殲滅第九戰區主力，並決定於9月18日即“九一八”事變十周年日開始進攻。兵力準備方麵，阿南決定以4個師團、4個支隊、一個坦克聯隊、兩個重炮聯隊、兩個工兵聯隊、兩個飛行團180架飛機、30多艘軍艦200多艘汽艇參加作戰。這些部隊逐漸向嶽陽地區集中，規定九月中旬必須進入攻擊出發地。9月10日阿南下達攻擊令，18日開始進攻。
　　第一次長沙會戰結束後，第九戰區在薛嶽的主張下，逐步襲擊日軍，陣地前推幾公裏到數十公裏不等。為預防日軍可能的進攻，不僅整訓、補充了各部隊，還加強了防禦陣地。薛嶽重視民眾支援戰爭的能力，動員並訓練了湘北民眾破壞敵軍交通線的能力。在軍力安排方麵，基本上把第一次長沙會戰時敵進攻路線作為已方重點防禦方向，此外，鑒於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確定了反攻方針，薛嶽安排擬定了反攻作戰計劃。反攻與禦敵均注重鄂南、贛北、湘北三麵。
　　始料不及的是日軍第6師團先期於9月7日開始掃蕩大雲山地區。該地位於昌水以北，山高林密，除為第四軍轄區外，部分由第五十八軍防禦。山中駐紮了第九戰區第七挺進縱隊，專事對日軍占領區進行遊擊破壞活動。日軍文件顯示，該縱隊“頑強破壞我鐵路及通信線路，為我運輸工作之大患”。第6師團對大雲山掃蕩，掩護了第九戰區對大規模進攻的防備，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楊森便未能從日軍頻繁調動中意識到總攻的威脅，於是僅以反掃蕩為作戰目的，命令第四軍軍長歐震加強大雲山之守備。
 

日軍第6師團猛烈打擊大雲山守軍，使遭受重大損失。日軍突破大雲山東側陣地，突進至大雲山南側，包圍大雲山，形勢非常緊張。楊森命令第59師、新編第10師、第60師馳援，方使日軍停滯於長安橋。10日，第6師團撤往桃林，掃蕩大雲山任務改交第40師團，兩軍交接空隙被新編第10師抓住，收複大雲山。第60師則抵達長樂街並繼續挺進昌水北岸。
　　
　　10日，第九戰區命令第二十七集團軍於11日拂曉發起全麵反攻，第6師團第13聯隊遭到慘重損失，固守待援。而第40師團剛換防上陣，不知道第6師團已報告掃清了的大雲山又被新編第10師奪回，其重鬆支隊抵達甘田時即遭受新編第10師猛攻，損失亦慘重，竟日苦戰後方得以與固守的第13聯隊會合。卻又陷入包圍之中，重鬆支隊換第13聯隊防後，第13聯隊歸建第6師團。而馳援重鬆支隊的第40師團，在白羊田遭受新編第10師側擊。13日起，中國軍隊四麵攻擊第40師團，雙方均傷亡慘重。
　　
　　日軍為解第40師團之圍，派荒木支隊往援，楊森亦命第102師主力、第58師、新編第11師趕赴大雲山參戰。至15日，楊森始得知嶽陽以南集結了數萬日軍，判斷日軍有大規模進犯第九戰區之可能，遂急電第九戰區司令部，並命令第四軍在新牆河防線加強戒備，積極偵查敵情；命令通城之第二十軍準備參加新牆河戰鬥。不過他太想全殲第40師團了，急令第四軍、第五十五軍17日拂曉發動總攻，務必全殲日軍。當日我軍攻克兩據點另兩高地，全殲在望。
　　
　　18日晨日軍發動全麵攻勢，新牆河遭到強大火力打擊，整個第二十七集團軍部署全被打亂，昌水以北各部不得不撤離大雲山陣地，轉入新牆河戰場，但已貽誤戰機。如此，日軍以大雲山掃蕩掩護主力進攻的企圖基本得逞，以一個師團牽製了我軍五個主力師，新牆河陣地不到兩個小時就被日軍一舉突破。薛嶽應戰不僅太遲，且布防於三個方向，而日軍集中兵力隻由北向南進攻。日軍的突破兵力為45個步兵大隊、322門火炮，並協同戰車、艦艇、飛機作戰。我軍雖英勇苦戰，犧牲慘重，但終於不敵日軍強大攻勢，逐次撤退。薛嶽打算在汨水兩岸殲滅敵軍，遂於18日電令第三十七軍、第九十九軍兩個師由第三十七軍統一指揮，設置陣地於浯口至三姐橋一線；第二十六軍集結金井、將軍壩；第九十二軍調平江；戰區炮團開金井先協助第三十七軍守勢作戰，再協助第二十六軍攻勢作戰。隨即又電令第二十七軍於汨水以北向敵側背發起攻擊，以遲滯敵軍南下。此部署應屬有效，不料卻被日軍破譯電碼，阿南決定立即變更原定在湘江兩岸消滅敵軍的計劃，改在撈刀河以北捕捉敵軍，然後直取長沙。
　　
　　20日，阿南命令下達，將日軍主力推進至汨水南岸，準備下一步攻擊；第6師團以一部側擊第二十六軍占領攻勢據點；第3師團、第4師團各接守前部守備，然後轉進。日軍各部接電令後，於20日深夜至21日渡過汨水，準備22日黃昏總攻，決心全殲中國軍隊主力。至此，兩軍必在汨水兩岸展開殊死戰鬥。同日，蔣介石命令第六、第七戰區各派一個軍馳援長沙，並命令中央直屬的第十、第二十六、第七十、第七十四軍劃歸薛嶽指揮。
　　
 

不知敵已破譯密碼從而采取了相應對策的薛嶽，仍以為敵主力尚在汨水以北，遂命令第二十七集團軍全力攻擊北岸敵軍。如此，日軍僅以一個師團又一個旅團的兵力，在汨水以北牽製住本來就延誤時機的第二十七集團軍全部兵力達數日之久。直至9月26日，奉薛嶽命令，第二十七集團軍之第四、第二十軍全部渡過汨水南下，但日軍已在汨水南岸擊潰了第二十六、第三十七、第十、第七十四軍主力，進抵長沙城下。而日軍還在繼續破譯第九戰區各項命令，有的放矢地搶先占領我軍擬占領的陣地，攔截我軍行進路線。所有部隊均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隻因我軍將士拚死戰鬥，才避免更慘重的失敗，並給日軍以相當殺傷。
　　25日，薛嶽命令第七十四軍以先頭部隊兩個師急速挺進黃花市，在夏家塘、春華山、赤石河、石灰嘴一線阻擊南進之敵，保衛長沙城。不料此電令又被破譯。敵軍改變部署，先占領春華山，以逸待勞主動攻擊奔襲過來的第七十四軍第57、58師，企圖先消滅中國最精銳的第七十四軍再進攻長沙。在軍長王耀武命令下，第57師拚死奪取春華山，第58師師長張靈甫率領部下變被動挨打為主動進攻，掃清了春華山附近各日軍據點。王耀武立即抓住時機，發起總攻。第57師猛攻正麵之日軍第3師團，遭到日軍瘋狂反撲。敵第4師團一部增援攻擊57師左翼，57師頑強抵抗，頂住了敵軍猛烈攻擊，亦傷亡慘重達3000餘人。第58師攻擊敵第6師團，經激烈戰鬥後攻進夏家塘、伍家渡一線。27日，敵第3師團主力加入戰鬥，空軍亦配合作戰，第58師被分隔包圍，陷入苦戰。第51師趕到戰場，立即向第6師團攻擊，整個第七十四軍都陷入苦戰之中，至27日半夜，第七十四軍突出敵圍，撤至瀏陽河南岸高地，稍事修整準備再戰。本來不需戰鬥即可占領的陣地，卻因電令被破譯而苦戰，唯一的成績就是傷亡慘重的同時，也消滅了敵軍相當有生力量，而且使敵軍妄圖全殲第七十四軍的打算落空。
　　日軍突破我軍戰線後，兵臨長沙城。幾乎與日軍抵達同時，從常德趕來增援的第七十九軍第98師進駐嶽麓山，27日晨，第98師主動發起進攻，但不敵日軍的猛烈反擊，下午，日軍突破98師防線進入長沙城。薛嶽命令從廣東增援來的暫編第二軍暫編第8師占領長沙東郊楊家山一帶陣地，其第一旅攻擊日軍受挫，退往打靶場一帶。28日，第七十九軍暫編第6師到達嶽麓山，29日渡過湘江與日軍早淵支隊開戰，30日攻入市區構築陣地。同日第4師團主力抵東郊金盆嶺一帶，第3師團突破第8師防線，並占領株州，第6師團集結於鎮頭市附近，第40師團集結於獅形山附近，荒木支隊集結於沙市街附近，平野支隊在廬林潭附近，江騰支隊在關王橋附近。至此，日軍基本占領長沙。
　　
　　此次長沙會戰，可以說至此應算失敗。但因我軍浴血奮戰，致使日軍傷亡慘重，而供應線遭軍隊和民眾破壞，後勤不濟。而國民政府為援助第九戰區的失利狀態，命令第三、第六、第五戰區分別向各處日軍發動攻擊，特別是第六戰區進攻宜昌，孤守宜昌的第13師團已經抵擋不住，師團司令部除留酒田大尉之外，以內山英太郎為首的全體軍官都準備剖腹自殺。阿南司令官隻得於10月1日命令第11軍主力撤出湘北馳援，而陳誠卻未能攻下宜昌，也未能阻援由荊門開來的第39師團，使宜昌之戰功虧一簣。
 

9月26日蔣介石就認定日軍損失慘重，“其勢已疲，其兵站線亦不易推進”，是切斷其退路，殲滅日軍的良機。要求薛嶽不管長沙如何，英勇截擊敵後路，力求全殲。但薛嶽過於看重長沙保衛戰，直至29日才看出日軍已經無力繼續，企圖北返。遂命令第七十九軍固守長沙待援，第十、第三十七、第七十四軍側擊日軍，第二十七集團軍等嚴防日軍北撤，第九十九軍救援長沙，暫編第二軍攻占株州，並連同固守長沙的第七十九軍一起向北追殲撤退日軍。各部隊實際上已經從四麵八方形成對撤退中的日軍包圍態勢，日軍完全是在苦戰之中艱難北撤的，傷亡極慘重。原定5天內撤過新牆河，實際多用了4天，至9日才撤過新牆河。
　　第二次長沙會戰，薛嶽實際上是倉促應戰。大雲山之戰轉移了第九戰區視線，牽製了第二十七集團軍的主力，使日軍輕易突破防線南下，而密碼被日軍破譯而薛嶽卻渾然不知，導致我軍處處被動。但我軍頑強戰鬥造成日軍傷亡慘重，傷亡達16200餘人，盡管攻入長沙、株洲也不敢久留，更不敢擴大戰果。而國民政府中央則借機調動第五、第六、第七戰區發動攻勢，消滅日軍相當數量有生力量的同時，也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日軍上層因此而非議不斷，11月23日阿南中將在南京參加軍級司令官會議時，聽到“長沙作戰，反而給予敵人以反宣傳的材料，很為不利”的批評性結論，不得不提出長篇申訴。在當時，國際反法西斯戰線處境艱難，大半個歐洲均已被德軍占領，德軍在蘇聯境內長驅直入，打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可以說是一片陰霾。英國《泰晤士報》社論評述說：“日軍此次在長沙的敗仗，是日本作戰以來最無效的一次策動；日方事後所發表的談話，較之過去尤為滑稽與矛盾”，“日軍抄襲華軍的鉗形戰術，結果為華軍的鉗形戰術所擊破；日軍自稱軍力雄厚，但無論向何方推進，均被華軍截斷聯絡，時時都有彈盡糧絕的危險，因此不能不早日從長沙撤退了。”盡管有不如人意之處，國內還是人心鼎沸，重慶等地民眾連夜狂歡，舉行火炬遊行，因為“這是兩年來中國軍隊擊敗日人的最大的一次勝利”。
　　
 

首先我們承認抗擊外侮的戰場上犧牲的每一個生命都是我們民族的精魂，其次我們要檢討戰略高層的肉頭政治和肉頭軍事。戰爭有幾百上千種打法，中國又是產生了兵聖的故鄉，幹嗎非要用迎合敵人的陣法來消滅中國軍人的生命？難道基層官兵的鮮血和生命就那麽不值得戰略高層重視？還是戰略高層從一開始{9、18}就心存資敵的歹心？如以短擊長，毫不利己，專門利日的所謂的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大家分析一下，是否就隻有那種低劣的戰法？
 

 

中國抗戰軍隊的武器裝備真都比日本差麽？　　
　　一、輕武器 中國優於日本
　　
　　中國戰場上交戰雙方的機械化程度都不高。前期中國的機械化部隊隻有靠蘇聯援助裝甲車建立的第五軍（基幹為第200師）。日軍對華作戰時投入的全機械化部隊也隻有第五師團和第三戰車師團。在中日兩軍的作戰傷亡中，槍傷都占一半以上，可見輕武器在戰場上仍唱主角。
　　
　　從輕武器的主體槍械看，中國軍隊始終占優勢。從1937年至1945年，日軍對華作戰兵力保持在50萬至105萬之間，其中半數裝備槍支（多數炮兵和勤務人員不配槍）。中國方麵，國軍一線兵力則保持在200萬至300萬，也有半數配備槍支；此外民間武裝也有大量槍支（近代中國進口的毛瑟手槍既駁殼槍近百萬支，多為富戶購買）；當時中共軍槍支數量不詳，據相關資料記載，至1945年夏，八路軍總數約90餘萬，槍支37萬餘支，平均每支槍不足20發子彈（筆者認為，這也是共軍隻能以遊擊戰為主的原因之一）。
　　
　　從當時雙方主要裝備的槍械質量看，中國要稍優於侵華日軍。抗戰前期，中國軍隊派係雜亂，不過從清末起，軍界大多看中德式7.9毫米口徑槍械，最早大批裝備的步槍便是毛瑟槍的改進型-“漢陽造”。1935年，南京政府根據德國顧問建議，以德式Kar98毛瑟槍為標準統一全軍，除在外國購買，在國內仿造為“中正式”。此種槍在二戰期間也是德軍主要裝備，性能優於日軍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式步槍。據相關人士回憶，毛瑟槍在實戰中，槍傷“進口小，出口大”。而日軍的6.5毫米口徑的“三八大蓋”不僅口徑小，且因其彈道設計缺陷，所以殺傷力大大降低，當時有人戲稱：“三八槍打中抗日戰士，養幾天傷繼續抗日”。日軍也深感三八槍威力小，1939年研製出7.7毫米口徑的九九式步槍，性能與德國98式相當，卻因生產能力所限僅有少量裝備。
　　
　　在輕機槍方麵，抗戰時期中國各派係軍隊裝備的輕機槍主要是7.9毫米口徑的捷克式（與德式槍彈通用），質量優於日軍的大正十一年式輕機槍（中國人俗稱“歪把子”）。1939年，日軍研製出九九式輕機槍，同樣沒有大量生產。
　　
　　在重機槍方麵，中國軍隊使用的多屬馬克沁式，除需水冷這一麻煩外，可靠性相當好。抗戰後期，國軍還大量裝備了美製湯姆遜、英國的斯登衝鋒槍。日軍重機槍為九二式，靠彈板供彈，操作不便且易卡殼。日軍一直未裝備衝鋒槍類武器。
　　
　　手槍方麵，中國當時用的進口手槍雜亂，不過其中多數為德式毛瑟自動手槍，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自動手槍。日軍主要裝備的是南部十四年式（中國人俗稱“王八盒子”），因彈簧鋼質量差使其供彈常出問題，是兵工界公認的“二戰期間最差的手槍”。
　　
　　當時日本陸軍裝備特別是輕武器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是因其重工業-軍工基礎弱於其他列強，又要集中力量研製飛機和海軍艦船。侵華戰爭開始後，日軍將領便抱怨戰爭裝備比日俄戰爭時期強不了多少。1939夏，日本關東軍在諾門坎與朱可夫指揮的蘇軍交鋒，其落後的陸戰武器抵擋不住機械化部隊，第六軍大敗，戰死一萬八千人（蘇軍為六千人）。此後，日本陸軍雖提出改進裝備，卻因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實行保障海空的“超重點主義”，仍無力兼顧。
　　
　　二、重武器 中國先弱後強
　　
　　全麵抗戰前期，日軍在重武器方麵占有一定的優勢。從地麵炮兵的對比看，中國輕重型火炮數量略少於日軍，日製火炮雖然在質量上不如中國進口的一些德製裝備，卻有配套齊全和彈藥補充能力強的優勢。抗戰初期，國軍進口了數百門質量優良的德製山炮和榴彈炮，以75毫米口徑為主，卻因炮彈需進口且運輸手段落後，無法保障火力持續性。
　　
　　中日軍隊作戰時，一直流動性比較大，攻堅戰很少，使用重炮的場合不多。在野戰中，雙方主要使用輕型線膛炮和迫擊炮，裝備各有所長。
　　
　　抗戰初期，日軍武器最大優勢在空中，從1937年秋至1941年末，侵華日軍一線作戰飛機保持在500架左右，並依靠本國年產數千架的能力可迅速補充。中國空軍的飛機全依賴外購，開始主要使用美製霍克III型戰鬥機，隨後使用蘇聯援助的伊-15和伊-16，性能與日軍的中島九七、三菱九六戰鬥機相當，卻因飛行員和戰機都缺乏補充能力而越打越少，空戰主要依靠蘇聯誌願航空隊。1940年，日軍的零式戰鬥機出現後，製空權完全落入敵手。
　　
 

作者：秦漢刀客　回複日期：2007-5-1　8:33:45　  
　　到了抗戰中期，中國戰場上重武器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1941年，美國陳納德的“飛虎隊”進入中國戰場使空戰形勢發生扭轉，“飛虎隊”裝備的P40屢屢擊敗日本“零”時戰機，抗戰後期美軍第四航空隊P-51“野馬式”為當時世界上性能最好的戰鬥機之一。當時日本航空兵的主力外調，1943年以後，中國戰區製空權已經掌握在中美聯合空軍手中。
　　
　　三、綜合實力 中方落後於日本
　　
　　從抗日戰爭的武器對比中看出，國軍的很多失利不能歸咎於武器，需要從其他方麵尋找原因。
　　
　　以單項武器而論，抗戰期間中國除海軍方麵無法同日本相比之外，國軍陸空裝備質量並不算差，後期在數量和質量上還占優勢。但是在武器裝備係統化、裝備使用的專業化等方麵，中方大大落後於日本。
　　
　　以槍支而論，因為當時中國以外購為主，而且比較雜亂，所以經常出現件不配槍、彈不對膛的情況。反觀日軍的輕武器質量雖不算好，卻實現了標準化、序列化。
　　
　　重武器方麵，中方雖然引進了許多飛機、火炮、坦克和車輛，自身卻缺乏彈藥、汽油等基本的保障能力。大量設備經常“趴窩”不能使用。日本作為一個工業國，對自身裝備能夠有效地保障和維護，作戰時，協同配合能力也遠強於中方。
　　
　　武器性能的充分發揮，還要依靠操縱者的精神、文化、體能素質和技術水平。當時國軍的兵源主要依賴抓壯丁，補充的多是農村文盲，許多士兵沒有什麽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念，不知道為誰作戰、為何作戰，“長官”又根本不把他們當成“人”來看待，其作戰意誌可想而知。
　　
　　而這些上層長官又舍不得消耗彈藥進行訓練，造成戰時不僅裝備使用效能極低，還常常一遇戰陣就舍棄裝備撒丫子賽跑的局麵。{這些長官雖不是日軍間諜，卻幹著令日軍軍部比日軍間諜還爽的事情——無情殺滅中國基層官兵。}
　　侵華日軍普遍經過嚴格的訓練，許多鬼子在行進中射擊不用貼腮瞄準，在拚刺刀中，中國士兵因為體能與技能大都不如對敵方，經常要三、四個人才能戰勝一個鬼子。 日軍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超過中國軍隊，為國而戰，為天皇陛下而戰的“武士道”精神使其極為凶悍。
　　
　　最重要的是，中國軍隊的中高級“長官”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這些“長官”最擅長的是合縱連橫、演戲作秀、詭計陰謀、兵變、內訌、意淫、自保實力、互不救援、打“滑頭仗”、升官、發財、吃空頭餉、倒賣軍火、討小老婆、作威作福、當土皇帝—這一套在同外夷強敵對陣中全是狗屎！！！
　　
　　可悲的是這些中高級“長官”指揮近代化作戰的能力極為低能，麵對日軍並不高明的空地協同、步炮協同、步坦協同（這一點在關東軍與蘇聯軍隊的衝突中表現無餘），根本不能將寶貴的德式、蘇式、美式裝備有效的利用起來、組織起來，而隻會用趕羊、填坑式“大呼隆”。這正好中了日軍步炮協同的下懷。大量中國士兵的生命被“長官”的無能斷送！
　　
　　四、總結與反思
　　
　　抗戰時期，中國在裝備使用方麵的弱點，恰恰是中國近代社會病弱的集中表現。舊中國在外國人侵略麵前，總是被動挨打，首先體現在戰略高層和中級指揮官員的素質的落後，具體表現為：
　　
　　戰略高層肉拉呱唧，目光永遠可憐巴巴地瞅著洋人，希望洋大人能拯救他，或幫他說句話，結果一生都在被洋人耍著玩兒；
　　
　　軍政腐敗，一群窩囊廢，除了欺壓百姓，克扣糧餉，就是買空賣空，賣官弼爵，欺上瞞下，頹廢墮落，整個官場就是一座活地獄、大熔爐；
　　
　　軍隊指揮無能及士兵教育訓練素質低下。武器裝備的因素還在其次。
　　
　　以上分析結果，在筆者看來，至今仍然具有警示作用。
　　
 

 

“抗日鐵軍”與日軍的三次大血拚
　　中國國民革命軍第74軍於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組建，由第51師和第58師合編而成。全軍共8個團，2.1萬人,骨幹是58師。第一任軍長俞濟時，黃埔1期畢業，浙江奉化人，蔣介石的外甥，是標準的嫡係。國民黨軍隊派係林立，以中央軍和浙係軍隊最為顯赫。第74軍既是中央軍又屬浙係軍隊，算得上嫡係中的嫡係，是國民黨“王牌”中最耀眼的明星，有著一係列的輝煌：“抗日鐵軍”、“虎賁師”、“禦林軍”，並榮獲國民黨最高獎勵“飛虎旗”。該軍聲名顯赫的原因不但與其高貴的出身有關，更與其在抗日戰場上的赫赫戰功關係極大。八年抗戰中，該軍幾乎參加了所有正麵抗戰的重大戰役，多次勇挑中國軍隊主力重擔，與日軍展開殊死搏殺，其中最為慘烈、可歌可泣的鐵血拚殺就有三次。
　　一戰德安 浴血奮戰
　　1938年7月德安戰役（又稱萬家嶺戰役）爆發，日軍苦戰兩個月進展甚緩。為了盡快突破國軍德安防線，日軍第11軍軍長岡村寧次中將命令第106師團全力突破五台嶺一線，然後向德安西南迂回穿插，協同正麵攻擊部隊圍殲德安一線約20個師的國軍。9月25日，第106師團突破五台嶺，迅速向國軍防線縱深推進。10月1日，106師團主力已進至萬家嶺一帶地區，但在白雲山遭到了國軍第4軍的頑強阻擊。第九戰區司令薛嶽聞訊後果斷決定調集重兵圍殲孤軍深入的第106師團！這一作戰決心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10月2日，第九戰區調集12個師合擊萬家嶺地區之敵，國軍各部從各方向發起向心攻擊。日軍第106師團長淞浦淳六郎中將見形勢危急，而正麵進攻部隊又無進展，便迅速放棄原定計劃全力突圍，突破口選在74軍58師防區，58師以極其頑強的防禦頂住了日軍113聯隊在空軍支援下的多次猛攻，但是58師也付出巨大代價，經過兩天激戰，全師僅存500人！眼看陣地難保，58師師長馮聖法不得不向軍長俞濟時求援，此時俞手裏也沒有預備隊，他將軍警衛營投入戰鬥，隻留下了一個班警衛軍部。這才確保了陣地，粉碎了日軍突圍的企圖。10月7日，國軍調整兵力，發起全線總攻。74軍作為主攻部隊奉命攻擊日軍在萬家嶺地區的核心陣地張古山，第51師多次猛攻均未得手，後305團團長張靈甫（後來升任74軍軍長）獻計從山後偷襲，並親率突擊隊從山後偏僻小道襲占張古山。74軍攻占張古山，為突破日軍106師團防線立下頭功。10月9日，薛嶽令各部組織敢死隊做最後決死攻擊，經過激戰國軍攻占萬家嶺、雷鳴鼓兩處要地，當晚國軍第4軍的突擊部隊一度曾進至106師團指揮部僅百米處，淞浦組織師團指揮部所有人員準備迎戰，連自己都拿起了槍。由於第4軍沒有確切情報，又是夜間，才沒有發現日軍，使淞浦得以僥幸逃脫。此役國軍一舉收複九江以南失地，日軍第106師團幾乎被全殲，死傷逾萬，連師團長淞浦中將都險些被俘，戰果之輝煌足以與平型關和台兒莊媲美。
　　戰役中74軍守得住攻得上，居功至偉。戰役開始前，蔣介石曾兩次電令將74軍調至後方休整，都被薛嶽拒絕，而74軍的表現確實沒讓薛嶽失望。戰後著名作家田漢和任光曾以此戰和張靈甫為原型編寫了話劇和74軍軍歌。
　　
 

  
　　 二戰上高 勞苦功高
　　
　　1939年6月王耀武升任軍長。74軍下轄51師、57師和58師。
　　
　　1941年3月，74軍參加上高會戰。上高位於江西錦江上遊，俯瞰贛東平原。日軍占領上高，既可相機拊長沙之背，又可得到進攻贛南的前進基地。日軍采取分進合擊戰術，兵分三路，企圖合圍國軍主力於高安、上高地區。但南北兩路進攻均被擊退，中路主力日軍34師團孤軍深入，遭到74軍堅強抵抗，被包圍於上高東北地區，進退不得。3月22日至24日，日本第34師團師團長大賀親自督陣，並糾集南路池田殘部共萬餘兵力，猛攻74軍雲頭山、白茅山陣地，以求最後一逞。日軍出動百餘架飛機，反複狂炸57師下陂橋陣地和58師白茅山陣地，投彈多至一千七百餘枚，陣地大部被毀，人馬傷亡慘重，情況十分危急。第74軍不得不動用預備隊先後七次與敵肉搏，斃敵二千餘。第74軍將士舍身拚殺，激戰三天兩夜，陣地紋絲不動，為友鄰實施兩翼對敵包圍，爭取了時間。在全線出擊中74軍又作為先鋒，乘勝追擊，收複官橋，擊斃日軍少將指揮官岩永。整個上高會戰，日軍第33師團遭到重創，共斃傷日軍1.5萬，第34師團及獨立第20混成旅團傷亡更是高達70%以上，被何應欽譽為 “開戰以來最精彩之作戰”。
　　
　　此役74軍被第19集團軍司令羅卓英評價為“戰鬥力量堅強”，74軍在戰役中“拚死力拒，雖血肉橫飛、傷亡慘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間敵我傷亡均在四千以上”，戰功顯赫，榮獲國民政府第一號武功狀和最高榮譽“飛虎旗”，被譽為“抗日鐵軍”。
　　
 

 
　　 三戰常德 失而複得
　　
　　 1941年9月，日軍發動第二次長沙會戰，目標之一就是尋殲國軍主力74軍。戰役開始後74軍奉命開赴沙市街增援，結果被日軍情報機關偵悉。日軍立即提前發動攻擊，集中兩個師團夾擊74軍，74軍猝不及防與日軍激戰兩日，57、58師傷亡過半，遭到了巨大損失。盡管此戰74軍失利，但在與日軍遭遇之初，74軍在華中一線仍頗有斬獲，並以淩厲攻勢一度迫使日軍第3師團後退，也顯示了中國王牌軍的威風。
　　1943年11月常德會戰中，74軍57師8000人堅守常德城16天，頑強抗擊了日軍陸、空、坦的協同攻擊。日軍在常德城下招數用盡，炮火、毒氣、飛機、坦克悉數上場，炮火幾乎把整個常德城夷為平地。74軍雖傷亡巨大，但精神高昂，死戰不退。日軍不得不圍三闕一，放74軍一條生路。此時全師隻剩下不足600壯士，各級指揮官傷亡達95%，重武器被毀達90%，所有後勤兵員全部參加了一線作戰，且已大部犧牲。3日淩晨，師長餘程萬率餘部180人突圍，其餘官兵由第169團團長柴意新指揮，自願與常德共存亡。他們與突入城內的日軍逐屋爭奪，與敵肉搏十餘次，全部壯烈殉國。6天後餘程萬隨反擊部隊又殺回常德，收複常德。此役正逢美、中、英開羅首腦會議，羅斯福總統聽取了蔣介石的戰況介紹，特意將餘師長的名字記在備忘錄上。著名作家張恨水就根據常德之戰寫出一部名叫《虎賁英雄》的小說。常德人民為紀念74軍為國捐軀的犧牲將士，自發募捐，於1944年3月在市青年路東側修建占地達30000平方米的陣亡將士墓地，作為永遠的紀念。
　　1945年5月，在雪峰山戰役中，74軍再次顯示出抗日鐵軍的雄風，給予日軍以重創，獲得兩麵“飛虎旗”。
　　八年抗戰中，74軍幾乎參加了所有正麵戰場上的重大戰役，在各次戰役中均有上乘表現，尤其是在德安、上高、常德三次戰役中表現最為突出，以其英勇頑強的戰鬥意誌，“抗日鐵軍”稱號當之無愧，連美軍顧問團也曾有過“中國隻有74軍能打”的讚譽。由於74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赫赫戰功，所以抗戰勝利後，74軍是首批進入國民黨首都南京的軍隊，號稱“禦林軍”。
　　可惜的是，在解放戰爭中，這支英雄部隊（被改編為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追隨蔣介石參加反人民的內戰，走上了與人民對抗的道路，最終在１９４７年５月，被我華東野戰軍全殲於魯南的孟良崮。該軍被殲對蔣介石打擊極大，蔣介石好幾天打不起精神，哀歎道：74軍的覆沒是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
　　
 

蔣公與日秘密談判特使大漢奸繆斌伏法內幕 　　 何國濤

　　1945年三四月間，汪偽政權考試院副院長繆斌奉何應欽密令前往東京，與日本國首相小磯商談求和之事。繆是抗戰勝利之後最後一個歸案的大漢奸，又是第一個被執行槍決的。這一結局的背後，就隱藏著蔣氏政權的這段“難言之隱”。筆者（本文作者曾任上海偽《中華日報》編撰、偽《青年日報》主筆，抗戰勝利後為國民黨第三方麵軍第二處工作人員———編者）曾作為新聞記者，與繆逆相識，這件事是本人親耳聽繆斌所述，以後又經多方證實，確有其事。
　　
　　
　　　　繆斌，字弼丞，號丕成，江蘇無錫人。北伐戰爭時，繆任東征軍總指揮部軍需處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經理處處長，甚得蔣介石重視。鈕永建在江蘇主政，繆由宋美齡推薦，謀得江蘇省民政廳長肥缺，彈冠上任，以江蘇所屬各縣縣長之缺分席出項，從中詐取運動費中飽私囊，發了一筆貪汙財。其他方麵也多方搜括，因而聲名狼藉。終有人向蔣介石告他的狀，老蔣見無法包庇，繆遂丟官。抗戰爆發後，日本人在北平組織了以王克敏為首的漢奸政府，繆斌也被搜羅在內，任華北的偽“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南北漢奸合流後，繆曆任汪偽立法院副院長、考試院副院長等職。不過，在抗戰末期，繆逆經常住在上海，看來是另有秘密任務的。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雖於1945年9月下旬發動了緝奸工作，可是雷聲大雨點小，進行得非常緩慢。有一天，我在第三方麵軍看到一本用複寫紙拷貝的漏網漢奸名冊，裏麵也有繆斌的名字，但在備注欄內，卻注著“暫緩執行”四字，可見此中大有文章。當天下午，我去了繆公館。
　　
　　　　繆斌身穿便服足履拖鞋下樓來見我，其公館雖已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但主人隱露得意之形，看不出有什麽倒大黴的樣子。寒暄數語，我即單刀直入問他：“繆先生近來可跟重慶來的朋友見過麵？”他笑了一下說：“錢大鈞曾來過電話，到他公館去過一次，別的地方不大去。”接著話題從陳公博談到周佛海。其時國民黨政府迫於輿論，無法包庇周佛海、羅君強諸逆，已把他們軟禁起來。繆斌談到周佛海時，似有兔死狐悲之戚，情緒略為愣了一下，但隨即又趨於平靜了。他為了想在我麵前顯示其不同於汪偽諸逆，突然問我道：“足下是新聞記者，可知‘佐藤事件’的經過？”我搖頭表示不知。接著他說道：“今年三四月間，日本東京到了個化名佐藤的中國人，是奉了委員長（蔣介石）的秘密命令去談和的。他帶著重慶方麵的談和條件會見日本首相小磯。小磯接見了他，雙方談得很投機。日本方麵對委員長提出的各項條件都能答應，隻是對收回東北一項堅持不肯。這次談判雖經雙方多次讓步，就因東北問題不能解決，談判也就擱淺。這就是東京外交界傳說紛紜的所謂佐藤事件。”我問：“那個化名佐藤的中國人是誰？”繆斌笑而不答，他對我打了個謎語：“遠在天邊……”我立即意識到對方這樣“團團轉”式的介紹“佐藤”，分明是在“夫子自道”了。我說：“‘佐藤’一定是繆先生了”，繆斌這一回笑得更加得意了。
　　
　　
　　　　他點一點頭，又補充道：“我所以不常到南京去辦公，其原因就在於此。我的直接上司是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我家裏有一架電台，隨時可以和重慶直接通電。他們交給我的主要任務是對日談和。假使四月間這次和談能水到渠成，那我今日的處境就又當別論了！”至此，我才明白了漢奸名單上的繆斌能“安然無恙”的原因。
　　
　　
　　　　然而，事有出於意外者，國民黨政府還沒有公開審判陳公博、林柏生、陳春圃、褚民誼、陳璧君等一批大漢奸，蘇州高等法院的特刑庭突然逮捕了這個自命為“和談功臣”的偽考試院副院長繆斌。而事有更出於意外者，繆斌被捕後，立即開庭，繼而匆匆將其押赴刑場槍決了。
　　
　　
　　　　報上登出了繆斌被正法後的照片。在汪偽的部長級以上的幾個大漢奸中，繆是最後歸案法辦而又是最早明刑槍決的一個。為什麽呢？原來，在抗戰勝利後，麥克阿瑟總部進駐東京，有人向美軍總部反映“佐藤事件”的經過。美軍總部從東京打來電報，通知美國駐華大使館，向蔣介石政府對“佐藤事件”提出質詢。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美蔣同盟抗日，而蔣卻私下秘密指使繆斌之流與敵言和，瞞著視聽幹這種勾當，當然無顏麵對美國盟友了。美國大使館查問繆斌的下落時，蔣介石一麵極力抵賴，一麵立即下令盡快處理掉繆斌，來個“死無對證”。
　　
　　　　繆斌綁赴刑場時，曾還有絕命詩一首雲：“浩氣歸太真，丹心照萬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他恬不知恥的以“和平神”自命，在這個大漢奸心裏，到死還認為，奉蔣命去向敵酋乞和，並不是遺臭萬年的賣國行為，而是忠於蔣家王朝的“愛國”之舉，真是可笑又可悲。
　　
　　
 

編者按　實際上，誰也沒有公開說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是內奸。本文試圖論述這個道理。我們姑且不論其觀點是否正確，但文中看問題的思維觀值得參考。本文最早發表於人民日報強國論壇。
　　
　　 ——老參謀戰略研究與谘詢工作室
　　
　　　　本貼子要提出觀點，就是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起到的作用，是一個內奸能夠起到的作用。
　　
　　　　什麽是內奸呢？就是表麵上是自己人，形式上是自己人，但其實卻不是自己人，混在內部暗中搗亂的人。
　　
　　　　為了說明這個內奸的定義，打幾個比方或者舉幾個例子。
　　
　　　　在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一敗再敗，兵敗如山倒，大量軍隊被殲。什麽原因呢？
　　
　　　　後來真相大白，就是沙皇政府的內部，有一個大臣原來是暗中通敵的內奸。
　　
　　　　在中國古時候內奸的故事就更多，比如楊家將係列中，就有皇帝身邊的人，身居高位，其實是內奸的。再比如說曆史上的嶽飛抗金，嶽飛是宋朝的救星當時最英勇的戰將，但是皇帝身邊的內奸，秦檜就把他給出賣了，甚至，如果進一步的研究的話，那個當皇帝的本身就是內奸，是中華民族的內奸，隻不過曆史上知識分子罵大臣不罵皇帝的傳統，把那個嶽飛上邊的皇帝給美化了。試想，如果在嶽飛抗金的時候，如果中國旁邊也有了盟國，而且堅決要消滅金國。則那個皇帝和秦檜，也可能審時度勢，會乘機把抗金的光環往自己頭上戴的，成了什麽名將，什麽總指揮，當然，形式上是這樣。
　　
　　
　　　　我以為，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起到的就是內奸的作用。雖然形式上他是最高統帥，總指揮，但實際上就一直在幹著盡可能消滅抗日隊伍，幫日本帝國主義的忙的作用。
　　
　　　　當然，既然是內奸，在表麵上總是要作出一些抗日的樣子，就不是象汪精衛那樣公然地叛變投敵。而實際上，我認為，公然地叛變投敵，對抗日隊伍的破壞作用，可能還遠不如暗藏在抗日隊伍內部進行破壞，效果更大，或者說，對抗日隊伍的破壞作用更大。
　　
　　
　　　　再比如說，一個公司的老總是內奸，有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使公司虧本。當然，廣大的公司下層人員有可能不知道，因此仍然在努力地幹著掙錢的事情。而總是覺得自己的任何盈利的行為，都在受到暗中的阻礙和破壞。可是即使如此，在廣大的下層人員的努力下，公司仍然盈了利，或者總體虧本，部分盈利，而這盈利的部分，就統統算到那個內奸老總的帳上了。
　　
　　
　　　　同樣，作為內奸的蔣介石，身處總司令的位置，因此下達的命令都是努力地害中國軍隊打敗仗，他的目的就是這個。但是下層的中國軍隊是要努力抵抗的，這個抵抗，雖然在蔣介石的破壞下遭到了失敗，但是畢竟也在無望的拚死抵抗中，消滅了不少日本鬼子。但這又被算作蔣介石的功勞了。似乎仗不是廣大的下層官兵打的，而是他蔣介石打的。
　　
　　
　　　　有人會問，既然總指揮是內奸，為什麽不索性帶著全體國軍一次性投降呢？這是因為內奸不希望自己暴露，內奸是想這麽幹，但是不大敢。內奸已經有過一次西安事變的經曆，害怕自己公然地投降，會遇到第二次“西安事變”。因此，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努力地破壞抗日戰爭。內奸如果真要投降，又希望他的手下不會叛變，都會跟著他投降，就要製造輿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可能抗得了日。但是如果製造不了輿論，內奸也會裝作勇敢的樣子說幾句勇敢的話，以蒙騙手下。
　　
　　　　但是內奸可以鼓動自己的大量部下向日寇投降，以便在投降之後鎮壓共產黨。
　　
　　　　內奸的內心目標始終就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而是共產黨。內奸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凡是部下有堅決抗日的，就想辦法通過各種荒唐命令使其被日本軍隊消滅。而堅決反共的留下，在大後方利用國際援助組建軍隊，準備在抗戰結束後對付共產黨。
　　
　　
　　　　因此，認為蔣介石不抗日，躲在峨嵋山上等著抗戰結束下山摘桃子，這個描述是準確的。當然，這並不是說廣大的國民黨軍隊不抗日，隻是說蔣介石和他手下的一小撮內奸不抗日，專事對抗日的破壞搗亂。
　　
　　
　　　　我以為，孫中山創立了國民黨。但是國民黨曆史上就一直受內奸所害。蔣介石是國民黨的內奸，後來的李登輝也是國民黨的內奸。今後國民黨內部還會不會出內奸？會不會還是有人表麵上裝作反台獨，而實際上是台獨分子？這要繼續看。
　　
　　
　　　　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提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從來都是“打倒國民黨反動派”，這些反動派，是國民黨內部的內奸，和廣大的國民黨下層黨員，下層的軍隊官兵，是兩回事。
　　
　　　　而網上活動的國民黨右派，在宣傳中努力把國民黨下層軍隊在上有內奸的困難處境下取得的戰果，通通歸到上層的內奸，將下層官兵和上層的內奸捆綁在一起，好象他們是一夥人，實在是錯了。
　　
　　
　　　　中國在今後的發展中，是不是要把防止內奸也提到議事日程上，真的需要防止的，就是十三億人民從事的偉大的現代化事業，最後被混入上層的一些內奸給毀了。至少，防止中國出戈爾巴喬夫這樣的內奸，也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蔣肉頭本是做投機買賣的天才，卻不幸被上海灘上的幾個蠱惑加入了為官僚買辦招財進寶的政治集團。別看早期的蔣口口聲聲不離革命，骨子裏是最怕人民起來革命的。從他與宋家的聯姻就不難看出，指望這號玩意兒中國能富強起來？九一八事變後，國民軍委會即使位高級將領提醒宋美玲{中國空軍司令}，要抓緊戰機的更新換代，備戰迎戰。可是這位宋家的三小姐卻說：飛機是世界上變換最快的產品，我們不用去買戰機，把錢存在銀行裏可以吃利息，戰爭爆發時，再買最新型戰機不遲。就年娘兒們這句話讓國軍的空軍弟兄們飽嚐苦果，基本全軍覆沒。 自私、貪鄙，卑微瑣屑的大小流氓，，精神脆弱，心胸狹隘的大資產階級、大買辦操縱下的利益集團組成的軍隊怎麽會為國為民而戰？更何談去戰而勝之！
　　 
日本當然敬意蔣肉頭了，戰前白給了東北、華北，戰後又白給了琉球群島並把外蒙古又給割裂出去，極大地削弱了中國，這怎麽能夠不敬意蔣肉頭呢？抗戰是中國完勝？恐怕你連小學生智商都不如吧？　日本的失敗是招惹了美國佬，想象45年肉頭都要遷都了，日軍淩厲的攻勢打到了湖南的芷江、貴州的獨山，重慶的闊佬們嚇得屁滾尿流紛紛打點細軟向寶雞、蘭州一線狼奔豬突，成渝公路一片狼煙-----中日戰爭的結局怎麽能是“按蔣公的戰略步驟走”向了失敗？　　就四大家族瘋狂貪汙美援的貪婪性招致美國政府的蔑視來看，{自己去查看1941年至1949年美國政府對蔣政權的評估報告再意淫吧，阿Q們！}若沒有美軍參戰蔣政權能否存活下去都很難說。
　　
 

當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詢問能用於和日本作戰的空軍飛機數量時，當時任空軍司令的周至柔打開空軍力量配屬表，蔣肉頭才大吃一驚：當時中國空軍能動用的全部各種飛機，隻有305架！！缺少了整整2000架以上。
　　
　　　　這缺少的2000餘架飛機到哪裏去了呢？原來，購買飛機的事情是當時任中國空軍肉頭航空委員會主任，掛肉頭中將軍銜的宋美齡負責的，在向美國飛機製造商談單子的時候，宋美齡說"現在飛機更新換代的太快，現在買了，很快要落後，不如先把這些錢存起來吃利息，等戰爭爆發時再買。"綠帽子采購大員就是與眾不同，宋美齡就把這些錢大部分存到了紐約中國銀行的帳戶上，而這些錢很大部分被她私下裏劃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購買回來為蔣介石首先用來剿共其次用來抗戰的飛機中，很多也是縮水版的麵子活，這些飛機的具體經手者同樣是綠帽子采購大員的孔二小姐孔令俊，在和美國飛機製造商討價還價時，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10萬美元的飛機硬壓到8萬美元，美國老板當然也不客氣，把飛機發動機的功率從1000馬力降到了800馬力。而這每架2萬美元的差價，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這筆資金為二小姐招徠不少鴨子效勞。
　　
　　　　對於這件事情，蔣介石知道後的第一反應是馬上派人調查當時的經手人和飛機的保管人，結果發現，當時中國空軍的絕大部分飛機上，都有著"Oct1928（1928年出廠）"的字樣，得知此事後，蔣介石給戴笠簽發了密令，將全部飛機機庫保管人員殺人滅口。
　　
 

在蔣介石及其四大肉頭家族的眼睛裏，他們就是國家的一切，一切好惡都以他們的感覺為中心，軍事對於他們，首先是服從於絕對維護他們的統治和利益的，隻是因為日本的侵略威脅到了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才要三心二意地進行抵抗，而對於民眾，則始終是擔心、防止他們組織起來的，因為在他們看來，老百姓任何對國家事物的過問，都是可能威脅到他們統治的，因為他們作的，大都是以抗戰旗號掩護的見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經不起現實的考驗，一旦有可能敗露，就窮凶極惡地使出了殺人滅口的手段。
 

老蔣以及宋美齡為首的四大家族，不顧國難，極自私、愚昧、短視地為個人搞錢，殘殺無辜，終於被逐出大陸，流亡孤島，現在連銅像也被割成幾十塊，或許是個報應！
　　

熱河會戰補充：
　　
　　鑒於張學良指揮的熱河肉頭作戰,日軍這樣下去不用十天就可以達到平津,3月3日,身在北平著名學者胡適博士,丁文江、翁文翰三人聯名致電蔣介石：“熱河危急，絕非漢卿所能支持，不戰再失一省，對內對外，中央必難逃責。非公即日飛來挽救，政府將無以自解於天下。” 蔣複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但是當天夜裏日軍已經攻陷了熱河省會承德。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戰鬥中,敗退的熱河省肉頭政府主席湯玉麟部甚至還遭到了熱河省民團武裝的打擊.當地老百姓早就對湯部軍隊的為非作歹—恨之入骨,遠遠超過對日本人的仇恨,他們拒絕對湯部給予任何支持. 按照湯玉麟以前的所作所為,湯軍成為過街老鼠,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網友要說,熱河人真沒有民族感情,居然幫助日本人.其實這是不對的,熱河人並非不抗日,從熱河抗戰之後到七七事變之前,熱河人民先後組織了李玉麟的中華民眾抗日救國軍, 孫永勤的抗日救國軍等抗日部隊,他們和日軍作戰數百次,斃傷日偽上萬人,自身也傷亡慘重. 套用劉亞洲將軍的一句名言:國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國.全世界都是這樣!一個獨裁腐敗政府絕對不會受到老百姓的支持,不能期望每一個老百姓都是活嶽飛!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就是一個好例子,隻是苦了現代趙括張紹忠將軍! 湯玉麟在熱河的倒行逆施,導致東北軍在熱河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對本身就不利的戰局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張學良能夠遵從蔣介石等人的建議,早點搞掉湯玉麟借以收複民心,並且糾正湯玉麟在熱河施行的暴政,熱河抗戰的勝利還是有希望的.可惜張學良這種隻會吃喝嫖賭抽大煙的民族敗類的肉頭怎麽可能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日軍攻占中部重鎮淩源和淩南以後,其實已經摧毀了中國軍隊在熱河省中部的防禦體係.日軍隨即向沿著公路向平泉方向推進,準備一舉拿下承德. 當時萬福麟命令從淩源敗退的130師和129師在承德外圍的平泉城會合,利用平泉現有工事阻擋日軍進攻承德的步伐! 但是當時中部張作相的第六軍團和更前方的湯玉麟第五軍團,部分叛變,部分被日軍打散,剩下早就已經全線崩潰.張作相本來就是掛名的司令,無法指揮複雜的第五軍團. 本來要防守平泉的萬福麟的這二個師,見到前方各部都全線崩潰,側麵的淩南又被日軍攻陷.他們害怕各部撤退,自己不撤的結果是—孤軍突出被日軍合圍,他們也擅自違背命令一路逃到長城一線.日軍在3月3日攻占空城承德外圍唯一一個據點平泉,隨即繼續向承德進發. 肉頭們這個時候的軍隊幾乎人人都是賽跑冠軍獲亞軍，可惜當年的奧委會太偏心眼兒，怎麽就不把那賽跑{無論短跑還是長跑包括跨欄競走肉頭軍隊都是頂呱呱的冠軍和亞軍。}冠軍和亞軍給與我們偉大的肉頭將軍們麾下的軍隊呢？
　　
　　自此省會承德門戶大開! 此時承德的湯玉麟早就亂了方寸,其實他駐守承德的部隊還有二個主力旅,裝備也還相當不錯.承德周圍又是防守的好地形,還有比較堅固的工事.一般來說,就算戰鬥力再弱至少可以打個四五天. 但是湯玉麟早已經被日軍嚇破了膽子,他對張作相謊稱去前線督戰,私自截留下二百多輛汽車,裝滿他父子幾年內在熱河搜刮的金銀珠寶,現鈔鴉片等物,護送著大大小小的二奶三奶直至九十奶們一溜煙的逃到了天津的租界裏麵(逃跑後國民政府通緝湯玉麟,湯逼迫無奈,隻得將功贖罪的命令自己退到長城的殘餘部隊為宋哲元收編,沒有投降日本人,也總算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好事.1937年,湯玉麟在天津病死,時年68歲). 湯玉麟這一逃,部下軍心大亂.張作相威逼利誘才勉強命令承德部隊出城迎敵.但是湯部一出城,聽到日軍大炮的聲音,軍官首先逃走,二個旅的士兵也隨即全部嘩變潰逃,竟然沒打一槍. 承德城內也亂作一團,有錢人爭相逃命,土匪流氓趁機劫掠! 沒有一兵一卒的張作相在承德司令部裏無法可使,感覺無臉麵對全國民眾,淚流滿麵,一度甚至準備開槍自殺!後在警衛部隊的保護下退到長城一線!
　　3月4日11時,日軍第8師團騎兵偵察部隊128個騎兵進入承德,他們驚訝的發現該城已經沒有中國守軍.這也是張學良創造的又一個曆史記錄! 前後不過10天時間,熱河抗戰就已經全線崩潰.後方的張學良準備用作中路決戰的部分甚至沒有機會開進熱河(當然也不敢開入熱河,因為已經兵敗如山倒了). 肉頭們演繹的所謂熱河抗戰被當時的老百姓戲謔為：“這那是熱河炕日？是日本熱{日}抗！”
　　
 

衡陽戰役補充：
　　
　　縱觀在整個防禦日軍“一號作戰”中，國軍打的毫無章法。
　　1944年2月，國民政府統帥部召開了由第三、四、六、七、九等戰區主要將領參加的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會上蔣介石首次提出了有關抗日戰場戰略反攻的初步構想，他說：“我們的抗戰，經過這整整五年的奮鬥犧牲，到今天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就是第二期抗戰已將結束，我軍向敵反攻決戰的階段—第三期抗戰開始的時候到了。”他論述說：“敵人在我國境內的不過六個軍，而我們用以抗戰的有一百二十個軍，以二十個軍來對付敵人一個軍”，在數量上我方占有絕對優勢。從戰場態勢來看，“以現在敵軍正麵之廣，空隙之大，兵力之弱與士氣之衰落，我們真的要打它那一點，就可以打它那一點”。所以，“今後的戰局，敵我的形勢已經完全轉換過來了，在我們是處於主動的地位，處處要采取攻勢，而敵寇則是處處受敵，被迫退守”。舉行戰略反攻的條件已經具備了，蔣說：“在今年五六月的時候，我們第一、三、四、五、六、七、九各戰區一定要實行反攻。”由於“可能遭遇兩種不同的情況”，所以，反攻作戰“必須準備兩種不同的方案”，一是準備抵擋日軍可能發動的先行攻勢，二是我方主動發起反攻。蔣介石提出，如果日軍先發動攻擊，則我軍除以主力部隊作正麵抵抗外，每個戰區都要抽調兩個精銳的軍按照預定目標，主動側擊敵後各大城市，作為戰略反攻之先聲，同時破壞敵人的攻勢，使之首尾難顧。按照預定計劃，第九戰區將反攻武昌，第六戰區反攻宜昌，第五戰區反攻漢口。如果“敵不先來進犯，而我們到了五六月之間，準備完成之後，必須堂堂正正的實行反攻”。 （文中所有引文，引自於《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蔣總統集)，第1484--1485頁。）
　　按照蔣先生的戰略部署，5月27日，日軍發動長衡戰役之時，國軍也基本完成戰略反攻的準備。即使九戰區的反攻被日軍先手打破，五戰區、六戰區的戰略反攻也應按計劃施行。呈現的戰局應該是日軍首尾不能兼顧，如何能在衡陽打出47天的攻堅戰？難道蔣先生在南嶽軍事會議上講了一通鬼話？
　　
　　
 

長衡戰役中，國軍軍事指揮的錯誤和無能，比比皆是。
　　1、增援衡陽，畏縮不前
　　當時集結在衡陽外圍的國軍共有8個軍，總兵力10萬以上，蔣介石雖嚴令其增援，副總參謀長白祟禧還曾親赴桂林協調指揮，但各部仍畏縮不前。其中，隻有六十二軍戰鬥出色，打到衡陽南郊及西站，但在日軍重兵攻擊下，援軍孤路作戰，損失慘重，很快敗歸。
　　8月7日，日軍突入城內，守軍展開激烈巷戰，方先覺電蔣表示“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蔣複電：“援軍明日必到衡陽城，決不延誤”，並於當夜“三度向上帝禱告”。8日，衡陽終於失陷。若8日，國軍在衡陽城外打響，使敵之一部處於前後夾擊，守將方先覺當不至於率部向日軍投降。
　　應該說，堅守47天，為國軍力爭到扭轉初期失利的寶貴時間。若能利用日軍與第10軍打得筋疲力盡之機，集中精銳突擊，雖不能殲敵一部，但也使日軍銳氣大挫，不致以後日軍進桂林，奪柳州如無人之境。
　　2、戰略戰術錯誤
　　衡陽之戰，日軍雖欲速決，卻兩度因彈盡而停，可見補給困難。第10軍在第一陣時也打到彈盡，7月11日，日軍再次進攻時，又有充足的彈藥防禦，顯見能得到有力的空投補給。
　　“打通南北大陸的作戰，對日本人來說絕不是輕而易舉的戰鬥。由於精銳部隊被抽調到南方，在中國的日本軍的戰鬥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內地和中國現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彌補。更嚴重的問題是製空權被美國空軍掌握著。因此，日本軍的補給受到攻擊，糧食，甚至武器、彈藥、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軍。”《中國抗日戰爭史》[日]石島紀之P129
　　可見，日軍的最大弱點就在補給困難。若在戰略決策上攻擊其弱點，應能有效的遏製其攻勢。
　　如何攻擊日軍的補給線？
　　日軍兵分三路，左翼第3、13師團自湖北祟陽南下，分為前後梯隊沿幕阜山脈西側攻擊；中路第60、116師團在湘北分6路強渡新牆河，右翼第40師團從華容、石首出動；穿越洞庭湖後登陸作戰。顯然，日軍的補給線為粵漢鐵路及相鄰的公路。這條補給線在湖北的祟陽，穿過幕阜山脈。這一區域的三個縣（祟陽、通城、通山）都是山嶽地帶，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10多座，是極好的遊擊戰場。若能在長衡戰役之初，將在武漢以東，進攻新四軍李先念部的84軍189師南下至祟陽、通城、通山，以遊擊戰法，在此進行交通破襲戰。隨後，將在平江以西，幕阜山中段重聚的第27或第30集團軍不向南，而向北，增援189師，控製祟陽。利用險峻的山勢遲滯消耗日軍，牽製長沙、嶽陽一線的日軍戰役預備隊（估計是34師團、39師團），奪回戰役的主動權，為精銳的王耀武集團軍創造有利戰機，當屬可能。
　　當日軍以第68師團、116師團、58師團、40師團、13師團圍攻衡陽時，其東邊是3師團拱衛，以第27(或30)集團軍牽製；王耀武集團軍及其他部隊，在空中掩護下（當時，除衡陽外，其他機場尚在我手），則直撲西側的日第40師團，不使靠近衡陽，因這個師團從水路而來，其重裝備必然不多，且其後無第二梯隊。若不能圍阻40師團，則應戰術機動，尋殲孤立的日軍。以我之上、擊敵之下。若能如此布署，即使五戰區、六戰區的戰略反攻不能如期開始，也能使長衡戰役形成均勢，從而拖垮日軍的進攻力量。若五戰區、六戰區的戰略反攻能按期展開，則戰場形勢必將轉為有利於我方。方先覺的第10軍堅守衡陽47天，為何如此驍勇善戰之將，從1949年到1968年，當了近20年的中將？ (轉自《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曆史
　　
 

抗戰期間，國民黨軍與日軍進行了23次會戰，國民黨也以此作為資本，一寸山河一寸血由此而生。大肆吹噓其一個個“大捷”，斃傷日軍從2萬到20萬不等，“全殲”日軍聯隊、旅團乃至師團的說法都有。
　　　　不弄清這些基本事實，也就無從了解中國抗日戰爭的真相。下麵對幾個典型戰例進行剖析：
　　　　（1） 中國軍隊主動發起“八一三”淞滬會戰
　　　　“八一三”淞滬會戰是當時軍政次長陳誠建議主動發起，以將日軍主力從貧瘠的華北吸引到經濟繁榮政治中心的華東，為日軍攻奪南京埋下伏筆{看看這肉頭統帥部裏真真是人才輩出}。當時軍政次長陳誠從上海返回南京，向蔣介石提出擴大滬戰的建議：“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路南下，直驅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戰一牽製之。
　　　　”陳誠在日記中記載了他對蔣介石作此建議後的回應：“一定打”。陳誠的理由是，自古北方遊牧民族入侵中原都是從華北南下黃河、長江，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如依仗機械化優勢大舉南下華北平原，攻占武漢，中國軍隊不但難以抵擋，而且國民政府和抗戰物資也無法撤退到大後方進行持久抗戰。不如主動進攻上海吸引日軍，國民黨軍可依托鋼筋水泥建築大量殺傷日軍，並將日軍主力逐漸引到華東稻田水網地帶，使日軍重裝備難以運動、發揮威力。
　　　　南京軍事委員會管理部代部長姚琮也曾向蔣介石解釋建議淞滬作戰，“其利有五：指揮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補給較便三也；江南多港灣不利於敵四也；易動列強感官，而得多助五也。”這個看似比較全麵的戰略決策，代表了當時國民黨肉頭政府對淞滬之戰主流的肉頭判斷。可惜此後實際作戰中，幾乎都未能出現對國民黨軍有利的方麵。
　　　　在外交方麵，國民政府試圖以上海為戰爭舞台，獲取國際社會同情{依仗洋人}。中國駐英國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國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國在華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國在這裏戰敗，日本將控製整個中國市場，因此中國作戰不隻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英國”。駐法大使顧維鈞也主張，以上海之戰正世界之視聽：“毫無疑問，在上海前線許多精銳軍隊是要喪失的。問題在於，是運用這些軍隊堅守上海，從而在國外產生心理上的效果呢？還是後撤到一個偏僻角落進行戰鬥，這個地方不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會有任何人表示關心，但是損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麽地方，戰鬥是為了什麽。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國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將仔細閱讀報紙上的戰況報道，馬上會得出印象。所以我們主張政府盡可能堅守上海一線。”就連當時的訓練總監部總監唐生智也在回憶中說，蔣介石當時對他坦言：“上海這一仗，是要打給外國人看看。”
　　 買辦精英們處處以洋人的利益為中心，設想淞滬一役必將獲得洋人幹涉而獲新生。那兒曾想，洋人根本不把這些玩意兒當人看，你打你的，我看我的，說了幾句歌雪撓癢癢的屁話，日本根本就不往心裏去。京劇花旦的腳色開始顯露。
　　　　蔣介石同意陳誠、姚琮軍事方麵的判斷，加上考慮上海為遠東經濟中心，還有租界，西方各大國有直接利益，阿Q似的意淫：如上海開戰西方大國必會幹預，因此肉頭呱唧的指示主動發起上海作戰。
　　　　
　　
肉頭們這一“圍魏救趙”戰略是否正確呢？可以說是天字號的錯誤或自薦式的向日軍邀功。誰都知道華東對於中國的重要地位，在華北決戰砸壞的家什還比不上在華東決戰毀壞的一個零頭，而且最要命的是南京離上海僅在三百公裏之內，國軍的戰鬥意誌是怎樣的一種狀態？肉頭們肯定一清二楚，國都門戶洞開將意味著什麽？可能肉頭們不屑去考慮這些了，隻要能為日軍提供方便加速中國的潰敗，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勾當，肉頭們也能做得出來。
　　
　　 就大戰略而言，當時對中國最關鍵的是時間，因內戰剛結束不久，國民經濟正逐漸恢複（193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戰前最高峰），陳誠本人也正在負責利用進口武器裝備50個國防師的計劃（如與德國合作，用江西大餘的鎢礦石換取德國武器），在上海與日軍大戰則勢必終止中國的抗戰準備而倉促與日軍決戰。實際當時日本決策機構在“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對是否全麵侵略中國搖擺不定，以參謀次長石原莞爾為代表的“不擴大派”暫時占了上風。石原為當時實力派人物，因當時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為皇族隻是掛名，軍部實權在參謀次長石原手裏。石原甚至主張：“斷然將我華北全部駐軍一舉撤至山海關滿華國界，然後由近衛首相親自飛往南京與蔣介石促膝交談，解決日華間根本問題。”（《大本營陸軍部》第1卷，朝雲新聞社1974年版，452頁）。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也策劃“日中邦交調整和停戰方案”與“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爾向日本陸軍、海軍首腦疏通，堅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殘局”。於是以石射豬太郎為主，會同陸軍省當局人員，作出了日中“全麵邦交調整方案”和“停戰條件”。這個方案獲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衛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豬太郎把這一方案委托於設在上海的日本在華紡織同業會理事長船津辰一郎，讓後者將方案秘密地透露給南京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試探中方態度。8月9日，船津與高宗武在上海進行會談，同日川越與高宗武也作了一次會談。國民政府本可利用此與日本周旋，盡量贏得更多時間。然而當高宗武返回南京時，“八一三事變”正好爆發。中國軍隊進攻上海日軍後，石原莞爾被迫辭職，日本統帥機構.決定全麵侵華，可見肉頭陳誠主動挑起上海戰事的失策。就算陳誠對日本動向判斷不明，日軍占領武漢就能切斷國民政府退路？實際上還有江南廣大地區可作回旋，抗戰中這些地區有六、七年時間還在中國手裏，大可作為撤往大後方的通道。再說日軍從華北大舉南下就能發揮機械化優勢？黃河、淮河、大別山區都可極大限製日軍行動，以後武漢會戰中日軍精銳部隊在大別山特別是富金山陷於苦戰就是例子，並非就是日軍通途。至於國民黨軍70多個師、70多萬大軍在淞滬狹小戰場與日軍硬拚，在日軍海陸空優勢火力密集攻擊下死傷枕藉，傷亡達50多萬，甚至有一天傷亡萬餘的慘況，正是讓日軍充分發揮其諸軍兵種合成作戰的優勢。所謂江南稻田水網限製日軍作用根本就沒存在過，日軍正可發揮其海軍優勢用艦艇溯長江而上武漢，有力配合陸軍行動，這一點正是古代北方遊牧民族所不具備的。還有就是京滬一體，上海既為前線，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軍兵鋒之下，日軍增兵上海後很快就直搗南京，對中國抗戰震動極大。至於國際幹涉純為童養媳般或阿Q似的幻想，當時綏靖主義盛行，西方大國豈會為了中國與日本翻臉，火中取栗？蔣府那幫肉頭太自視甚高了。
　　
　　
當代曆史學家餘子道在《論中國正麵戰場初期的戰略作戰方向問題》（《軍事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國統帥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滬，既削弱了華北抗日戰力，又未保住京滬杭地區；而上海、南京失守，長江門戶洞開，對武漢和華中腹地威脅極。這不能被視為是戰略上的成功。”《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的作者黃仁宇認為，“從現在公布的蔣日記看來，淞滬地區作戰並無全盤計劃”。蔣介石雖然早有作戰計劃並決定出其不意地發動進攻，但是對於日本方麵對中國軍隊進攻可能作出的反應，卻“一切未經考慮”，“所以蔣介石在上海地區集結兵力迎戰，可能出敵不意，而敵之對策亦出蔣之不意”。
　　　　由此可見主動發起上海作戰是何等幼稚，明明是屁股上麵攤煎餅——糊腚鬧油的玩耍兒戲，國民黨戰後數十年卻照例吹噓這一肉頭戰略如何的“高明”，簡直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二字！
　　　　 國民黨軍準備進攻上海的第一批部隊是87、88師，原為國民政府的警衛部隊，是德國顧問訓練的樣板師，全德國武器裝備，為國軍精華。秘密開到上海附近後，張治中又建議抽調正規軍化裝為保安隊進駐上海，蔣介石同意了，派了第2師補充旅換上保安服裝進駐虹橋機場。何應欽認為這一做法冒險，拍了張治中的肩膀：“文白，這是要鬧出事來的啊！”（見時任第9集團軍作戰科長的史說回憶：“八一三凇滬抗戰記略”，載“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係列之《八一三凇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90－91頁）
　　　　現在我國著作均稱是日軍主動挑起上海戰事，其海軍中尉大山勇夫硬闖虹橋機場挑釁並打死我衛兵，我忍無可忍將其擊斃，日軍遂以此為借口發動侵略。實際情況完全相反，國民黨正規軍化裝為保安隊進駐虹橋機場後，見大山勇夫駕駛摩托車駛來，高度緊張，以為被識破身份，遂先開槍將其擊斃。事發後“凇滬警備司令部急了，參謀長童元亮和上海市長俞鴻鈞商量，把一個死囚穿上保安隊服裝，打死在機場門口，說日軍強行闖入時打死我衛兵”（同上，91頁）。
　　　　“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時，國民黨軍占了絕對優勢，除2個精銳師外，還有2個裝備德國火炮的重炮團，即炮兵第10團（100毫米加農炮）和炮兵第8團（150毫米榴彈炮），加上坦克、空軍助戰，按理應全麵壓倒上海的日軍。其時日軍在上海的部隊僅海軍陸戰隊3000多人，緊急從日本商團中動員退役軍人，合計也不過4000人（國民黨誇大為1萬人以上），重武器也不足，起初也沒有海空軍支援，但其依靠堅固工事頑強抵抗，致使國民黨軍無法達成重大突破。此次為國民黨軍第一次軍種（空軍、海軍、陸軍）和諸兵種（步兵、炮兵、坦克）大規模合成作戰，協同動作很差：步兵逼坦克衝鋒又不予以掩護，結果坦克被日軍全部擊毀；步兵失去坦克掩護後攻堅傷亡慘重，甚至出現一個營部隊擠在一條街內被日軍坦克堵住街口全部擊斃的悲壯戰況。
　　　　陳誠回顧上海圍攻未竟的教訓，認為“以5師之眾，對數千敵陸戰隊實行攻擊，竟未能奏功，實在是當時部署種種不當的緣故”。其實即便是這5個師部隊，在頭10天的圍攻中出現的，也僅有87、88兩個師。時任南京軍委會炮兵總指揮的鄒作華認為，上海圍攻戰，“兵力不足，為攻城失敗原因之一”，而“攻城編組炮兵力量薄弱，此為攻城失敗原因之二”。史說回憶，“怎樣以劣勢裝備對優勢裝備作戰，怎樣利用士氣和敵性打擊日軍，都沒有深入的研究，”而“步兵與炮兵、戰車協同作戰的訓練從來沒做過”。
　　　　此後雙方大量增兵，日軍投入精銳的第3、11師團，國民黨軍增援也達30萬，尤以陳誠嫡係18軍等部隊血戰羅店最為慘烈。蔣介石的嫡係部隊，除在華北的湯恩伯、李默庵部外，先後全部投入淞滬戰場，可謂傾注全力。而國民黨軍頑固堅持陣地戰死守方式，徹底將作戰變為“以血肉之軀與鐵彈相拚”的“肉彈主義”。中國軍隊的傷亡，每天平均高達一個師！看看肉頭戰法多麽迎合了日軍的需要！
　　
僵持到10月中旬，國民黨軍終於拿出了最後的“殺手鐧”――桂係軍隊。北伐時桂係7軍戰鬥力遠強於蔣介石嫡係1軍，與“鐵軍”4軍並列，號稱“鋼軍”。1927年8月軍閥孫傳芳以6、7萬軍隊大舉渡江反攻，南京危急，何應欽的1軍抵擋不住，而7軍趕到後將孫部一舉打垮，“鋼軍”之名更是威震天下。北伐後李宗仁、白崇禧全力經營廣西，將其建為“模範省”，大辦民團，抗戰前訓練壯丁120萬人，自1932年起，每年向德國訂購新式步槍1萬支，至抗戰時達5萬支；又訂購自動步槍1000支，鋼盔5萬頂。此次桂軍主力7、48軍等7個師投入淞滬戰場，白崇禧自認為可一舉扭轉戰局，提出從南翔、真如間出擊、“壓迫日軍入海”的不切實際計劃。10月19日進攻發起時，適逢日軍也以新到的第9師團（與11師團一樣是日俄戰爭時參加過旅順攻堅戰的精銳主力師團）總攻，雙方主力迎頭相撞。桂軍初上戰場，將日軍施放的煙霧誤為毒氣，隊形自我混亂；加上當時淞滬戰場上隻有桂軍頭戴鋼盔、身穿黃色軍服，極為顯眼，遭日軍飛機、火炮、坦克和機槍密集火力突擊，數萬大軍一日即被打散，上萬敢死隊大部戰死。“小諸葛”見桂係潰兵被其他部隊收容，多年經營毀於一旦，不禁痛心疾首，連日飲食不進。
　　
　　　以後11月日軍第10軍杭州灣登陸迂回，淞滬前線數十萬國民黨軍全線撤退，毫無組織，先退部隊倉皇炸斷橋梁，以致隨後汽車拖帶的重炮無法過河，這些花費巨額外匯購進的大批,（德國重炮戰場上損失不大，現在卻被迫丟棄，令人萬分痛心！原擬撤退部隊依靠吳福國防線抵抗日軍，但地堡鑰匙在當地鄉長、保長手裏，此時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工事因無維修許多廢棄，以致毫不起作用，戰前國民肉頭政府花費巨資構築的吳福國防線，就落得這樣下場！隨後日軍直插南京，15萬多守軍除葉肇的粵軍66軍抱著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拚死一搏的想法殺出血路突圍外，其餘被日軍繳械後全部屠殺，連同平民遭日軍屠殺者近40萬隻多不少，龍蟠虎踞的金陵城淪為血與火的地獄！
　　　　淞滬會戰日軍傷亡數一直有爭議，《疑義相與析》指出：“比如淞滬戰役，據日本軍部公布的金山衛登陸前日軍淞滬戰場的傷亡數字，從8月至11月8日，計戰死19594名，負傷80243名，共傷亡99847人（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2冊83頁）。”
　　
　　
淞滬會戰日軍傷亡9萬多，是我國史學界普遍采用的數字，《疑義相與析》還指出其來源，又是日本軍部公布，又是來自日本權威戰史，看來確鑿無疑。但是且慢，這裏藏有一個大“貓膩”……
　　　　查原文，記載是這樣的：
　　　　“到9月29日止累計……上海戰死2528名，負傷9806名，合計12334名。”，“出兵以來傷亡累計數如下：
　　　　10月14日，戰死3908名，負傷15843名，合計19351名。……
　　　　11月8日，戰死9115名，負傷31257名，合計40672名。”{
　　　　原來如此！日文原文給出的是從8月到11月8日幾個日期日軍傷亡的數字，而且注明是“累計數”，難道還要重溫小學算術？！我每天吃1個蘋果，3天就累計吃了3個蘋果。分開累計的話第一天吃了1個，第二天累計吃2個，第三天累計吃3個。按《疑義相與析》的算法'，將3個日期的3個累計數加起來，就成了6個。這就是“貓膩”所在！淞滬會戰日軍的傷亡，截至11月8日是戰死9115名，負傷31257名，合計40672名。這就是日軍淞滬會戰傷亡數字，所以日軍傷亡是4萬而不是9萬，軍事科學院出版物也采用4萬這一數字（見羅煥章、支紹曾：《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80頁）。日文原文並無“戰死19594名，負傷80243名，共傷亡99847人”這樣的字樣和數字，純屬《疑義相與析》作者自己有意無意錯算出來的，卻注明來自日本軍部公布和日本書籍，似乎是日文原文如此。而且該文還多次采用類似的“貓膩”，逃不脫欺騙讀者的幹係！（淞滬會戰是本文第一個探討的正麵戰場戰例，說明多一些，以下戰例從簡，否則本文就成為一本大部頭著作了，希望網友自行查找有關資料，客觀研究得出自己結論）。
 

 

武漢會戰：
　　
　　 熟悉二戰日軍情況的人都知道，作戰中日軍經常將旅團、聯隊加強坦克、火炮和工兵等編成支隊，臨時配屬其他部隊，但戰後都立即歸還原建製。二戰日軍實行的是地域征兵製，絕沒有將來自不同地域人員混編到同一部隊的情況，第6師團來自九州熊本，根本不可能將來自京都的116師團部隊納入自己固定建製，其自身建製部隊的缺額也沒有依靠在中國的日軍後備兵員就近補充，而是要等待從家鄉熊本來的3000新兵。岡村寧次評價第6師團是“日本第一強大師團”，“作戰英勇無比……團結心強，排他性也強，對其他配屬部隊等缺乏關心”（《岡村寧次回憶錄》，337頁)
　　
　　　　武漢會戰中日軍有兩個進攻方向，即第2軍從大別山南下，11軍溯長江西進，國民黨軍防禦中也分別在兩個方向的富金山、德安重挫日軍，並對此大肆宣揚，卻誇大到離奇程度。富金山之戰，日軍第2軍3、13師團遭到國民黨軍宋希濂的71軍等部頑強阻擊，傷亡4000多人（國民黨軍傷亡1.5萬人），但一些著作如孫挺信的《中日大決戰》卻記載：日軍承認，富金山之戰死4506人，傷17380人；共計傷亡21886人。查日軍史料，這些數字是11軍在武漢會戰中的傷亡，卻被孫某人張冠李戴到第2軍在富金山的傷亡去，令人瞠目！
　　
　　　　德安萬家嶺之戰是國民黨戰史宣揚的武漢會戰的“大捷”和焦點，如記載：“第9戰區第1兵團司令薛嶽將軍，奉蔣、陳之命早已將第25、70、8、4、64、74、66等7個軍的兵力，埋伏在德安、廬山地區山嶽叢林地帶，擺下個反八字形的陣勢，等待敵人。”又記載薛嶽自誇：“我這個反八字形陣勢，如袋捕鼠，又如飛剪……”至於萬家嶺大捷之成果：“日軍第101、106師團之木島、池田、津田等4個聯隊和其他部隊共3萬餘人，被中國軍隊全殲。其第106師團幾乎被殲殆盡，僅有1000餘人逃脫……"
　　　　好得很！既然全殲日軍3萬，控製了戰場，國民黨軍當拿出日軍在萬家嶺屍橫遍野壯觀景 象的錄像和相片，繳獲也必堆積如山了！可惜，沒有（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南聯盟曾宣布擊落美軍2架大型直升機，機上50多名美軍斃命。其實北約轟炸南聯盟並無1人死亡，在戰爭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零死亡”。既然擊落美機，如果南聯盟公布飛機殘骸和50多名美軍屍橫遍地的錄像帶和相片，將產生怎樣的效果！索馬裏遊擊隊拖著美軍屍體遊行的錄像一公布就立即迫使美軍撤軍，南聯盟竟愚蠢到連這一點也“想不到”？）。
　　
　　 實際上全殲日軍第106師團不過是吹噓，106師團雖然損失很大，畢竟終於堅持到援軍解圍。日軍第106師團為特設師團，為常設師團第6師團的預備役（特設師團番號為常設師團番號加上100），雖然同樣來自九州熊本，編製也相當，但戰鬥力天差地遠，武漢會戰時任11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在給熊本師管區的信中尖刻地寫到：第6師團為日本第一強大師團，106師團則為第一弱旅。投入萬家嶺戰役時，106師團改為適合山地作戰的馱馬師團，並加強配屬了炮兵。日軍馱馬師團編製約2.85萬人，當時106師團不可能滿編，但應有2萬人左右。萬家嶺戰役，戰後何應欽軍事報告說殲滅106師團一部分。萬家嶺戰役在9月25日至10月17日間，軍事科學院《中國抗日戰爭史》記載：“薛嶽兵團斃敵3000人，傷敵更多，俘虜30多人，繳獲輕重機槍50多挺、步槍1000多支，軍馬100餘匹。時稱萬家嶺大捷。”通常認為106師團傷亡約1萬人，算是損折過半。幾乎失去戰鬥力。10月11日，岡村寧次嚴令各部不惜代價增援萬家嶺，在增援的日軍27、101師團部隊迂回威脅下，損失慘重的薛嶽兵團主動撤退。一些國民黨將領在回憶錄中也承認增援日軍不直接解圍而是迂回包抄威脅構成包圍圈的國民黨軍，“以迂為直”起到了不戰屈人之兵的效果。
　　357樓作者: 秦漢刀客 發表於: 2007-02-25 12:43:9 [到頂部] [回複] [編輯] [刪除] 　　再提一提肉頭們花園口決堤事件。為了討好被人民趕下海的肉頭們，也可能為了統戰的緣故，現在多數著述開始從積極的方麵肯定它的軍事意義，認為這肉頭一舉措阻止了日軍西進，為保衛武漢贏得了準備時間，並改變了日軍進攻武漢的路線，造成了中日兩軍夾黃泛區對峙的局麵。但實際上：
　　
　　 一、日軍停止西進是在花園口9 日出水之前3日就決定了的，與花園口決堤無關；
　　 二、日軍完成進攻武漢的作戰準備並實施進攻，未因花園口決堤而改變或推遲；
　　 三、日軍進攻武漢路線未因花園口決堤而全部改變；
　　 四、中日兩軍夾黃泛區對峙的主要原因是日軍兵力不足，並無戰略意義。
　　
　　 因此，“花園口決堤的軍事價值僅在給日軍造成了一些泥濘，弄濕了軍需裝備，增加了困難，使其主力改沿淮河推進為沿長江推進。與豫、皖、蘇人民因黃水泛濫遭受的九十萬人淹死，六千萬人無家可歸的慘重損失相比，這點狗屁軍事價值微不足道”。（注：馬仲廉：《花園口決堤的軍事意義》，《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4期）。
　　
　　
　　
日本官兵的軍事素質和戰鬥精神。
　　　　抗戰勝利後，一位名叫方誠的國民黨將領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寫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戰小史》的書，意在總結經驗，明辨得失。該書於1946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陳誠、李根源等國民黨將領和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列舉23大條對中日兩軍進行詳盡比較，比較結果，除“領袖英明”和“全民抗戰”兩條外，日軍竟有21條優於華軍。例如第2條：“敵中級以上官佐，其戰術修養比我高一至二級，下級軍官比我高二至三級；至士兵素質，我簡直不能與敵相比。”又如第13條：“獨立作戰精神；我軍一連有時尚不能獨立作戰，敵兵一班甚至一名，擔任搜索、掩護與阻擊時，常能發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寧作戰，我軍追擊數師，因受敵一班掩護之兵力，而遲滯數小時前進。”
　　
　　　　結論：“就作用而言，敵兵可望以一當五、當十，我軍若無五倍十倍優於敵人，則不能殲敵……”
　　　　鬆山日軍指揮官金光惠次郎，炮兵少佐，29歲，東京都人，畢業於東京工業專科學校，入伍前係動力技術員。在56師團，金光以作戰勇猛和頭腦冷靜著稱……1939年南昌戰役……
　　　　金光冒著危險，指揮一門野戰炮抵近射擊，直接命中守軍指揮部，當場擊斃中國第29軍中將軍長陳安寶。在緬甸方麵軍舉行的一年一度的軍事演練大會武中，臘孟守備隊一直保持步槍射擊、火炮射擊和負重攀登3項第一的優異成績。
　　　　鬆山大戰曆時120天。在這座方圓不足10平方公裏的山頭上，中國軍隊先後投入2個軍5個步兵師及工兵部隊若幹，總計達6萬餘人，火炮200門，發射炮彈數萬發。動員後勤民工達10餘萬人次。另有美國飛機空中支援。日本軍隊在鬆山的兵力為1200餘人，火炮30門，坦克4輛。交戰雙方兵員之比約為50比一
　　
　　 是役中國官兵陣亡8000餘人，傷者逾萬。日本守軍除1人突圍外全部戰死。雙方付出的代價之比為15：1。”以上記述確實令人瞠目結舌。
　　　　打通中印公路後，駐印軍攜帶龐大裝備陸續回國。1945年夏，新1軍空運雲南沾益（新6軍)1944年秋已空運沾益），兵員4萬多人，使用飛機2500架次運輸（失事2架），另運送騾馬等也用了2000架次以上。汽車2000多輛由中印公路開回國。但由於雲南境內橋梁承重僅7噸，所以駐印軍裝備的美製35噸、14.5噸中型坦克全部移交英軍。6日軍記載：1944年4月29日至1945年2月20日與中國遠征軍作戰中，56師團等部死亡8390人，受傷4810人，生病5000人（《長編》，中冊，312頁），合計18200人。連同18師團的損失，日軍與遠征軍作戰總計損失2.3萬人，其中死亡1.16萬人，占日軍在緬甸戰死總數18.5萬人的6.3%。w
　　　　遠征軍印緬抗戰確實取得最後勝利，但人們忽略的是，就整個太平洋戰場大勢而言，卻是個極大的戰略失誤。美國之所以積極裝備國民黨軍，就在於羅斯福、丘吉爾企圖利用中國人牽製緬甸日軍，以利盟軍作戰。但遠征軍在緬甸隻是盟軍的一支小力量，其時英聯邦軍隊和美軍投入緬甸作戰總兵力達120萬人，武器裝備也為絕對優勢，一次戰役即可擊斃日軍數萬（如英帕爾戰役擊斃日軍5萬），所以中國軍隊隻起次要作用。而當時中國戰場卻N極需要遠征軍，1944年日軍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擊潰裝備低劣的中國軍隊數十萬，而此時中國軍隊卻有一支精良裝備的30萬大軍陷於緬北滇西一隅，在崇山峻嶺、不見天日的熱帶雨林中與日軍膠著，遠水難救近火，坐視大片國土淪亡，千百萬難民顛沛流離（新6軍空運芷江也趕不上湘西會戰）。設想如果30萬遠征軍1944年投入正麵戰場，在占空中優勢的“飛虎隊”掩護下勢必予日軍以重大打擊。長衡會戰時日軍後方供應線遭“飛虎隊"”打擊，前線日軍供應困難，連11軍司令官橫山勇也因隻能吃生割稻穀充饑而連日腹瀉狼狽狀可見一斑。日軍11軍參加長衡、湘桂會戰總兵力不過36萬，如遇上全美械裝備的30萬遠征軍，遭遇如何可以想象，素稱精銳的18師團的慘狀就是前車之鑒（中國軍隊至少不會全線潰退，日軍也不可能打到貴州獨山）。惜羅斯福、丘吉爾隻顧打自己小算盤，丟了中國戰場的大局，不能不說是戰略眼光的短視。
　　
　　

汪精衛是明麵上的漢奸，他沒帶走一寸土地，也沒扒黃河淹死幾百萬人民來掩護軍政機關的撤退；更沒有設計戰略布局讓日本輕鬆消滅國軍精銳三百八十多萬，俘虜國軍三百多萬！虐殺抗日壯丁四百八十多萬！！
　　
　　 雖然汪精衛作了明麵上的漢奸但張學良、湯玉麟、宋哲元、陳誠、唐生智、蔣介石卻把大片國土無償贈送仇敵，將上千萬中國軍人推入虎口。難道中國至今還需要這樣的國家領袖和軍事幹才嗎？還要為這種肉頭政治和肉頭軍事載歌載舞嗎？？？！若真的這樣蔣糞絲們還是中國人嗎？怪不得你們那麽看重和相信日本人的論述呢。
　　
　　 如果不幸又有強敵與我國開戰，難道還要像蔣肉頭般指揮戰爭？網上那些為花生米喊冤叫屈的網友想過這些嗎？
四大家族的肉頭們為了大肆侵吞全國軍民的抗戰捐款，自己非但不抵抗日軍的侵略還幫著日軍消滅早期抵抗日軍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隊。這不是漢奸又是什麽？
　　
 

肉頭們指揮混亂，缺乏協同
　　平津抗戰打響後，又一個關鍵的肉頭領軍人物進入我們的視線，真搞不清憑什麽現在還給他帶著愛國將領、英勇抗日的民族英雄帽子？其實應該槍斃他！
　　“七.七事變”發生時，宋哲元正在山東樂陵家鄉，得知事變發生後並未立即返回部隊。當中央已派出第26路軍及龐炳勳、高佳滋部北上支援其作戰，並於7月9日、10日兩次電催後 ，才於11日離開家鄉。但作為華北最高軍政長官，他既未返回華北軍政中心的北平去籌劃抗戰，也未到中央令其開設指揮部的保定去指揮部隊，卻去天津與日軍新任的司令官香月清司進行求和的接觸、談判。平津之戰展開以後，軍部對28日南苑戰鬥的情況不了解。直到當日下午，騎兵第9師師長鄭大章返回城內才知道了南苑戰鬥已經失利。宋哲元28日下午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留張自忠在北平與敵周旋，宋哲元到保定。但北平所留部隊和天津的第38師、察哈爾省的第143師究竟應該如何作戰，並沒有明確決定，實際上交由張全權處理。張於29日到冀察政務委員會就職後並未指揮部隊作戰。這天北苑和黃寺戰鬥正在進行。位於天津的第38師是聽到南苑戰鬥並收複豐台的傳聞後才於29日對日軍發動攻擊的。通縣偽軍反正也是在與第29軍毫無聯絡的情況下發動的。在28、29兩日平津地區展開大規模作戰期間，位於察哈爾省及南口至張家口鐵路沿線的第143師部隊竟然沒有任何行動。這些事實都說明當時第29軍指揮方麵的混亂程度。
　　
　　大敵當前，戰備不足
　　
　　當時上海《新聞報》的一位記者陸詒在全程進行采訪後指出：“當前殘酷的戰爭現實，使我們逐步懂得有備與無備大不一樣！半月多來，從盧溝橋、長辛店以至平、津、保定所見所聞，教育我們：在強敵壓境、咄咄逼人的形勢下，蔣介石幻想和平，隻能自取覆滅。當時和戰大計不定，即使在喜峰口有過光輝戰績的29軍，由於事先沒有健全的戰鬥部署，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等敵方調度好了，一翻臉就發動突然進攻，逼得我們倉卒應戰，吃了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大虧。由於當時的統帥部對抗戰準備不足，指揮失當，倉促應戰，以致敗退千裏。導致嚴重後果：繼平津之後，保定、滄州、石家莊、張家口、太原等名城相繼失守，大片國土淪於敵手。第29軍主力在北平地區僅戰鬥一天即遭重創，犧牲高級將領2名，傷亡官兵5000餘人，被迫放棄北平。相反，殲滅日軍甚少。據日軍統計，僅死傷511人。連同天津作戰，據日本軍方當時發表的數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軍不過死傷1233人（其中軍官89名）。日軍武器裝備占絕對優勢，地、空協同作戰火力異常猛烈，固然是中國軍隊迅速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第29軍最高領導對情況判斷失誤。他們既未認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國內形勢的發展及億萬軍民強烈要求抗戰的意願，企圖委曲求和，希圖局部解決，維持冀察的原有局麵，以致喪失了寶貴的時間，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戰備和應有的部署。
　　
　　5月期間，軍政部長何應欽密電宋哲元，要求其做準備。7月15日、17日，何應欽兩次致電宋哲元，分析日本和談陰謀及形勢之嚴重，令其在北平、南苑、宛平集中兵力、構築工事，作持久抵抗之準備，但宋哲元無動於衷。當他接受了香月清司的無理要求，將第37師撤出北平、禁止中國人反對日本侵略，而日軍仍向宛平第29軍進攻時，仍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戰備措施。宋哲元接到何應欽15日要其“切實注意計劃”的電報後，曾令秦德純擬製了一個防守北平的局部作戰計劃（其內容基本上是7月28日作戰命令中第一路軍部分），作為預先號令發給高級將領。但由於中央和地方實力派的矛盾，由於諸將領中存在著主戰和主和兩派，相互爭執不下，而宋哲元又是主和的。在這種情況下計劃根本無法執行，形同廢紙（這種和、戰不一的情況，在南京政府中也存在）。正因為如此，所以當日軍發動進攻時，第29軍並不清楚日軍究竟有多少兵力，更談不上了解日軍的作戰計劃和主要突擊方向，就連一般的判斷都沒有。
　　
　　肉頭們在綏靖政策吃喝嫖賭抽大煙的逍遙自在中白送了東北，又丟了熱河，日寇的軍刀掄向平津。華北危急！平津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可民國那幫肉頭領袖們又在做什麽呢？且看1937年的前7個月肉頭們在幹什麽？！！！！！
　　
當時大大小小的軍政首腦肉頭們都在裝病作秀！
 

國軍在華北像樣的抵抗就是昕口會戰和太原保衛戰，慘烈的抵抗，基層官兵的英勇獻身難道應該記在喪權辱國的蔣肉頭政權頭上嗎？？？！！！這是華夏漢族悠久的傳統，這是凜凜大漢之軍威在現代史上的展現。決不是肉頭們可以代領的殊榮！現在有幫不學無術的肉拉吧唧的昏昏們，看不得國軍戰鬥，一戰鬥就激動得拉希，你們就沒有想想：作為政府軍，人民養你做什麽？你掌握著全國軍政資源和國際援助你他奶奶地不抵抗、誰抵抗？！！那些扯著嗓子為肉頭喊冤的小肉肉們，等那天你家來一群流氓，欲糟蹋你的妻女母親姐妹時，難道你們也血肉頭們的榜樣撒丫子賽跑嗎？？？！！！！
　　
那些在南京保衛戰中因肉頭們低劣的指揮而英勇殉國的將領們，他們在陰曹地府也不會放過張學良、湯玉麟、宋哲元、蔣介石、唐生智這幾個吃喝嫖賭抽大煙，一身楊梅大瘡葬送東北、華北和華東的現代中國肉頭係列大漢奸。
　　
 

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靠淹死人民來掩護肉頭機關撤退的扒黃河以抗戰資料
　　
　　世界比較公認的資料一般認為如下：
　　
　　資料一：國民政府河南省政府、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聯合編印《黃泛區善後建設會議紀錄》中說，河南泛區內人口因各種原因死亡已四十三萬餘人，逃亡者九十餘萬人，前後土地被淹者九百餘萬畝，已涸出者四百八十餘萬畝。
　　
　　資料二：國民黨行政院對黃泛區害的不完全統計，據稱:
　　
　　“甲、按淹沒耕地麵積來說，
　　
　　河南淹耕地450553公頃，占原耕地32%，其中扶溝占原耕地95%為最慘。
　　安微淹耕地284598公頃，占原耕地22%。
　　江蘇淹耕地109108公頃，占原耕地14%，
　　總共淹耕地844259公頃，占原耕地24%，
　　
　　乙、按人口逃亡來說，
　　
　　河南逃離人數1172639，占原人口17.3%，死亡人數435589，占原人口4.8%。
　　安徽逃離人數2536315，占原人口28%；死亡人數407514，占原人口4.5%。
　　江蘇逃離人數202400，占原人口5.6%；死亡人口160200，占原人口4.5%。
　　總共逃離人數3911354，占原人口20. 3% 死亡人數893，303，占原人口4.7%。
　　
　　丙、按動產與不動產損失來說，以戰前法幣折合人民幣計，
　　
　　河南損失19328.5億元，占原財產22%。
　　安徽損失25265.8億元，占原財產23%。
　　江蘇損失3210.3億元，占原財產5.3%。
　　總共損失47806.7億元，占原財產18. 4%。
　　
　　丁、按農業減收來說，河南省22452.7億,安徽18104. 6億元，江蘇6916.7億元，總共47474億元.
　　
　　至於土壤變異，水利破壞等項損失，以資料缺乏，未能統計。
　　
　　以上各項僅財產及農業減收兩項，即達95280.8億元，其損失之慘重至足驚人。
　　根據這些資料判斷，黃泛區淹死和之後死於黃泛區饑荒的一共大約九十多萬人，受災麵積二萬平方公裏左右，受災人口約一千六百多萬人。
　　
 

其實，肉頭們打心眼兒裏是有極其深厚的日本情結的，從蔣肉頭、何應欽、張學良、唐生智、湯恩伯、胡宗南等一幹肉頭將帥哪個不是從日本軍校培養出來的？所謂的抗戰其實是在打馬虎眼，等待時局變化。在戰爭戰役中惟妙惟肖的配合日軍進攻是他們必做的功課，基層官兵的鮮血與生命在肉頭們的眼裏那是稀鬆平常的。
 

 

蔣肉頭門下又是如何的弟子？　　 李宗仁回憶錄論湯恩伯
　　
　　 湯恩伯在五戰區不服從我，猶有可說，因為我曾經倒過蔣，是蔣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後來被調到第一戰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同是委員長的心腹，他們又是浙江同鄉，應該相處無間了。誰知在委員長慫恿之下，蔣、湯二人竟鬧到不能見麵的程度。蔣司令長官召集會議，湯恩伯竟不去參加。甚至蔣鼎文打電話來，湯也不接。而出人意外地，湯恩伯卻始終對我保持著表麵上極度恭順的態度。我也就想利用這一點點友誼，來替他調處調處，免得鬧大了，影響戰局。
　　
　　1942年，湯恩伯在葉縣防次辦了一所“大學”。開學時，承他邀我前去“訓話”。公務既畢，我找了一個機會和他閑談。我開門見山地問他說：“我聽說你和蔣長官的關係鬧到不能見麵的程度，究竟是怎麽回事？”
　　恩伯說：“蔣長官昏聵糊塗，受左右宵小包圍，對我歧視。”我說：“恩伯兄，論軍界資曆，蔣長官是你老前輩；論私誼，他與你又都是委員長的同鄉。如你們二人尚不能合作，你又能和誰合作呢？你和蔣長官之間的摩擦，你縱無過，也是不對，何況你還不一定無過呢！在這大敵當前的局麵，你們帥將不和是多麽危險的事呀！本來，你們第一戰區如鬧糟了，我第五戰區還可乘機表現一番。不過就大局說，我希望你們不要鬧意見。”最後，我一再強調說：“恩伯兄，我比你癡長十來歲，我這番話實在是為你好，希望你能接受！”
　　恩伯聽後很為感動，說：“那我就到洛陽去看蔣長官去！”
　　
　　嗣後不久，我因事與蔣鼎文碰麵。我遂問及此事。蔣鼎文說：“你指揮過湯恩伯，他的脾氣你還不知道？他眼睛長在頭頂上，哪瞧得起我們司令長官？他常常去告‘禦狀’，委員長不知底細，還常常打電話來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為的顧全大局。這個位子，我早就不想幹了。湯恩伯想當長官，讓他去當好了。但是我辭職，委員長又不準……”
　　
　　接著，他就敘述他辭職不準的道理。鼎文說：“我也有我的長處呀！雜牌部隊不怕我，我還可以指揮他們。可是他們怕湯恩伯，湯恩伯如當了長官，他們恐怕都要跑了。所以這一位子，湯恩伯想幹也幹不了，我辭也辭不了。”
　　我當然也把湯恩伯在葉縣所說的一番話告訴蔣氏，並說湯恩伯有意到洛陽來看他，希望他不要拒人於千裏之外。“銘三兄，”我說，“為著大局，我希望你也能相忍為國！”蔣鼎文也很感激我這一番善意的調解。
　　
　　從這些小事，很可看出湯恩伯是怎樣一個飛揚跋扈、不守法度的人。他在河南時，除辦“大學”之外，還圈定民地數千畝，創辦什麽“傷殘將士農場”。將士既已傷殘，當然不能務農，他就雇用農民去耕種。此外，他又不恤民時，征用民工，大興土木，修建其“大學”，建築材料則就地征集，人民住宅、祠廟，甚至祖塋上的磚石，都被挖掉，弄得民怨四起。恩伯又隨時召集當地縣長、專員等地方官開會。凡征調民工，或按戶攤派錢糧等事，他從不通知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縣長去執行。他生性又是個能說會講，而講過又不算的莽漢子。不僅他的部下對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最高當局”的縱容，恩伯就益發不知天高地厚了。終至中原鼎沸，一敗塗地而後已。
　　
　　
正如肉頭們拿戴笠說過的話：“豬養肥了等人大年三十宰，忍耐等待等不來平等對待。”一樣，蔣介石政權從三一年等到了三七年也沒有等來國際上的平等對待，更加恥辱的政治軍事外交殘局在壓榨著這個不稱職的政權。因為他的軍事現代化並不是為了抵禦外侮，而是為了鎮壓國內進步勢力。至於財政上的料理和加強工業設施建設到最後也沒見肉頭們為民族增添絲毫的福利，人民仍舊比前朝生活得更加艱難，這個政權不僅在他爭取得所謂“黃金十年”時期沒煉出多少鋼鐵來，反而在冶煉造炮上比北洋政府倒退了許多。但是四大家族的帳號裏增添了天文數字的美元存款。
　　
 

 

　　沒人非要蔣先生愛中國　　
　　既然蔣先生統一了全國,那麽為何日寇進攻東北的時候他不抵抗?為何他的國民革命軍從中國東北跑到貴州獨山?
　　既然蔣先生率領全國軍民抗擊日寇取得了輝煌勝利請你告訴我蔣先生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守住了哪座日寇進攻過的城市?粉碎了哪次日寇的作戰計劃?用武力奪回了哪塊淪陷區?解救了哪位淪陷區人民?
　　既然蔣先生領導了中國工業建設成就喜人,那麽請你告訴我1949年以前有哪座萬噸高爐?國民政府建造了哪艘萬噸輪?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華民國生產了什麽牌子的汽車?轎車?摩托車?興建了中華大地上哪座油田?國民政府統治下哪座工廠使用了生產流水線?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喜人工業為農民提供了什麽牌子的拖拉機?
　　國民革命軍哪門口徑超過37毫米的火炮不是進口的?國民革命軍空軍參加抗戰包括抗戰之後的哪架飛機不是進口的?國民革命軍生產了哪款自動步槍?半自動步槍?
　　既然偉大蔣公提倡的新生活運動革除了封建陋習,提倡了文明性生活,那麽請問為何婦女裹小腳卻不能製止？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三妻四妾，仔子多的認不過來?
　　既然偉大蔣公給中國留下了一個完整的版圖那麽請問一直在滿清版圖下的外蒙古現在是否還有中華民國任命的官員在管轄?哪個國民革命軍戰士在外蒙古守衛邊疆?自己懦弱無能不敢與日軍作戰，招引蘇俄入室，率先承認了外蒙割裂，並在61年把外猛拉進聯合國，然後再掛一副國際上無人理睬的版圖就有對外蒙的主權了？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是否忒低劣了點？
　　我們不強求蔣先生愛社會主義,但是別黃金十年餓死兩億中國人呀!
　　我們不強求蔣先生舍身取義,但是別扒開黃河淹死百十萬人呀!
　　我們不強求蔣先生以身作則,但是蔣太太別把老佛爺嘴巴裏含的夜明珠戴到美國去跳舞呀!
　　我們不要求蔣先生率領中國在短短十年內富強.但是別讓上海灘上插著華人與狗不得如內呀!
　　我們不要求蔣先生親帥偉大的國民革命軍橫掃宇內,但是別讓日本人從東北打到中國雲南啊!
　　我們不要求偉大的國民革命軍戰無不勝,但是至少偉大的國民革命軍別戰從不勝啊!別三十七天丟失城池三十八座呀！
　　我們不要求偉大的國民革命軍武力攻占淪陷區,但是至少別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啊!
　　我們不要求偉大的國民革命軍凍死不拆屋,但是至少別把人家的老婆女兒抓去暖被子呀!{湯恩伯在河南的勾當}我們不要求偉大的國民革命軍餓死不擄掠,但是至少別把壯丁活埋便於吃空餉啊!
　　
　　蔣糞絲們可有妙計安天下？
　　
 

也談花生米的持久戰
　　
　　大而弱的中國抗擊小而強的日本，采取持久消耗的戰略，以空間換取時間是正確的。然而如何以空間換取時間，換取時間後怎麽辦，蔣介石在這方麵的諸多答案都是錯誤的，與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依靠自己的力量衽持久抗戰的思想有著重大的區別。他不是運用遊擊戰和運動戰的戰法去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消耗日軍，而是消極防禦。開始在作戰指導上用利用陣地節節抵禦，以國民黨軍的大量損失消耗去換取日軍的少量傷亡。他宣稱：“我們死亡一個到兩個，日本定死一個人，但是我們有四萬萬同胞，他們最多隻有六千萬人口，我們還拚不過他嗎？”“敵如必欲盡占我四千萬方裏之土地，宰割我四萬萬之人民，所需兵力，當為幾何？”，武漢失守後，日軍停止戰略進攻，國民黨正麵戰場長期也處於靜止狀態，敵發動局部進攻時才抵擋一下。讓花生公去做計劃生育工作是蠻棒的。
　　
　　
蔣史矛盾的實質
　　
　　史迪威自正式向蔣介石報到至史迪威離開最高統帥部參謀長的職位，前後近３年，兩個人的矛盾與衝突不斷。他們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所涉及的問題不少，但主要的有三個方麵：
　　
　　一、是揭短與護短的矛盾與衝突
　　
　　對於國民黨，對於蔣介石的為政、治軍、為人，史迪威和他身邊的助手有很深刻的認識。史迪威對蔣介石極為不滿，認為蔣“是中國統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礙”，國民黨“已淪為一群互相傾軋的落伍派係，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力量，既無強有力的原則，也無民眾的基礎。”他的顧問、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戴維斯也說國民政府“官長貪汙，無意抗日，保存實力”。尤其是在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訪華時，史迪威當著國民黨的隨從人員的麵，揭國民黨軍隊的短。
　　
　　威爾基{蔣夫人的情人，有舉世名言：“我統治東半球，君管理西半球，這是解不就是我倆的了？”載入各國史冊。}是在與羅斯福競選總統落敗的候選人。羅斯福接連不斷地接到美國在華人員反映國民黨負麵的情況，羅斯福為了更準確地掌握情況，便決定安排特使，於是，便派威爾基來華。這是美國第一位來華的總統特使。用蔣介石的話說：“威爾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訪問中國以來的第一位‘最高級別’的美國人士”，蔣介石想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對威爾基予以總統規格的接待，在重慶製造虛假繁榮，編造剛剛繳獲日軍戰利品事實，給威爾基提供一些錯誤信息。對於蔣介石指使下屬作的掩人耳目之事，史迪威氣憤至極，當何應欽提議威爾基到西安附近的黃河邊，視察那裏的抗日前線時，史迪威當著滿廳中國高級將領大聲講，那裏是應該去，因為那裏是日本人和中國人買賣各自需要的各種物質的最大市場。史迪威這樣做，蔣介石怎麽能容。其實，史迪威也沒有想想，蔣介石是多麽詭的人，他早就安排，使那裏成為戰果最輝煌的地方。蔣介石是絕對不容許人揭他的黨國、黨軍的短，因為那實際上是在揭他蔣某人的短。
　　
　　史迪威對蔣的批評是用更為的直接方式表達出來。他時常斥責和謾罵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本人。他指出，中國軍隊每天發布的戰報，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他覺得美國“支持這個腐朽政權”是根本錯誤的。他認為，中國和德國都是“由蓋世太保支持的一黨製政府”。他經常稱蔣介石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史威敢於冒犯他這位在黨國、黨軍說一不二的領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於是蔣介石也用攻擊性的口吻，講評史迪威。
　　
　　二、是聯共與抑共、反共的矛盾與衝突
　　
　　美國是一個奉行實用主義的國家，鑒於中國的抗戰實際情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軍，吸引著絕大部分的侵華日軍，而所謂“國軍”主要還是在戰略後方。加之，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在抵抗和吸引日軍方麵，沒有太大的作為。就美國的根本立場和長期利益講，美國是不願意共產黨武裝發展壯大；但當前美國需要中國在抗戰中發揮更大作用，以阻止日軍南下，保證美國在太平洋上與日本的決戰中掌握戰略主動權，需要國民黨聯共抗日。
　　
　　此時，傳出蔣介石要掀起一個新的反共高潮，使得美國方麵感到擔憂。在中國的大多數美國官員和記者的一致意見是，國民黨無能、腐敗、沒有代表性、內部弱點很多，不大可能持久。美國外交官員遞呈白宮的大量報告中，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國內內戰已重新爆發，美國對國民黨這一個黨的大量援助，顯然在其中起了作用。謝偉思斷言：“國民黨的軍事策略是全力消滅共產黨人。”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約翰．戴維斯說蔣介石已經變為“他所操縱的腐敗體係的政治俘虜而不能自贖”，在給白宮的報告中甚至直截了當地建議華盛頓政府應當考慮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指在抗日上的合作）。
　　
　　史迪威的觀點與這些人大體相同。１９４３年８月，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電詢國民黨外交部長宋子文，蔣介石發動大規模內戰之事究竟如何？並勸蔣介石“勿用武力”。９月，史迪威為了阻止胡宗南部向陝北的軍事行動，向蔣介石提出一份備忘錄，“以強烈語氣要求將胡宗南等部調往山西”，參加對日作戰，否則美國將停止援助。史迪威想要讓他撤出包圍共產黨的幾十萬大軍去打日本，這是蔣介石絕對不會幹的。蔣介石氣憤地大罵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對他的“威脅”。
 

 

 

買辦是亡國之禍:蔣介石和日本的秘密投降接觸.
　　 http://blog.sina.com.cn/xterraman
　　
　　 近年來不少買辦和右派為蔣的腐敗無能,喪權辱國開脫, 不顧曆史事實, 妄圖給把中國帶到亡國滅種邊緣的蔣買辦政府翻案.最搞笑的就是引用蔣的什麽日記, 白天賣了國, 晚上在日記裏麵慷慨激昂.
　　好啊, 咱也來披露些日記內容.
　　
　　[1] 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談判"。
　　
　　這是蔣介石第一次主動要求同日本進行的"和平交涉"。
　　
　　
　　1938 年夏，宇垣一成大將出任改組後的近衛內閣外相。蔣介石獲悉，深感興趣。因為蔣在"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對他給以照拂而結下友誼。蔣執政後，曾多次派張群去東京、漢城（朝鮮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關係交換意見。鑒於滬寧、徐州失守，日軍猛撲武漢，形勢嚴峻，蔣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長、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於1938年5月電賀宇垣一成就職，張群說：閣下就任外相"實為極其重要的大事"。"過去多次就東亞問題交換意見。餘確信此次閣下定能將一向抱負付諸實施。"宇垣回電說："餘昔日談及想法意見，今後定當盡最大努力予以實現。"張群再次致電，說："能讓我們進行和平交涉嗎？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銘或者我本人出麵接洽。"（注：〔日〕宇垣一成：《"對華和平工作"之經過》，《宇垣一成日記》，卷2，東京1970年版，第1245頁。）宇垣答複： "我們期望和平談判。""由先生與汪兆銘出麵處於第一線，則需慎重考慮。在貴國人士心目中，一聽說張群或汪兆銘，會當即認為是親日派巨頭。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銘在交涉前列對話，很容易談攏。但貴國國民卻會譴責這是親日派幹的，他們賣國求榮，反而使交涉陷於不利。"（注：〔日〕宇垣一成：《"對華和平工作"之經過》，《宇垣一成日記》，卷2，第1246頁。）宇垣指名要"與日本關係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出麵交涉。
　　
　　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談判"以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與行政院秘書喬輔三之間在香港舉行"預備會議"的形式進行。
　　
　　這次交涉有兩個特點：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國：（一）承認滿洲獨立；（二）華北、內蒙劃為'特殊地區'；（三）對日賠償；（四）經濟合作，共同開發（中國）資源；（五）在某些地區駐兵；（六）中國接受日本顧問或其他指導者。（注：〔日〕宇垣一成：《"對華和平工作"之經過》，《宇垣一成日記》，卷2，第 1247頁。）而孔祥熙院長在"滿洲獨立"問題上對日本做出從無先例的大讓步；二是日本試圖將7月8日五相會議新決定——"蔣介石下野"作為中國中央政府 "屈服的條件"之一（注：五相會議決定：《中國現中央政府屈服時的對策》（1938年7月8日），日本外務省檔案S493。），強加給中國方麵。
　　
　　《宇垣一成日記》是一份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交涉當事人宇垣外相在其日記詳細而具體地記述了這次交涉的經過。該日記揭示，孔祥熙"希望和平在漢口失陷前迅速實現"，急切謀求妥協。7月18日，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
　　
　　"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我們國內很困難，隻有悄悄地逐步實行。例如，首先設置領事，凡屬經濟問題由領事間解決。如遇眾多政治問題，領事解決不了，接下來再派公使或大使"。
　　
　　"內蒙設置特殊地區是可以的。"
　　
　　"關於接受（日本）顧問，共同開發資源都是好事情。"（注：〔日〕宇垣一成：《"對華和平工作"之經過》，《宇垣一成日記》，卷2，第1247頁。）
　　
　　孔祥熙說：在華北設置特殊地區不適宜，中國無力支付對日賠款。
　　
　　日本要求"蔣介石下野"是這次交涉的焦點問題，也是難於達成妥協的症結。孔祥熙說："蔣先生果真下野，將由誰人同日本簽訂條約呢？"他提出一個退讓方案： "目前，我本人為行政院院長，居蔣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長負全責而辭職"。至少在履行條約完畢之前，蔣先生依然居於其原有的地位。（注：〔日〕宇垣一成：《"對華和平工作"之經過》，《宇垣一成日記》，卷2，第1247頁。）可是，日本方麵斷然拒絕。
　　
　　為了達成妥協，孔祥熙答應乘日本軍艦親自赴長崎與宇垣外相直接會晤。最後，日本陸軍強硬派板垣征四郎、東條英機堅持要"蔣介石下野"，並以成立"興亞院"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辭職，使這次交涉告吹。
　　
　　《宇垣一成日記》這份第一手資料確鑿地記錄孔祥熙答應日本外相：國民政府將悄悄逐步地承認"滿洲獨立"，"派公使或大使"同偽滿建立邦交；國民政府認可日本 "共同開發"中國資源和向中國政府派遣顧問；內蒙"特殊化"，置於日本的控製之下。蔣介石及其代理人對日交涉作出放棄領土、主權的重大退讓，難道這是 "正常之舉""並沒有錯"？
　　
　　有的"戰時正常因應"論者也使用《宇垣一成日記》這份原始資料，但隻引日方提出"承認滿洲獨立"等六項無理要求，卻不提《日記》所載孔祥熙在對案作出"派公使或大使"的承諾。（注：王建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第四章《日本誘降與中日秘密接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頁。使用《宇垣一成日記》原始資料又掩蓋國民政府麵目者不僅這一處。第四章作者引用《宇垣一成日記》資料，卻避開張群提名汪兆銘"出麵交涉"和宇垣稱汪兆銘、張群在中國人看來是"親日派巨頭"，他們出麵交涉會被"貴國國民譴責親日派賣國求榮"兩段重要情節。其表述是："後來宇垣又顧慮張群的親日名聲可能會把事情弄糟，遂又建議改請行政院長孔祥熙出麵"。（見該書第194 頁）類此改變第一手資料原意而"為國民政府諱"的做法是嚴謹學風所不宜采取的。）這豈不是"為國民政府諱"嗎？
　　
　　[2]：1939年蔣介石直接指揮的複興社杜石山與日本萱野長知、小川平吉之間的香港談判。
　　
　　1939 年1月，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這一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電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方針是："和平之基礎""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注：《蔣介石致杜石山》（1939 年3月4 日），《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第611—612頁。）3月16日，宋美齡蒞港指導。17日，柳雲龍、杜石山、萱野長知在香港大酒店350號房間開始交涉。柳雲龍提出如下條件：（一）平等互讓；（二）恢複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三）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四）（日本）撤兵；（五）簽訂防共協定；（六）中國讚成經濟合作；（七）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八）對滿洲另行協定。（注：《萱野長知電報》（1939年3月18日），同上書，卷2，第614頁。）3月24日，日本前鐵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參加談判。日本方麵對柳雲龍的條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即要求蔣介石將"容共抗日"改為"排共親日"，首先討伐共產黨，然後實行局部停戰，同時開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東京諸公閣下》（1939年 4月8日），《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第618—619頁。）這個"先決問題"是在中共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壯大的情況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將"討共" 作為日蔣妥協的基礎。這是此次香港交涉內容與以前和談的明顯不同之處。杜石山將小川所提首先討共的"先決問題"報告宋美齡，宋稱可以密約辦理。隨後，杜致電蔣介石請示，蔣複電"用密約辦理"。（注：《杜（石山）氏筆談》（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第615頁。）
　　
　　詭譎的小川試探蔣介石的誠意，指出："方案內容極為微妙而且秘密，非麵晤蔣委員長心腹要人不能詳細議談。"蔣介石聽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現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蔣之"嫡係人物"所秘密進行。柳雲龍是蔣委員長姨母之子，直接與蔣以密電聯絡。且陳誠已派參謀長來港說明對付共產黨的準備工作：山西、陝西兩省有70萬大軍對共軍取包圍態勢，各軍校共係學員已悉行驅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蔣介石："當此艱局，毅然不惑，如揮快刀而斬亂麻，此誠真英雄豪傑之所為也。"請蔣派要員來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注：《小川平吉致蔣介石函》（1939年5月11 日），《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第624—625頁。）
　　
　　小川密函轉到重慶，蔣介石提交嫡係幹部會議討論。但事為中國共產黨和桂係得悉。中共要求"通緝主和人員"，要蔣履行西安抗日約言，不得中途妥協；桂係聲稱：如果議和，廣西軍隊將單獨抗戰。（注：《杜（石山）氏筆談》（1939年6月6日及9日），《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第634、635頁。）
　　
　　當日蔣圍繞派遣要員問題糾纏不休之際，汪精衛降日活動已有進展。東京確定實行"倒蔣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聲明：將扶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列為施政方針。於是，萱野長知10月13日離港，日蔣交涉停頓。
　　
　　《小川平吉關係文書》是日本談判者收集蔣介石在秘密議和中所發大量"密電"及其代理人杜石山與日本人"筆談"手跡編纂而成的曆史文獻。它揭示出蔣介石指揮香港談判諸多秘密活動，內容翔實，具有說服力。這一文獻反映出的曆史事實告訴人們：蔣介石確曾允諾日本談判對手可以"首先討伐共產黨"，雙方"用密約辦理"。這是國民黨統帥背離他本人向國人莊嚴宣布國共合作，"共保國家的生命與生存"諾言的鐵證。《小川平吉關係文書》揭示蔣介石與敵密謀簽訂"討共"密約的曆史事實，很值得肯定蔣介石對日議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謂"為了結束戰爭而進行交涉並做出一定妥協並沒有錯"的論斷是否符合實際？顯然，"並沒有錯"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3]：1940年"桐工作"（又稱"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門談判。
　　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蔣"和平交涉"。這裏僅簡略地列舉一些曆史事實，來論證蔣介石在敵人提出更為苛刻的亡華計劃的情況下，他為謀求妥協是怎樣作出重大退讓的。
　　
　　1939年底，日本軍部為了擺脫陸軍泥足深陷和汪精衛集團難成氣候的窘境，重新確立同蔣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蔣介石侍從室親信幕僚唐縱在其日記這樣記載：雨農（戴笠）說：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尋求中央路線講和。據敵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談判，汪逆可以棄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來重慶"。（注：《唐縱日記》，1940年3月2日條，第115頁。）
　　
　　於是，軍統局派曾廣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掛上了鉤。日蔣雙方持官方證書的代表於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門進行兩輪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經參謀總長載仁批準的"停戰先決條件"：重慶政府應當保證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保證與汪精衛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與中央政府合並；正式調整邦交，實現"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中國承認"滿洲國"；日軍駐紮於華北、蒙疆要地；華北、長江下遊實現日中"經濟合作"；在治安恢複後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協定以外的兵力。（注：參謀總長載仁：《對實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 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中譯本，第335—337頁。）隨後，日本方麵又增加一條要求：日本在海南島設置海軍基地。
　　
　　顯然，這是比先前兩次"和平交涉"更為苛刻的亡華條件。它有兩個特點：一是要求"汪蔣合流"；二是將對華軍事占領擴大到全國範圍，而且長期化、合法化。其實質是：要求蔣介石放棄抗日容共政策；讓日軍占領從東北四省、華北、內蒙乃至海南島的中國國土；聽任日本掠奪中國的資源，使中國淪為日本的獨占殖民地。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麵3月10 日提出書麵的《和平意見》的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麵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麵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此外，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國方麵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注：中國委員：《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 "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遊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注：《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注：中國委員：《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注：中國委員：《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此外，重慶代表指出：汪精衛問題"純為中國內政問題"，無庸列為和平條件之一；絕不承認日軍駐兵華北。
　　
　　日本軍部實行以戰迫降的故技。日軍占領入川門戶宜昌；猛烈轟炸重慶；迫使英國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在這種高壓之下，蔣介石於6 月22日同意與板垣征四郎、汪精衛舉行三人"長沙會談"，解決中日之間"所有問題"。
　　
　　此刻，米國"製日援華"動向開始出現，中國共產黨反對中途妥協的勢頭強勁。舉棋不定的蔣介石在最後關頭決定"暫時擱置"他已同意舉行的"長沙會談"。
　　
　　蔣介石在"桐工作"交涉中對日退讓範圍之廣泛，性質之嚴重是空前未有的。同前兩次議和中讓步相比較：在滿洲問題上，由應允"派公使或大使"進一步退讓到締結協定，認可"滿洲國"是日本的"保護國"；由同意簽訂"討共"密約升格為承諾"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吐口日本"可推遲一部分撤兵"；把"經濟合作"地域具體化，同意日本在"華北、長江下遊"開發資源；明白表示招聘日本軍事、經濟顧問；聽任"日本臣民"自由地在內地居住和經營……這些重大退讓牽涉到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上的大是大非，實為民族大義所不容，極端有害於抗戰事業。這表明蔣介石把自己一貫標榜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八個字快要丟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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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獨”勾結反共仇華 日本政界有個“台灣幫”
在二戰結束50多年來，日本政界始終存在著一股反共仇華、俗稱“台灣幫”的親台勢力，他們與“美蔣集團”和李登輝之流的“台獨”勢力遙相呼應，沆瀣一氣，竭力阻止中日關係正常化，妄圖破壞複交後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張進山在《當代亞太》雜誌上發表題為《日本政界的台灣幫與台灣的對日院外活動》的論文，對日本國內的“台獨”炮製者進行了徹底的剖
　　析和揭露。
　　
　　　　美國是日本“台灣幫”慫恿者
　　
　　　　作為日本政界親台勢力的台灣幫，形成於50年代的岸信介內閣時代，但他們與蔣介石及其統治集團之間的特殊關係則可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甚至更早。在美國撮合下的共同反共意識、日蔣軍事勾結、日本扶蔣反共，是日本政界台灣幫集結、形成的主要背景和原因。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從其亞洲及遠東戰爭利益出發，為扶植日本成為東亞反共包圍圈的中心堡壘，建立北起阿留申群島，中經日本、朝鮮半島、琉球、台灣，南至菲律賓的反共防波堤，在其策劃與操縱下，在中國、印度、緬甸、南斯拉夫4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參戰同盟國缺席和蘇聯、波蘭、捷克3國拒絕簽字的情況下，於9月8日片麵簽訂對日作戰國的所謂《舊金山對日和約》，解除了對日本的軍事管製，使日本重返國際社會。
　　
　　　　緊接著，美國又迫使日本當局和台灣的蔣介石集團於1952年4月簽訂了《日華(台)和平條約》。但條約在台灣地位問題上完全違背《開羅宣言》、《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公告》的有關規定，未讓日本寫明已將台澎歸還中國，僅將台灣稱為“現在中華民國控製之下(的領土)”。在國際法中，“控製”與“擁有主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這就是說日本隻承認台灣當局“控製”台灣地區的事實，但並不意味著它同時承認中國對台澎地區擁有主權，為所謂的“台澎地區地位未定論”和製造“兩個中國”埋下了伏筆。
　　
　　　　就在日台簽訂“和約”的同一天，日美兩國亦同時宣布《舊金山和約》生效，並立即釋放了包括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內的88名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在押戰犯和岸信介等一大批發動並參與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被“整肅”極右翼政治官僚。
　　
　　　　這兩個條約標誌著美日蔣結成了事實上的“反共大同盟”，為日後日本政界台灣幫的集結、形成和幹涉中國內政、阻止台海兩岸統一打下了基礎。
　　
　　　　蔣“以德報怨”日“感念不已”
　　
　　　　張進山認為，日本的台灣幫之所以能在戰後不久的時間內得以迅速集結和形成，除日蔣之間共同的反共意識形態基礎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蔣介石政府抗戰期間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和日本投降時所謂“以德報怨”的對日“寬大政策”，使日本的統治階層和軍國主義分子一直對蔣介石“感恩戴德”，“感念不已”，為日後培植日本的親台勢力和台灣幫播下了種子。
　　
　　　　據透露，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期間一直與日方保持著秘密渠道。抗戰勝利時，蔣又與侵華日軍暗中交易。1945年12月23日，蔣介石會見侵華日軍頭子岡村寧次時，岡村對蔣停戰後寬大處理日軍表示感謝，蔣則對受降工作的順利進行表示滿意。從此，這位侵華期間以執行“三光政策”而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總司令便被蔣介石視如貴賓，尊為顧問。
　　
　　　　日本投降後，經過3年的較量，自知大勢已去的蔣介石擔心自己的座上賓岡村寧次等戰犯落入解放軍之手，於1948年8月23日在上海導演了一幕“公審岡村”的鬧劇。1949年1月26日，在美蔣的授意下，“審判”在當庭判決岡村“無罪”後草草收場。緊接著，岡村寧次等日本戰犯在蔣介石政府駐滬憲兵第9團的軍車護送下，直奔早已悄然等候在黃浦灘頭的美國將軍麥克阿瑟派來的專輪“約翰維克斯”號，登輪駛往日本。在這種“以德報怨”政策的作用下，蔣介石政府不僅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而且使屠殺了我3500萬同胞的日本戰犯得以逍遙法外。
　　
　　　　日本“知恩圖報”生出“台灣幫”
　　
　　　　1949年12月，蔣介石統治集團敗退孤島台灣。被蔣介石放回日本的侵華戰犯和舊軍人並沒有就此善罷甘休，而是在“知恩圖報”的幌子下重新糾合集結，繼續扶蔣反華，為垂死掙紮的蔣介石集團效犬馬之勞。
　　
　　　　岡村寧次返日後，繼續重操舊業，台前或幕後指揮根本博、政信等侵華舊軍人為台灣蔣介石集團的負隅頑抗募集兵力，運送武器。1949年夏，岡村的舊部、曾任侵華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的根本博由東京赴台麵見蔣介石，並受蔣之邀親臨福建廈門參加指揮金門戰鬥。
　　
　　　　1950年春，岡村寧次秘密赴台，與何應欽、湯恩伯等人共商“防衛”台灣之大計，並隨後派其舊部藤原大佐去台灣協助蔣介石“從事作戰技術方麵的工作”。據日本《文藝春秋》雜誌1971年8月號增刊登載的原侵華派遣軍參謀小笠原清撰寫的《拯救了蔣介石的日本軍官團》一文透露，1949年11月，一個代號為“白團”的日本軍事顧問團由日本啟程去重慶見蔣介石，1950年初東渡台灣，在台北近郊圓山公園附近的軍事訓練所，重新培訓了100餘名國民黨軍隊的軍官。此外，作為“白團”的輔助部隊，還創建了一個名為“富士俱樂部”的秘密機構，專門從事有關戰史、戰略和戰術的資料收集和研究。
　　
　　　　如果冷靜地分析“白團”進入台灣後的日台關係的發展過程就會發現，以“白團”為核心的舊日本軍人和保守的政界、財界的領導人發揮了“看不見的影響”，並由此形成了台灣幫的一大勢力。後來，由於與舊日軍上層人物有著密切關係的一些戰前官僚、財閥和政治家的相繼卷入，加之蔣介石政權為此付出的大量感情和資金，均為後來盤踞於日本政界的台灣幫的形成起到了鋪墊和催生作用。(陳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