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粵人赴澳留學檔案匯編(百十三)：增城劉錫良

民國粵人赴澳留學檔案匯編(百十三)：增城劉錫良

增城塘美村

增城縣塘美村，現在屬於新塘鎮，位於廣園快速路邊上，距廣深高速路不遠，而且，廣深鐵路就在村邊通過，隔河就是東莞地界。這裏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個小村，但臨近省城廣州，道路相連，河網縱橫，是魚米之鄉，也是當年眾多出國華僑與小留學生之故鄉。這個村子，劉姓為大姓。清末民初，其宗族中有許多人出國，赴澳大利亞討生活或讀書，這裏邊也包括一九○七年九月十三日出生的劉錫良(Lowe Suke Leong)。

劉錫良的父親是劉景崔(Low King Choy，另寫成Lowe Gung Chue)，在一九二十年代初時居住在雪梨(Sydney)，或許是在唐人街上德信街(Dixon Street)的一間名叫“公利盛”(Goon Lee Shing)號商行裏做工，或許是該商行的股東之一。遺憾的是，在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裏無法查閱到上述任何一個他的英文全名，但考慮到許多人平時登記或者對外隻用名而不用姓的情況很普遍，就可以查找到與King Choy相關的一份檔案資料。盡管我們無法完全確認檔案中提到的這個King Choy就是本文中提到的劉景崔，但因地點相同，或許可以大致說明一下問題。從檔案上提供的年齡來看，劉景崔大約出生於一八五六年，如此，他來澳發展的年份就可能是在一八七十年代或者一八八十年代。由是，他也有可能像同邑雅瑤村的吳焯俊那樣，五十歲上下才返回家鄉結婚生子[1]，因為這份檔案就是涉及到包括劉景崔在內的諸人於一九○六年申請到的回頭紙[2]。而本文主人公劉錫良是在劉景崔申請到回頭紙後返回中國探親的次年出生，時間上正好與此相吻合。

在澳大利亞政府於一九二一年實施《中國留學生章程》、開放中國學生前來澳洲留學後，在當年的這一年時間裏，就有接近二百個中國學生申辦赴澳留學，雪梨城裏一下子多了很多學齡華童。看到這種情景，劉景崔十分心動，決心也要將已經年滿十五歲的兒子申請前來雪梨讀書，至少讓他在英語環境中曆練一下，學些西方文化知識，如此，對他此後無論是升學、經商還是入仕皆大有裨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劉景崔便以監護人和財政擔保人的身份，在雪梨填妥申請表格，遞交給位於美利濱(Melbourne)的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申辦兒子劉錫良來澳讀書所需之護照及簽證等事宜。他以設在雪梨唐人街上自己參股或參與經營的之公利盛號商鋪作保，承諾負擔劉錫良來澳學習和生活所需之全部膏火費。至於劉錫良來澳留學所要就讀之學校，劉景崔屬意於設在雪梨城中必街(Pitt Street)的加絲律禮拜堂學校(Christ Church School)，也為其預訂了學位。

或許是此時申請赴澳留學的人數較多，加上此時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大部分人力物力都牽涉進了修訂《中國留學生章程》的工作當中，因而在接到上述申請後，處理審核進展較慢，拖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才審理完畢。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魏子京終於為劉錫良簽發了一份號碼為246/S/23的中國學生護照，並在次日便獲得了澳洲聯邦政府內務部核發的簽證。拿到簽證後，中國總領事館當天就按照流程將該護照寄送往香港的金山莊厚德祥號洋行，再由其交與劉錫良家人查驗收訖並負責安排赴澳船期。

接到上述護照後，劉家便立即行動起來，通過上述洋行安排行程，訂購船票。三個月之後，十六歲的劉錫良便去到香港，與事先便約好同行的堂弟劉振興(Lowe Ching Hing)及台山的伍在天(Joe Hin)及左珠雷元(George Louey Goon)一道[3]，搭乘由中澳船行經營往來香港與澳洲間的“獲多利”(Victoria)號班輪，於當年七月二十六日抵達雪梨港，順利入境澳洲，開始其在澳留學生涯。

四天之後，即七月三十日，劉錫良就注冊入讀加絲律禮拜堂學校。在學校裏，劉錫良的學習和表現差強人意，但在接下來的半年多時間裏，就有十幾天的曠課。學校提供的例行報告中透露的信息表明，在這些曠課裏，隻有幾天是與中國農曆新年有關，在此期間他參加了當地華社的新年活動。就他當時的年齡來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春節期間加入唐人街的舞獅隊，去到各家各戶慶賀新春、踩青。對於其餘的曠課原因，盡管學校未說，但根據其後來的行為判斷，極有可能是與參加體育活動有關。內務部對其曠課行為給予了關注，除了告誡學校密加注意之外，還沒有對此采取任何行動。而加絲律禮拜堂學校可能由於教會資金有限，師資也就沒有多少保障，管理乏力，到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七日便宣布倒閉。

由是，劉錫良的上述曠課就被忽略過去，因為此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內務部關注的重點轉向了該校的這些中國學生去往了何處。最終，經雪梨海關稽查人員協助調查，得知劉錫良最終於四月二十八日順利轉學，到位於臨近雪梨中國城的矜布爐街(Campbell Street)上之華英學校(Chinese School of English)讀書，並在注冊時將自己名字的英文寫法改成了Seck Leung。從該校的名稱上看，頗似於今天那些專為中國赴澳留學生所設的英文補習之類的學校，與正規之公立學校及老牌私校相比，實不可同日而語，但卻特別適合這些初來乍到英語能力不強的中國留學生。

從隨後的幾個月英華學校校長戴雯麗(Winifred Davies)小姐提供的例行報告來看，劉錫良的在校表現尚可，但學習成績隻能算得上一般。具體地說，其英語的讀和寫還算過得去，但會話能力就差強人意了。可是到了這一年的下半年，據校長報告，劉錫良缺課高達三十六天之多。其中有十天是因病請假，對此學校有記錄，也有醫生開出的假條，還算說得過去；可是另外的二十六天曠課，後來據海關的調查得知，是因為劉錫良課餘與人約了踢足球玩，把腳給傷了需要靜養，無法上學，但又沒有向學校報告說明情況之故。顯然，他當時傷得還很嚴重。看來，廣東人出國留學較早，也愛踢球，足球玩得也可以，還是有一定傳統的。由此也可以推測，此前他在加絲律禮拜堂學校的曠課，大體亦與此類情況有關，而且跟他一起玩踢球的，通常都是從廣東珠江三角洲過來讀書的留學生以及當地的第二代華人青少年。不過，經內務部告誡他必須遵守規則亦即不能無故曠課之後，他在一九二四年最後的一個多月裏就表現得相當正常，沒有什麽曠課情況發生。

但是到了一九二五年上半年，盡管其在校表現和學習仍然可圈可點，隻是劉錫良又故態複萌，再次曠課高達三十多天，原因還是跟以前一樣，小部分缺勤是生病請假，其餘的缺勤原因不得而知，因為他並沒對此給出任何解釋。可能是意識到這樣的違規很難再蒙混過關，加上已屆成年而再無心向學，還沒有等到內務部對其曠課行為采取行動，當年六月十三日，即上半學期課程剛剛結束，十八歲的劉錫良就告訴校長戴雯麗小姐要退學，然後，當天他就在雪梨港口乘坐“聖阿爐濱士”(St. Albans)號班輪，揮別澳洲，駛返中國。

從其入境到離境，劉錫良在澳留學時間前後不到二年。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劉景崔填表向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申辦兒子劉錫良來澳讀書所需之護照及簽證等事宜。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魏子京為劉錫良簽發的中國學生護照。

檔案出處(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檔案宗卷號)：Lowe Suke Loong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5/1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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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g. Yook Tong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38/1272; Chock Ching [Chinese - arrived Melbourne, 1892; exact date of arrival and vessel unknown. Box 4], NAA: SP1732/4, CHING, CHOCK。

[2] Jan Nap, Ah Lock, Ching Hoy, Ah Young, King Choy, Walter Ching Hoy, Jim York, George Lock and Wing Shue [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 - includes left hand impression and photographs] [box 12], NAA: ST84/1, 1906/311-320。

[3] 詳見：Lowe Ching Hing - student passport, NAA: A1, 1929/4984; Goon, George Louey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6/5981; Hin, Joe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5/1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