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濟棠與“元老派”/ 徐直公

陳濟棠與“元老派”

徐直公

　　1929年春，陳濟棠因國民黨召開二中全會及國民軍編遣會議，蔣介石擊敗李（宗仁）白（崇禧）軍隊於北京、武漢一帶，扣留李濟深於湯山之際，乘古應芬留粵聯三陳（陳銘樞、陳策、陳濟棠）倒李（濟深）的機緣，就任廣東編遣區主任和第八路總指揮，與古應芬聯合一部份國民黨元老派之反蔣人物，組成西南政務委員會。上台之後，自忖資望不高，不得不對這些“元老派”人物竭力拉攏，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古應芬當時以國府文官處長的身份，一向作為陳濟棠的後台支柱。古對蔣素懷不滿，陳濟棠久已探知，因此西南政委會中，陳對古擁戴備至，其餘鄒魯、蕭佛成、鄧澤如、唐紹儀、羅翼群、陳融等，都占了委員一席，陳濟棠也敷衍得很好。李、白被蔣介石擊敗退回廣西老巢之後，一籌莫展，此時也投靠到廣東方麵，陳亦利用他們作為西江屏藩，而且以兩粵為號召，聲勢也較大，所以李、白二人也是西南政委會的委員。這一群“元老派”人物平日早已野心勃勃，老氣橫秋，如今有招牌可賣，坐擁空銜，月支巨薪，仍不能償其大欲。特別是古應芬的居功自傲。陳有見及此，明知如果不使點手段，巧作安排，使他們各安其位，將來阻力必多，因此，采取了下列分肥的辦法：

　　古應芬除了把持治河委員會之外，凡古之事有求必應。古的妻舅何熾昌占了廣州市衛生局長的肥缺，“女婿”劉紀文（古之女未過門便死了）繼林雲陔之後當上廣州市市長。古應芬臨死前還囑咐陳濟棠，好好照顧這兩個人。古公館的一切浩大開支，古應芬姨太太們的需索，劉紀文都得到陳濟棠的默許，一切由市庫內公款支給，高州係的人物陸幼剛任市教育局長兼市府秘書長。1935年去職後，又將他的姐丈甘尚仁升任（甘曆任市府秘書，信宜人，高州係骨幹）。其他如羅翼群，聲威和資本雖不如古，也兼上了治河委員會委員、潮梅分會常委。唐紹儀紆貴屈尊，回到中山家鄉去當百裏侯（縣長），美其名為模範縣。實則是據地自肥，對一切例應向省解繳的稅餉都來一個相應不理。西南政務委員會審計處處長楊熙績對中山縣的財政情況向來不敢過問。唐紹儀的兒子唐榴也於1932年卸去外交部專員之職，南來任職於兩廣外交特派員公署（當時的特派員是刁作謙）。

　　鄒魯在1932年繼中山大學代校長張雲之後，出任中大校長。他最得意的傑作就是遷校石牌，建築新校舍。硬性規定省市各機關團體學校職工教員一律捐薪百分之幾，作為石牌中大新校舍建築的經費。鄒魯本人自辦磚廠及建築公司，乘機大大撈回了一筆，連他的親友也都上下其手，占了不少油水。蕭佛成的兒子蕭鬆齡、蕭鬆琴先後由市府委任市自動電話公司及自來水公司經理之職。胡漢民於1931年自湯山歸來，亦加入西南政委會，李海雲（據說胡女木蘭原是他的親生女）也攫得了號稱“睡十萬”（即睡下來當縣長可以每年收入十萬元的意見）的南海縣長肥缺。至於李、白在廣西的軍餉，由粵方全部供給，自是不在話下。陳融以西南政委會委員而兼秘書長，其後李文範來粵亦當上了西南政委會委員兼西南執行部委員。這樣一來，大致總算應付過去，陳濟棠得以為所欲為，為鞏固個人的名位而大展其身手了。

　　西南政委會的委員們都是一群元老的人物，可是在1934年間，香翰屏也擠上了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之列，引起了不少人的驚詫。香翰屏在李濟深主粵時當62師師長，陳濟棠上台後，擴編為第2軍，香擢升為軍長及省會公安局局長兼中區綏靖委員，資望本屬尋常，因此不服氣的大有人在。據筆者所知，這當中有過一段小小的插曲：當時第三軍軍長李揚敬素有陳濟棠的“武膽”之稱。其父李明生，寓本市文德東路，尊養處優，每日必到永漢路仙湖茶室（即現在永漢戲院對麵）三樓聽女伶唱曲。這位“老太爺”所指定的座位普通人不能擅坐，茶室服務員照例虛位以待，伺候殷勤周到。有一次，第二軍所轄某營長到場品茗，時已座滿，隻有留給李明生的座位無人敢坐。某營長昂然入座，不顧一切，服務員力勸無效。不久李明生施施然而來，看見自己的“禦座”被占，認為有辱自己老太爺的威風，立即舉杖向某營長當頭痛擊。這個營長不知就裏，隨即還手，毆傷了這位“老太爺”的頭麵部。李明生返家後不久便死掉了。李揚敬向陳濟棠告狀，提出非嚴辦該營長不可。香翰屏查明經過，不予處理。李揚敬恃寵驕橫，氣勢洶洶，大有勢不幹休的神氣。香翰屏受到打擊，提出辭職。陳濟棠左右為難，於是自兼第二軍軍長，乘機將軍部移駐韶關，暗中防範駐守大庾的餘漢謀，並在廣州八旗馬路原日該軍部舊址設有辦事處，香翰屏則調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李、香兩人交惡積不相融，早成事實，李明生受辱隻是其中一個偶然的原因，給予陳濟棠安排自己個人一些預定的借口而已。

《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一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