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一。我引用資料:
全國人均糧食產量１９５６年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達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自從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沒有真正吃飽過。
二。網友Lantai對我引用資料的回答:
上述的比較極端不準確，也無意義。
1．準確地說，全國人均糧食產量，1956年是307公斤，1978年達到317公斤。
2．須知，56年的全國人均糧食擁有量是1975年之前的最好水平。請問lovesue888先生為何不挑出剛解放時候1949年的數字來做比較呢？估計作者也已經查到，1949年中國的人均糧食擁有量太少太少了，才209公斤！到了集體化那一年，就是1958年，這個數字迅速增加到了303公斤。建國30年後的1979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341公斤。1980年後集體化解體。到200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4.840億噸，總人口13.76億，那麽人均就是352公斤。可以看出，這個數字比起1979年僅超過了12公斤，換言之，近30年來中國人均糧食擁有量提高的並不快，變化也不大。
3. 上述說明了什麽？說明農業沒有搞好嗎？不是的。事實上在中國，按人口平均的糧食擁有量這個指標，其增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為什麽呢？這不僅因為糧食生產精耕細作已經經曆了數千年，其邊際效益已經趨近於零，更主要地是因為人口劇烈增長。
那麽，在這樣的國情下如何衡量糧食生產的績效呢？通常是看糧食增長是否超過了人口的增長。1978年相對於1949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由1.1312億噸增加到3.0477億噸，增長169%，而同期總人口隻增長80%，顯見糧食增長快於人口增長（1.17倍），這就為保證人民生活由極度的貧困走向溫飽提供了堅實的物質條件。
做到這一點，主要在於糧食單產的迅速提高。糧食畝產方麵，1949年隻有137斤，這個數字與2000年前戰國中晚期就已經達到的216斤相比，簡直低得出奇！到1978年，中國的糧食畝產提高到854 斤，而近10年來，也穩定在800-1000斤左右。新中國尤其毛時代糧食單產的增長幅度之快，為民國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望塵莫及。
按照糧食生產的主因素分析法，影響糧食總產量有這麽幾個主要因素：第一，播種麵積，第二，受災麵積，第三，農機總動力，第四，化肥施用量，第五，灌溉麵積比例，第六，糧食價格。數據顯示，新中國55年中，農機總動力、化肥施用量和灌溉麵積比例的提高速度，數前30年最快。具體的數據這裏就不列了。因此本人認為樓主有關“農民在毛時代的巨大收益”的說法，屬基本正確。須知，農機總動力和化肥施用量的提高需要依靠國家工業化來實現，至於灌溉麵積比例的提高，也要依賴國家和農民來共同完成。
4．lovesue888 先生說，“自從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沒有真正吃飽過。”然而事實上，首先，統購統銷哪年開始的？答案是：1953年的10月份。在此之前中國農民真正吃飽過飯嗎？回答是，NO。按照經濟史學家的說法，1949年前中國農民的80%以上常年生活在饑餓和半饑餓的狀態。關於民國時期，其狀況大致可分作1912-1936和1937-1949兩個子段來看：在前段，糧食增長快於人口增長，而後段則是人口增長快於糧食增長。民國時期，據學者估計由於糧食嚴重短缺，有2億左右的民眾被饑荒和瘟疫奪去了生命。
其次，統購統銷實施之後怎麽樣呢？比方說，lovesue888 先生給出的1956年，是一下子就從1949年的208公斤提高到了307公斤的，難道這不是成績？不是統購統銷的成績？否則當如何解釋呢？可見，lovesue888純粹是在顛倒黑白。
5．那麽，什麽叫做“吃飽”飯？有定量的標準嗎？其實很多人包括不少學者從來沒去認真考察過這個問題，便在那裏妄說斷言。
我們來看日本經濟學家小島麗逸給出的一個標準：人均糧食擁有量低於250公斤時，處於饑餓狀態；超過300公斤則處於吃飽主食的狀態（是否可稱為“溫飽”狀態？）；到了350公斤以上，這個時候肉類和酒類的消費將迅速增加。按照這個標準來判定就很好說話。
我們看到，1949年的中國人是處在了嚴重饑餓的狀態，因為人均隻有209公斤；1956年能夠吃飽主食了（人均307公斤）。此後由於人口激增等原因，1959-1972年中國人可說是處在饑餓與溫飽之間，而到1973年後，中國人開始轉入溫飽狀態（300公斤）。此後到1979年（341公斤），開始向肉類和酒類的消費增加的狀態轉化。
就是說，中國人擺脫饑餓是由於實行了統購統銷（日本也曾經實行統購統銷直到1991年），而穩定進入溫飽則要到1973年之後才實現。進入溫飽且消費結構發生轉移（即主食減少而肉類酒類增加）則是到1979年之後的事。至於目前的狀況，與1979年就已經達到的狀況比較，可以說有改善但不是很多。前麵提到，2005年中國人均擁有糧食在350公斤左右，這個數字比起1979年來僅僅超過了12公斤。
順便提及日本。小島麗逸指出，日本人均糧食擁有量達到300公斤是在經濟高度成長開始的1955年，這和中國差不多同時。但日本超過350公斤則較早，是在1967年前後，比起我國來早了12年。這樣一比較，是不是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不好呢？當然不是。請注意1950-1980年，中國人口從5.52億增加到了9.87億，增加近一倍，而同期日本人口從8.36千萬增加到1.17億，隻增加了40%不到。
三。網友Lantai的回答有可信度的，其實，我引用的全部資料也支持他的論點：
1.這個資料引用的生活生產水平都偏低的地區，有誤導嫌疑：
全國人均糧食產量１９５６年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達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自從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沒有真正吃飽過。 １９７８年新華社記者沈祖潤等到安徽的定遠、鳳陽、嘉山去采訪，看到的情況使他們心酸。鳳陽縣前五生產隊，１０戶人家有４戶沒有大門，３戶沒有桌子，６８人中有４０多人沒有棉褲。當過抗美援朝誌願軍的史成德，７個孩子，１０口人，隻有３隻缺口碗。沈祖潤看到的情況不是個別現象。１９７８年前後，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幾位記者對中國西部農村情況作了調查。１９７９年全年的農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呂梁地區，為７０元；隴東慶陽第二，為６４．８６元；延安地區第三，為５７．２元；榆林地區第四，為５２元；甘肅平涼地區第五，為４７．６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３６．８元。（陳大斌：《饑餓引發的變革》，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北京，第１７頁）
2.這些資料證明上述陳大斌的數字並不準確：
a.區縣誌 >> 縣誌 >> 崇明縣誌 >> 卷十三農業 >> 三、糧、棉、油種植麵積及產量
年份 平均年畝產
1955 556
1965 974
1973 1412
1976 1319
1983 1357
b. 1949～1988年鬆江縣經濟主要項目統計
年份 糧食 總產（噸） 單產(公斤)
1959 186025 321
1966 241705 449
1973 324060 670
1976 333020 736
1981 242490 632
1988 287955 704
c.鬆江縣誌 >> 總述
在1951年，創單產716.5公斤的紀錄。這一經驗很快得到總結推廣。
1952年，全縣水稻單產從1949年的162公斤提高到257公斤。這時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63年開始推行“麥、稻、稻”三熟製，當年糧食畝產達351公斤。
1964年突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要求，達到402公斤。棉花、油菜籽也因改良品種，改進田間管理，產量比解放初期大有增加，平均畝產分別由1950年的15公斤和28公斤，提高到1964年的54公斤和67.5公斤。農業機械化從50年代中期起步，到60年代中期，有了很大進展，1965年全縣已有拖拉機111台，手扶拖拉機92台，機引農具195台，機動脫粒機2252台，排灌電機651台，農機總動力22300千瓦。解放前因地勢低窪少種低產的三麥，這時已占糧食總產的15％。
“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農村雖也受到影響，但廣大幹部群眾堅持農業生產、推進農業機械化和其他增產措施，使農業產量仍有增長，但社員分配卻較低。
四。毛時代農民生活水平到底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
1。從我和Lantai 提供的數字看，毛時代農民生活水平到底是變好了。而且，還有數
字證明：人均壽命從三十多歲提高到六十多歲，人口從五億增長到十億，毛澤東時代的農民收益巨大。
2。遺憾的是，數字並不能代表一切，鐵的事實是，戰爭結束後，印度的人口也迅猛
增加。鐵的事實是，農民經常吃不飽，不說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多少人，東北是
苦寒之地，南方人沒人願意去哪裏生活，就如大西北一樣，不適合南方人的生活習
慣，可是，在毛時代，山東等地的農民餓的受不了，闖關東，東北來了大量的山東
人，這些事實是無法否認的。
五。毛時代農民生產數字增加，農民卻餓的要闖關東，為什麽？
1.黃仁宇在《中國大曆史》中說，毛時代靠剪刀差從農民身上獲得了六百億元的財富，這筆財富亦成為日後改革開放的資本。
2。中國外援和外債
a.中國共向110多個國家和區域組織提供援助
外交檔案不斷解密，新中國的“對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
“越南請求中國援助大米事”，“關於老撾要求我國提供經濟援助問題”，“關於也門要求援助事”，“印尼要求我援建紡織廠事及印尼工業部長為此擬訪華事”……外交檔案顯示，某某國“請求中國援助”、“請求我給予”、“要求我援建”，是上世紀50年代我國駐外大使館來電及外交部上送報告中常見字句。
1950年7月，我國首任駐蒙古國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總理喬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幫助解決勞動力的問題”。這大概是向我國最早提出的外援請求。當時，中方的答複是：“因為國內解放戰爭尚未結束，動員工人出國是有困難的，這個問題容後考慮。”
周恩來總理記住了對蒙古國的這一承諾。1954年11月，烏蘭夫副總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烏蘭巴托，臨行前，周總理指示外交部電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團去蒙，除參加蒙黨代大會外，並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勞動力方麵有何困難，以及我國可能給予何種幫助的問題。”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電告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我們當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滿足你們的要求。”1個月後，蒙古國向我駐蒙使館提交了總計12250名工人的清單，包括粗細木匠、泥瓦匠、製磚瓦、燒石灰、穀物蔬菜樹木花卉種植、家具製造、廚師、裁縫、製靴、印染、桶匠等近40個工種，蒙方同時要求工人自帶工具。 1955年4月底，相關部門在東北三省開始了赴蒙工人的組織工作。當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國提出援助的時間很早。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要求開門見山：“我們正處在青黃不接期間，如無援米必告斷炊。……因此，懇切要求你們再幫助我們一千五百噸至二千噸大米，以渡過此難關。”顯然，在此之前，我國已支援過越南糧食了。
援越物資表裏有葡萄幹和酒 , 粗略統計，到1960年底，我國提供援助的國家還有：朝鮮、柬埔寨、尼泊爾、緬甸、烏幹達、剛果、喀麥隆、伊拉克、敘利亞、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國。
我國幫助蒙古國建學校、醫院、療養院、專家招待所、熱電站、玻璃廠、造紙廠、養雞場，修橋造路，解決燕麥種子，供應木材，修複古廟等，援建紡織廠的設備國內提供不了，我們就用稀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
在《中國和越南關於中國1955年援助越南的議定書》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貨物表裏，有30000噸大米、300噸麵粉、5000公斤葡萄幹、180根皮帶、1130箱酒及粉條、香煙、中成藥、醫療器械等；援建鐵路的物資表裏，有電爐、輪船、電話機、卡尺、燈泡等物；農業援助項目從農作物栽培、選種、育種、病蟲害防治，到建獸醫院、家畜防疫藥劑製造廠等，還有10個碾米廠、2個汽油庫、火柴廠、加固水壩等等。這其中的30000噸大米，是在議定書簽訂之前5個月，越南勞動黨中央致中共中央絕密函中提出的，當時中共中央回電：“雖然國內大米供應也較緊張，但為了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國家，同意照撥。”那時大多數中國人也難以享用葡萄幹和高檔酒。
在柬埔寨，除了援建水泥、紡織、木板、造紙、鋼鐵等各種廠子外，還幫他們建藝術學校、電台，勘探鐵礦煤礦。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橋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運送鋼纜的船傾斜進水，29歲的中國工長、共產黨員陳國平為救船上“6名越南同誌”掉入水中，第一個為我國的援外事業獻出了生命。為報告國內這一不幸事件及善後，使館先後發回3個篇幅很長的電報。
非洲國家是從1958年底才開始陸續與我國建交的，對他們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幾個月開始。我們援建他們中小型工業項目和農場，幫助他們找水打井。糧食是這些國家最希望從我國得到的東西，1959年到1960年，我國糧食連續兩年減產，但對於非洲國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們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還宣布“向剛果提供5000噸至10000噸小麥或大米”。
受援國家的要求往往過大、過多、過急
1955年2月16日，中蒙雙方為中國援助蒙古勞動力問題開始談判。“至4月7日正式簽字，共進行了14次會談。” 蒙方提出，中國去的工人“希攜家屬來蒙，居留期間愈長愈好”，工期“不少於五年”，與蒙古員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資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國內”。我談判代表團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在談判中我們的許多意見都經過多次解釋才被接受，如我們提出工人的工期為三年，派遣中國幹部帶隊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務處，準許工人兌回工資百分之三十的現款養家及把餘款存入蒙古銀行，列入非貿易賬戶匯款等問題，均經過多次反複磋商。”
由於受援國的要求往往過急，“以致有些項目的建成時間和設備交付時間規定得比較緊迫，給執行協定帶來了一定的困難”。1958年底，一份總結外援工作的檔案列舉了一些存在的問題：援蒙的“個別項目規模過大、標準偏高”，“磚瓦廠由於原協定限期太緊，國內的設計和設備製造工作無法如期完成，推遲半年才完工”，“據估計蔬菜農場生產的蔬菜比當地的肉價還要貴。”按協議，1958年我國應向朝鮮供應6萬紗錠紡織機械設備，但“由於目前優質鋼缺乏，不能盡早滿足朝方要求”。
11年外援總額40.28億元人民幣
“從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國同某些兄弟國家和亞非民族主義國家達成協議由我國提供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為40.28億元人民幣，其中援助兄弟國家35.39億元(無償援助25.79億元，貸款9.60億元)，援助民族主義國家4.89億元(無償援助2.38億元，貸款2.51億元)。在援助總額中，用於提供成套設備的為9.86億元，其中對兄弟國家9.62億元；對民族主義國家2470萬元。”
這是1960年7月1日，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李強向全國外事會議報告的統計數據。在當時我國的經濟總量中，40.28億元的外援總額占有多大比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這個數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國家基建投資計劃427.4億元的1/10。
當時，我們的“兄弟國家”是新中國成立後很快與我國建交的蘇聯、東歐及越南、朝鮮等11個社會主義國家。據外交檔案記載，在歐洲的“兄弟國家”中，11年間我國僅少量援助過阿爾巴尼亞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因此，援助“兄弟國家”的35.39億元款項，絕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鮮三個國家分享。而接受我們援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要是柬埔寨、也門、尼泊爾、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國。
我國對外提供成套設備的援助從1955年開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國同九個國家簽訂的經濟技術協定和議定書的規定，援外的成套項目為182項，其中對‘兄弟國家’165項(朝鮮8項，越南100項，蒙古53項，阿爾巴尼亞3項，捷克1項)。”在其餘援助“亞非民族主義國家”的17項中，剛與我國建交兩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項。“共派出工程技術人員7558人次，建築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養了外國實習生2864名。”
中國還積極參與人道主義援助
直到1960年底，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僅38個，其中10個還是1958年7月以後才建交的。新中國愛好和平，希望創造有利於國內建設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希望不斷擴大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 一次次救援款物的辦理經過，也都詳細記載在了外交檔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劄榥郡一個主婦會致毛主席信，說當地發生嚴重地震和海嘯，居民受災嚴重請求援助，中國紅十字會立即電匯過去2億元人民幣(舊幣，下同)。1955年7月，在聯合國駐阿富汗的技術援助專家名單中，就有我國兩位養蠶專家和他們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國也迅速提供了救濟。
1952年，印度發生災荒，我國先後以紅十字會、全國總工會等4個群眾團體的名義，兩次各捐款20億人民幣。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濫成災，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建議中央，我國援助印度10.5億元人民幣，當毛澤東主席了解到蘇聯捐贈了25萬盧布(約合人民幣17億)時，批示“款數似應增加至十五億或廿億人民幣”，相關部門最後定為15億元。與當時美國給印度捐1萬美元、200萬磅奶粉，英國捐500英鎊，南非捐100鎊相比，我們援助的15億元也是不少的。
b.蘇修逼債
據周恩來1964年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李先念在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國家預決算報告透露，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折合人民幣約為五十二億九千餘元，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鮮戰爭中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按照協定應於1965年全部還清。照此說法，直到朝鮮停戰十年之後，中國人民還在節衣縮食地歸還這場戰爭中拉下的債務。
借糧：一九六一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二十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５６)(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第二三二頁。)
大量援助：在我國3年困難時期，赫魯曉夫提出向我國提供糧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提出鑒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麵的困難，蘇聯願意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且表示10億盧布的貿易逆差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摘自河北中Gong黨史研究室的《黨史縱橫》
由於我國最近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造成一定的困難。但是，蘇聯同誌對此表示了同誌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 產 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 (新華社) 原載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報》
吳冷西的回憶。 1960年7月16日，蘇聯以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反蘇文章為由，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單方麵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毛澤東即於18日在北戴河會議上大談自力更生問題。雖然蘇聯照會並未提出還債問題，毛澤東卻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請蘇聯欠帳。周恩來把帳算出來，說，中國尚欠蘇聯80億盧布，過去我們每年還5億，照此算需16年才能還清。如果按8億計算，則要10年才能還清。10年太長了。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延安時期那麽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於是政治局決定，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見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9年5月，第335-338頁)
蘇聯單方麵中止對華經援協定，撤走專家，發生在1960年7月，當時大饑荒早已釀成，大規模非正常死亡已經發生。此事實說明，把蘇聯翻臉說成是大饑荒餓肚子的原因，是行不通的。網上有位鼓吹“餓死三千萬是美帝蘇修滔天罪行”的先生，大概也是意識到了此點，於是在文章中偷偷將蘇聯翻臉的時間往前挪到1959年。 當時並不是蘇聯要求提前還清債務，而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用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債務。雖然蘇方並不要求提前還債，毛澤東卻是一定要爭這口氣的。 不止於提前還債，而且讓人民節衣縮食拿出大把銀子無償地援助小兄弟。本來，1958和1959年，出於大躍進的需要，國內財政緊張，對外援助已經大幅度縮減了。中蘇翻臉後，中國隨即大幅度擴大了對外援助的規模。大饑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過了償債。大把大把的銀子流水般散給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古巴等等。
1950-1964年中國償還外債和對外援助支出(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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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償還外債 對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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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1963 2.86 9.61
1964 0.96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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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償還外債數摘自《中國財政統計:1950-1991》(財政部綜合計劃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第135-136頁。對外援助支出摘自曆年國家預算決算報告。
六。毛時代農民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了，現在的農民呢？
溫總理減低了農民的負擔，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加入WTO 帶來了新的危機：因為國際集團的背後搗鬼，黑龍江種植大豆的農民大量破產，這也許是個開始，希望國家有辦法保護自己的農民對付新的危機。
被美國絞殺的中國大豆產業
2006年歲末，在大豆油的帶動下，食用油、麵粉、肉類等漲價衝擊波，悄悄侵襲中國各大城市，有的地方出現了搶購和囤積現象。市場預測中，很多人認為2007年豆油價格可能持續上漲，甚至有少數人恐怖傳言“將上漲50%”。然而，自2004年之後，國內油、蛋、肉等消費量節節上升，中國對大豆和豆餅原料的需求激增，但奇怪的是豆價卻不漲反跌，進入了一個長期大“熊市”，中國的大豆種植業遭受重創，種植麵積迅速減少。這些怪現象，為什麽會發生？
業內人士透露，這背後實際上是“四大跨國糧商”和國際資本，控製著世界大豆市場的定價權，為壟斷龐大的中國大豆市場利潤，對整個中國大豆產業鏈舉起了屠刀！
在這樣的屠殺下，2004年時暴漲暴跌的豆價，讓號稱“中國大豆軍團”的1000多家中小型和本土內資榨油企業走上了絕路。而2004年後外資“趁火打劫”，開始收購困難重重的本土榨油企業，結果目前仍能開工的90多家國內榨油企業中，64家已變成外資獨資或合資，控製了中國85%的實際加工總量。“這個時候大部分榨油企業都是外資的家當了，所以市場上的豆價就是一直不漲，四大糧商欲借此剿滅中國的大豆種植業，和仍在頑抗的少數國內油脂企業。”
中國的大豆市場完全被“四大跨國糧商”操縱，因此對2006年歲末大豆原料突然上漲，業界沒有欣喜，反而是更多的警惕：“中國消費者已離不開各種大豆產品，中國的千千萬萬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也離不開各種大豆產品，如大量的蛋白質生化廠、畜牧養殖場和餐館等。如果四大跨國企業覺得已完全壟斷我們整個大豆產業，可以對大豆、豆油、豆餅等各種產品隨意提價以增加利潤了，中國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業，每個消費者的日常生活，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2006年底的這場漲價風，或許是這樣的苗頭。”
“豆傷”中國，中國大豆不幸成為遭受滅頂之災的第一個本土產業樣本。
“豆傷”
“種豆越來越不賺錢，今年還虧本了，我們不種豆了。”老趙鐵青著臉，對兩個兒子說。
老趙被村裏戲稱為“農民企業家”。他是黑龍江黑河地區的一個種豆大戶，租了農場40畝豆田，買了農機設備，和兩個兒子一起請了9個幫工種大豆。前幾年靠種大豆賺的錢，兩個兒子都結了婚蓋了房。黑龍江大豆產量占全國1/3，黑河是全省大豆種植麵積最大的地區，有數十萬老趙這樣的大豆種植戶。
然而2006年8月，家家戶戶大豆豐收，老趙拿著賣豆錢，心裏卻高興不起來：種子、化肥、農藥、地租、人工等生產資料漲價，算下來每斤大豆至少要賣到1.3元才不賠本。然而今年，當地豆子收購價跌到了平均每斤1.15元。
老趙把今年收的200多噸大豆，隻賣了一半。“去年1.37元一斤，還有點汗水錢。今年白幹了還倒賠，100噸大豆賠了三四萬。”另外的100多噸大豆被堆到了糧倉裏，老趙想等價格好點再賣。
豆價持續三年下跌，老趙看到普通小豆農的日子更慘：村裏很多人已持續三年一日三餐就隻有米飯、饅頭、鹹菜，家裏破破爛爛，最值錢的家當就是一台舊黑白電視。
無奈之下，一些東北豆農改種了小麥、大麥等其他作物。那麽在中國另一個大豆主產區——內蒙，因為氣候、緯度等原因，不適合改種其他作物，我們看到很多農戶都是大門緊閉、雜草叢生的景象。很多豆農都選擇了放棄土地，外出打工。
2006年，中國大豆產業上遊的3000萬種植戶，遭受“賠錢或積壓”之痛。中國大豆的種植麵積，2006年又比2005年預計還將減少25%以上，2007年預計還將減少20%，將僅餘940萬公頃。
九三是黑龍江國有農場籌資興建的，每年大豆收購置200萬噸，是目前國內僅存的一家有能力與外資抗衡的本土企業，被業界稱為“最後的守望者”。
在“洋大豆”的衝擊下，九三也不得不向生存屈服。設在東北地區的5個分廠全線虧損，九三於是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別在大連和天津建立了2個分廠，全部使用“洋大豆”，兩個廠的進口量占到全公司年加工總量的一半以上。
中國大哺養消費大國，世界大豆的發祥地，東北、內蒙和淮海地區，是世界上最適宜種大豆的黃金地帶。然而“洋大豆”進口量突然開始年年暴增，中國迅速成為了進口量占全球貿易量1/3的世界第一大豆進口國。為什麽在強勁需求中，守在家門口的中國大豆打不過飄洋過海的“洋大豆”，反而被逼至絕境？
“洋大豆”發跡史
控製著當今國際穀物市80%的市場份額的，是四家世界五百強企業，即美國ADM、美國邦基、美國嘉吉、法國路易達孚等。人們習慣根據他們名稱的第一個字母，把這四家稱作“ABCD”四大糧商。
以美國為首的“ABCD”四大跨國糧商，正是推動轉基因“洋大豆”控製中國大豆產業的“背後黑手”。
上世紀９０年代，美國糧商打著“幫助窮國發展農業”的旗號，在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地區大力推廣轉基因大豆。南美大豆生產商都是各地的大農場主，擁有大量的土地但資金稀缺，美國糧商主動向他們大量提供商業貸款，年利率高達１４.４％。
在巨額資金的推動下，易於生長的轉基因大豆，瘋長於美國、巴西、阿根廷，一舉超過大豆的故鄉中國成為世界大豆產量最大的三個國家。
對轉基因農產品將會帶來的對本國傳統農業的嚴重衝擊及食用安全不確定性，歐日韓等國曆來爭議很大堅決抵製。而２００１年，中國正式加入ＷＴＯ，為了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大局，中國在大豆等農產品貿易領域做出了僅３％的低關稅等諸多讓步。
轉基因大豆順利進入中國市場，並先以低價策略，迅速敲開了當時數量激增、生意紅火、急需大豆原料的中國各地油脂廠的大門。
緊接著，中國企業對大豆買得越多，國際市場上的大豆價格越漲。由於貿易權被控製，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大豆生產商，隻能眼睜睜看著他們的大豆被低價收購，運至美國港口，然後美國糧商將這些大豆以高昂的價格銷售到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國。
以美國為首的跨國糧商實際上也控製了期貨市場國際大豆絕對的定價權，開始形成一種“巴西人種大豆、中國人用大豆、美國人決定轉手利潤”的格局。
“大豆危機”
2003年，美方對與中國之間的巨大貿易逆差，很不滿意，頻頻向中國施壓。
2004年3月，得知“中國大豆采購代表團”即將前往美國進行“集體采購”，國際炒家的哄抬之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期貨價格從先前的約220美元／噸暴漲到391美元／噸。
“中國大豆采購代表團”悄然抵達後，美國人說：“看到有這麽多的大買主來到芝加哥市場，我們感到非常高興！”
中國大豆壓榨企業的代表們紛紛簽下了高價進口合同。但當中國代表團離美後，美方發布報告：以前的數據失真，新的統計數據顯示：０４／０５年世界大豆產量將大增。國際大豆價格隨即暴跌５０％。
中國絕大多數榨油企業，由此被送上絕路。大部分企業被迫放棄履約，紛紛賠付定金和洗船（以一定的費用把貨回售給供應商），虧損高達６０億元。
中國大豆壓榨行業，從此一蹶不振。至少一些業內人士仍堅信這樣的結論：這是跨國糧商聯合國際資本，剿滅中國油廠的一次“洗牌陰謀”，“先消滅龍頭企業，再摧毀大豆產業”。
2004年這場“大豆危機”之後，跨國糧商對幸存的中國壓榨企業“趁火打劫”，開始大規模並購，1000多家內資榨油企業構成的“中國大豆軍團”，瞬間煙消雲散。隻留下今日僅剩90多家企業，有64家已被外資控製的局麵。至此，中國市場上與大豆相關的各種產品或原料價格，成了跨國巨頭手中玩弄的“魔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