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憶 / 麥朝樞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憶

麥朝樞



   一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２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就其產生的動機和參加的分子來說，是“一二八”十九路軍淞滬抗日戰爭的政治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特殊的意義。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由它的產生以至失敗，內容相當複雜。此處所記是我個人親身所經曆的回憶。為了敘述真實起見，篇中有不少地方用第一人語氣寫出，覺得比較方便。其他不是親身經曆的事實，請由有關的同誌寫出。

    １９３２年初，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開始的時候，屢獲勝利。

    以後日本不斷增援，十九路軍孤軍奮鬥，在人民抗日的熱情和物資支持下，仍能固守陣地。那時孫科辭職離京，汪精衛接任行政院院長，蔣中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國軍總司令。

    蔣、汪采取了投降政策，對淞滬的抗戰，既不發兵增援，反想借日本軍來消滅十九路軍；而且派出黃埔嫡係軍隊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到上海監視十九路軍，並計劃在十九路軍失敗以後，準備接防。八十七、八十八兩師的中上級軍官，全屬黃埔軍官學校第一、二、三、四期學生，曾受鄧演達教育，其中不少第三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黨員。當時十九路軍需要援兵很急，黃琪翔以第三黨負責人的關係，派人策動兩師中堅分子自動參加抗戰，支援十九路軍。南京國民黨政府內部，馮玉祥、李濟深、陳銘樞等仍極力支持十九路軍抗戰，與蔣、汪的投降政策展開兩條路線的鬥爭。但投降派占了上風，由蔣親自主持，命令上海特別市市長吳鐵城與日本方麵談判停戰。十九路軍因為防線過長，兵力不敷分配，日本軍得以在瀏河登陸，成了腹背受敵的形勢。於是蔣中正下令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鋌鍇撤退，與日本簽訂了停戰協定，結束了淞滬抗日戰爭。

自從上海中日停戰協定簽訂以後，全國抗日的軍事行動一時停止。孫科在上海采納王昆侖的建議，擬在兩廣建立抗日根據地，其辦法是擴大在廣州的西南政務委員會組織，對南京國民政府采取半獨立的態度以避免日本的幹涉，然後進行抗日的準備。孫想約李濟深一齊返廣州，共同進行，派我到南京征求李的同意。原來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結束以後，馮玉祥、李濟深、陳銘樞、李宗仁等曾經私下商談分向南北兩方進行抗戰活動，還沒有具體辦法。我到南京會見了李濟深，把孫科的意見向他轉達，並請他早日離南京到上海，與孫科一同返廣州，共策進行。當時黃紹竑也在座。李答複我，對於孫科建立兩廣抗日根據地的計劃和辦法，完全同意；但自淞滬抗日戰爭結束後，十九路軍仍擺在滬寧鐵路線，深有被蔣氏消滅的危險，他和陳銘樞正在設法爭取把十九路軍調離滬寧路，以保安全，現在還不能離開南京。李叫我代他答複孫科，請孫先往廣州布置一切，俟十九路軍調到安全地帶的事件辦妥後，他和陳銘樞、黃紹竑共同南返。我回到上海? 複了孫科。孫科率領王昆侖等離開上海到達香港，正擬轉赴廣州，受到陳濟棠的擋駕，逗留香港，感到無聊。蔣中正乘此機會，派人到港遊說孫科，以孫任立法院院長為條件，促請孫科重返南京，取消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意圖，同時又向孫科左右活動。１９３２年的冬天，孫科離港回到南京，接任了立法院院長，隨從諸人均任了立法委員，完全離開了主張抗戰的隊伍。十九路軍調防福建既然成了事實，陳銘樞在事前為了交通部的糾紛事件，辭職遊曆歐洲。李濟深為了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活動，想把兩廣、福建聯合進行，獨自離開南京前往香港，正打算到廣州，又受到陳濟棠的拒絕，隻得留住香港，與李宗仁保持聯絡。

    二

    １９３３年初，我受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聘請，由上海回到廣州教書。到了７月，陳濟棠因為我和鄧演達、李濟深的關係，企圖逮捕我。我得到鄒魯的通知，逃出廣州。那時北方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在張家口的抗日軍事組織和行動，受到南京賣國政府的壓製而歸於失敗。李濟深等關於抗日根據地的籌劃，更加迫切。陳銘樞由歐洲東返，李宗仁也從廣西出來，都到了香港。陳銘樞曾一度到福建，了解十九路軍方麵的意見。李宗仁表示，廣西方麵可以同十九路軍合作。我適在這時到達香港。到８月底，李濟深派我到上海觀察抗日反蔣運動的形勢，並與有關各方麵聯係。

    我到上海後，８月３０晚，黃琪翔在家裏請客，同席的隻有章伯鈞、彭澤湘、劉伯垂（即劉劍米）和我。正在吃飯時間，晚報送到，登載：十九路軍在閩與紅軍作戰，打了大敗仗；區壽年部在連城全師複沒；譚啟秀部在延平戰敗，退出水口；紅軍指日可下福州。大家看到這條消息，異常震驚，因為在座各人和十九路軍都有著或多或少的關係，無論在公在私，必須設法挽救十九路軍。當時大家估計，蔣中正蓄意消滅十九路軍，現在正好借手紅軍來達成目的，一定不會增調援兵。廣東軍隊也在贛南受到紅軍的牽製，無兵可調。這樣，十九路軍就隻有坐以待斃了。最後彭澤湘說：“現在種種想法，都很難收實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負責人談判，說明十九路軍是抗日反蔣的，應該是革命同路的軍隊，紅軍不應該把它消滅；如果紅軍消滅十九路軍，正好中了蔣介石借刀殺人的毒計。要求中共中央轉電紅軍領袖，先行下令停止進攻，然後再商量具體條件。這樣決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舍此之外，別無辦法。”大家一致認為這個辦法最好，但不知十九路軍方麵是否能夠照做，又一致商定由黃琪翔寫信寄香港問陳銘樞。陳銘樞收到黃琪翔的信以後，函複已早派梅龔彬到上海與中共接頭，可就近配合進行。但多次商談，未獲得得積極的結果。於是在福州的蔡鋌鍇再派陳公培由延平前線進入蘇區去至瑞金，初步交換了合作的意見。

１９３３年９月底，我和章伯鈞接到李、陳的通知，由上海轉往香港。到香港後，始知決定於短期內準備在福州起義，成立反蔣抗日政府，對有關各方麵進行聯係。李宗仁要求等待廣西方麵準備妥當，然後發動。１０月中旬，徐名鴻由福建到香港說：軍隊裏麵的中下級幹部革命情緒異常高漲，不可壓抑，催促香港方麵從速到閩，領導革命。因此，先派一批籌備人員到福州。我們同船前往的有章伯鈞、梅龔彬、程希孟、彭道珍、彭澤湘、郭冠傑、王禮錫、張文、張酉錄村、胡秋原、林崇墉等二十餘人。到福州後，由蔣光鼐、蔡鋌鍇安排籌備任務，和原已在福州的陳公培、徐名鴻、黃艮庸、許錫清、鍾喜焯、楊建屏等共同擔任籌備工作。１１月初旬，各方麵代表先後抵達福州的漸漸多起來，籌備也次第就緒。籌備的工作，主要是擬定召集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辦法及產生代表名單、起草人民權利宣言、製定人民革命政府組織綱要與製定國旗式樣等等。陳銘樞先到了福州，李濟深、徐謙、陳友仁等也於１９日到達。由是根據商定，於１１月２０日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

    三

    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於１１月２０日上午９時在福州體育場舉行。到會代表計廣東：黃琪翔、蔡鋌鍇、蔣光鼐、許錫清、鍾喜焯、李章達、翁照垣、蔡省淵、徐名鴻、張文、何彤、舒宗鎏、曾蹇、丘島人、黃艮庸、潘光遠、盧任俠、麥朝樞、尹翠微等；廣西：李濟深、朱清等；安徽：徐謙、戴戟、餘心清、王亞樵、方範、章伯鈞等；福建：劉繼屏、何公敢、陳耀琨、林植夫、丘哲、陳碧笙、林崇墉、劉勉己、吳仲禧、葛越溪等；湖南：歐陽予倩、阮淑清、陳偉器、彭嶽漁（澤湘）、陳公培等；湖北：梅龔彬、孫華輔、胡秋原、劉劍米等；江蘇：羅家驥、許默生、湯西台等；浙江：陳伯璋（即陳公培）、張荔英、殷公武、李吳楨等；江西：程希孟、王禮錫、徐偉等；河北：萬燦；北平：關瑞平、魯秀英；四川：呂玉夫、劉幕冰；山東：王夫；山西：羅漢夫、彭信威等；河南：王谘清；陝西：方天中；甘肅：徐穆；新疆：高素之；西康：龔士奇；雲南：尹時中；貴州：譚誌賢、彭焱、胡蘊英；黑龍江：祁萬鍾；吉林：李培中；遼寧：張葆恩、張錫祓；察綏：方振武（姚礻是昌代）；華僑：陳友仁、黃琬、李民欣、董冰如、李天敏；東北：王鳳起等，共百餘人。來賓有薩鎮冰暨民眾團體等。９時４０分由總指揮丘國珍宣布開會。全體推舉黃琪翔、徐名鴻、戴戟、方振武（姚礻是昌代）、陳耀琨、何公敢、劉劍米、章伯鈞、彭嶽漁、梅龔彬、李章達、鍾喜焯、翁照垣、林植夫、程希孟、關楚璞、餘心清等十七人為主席團。複由主席團互推黃琪翔為總主席，由黃致開會詞。黃演說後，薩鎮冰、李濟深、餘心清、陳友仁、蔣光鼐、蔡鋌鍇、姚礻是昌、戴戟、李章達、何公敢、關楚璞、翁照垣、徐謙、陳耀琨、王鳳起等相繼先後演說。演說畢，由黃琪翔宣讀“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人民權利宣言”，全文如下：“中國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蔣中正為靈魂之賣國政府公然積極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出賣國家、殘殺人民，痛民族的危亡，已至最後的關頭，為救護國家、保障人權起見，乃臨時集會於福州。大會一致認定中國革命之中斷，與年來中國殖民地化之加深以及人民種種痛苦，皆由蔣中正媚外殘民之結果。為求中國自由獨立起見，大會一致作如下之基本決議：甲、（一）中國為中華全國生產人民之民主共和國，中國最高權力屬於生產的農工及共同支持社會結構的商學兵代表大會。（二）中國國家之獨立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則。（三）全國人民不論種族、性別及職業，除背叛民族、剝削農工者外，有絕對之自由平等權。

    乙、（一）為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打倒軍閥，鏟除封建殘餘製度，發展人民經濟，實現徹底的民主解放。（二）否認一切帝國主義強製訂立之不平等條約，首先實現關稅自主。（三）實行計口授田，以達到農業共營、國營之目的；一切森林、礦山、河道、荒地概歸國有。（四）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凡有關於民族生存、民生日用之重要企業，概歸國營。（五）人民有勞動之權利義務，肅清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等寄生分子及地痞、流氓等遊民分子，肉體勞動及精神勞動均受最大之保護。（六）人民有身體、居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七）人民有武裝保衛國家之權利義務。

    丙、人民臨時代表大會認為國民黨政府為買辦、軍閥、豪紳、地主之反革命政府，且為民族最可恥之巨敵，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見，大會更宣言：（一）否認南京國民政府。

    （二）號召全國反帝、反賣國政府之革命勢力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為中心之國民黨係統。（三）於最短期間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製定憲法，解決國是。

    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０日，自福州發。

    宣讀畢，即開始討論提案。議決：

    （一）中國為中華全國生產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國，中國最高權力屬於全國的農工及共同支持社會結構的商學兵之代表大會。

    （二）中國國家之獨立，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則。

    （三）全國人民不論種族、性別及職業，除背叛民族、剝削農工者外，有絕對之自由平等權。

    （四）實現農工生產人民之徹底解放。

    （五）否認一切帝國主義者強製訂立之不平等條約，首先實現徹底的關稅自主。

    （六）實行計口授田，以達到農業共營、國營之目的；一 切森林、礦山、河道、荒地概歸國有。

    （七）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凡有關於民族生存、民生日用之重要企業，概歸國營。

    （八）人民有勞動之權利義務，肉體勞動及精神勞動均受最大之保護。

    （九）人民有身體、居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

    （十）人民有武裝保衛國家之權利義務。

    （十一）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

    （十二）於最短期間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製定憲法，解決國是。

會場一致通過。跟著由安徽、福建兩省代表提議建立人民革命政府，請主席團接受。經過主席團會商後，由主席團主席黃琪翔宣稱：大會決定無條件接受此項提案。於是把原提案宣讀付表決，又一致舉手通過。再由翁照垣、丘國珍展開製定的新國旗，形式為上紅下藍二橫條組成，中嵌黃色? 角星一顆。跟著舉行升旗禮，全場向國旗致敬，禮成。各代表攝影，高呼口號後，即出發遊行。

    四

    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接受了大會組織人民革命政府的提議後，１１月２０日晚８時，在福州綏靖公署召開主席團會議，到有黃琪翔、徐名鴻、戴戟、方振武（姚礻是昌代表）、何公敢、劉劍米、翁照垣、鍾喜焯、梅龔彬、彭嶽漁、李章達、程希孟、章伯鈞、陳耀琨、關楚璞、餘心清、林植夫等十七人。議決：接受人民代表提案，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政府委員人數為十一人；政府名稱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首都設在福州。推定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鋌鍇、戴戟、黃琪翔、徐謙、李章達、餘心清（代表馮玉祥）、何公敢等十一人為人民革命政府委員，又推定李濟深為主席。定於１１月２２日舉行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典禮，政府委員及主席同時宣誓就職。

    １１月２２日上午９時，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會假福建省政府禮堂舉行成立典禮。政府主席李濟深和委員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鋌鍇、戴戟、黃琪翔、徐謙、李章達、餘心清、何公敢等十人同時宣誓就職。全市懸掛新國旗。由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代表梅龔彬向主席授印，李濟深受印，受印後宣讀誓詞，簽字蓋章。誓詞雲：“餘等謹接受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付托，誓以至誠努力實現人民權利宣言。謹誓。”誓畢，梅龔彬致訓詞，來賓殷公武、薩鎮冰、沈光漢、譚啟秀、丘島人相繼演說；次由李濟深答詞；陳銘樞、蔡鋌鍇又相繼演說。詞畢，呼口號，奏樂，散會。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以後，首先發表政府成立宣言和對外宣言，用電報拍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全文雲：“全國人民、各機關、各軍隊及各報館公鑒：自蔣中正憑借其禦用之國民黨係統及其禍國殘民之武力，背叛革命，攘據政府以來，中華民族趨於危亡，全國人民生計陷於絕境。當‘九一八’事變之初，蔣即令張學良不加抵抗。十九路軍於淞滬作戰之際，又絕其後援。使東北三省轉歸淪喪，馴至一送熱河，再送灤東流域，簽訂塘沽協定，出賣中國北部。近更同意與日本秘密訂立經濟協定，無異承認滿洲偽國，實行降日。對東北義勇軍之活動，則多方破壞；對西南請纓義軍，則多嚴令製止。蔣氏之賣國行為，國將不國。自蔣中正當政以後，製造內戰，釀成天災，人民因之而死者，何止千百萬。其幸而生存者，則欲耕無地，欲工無所；或則雖工雖耕，而仍不得一飽。反動政府對此饑寒交迫之廣大群眾，不特不加救濟，抑且不容其自救。凡主張人民自救者，不目為反動，即指為赤化，罪名一出，剿殺隨之，數年來人民被其殘殺者不知凡幾。窮蔣氏之惡，國將無民。且在蔣中正等統治之下，政治黑暗，官吏貪汙，綱紀廢馳，驕奢無度。此皆蔣中正等禍國殘民之末節，然全國人民已莫不切齒痛恨。對於蔣氏政府之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對於新政權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遲延。以此之故，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乃於公曆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２日成立於福州，濟深等同時宣誓就職。謹以最大之誠意，向全國宣布其使命：（一）求中華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獨立自由之國家。（二）消滅反革命之賣國政府，建立生產人民之政權。（三）實現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權利。（四）保障一切生產人民之絕對自由平等權。（五）排除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打倒軍閥，鏟除封建殘餘製度，發展國民經濟，解放工農勞苦群眾。以上多端，實為本革命政府之中心任務。決自成立之日起，徹底肅清貪官汙吏，建立廉潔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實行法治精神，並領導全體公務人員，節衣縮食，刻苦耐勞，以貫徹根本之主張，樹立興國之規範。本革命政府尤願表示其為和平而奮鬥之決心。國民黨政府之亡國政策，既擾亂世界之和平，本革命政府為保障世界及中國之和平起見，不得不堅決反對此亡國殘民之政策。希望全國人民及各政治集團與各軍隊，深切了解本革命政府之使命及保障和平之決心，一致奮起，擁護革命政府，與蔣中正禦用之國民黨賣國政府作殊死戰，以實現中華民族之最高理想。謹此布聞，諸希亮鑒。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鋌鍇、戴戟、黃琪翔、徐謙、李章達、餘心清、何公敢。中華共和國元年１１月２２日。

    對外宣言要點：反對親日、親英美政策，認為不適宜；中國真正的權力，必須建立在民族基礎之上。最後警告列強，勿與南京政府借款，無論金錢、商品、軍器。聲明以後，任何該種借款，全盤加以否認。

    發表了人民政綱——最低綱領十八條，全文如下：“中國之社會，係在帝國主義者統治之下半封建的社會。

    中國革命之最大目的，在消滅帝國主義在華之宰割；同時掃除一切封建勢力，以樹立完全代表人民權利之政府，並須立即實現如下之最低綱領：一、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各國重定雙方平等互惠之條件。

    二、外資經營及外人管理之企業與文化事業，有違害中華民族利益者，得製裁沒收之。

    三、整理新舊外債，凡禍國之政治借款，絕對否認；其他則應分別予以有條件的償還。

    四、實行對外貿易統製。

    五、厲行關稅自主。

    六、開放政權，凡依附帝國主義及軍閥之反革命分子，不賦予政治上之一切權利。

    七、中華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得自由聯合革命，確認民族自決。

    八、確定人民身體、居注言論、集會、結社、罷工、示威、出版絕對自由。

    九、實行普選。

    十、廢止一切苛捐雜稅。

    十一、立行耕者有其田，實現計口授田，森林、礦山、河道完全國有?/span>

    十二、銀行與交通一切重要企業歸國家統製。

    十三、以政治力量及國家資本，扶助農民生產科學化。

    十四、嚴禁高利貸。

    十五、取締奸商，人民生活用品由國家專賣。

    十六、製定農工法，改良農工生活，並保障扶助農工團體之發展。

    十七、厲行教育普及。

    十八、實行征兵製，武裝民眾，並援助民眾之反帝及經濟鬥爭。

    同時製定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組織大綱”，條文如下：第一條人民革命政府受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之付托，執行中華共和國最高權。

    第二條人民革命政府統率陸、海、空軍，並領導一切武裝人民。

    第三條人民革命政府有對外宣戰、媾和、接受使節及締結特約之權。

    第四條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會，以會議方式處理國務。

    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會會議規程另定之。

    第五條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會主席一人，由委員公推之；人民革命政府委員員額有增加之必要時，得由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會會議議定。

    第六條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會之下，設下列各會、部、院：（一）經濟委員會；（二）文化委員會；（三）軍事委員會；（四）內政部；（五）外交部；（六）財政部；（七）農工部；（八）最高法院。各會、部、院分別設主席、部長、院長一人，由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會會議議決推任之；各會、部得設副主席、次長一人，由各該會主席、部長分別提出會議議決任命之。各會、部、院組織大綱另定之。

    第七條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會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 人，由主席提出會議議決任命之。秘書處組織大綱另定之。

    第八條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會於必要時得設置直屬機關。

    第九條本大綱由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會議決並修正之。

    根據人民革命政府組織大綱，中央機關任用了以下各人員：經濟委員會：主席餘心清（代馮玉祥），委員蔣光鼐、許錫清、黃琬、鍾喜焯、章伯鈞、丘哲、楊建屏、董冰如、張子柱、關楚璞等；章伯鈞兼任土地委員會主任委員。

    文化委員會：主席陳銘樞，委員梅龔彬、章伯鈞（兼）、程希孟、劉劍米、徐名鴻、歐陽予倩、王禮錫、黃艮庸、林植夫、林崇墉、王亞南、夏治中、吳自賢、胡秋原、呂中、陳耀琨等；程希孟兼教育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梅龔彬兼民眾訓練處主任；胡秋原兼文化宣傳處主任；劉叔模為秘書長。

    軍事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委員陳銘樞、蔣光鼐、蔡鋌鍇、戴戟、黃琪翔、鄧世增、徐景唐、沈光漢、毛維壽、譚啟秀、區壽年、張炎、李章達等；黃琪翔兼軍事委員會參謀團主任，張文為副主任，舒宗鎏、張酉錄村為高級參謀；陳銘樞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徐名鴻兼副主任。

    外交部：陳友仁兼任部長。

    財政部：蔣光鼐兼任部長，許錫清兼任次長。

    最高法院：徐謙兼任院長。

    人民革命政府秘書長：彭嶽漁（澤湘）；秘書：麥朝樞、萬燦、詹顯哲。

    地方製度亦有所改變，將原來福建分為閩海、延平、興泉、龍汀四省和福州、廈門兩特別市，並實行省長、市長製。

    一、閩海省長何公敢，副省長阮淑清。

    二、延平省長薩鎮冰，副省長郭冠傑。

    三、興泉省長戴戟，副省長陳公培。

    四、龍汀省長許友超，副省長徐名鴻。

    五、廈門市長黃強。

    六、福州市公安局長丘國珍。

    軍事機構和部隊也從新改組，設置第一方麵軍總司令部，下轄十九路軍總指揮部和七個軍、兩個空軍大隊。

    一、任蔡鋌鍇為第一方麵軍總司令，兼十九路軍總指揮，鄧世增為副指揮。

    二、任沈光漢為第一軍軍長，李盛宗為副軍長；毛維壽為第二軍軍長，張勵為副軍長；區壽年為第三軍軍長，黃固為副軍長；張炎為第四軍軍長；譚啟秀為第五軍軍長；翁照垣為第六軍軍長；盧興邦為第十五軍軍長。

    三、任劉占雄為第一師師長，鄧誌才為六十師師長（第一軍轄），龐成為第二師師長，梁世驥為六十一師師長（第二軍轄），張君嵩為第三師師長，雲應霖為七十八師師長（第三軍轄），謝瓊生為第四師師長，阮寶洪為四十五師師長（第四軍轄），司徒非為第五師師長，趙一肩為第七師師長（第五軍轄），洪文德為第六師師長，餘承學為第八師師長（第六軍轄）。

四、任劉植炎為空軍第一大隊隊長，鄧粵銘為第二大隊隊長。

    五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是國民黨內部一部分進步勢力第一次脫離控製所發動的抗日反蔣運動。它的性質，同１９２７年武漢國民政府和１９３１年廣州非常會議的反蔣運動有所不同，體現在以下各種事實：第一，與共產黨進行合作。

    第二，所有國民黨黨員宣布脫黨。

    第三，組織有原第三黨與其他政治團體分子共同參加的生產人民黨。

    第四，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和軍事各實力派係，除馮玉祥、方振武兩方麵及其他個別人有聯係外，所有當時國民黨內各派係和各軍事集團均不發生關係，而它們均表示反對。

    在那時候，我們曾根據以上的客觀形勢，估計這一次運動的方向，除了團結內部、集中力量，接受共產黨領導和紅軍在軍事上密切合作共同進行徹底革命以外，別無其他取得勝利的道路。

    但應該知道，當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雖然以主席李濟深的名義來號召，實際上黨、政、軍的一切，都是出於陳銘樞的擺布。陳銘樞自己想拿十九路軍來做他的政治本錢。另外還有人企圖脫離國民黨、解散第三黨以後，組織生產人民黨，自當主席，作為這一次運動的領導核心，不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且一切都是采取專斷的作風，缺乏群眾觀點。我記得初到福州的時候，有好幾個團長以上的朋友問我：十九路軍曆來是反共的，為什麽要和共產黨合作。

    我把十九路軍戰敗，請求紅軍停止進攻，才得保存，所以現在必須進行合作的道理告訴他們。他們稍稍明白。可知陳銘樞於發動這一次運動以前，在軍隊裏麵沒有進行過政治上的解釋工作。而他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以後，自己要充當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想把十九路軍的實權操在自己手裏，因而引起軍隊裏部分將領的反感，結果受了敵人的離間。第? 黨在福建地方民眾運動中做了工作，有一些基矗陳銘樞迫第三黨解散，由生產人民黨另派人接收了第三黨的民眾運動工作，也引起原第三黨黨員的不滿。以上兩事，對於內部團結問題上，產生了很壞的影響。至於和共產黨合作，隻有個別小節上有所實現，而主要的問題尚待談判。當中共中央派駐福州的代表到達以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與陳銘樞進行談判共有八次，陳所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因而合作的具體條件始終沒有達成協議。而蔣介石的陸、海軍由東、西、北三路環攻的局麵，已經形成。

    當時我任人民革命政府秘書，協助秘書長彭澤湘處理往來機要文電和會議記錄。軍事方麵如何布置，因為我的任務沒有接觸，全不知道。大約１２月２７、２８日的光景，人民革命政府秘書處收到紅軍一封電報說：蔣軍有兩個師已經過了江西的黎川，東向閩境推進。彭澤湘把這封電報交給陳銘樞，陳銘樞說：“江西境內有紅軍，當可以把蔣軍擊退，不必顧慮。

    我想當時十九路軍和紅軍合作的具體條件還沒有訂定，紅軍實在沒有代我們擋擊蔣軍的義務，我們為什麽不派兵警備呢？

    過了三四天，第十五軍軍長盧興邦從永安打來一封電報說：蔣軍兩師，已經進入福建邊境光澤、邵武。我把電報向彭澤湘請示辦法，彭說：“我和你找陳銘樞去。”我們兩人到半野軒見到陳銘樞，把電報給他看。當時李、蔣、蔡和很多人都在此，大家看了電報。許錫清說：“我們還是照原定計劃行事吧！”

    彭澤湘愕然，問：“什麽原定計劃？”陳銘樞說出：“今日上午十九路軍開會決定，即日向閩南撤退。”彭澤湘憤然說：“這一次各方麵代表響應十九路軍領袖們的號召，齊集福州，不是別的而為了參加革命。現在革命政府已經成立了，應該是積極向前推進。聽說敵人來了，馬上就拋棄了革命群眾而要進行撤退，這樣完全不是革命者應有的行為，何以對全國各方麵熱心參加革命的代表和人民群眾？”在場各人均不作聲，於是陳銘樞問：“現在有什麽辦法？”彭澤湘說：“我們現在要求堅持革命，一麵請中共駐福州代表電江西軍領袖調派援兵。”之後，陳銘樞說：“就是這樣辦。”一麵問十九路軍副指揮鄧世增：“前星期交你的電報拍出了吧？”鄧說：“沒有。”這是中共代表交來拍給紅軍領袖請求調派援兵的電報，就在鄧世增手上壓下了。陳又對彭澤湘說：“請即到中共代表處，求他再發一電報。”彭澤湘當晚即找中共代表，把電報拍出。第二天，秘書處接到中共代表轉來紅軍領袖的電報，內容是：紅軍已經出動三個軍（有番號，忘記了）向光澤、邵武方麵兩師蔣軍銜尾追擊，預計一兩天可以追上；最好請十九路軍派出飛機幾架，配合作戰，以便迅速消滅敵軍。我將電報給彭澤湘看，彭即拉我同到三橋俱樂部找蔡鋌鍇，把電報給他看。

    蔡即打電話給空軍大隊令派飛機。接電話的人說：新購飛機六架，是黃強經手買的，都沒有裝置機關槍，不能戰鬥。蔡對我們大罵黃強，結果沒有派出飛機。過幾天，秘書處又接到送來電報，內容是：紅軍出動三個軍，分別在清流和沙縣已經追上蔣軍兩師，要求十九路軍隻派一團人守住閩清，兩麵夾擊，可以把敵人徹底消滅。這一天似乎是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３日。那時十九路軍的內部已經起了嚴重的變化，結果沒有派兵。

    另外一方麵的情況：閩北方麵，從１９３４年１月初，蔣軍第四師、第十師進攻延平；八十七、八十八兩師進攻古田。這兩處都是第五軍譚啟秀部防守（第五師司徒非部守延平，第七師趙一肩部守古田）。３、４兩日有小接觸，５日正式開火。

    攻古田的蔣軍八十七、八十八兩師的高級幹部多為第三黨黨員，黃琪翔等早經與他們有聯係，又因在淞滬抗日的時候，兩師曾與十九路軍並肩作戰，所以這一次進攻古田，並不認真打仗，由１月初起到１３日止，古田仍屹立不動。當時我遇到由前線指揮作戰歸來的參謀團主任黃琪翔，他對閩北戰事表示非常樂觀。哪裏曉得當晚就起了劇烈的變化呢。

由於十九路軍一部分內變，人民革命政府不能再支持下去。１月１４日下午３、４時之間，由劉植炎、鄧粵銘、盧? （傳銘）等開出飛機三架分別將李濟深、蔣光鼐、蔡鋌鍇載上高空，往南飛翔，在夕陽返照中，一刻間悠然而逝。五十三天的中華共和國，從此隻成了曆史上的名詞。當我們在南台鹽務稽核所樓上望到三架飛機的形影向南消逝以後，忽然到了蔣機多架，盤旋在上空，大家不禁引起危懼的心情，一齊替他們擔憂，一齊為他們祝福，有人還含了一包眼淚。另外一路撤退人員是由陳銘樞率領，步行向閩南轉達汕頭。其中英勇的革命戰士徐名鴻，途中被廣東軍閥陳濟棠的爪牙繆培南逮捕槍殺。現在我寫到這裏，再不能寫下去了。

  (選自《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第74-91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11月版)