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濟棠主粵始末 /李潔之

陳濟棠主粵始末

李潔之

　　陳濟棠主粵時期，我曾在廣東軍隊中任職多年。由於工作上的關係，我與陳有過直接接觸；發生在當時的許多重大政治事件，有些我又曾經親曆。現在將我在陳濟棠主粵時期的所見所聞，寫成這篇史料，供治史者參考。 

取得廣東的軍政大權，出身和發跡 

　　陳濟棠將軍字伯南，公元1890年生於廣東省防城縣的一個沒落地主家庭。其父陳謙受世代務農，耕讀傳家。其長兄濟華早年曾在防城東興幹過星相業，陳6歲時入其叔金湘所設村塾啟蒙，1l歲隨五兄維周入防城小學攻讀。1907年考入欽縣警察講習所，畢業後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在學期間，由該校教官鄧仲元介紹與同班同學鄧演達等秘密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1912年陳濟棠考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次年畢業。畢業後曾在瓊崖督辦轄下蘇汝森團任機關槍連排長、林虎統率之第二軍第二團任連長、鄧仲元所統率的粵軍第一師任營長，後升團長，在此期間，陳濟棠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國、護法和討伐陳炯明的戰爭。1923年春升充粵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曾三次率部入廣西，協助黃紹竑、李宗仁收拾桂局，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25年7月，因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將駐粵各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掃蕩廣東境內的反革命勢力，並準備興師北伐。粵軍第一師於此時擴編為第四軍。李濟深升為軍長，陳濟棠升任第十一師師長。同年秋冬間，陳率部參加第二次東征和南征戰役，頗著戰功。 

　　在廣東全省統一後，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北伐，陳濟棠奉命率師分駐高雷欽廉地方，從事綏靖工作，鞏固後方，支援北伐。陳一麵收編在欽縣的鄧本殷殘部張瑞貴部成立補充團，一麵對徐聞、合浦、茂名、陽江各屬土匪進行清剿，先後敉平，使南路一帶社會秩序趨於安定。但陳對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思想上有所抵觸，所以在他駐紮北海期間，對當地的工人、農民運動均不予支持，並排斥進步青年，在他的師部和地方行政機關，所引用的人員，大多是和他有五同關係的人。同時，又使其兄陳維周去承辦各項捐務謀取厚利。陳濟棠這些作為是與革命要求相違背的，因此，大為各方及其部下所不滿。陳看見這種對己不利的形勢，便和他的親信師參謀長李揚敬及師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挽救辦法，決定請求赴蘇聯考察，藉以緩和對己不利的空氣。1927年春，陳濟棠終請得以國府代表的名義到蘇聯洽商購買軍火及訓練飛行員事宜，率同林翼中暨空軍及其他技術人員20多人前往蘇聯考察。 

　　1927年4月，蔣介石集團背叛革命，實行“清黨”，當時兩廣當局為了配合反動形勢，對廣東軍隊亦作了一些部署。“清黨”後不久，便將第十一師從欽廉高雷調回廣州擔任警衛工作。陳濟棠在蘇聯得知這個消息，認為是回國複職尋求發展的大好時機，便於是年6月由蘇聯回國。抵粵後，初時托病入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o留醫”，以觀風色。一麵使他的親信李揚敬、林翼中、·林時清等四出活動，向各方疏通；一麵請托當時任廣東省財政廳長的古應芬向李濟深進言，給他複任第十一師師長職務。古、陳二人早在1923年在肇慶古應芬任大本營駐肇慶行營主任、陳濟棠兼任西江督辦公署參謀長時便已認識。陳曾自告奮勇，要為古應芬撐腰，兩人相約互相支持，從此便在政治生涯中結下了不解之緣。由於古的力薦，陳濟棠便順利地複了職。此時廣東正在擴編軍隊，第十一師人事也有部分調動，該師第三十三團團長黃鎮球升任新編第三師副師長，遺缺由葉肇升任，與陳有矛盾的第十一師副師長鄧世增，調任第八路軍參謀長，而由餘漢謀繼任副師長。陳濟棠一麵將所屬各團的營長換上了一些親信的人，一麵從中拉攏第十一師老幹部使為己用，並常說要繼承孫總理和鄧仲元師長的遺誌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其目的是為了提高政治威信，鞏固他在第十一師的個人勢力。 

　　陳濟棠複任第十一師長後，於1927年10月曾率部參加阻擊南昌起義南下至潮梅的葉挺、賀龍兩將軍所率領的革命軍，兩軍在豐順相遇，當時戰況極為激烈，葉、賀軍因彈盡敗退海陸豐，是即著名的“湯坑之役”。不久，由江西回師的前方第四軍首領張發奎、黃琪翔又與汪精衛聯合起來，打著“護黨救國”的招牌，驅逐李濟深，獨霸廣東(一般人對此稱為“張黃事變”)。陳濟棠是擁護李濟深的，率部在東江上遊參加對張發奎部隊作戰。張發奎部隊被驅出粵境後，廣東政局複歸統一，李濟深也由南京回來，複任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政府主席、第八路軍總指揮等職務。陳濟棠曾利用省局中斷的機會，在潮梅取得財政收入和擴編軍隊。其後廣東軍隊整編為三個軍，陳濟棠升任第四軍軍長，又兼任西區善後委員，統轄餘漢謀的第十一師、香翰屏的第十二師、陳章甫的第二十五師，駐紮廣州。陳將所部分駐西區各縣從事綏靖工作，繼續進行“清黨”，鎮壓工農武裝力量；他還大力肅清土匪，改進行政基層組織。 　　 

　　同時，他也認真修築公路、發展珠江：三角洲航運業以及改良各城鎮、興辦學校、裝設全區電話網等。西江各縣，社會比較安定，運輸暢通，經濟出現複蘇的景象。同時陳又在防地內征收煙、賭保護費，既擴大了第四軍的公積金，又充實了他個人的活動費；此外，他還把他的親信安插於各部隊和各縣的行政機關，以擴大他的勢力和社會關係。例如，他密結當時的財政廳長馮祝萬，與任南京國民政府文官長的古應芬更是緊密聯係，互通聲氣。並通過古取得胡漢民的好感。因此，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得以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反李投蔣取得討逆軍第八路軍總指揮職位 

　　1928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就任五院製的國民政府主席。他為了實現軍事獨裁的統治，接納了政學係首腦楊永泰的獻策，晃用“削藩”的辦法，加強中央的集權。於是在1929年初召開編遣會議，以實行裁軍從事建設為名，設法削弱非嫡係部隊。因此，引起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馮玉祥、閻錫山等各軍事派係的不滿，各自籌謀對付之策。 

　　李濟深深知蔣介石的動機，他對此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於3月1日將討逆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改稱為廣東編遣區主任辦事處，各軍改稱為師，各師改稱為旅，以陳濟棠為第一師師長、徐景唐為第二師師長、蔣光鼐為第三師師長、蔡廷鍇為第一獨立旅旅長、鄧世增為第二獨立旅旅長，用以敷衍蔣介石，但實力並未減少。 

　　李宗仁、白崇禧與李濟深以廣西同鄉的關係聯成一氣，並以武漢為抗蔣的根據地。蔣為了貫徹排除異己的方針，一麵集結兵力向武漢進迫，並以金錢官職去收買李、白部屬，以瓦解李、白勢力；同時派吳稚暉來粵，請李濟深到南京出席國民黨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並商談和平解決各軍編遣問題。 

　　當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陳銘樞從北伐後升任第十一軍軍長時，便投契於蔣。李濟深為了拉攏他，於上一年的8月把廣東省政府主席職位讓給陳銘樞，而陳與蔣介石反而聯係得更緊，將李濟深所作所為向蔣密告，以資邀寵。蔣雖屬意用陳銘樞取代李濟深，但又恐陳難於駕馭，不敢授予兼攝軍權。古應芬窺知蔣意，向蔣推薦陳濟棠代李濟深掌握軍權。其時蔣介石派在李濟深幕內的親信馮祝萬，也向蔣作同樣的條陳，於是蔣便決定仍以陳銘樞掌握廣東政權，而以陳濟棠掌握軍權，使之互相牽製，姒便從中操縱。這便是陳濟棠取得廣東軍權的由來。 

　　陳濟棠原是李濟深親手提拔起來的，當他接到古應芬秘密傳來的訊息後，便故作鎮靜。一麵下令所屬部隊開往粵北集中偽作李的後盾，一麵慫恿李前往南京，並表示願陪同赴南京出席會議，以堅定李的信任。李濟深在蔣、吳(稚暉)和兩陳的裏外串通圈套下，於3月下旬欣然就道，到了南京就被蔣介石扣押起來。 

　　廣東將領如鄧世增、蔣光鼐、蔡廷鍇、餘漢謀、陳章甫、李振球等原來都是擁李的，得到李被蔣扣押的消息後，各人雖很憤激，但群龍無首，唯有等待到南京去的陳銘樞、陳濟棠回來主持大計。那知陳銘樞經香港時，跌跛了腳在香港留醫未北上，陳濟棠則尚未入京，於此時銜命由上海南返，到香港後改乘陳策派來的海虎艦返回廣州。初時他唯恐各將領反對，還不敢公開表示擁蔣，暫留艦上，分別請各將領去談話，陳在談話中假意譴責蔣軍事獨裁的罪行；並說他的回粵是得胡漢民、古應芬的授意回來安定廣東局麵，徐圖援救任公(李濟深字任潮)。各將領對陳的談話半信半疑。此時(1929年4月間)武漢已為蔣軍攻占。桂係勢力撤返廣西。各人以大勢已去，隻得任由兩陳擺布。陳濟堂看見各將領沒有什麽動靜，才敢由海虎艦登岸，宣布就任廣東編遣區主任新職。並命林時清設立廣東憲兵司令部，接收李濟深的憲兵營，其後陸續擴充到九個中隊以保衛各軍政機關及他的公館等。不久，蔣介石又任命陳為“討逆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從此，陳便統轄駐廣東的海陸空軍，完全掌握了廣東的軍事大權。 

　　1929年4月，李、白所部在武漢和北平被蔣軍打敗後，返回廣西重振旗鼓，繼續進行反蔣工作。李、白垂涎廣東的富庶，認為要取得廣東才能與蔣對抗，便與駐防東江的李濟深舊部第五軍軍長徐景唐聯絡，舉兵向廣東進犯，爆發了著名的粵桂之戰。5月上旬，桂軍席卷了西江各縣，陳濟棠以保境安民名義，傾其所屬的第一師、第三師的全力，在花縣的赤坭、白坭地帶進行反擊。經過一場極其激烈的戰鬥，始將李、白部隊打敗，並乘勝追擊至廣西邊境。至於東江的徐景唐部，陳濟棠先已派蔡廷鍇旅前往石龍監視，隨後加派蔣光鼐師向徐部進攻。徐部因事前未作好準備，·自惠州節節敗退至贛南，結果全部被消滅。自粵桂戰爭之後，陳濟棠的聲望提高了，同時也取得了蔣介石的初步信任。於是將廣東部隊整編為五個師，以餘漢謀為五十九師師長，香翰屏為六十二師師長，李揚敬為六十三師師長；以李振球、葉肇、張達、張瑞貴、黃延楨、黃質文分任各師的旅長；以蔡廷鍇為六十師師長，蔣光鼐為六十一師師長。陳濟棠的軍事實力有了進一步的加強。 

擊敗張、桂聯軍 進攻廣西 

　　1929年冬，陳濟棠在他的軍事生涯中又經曆了一次嚴峻的考驗。是年11月，張發奎統率在北伐戰爭中有“鐵軍”之稱的第四軍和由“小諸葛”白崇禧指揮的桂軍聯合攻粵，企圖奪取廣東這塊地盤。陳濟棠以逸待勞，在花縣赤白坭地區揮軍反擊，經過一場惡戰，打敗了張、桂聯軍，這就是有名的“赤白坭之戰”。粵軍銜尾直追，占領了梧州。陳在梧州設立總指揮部，指揮部隊向廣西腹地繼續進擊。 

　　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內，陳濟棠的部隊又曾和張、桂軍打過兩次大仗，一為1930年初的“北流之役”，一為同年?月間的“衡陽之役”。兩次戰役，陳軍均取得勝利。衡陽之役後，蔣介石為了加速打敗馮玉祥部，要求陳濟棠在第八路軍中抽調一部分軍隊去山東、河南，參加對馮軍作戰。陳濟棠便乘機將陳銘樞的嫡係蔣光鼐、蔡廷鍇兩個師北調，擴編為第十九路軍，以削去陳銘樞在廣東的軍事勢力。至此，廣東軍隊就成為清一色的陳濟棠嫡係了。與此同時，陳濟棠又利用蔣介石對他進一步信任的時機，藉口任務繁重，兵力不足，向蔣請求增編軍隊，以便大力進攻李、張聯軍。蔣以陳的軍費是由廣東籌措，無須增加南京的負擔，也就準予增編，於是陳濟棠便從1929年冬開始進行擴編軍隊，增加丁兩個直屬獨立旅、三個直屬獨立團、三個師屬的教導團、六個旅屬的特務營。並秘密向廣州的德商洋行采購大批捷克、德國製造的軍火，以增強軍事實力。 

利用“胡案”擠走陳銘樞 總攬廣東軍政大權 

　　1930年冬，蔣介石衡量國內形勢，認為推行獨裁統治的時機已經成熟，便策劃召開—國民大會，以製定他禦用的憲法，攫取大總統寶座。胡漢民以蔣對己不利，便竭力主張遵照《建國大綱》，繼續施行“訓政”，以為對抗。蔣與策士吳稚暉、戴傳賢密商後，決定威迫胡漢民辭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長職務，下野休息。誰知胡倔強拒絕。蔣便於1931年2月28日將胡軟禁於湯山。輿論為之嘩然!不久蔣又受美、英、法等國抨擊，斥為踐踏民主。胡被蔣軟禁後，胡的親信古應芬逃出南京到香港，即派人到梧州策動陳濟棠反蔣。陳濟棠以此時反蔣，既可取得伸張正義、維護國本的聲譽，又可以乘機壯大勢力。便一麵以巨款接濟古應芬去聯絡各方，策動反蔣活動；一麵派香翰屏為代表與李、白湃和，重修舊好。願將所部撤返廣東，聯合反蔣。李、白當然十分願意接受。 

　　古應芬向與蔣有矛盾的國民黨各派係拉攏成熟後，便於4月下旬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蕭佛成、林森等，公開聯名打電報給國民黨中央提出彈劾案，曆數蔣介石橫征暴斂、罔顧民生、排除異己、製造戰禍、毀法亂紀、動搖國本、厲行獨裁、奴役人民等罪狀，要求國民黨中央將蔣撤職查辦，以維法紀，而平民憤。陳濟棠跟著將他在廣西的軍隊撤返廣東的肇慶、韶關。由兩廣將領聯名通電擁護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等的彈劾案。陳濟棠知道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與蔣的關係，通電臨發出時才告訴他。果然，陳銘樞便借出巡為名，離職往滬，然後轉到廬山去投蔣。陳濟棠乃一麵指定民政廳長許崇清暫行代理廣東省政府主席職務，一麵派兵收繳陳銘樞駐紮黃埔的翁照垣、黃固兩個保安團的槍械，以絕後患。從此，陳濟棠便完全掌握了廣東的軍政大權。 

　　1931年5月中旬以後，與蔣介石有矛盾的國民黨內各派係，如汪精衛的改組派、孫科的太子派、李宗仁的新桂係以及古應芬、鄧澤如、蕭佛成等元老派、鄒魯的西山會議派等都陸續來到廣州。於6月初舉行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並另成立國民政府，與南京的蔣政權對抗，出現了寧粵分裂的局麵。陳濟棠又乘機擴編軍隊，將第八路軍改稱為第一集團軍，自任總司令，以繆培南為參謀長，以餘漢謀、香翰屏、李揚敬分任第一、二、三軍軍長，各轄兩個師。另編教導師一個、獨立師兩個、獨立旅五個、獨立團八個和炮兵團、戰車營等。至此，陳濟棠的軍隊很快就擴充到15萬人以上，和李宗仁所恢複的第四集團軍聯合起來，與南京的蔣介石集團形成對峙的局麵。 

主要統治手法 

　　1931年寧粵分裂後不久，便發生了了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東北各省很快就給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寧粵雙方在“內息爭端，外抗強寇，雪恥救國，收複失地”的廣大人民的呼聲壓力下，才不得不以“共赴國難”的名義，寧方以釋放胡漢民<於10月初恢複自由)，蔣介石下野為先決條件，於同年11月初互派代表到上海議和。通過談判，達成寧粵複合的協議書。陳濟棠表麵上作了有限的接受南京命令的讓步，但仍保持他領導廣東的黨政軍的權力。此後，他對廣東的統治方法是： 

利用西南兩機關發號施令 

　　當寧粵雙方進行和議期間，粵方也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了防止蔣介石複出後故態複萌，對兩廣進行打擊報複，會上接受了胡漢民的建議，決定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簡稱西南兩機關)，以領導西南各省，實際隻有廣東、廣西兩省的黨政軍各方麵工作，四川、雲南、貴州尤其湖南的何鍵經常派代表來往聯係。西南兩機關成立於1932年初，陳濟棠與李宗仁均做常務委員。陳把實際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並利用它來與南京相周旋，藉以避免他自己與南京發生正麵磨擦。另一方麵采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手法，利用“部會”的名義發號施令，以加強他在廣東的統治。李宗仁在廣西也采取同樣的手法，彼此間又聯成一氣，互相支持，各盡其妙。可以說這個“部會”是當時兩廣方麵能夠形成一個半獨立局麵的有力掩護。 

利用國民黨各級組織控製社會團體 

　　在陳濟棠統治廣東的五年間，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和廣州市黨部雖曾各改選過三、四次，但始終都以他的親信林翼中、黃麟書分任主任，把持一切。另外，吸收了好些與他們有特殊關係的人物，去擔任各縣、市國民黨的書記長和各區分部的主任委員等，他們操縱社會團體，控製各地輿論，而且所有工會、商會、農會以及學生會的設立，負責人的產生及開展各種活動，都要經過當地黨部的批準才行，控製防範非常嚴密。 

擴充軍力確保地盤，劃分為五個綏靖區 

　　1933年陳濟棠把廣東劃分為五個綏靖區，各設—個綏靖公署，以當地駐軍高級將領一人任委員，負責各該區的綏靖工作。這對撲滅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維持社會秩序，確實起了作用。不到一年時間，使得曾經是萑苻遍地的粵境頓改舊觀，出現了治安良好的升平局麵，特別是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肅清了徐聞山的積年匪幫200多人為最著。 　　 

　　當時陳濟棠的兵力部署是以李揚敬的第三軍分駐潮汕；以黃任寰的獨一師分駐梅縣、蕉嶺；以張瑞貴的獨二師“圍剿”大南山的共產黨武裝力量；以餘漢謀的第一軍和範德星的獨一旅、陳章的獨二旅分駐南雄、韶關、連縣；以香翰屏的第二軍分駐東莞、增城、寶安；以繆培南的教導師拱衛廣州；以陳漢光的警衛旅駐紮番禺、從化；嚴應魚的第三獨立旅並編於第一獨立師(6個團的甲種師)；李潔之的第四旅撤銷，李調任虎門要塞司令，部隊分別撥歸虎門要塞和第一軍及教導師。其餘總部直屬的各獨立團則全部解散。 

擴充贛南、閩西地盤 

　　寧粵在上海議和前，蔣介石曾向陳濟棠提出要廣東派出有力部隊協力“圍剿”江西的工農紅軍。陳對此有兩個顧慮：一是派兵入贛必被紅軍纏住難於擺脫；二是蔣有可能乘虛由湖南進兵襲取廣東。後來紅軍圍攻贛州，情況危急，蔣介石特任命陳濟棠為廣州綏靖主任，餘漢謀為江西省第六區綏靖司令，催促陳火速出兵，陳才不得不於1932年春初，派範德星旅由南雄出大庾、南康去解救贛州作為敷衍。誰知範旅到達新城時，遭受紅軍的伏擊，損失了兩個營，陳為顧全麵子和保衛粵北計，遂決定派餘漢謀率領第一軍入駐贛南，先令李振球師馳往解除贛州之圍隨即防守其地；次令葉肇師進駐信豐；再次令廣西王讚斌師進駐安遠；軍部和直屬隊駐大庾。其後王師調防南康，增派張瑞貴師接安遠防務。當時各師均奉命以加強各縣城或鎮的防禦工事，以固守為主，非有必要不能派大部隊出擊。大約在這年6、7月間，由彭德懷指揮的工農紅軍約2萬人，分由信豐、龍南進攻南雄。陳部張枚新師、陳章獨二旅在水口附近與之激戰了兩天，不分勝負，各自撤退。紅軍去向不明，陳增援部隊到達時，戰事已結束。無從追擊，隻固守南雄而已。不久陳又派黃任寰的獨一師進駐閩西，以保粵東安全。 

　　約在1933年秋，陳為應付蔣的“圍剿”計劃，曾派第七師長黃延楨率領三個步兵團虛張聲勢地去進攻紅軍的據點筠門嶺。待紅軍撤退後，陳即大事宣傳筠門嶺之戰獲得重大勝利，向蔣報功。實則是虛構事實，以欺騙蔣介石。在這些歲月中，陳還背著蔣的禁令，不斷秘密以大量食鹽輸出贛南蘇維埃區鄉以圖利。1934年10月紅軍突圍放棄贛閩西征時，陳濟棠沒有派兵阻截和追擊，使紅軍順利通過粵境向湖南、貴州挺進。 

　　1933年間，第十九路軍在福建醞釀反蔣抗日時，曾暗中派人來廣州與陳濟棠、李宗仁等聯係。陳、李表示同情與支持。後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不用民國年號，取消青天白日旗。陳、李為之震驚失望，才與十九路軍中斷了聯係。不久十九路軍失敗，殘部約4000人退至漳州、龍岩，交由黃和春編成一個獨立旅。陳濟棠曾命黃任寰予以收容，後因遭蔣忌，乃將之解散。 

　　陳濟棠派兵進駐贛南、閩西，不僅鞏固了粵北、粵東，而且很自然地擴充了地盤和擴大了勢力範圍。 

解決廣東海、空軍管轄問題和瓊崖問題 

　　寧粵分裂之初，陳濟棠為了聯合各派係共同反蔣，曾將向來由陸軍首腦節製指揮的廣東海軍、空軍劃分出來廣另成一個獨立體係，由陳策成立海軍總司令部，接管了各艦艇、海軍學校、修船廠、倉庫等，並成立一團陸戰隊駐守瓊崖；由張惠長成立空軍總司令部，接管兩個飛行大隊及空軍學校、一團地勤部隊和飛機場、修械廠及倉庫等。寧粵複合後，陳濟棠為了重握海、空軍大權，突然下令撤銷陳策的海軍總司令部及張惠長的空軍總司令部，恢複舊製。先命馮焯勳、繼命鄧龍光、最後命他的親信張之英接任廣東海軍司令。在張任時，購買了魚雷快艇四艘增強實力。命黃光銳接任廣東空軍司令。黃任時陸續擴充為四個飛行大隊，擁有各種飛機130多架。並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軍用飛機場10多個。 　　 

　　當4月下旬陳濟棠處理海軍問題時，陳策以事前未經西南政務委員會討論表示不滿，命飛鷹艦等逃往海口，與海軍陸戰隊團長陳笈相結合，實行獨立反抗。陳濟棠在取得蔣介石同意後，派丁紀徐駕轟炸機把該艦炸沉。同時命陳漢光率警衛旅前往瓊崖解決陳團。其後陳旅即駐防瓊崖地區，負責綏靖工作。 

再次增編和整編隊伍 

　　餘漢謀率部進駐贛南後，陳濟棠任命李漢魂接替餘的北區綏靖委員職務。不久又以粵北缺乏防軍為名，將殘破的範德星旅擴充為第三獨立師，以李漢魂兼任師長，同時，將第二軍調駐粵北，加強其防務。 

　　約在同年7、8月間，蔡廷鍇由福建來廣州與陳濟棠，李宗仁商定，閩粵桂各派一個師由他率領北上抗日。陳乃命各部隊抽調一些精銳隊伍，由鄧龍光組成第四獨立師擔任這個任務，後為蔣介石阻止。鄧師乃調東江上遊“防共”。 　　 

　　1934年10月，江西中共工農紅軍突圍長征後，陳濟棠即暗中準備與蔣介石較量，進行整訓嘟隊。並將獨二師改編為第一軍的第三師，獨三師改編為第二軍的第六師，獨四師改編為第三軍的第九師。還升任李振球為第一軍副軍長；莫希德升任第一師師長；黃延楨升任第三軍副軍長；譚朗星升任第七師師長。把警衛旅由瓊崖調駐從化。各軍、師以團為單位就地集中進行教育訓練。並補充了大量新武器，以加強戰鬥力。 

擴充軍事學校以培養武裝幹部 

　　陳濟棠為了鞏固和發展他的軍事勢力，認為培養幹部是基本問題，絕不能忽視的，除海空軍有海軍學校、空軍學校繼續定期招生外，在陸軍方麵，早在他任第四軍軍長時就設有軍官教導隊。至第八路軍及第一集團軍時則擴充為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燕塘，簡稱為燕塘學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學生，複試時經過陳維周親自去逐個看相，認為有福氣而無反骨的才加以錄取。然後編入步、騎、炮、工、輜等兵種，施行定期的教育訓練。畢業後分派到各部擔任下級軍官。又將各部隊行伍出身的軍官分期分批地調進該校的軍官補訓班去受訓六個月，以提高其文化及軍事技術。此外，在該校還設有深造班，將各軍事機關、部隊的校官以上人員，分期分批調訓。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自成一個係統，以便更好地籠絡部屬，保持他的部隊不致為其他軍事派係所滲入而起分化。 

大力控製廣東省政 

　　陳濟棠雖出身軍旅，但一向重視地方建設。他自1931年全麵掌握廣東的軍政大權後，經過一年的籌劃準備，於1932年秋正式頒行《廣東三年施政計劃》，從事廣東的省政建設。當時廣東省政府主席是胡、古派的林雲陔，因陳濟棠在政治上與胡、古有特殊關係，故與林的合作共事關係還是比較好的。當時廣州市市長劉紀文因與蔣介石有宿怨，劉對陳的擁戴與協助也是很自然的。林雲陔曾留學美國，有較高的行政管理能力，但一切用人行政都要取決於陳濟棠，而民政廳長林翼中、財政廳長馮祝萬(不久改為區芳浦)、教育廳長謝瀛洲(不久改為黃麟書)等都是陳濟棠的親信，隻有建設廳長，先為程天固，後為何啟澧才是與林雲陔較為接近，故林在任內對廣東現代工業的建立曾發揮了較大的作用。至於廣州市政府在劉紀文任市長時期，按《廣東三年施政計劃》中對市政建設的要求竭力協助陳濟棠，在開辟馬路、擴建水電廠、設置工業區、發展交通文教事業、繁榮市場經濟等方麵，均取得較好的效果。 

與外部關係的破裂及內部矛盾的分化，與國民黨各派係的破裂 

　　1931年夏，國民黨各派各係來廣東參加反蔣運動。當時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有人說是常務委員製，未設主席)雖然由汪精衛擔任，但實權自古應芬死後，便完全操在陳濟棠手上。所有大小措施都要取得陳濟棠的同意才能執行，這使汪精衛十分不滿。同年冬，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到最後階段，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時，由於在各派係所占名額分配問題上爭持不決，因此在中山紀念堂大會上大打出手，鬧得一塌糊塗，以致汪精衛的改組派馬上離開廣州往上海“大世界”去開會，以後往南京投蔣。汪曾憤然地說：“與其做小軍閥的走狗則毋寧做大軍閥的走狗。”從此，陳與改組派就破裂了。 

　　孫科的太子派也因爭取執監委員名額問題不能滿足而跑到澳門去，表示消極抵製。後來通過伍朝樞、鄧澤如等的斡旋，才勉強回到廣州出席會議。至第二年夏，陳濟棠為了重行統一控製廣東陸海空的軍權，以西南政務委員會的名義撤銷海軍總司令部和空軍總司令部，免去原屬太子派的海軍總司令陳策、空軍總司令張惠長的職務，這樣一來，陳與孫科太子派的矛盾就更為加深。連伍朝樞、傅秉常、吳尚鷹等也離開了廣州。以後還迫走了屬太子派的中山縣縣長唐紹儀。 　　 

　　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爆發後，胡漢民曾竭力促使陳濟棠排除一切困難，實行派兵援助第十九路軍，以博得國人對西南政府的同情與擁護，以利將來的發展。可是陳隻允派空軍一個中隊前往支援，其他則婉言謝絕了。胡在失望之際，便托辭養病到了香港。其後，陳濟棠提倡尊孔讀經，胡對此更感痛心。 

　　陳濟棠與西山會議派的鄒魯(當時任中山大學校長)也時常發生矛盾，如在中大辭退左翼教授鄧初民、何思敬的問題上以及把中大附中改為國立中山中學的改製問題上均曾發生磨擦，影響到他們在政治上的協調一致。 

陳濟棠集團內部的矛盾分化 

　　陳濟棠在1931年進行大規模的擴編軍隊時，由於要羅致人才，曾經引用了不少是對立過的張發奎的舊部。如繆培南被任命為第一集團軍的參謀長兼教導師師長，鄧龍光被任命為廣東海軍司令，不久調任師長；李漢魂被任命為北區綏靖委員，後又調任師長。這些人對陳濟棠的起家是毫無功績的，反而掌握了不少實權。而許多跟陳濟棠打江山出了不少力量的軍官還得不到這樣的地位，因而他們對陳濟棠自然就有反感了。 

　　第二軍軍長香翰屏與陳濟棠同屬欽廉籍，關係很深。香自恃對陳有汗馬功勞，敢於進言議事，陳亦倚之為左右手。香看到陳維周迷信算命看相卜卦扶乩之說，又引用陰陽術士翁半玄、詹天眼、廖鶴洲、溫香遠等人，出入公門宣傳邪道；又包庇他的女婿鄭日東等大於走私漏稅勾當，認為有失官常，不宜久居高位。對於林翼中把持黨務、民政，亦加抨擊。對李揚敬縱容所部，軍紀廢弛，招怨地方，尤為不滿。因此，香曾不斷向陳濟棠進言，要求對此三人作出適當處理，免招物議。但陳濟棠不僅不聽香言，反而聽信陳維周等的讒言，說香以儒將自居，喜與無聊文人往來，喜玩古董字畫，不管軍務，不理政事，生活腐化。且與陳銘樞、李濟深暗中勾結圖謀不軌，必須嚴加防範，免生製肘。於是陳濟棠以懲治貪官汙吏為名，將香所介紹的陽山縣長陳某逮捕槍決。不久又將香的親信第四師師長張枚新調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副官長，改派陳的防城同鄉巫劍虹接任。這樣一步一步進逼，使香知難而退。 

　　至1934年春，香經過與餘漢謀商談之後，抱著最後的希望向陳提出：整頓官常，修明政治，實行逐步禁煙、禁賭以除民害。而其先決問題在於能大義滅親，立即罷免陳維周、林翼中、李揚敬三人的職務以示決心。陳不但不接受香的勸告，反而指責香的不是。於是香便以識淺量狹為辭，向陳濟棠提出辭去第二軍軍長及廣東中區綏靖委員職務的呈文。陳隨即批準他辭去第二軍軍長的職務，但保留其中區綏靖委員職務。軍長一職，由陳自兼，後由張達升充。香翰屏—於失望之餘，隻得回原籍去“休養”，靜待時機東山再起。 

　　第三軍軍長李揚敬兼任東區綏靖委員後，所有東區黨政機關都充滿了他的私人。甚至把勢力伸展到其他地區去。而其所屬第三軍各部隊在駐防東區時，紀律又很壞，經常在地方上橫行霸道，奸淫婦女。那些曾經身受其害的老百姓，特別是潮安、蕉嶺的華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隻得具呈向西南兩機關和陳濟棠控告。陳怕激起民變，乃婉言勸告李揚敬，要約束部下官兵遵守紀律，不要去騷擾老百姓；以保名譽。李揚敬對此發生很大反感，托病請假，回到東莞原籍，表示消極。陳濟棠幾次派人去勸導他均無結果，至1935年才不得已解除了李揚敬所兼的東區綏靖委員的職務，調李漢魂接任。 

　　餘漢謀統率第一軍久戍贛南，沒有調防，亦頗懷怨望。雖然他們在贛南沒有繁重的任務，但贛南地方的物質條件比較差又不能與家眷同住，這就難免有思鄉之念；特別是廣東籍的中下級軍官更是如此。日子愈久就愈感到生活枯燥無味，因而對陳濟棠的反感也就愈大。 

　　這是陳濟棠與他部下高級將領分化的情況。　 

　　陳濟棠為了更有力地鞏固他在軍隊中的勢力，總覺得外籍軍官不如他同鄉欽廉籍軍官可靠，因此每軍都至少安排一個欽廉籍的師長，每師要安排一個欽廉籍團長或幾個營長，作為互相監視。雖然那些欽廉籍的師、團、營長未必如陳濟棠所希望那樣去監視他的長官，但那些外籍軍官就有不少人對陳濟棠這種做法感到不滿。1931年大擴軍時欽廉籍的師長隻有三人，但到了1936年欽廉籍的師長就增加到七人，占¨個師長中的將近半數。而且連一點軍事常識都沒有的他的哥哥陳維周也破例被任命為警衛軍軍長，這一來也使得那些跟陳濟棠多年還得不到升級的軍官產生怨望。 

　　陳濟棠與國民黨各派係的破裂和他集團內部矛盾分化，都種下了他後來失敗的根源。 

發動“兩廣事變”失敗下野，錯估形勢 

　　1936年5月13日，國民黨中央主席胡漢民在廣州因患腦溢血突然去世。陳濟棠因失去這塊政治招牌而正在心煩意亂之際，傳來了南京蔣介石要趁“胡死”的機會解決廣東一向處於半獨立狀態問題的訊息，對此，他更感到焦慮不安。正在這個時候，白崇禧於15日由桂來穗，以吊喪為名，與陳濟棠會晤。白對陳治粵成績備極推崇，然後談論形勢，竭力慫恿陳濟棠反蔣抗日。白大說蔣如何不得人心，內部如何互相猜忌，財政如何困難等等，以加強陳的反蔣信心和決心。接著又說蔣的軍隊絕大部分部署在黃河流域，既要防備日軍的進攻，又要防止山東的韓複榘、山西的閻錫山、陝西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發生異動；更重要的還要部署兵力向陝北共產黨包圍進攻，蔣絕無餘力可以南犯。如老兄有意向外發展，廣西方麵願以全力支持。白又說：湖南的何鍵一向與我們有聯係，隻要我們掛起抗日的招牌，揮軍北指，湖南決無障礙。輿論界也一定會支持的。蔣介石也沒有理由反對，因為他不敢承擔不抗日的罪名。事實上蔣亦無法抽出大軍阻止我們的大軍北上。我們的大軍到達武漢後，采用昔日太平軍的戰略，馬上轉移東下襲取南京，奪取中央政權後再作第二步行動。至於日本方麵，我們可以再派人去聯係。基於過去幾年日本軍方代表曾與我們有過聯係，又曾向廣西派過軍事顧問和教練官，並曾售賣過軍火給我們，我們此次舉事，相信他們一定會同情和幫助我們的。兵法乘虛，這是幹載難逢的機會，不應錯過。陳濟棠聽了白的形勢分析以後，認為十分精確。在此之前，陳維周曾於1935年春末，以述職為名專程往南京去見蔣介石，實則是去看蔣的相格氣運，還偕溫香遠去奉化看蔣的祖墳。回粵後向陳濟棠述說蔣的氣運將終，明年肯定會垮台。陳一向相信乃兄的星相之術，故亦認為此時舉兵反蔣正合時機，一經白崇禧提出粵桂聯合反蔣的建議，他便欣然接受，決心大幹一場。 

　　16日晚，陳濟棠乃約在穗的高級將領餘漢謀、張達、繆培南、黃任寰、黃延楨等到他梅花村公館密商。陳首先將白崇禧的一席話複述＝遍、然後說，我認為這是值得考慮去幹的，請各位好好研究再作詳談。但是要嚴守秘密，不宜外傳。此後兩天，各高級將領分別去見陳濟棠，有的表示讚成，有的表示懷疑，有的說白崇禧雖有“小諸葛”之稱，但其為人不老實，要提防他，不宜過於相信他的話。至19日晚上，陳濟棠召集在穗將領餘漢謀、張達、繆培南、黃任寰、何犖、莫希德、葉肇、張瑞貴、巫劍虹、黃延楨、黃質文、鄧龍光、羅梓材、梁世驥等將近20人進行密商，陳維周、區芳浦、林翼中亦出席。還請白崇禧與各將領見麵。陳說抗日反蔣是我們一貫的主張，這是救國要道，舍此莫由。環顧國內，隻有我們可擔當這一重任，也是義不容辭的。現請健生冗(白的別字)向各位談一談。白即重述曾與陳談過的形勢，並向各人打氣說：“我們在這個時候進行反蔣抗日，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絕對有利的。廣西方麵決以全力支持。”陳維周接著亦介紹自己與日本駐粵領事接洽情況，並說我們的策略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已取得日—本軍方諒解，願意支持我們的行動。多數將領聽了他們的話，都很驚訝，默不作聲。隻有餘漢謀站起來說：“關於黨政方麵總司令很清楚，我現在隻在軍事方麵提些意見供參考。蔣介石的軍事力量居於絕對優勢，又有粵漢、平漢、津浦、浙贛鐵路和海上可以迅速運兵南下，和他較量我們沒有必勝把握，請總司令再詳加考慮。” 

　　從第二天開始，我和第一師師長莫希德、第一軍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石井兵器製造廠廠長黃濤、廣東陸軍軍醫學校校長張健在愛國心的驅使下，大家不斷交換意見，商談如何製止陳濟棠這種不顧國家存亡的錯誤行動，到了製止無效時就必當機立斷，多方設法把他推倒。並請資望較深的第一軍軍長餘漢謀出來領導反陳。 

　　至26日陳不知受了何人的勸告，忽然改變態度，要餘漢謀、張達、黃延楨、繆培南等轉告各師旅長，決將此事打消。大家聽了，都很高興，如釋重負，準備回防地照常教育訓練部隊以待後命。可是到30日晚上，陳又變卦，抱著最後決心親到餘漢謀公館。這時正值餘在設宴餞別各將領回防。陳即欣然入席說，我正要找你們談話，現剛好大家都在這裏。隨即大談其反蔣抗日的出兵計劃，強調抗日反蔣是我們一貫的主張，現在雙管齊下的機會已經到了。近幾天我又作了反複的考慮，認為時機的確成熟了。總之我們這次行動，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接著又說，廣西的李、白確實誠意合作，我看他們不會假；湖南的何鍵同意我軍到達衡陽接近株洲後，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漢。我準備第一軍或者加上第三軍由贛州向吉安、南昌挺進，很快就可將江西全省拿下來，我們的第二軍和廣西軍隊再加上何鍵的湘軍會攻武漢而占領之，當然不成問題，而日本軍方也已經聯係好了，答應派些軍官來協助我們，他們還可以在華北方麵加重對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使蔣背腹受敵，這樣有利的時機，不幹何待?!陳濟棠還麵諭各師旅長可先返防地準備，待命行動，各軍長則暫留廣州，協助策劃各項布置，力求周詳。 

　　陳於6月1日授意西南兩機關作出決議：命陳濟棠、李宗仁組織抗日救國西南聯軍，並以陳、李分任正副總司令，仍轄原第一、四集團軍。稍後因陳的推薦，又任命何葷為西南聯軍參謀長，李潔之為西南聯軍兵站總監。陳由此又大事擴充軍隊，除原餘、張、李一、二、三軍外，以獨立第一師黃任寰部擴編為第四軍，教導師繆培南部擴編為第五軍，各轄三個師，其中半數是新成立的。另任命陳維周為警衛軍軍長，但該軍未編成而陳已下台。 

　　西南兩機關於6月2日對南京發出籲請中央領導全國抗日的冬電，並通電全國督促中樞領導抗日；同時發動兩廣國民黨各級組織和群眾團體通電響應，並舉行抗日示威運動。繼由第一、四集團軍將領以陳、李領銜於6月4日發出支電，請西南兩機關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複失地。陳還一方麵分派李務滋赴山東、山西，陳海華赴陝西，王若周赴川、雲、貴，向各省軍政首腦聯絡；另一方麵接納日本軍方派來軍官約百人，分駐在沙麵XX旅館和西濠口新亞酒店。準備將他們分派到陸海空軍部隊充當顧問指導作戰。其中約有30人曾由黃光銳派人帶領到天河、白雲機場視察準備情況，引起空軍人員的極大憤慨。 

　　蔣介石也有他的一套手法。在6月中旬得到陳將異動的消息後，一方麵立即秘密調兵遣將向兩廣進逼，同時派人四出向廣東陸海空軍將領進行收買分化以拆陳台；另一方麵故作鎮靜，發出通電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作為對付之策。蔣還電陳、李、白責令遵守五屆一中全會“努力和平，不惜犧牲”的決議案，應該顧及國家安危，不得輕舉妄動。兩廣亦電蔣，責以在華北對日軍節節退讓，將防日兵力調向兩廣進逼，以啟內戰危機，自召亡國之禍。雙方函電交馳，彼此互相攻訐。 

餘漢謀等高級將領反陳投蔣 

　　1936年7月1日，陳濟棠正式就任西南兩機關所任命的“中華民國抗日救國軍西南聯軍總司令”，李宗仁就任副總司令，並接受印信。隨即發布派兵北上抗日收複失地的命令。在此關鍵時刻，第一集團軍好些將領都不願參加陳濟棠以抗日為名進行反蔣的錯誤行動，密謀擺脫之計。從6月初起，莫希德、李煦寰、李潔之、黃濤、張建以及羅梓材(第一軍參謀長)、李漢魂(廣東省東區綏靖委員)、鄧龍光(第九師師長)等，知道已無法製止陳濟棠的行動部署，於是便進一步聯係，決心聯合起來反對陳濟棠的錯誤行動，並分別以利害去勸說第一軍軍長餘漢謀，敦促他早日回贛南駐防地去主持反陳大計。與此同時，餘漢謀已秘密接受了蔣介石的收買，決定背陳投蔣。7月4日餘漢謀以接到參謀長羅梓材幾次電催須主持第一軍軍士教導隊畢業典禮和準備“抗日反蔣”的軍事行動為辭，取得陳濟棠的許可，由廣州回到大庾後，即與副軍長李振球召集第一軍的將領－－參謀長羅梓材、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師長莫希德、葉肇、張瑞貴等會議討論此事。幾經辯論，最後決定：一麵打電報給南京政府向蔣介石報告請示；一麵集中兵力準備向南雄、韶關推進，對陳實行“兵諫”。 

　　7月6日餘漢謀以出席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名義(餘是中央委員)，乘坐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前往南京，同行的有羅梓材、李煦寰等。餘抵京後，即分別向軍政黨各首腦報告廣東情況，並表示他和第一軍反陳擁蔣的做法，博得南京政府的稱許。蔣介石隨即任命餘為第四路軍總司令和廣東綏靖主任，並派錢大鈞、陳誠、黃鎮球等同行，協助餘漢謀收拾粵局。餘於13日飛回贛南，第二天在大庾宣—誓就職。並發表通電，聲明擁護中央團結禦敵政策，並勸告粵中袍澤分清是非，嚴守正義，本愛國愛鄉精神，一致敦促伯南先生離職下野，免致同室操戈致亂大局等語。然後動程往南雄，指揮各部隊分向韶關、翁源挺進。這時李振球副軍長已命莫希德的第一師由大庾經南雄進至始興；葉肇的第二師由信豐進至南雄；張瑞貴的第三師由龍南進至壩子待命。陳的嫡係第四師師長巫劍虹原是率部隊守韶關的，聞訊星夜撤往馬壩。經莫希德派副官彭光庭前往策動後，表示服從餘的命令，共同反陳，並向大坑口轉進。莫師於 15日晚進占韶關。餘漢謀隨亦於16日到達韶關部署第二步行動。 

　　7月6日第二軍副軍長兼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在汕頭“封金掛印”，離職赴港。翌日通電反陳。李潔之、黃濤、張鍵於同日相繼離穗到達香港，聯名發出致陳濟棠的公開信，勸陳不要假抗日之名，而行分裂之實來危害國家，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西南兩機關的蕭佛成、陳融、劉蘆隱、鄧青陽、楊熙績和廣東省主席林雲陔、廣州市長劉紀文等亦不值陳之所為，紛紛走避以示決絕。自是西南兩機關隨即解體，不複存在。 

　　陳濟棠用盡苦心，花了許多金錢建立起來的廣東空軍4個大隊，擁有各種各樣新型飛機 130多架，認為是手上王牌，國內無敵。不意蔣介石在此一個多月來，派人四出用重金收羅其將校，從中分化瓦解。6月底已有一個中隊北飛南昌投蔣，飛行員亦走了10餘人。陳雖設法防範，亦無能為力。至18日早，空軍司令黃光銳、參謀長陳卓林等分乘教練機3架飛赴香港機場降落。各大隊飛機72架先後北飛至韶關、南雄機場降落，蔣介石聞訊電促北上，於20日飛到南昌機場降落。至此，蔣對陳空軍的收買已完全成功。 

　　陳濟棠看見餘漢謀部及空軍全部投蔣，大勢已去，於是無可奈何地於7月18日晚，借英國戰艦保護，攜帶家眷離開廣州前往香港作寓公。臨走時拍了一個電報給餘漢謀說：“濟棠誠信未孚，救國主張無方貫徹。現決擺脫仔肩，此後對於救國責任、廣東治安、袍澤維係，偏勞吾兄負其責。望善為之，以補吾過。”作為宣告下野的文告。 

　　餘漢謀於7月24日由韶關進駐廣州接掌了陳濟棠原有的軍權。他撤銷5個綏靖委員公署和5個軍司令部，將部隊整編為10個師，一個教導旅，保留了所有特種部隊。將燕塘軍校、石井兵器製造廠、琶江製炮廠交由蔣的軍事委員會接辦。這些部隊後來在抗日戰爭中，在各個戰場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南京方麵，以“還政中央，厲行統一”為名，任命黃慕鬆為廣東省政府主席，以王應榆為民政廳廳長，宋子良為財政廳廳長，劉維熾為建設廳廳長，許崇清為教育廳廳長，任命曾養甫為廣州市市長。隨即將廣東全省劃分為7個行政區，各設督察專員公署和區保安司令部。各區派簡任官2人，兼管所屬各縣、市的行政與治安的督導工作。又進行改組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和廣州市黨部，均以CC分子為骨幹。蔣介石於8月來廣州坐鎮了一個月，設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自是廣東的黨政軍大權完全歸蔣介石控製。CC承藍衣社的勢力同時伸張進來，從事發展組織，進行特務活動。 

　　李宗仁在接到陳濟棠決定下野的通知後，於7月18日下午乘西南航空公司的客機離穗飛回廣西。他從6月中旬開始招攬了好些反蔣人士，包括原十九路軍的蔡廷鍇、區壽年、翁照垣等為之撐腰。蔣以廣西內部團結較緊，又得外部勢力支持，不是輕用軍事力量所能解決。幾經派員前往商談，乃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公署正副主任，黃旭初照舊任廣西省政府主席。至此，曾經震驚中外，擾攘了50多天的“兩廣事變”遂告結束。同時也結束了陳濟棠對廣東的統治。 

出處：《廣州文史》第三十七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