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教授: 請你懺悔

周思源教授: 請你懺悔 北京某大學教授周思源的“奇文” ,為了誣蔑清朝,把唐朝的疆域說的比現在大一倍, 現在是960萬，唐朝的時候是1920萬？哪裏來的數字啊？ 清代最大~1400,元朝~1200. 清朝相對於明朝，把中國的領土拓展了3倍！而唐朝則隻有半倍。唐朝最盛時版圖加控製區域約達900萬平方公裏， 但大片區域統治是不鞏固的，安史之亂前唐朝穩定控製的區域500萬平方公裏，比西 漢略小。清朝將漢朝、唐朝、元朝 以來的中國版圖從此固定下來，為現代中國疆域奠定了基礎！ “盛世”，指的是一國曆史上相對安穩發達的階段，比如視漢代為盛世，是拿它跟戰國和秦末的亂世以及三國爭鬥的時代相比；稱唐代為盛世，是就兩晉南北與五代之間一段太平興旺的曆史而言。前有晚明之衰，後有道鹹之敗，比較起來，對康乾時期的昌盛局麵不應有疑問。現代有一種比較法，源於西方史界，謂漢唐時中國經濟實力為世界之最雲雲。這種說法我們固然聽得高興，但它與向來就有的漢唐盛世之說無大關係；即便西方史家得出結論：當時中國據實力僅為二流，漢唐盛世說仍能成立。對康乾盛世也應這樣看。說十八世紀的中國工業產量占世界的32％也罷，說當時的中國因無工業革命或因思想禁錮而不及歐西、日本也罷，這些最多隻能作為旁參的視角，而不能作為判定盛世與否的主要標準。 當然，說是“盛世”，弊端也並不少，甚至有極重的病症，使得人們對盛世之名產生懷疑。文字獄就是康乾盛世的大疾。但這是一場慢性病，根子在封建專製，隻不過到了清代，因民族矛盾加劇、軍政控製愈嚴而終至於大發作。周文提到，乾隆朝時李贄（1527－1602）的書被禁毀，因為他“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尤為罪不容誅”。殊不知清廷禁毀李贄的作品，是在奉行明朝的故事。此事顧炎武記得明白：天啟五年朝廷頒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禁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日知錄》卷十八，“李贄”）。至於戮屍、滅族、株連之類，自然也非新發明；滿清統治者的所為，隻是從語言文字上多找了些借口罷了。文字乃是表層現象；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實質是“獄”，是對讀書人的壓服。關於文字獄，學界談論得很多，但大都是言其慘烈和製縛思想的危害，而對其涉及的社會層麵、破壞清代學術的程度等問題分析得不夠。在此我想指出兩點。 　　第一，卷入文字獄的以底層普通讀書人居多，中層次之，高層尤少。順治時，對一些曾經積極反清並始終消極對抗的名流就有意寬容。例如顧炎武，不惟親自領兵抗清，且先後六度訪謁明孝陵（最後一次是在順治十四年）。但清廷深知，對這樣的高士殺之不如恕之；恕之更利於安定士心，樹立仁政的形象。當然，至康乾時，政局既穩，士人中若再有這類公開蔑視的舉動，已不會被容忍。而此時的中國讀書人，絕大多數誌在博取功名，已無心反清複明了。雖然，在語言文字上，眷戀前朝的情緒仍會有所流露。對這樣的感情流露，甚或借古諷今、影射時政，清廷在嚴厲鎮壓的同時，多少也有所顧忌，擔心打擊麵過大，反不利於維持統治。這就是為什麽乾隆要為自己開脫，說：“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乾隆六年諭）, 這話確實顯出他有一點顧慮。漆永祥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出，乾隆時“禁書與文字獄並未涉及到高層知識分子和學界名流，而他們的著述中並不是沒有違礙字句。……統治者的注意力並不在高層知識分子和時賢名流身上，此應為當時事實”（《乾嘉考據學研究》7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並舉了錢大昕為例。 　　第二，禁書和文字獄對自然科學基本未受影響,中國科學遲至清代仍未發達起來，與政治壓迫無大關係。清朝對西洋新學非但不禁，而且鼓勵著譯；並將明末以來的數十種西書載入《四庫全書》，其內容涵蓋天文、地理、數學、曆算、水利、人倫、教義、樂理、語文、製造工藝等多個方麵。要說“解放思想”、“接受新知”，康熙已經在這樣做了，至少不比一般士人落在後麵。抵製科學的傾向反倒是來自漢族士大夫內部，來自像楊光先那樣一批冥頑不靈的讀書人。但在新舊曆法之爭中，幾經反複，最終是新法得勝；而勝負的決出，不是靠比嘴上功夫，而是通過科學觀察：康熙七年，命楊光先和比利時教士南懷仁同測正午日影，結果後者以測算更為精確取勝。這是新科學對傳統科學的勝利，同時表明，科學在專製統治下也能生長。照此發展下去，科學新知有望先在高層知識分子中間傳播開來。然而，康熙末年與羅馬教廷因禮儀而起的爭端，導致先是禁止傳教，進而驅逐教士，最後中斷往來。對於業已開通的中西科學文化交流，這是致命的一擊。這方麵的討論已屬另一話題。就我們的題目來看，我隻想說，在這一事件中，國際政治交鋒和中西文化衝突所起的作用遠大於國內政治迫害。 比起自然科學，史學方麵，明史以及有關滿清淵源和征服史的研究受到的衝擊大得多。經學堪稱興盛，受到的束縛未必大於明朝。性理之學及一般哲學問題被忽視，主要不是因為統治者禁錮思維，而是因為清儒自己就不喜歡；他們覺得這類學問無用，“實學”才有用。而這種“反之於實”的思潮，部分也是承自晚明。清儒心目中的“實學”，首推天算輿地；人文科學中，則首推小學，即語言文字學。文字、音韻、訓詁三門分科，基於形音義的具細考辨，被認為是最實在的學問，因此又是通經致用的門徑。小學家吃的就是語言文字飯，一般都很謹慎，極少有人像王錫侯那麽大膽，不顧名號避諱，直指《康熙字典》之誤，以至被文字獄慘害。整個清代，字典業可謂蕭條，隻出了禦撰《康熙字典》一本，這跟清廷對字典編撰的嚴控和文字獄的恫嚇作用直接有關。不過總的看，禁書和文字獄對小學影響不大，所以有清一代的語言文字研究仍能發達，構成漢代以來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又一昌盛期（有一種形象的說法，稱兩千年的中國傳統語言學史呈駝峰狀，即，漢代和清代並為兩大高峰）。 　　小學和經學是清代的兩門顯學。兩門學問的關係又至為密切：小學家大都兼問經學，經學家也大都兼事小學；而史學往往也由經學家和小學家兼做。經學家或小學家的興趣，甚至及於天算、輿地等等。這些門類相互牽引、共同發展，構成清代學術的主體；經康雍至乾嘉，中國傳統學術就是這樣發達了起來。而幾代學術的隆盛，有一基本的社會條件，那就是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裏說的：“欲一國文化進展，必也社會對於學者有相當之敬禮。學者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饑寒，然後能有餘欲以從事於更高深的研究，而學乃日新焉。近世歐洲學問多在此種環境之下培養。而前清乾嘉時代，則亦庶幾矣。”（中華書局1954年版47－48頁）對梁啟超的這一說法，以往學界有讚同的，也有懷疑的。與本文的話題聯係起來，如果我們承認康乾為盛世，則學術的興旺和社會對學者的禮遇就都得到了解釋；反之，如果視康乾為黑暗時代，梁啟超的論點恐怕就站不住腳，同時也無法理解學術何以會繁榮起來。我個人對梁氏之說一直信疑參半，因為它不易證明。支持其說的例子（生活優裕的學者）很多，反麵的例子（窮困潦倒的學者）也不難找到。顯然，僅憑單個案例說明不了問題，需要找出共點和規律。一方麵，應把學界視為一個整體；另一方麵，對構成學者階層的成分應作剖析。正是沿這一思路，我在《17－19世紀的德國語言學與中國語言學——中西語言學史斷代比較研究》（外研社2001年）一書中做了一個調查，大抵步驟如下。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3）、王力《中國語言學史》（1981）、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1995）三部書中，述及清代小學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確定。我便將這81人作為分析的樣本。其中，進士、舉人57人，舉孝廉、鴻博9人，諸生、貢生17人。於是可知，他們中的大多數（87％）參加過科舉，並且多數取得了學位。而一旦有了學位，也就有官可做，所以，他們中領取官俸者多達62人；加上雖不為官但入人幕府的，或應聘編校典籍、主講書院的共7人，合計占了72％。這意味著，大多數學者有固定收入，解決了溫飽問題。我們再來看一個數字：這81人的平均壽命，達到67.30歲！這個數字是驚人的。根據社會人口學的統計，1949年以前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根據現代的一項調查，“中國科學院係統在職科學家的平均死亡年齡隻有52.23歲，加上離退休人員，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齡隻有63.33歲”（《南方周末》1999年1月1日第15版）。 　　有人也許會說，81人的樣本太小。這也正是我所擔心的一點。為驗證上述數字，我又擴大調查範圍，從《傳統語言學辭典》（許嘉璐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找出立作條目的234位小學家（不包括上述81人），他們均出生於1600－1850年間，生卒年份確鑿。這裏隻舉一個統計數字：其平均壽命為65.38歲，與第一個樣本相差不大。考察至此，我想可以定論了。這裏統計的81＋234位小學家，是清代學界的代表群體。他們中的多數正像梁啟超說的那樣，“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饑寒”，生活水準在一般百姓之上。正因為生活安穩，有利健康，他們才能長壽；也正因為物質生活有保障，學術活動才能順利展開。當然，我們這樣立論，是把清儒當作一個整體看待。就個體來看，則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寒士，而且寒士未必都短壽。 //唐朝在當時的強大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當時兩個世界強國拜占庭帝國和阿拉伯帝國都不如唐朝// 阿拉伯帝國（632年—1258年）是西亞阿拉伯人於中世紀創建的一個伊斯蘭封建帝國。唐代以來的中國史書，如《經行記》、《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遼史》等，均稱之為大食國。帝國存在了600多年，主要有神權共和時期和倭馬亞王朝、阿拔斯王朝兩個世襲王朝。帝國最強盛的時候，疆域東起印度河和中國邊境，西至大西洋沿岸，北達裏海，南接阿拉伯海，是繼亞曆山大帝國和羅馬帝國之後又一個地跨亞、歐、非三洲的大帝國。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阿拉伯帝國的興起改變了周邊許多民族的發展進程，在中世紀的曆史上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海運 　　阿拉伯人的海上航行在發展航海業、造船業和帆船駕駛技術方麵起著重要作用，促進了航海所必需的地理知識和其他知識的積累。阿拉伯海員在長期的航行過程中，研究和詳細記述了印度洋上的季風，並且在航行中巧妙地利用了這種季風從而大大縮短了航行所需的時間。在古代阿拉伯的地理書籍中也記錄了大量的海洋地理資料。 　　 　　 　　文化、藝術 　　穆罕默德和曆代哈裏發都奉行較開明的文化政策，這使得以伊斯蘭教和阿拉伯語這兩個將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的紐帶為基礎的阿拉伯文化得以高度發展。 　　 　　 　　文學 　　文學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中最具特色，也是阿拉伯人自己最引以自豪的領域之一。早期阿拉伯文學題材多為諺語、詩歌、故事，語言簡潔明快、犀利、樸實，體現了阿拉伯人狂放而直爽的性格。帝國強盛的時代，文學作品以散文為主，文字優美，比喻的使用趨於上風。《天方夜譚》（或《一千零一夜》）在數百年時間中被不斷完善。它汲取了印度、希伯來、波斯、埃及、中國和阿拉伯民間文學的精粹，使其成為阿拉伯乃至世界文學中的明珠。 　　 　　除了自身的文學成就以外，在整理、翻譯和改編古典著作方麵，阿拉伯人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9世紀初，阿拔斯王朝的哈裏發為給伊斯蘭神學尋找“理論支持”竭力鼓勵並組織對希臘古典哲學的大規模翻譯活動。“智慧之城”巴格達擁有一大批專門的翻譯人才。據說，翻譯的稿酬以與譯著重量相等的黃金來支付。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歐幾裏德、托勒密、蓋倫、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臘人、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哲學、科學和醫學名著的譯本經整理、注釋之後，相繼問世。這一人類翻譯史上的偉大工程，即使人類古典文明的輝煌成果在中世紀得以繼承，又為阿拉伯文化的發展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在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經曆了漫長黑暗的神權統治的中世紀，古希臘的著作在歐洲大都已經失傳。歐洲人是靠翻譯這些阿拉伯文的譯本才得以了解先人的思想，繼而開始他們的文藝複興的。 　　 　　 　　 哲學 　　阿拉伯人認為，除神學外，哲學是了解世界的必備知識。在融合伊斯蘭教“天啟”與希臘“賢哲探求”精神的事業中，帝國湧現出一批哲學家。阿拉伯第一位哲學家金迪（801年－873年）、倡導原始精神的德拉比（870年－950年）、完成融合希臘哲學與伊斯蘭教神學的巨匠伊本·西拿（980年－1037年）和獨樹“雙重真理”學說的伊本·魯德（1126年－1198年）等，對中世紀和後來人類哲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曆史學 　　阿拉伯曆史學家多采用敘述的方式，除應用個人的判斷，對於不同的若幹組資料加以抉擇，對於論據加以組織外，很少致力於史料的分析、批判、比較或推斷。 　　 　　保存下來的最早的阿拉伯語曆史作品最初的題材，是以前的傳奇以及環繞著先知穆罕默德的各種宗教傳說。第一部以宗教傳說為基礎的著作，是《天使傳》，（著者是伊本·易司哈格）；接著而來的曆史著作，是記載穆斯林征戰的著作，叫做《武功紀》，（著者有穆薩·伊本·歐格伯，瓦基迪等）。後來較正規的曆史學家中，包括阿卜杜拉·伊本·穆斯林·伊本·古太白（著有《知識書》，艾卜·哈尼法·艾哈邁德·迪奈韋裏（著有《長篇記述》)，葉耳孤比（著有《世界史摘要》），哈木宰·伊斯法哈尼等。 　　 　　泰伯裏和麥斯歐迪是公認最偉大的阿拉伯曆史學家，其成就是後人難以逾越的高峰。 　　 　　泰伯裏的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哲利爾，號艾卜·哲耳法爾(838年—923年)，寫下了兩部偉大的著作：《曆代先知和帝王史》，另一部是《古蘭經注》。 　　 　　艾卜·哈桑·阿裏·麥斯歐迪，被稱為阿拉伯的希羅多德，他是采用紀事本末體編寫曆史的第一個阿拉伯人。他把所搜集到的資料編成三十冊的偉大著作，可惜保存到現在的，隻有一部摘要：《黃金草原和珠璣寶藏》 。在這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中，麥斯歐迪除研究正規的穆斯林的題目外，還用研究了印度、波斯、羅馬、猶太的曆史和宗教。麥斯歐迪還是一位博物學家，他把關於礦物、植物、動物之間的秩序的見解總結起來，寫成一本專論，叫做《提醒和監督》。 　　 　　 　　藝術 　　阿拉伯世界對於藝術美有獨特的追求。由於伊斯蘭教反對偶像崇拜，阿拉伯藝術作品中缺少對人物和動物造型的塑造。藝術家們的才思智慧都集中在書法藝術、幾何圖案和巧妙別致的構思中，具有明顯的抽象法和形式化的特征。 　　 　　阿拉伯藝術家的獨特構思在華美壯麗的清真寺建築的結構裝飾上集中地體現出來。高高的宣禮尖塔、大圓屋頂、半圓凹壁和馬蹄形拱門為基本特點的千萬座清真寺，形成了世界建築中的獨特風格。 　　 　　 　　教育 　　昆它布（小學校）：接受六歲以上兒童學習，以《古蘭經》為核心，學習朗讀和書法；此外，加之阿拉伯語法、曆代先知的故事、初等算術原理和詩詞。女子可接受初級的宗教教育。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較低。 　　第一所著名的高等教育機關，是麥蒙於830年建立的智慧館。這是一個翻譯館，科學院和公共圖書館的綜合體。 　　尼采米亞大學，尼采木·木勒克在1065年創建的，是一所宗教大學，專門研究沙斐儀派的教律學和正統的艾什耳裏派的教義學。《古蘭經》和古詩，是這所學校人文學的主要課程。 　　清真寺在教育體係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昆它布附屬於清真寺之外。其中有舉行聖訓學的課程，還有不少學者集會講授各種學科，所有穆斯林都可以自由進入清真寺聽講。清真寺還是圖書收藏所。 　 天文 　　帝國的天文學在宗教、生產和航海貿易的需求下得以高度發展。阿拉伯人在巴格達、大馬士革、開羅、科爾多瓦等地建有當時世界一流的天文台，並研製了相當精密的天文觀測儀器。以花刺子密、白塔尼和馬吉裏等為代表的阿拉伯天文學家們所取得的成就，代表著當時人類天文學的最高水平。現代許多行星的命名和天文學術語都源自阿拉伯人。他們連續的天文觀測，為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天文學家提供了約900年的記錄資料。 　　 　　 　　 地理 　　 　　伊本·白圖泰遼闊的阿拉伯帝國還培養了一批地理學家。花刺子密所著的《地形誌》、伊本·胡爾達茲貝的《各地知識的最佳分類》、雅各特的《地名辭典》等，都是後人認識當時中亞、西亞、北非等地理概貌的經典文獻。14世紀，伊本·白圖泰曆時30年，行程12萬公裏，東到中國、西至格拉納達、北達欽察汗國薩萊、南抵西非馬裏的廣大區域內，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留下了長篇遊記《在美好國家旅行者的歡樂》，同時具有很大的史學價值。 　　 　　 　　 數學 　　阿拉伯人在數學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突出體現在對印度數字與零符號體係的改造與推廣，它不僅方便了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也導致了人類計算領域的一場革命。另外，來自花剌子模的波斯人花刺子密用印度數字（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阿拉伯數字）編寫了《積分和方程計算法》一書，係統闡述了最早的三角函數表，並首次將代數理論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歐麥爾·海雅木和艾卜·瓦法在方程計算理論上也頗有造詣。 　　 　　 　　醫學 　　 　　穆罕穆德·拉齊斯所著《論天花和麻疹》相傳先知說學問有兩種：一是教義學，二是醫學，可見阿拉伯人對醫學的重視。伊斯蘭教的醫藥學以希臘醫藥學為基礎，但帝國地理上的擴展，使得穆斯林們獲得了更多新的疾病和新的藥物的相關知識。藥劑師和醫生要經過考試，才能營業。他們在古代的醫藥典籍中增加了水銀、丁香、肉桂、龍涎香、樟腦等藥物藥劑。當時阿拉伯商船曾將藥物大批運往意大利。15世紀初，中國明朝鄭和的船隊也在阿拉伯采購了大量的藥材，並交流醫學知識。直到17世紀以前，被歐洲人尊稱為“穆罕穆德·拉齊斯”的艾卜·伯克爾·穆罕默德·伊本·宰克裏雅·拉齊(865年—925年)和“阿維森納”的艾布·阿裏·侯賽因·伊本·西拿（980年—1037年）的醫學著作，一直被用作歐洲醫學院的教科書。 　　 　　當時的經典醫學書籍有： 　　 　　阿裏·伊本·賽海勒·賴班·泰伯的《智慧的樂園》； 艾卜·伯克爾·穆罕默德·伊本·宰克裏雅·拉齊的《曼蘇爾醫書》和《醫學集成》； 阿裏·伊本·阿拔斯·麥朱西的《醫學全書》 伊本·西那的《治療論》和《醫典》； 阿裏·伊本·伊薩的《眼科醫生手冊》； 　　 　　化學 　　阿拉伯人在研究化學等自然科學中，采用客觀實驗的方法。這是當時一個決定性的改革。在化學方麵，阿拉伯人也做出了傑出貢獻。他們在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的傳統和實踐的基礎之上，增添了印度和中國的化學知識，並且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尋找點金石和研究煉丹術。但是根據他們的記錄表明，他們已發展起了尖端的實驗技術，能夠製造各種藥物，生產蘇打、明礬、硫酸鐵等各類用於工業生產（特別是紡織業）的化學製劑。由於化學的進步，阿拉伯人很早就發明了化妝品，製造香水，肥皂等，後來在十字軍東征，香水和肥皂一起傳入歐洲。 　　 　　 　　阿拉伯煉金術的開創者是查比爾·伊本·哈彥，他比早期的希臘和埃及的煉金術師更能夠認識而且陳述實驗的重要性，在化學的理論和實踐方麵，他都有了顯著的提高。查比爾在其論文中科學地敘述了化學上的兩種主要操作：煆燒和還原。還改良了蒸餾、升華、熔化、結晶等手段。這對後來阿拉伯，乃至歐洲都有著很大影響，穆斯林化學家稱查比爾為先師。 　　 　　 　　物理 　　阿拉伯學者對物理學的貢獻也非常大。他們製作了許多精確的儀器，測量物質密度和大氣層引力。伊本·海賽姆（965年-1038年）是偉大的物理學家和阿拉伯光學之父，他研究光的反射和折射，說明光在同物質中是在一條直線上傳播的，著作《論光學》，奠定了光學的基礎。 　宋朝（960年─1279年）和阿拉伯帝國（632年─1258年）一比，差別有多大！宋朝的國土麵積和武力無法和阿拉伯帝國相比，文學上可以說是持平，但是，在科學技術上，我們雖有四大發明，而阿拉伯帝國有曆史，哲學，醫學，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比我們四大發明強多的多。 也就是說，王曾瑜的"宋朝實際上是當時世界上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國家，他的人口要比唐朝多，財力、物力大大勝過唐朝，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綜合國力很強大。"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人們一直在尋找中國落後西方的根源，說法很多。但我認為，中國落後於西方的根源是中國隻有技術而沒有科學，沒有科學，技術就不能變成工業；沒有工業，就沒有資本主義。造成中國沒有科學土壤的原因是萬惡的儒教，儒教輕視科學。 　人們通常認為，唐朝（618年─907年）開放，宋朝（960年─1279年）航海貿易興盛，可是，這兩個朝代卻沒有把阿拉伯帝國（632年─1258年）的科學學過來，相反，唐朝使佛教在中國壯大，宋朝儒教大發揚，佛教和儒教對中國有什麽用？除了愚弄百姓和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外，看不出有什麽實質性的作用。儒家是不會承認自己是中國落後的禍根的，於是乎，儒家把中國落後的責任全部推給了清朝。也就是說，清朝不過是為中國千年的儒教背了黑鍋。 如果說，清朝是中國科學落後的禍首，那麽，唐朝和宋朝同樣是中國落後的曆史罪人。 3.盛唐是怎樣意淫出來的----傳說篇 -----唐朝公主與和親對唐朝的影響 先說說公主的由來。 公主一詞起於春秋戰國時代，周朝天子把女兒嫁給諸侯，自己不主持婚禮的，叫同姓的諸侯主婚。當時各諸侯國的諸侯一般稱“公”，“主”就是“主婚”之意，所以因為是諸侯主婚，天子的女兒就被稱為“公主”了。 從漢朝開始，隻有皇帝的女兒才能稱為“公主”，諸侯王的女兒則稱為“翁主”。皇帝的姊姊稱為“長公主”，先皇帝的姊妹為大長公主。 唐朝公主與和親對唐朝的影響，促進了唐朝和周圍國家的和平和友好，減少了 戰爭，加強了唐朝的穩定。唐朝公主和親，外加豐厚的嫁妝，這些本來是古代戰爭的一個重要目的，也就是說，吐蕃和回紇不要通過戰爭就可以得到戰爭才能得到的東西，因此，在和唐朝實力差別不大的時候，和親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 美麗的公主、豐厚的嫁妝，隻會讓吐蕃等滿足一時，當雙方力量不平衡，一方居強者地位時，就會丟棄所謂的“和親”，縱兵劫掠。 因此，我個人反對唐朝公主的和親政策。 這對哪個公主是殘酷的，不說哪個時候，就說現在，除了旅遊，有幾個人願意到邊疆工作學習的？而且，這 種政治婚姻多半沒什麽感情的，對哪個女孩太不人道了。其中的金城公主尤其悲慘，生了個王子赤鬆德讚，卻讓沒有生育的大妃子納朗嫉妒，把公主的嬰兒搶走，並說這個男孩是她生的，而不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最後因傷心壓抑而早早逝世。 不過，唐朝有個有趣的現像，和我們今天的人想象的不同，唐朝士族並不願娶公主為妻，原因是多方麵的，當時門第觀念非常嚴重，唐朝李家並非當時的高門望族族，其他門第瞧不起李唐，此其一。唐朝的公主有的過於淫蕩囂張，此其二。公主畢竟是公主，有了公主的男人就失去了一定的自由，此其三。李唐皇室有很大的鮮卑血統，此其四。其中，以前兩點為最重要，請看記載： 　　 《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附《杜□傳》：“令宰臣於卿士家選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於文學後進中選擇，皆辭疾不應“。 　　 　　 “時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筆謂二人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諭其言。俄頃有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於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二人方悟向來之言。“ 　　 再回到唐朝的和親政策。政治是有實力決定的，過去這樣，現在這樣，將來還是這樣。文成公主、金 城公主入藏，並沒有改變兩國的實質關係，唐和吐蕃總的說來是敵對的，實力相當才會因所謂的和親而“友好”。在雙方實力相差比較大的時候，一方則要更重要的土地，順便獲得女人 和財物。於是，出現了七世紀中期吐蕃控製西域，並且奪取河西走廊，八世紀中期 攻陷唐朝首都長安。有趣的是，有人拿拉薩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為證，說西藏在唐代就屬於中國版圖，並且畫在版圖上，這是錯誤的。會盟碑強調的是雙方永遠和好，就象棄隸縮讚讚普向唐玄宗說的雙方“和同為一家”， 就象是一家人一樣，實際上是兩家人，也就是說，會盟碑正好證明了吐蕃是一個獨立國家。還有人甚至把和親政策提高到決定民族關係的程度，這也太誇張了。我認為，關鍵還是要提高自己的實力才是正路。說到底，隻有實力是真實的。我要是唐朝的皇帝，我就不會和親，而是把女孩給唐朝自己的能臣，把自己變得更強大。 讚美一下曹操，曹操以地方割據政權的力量從匈奴手中要回蔡文姬，而大一 統的漢朝和唐朝為什麽不可以呢？中國的曆史把漢唐美化的太厲害了，而曹操這樣的英雄人物卻被忽視，直到毛澤東命令郭末若為曹操平反。 下麵說說主題，為什麽從唐朝的外交看出盛唐是意淫出來的。 首先，把美麗的公主和大量嫁妝給吐蕃，這本身就是一種示弱，如果盛唐真的那麽強，就會象消滅被天災削弱的東突厥一樣，把吐蕃納入版圖好了，可以一勞永逸。 其次，通常說文成公主嫁給鬆讚幹布，給吐蕃帶去了文明，比如佛教，好象是唐朝在文化輸出。其實，吐蕃的佛教並非來自唐朝，唐朝和吐蕃的佛教都是各自派人到印度求經得到的，唐朝派出的是唐三藏，而鬆讚幹布派的大臣是土彌桑布紮（thon-mi sam-bho-Ta）到印度求經，並創製藏文，初譯佛經。這裏說明一下，唐朝並沒有宣 揚的哪樣開放，唐朝的高曾玄奘西行去印度，冒犯了當時不準出國的嚴格禁令，但後來李世民沒有追究他偷渡的罪名。 最後，也是最搞笑的是，為了突出唐朝的強盛，把唐朝的“示弱”吹成了“示恩”，以下有多個版本，這是其中之一。公元640年，鬆讚幹布派使者祿東讚到長安去求親，唐太宗五難使臣，解決方式是這樣的。1.木頭分出根部和梢頭。將圓木投進水中，浮起的是上部，下沉的是根部。 2.一百匹母馬和一百匹小馬，把它們的母子關係找出來。將小馬與母親分開，餓幾天後，放入母馬欄後，小馬會自己找到自己的母親。3.燕麥分陳舊。讓年歲不同的羊選分好年份的燕麥。最小的羊會先吃最新打的燕麥，以此類推。 4.把一根很細的絲線，穿過一顆有九曲孔道的明珠。使臣將線綁在螞蟻腰上，在孔的另一端塗蜂蜜，螞蟻去吃蜂蜜就將線帶過去了。 5.猜公主。公主本身喜歡吃蜂蜜，體味也最香，其他侍女身上沒有味道。 文成公主下嫁後三十年，670，吐蕃進攻唐朝，唐的西域四鎮全失，唐朝大將薛仁貴反擊，但被吐蕃擊敗，全軍覆沒，隻剩下薛仁貴和少數將領逃回。678年唐朝李敬玄再次反擊，又是全軍覆沒，副統帥劉審禮被吐蕃生擒。692年，唐朝王孝傑先是收複西域，之後，在696年王孝傑也被吐蕃攻擊敗。 唐朝盛世有文字記載，說唐朝當時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這被很多曆史學家相信，真是這樣麽？夜不閉戶還有點可能，但路不拾遺就太過份了，這是難以想象的，人有自私的黑暗的一麵，難道當時的唐朝都修佛成了成果？或者是唐朝人的思想境界非常高，盛唐跑步進入了共產主義？因此，或者唐朝篡改了曆史書，或者唐朝當時搞了文字獄，把描寫唐朝壞事的書全毀了，或者是宋朝等古代的文人作假，或者共產主義在盛唐真的出現過，嗬嗬~~~~~~ 吐蕃文獻中的唐蕃戰爭 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編年史》記載了吐蕃讚普的主要活動和重大戰事。現在轉引如下： 　　 　　《編年史》第十條：至羊年（高宗顯慶四年，659年），讚普駐於乍之鹿園。大論東讚駐吐穀渾。達延莽布支於烏海東如與唐廷蘇定方交戰，達延戰死，且以八萬敗於一千。 　　 　　第二十一條：馬年（高宗鹹亨元年，670年），讚普駐沃塘。於吉瑪闊（大非川）擊斃眾多唐人。 　　 　　第四十六條：羊年（武後天冊萬歲元年，695年），……大論欽陵赴吐穀渾，於達拉甲都爾（素羅汗山唐人墳，在今甘肅臨洮界），與唐將王尚書（王孝傑）作戰，殺死許多唐人。 　　 　　第四十九條：至狗年（武後聖曆元年，698年），……大論欽陵引兵至大小宗喀，生擒唐大將都護使。 　　 　　第五十一條：至鼠年（武後久視元年，700年），……秋，讚普出巡，領兵至河州 　　 　　第五十二條：至牛年（武後長安元年，701年），夏，讚普駐色爾夏，後領兵至鬆州 洮州……冬，讚普駐尺孜（宮）。春末，領兵至鬆州，洮州。 　　 　　第六十五條：至虎年（玄宗開元二年，714年）冬，……*達焉與大論乞力徐二人引兵至美相軍（臨洮軍），複返回。 　　 　　第七十一條：猴年（玄宗開元八年，702年），……攻陷唐城堡索格藏。 　　 　　第七十八條：兔年（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年）夏……攻陷唐城堡瓜州新城（晉昌）。 　　 　　第八十條：蛇年（玄宗開元十七年，729年）……論悉頰桑董匝卜等於木壘久壘作戰，擊斃許多唐人。冬，行宮駐於紮瑪爾之烏園。唐使者李總管前來致禮。 　　 　　第九十二條：蛇年（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夏，讚普以政務出巡。攻陷唐城堡達化縣（今青海尖紮縣）……冬……斜索決反攻，收複鐵刃城（石堡城）。 　　 　　第一百零一條：至雞年（玄宗天寶四年，745年），讚普行宮駐於羊卓之夷塘。唐將馬將軍（馬靈察）領郭域（俱位）之唐哨兵至，甥吐穀渾王與論莽布支二人攻打擠巴城。唐廷援軍開赴擠巴城賓棍大堡，唐軍大部被擊斃。 　　 　　第一百零四條：至羊年（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論泣藏與尚息東讚二人攻陷洮州城。重建馬重木（堡）。 　　 　　第一百零五條：至猴年（肅宗至德元年，756年）冬，……論泣藏，尚息東讚，閣羅鳳三人所率軍旅陷雟州，孜吉以下地區盡皆臣服。 　　 　　第一百零六條：至雞年（肅宗至德二年，757年）冬……大論囊熱爾等攻陷唐之大宗喀和製勝軍二城。 　　 　　第一百零七條：至狗年（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冬……論泣藏與悉頰藏達囊等領兵開赴堅城涼州方麵。 　　 　　第一百零八條：至豬年（肅宗乾元二年，759年）冬……論泣藏與尚息東讚 尚讚摩三人攻陷小宗喀。 　　 　　第一百一十條：至牛年（肅宗上元二年，761年）冬，……論悉頰藏等攻陷邦木果與交河縣兩堅城。尚息東讚攻陷鬆州與桑噶爾兩地。 　　 　　第一百一十一條：至虎年（肅宗寶應元年，762年）……季冬，唐王薨，新王立，以向（蕃地）貢奉絲綢和土地等為不宜而毀約。尚結息與尚息東讚等越鳳林鐵橋，率大軍攻克臨洮軍 成州 河州等眾多唐廷城堡。尚結息返回吐蕃本土。尚結息 論達紮（馬重英），尚息東讚 尚讚婆等引兵至京師，陷京師，唐王出逃，另立新唐王。大軍撤回。 3. 呂留良（1629年—1683年），別名光輪，字用晦，又字莊生，號晚村，別號有恥齋老人、恥翁、呂醫山人、南陽布衣等，暮年削發為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浙江桐鄉人，思想家、醫學家。曾參加抗清活動，兵敗後隱居行醫，評選時文。著有《東莊詩存》、《晚村先生文集》等等。呂留良一向反對滿清，其文有雲“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嚐不照人？”，其弟子及曾靜等人崇奉其說、廣為傳播，後曾靜被告發下獄，呂留良亦被剖棺戮屍，著作則被焚燬。傳說其孫女（一說女兒）呂四娘將雍正帝刺殺。呂四娘，傳說中清朝的女俠。為呂留良之孫女（一說女兒），野史以小說記載其為報雍正以文字獄殺祖之仇，以選妃之名混進皇宮，後在雍正召其侍寢時以短劍將雍正斬首而亡。野史，無從考證。4.世界帝國大排名：1蒙古，2大英，5清朝，6阿拉伯,9元朝,13 唐朝 1蒙古帝國4401萬平方公裏[大於亞洲] 2大英帝國近3430萬平方公裏 3西班牙帝國近2500萬平方公裏[腓力二世時期西葡合並] 4俄羅斯帝國2200萬平方公裏以上 8中華帝國[清]1400多萬平方公裏 6阿拉伯帝國1400萬平方公裏[八世紀中期] 7法蘭西帝國小於1400萬平方公裏[主要是西非] 8土耳其帝國1350萬平方公裏 9元朝 1200萬平方公裏 10葡萄牙帝國1120萬平方公裏 11羅馬帝國近1000萬平方公裏 12突厥汗國970萬平方公裏 貞觀王朝何以會成為中國人的黃金時代? 做假做出來的, 吹出來的比年寇盜，郡縣饑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貿易妻子，奔波道路，雖加周給，無救倒懸。京師倉廩，軍國資用，罄以恤民，便闕支擬。今岷れ款服，蜀漢沃饒，閭裏富於猗陶，菽粟同於水火。曩者儲蓄，徵斂實繁，帑藏猶殷，宜垂拯濟。木牛流馬，非可轉輸，樂土重遷，理無從薄，則窮通之道，將由革變。外內戶口見在京者，宜依本土置齡以下。下官部領，就食劍南諸郡。所有官物，隨至糴給，明立條格，務使穩便。秋收豐實，更聽進止。《全唐文》 ●卷一 ☆李淵（高祖皇帝一） ○定戶口令　　　　貞觀十一年，馬周又上疏曰：“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裏，春秋冬夏，略無休時。”《舊唐書·馬周傳》　　　　貞觀四年，(唐太宗)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按：隋煬帝營建的宮殿，毀於戰火)。……張玄素上書諫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 《貞觀政要》 (唐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宣即為之罷役。" 《資治通鑒》 “太宗朝，天下新承隋氏喪亂之後，人尚儉素。”《封氏聞見記》　　　經濟、疆域、國力、民力、文化、科技、軍事皆不如楊廣時代. 楊廣修建了大運河、東都洛陽、千裏長城、開創了科舉製度.李世民留下了什麽呢?一本美化自己的書《貞觀政要》. 李淵就是一個成功的石敬瑭,為得江山竟無恥的對比他小很多的小突厥可汗稱臣,給突厥寫書信：“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那位後來被什麽原始部落的天可漢的李世民是不是官稱原始部落的小酋長為"君父"呀? 對原始部落的小酋長稱為"君父"可真是恥辱呀,石敬瑭好歹也對一個封建帝國的皇帝稱"君父".唐太宗的統治是建立在剝削和奴役農民的基礎之上的，即使"貞觀之治"這樣的"太平盛世"，人民的徭役負擔也是不輕的, 而清朝實行永不加賦.。 明朝曾鑄造出世界最先進大炮?---明朝末年中國的火炮製造和操縱技術確實已遠遠落在歐洲人之後。 1.守寧遠的大炮是山海關調去的,而天啟年間由徐光啟主持,明朝總共向澳門葡萄牙人買了30門大炮, 其中有十一門大炮被調往山海關,防守京城的有十八門 ,還有一門在試炮時炸毀,葡萄牙炮手若翰哥裏亞被當場炸死 ,明政府將其安葬於北京郊外,並下令“從優給恤”。隨後山海關的11門調到寧遠,遼東經略孫承宗還將經過葡萄牙炮師訓練的明管炮官彭簪古調至寧遠, 訓練明軍炮手。 2.鐵心銅體鑄造法隻是金屬澆注技術領先,但製造出來的大炮在口徑和炮身比例,以及操作技術上比不上西洋大炮,這一點傳教士湯若望曾指出過--他為明清兩代皇帝都造過大炮. 3.銃規、銃尺和矩度等儀具的使用以及裝彈填藥技巧的掌握是西洋大炮的關鍵,但當時徐光啟孫元化等都在翻譯西方技術資料時忽略了中西度量衡的差別,因此操作時的裝藥量或設計角度都有很大誤差.在登州戰役時,明軍因裝火藥過量造成大炮炸膛. 4.登州之戰,葡萄牙人共有12人在叛軍陷城時戰死，炮隊統領公沙的西勞也戰死了，另有15人重傷被俘，總算曾經受教與他們的叛軍感念師徒之情，活下來的葡萄牙人在傳教士陸若漢帶領下離開了登州返回澳門。幸存的絕不止3人. 在17世紀上半葉,技術最先進的大炮是沙俄製造口徑為3俄寸(76毫米)的青銅“皮夏利”炮，炮膛內有10條螺旋形膛線。這種“皮夏利”炮從炮尾裝填，使用楔形炮門關閉，是近現代後裝線膛炮的雛形，這種炮曾在列寧格勒炮兵曆史博物館展出。 明朝後期對中西火炮技術的認識 　　黑火藥最早由中國人發明似無疑問，而最早的管形火器，一般認為是南宋紹興三年（1132年）陳規守衛德安時用巨竹製造的“火槍”，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使用管形火器的最早戰例。《金史》中所提到的“飛火槍”，即在普通長槍的槍頭後部綁紮一個裝有火藥的筒（通常是紙製的），作戰時點燃筒中的火藥，噴出火來用以燒傷前來格鬥的敵軍，火藥燒盡後則可同一般長槍一樣格鬥紮刺，這種玩意類似噴火筒。另一類“火槍”就是陳規用巨竹製造的，每支用兩個人扛抬發射，點燃後噴射火焰燒向敵方，這已是一種原始的管形火藥火器了。槍炮應該是噴火筒的合理延伸，因此很快出現了近代槍炮的前身。 　　 　　一、 火炮在東西方的發展： 　　 　　公元1259年壽春府（今安徽壽縣）製造了發射“子窠”的“突火槍”，此槍用大竹筒製成，內裝火藥，還安有“子窠”，作戰時點燃火藥，利用火藥燃燒後產生的作用力射出“子窠”。如果“子窠”就是子彈這一推測正確的話，那末這種“突火槍”可以算作近代槍炮的前身。在元代中期，這種管形火器由竹製改用金屬來製造以後，被稱做 “銃”。 　　元明銅鐵製火銃傳世及出土的很多，按新華網哈爾濱2006年8月5日電訊（記者呼濤），經有關專家學者研究認定，內蒙古新發現的元代火銃是迄今為止所發現中國最早的有明確紀年的銅火銃,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這件火銃發現於1987年7月，1998年10月入藏蒙元文化博物館，並於2004年經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略部曆代戰爭和戰略研究室、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的有關學者共同認定為世界上最早的火炮。為銅質鑄造,銃形為碗口銃,全長34.7厘米。銃身豎刻兩行八思巴字銘文表明其製造於“大德二年”,即1298年。在以往發現的元代銅銃中,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實物是藏於北京中國曆史博物館的至順三年（1332年）碗口銃。（《文物》雜誌1962年第3期）此次新發現的內蒙古銅口銃,比至順三年銃早了34年,成為一支中國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一般認為是蒙古西征將火藥帶到阿拉伯，然後再傳入西方。火炮在西方的出現據考證應該是在公元 1250 至 1275 年間在北非及西班牙的摩爾人王國中，這也是阿拉伯人將火藥引進西方的旁證。阿拉伯人使用的叫做“馬達發”的火器，從形態看和南宋突火槍大體類似。1325年，阿拉伯人曾使用“馬達發”進攻西班牙的巴紮城。 　　西方對火炮最早而無爭議的文字記載出現在 Walter de Millimete 替英國愛德華王子（日後的英王愛德華三世）在公元 1326 年寫的書 De Offciis Regnum（論國王的職責）中，有一張用火炮發射金屬箭頭的彩圖。雖然沒有任何文字說明，還是可以看出是門火炮。事實上這種大炮隻是一支巨大的的箭；這種“導彈”很快就被石製炮彈所代替。同一年（公元 1326 年），意大利的弗羅倫刹城訂購了銅製大炮和一些鐵彈丸和鐵箭矢，交易文件還保留到今日。愛德華三世在公元 1327 年跟蘇格蘭人作戰時曾經攜有一些「crackys of war」，大約是重在15至30 磅之間的輕型炮。公元 1345 年二月一日，愛德華三世的大侍官記載了一筆修理 13 門大炮 的費用。同年在英法百年戰爭中著名的 Crecy 之役，愛德華三世用了兩到三門大炮，擊敗了法軍十字弓手。其後，愛德華三世使用大約 20 門大炮來圍攻加萊城堡。（《槍械發展史.第2章》） 　　可確認的是在 13 世紀末和14世紀初，東西方幾乎同時出現火炮的雛形，說明中國傳播到西方的是火藥知識，而非直接的軍事發明。火炮應該不是一地一人的偶然發明創造，而是在中國火藥武器知識影響下，東西方各國分別獨立發展起來的。 　　 　　二、中西方火炮技術拉開了距離 　　 　　明初火器有較大的發展，居世界領先地位。但正統之後，一則由幹承平日久，沒有發展.火器的迫切要求;一則由於統治階級“恐傳習漏泄”, 進行封鎖，如“宣德五年，敕宣府總兵官譚廣：“神銃，國家所重，在邊墩堡，量給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六年，邊將黃真、楊洪立神銃局於宣府獨石。帝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敕止之。”（《明史》卷九十二《兵誌四》），所以火器發展基本呈現停滯狀態。但在西歐，自13世紀末14世紀初開始火器的發展後，由於各國間和各國內部爭戰不已，火器得到了迅速發展。到嘉靖年間，中國人反倒要向西方學習。 　　 　　例如，在中國明代中期，嘉靖四年(1525)製造的“毒火飛炮”，發射用生鐵製造的爆炸彈，這是中國火器史、也是世界火器史上最早發射爆炸彈的火炮。開始使用短身管的火炮發射爆炸彈丸，這可謂最早出現的榴彈炮。嘉靖二十五年(1546)，陝西三邊總督曾銑及宣大總督翁萬達的上疏中有關毒火飛炮的記敘是對這種火炮的最早文獻一記載。（周穀城主編 劉旭著《中國古代火炮史》p48） 　　而在在歐洲，捷克人在1419年至1436年的胡司戰爭中，首先使用了手炮---一種短身管的火炮-----榴彈炮。“榴彈炮”( Howitzer)這一術語，也來自捷克文(Hou fnice). 15世紀末，意大利和德國也出現了發射石霰彈的短管炮。早期火炮使用的彈丸形形色色，從金屬箭頭，銅炮彈、鉛炮彈、鐵炮彈、到石頭炮彈都有。到16世紀中期，歐洲各國已普遍使用身管較短的滑膛炮發射球形爆炸彈丸，在艦炮上普遍使用鏈彈、葡萄彈等特種彈。但中國仍然主要使用圓形實心彈，使用“開花彈”的火炮種類不見增多。在《籌海圖編》、《武備誌》中提到的火炮仍然以發射實心彈為主。《武備誌》卷122至123記載了明代使用的十七種火炮，從文字和圖形上來看，其中發射圓形實心彈的十三種，發射空心彈的僅一種，發射空心彈的占全部火炮的6%。明未《火攻挈要》所載的鏈彈、葡萄彈等各式炮彈也大多出自西方技術。 　　在中國的元末明初（1 4世紀後半期），大口徑臼炮出現。現出土的這個時期鑄造的鐵炮，有的口徑較大，幾乎呈喇叭狀，如上述至順三年（1332年）的碗口銃也可算是。這些炮用來發射石彈，應是現存最古老的臼炮。據明史記載，洪武年問鑄造的碗口銃，全長為315--520毫米，口徑在100-109毫米，重8.35---26.5千克，銃口敞開，便於裝填石彈。洪武十八年(1385)永平府(在今河北盧龍)製造的大碗口銃，全長520毫米，口徑108毫米，重26.5千克。此銃1972年在河北寬城出土，是當年明軍守禦寬城所用的守城炮。1965年在湖南株洲發現的大將軍炮，明代正德六年(1512)十月鑄造，全長810毫米，口徑220毫米，重348千克，已是當時較重型火炮了。（《世界軍事寶典.兵器卷》216-217頁） 　　在歐洲早期火炮幾乎都是臼炮，應是從調製混合藥物的石臼而來。這些石臼炮的尺寸不大，裝藥量也不多，發射石彈的殺傷力有限，估計隻是起心理震撼作用。而到15-16世紀出現的歐洲臼炮，其技術已追上中國。如名叫“達勒.格裏特”(Dulle Griete)的根特射石炮，口徑為25英寸(635毫米)，發射700磅(317.8千克)重的花崗岩石彈。俄國的巨型射石炮，身管長9英尺(2.74米)，口徑達36英寸(914.4毫米)。另一門由蘇格蘭王詹姆斯二世1460年訂製的著名火炮是 Mons Meg，長 4 公尺（13 英尺 4 英吋），口徑 50.8 公分（20 吋），可發射重350磅(158.9千克)的石彈，現正保存於英國愛丁堡。（《槍械發展史.第2章》） 　　俄國 1525年鑄造了曆史記載的最大口徑的“莫斯科”巨型臼炮，它的口徑為36英寸(914.4毫米)，身管長18英尺(5.49米)，發射一噸重的石彈。15世紀使用臼炮數量較多的一次戰役，是1453年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圍攻君士坦丁堡。 　　當時，土耳其蘇丹在東方集中了68門火炮 攻打歐亞大陸交界處的這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火炮是名叫“皇宮”的射石炮。它的口徑為30英寸(762毫米)，需用60頭牛200個人才能移動。它的射程大約為1英裏(1.61千米)，一發石彈重達l600磅(726.4千克)。從匈牙利征募的炮匠烏爾班(Vrban )，為“皇宮”射石炮裝填一發石彈，要用兩小時。“皇宮”射石炮沒有炮架或支架，放在泥土墩後麵進行射擊。在14個炮兵連長達兩個月的猛烈轟擊下，這個在公元330年為君士坦丁建立的的城市，終於落入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這場戰爭的結局標誌著以城堡為依托來幾乎無限期地抵禦任何攻城器械攻擊的年代一去不複返了。 　　 英國倫敦塔現存一門跟這些攻城炮類似的一門火炮，它是在公元 1464 年由土耳其造炮巨匠穆尼耳.阿裏鑄成，長 5.2 米(17 英尺)，重量超過 17 噸，發射時裝用重達 136 公斤（300 磅）的火藥，可以將 295 公斤（650磅）重的彈丸投射到 1.6 公裏（1英裏）之遙。（《世界軍事寶典.兵器卷》217-218頁） 　　這些西方用於實戰的巨型炮，無論口徑重量和發射的炮彈及射程，都超過了同時期中國火炮。 　　 　　17世紀以後，西方火炮質量大為提高，火器型號向著規範化方向發展，並開始按作戰用途將火炮區分為攻城炮、野戰炮、岸防炮。所有這些炮都有炮耳，瞄準具，按數學理論計算發射彈藥。歐洲人開始吸收和創製出各種新式槍炮。當時世界上較為先進的火炮紛紛在西方出現。 　　 　　三、明朝人見識到的西方火炮技術 　　 　　 當西方人終於來到中國沿海時,中國人開始認識到了西方火炮的厲害。中葡的第一次武裝衝突“屯門之戰”（1521年），按《廣東通誌》記載：“檄海道副使汪鋐帥兵往逐，其舶人輒鼓眾逆戰，數發銃擊敗官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善水人潛鑿其底，遂沉溺，有奮出者悉擒斬之，餘皆遁去，遺其銃械”。此役明軍耗時8個月，多次被葡萄牙人“數發銃擊敗官軍”。此銃就是著名的“佛朗機”，此戰後為明軍引進仿製。其實，明朝在弘治年間(70年前)已有走私海商經東南亞獲得過這種武器，隻不過當時沒給這種武器起名,也沒加以研究仿製，等戰場上吃了苦頭才開始認真研究起來。據胡宗憲《籌海圖編》記載，佛郎機炮“以鐵為之，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個輪流貯藥安於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放四五個，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此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戰，則無用也。”後來，明朝兵部鑄造一千多佛郎機大炮，名為“大將軍”，下附木架，可高可低，發放於三邊守軍。“然將士不善用，迄今莫能製寇也。” 　　 近80年後荷蘭人又來到了中國沿海，此時中西火炮技術差距更加大了。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七月，由韋麻郎率領的兩艘荷蘭巨艦及二中舟先後抵達澎湖，其時因汛防結束，明朝汛兵亦已撤走，於是荷蘭人如入無人之境，在這裏“伐木築舍，為久居計。”（《明史.和蘭傳》）。此後, 荷蘭海船遊弋閩粵沿海, 其堅巨高廣日益為沿海軍民所認識。福建將領朱文達說:“紅夷勇鷙絕倫,戰器事事精工, 合閩舟師, 不足攖其鋒”。 (張燮《東西洋考》卷8 稅考)明朝福建官方對於荷蘭人的“巨艦大炮”毫無抵禦之方，隻有想法子以“互市”為餌，誘以退出澎湖，移舟遠去，以便以“揚帆歸國”奏報朝廷，了結此事。這時新任福建巡撫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當局把“紅毛 ”趕出澎湖，南居益苦思破敵之策。此時荷蘭人的戰艦封鎖了漳州海口，南居益親身體驗了荷蘭的“巨艦大炮”，他在〈謹陳閩事始末疏〉中說：“……見大海澎湃中，萬難接濟戰。夷舟堅銃大，能毒人於十裏外，我舟當之無不糜碎。即有水犀十萬，技無所施。” 　　 明人沈德符所撰筆記《萬曆野獲篇.紅毛夷》記載了明軍與荷蘭軍遠距離海戰時的史事，荷蘭人所施放的紅夷炮:“第見青煙一縷，此幾應手糜爛，無聲跡可尋，徐徐揚帆去，不折一鏃，而官軍死者已無算。” 　　 明朝人把荷蘭火炮戰艦看作自己無法對付的龐然大物和難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與爭勝於稽天巨浸中, 必無幸矣”。 (史澄《廣州府誌》卷120《崔奇觀傳》) 　　 號稱紅夷大炮的荷蘭火炮是明人所見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與佛朗機相比, 其設計鑄造更趨精密, 展示了更大威力。萬曆三十三年(1605 年),荷人出沒廣東,粵人謀與澳門葡人共拒敵人。明朝是從中荷實戰中逐漸認識了荷蘭火器。巨銃乃紅夷所恃長技,“長丈有咫, 能毒人於二十裏外”。(陳繼儒《晚香堂集》卷3《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二十裏外”純屬誇張，不過射程驚人應該不假。 　　 另外還有對西方火炮技術表示震驚的言論，如:荷蘭“大銃長二丈餘, 中虛如四尺車輪雲。發此可洞石城, 震數十裏”。 (茅瑞征《皇明象胥錄》卷5《和蘭》) 紅夷大炮“一發十裏, 當之無不立碎, 我雖有利刃, 勿可與敵; 雖有銳兵, 勿可與戰”。(沈國元《兩朝從信錄》卷16) 　　 萬曆末年，從廣東沿海英國沉船上撈起的20多門火炮先後運到北京，經試用，比先前傳入的佛郎機銃性能好，威力大，因而引起明朝庭的關注。當時即把此炮定名為“紅夷炮”。在徐光啟等人力主下，明廷在天啟年間向澳門葡萄牙當局購買的第一批紅夷炮，並雇傭葡萄牙軍人訓練炮手作戰，同時開始了仿製鑄造。相對於明軍的傳統火器，紅夷炮鑄造所遵循的“模數”、施放時的“炮表”化、輔助設施的配備、炮彈的多樣化、射程遠、爆炸力強，其威力遠超明軍的傳統火炮。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小，如長於攻城，卻拙於野戰，裝填發射的速率不高，且炮體笨重，無法迅速轉移陣地，故莊野戰時，多隻能在開戰之先就定點轟擊，當敵我情勢發生逆轉，往往無法機動反應。西方當時發展出的攻城炮、野戰炮等明朝並不知曉，也無從仿製。因此，明末在遼東的多次戰役中:明軍雖擁有紅夷炮，但卻無法有效壓製清軍的勇猛衝殺。 　　 　　四、國人對中西火炮技術的比較 　　 　　明代初期火炮限於科學技術水平限製，有著的兩大缺點； 　　其一、以戚繼光根據自己多年的實戰經驗所指出的；“重而難舉，發而莫繼”，這裏主要指大型火器的問題。正如戚繼光所言：“舊有大將軍、發熕等器，體重千餘斤，身長難移，預裝則日久必結線眼生澀，臨時裝則勢有不及，一發之後，再不敢入藥，又必直起，非數十人莫舉。” （《練兵實紀雜集》卷五 軍器解）由於發射速度慢，裝藥操作複雜費力，一旦麵臨實戰，敵人常常趁“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或“必伏其身，挨我火發、聞聲之後即衝突而來”，或者“佯挑戰誘我，或驅所擄掠我中國人先嚐，我火器疊發敵疊為進退，藥盡敵衝而前” （《練兵實紀雜集》卷五 軍器解），導致明軍常吃敗仗，火炮威力的發揮大打折扣。 　　歐洲時的鑄造技術並不特別優越，中國自戰國後逐漸掌握了煉製熟鐵、可鍛鑄鐵和灌鋼等技術，17世紀，中國煉鐵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間的差距並不明顯。然而西洋火炮在設計上，則具有管壁較厚、炮管由前至後漸粗、且倍徑（指火門至炮口之距離與內徑的比例）較大等特點，故射程提高、殺傷力增強且較不易膛炸。此外，西洋火炮的炮身多安有準星和照門，以為瞄準之用，兩旁並鑄有炮耳，便於架設在炮車或炮架之上，以調整射擊角度，操作相當方便。" 　　其二、明代前期的火炮如碗口筒炮、鉛彈一窩蜂、迅雷炮、大將軍炮等等，均無瞄準具，所以命中率很低。這個毛病比較致命，大大限製了火炮威力的發揮；為了提高火炮發射的命中率，明中葉以後，采用佛郎機炮的先進技術，在炮身前加照星，後設照門，從照星孔內進行瞄準，“千步外皆可對照”，發射時，“托麵以目照對其準，在放統之人用一目瞄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武備誌》卷122）。這樣，大大提高了火炮命中率。 　　紅夷炮大量引進時，中國開始使用銃規。所謂銃規，就是可用來量炮管的仰角，炮手可用銃規測量火炮的射程和測量火炮應該裝填的火藥量。這就是“藥彈相稱”的發炮要領。當時中國並沒有彈藥相稱的觀念，由16世紀歐洲的火炮製造家依據彈道學原理發明，在銃規上刻有相應的比例尺，讓炮手不需要複雜的計算，就可簡便地估計裝藥量，這是火炮發射技術上的重大突破。明朝有炮手用空炮（少量填裝火藥）而被嚴重懲罰，結果後來的炮手都將彈藥裝得滿滿的，常導致膛炸。。 　　 中文史料中最早提到銃規的，是孫元化所寫的《西法神機》。在何汝賓的《兵錄》中，則有幾幅銃規的使用圖。 　　 有關銃規的規格和用法，在湯若望與焦勖翻譯的《火攻挈要》中有簡明的記載。《火攻掣要》卷上《裝放大銃應用諸器圖說》提到；使用銃規時先將長柄插入炮口，便可以經由垂著的權線，在弧上讀出炮管的仰角。不過，這樣就要求在操作時,炮手必須冒著敵人的火力跑到炮口處測量，因此後來的人改進發明了可放在炮管末端使用的火炮仰角儀。 　　明朝後期大量引進西洋火炮時，明朝時人曾對西方火炮的技術特征和威力等與中國傳統火器進行了比較。如1623年明人焦勖參考西方技術書籍編著的《火攻掣要》書序中說:“近來購得西洋大銃，精工堅利，命中致遠，猛烈無比，更勝諸器百千萬倍”。並詳細比較了同期中西火器的技術特點。中國火器“鑄造無法，其大器不過神威發熕，滅虜虎蹲，小器不過三眼快槍。此皆身短，受藥不多，放彈不遠，且無照準而難中的。銃塘外寬內窄，不圓不淨，兼以彈不合口，發彈不迅不直，且無猛力。頭重無耳，則轉動不活，尾薄體輕，裝藥太緊，即顛倒炸裂”。 　　而“西洋火器”其“製亦長短中矩，厚薄適宜，其用能命中致遠，堅利猛烈，更以造鑄有傳，藥彈兼精。” 　　火藥配製方麵，中國造藥缺乏技術標準，“不諳分兩輕重之術，配合研搗之功，不能摧堅破銳，及損槍壞統及收涼失事，而延禍極慘”。西洋火藥“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熱，紙上不焦及不致損槍法。” 　　發射技術上，中國“不諳遠近之宜，多寡之用，循環之術。或失期妄發，賊至而反致缺誤;或發而不繼，乘間而衝突而人;或倉皇失火，未戰而本營自亂。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彈所到之遠近，更輔之於窺遠神鏡，百發可以命中”。（《火攻掣要.火器總論》卷上）。 　　 　　從上述明朝人共同的觀點可看出，明朝末年中國的火炮製造和操縱技術確實已遠遠落在歐洲人之後。 　　 　　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由，涉及中國科學史的大問題，本文無法深入探討，隻提一點： 　　最關鍵的是，當時西方的軍事學已與數學密切結合，如在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所撰的"譯《幾何原本》引"中，即有雲：“借幾何之術者，惟兵法一家，國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須此道尤最亟焉！”強調幾何知識乃為精通兵學所必需。而李之藻在天啟元年(1621)所上的《為製勝務須西銃，乞敕速取疏》中，亦稱西國放銃之人均“明理識算”。伽利略以來西方古典彈道學理論的發展，以及火器家們在實戰中經驗的積累，實踐的總結等，加上西方近代數學的發展，是火炮在西方得到大發展的重要因素。 　　 　　 從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徐光啟、李之藻等人開始購買紅夷炮起 ,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 平定新疆葛爾丹叛軍止 ,在這70多年中 ，歐洲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火器理論與製造技術，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流傳。但是，也是在這70多年，歐洲的火器理論與製造技術又邁上了一個曆史發展的新台階，而中國在這方麵卻仍然停留在17世紀初的水平上。而17世紀初，沙俄就製造出口徑為3俄寸(76毫米)的青銅“皮夏利”炮，炮膛內有10條螺旋形膛線。這種“皮夏利”炮從炮尾裝填，使用楔形炮門關閉，近代後裝線膛炮的雛形也已產生，這種炮曾在列寧格勒炮兵曆史博物館展出。此後更由於清王朝在國內安定後馬放南山，不再重視火器研製，與天主教會的矛盾隔斷了東西方火器理論與製造技術的交流渠道，從而使中國的火器研製業每況愈下，中外火器發展的差距越來越大。 　　總之，從學術史上看，清代學術繁榮在乾、嘉，孕育則在順、康，“康乾盛世”之說是可以成立的。 -------------------------------------------如何正確看待康雍乾之世 　　　　　　　　　――北京語言大學周思源教授在文學館的演講 　　　　9月15日，許多熱心聽眾很早就來到了文學館。上午9時半，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員在介紹了近期演講的安排後說：近兩年有不少關於“康乾盛世“影視劇的播出，引起了廣大觀眾的興趣，也引起了學術界有關如何評價康雍乾曆史時期的爭論。比如今天請來的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周思源教授，就和著名史學家戴逸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有爭鳴。我們先請周先生談談對康雍乾之世的看法。隨後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周教授開始了他的演講： 　　　　“康乾盛世“的提法由來已久，有時也叫“康雍乾盛世“，由於雍正皇帝一直背著竊昭篡位、弑父屠弟的惡名，盛世很少有他的份。雖然我國著名曆史學家孟森先生和日本曆史學家宮崎市定早已開始對此質疑，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我國旅日曆史學家楊啟樵先生多次赴台灣故宮博物院查閱了二萬多件康熙朝，尤其是雍正朝的密折，發表了一係列論文和專著，才算把雍正的案徹底翻過來。不過人們習慣上仍然稱“康雍乾盛世“為“康乾盛世“。 　　　　清朝（1644-1911）在位268年，總共有十個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共134年，占了清朝的一半。乾隆禪位於嘉慶皇帝後僅僅44年，就發生了鴉片戰爭，中國一敗塗地。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始終處於被列強不斷侵略、割地賠款、幾乎被瓜分的危難之中，直到1911年清王朝被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 　　　　我的基本觀點是：並不否定康雍乾三代的曆史功績，但是不讚成現在依舊把康雍乾時期說成“康乾盛世“，尤其不讚成對康乾之世作過高的評價。我們應當從比較曆史學的角度，認真總結康雍乾三代的得失。正確認識康雍乾三世的得失，有助於加快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步伐。 　　　　一． 康雍乾三代的曆史貢獻及其和漢朝、唐朝的比較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確很有作為，做出了一些重大的曆史貢獻，其中康熙的貢獻最大。他們先後削平三藩，收複台灣，平定準格爾部、回部、羅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土司叛亂等。康雍乾三帝最主要的功績是將漢、唐、元朝以來的版圖從此固定了下來，為多民族的現代中國的疆域奠定了基礎。 　　　　由於清朝是人數很少的滿族統治全國，它必須依靠其他少數民族（主要是蒙族）和它一起來加強對漢族的統治，而且必須努力學習先進的漢文化才能進行有效的統治。因此康雍乾三帝對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和加快各民族的融合，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以“改土歸流“為代表的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所謂的“改土歸流“，就是將過去少數民族地區的世襲的土官、土司改為由朝廷任命有一定任期而流動的官吏。“改土歸流“之後大大地加強了這些地區的國家意識。 　　　戴逸先生強調，“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他認為這個時期“生產力高度發展“，理由是當時中國人口已有三億，而西漢盛世時不過五千萬；唐朝開元盛世也隻有八千萬左右。“這樣康雍乾盛世的經濟力量就遠遠地超過了漢、唐的盛世，而且兩者的差距還很大。“我認為這樣的比較有些簡單化，因為西漢距康雍乾時期有1600年，唐代距乾隆末年也近800年，經過這麽漫長的時間，生產方式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人口自然會大大增加。依此說明“中國在康雍乾時期已經是一個非常興旺發達的國家“，而且已遠超漢唐，是缺乏說服力的。 　　　　漢朝當時在世界上的領先程度隻有橫跨歐洲、北非的羅馬帝國相比。而唐朝在當時的強大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且不說其疆域之遼闊，就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時期無法比擬的。當時兩個世界強國拜占庭帝國和阿拉伯帝國都不如唐朝，因此最重要的是看這個朝代在當時世界上的先進程度。康雍乾三代顯然遠遠不如漢唐。 　　　　漢唐之所以被認為是盛世，並不僅是由於其當時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質生產水平，更重要的是漢朝和唐朝的文化與精神麵貌。漢唐時代政治環境比康雍乾時期寬鬆得多。漢代的皇帝總的說來比較開明，社會洋溢著一種進取、開放、昂揚的大漢精神。唐朝的李世民、武則天、李隆基都是比較注意“納諫“的，對臣工相對比較尊重，產生了像李白、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李白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多麽豪邁自信！在清朝找不出一個李白這樣的詩人來。 　　　　總之，漢唐之所以能夠成為公認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世界上的先進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這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品格和財富。 　　　　二． 徹底扼殺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代最大的曆史失誤 　　　　要想正確地評價康雍乾三代的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應當將其置於世界曆史的總坐標中。著名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認為：公元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地區之中。而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1500年前後，各種族集團之間才第一次有了直接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我們不能將後來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都歸咎於康雍乾三帝。美籍華裔曆史學家黃仁宇以大量事實證明：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明朝的政治、經濟、教育製度的弊病如果和已經處於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相比，落後已經非常明顯了。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整體實力遙遙領先，而歐洲則剛剛起步，中國本來完全有可能發現自己的弱點和別人的優點，進行趕超。但明朝末年政治動亂、農民起義和清兵入關改變了曆史的進程。1644年清朝在北京正式取代明朝統治以後，中國要發展也來得及，但遺憾的是，清朝統治者使中國失去了整整250年，而關鍵就是康雍乾三代的134年。 　　　　製度是否進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於社會進步與生產力的發展。康雍乾的一係列措施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已經高度集權的封建專製皇權，使數億臣民俯首貼耳聽命於皇帝一人，使各級臣工絕對服從上司，從而使整個國家機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鴉片戰爭後中國屢戰屢敗，表麵原因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實際上清朝這種極端落後的封建專製製度才是根本原因。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陰影“主要是四個方麵：閉關鎖國、重農輕商、禁錮思想、輕視科學。我認為最主要的就是一個：以文字獄為代表的極端專製製度徹底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活力，舉國奴性泛濫，尤其是使得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噤若寒禪。戴先生說：“扼殺中國人思想活力由來已久，秦始皇、漢武帝就幹這種勾當。自從中國有了封建專製主義，中國人就在被迫做奴隸和奴才，逐漸形成國民的劣根性，而且時間久遠，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錮，也有書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禍。問題是清朝的文字獄比秦漢、比明朝要嚴重廣泛的多之又多，時間也長得多，不但規定苛刻，而且麵廣，動輒斬首、棄市、淩遲、門誅，甚至滅九族，連已經死了多年的都要開棺戮屍。康雍乾三代，搞文字獄一個比一個曆害殘酷，時間長達100多年。 　　　　康熙五十年，已經“寬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將真實記載南明政權年號以及記載明太子死於獄中的戴名世定為“大逆“之罪，擬將戴名世淩遲，弟兄叔侄處斬，妻女給功臣家為奴，給其書作序者絞刑。過了兩年，康熙“法外施仁“，“從寬免淩遲，著即處斬“，兩個重要人物已故，開棺戮屍；作序者、出錢刊印者和看過此書未首告者統統問罪，牽連族人、門生、朋友及其親屬三百餘人，其中有平日與他論文的尚書、禦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獄造成的影響決不僅僅止於文字作者及其家人、親友，而是全民性的災難恐懼。 　　　　雍正六年（1728年）發生了曾靜企圖策動陝甘總督嶽鍾琪反清事件，曾靜被捕，招供說自己受了呂留良著作的影響，這時呂留良已死了45年，連其子呂葆中也故去，結果此案定為“大逆“。呂留良父子開棺戮屍，另一在世兒子斬首，其餘叔伯、兄弟、妻妾、兒女等均受牽連一一治罪。呂之門人嚴鴻逵戮屍梟首，嚴的門人沈在寬因刊藏呂留良著作有4人被斬首。 　　　　文字獄最厲害的是乾隆皇帝。在整個清朝160餘起文字獄案中，乾隆時期就有130餘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時期的文字獄之多和他在全國範圍內徹底清查禁書有密切關係。因此，一些不是文人的老百姓也因禁書而被殺。乾隆時期文字獄的主要案犯，被處以“大律論擬“的就有47例，生者淩遲，死者戮屍，親屬男15歲以上皆斬，15歲以下及女性給功臣家為奴。甚至連張廷玉、沈德潛這些備受乾隆恩寵的重臣，一不留神都會大禍臨頭，其他臣工就不必多說了。整個朝廷上下都是一種精神萎靡的狀態，這樣的朝政還能盛世嗎？ 　　　　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時期，不但對清朝統治不滿或對明朝有所懷念的書籍統統禁毀，而且連與和朱理學相抵觸的書籍也不得超生。從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查和毀書24次。乾隆一代，全國禁毀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部以上“。 　　　　中國落後於西方自然並非自清朝始，但明朝的思想比清朝活躍得多，出現了不少進步思想家，如王陽明、李贄、黃宗羲、東林黨等。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麽殘酷嚴密的文字獄，而讓明朝已經初步活躍起來的思想界繼續發展下去的話，那麽具有愛國主義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完全有可能認識到中國的問題，尋找到對策，而不會失去整整200年。 　　　　康雍乾之際，憑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與人才資源，完全可以在幾十年內迎頭趕上，比乾隆末期還要晚70年的於1868年開始的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一例。康雍乾三世，世界發生了許多推動曆史前進的重大事件和重大發明。牛頓於1687年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富蘭克林於1753年發明了避雷針及電學理論；瓦特於1769年發明了蒸汽機；卡文迪什於1781年證明了水是由兩份氫和一份氧組成的。1662年英國國王查理二世頒發特許狀，成立“促進自然知識的倫敦皇家學會“。四年以後，一個科學院在法國成立。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環境有利於產生大量的思想家、發明家，而康雍乾時期的中國則根本不允許有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會有思想家、科學家了。 　　　　有的西方學者指出，當時的中國屬於表麵繁榮而實質停滯，西方則暫時還貧困卻在迅速發展。事實上康雍乾時期的經濟發展隻不過是明末以來的一種恢複性發展，而並不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提高的。從乾隆年間到鴉片戰爭僅僅50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六，而歐洲占百分之六十二，中國一下被拋到後麵了。 　　　　明朝永樂（1403-1424）年間，中國能造世界上最大的船，有世界最強大的艦隊。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有幾次多達二萬七千人，遠達東非。明朝末年軍隊已普遍使用火器，在造炮技術和火槍質量上與西方沒有多大差距。而康雍乾三代這100多年的耽誤，徹底淪落於被動挨打和任人宰割的地步。 　　　　三． 20世紀中國的巨大變化充分證明康雍乾三代的嚴重失誤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無例外地證明，社會生產力的任何曆史性的大發展都來源於思想解放、思想認識上的大提高。沒有歐洲的文藝複興就不會有歐洲的工業革命，中國在二十世紀的兩次巨大飛躍都源於思想解放、思想認識上的大提高。 　　　　中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最偉大的功績就是將中國人的民族精神的積極因素，從康雍時期幾乎徹底失去並將落後因素發展到極致的奴性中解放出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重新被激活和大大發揚了，而且引進了許多新的思想文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席說：中國人民有決心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之所以在那麽困難的情況下研製出“二彈一星“，是因為中國人在民族精神上掌握了“二彈一星“，中國人從此找回了自信，找到了民族複興之路。 　　　　中國第二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著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它所煥發出來的偉大精神力量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是我們每個人都切身感受到的。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又一個高潮。 　　　　在思想方法上我們過去往往習慣於縱向比較，解放後比解放前有哪些進步，今年比去年有哪些提高，這當然是必要的。這不過是一維的、單向的線性思維。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注意橫向比較了。和世界其它國家比，這裏和別的地方比，這是我們這些年來思維方式的一大進步。三維思維和二維思維、一維思維的最大區別就是從根子上，源頭上，本質上去認識並解決問題，才能透過表麵現象認識其本質，才能更好地學習別人長處，發現自己短處，以便更好地趕超別人。 　　　　傅光明最後說：周思源教授給我們做了一次很好的演講，報告中提出了兩個學術概念：一個是曆史是統治階級的曆史，在中國就是封建帝王史，也即是鉗製思想、閹割精神的帝王史；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也就是曆史都具有當代性，從當代來認識其曆史的價值。江總書記提出的****，其中之一就是共產黨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我們就是要興思想，重科教，提倡科學、民主的學術爭鳴，提倡三維穿透性的思維方法。文學館願在這方麵做出自己的努力。我在此向戴逸先生發出邀請，真誠希望戴先生也能在他方便的時候前來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