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做秀，乾隆更會做秀(圖文)

史可法做秀，乾隆更會做秀(圖文)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明神宗朱翊鈞孫。明思宗堂弟，是福王朱常洵的兒子。洛陽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占領以後，朱常洵因體胖不能翻過城牆，而世子朱由崧卻在大臣的護衛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殺以後，他世襲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殺後，他在南京被擁立為皇帝，定年號“弘光”，國號依舊為“明”，史稱“南明”。在位2年，與清軍作戰中被叛將田維乘出賣，後來被押送至北京斬首。弘光帝是一個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隻知吃喝玩樂，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當清軍南下之際，他卻在群臣麵前感歎“後宮寥落，旦新春南都無新聲”，下令廣選美女。由於縱欲無度，還命人替他捉蛤蟆配製春藥，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敗，內訌不斷發生，風雨飄搖的弘光小朝廷內，又鬧起了一些宮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滅亡。而弘光帝身邊全是些隻會阿諛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馬士英、阮大铖等。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憲之，又字道鄰，祥符人（今河南開封），溧陽侯史崇第49世裔孫。崇禎年間進士。授西安府推官。曆任戶部員外郎，郎中。崇禎八年（1639年），隨盧象昇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十年，被張國維推薦升任都禦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廣部分府縣。崇禎十四年總督漕運，崇禎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讚機務。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權建立後，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稱“史閣部”。時議設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江北四鎮，以可法為兵部尚書，督師揚州。清兵入關後，曾主張與之議和，共討李自成的農民軍。後被馬士英等人排擠，於是督師淮揚，竭力協調江北四鎮將領，以抵禦清兵。 順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數十萬兵力，由武漢舉兵東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竟詘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隻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磯，以致淮防空虛。左良玉為黃得功所敗，良玉嘔血死，全軍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時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揚州，繼續抵抗清兵。

清朝將領多鐸部由陝西出潼關，直趨揚州，其主要對手是高傑部、劉良佐部、黃得功部明軍。三月間，多鐸奏報：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馬抵達河南，“招降流賊鎮守河南偽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諭，即於三月初五日率師南征”。同月二十五日又報：“三月初七日，臣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兵部尚書韓岱、梅勒章京伊爾德、侍郎尼堪等統外藩蒙古兵由南陽路，三路兵同趨歸德。”  四月初五日，多鐸統大軍從歸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縣望風歸附。十三日清軍至泗州（今安徽泗縣），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遂在這天晚上渡過淮河。 

史可法驚惶失措，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裏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趕赴天長，檄調諸軍援盱眙，忽然得到報告盱眙守軍已經投降清朝，他對部隊幾乎完全失去控製，“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裏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實際上史可法節製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裏不戰而降。四月十九日高傑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清豫親王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帶領部下兵馬投降，隨即奉多鐸之命於二十四日參加攻取揚州。

揚州城裏隻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於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胤文，遭到嚴詞拒絕。

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歧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入城，兩人的意思卻是劫持史可法，以揚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說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歧鳳見無機可乘，於二十二日率領所部並勾結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道出門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為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

當清軍初抵城下時，總兵劉肇基建議乘敵大眾未到，立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卻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在城守方麵，“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且為興化李宦祖塋，樹木陰■，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為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為險，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間，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城上鼎沸，勢遂不支”。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多鐸勸降他，但史可法不從，史可法被俘後遇難。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門戶之見的影響，對史可法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偏愛，不顧史實作了過分的渲染。

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業績；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時期。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製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

揚州戰役，史可法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說他堅守揚州達十天之久，給清軍重大殺傷，不符合事實。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寫的遺書中說：清軍於十八日進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多鐸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

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順治十年（1653）談遷路過揚州，曾經專程到梅花嶺尋謁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於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無能。

關於史可法，有幾個奇怪的地方，他指揮錯亂，無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製止，他身為一個武將自刎怎麽會不死？難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名麽？如果是這樣，他的目的
達到了。後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會做秀，親自給史可法題詞，以拉攏儒教信徒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繼續作秀，曆史就象是一個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潔勤慎，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

 

為了竉絡漢民，乾隆皇禦筆表彰。
　　
　　「遺墨廳」保存有史可法《覆多爾袞書》、《臨難家書》，及墨跡聯對。
　　史可法的墨跡對聯：《 琴書遊戲六千裏，詩酒清狂四十年 》
　　
　　史可法遺書







 

 

史可法遺書
　　
　　祠堂於鹹豐年間曾燬於兵火，同治年間重建，直至今天。







 

清軍攻克揚州前後，江北明朝官軍毫無鬥誌，一矢未發即倉皇投降。高傑部官軍在其子興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總兵李成棟等帶領下先後降清；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東平侯劉澤清在清軍南下時，“將原管淮陽十四州縣土地、人民、兵馬、錢糧留交總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東總督王永吉、總漕都禦史田仰等帶著一批文武官員乘船逃往海上。這時南京已經陷落，清固山額真準塔統偏師由山東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領徐州，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遷、睢寧、沭陽、桃源、清河等縣，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準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撫趙福星派人持書信往海上招降劉澤清等人。劉澤清即在閏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

據多鐸向清廷奏報，來降的南明總兵多達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何況還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領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的叛變投降。弘光五大藩鎮這樣望風而降，並不是兵將不堪一戰，而是他們憑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集團，有挾製朝廷之心，無忠貞報國之誌。他們所關心的既然隻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一旦強敵壓境，自然以歸順“敘功”為上策。後來展開的曆史場麵表明這五藩下的總兵李成棟、李本深、金聲桓、李國英、田雄、馬得功、徐勇等人都擁有相當的戰鬥力，他們為清廷征戰時往往發揮出超越滿軍的作用。李成棟、金聲桓等舉兵反清時，滿洲貴族也視之為畏敵。

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實在很五奈，如果崇禎當年不顧儒教大臣的反對，如南宋的高宗一樣南下，明朝不會敗亡的如此之快。也因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將，明清易代也是中國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個，至於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上說的殺80萬，完全是謊言，因為揚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張德芳的“《揚州十日記》辨誤 ”等書駁斥，此書由中華書局出版。注：本文參考了顧誠的《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