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澳華同體的朱俊英：澳大利亞首位認同中華文化的參議員
澳大利亞聯邦在1901年成立，以眾議院和上議院作為立法機構。1913年，一位已在塔斯馬尼亞省議會任職4年的議員，成功入選聯邦參議院擔任參議員，由此一路連任，直到十年後因病逝世。自進入社會，這位形象威猛的歐羅巴人便以自己具有華裔傳承為傲，且能操說流利粵語，也會官話，並一直為在澳華人爭取權益。他的名字叫Thomas Jerome Kingston Bakhap，同時，他還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朱俊英。[1]
朱俊英生於1866年10月29日，出生的地點是有“新金山”之稱的維多利亞所屬巴拉瑞特(Ballarat)的救濟院——Benevolent Asylum(樂善堂)。他的母親是時年18歲的愛爾蘭裔女子Margaret Geneva Hogan；但其生父是誰則無從得知，因其出生證上沒有標明，但從他在出生證上的名字Thomas Jerome Kingston來看，極有可能其生父的姓氏是Kingston。無論如何，在其剛滿二十個月之時，其母就在新金山嫁給了從廣東省新寧(台山)縣來此淘金的朱百合(George Gee或Gee Sing Ge或Gee Bak Hap)。[2]
生於1833年的朱百合，青少年時期接受過傳統的文化教育。受澳大利亞淘金熱浪潮感召，他在二十幾歲時就從家鄉乘船前來澳洲尋找夢想。但他所乘坐之船到達北婆羅洲時，不幸翻船，便流落在該島。在這裏，他與當地馬來人和達雅族人一起生活了一年，以雜耍和變戲法維生，也為此學會了當地語言，且說得非常流利。也許是在這段時間裏，他接觸到了西方傳教士，從而也學到了英語。隨後，他得以搭乘一艘荷蘭籍的帆船，前往澳洲。隻是很不幸，該船在靠近南澳海岸時沉沒，但他還是得以登陸澳大利亞。[3]在涉及朱百合相關的資料中，並沒有具體說明他是何年何月進入澳洲，但從前述材料所提及他是從南澳登陸來看，很顯然是在1857年以後到1860年前後，因維多利亞殖民政府對中國人實施人頭稅，迫使大批來自中國的淘金工人從南澳港口羅布(Robe)上岸，繞道步行前往維多利亞的新金山和大金山(Bendigo)等淘金地。[4]由是，朱百合很可能就是在這一時期經曆與這群廣東籍華工相同的路徑，最終來到新金山。
在新金山，朱百合淘過金，最終開設一小店維生。也許此前的船難事故及流浪生活讓其語言能力較之一般中國同胞要好些，適應性強，使之與當地人更易溝通。當他35歲時，遇到了20歲的Margaret，互相愛慕和信任，便將其迎娶回家，次年生下一個兒子；而對Margaret所帶來的兒子Thomas，他也全然接受，視為己出，為其取名為朱俊英，並將自己的名字Bak Hap倒裝成為姓，變成Bakhap，使其在當地的名字成為Thomas Jerome Kingston Bakhap，亦即隨他的姓；而與Margaret所生的兒子，則叫做Simon Peter Bakhap。不僅如此，朱百合還教兩個兒子學說廣東話，教他們有關中華文化的知識。為了讓他們學好中文，他甚至還將兩個兒子送回廣東老家數年，讓他們在那裏學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和國語。事實上，在接受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朱俊英早已將朱百合視為自己的親生父親。[5]
1878年，朱百合夫婦帶著兩個兒子離開了新金山，跨過塔斯曼海，移居到塔斯馬尼亞島的東北部，在小鎮洛塔(Lottah)住了下來。他們來此的主要原因是，塔斯馬尼亞東北部的錫礦開采此時成為熱潮，吸引大批人員前來，包括那些從中國前來澳大利亞淘金但在大陸上已經難以找到機會的廣東人，因為大陸上的各個殖民政府收緊了對中國移民的限製，而塔斯馬尼亞則為了得到礦業的開發，對中國人入境的條例相對比較鬆弛。在新金山有著豐富淘金經驗的朱百合，對於在新地方的挖錫頗為自信，也看準大批華工湧入那塊地方所帶來的商業機會。他先成為錫礦工，然後開了一家商鋪，也獲得過錫礦開采執照。此外，他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草醫，確認了島上很多種植物的藥用價值，並利用它們製成藥劑，解除了許多礦工的傷痛，甚至是免費為他們服務。[6]他的這種熱情助人的態度和做法，也對兩個兒子影響巨大。因生意的成功和努力的結果，他在1884年通過申請，順利歸化入籍。[7]
也就在這段時間裏，朱俊英逐漸長大。十幾歲時，他就跟著父親一起采錫，成為出色的礦工。就在父親朱百合歸化入籍的前後，因洛塔鎮及其周邊藍層(Blue Tier)區此時的華人礦工已聚集達700多人，占據了在此間采錫人口的大半之數，但他們很多人因語言不通，出現了很大糾紛。於是，精通中文的朱俊英就成為這些華工的翻譯，為他們服務，也為他們發聲。[8]因為這一需求巨大，他那剛剛十四五歲也同樣通曉華語的弟弟也加入其間，跟他一道充當翻譯，服務當地社區華洋人群。[9]當地傳媒報導顯示，1880年代後期及1890年代前期許多涉及華工的案件審理，朱俊英都是正式的翻譯。[10]更主要的是，因自小便在礦區成長，也從草根中一路走來，他對礦工的利益和礦區的安全等事項都十分了解，因而全身心投入到爭取民眾利益的公眾事務中。[11]1895年，塔斯馬尼亞在其首府好拔埠(Hobart)召開首次礦業大會。他作為藍層地區礦工代表，在會上對很多問題提出了看法以及保障礦工利益的措施，也在很多場合與人辯論，充分顯示出其辯才，他的名字也由此廣為人知。[12]同時，通過參加這些規則的製定和法律谘詢等大型活動，他也大聲為華工說話，抨擊限製華人的政策，使他在當地華人社群中享有較高的聲望。[13]而在1906年底，中國駐大英帝國公使館派遣館員黃厚成來澳調查民情而去到塔斯馬尼亞島訪問時，朱俊英作為當地華人社區主要接待人員及公私場合的隨同翻譯，陪同他遍訪全島各地華人社區和地方政府，[14]也由此讓他的名字在華洋兩界更為響亮。
在公眾事務活動中漸露頭角的過程中，朱俊英從不諱言自己所具有的中華文化特質及中文能力，並為此而自豪。[15]1909年，他決定競選自己所在地區的塔斯馬尼亞省眾議員席位。當有人匿名在媒體上質疑其說華語親近華人而欲否定其候選人資格時，他不僅投書報社回懟，且在公眾集會場合對此予以猛烈回擊，同時也強烈表達了他對澳大利亞國家的認同和忠誠，[16]使這一質疑和否定最終銷聲匿跡，他也順利當選。三年後，再次當選。1913年，他代表塔斯馬尼亞競選澳大利亞聯邦參議員，以大比數選票獲勝。由此，他一直連選連任，直到1923年因病去世。
在其從政的十幾年間，除了致力於履行職責，參與許多法律的製定等事務之外，[17]他也為華人發聲，盡可能提供幫助。比如，1910年，來自廣東四邑在墨爾本開設“榮盛木業”的華商譚兆平(George Ham Show Ping)成功申請到兒子亞祁(Ham Ah Ging)來澳留學讀書，為期六年；但簽證到期後，外務部拒絕展簽。譚兆平通過當地華人牧師聯絡到朱俊英後，他就利用其參議員的身份及影響力給予大力協助，使之得以留下來，直到1920年完成學業後才歸國。不僅如此，朱俊英還在這一年初也協助譚兆平的次子譚亞安(Ham Ah On)獲得入境簽證，赴澳留學。[18]1913年，一位叫亞勝(Ah Sing)的華人被判挪用他人身份證入境以及無法通過語言測試而麵臨遣返。為此，朱俊英出手相助，向法庭證實，早在1905年他就在塔斯馬尼亞的很多礦區見到過亞勝，從而使他避免了被遣返的命運，得以留下來。[19]1918年，鑒於澳洲嚴厲實施白澳政策，華人無法入境，且各項苛例日益加緊，全澳華人組織維持禁例會，遊說政府放鬆入境條例，寬限禁例。對與政府遊說交涉之事，朱俊英不僅是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積極促成，還協助安排該會成員麵見聯邦內務部長陳情。[20]雖然最終成效不大，但朱俊英對此事的努力則不能抹殺。為此，墨爾本華商團體聚會，對朱俊英表示感謝；[21]當他次年去到悉尼時，該埠華商也為其舉行公宴，以表謝忱。[22]早在1917年，澳大利亞華商成立中澳船行，經營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航運。對此，朱俊英十分支持，積極推動。隻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仍在進行，船行的正常運營受到嚴重影響，直到1919年戰爭結束後，船行才恢複正常經營，並在全澳華人中集資，以便更好地拓展業務，與其它大公司展開競爭。為此，朱俊英也經常出席該公司股東會議，力勸僑胞認股。[23]
由於有中國文化的淵源，朱俊英也極為關注與中國相關的事務。在參議員的位置上，他對戰後中國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深表關切，對日本攫取德國在山東利益的行為予以抨擊，提醒澳大利亞政府警惕日本在南太平洋原德屬殖民地擴張。[24]他也認為澳大利亞應該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並從國家的層麵予以推動。事實上，早在1906年底他陪同中國官員黃厚成遍訪塔斯馬尼亞各地時，後者在蘭市慎埠(Launceston)華人舉行的歡迎大會上致辭時，強烈呼籲當地華人發展和促進澳洲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朱俊英作為主要接待人員，對此深為認同。[25]因此，在聯邦參議員的位置上，他便身體力行地推動澳中經濟貿易的發展，並呼籲在澳大利亞開展亞洲語言尤其是中文的教學，以因應此種發展之需求。努力的結果是，1922年他受參議院委派前往中國做商務考查。回國後，他提交報告給總理和商務部，建議加大與中國經濟交往的力度，並力促在目前設在上海的澳大利亞商務專員之外，還應在香港專設一辦事處，並脫離大英帝國使領館的控製，自主發展，擴大澳大利亞的影響。[26]
最能體現朱俊英為其中英文化傳承與特質正名的一個例子，是在1914年重選參議員之戰。1913年，他當選聯邦參議員後，按規定任期應為6年，但因兩黨爭執，導致1914年7月兩院解散重選。[27]這一結果，使其應有的任職期限減少了六分之五。據當地媒體報道：
因朱俊英一直以具有中國親緣而自豪，他對此解散決定深感憤怒；而為重選複職，他則發出了其所具有之中國式洪荒之力的咆哮與拚搏。他能達到從政之巔，路途艱難之極。無人可以想象，一個尊崇華人為先祖之人，居然可以登堂入室，進到澳大利亞的立法機構裏來。然而，重選結果表明，這位出身卑微的前參議員卻儼然是那些可以重返參議院的眾人中之一員。他曾與塔斯馬尼亞西海岸工會相持多年，但仍然獲得他們的選票；他雖然出自草根，卻也得到了富人的大力支持。這一切，皆與其出色的能力、堅定的意誌、以及對人性的充分理解有關。他在海岸邊的成長過程，他的與種族和階級歧視偏見作鬥爭經曆，以及不斷遭受到的厄運，也許就是撰寫一部澳大利亞優秀小說的良好素材，但作家卻不能將一位英雄描述成為百萬富翁，因為朱俊英太過於慷慨施舍，以致常常感到囊中羞澀。[28]
這樣的評價極其中肯，一個多月後，朱俊英重新順利當選。[29]
1923年8月18日，朱俊英在其位於塔斯馬尼亞蘭市慎埠的住所去世。事實上，他在去年赴華商務考察回澳後不久就被發現患上了肺病，但一直無法治愈。[30]出殯之日，全城轟動，執紼者眾，備極哀榮。[31]三年後，他的夫人Julia也在維多利亞州去世，[32]他們的大女兒Margaret Justice在1924年嫁人，[33]小女兒Judith則在1930年代之後成為一名護士；[34]而他的弟弟Simon Peter Bakhap則在1918年3月12日便已在洛塔鎮去世，[35]他們的母親Margaret Geneva Hogan也於1925年2月16日在墨爾本離世，終年77歲。[36]
朱俊英是澳大利亞早期政壇上的一個異數。盡管在其青年時期步入公眾事務並在中年後進入省和聯邦政壇的過程中，他的很多主張和做法都深受那個大時代的影響，也引起爭論，比如其對女性及其權益的看法以及反對東歐移民，[37]但在“白澳政策”形成和實施的過程中，他不諱言自己的華人繼父之背景，且以自己具有的華裔背景和精通中文為榮，盡可能地為華人爭取權益，提倡和推動與中國的交往與發展經濟貿易活動，不僅受到華人的熱烈擁護，也得到當地澳人的大力支持。他的那些爭取華人權益的活動和推動華人融入澳洲的努力與實踐，正是一百多年前居澳華人先民開發和建設澳大利亞融入這個多元文化大熔爐的寫照。
而兼具愛爾蘭血統和中國文化特質的朱俊英，就是澳大利亞所經營的西方文化與中華文化完美結合的一個範例。
粟明鮮
19/11/2021
朱俊英Thomas Jerome Kingston Bakhap (1866-1923)
[1] 別名朱長英。見：“華店尊位”，《廣益華報》(The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1912年6月15日，第6版。事實上，當時華報上就把朱俊英的名字直接寫成了朱百合，因為其姓氏Bakhap是其繼父將其名字百合倒裝，作為了他的姓。
[2] Hilary L Vivian. “Bakhap, Thomas Jerome Kingston (1866–1923)—Senator for Tasmania, 1913–23 (Liberal Party; Nationalist Party)”, in Th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Australian Senate, vol. 1, 1901-1929,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52-256. 轉引自：https://biography.senate.gov.au/thomas-jerome-kingston-bakhap/。
[3] “Obituary: Mr. Gee Bakhap”, Daily Telegraph (Launceston, Tas.: 1883-1928), 21 April 1908, p.3.
[4] “Many Roads: Stories of the Chinese on the goldfields” (Film - Documentary, Wind & Sky Productions, Many Roads, 2017), in https://victoriancollections.net.au/stories/many-roads-stories-of-the-chinese-on-the-goldfields。
[5] The James Scott Decorative Arts Society Inc., Thomas Jerome Kingston Bakhap – a short history. P.O Box 135, Scottsdale, Tasmania 7260. In http://jsdas.org.au › Thomas Bakhap history
[6] “The Late Mr. Bakhap-An interesting personality”, Examiner (Launceston, Tas.: 1900-1954), 20 April 1908, p.6.
[7] “Index to Naturalisations 1835-1905 Tasmania – brief name listing HERE”, in https://vdlworldimmigrants.wordpress.com/new-stop-press-1500-people-yet-to-upload-index-to-naturalisations-1835-1905-tasmania/。朱百合1908年4月12日在塔斯馬尼亞羅塔鎮去世，享年75歲。“Family Notices”,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15 April 1908, p. 1。出殯之日，當地官員士紳、華英兩界民眾、甚至當地學校學生都來送行，備極哀榮。當地傳媒顯示，這是迄今該埠規模最大的送葬隊伍。由此可見朱百合在當地之人望。見：“An Interesting Career: Late Mr Gee Bakhap”,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22 April 1908, p. 6.
[8] 如1887年塔斯馬尼亞政府引進人頭稅，以限製中國人進入該殖民地。朱俊英便投書不同報社，抨擊此項苛例，維護華人利益，由此可見其強烈的中國心。詳見：Adrienne Petty-Gao, “Thomas Jerome Kingston Bakhap”, in https://www.abc.net.au/radionational/programs/archived/perspective/adrienne-petty--gao/3361610。
[9] “About people”, Examiner (Launceston, Tas.: 1900-1954), 20 March 1918, p.6.
[10] 可查閱塔斯馬尼亞中部最大城市蘭市慎(Launceston)發行的《每日電報》(Daily Telegraph)的相關法律審判和糾紛調解報導，從中可發現自1885年起到20世紀初，與華人相關的案例，朱俊英都是翻譯。
[11] 例如，他在1892年初對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權利和義務提出意見。詳見Thomas Bakhap, “Letter to the Editor”, Daily Telegraph (Launceston, Tas.: 1883-1928), 7 January 1892, p.3。1893年，就政府在開采錫礦的權利等方麵反複無常，朱俊英同樣是在報紙上揭露，以大量的事實和證據來維護礦工和商家的利益。見Thomas Bakhap, “Government Tin”,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9 June 1893, p.3.
[12] “Mining Conference”,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27 August 1895, p. 3; “Mr Thomas Bakhap”, Tasmanian (Launceston, Tas.: 1881-1895), 31 August 1895, p.12.
[13] “Presentation of Address”, Examiner (Launceston, Tas.: 1900-1954), 22 June1903, p.3.
[14] “Launceston (From Our Correspondent): Arrival of Chinese Commissioner”,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25 November 1906, p.8.
[15] The James Scott Decorative Arts Society Inc., Thomas Jerome Kingston Bakhap – a short history.
[16] “Mr. Bakhap’s Candidature”, Daily Telegraph (Launceston, Tas.: 1883-1928), 23 April 1909, p.8.
[17] “Concerning people”, Register (Adelaide, SA: 1901-1929), 17 April 1914, p.8.
[18] Ham Ah Sing & Ah On Ex/C's, NAA: A1, 1926/20120。
[19] “Immigration Re3striction Act: Charge against a Chinaman fails”,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13 November 1913, p.4.
[20] “各省代表往見內務部情形”，《廣益華報》，1918年11月23日，第6版。
[21] “公宴各代表誌盛”，同上，第2版；“紀事：華僑維持禁例會之集議”，《東華報》(Tung Wah Times)，1918年11月30日，第6版。
[22] “雪梨僑商公宴上議員朱百合先生”，《民國報》(Chinese Republic News)，1919年10月4日，第6版。說明：當時澳大利亞華人社區，皆將朱百合之名作為其繼子朱俊英的中文名。
[23] “中澳公司股東會議布告”，《東華報》，1922年1月9日，第7版。
[24] Hilary L Vivian前揭文。
[25] “再紀黃委員遊曆他士免耶”，《東華報》，1906年12月15日，第6版；”Chinese Imperial Commissioner, Arrival in Launceston, Reception by the Mayor”, Examiner (Launceston), 26 November 1906, p.7.
[26] Hilary L Vivian前揭文。亦見：”Senator Bakhap’s Mission: Reference in Chinese Press”,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9 August 1922, p.9; and ”Trade with the East: Senator Bakhap’s Speech”,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29 August 1922, p.7。
[27] “The Federal Election: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Issue of Writs”,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31 July 1914, p.6.
[28] The James Scott Decorative Arts Society Inc., Thomas Jerome Kingston Bakhap – a short history. 根據當地報刊交易記錄，1897年，31歲的朱俊英就把自己所擁有的錫礦“Liberator”以4000鎊的價錢賣掉，然後再去別的礦上打工。由此可見，他確實曾經很有錢，但好多錢都被他用在了公益上。
[29] “Federal Elections Latest Figures”, Register (Adelaide, SA: 1901-1929), 12 September 1914, p.17.
[30] “Obituary: Senator T. J. K. Bakhap – End of a Useful Public Career”,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20 August 1923, p.7。
[31] “Funeral at Launceston”,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22 August 1923, p.8; “Late Senator Bakhap Representative Funeral – Widespread Regret and Sympathy”, Examiner (Launceston, Tas.: 1900-1954), 22 August 1923, p.5。
[32] “Family Notices”, Daily Telegraph (Launceston, Tas.: 1883-1928), 2 December 1926, p.1。
[33] “Pathway Strewn with Roses: An Old Custom Revived”, Herald (Melbourne, Vic.: 1861-1954), 9 December 1924, p.11。
[34] “Nurses’ Board: Results of Examinations”, Argus (Melbourne, Vic.: 1854-1954), 4 April 1932, p.5。
[35] “Family Notices”, Examiner (Launceston, Tas.: 1900-1954), 13 March 1918, p.1。
[36] “Family Notices”, Mercury (Hobart, Tas.: 1860-1954), 3 March 1925, p.1。
[37] Hilary L Vivian前揭文。
謝謝對本文寫作理念的認同。
了解過去，是為了更好地把握未來。
我們生活在這樣的國度，就應該去了解與我們相關的曆史。希望這對現在的華人移民如何更好地融入、適應及建設和改進這個社會，提供借鑒。
他在咿呀學語時就被華人繼父視為己出，自小接受中國語言和文化熏陶，從而造就了他身上所具有的澳華兩種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