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述陳濟棠 / 淩仲冕 (3)

再述陳濟棠 （續3）

淩仲冕

四、親胡開府

　　胡漢民與汪精衛，都是孫中山先生的親信，孫先生北上，汪是隨行，胡是代行大元帥職務。孫先生死了，胡有代帥的資格，便以繼承人自居。當孫先生實行三大政策之初，汪原是個非擁護者，因為借此正好與胡對峙，才改變過來，拿起左派的幌子，從事招搖，騙了不少人。當國民政府成立，選舉主席時，大家因為對胡當政曾領略過教訓了，汪是怎樣的還未能從現實中取得結論，便都抱著看看汪又如何的心理而投汪票。汪是自己選自己的，胡漢民默察形勢，知道不可與爭，也投選汪之票，於是汪以一致的通過而當選。從此，胡漢民是明顯地落後於汪了。

　　因為北伐的成功，蔣介石吃了革命的果實，而叛變革命，形成了法西斯政權。胡、汪都成為國民黨的政客，在蔣的統治下，分肥得滿意時，就隨著蔣走，分肥失望時，便搞反蔣的一套。名次級軍閥，也各懷著進級大軍閥的企圖，不論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以至張發奎，都是一樣利用汪、胡來作政治掩護。汪、胡也分別利用他們的武力來撐腰，以壯聲勢。於是國民黨內部戰爭，就此起彼伏，延綿不斷了。

　　1930年初冬，蔣介石得到張學良率東北軍入關的聲援，打敗閻、馮，結束中原大混戰的局麵。蔣介石便要進一步利用國民黨的招牌進行欺騙，來加強他的法西斯權力。說也可憐，蔣卻想不出什麽新花樣，隻能襲用汪精衛搞護大會議時的一套，提出了定期召開國民會議，頒布訓政時期約法的主張。胡漢民不能忍了，認為這樣來玩把戲，無異是把汪已倒下的招搖旗扶起來，為之呐喊，這一口氣，是無論如何吞不下肚的。於是就發出他的所謂“訓政保姆論”的議論，在閑讀也好，在演講也好，甚至見諸於文字，不斷地向蔣加以非難疵議，蔣已大為不滿。至1931年2月間，國民黨中央召開了全體中委會議，討論訓政時期約法問題。胡漢民在會上針對了蔣介石的發言，加以批駁，形成了麵對麵的衝突，會場的空氣緊張起來，使會議得不到結果。至此，蔣介石的猙獰麵目也不再隱蔽了，那晚便把胡漢民押上湯山軟禁，使與李濟深過著共同的命運。

　　胡漢民的嘍囉是不少的，但胡被禁後，沒有一個敢於首先發難，向蔣罵一聲，替胡吐吐氣。經過足足兩個月的時間，陳濟棠的算盤打好了，認定了這是實現與蔣分庭抗禮的良好機會，並可以為將來取蔣而代，完成帝夢，打下基礎。便采取與李濟深被扣時相反的手段，不再擁蔣，而是反蔣。於4月底首先通電指責蔣介石，放出反蔣介石第一炮。過了好幾天，所謂胡係要人林森、鄧澤如、蕭佛成和古應芬，才敢以監委資格發去責蔣的通電。陳濟棠這一次的舉動是出蔣意料之外，怎樣應付？驟然定不出辦法來。蔣肯定陳是沒有力量提兵出省的，又覺得中原息兵不久，不好在南方遽起烽煙，而且看清楚了自己的首要敵人是共產黨，便把陳濟棠的異動放在次要之列。當時國民黨的失意人物，如孫科、王寵惠等，見蔣不以強硬手段對陳，便都南來了，連汪精衛也在窮極無聊之際，來了廣州，桂係李宗仁等蟄伏了一個時期了，更要及時討好廣東而重上西南的政治舞台。於是，在陳濟棠保鏢之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於5月底左右，在廣州召開了所謂非常會議。由擴大而非常，名目層出不窮，在北方的國民政府垮台之後，非常會議又產生個西南政府了。這個西南政府，是由非常會議選出十六人組成的，汪、胡、孫和桂係都包含在內，而胡的手下最多，四監委當然在其列。在表麵上看，雖不是以陳濟棠為首，但實際上陳濟棠是後台老板，所以西南政府的一切發號施令，都是要仰承陳濟棠的鼻息的。這是陳濟棠以軍控“黨”，以軍統政的初步具體化。 

　　蔣介石既然決定了以全力應付共產黨，隨著就去南昌親自策劃指揮“剿共”，聲言保證對廣東不以武力解決，極度地運用懷柔政策。因此，陳濟堂就能在“太平”的空氣下登上南天王的寶座上，安穩地坐下去。當時是有不少的買空賣空的政客渴望陳濟棠進一步反蔣打開局麵，尋找生意，陳都虛與應付，不管誰來推他，他是動也不動的。蔣介石看清了陳濟棠當時的心事，同時也看透了李濟深和胡漢民在廣東方麵的影響不大，搞不出進一步的風浪來，便解除了李、胡的軟禁。又通過禦用的國民黨五中全會決議，仍以胡為國府委員，恢複李濟深的國民黨籍，並任為國府委員。於是空氣便緩和下來，戰火沒有燃燒的可能了。胡漢民下山回粵，表麵上陳濟棠是歡迎的，但內心就反而忐忑不安，以胡敢於與蔣作正麵的衝突，對已就不一定能為古應芬等唯命是從，控“黨”統政，將不如以往的順利。在蔣方麵當然也不願胡、陳的乳水交融，也不斷地玩弄著挑撥離間的手法。香港報紙不時散播出，胡漢民要報湯山之仇，要陳濟棠作出進一步的反蔣行動，甚至說到胡進行唆使陳部內變，又屢傳胡被陳軟禁的消息。香港的小報更是依靠那“聳人聽聞”的消息，渲染得有聲有色。據說陳濟棠競然向胡麵說，請他作出事實的證明，以釋謠言。所以胡在湯山，固然憂憤填胸，在羊城，也覺得不會怎樣暢快，於是毅然地為陳避嫌，辟謠，作出了事實的證明，“乘桴浮於海”了。這是胡漢民出國遊歐的忍痛，說明了陳濟棠親胡是什麽的一回事了。

　　是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外侮日亟，對國民黨內部的息爭，是有相當的影響的。經過滬、粵的雙方會議，蔣介石也下過一次野，以表示對“黨內團結”的促成，盡其最大的努力。這正是蔣介石以退為進，弄慣了的手法。至1932年元旦，國民黨的統一政府成立了，過幾天西南政府才正式通電撤銷。但並不是無條件的，除了軍隊改易了番號，八路軍改為第一集團軍，恢複軍級建製轄三個軍，另有獨立師獨立旅等等之外，就是所謂“均權分治”。陳濟棠借此繼續與蔣均其挖“黨”之權，分出廣東來，由陳以軍統而治之。所謂西南政府就這樣換湯不換藥的變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與及“西南軍事分會”三個機構。這個局麵，一直維持到陳濟棠倒台才結束。 

　　胡漢民赴歐後，古應芬留在廣州繼續當胡的代表與陳聯係。古是個什麽人呢？他的父親是在小北開設壽板店的，店內地方頗寬闊。辛亥革命前夕，同盟會人曾在這店內商議過進行事情。古是沒有加入的，因為朱執信是當法政學堂的教員，胡毅生、陳淑子等的住地，都離這店不遠，所以便時常到他店中，古便成為辛亥革命的同情者。但到消息緊時，古就害怕了，怕連累到自己身上，要他們不要在店中談革命，並求他們少到些，最好是不來。古的革命性的軟弱與動搖，這一事足以說明，但還沒有幹出那告密的可恥勾當。及廣州光複，胡毅生當海軍司長，古是當他的總務科長，這是古進身的初階。古為人庸懦，故綽號“爛大鼓”，說他是打不響的，真是形容得恰當，在胡係的提拔下，也爬到了國民黨中央監委的地位。正因為他是個庸懦者，適合了陳濟棠的要求，表麵上對他十分恭敬，稱他為古先生。陳愈恭敬他，他就愈馴服，無論什麽事情都是與陳同一鼻孔出氣，成為陳控“黨”統政的一把最好手。胡漢民、胡毅生在廣州，隻有祖居，沒有自己新建的堂皇大屋。而古應芬獨能在原日的壽板店舊址，高價買了四鄰房舍，建成華麗廣闊有花園的新居，即是現在越華路東頭對正的那座紅牆鐵閘的建築。當落成“入夥”之日，大排筵席，極盡朱門酒肉臭的奢豪，陳濟棠是親到賀喜的。但古應芬安居逸處的享受，為時不久，便患牙痛症，到危急時電報胡漢民，胡即返國，未入國門，古已不治死了。胡抱生離死別之痛，住在妻舅陳融家中，日夜下圍棋過日，陳融家的西賓潘景夷，就是胡的奕伴。大約因此而用腦過度，或奕外另有所深思罷，曾患腦溢血病，在下棋中暈厥過一次，醫好了，還是奕棋如故，最後仍是腦溢血複發而喪命的。蔣介石對胡，生則囚之，死卻哀之，派中央八大員——孫科、居正、王寵惠……等赴粵致祭，隆重其事，但幕後是另有其一套（詳見下文）。古、胡死後，胡係的在粵主要人物，便輪到林雲陔了。林在孫先生大本營時期、是任金庫長之職，在國民黨粵籍人物中，資格還算是老的，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並兼過建設廳長、在陳以軍統政之下，成了陳的屬員，唯陳之命是聽。陳的南天王權威，至此達到了頂峰，還借建設之命名，尊款別用。西村電廠的籌建，是收電燈費附加稅的，每一度電附加一角，也移用不少；惠州糖廠的產糖是“無煙糖”，更是眾所周知的事；總之，多一個建設名堂，就多一筆中飽數目。另一麵，陳與蔣在半對立中而互通聲氣，以出兵贛南、助蔣“剿共”為條件，秘密接受蔣的協餉，聞說每月有數十萬元，絕不公布，全部吞肥。對省內的人民武力，則極其殘暴，實行分區綏靖、包幹屠殺。派陳漢光部圍剿五指山、用飛機投彈轟炸、老少遭殃。以鄧龍光部圍困南山，斷絕糧食，把山中人餓死無數……

五、通日倒台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實行不抵抗主義，說的是“不統一無以禦外侮”，所以要“先安內”。所謂安內，就是對付共產黨，就是“剿共”的代名，於是“剿共”就重於一切了。而胡漢民下山後，卻提出個似是而非的“並重論”——抗日與“剿共”並重，以示有別於蔣介石，並以此作為兩廣的政治思想指導。陳濟棠一麵接受了蔣的大筆協餉，揮兵入贛，共同“剿共”，開辟了財源；一麵大喊抗日，順應人心，的確名利雙收。但實際上隻有“剿共”是作出行動，抗日不過是紙上談兵，一重一輕、明眼人誰都看得清楚的。蔣介石趁著胡漢民之死，派孫科等八大員南來致祭，肩負了吊客與說客的雙重任務，盡哀盡敬之餘，淚痕涕跡未乾，便要揮舞舌劍唇槍了。什麽“舉國團結，係於一身”，什麽“抗日的實踐，有待於‘剿共’的完成”，向陳大灌迷湯；什麽“真正統一，必須集中武力，是抗日的前提”，什麽“破壞真正的統一，要受共產黨同樣的懲處”，向陳大加威脅。最後是單刀直入，要陳撤消西南組織，聽命“中央”。陳突遭壓力，隻好以稍待時日報命，應付過去，從此陳就測知了蔣對自己不懷好意的程度了。事後區芳浦（陳的總政治訓練處處長）要我寫“抗日與剿共並重的必要性”文章，在《軍聲》月刊（政訓處的刊物）發表，我問他為什麽要這一套？針對什麽來發揮？他就把蔣派人來祭胡的內幕告知於我。

　　要陳撤消西南組織，陳就喪失了控“黨”統政的工具，無異要他從南天王的寶座上掉下來。蔣之此舉，足以加速陳進一步地向取蔣而“代之”的道路前進，陳怎能接受呢？於是招攬人才，擴充部隊，先後成立教導師、獨3師，以繆培南、李漢魂分任師長；改編了原廣州軍事分會直屬的空軍和海軍，驅走了梅光梅、陳慶雲、陳策，並以飛機投彈炸毀飛鷹艦於海南；成立第一集團軍空軍司令部和艦隊司令部，分別以黃光銳和鄧龍光任司令。於是陸、海、空的軍權，都集中在陳的手中了。迄日軍冠侵犯熱河，又再擴軍，成立獨四師，調鄧龍光為師長，以援熱為名，領師北上。師次湘邊，蔣介石已與日本簽訂《何梅協定》，何健亦陳兵湘南以待。陳原無抗日之決心，遂停止前進，後來且移作“剿共”之用。

　　紅軍長征離贛北上，是真正為抗日而去，前此蔣、陳的贛南“剿共”合作協議，已失了對象。蔣向廣東進兵，已無顧慮，如陳不就範，可以放手幹下去，無須再客氣了。認為西南的現狀已到徹底改變的時候了，密派親信來粵，要陳撤消西南組織，部隊由中央編遣，海、空軍權歸回中央，外交遵奉中央決策，國稅不得幹預，等等，即外傳的所謂“五條件”。這是毀滅南天王寶座的一顆炸彈，陳是不能領教的，於是靈機一動，依計就計，派哥哥陳維周為代表，向蔣麵白曲忠。因為陳維周久已企圖親自看蔣的相，而苦無機會。此行深喜得償宿願。哥哥回時，欣然為弟弟賀喜，說蔣氣色晦暗無光，配合“八字”流年刑尅，定遭大劫。又再向乩壇問休咎，得了“機不可失”的啟示。既然命裏注定，大有逆天不祥之概，遂下反蔣決心。李宗仁時以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委名義常駐粵，為的是推動陳的反蔣，有此機會，更加大賣氣力，從旁打氣。白崇禧又兼程由桂速來，向陳分析形勢：說張學良、楊虎城與共產黨合作，已得確實情報，並非空穴來風；蔣有事於西北，無法以全力應付兩廣，而兩廣兵力合計有30餘萬，若稍加擴充，可達40萬之數；估計蔣能用於兩廣之兵力，不能超過20萬；且何健態度已漸明朗，表示如能協助軍餉，定必啣尾追隨；除此有利條件之外，還有一點，是日本尚無南進之意，蔣的處境愈困難，我們就愈順利，日本必然暗中以友視我，我們從此可得外援，這是反蔣隻有勝利而無失敗的關鍵。白諸葛這樣的道出，陳的五窺頓時通了，膽愈壯了。李揚敬更另加補充，認為蔣是慣弄政治手腕，配合軍事進攻的，內部分裂屢屢奏功，猶須嚴妨，免誤大事。還說什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話，這支暗箭，是指向李漢魂、鄧龍光而發的。陳亦以所見不差，於是在擴軍的進行中，同時對非嫡係人物加以鏟除，李、鄧遂先後被撤職（經過情形已詳本刊一輯《憶述陳濟棠遺臭數事》一文中）。然陳之內變，卻無從防，終陷於眾叛親離之境，死黨隻有李揚敬一人。 

　　日軍侵華，非把整個中國吞下去，《何梅協定》之後，就繼而要求華北特殊化了。向華北不斷增兵，威脅蔣介石簽訂所謂中日《共同防共協定》，蔣受暴日的壓迫，卻拿來壓迫陳濟棠，即上述的向陳提出的五條件。陳經過一切的準備後，就以日本在北增兵為借口，掛起抗日招牌，舉起反蔣的旗幟。 

　　1936年5月27日，兩廣當局先來一個通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慷慨陳詞，打響了套鼓。隨著接納各方麵的所謂抗日反蔣的無聊政客和社棍，企圖擴大影響。至6月1日，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就正式宣言抗日，召開了群眾大會，發動遊行，示威。翌日，即以執行部政務會的聯合名義，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這封通電發出之前，在梅花村的“王宮”中，開過軍事會議，決定防攻的“大計”是：對貴州、福建防而不攻；對贛、湘則取攻勢，以粵軍為主力，集結大庾，準備負責攻贛；以一部集結韶、樂，備防湘南；以桂軍為主力，集結全州，準備負責攻湘。冬電發後，除李宗仁仍照舊常在廣州外，白崇禧返桂了。粵軍將領都於2日分別返防，我同李、鄧一起赴港轉輪返潮安。上述情形，都是李、鄧在途中談及，李漢魂還說，他在會議中提出，“冬電”主張應該恰可而止，再進一步，便不能忍了。到汕後，報紙上已刊登，陳濟棠、李宗仁以率第一、第四兩集團軍將士名義發出的“支電”。這封電是在許多將領回防後才發出的，李、鄧都是事前不知道，認為“冬電”是突然而來，是超越了“支電”籲請中央領導抗戰的範圍，便密電餘漢謀商議，倒陳運動，就在這時開始進行了。西南部會隨著開了一個聯席會議，決議了兩條：（一）明令嘉獎，並飭準備出師抗日；（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改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第一、四兩集團軍，番號照舊。接著又電南京說：“兩粵部隊，悉數可以調遣北上，特請指令北上路線及集中地點並源源接濟餉糈械彈。隨著蔣定期召開了二中全會，西南也派了鄧青陽、李綺庵、崔廣秀、黃麟書、李任仁五人前往。針對蔣介石對粵秘密提出的五條件而準備公開提出五大計。就是（1）立即宣布對日斷絕國交；（2）廢除“九·一八”以來一切對日屈辱協定；（3）立即以武力製止日本違反辛醜條約增兵平津；（4）保障愛國言論，恢複民眾愛國運動；（5）由中央領導實行全國總動員對日抗戰。這是明知蔣不能接受的，不過是你以“五”來，我以“五”去作為一個報複而已。

　　蔣在進行召開二中全會期中，陳誠、衛立煌各部，已開進江西；何健且將粵桂密使往還經過向蔣告密以表忠誠，布置湘邊軍事；蔣鼎文在福建也奉令動員；在貴州的薛嶽部，也向桂邊移動了。陳濟棠於6月23日就任了所謂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之職。擴編所部為五個軍：以餘漢謀為第一軍軍長，轄李振球之第1師，葉肇之第2師，張瑞貴之第3師；張建為第2軍軍長，轄巫劍雄之第4師，張鏡澄之第5師，梁世驥之第6師；李揚敬為第3軍軍長，轄黃延貞之第7師，黃質文之第8師，歐陽新之第9師；以黃任寰任第4軍軍長，轄曾友仁之第10師，嚴應魚之11師，12師缺；以繆培南任第5軍軍長，轄譚遂之13師，陳章之14師，15師缺（各師長姓名或有錯誤待正）。另有陳漢光的警衛旅和稅警團及財政廳的緝私營等。至第1集團軍的部隊政治機構，於1934年間已全部撤消，這時又再恢複，以李鶴齡任總政訓處處長。還有一件妙事，陳競委派哥哥陳維周為廣州警備司令。維周向不知兵，人所共知，負此重任，是否陳濟棠認為他真有法術，可以呼風喚雨，調動神將天兵，乃真是天曉得。

　　鄧龍光接了卸職令，就電歐陽新促駕，但遲遲不來。接收宣傳隊、改組政訓處的處長張某也不來。至月底，鄧和我才離開潮安。在離開之前，團長王德全找我到西湖去，問我以後怎樣？我說：你是陳老濟的人，照舊做團長好了。他恨恨地說，我們要同在一起，我們要真抗日。又說：陳維周向他施恩惠，送了3000元給他，並說如果我有什麽事要通知他，他一定幹。我與王就是這樣定下默契的。到汕頭時，李漢魂還在東區綏靖公署，正在開始草擬“封金掛印”的電稿，準備於二中開會前發出，已由李江在南京與各方聯係。李江同時也與餘漢謀的政訓處長李煦寰聯係，李是餘的拜把兄弟，餘是自己不出麵活動的。鄧到廣州後，見過了繆培南，知道歐陽新接掌九師的事，是李揚敬堅持，陳初時是不願的。鄧便照舊一樣去見陳濟棠，陳反而安慰他，催促他快就副軍長職。時李江已由滬回港，李漢魂於3日秘密離汕前去，6日發出“封金掛印”的四封通電。一電是致陳濟棠，一電是致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各院部，一電是致國府主席林森和軍委會蔣介石，一電是致繆培南轉廣東的陸、海、空軍同寅。這是反陳的第一個號角。電中措詞都著重指出陳抗日之假，對陳“通日”陰謀，是委婉含糊的。如致陳電中所說：“道路紛紛，更有以對日諒解之言相疑責者”；繼而舉出事實：“如汕頭方麵，年來以交涉頻繁，敵艦踞泊，未嚐或離。乃自西南高唱抗日之後，竟悉數他駛，頓成何清海晏之象。而角田一案，更絕口不談。豈懾於聲威，麵望風畏避耶？又何怪相騖伯有，轉為親者所痛也。”又致林森、蔣介石電中所說也不過是：“海疆之戍卒盡撤，國防之設備毫無，即令抗日出於至誠而舍近圖遠，已屬非計。況道路流言，群疑滿腹，倘不幸而變故橫生，國家前途詎堪設想？”等等，都是不夠具體的。唯同日發表的空軍隊長黃誌剛等聲討陳、李、白的電，列舉通日的罪行，就明朗得多了。首先指出西南開府之初，即“派陳中孚赴日，暗相勾結”，並說：“九·一八”之變，實肇始於此。繼而指出：“當胡漢民先生逝世之後，李宗仁秘密赴沙麵與日領密商者六天。如日本資助桂軍士敏土與軍火，聘日本軍官二三百人在軍中指揮。又日本資助粵省平射炮數百門，輕機槍數百挺，皆以兩粵反叛中央及以桂省鎢礦專售與日為條件。上月又派陳中孚、潘宜之赴日，要求日軍進占華北擾亂閩南，以牽製中央。粵最近聘日本軍官，分赴東北視察工事。奸人夏某，率日軍官二百餘人，化裝入桂，擔任炮、空指揮，此皆兩粵勾結日寇之不可掩蔽之實證也。”此段所言，對陳濟棠通日鐵證，已作了具體的揭露，對人心軍心都起著相當的影響的。而且黃誌剛不隻通電而已，於該電發出前二日，就率領驅逐機三架，轟炸機四架，戰鬥機二架分別從廣州、從化、韶關起航，飛向南昌投蔣去了。當這批飛機飛過贛南時，餘漢謀正由廣州返大庾不久，李煦寰剛向他陳說反陳，要他即下決心，他還在猶疑中，李跪在餘膝前揮淚相勸之際，忽聞機聲，以為陳派機來炸，飽受虛驚，事後才知是空軍起義。黃治平時當餘之秘查為我道此事，說此批飛機，對餘反陳起了推動作用雲。 

　　陳得知黃誌剛投蔣，亦於6日召集空軍人員講話，指責黃誌剛通電所說，全是偽造，還說黃誌剛受了蔣賄款數十萬自肥。陳還厚著麵皮要他們盡忠國家，跟他抗日，說到聲淚俱下呢。但飛去的飛機，為數不多，給予軍事上影響還不大。過兩天，餘漢謀已由贛飛京出席二中全會了，於9日發表致粵軍將領電。這封電對陳的通日陰謀也隻籠統地說一句，“結外敵以興戎”而已。但最後說：“秉承蔣委員長麵授方略，不日回軍，望我袍澤，本兄弟鬩牆之誡、為曲突徙薪之謀，一致主張，共濟國難。”這就明白說出，自己投蔣去，要打回廣東來倒陳，要廣東的將領跟他一同行動。對餘漢謀部，陳是視作心腹之寄的精銳之師，以“大兒子”看待的，這一突變，大出陳之意料之外。計算一下自己的三個“兒子”，“次子”（香翰屏）早與伯爺（陳維周）不睦，消極去了（香因陳維周幹涉到第二軍的人事和經濟問題，大鬧意見，憤而辭去第二軍長及中區綏靖委員），已夠痛心，現在“大兒子”，竟然忤逆，能不痛切肝腸？立即召開會議，應付大變，在穗的師長以上將領均出席。陳這時還是堅持幹到底的，李揚敬便大拍胸膛，誓死擁護，遂決定縮短防線，認為重演擊敗張、桂軍的內線作戰鬥計劃，是勝算穩操的。即令張建部隊後撤，令李揚敬軍東下增援，並請李宗仁派有力部隊入粵。消息傳出，動蕩的廣州市，又開始籠罩戰雲。有地位的人物家屬，急忙地遷徙港澳去。我就趁此時機，分別通知第九師的團、營長家屬遷港。歐陽新這時已接長了第九師，就職時說出“單刀赴會”的話，以敵相視，引起官兵的內心激憤。王德全密報我說，掌握全師已有信心，我乃商鄧伯涵扶病帶同我代擬好的討陳電稿去五華，告知王德全，務須在二中全會開會期中發動。至10日，張建、黃濤、李潔之也通電聲稱反對內戰，請陳濟棠息兵。這樣陳的賭本已輸去了五分之二了，又立即開會討論應付危機。白崇禧派黃旭初乘飛機來粵，這時也正抵步參加會議，聲言立可動員3個師來粵。李揚敬又來一次助威，說3、4、5軍共有7師人，聯合桂軍，使足10師，以內線作戰應付，可以裕餘。繼著執行部政務會又開聯席會議，決定組織抗日救國軍聯軍總司令部，以陳濟棠任總司令，李宗仁任副總司令，這是“死雞撐飯蓋”的最後一幕了。這時廣州市的軍警已加緊戒備，陳維周警備司令部的密探四出作惡。鄧龍光、陳文（原獨四師參謀長）和我的住宅，都發現生麵的便衣大漢巡邏。陳文即於12日晨赴港，鄧和我在夜間化裝，搭石歧船赴歧轉澳。在轉赴香港輪中，我代鄧草擬了忠告陳濟棠的信。抵港後到皇後酒店找馮伯婁約會了李江，一同去見李漢魂，信稿經他看過後，馬上由李江帶去中央社發稿，15日香港報便刊登了。鄧龍光這封信，是向陳大擺架子的，開始敘述了與陳的關係，提出了他的假抗日內幕，說自己“從未擾及民間一縷一絲以自肥，亦未冒占霸收一稅一捐而自飽，對團體則甘為牛馬，於個人則永矢潔廉。”接著說：“所以報鈞座者在於公而不在於私，所以愛鈞座者在於正而不在於侫。”至此轉了筆鋒暗罵李揚敬等，說：“不期公則有礙於私，正則不容於侫，必去我而後快者，大有其人，陷鈞座於不義者，亦即此輩。”然後又說自己的處境，“兵權既解，馬是騎隨之，扣留之謠，一瞬即成事實，為免眼前之虧，乃謀自存之道。”於是就隻有“不告而行”了。後來懇請陳濟棠“洞察國人厥懼戰禍之心，體諒袍澤見義明理之勇，祥和一念，幡然改圖，救舉棋一著之差，回殘局更生之慶。”最後還以伍員自比說：“剖心挖目，敢進最後之忠言，執筆陳詞，不禁涕淚之交泗。”

　　二中全會於7月10日開會，在14日那天，議決撤消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務委員會，取消第一、四兩集團軍番號，任餘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任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為副主任，撤消陳濟棠本兼各職，任為國防會議委員。時餘漢謀部已回師至韶關，餘亦於15日就職，以哀的美頓式致陳電說：“限24小時內離開廣東。”張建於14日再電，聲稱服從中央，餘部便順利地推進到英德軍田一帶了。歐陽新這對正率第九師由五華、興寧開動，準備前赴惠州接替進駐東增的七、八師防務。16日到達老隆，團長王德全、李少霞等派兵包圍師部，要歐陽新一同討陳，歐陽新隻身逃脫。第七師的團長黃世途，在河源率部一致行動。王德全領銜討陳的通電內容，是先指責陳以抗日之師移用“剿共”，並延欠軍餉，吞食補助費；繼即揭露陳通日的一個事實，說：“憶西南異動之日（指6月1日）即杉山（日陸軍部次長）到滬（乘長奇丸來的）之時，聲言來造訪，繼周秘往協商，此中曖昧何以見人？南返之後，出入沙麵日領使館，日夕不停（王德全曾於6月間到穗去見陳維周，候至深夜，與陳家人閑談，得知陳近來時到沙麵。及陳回，也問他為甚深夜始歸？陳順口答說，在日領事館有事。王記之不忘，對我說過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今竟稱兵百粵，反叛中樞，掛抗日之羊頭，賣通日之狗肉。萬難共器，立起揭竿，揮我戈茅，滅此朝食。擁護餘（漢謀）主任，服從指揮歡迎鄧師長回部領導。湯火不辭，忠誠謹白，伏新垂察”。因此，李揚敬的第3軍，便失去了一個師和一個團，實力差不多減去了一半了。歐陽逃到惠州，李揚敬才得知噩耗，陳濟棠16日上午舉行就任聯軍總司令職之後，聞變大罵：“跛手王（王在歧嶺之役受傷，一手成半殘廢，王是行伍出身，與陳有悠久曆史關係）都反我，不可思議。”因而感覺到：3軍是一向相信的，內部也起變化，第四第五兩軍又怎樣？就更難抱樂觀了。接著艦隊也有一部開出黃埔集結了。發動西南組府的四監委林森早當了蔣的主席，古死，鄧去，隻餘蕭佛成，此時也急忙去港了。所謂元老的鄒魯早已看清楚，認為事無可為，請假放洋去了。政治方麵如此零落蕭條，軍事方麵更是驚惶失措，是日，餘漢謀由大庾入駐韶關了。第四師長巫劍雄也發通電勸陳入京，並表示歡迎餘漢謀回粵，這是陳的部屬向陳致送最後的一個禮。眾叛親離的悲哀，鑽進了陳的靈魂深處，隻好又開會議。李揚敬已噤若寒蟬了，陳特別向繆培南說，育群，你有什麽意見？繆便答道：我沒有自己的意見，總座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並說，屬下的師長同我一樣意見，我是可以相信，以下的我也覺得有些難說了。會場空氣沉寂得悶煞人，陳漢光乃起立說，還是請總座細加考慮，定出主意來，給大家遵行，相信在坐的都不會離開職責自由行動。這個會議，就以再考慮而結束。 

        17日這一天，是陳濟棠今後命運如何的決定期了。蔣介石卻在南昌來了一個萬急的電報，催他離粵赴京就國防委員職。經過一段傍徨焦慮的時間，滴下清淚來，看清了環境，認為大勢已去，便決定下野，乃親自寫信給蔣介石，表明自己願意離粵。惟以握奇眾望未孚，收拾粵局，恐不足以服眾，懇請另派大員來粵接收，俾得心安，餘由漢光麵報等語。立喚陳漢光吩咐各事，乘機飛去南昌麵呈，候函複，原機飛返。蔣的複函，卻教訓了他一頓，說：“餘漢謀乃中央派委接收人員，由餘接收，即是中央接收。粵中將領效忠中央，自必深明此旨，不必過慮。”並說：“離粵絕非下野，軍人進退一本服從，環境如何？無須計較。能保存“革命”光榮，即可上對國家，下盡個人職責矣。”雲雲。陳之所求不遂心，中又大感不快，8日清晨，得知全部飛機共40餘架飛去南昌了，又想起“機不可失”的乩壇啟示，很自然地又感覺到這是命定的了，下野之心，更堅決了。隨即赴燕塘，召開最親信的人會議，參加的有李揚敬、陳維周、林翼中、何犖、林時清、區芳浦、黃麟書、曾如柏、陳玉昆、孫家哲等人。陳宣示本人去留問題及與蔣往返通函的經過，大家一致請陳通電下野，請餘漢謀回粵主持，陳當然表示讚同。會散，陳返總部，又召開會議，除了上述各人參加外，有繆培南、張國元、譚遂、張鏡澄、張之英暨總部務處長等20餘人。陳即向眾宣布，本人準備下野離省，並發通電，讓社會人士明瞭真相，與會者無一人發言。陳即決定各事：（1）廣州市治安由憲兵會同公安局維持；（2）市郊治安，由13師長譚遂負責維持；（3）軍校由林時清負責；（4）總部由繆培南代拆代行；（5）總部各處長不得離職，準備辦理交代；（6）總部人員一律提前清發本月份薪餉。散會時已過中午了，陳回辦公處，一連寫了幾十張條紙，某某給若幹萬元，某某給若幹千元，也有給一千幾百元的，這是陳的最後分肥。停了一停，又寫一張條紙，內容大變了，是槍斃一個人（姓名苦憶不出），是兩三個月前，因稅捐事，部屬對此人大不滿，向陳攻擊他，陳始扣押他的。在這時候，還辦此事，必然是內中有不可告人者，而必須加以滅口的。處理已完，登樓回室，在上樓梯時，想起還沒有送錢給繆培南，便停步問：“育群，你也是要錢用的”，繆答不須要。陳複說：“我叫軍需處送給你”。但說過也忘了，在總部高級人員中，得不到陳的最後分肥的，隻有繆培南一個。上麵所說，都是事後繆對鄧龍光說的，鄧在閑談中，不時拿來作話柄。 

　　陳離開總部，回去梅花村，大約是要抽夠癮的大煙，至下午5時，發了一個最後的電報給餘漢謀。電文充滿了上司的口吻，是這樣的：“握奇兄：棠誠信未孚，現決擺脫仔肩。此後對於救國責任，廣東治安，袍澤維係，偏勞吾兄獨負其責。望善為之，以補吾過。”南天王的寶座，至此倒下來了。隨著便偕陳維周、區芳浦、林翼中等離開梅花村的王宮，赴魚珠炮台，落了海虎艦，駛向黃埔去，求乞泊在黃埔的英艦，給他乘坐。經過了多時的哀懇和辦理手續，才得到英海軍部的批準，派淺水艦摩夫號乘載他，陳濟棠於7月19日晨安全到港了。

《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四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